《韩少功作品系列（套装共11册）》 韩少功作品系列（套装共11册） 版权信息 书名：韩少功作品系列（套装共11册） 作者：韩少功 出版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本书由杭州漫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自序 眼前这一套作品选集，署上了“韩少功”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它们的长短得失令我迷惑。它们来自怎样的写作过程，都让我有几分茫然。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韩少功”所写，那我现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这一部分则似乎来自他人笔下。 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异同交错，有时候像是一个人，有时候则如共享同一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他们组成了同名者俱乐部，经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内部争议，互不认账，互不服输。 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换。我们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也面目各异，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转世和分身。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复制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并且对今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一位难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种知识的启迪，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至少是众多幕后的推手。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鼓励我出版这样一个选集，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感谢一个隐身的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 欢迎读者批评。 韩少功 2012年5月目录 编撰者说明 编撰者说明 为一个村寨编写一本词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尝试。如果我们承认，认识人类总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如果我们明白，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那么这样一本词典也许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语言是人的语言。迄今为止的各种语言成果，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推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但认识远远没有完结。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与生命过程的复杂关系，一次次成为困惑人类的时代难题。在这本书里，编撰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和事，清理一些词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与功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力图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静态语言，编撰者更重视动态言语；较之抽象义，编撰者更重视具体义；较之规范性，编撰者更重视实用性。这样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对于公共化语言成典，也许是必要的一种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 （1）编撰者原来是依照各词条首字的笔画多少，来决定词条排列的顺序。为了便于读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事实脉络，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后根据出版者的意见，改成现在的排列顺序，但保留了词条的首字索引目录于后以方便读者查检。 （2）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流传范围。在这本词典里，词目前加有△记号的，表示这个词的流传范围不限于马桥。相反，在词目后面加有▲记号的，表示该词流传范围仅限于马桥，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人使用。 （3）为了减少读者阅读中的障碍，笔者在释文中尽量少用方言。但这并不妨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运用本书已经提供的方言知识，在自己心目中对释文中某些相应的词进行方言转换，那样的话，可以更接近马桥实际生活原貌。 谢谢出版社对这一词典提供的热情支持。 1995年11月 △江 △江 马桥人的“江”，发音gɑng，泛指一切水道，包括小沟小溪，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如同北方人的“海”，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重视大小，似乎是后来人的事。 英语中的river（江）与stream（溪），就是以大小来分的。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fleuve指入海的河流，riviere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与大小无涉。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不是一一对应的。 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江”发平声时指大河，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才不会搞错。我刚到马桥时，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按照当地人的指点，兴冲冲寻江而去。走到那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有倏忽而逝的水蛇，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 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走了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以前的水很腻，烧得，可以拿来点油灯。 △罗江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湾，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账。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 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地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钯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钯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蛮子（以及罗家蛮） △蛮子（以及罗家蛮） 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做“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需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在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〇〇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入史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徙。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在方言中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穿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睡上片刻，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珞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意指他们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宋史》卷四九三，说到哲宗元祐三年（公元一〇八八年），“罗家蛮”曾一度“寇钞”，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才告平静，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而土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罗家兄妹”的故事，显示出“罗”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 奇怪的是，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罗”字村镇，也很少听说有罗姓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出身长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我不能不设想，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使“罗”字成为这里的禁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或者远遁他方，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成群结伙，餐风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再也没有归来。从那以后，罗江有名而无实，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我们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 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渺无踪迹。只留下一些青铜器，已经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里挖荒时，多次挖出大批的箭镞和矛头，只是都非常小，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必须用得十分俭省。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不当回事，全都弃之地边道旁，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拿来打架玩耍而已。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总是有点不以为然。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我在马桥的时候，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 三月三▲ 三月三▲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马桥的人都要吃黑饭：用一种野草的汁水，把米饭染黑，吃得一张张嘴都是黑污污的。也就是在同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磨刀，家家户户都霍霍之声惊天动地，响成一片，满山的树叶被这种声音吓得颤抖不已。他们除了磨柴刀菜刀镰刀铡刀，每家必有的一杆腰刀，也磨得雪亮，寒光在刃口波动着跳荡着爆发着，激动着人们的某种凶念。这些刀曾经在锈钝中沉睡，现在一把把锃亮地苏醒，在蛮子即蛮人即蛮人三家们的手中勃跃着生命，使人们不自觉地互相远离几许。如果不是人们把刀柄紧紧握住，它们似乎全都会自行其是，嗖嗖嗖呼啸着夺门而去扑向各自的目标，干出人们要大吃一惊的事情——它们迟早会要这样干的。 我可以把这一习俗，看作他们一年之初准备农事的仪式，不作干戈的联想。但不大说得通的是，准备农事主要应该磨锄头，磨犁头，何以磨腰刀？ 刀光一亮，春天就来了。 三月三是刀刃上空气的颤动。 △马桥弓 △马桥弓 马桥的全称是“马桥弓”。弓指村寨，但包括村寨的土地，显然是传统的一种面积单位。一弓就是方圆一矢之地。马桥弓约有四十来户人家，还有十几头牛以及猪狗鸡鸭，偎着大小两片狭长山谷里的水田。这个村子的四至是：东接双龙弓的田土，可遥望罗江。北向天子岭的起伏山脉，与岔子沟以天子岭上的水流走向为据，骑岭分界。西邻张家坊。南通龙家滩，并有小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沙）岳（阳）公路连接，如果坐汽车去县城，就得走这条路线。从马桥的弓头到弓尾，得走上一个多时辰，这不能不使人惊讶：古人是何等的伟大雄武，可以一箭射出这么大一片地方？ 一代一代下来，莫非人的个头越长越小？ 马桥弓据说原来也叫妈桥弓，但除了一张旧契据上有过这样的写法，没有更多的证据。把它当作前人一时讹写的结果，也是可以的。进入现代以后，记录比较清楚的建制沿革大致是： 一九五六年以前叫马桥村，属天子乡；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叫马桥组，属东风合作社； 一九五八年叫十二生产队，属长乐人民公社（大社）；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叫马桥生产队，属天子人民公社（小社）； 一九七九年以后，人民公社撤销，马桥村随天子乡的一部分并入双龙乡至今。 马桥的人大多姓马，大致分作上下两村，也就是上下两弓。上弓以前富人多一些，马姓也多。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常见。相反，这附近张家坊的人姓李，龙家滩的人姓彭，村名和姓氏并不统一，曾经让我奇怪。我粗略地统计，这种情况在这个县大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据《平绥厅志》记载：马桥弓在清朝乾隆初期曾经昌盛一时，当时号称马桥府，人口达千余之众，有城墙环合，碉堡四立，防卫十分坚固，流匪从来无法攻破。乾隆五十八年，马桥府有名叫马三宝者，在一亲戚家吃酒席时突然发癫，称自己是老娘与一条神犬配的种，真命天子转世，实为莲花太祖，要建立莲花国。当下有他的三个本家马由礼、马老岩、马老瓜也一齐发起癫来，披头散发，呼天喊地，拥立马三宝为王，传旨册封马三宝其妻吴氏为后，册封马三宝的一个侄女和另一位李姓女子为妃。他们四处传帖，兴兵造反，竟纠合远近十八弓的刁民，抢夺客商的财货，袭击官府的粮船，杀人不计其数。五十九年正月十八，镇竿总兵明安吐（蒙古人），副将伊萨纳（旗人），率兵八百分两路前往弹压。左路攻青鱼塘，正面扑寨，枪炮并施，抛火弹烧贼寨，逼贼扑河死者无数。右路抄贼后，于横子铺伐木架桥，缘木过河，夜袭匪巢马桥府。黎明时有贼两百余破寨而出，往东逃窜，刚好遇左路官兵赶到，拥围毙杀无一漏网，伪相伪臣马由礼等六人旋即枭首示众。马桥周围所有附逆助贼的匪寨，一律焚毁。唯助官军平乱有功的部分百姓，由官军分发红旗，旗上写“良民”二字，插于门户，可免官军侵扰。 这本《平绥厅志》让我有些遗憾。曾经被新县志列入“农民起义领袖”名单的马三宝，曾经被马桥人传说的真龙天子马三宝，在这本清朝当局编写的志书里，形象十分恶劣。短短三个月的造反，他不思建功立业抗敌救世的大谋大略，倒抢先册封了五个妃子。从史料上看，他既无造反之才，听说官兵到了，只会请巫公设坛祈神，剪纸撒豆，一心化纸为将化豆为兵，抵挡官军的钢枪火炮；亦无造反之德，一朝被擒，毫无慷慨捐躯的义节，光供单就一气写了四十多份，满纸都是乞饶之言和“小的”“小的”之类自我贱称，一心得到胜者的怜悯。他写供单语无伦次，癫态跃然纸上。在整个“莲花国”的兴亡过程中，光是据官方统计，马桥及其周围农民死亡约七百余人，连远嫁在外数十年的很多妇人也毅然从四方归来与同胞亲人生死与共。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 是不是供单有假？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供单只是清朝统治者们伪造历史的一部分。我真心地希望，那个最终还是被官军浑身淋上火油绑在大树上点了“天灯”的马三宝，不是《平绥厅志》上描述的那个样子，而曾经追随他的七百多亡灵，不曾被这样一个癫子嘲弄。 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 “莲匪”之乱，是马桥历史上最大一个事件，也是马桥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自那以后，马桥人迁移他乡的渐多，留下来的人是越来越少。整个村子进入这个世纪时已经破败冷落。上面安排知青落户，一般都是着眼于田多人少也比较穷困的村寨，马桥就是上面选中的村寨之一。 △老表 △老表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动乱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竿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钯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入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做“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做“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呷）音，而不用中古的qi（喫），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qia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词，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湿漉漉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发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他们说起“办食堂”，说起那时吃不饱饭，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奶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继三爹（我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没接上，就栽倒在工地上死了。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逃窜江西，一去就是多年。 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叫本仁，约摸四十来岁。他给我敬纸烟，对我“老表”相称。在我好奇地打听之下，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参见词条“浆”）——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包谷浆，是全家人的晚饭，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等着两个娃崽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崽的声音，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发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发黑。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一口口吃光了？ 他不相信，慌慌地在屋里找了一遍，到处都没有浆，所有的碗里、盆里、锅里都是空的。在这个年头，也不会有狗和猫来偷食，甚至地上的蚯蚓和蝗虫也早被人们吃光了。 娃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是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无脸面见人，更无法向婆娘交代，慌慌跑到屋后的坡上，躲进了草丛里。他隐隐听到了家里的哭泣，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他再也没有进自己的家门。他说，他现在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挖药，烧炭，当然……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啦，他在那里有了新的一窝娃崽。 他原来的婆娘也已经改嫁，而且不怪罪他，这次还接他去家里吃了一顿肉饭。只是两个娃崽认生，在岭上耍，天黑了还没有回来。 我问他还打不打算回迁。 我说完以后就知道自己问得很蠢。 他浅笑了一下，摇摇头。 他说一样的，在那边过日子也是一样的。他说在那边可望转为林场的正式工。他还说他和另外几个从马桥去的人，在那边结伙而居，村名也叫“马桥”。那边的人把湖南人也叫做“老表”。 过了两天，他回江西去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 我再没有见过他。 △甜 △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这种情况殊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做“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末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如此而已。 碘酊▲ 碘酊▲ 中国人对工业制品多用俗称。我出生在城市，自以为足够新派，一直到下乡前，却只知道有碘酒而不知道有碘酊。就像我习惯于把红汞叫做“红药水”，把甲紫溶液叫做“紫药水”，把蓄电池叫做“电药”，把安培表叫做“火表”，把搪瓷杯叫做“洋瓷缸”，把空袭警报叫做“拉喂子”，把口哨叫做“叫嘴子”。 我到了马桥之后，常常更正乡下人一些更土气的称名。比方说，城里的广场就是广场，不是什么“地坪”，更不可叫“晒坪”。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男女老幼都使用一个极为正规的学名：碘酊。他们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碘酒，很奇怪我用这种古怪的字眼。即使是一个目昏耳聩的老太婆，也比我说得更有学院味。他们用马桥腔说到碘酊的时候，像无意间说出了一个秘密暗号，他们平时深藏不露的暗号，只是到必要的时候才说出来，与遥远的现代科学接头。 我打听这个词的来历。我的猜想一个个落空。这里从没有来过外国传教士（洋人是可能开医院和用药品学名的），也没有来过大规模的军队（新军是可能负伤也可能用药品新名的），教师们也大多曾经就读于县城，更远的也只是去过岳阳或长沙，不可能带回来比那里的用语更现代的东西。最后，我才知道这个词语与一个神秘的人有关。 下村的老村长罗伯，巴着竹烟管说，一个叫希大杆子的人，在这里最早使用碘酊。 △乡气 △乡气 我对希大杆子知之甚少。无法知道这个人来自何方，是何种身份，为何移居此地，甚至无法知道他的姓名——“希”字不大像是一个姓。有人提到他下巴塌，双眼皮，与其他人长得不一样。关于这些特征的重要性，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 综合我听到的各种传说，他大约是在三十年代进村的，在这里住了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或更长的一些时间。他带来了一位老人，帮他煮煮饭，洗洗衣，还照看几只鸟笼。他讲话“打乡气”，就是有外地口音，不大让人听得懂。比如“碘酊”。又比如“看”，可代替“视”；“玩”，可代替“耍”；还有“碱”，意指肥皂，也一直在这里流行，后来影响到周围方圆很广的地方。 从这些词来推测，他是一个当时读了新学的人，至少有一定的化学知识。据说他喜欢吃蛇，那么把他想象成一个爱吃蛇的广东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给马桥人留下的印象很复杂。有人说他好，说他刚来时，出示一些洋药洋布洋火，换谷米吃，价钱比较公道，尤其是碰到有人拿蛇来换，更是喜笑颜开，价钱上好打商量。他还可以诊病，甚至可以给妇女接生。本地郎中们曾经对他大举声讨，说他不过是妖术惑人，连阴阳八卦都不通的，连脉也不会摸的，还拿什么诊病？连棋盘蛇那样毒的东西都敢吃，心肝岂有不毒之理？不过，这些话后来不攻自破。张家坊的一个妇人难产，痛得在地上打滚，牛喊马叫，叫得郎中没了主意，村里人也慌了手脚，结果是她的舅舅出面做主，取来一把菜刀在阶石上磨了磨，要给她破肚子。 菜刀已经架在肚子上了，幸好希大杆子赶到，大喝一声，吓得操刀的住了手。他不慌不忙，喝了茶，洗了手，把闲人全部喝出屋外。一个多时辰以后，屋里有啼哭声了，他又不慌不忙地出来喝茶。众人进去一看，娃崽已经接生出来，产妇居然平安。 问他是怎么搞的，他的话太打乡气，没有什么人能听懂。 娃崽后来长得很好，能说话能满地乱跑的时候，还被父母逼着，上门给希大杆子叩了几个响头。希大杆子似乎也比较喜欢娃崽，常常同他说话，同一起来玩耍的其他娃崽说话。渐渐的，娃崽们讲话也有些打乡气，还说蛇肉好吃，吵着要父母给他们抓蛇。 马桥人从不吃蛇。在他们看来，蛇是天下最毒之虫，蛇肉必定损失人的忠厚，对希大杆子可以生喝蛇血、生吞蛇胆，更是惊惧无比，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总觉得是村子里的不祥之兆。他们纷纷禁止娃崽再去希家玩耍，主要是怕希大杆子用蛇肉把他们教坏。他们威胁娃崽，看见姓希的了么？他是卖娃崽的，说不定哪天就把你们装在麻袋里背到街上去卖了——你没看见他房里有好多麻袋么？ 娃崽们想了一想，没有什么麻袋的印象，但看到大人们认真的脸色，也不大敢往希家去了，最多只是邀成一伙，远远地看一看。看见姓希的热情招手，谁也不敢上前去。 因为姓希的接生有术，村里人终究没有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子，把他家老少两个赶出村。但他们对希家一直好感不起来。人们都看不起他的懒，他腿上一层密密的汗毛，就是懒的证明。也不能容忍他的奢侈：居然给笼子里的一些鸟喂鸡蛋，喂肉片。更不可接受他的一脸阴青：冷淡而且傲慢，对长辈也是没有一点恭敬的，从来不懂得让座，更不敬烟敬茶。动不动就要呵责来客，要是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他就冷笑一声，咕咕哝哝做自己的事去了。从他那凶凶的脸色来看，他莫不是在打乡气咒人？他以为别人听不懂就可以口臭？他使“乡气”这个词有了确切的体现——不仅仅是言语的问题，确实是一股气，一种冷冽生硬之气，一种搅得生活惶惶不安的戾气。他使“乡气”这个本就有些刺耳的词，更加有了贬义的沉重，常常从咬牙切齿的一些嘴里迸出。至于是否殃及后来的外来者，是否暗暗影响到马桥人对一切外来者的态度，并非不成为问题。 土改反霸工作组进村的时候，打听这里是否有地主恶霸。老百姓当时有些害怕，吞吞吐吐，东拉西扯，甚至一见到工作组的人就关门。最后，工作组杀了龙家滩一个最大的恶霸，提着他的脑袋游乡，到处当当当地敲锣让人们来看，群众见了血，这才把门都打开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很多男人找到工作组，首先提到了希大杆子。 “他有什么罪行？” “剥削，就是你们说的剥削。” “怎么个剥削法？” “好吃懒做，从不自己育菜。” “还有呢？” “他戴着洋锁，滴答滴答叫的。” “是怀表吧？怀表是浮财。还有呢？” “他吃毒蛇，你看无聊不无聊？” “吃蛇不说明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山，有没有田，我们要把住这个政策界限。” “他有田呵，有，怎么没有？” “在哪里？” 男人们就含糊了，说你们去查吧，肯定会查出来的。 “什么地方？” 男人们有的指东边，有的指西南边。 工作组去查了，发现希大杆子其实并没有田，也没有山，除了几笼鸟，家里空空荡荡的，怀表也没有了，据说送了龙家坪一个相好。这样的人是不能划成地主恶霸的，不可当敌人对待。工作组的结论，使本地的男人们都急了，说什么也不依。他们眼睛红红地憋了半天，说彭世恩（龙家湾的一个大恶霸）杀得，为什么他就杀不得？他比彭世恩拐得多，拐到哪里去了！彭世恩哪有他那样拐？把自己的老子当孙子！ 说到老子做孙子的事，工作组还是没有听明白。调查了好几天，才摸出一个事情的大致轮廓：有一段时间，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马桥暗暗流传，说姓希的其实已经活了一百多岁，吃了西洋长生药丹，所以至今身强体壮满面红光。跟着他来的那个老人，根本不是他爹，而是他孙子，不服家教，顽劣成性，不肯服食西洋宝丹，才成了现在这一条老丝瓜。有些人听说这事，惊讶之余对姓希的刮目相看，怯怯地上门去打听。希家老头一口乡气更重，没有一句话让人听得清楚。希大杆子也不愿意多谈，碰到追问不舍的人，对方恭维够了，纠缠够了，才勉勉强强地含糊一下，说他也记不得自己到底活过有多久，反正朝中皇帝换了几个，他是见多不怪了。说着，他要老人去睡觉。旁人听得真真切切，他没对老人叫爹，而是叫“狗仔”，完全是差遣晚辈的口气。 马桥人对长生药丹不可能都不动心。有人带上银钱，带上酒肉，到姓希的面前求宝。他们有时还得送上婆娘，因为姓希的说人的体质不一样，丹药也就不能一样，有的男人元阳太虚，得取女人的“三峰”——也就是口液、乳汁以及阴精入丹，才可以集阴补阳，取得药效。当然，做这种事是很复杂的，很有讲究的，他最不愿意做这种事。有时候是求药者三番五次还是做不好，送来的三峰根本作不得用，他却不过人家的苦苦央求，才勉为其难，救苦救难，上门代劳，带着人家的女人关紧房门放下帐子，搞得床板吱吱嘎嘎的很不平静。他做这样的事很费精神，一般来说要收取更多的银钱。 这种事越来越多了之后，当事人互相通风透底，首先是当事的女人们红着脸渐生疑心，接着男人们也铁青着脸，只是不好发作。就是在工作组进山前不久，有一个娃崽在母亲的派遣下，去希某那里探明秘密。娃崽回来报告，只要外人不在场，姓希的就把那个老人叫做爹！ 这就是说，姓希的一直让他老爹在众人面前装孙子，他根本没有活一百多岁，也根本没有什么长生药！ “骗子。”工作组组长听明白了，点点头。 另一位干部说：“他骗了你们多少钱，多少谷，多少妇女，欢迎你们揭发，我们要同他算账。” 汉子们怒不可遏，但支支吾吾，不愿意把事情说得太详细。工作组理解他们的难处，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想了个办法，让一个读书人摇摇笔杆子，总结出希大杆子道德品质败坏勾结地主恶霸资助土匪武装反对土地改革非法经商等等十来条罪状，终于将他定为反动地痞，一索子捆了起来。 “你说，你到底有没有长生药？” “没有，没有。”希大杆子在工作组面前一身哆嗦，傲气一扫而光，鼻涕都骇得流出来了。 “你卖给他们的是什么？” “阿……阿司匹林。” “你为什么这样不老实？” “我……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道德品质败坏，勾结地主恶霸……”他把工作组定的罪行一一背诵，一个字也不错。 “你明白呵？” “我读书过目不忘，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胡说！这是你自己的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承认。” “我承认，我承认。” 工作组把他押送县里。一个民兵负责押解，走到路上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先是呕吐黄水，最后呕吐绿水黑水，吐得两眼翻白，不省人事。希大杆子跪在地上为他做人工呼吸，又找来一桶清水为他灌洗肠胃，待他稳定了一些，把他一口气背到了县城，连人带枪一起交给了政府。当然也把自己交了上去。据说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逃跑？他说跑不得跑不得，我要脱胎换骨，跳出粪坑，为人民服务。 他在押解路上的守法表现受到了注意，政府判刑时，给他少判了两年，然后送某农场劳改。也有人说，上述说法有误，他根本没有服刑，被县里一个首长看中，保他出狱，让他发挥一技之长，去某矿山行医。有人在县城里的茶馆里还曾看见他喝茶。他已去了长发，剪一个平头，说话竟然一点也不打乡气了。他谈天说地到了得意的时候，忍不住私下向人吹嘘，自己当年为了争取进步，在押解路上把一个民兵先毒翻，再救活，一举给自己减了两年刑，云云。 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他的老爹很快就死了。他们在马桥的乡气也消失了，只留下了“碘酊”、“碱”这样几个孤零零的词，让多年后的我感到惊讶。当然，他在马桥至少还留下了三个儿子，三只他特有的那种塌下巴，将成为我以后一些词条里的人物，承担马桥以后的故事。 △同锅 △同锅 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同胞兄弟，在他们的嘴里成了“同锅兄弟”。男人再娶，把前妻叫做“前锅婆娘”，把续弦和填房叫做“后锅婆娘”。可以看出，他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不上他们对锅的重视，也就是对吃饭的重视。 知青刚下到马桥，七个人合为一户，同锅吃饭。七个姓氏七种血缘在当地人看来已经不太重要，唯有一锅是他们决定很多大事的依据。比如每月逢五到长乐街赶场，碰到田里或者岭上的功夫紧，队上决定每锅顶多可以派一个人去赶场，其余的都要留在村里出工。在这个时候，都想上街逛逛的知青们说破了嘴皮，强调他们并不是一家人，强调他们各有各的赶场权，都是没有用的。他们身后那口共有的锅，无异于他们强辩无效的定案铁证。 有一段时间，一对知青谈爱谈得如火如荼，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幸福的小日子，便与尚在情网之外的知青分锅吃饭。这倒给他们带来过一次意外的好处。队上分菜油，因为油太少，所以既不按劳动工分来分，也不按人头来分，最终采取一锅一斤的方案，让大家都有点油润一润锅，颇有点有福同享的义道。保管员到知青的灶房里看了看，确证他们有两口锅，便分发了两斤油——比他们预期的多了整整一倍。 他们挥霍无度地饱吃一顿油炒饭，幸福地抹着油嘴，计划再去买几口锅，等下次分油时拖保管员来看。 △放锅 △放锅 女子出嫁，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打水淘米，劈柴烧火，煮上一锅饭，表示她已经是夫家的人了。这叫做“放锅”，是结婚的同义词。放锅一般都选择在冬天，不光是要避开农忙的紧张，也不光是秋后才有收成可供花费。人们告诉我，新娘只有在冬天才好多穿几层棉袄，防止一些后生在婚礼上打闹取乐，动手动脚。这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被复查拉着，去参加过一次婚礼。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酒味刺鼻，人影绰约，笑语喧哗，我正挤坐在墙角的人缝里剥瓜子，突然一声惊呼，一个黑影向我迅速放大，把我重重地拍向墙壁，压得我差点透不过气来。我从黑影后面挣扎着探出脑袋，才发现黑影是个人，是身着花袄子的新娘，一张蒙在混乱头发里的脸，挂着几乎要哭的表情。我惊恐万分，还没来得及躲开她似乎是腿又似乎是背的重压，她又被周围的几只手抓住，一声吆喝中，踉踉跄跄朝另一个男客的怀抱里窜去。她的尖叫，淹没在人们哈哈大笑里。 第二天，我听说新娘尽管束了四层棉袄，紧紧扎了六根裤带，身上一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一道青一道紫的抓痕。可见后生们的厚颜和狂热。 夫家对此不得有任何意见。 恰恰相反，如果人们不来厚颜和狂热，倒是夫家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很让人家看不起。村里有一个叫兆青的，有一次给大儿子收亲，小里小气的，往喜酒里兑了水，上席的肉块也切得太小，让客人们颇为不满。大家串通起来报复，整整一个婚礼之夜里没人对新娘动一个指头，见她有意蹭上来也装作没看见，或者闪避而去。第二天新娘大哭大闹，说没想到这么被人看不起，以后还让她如何做人？陪她来放锅的两个小舅子也大为光火，不管新娘同不同意，撬出灶台上的一口新锅，背着就出门回家去。新娘本来还没打算闹到退婚的地步，看见锅没有了，也没有办法，只好哭哭泣泣跟着那口锅回了娘家。 一桩婚事居然给搅散了。 △小哥（以及其他） △小哥（以及其他） “小哥”意指姐姐。显然是出于同一原则，“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如此等等。 我很早就注意到，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女人与“小”字永远连在一起。女人几乎就是小人。这种规则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古训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不难理解她们为何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份深感恐慌或惭愧。 至尊者无名，比如帝王总是享受着“名讳”特权。作为这种禁忌语现象的另一面，至贱者也无名。人们对家养宠物，对一切珍爱之物，总是给它们命名，叫“小咪”或“露露”或“比尔”。只有对罪囚，人们才常常忽略他们的姓名，只叫他们数字化的编号，就像清点货物。只有对我们极其厌恶的人，我们才会无视他们的名谓，称之为“那个东西”、“你这个家伙”等等，剥夺他们在语言中的地位。所谓无名鼠辈，就是他们的名字在公共生活中毫无用处，纯属多余，使用频率太低以至可以完全取消。这正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教授”、“工程师”、“博士”、“艺术家”一类的名字也曾经被没收了。当局并不是要废除这些行业和职位，也无意消灭这样的人。事实上，当局是渴望各项事业以革命的名义高速发展的。当局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要削弱乃至完全扫荡这些人的名谓权——因为任何一种名谓，都可能成为一种思维和一整套观念体系的发动。 中国古代以“名理学”统纳一切哲学。任何理都以“名”为支点，为出发点，为所有论证的焦聚和凝结。 马桥的女人的无名化，实际上是男名化。这当然不是特别稀罕的一种现象。即使历经人性启蒙浪潮洗礼几百年的英语，也只把男人（man）看作人（man）。“主席（chairman）”、“部长（minister）”一类显赫的词也都男性化，至今仍被女权主义者诟病。但英语只是表现了一些中性词或共性词在男性霸权下逐一陷落，还没有男性化到马桥语言的这种程度——女性词全面取消。这种语言的篡改是否影响到马桥女人们的性心理甚至性生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现实，我很难进一步深究。从表面上看，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学会了打架骂娘。一旦在男人面前占了上风，就有点沾沾自喜。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一旦梳妆打扮被人发现，就觉得羞愧万分。她们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统裤或者僵硬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她们也耻于谈到月经，总是说“那号事”。“那号事”——同样没有名谓。我在水田里劳动，极少看见女人请例假离开水田。她们可以为赶场、送猪、帮工等等事情请假，但不会把假期留给自己的身体。我猜想她们为了确证自己“小哥”一类的男性角色，必须消灭自己的例假。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马桥上弓有一段麻石路面，两旁的几栋农舍，当路的一面是通常的木板墙，东偏西倒，但还保留着高高的一堵砖石方台。只有留心细看，才会发觉这些台子是很多年以前的柜台，才会发现这些老房子依稀流露出铺面的风采。柜台是商业的残骸。《平绥厅志》称这个地方在清朝乾隆年间昌盛一时，这些残缺剥落而且蒙受着鸡粪鸭粪的柜台，大概不失为物证。 另一件可疑的旧物，是一口大铁锅，已经有了缺口和长长裂纹，丢在公家的谷仓后面的林子里没人理会，锅底积满了腐叶和雨水。锅大得惊人，一锅足足可以煮上两箩筐饭，搅饭的勺子至少也要大如钯头。没有人说得清：这口锅以前是谁的？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锅？锅的主人后来又为什么丢弃了它？如果用这口锅给长工做饭，主人一定是大庄主。如果用这口锅给兵丁做饭，主人一定是不小的将军。这些猜想都足以使我心惊。 最后，《平绥厅志》描述的繁荣，在马桥上弓的一幢老屋上还残存了一角。那是青砖大瓦屋，大门已经没有了，据说大门前的石头狮子也在革命的时候被人砸了，但差不多高至人们膝盖的石头门槛，还显示出当年的威风。屋里偶有一扇没有被人拆走的窗户，上面的龙飞凤舞，精雕细刻，还有一股富贵气隐隐逼人。本地人把这幢无主的楼房叫做“神仙府”，有一种戏谑的味道。我后来才知道，神仙是指几个从不老实做田的烂杆子，又名马桥的“四大金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住在这里。 我到神仙府去过一次，是受干部的派遣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刷写毛主席语录牌，不能漏下这一个角落。我去的时候，知道神仙府的金刚们或是谢世或是出走，现在只留下一个马鸣。他不在家，我在大门口咳了几声未见回音，只好怯怯地被几级残破的石阶诱入这一洞尘封的黑暗，在一团漆黑中有灭顶者的恐惧。幸好，侧身探进右厢以后，屋角缺了几片瓦，漏下一柱光线，让我的双目绝处逢生，最终有所依附。我慢慢才看清，这里有一片砖墙不知为什么向外隆胀，形如佛肚。这里的木板壁全是虫眼，遍地是草须和喳喳作响的碎瓦渣。靠墙有一口大棺木，也用草须覆盖，还加上一块破塑料布。我看见了主人的床，是墙角草窝中一块破席，上面有一堆黑如烟尘的棉絮，大概是暖脚的那一头，用一根草绳紧紧地捆成一束，显示出主人御寒的机智。草窝的旁边，有两节旧电池，有一个酒瓶和几个彩色的纸烟盒，算是神仙府对门外世界的零星捕获。 我的鼻尖碰到了一团硬硬的酸臭，偏过去一点，又没有了。偏过来一点，又有了。我不能不觉得，臭味在这里已经不是气体，而是无形的固体，久久地堆积，已凝结定型，甚至有了沉沉的重量。这里的主人肯定蹑手蹑脚，是从来不去搅动这一堆堆酸臭的。 我也小心避开固体的酸臭，找到一个鼻子较为轻松的地方，做了一块语录牌，即“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一句，希望对这里的主人有所教育。 我听得身后有人感叹：“时乱，必乱时矣。” 我身后有一个人，走路没有脚步声，不知何时冒了出来。他瘦得太阳穴深陷，过早地戴起了棉帽，套上了棉袄，笼着袖子冲着我微笑，想必就是主人了。他的帽檐如这里的其他男人们一样，总是旋歪了一个很大的角度。 问起来，他点点头，说他正是马鸣。 我问他刚才说什么。 他再次微笑，说这简笔字好没道理。汉字六书，形声法最为通适。繁体的时字，意符为“日”，音符为“寺”，意日而音寺，好端端的，改什么改？改成一个“寸”旁，读之无所依循，视之不堪入目，完全乱了汉字的肌理，实为逆乱之举。时既已乱，乱时便不远了呵。 文绉绉的一番话让我吓了一跳，也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赶忙岔开话题，问他刚才到哪里去了。 他说钓鱼。 “鱼呢？”我见他两手空空。 “你也钓鱼么？你不可不知，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道。大鱼小鱼，有鱼无鱼，钓之各有其道，各有其乐，是不计较结果的。只有悍夫刁妇才利欲熏心，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实在是乌烟瘴气，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他说到这里，竟激动地红了脸，咳了起来。 “你吃了饭没有？” 他捂着嘴摇了摇头。 我很怕他下一句就找我借粮，没等他咳完就抢占话头：“还是钓了鱼好。好煮鱼吃。” “鱼有什么好吃？”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食粪之类，浊！” “那你……吃肉？” “唉，猪最蠢，猪肉伤才思。牛最笨，牛肉折灵机。羊呢，最怯懦，羊肉易损胆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种说法我真是闻所未闻。 他看出我的疑惑，干干地笑了。“天地之大，还怕没什么可吃？你看看，蝴蝶有美色，蝉蛾有清声，螳螂有飞墙之功，蚂蟥有分身之法，凡此百虫，采天地精华，集古今灵气，是最为难得的佳肴。佳肴。啧啧啧……”他滋味无穷地搭嘴搭舌，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去他的窝边取来一个瓦钵，向我展示里面一条条黑色的东西。“你尝尝，这是我留着的酱腌金龙，可惜就这一点点了，味道实在是鲜。” 我一看，金龙原来就是蚯蚓，差点翻动了我的五脏六腑。 “你尝呵，尝呵。”他热情地咧开大嘴，里面亮出一颗金牙。一口黄酱色的馊气扑面而来。 我赶快夺路而逃。 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几乎没有机会碰到他。他是从不出门做功夫的，他们四大金刚几十年来是从不沾锄头扁担一类俗物的。据说不论哪一级的干部去劝说，去训骂，甚至去用绳索捆绑，统统无济于事。如果威胁要送他们去坐班房，他们就表示求之不得，到了班房里还省得自己做饭吃哩。其实他们已经很少做饭了，对班房的向往，不过是他们图谋把懒推到一种绝对、纯粹、极致的境界。 他们并不打伙，也从无饮食的定时，谁饿了，就不见了，回来时抹着嘴，可能已吃了什么野果野虫，或者已在人家的地上偷了一个萝卜或者包谷，生生地嚼下肚而已。若是烧上一把火煨熟来吃，已经算是辛苦万分劳累不堪的俗举，要被其他金刚耻笑一番。他们一无所有，对神仙府的产权当然也是糊糊涂涂。但他们又无所不有，用马鸣的话来说，“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他们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登高远望，胸纳山川，腹吞今古，有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飘逸之姿。在地里做功夫的人当初看见他们“站山”，免不了笑。他们不以为然，反过来笑村里的人终日碌碌，吃是为了做，做是为了吃，老子为儿子做，儿子为孙子做，一辈子苦若牛马，岂不可怜？纵然积得万贯家财，但一个人也身穿不过五尺，口入不过三餐，怎比得上他们邀日月为友，居天地为宅，尽赏美景畅享良辰大福大贵！ 到后来，人们再看见他们白日里这里站一站，那里瞅一瞅，也就见多不怪，不去管它。 四大金刚中的尹道师，有时候还去远乡做点道场。胡二则去过县城讨饭，一去就个多月不回村。县里发下话来，说马桥的人进城讨饭影响太坏，村里应该严加管束，实在有困难的就应该扶助救济，搞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老村长罗伯无法，只好叫会计马复查从仓里出了一箩谷，给神仙府送去。 马鸣是很硬气的人，瞪大眼睛说：“非也，人民群众血汗，你们拿来送人情，岂有此理！”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取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两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或者标榜他的臭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呵？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断断不会给这个面子——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少，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作疯话，当作笑话。这使他对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不论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致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大写。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参见词条“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好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副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科学▲ 科学▲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担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尿桶，在自己的脚当头戳了一个墙洞，一根竹槽从屋里接出去，有尿就往槽里射。他认为这样也比担尿桶科学，水势就低，所谓堵塞不如开导。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去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 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里的杆子，一个比一个科学，那里都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嬉嬉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儿，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 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诋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醒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子歪嘴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汨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漂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相继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难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汨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花戴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地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没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觉 △觉 “觉”在马桥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义恰好是指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倒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具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更为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发歌 △发歌 如果看见马桥的男人三两相聚，蹲在地头墙角，或者坐在火塘边，习惯性地一手托腮或者掩嘴，就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唱歌。他们唱歌有一种密谋的模样，不仅声音小，而且大多避开外人耳目，在僻静的地方进行。对于他们来说，唱歌与其说是一种当众表演，不如说更像小圈子里的博弈。我原来以为这是害怕来自政府的禁止和政治批判，后来才知道，他们即使在“文革”以前很多年，也有这种鬼鬼祟祟的歌风。不知是什么原因。 马桥人唱歌，也叫盘歌，也叫发歌，与开会的“发言”、牌桌上的“发牌”，大概有类似的性质。汉代诗人枚乘做过很有名的《七发》，发是指诗赋的一种，多为问答体。马桥发歌也是一问一答的对抗，是否就是汉代的“发”，不得而知。 年轻后生喜欢听发歌，对每一句歌词给予及时的评点或喝彩。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位较为大方，可能掏出钱去买一碗酒，或者凭着面子去赊一碗酒，犒赏歌手。歌手发完一轮就呷一口酒，借着酒力当然能发出更加杀劲、更加刁钻、更加难以对付的歌词，把对手往死角里逼，直斗得难解难分天昏地暗，决不轻易把托腮或掩嘴的手撤下来。 他们的歌总是从国家大事发起。比方盘问对方国家总理是谁，还有国家主席是谁？国家军委主席是谁？国家军委副主席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是谁？国家军委某副主席的哥哥最近得的是什么病而且吃的是什么药？如此等等。这些难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就是天天看报纸，恐怕也无法像他们那样对远方大人物如数家珍，对他们的肺癌或糖尿病记得如此精确。我猜想这些浑身牛粪臭的汉子，奇特的记忆力，一定出自他们的某种特别训练。处江湖之远不忘其君，他们的先人也一定习惯于关注朝中的动静。 唱完了国事，接下来唱家事，就是发孝歌。歌手们往往要互相揭短，指责对方没有给高堂大人弹棉絮，或者没有给逢生干爹买寿木，或者没有在正月十五给伯伯或小伯送腊肉，或者那腊肉的膘不够两寸，肉里面还有蛆虫，如此等等。他们总是义正词严，质问对方是不是嫌贫爱富？是不是忘恩负义？是不是天天吃的猪狗食长的猪狗心？当然，对方要急中生智，要及时用天气或脚痛之类缘由来开脱自己的劣迹，并且迅速发起反攻，找出对方新的不孝之举——即便夸大事实也在所不惜。他们一定要经受得起这场歌声的相互审讯，这种民间道德严格验收。 以上是必要的开局之争，一忠二孝，体现着歌手的立场。 发完了这些，就可以放心了，就可以放心发一点觉觉歌了。“觉”的引申义是玩笑，比如“觉觉话”就是指俏皮话。进一步的引申义是不正经，比如“觉觉歌”多指调情的歌。觉觉歌活跃肉身的感官，是年轻后生最为兴奋的节目，仍可采取对抗的方式进行，只是一方要做男角，另一方做女角；一方要爱，一方要拒爱。 我曾经留心录下过一些： 想姐呆来想姐呆， 行路不晓脚踩岩， 吃饭不晓扶筷子， 蹲了不晓站起来。 另一首更有呆气： 想姐想得气不服， 天天吃饭未着肉， 不信脱开衣服看， 皮是皮来骨是骨。 也有歌颂女呆子杀夫图谋的，能让人吓一跳： 人家丈夫乖又乖， 我的丈夫像筒柴， 三斧两斧劈死了， 各位朋友烤火来。 也有的唱得凄楚： 一难舍来二难离， 画个影子贴上墙， 十天半月未见面， 抱着影子哭一场。 也有的对爱情表示绝望： 你我相爱空费力， 好比借磨（米？）养人鸡， 姐的儿女长大了， 不喊老子喊伙计！ 这些只算情歌。情歌发到一定的时候，歌手们就会引出“下歌”： 我看你女子二十零， 不要关起门装正经， 我看你脸上桃花色， 裤裆早已经湿津津。 你家的狗崽叫不停， 门前的流水白沉沉。 你家的床脚千斤力， 一天钻出个土坑坑。 …… 每到这个时候，听众中如有女人，必会红着脸诅咒着快步离去，后生们则目送她们不同寻常的背影，像一只只欲斗的叫鸡，伸长颈根，眼睛发红，摩拳擦掌，躁动不安地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脸上烂出一片火烧烧的痴笑。他们故意把笑声夸张得很响亮，让远处的女人们听到。 也有唱女人苦处的歌，比如下村的万玉发过一首，内容是一个妇人目送私生子躺在木盆里顺罗江漂下去时的情景： 你慢慢行来慢慢走， 莫让岩石碰破头， 不是为娘不要你， 你没有爹佬娘怕羞。 你慢慢走来慢慢行， 莫让风浪打湿身， 不是为娘舍得你， 夜半醒来喊三声。 …… 木盆在万玉的嘴里遇到了一个旋涡，转了一圈又往回漂，似乎依依不舍，还想回到娘的怀抱呵呵呵。唱到这里，旁边的女人莫不眼圈发红，开始用衣角擦眼睛，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本仁的婆娘嘴角一落，丢了手里的一箕猪菜，扑到另一个妇人的肩上哇哇哇地哭了起来。 △撞红 △撞红 据说马桥人以前收亲忌处女，洞房之夜谓之“撞红”，是很不吉利的事情。相反，女方未婚先孕，挺着大肚子，倒能使夫家感到满意。湖南省侗族民俗学家李鸣高告诉我，这没什么奇怪，在生产水平落后的地方和时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生育是妇女最重要的职责，比贞洁的道德操守重要得多。男人们择偶时喜欢大肚子，是南方很多地方较为普遍的现象。 似乎是一种说得通的解释，权且录下备考。 与这一习俗有关，马桥男人对第一胎心怀敌意，视之为来历不明的野种，不是自己的骨血，或是塞进尿桶，或是将其闷死褥中，总是除之而后快。这种风俗叫做“宜弟”，也就是杀长子，是马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心照不宣的做法。做母亲的于心不忍，常常在丈夫动手之前，把婴孩用棉袄裹束，放在大路边，或者放到木盆里顺水下漂，把亲子命运托付于天，也就成了常有的故事。 共产党来了以后，禁止这种野蛮行为，有关说法也就很少听到了。有些人是否还在偷偷地做，不得而知。当万玉唱起《江边十送子》一类歌谣的时候，歌声牵动女人们一些往日的辛酸，泣声四起，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觉觉佬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他村寨，其他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一）打击贫农！（二）就是！（三）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顺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不可能太讲究。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上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杨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倒，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拾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作惜了。” 原来他是不想埋没了两担谷。 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 为了改进节目，县里来了两个文化馆的人，建议还要加一个山歌，体现马桥的民间文化特点。本义想了想，说这有何难，万玉的喉咙尖，发丧歌发喜歌都是好角色，要他来发！ 村里的人都笑，尤其妇女们笑得前翻后仰，让我有点奇怪。我打听这个人是谁，她们略加描述，我才隐约想到一个似乎见过的人，没有胡子，弯弯眉毛也极淡，加上他总是刨出一个光头，看上去颇似一颗光溜溜的油萝卜。我记得他总是挑着一个担子出村，不知是去干什么。也记得他曾旁观别人唱歌，当时有人劝他出场，他就拖着一种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莫唱的，莫唱的，同志们莫要拿小弟调笑。”说着还红了脸。 他住下村两间茅屋，离了婚，带着一个小伢。据说他有点下流，尖尖嗓门总是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总是激发出女人的大笑，或者被女人们用石头追打。他原是一个推匠，就是上门推砻碾谷的人，多与主妇们交道。日子久了，“推”字由于他又有下流的意味。常有人问他，到底推过多少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莫耍我，新社会要讲文明你晓不晓？” 复查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万玉到龙家湾推米，一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号？他说他叫野老倌。小孩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打你妈妈的粑粑呵。小孩兴冲冲跑回屋，如实传达。这家聚着一伙女人在喝姜茶，一听皆笑骂。娃崽的姐姐气不过，放出狗来咬，骇得他抱头鼠窜，最后失足掉在粪凼里。 他一身粪水爬上田埂，留下凼里一个大坑，像一头牛睡过的。路上有人惊问：“万推匠，你如何今天往粪凼里跳？” “我看……看这粪凼到底有好深么。” “你也来检查生产么？” 他支支吾吾急步走了。 一些娃崽在他身后拍手大笑，他捡一块石头威胁，腰子扭了好几下，憋出吃奶的劲也不过投了一竹竿远。娃崽便笑得更加放心。 从此，“检查生产”就成了马桥的一个典故，指万玉式的狼狈，以及对狼狈的掩饰。比方有人摔了一跤，马桥人就会笑问：你又检查生产么？ 万玉是本义书记的同锅堂弟，有一段，本义家来了一个模样子漂亮的女客，他就三天两头笼着袖子到本义家闲坐，娘娘腔尖锐到深夜。一天晚上，火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大咧咧抽一张椅子挤入。本义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做么事？” “嫂子的姜茶好香，好香。”他理直气壮。 “这里在开会。” “开会？好呵，我也来开一个。” “这是开党员会。你晓不晓？” “党员会就党员会，我个把月没有开会了，今天硬是有瘾，不开它一家伙还不行。” 罗伯问：“哎哎哎，你什么时候入了党？” 万玉看看旁人，又看看罗伯：“我没有入党么？” “你入了裤裆吧？” 罗伯这一说，众人大笑。 万玉这才有羞愧之色。“罢罢罢，奴妾误入金銮殿，去也去也。” 他刚跨出房门就怒火冲天，对一个正要进门的党员威胁：“好吧，老子想开会的时候，偏不让我开。老子不想开的时候，你们又偏要开！好吧，以后你们开会再莫喊老子来！” 他后来果然不再参加任何会，每次都拒绝得振振有词：“我想开会的时候如何不让我开？好，你们把好会都开完了，剩几个烂会就想起我来了，就挂牵起我来了，告诉你，休想！” 出于对干部们将他逐出党员会的怨恨，他牢骚渐多，有一次帮几个妇人染布，忙得满头大汗，也忙得愉快。说着说着就得意起来，不免说走了嘴。他说毛主席也没有胡子，你们看像不像张家坊的王三婆婆？见妇人们笑了，他又说，他有两张领袖的宝像，一张贴在米桶前，一张贴在尿桶前。他要是米桶里没有米舀了，就要给宝像甩一个耳光。要是尿桶里没有尿担了，也要朝宝像甩一个耳光。 他看见妇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得意，说他来年要到京城去一趟，要找毛主席说个理，为什么叉子湾里的冷浸田也要插双季稻？ 话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干部当即就要民兵操起步枪，把万玉一索子捆了送往公社。几天之后他回来了，哼哼哟哟，脸上青了几块。 “怎么样呵？公社请你去检查生产？”有人问他。 他摸着脸苦笑：“搭伴干部们看得起，罚得不重，不重。” 他的意思是指公社念他是贫农，只罚了他一百斤谷。 从此，“看得起”或者“干部看得起”也成了马桥的典故，是自我解嘲的意思，或者是罚谷的意思。要是有人犯事被罚，别人就会说他：“今天干部看得起你呵？” 万玉初到宣传队来的时候，显得十分破落潦倒，一根草绳捆着破棉袄，歪戴一顶呢子帽，悬吊得过高的裤脚下没有袜子，露出一截冻得红红的脚杆。还提着一杆牛鞭，是刚从地上回来。他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搞什么鬼呢，一下子不准他发歌，一下子又要他发歌，还要发到县里去，好像他是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塞进去。何部长从不做好事！ 其实这根本与公社的何部长无关。 他神秘地问：“如今可以发觉觉歌了么？共产党……”他做了个表示翻边的手势。 “你胡说些什么？”我塞给他一张纸，是关于大抓春耕生产的歌词。“今天记熟，明天就连排，后天公社里要检查。” 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钯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来当歌发？不瞒你说，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你以为请你来唱什么？要你唱，你就唱，你不唱就出工去！” “呵哟哟同志，如何这么大的脾气！” 他没将歌词还给我。 他的歌声未必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好听，虽然还算脆亮，但显得过于爆，过于干，也过于直，一板唱上去，完全是女人的尖啸，是刀刃刮在瓷片上的那种刺激。我觉得听者的鼻窦都在哆哆嗦嗦地紧缩，大家不是用耳朵听歌，是用鼻窦、额头、后脑勺接受一次次刀割。 马桥不能没有这种刀割。除了知青，本地人对他的歌声一致好评。 知青更不同意他自我得意的化装，不让他穿他的那双旧皮鞋。他还要穿出他的灯芯绒裤子，甚至还要戴上一副眼镜。县文化馆来的辅导老师也说，大闹春耕怎么可以是个相公样？不行不行。他们想了想，要他打赤脚，卷裤腿，头上戴一个斗笠，肩上还要扛一把锄头。 他大为不解：“肩锄头？那不像个看水老倌？丑绝了，丑绝了！” 文化馆的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那我挑担粪桶来，就更加艺术么？” 如果不是本义在场督练，争论不可能结束。其实本义也觉得锄头不大悦目，但既然县里来的同志说锄头好，他只能拥护。“要你肩你就肩着，”他对万玉大骂，“你这个家伙怎么醒得猪一样？总要肩个东西吧？不然在台上呆呆的像个什么？发起歌来如何有个势？” 万玉眨眨眼，还是呆着。 本义急起来，上去给万玉做了几个示范动作，撑着锄头，或者是扛着锄头，一会儿扛在左边，一会儿扛在右边，让他看清楚。 以后几天的排练中，万玉打不起精神，支着他那把锄头站在一旁，形单影只。他比其他演员都年长一截，似乎也搭不上话。有些过路的妇女来看热闹，万玉到这个时候总有羞惭万分的表情，五官纠聚出一团苦笑：“大妹子莫看，丑绝了。” 他最终没有跟我们到县里去。在公社上拖拉机的那天，左等右等，就是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容易看见他来了，又发现他没有带锄头。问他的锄头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到县里再借。领队的说，街上不像乡下，家家都有锄头，万一没有借到合适的如何办？快回去拿！万玉还是笼着袖子支支吾吾没有动。我们看出来了，他硬是同那把锄头过不去，不想把它肩上台。 领队的只好自己就近去借。等他借来时，发现万玉不见了，溜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县里，一直是很想去的。他早就在洗鞋子洗衣服，做进城的准备。他还偷偷地请求我，到时候一定要领着他过城里的马路——他最怕汽车。要是街痞子打他，他是肯定打不赢的。城里的女子好看，他东看西看也可能走失。他希望我随时挽救他。但他终于没有跟着我们去县城，决心与那把锄头对抗到底。他后来还解释，他对那些积凼、铲草皮、散牛粪、浸禾种的歌词无论如何记不住，心里慌慌的，恼恼的，唱着唱着就想骂人，真到县城去唱肯定要出大事。他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吃了猪脑子、狗脑子、牛脑子，还是记不上几句，一走神就滑到男女事上去了。他只得狠狠心临阵开溜。 因为他的不辞而别，本义后来罚了他五十斤谷。 这样看来，万玉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的问题上却相当认真。他在很多时候不坚定，对觉觉歌的倾心却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并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的艺什么术。 △哩咯啷 △哩咯啷 有一天，万玉看见岩匠志煌打老婆，打得女人喊救命，便上去劝解，说看在他的面上，手莫下狠了。岩匠一看见他无毛无须的脑袋，鼻子眼里都是火，说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的货，我打死这个贼婆子与你何干？万玉说新社会讲文明，妇女都是女同志，不能随便打的你晓不晓？ 争了一阵，最后岩匠冷笑着说，那好，你心疼女同志，老子成全你。你受得住我三拳，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万玉平时是相公身子，最怕痛，在田里被蚂蟥叮一口也喊爹喊娘，一听这话就脸色发白。他结结巴巴，大概想当着旁人的面把好事做到底，紧紧闭上眼，硬着头皮大喊一声好。 他太自不量力了，眼睛闭得再紧也没用。志煌还只给他第一巴掌，他就大叫大喊栽倒在水沟里，半天没有爬起来。 岩匠冷笑一声，弃他而去。 万玉好容易站稳脚跟，冲着面前一个黑影说：“你再打呵，你再打！”没看见黑影动，倒听到了周围有人笑。他揉揉眼睛定神一看，总算看清了，黑影不是岩匠，是一架车谷的风车。 他恼怒冲着志煌家的大门吼叫：“煌宝我儿你跑什么？你有种的来打呵，你狼心狗肺，你说话不上算，你欠我两拳你你你不是个人！”他晕头转向，豪气还是发错了地方：岩匠没有在那里，到岭上去了。 他踉踉跄跄地回家。路上很多人笑他一身的泥水：“推匠，又检查生产来呵？” 他只是苦笑。“我要告状，告状！人民政府当家，还怕他煌宝伢子翻天不成？” 他又说：“我舍得一身剐，不怕他何部长偏听偏信！” 他凡事都往何部长那里想，都认定是何部长的阴谋，旁人对这种莫名的仇恨总是不明不白，真要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对于他来说，替女人挨打是寻常事。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无一例外地为女人打抱不平，于是陆续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甚至付出头发和牙齿。有些受到他偏袒的女人，嫌他多事，一气之下也配合丈夫朝他脑袋上抡抡拳头，使他颇为委屈。一般来说，他不会与这些女人计较。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他也很乐意听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 什么是哩咯啷呢？它是个象声词，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更准确地说，它表示不那么正规、认真、专心的情爱，较多游戏色彩，一股胡琴小调的味，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不大说得清楚。正因为如此，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草丛里的野合是哩咯啷。男女之间随意打闹调笑一下，也可以被称之为哩咯啷。可以断定，如果马桥人看见了城里的交谊舞或男女同行，一定也会将其纳入哩咯啷的范围——一个婚姻之外缺乏明确分析和表述的广阔范围。 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沌意识区，哩咯啷是其中之一。 △龙 △龙 “龙”是粗痞之词，指男人的阳具。在马桥，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咒骂： 你这条死龙！ 你看他那筒岩（呆）龙！ 龙哎，你踩了我的脚都不晓得么？ …… 万玉口里也不干不净，但容不得别人把他骂作龙。一旦蒙受这种侮辱，他一脸涨红，摸到石头就是石头，摸到锄头就是锄头，要跟对方拼命，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最后一次看见万玉，是从县城里回马桥去，带去了他托我买的肥皂和女式袜子。我在他的茅屋前看见他的儿子，被他警觉地挡在门外，朝我吐口水。 我说我是来看他爹爹的。我的话肯定被床上的万玉听到了。他等我走到床前，突然撩起酱黑色的破蚊帐，一张脸闯上来。“看什么看什么，就这个样！” 这一点也不好笑。他的脸蜡黄，瘦若干柴，让我暗暗吃惊。 “好想念你，都要得相思病了。” 这同样没什么好笑。 问过病情，我可惜他没有到城里去唱歌，可惜没有吃到县招待所的肉包子。他连连摇手：“做好事，你做好事。搞农业的歌？那锄头尿桶戳里戳气的东西也叫歌？” 他叹了口气，说最有意思的是从前，从正月到三月八，什么事也不做，天天都是耍，都是发歌。这村发到那村，这山发到那山，好耍得很。他说伢崽女崽发堂歌，对面坐着发，发出意思来了，发完一首就把凳子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两张凳子合成排，两人相搂相偎，面颊厮磨，你在我耳边发，我在你耳边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有对方一人听得清楚。这叫“耳边歌”。他眉飞色舞两眼发亮：“啧啧啧，那些妹崽都是豆腐肉，一掐就掐得出水来的！” 这一天我也无聊，对下流歌有些好奇，央求他唱一点给我听听。他忸怩一阵，半推半就地约定：“这是你要我犯错误的？” “我给你买肥皂袜子，你就不感谢一下？” 他精神大振，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才算是润好了嗓子，运好了气。我突然发现，他如此矫健，如此雄武，病色一扫而光，眼里射出两柱电光。 他唱了几句，我还没来得及理解，他连连摇手，猛烈地咳嗽，说不出话来，手慢慢地伸向床沿。 “我怕是发不得歌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手很凉。 “不，你唱得蛮好听。” “真的好听？” “当然，当然。” “你莫哄我。” “不哄你。” “你说我往后还唱得？” “当然，当然。” “你凭什么晓得我还唱得？” 我喝水。 他目光暗了，长叹一声，头向床里面偏过去：“我唱不得了，唱不得了，这只怪何部长太毒辣了呵。” 他又开始了对何部长莫名其妙的仇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把一碗冷水喝得足够的长久。 几个月后的一天，远处来者不善地鞭炮炸响。我出门一打听，是万玉散发了，也就是死了（参见词条“散发”）。据说他死的时候床边根本没有人，硬了一天多才被隔壁的兆青发现。据说他落气时口袋里只剩下三颗蚕豆，家无隔夜粮。他留下一个十来岁的伢崽，早被他一个远方舅舅领走。他家徒四壁我是看到了的，到处是蛛网和鸭粪，空荡荡的屋里连一个柜子都没有，衣物永远堆放在一个破摇篮里，邻家的小鸡在上面跳来跳去。人们说，他一辈子就是吃了女人的亏，如果不是这样，他婆娘恐怕也不会同他打离婚的，总还要搞一口热饭给他吃吧。 他连下葬的棺木也没有，最后还是本义出了一箩谷，队上另外补助了一箩谷，为他换来两根杉树，做了个阴宅。 按照当地风俗，人们在他的棺木里枕了一小袋米，在他嘴里塞了一枚铜钱。给他换衣的时候，兆青突然发现：“他没有龙呵——” 众人一愣。 “真的！” “真真是没有龙！” 一个又一个去尸体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男人真是没有龙，也就是没有阳物，无不惊讶万分。 到了傍晚，消息传遍整个村子，女人们也在乍惊乍疑地交头接耳。只有罗伯有点不以为然，显得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猜也应该看得出来，万玉若不是个阉官子，为什么连胡子眉毛都没有？他还说，他早就听人说了，万玉二十多年前在长乐街调戏一大户人家的婆娘，被当场捉拿。那东家是长乐街一霸，又是伪政府的团防头目，不管万玉如何求饶，一刀割了他的龙根。 人们听完这些话，唏嘘不已。联想到万玉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女人面前讨好，给她们干活，替她们挨打，这是何苦来着？打了几十年的雷，没下一滴雨；喂了几十年猪，没吃一块肉，疯了么？作贱呵？到头来，连唯一的娃崽都不是自己的骨肉——人们想起来了，那个娃崽确实长得完全不像万玉。 没有了万玉，村子里安静多了，少了很多歌声。有时候好像听到了隐隐的尖啸，仔细一听，不是万玉，是风声。 万玉就埋在天子岭下。我后来上山砍柴，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清明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坟地里，他的坟最为热闹，坟头的杂草都被拔去了，有很多纸灰，有残烛和残香，还有一碗碗饭作为祭品。我还看见一些面熟和面生的妇人，村里的和远处来的，去那里哭哭泣泣，有的还红了眼睛。她们哭得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忸怩，其中张家坊一位胖妇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猛拍大腿，把万玉号啕成她的肝她的肺，痛惜她的肝和肺穷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自己只有三颗蚕豆。这几乎是一次女界自发集会。我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不来干涉这种眼泪。 复查说，他们都欠了万推匠的工钱，不会说什么的。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吧？他们觉得万玉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同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可疑关系，不再值得提防，不必同他计较。 △龙（续） △龙（续） 马桥人的龙有鹿角、鹰爪、蛇身、牛头、虾须、虎牙、马脸、鱼鳞等等，一样都不能少。这些龙画在墙上、镜上、柱上、梁上，或者雕花床上，还得配上波涛和云彩，海陆空一应俱全。这样看来，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动物，与远古时代的恐龙也完全没有关系。龙是一种中国式统合和融汇，是所有动物的集大成，是世上所有生命的概括抽象。 龙只是一种观念。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能的象征。有史学家认为它是远古各个部落图腾的融合之物，似乎言之成理。 把船做成龙形，就成了龙舟。我在马桥当知青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五月端午赛龙舟作为旧风俗也受到批判和禁止。我只听村里的人说，以前赛龙舟十分热闹，罗江两岸的人总要争个高下，输了的一方上岸以后，每个人都要以裤子包住脑袋，受尽人们的百般嘲笑和羞辱。我还听说，当时的龙舟都是用桐油刷上七七四十九遍，动手造船之前烧香拜神种种繁文缛节不说，造好之后不能雨淋，不可日晒，也不得轻易下水，到了比赛的日子，鼓乐大作，由年轻后生抬往比赛的起点。即便就是沿着江边走，也是船坐人，不能人坐船的。 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颠倒。 他们说，要让龙舟歇气，养足精神，不能累着了。 在这个时候，龙又成了一种动物，而且是个气力有限的家伙。 枫鬼▲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荫，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能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岂不是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祛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一比五千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这些都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很有经验地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干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二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小孩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土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一九七二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荫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猪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袄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肯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作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作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贵生 △贵生 冬日的一天，志煌的儿子雄狮挂着鼻涕，同几个放牛娃崽玩到北坡上，挖一个蛇洞，想挖出一条冬眠的蛇烧了吃。他们挖出一个沉甸甸的锈铁疙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雄狮拿一把镰刀把它使劲地敲，说要把铁疙瘩后面的两片尾巴打出几把菜刀，给他娘拿到街上去卖钱。 他敲出轰然一声巨响，把远处几个正在寻找蛇洞的娃崽震得离地尺多高，手脚在空中无所抓拿。他们摔痛了，回过头来，奇怪雄狮不知为什么不见了，只有纷纷扬扬的草叶和泥土，还有一些冰凉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娃崽们发现那些雨点居然是红色的，怎么有点像血？ 他们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还以为雄狮藏起来了，使劲地喊了一阵，没听见回答。其中有一个捡到了一根血糊糊的肉指头，有点害怕，捡回去交给大人。 后来，公社里来了人，忙了一阵。县里也来人了，忙了一阵，才得出结论：那是日本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丢下的一颗炸弹，推迟了三十年的爆炸。也就是说，中日战争在马桥一直延续到了这一年，要了雄狮的命。 志煌家两夫妇痛不欲生。尤其是志煌，以前总以为老婆与万玉有一手，雄狮很可能是个野种，对这个儿子不大亲得起来。万玉死了以后，他发现万玉其实不是个什么男人，才凝结渐解，对雄狮多了些父亲的笑目。从岭上的岩场里回来，常常给儿子掏出一些野板栗什么的。他没有想到，从这一天起，没有一双小手来接过这些板栗了。雄狮不在家里，不在田里，不在溪边，不在岭上，不在岭那边的什么地方，不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儿子变成了轰隆一声巨响，然后消散在永远的寂静之中。 雄狮脑袋特别大也特别圆，长出一身憨肉，眨巴眨巴的眼睛同他娘的一样明亮和漂亮，一瞟就瞟出女子的妩媚，让人联想到他母亲水水从前在戏台上的经历。人们见到他都忍不住要把他屁股或脸蛋抓捏一把，把妩媚争相搓揉。他讨厌这种干扰，除非给他好吃的，总是有点六亲不认，把外人敌意地打量。他眼珠一转，就能判断出你口袋里是否真有食物，你的笑脸是否值得他信任，或者是否需要暂时不动声色地等等看。他最痛恶长辈们的口头慈爱，把他烦急了，便一骂二踢三吐痰，最后一招就是冷不防的口咬。他一张狮口从咬奶头开始，咬遍天下。他在小学里的同桌，无论男女没有一个逃脱了他的牙齿。最后，连老师也不能幸免。 他用刀子割坏了桌沿，不愿向校长作检讨。“动不动就要检讨，真是惯死你们了！” 校长揪着他的耳朵去老师的住房，他反咬了校长一口，搂着裤子跳出老远，破口大骂。 “你这个畜生，老子打死你！”校长大怒。 “你现在打得赢我。等你老了撑着棍子走我屋门前过，我就要把你推到坎下去！” 他预告到很多年以后的胜利。 校长舞着扁担追出老远。 校长当然追不上，不一刻，雄狮这个肉球已经滚到对门岭上，在那里叉着腰继续骂：“李孝堂你这个死猪，你的毛鸟鸟出来了呵……” 他指名道姓骂校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摸清了这个名字。 当然，他不可能再读书了。旁人都说，志煌从来不管教他，才养出来这样一个祸害。哪是个学生？一条狗也要比他听话得多！ 他后来经常到学校去看一看，远远地看同学们齐声朗读、做操或者扔球。要是原来的同学看见他，他就做骑马的样子，“冲呵——嗒嗒嘀——”一跃一跃地跑远，好像自己正玩得高兴，对学校里的一切不以为然。 一天，他在岭上与另外几个娃崽玩沙子，因为霸占了一个装沙子的烂套鞋，被其他伙伴忌恨。几个娃崽决心报复，便在村子的水井里拉了一堆屎，然后一齐栽赃，说是雄狮拉的，叫叫喊喊地到大人们出工的地方报告。大人们一听都很生气，水水的脸上也挂不住，红一块白一块，冲着雄狮大骂：“你一天不闯几个祸就皮发烧是不是？” “我……没有。” “你还犟嘴！人家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人家不是瞎子，眼睛夹的不是豆豉。” “我没有。” “没有水吃了，你去挑？各家各户的水都由你去挑，到江里去挑！” “我没有！” “你还不老实？”水水甩出响亮的一耳光。雄狮晃了晃，脸上顿时出现红红的几个手指印。 眼看着水水还要动手，周围的几个妇人出来劝说，算啦算啦，娃崽们不懂事，总是这样的，打是要打几下，也莫打太狠了……这些劝说反而激发了水水的恼怒，反而成了一种压力，水水不更加义愤不更加凶狠些就没法与大家区别了，就不值得大家规劝了，事情就没有个像样的结局了。她必须挽起袖子才能对得起这种压力。啪，啪，又是两记耳光声爆出来，不像是从人脸上发出来的声音，倒像是从破木桶上发出的声音。 雄狮咬紧嘴唇，盯住母亲。眼里有泪光浮动，终于没有流出来，停了停，反而渐渐地消退。 这一天，他晚上没有回家，接下去的第二天，第三天……他还是没有回家。志煌和水水两口子到岭上满处找，村里的人也帮着找，直到大家都差不多绝望了，张家坊一个采药的老人才在岭上一个洞里找到雄狮。他睡在一个茅草窝里，已经形同野人，脸上除了两只间或一闪的眼睛，全是泥污，身上的衣服破碎成一条条的烂布。整整十一天，他就是靠野果子、草叶以及树皮为生，以致后来他被人们接回家里，水水给他煮了两个鸡蛋，他只吃了一口就做出龇牙咧嘴的奇怪模样，不再吃了，跑到外面坐在树下，直愣愣地看着大家，顺手揪下旁边的草叶往嘴里塞。周围的人大惊，放着煮鸡蛋不吃反而吃草，这不变了个畜生么？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一段经历，雄狮在轰隆一声巨响中消失之后，水水神思恍惚，好一段时间里不能相信儿子已经没有了。她还是往山上跑，在岭上声嘶力竭喊儿子的名字——以为他还藏在哪一个山洞里。直到人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把一直没有给她看的一个指头，小半只脚，还有两碗碎骨肉屑向她展示，她才眼球可怕地暴突，晕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有妇人对她说：“你要往宽处想，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宽处想了。你雄狮走得早一点也好，不是活了个贵生么？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天天都是耍，刚刚耍得差不多了就走了，一无病二不痛，是他的福气咧。你还想以后他造孽呵？” “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满生”，指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活过了这一段就是活满了，再往后就是“贱生”了，不值价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当然是死得早一点好，死得早一点才贵。 雄狮的父母没有理由悲痛。 村里的妇人们围在水水的床头，一个比一个更声情并茂。水水呵，你雄狮活一世也没饿过饭，几多好哩。你雄狮活一世也没有受过冻，几多好哩。你雄狮没看见爹死，没看见娘死，没走在兄弟姊妹的后面，不伤心不伤意，几多好哩。老天要是让他再活，也就要收婆娘了，要单门独户过日子了，今天同兄弟争个坛子，明天同姊妹争个碗，有时候还要同爹娘红起颈根吵一场，有什么意思？伏天里打禾，你不是没有看见过，上面日头烤，下面热水蒸，一天两头都是走黑路，一早上下到田里，是禾是草还要靠手摸。腊月里修水利，你也不是没有看见过，肩上磨得皮肉翻，打起赤脚往冰渣子上踩，冻得尿都屙在裤裆里。有什么好呢？你雄狮这一走，一点苦都没轮上，甘蔗咬了一头甜的，骨头啃了一头有肉的，一声喊去了，面前还有爹疼，有娘疼，有这么多叔子伯子热热闹闹送，真真是值得——你要往宽处想呵。 她们又说起上村的一个老倌子，五保户，儿女都在前头走了，现在一个人活得同狗一样，跛着个腿，连口水都不得进屋，造尽了孽。水姑娘你想想看，要是你雄狮命长，活个贱生，你不是害了他？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贱 △贱 老人家互相见了，总要问候一句：“你老人家还贱不贱？”意思是你的身体还好不好。打听老人的情况也常用这个词，比如：“盐早的娘还贱得很，一餐吃得两碗饭。” 在马桥的语言里，老年是贱生，越长寿就是越贱。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点，活得眼瞎了，耳聋了，牙光了，神没了，下不了床了，认不出人了，活着总还是活着。 大概是出于一些好心人的意愿，“贱”的这种用法很少见诸文字。记录方言的时候，“贱”多是转换成了谐音的“健”。健不健，倒也文通字顺，成了一句平常问语，淡去了人生的严厉色彩。 照这种说法，马桥最贱的是一个五保户，跛子，叫梓生爹。到底活过多少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活得儿子死了，孙子死了，曾孙子都夭折了，他还一跛一跛地活着。他活得有些着急，下定决心去上吊，绳子断了；下定决心去投塘，跳下去才发现塘里的水不够深。有一天晚上，他去志煌家借个碗，水水举着油灯开门，首先看见老人一张脸，细一看，还发现老人身后有两只发亮的圆球，像两盏灯。她有些奇怪，把油灯举得更高一些，这才一身发软：哪里是两盏灯？原来是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在梓生爹身后呼呼呼地喘气，耸起的背脊在黑暗中隐隐游动。 是一只老虫！——两盏灯呵呵呀是老虫的眼睛！ 水水不记得自己叫喊了没有，只记得一把将老人拉进门，然后紧紧地把门堵住，插上木栓，加上两把锄头顶住。 她吐匀气之后，从窗子里偷偷朝外看时，地坪里已经空空的了，只有淡淡的月光在悬浮。两盏灯已经走了。 后来的日子里，老虫再也没有出现过，大概只是在马桥偶尔过一下路而已。梓生爹对此事没有丝毫庆幸，倒有满心的悲哀。他说：“你们看我活得贱不贱？连老虫都嫌我没有肉，跟了一路都懒得下嘴。你说说这号人还活着做什么呢？” △梦婆 △梦婆 水水是平江县人，远嫁到罗江这边的马桥。她的妹妹据说是平江有名的花旦，戏唱得好，一脚莲花步走得人们啧啧啧。据说水水当年比妹妹还要貌艺双全，只是一生了雄狮，就落下了腰疾，嗓子也破了塌了，一开口就有气流割着喉管的嘶嘶声，任何话都是散散泼泼从喉管里漏出来。她从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脸上黑花花的，大襟扣没什么时候扣好过，总是塌下半边，一个匆忙起床的样子。她常常与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老婆子织布，找猪菜，筛糠米，听她们咳浓痰揪鼻涕，大概也不必怎么注意扮相，不必在暗淡的日子里来一点特别。 女人一落了夫家，尤其是生了娃崽，就成了妇人，成了婆娘，不怎么爱惜自己了。不过，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好几次，她出门捞猪食，胯骨两边甩，踏一双男人的破套鞋，沙哑着嗓子“呵嗬呵嗬”地赶菜园里的鸡，裤裆里红红的月水印渍都被路人看见。这很难说是一般的大意。 雄狮死后，水水成了梦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而且见不得薯藤，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一般来说，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晴天比雨天好一些。在这些时候，她目光清澈，待人接物，忙里忙外，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越来越阴暗的云雾，越来越滞重的呼吸，檐水滴滴答答的声音，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潮湿得透水的墙基和床脚，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入梦态。她更不能承受月光，一看到窗外的月光，就浑身发抖，把一条花头巾戴上，撤下来，再戴上，如此反复无数次。 如果不是志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她可以如此反复整整一个通宵。她总说这条头巾不是她的，把头巾扯下来。她又说她的头冷，不戴头巾是不行的，再把头巾戴上去。 水水与志煌终于离婚，娘家人把她接回平江去了。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的时候，问起了水水。人们很惊讶我不知道水水的情况，几乎就像惊讶我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你没听说过她？你真的没有听说过她？……他们不能容忍我的孤陋寡闻，也很为我可惜。他们说，水水现在的名气可大啦，她娘家常常被小汽车、摩托车、脚踏车包围，小摊小贩都借她的人气做生意。老远老远的人都来找她，请她猜彩票的中奖号码。那一段，乡下买福利彩票，买运动会彩票，买疯了，镇街一片萧条，百货无人问津，茶楼酒馆也顾客寥落，人们的钱全都拿去变成了彩票。乡干部们一个个急得大骂，说再这样下去连农药化肥都没人买了，生产还如何搞？生意还做不做？ 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不是巨商，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精神病人。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向他们讨好逢迎，不惜贿以包上红纸的金钱，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一举获胜。人们纷纷传说，从事这种预测，小孩比大人灵，女人比男人灵，文盲比读书人灵，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比正常人灵。 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萃，据说几乎屡测屡中，无算不灵，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 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说他也去找过水水。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说他坐长途汽车跑到平江，等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得以见到水水一面。他根本不会得到具体的指示，梦婆从来不会这样轻易将天机示人的。水水看了他一眼，只是指了指墙上一幅太阳出山的图画。编辑当然是机灵人，心领神会，回来之后立即想到了东方红，立即按《东方红》歌曲的第一句简谱|5 5 6 2|，填写了自己的彩票号码。他没有料到，几天之后，结果公布，他差点晕了过去：中奖号码是1 1 6 2！ 财运与他擦肩而过！ 他一点也不委屈，振振有词地说，这不能怪那个水水，只能怪他理解有误。他太愚蠢了，太愚蠢了！他居然忘了《东方红》第一句只是“东方红”，第二句才是“太阳升”么——其简谱刚好是|1 1 6 2|么！ 他给我这样说的时候，黑着脸一个劲长吁短叹。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s·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不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梦的释义》，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入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梦婆。他也一定能够理解马桥人对梦婆既可怜（在常理行之有效的时候）又崇拜（在天命秘不可测的时候）的矛盾态度。 “梦婆”一词精练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 “梦婆”在马桥的特别地位，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语言，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英语中表示“疯子”的用词之一是lunatic，源于词根luna，即“月亮”。这么说疯人也就是月人。月亮只能出现在夜间，当然已经接近了梦。读者一定还记得，水水的精神病态，确实是每每发生在黄昏到夜晚这一段时间，常常有油灯或者月光的背景。也许知识和理智需要清晰，不大容易存活于朦胧夜色；也许月光是精神病（梦婆的第一义）和神明（梦婆的第二义）天然的诱因。一个特别喜欢月光的人，一个特别愿意凝视月光或者在月光下独行的人，行止如诗如梦，已经徘徊在凡间俗世的边缘，具有心智超常的趋向。 这样说来，一切精神病院，应以月光为最大的病毒。 同理，一切神学院，一切超越科学的绝对信仰，都应以月光为最高启示。 △嬲 △嬲 我找遍了手头的词典，包括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没有找到我要说的字。我只找到这个“嬲”来勉强代用。“嬲”在词典里的意义是“戏弄、纠缠”，与我要说的意思比较接近。发音为niao，与我要说的nia，只是稍有些区别，希望读者能够记住。 嬲在很多时候用作脏词。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正人君子的字典，要进入校园、图书馆和大人物们会客室的精装词典，基于一种高尚的语言伦理，必须忽略它，至少也是轻轻带过，或者含糊笼统一下了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在马桥人那里，嬲是一个使用频度极高的词。一个人一天下来，说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嬲字司空见惯——他们不是按照常用词典来生活的。 嬲字在马桥有多种用法： （一）嬲，声发阳平，表示粘连的意思。比如把信封口粘好，他们就会说：“把信封嬲好。”对糨糊、胶水的粘黏性质，他们就会说，这些东西“巴嬲的”或者“嬲巴的”。磁铁石，即“嬲铁石”。鼻涕虫，即“嬲泥婆”。 （二）嬲，声发阴平，表示亲近、亲热、纠缠、肌肤粘贴鬓发厮磨的状态。“放嬲”，意思是同别人亲近和亲热，是主动型的。“发嬲”，是以某种神态诱导别人来与自己亲近和亲热，多少有被动的意味。这些词多用于小孩与父母、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中——一个少女在热恋中，对她的情人总是“嬲得很”。她的语气、目光、动作等等，可以使人联想到糨糊和胶水的性能。 （三）嬲，发上声，意指戏弄、逗耍、理睬、干预等等，与普通话中的“惹”字意义相近。比如“不要嬲祸”，“不要嬲是非”等等。马桥人还说“三莫嬲”，一是小的，二是老的，三是叫花子。意思是这三种人很难缠，最好不要与他们发生交往，更不要与之冲突，即便有理也要让三分，远远躲开才对。 这也是人们对待糨糊和胶水的态度，害怕一粘上就不易解脱，落个狼狈不堪。可见“嬲”字虽然用法多变，但内在的意蕴还是一脉贯通，有引申传接的轨迹。 （四）嬲，发去声，意指两性行为。北方话中也有类似的词，比如“肏”，发音cao，后来在很多文字作品里多误用为“操”。一些在北方当过兵或混过生活的人，把这个词带到了南方，带到了马桥。 其实，北方来的“肏”，与“嬲”似乎有些不同。首先，“肏”的字形表示出这是男性的动作，辅以干脆、急促、暴烈的发音自然十分合适。“嬲”的发音则是柔软的、缠绵的、舒缓的，暗示一种温存的过程。从“嬲”的原意来看，或者至少说，从这个字上述各种所指的意义联系来看，“嬲”的状态，当然是指一种粘连、贴近、缠绕、亲热、戏弄的状态，即多少有点像糨糊和胶水的状态，没有暴力的进攻性。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生理学调查，证实女性的性亢奋比男性要来得慢，往往需要有足够的温存才能将其激发。这是一个嬲（阴平声）的过程，是一个嬲（阳平声）的过程，也是一个嬲（上声）的过程，需要男人们注意和配合。一个大胆的推测可以由此而产生：“嬲”比“肏”更合乎女性的生理特点，更能得到女性的注重。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女性语言的话，运用最多的性事用词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湖南省江永县曾经发现过一种女书，是一种只在妇女中流传和使用的文字，受到女权主义者们的极大关注。即便如此，女人能否有一种独立的语言，我仍然十分怀疑。但考虑到南方现在还残留着好些母系社会遗迹，考虑到南方在历史上比北方进入男权社会要晚一步，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在南方语言里得到相对多一些的体现，倒是有可能的。我愿意把“嬲”字看作这个大胆揣测的证据之一。 △下（以及穿山镜） △下（以及穿山镜）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因此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而相反的一切，则只能同耻感的下体一样永远屈居于下。 据说马桥以前特别的下，公社干部狠狠整过一下，才正经多了。公社何部长下到村里收缴超额的自留地、自留粪、自留鸡鸭等等，还在大会上出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两个长长的镜筒：“这是什么？穿山镜！有了这个东西，你们不管做什么下事，我都看得见！抓住一个，处分一个！抓住十个，处分十个！决不手软！” 其实是望远镜，是公社林业站的，用来观察山火的。 连本义听这话也面色紧张，对望远镜不安地看了一眼，又看一眼。人们以后果然不敢乱说乱动，万玉一连几个月口都要闭臭了，打死他也不唱觉觉歌。一到夜晚，大家早早睡了，村里安安静静，没有灯火。好多人还说，那一段他们连老婆都不敢碰。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看，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万玉对何部长的抱怨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把望远镜所代表的性保守观念当作共产党的特产，却不是事实。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广州、武汉等地都出现过军政府禁止交谊舞的事件，交谊舞被视为“有伤社会风化”的淫乱。更早一点，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西厢记》被列为禁演戏曲名录的榜首，爱情小说和诗词都是官方眼中的“秽恶之作”，一批批被搜缴和焚烧。一个“下”字，不仅仅是马桥人现在的用词，几乎贯串了漫长历史，透出了汉语思维几千年来对性爱行为一脉相传的道德偏见。只要这个“下”的命名没有取消或改变，人们要真正、全面、彻底走出偏见的阴影都是相当困难的。何部长即便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已经内化于他骨血中的心理定势。他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词典的运用者，操着望远镜在词义的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像一只驴戴上了笼套，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到底是何部长应该对他的刻板和僵硬负责，还是一个“下”字早已成了何部长的笼套——因此，包括马桥人在内的一切这样运用汉语的人应该对何部长负责？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公地（以及母田） △公地（以及母田） 马桥人在地上除了说吃，最爱说下流话。各种下流话可以大胆得让你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哪怕最普通的什么东西，萝卜、犁头、扁担、山洞、水井、山头、飞鸟、舂臼、草地、火炉……无一不可以引起他们下的联想，成为他们下的借口或比拟，启动大同小异上过于重复的玩笑和故事，引爆炽热的笑闹。尤其是在地上下种的时候，他们七嘴八舌的口头流氓犯罪更为猖狂。 姐姐撵我快步走， 撵得我像滑泥鳅， 泥鳅最喜米汤水， 钻进米汤滑溜溜。 …… 这样的歌在下种时节就算是相当文雅的了。在平时不能唱，政府禁止，但在下种时节则受到人们的鼓励，干部们也装着没听见。万玉说过，这叫“臊地”，因此越下作越好。没有臊过的地是死地、冷地，是不肯长苗和结籽的。 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禾种是准备下田的，所以浸泡禾种的活一定由男人干，妇人靠近一下，看一下，都是大忌。 出于同一个道理，公地必须由女人来“臊”，女人在地上的临时性粗痞，不仅是合理的，正当的，可得允许的，还总是得到老农们的赞扬。与其说这是娱乐活动，倒不如说这是生产斗争，是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的神圣使命。一些女知青不习惯，碰到这种情况免不了躲躲闪闪别别扭扭，皱眉头塞耳朵，搞得本地的妇人们扫了兴，也“臊”不起来，男人们就会很着急，让队干部把女知青调到其他地方去做事。 我亲眼看见过妇人们在地上的猖狂，比如把一个后生拉到地边，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裤子，往他的裆下体甩两团牛屎以示教训，然后哄笑着散开去。她们当然不会这样来对待知青，但也时常有些小骚扰，比方拿你的草帽垫坐，然后发出一浪哄笑；或者把你叫过去，让你猜一个谜语，又发出一浪哄笑。你心神不定没有听清谜语是什么，但从她们疯野的大笑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谜语不必猜，也万万不可猜。 △月口 △月口 田是母的，是雌性，于是田埂的流水缺口就叫做“月口”。人有月水，即普通话里的月经，那么田也就有月口，没有什么奇怪。 根据田里禾苗的需要，随时调节水流，把各个月口及时堵上或挖开，是看水人的任务。一般是老人充当这个角色，肩着一把锄头，独自在田垄里游转，有时在深夜也会播下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每一声都特别的清晰和光洁精密，像一只一只闪亮的石块，留在不眠人的夜里。 月口处总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清流，有时还有小鱼逆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她们走过月口后就像变了个人。她们的容光在一整天的劳累中锈蚀了，只有在归家的途中，流水淙淙的月口才能把容光突然镀亮。 △九袋 △九袋 在我的印象里，乞丐只可能具有衣衫褴褛面容枯槁的形象。把乞丐与奢华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谬。我到了马桥以后才知道自己错了，世界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乞丐。 本义的岳丈，就是一个吃香喝辣的乞丐，比好多地主的日子还过得好。但他没有一寸田土，不能划为地主。也没有铺子和工厂，算不上资本家。当初的土改工作组勉强把他定为“乞丐富农”，是不得已的变通。历次复查阶级成分，工作组觉得这个名称不伦不类，但确实不能从政策条文中找到合适的帽子，不知如何结论，只得马虎带过。 这个人叫戴世清，原住长乐街。那里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谷米、竹木、茶油、桐油、药材的集散地，当然也就人气旺盛，青楼烟馆当铺酒肆之类错综勾结，连阴沟里流出来的水都油气重，吃惯了包谷粥的乡下人，远远地只要吸一口过街的风，就要腻心。长乐街从此又有了“小南京”的别号，成为附近乡民们向外人的夸耀所在。人们提两皮烟叶，或者破几圈细篾，也跑上几十里上一趟街，说是做生意，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只是为了看个热闹，或者听人家发歌、说书。不知从何时起，街上有了日渐增多的乞丐，人瘦毛长，脸小眼大，穿着各色不合脚的鞋子，给街市上增添了一道道对锅灶有强大吞吸力的目光。 戴世清是从平江来的，成了这些叫花子的头。叫花子分等级，有一袋、三袋、五袋、七袋、九袋。他是九袋，属最高级别，就有了“九袋爷”的尊称，镇上无人不晓。他的讨米棍上总是挂着个鸟笼，里面一只八哥总是叫着“九袋爷到九袋爷到”。八哥叫到哪一家门前，他不用敲门，也不用说话，没有哪一家不笑脸相迎的。对付一般的叫花子，人们给一勺米就够了。对九袋爷，人们必须给足一筒，有时还贿以重礼，往他衣袋里塞钱，或者腊鸡爪——他最爱吃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盐商不懂此地的规矩，只打发他一个铜钱。他气得把铜钱叮当一声甩在地上。 盐商没碰到过这种场面，差点跌了眼镜。 “岂有此理！”九袋爷怒目。 “你你你还嫌少？” “我九袋爷也走过九州四十八县，没见过你这样无皮无血的主！” “怪了，是你讨饭还是我讨饭？你要就要，不要就赶快走，莫耽误了我的生意。” “你以为是我要讨饭么？是我要讨饭么？”九袋爷瞪大眼，觉得真应该好好地教育这个醒崽一番才对，“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流年不利，国难当前，北旱南涝，朝野同忧。我戴世清虽一介匹夫，也懂得忠孝为立身之本，仁义为治国之道。君子先国而后家，先家而后己。我戴某向政府伸手行不行？不行。向父母兄弟三亲六戚伸手行不行？也不行！我一双赤脚走四方，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抢不偷，不骗不诈，自重自尊，自救自助，岂容你这样的势利奸小来狗眼看人低！有了两个臭钱就为富不仁的家伙我见得多了……这个臭钱你拿走，快拿走！” 盐商没听过这么多道理，被他横飞唾沫刷得一退一退的，只好举手告饶：“好好好，说不过你，我还要做生意，你走吧走吧。走呵。” “走？今天非同你理论个明白不可。你给我说清楚，是我要讨饭么？我今天是来找你讨饭么？我什么时候开口说过这句话？……” 盐商苦着一张脸，多掏出了几枚铜板，往他怀里塞，有一种败局已定的绝望。“是的是的，今天不是你要讨饭，你也没找我讨饭。” 九袋爷不接钱，气呼呼地一屁股在门槛上坐下来。“臭钱，臭钱，我今天只是要讨个公道！你要是说在理上，我的钱都给你！” 他掏出一大把铜板，比盐商的铜板还多得多，闪闪发亮，引得很多小把戏围上来观看。 后来，要不是他突然产生上茅房的需要，盐商完全没有办法让他离开门槛。他返回时，盐铺已经紧紧关门了。他操着棍子使劲打门，打不开，里面有男声女声骂出来，嘴臭得很。 几天之后，盐铺正式开张，做了几桌酒肉宴请镇上的要人和街坊。鞭炮刚响过，突然来了一群破破烂烂的叫花子，黑压压的发出莫名的酸臊味，围着盐铺喊喊叫叫。给了他们馒头，他们说是馊的，一个个甩回来。给他们一桶饭，他们又说饭里面有沙子，把饭吐得满地满街。路人都没法下脚，吃酒席的客人也连连招架溅上鼻子或额头的饭粒。最后，四个叫花子敲锣打鼓，窜到席间要唱花鼓贺喜，但身上全抹着猪粪狗粪，吓得客人一个个捂住鼻子四散而逃。他们便乘机朝桌上的佳肴一一吐口水。 客人跑了一大半，盐商这才知道九袋爷的厉害，才知道自己嬲了大祸。他托街坊去向九袋爷求情。九袋爷在河码头边一棵大树下睡觉，根本不理睬。盐商无奈，只好备了两个腊猪头两坛老酒，亲自去谢罪，还通过街坊拿钱买通了一个七袋，也就是级别仅次于九袋爷的丐头，从旁撮合。戴世清这才微微睁开眼皮，恨恨地说天气好热。 盐商赶快上前给他打扇。 戴世清一个哈欠喷出来，挥挥手，说我晓得了。 他意思很含糊。但盐商讨得这句话已经不易，回到家，竟然发现叫花子们已经散去，只剩下四个自称是五袋的小丐头，围一桌酒肉海吃，也算是留有余地，不过分。 盐商笑着说吃吧吃吧，亲自为他们斟酒。 流丐进退有序令行禁止，戴世清做到这一点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说原来的九袋是一个江西跛子，勇武过人，一根铁拐棍在丐帮里无可匹敌。但此人心黑，收取的袋金太重，划定丐田的时候好田尽归他侄儿，也就是说，油水足的地段从不公平分派。当时位居七袋的戴世清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黑夜，率领两个弟兄将其乱砖砸死。他当了九袋之后主事比前朝公道，重划丐田，肥瘦搭配，定期轮换，让每个人都不吃亏，都有机会到大户“刷碗”。他还规定帮内人凡有病痛，不能下田的时候，可以吃公田，到他那里支取一定袋金，这更使帮内人无不感激。 九袋爷不仅有丐德，还有丐才。河边有一个五莲禅寺，有一颗从普陀山请回的舍利，香火很旺，几个和尚眼看越长越肥了。但从来没有人去那里讨回过一碗米，怕得罪菩萨，也不敢去那里强取。戴九袋爷不信邪，偏要刷刷这只“碗”。他独身前往，求见住持法师，说是疑心寺内所藏舍利的真假，想亲眼看一看。和尚没有提防，小心翼翼从玻璃瓶里取出舍利，放到他手中。他二话不说，一口就把那颗舍利吞下肚去，气得对方浑身发抖，揪住他的胸襟就打。 “一到你们这里就特别饿，不吃不行的。”他说。 “打死你这个泼皮！”和尚们急着操棍棒。 “你们打，你们打，闹得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们几个秃卵丢了舍利子是不是？”他及时威胁。 和尚们果然不敢真下手，只是团团围住他，欲哭无泪。 “这样吧，你们给我三十块光洋，我就还舍利子。” “你怎么还？” “那你们就不要管了。” 对方不大相信他的话，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急忙忙取来光洋给他。戴世清一一清点，笑纳于怀，然后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一种大泻药。 他吃下巴豆，片刻之后鼓着眼睛在佛堂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人总算从泻物里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地重新置于玻璃瓶。 这以后，他乞无不胜讨无不克，名气越来越大，势力也扩展到罗水那边的平江县一带。连武汉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同行也远道来拜访过他，口口声声尊他为师。他烧一块龟壳，就能卜出什么时候行丐最好，去什么方向行丐最有利，别的人照他说的去做，没有不发的。街上人办红白喜事，席上总要给他留出上宾的位子。不见他来，就担心一餐饭吃不安稳，担心叫花子们前来吵棚。一位当过道台的朱先生，还曾经赠给他楹联匾额，黑底金字，花梨木的质地，重得要好几个人来抬。 两联是：“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贵贱浩宇胸中。” 横匾是：“明心清世”——暗嵌了九袋爷的名字在其中。 九袋爷有了道台送的匾，还在长乐街买了一处四厢三进的青砖豪宅，放贷收息，收了四房老婆。他当然不用天天去讨饭了，只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才亲躬，在街上走一轮，算是身体力行与手下打成一片。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知情人知道，他不讨还不行，据说十天半月不讨一讨饭，就脚肿，而且只要有三五天不打赤脚，脚上就发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他最重视大年三十讨饭。在每年的这一天，他拒绝一切宴请，也不准家里生火，强令四个老婆都脱下绫罗丝棉，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衫，每人一个袋子或一个碗，分头出去讨。讨回来什么就只能吃什么。铁香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也在他打骂之下，哭哭泣泣地随他出门，在刺骨的风雪里学讨饭，敲开一家一家的门，见了人先叩头。 他说，娃崽不懂得苦中苦，以后还想成人？ 他又说，世人只知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可惜。 他后来被共产党定为“乞丐富农”，是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剥削七袋以下的叫花子），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他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刚来时还把他当过依靠力量。那时候清匪反霸，一些散匪四处逃躲。戴世清配合工作队，派出叫花子当眼线，留意街上来往的可疑分子，还到一家家去“数碗”，也就是借口讨饭其实暗中注意各家洗碗之多少，从而判断这一家是否增加了食客，是否暗藏着可疑人员。不过这当然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戴世清完全没有料到，革命最终也革叫花子的命，竟把他当作长乐街的一霸，一索子捆起来，押往四乡游斗。 他最终病死在牢中。据他的难友们回忆，他临死前说：“大丈夫就是这样，行时的时候，千人推我也推不倒；背运的时候，万人抬我也抬不起来。” 说这话的时候，他早已站不起来了。 他的病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了，剪开了边也还是套不住，脚踝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两袋米。然后，红斑照例出现，个把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他抓挠得脚上已经见不到一块好皮，前前后后都是血痂。监房里彻夜都听到他的喊叫。他也被送到医院里去诊过。但医生打的盘尼西林对于他没有一点作用。他跪在牢门前把铁门摇得咣当响，哀求看守的人： “你们杀了我，快点拿刀来杀了我！” “我们不杀你，要改造你。” “不杀就让我去讨饭。” “到了街上好跑是不是？” “我喊你做菩萨，喊你做爷老子，快点让我去讨饭。你看这双脚要烂完了哇……” 看守冷笑：“你不要到我面前来耍诡计。” “不是耍诡计。你们要是不放心我，拿枪在后面押着也行。” “去去去，下午搬窑砖。”看守不想再啰嗦了。 “不行不行，我搬不得砖。” “不搬也要搬，这叫劳动改造。你还想讨饭？还想不劳而获好逸恶劳？新社会了，就是要整直你这号人的骨头。” 看守人员最终没有同意他去讨饭。几天之后的一天早上，犯人们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戴世清还缩在被子里。有人去拍醒他，发现他已经硬了。他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枕边的窝草里飞出四五只吸血的蚊子。 △散发 △散发 人们向我说戴世清的故事时，用了一个词：“散发”。他们说，铁香的老子不讨饭，就散发了。 显然，散发是死的意思。 这是马桥词典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之一。比较起来，“死”、“死亡”、“完蛋”、“老了”、“去了”、“见阎王”、“翘辫子”、“蹬了腿”、“闭了眼”、“没气儿”、“万事皆休”等等，作为“散发”的同义词，都显得简单而浮浅，远不如“散发”那样准确、生动、细腻地透示出一个过程。生命结束了，就是聚合成这个生命的各种元素分解和溃散了。比如血肉腐烂成泥土和流水，蒸腾为空气和云雾。或者被虫豸噬咬，成为它们的秋鸣；被根系吸收，成为阳光下的绿草地和五彩花瓣，直至为巨大辽阔的无形。我们凝视万物纷纭生生不息的野地时，我们触摸到各种细微的声音和各种稀薄的气味，在黄昏时略略有些清凉和潮湿的金色氤氲里浮游，在某棵老枫树下徘徊。我们知道这里寓含着生命，无数前人的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他们停止脉跳的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及其故事也顿时溃散为人们回忆和传说中的碎片，经历不算太久的若干年，就会最终完全湮灭于人海，再也不可能复原。 四季可以循环，钟表的指针一直在循环，只有一切物体的散发是不可逆返的直线，显示出时间的绝对。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增熵的过程，即一个有序的组织，缓缓耗散为无序、匀散、互同、冷寂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尸骨与坟泥已无从区别，戴世清的脚与牙齿已无从区别。 与散发相反的当然是敛结与聚合。聚合是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精血聚合为人，云雾聚合为雨，泥沙聚合为石，语词聚合为思想，日子聚合为历史，人与人聚合为家族、政党或者帝国。聚合力一旦减弱，就是死亡的开始。有时候事物越是扩张和旺盛，越过生命力的支持限度，内在的聚合也就越困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马桥人的“散发”不仅仅指示人的死亡，到了后来，也用来指示任何一种糟糕的情况，尤其是指隐藏着的盛中之衰。 多少年后我听他们评价电视，就听见有老人惊惧地说：“天天看电视，看大一颗心，不散发了？”这样说无非是担心，人从电视里获取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人被电视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欲望，何以聚合？倘不能聚合，岂不完蛋？ 我不能评价他们对电视的恐惧是否合理。我只是体会到他们说的“散发”，已经比二十多年前有了大为延展的内涵。我还体会到他们对任何散发式的状态，比如人在缤纷电视面前心神奔放的状态，与更大世界融合的状态，持有一种马桥人的顽固警觉。 △流逝 △流逝 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词。 《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是这样解释的：流势，也作“流澌”。屈原《九歌·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今作马上、立刻、飞快。如“他饭也不呷，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是这样解释的：流些=流时，副词，连忙：“听到咯个消息，他流些跑来了。” 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等作品中经常用到“流水”，比如：“天下雨了，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 除了“流澌”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流势”，“流些”，“流时”，“流水”，“流逝”，它们稍有差异，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即“马上”。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正如“马上”只可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流逝，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还是浩荡大河，都一去不复返，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很自然有惜阴的紧迫感。流逝也许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缓慢，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流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必须急匆匆地行动，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唯一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唯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人，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份。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到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话，满鼻子是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这个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嵌入了我的一九八二，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使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中国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炸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团长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个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装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泅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鞑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碗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鞑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八”，也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一九四八”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词有以下一些： （一）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二）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个命名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按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三）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做“义竹”。这件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倒也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工夫，比比画画，才能向外来人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四）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自己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五）马文杰招安那年。 马文杰招安是一件远近闻名的大事，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用这件事来定位时间，在马桥人来说当然很方便，最容易让外人明白。 当然，说到招安，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那一年本来气氛非常紧张。腊月里好多乡下人都在编草席往县城里送，准备裹死尸。据说平江那边来的杆子，归顺了省军，以“彭叫驴子”为大帅，号称有一万人，有三门大炮，要同马文杰以及罗江两岸的所有杆子决一死活。马文杰是不打算活了，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众人，准备了自己的棺材。他只向彭叫驴子提了一个要求：仗不要在城里打，免得老百姓吃亏，最好到罗水下游的白泥塘那边去打。彭叫驴子根本不听，把马文杰派去的信使割了头，挂在白沙镇东门外的桥头。那里的乡人上街不敢过桥，只好从桥下中蹚水过河。 消息传来，县城里的老百姓呼啦一声都跑光。过了一段，没听见炮响，也没见彭叫驴子省军压境，倒是马文杰发了布告，说不打了。而且他还有了新头衔：县长兼暂编十四师师长。他带着人在长乐街吃狗肉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手下的人都穿了国军服，还有几支油亮亮的洋式连珠枪。 在后人看来，马文杰在国民党大失败的年头，居然靠上了国民党，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对此，光复向我反复解释，他爹本来是要投靠共产党的，阴差阳错才投错了门。他爹当兵吃粮在外面混过几年，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共产党的事，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能征善战，没有什么恶感。他被省军逼急了的时候，派他的结拜兄弟王老幺去找共产党。王老幺有一个姐夫在浏阳当木匠，跟共产党走得很熟。但事情偏偏不巧，王老幺刚刚上路就碰了鬼，背上发了个大疖子，贴上草药，痛得在客栈里多睡了两天。等他赶到浏阳时，姐夫刚刚去了江西。 “两天，就是两天。王老幺当时要是没生疖子，接了令箭流逝就去，我爹不也成了共产党？” 光复喝下一口酒，瞪大眼睛对我这样说。 光复当然有理由痛惜。正是那短短的两天，改变了马文杰以及手下一百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光复的命运。王老幺没找到共产党，后来在岳阳经一个戏班老板介绍，见了国民党b系军阀的一个副官。b系军阀招安马文杰，一切安排就是从那次见面开始。 这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开始全面溃败的时候——只是乡下人在冷寂的冬季里，不知道这一点。我猜想，也许b系军阀当时心知大势已去，四处招安四处发枪，只是想给即将南下的共军增加一点骚扰和破坏。或者，就像后来一些历史资料上披露的那样，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军属国民党h系，与b系有隙，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b系企图在h系的地盘上网罗散匪，扩充自己的势力，牵制h系。不管怎么样，b系的招安和慷慨支援使马疤子这个乡下人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对方给他的一纸委任状，还有八十条枪，以及罗水两岸一时的平安。他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知道b系长官的真实用心（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还以为只要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 他和手下人喝酒庆祝的时候，不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正在把自己引入地狱。 一九四八年在罗江干枯而暴露的沙洲上流逝而去，把一场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悄悄推移南方。但对于马疤子及其手下人来说，他们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与国民党b系或h系军阀们公文包里的一九四八年不是一回事。这正像几年之后，红色的县武装大队用机关枪对马疤子手下数十名“暴动未遂犯”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记忆中革命胜利排山倒海的一九四八年，与马疤子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同样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时间的错接。 △打醮 △打醮 罗江两岸的散匪各自为政。比较来说，马疤子在各路杆子中威望高一些，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兵强马壮，也因为他有神功。他信青教，天天要打醮，设上香案敬观音菩萨，带着手下人盘腿坐在蒲团上，口中念念有词。据说久坐者心静，神清，道深，术高。他十多年咳痰的老毛病就是这样坐好的。他手下的队伍后来无论到何处坐有坐规，站有站相，渴上两天饿上两天，照样可以疾跑如飞上阵打仗。有些人说得更玄乎，说曾经亲眼看见他们打仗，刀砍在他们身上硬是不出血，枪打在他们的旗子上硬是打不穿，不用说，这都是蒲团上坐出来的结果。 马疤子的队伍还有个特点，行军打仗从不穿鞋，爬山跳沟却十分灵活，无论砺石还是铁钉，都伤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把他们叫做“赤脚军”，说他们天天晚上要念十三太保的神行密咒，才练出了这等的功法。光复后来告诉我，这当然是夸大。打赤脚只是为了跑动快捷，用一种名叫楮汁和婴子桐的两种植物捣成膏，涂敷脚掌，等膏汁干了以后再涂敷，如此重复数遍，脚下就有了一层壳，比什么鞋底都坚硬——这是他父亲在外从军的时候，从湘西苗人那里学来的办法。 人们对这支赤脚军十分惊奇。他们走到哪里，一些娃崽、老太婆也要跟着他们打醮，坐蒲团。当然也有没坐好的，一旦走火入魔，就癫了。马疤子劝一般人不要跟着他学，不要随便打醮。 他说打醮最要紧的是清心寡欲，要积德行善。当时粮食紧缺，杆子们到处打劫。马文杰一进城就常常被一些男女老少拦着哭诉喊冤，有的钱被抢了，有的媳妇被抢了，盼着马老板行个公道。 马文杰在长乐街邀集各路杆子的头目，开过一次会，说浮财就算了，但人一定要放，禾种和牛一定要还。若误了农时，伤了农本，你们就不怕老天降罪？各路杆子看他独身一人踏着草鞋来开会，不带卫兵甚至不带一枪一弹，只觉得一股正气压人，还未开腔就先怯了三分。有人看着看着花了眼，看出他头上一圈白光，白光上面还有紫色云彩，于是更加诺诺。大家喝完一桌酒，抽刀劈下一个桌子角表示立誓，分头回去照办。 马疤子从此有了马大青天的名声。人们说，马疤子的队伍要粮不要钱，吃饱不带走。也就是说，手下人走到哪里，肚子饿了可以向老百姓要吃的，但只管一顿，除此以外的夺取都视为扰民，一经发现必须治罪。有一次，他手下的两个兵在脸上抹了把烟灰，让人家认不出，晚上冲进县中学校长的家，抢了校长老婆手上的两个金镯子。校长家的一个保姆，情急之下在门槛外泼了一盆柴灰，留下了他们出门时的脚印，第二天再请马疤子来看现场。马疤子回去查鞋底，很快就查出了两个劫匪，当下把他们站笼子。两个都用铁丝穿锁骨，关在木笼子里示众三日，穿铁丝的肉洞腐烂出一股臭味。然后一个烧死，烧得身上冒黄油，皮子炸炸地响。另一个不算首犯，从轻发落，就用刺刀捅死，留下一具尸——当时刺刀几进几出都别弯了，血从刀眼里喷出来，溅几尺高，把旁边一堵粉墙染红大片。 两个死囚一直不求饶，不喊叫，哼也没有哼一声。 值价！在场的汉子无不感慨佩服。 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这一点没法不让其他杆子另眼相看。 从那以后，马疤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他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做“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一路畅通。有时对方还会好意留饭，送上一条牛腿或者两瓶好酒，攀个交情。 △打起发 △打起发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已经收录了这个词，解释如下： （一）小偷小摸：逃兵荒时，城里好多人跑光了，他乘机进城去打起发。 （二）占便宜：他蛮厉害，你莫想打他的起发（你休想占他的便宜）。又：打秋风是明的，打起发是暗的。 马桥人也使用这个词，用出一种津津有味乐不可支的味道。这个词特指那一年马疤子的队伍赶走国民党军队h系的彭叫驴子，打进了平江县城，罗地十几个乡足有上万的农民跟着进去，狠狠地发了一次财。有的抢了盐，有的抢了米，有的一身鼓胀胀地套上十层妇人的褂子，热得满头大汗。还有的运气不大好，什么也没捞着，就提一个桶或者背一张门板回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本义他爹，叫马梓元，担着上百皮瓦出城，累得大口喘气，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同村的人笑他醒，何不担一担泥巴回去？你在家里连泥巴都没有见过么？他满意地说，他家不缺盐米，也不缺衣，就是砌猪栏屋时少了几十皮瓦。他看中了这些长茅洲的好瓦，正合适！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他更不明白什么电灯不电灯。当时有几个后生用砍刀割下了城里的灯泡，准备带回去挂在自家的屋梁上，说那家伙到了晚上就亮，风都吹不黑。马梓元觉得那完全是诳人，世上不可能有那样的宝贝。 打起发后来成了马文杰的“罪行”之一。他没料到有这么多人跟着他进了城，为了治理乱局，他曾经命令手下人弹压劫匪，其中受伤的就有本义他爹——他因为肩上的瓦太重，出城时落在最后面，被士兵追上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只觉一阵凉风嗖嗖而过，半边脑袋包括一只眼和一只耳朵，已经随着雪亮的刀刃而去，飞向了空中。剩下的另一半架在肩上，随着肩膀还冲冲地走了十多步。整个身子甩手撩脚的，担子一跃一跃，好一阵才颓然仆地。身后的杀手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马桥的老人们说，清点尸体的时候，幸好有人发现本义他爹的脚还能动弹，摸一摸，手还是温的，口里还有一丝活气。马文杰从这里路过，认出了本村的熟人，连忙找来郎中疗救，搅一盆止血的药泥糊住伤口，像严严实实封住了一个坛子口。郎中又往他口里灌了些米汤，等一等，见米汤居然咽下去了，就说：“还不该死。” 本义他爹被人们送回马桥以后还活了五年多，虽然只剩了半个头，做不了田里的功夫，也说不了话，但在檐下打个草鞋，铡点猪食，还是可以的。 半头人从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免得惊吓大家，尤其是惊吓娃崽。他成天躲在屋里，有点耐不住闲，只好做事。这样下来，他比一般正常人做的事还要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相信，更无法想象一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忙里忙外的情景，但老人们都这样说，硬说他们都穿过本义那个半头老爹编出来的草鞋。我只好让他们说去。 △马疤子（续） △马疤子（续）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文杰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支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文杰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文杰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称好。 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系和h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手；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曾经利用马疤子牵制湘系，那么，好吧，h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巴佬哪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共产党本就不相信投诚人员，一直想剪除后患；或者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戛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号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老师长！三爷！他三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嘣嘣嘣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要给我们做主呵……”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家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才投诚的呀。你如今怎么袖手观旁呵？”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 …… 有一个婆娘红了眼，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叭叭扇来两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亏呵。你这个骗子，两头蛇！你还我家的晋华呵——” 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文杰的衣襟已经撕破，脸上和手上已被对方抓出了几道血痕。 马文杰慢慢才听明白。他去州里开会的这一阵，县里据说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秘密喝了鸡血酒，往县政府的粮车还扔过炸弹，据说更大的暴动也在计划中。不料有一封密信被政府截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参与暴动的反革命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只等到政府的通知，要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流满面。他朝满屋的女人一一抱拳，一一下跪：“兄弟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呵……”他一边哭一边急急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包括几只镯子几只耳环，塞给了死者眷属们。马文杰平时把一些散钱随处乱丢，丢在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里，由他婆娘跟在屁股头收捡。这些钱现在也派上了用场。 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多数来客送回去。没有回去的曹家一母二子，就在马家住下了。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此时借住在一个古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 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看郎中。刚走出巷口，他碰到正街上拥挤的人流，那里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还有纪念抱落乡三位革命烈士的追悼大会。武装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 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 “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 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 “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 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 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 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份，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画着问他，你天天打醮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烧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醮，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人杀了几个打起发的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游说毕竟为新政权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北京做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荆界瓜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被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咚咚咚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子，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伞匠铺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迁往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孑孓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肥，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 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一九四八年（续） △一九四八年（续） 我曾经以为，时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均量的、匀速的东西，就像平均分派而且方正整齐的一块块透明流体。不，其实这只是我们肉体感受到的时间，比方说是我们按部就班地诞生、发育、衰老直至死亡。但人不是树，更不是石头。也许，在某种物理的时间之外，对于人更有意义的是心理时间。 一个人的幼童期总是漫长的，一个人在动荡时期、危险时期、痛苦时期所感受的时间也总是漫长的。毫无疑问，漫长是一种感受，出于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特别明晰的记忆，特别丰富的新知。在一些日子过得舒适而单调的人那里，在一天被一百天重复而一年被十年重复的生活里，我们则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时间不是拉长了，不是放大和增容了，而是越来越匆促，越来越缩短，最后几乎成了一个零，眨眼之际就无影无踪。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镜中的老人就是自己，免不了瞪大恐惧的双眼。 同样的道理，我们知之甚少的时间，比方古人的时间，比方遥远国度的时间，总是模糊不清，几近消失，足以忽略，就像远方的一切，都在我们视野的尽头微缩如尘，与空无没有多少差别。我以前读美国小说，就发现我对那个国家的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常常混同莫辨。而英国的十三世纪和十五世纪似乎更是一回事。我暗自吃惊，一本小说背后一代人或好几代人绝不可混同也绝不可忽略的生生死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为什么可以在我这里悄悄漏失，为什么短促得只能供我翻翻书页甚至打出一个哈欠？ 原因很简单：我太远，不能看清那里的一切。 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 人的时间只存在于感知之中，感知力比较弱或者干脆完全丧失的人，比如病床上的植物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时间这种透明流体从来就不是均量地和匀速地流淌，它随着不同的感知力悄悄变形，发生着人们难以觉察的延长或缩短，浓聚或流散，隆凸或坍塌。 问题在于，人的感知各各不同。就是一个人的感知，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在一大堆感知的破碎镜片里，我们还有时间可靠的恒定守一的形象吗？还有时间统一性吗？我们谈论一九四八年，我们是在谈论哪一种感知里的一九四八年？在这个阴雨的傍晚，在河街上一个小豆腐店里，光复为他老爹哭了一场后，还说到了藕。他说当年的藕好甜，煮起来特别粉，现在再也吃不到。他说现在的藕都是化肥藕，哪有当年的好吃呢？ 我对这些说法暗暗疑惑。我知道眼下确实有些地方使用化肥太多，对作物的品质确有影响。但毕竟还有大多数的藕是天然食品，与光复老头以前的藕没有什么不同。我怀疑，不是这些藕的味道变了，而是光复对它的味觉变了——在他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在他越来越远离饥饿的当年或者肝脏有了点毛病之后。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我们常常会美化以前的一些事物，比如藕，比如一本书，比如某位邻居，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当时产生好感的特定情境。我们甚至会觉得以前的某次痛苦经历美妙无比，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远远的回顾者，不再身陷其中。我们不再痛苦而只是观赏痛苦。 这样说来，被感知猎取着的时间，反过来也会蚀变我们的感知。 光复给我谈的一九四八年，在多大程度上是未经蚀变真实可信的呢？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他对藕的可疑回味和可疑信念？ 光复谈到近来对“规劝会”的平反甄别，说人民政府到头来还是不简单，自己的错自己纠，自己吐出去的痰自己舔，做到这一点真是不简单。说到这里，他发现烟盒子已经空了，叫儿子去买烟，顺便带两瓶汽水待客。他的儿子十二三岁，听说汽水便眼睛发亮，光着脚板跑出门去。不但买来了香烟和汽水，还急急地用筷子头来撬开汽水瓶盖。嘣——他愣了一下，前后左右找了一阵，爬到黑黑的床下搜寻，尖削的屁股翘得老高。大概是一只铁皮瓶盖刚才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他顶着一头蛛网出来，说没看见没看见，拍拍手，拿着另一瓶汽水到门外去喝，哼着不成调的流行歌。 光复恼怒地问：“就这样算了？嗯？” “找遍了，没看见么。” “它长了翅膀？还能跑上天？” 我不知道光复为什么这样重视一个铁皮瓶盖。也许，那个小铁盖还可以换回钱？或者他只是恼怒娃崽这种马虎处事的态度？ 他逼着少年再找，停下了与我的谈话，自己也帮着搬开了墙角一堆木炭，搬开木桶和锄头之类的工具，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对可疑的暗处一一清查。他一次次对瓶盖恫吓：“你娘的躲！你躲，老子看你往哪里跑？” 他当然少不了对少年的训斥：“你这个畜生，寻呵，寻呵！你当少爷了是不是？告诉你，要不是共产党给你祖爷平反，你还想喝汽水？还想穿凉皮鞋？还想插起自来水笔上高中？你老子劳改的时候，差点连命都送了，饿得连牛粪里的稗子都拣出来吃的……” 少年撅着嘴，把一块木炭狠狠踢了一脚。 “猪嬲的，你踢！”体育老师在儿子头上锄了一丁公。 少年举臂招架，可能用力大了一点，把父亲挡得倒退两步，差点跌倒。“你还敢回手？你这个畜生还敢回手？”父亲一把夺走少年手里的汽水瓶，“老子挖死你！” 少年气咻咻地跑到门外疯骂：“老杂种！老土匪！你这个老反革命！动不动就打人，算什么教师？”他破口大骂，“你还以为这是旧社会？你还想作威作福涂炭生灵丧权辱国吧？”他用了两个很书本化的词，“你活该，你捡牛粪吃活该，你去坐牢我还好些。我将来要当总统，也要搞运动！老子根本不给你这号家伙平反我告诉你……” “老子老子老子——” 光复一句话憋在喉头没骂出来，尽管是体育教师，还是没有追上儿子，气得浑身发抖，幸亏有我扶着，才回到家里稳稳地坐下。我很惊异少年对他的态度。少年的话当然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必过于认真对待。但他这样来戳父亲的痛处，至少说明他对于往事没有切肤之痛，错案不错案，不会比他的一瓶汽水更为重要。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感到时间的诡异。光复像很多人一样，以为他的苦难经历能够被任何人同情。时间所定型的一切，可以像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一样原貌长存，举世公认。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像我的很多前辈，教导后人的时候总是愿意回溯往事，谈坐牢、饥饿、战争、疾病或者一九四八。 他没有料到，时间不是文物，他与儿子也没有共享的统一时间。政府还他父亲清白的一九四八年，并没有同时配给他的儿子。这位少年刚才狠狠踢了木炭一脚，显示出他对包括一九四八年在内的往事毫无兴趣甚至反感。 这似乎没有道理。他没有亲历过去，但他对离奇往事至少可以好奇，如同孩子们津津有味于古代传说，没有必要愤愤地踢上一脚。在这里，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他并非仇视过去，只是仇视现在的过去，即仇视这个阴暗傍晚父亲嘴里充满着训斥、苛责、自以为是气味的过去，那个夺走了他半瓶汽水的过去。 光复气得流出了泪水。这使我想起了一条以往的国家政策：一九四七年以后旧政权里科级和少校级以上人员，均属于历史反革命。这个适用于任何地方以及任何人的时间划界，隐含着的哲学意义是：人们都生活在统一时间里，不容例外。多少年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一条过于简单，光复本人就因为这条政策的取消而苦尽甜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光复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力图使自己与儿子生活在共同履历里，同样不容例外。他无非是混淆了过去与现在的过去，混淆了自己的过去与别人的过去，认为他痛恨的过去，儿子也必须痛恨；他珍惜的今天，儿子也必须珍惜。他内心中深重的一九四八，在儿子内心中必须具有同样的规格与分量，不可微缩，不可流散，更不可虚无。他没有料到，对于儿子来说，一九四八几乎就是清代、唐代、汉代，遥远得一塌糊涂，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小小的一个铁皮瓶盖，甚至可以使儿子得出另外的结论： “你坐牢活该！” “你坐在牢里我还好些！” 也许，从这个傍晚开始，在这个小小的豆腐店里，他们之间包括一九四八年在内的过去断然分裂，再也难以弥合。 △军头蚊 △军头蚊 一种很小的蚊子，特别黑，细看的话黑头上还有一个小白点。这种蚊子咬得出来的红斑不算大，却奇痒无比，可以持续三天左右。马桥人把它叫做“军头蚊”。 人们说，马桥以前没有这种蚊子，只有菜蚊子，就是那种体积肥大的灰色家伙，咬出来的红包虽然很大，但片刻工夫就消散了，也不是特别痒。 马桥人还说，军头蚊是省军带来的，那年彭叫驴子的省军打到了长乐街，驻了十来天，留下了一堆堆猪毛和鸡毛，还留下了这些好生毒辣的蚊种。 军头蚊的名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在乡下领教过蚊子的厉害。尤其是夏天收工很晚的时候，蚊子发出嗡嗡嗡的洪大音响，密密扑在人面和赤脚上，几乎可以把人抬起来。归家人太饿，双手只能照顾吃喝，管不了别的。因此我们一边端着碗狼吞虎咽一边必须跳动双脚，跳出惯有的餐时舞蹈，稍有停歇，就可能惨遭蚊群围食。偶尔腾出手来，往脚杆子上随意摸一摸，就能摸下几条蚊尸。人们已经习惯了摸蚊子而不是打蚊子，因为手脚毕竟是自己的皮肉，不堪重复无数的拍击。 夜深，蚊子似乎也累了，休息了，嗡嗡声会变得稀薄一些。 △公家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犬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的深深滂眼，人一踩进去几可没顶。滂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一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田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叫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肯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再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甩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呵？我两筷子插死你！”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的抱怨，但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入了社，成了公家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无论谈“公”还是谈“私”，都喜欢在后面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决不越权干预隐私。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家”：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入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公——家），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做“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份，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意。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合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在古汉语的意义上）”，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台湾▲ 台湾▲ 大滂冲有一块田叫“台湾丘”，我以前不大注意。车水抗旱的时节，我与复查合为一班，走进月光深处，哈欠连天地爬上龙骨水车，吱吱呀呀踩起来。缓缓旋转的木头踏锤，已经被无数赤脚踏得油光发亮，极为光滑，我稍不留神，就一脚踩溜，两手紧急扣住手架，哇哇大叫，狗一样地被吊起来。在这个时候，脚下那个由复查踏转的水车令人胆寒，一个个踏锤旋上来防不胜防，砸得我的腿上不是见青，就是皮破血流。复查嘱我不要看脚，说这样反而容易踩空，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也没法照他的话去做。 他一次次引诱我说话，说闲话，意在使我放松。 他尤其愿意听我讲一点城里的事情，讲一点科学如火星或天王星的事情。他是初中毕业生，有科学头脑，比方说明白嬲（磁）铁石的原理，说以后要是又有敌人的飞机来丢炸弹，我们也许可以做一块大嬲铁石，把敌人的飞机嬲下来，那样不比高射炮和导弹什么更管用么？ 他对我的异议总是冷静地思索，对我吹嘘的各种科学见闻也很少表示惊讶，正像他平日里大悲不悲，大喜不喜，一张娃娃脸上永远是老成持重。他的各种感情在这张脸上滤成了单一的温和，单一的腼腆，还有永远清澈的目光，从人们不大注意的某个角落潜游出来。一碰到这种目光，你就感到它无所不在，自己任何举动都被它网捕和渗透。他的眼睛后面有眼睛，目光后面有目光，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掩藏什么。 他不见了，不知何时又冒出来，手里抱着一个菜瓜，要我吃，大概是从附近哪一家的园子里偷来的。待我们吃完，他手挖一个土坑细心地把瓜皮瓜子埋起来。“三更了，我们睡一觉吧。” 蚊子多，我叭叭地拍打着双脚。 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一些叶子，在我腿上、手上和额上搽了搽，居然很见效，蚊虫的嗡嗡声明显减少。 我看着刚刚冒出山岭的月亮，听着冲里此起彼伏的蛙鸣，有点担心：“我们就这样……睡？” “做要做的，歇也是要歇的。” “本义公说今天晚上要车满这一丘水。” “管他哩。” “他会来看么？” “他不会来。” “你怎么晓得？” “用不着晓得，他肯定不会来。” 我有些奇怪。 他知道我接下去会问为什么。“迷信，乡下人的迷信，你们莫听。”然后在我身边倒下，背对着我，夹紧双腿准备睡觉了。 我不能像他那样，想睡就睡，想不睡就不睡，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真要我睡，反而眼睛光光地来了精神，便要他再讲点白话，讲迷信也好。他拗不过我，只好说，他也是听来的——他每次说及重大的事情，都先交代说法的来源，把自己开脱。 他说，他听某某说，这一丘田的主人叫茂公，与本义结过冤家对头。还是办初级社的那年，茂公犟着不入社，周围的田都入社了，只有这丘田还是单干田。本义是社长，不准茂公从上面的几丘田过水。茂公还是犟，宁可自己到江里去挑水，硬着头皮不来讨水。到最后，本义带着一伙人，趁着茂公发了哮喘的时机，抬着禾桶一个吆喝到这丘田打禾，说是“解放台湾”。 茂公以前当过维持会会长，又有很多田地，是个地主汉奸。他的田当然就是“台湾”。说起来，他的汉奸帽子戴得有点冤枉。以前这里是日伪政权下的十四区，有一个维持会，管辖马桥以及周围十八弓，由各弓的有钱人或者体面的人轮流当会长，三个月一轮，轮到谁了，一面锣就送到谁家。当这种会长的没有什么薪金，但凭一面锣吆喝点公事，无论走到哪里可以收“草鞋钱”，也就是借公差的机会刮点油水。茂公排在十八弓的最后面，轮到他的时候，日伪军早投降了，他本来可以不当差了，只是本地人还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面锣还在轮着。 茂公是个好出风头的种，锣一到手，立刻穿上白绸长衫，摇着文明棍，无论走到谁家的地坪里，咳嗽咳得特别响。他的草鞋钱收得太狠，至少比前几任要多收一倍，处处吃个夹份。他的办法无奇不有。有一次到万玉家吃饭，把万玉他爹丢在灶下的一个鸡食袋子偷偷捡起来，藏入袖口，上桌时乘主人没注意，放入鸡肉碗里。他举起筷子，“发现”鸡食袋子，硬说主人戏弄他，要罚五块光洋。闹得主人苦苦求他，借了两块光洋给他才算完事。另一次，他在张家坊一户人家小坐，先去外面屙了一泡屎在自己的斗笠上，逗得狗来吃。他坐好了，估计狗已经把斗笠啃烂，再出门来大惊小怪，硬说主人故意与他这个会长作对，就是要同皇军作对，连他的斗笠也不放过，背着他放狗来咬。主人说尽了好话也没有用，最后只得忍气吞声地赔了他一口铁锅。 其实谁都知道，他那顶斗笠早就破了。 他种下了这么多苦瓜子，不难想象，到本义大喊“解放台湾”的时候，村民一呼百应，纷纷上阵，尤其是万玉他爹，不但跑到茂公的田里打禾，还顺便把茂公家种在田边的几根瓜藤扯个稀巴烂。有些后生故意齐声喊出“嗬嗬嗬——”的尖声，闹得村里鸡犬不宁，生怕茂公听不见。 茂公果然听见了，气喘吁吁赶来了。跺着一根棍子在坡上大骂：“本义你这个畜生，你光天化日抢老子的禾，不得好死咧——” 本义举臂高呼：“一定要解放台湾！” 入社积极分子们跟着喊：“一定要解放台湾！” 本义高声问：“有人对抗合作化，如何办？” 应答声同样震耳欲聋：“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要！打他的禾，吃他的谷，哪个打了哪个担！” 茂公气得眼睛冒血：“好，好，你们打，你们放势打，老子饿死了，变个饿死鬼也要掐死你们。” 他回头喊他的儿子盐早和盐午，要他们回去拖刀来。两兄弟还只是嫩娃崽，早被这场景吓呆了，站在坡上不敢动。茂公唾沫横飞把娃崽骂了一通，自己扶着拐棍回去，不一会，拿来一束柴，在田边放火。他的田早已断水，禾枯得很，一股风鼓过去，火就喳喳喳地燃成了大势。他看着火哈哈大笑，跺着脚又骂：“杂种哎，老子吃不成，你们去吃，你们去吃呵，哈哈哈——” 眼看到手的粮顷刻之间化为烟灰。 几天之后，茂公一口气没接上来，就死了。 人们说，茂公的阴魂不散。腊月的一天，本义家打了一副磨子，从石场里抬回家时路过茂公家的门口。本义放下担子去岭上找野鸡窝，刚走出几步，忽听身后有咣当咣当的巨响，不觉吓了一跳。下村的人也差不多都听到了这种异样声音，先是一些娃崽，然后有汉子们，也赶来看个究竟。他们一到现场无不惊得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本义的两扇新磨子，正在同茂公家门口的一个石臼发生大战—— 说到这里，复查问我知不知道石臼。我说我看见过，是舂米或者舂粑粑的一种器具，样子有点像盆。我还知道，舂分为手舂和脚舂两种。手舂是人持舂杵上下捣击。脚舂则稍稍省力一些，有点像跷跷板，人站上翘板这一头，踩得那一头的舂杵高扬，一旦松脚，舂头就重重砸到石臼里。 复查说，他也不相信石臼怎么可以打架，但老班子硬说亲眼所见，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石臼敌两扇磨子，上下跳跃，左冲右突，碰撞得一把把金星四泻声震如雷，很快把地上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密密麻麻像夯地。在那一刻，似乎远近所有的鸟也全飞到这里来了，黑压压地挂满了一棵棵树，哇哇哇地叫。 有两三个力气大一点的汉子上前去制止，用杠棒隔开恶战的双方，累得满头大汗，还是隔不开。咔嗒一声，压着石臼的一条杠棒居然拗断了，石臼愤愤地再次跳起来，疯了一般朝石磨滚去，碾得闲人往两边闪。它们你退我进，我扑你挡，白花花地斗成一团，最后离开了地坪，打到沟边，打过了桥，打到岭上去了，闹腾得一片茅草哗哗响。人们更为惊讶的是，这几个石头居然都流出一种黄黄的血，留在地上和草叶上。它们在岭上尸分数块的时候，有些碎石有气无力地勃动挣扎，有的碎石发出呜呜的声音，所有石块的断面都黄血如涌，汇集成流，从岭上汩汩往下曲折延绵足有半里路，最后黄了整整一个藕塘。 人们把石臼和石磨的碎尸收捡起来，远远地分开，用来填了水田里的滂眼。石磨填了本义家的三斗丘，石臼填了茂公丘，这才了难（参见词条“泡皮”）。 老班子后来说，这是主家结了仇，他们的石头怨气贯彻，也会结仇。往后冤家们最好小心点，没事的时候莫把自己的东西随处乱放。要是柴刀与柴刀打起来，扁担与扁担打起来，犁头与犁头打起来，损坏了农具倒是小事，谁知道又会流出什么样的血？会不会打到毁墙拆屋的程度？ 自那次以后，本义虽然时不时还是粗门大嗓骂茂公，但再不走茂公家门前过了，也不来茂公丘了。茂公的婆娘和两个儿子最终入了社，但他们家入社的一头牛，本义说什么也不要，拉到街上卖了。还有一张犁和一张耙，本义也不敢留下，派人把它们挑到铁铺里回炉。 我听了哈哈大笑，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相信，他们神讲。没有文化。”复查笑了笑，翻过身去，“不过，你放心落意睡吧。” 他给我一条背脊，没有任何动静，不知是睡了，还是没有睡着——抑或是睡着了但还在暗暗地耳听八方。我也张着耳朵，听自己的呼吸，听茂公丘里小水泡冒出泥浆的声音。 △浆 △浆 发音gɑng，指稀粥。马桥是个缺粮的穷山村，“吃浆”是个经常用到的词。 《诗经·小雅》言：“或以其酒，不以其浆。”浆用来泛指比酒低一等的饮料，比如浸泡粟米以后的水液。《汉书·鲍宣传》载“浆酒霍肉”一语，意思是生活的豪奢，把酒当作浆，把肉当作霍（豆叶）了。可见浆从来就是专属于穷人的食饮之物。 初到马桥的知青，容易把“吃gɑng”吃听成“吃干”，误解成相反的意思。其实，这里凡j的发音总是用g代替，比如“讲”发音为gɑng，“江”也是发音为gɑng，吃浆有时候听起来也像“吃江”。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的锅里都是水多而粮少，附会成“吃江”，其实也未尝不可。 汉奸▲ 汉奸▲ 茂公的大儿子叫盐早，总是在队里做一些重功夫，挑牛栏粪，打石头，烧炭等等。起屋的时候他就抛土砖，出丧的时候他就抬棺材，累得下巴总是耷拉着，合不上去，腿杆上的青筋暴成球，很是吓人。因了这个缘故，他再热的天也要套上补丁叠补丁的长裤，盖住难看的腿。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老祖娘还在的时候。他老祖娘是个蛊婆，就是传说中的乡野毒妇，把蛇蝎做成的剧毒药粉，藏在指甲缝中，暗投仇人或陌路人的饮食中以谋取他人性命。这些人投蛊，一般是为了复仇，也有折他人性命以增一己阳寿的说法。人们说，盐早的祖娘是合作化以后才当上蛊婆的，想必是对贫下中农有阶级仇恨，一条老命也不肯与共产党善罢甘休。本义的娘多年前死了，本义一直怀疑是这个老妖婆下的蛊，怀恨直到如今。 那一天，盐早家的茅屋被风吹塌了，央求村里人去帮着修整。我也去帮着和泥。我看见那位名声赫赫的老妇慈眉善目，在灶下烧火，并无人们传说的恶毒气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一上午就把茅屋修整好了。人们带着各自的工具回家。盐早追在后面大声说：“如何不吃饭呢？如何不吃饭就走呢？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早就闻到了灶房里飘出的肉香，也觉得众人走散没道理。后来听复查说，人们岂止是不愿在他家吃饭，连他家的茶碗也不敢碰的。谁都记得他家有一个老蛊婆。 我伸伸舌头，快步溜回家。 一会儿，盐早挨门挨户再次来央求大家去吃饭，也推开了我们的房门。他气呼呼地抢先扑通跪下，先砸下咚咚咚三个清脆的响头。“你们是要我投河么？是要我吊颈么？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白做事不吃饭的规矩。你们踩我盐早一屋人的脸，我今天就不活了，就死在这里。” 我们吓得连忙把他拉扯起来，说我们家里做了饭，本就没打算去吃。再说我们也没出多少力，吃起来不好意思云云。 他急得满头大汗，忙了半天没有拉动一个人，差点要哭了。“我晓得，我晓得，你们是不放心，不放心那个老不死的……”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你乱猜什么？” “你们信不过那个老不死的，未必也信不过我？要我拿刀子来剜出脔心肝肺给你们看看？好，你们不放心，就莫吃。我小哥正在刷锅重做。你们哪个不放心，去看着她做。这一次我不让那个老不死的拢边……” “盐早，你这是何苦？” “你们大人大量，给我留条活路呵。”他说着又扑通跪下去，脑袋往地上捣蒜似的猛砸。 他把帮了工的人一一求遍，最后砸得自己额头流血，还是没有把人们请回去。如他所说，他果真把原来准备的三桌饭菜全部掀掉了，倒进水沟里，让他姐姐重新淘米重新割肉做了三桌——这已是下午出工的时分。他的祖娘早已被他一绳子捆起来，远远地离开了锅灶，缚在村口的一棵大枫树下示众。我好奇地去看过一眼。那个老太婆只穿了一只鞋，似睡非睡，眼睛斜斜地看着右上方的某一个点，没有牙齿的嘴巴张合着，有气无力地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她已经湿了裤子，散发出臭味。一些娃崽不无恐惧地远远看着她。 他家的地坪里重新摆上了几桌饭菜，还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影。我看见盐早的姐姐坐在桌边抹眼泪。 最后，我们知青忍不住嘴馋，也不大信邪。有人带头，几个男的去那里各自享用了几块牛肉。其中一位满嘴流油偷偷地说，都差点不记得肉是什么模样了，管他蛊不蛊，做个饱死鬼也好。 大概就因为这一次的赏脸，盐早后来对我们特别感激。我们几乎没有自己打过柴，都是他按时挑来的。他特别能负重。在我的印象中，他肩上差不多没有空着的时候，不是有一担牛栏粪，就是有一担柴，或者整整一架拖泥带水的打谷机。他的肩冬天不能空着，夏天不能空着。晴天不能空着，雨天不能空着。他的肩上如果没有扛着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反常和别扭，是没有壳子的蜗牛，让人看不顺眼；更是一种残疾，让他重心不稳，一开步就会摔跟头——他没扛东西的时候确实踉踉跄跄，经常踢得脚指头血翻翻的。 假如他是担棉花，棉花多得遮住了人影，远看就像两堆雪山自动地在路上跳跃前行，十分奇异。 有一次我和他去送粮谷，回来的路上他居然在两只空筐里各放一大块石头。他说不这样压一压，走起路来没有个势。果然，他一旦肩上的扁担压弯了，担子就与身子紧密融为一体，刷刷刷的全身肌肉都有了舞蹈的节奏，脚步有了弹性，一跃一跃地很快就在前面的路上消失，全然不似他刚才担着空筐时的模样：脸色灰白，脚步又碎又乱。 他也是个“汉奸”。我后来才知道，在马桥人的语言里，如果他父亲是汉奸，那么他也逃不掉“汉奸”的身份。连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知青刚来的时候，见他牛栏粪挑得多，劳动干劲大，曾理所当然地推举他当劳动模范，他一愣，急急地摇手：“醒呵，我是个汉奸，如何当得了那个？” 知青吓了一跳。 马桥人觉得，上面来的政策要求区分敌人与敌人的子弟，实在是多此一举。大概出于同样的逻辑，本义当了党支部书记，他的婆娘去供销社买肉，其他妇人就嫉妒地说：“她是个书记，人家还敢短她的秤？”本义的娃崽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老师居然也这样来训斥：“你是个书记，还在课堂里讲小话，屙尿！” 盐早后来成了“牛哑哑”，就是马桥人说的哑巴。他以前并不哑，只是不大说话而已。作为一个汉奸，加上家里还有一个蛊婆，他脑门上生出皱纹了，还没有找到婆娘。据说他姐姐曾瞒着他，给他说了一个瞎眼女子，到圆房的时候，他黑着一张脸硬是不进房，在外面整整担了一晚的塘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可怜的盲女在空空的新房里哭了三个夜晚。最后，姐姐只得把盲女送回家，还赔上一百斤谷，算是退婚。姐姐咒他心狠，他就说，他是个汉奸，莫害了人家。 他姐姐远嫁平江县以后，每次回娘家看看，见盐早衣服没一件像样的，锅里总是半锅冷浆，没有一丝热气。从队上分来几十斤包谷，还得省下来留给正在读书的小弟盐午（参见词条“怪器”），让他带到学校去搭餐。姐姐见到这番情景，眼睛红红的没有干过。他们也穷得从来没有更多的被子，姐姐每次回娘家总是与弟弟合挤一床。有一个夜晚下着大雨，姐姐半夜醒来，发现脚那头已经空了，盐早弓着身子坐在床头，根本没有睡，黑暗里发出猫叫一样的轻轻抽泣。姐姐问他为什么。盐早不答话，走到灶房里去搓草绳。 姐姐也抽泣了，走到灶房里，哆嗦的手伸出去，总算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你要是忍不住，就莫把我当家里人，就当作你不认得的人，好歹……也让你尝一尝女人的滋味。 她的头发散乱，内衣已经解开，白白乳房朝弟弟惊愕的目光迎上去。“你就在我身上来吧，我不怪你。” 他猛地把手抽回，吓得退了一步。 “我不怪你。”姐姐的手伸向自己的裤带，“我们反正已经不是人。” 他逃命似的蹿出门，脚步声在风雨里消失。 他跑到父母的坟前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早上回家，姐姐已经走了，留下了煮熟的一碗红薯，还有几件褂子洗好也补好了，放在床上。 她后来再没有回过娘家。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盐早更加不愿意开口说话了，似乎已经割掉了舌头。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人家不叫他干了，他就去一旁蹲着，直到没有人向他发出命令了，才默默地回家。日久天长，他几乎真成了一个哑巴。一次，全公社的分子们都被叫去修路，他也照例参加。他在工地上发现自己的钯头不见了，急得满脸通红地到处寻找。看押他们的民兵警惕地问他，窜来窜去搞什么鬼？他只是嗷嗷地叫。 民兵以为他支吾其词耍花招，觉得有必要查个清楚，把步枪哗啦一声对准了他的胸口：“说，老实说，搞什么鬼？” 他额头冒汗，脸一直红到耳根和颈口，僵硬的面部肌肉扯歪了半边，一次次抖动如簧，每抖动一次，眼睛就随着睁大一次，嘴巴——那只被旁人焦心期待着的嘴巴，空空地扩张许久，竟没有一个字吐出来。 “你讲呵！”旁边有人急得也出了汗。 他气喘吁吁，再一次作出努力，五官互相狠狠地扭杀着折磨着，总算爆出了一个音：“哇——钯！” “钯什么？” 他两眼发直，没有说出第二个字。 “你哑巴了么？”民兵更加恼火。 他腮旁的肌肉一阵阵地余跳。 “他是个哑巴，”旁边有人为他说情，“他是金口玉牙，前一世都把话讲完了。” “不说话？”民兵回头眼一瞪，“说毛主席万岁！” 盐早急得更加嗷嗷叫，举起一个大拇指，又做振臂高呼的动作，以示万岁的意思。但民兵不放过，定要他说出来。这一天，他脸上挨了几巴掌，身上挨了几脚，还是没有完整地说出这句话。憋到最后，总算喊出了一个“毛”字。 民兵见他真哑，罚他多担五担土，权且算了。 盐早的哑巴身份就是从这次正式确定的。当哑巴当然没什么不好，话多伤元气，祸从口出，不说话就少了很多是非，至少本义不再怀疑他背地里说坏话，说反动话，就少了些戒心。队上需要一个人打农药的时候，本义甚至还想到他，说这个蛊婆养的兴许不怕毒，变了个牛哑哑也不要找人讲话，不好热闹，让他一个人去单打鼓独行船。 大滂冲的田泥性冷，以前不大生虫子的。照当地人的说法，虫子都是柴油机闹出来的，机子一闹，岭上的茅草花就都变成虫子了。有虫子当然得打药。复查开始试新鲜，打了一天，不料口吐白沫，脸青腿肿躺了三天，说是中了毒，以后就再也没人敢去动喷雾器。派地主富农去当这种苦差吧，又怕他们拿农药毒集体的牛或者猪，毒干部。想来想去，本义想到只有盐早还算个比较老实守法，合适。 盐早打农药，开始也中毒，脑袋肿如一个大南瓜，因此天气再热，他也得成天用一块布包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在外面不时眨一眨，像个蒙面大盗。日子长了，大概是对毒性慢慢适应了，头上的布可以撤掉，知青给他的口鼻罩也不必戴，甚至回家吃饭也用不着先到水边洗手。最毒的药，像一〇五九、一六〇五什么的，他全然不当回事。刚打过药的毒手，转眼就可以抹嘴巴，搔耳朵，抓着红薯往嘴里塞，捧着凉水往嘴里吸，让旁人大为惊奇。他有一个瓦钵子，糊满药垢，是专门用来调配药水的。有一次他在田里抓了几只泥鳅，丢进钵子里，片刻之间泥鳅就在里面直挺挺地翻了白眼。他在地边烧一把火，把泥鳅烧了一条条吃下肚去，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村里人对此事议论纷纷，认定他已经成了一个毒人，浑身的血管里流的肯定不是人血。 人们还说，他从此睡觉不用蚊帐，所有的蚊子都远远躲开他，只要被他的手指触及，便立即毙命。他朝面前飞过的蚊子吹一口气，甚至都可让那小杂种立即晕头晕脑栽下地来。 他的嘴巴比喷雾器还灵。 △冤头 △冤头 有些词一旦进入实际运用，就会出现奇异的变化：它们的反义在自身内部生长和繁殖，浮现和泛滥，最后把自己消灭，完成对自己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只是人们不大容易察觉。 它们有自己很难看到的背影。 比如“揭示”的隐义其实是遮蔽。一部春宫片对性的揭示，刚开始还可能使观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但被观众司空见惯以后，揭示成了车载斗量和汹涌而来的重复，事情就不会有别的结果，只可能使观众一步步麻木，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面对无限春色也会连连哈欠。性的过分刺激，最终只能使性感觉衰竭乃至完全消失。 “赞扬”的隐义则是诋毁。对某一个人的诋毁，很可能使那个人获得更多同情。对一部影片的诋毁，很可能使观众在观看前降低期待值，观看时反而获得意外的好感。于是，一个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毁誉相成的道理，不会不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言“捧杀”的可怕。赞扬可以给敌手加上过分的荣耀和褒奖，引起旁人的嫉妒，引来公众本来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赞扬也可能使敌手脑子发热，骄纵懈怠，在往后的日子自己铸成大错，不待他人指责就落入名声扫地的下场。对敌人最好的办法，更多时候其实是赞扬而不是诋毁。 那么“爱”呢？那么盐早对他祖娘的爱呢？是不是也有一种词义的背影隐藏其后？爱的情感流过去以后，是不是有令人惊讶的东西沉淀下来？ 盐早的祖娘是个性子很古怪的人。白天要睡觉，到晚上反而要爬下床来，又是劈柴又是烧茶，有时候还哼哼地唱歌。盐早把她扶上了茅房，她偏不解手，盐早刚把她扶上床，她就屎尿交加臭气冲天。她呼天喊地地要吃酸蒜头，盐早好容易借来了，她又呼天喊地要吃锅巴，把酸蒜头拨出碗外，满地都是。等到她把锅巴吃完了，她宣称自己什么也没吃，肚子饿得贴了背，诅咒盐早一心要把她饿死，诅咒盐早是个不忠不孝的家伙。好几年了，盐早就这样手足无措地照看着这位老人，一个把他们兄弟俩抚养大的老人。 盐早嗷嗷嗷地叫着，对祖娘有一种特别的心疼。一看见她赌气绝食什么的，就会急得团团转，额上青筋暴突，张开一排龅牙，叫得上村的人家都听得到。他家里一张小饭桌已经整修过几次了，据说每次都是他心急如焚时一掌拍垮的。我当然明白，这样号叫和拍桌出自他的心疼。可惜的是，我同样明白，这种心疼正在使祖娘对他的心疼越来越习以为常，习以为贱，最后到了既不珍惜也无察觉的地步。她常常翻着白眼咕咕哝哝，念着盐早的弟弟盐午。明明是盐早给她做的棉鞋，她硬说是盐午给她做的。明明是盐早背着她去卫生院看病，事后她硬说是盐午背着她去的。没有人可以纠正她这些奇怪的记忆。 盐午在远处读书，在外面学油漆匠和学中医，从来没有在家里照看过她，甚至在她病重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去过卫生院。但他偶尔回家一转，老人就要拉着他数落盐早的不是，有时候还满脸是笑，摸出一个在口袋里温了好些天的糍粑，或者两瓣已经干瘪瘪的柚子，偷偷塞给对方，奖赏她的贤孙。 盐午最擅长的是指导和指责，比方说对哥哥的嗷嗷叫大为不满：“她是个老，老小老小，你只能把她当娃崽，跟她生什么气呢？” 盐早理亏的样子，不吭声。 “她要闹的时候，你就让她闹。她精神足，阳气旺，闹一闹可以释放能量，恢复生理平衡，晚上倒可能会睡得安。” 他是个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不大容易懂。 盐早还是不吭声。 “我晓得她磨人。没有办法。再吵事，再磨人，也没有办法，她总是个人吧？就算是条狗，也不能随便把她杀了吧？你怎么打得下手？” 他是指盐早前不久狠狠抽打祖娘的手——当时那只手捡起鸡屎往她自己的嘴里塞。盐早事后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何那样暴躁，手为何那么重，居然两下就把老人的手打肿了，几天后还白翻翻地脱了一层皮。人们说，盐早与农药交道太多，一身是毒，打在什么人的身上，都要烧脱对方一层皮的。 “她的被子要洗了，有股尿臊气。听见没有？”读书人说完就走了。他每次回来都是这样，吃一顿饭，抹抹嘴，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当然，他尽可能留下一点钱。他有钱。 我不能说，盐午的训斥和钱不是一种仁厚，即便是一种局外和事后的反应，仁厚还是仁厚。但这种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里，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我也不能说，盐早的动武不是一种冷漠，即便是面对一种不可理喻的自虐者，冷漠还是冷漠。这种冷漠来自他任何办法统统失效以后的绝望，来自他失败的爱。在这里，爱和恨换了个位置，就像底片在成像过程中黑滤下了白，而白滤下了黑。在马桥的这个老蛊婆面前，人的仁厚滤下了冷漠，而人的冷漠滤下了仁厚。 马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冤头”。这个词有点像“怨”，包含了爱与恨两种含义。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爱耗尽之后，烧光之后，榨干之后，被对方挥霍和践踏得一干二净之后，只剩下爱的残骸和渣滓，充满着苦涩，充满着日复一日的折磨。这就是“冤”。爱者可以有回报，在付出爱以后，至少可以给自己留下了某种动人的回忆。而冤者没有任何回报，什么也留不下，一直到自己一无所有和全部输光的地步，包括一步步输掉了爱的全部含义和全部特征。到了这个时候，在道德舆论面前，冤者也输掉了问心无愧的权利。 盐早就是他祖娘的冤头。 祖娘后来终于死了。下葬的时候，盐午赶回来哭得最为伤心，跪在棺木前，别人拉也拉不起来。从他晶莹的泪光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实。盐早却木木的，人家要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目光很空洞，表情很呆板。也许他这些天来给老人洗身子，换寿衣，买棺木，已经忙得没有工夫流眼泪了，也没有眼泪了。 因为盐早家的阶级成分，来给老蛊婆吊丧的人不多，也没有请人唱孝歌，做道场。丧事办得极为冷清。祖娘的娘家来了几个后人，免不了把怨气一股脑朝盐早发过去，说盐午还有点孝心，眼睛都哭红了，也舍得跪，只有盐早那个家伙不成体统——据说这家伙以前对老人就不怎么样，三天两头吵架，到现在也没个交代，眼眶都没怎么湿。死了条狗也要难过的么。这个没良心的货，以后不遭雷打？ 对于这些七嘴八舌，盐早还是不吭声。 △红娘子 △红娘子 山里多蛇。尤其是天热的夜晚，蛇钻出草丛来乘凉，一条条横躺在路面，蠕动着浑身绚丽的图案，向路人投来绿莹莹的目光，信子的弹射和抖动闪烁如花。它们在这个时候倒不一定有攻击性。有一次我夜晚回家实在有些困倦，恍恍惚惚东偏西倒，一不小心，赤脚踩了清凉柔软并且突然活动的东西，来不及想清楚这是什么，我已本能地魂飞魄散，连连大跳，恨不得把双脚跳到脑袋上去。我一口气跑出几丈远，脑子里好容易才冒出一个字：蛇！ 我鼓足勇气看了看双脚，倒没见到什么伤口。回头看，也没有蛇尾随而来。 山里人说这里有“棋盘蛇”，盘起来的全身刚好是一盘棋的形象。有“煽头风”，也就是眼镜蛇，扑过来比风还快，发出叫声的时候，连山猪都会吓得变成石头。 山里人还相信，蛇好色。因此捕蛇者总是在木头上描出妇人形象，抹上胭脂，最好还让妇人在上面吐一口唾沫，留下一些口舌的气味。他们把这种木偶插在路边或岭上，过了一夜去看，很可能有蛇缠在木偶上，一动不动，醉死了一般。捕蛇者可以从容地把猎物捕入蛇篓。也是出于同一逻辑，他们说，怕蛇的人夜行，最好带一竹棍或竹片。据说竹子是蛇的情姐，有竹在手，蛇一般来说不敢前来造次。 如果在路上遇到毒蛇来袭，山里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呼“红娘子”三个字。据说只要这样一喊，蛇就发呆，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夺路逃跑。至于为什么要喊这三个字而不是别的字，三个字有何来历？他们语焉不详。 一次，盐早打药打到北坡，被一条蛇咬了一口，哇哇叫着往回跑。他以为自己死到临头，跑了一段路，发现自己的脚不肿也不痛，身上既不抽筋也不发凉。他坐了一阵，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还能喝水还能看天还能揪鼻涕。他疑疑惑惑地回头去找喷雾器，走到原地反而惊呆了：足有三尺多长的土皮蛇，就是刚才咬他的那一条，在棉花地里死得硬邦邦的。 原来，他已经活得比蛇还毒。 他好奇地跑到茶园，往茶树蔸里翻找——那里总是藏着很多土皮蛇。他伸出手让蛇咬，看那些蛇在他脚下一条条扭动着，抽搐着，翻腾着，最后奇迹般不再动弹。 黄昏时分，他用一条死蛇捆住其他蛇，搭在背后回家。远远的人看了，不知道那是蛇，还以为他顺手割了一把草回家。 △渠 △渠 直到现在，我说到盐早或其他人的时候，都是用“他”。在马桥，与“他”近义的词还有“渠”。区别仅仅在于，“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马桥人对于外来人说普通话“渠”与“他”不分，觉得不可思议委实可笑。 他们还有些笑话与“渠”相关：比如“他的爷渠的崽”，是描述人前卑下人后狂妄的可笑表现——在这个时候，“他”和“渠”虽是同指，但性质决然二致，切切不能混同。 古人也曾用“渠”指代人。《三国志》中有“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语。古人写诗也常用到这个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蚊子咬铁牛，渠无下嘴处”（古乐府）……但从这些诗文里，基本上看不出“渠”的近指限义。我一直暗暗觉得，在语言中着意而顽固地区分他人的空间位置，可能纯属马桥人的多事，没什么必要。 至今为止，人们觉得完全够用的中文普通话，还有英文、法文、俄文等等，都不做这种区分。 多少年后，我再到马桥，又听到了满耳的“渠”字，又见到了一个个面容熟悉或陌生的——渠。我没有见到作为“渠”的盐早。我想起当年他经常帮我们挑柴，也曾屡屡被我们逗耍，比如常常乘他不备，偷了他的农药，拌了谷子去毒老鼠，毒鸡鸭，毒鱼虾，或者干脆拿到供销社退钱换面条，让他背了不少黑锅，挨村干部的骂。 我特别记得他着急时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嗷直叫，表示对我们涉嫌作案的怀疑。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 我没有找到他。村里人说，龙家滩的什么人喊他去帮工了。至于他家里，是不必要去的，也是万万不能去的。他的婆娘醒得很，连饭都不会做，在田里薅禾，薅着薅着就一大屁股坐到泥巴里去了，就这么个人！ 我还是去了，在人们嘻嘻窃笑之下走向了那张黑洞洞的门。我看见墙上挂着几个装种子的葫芦，还有很多狰狞的干蛇皮，像五颜六色的壁毯。我看见主妇果然蓬头垢面，脑袋奇大，吃下去的饭都长了这只头似的，额头上亮着一处显眼的疤花，不知是如何留下来的。她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老熟人似的亲热让我有点怪异。她端来一碗茶，莫说喝，就是看一眼，碗边上腻腻的一圈黑污也让我好恶心半天。有这样的主妇，家里的地肯定平不了，比外面的地还坎坷崎岖，行走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扭伤脚踝。各种颜色的衣物，其实都成了一种颜色，一种糊糊涂涂的灰暗，乱糟糟地堆在床上。主妇突然从那里面拖出一件东西，吓了我一跳。那件东西居然有鼻子眼睛，居然不哼一声，在刚才的哈哈哈大笑下也不曾惊醒，任凭三两只苍蝇爬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 我差一点疑心他是个死婴——主妇只是拿来做做样子而已？ 我匆匆给了她二十块钱。 这当然有些吝啬，也有些虚伪。我本来可以拿出三十块、四十块、五十块或者更多的钱，但我没有这样做。打发二十块就够，是我没有明言的权衡和算计。二十块做什么呢？与其说是对盐早的同情，不如说是支付我的某种思念，赎回我的某种歉疚，买来心里的平静和满足，也买回自己的高尚感。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做到这一切，其实很便宜。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摆弄起照相机，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是很便宜。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是很便宜。 我原封不动地放下茶碗，走了。 晚上，我住在乡政府的客房里。有人敲我的门，打开来，黑洞洞的外面没有人影，只有一根圆木直愣愣捅进房来。我终于看清了，随后进来的是盐早，比以前更加瘦了，身上每一块骨节都很尖锐，整个身子是很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尤其是一轮喉骨尖尖地挺出来，似乎眼看就要把颈脖割破。他笑的时候，嘴里红多白少，一张嘴就暴露出全部肥厚的牙龈。 他的肩还是没有闲着，竟把一筒圆木又背了这十多里路。 他显然是追着来看我的。从他的手势来看，他要把这筒木头送给我，回报我对他的同情和惦记。他家里也许找不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 他还是不习惯说话，偶尔说出几个短短的音节，也有点含混不清。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我的问话报以点头或摇头，使谈话得以进行。我后来知道，这还不是我们谈话的主要障碍，即便他不是一个牛哑哑，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除了敷衍一下天气和今年的收成，除了谢绝这一筒我根本没法带走的木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点燃他的目光，才能使他比点头或摇头有更多的表示。他沉默着，使我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没话找话，说你今天到龙家滩去了，说我今天已经到过你家，说我今天还看见了复查和仲琪，如此等等。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接成谈话的样子。 幸好客房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一部老掉牙的武打片。我拿出兴致勃勃的样子，一次次把目光投向武士、小姐、老僧们的花拳绣腿，以示我的沉默情有可原。 幸亏还有个挂着鼻涕的陌生娃崽几次推门进来，使我有些事情可做，问问他的名字，给他搬凳子，同他身后的一位妇人谈谈小孩的年龄，还有乡下的计划生育。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了。也就是说，一次重逢和叙旧起码应该有的时间指标已经达到了，可以分手了。半个钟头不是十分钟，不是五分钟。半个钟头不算太仓促，不算太敷衍，有了它，我们的回忆中就有了朋友，不会显得太空洞和太冷漠。我总算忍住了盐早身上莫名的草腥味——某种新竹破开时冒出来的那种气味，熬过了这艰难而漫长的时光，眼看就要成功。 他起身告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重新背上那沉沉的木头，一个劲地冲我发出“呵呵”的声音，像要呕吐。我相信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所有的话都有这种呕吐的味道。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 黑夜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看见了那一颗泪珠。不管当时光线多么暗，那颗泪珠深深钉入了我的记忆，使我没法一次闭眼把它抹掉。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我偷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卸下了脸上僵硬笑容的时候，没法把它忘记。我毫无解脱之感。我没法在看着电视里的武打片时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来一盆热水洗脚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挤上长途汽车并且对前面一个大胖子大叫大喊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买报纸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着雨伞去菜市场呼吸鱼腥气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两位知识界精英软磨硬缠压着我一道参与编写交通法规教材并且到公安局买通局长取得强制发行权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起床的时候忘记。 黑夜里已经没有脚步声。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梦魂牵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的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 我不能不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马桥语言明智地区分“他”与“渠”，指示了远在与近在的巨大差别，指示了事实与描述的巨大差别，局外事实与现场事实的巨大差别。我在那一个夜晚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词之间，在那位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扛着木头一步从“渠”跨入“他”的时候，亮着一颗无言的泪珠。 △道学 △道学 我给了盐早的婆娘二十块钱。她乐滋滋地收下，嘴里当然有很多客气话： “盐早经常说起你们的。” “你如何这样道学呢？” …… 道学，在马桥语汇中是讲礼性，讲德性，讲大道理，一本正经而且有点啰啰嗦嗦的意思。一般来说，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 如果考虑到儒家道统多少年来所夹杂的伪善，那么这个词在外人听来，又不能说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词。似乎人的善举——比方说刚才这二十块钱吧，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和文化约束的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有些沮丧。“道学”之外，人与人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的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热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而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 黄皮▲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有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拨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觉得它是个忘本的家伙。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蹄声从月光深处潜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作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呼哧呼哧喘着气的大嘴，差一点要舔到你的脸上来。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三枪却没打到要害。黄皮勾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嚎着窜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而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为什么本义朝它举枪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前制止？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胸脯排骨突出，尾巴上的毛差不多掉光，目光也十分黯淡。它大多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话。当我伸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口，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黄皮，你不认识我了？” 它呆呆地看着我。 “我是你的主人，不记得了？”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老狗，再次看我一眼，夹着尾巴掉头而去。 △晕街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的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印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子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谶，众口铄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闷。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胯裆……他的马桥话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忘记扣好裤子的前裆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做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刚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中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荫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盒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痧，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 “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啷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泻火。 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的。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做他的两亩滂田。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天，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呢？”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 “你手脚往哪里放？” “什么手脚？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也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 “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也算是调戏妇女？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茶，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干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讯员。胡某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某轻轻顿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睁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胡某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了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同事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油，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乘客，严重亏损之下，只好又取消那一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颜茶 △颜茶 本义在专署养马的时候，最不习惯城里的茶。 一般来说，马桥人喝姜茶，也叫“擂茶”。用小小的齿面擂钵，擂刮下一些姜末，加盐，与吊壶里的沸水反复冲兑几手而成。家境较好的人家，不用瓦壶而用铜壶，铜壶总是擦得铮亮照人，气势非凡。主妇们把豆子、芝麻一类的香料，放入铁罐子里，塞进柴火中爆炒。她们都不怕烫，一边在灶下烧着柴，不时用指头捉住铁罐子摇几下，免得里面的香料烧焦。哗啦啦的摇滚之声和叭叭叭的豆子芝麻爆炸声，不一会就开放出热烘烘的香气，引得客人们眉开眼笑。 更隆重一些的茶式，便是茶中再加红枣、鸡蛋了。 本义完全不能理解，城里人有的是钱，为什么偏偏要喝颜茶，也就是没有香料的茶，是茶类中最低级的一种。颜茶不是临时烧的，一般都用大锅烧好，大罐囤积，一放就是两三天，仅有解渴的作用。颜茶也常常不用茶叶，用一些茶树杆子烧成，颜色深如酱。“颜”茶之名，可能由此而来。 城里人只喝这样的茶而不知道喝擂茶，岂不可笑？岂不可怜？ △夷边 △夷边 十里有三音。对远处任何地方，长乐人一律称为“开边”，双龙人一律称“口边”，铜锣峒人一律称“西（发上声）边”，马桥人则称“夷（发去声）边”——无论是指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弹棉花的，收皮子的，下放崽和下放干部，都是“夷边”来的人。“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感觉，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落后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支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复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 当然，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民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话份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痛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为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话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 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也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一）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只当她们没有耳朵和嘴巴。 （二）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三）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比如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的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嬲龙谈，种命呵，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干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脸：“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嗯？”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吓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尽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抽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多讲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满天红▲ 满天红▲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盛产“满天红”的年代。满天红是一种大灯壶，两只长长的壶嘴伸出去，吐出小指头粗细的灯芯，燃着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挑一盏这样的灯，捅破沉重的黑暗，给人们送来光亮。上岭开荒，下田收禾，聚众开会，列队游行，是这个年代常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白天不够用的年代，夜晚也必须充满着激动。白铁匠们做出了一批批的满天红，销路特别好。干部们介绍哪个公社或哪个队的革命形势，常常用这样的话：“你们去看看人家，人家满天红一上阵就是十几盏！” 我落户到马桥时，赶上了当地“表忠心”的热潮。向领袖表忠心，每天不可少的活动就是晚上到复查的堂屋里去。只有他家的堂屋大一些，容得下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盏昏昏的满天红挂得太高，灯下的人还是模模糊糊的黑影子，看不清楚。撞了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 大家对着领袖的像站好了，干部一声令下，劳动力们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口气背下毛主席五六条语录，把我们这些下放崽吓了一跳。我们没有想到马桥人能记下这么多，不免在他们革命的理论里晕头转向。 过了一段，发现他们每次背诵的都一样，就是那么几条，才放了心。 下放崽读过书的，有城里文凭的，很快记熟了更多领袖语录，也可以滚瓜烂熟地一口气吼出来，狠狠打击他们的猖狂气焰。他们败下阵去，以后就老实一些了，掏出烟丝来首先问下放崽要不要，背语录的声音也有些疲软不振。 吼过之后，由一个干部，一般来说是本义或者是罗伯，向墙上的毛主席简要汇报当天的农事，然后怯怯地说：“你老人家好生睡觉呵。” 或者说：“今天下雪了，你老人家多烧盆炭火呵？” 墙上的毛主席似乎是默许了。大家这才笼着袖子散去，一个个撞入门外的嗖嗖寒风。 有一次兆青躲在人后打瞌睡，其他人都走光了，他还蹲在角落里。复查一家人也没有注意，关了门就睡觉。到了半夜才听到有人大喊大叫，是兆青的声音：你们好毒辣，想冻死我呵？ 复查哭笑不得，只好怪满天红没油了，晚上看不清。 可以想见，经过每天这样的学习，大家嘴里都有很多革命理论。不大相同的是，马桥人有时候说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毛主席语录，比如：“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毛主席说，哪个往猪粪里掺水，查出来就扣他的口粮谷！”诸如此类。我打听了很久，没有人知道这些最高指示的出处，也没有人知道谁是这些话的最初传播者。但人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话，一次次在言谈中引用。 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我后来读中国文学史，发现马桥人没有历史上一些儒学大师们干得更糟。那些人动不动就“征圣”，其实也经常假托孔子，假托老子，假托荀子或孟子，编造圣言以唬人。汉朝大学者杨雄曾引用过大量孔子语录，经后人查实，没有几条是真的。 △格 △格 “格”是一个常用词，跟“品格”、“资格”一类概念近义，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有没有格，失（音she）不失格，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当事人的格发生变化。格又跟话份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 复查的同锅叔叔明启，人称“明启叔”，曾经在长乐街学会了做白案。公社开大会，常常要他去做馒头，这就给了他很大的格。每当有了这类机会，明启叔的称呼就变成了明启爹，不止明启自己脸上有了光，全马桥的村民都觉得脸上有了光，碰到有外乡人路过村里，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他，马桥人总要有意无意地隆重推出此人。要是听的人一脸茫然，或者不表示特别的兴趣，马桥人的脸就会立时拉下来，满眼透出鄙夷：你连明启爹都不晓得？如果他正打算烧茶款待你，你的待遇就可能因为你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 明启做完馒头回村，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有一次，明启轻轻几句话就吓得一个叫“三耳朵”的后生不敢捉泥鳅，提了桶子往回溜，让我们知青颇为吃惊。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我凑到他耳边问：“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心服口不服地嘟哝：“算他有格吧，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 我这才开始注意起，同是马桥人，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 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等于寄了格给他。不然，光靠他的一把年纪，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 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村里分红薯或豆子，到了他这一份，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以示对他的尊重。 当然，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效果。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带来一瓶龙牌酱油，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这种酱油是名牌，据说在眼下还是贡品，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上边。消息传开，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来访，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他的格也水落船低，恢复了原先的水准。他央求黑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黑相公满口答应，只是一直交不出货，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 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另辟蹊径寻找龙牌酱油，寻找他的格。但明启爹的格大，仲琪吞吞吐吐，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 明启这一段忙着去公社做馒头，做干部们吃的馒头，因此俨然成了半个干部，如同皇帝骑过的马匹和蹲过的厕所都身价不凡。他忙着指导村里各项工作。队干部们也高看他一眼，开会时见他一进门，就不明不白地让出个座。他听本义部署生产，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大部分同马桥公务无关，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面不好发，以及碱厂偷工减料，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偶尔参与一下关于白案技术的讨论。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耽误干部们的正事，那也无所谓，没人敢对他下逐客令。 有点可惜的是，人一有了格，就容易昏头，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某种机遇升格的人，更容易得志猖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这没错，连县里有时开大会也会叫他去做白案。但他不知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认识了县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一来二去，两个人勾搭上了。寡妇毕竟是城里人，见识不少，懂得床上如何温存，还让明启乖乖交出了大批馒头。到最后，明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一整袋特批给县府首长的高级面粉扛到了李家，顺手还捎去一个猪脑壳。 东窗事发，李寡妇丢了差事。明启（爹的称呼已经取消）则灰溜溜回了马桥，从此再没有给干部做馒头的机会。这还不说，他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人变得日渐猥琐，休说是干部们开会，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也轮不到他发言。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他慌慌地伸出个脑袋，说话声若蚊蝇，恼得本义一次次呵斥：“大点讲，大点声讲！又不是没吃饭。” 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的活，工分也比别人低。 马桥人恨铁不成钢，恨明启贪财好色，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好像全村人都偷过面粉和猪脑壳。于是他们时不时要把“失格”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竟然积郁成疾，命归黄泉。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的共同资本，才变得如此重要。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 好多年以后，我回到马桥，走在田埂上，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 明启偷野鸡， 当场被抓起， 抓到裤裆县， 脱裤又剐衣， 警察打屁股， 看你吹牛皮， 牛皮一声叭， 屁股彤红的。 …… 我的心头一震。没想到事隔多年，明启还活在马桥，活在下一辈人的歌谣里，以他的一袋面粉，以他的失格立下了一块不朽口碑。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相传，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也没有了我，甚至没有了树下这些唱歌的娃崽。 只要还有语言，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活入深深的未来。 △煞 △煞 马桥女人的格一般来自男人。对于已婚女子来说，夫家有格即自己有格，夫家失格即自己失格；对于未婚女子来说，格主要取决于父亲，没有父亲以后，格就随其兄长。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那一次在修公路的工地上，各村来的民工赶任务，抢工具、抢土方、抢饭抢菜，兵荒马乱的。呼呼的寒风卷起一浪浪尘土，天上地下浊黄一片。担土的夯地的拉车的，全被风刮得绰绰约约，活像光照不足的皮影子戏，不辨老少。 工地上没有女人，民工都是随地大小便。我刚刚抖完最后两滴尿，看见干部模样的人来丈量土方和打灰线，其中一个穿着旧军装，棉帽包住头，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正操一根竹竿，指挥另外两个人跑来跑去地拉线。那人在风声和高音喇叭干扰下，用力喊了些什么，见对方没听见，就放下竹竿自己跑过去，把横在灰线上的一块大石头掀下坡去。我当时对这人的力气颇为佩服：要是换上我，起码也得再喊个人来帮帮手吧。 复查一见那人，就有点紧张，搓着手说：“你看我们的质量还……可以吧？” 那人拿竹竿朝填土的地方用力地插了几下，抽出竹竿，量一量入土的深度。“骗谁呢？去，再夯两轮。” 复查睁大眼，“我们都夯过五轮了。” “那你们还是人？来挠痒的是吧？来捉蚊子的是吧？” 一句话呛得我们没脾气。 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取铁丝，一路上听到别人叫他“万部长”。一般来说，这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哝一句，没想到竟让几米开外的万部长听到了。对方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逼人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算是一个无声警告。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回击是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碰到这号阎王爷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哇，这姓万的原是女流！事情是这样：我那同伴去厕所，恰逢姓万的从厕所出来，发现她摘了棉帽，一头黑长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那同伴惊讶得发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告。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某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不仅话音粗，喝酒也抡大杯，巾帼不让须眉。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饭桌前，不论她如何像男人，你的眼里还是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民办教师，也当过公社团委书记，下田可犁田，上山可砍树，还在农机厂驾过拖拉机。应该承认，她摘下棉帽子以后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明快的眼风，下颌的线条特别有力。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刃在草料中砍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整个冬天一起修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出过“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叫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的意思，通“杀”；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煞尾”。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大姐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 在这样一股煞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她碰到我就像碰到空气，眼光从我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也只是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作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留下的种，所以当年有人偷偷拿钱供她读高中。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在“文革”中是县城里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蹲过大牢，还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山红快三十了还没谈婚论嫁，是因为她的对象是空军军官，可惜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传闻。她在传闻中流失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的肤色暗淡。有一次我看见她带着几个人来搞测量，为溪水改道做准备。我看见她走路的时候，背都有些驼了。 几个不正经的后生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歌来挑逗她。见她充耳不闻，便以污言秽语报复： “哼，摆什么格呢？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呵。”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要不奶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翘的，那还不是母狗起草？”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也在地上锄棉花，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你们发了花癫呵，搞到万姑娘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书记，是部长，好高的格，未必还嬲得进？未必还生得崽？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用物，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对传宗接代大都可能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山红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开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听说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把她接到城里去，让她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大家都不知后事如何。 △豺猛子 △豺猛子 天子岭的层层折皱里，藏着一个小小村寨，叫岔子弓。去那里要经过一条小溪。水很冷，却不深，上面有一些冒头的石块，可供过溪的行人落脚，三步两跳，就过去了。这些石头通常披挂青苔，卧在水草丛里，没有什么特别。 我好几次经过那里，去岔子弓刷写毛主席语录或者去挑禾种。有一次，同行的人问我，过溪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我想了想，说没有。他说，你再想想。我再想了想，还是说没有。他问，你记不记得水里面有一块长长的大岩头？我记不起来了，在他的一再提醒下，才依稀有一点印象。是的，上一次过溪，大概在水流中部靠柳丛那边，好像是有一块长形岩石——我在上面落过脚，还蹲在上面洗过脸。也许。 同行人笑了。他说那根本不是岩头。上次发大水，几个放牛娃崽在岭上看见，那块长形岩石突然翻身打挺，在溪里搅起一团浑水，顺着大水游到下面去了——原来那是一活物：豺猛子。 豺猛子就是豺鱼，也叫豺聋子，豺呆子。马桥人说，这种鱼吃鱼，不吃草，性子最凶，有时候也最憨实，让人踩了个把月动也不动。 这以后，我看见一些大岩石或者大木头，都有一丝紧张和警惕。我担心它们会突然扭动起来，化作什么活物倏然逃去。任何爬满青苔的地方，也许会突然裂开一只黑洞洞的眼睛，冲着我漫不经心地眨一眨。 △宝气 △宝气 本义还有一个外号“滴水佬”。取这个外号的是志煌。当时他在工地上吃饭，看见本义的筷子在碗边敲得脆响，目光从眼珠子里勾勾地伸出来，在肉碗里与其他人的筷子死死地纠缠厮打。志煌突然惊奇地说：“你如何口水洒洒地滴？” 本义发现大家的目光盯着他，把自己的嘴抹了两下：“滴水么？”他抹去了一缕涎水，没有抹去胡楂子上的饭粒和油珠。 志煌指着他大笑：“又滴了！” 大家也笑。 本义扯上袖口再抹一把，还没有抹干净，咕哝了一句，样子有点狼狈。等他重新操起碗筷的时候，发现眨眼之间，肉碗里已经空了。他忍不住朝周围的嘴巴一一看去，好像要用目光一路追踪那些肥肉坨子去了什么地方，落入了哪些可恶的肠胃。 他后来对志煌颇有怨色。“吃饭就吃饭，你喊什么？害得我今天吃一顿卫生饭，肠子枯得要起火！” 一般来说，本义并不是一个受不得取笑的人，公务之外，并不善于维护自己的威严。碰到别人没大没小的一些话，有时只能装装耳聋——也确实有些聋。但他的听觉在这一天特别好，面子特别要紧，因为工地上还有外村人，有公社何部长和姚部长。志煌在这种场合强调他的口水，就是志煌的宝气了。他好歹是个书记，是个一队之长吧？ “宝”是傻的意思，“宝气”就是傻气。志煌的宝气在马桥出了名。比如他不懂得要给干部让座，不懂得夯地如何做假，也不懂得女人每个月都有月经。他以前打自己的婆娘下手太狠，显得很宝气。后来婆娘离婚了，回娘家了，他时不时给那个梦婆送吃的和穿的，更显得宝气。天子岭上的三个石场，是他一钎一钎咬出来的。他打出来的岩头可以堆成山，都被人们买走和拉走，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他什么时候一走神，还把这些岩头看成是他的，走到哪里一看到眼熟的石料，就有些恋恋不舍，临走还要朝它屙泡尿，搞得臊气冲天。就因为这一点，很多客户同他横竖说不通道理，对他屙尿的宝气无可奈何。只好恨恨地骂他——“煌宝”的名字就是这么骂出来的。 他给一户人家洗磨子，就是把旧磨子翻新。闲谈时谈起唱戏，同主家看法不大一样，竟争吵得红了脸。东家说，你走你走，我的磨子不洗了。志煌收拾工具起身，走出门想起什么事，回来补上一句：“你不洗了不碍事，只是这副磨子不是你的。你刚才说错了话，明白不？” 东家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志煌走出几步，还恨恨地回头：“晓得么？这磨子不是你的！” “未必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是我爹的。” 他的意思是：磨子是他爹打的，就是他爹的。 还有一次，有个双龙弓的人到石场来哭哭泣泣，说他死了个舅舅，没有钱下葬，只怕死不成了，求志煌赊他一块坟碑。志煌看他哭得可怜，说算了算了，赊什么？你拿去就是，保证你舅舅死得成。说完挑一块上好的青花石，给他錾了块碑，还搭上一副绳子，帮他抬下岭，送了一程。这个时候的石场早已收归集体。复查是生产队会计，发现他把石碑白白送人，一定要他追回钱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人情。两人大吵了一架。志煌黑着一张脸说：“岩头是老子炸的，老子破的，老子裁的，老子錾的，如何变成了队上的？岂有此理！” 复查只好扣他的工分了事。 志煌倒不在乎工分，任凭队干部去扣。他不在乎岩头以外的一切，那些东西不是出自他的手，就与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想不出什么要在乎的道理。当年他同水水打离婚的时候，水水娘家来的人差不多把他家的东西搬光了，他也毫不在乎，看着人家搬，还给人家烧茶。他住在上村，不远处的坡上有一片好竹子。到了春天，竹根在地下乱窜，到处跑笋，有时冷不防在什么人的菜园子里，或者床下、或者猪栏里，冒出粗大的笋尖来。照一般的规矩，笋子跑到哪一家，就是哪一家的。志煌明白这一点，只是一做起来就有些记不住。他去菜园子里搭瓜棚的时候，看见园子里有一个陌生的人，大概是个过路客，一看见他就慌慌地跑。那人不熟路，放着大路不走偏往沟那边跳，志煌怎么喊也喊不住，眼睁睁地看着那人一脚踩空，落到深深的水沟里，半个身子陷入淤泥。一声大叫，那人的怀里滚出一个肥肥的笋子。 显然是挖了志煌园子里的笋。志煌视若无睹，急急地赶上去，从腰后抽出柴刀，顺手砍断一根小树，把树干的一端放下沟，让沟下的人抓住，慢慢地爬上沟来。 过路客脸色惨白，看着志煌手里的刀，一身哆哆嗦嗦。见他没有什么动作，试探着往大路那边移动碎步。 “喂，你的笋——”志煌大喝一声。 那人差点摔了一跤。 “你的笋子不要了？” 他把笋子甩过去。 那人从地上捡了笋子，呆呆地看着志煌，实在没有看出什么圈套和什么危险，这才疯也似的飞跑，一会儿就不见了。志煌看着那人的背影有些好笑，好一阵以后才有疑疑惑惑的表情。 事后，村里人都笑志煌，笑他没捉到贼也就算了，还砍一棵树把贼救出沟来。更可笑的是，怕贼走了一趟空路，送都要把自家的东西送上前去。志煌对这些话眨眨眼，只是抽他的烟。 △宝气（续） 我得再说一说志煌的“宝气”。 我曾经看见他带着几个人去供销社做工，砌两间屋。待最后一片瓦落位，本义不知从哪里拱出来，检查功夫质量，踢一踢这里，拍一拍那里，突然沉下脸，硬说岩墙没砌平整，灰浆也吃少了，要剐去所有人的工分。 志煌找他理论，说你怎么捏古造今？你懂个卵，我是岩匠，我还不晓得要吃好多灰浆才合适？ 本义冷笑一声：“是你当书记还是我当书记？是你煌醒子说话算数，还是我书记说话算数？” 看来是存心跟志煌过不去了。 旁人出来打圆场，扯开了志煌，对本义说好话。兆青还跟着书记的屁股转，一个劲地递烟丝，见他进茅房，就在茅房外面等。看他去了屠房，又在屠房外面等。总算看见他抽着一支烟从屠房里出来，总算陪着他把路边的黄瓜和辣椒视察了一番，还是没法让他的目光回转来，正眼看兆青一下。 供销社敲钟吃饭了。本义兴冲冲地摩拳擦掌：“好，到黄主任屋里吃团鱼去。” 简直掩饰不住扬眉吐气的快感。 他还没走，刚落成的仓房那边突然发出咚的一声，响得有点不规不矩。有人匆匆来报信，说不得了，不得了哇，煌宝在那里拆屋啦。本义一怔，急忙打点精神赶过去，发现志煌那家伙确实发横，口里不干不净，一个人抄起流星锤朝墙基猛砸。 新墙如豆腐。一块岩头已经翘出一头，另一块正在松动，粉渣稀稀拉拉往下泻。墙基要是空了，墙体还不全倒下来？旁边是供销社的老黄，怎么也拉不住他的手。老黄看见了本义：“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呢？砌得好好的拆什么？你们不心疼你们的劳力，我还心疼我的砖哩。四分钱一口砖你晓不晓呵？” 本义咳了一声，宣告他的到场。 煌宝不明白咳嗽的意思、或者是不愿明白咳嗽的意思。 “煌拐子！” 志煌看了他一眼，没有搭理。 “你发什么宝气！”本义的脸红到了颈根，“拆不拆，也要等干部研究了再说。这里哪有你的话份？回去，你们通通跟我回去！” 志煌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液，又操起了岩锤。“岩头是我在岭上打的，是我车子推来的，是我砌上墙的。我拆我的岩头，碍你什么事了？” 一说到岩头，谁也不可能同志煌把道理说清了，也不可能阻挡他瞪眼睛了。仲琪上前给书记帮腔：“煌伢子，话不能这样说，岩头不是供销社的，也不是你的。你是队上的人，你打的岩头就是队上的。” “这是哪来的道理？他滴水佬倌也是队上的，他的婆娘也成了队上的，是人都睡得，是不是？” 大家偷偷笑。 本义更加气得没话好说，滑出位置的下巴好一阵才拉了回原处。“好，你砸，砸得好，砸得好！老子，今天不光要扣你们的工分，还要罚得你们喊痛。不跟你们一二一，你们不晓得钉子是铁打的，猪婆是地上跑的。” 听说要罚，形势开始逆转，好几个民工都变了脸色，上前去把志煌拖的拖，拦的拦。有的则往他手里塞烟丝。 “何必呢？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你莫害了别个。” “剐工分就剐工分，你拆什么屋呵？” “这墙我也有一份，你说砸就砸么？” …… 志煌气力大，肩膀左右一摆，把两旁的人都甩开了。“放心，我只要我的岩头，你们的我碰都不碰。” 这实际上是废话。他今天砌的是岩石，统统充当墙基。要是把下面都掏了，上面的墙还可以悬在空中不成？ 本义一扬手往远处走了。不过，跟着他屁股后头而去的兆青很快就跑来，笑眯眯地说，本义已经转了弯，说工分一分不剐，暂时不剐，以后再算账。大家一脸的紧张才松弛下来。见煌宝停了锤，七手八脚把他刚砸下来的岩头补回去。 回村的路上，好多人争着帮志煌提工具篮子，说今天要不是煌宝在场，大家不都被滴水老倌活活地收拾了？不成了砧板上的肉？他们前呼后拥地拍志煌的马屁，“煌宝”前“煌宝”后地叫个不停。在我看来，此刻的“宝”字已没有贬义，已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宝贵。 △双狮滚绣球 △双狮滚绣球 志煌以前在旧戏班子里当过掌鼓佬，也就是司鼓。他打出的一套“凤点头”、“龙门跳”、“十还愿”、“双狮滚绣球”之类的锣鼓点子，是一股让人热血奔放豪气贯顶的旋风，是一串劈头而来的惊雷。有很多切分和附点音节，有各种危险而奇特的突然休止。若断若接，徐疾相救，在绝境起死回生，在巅峰急转直下。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使你每一根骨头都松散，使你的每一块肌肉都错位，使你的视觉跑向鼻子而味觉跑向耳朵脑子里的零件全部稀里哗啦，那么这种东西不会是别的，就是志煌的“双狮滚绣球”。 一套“双狮滚绣球”，要打完的话，足足需要半个钟头。好多鼓都破在这霹雳双狮的足下——他打岩锤的手太重了。 村里好些后生想跟他学这一手，但没有人学得会。 他差一点参加了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兴冲冲地应邀而来，一来就修油灯，就做锣锤，就用歪歪斜斜的字在红纸上写什么宣传队制度，事事都很投入。对什么人都笑一笑，因为太瘦，脸盘子小，笑的时候下半张脸都是两排光洁白牙。但他只参加了一天，就没有再来了，第二天还是去岭上打岩头。复查去喊他，许给他比别人高两成的工分，也没法让他回转。 主要原因，据说是他觉得新戏没有味道，他的锣鼓也没有施展天地。什么对口词、三句半、小演唱、丰收舞，这些都用不上双狮来凑兴。好容易碰上一出革命样板戏，是新四军在老百姓家里养病，才让他的双狮露个头，导演一挥手就宰了。 “我还没打完！”他不满地大叫。 “光听你打，人家还唱不唱呵？”导演是个县文化馆派来的，“这是一段文场戏，完了的时候你配一个收板就行了。” 志煌阴沉着脸，只得再等。 等到日本鬼子登场，场上热闹了，武场戏开始了，可以让志煌好好露一手了吧？没料到导演更可恶，只准他敲流水点子，最后响几下小锣。他不懂，导演就抢过锤子，敲两下给他看。“就这样，晓得不？” “什么牌子？” “牌子？” “打锣鼓也没个牌子？” “没有牌子。” “娃崽屙屎一样，想丢一坨就丢一坨？” “你呀你，只晓得老一套，动不动就滚绣球滚绣球。日本鬼子上场了，滚什么绣球呢？只能让他们屁滚尿流！” 志煌无话可说，只得屈就。整整一天排练下来，他的锣鼓打得七零八落，不成体统，当然让他极端失望，只得告退。他压根上看不起导演，除了薛仁贵、杨四郎、程咬金、张飞一类，他也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好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很多他应该惊奇的事物。给他讲一讲电影戏特技，讲世界上最大的轮船，讲地球是圆的因此人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回到原地，讲太空中没有重力一个娃崽的小指头也举得起十万八千斤，如此等等，他统统十分冷静地用两个字总结： “诳人。” 他并不争辩，也不生气，甚至有时候还有一丝微笑，但他舔舔嘴巴，总是自信地总结：“诳人。” 他对下放崽一般来说多两分客气，对知识颇为尊敬。他不是不好奇，不好问，恰恰相反，只要有机会，他喜欢接近我们这些读过中学的人，问出一些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只是对包括马克思著作在内的各种新事物疑心太深，对有关答案判断太快，太干脆，常常一口否决没有商量余地： “又诳人。” 比方，他是看过电影的，但决不相信革命样板电影里的武打功夫是练得出来的。“练？拿什么练？人家是从小就抽了骨头的，只剩下皮肉。莫看他们在台子上拳打脚踢，打得你眼花，一下了台，连担空水桶都挑不起。” 在这个时候，你要说服他，让他相信那些武打演员的骨头还在，挑水肯定没有问题，比登天还要难。 洪老板▲ 洪老板▲ 收工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一只小牛崽，没有长角，鼻头圆满，大眼黑亮，毛茸茸地伏在桑树下吃草。我想扯一扯它的尾巴，刚伸出手，它长了后眼一般，头一偏就溜了。我正想追赶，远处一声平地生风的牛叫，一头大牛瞪着双眼，把牛角指向我，地动山摇地猛冲过来，吓得我丢了锄头就跑。 过了好一阵，才心有余悸地来捡走锄头。 趁着捡锄头，我讨好地给小牛喂点草，刚把草束摇到它嘴边，远处的大牛又号叫着向我冲来，真是好歹都不吃，蠢得让人气炸。 大牛一定是小牛的母亲，所以要同我拼命。我后来才知道，这只牛婆子叫“洪老板”，因生下来耳朵上就有一个缺口，人们就认定是罗江那边某某人的转世。那个当年叫洪老板的人左耳上也有个缺口，是个大土豪，光老婆就有七八房。人们说他上辈子作恶太多，老天就判他这一辈子做牛，给人们拉犁拖耙，还要挨鞭子，是还前世孽债。 人们又说，洪老板投胎到马桥来，真是老天有眼，办事公道。当年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马桥的人开始不敢动，见龙家滩的人把土豪戴高帽了，还砍了人家的脑壳，并没有什么事，这才跃跃欲试。可惜的是，等到他们拉起了农会，喝了鸡血酒，做了红旗子，才发现时机已经错过：附近像样一点的土豪全部打光了，粮仓里的只剩几只老鼠。他们不大甘心，打听来打听去，最后操着梭镖火铳过了罗江，到洪老板所在的村子去革命。他们没有料到那里的农民也革命了，同样喝了鸡血酒，同样做了红旗子，只是说洪老板是他们的土豪，只能由他们来革，不能由外乡的人来革。同样的道理，洪家的粮只能由他们来分，不能由外乡的人来分。肥水不流外人田么。两个村子的农会谈判，没谈拢，最后动起武来。马桥（不仅仅是马桥）这边的人认为那边的人保护土豪，是假农会搞假革命，架起松树炮就朝村子里轰。那边也不示弱，锣声敲得震天响，下了全村人的门板，抬来几架脱粒去糠的风车，堵住了入村路口，还粉枪齐发，竹箭纷飞，射得林子里的树叶刷刷响，碎叶纷纷下落。 一仗打下来，马桥这边伤了两个后生，还丢了一面好铜锣，全班人马黑汗水流整整饿了一天。他们无法相信那边农民兄弟的革命觉悟竟然这样低，想来想去，一口咬定是洪老板在那边搞阴谋。对洪老板的深仇大恨就是这样结下来的。 他们现在很满意，事情公平合理，老天爷让当年的洪老板来给马桥人背犁，累死在马桥，算是合理补偿。这年夏天，上面抽调一些牛力去开茶场，队上只剩下两头牛，牛也就特别累。犁完最后一丘晚稻田，洪老板呼哧呼哧倒在滚烫的泥水里，再也没有爬起来。人们摸摸它的鼻子，发现它没气了。把它抬回牛场宰了，发现它的肺已经全部充血，差不多每一个肺泡都炸破，像是一堆血色烂瓜瓤，被屠夫丢在木盆里。 三毛▲ 三毛▲ 我还要说一头牛。 这头牛叫“三毛”，性子最烈，全马桥只有煌宝治得住它。人们说它不是牛婆生下来的，是从岩石里蹦出来的，就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不是什么牛，其实是一块岩头。煌宝是岩匠，管住这块岩头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说法被人们普遍地接受。 与这种说法有关，志煌喝牛的声音确实与众不同。一般人赶牛都是发出“嗤——嗤——嗤”的声音，独有志煌赶三毛是“溜——溜溜”。“溜”是岩匠常用语。溜天子就是打铁锤。岩头岂有不怕“溜”之理？倘若三毛与别的牛斗架，不论人们如何泼凉水，这种通常的办法不可能使三毛善罢甘休。唯有志煌大喝一声“溜”，它才会惊慌地掉头而去，老实得棉花条一样。 在我的印象里，志煌的牛功夫确实好，鞭子从不着牛身，一天犁田下来，身上也可以干干净净，泥巴点子都没有一个，不像是从田里上来的，倒像是衣冠楚楚走亲戚回来。他犁过的田里，翻卷的黑泥就如一页页的书，光滑发亮，细腻柔润，均匀整齐，温气蒸腾，给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收放自如神形兼备的感觉，不忍触动不忍破坏的感觉。如果细看，可发现他的犁路几乎没有任何败笔，无论水田的形状如何不规则，让犁者有布局犁路的为难，他仍然走得既不跳埂，也极少犁路的交叉或重复，简直是一位丹青高手惜墨如金，决不留下赘墨。有一次我看见他犁到最后一圈了，前面仍有一个小小的死角，眼看只能遗憾地舍弃。我没料到他突然柳鞭爆甩，大喝一声，手抄犁把偏斜着一抖，死角眨眼之间居然乖乖地也翻了过来。 让人难以置信。 我可以作证，那个死角不是犁翻的。我只能相信，他已经具备了一种神力，一种无形的气势通过他的手掌贯注整个铁犁，从雪亮的犁尖向前迸发，在深深的泥土里跃跃勃动和扩散。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他可以犁不到力到，力不到气到，气不到意到，任何遥远的死角要它翻它就翻。 在我的印象里，他不大信赖贪玩的看牛崽，总是要亲自放牛，到远远的地方，寻找干净水和合口味的草，安顿了牛以后再来打发自己。因此他常常收工最晚，成为山坡上一个孤独的黑点，在熊熊燃烧着绛紫色的天幕上有时移动，有时静止，在满天飞腾着的火云里播下似有似无的牛铃铛声。这时候，一颗颗疏星开始醒过来了。 没有牛铃铛的声音，马桥是不可想象的，黄昏是不可想象的。缺少了这种喑哑铃声的黄昏，就像没有水流的河，没有花草的春天，只是一种辉煌的荒漠。 他身边的那头牛，就是三毛。 问题是，志煌有时候要去石场，尤其是秋后，石场里的活比较忙。他走了，就没有人敢用三毛了。有一次我不大信邪，想学着志煌“溜”它一把。那天下着零星雨点，闪电在低暗的云层里抽打，两条充当广播线的赤裸铁丝在风中摇摆，受到雷电的感应，一阵阵地泻下大把大把的火星。裸线刚好横跨我正在犁着的一块田，凌驾在我必须来回经过的地方，使我提心吊胆。一旦接近它，走到它的下面，忍不住腿软，一次次屏住呼吸扭着颈根朝上方警戒，看空中摇来荡去的命运之线泼下一把把火花，担心它引来劈头盖脸的震天一击。 看到其他人还在别的田里顶着雨挖沟，我不好意思擅自进屋，不想显得自己太怕死。 三毛抓住机会捉弄我。越是远离电线的时候，它越跑得欢，让我拉也拉不住。越是走到电线下面，它倒越走得慢，又是屙尿，又是吃田边的草，一个幸灾乐祸的样子。最后，它干脆不走了，无论你如何“溜”，如何鞭抽，甚至上前推它的屁股，它身体后倾地顶着，四蹄在地上生了根。 它刚好停在电线下面。火花还在倾泼，噼噼啪啪地炸裂，一连串沿着电线向远处响过去。我的柳鞭抽毛了，断得越来越短。我没有料到它突然大吼一声，拉得犁头一道银光飞出泥土，朝岸上狂奔。在远处人们一片惊呼声里，它拉得我一个趔趄，差点扑倒在泥水里。犁把从我手里飞出，锋利的犁头向前荡过去，直插三毛的一条后腿，无异在那里狠狠劈了一刀。它可能还没有感觉到痛，跃上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埂，晃了一下，踩得大块的泥土哗啦啦塌落，总算没有跌下来，但身后的犁头插入了岩石缝里，发出剧烈的嘎嘎声。 不知是谁在远处大叫，但我根本不知道叫的是什么。直到事后很久，才回忆起那人是叫我赶快拔出犁头。 已经晚了。插在石缝里的犁头咣的一声别断，整个犁架扭得散了架。鼻绳也拉断了。三毛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激动，以势不可挡的万钧之力向岭上呼啸而去，不时出现步法混乱的扭摆和跳跃，折腾着从来未有过的快活。 这一天，它鼻子拉破，差点砍断了自己的腿。除了折了一张犁，它还撞倒了一根广播电线杆，撞翻一堵矮墙，踩烂了一个箩筐，顶翻了村里正在修建的一个粪棚——两个搭棚的人不是躲闪得快，能否留下小命还是一个问题。 我后来再也不敢用这头牛。队上决定把它卖掉时，我也极力赞成。 志煌不同意卖牛。他的道理还是有些怪，说这头牛是他喂的草，他喂的水，病了是他请郎中灌的药，他没说卖，哪个敢卖？干部们说，你用牛，不能说牛就是你的，公私要分清楚。牛是队上花钱买来的。志煌说，地主的田也都是花了钱买的，一土改，还不是把地主的田都分了？哪个种田，田就归哪个，未必不是这个理？ 大家觉得他这个道理也没什么不对。 “人也难免有个闪失。关云长还大意失荆州，诸葛亮是杀了他，还是卖了他？”等到人家都不说了，也走散了，志煌一边走还能一边对自己说出一些新词。 三毛没有卖掉，只是最后居然死在志煌手里，让人没有想到。他拿脑壳保下了三毛，说这畜生要是往后还伤人，他亲手劈了它。他说出了的话，不能不做到。春上的一天，世间万物都在萌动，暖暖的阳光下流动着声音和色彩，分泌出空气中隐隐的不安。志煌赶着三毛下田，三毛突然全身颤抖了一下，眼光发直，拖着犁头向前狂跑，踩得泥水哗哗哗溅起一片此起彼伏的水帘。 志煌措手不及。他总算看清楚了，三毛的目标是路上一个红点。事后才知道，那是邻村的一个婆娘路过，穿一件红花袄子。 牛对红色最敏感，常常表现出攻击性，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从来在志煌手里服服帖帖的三毛，这一天疯了一般，不管主人如何叫骂，统统充耳不闻。不一会，那边传来女人薄薄的尖叫。 傍晚的时分，确切的消息从公社卫生院传回马桥，那婆娘的八字还大，保住了命，但三毛把她挑起来甩向空中，摔断了她右腿一根骨头，脑袋栽地时又造成了什么脑震荡。 志煌没有到卫生院去，一个人捏着半截牛绳，坐在路边发呆。三毛在不远处怯怯地吃着草。 他从落霞里走回村，把三毛系在村口的枫树下，从家里找来半盆黄豆塞到三毛的嘴边。三毛大概明白了什么，朝着他跪了下来，眼里流出了混浊的眼泪。他已经取来了粗粗的麻索，挽成圈，分别套住了畜生的四只脚。又有一杆长长的斧头握在手里。 村里的牛群纷纷发出了不安的叫声，与一浪一浪的回音融会在一起，在山谷里激荡。夕阳突然之间暗淡下去。 他守在三毛的前面，一直等着它把黄豆吃完。几个妇人围了上来，有复查的娘，兆青的娘，仲琪婆娘，她们揪着鼻子，眼圈有些发红。她们对志煌说，造孽造孽，你就饶过它这一回算了。她们又对三毛说，事到如今，你也怪不得别人。某年某月，你斗伤了张家坊的一斗牛，你有没有错？某年某月，你斗死了龙家滩的一头牛，你知不知罪？有一回，你差点一脚踢死了万玉他的娃崽，早就该杀你的。最气人的是另一回，你黄豆也吃了，鸡蛋也吃了，还是懒，不肯背犁套，就算背上了，四五个人打你你也不走半步，只差没拿轿子来抬你，招人嫌么。 她们一一历数三毛的历史污点，最后说，你苦也苦到头了，安心地去吧，也莫怪我们马桥的人手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呵。 复查的娘还眼泪汪汪地说，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你没看见洪老板比你苦得多，死的时候犁套都没有解哩。 三毛还是流着眼泪。 志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终于提着斧子走近了它—— 沉闷的声音。 牛的脑袋炸开了一条血沟，接着是第二条，第三条……当血雾喷得尺多高的时候，牛还是没有反抗，甚至没有叫喊，仍然是跪着的姿态。最后，它晃了一下，向一侧偏倒，终于沉沉地垮下去，如泥墙委地。它的脚尽力地伸了几下，整个身子直挺挺地横躺在地，比平时显得拉长了许多。平时不大容易看到的浅灰色肚皮完全暴露。血红的脑袋一阵阵剧烈地抽搐，黑亮亮的眼睛一直睁大着盯住人们，盯着一身鲜血的志煌。 复查他娘对志煌说：“造孽呵，你喊一喊它吧。” 志煌喊了一声：“三毛。” 牛的目光一颤。 志煌又喊了一声：“三毛。” 牛眼中有幸福的一闪，然后宽大的眼皮终于落下，身子也慢慢停止了抽搐。 整整一个夜晚，志煌捧着头，一言不发，就坐在这双不再打开的眼睛面前，直到第二天早上鸡鸣。 △挂栏 △挂栏 马桥的牛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对牛还有很多说法，比如牛中间有“懂”牛，是指悟性好的牛；有“挂栏”的牛，是指养得亲的牛，不大容易被盗牛贼拐走。三毛虽然脾气丑一点，倒是一条挂栏的牛。 它死的两个多月前，两天没有见影子，队上派人四处寻找也一无所获，都以为它是找不回来了，被盗牛贼杀了或卖了。没料到第三天晚上，我正在志煌的屋里下棋，志煌解了手回头，说他的牛鞭在墙上跳，肯定是有事了，有事了。兴许是三毛回来了。我们还刚刚出门，就听见有三毛的叫声，看见牛栏房前有一团熟悉的黑影。 它正在用头角嘎嘎嘎地顶着栏木，想进栏里去。它鼻子上吊着半截牛绳，尾巴不知为何断了大半，浑身有很多血痕，须毛乱糟糟的，明显地瘦了下去。它想必是从盗牛贼那里逃出来以后在岭上钻来钻去，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清明雨 △清明雨 我无话可说，看见山谷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扑湿了牛栏房的土墙，扑皱了水田里一扇扇顺风展开的波纹，一轮轮相继消逝在对岸的芦草丛里。于是草丛里惊飞出两三只无声的野鸭。溪流的和声越来越洪大了，但也越来越细碎了，以致无法细辨它们各自本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只有天地间轰轰轰的一片，激荡得地面隐隐颤抖。我看见门口有一条湿淋淋的狗，对着满目大雨惊恐地叫唤。 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积水窝，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盛满了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 满山树叶都发出淅淅沥沥的碎响。 春天的雨是热情的，自信的，是浩荡和酣畅，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比较来说，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冬天的雨则是冷漠。恐怕很难有人会像知青这样盼望着雨，这样熟悉每一场雨的声音和气味，还有在肌肤上留下的温度。因为只有在雨天，我们才有可能拖着酸乏的身体回家，喘一口气，伸展酸麻的手足，享受弥足珍贵的休息机会。 我的女儿从不喜欢雨。春天的雨对于她来说，意味着雨具的累赘，路上的滑倒，雷电的可怕，还有运动会或者郊游的改期。她永远不会明白我在雨声中情不自禁的振奋，不会明白我一个个关于乡下日子的梦境里，为什么总有倾盆大雨。她永远错过了一个思念雨声的年代。 也许，我应该为此庆幸？ 现在，又下雨了。雨声总是给我一种感觉：在雨的那边，在雨的那边的那边，还长留着一行我在雨中的泥泞足迹，在每一个雨天里浮现，在雨浪飘摇的山道上变得模糊。 △不和气 △不和气 我最初听到这个词是在罗江过渡的时候，碰上发大水，江面比平时宽了几倍。同船有两个面生的女子，大约是远道而来的，一上船就用斗笠遮住了自己的脸，只露出两只眼睛。船家对她们打量了一下，扬扬手要她们下去。两个女子没办法，下船各自用河泥在脸上抹了两下，抹出一个花脸，相互对视笑得直不起腰，才捂住肚子咯咯咯地上了船。 我对这件事十分惊异：为什么要画出一张鬼脸？ 船家说：“十个毛主席也管不了龙六爹发大水。一船人的命，出了事我担待不起呵。” 船上立即有人附和，是的是的，水火无情，还是小心点好。他们说起以前的某月某日，某位女子也是好不和气，害得船翻了，人落到水里，怎么游也到不了岸，硬是碰了鬼。 我后来才知道，“不和气”就是漂亮。这个渡有个特别的规矩，碰到风大水急的时候，不丑的婆娘不可过渡，漂亮的姑娘甚至不可靠近河岸。这种规定的理由是：很久以前这里有个丑女，怎么也嫁不出去，最后就在这个渡口投江而亡。自那以后，丑女阴魂不散，只要见到船上有标致女人，就要妒忌得兴风作浪，屡屡造成船毁人亡的事故。故过渡女人稍有姿色的，只有污了面，才可保自己的平安，也使一船人免遭灾祸。 我不大在意和相信这一类传说，也没有去具体研究美色与灾祸之间的关系，比方美色是否确实较为容易引起人们走神、乱意、发痴发狂？是否较为容易成为放弃职责、大意操作之类的诱因？使我感兴趣的是“不和气”这个词。它隐含着一种让人有点不寒而栗的结论：美是一种邪恶，好是一种危险，美好之物总是会带来不团结、不安定、不圆满，也就是一定会带来纷争和仇恨，带来不和气。一块美玉和氏璧曾引起赵国与秦国大动干戈，一个美女海伦曾引发了希腊远征特洛伊长达十年的战争，大概都可以作为这个词的注解。依此逻辑，世人只有随波逐流，和光同尘，不当出头的椽子，往自己的脸上抹泥水，才有天下的太平。 马桥语言中的“不和气”也泛指好、杰出、优秀、卓尔不群、出类拔萃、超凡出众，等等。以这个词来描述本义的年轻婆娘铁香，外人没有理由不为她的前景捏一把汗。 △神 △神 马桥人认为漂亮女人有一种气味，一种芬芳但是有害的气味。本义的婆娘铁香从长乐街嫁到马桥来，就带来了这种气味。刚来两个多月，马桥的黄花就全死了。看着一枝枝金光灿烂的黄花，摘到篮子里还没提到家，就化成了一泡黑水，拈都拈不起来。老人们说，马桥人后来再也不种黄花，只能种一些模样丑陋的瓜果，茄子、苦瓜、南瓜、核桃什么的，就是这个原因。 铁香的气味也使六畜躁动不安。复查家的一条狗，自从看见铁香以后就变了一条疯狗，只得用枪打死。仲琪原来有一头脚猪，也就是种猪，自从铁香来了以后就怎么也不上架了，只得阉了它以后杀肉。还有一些人家的鸡瘟了，鸭瘟了，主人都怪铁香没有做好事。最后，连志煌手里叫三毛的那头牛，也朝铁香发过野，吓得她哇哇哇大叫。要不是煌宝眼明手快把畜生的鼻绳拉住，她就可能被顶到坡下去了。 妇人们对铁香一直有些不以为然，只是碍着本义当书记的面子，不好怎么发作。其中也有些人不大甘休，看见铁香来了，有心没心找一些话头来刺她。她们大谈自己来马桥夫家拜堂放锅时的排场和讲究，历历如数家珍。无非是大舅子抬嫁妆，二舅子吹喇叭，三舅子放手铳，四舅子举红伞，诸如此类的夸张。杭州的丝绣有好多，东洋的褂子有好多，手腕上的镯子如何大，耳朵上的环子又如何亮，她们说得不厌其烦。 铁香一听到这些，脸色发白。 有一次，一个婆娘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呀，你们都是这样的好命，这样体面，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当初放到这个鬼地方来，只夹了一把伞，除了褂子就是一坨肉！” 众人笑。 这个婆娘显然是揭铁香当初的穷。铁香忍不住，匆匆跑回家去捶枕头捶被子哭了一场。 铁香其实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家里曾经有保姆和仆人，做菜离不开酱油、茴香和香油，也能区分什么是饼干，什么是蛋糕，不像其他马桥人那样，统统称之为“糖”。只是她到马桥的时候，父亲作为“乞丐富农”（参见词条“乞丐富农”）死在牢里，家道已经败落。她确实是只夹了一把伞，匆匆跨进了本义家的门槛。 当时她十六岁，抹了点胭脂，挺着一个大肚子，大汗淋淋地独身闯到马桥，问这里谁是党。人们很奇怪地打量着她，在她一再追问之下，才说了两个名字。她又问这些党中间谁还是单身。人们就说出了本义。她问清了本义的住处，一直走到那间茅屋里，粗粗打量了一下房子和人： “你就是马本义？” “呵。” “你是共产党？” “呵。” “你要收亲么？” “么事？”本义正在铡猪食，没听清。 “我是问，你要不要婆娘？” “婆娘？” 她长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随身带来的伞。“我还不算丑吧？也能生娃崽，这你看见了。你要是还满意，我就……” “呵？” “我就那样了。” “你是说哪样了？”本义还没听懂。 铁香脚一跺：“就给你了。” “给我什么？” 铁香扭头望着门上：“跟你睡觉！” 本义吓了一跳，舌头僵直得搅不出一句话来。“你你你你是哪里来的神婆子……娘哎娘，我的箩筐呢？” 他逃进里屋。铁香追上去问：“你有什么不满意呢？你看我这脸，你看我这手、这脚，样样都是全的。跟你说实话吧，我还有点私房钱。你放心，这肚子里是个读书人的种，你要，就要。不要，就做下来。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生得娃崽，我身子好……” 还没说完，听见有人溜出后门的声音。 “你找到我这样的，算是你前世积了阴德呢——”铁香气得脚一跺，不一会哭出了号啕的劲头。 后来，本义拜托同锅兄弟本仁，打发这个神婆子走路。本仁上门时，发现女子已经在铡猪草了，擦擦手起身让座，找吊壶烧茶，倒也看得顺眼。看见女子屁股圆大腿粗确实是个能下崽的模样，嘴里含含糊糊，送客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他后来对本义说：“神是神一点，身体还好。你不要，我就要了。” 这一天，铁香就住在本义家，没有回去。 事情就这么简单，本义没请媒人没费聘礼，捡了个便宜。铁香也一了心愿，用她后来的话来说，她当时受不了政府的管制和四个母亲成天的哭哭泣泣，受不了邻居一个小染匠天天的威胁纠缠，一横心，只打了一把伞出门，发誓要找个共产党做靠山。她居然一举获胜，几天之后果真领了个复员革命军人兼党支部书记回娘家，让左邻右舍刮目相看，干部们看看本义胸前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对她家也客气了几分。 他们双双到政府登记。政府说她年龄太小，过两年再来。她好说歹说不管用，杏眼一瞪发了横，对管公章的秘书说：“你不登，我就不走，把娃崽生在你这里，说是你的种。还怕你不养我！”秘书吓了一跳，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地办手续。看她和新郎的背影远了，还惊魂未定地说，好神的婆子，不会来二回了吧？ 旁边的人也啧啧摇头，说到底是九袋爷的千金，吃过百家饭的，脸皮比鞋底还厚。这以后如何得了？ 本义后来也慢慢明白，这一桩婚事对于他很难说是一件美事。铁香比他小了十多岁，就有了在家里发脾气使性子的权利，有时候神得没有边，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动不动就咒马桥弓这个鬼地方，是人过日子的地方么？她咒马桥的路不平，咒马桥的山太瘦，咒这里的滂眼淹得死人，咒这里的米饭里沙子多，咒这里的柴湿因此烟子特别呛，咒这里的买根针买个酱油也要跑七八里路。咒来咒去，免不了要咒到本义。她咒一咒也就算了，有一次居然咒一声就狠狠切下一颗血淋淋的鳝鱼脑壳。天下还有王法么？他本义好歹也是她老倌，好歹是个书记，如何与鳝鱼脑壳搅在一起？ 本义老母还在的时候，对媳妇也无可奈何。一旦惹得她发了毛，连老人也不放过：“老不死的家伙，我不怕你几十岁几十斤，河里没有盖盖子，塘里也没有盖盖子，你去死呵！你何事不去死呢？” 一般来说，本义对这些话装耳聋，也确实有点聋。即便有时忍不住了大喝一声“老子锄死你”，只要婆娘暂时闭了嘴，他也不会真动手。他最威风的一次，是一巴掌打得铁香滚到一群惊飞四散的鸭子里面去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次是正气压倒邪气，东风压倒西风。铁香爬起来就去投塘，被村里人拦住了，只好跑回娘家去，三个月没有音信。最后还是本仁备了两斤薯粉两斤粑粑，代表同锅老弟去与铁香讲和，用土车子把她推了回来。 在上面的叙述中，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笔下已经几次出现了“神”字。可以看出，马桥人的“神”用来形容一切违反常规和常理的行为。在这里，人们最要紧的是确认人的庸常性质，确认人只能在成规中度日。任何违反成规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人的行为，只可能来自冥冥中的莫测之物，来自人力之外的天机和天命。不是神经质（神的第一义），就是神明（神的第二义）。马桥人用一个“神”字统括这两种意义，大概认为两者的差别并不重要。一切神话都是从神经质式的想入非非开始。一切神坛前都有神经质式的胡言乱语手舞足蹈。也许，神经质就是神的世俗形态和低级品种。而一切“神速”、“神勇”、“神效”、“神奇”、“神妙”、“神通”，作为对常人能力限度的一时僭越，往往伴随着人们在近乎神经质状态下的痴迷和狂放，是无意识或非意识得到良性运用的结果，也是人对神的接近。 铁香神到了这种地步，人们都说她有神魔附体。 △不和气（续） △不和气（续） 铁香不大乐意同女人打交道，出工也要往男人堆里挤，在男人堆里疯疯癫癫。本义对此没有什么好脸色，但也无可奈何。上山倒木本来是男人的事，她也要去赶热闹。到了岭上，两手捉斧子像捉鸡一样。咬着牙砍了好一阵，连个牙齿印也没有砍出来，最后斧子不知弹到什么地方去了，自己却笑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笑出一身肉浪。 她一摔倒，男人们的事就多起来了。她支使这个给她拍灰，要求那个给她挑指头上的刺，命令这个去给她寻找遗落的斧子，指示那个帮她提着刚刚不小心踩湿了的鞋子。她目光顾盼之下，男人们都乐呵呵地围着她转。她哎哎哟哟地尖叫着，身体扭出一些动人的线条，不经意之际，亮出领口里或袖口里更多白花花暧昧不清的各种可能，搅得有些人的眼光游移不定。男人们也就干得更加卖力。 她摔得并不太重，但脚步踮了两下，硬说痛得不行，要本义背她回家去，完全不管本义正在岭上同林业站来的两个干部打交道。 “神呵？搞个人扶你一下不就行了？”本义有点不耐烦。 “不，就要你背！”她小脚一跺。 “你走，走得的。” “走得也要你背！” “背你娘的尸呵，你一没出血，二没脱骨头。” “我腰痛。” 本义只好再次屈从这位少妻，甩下林业站官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她背下岭去。他知道，再不把她背走，她就可能要宣布自己来月经，可能还要控诉本义晚上在床上的罪恶，让他根本没脸面做人。她皮厚，口无遮拦，动不动就会公开女人的秘密，使自己的身体被所有的男人了解和关心，成为所有男人们共有的话题，共有的精神财产。她的例假简直是马桥集体性的隆重节日和伟大事业。她当然不会说得很直露，但她一会儿说自己腰痛，一会儿强调自己近日下不得冷水，一会儿拜托哪个男人去为她买当归，甚至在田间吆吆喝喝地喊本义回家去给她煮当归加鸡蛋。这一切当然足够强调她的性别，让人们重视她身体正在出现的事态，也足够引导男人们的想象和对她笑嘻嘻地讨好。 她乍惊乍喜的叹词特别多。明明是对一条毛虫的惊恐，她一声哎哟却可以无限柔媚，迫使男人们感受到这种声音另外的出处和背景，遐想她在那个出处和背景中的姿态，还有种种其他。她当然不会对这些胡思乱想负责，只对毛虫负责。但她一条毛虫，可以打败其他女人的姜盐豆子茶以及其他款待，把男人们从那些款待之下夺过来，乖乖地跟着她去卖力，去做她要求男人们做的任何体力活。每当这个时候，她在其他女人们的目光里挺胸昂首地走过，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胜利快感。 我后来听马桥人窃窃私语，说这个狐眉花眼的婆娘的哎哟真是不和气，至少哎哟出了三个男人的故事。 首先是县上一位文化馆长，有一次来检查农村文化工作，就住在她家里，带来的另一个干事，则交给了复查。从那以后，馆长对马桥特别有兴趣，一脸肥肉笑眯眯地经常出现在这里，出现在她家灶房里，就像在那里生了根，长在那里了。据说他带来免费支农的图书，还有免费的化肥指标和救灾款，都是铁香开口要的，一张嘴就灵。喊馆长做事比支使崽女还便当，包括差使馆长帮她挑尿桶，别别扭扭到菜园子里上粪。 后来的男人则是一张小白脸，一个小后生，据说是铁香的侄儿，在平江县城里的照相馆做事，下乡来为贫下中农上门服务。铁香带着他走遍附近的村寨，向人们介绍他的相照得如何好，说得人们心痒痒的，都来争着看小后生手里已有的照片，当然有铁香千姿百态的十几张。这是马桥人第一次看到照相机，当然好奇。同时感到好奇的还有小后生的一块旧手表，在铁香的腕子上戴了个把月。有人说，岭上砍柴的人看见了，他们两人同去街上的时候，在岭上居然手拉着手。这是姑妈与侄儿做的勾当么？算什么事？ 最后，人们还谈到铁香勾引过煌宝，说煌宝一肩把她家定做的岩头食槽扛上门，一口气喝了五端子凉水，浑身的肉疙瘩起伏滚动，铁香羡慕得不得了，硬要煌宝帮她剪指甲——她的右手实在剪不好。事后，她还偷偷地做过一双鞋，送到煌宝那里去。无奈煌宝太宝气，不懂得女人的心，拿着鞋还给了本义，说这双鞋小了一点，夹脚，看来还是本义穿合适。本义当下就黑了脸，硬着脖子朝侧边一扭，半天没有扭出一句话。 以后的几天，没看见铁香的人影。她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颈上有一道血口子。人家问起来，她说是猫爪子抓出来的。 她没有实说，那是老倌打出来的。 颈根上有血口子的铁香，不再在男人堆里笑闹了，平静了一段。她倒是突然对三耳朵亲热起来。 三耳朵很难说是一个男人，在任何女人眼里都不具有男人的意义，当然不会使铁香的这种亲热具有什么危险性。三耳朵是兆青的二崽，从小吃里爬外，忤逆不孝，被兆青一杆锄头赶出了家门，一度同神仙府里的马鸣、尹道师、胡二结了伴，也成了烂杆子，马桥的四大金刚之一。“三耳朵”的外号，来自他左腋下多出的一个耳朵，一块形似耳朵的赘肉。有人说他前世太顽劣，阎王老子这次多给他一个耳朵，让他多听听老人言，多听听政府的话。他奇货可居，宝贵的第三只耳不轻易示人。哪个想看一看，得交一支纸烟。如果想摸一摸，价钱就得再翻一倍。他还能够把左手从下面反过去，越过背脊抓住自己的右耳，人们要想看到这种奇迹，至少也得给他到供销社买碗酒。 他免费让铁香看他的三耳朵，见铁香高兴，自己也特别高兴。他对自己多余的耳朵很自豪，对自己的鼻子、眼睛、嘴巴也很有信心。早在几年之前，多次照过镜子之后，他认定自己不是兆青的亲生儿子，坚决要求母亲说出他的亲爹现在何处。为这事，他闹得母亲哭哭泣泣，也同父亲大打出手，两人都见了血。这当然更加证实了他的结论：哪有这样毒的父亲呢？居然扛着耙头挖出门来？他三耳朵再醒，会相信这个狗杂种的话么？ 他去找了本义，敬上了纸烟，清了清嗓子，沉着一张脸，让人觉得他将要同书记讨论国计民生一类的大事。“本义叔，你是晓得的，现在全国革命的形势都一派大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切牛鬼蛇神都现了原形，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革命的真理越辩越明，革命群众的眼睛越擦越亮。上个月，我们公社也召开了党代会，下一步就如何落实水利的问题……” 本义有点不耐烦：“话莫讲散了，有什么屁赶快放。” 三耳朵结结巴巴，绕到了他亲生父亲的事。 “你也不屙泡尿自己照一照，你这个莴笋样范，还想配么样的爹？有一个兆矮子把你做爹，已经是抬举你了。照我说，你就不该有个爹。”本义咬牙切齿。 “本义叔你不要这样说。我今天不想麻烦你，我只要你说一句话。” “说什么？” “我到底是如何生出来的？” “去问你娘！如何问我？” “你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肯定了解真实的情况。” “你这是什么话？你娘生出来你这个烂货，我如何会了解？你娘的眉毛是横的是直的我都没看清过。”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老子还有公事。” “你定局是不肯说了？” “说什么呵？你要我说什么？呵，癞蛤蟆也想坐龙床，这个事情也好办，你是要个当团长的爹呢，还是要个当局长的爹？你说，我就带你去找来。如何？” 三耳朵咬了咬嘴唇，不再说话了。不管本义如何指着鼻子骂他，他坚挺着脸上的平静和某种高傲，胸有成竹地看书记如何表演。他彬彬有礼地等待着，等书记骂完了，闷闷地扭头就走。 他走到村口，镇定地看两个娃崽玩蚂蚁，看了一阵，才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的一切工作还是要按部就班，不会因为一个本义就心慌意乱。 他还找过罗伯，找过复查和煌宝，甚至找过公社领导。最后，他还跑到县里去打听希大杆子劳改的地方，因为他很怀疑自己是希大杆子（参见词条“乡气”）的种，他要亲眼看一看希大杆子的模样，拉着希大杆子去验血。如果希大杆子是他的生父而又不认他的话，他就要一头撞死在希大杆子的面前。他一生没有什么所求，只有一条，就是要揭开自己的出生之谜，要孝敬他真正的父亲，哪怕只孝敬一天，孝敬一刻，他也心满意足。 他到县里去过两次，没有找到希大杆子。他不灰心。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是他毕其一生的使命，他对此有充分的准备。他不像神仙府其他金刚，成天躺着睡觉，或者游山玩水。他一天到晚忙得很，忙着寻找和调查，也顺便忙一忙世界上的很多忙不完的事。他内懒外不懒，供销社、卫生院、粮库、林业站、学校一类，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好像天天去那里上班。他帮郎中碾药，帮屠夫吹猪尿泡，帮老师挑水，帮粮库里的伙房打豆腐。只要是朋友的急难之事，他都愿意两肋插刀。村里的盐午因家里成分太大，从长乐街的学校里开除回来了，想进公社的中学也被拒之门外。三耳朵对此十分打抱不平，气呼呼地拉着他跑中学，把自己积攒下来的纸烟，统统献给校长，请校长给他一个面子，收下盐午。 校长说，不是他不肯收，问题是县属中学开除的学生，又有点政治上的那个那个，他不大好说话。 三耳朵不吭气，把一只袖子挽起来，另一只手抽出一把镰刀，在赤裸的皮肉上一划，一道血线立刻滚滚壮大。 校长大惊。 “你收不收？” “你你你这不是威胁么？” 三耳朵横刀一勒，又一道血口子裂开。 盐午和校长都吓白了脸，扑上来夺他的刀。三人扭打成一团，每个人的衣上都沾了血，校长的蚊帐也染红了一块。三耳朵高举镰刀，嘶哑着嗓门说：“唐校长，你说，要不要我死在这里？”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校长以哭腔相求，跑出去找来了另外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让盐午马上去办入学手续。 三耳朵两只手臂上已经有了密密刀痕，也有了很多朋友。只是有一条，就是不回马桥出工。他情愿在外面流血，也不愿意回到马桥流一滴汗。他穿上一套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旧军衣，更多了面色的严峻。他说他正在卖血，等卖血卖够了钱，他就要到县城里买一些零件来，还要买来皮带和电线，买来螺丝刀和扳手，造一台挖山器，在天子岭上开铜矿。他的铜矿是要让马桥人享福，以后都不做田了，不种包谷棉花红薯了，天天吃了就是耍。 人们没有料到，三耳朵尖嘴猴腮的模样，居然还敢骑在本义头上屙屎，闹出后来的那件大事。那一天，本义从八晶洞水库工地回到马桥，操着一支日本造的三八大盖步枪，把五花大绑的三耳朵押到晒谷坪里，闹得村里鸡飞狗跳。本义红着眼，说三耳朵好大的狗胆，竟然想强奸干部家属，恐怕是活腻了呵？他要不是考虑到党的俘虏政策，早就一刀割了他的龙根。他在朝鲜战场上连美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他一个烂杆子？ 他这样说的时候，人们注意到三耳朵鼻子在流血，衣服扯破了，下身只剩一条短裤，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脑袋已经无力支起来，软软地耷向一边，也无力说话，眼睛眯缝里露一线灰白。 “他落气了吧？”有人看着看着害怕。 “死了就好，社会主义少一个孽种。”本义没好气地说。 “他如何敢起这样的歹心？” “对他亲爹老子都敢操钯头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他喊仲琪帮忙，把他吊在树上。又舀来一瓢大粪，举在他头上。“认不认罪？你说，认不认？” 三耳朵横了本义一眼，鼻孔吹出一个血泡，不吭声。 一瓢大粪淋了下去。 人们没有看见铁香的影子。有人说她早就吓晕了，又有人说她正躲在屋里哭嚎，口口声声饶不了强奸犯，口口声声她的大腿和腰都被抓破了，非得把那小流氓剐皮抽筋不可——一个个身体部位都说得很具体。男人们在地坪里交头接耳，再一次投入了对她身体的关心。如果说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导过这种关心了，那么三耳朵是不是荣任了她又一次引导的工具？她是不是担心人们已经淡忘了她的大腿和腰身？ 男女老少围观三耳朵，把他笑骂了好一阵。直到深夜，才有人把三耳朵从树下放下来。他扶着墙或者树，一跛一跛，短短一节路竟走了足足两个钟头，一路上气喘吁吁，歇了好几次，浑身上下都痛。他吃力地叉开大腿，最重的伤在胯下，龙袋子被抠破了，一颗睾丸都差点掉了出来，痛得他天旋地转。但他不敢到卫生院去，怕被那里的熟人看见，怕人家大惊小怪添油加醋说三道四。他也不愿意回家，母亲虽然会收留他，但一到了这时候，兆青那个货的脸上肯定更不好看，他何必去讨没趣？他只好还是回神仙府，请同屋的马鸣找来针线，凑着油灯，自己给龙袋子缝了几针。缝到最后，胯下血糊糊的一片，自己手抖得稳不住针，浑身汗得水洗一般，还没收线就晕了过去。 村里的狗叫了整整一夜。 马鸣醒来时，三耳朵的草窝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一连几个月没有看见他。 入秋后的一天，妇女在红薯地里翻藤。不知是谁惊叫了一声，大家感觉到什么，回头一看，发现路上立着一个人，马鬃般的长发下两只大眼睛朝这边盯着。有人总算看出来了，是满脸怒气的三耳朵。不知他是从哪里拱出来的，也不知他已经这样一声不吭地盯了多久。 马鬃走了过来，一直走到铁香的面前。 铁香连连后退，“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扑通——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一把柴刀对铁香脚下一甩，马鬃已经跪在铁香面前，颈根尽力伸长：“姐姐，你杀了我！” 铁香朝其他女人大叫：“来人呵，来人呵……” “你杀不杀？”三耳朵跳起来追赶铁香，拦在对方面前，再次下跪。 “你这个疯子……”铁香脸色惨白，慌慌地想夺路而逃。 “臭婊子你敢跑——”三耳朵大喝一声，喊得铁香身子晃了晃，不敢再动。他横戳戳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姐姐，你今天不杀我，你如何有安生的日子？你往我脑壳上扣了个屎盆子，你以为我忍得下这一口气？”还没等铁香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突然从腰间解下一条粗粗的藤鞭，一声脆响，把铁香抽得一个趔趄。又一声脆响，铁香已经栽倒在地。她尖叫着举臂招架，但身旁女人看见三耳朵那横样子，谁也不敢上前拦阻，只是哇哇乱叫，或者赶快回村去报信喊人。 “你这个烂货，你这条草狗，你这个臭婊子，你不杀了我，这个事情如何有个了结？……”三耳朵骂一句就抽一鞭，抽得女人满地乱滚，远远看去，没看见人，只见尘沙飞扬，一堆绿色的薯叶翻来滚去，沙沙沙地响，间或有几片碎叶溅出。最后，叫声微弱了，叶子不再摇动了，三耳朵才住了手，丢了藤鞭。 他打开随身带来的布袋，拿出新的皮鞋，新的塑料凉鞋，新的头巾和袜子，丢到不再动弹的薯叶堆里。“你看好了，姐姐，我还是心痛你的！” 然后扬长而去。 走到路口，他还回头对女人们大喊：“告诉本义那个老货，我马兴礼把他的婆娘嬲了二十五回，嬲得她顿顿地叫呵——哈哈哈——” 对于马桥人来说，马兴礼这个名字已经很陌生。 △背钉 △背钉 现场捉拿奸夫是本义的主意。他从工地上回来，听到仲琪告密，得知自己的老婆与三耳朵私通，气得想杀人。他毕竟还有点脑子，不会不明白，这件事太丢人现眼，真要闹起来，扯上一个烂杆子三耳朵，算一回什么事？想来想去，只好关起门来拿婆娘出气。他把一杆洗衣的擂杵都打断了，打得贼婆子屁股肿了一圈，满地乱滚，鬼哭狼嚎，最后哆哆嗦嗦地答应一切。 她后来还知趣，照本义的计策行事，果然把三耳朵引入了圈套。当时三耳朵刚脱裤子，本义从帐后跳将出来，操着扁担乱扑，打得三耳朵发出的声音不是人声。但三耳朵很快也红了眼，气力还不算小。两个男人纠扯一团的时候，本义眼看顶不住，大叫狗婆娘上来帮忙。铁香不敢不从，急中生智之下，从背后一把抠住三耳朵胯下那家伙，抠得对方差点昏了过去。 本义这才腾出手来，扇了奸夫十几个耳光，扇得对方翻了白眼。一条麻索也早已准备好了，本义把三耳朵扎扎实实捆成个粽子。 本义只是没有想到，这事并没有完：第二年春上贼婆子突然失踪。他根本没朝三耳朵那一方想，觉得自己的女人再无血，也不会往粪坑里跳吧？即使是条骚母狗，也得到文化馆长或照相师傅那里去骚吧？得给自己老公留点面子吧？ 村里人也大多没想到三耳朵，根本无法想象铁香这么个情种，会丢下一对还在读书的娃崽，跟上那样一个烂杆子。她就算是同三耳朵有一腿，也只是玩玩后生伢，哪会真的托付终身呢？人们只是猜测县文化馆的动静，还派人到县城里去打听。 本义觉得没脸做人，一连几天不理公事，关紧大门，在额头上贴了两块膏药，钻到床上睡觉。他暗暗起了杀心，不管这次在哪里找到这个狗婆，他情愿不当这个书记，也要一刀结果了这个骚货。 到第二年秋天，一个消息从江西那边传来，让人们大为吃惊。这个消息证实，铁香确实是私奔，而且是跟着三耳朵私奔的。前不久，一群流窜犯结伙在江西省的公路上打劫粮车，被部队和民兵追剿，打死了一个，抓了十几个。最后的两个很顽固，跑到山上东躲西藏，一直没法抓到。后来靠当地农民提供消息，搜山的民兵总算缩小包围圈，把他们逼进一个山洞。民兵团团围住洞口，喊了一阵话，没有听到回音，往里面丢手榴弹，才把他们炸死了。民兵后来发现，死的是一男一女，瘦得都只有七八十来斤。女的挺着个大肚子，有几个月的身孕。人们在他们的衣包里发现了一颗公章，一个什么铜矿筹建委员会的。还有两份空白处方笺，几张备课专用纸，几只公函信封，信封上有这边的公社名。公安才通知这边派人去认尸。公社的何部长去了，从派出所留下的照片上认出了铁香和三耳朵血肉模糊的面孔。 何部长花了二十块钱，请当地两个农民把他们埋了。 按照马桥的老规矩，铁香不贞，三耳朵不义，两人犯了家规又犯了国法，再加上一条不忠，死后是必须“背钉”的。也就是说，他们死后必须在墓穴里伏面朝下，背上必须钉入铁钉九颗。伏面朝下，表示无脸见人的意思。背钉，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锁在阴间，不可能再转世投胎祸害他人。 马桥人没有得到这对男女的尸体，没法让他们背钉。一些老人们说起这事不免忧心忡忡，不知道他们还要闹出什么事来。 △根 △根 三耳朵拐走铁香，引起了马桥人的义愤。尤其是妇人们，以前戳铁香的背脊，一次次探索她同文化馆长的关系，与照相馆小后生的关系，对她扭来扭去的背影缩鼻子撇嘴巴。现在，她们突然觉得那些关系都是可以容忍的，还可以马马虎虎带得过。她们甚至认为偷人也没什么，关键在于看偷什么人。铁香勾搭男人虽然有点那个，最不可接受的却是她勾搭三耳朵。 在这一点上，她们突然为铁香打抱不平，有一种包容铁香在内的团体感突然升腾起来，激动着她们，鼓舞着她们，温暖着她们，似乎铁香是她们推出的选手，在一场竞赛中不幸败北。她们不能不愤愤不平。三耳朵也太不体面了，太没个说头了，连一条颈根都没怎么洗干净过。虽说对乡亲还算义道，但要人品没人品，要家财没家财，也没读个像样的书，连爹娘都要拿扁担赶出门的人，笑人呵，铁香怎么可以跟上他？居然还怀上了——一胎？ 她们几个月来分担着一种团体的羞辱。 对铁香也百思不得其解。 唯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这个结局：命。在马桥的语言中，人们不大说命，更多地说“根”，有一种自比植物的味道。他们看手纹，看脚纹，认为这些肉纹就是根的显现，形似根系也就不难理解。有一个过路的老人曾看过铁香手上的根，叹了口气，说她是门槛根，先人可能当过叫花子，低声下气跨过千家门槛。唉唉唉，这条根太长，到她的身上还没有断呵。 铁香咯咯咯地笑，不大相信。她父亲戴世清当过乞丐头子不假，但她现在已经成了书记的婆娘、书记的爱人，差不多就是书记，如何还扯上什么门槛？她没有料到，自己多年后的结局，居然应验了过路老人的话：她跟随了三耳朵，一个穷得差不多只能蹭门槛的男人，在遥远他乡流落终身。她像一棵树，拼命向上寻找阳光和雨水，寻找了三十多年，最终发现自己的枝叶无论如何疯长，也没法离根而去，没法飞向高空。 下贱的根镂刻在她的手心里。 与“根”相关的词是“归根”，所指不是普通话里白发游子的“归乡”，而相当于“宿命”。用他们的话说，泥看三寸，人看三支。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是算不得数的，过了三个岁支，也就是三个十二年，就开始归根了，是贵是贱，是智是愚，是好是坏，到三十六岁以后见分晓。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各就其位。铁香正是在三十六岁这一年疯了，鬼使神差跟上一个烂杆子，也是逃不脱的劫数。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打车子▲ 打车子▲ “打车子”是铁香的说法，指男女床上之事。这是仲琪偷听到的，传开以后让人们笑了好一些时日，后来也成了马桥的习语。 汉语中关于食欲的词并不缺乏。表示烹调方式方面，有蒸、煮、炸、炒、爆、溜、煎、炖、腌、酱、卤、焖等等，表示口舌动作方面，有吃、呷、吸、唆、吞、舔、嚼、咬、含、吮等等；表示味觉口感方面，有甘、辛、咸、苦、辣、酸、鲜、嫩、脆、滑、麻、清、醇、酥、粉等等。比较说来，同是生理的一种需要，关于性事的词似乎就少得多，完全不成比例。孟子说“食色，性也”，语言遗产把孟子这个观点抹掉了一半。 当然还有一些所谓下流话。这些话大多是一些劣质品、大路货，是随处可见的口腔排泄物，虽然数量并不算少，但毛病似乎太明显。一是彼此雷同，互相重复，了无新意；二是空洞无物，粗略笼统，大而无当，类似政客们的国事演讲，或是文士们的相互嘉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大多是借用词，文不及义，词不达意，全靠临时性默契来将就，给人张冠李戴指驴为马的荒唐感。“云雨”、“打炮”、“打豆腐”、“做白案”……全部类如黑帮暗语。人们不得已这样说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了黑帮们心虚闪避的表情，已经在语言伦理中把性事视同黑帮罪恶——某种怯于明说也怯于细说的勾当。 这些语词无疑是人类性感粗糙化、公式化、虚伪化、鬼鬼祟祟化的结果。两性交流过程中的涌动和激荡，来自身体深处的细微颤动和闪烁，相互征服又相互救助的焦灼、顽强、同情以及惊喜，暗道上的艰难探索和巅峰上暴风骤雨似的寂灭之境迷醉之境飘滑之境……一切都隐匿在语言无能深入的盲区。 一块语言空白，就是人类认识自身的一次放弃，一个败绩，也标示出某种危险所在。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中断或者失去了这个联结，人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语言就是控制力。一个化学实验室，对于化学专家来说，不过是一块熟悉的菜园子；对于毫无化学知识的人来说，则不啻危险无处不在的可怕雷区。一座繁华城市，对于本地市民来说，是无比方便和无比亲切的故土；但对于毫无城市经验的乡下人而言，无异于处处隐藏着敌意或障碍的荆天棘地，让他们总是摆脱不了莫名的惶恐。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一个难以言说的世界，就是不可控制的世界。 社会学研究过一种“边际人”，大多指从某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人，比如进入城市的乡下人，远离母土进入他国的移民。语言是这些人遇到的首要问题。不管他们是否有钱，不管他们是否有权势，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新的语言，还不能对新的环境获得一种得心应手的语言把握，他们就永远摆脱不了无根之感、无靠之感、无安全之感。阔绰的日本人到了法国，其中有一些会患上“巴黎综合征”。勇敢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其中也有一些会患上“纽约综合征”。他们有限的外语，不足以使他们融入异乡的冷土。他们的阔绰或勇敢，不足以让他们免除莫名的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任何一段邻居或路人不可懂的对话，任何一个他们无能命名的器物或景观，都可能暗暗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成为重重包围他们的疾症诱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把自己关闭在清冷寓所里，对外界作一次次临时性逃离，就像性交时要避人耳目。 人并不怕展示自己的身体。在洗澡堂、体检室、游泳场甚至西方某些国家的裸泳海滩，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自在。人只有在性交的时候才感到关闭窗帘和房门的必要，像一只只企图钻进地洞的老鼠。形成这种差别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我看来，其中一直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对洗澡、体检、游泳一类活动有充分的语言把握，也就有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有效控制，足以运作自己的理智。只有当人们脱下裤子，面对性的无限语言盲区，不安全感才会在不由自主的迷惑和茫然中萌生，人才会下意识地躲入巢穴。他们在害怕什么。与其说他们害怕公共礼教，毋宁说他们在下意识里更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在性的无名化暗夜里迷失。他们一旦脱下裤子，就同样有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如同他们投入了一心向往的巴黎或纽约，但要把寓所门窗紧紧关闭。 统计表明，“边际人”的犯罪率高，精神病人多。语言把握之外的陌生世界对于边际人来说，是知识力所难及的混沌，最容易瓦解他们的意识和判断力。同样，性的语言盲区也最容易让人出现失常。这也许是性历险的强烈诱惑所在，当然也是色欲为祸的前提。美人计在很多时候可以动摇强大的政治决议、经济谋略、军事格局。一夜风流可以在很多时候消解理智，把当事人轻易抛入险境——就像在马桥人铁香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样。 事情也许是这样的： （一）铁香并非不惧卑微和贫贱，但自从发现三耳朵以后，她突然有了一种拯救欲，一种用自己身体创造奇迹的强烈兴趣。如果说她以前曾轻易征服了好几个体面男人，那么过程重复令她乏味。她天生胆大，渴望冒险，于是在三耳朵那里看见了新的战场，看见了更富有挑战性的使命。她此时不再害怕卑微和贫贱，恰恰相反，正是卑微和贫贱迷醉了她，再造一个男人的光荣感使她心潮难平。 （二）三耳朵做过很多人所不齿的恶行，比如向父母动武，同兄弟打架，从不在村里出工，偷过队上的化肥，还爬过女厕所的墙头等等，铁香以前也对这些事嗤之以鼻。但后来她更愿意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魅力。马桥的瓜果都要因为她而腐烂，马桥的畜生都要因为她而癫狂，三耳朵难道不会因为她而胡作非为吗？三耳朵，不，她现在更愿意叫冤家，她的三冤家——其实不乏侠肝义胆。他为盐午上学的事两肋插刀就是一个证明。如果不是他一直为她发疯，如果他不是被单相思搞得心猿意马，他会闯下那些祸吗？想到这里，她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既有洋洋得意，也有暖暖的感动侵入心田，身体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 （三）所谓“强奸”事件以后，铁香问心有愧，想对三耳朵有所补偿。因此，对方回村把她打得鼻青脸肿，她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有一种偷偷的释然——两下算是扯平了。特别奇怪的是，她甚至从伤痛里品尝到甜蜜，品尝到了对方一如既往的狂爱。她相信，一个男人只有爱得发狂，才会在绝望之余产生仇恨和暴力。本义以往对她再冒火，也很少动手，通常只是砸点家具以后就背着手出门。文化馆长和照相师傅也对她有过失望，但他们更不会打人，拍拍手就溜得无影无踪。这种宽松和不了了之简直让她愤怒，不能让她找到真正男人的诱惑力。相比之下，她是多么喜欢藤鞭和棍棒，多么迷恋男人用一道道伤痕在她身上留下的猛烈关注和疯狂欲望。好几次，她自己也难以置信，她的性高潮就是在挨打的时候轰隆隆涌上来了，烧得她两颊通红，两腿不停地扭动。 何况三耳朵对她痴心不变，不时送来女人用品。她把那些东西偷偷藏起来，不时翻出来看一眼，把情夫和老公在床上的天壤之别暗自思忖一番。 终于，她在一个夜晚走了，再一次投向马桥人“打车子”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巨大语言空白。 △呀哇嘴巴 △呀哇嘴巴 这个词在《平绥厅志》里出现过。造反头子马三宝在他被捕后写下的供单里说：“……小的其实心里很害怕，全是马老瓜那个呀哇嘴巴哄骗小的，说官军不会来了。”我读到这一段时心想：一个没有在马桥生活过的人，可能会被“呀哇嘴巴”一词难住。 “呀哇嘴巴”至今流行于马桥，指多是非的人，热心通风报信的人，也指言多不实的人。这些人的言语里可能较多“呀”、“哇”一类叹词，大概是这个词的来历。 下村的仲琪，经常向本义报告村里的奸情及其他秘情，算是有名的呀哇嘴巴。村里没有什么秘密可瞒得过他的一对招风耳。他不管多么热的天，总是踏双套鞋。不论做什么事，也不会脱下那两只可疑的套鞋——哪怕这一天人人都赤脚，哪怕这一天穿鞋就根本没法做事，他只能守在田埂上无事可做白白地看着别人赚工分。谁都不知道，他的套鞋里有何见不得人的景象。他严守套鞋里的秘密，同时机警地打探村里其他人的一切秘密，脸上就有了一种占了便宜的暗暗得意。 或者应该这样说：他正因为自己有了套鞋里的秘密，所以必须侦察出别人的秘密何在，与自己的套鞋打平。 他曾经悄悄走到我面前，吸气呼气准备了好一阵，总算收拾出一张笑脸：“你昨天晚上的红薯粉好吃呵？”然后忸怩一阵，等待我辩白掩饰。见我没什么反应，便小心翼翼地笑着退回去，不再往深里说。我不明白他如何探明了昨天晚上的红薯粉，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这件事情十分重要以至牢记在心并且向我机警提示。我更不明白，他明察秋毫的本领和成就使他的哪一根肠子快活？ 有时候他精神有点反常的亢奋，在地上挖着挖着，就突然响亮地叹一口气，或者对远处一只狗威风凛凛地大喝几声，见我们没什么反应，最后才满脸忧愁地冒出一句：“呀呀呀，不得了哇。”人们奇怪地问，什么不得了？他连连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嘴角挂着一丝得意，对大家的漠然和失望投来淡笑。 过一阵，他又忧愁了一番，不得了呵一番。在旁人追问之下，他口松了一点，说有人搞下的，有人出问题啦……他把旁人们的兴趣提起来之后又及时刹车，得意地反问：“你们猜，是谁？你们猜，是谁？猜呀！”如此欲言又止，反复了五六轮，直到大家谁也不问了，直到大家对他的忧愁和得意无动于衷了甚至厌烦透了，他才满意地笑一笑，继续埋头挖他的地，什么事也没有。 马同意▲ 马同意▲ 仲琪一直是很拥护政府的，平时一个蛋大的领袖像章总是端端正正挂在他胸口，早已不时兴了的语录袋，一逢会议也总是挂在他肩上。一般来说，他讲话有政治水平，嘴巴也紧，也没有胡言乱语的恶习。 他胸口还老插着一支水笔。当然不会是买来的，看那红笔帽大黑笔杆小的别扭搭配，就知道那是七拼八凑的产物，来自一个艰苦的琢磨过程。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没有当过干部，连贫农协小组长一类角色也没当过。但他很喜欢使用这支笔，动不动就批写“同意，马仲琪”五个字。队上的发票、收条、工分簿、账本、报纸等等差不多全都留下了他的五字真言。有一次，复查拿来一张买鱼苗的收据准备记账，一不留神，发现收据已到了仲琪手里，还没来得及喊，他已经批下了“同意”两个字，笔尖在嘴里蘸水，正要神色审慎地落款。 复查气恼地说：“写你的祭文呵？哪个要你同意？你有什么资格同意？你是队长还是书记？” 仲琪笑一笑：“写两个字割了你的肉呵？正正当当买的鱼苗，还怕人家同意？你说，你是不是偷的鱼苗？” “我不要你写，就是不要你写。” “写坏了？那我撕了它好不？”仲琪很幽默的样子。 “他这号人真是无血。”复查对旁人说。 “你是要我写‘不同意’吧？” “什么都不准写，这根本不是你写字的地方。你要写，再活两世人看看，活得像个人了再说。” “好，不写了，不写了。看你这小气鬼的样范。” 仲琪既然已经得手，把水笔稳稳地插回衣袋。 复查又好气又好笑，从衣袋里掏出另外一张单据，当众抖了抖：“你们看，我还没有跟他算账。昨天窑棚里这一斤肉，根本不能报销的，他也来签字。” 仲琪红了脸，瞥了哗哗作响的单据一眼：“你不报就不报啰。” “那你写同意做什么？你脚发痒？” “我看都没有看……” “签了字的就要负责。” “那我改一下好不好？”他一边走回来一边急急地抽笔。 “你写的字屙尿变呵？你看毛主席写字，一字千钧，全国照办，雷打不动。你是狗屙尿，走到哪里就把脚架起来撒一泡，作不得数的。” 仲琪颈根都红了，鼻尖上放出一小块亮光。“复查伢子，你才是狗。我就不相信这一斤肉未必报不得？事是要做的，肉也是要吃的。” “你有钱，你拿去报。我今天非要你报不可！” 当着众人的面，仲琪没法下台了，脚一跺：“报就报，有什么了不起？”他套鞋呱嗒呱嗒响，摇摇摆摆走了。不一会气呼呼地从家里返回来，一个银镯子对桌上一砸。“一斤肉钱骇哪个？复查伢子，老子今天就是同意定了！你给我报！” 复查眨眨眼没说出话来，其他人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刚才哄笑一番，只是故意急一急仲琪，没想到把他逼得认了真，批的字还非要管用不可，把银镯子都拍出来了。 这一次，人们没有难倒仲琪。他从此批字批得更加猖狂。碰到本义或公社干部拿出的一张什么纸页，也抢过去照批“同意”二字不误。他的同意已经成了习惯，没有哪一块纸片可以逃脱他的水笔，可以逃脱他并无约束力的审阅。复查比较爱整洁，讲规矩，后来只好拼命躲着他，一听到他呱嗒呱嗒的套鞋响，一看到他露脸，就把所有纸质物品收捡起来，不给他染指的机会。他只好装着没有看见，悻悻然游转到别处，另找可以同意的事情，比方抢先一步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我们知青的信件。于是，我的每一个信封上，都留下他对收信地址以及收信人姓名表示同意的手谕，有时候还有他鲜红的指印。 我也有了复查的深恶痛绝，决心找个机会整一整他。一天中午，趁他打瞌睡的机会，我们把他的水笔偷出来扔入水塘。 两天以后，他胸口又出现了一支圆珠笔，金属挂钩闪闪发亮，让众人无可奈何。 △走鬼亲 △走鬼亲 很多年以后，据说马桥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认出了自己前世的亲人。我在马桥时就听说过这样一些传闻，回到城市以后听说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奇事。我不大相信。我的一位民俗学家朋友专门研究过这个题目，还把我拉到他调查过的地方，把他的人证一一指示给我，让他们述说各自的前生。我还是觉得没法理解。 当然，这样的故事落在我的熟人身上，更让我惊讶。 已经是八十年代了，马桥的一位后生在长乐街的豆腐店里打工，打牌赌钱，差点把短裤都输出去了，日子很艰难。他到熟人家里去，人家一见他就赶紧关门，连连挥手要他走。 他饿得两眼冒黑花。幸好还有好心人——金福酒店的一个女子，才十三岁，叫黑丹子。她乘老板不在的时候，偷偷塞给这个后生几个包子，还有两块钱。这个后生事后向他称兄道弟的一帮人吹嘘：“什么叫魅力？这就是胜哥的魅力！” 他叫胜求，是马桥村前支部书记本义的儿子。 不知什么时候，金福酒店的老板知道这件事，还知道黑丹子经常接济胜求，怀疑她吃里爬外，拿店里的东西送人情。老板仔仔细细盘查了一次，倒没有发现店里短款或者少货，但还是觉得奇怪：一个狗都嫌的无业游民，为何值得黑丹子如此关照？他是黑丹子的远房舅舅，觉得有必要盘问清楚，于是把黑丹子叫到面前问话。 黑丹子低下头哭泣。 “哭什么哭什么？” “他……” “他怎么呢？” “他是我……” “说呀，你们是不是在搞对象？” “不是，他是我的……” “你说不说？你不说，今天就跟老子走人！” “他是我的儿……” 老板嘴巴张开，一杯滚茶差点烫了脚。 惊人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人们说，黑丹子——就是金福酒店的黑丹子，认出了自己前世的儿子。就是说，她是马桥那个大名鼎鼎戴铁香的转世。不是老板逼一下，她还不敢说出来。好几天来，人们围着酒店指指点点。镇委会和派出所的干部觉得事情非同小可。现在什么世道？赌博出来了，娼妓出来了，拦路打劫出来了，好，封建迷信复活，鬼也出来了。真是热闹呵。 干部们奉命戳穿鬼话教育群众，把她叫到派出所盘问，吸引了一大批好奇的闲人围观，搞得派出所人头攒动汗臭逼人，什么案子也办不成，最后只得决定带她到马桥去再考。既然她认得出前世的儿子，不可能不认得前世的其他人吧？不可能不认得前世的家吧？如果认不出，再论她的胡言乱语蛊惑人心也不迟。 他们一行六人，除了黑丹子，还有两个警察，一个镇委会副主任以及两个好事的干部随同前往。离马桥还有好远，他们就下了车，让黑丹子在前面带路，看她是否真的记得前生的情景。女子说，前生的事，她只记得个模模糊糊的大概，可能要走错。但走一段看一看，她一直朝马桥而去，走得尾随于后的人心里发毛。 她路过岭上一个岩场时，突然停下来哭了一场。那个岩场已经废弃，满地的碎石碴上，有几块干枯的牛粪，蓬蓬勃勃的野草冒出来，也许过不了多久就要把石碴淹没。干部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前世的丈夫是个岩匠，在这里打过石头。预先摸了些情况的干部心中暗喜，知道她这一条完全不对。 她进入马桥后，稍微有些犹疑，说以前没有这么多房子的，她实在有点认不出来了。 副主任大喜。“穿泡了吧？把戏玩不下去了吧？小小年纪，也学会骗人，还编得一套一套的，哄白菜呵？你以为鬼是那么好当的？” 一个警察见她哭了，有些同情，也舍不得就此结案，说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何不让她再试试，反正今天是做不成什么事了。 副主任想了想，看看天，也就没有反对。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说到这里神色飞扬，说事情奇就奇在这后面。他说黑丹子一走进本义的家。就神了，不仅熟门熟路，晓得吊壶、尿桶、米柜各自的位置，而且一眼就认出了躺在床上的老人就是本义。她泪水一涌而出，喊出了本义哥的名字，倒地就拜，抽抽泣泣。本义耳朵更背了，费力地睁大眼，见满屋子陌生人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填房的婆娘从菜园子回来，向他吼了几句，他才明白了几分。他完全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女崽，眼睛鼓得铜钱大：“要钱就要钱，讨饭就讨饭，做什么鬼？人还没有做成个样，如何就做起个鬼来了？” 黑丹子哭了，被人们劝到门外。 村里很多人都来看新奇，把黑丹子评头品足，联系当年的铁香，一个一个部位加以比较。多数人最后的结论是：这哪里是铁香呢？铁香狐眉花眼的，哪是这样一个酸菜团子？他们说着说着，不料蹲在阶檐上呜呜哭泣的黑丹子突然抬头，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 “秀芹呢？” 马桥人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生，面面相觑。 “秀芹呢？” 一个个都摇头，眼里透出茫然。 “秀芹死了么？” 小女崽又要哭了。 有一个老人猛地想起来，说对对对，好像是有个秀什么芹，就是本义的同锅兄弟本仁家的。本仁好多年前跑到江西去了，再没有回来过。秀芹改嫁到多顺家，就是现在的三婆婆，在，还在的。 黑丹子眼睛一亮。 人们费了点气力才明白，眼前这个女崽既然是铁香，那么同三婆婆就是妯娌过一场的，难怪会问起她来。几个热心人立即领她去找。“三婆婆住在竹子坡，你跟我们来。”他们对黑丹子说。黑丹子点点头，跟着他们急急地翻上一个岭，穿过一片竹林，远远看见前面一角房屋从竹林里闪出。 好事人早就朝前面跑了，进了黄泥屋大喊大叫，把空空的几个房间溜了一遍，发现没有人。有人又去荷塘边，不一阵从那里发出叫喊：“在这里，在这里咧。” 塘边确有一个正在洗衣的老婆婆。 黑丹子飞快地跑上去，扑到老人面前。“秀芹哥，秀芹哥，我是铁香呵……” 老人把她上下左右仔细看了一番。 “你认不出我了？” “哪个铁香？” “我那一次住院，是你送饭送水。我走的那天晚上，在你面前还叩过头呵！” “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老人想到了什么又没说出来，一句话哽着喉管，眼里开始闪耀泪光。 她们没再说话，只是抱头痛哭，哭得旁边的人不知所措，甚至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一支洗衣的擂杵落在水里，缓缓地转着圈。一件扭成束的衣也滚下水，在水中散开，慢慢地沉没。 △火焰 △火焰 这个词抽象而且模糊，很难有什么确义。如果你说你不相信鬼，没有看见过鬼，马桥人就会一口咬定：那是你“火焰”太高的缘故。 什么是火焰呢？ 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也可以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什么人的火焰高呢？马桥人会说：城里的人，读书人，发了财的人，男人，壮年人，没生病的人，公家人，在白天的人，无灾无难的人，靠近公路的人，在晴天的人，在平川地的人，亲友多的人，刚吃饱的人……当然还有不信鬼的人。 这里所涉及的，几乎是人生问题的全部。 揣测和推导他们的意思，火焰通常是指一种状态：在人生所有相对弱势的处境里，人的火焰便低微了，熄灭了，于是眼前就有鬼魅丛生。所谓“穷人多见鬼”的俗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是读过新学的，当过教师，从来不相信鬼。一九八一年夏天她因为背上长了一个大毒疔，病得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于是就看见了鬼。她半夜里惊恐地叫起来，哆哆嗦嗦退缩到床角，说门后有一个人，姓王的妇人，是要来谋害她的鬼，要我拿菜刀把她杀死——这样的情况一再出现。在那一刻，我想起了“火焰”这个词。我想，她现在肯定是火焰太低了，所以看见了我无法看见的东西，进入了我无法进入的幻觉。 她后来并不记得发生过的事。 知识力无疑是火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现实生活中强势者的标志，它推动了革命、科学与经济发展，所及之处，鬼影烟消，鬼话云散，前面一片阳光。问题在于，如果像马桥人理解的那样，火焰只是相对而言，强势在更强势面前也成了弱势，那么驱鬼就差不多是一个不可过于乐观期待的目标。知识力也有受挫的时候，不够用的时候，在强大现实面前分崩瓦解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不信鬼的。当她的理智无法抵挡一个毒疔的时候，鬼就来了。现代人也是不大相信鬼的，当他们的理智能量无法解决战争、贫困、污染、冷漠之类难题的时候，无法消除内心中沉重的焦虑的时候，即便在二十世纪最科学最发达的都市里，也会有形形色色鬼的迷信复活。即便在较为彻底的某些无鬼论者那里，在完全知识化的现代人那里，也可能有鬼的形象（请想一想现代派的绘画），可能有鬼的声音（请想一想现代派的音乐），可能有鬼的逻辑（请想一想现代派的超现实诗歌或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主义文化是这个世纪暗生的最大鬼蜮之一，是闹神闹鬼的学院版本，源于现代社会里火焰低的人：乡下的人，读书少的人，贫穷的人，女人、儿童和老人，生病的人，遭灾遭难的人，非公家人，不靠公路的人，亲友少的人，在夜晚的人，在雨天的人，不在平川地的人，正在饿着的人……还包括相信鬼的人。 查一查每一位重要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的传记，不难发现，上述火焰低的人那里，常常有他们的身影和闪亮的眼眸。 我是无鬼论者。我常常说，马桥人发现的鬼，包括他们发现的外地来鬼，都只能说马桥话，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说英语或法语，可见没有超出发现者的知识范围。这使我有理由相信，鬼是人们自己造出来的。也许它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心象，在人们肉体虚弱（如我的母亲）或精神虚弱（如绝望的现代派）的时候产生，同人们做梦、醉酒、吸毒以后发生的情况差不多。 面对鬼，其实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虚弱。 这是理解火焰的思路之一。 因此，我怀疑马桥人根本没有发生过一个所谓黑丹子的故事（参见词条“走鬼亲”），根本没有什么铁香的转世。在我重返马桥的时候，复查就断然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斥之为妖言惑众，无稽之谈。我相信复查的话。当然，我并不是怀疑那些声称亲眼看见了黑丹子的人是蓄意骗我，不，他们也许没有这个必要。我只是从他们七零八落而且互相矛盾的描述片断里，看出了这个故事的可疑。我曾追问故事的结局：黑丹子现在哪里？她还会来马桥么？……他们都支支吾吾。有的说，黑丹子吃了红鲤鱼，吃了这种鱼的人就记不得前世的事情了，因此不会再来了。有的说，黑丹子跟着她舅舅到南边沿海城市赚钱去了，已没法找到了。还有人说，黑丹子怕本义——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她没有脸面也没有勇气再来。 没有一个确切的结局。 当然也不需要一个确切的结局，让我来一一地较真。我毫不怀疑，整个故事不过是他们火焰低迷时的产物，是他们一个共同的梦幻，就像我母亲在病重时看到的一切。 人们希望看见什么的时候，这个什么总有一天就会出现。人们可以用两种手段实现之：火焰高的时候，用革命、科学和经济发展；火焰低的时候，用梦幻。 人和人是不可能一样的。如果我不能提高多数马桥人的火焰，我想，我也没理由剥夺他们梦幻的权利，没理由妨碍他们想象的铁香重返马桥，与她嫂嫂越过生死之界在荷塘边抱头痛哭。 红花爹爹▲ 红花爹爹▲ 罗伯是马桥的外来户，土改前一直当长工，后来当过几年村长，算是马桥的革命老干部。有人给他提过亲，被他一一拒绝。他一辈子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一个人做事，全家出汗。人们有时叫他“红花爹爹”，红花就是童身的意思。 人们后来发现，他不收亲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他天生疏远女人，害怕女人，讨厌女人，碰到婆娘就尽量绕开走，凡是婆娘多的地方，绝不可能找到他的。他的鼻子灵，又古怪，总是闻到女人身上一股腥臭。他认为婆娘们打香粉，盖住身上的腥臭，就是唯一理由。尤其是春天里，尤其是三十多岁的妇人，身上散发出的腥臭总是汹涌弥漫，夹杂着一股烂丝瓜味，飘出百步之远，他鼻子一碰到这气味就晕头。要是在这种气味里待上一阵，那更是要他的命——他必定面色发黄，额冒冷汗，说不定还要哇哇哇呕吐不止。 他还认定，正是这种腥臭败坏了他的瓜果。他屋门后有两棵桃树，每年花开得很茂盛，只是不怎么挂果，即便挂上了也一片片地烂掉。有人说这树有病。他摇摇头，说那些贼婆娘一年总要来疯几轮，我都要病了，树还挡得住？ 他是指两棵桃树靠近一片茶园，每年都有婆娘们去那里摘茶和笑闹，桃子不烂才是怪事。 有人不大相信他的话，想试一试他的鼻子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试一试他是否真的拒色如仇，有一次歇工时偷了他的蓑衣，献给妇女们垫坐，再归还原处，看他以后有何表现。 人们大为惊讶的是，他取蓑衣时鼻子缩了两下，立刻沉下脸：“搞下的，搞下的，哪个动了我的蓑衣？” 在场的男人们佯作不知，互相看了一眼。 “我得罪过你们么？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这些毒脔心要这样害我？”他哭丧着脸一跺脚，真来了气。 偷蓑衣者吓得赶快溜了。 罗伯丢下蓑衣，气咻咻回家去了。复查想和事，把蓑衣拿到塘边洗了洗，给老村长送去。但以后的日子里，老村长身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件蓑衣，据说是一把火把它烧了。 人们再也不敢同他开这一类玩笑。请他吃饭，桌上断断乎不能有女客，近处也断断乎不能晾晒女人的衣裤。安排他出工，也必须注意不把婆娘们派在他一起。有一次本义要他跟着公社里的拖拉机到县里买棉花种，他一去就是两天，回来说，他走到路上突然腿痛，没赶上拖拉机，只好步行，所以费了时日。村里人后来碰到公社里开拖拉机的师傅，才知道他其实赶上了拖拉机，只是因为车上有几个婆娘搭便车，他就硬不肯上去，情愿自己走路。这就怪不得别人了。 他走路很慢，从县里走回马桥，三十来里路竟走了整整一天。不仅如此，他做什么都慢，都不急火，似乎深知日子后面还有日子，日子后面的日子后面还有日子，无须抢火式的脚赶脚。后生都喜欢跟着他做功夫，日子可以过得比较轻松和悠闲。有一天，后生跟着他到天子岭修跨山渡槽。天太冷，地上都结了冰壳子，人人的脚上都缠了草绳，还是一步一滑，跌倒的哎呀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大家缩头缩脑来到工地上，见干部们都没有来，在场的只有罗伯最有话份，就央求他同意大家等一等，至少等日头出来化了冰再开工。罗伯睡眼惺忪地抠着布袋里的烟丝：“谁说不是呢？这么冷的天，把大家从被窝里拖出来，是要埋爷还是埋娘呢？”他的话虽然没说得很明确，意思倒也明白了。大家高高兴兴一哄而散，各自找避风的角落暖身。罗伯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枯枝落叶，在胯裆下烧着了一堆烟火，引得好些后生到那里去拥挤。 “恐怕要搬两篓子炭来呵？恐怕要架几个炉子搬几床被窝来呵？”本义一声咳嗽，摔下阴阳怪气的两句开场白，吓得人们跳了起来。不知他提着一根丈量土方的竹竿，从哪里钻出来的。 罗伯的眼皮上还糊着眼屎，慢条斯理地说：“路都走不稳，何事还担得担子？你没有看见么？这号天狗都不上路。” 是呵是呵，人们也跟着附和。 “要得，”本义冷笑一声，“我就是来要你们睡觉的，党员带头睡，民兵带头睡，贫下中农克服困难睡，既要睡个现象出来，又要睡个本质出来。晓得何事睡吧？” 他把刚学会的现象本质一类哲学也用上了。说完脱下袄子，扎起袖口，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液，扛起一块岩砖就往渡槽那一头走去。他这一手倒也厉害，在场的人不好意思干干地看着，看看旁人也动了，恋恋不舍走出温和的角落，三三两两硬着头皮撞入寒风。 罗伯沉住气，抽完最后一口烟，也咕咕哝哝跟上了本义。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他刚刚走上渡槽，前面的本义一声尖叫，身子晃了晃，两个脚板根本稳不住，在滑溜溜的槽面上平移，眼看就要滑出边沿，眼看就要落入水声哗哗寒气升腾的山谷。人们的心猛地提了上来。还没有看清楚形势的险恶，罗伯已经眼明手快，呼的一声甩掉了肩头担子，猛地扑上去，没抓住前面的身影，只抓住了一只脚。 幸好罗伯自己的脚钩住了渡槽上的一个钢筋头，压在冰上的身体被本义拖到渡槽边沿以后，停了下来。 根本听不清本义的声音——被山谷的气流搅得七零八落，好像从很远很远的谷底传来几声蚊子叫。 “你、说、什、么？”罗伯只看到另一只乱蹬乱踢的脚。 “快把我拉上去，快点……” “莫急，”罗伯也气喘吁吁了，“你的哲学学得好，你说这号天气是现象呢，还是本质呢？” “你快点呵……” “莫太快了，这里凉快，好讲话。” “娘哎……” 几个后生已经靠拢来，拉的拉绳子，伸的伸手，好容易小心翼翼把吊在渡槽下的书记救了上来。 本义上来以后，红着一张脸，再也不豪气了，再也不哲学了，走下渡槽还得有人扶着，小步小步碎碎地走。他回到村里砍了一斤肉，请罗伯吃酒，感谢救命之恩。 从这次以后，本义可以骂马桥的任何人，唯有罗伯除外。本义有了点好酒，也要提到罗伯的茅屋去，请罗伯喝上一口。有人说，铁香后来三天两头同本义吵架，本义老是泡在罗伯那里，也是原因之一。他们不光是喝酒，不光是讲白话，还做些让人费解的事，比方说一同洗澡，一同躲进蚊帐，不知在搞些什么鬼。就算是同锅兄弟，也不能睡一个被窝吧？ 有人曾经去罗伯屋后的园子偷笋，顺便从窗纸洞朝里面看过一眼，大为惊奇：他们莫不是嬲屁股？ 这是指男人之间不正经的事。 马桥人对这种事不大关心。张家坊也有人做这种事，邻近另外几个村寨也有些红花爹爹和红花大叔做这种事，算不得什么稀奇。再说，看见本义白天忙上忙下一脸的怒气，谁也不敢去深问，也就无从证实。 △你老人家（以及其他） △你老人家（以及其他） 这个词的“老人”应连读为len，即前一字声母拼读后一字韵母。 这个词没有什么实际含义，只是一种谦词，对老人、后生乃至娃崽都可以说。说多了，客套的意思渐渐流失，相当于言语间咳嗽或哈欠的插入，隐形于词句之间，耳熟的人不会放在心上，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比方有人问供销社杀了猪没有。答者说：“杀了你老人家。”又问：你买了肉没有？答者说：“买了你老人家。”在这里，“你老人家”是应该由听者听而不闻，随时给予删除的——否则怎么听也会刺耳。 罗伯曾经在路上遇到一个女知青担秧，笑嘻嘻地打招呼：“担秧呵你老人家？”女知青是刚来的，模样不是太好看，不禁大为生气地扭头而去，事后对别人说：“你们说那个老家伙的嘴巴臭不臭？我皮是黑一点，总不至于就成了老人家吧？未必比他还老？” 这就是外来人还没有习惯虚言的结果，也说明知青一时不明白马桥人贵老而贱少的传统：把你往老里夸，其实是奉承。 仔细的清查将会发现，语言的分布和生长并不均匀。有事无言，有言无事，如此无序失衡的情况一直存在。好比同一个世界里，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涝得太厉害了，把好端端的词话泡得虚肿畸肥，即便大水退了也还是涝疾遍地。外人到了日本，不可不注意一些叫做“世辞”的废话。假如有日本人对你的产品颇为夸奖，对你的计划大加赞许，但并没有与你商谈具体合作步骤，你就千万不要当真，不必在家里傻等对方的订货单。外人到了法国巴黎同样需要警惕，假如有人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不管他热情洋溢到何种程度，不管他如何拍肩握手甚至同你拥抱贴脸，只要他没有给你他的具体地址，没有约定具体时间，你就大可付之一笑，将其看作交际礼仪中的虚套，看作某种通用规格的友情空头支票，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把电话打过去问：“我什么时候来呵？” 不能说，日本人和法国人特别虚伪，中国人有言无事的本领也很高强。长期以来，马桥语言中类如“革命群众”、“全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在上级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进一步大大提高了思想境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等，也是不可认真对待的。老村长罗伯死了。他是一个老贫农，老土改根子，还是一个略为有点模糊含混的老红军，当然得有一个像样的葬礼。本义在追悼大会上代表党支部沉痛地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县人民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中，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一系列战略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县里民政局来的一个青年干部皱了皱眉头，捅了捅本义：“什么话？这同上级的英明领导有什么关系？” 本义眨眨眼，好生奇怪：“我说了领导么？我刚才说疯狗子。” 民政局干部说：“你前面呢？前面还说了什么？” 本义说：“没说什么呵，都是一些好话，说不得么？” 民政局干部一开头就把追悼会搅乱了，不仅本义有些气愤，在场的群众也十分扫兴。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明白，人和人的耳朵不是一样的，本义在“疯狗”前面的那些话，长期来可以套用在修水利、积肥、倒木、斗地主、学校开学一类任何事情上，用得太多，被人们充耳不闻，已经完全隐形——只有外人才会将其听入耳去。这位外人还太年轻，不明白言过其实、言不符实、言实分离的可能。 作为语言某种隐形的赘疣和残骸，包括很多谦词、敬词在内的不实之词并不是总能得到及时清除埋葬的。在一定情况下，它们还可能突然大量地繁殖扩张，作为人类美德的一种语言放大，作为掩盖人类严峻真相的一种语言整容。世故之人，对此都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世故就是运用废话的能力，或者说，是世界上大量道德废话和政治废话培育出来的一种人体机能。 有一个外国作家曾盛赞粗痞话，说粗痞话是最有力量的语言，也是语言中最重要的瑰宝。这种说法当然夸大不实。如果说，我能够从某一特定角度同情这位作家的话，那只有一条原因：这位作家产生于最为优雅的国度。他如此惊世骇俗，想必是在世故化的人群交际中，被无比优雅无比友善无比堂皇的大量废话憋久了，一急眼，才生出骂人的歹意。他一定是在重重语言假面那里行将窒息，忍不住要口吐污秽，就像一把脱去大家的裤子，让大家看见语言的肛门。肛门同鼻子、耳朵、手一样，无所谓好看或者不好看，不是一开始就好看或者不好看的。只有在充斥虚假的世界里，肛门才成为通向真实的最后出路，成为集聚和存留生命活力的叛营。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本义开完堂堂皇皇的追悼会以后，一走入夜色就情不自禁地大骂一句： “我嬲起你老娘顿顿的呵——” 他被一块石头绊了脚，似乎是骂那块石头。 骂完以后，他觉得周身血脉通畅多了。 △茹饭（春天的用法） △茹饭（春天的用法） 春天到了，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语言变化的季节。罗伯的一个远方侄儿来山里挑炭，已经走到罗伯家门口，被主人顺口问了一句：“茹饭了？” “茹饭”就是吃饭，古人“茹毛饮血”就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茹”字。见面问一问对方茹了没有，是马桥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嘴里的铺张浪费，一般来说，是一句不可当真的世故。 同样不可当真的回答应该是：“茹了。”——尤其在眼下的春天，在青黄不接家家吃浆之际，在多数人都饿得成天脚跟发软膝盖发凉之际。 没料到侄儿有点呆气，硬邦邦回了一句“没茹”，使罗伯一时手足无措，吃了一惊。他问：“真的没茹？”后生说：“真的没茹。”罗伯眨眨眼：“你这个人就是，茹了就茹了，没茹就没茹，到底茹了没有？”后生被逼出一脸苦相：“真的没茹呵。”罗伯有点生气：“我晓得你，从来不讲老实话。茹了说没茹，没茹呢说茹了，搞什么鬼么！你要是真的没有茹，我就去煮，柴是现成的，米是现成的，一把火就成了。要不，到人家那里借一碗也便当得很，你讲什么客气呢？”后生被这一番话说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自己刚才客气在何处，很惭愧地冒出了汗珠：“我……我真的……” 罗伯气势汹汹地说：“你呀你，都要收婆娘了，说句话还是琐琐碎碎，不别脱，不砍切，有什么不好说的？到了这里，到了家里一样。又不是外人。茹了就是茹了，没茹就是没茹。” 后生已无招架之功，被逼无奈，只好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我……茹……” 罗伯激动地一拍大腿：“我晓得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不是？你是诳我。我都快满花甲了，你在我面前还没有一句老实话。作孽呵。坐吧。” 他指了指门槛边的一张凳子。 侄儿低着头没敢坐，喝了一碗冷水，担着木炭走了。罗伯要他歇一阵再走，侄儿低声说再歇就晚了。 罗伯说你的草鞋烂了，换一双去。 侄儿说新草鞋打脚，不换了。 不久，侄儿过罗江时下河洗澡，不慎淹死。罗伯自己没有后代，与远方的一个兄弟共着这一线香火。大概是他兄弟夫妇怕他伤心，怕他责怪，对他也瞒着，只说是他侄儿招工到城里去了，走时太匆忙，来不及向他辞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伯还时不时笑眯眯提到他的侄儿。别人要找他借一根圆木，他就说，木头要留给侄儿打床铺收婆娘的，如今侄儿是吃国家粮的了，城里样样都讲究洋式，他这张新床还得请街上的木匠来打。人家卖给他一只山鸡，他笑眯眯地说，这个好，他要烧把烟子熏起来，留着等他侄儿来了再吃。 日子久了，耳风徐徐传遍马桥，人们都知道他的侄儿已经夭折，也怀疑罗伯是否真正还蒙在鼓里。听到他提起他侄儿，忍不住朝他多看一眼。他似乎也从人们的目光里觉到了什么，有不易察觉的短瞬一顿，想做什么却突然忘了般的惶惶。 人们越是等待着他改口，他反而越有坚持下去的顽强，甚至不能容忍旁人把他的侄儿当作忌讳，小心地回避。看到人家的娃崽，他有时会突然主动冒出一句：“有小不愁大。我那个侄，看着看着他玩鸡屎，一眨眼不就当国家工人去了呵？” “是呵是呵……”旁人含糊其辞。 罗伯要求很高，不能容忍这种含糊，必须进一步强调他的侄儿：“猪嬲的，也没有看见他写个信来。你们说养崽有什么用？未必就真的那样忙？鬼才信哩。城里我不是没去过，忙什么忙？一天到晚就是耍。” 旁人还是不会接话，偷偷地交换一下眼色而已。 他抹一把脸：“做好事，我也不要他回来看。看什么？有肉我一个人不晓得吃？有棉我一个人不晓得穿？” 他把侄儿谈够了，把伯父的架子摆够了，把伯父的幸福和烦恼体会够了，这才背着双手，低下头走向他的茅屋。他的背脊想必是难以承受人们太多怀疑的目光，一眨眼就驼了下去。 △模范（晴天的用法） △模范（晴天的用法） 公社里要各生产队推举一名学习哲学的模范，去公社开先进表彰会，据说可得到一张奖状，也许还能吃上豆腐。本义不在家，此事只能由罗伯做主。吃过早饭，他慢悠悠来到晒坪，不慌不忙地在坪里转悠一圈，把两只爬入晒坪的蜗牛送入草丛，怕大家踩着它。 做完这件事，他再给大家派工，没怎么打开眼皮，低头卷着烟草末，说志煌、五成以及兆青要使牛；复查去散牛栏粪；盐早呢，打农药；婆娘和下放崽都去锄油菜；模范么，万玉你去当。 我忍不住好笑：“模范……不评选一下么？” 罗伯有点奇怪：“万玉不去哪个去？他一个娘娘腰，使牛使不好，散粪没得劲，昨天还说指头肿，锄油菜恐怕也是个龙弹琴。算来算去，没有人了呵。只有他合适。” 在场的人也觉得叫万玉当模范最合理。说总不能让复查去吧？要是落雨天，也就让复查去算了，他文化高，讲话不丢马桥人的脸。问题是今天一个好晴天，功夫得做出来。要是复查去了，牛栏粪哪个散？团鱼丘还不散粪，明日就要下犁了，何事搞得赢？ 一双双疑惑不解的眼睛盯着我。我这才明白，“模范”这个词，在晴天和雨天里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只得跟着拥护万玉，让他去公社挂红花领奖状。 △打玄讲 △打玄讲 万玉死了之后，学哲学模范的帽子轮过很多人，最后轮到罗伯的头上。据说这是公社领导指定的：一定要培养一个老农典型。 队上安排我给他写经验发言稿，写好后还要一句句读给他听，引导他背下来，再让他去公社或县里的大会上发言——那叫做“出哲学工”。干部们说，万玉以前到公社里没有讲好哲学，罗伯年纪大，资格老，有话份，在渡槽上还英勇救人，大家对他的先进事迹肯定会满意。 复查偷偷交代我，说罗伯是远近有名的老革命，只是脑子有些糊涂，一开口就有点十八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让他把发言稿背熟。 我后来才知道，要让罗伯作哲学报告时避免十八扯，实在是困难重重。他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好容易背熟的东西忘了个精光，萝卜白菜桌子板凳一搅和，就不知讲到哪里去了。我有时候想等待他自己找到回路，后来才发现他总是越扯越远，越远越欢。他一辈子没有收过婆娘，甚至从来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嘴里经常有些不干不净的歇后语：满妹子咳嗽——无谈（痰）；满妹子看鸡巴——无心；逼着满妹子下崽——霸蛮……这么多的“满妹子”与哲学实在不大合拍。 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问题，眨眨眼：“猪嬲的，我又讲错了么？” 他越排练越紧张，到后来索性一开口就错：“首长们，同志们，我罗玉兴今年五十六岁……” 需要说明的是，这其实不算错，但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龄从五十六提高到六十五，是为了更加突出他人老心红的优秀品质。六十五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与五十六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哲学意义当然不一样。 我提醒他六十五，记住，六字开头。 “你看我这张嘴。唉，人老了，活着还有个什么用？”他不顾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阵，望望天，定下心来，从头开始：“首长们，同志们，我叫罗玉兴，今年五十……” “还是错了！” “我叫罗玉兴，今年……五……” 我几乎绝望。 他有点生气。“我就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年龄做什么？我年龄碍哲学什么事？” “不是要让你的事迹更加感人么。”我把已经讲过的道理仔仔细细又讲一遍，强调龙家滩的一个老人家七十岁讲养猪的哲学，上了广播；长乐镇一个老人家七十三岁讲养蜂的哲学，上了报纸。你五十六岁比起他们来，实在太少了一点，说不过去的。 “我早就晓得哲学不是什么正经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产党就是喜欢满妹子胯里夹萝卜——搞假家伙。” 这些反动话让我吓了一跳。 正好这时候有个公社干部来了，看见了我们。罗伯迎出门去，说起我们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没有睡醒：“哲学么。学，要学的，不学还行？我昨日学到晚上三更，越学越有劲。伪政府时候你想学进不得学堂门，如今共产党请你学，还不是关心贫下中农么？这哲学是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学得及时，学得好！” 干部听得满面笑容，说到底是老贫农，思想境界确实高，你看这总结得多好：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 我暗暗佩服，罗伯随机应变，出口成章，虽然总是睡眼惺忪之相，说起来却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说到听者的痒处。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个这样的人，从不同乡亲们红脸，一张嘴巴两张皮，见人说话，见鬼打卦，总是把人家爱听的话说得头头是道。碰到喂了猪的人，他就说喂猪好：“自己养的猪，想吃哪里就吃哪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何必到屠房里去冷脸挨热脸？”碰到没有喂猪的人，他又说不喂猪的好：“想吃肉，拿钱到屠房里去剁就是，几多别脱呵！何必喂猪劳那个神？天天三顿潲，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先喂饱它，你说气人不气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说男好：“做事还是要靠崽，挑得担子使得牛，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说女好：“收了媳妇失个崽，嫁了妹崽得个郎。你看看几个猪嬲的后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还是女的疼爷娘，以后你粑粑有得吃，鞋袜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讲来又讲去，倒也不见得是讲假话，倒是句句见真心，讲得实在，雄辩有力，一脸的认真严肃。马桥人说他最会“打玄讲”。玄是玄学，阴阳之学。因是因非，即此即彼，圆融无碍——玄道本就不可执于一端，永远说得清，也永远说不清么。 他自己没有子嗣，只有个干崽，是平江县的。根据本地人的习俗，生了娃崽之后第一个撞进家门的客人，就是这个娃崽的“逢生干爷”或“逢生干娘”。罗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贩枞膏，去路边一户人家讨口水喝，刚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爷了一回，以后每次到平江，记得给干伢崽带一包红薯片。他没料到干伢崽后来入了红军，竟当上了将军，进了城以后还接他去南京城。他说他是个没福气的人，出了南京大码头，一进将军的小乌龟车，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忍不住大喊大叫，非下车不可。后来将军只好陪着他走路，汽车在身后慢慢随行。 他不习惯将军家里没有火塘，没有尿桶，没有锄头。屋后那一块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园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粪吧，又招来将军夫人和两个妹崽捂着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讲卫生，不文明。他一生气，整整一天不吃饭，硬是逼着将军买了张船票送他回马桥。 “懒！”他说起两个干孙女就摇头，“太科学了，长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猪，纺不得纱，以后如何到夫家放锅？” 听说将军逢年过节都给他寄钱，我不免羡慕地打听。 “哪有好多钱呢？抠，抠得很。”他挖着布袋里的烟丝，眼睛眨了好一阵，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块钱。” “不止吧？” “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会讲假话？满妹子的耳屎——就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对他这一段故事颇感兴趣，觉得这故事正体现了老贫农朴素勤劳的阶级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展示了光荣历史（比方说与红军有密切关系），希望能把它写到发言稿里去。我没料到，一往深里说，他的玄气又冒出来了，反而搞得我一头雾水。比方说吧，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但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帮，拜把子，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来砍，砍得血浆往天上喷，你说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经做田的人，好刚烈的人，好耿直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他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烟土呵……”他用手掌向上推着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产党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动，你为马疤子鸣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 “当然哭不得。哭不得的。你是贫农。你想想，你刚才是哭谁？” “你看看，我这个脑壳不是个脑壳了。我说了不讲的，你硬要我讲。”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讲得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个来钟头，让我觉得奇怪。等他回来，我引导他多回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让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开始。到这个时候，他才回到了老贫农的身份。他说起国民党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连婆娘娃崽也一起杀，三岁的伢崽，抓起来往墙上一甩，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脑壳开了花。有的被丢到砖窑里烧，烧得皮肉臭，臭气三天三晚还散不尽。他说起陆大麻子，大概是一个国民党的头目，做事最阴险，取了红军的肝肺，偷偷地混在一大锅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罗玉兴开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听说，当时就呕得肠子都要翻出来了…… 他也当过一个月的红军，掉了队，才回了家，被陆大麻子抓住以后，差一点也被取了肝肺，幸亏他老娘卖了一口棺材，办了三桌赔罪酒，又求了两个人作保，才留下他一条命。 “陆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虫和老猪嬲的种，又蠢又恶，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说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泪又来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这次推得我比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哪有我罗玉兴的今天？” “说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这样说，一定要哭出来。” “哭，当然要哭的。” 结果很遗憾：没有哭出来。不过还算好，他虽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生产。这虽然没有抓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排练，总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他公社去讲过几回。那以后，我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回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再后来，就散发（参见词条“散发”）了。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膏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在田边看住一头牛。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只脚给我看。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他对这种重复受伤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去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看看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我听不太清楚，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晓得。”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此时的他已病入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穿。但他还平静如常地起床放了几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说起了北京的雨。 △现 △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一）表示保持原状；（二）表示剩余的东西。在我看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罗伯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口。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认定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已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a·居里安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前”：既表过去之事，如“前述”、“前缘”、“前夜”、“前因”，等等，又表将来之事，如“前途”、“前景”、“前瞻”，等等。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中文没有时态语法，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表达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前”这样的对义词，既指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甚至未来。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一类对义词，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寻找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也许在于：既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队上请篾匠补箩筐和箢箕，没有钱买肉办招待，实为一件难事。复查身为公家的会计，负有招待匠人的责任，估计罗伯手里活泛一点，可能有干儿子从南京寄来的钱，想找他先借上两三块度个急。 罗伯说他没钱，还说什么干崽哟，把薪水都缴党费了，心里早没他这个逢生干爷了。 复查不大相信，说有借有还，不是要你的。你把钱藏在墙壁缝里发霉做什么？ 罗伯急了：“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复查伢子，我比你爹大八岁，我看着你长大的，你讲话怎么不凭天良？” 复查这一天也是四处借钱都没借着，被日头晒得有些烦躁，后来走在路上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个翻脚板的！” 日头太烈的时候免不了要说些昏话。 他没想到，“翻脚板的”是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恶毒等级最高的嘴煞——差不多相当挖人家的祖坟。他话一出口，身旁两个篾匠就大吃一惊，把复查看了又看。复查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历，也不大相信嘴煞不嘴煞，有点掉以轻心，一时没锁住口。 第二天，罗伯就被疯狗子咬了，走上了归途。 罗伯之死，成了复查一块心病。马桥也有些人私下嘀咕，认为复查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照本地人的办法，犯煞以后也可以退煞的，只要复查在门边及时插一炷香，割一只鸡头，用鸡血洗门槛，就可能保住罗伯一条命。但复查那天忙，忘记了这道手续。他后来向很多人解释，他是一时失言，绝无咒死罗伯的意思。他也不知道嘴煞如此厉害。如何疯狗子来得这么巧呢？这些话，他最喜欢向知青说，因为知青从夷边来的，不大在乎马桥的规矩，都要他放宽心，根本不要相信煞不煞的。有的知青甚至很义气地拍胸脯，说你骂我吧，拣最狠的骂，看能骂出什么鬼来！ 复查有些感动，疑疑惑惑地回去了。 过不多久，他见到别人，说着旱情或口粮，一不留神又绕到罗伯的事情上来，说他真是无心的，他只是日头晒得昏了头然后一时说走了嘴云云。这就有些烦人了，有些问题了。 “嘴煞”是一种忌语。其实，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复查很快瘦了一大圈，头上明显多出了白发，即便笑一笑，也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笑，一种没有根植于血液和内心的脸部努力。他以前习惯于衣服整整齐齐，出门前还要照镜子梳梳头，衣领也总是用几颗回形针夹住以保持挺括。但眼下的他衣冠不整，泥巴上了肩，头发像草窝，一走神就扣错扣子，或者丢了笔，丢了钥匙。他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是满头大汗，账表一塌糊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账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账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做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借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当这些被人们袭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像），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作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者祖母的戒指），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做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但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以有灵活的身体动作。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吗？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缺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孟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他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结草箍 △结草箍 复查读过高中，是远近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不但是个好会计，又吹得笛子，拉得胡琴，对老人恭敬有礼，办起事来细心周到，细白脸皮走到哪里都是女子们注意的目标。他对此视而不见，目光从不胡乱放置，总是从正前方向平直前伸，投向一些较为可靠安全的对象，一个比较道德的范围，比如田土和老人的面孔。对女子们的叽叽喳喳的作姿作态，对她们羞涩或惊讶的用意，他是不知道呢还是装作不知道？人们捉摸不透。 有些女子看见他来了，故意把秧插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看他管不管。他是干部，当然要管，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公事公办地说一句“把秧插好”之类的话，一步都没停留就走了。另一个女子，见他来了，故意摔一跤，肩上的一篓茶叶泼散了一地，哎哟哎哟地喊痛，看他来不来帮一下。他是干部，当然来帮，但脸上还是平静如常，帮着把茶叶拢回篓子里，挎上肩朝前面先走了。 他不觉得有个人还坐在地上，还在擦眼泪，这个事情比茶叶更重要一些。他光说一句“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是远远不够的。他也不觉得女子们多了一些花花的衣服，多了一些插在头上的桂花或桃花，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一双眼睛顶在额头上，有什么了不起呢？”女子们对他没心没肺的高傲越来越无法容忍，越来越义愤填膺。当附近几个找复查娘提亲的人都遭到断然回绝之后，这种义愤渐渐有了集体性质，从马桥蔓延到四乡，成了远近众多待嫁女子的共同话题。她们在赶场的时候相见，在公社开什么群众大会时相见，免不了要凑在一堆，同仇敌忾诋毁那个人的笛子，那个人的胡琴，那个人的白脸皮。她们说马桥已经出了个红花爹爹罗伯，只怕又要出一个红花爹爹二世，对不起，说不定要出个阉倌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一番恶毒十分开心，笑得流了眼泪。 她们也许没有那么愤怒。但她们的感情总是在集体中得到放大，女子们一旦成了堆，事情就不一样了。细胞和神经不大管得住，不痛也痛，不痒也痒，不高兴也高兴，不愤怒也愤怒，凡事不闹过头是不行的。 最后，她们中间的十多个人偷偷结草为誓，相约谁都不准嫁给那个人，哪个没有做到，变猪变狗，天诛地灭。 这叫做结草箍。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复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草箍，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针对他的神圣形式。他并没有攀上什么龙王女和玉皇妹，最后收下的一个婆娘，头发都梳不整齐，腰圆如水桶。这个水桶成了女子党长达十多年坚守誓约团结抗敌的乏味结局。当然，她们现在早已纷纷离家，做了他人妇。其中有三位本来不是没有另外选择的，媒婆先后上过她们的家，表示过复查娘的意思，也是复查的意思。但她们有约在先，结过草箍的，不能做不义之人愧对各位姐妹。她们怀着一种对往日言辞的忠诚，一种报复的快感，一种公而忘私的激情，断然决然地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誓约如同嘴煞，也是语言的暴政。上述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即张家坊的秋贤，就是在这种暴政强制之下嫁给了一个兽医。不能说这种强制有什么太大的恶果。她学会了裁缝，家境也还算富裕，只是夫妻性子有点不太合得来。如此而已。 一天，天快下雨了，她做完上门生意骑着脚踏车回家，说不出哪点不乐意，不想回家了，决定去她一个伯伯家。她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汉子正在打娃崽，胸口怦然一跳，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的白头发，这么多的抬头纹，这么乱糟糟的裤脚一只高一只低，居然是以前的复查。如果不是这半老头子对她怯怯地点了点头，她一定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复查哥……”她觉得这三个字已经生疏。 “秋贤呵……”对方一脸苦笑，“你看这家伙讨不讨厌，就要下雨了，他偏偏不肯走。” “科科，坐我的车么？”秋贤的目光投向娃崽。 娃崽对女人和脚踏车眼睛发亮。 “不坐，同小叔说，不坐车，不耽误她的事。” “不打紧，我反正要经过马桥。” 娃崽看看父亲，又看看女人，一溜烟爬起来，十分内行地坐上脚踏车的前杠。 复查手足无措，大概上前来抢夺有些不便，只是远远地跺脚：“下不下来？下不下来？你讨打呵？” “科科，同你爹说，不碍事的。” “爹，不碍事的。” “问你爹，他来骑不？” “爹，你来骑不？” “不……我不会……” “你要他坐上来。” “爹，你也坐上来。” “不行不行，你们先走吧……” 秋贤迟疑了一下，听到对面山上已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便把自己的一把雨伞回头塞给复查，跨上车朝前面先走了。娃崽在迎面而来的气流中很兴奋，一会儿发出赶马的声音，一会儿发出汽车的声音，碰到路边有娃崽看着，这些叫声便更加响亮。 “科科，你爹……对你娘……好不好？” “好。冲呵——” “他们吵架不？” “不，不吵。” “真的不吵？” “我娘说，我爹脾气好，吵不起来，没有一点味。” “一次也没吵过？” “没有。” “我不信。” “真的没有……” “你娘的命真是……好。” 秋贤的语气中透出失望。 默了一阵，她又问：“你……喜欢你娘么？” “喜欢呵。” “你喜欢她什么？” “她给我做粑粑吃。” “还有呢？” “还有……我不做作业，复查要打我，她就来骂复查。”他一到痛恨的时候，就对父亲直呼其名。 “你娘给你买过游戏机没有？” “没有。” “也没带你到城里看过火车吧？” “没有。” “你娘会不会骑单车？” “不……” “太可惜了，是不是？”秋贤简直有点兴高采烈。 “不可惜。我不要她骑单车。” “为什么？” “骑单车会摔跤。桂香她娘骑单车，差点被拖拉机轧死了。” “你好坏，就不怕小叔骑单车也摔跤？” “你摔跤，闲话。” 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 秋贤紧紧地问：“为什么闲话？” “你……不是我娘么。嘀嘀嘀——”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 秋贤一愣，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的一旋，差点就要涌出眼眶。她咬紧牙，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幸好，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 △问书 △问书 我再次见到复查的时候，他一头杂毛，还是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搓着手，定局要我到他家里坐一坐。我实在没有时间了，看他不屈不挠地立在一边默默候着，没有办法，只得从命。我后来才明白，他是想抓住这个机会，让我看一看他写的书，一沓写在账本纸上密密麻麻的草稿，装在一个塑料的化肥袋子里，夹杂一些草须。墨水的质地也不大好，墨色淡褪，很多地方看不大清楚。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胆的研究： 他要推翻圆周率，修改举世公认的π。 我不懂数学，没法对他的研究提出什么意见，对他的石破天惊之论也充满着怀疑。 他淡淡地笑，把烟丝搓软了，往竹烟管里填着。他说隔行如隔山，你是可能看不懂。你认不认得上头的人？ “什么人？” “搞数学的人。” 我赶忙说：“不。” 他眼中透出一丝失望，脸上还是笑：“不碍事的，我再找。” 我回到城里以后，他给我来过信，不谈圆周率了，谈一些语文方面的事。比方他认为“射”与“矮”是完全颠倒了的两个字。“射”是一寸之身，自然是矮的意思。“矮”呢，从矢，才有射的含义。他把这个意见写成了给国务院以及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信，托我找熟人递上去，递给“搞语文的人”。 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马桥人以前说读书是“问书”，他爹就是这么说的。学问学问，不问如何有学？相比之下，现在的“读书”没有什么意思，倒有过于重视文牍死记呆背的倾向。他建议全国的学校里还是恢复“问书”的说法为好，更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 △黑相公 △黑相公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村里有人大喊大叫，“嗬——嗬——嗬”的声音此起彼伏，片刻后狗也吠成一片，好像出了什么大事。我爬下床开门来看，发现淡淡的月光里，万玉的嗓音特别尖利可怖——原来是一只大山猪窜入村了，被男人们刀砍棒打，留下一线血渍和几束脱落的猪毛，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男人们都说可惜可惜，意犹未尽地朝黑黝黝的岭上又“嗬”了一阵。 这个时候所有的大门都大开，所有的男人都抄家伙跑出门来，连万玉那种水蛇腰娘娘腔的人，手里也捏着一把柴刀，跟在别人后面东张西望。复查气喘吁吁地说，这不算什么。不光是黑相公，不管什么野物进了村，只要有人一声喊，哪一家都不会关大门的。这时候若关了门，以后就休想有脸面做人。 他们把山猪叫“黑相公”。 叫了一阵，叫出了岭上一阵阵回声，估计今晚没有什么希望了，大家才怏怏地分头回家。我走到屋檐下，不留神一眼瞥见窗户下伏着个黑森森的家伙，差一点魂飞魄散。我叫来其他几个知青，发现它还是久久没有动静。我鼓足勇气靠上去一点，发现它还是没有动。最后踢一脚，才知道不是山猪，是沙沙响的柴捆。 已有了一身冷汗。 黑相公（续）▲ 黑相公（续）▲ 马桥人的“赶肉”即围猎；“做鞋”即下铗套；“请客”即下毒药；“打轿子”即挖陷阱；“天叫子”即粉枪火铳，如此等等。他们疑心动物也通人语，说猎事的时候即使坐在屋里，也必用暗语，防止走漏风声让猎物窃听了去。 尤其是指示方向的词必须重新约定：“北”实际上是指南，“东”实际上是指西。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围赶黑相公的时候，人们敲锣呐喊，人多嘴杂，为了隐蔽陷阱或枪手的方向，只有约定暗语，声东击西，虚虚实实，才可能迷惑畜生。 牟继生明明知道这一切，就是不往心里去，有时候事到临头脑子转不过弯来。他是初二级八班的，比我高一届，同我一起下乡。有一次我们从罗江边上买秧回来，他说要早点回去洗鞋，冲冲地一个人走在最前面，一眨眼就没看见人影了。我们愤愤地揭露：好没意思，洗什么鞋呢？他何时洗过鞋？无非是怕路上万一有人走不动了，他身坯最壮大，不好意思不来接一肩。其实不接就不接，不必贼一样地跑那么远。累呵！ 牟大个确实不曾洗鞋子，有时候发现鞋子里面实在滑脚，就用鞋带把鞋子连成串，吊到溪沟的急流处，三五天以后再拉上来晒干再穿。他说这叫“自动洗鞋法”。不用说，这样洗出来的鞋子还是问题严重，时不时涌出一股鲜臭。无论主人何时脱鞋，旁人一定有鼻感，赶紧四散奔逃。 我们没有猜错，这一天他果然没有洗鞋子。不仅如此，我们到家的时候，也没见他的秧担子，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回来。整整一个下午，走在最后的人都回来了，我们插完了好几丘田的秧了，还没见他的人影。直到天黑，听到路上有重重的脚步声，有拉风箱一般的呼吸，才谢天谢地，心上一块石头落地。他全身是泥，竹箢箕里的秧只剩下浅浅一小半，根本压不住扁担。箢箕撞脚绊腿的，也合不上步子。他破口大骂：“妈妈的，这个鳖地方，这些鳖人！讲话跟放屁一样，把老子骗得岭上到处转，差点一脚踩到套子里。我嬲起你们老娘顿顿的呵——” 不知道他骂谁。 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一整天他耍到哪里去了？他一脸怒气对谁都不理，走到他的房里去摔东打西。我们花了好一阵工夫，才知道他居然忘了本地人方向颠倒的习惯，也不大适应本地口音，不问路还好，一问必错，把沉沉的一担秧担到马桥东面的双龙弓，又担到马桥南面的龙家滩，最后在岭上转来转去大游行，一直快到天黑的时候，才有个过路的本地人疑心他不懂话，多给他一句提醒。他差点气晕。 我们大笑。 农民们知道这件事以后，更加觉得好笑。罗伯说：“那个肉坨子不懂人话，不成了个黑相公？” 岭上野物越来越少，黑相公这个词本来已经很少用了，不料牟继生让这个词卷土重来，只是改变了词义。牟继生平时出工不戴斗笠，光着上身在日头下暴晒，晒出了黑油油的虎背熊腰，一跑动身上就有黑浪晃荡。把黑相公的绰号加在他头上，似乎也能得其形似。 他体质强，喜欢同旁人斗个狠，尤其喜欢把本地的“鳖人”们比下去。鳖人挑两箩谷，他就偏偏要挑四箩，挑断两三根扁担，吓得旁人直吐舌头，这才强忍呼呼粗气，自鸣得意地罢休。鳖人穿上棉袄，他就偏偏要穿短裤，在雪地里冻得嘴唇发紫，吓得旁人啧啧赞叹，这才咬紧牙关，在人们的劝说之下半推半就地进屋。他喜欢打篮球，大伏天中午也不休息，在晒坪里一个人顶着烈日运球投球，没有篮筐架子也能玩出一身大汗。天气热得蝉灵子、蛤蟆和鸡都不叫了，唯有他的咚咚球声响彻全村，让农民们咋舌。 “我十三岁还吃奶。妈妈老是出差，奶娘硬要挤给我吃。”他经常这样宣布，解释他身体强壮无比的原因，也暗示他革命干部的家庭背景。 人奶是好东西。农民觉得这个解释是让人信服的。 仲琪很快对他表示了特别的兴趣。仲琪一到冬天就有个火笼子，闲时就提着它到处转。笼子小得只够烧两三块炭，只适合一个人把它夹在胯下或窝在胸口，也算是有了个火种，存了点热气。仲琪从来不让别人享用这个火笼，即便是女子们来暖暖手，他嘿嘿嘿笑得较为大方，也要限时限刻，不时提醒她们对木炭的花费，斥责她们对热气的大举侵夺。他唯有对黑相公网开一面，套鞋吧嗒吧嗒响，主动把火笼送上前去。不巧的是，黑相公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身体又好，从来不觉得冷，看一眼就哼哼鼻子走到外面去了。 仲琪掌握了村里很多秘密，从不轻易公之于众。有时顶多只说一个话头，人家一旦追问，他就得意地吊胃口：“你猜呵，你猜呵。”让别人永远听得不明不白。他只愿意与黑相公分享秘密，今天说一条：“复查屋里昨天有一堆鸡毛。”明天又贡献一条：“罗伯前两天在岭上跌了一跤。”后天再压低声音透露：“水水的娘家来人了，挑来了两个猪娃。” 牟大个对这些秘密也没有什么兴趣，要他拣下的讲。仲琪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好一阵，自己先红了脸，下定决心作出贡献。他说起复查的娘，说她多年前有一次中午睡觉，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自己身上压着一个男人，居然不是复查他爹。但她实在太困，没力气反抗，也无意弄清楚这人是谁，就对里屋喊：“三伢子，来来来，老娘热死了！你看这个无聊的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呵！”她的儿子在里屋睡觉，也没有醒过来。但这一喊已经足够，把模模糊糊的人影吓走了。她舒心地翻了一个身，继续呼呼大睡。 “后来呢？” “没有了。” “就没有了呵？”牟大个大失所望，觉得这一条秘密还是没有多少意思。 我后来发现，仲琪和牟继生的关系还是渐渐密切了起来。牟继生以前一到了晚上就吵吵嚷嚷要熄灯睡觉，现在居然常常独自外出，有时候很晚才归窝。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神神秘秘，含糊其辞，眉宇间藏着一丝得意，一不小心冒出一个有红枣味或者鸡蛋味的嗝，让我们震惊和嫉妒万分。他不会让我们分享口福的，打死他他也不会吐露真情。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问题是，后来我们查出这饱嗝与仲琪相关，我们还知道仲琪帮他打过糍粑，仲琪的婆娘帮他洗过被子和鞋子。我们怎么想也觉得费解：仲琪那家伙平时最小气，不找张三不找李四，为什么对傻乎乎的黑相公如此讨好？ 夜里，我们已经入睡，被一声暴怒的推门惊醒。我点燃油灯，发现黑相公怒气冲冲地在床上大口出气。 “你怎么了？”有人问他。 “老子要捏死他！” “哪个呵？” 他不吭声。 “你是说同意老倌？” 还是不吭声。 “他什么事得罪你？你这家伙不知好歹，吃了人家的还骂人。” “睡觉！”黑相公把床板碾出一阵吱吱呀呀巨响，把别人都闹醒了，自己却最先发出鼾声。 次日下午，仲琪的套鞋声响上门来，蛋大的毛主席像章在胸前忽闪忽闪。“毛主席说，欠钱是要还的。搞社会主义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他响亮地咳了一声，“我今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牟继生不还钱，还谷也可以。” 牟大个从里屋冲了出来：“我欠你什么钱？你这个老货讨打吧？” “欠没欠，你心里明白。” “次次都是你要请我吃的。我没讨，我没要，吃了的都屙了，你要还就到茅厕里去捞。” “同志，话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赖，你还要好好学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翅膀还没有长硬，还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懂不懂？说老实话，你黑相公的什么事情我都晓得，只是不讲。我是对得起你的。”仲琪的话暗含着威胁。 “你讲呀，讲呀，有屎快拉呀！” “我讲？硬要我讲？” “你不讲就是我的龙。” “那好吧。去年种花生的时候，队上的花生种每天都短秤，你屙的屎里有花生皮你以为我没看见？前几天，你说是洗澡，其实是在做什么……” 黑相公脸刷地红了，扑上去，揪住仲琪往外推，把他的脑袋咚的一声顶在门上，顶出了仲琪的惨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我们怕真的出人命案，上去揪住黑相公的胳膊，奋力把他们分开。借这个机会，仲琪从我的腋下钻出去，吧嗒的套鞋声响到了地坪里。 骂骂咧咧的声音远了，我们问牟继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他要老子搞下的。” “怎么个下法？” “给他婆娘那个。” “什么那个？” “鳖，那个还不懂？” 有一刻的沉默，有无限的惊讶，然后是我们的猛笑。一个女知青惊叫着跑开去，再也不敢露面。 我们后来才闹明白，仲琪没生殖能力，看中了黑相公一身好肉，拉他去床上代劳。“牟哥，这就是你没有味了。”“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睡的，神仙日子呵。”“这么好的事你一个人瞒得严丝密缝呵。”……我们十分开心，坚决不接受黑相公的表白，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从仲琪家的床上开脱出来。 “你看这个鳖人好无血……”他装作没有听见。 “你骂什么人呢？老实坦白：睡过没有？” “你敢睡？你敢睡？你看他那个婆娘，是个人么？看一眼，饭都吃不进。老子情愿去睡猪婆！” “你不睡，他屋里的鸡你又去吃？” “哪里有什么鸡呢？一只鸡吃一个月，每次都是一瓢汤，还没尝出味，就空了碗。不说还好，说起来气死我。” 下午的地上，黑相公的事成了主要话题。 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复查，村里人都不认为仲琪有什么不对。可怜仲琪他一心同你黑相公交朋友，供你吃香喝辣容易么？他自己身体不好，想借一个种，续下香火，也是人之常情。他又没逼你结婚，没逼你入赘，只不过是想借你一点点不打紧的东西，有什么难的呢？后生这东西用完了还会有的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哟。兆青还说，退一万步，你黑相公不答应就不答应，吃了人家拿了人家那么多，不还是没天良的。 知青当然不同意这些奇谈怪论，整整一个下午同他们喉干舌燥地争吵，口口声声要告到公社去，决不能让仲琪老倌诱奸我们的革命知识青年。 一般群众这么说说，也就算了。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也没两句公道话。他来召开知青户会议，要一个知青先读上几篇报纸上的社论。读完了，他也一觉睡完了，打了个哈欠，问牟继生：“你去年偷了队上好多花生？” “我，我也就是抓了几把。” “一粒花生子种下去，要结出好多花生，你晓不晓？” “本义叔，今天是说仲琪，这同花生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对集体是什么态度，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上个月挖塘的时候，把兆青的娃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义朝大家瞪眼。 没有人说话。 “看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看，要历史地看。毛主席说，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我当时太气了……”牟继生心虚虚地辩解。 “气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么作风？你是知识青年还是街痞子？” “我以后……不打就是……” “这还差不多，错了就是错了，做人就是要老实，明明错了还狡辩什么？就这样吧，检讨也不用写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 本义反背着双手已经起了身，一个圆满解决了问题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缩了缩鼻子，似乎闻到了我们伙房里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于仲琪的事，他说会要解决的，会要解决的。 其实后来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发现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在马桥党支部和广大群众特有的道理面前，我们的奇怪和愤怒一点也不管用。牟继生继续被舆论指责，他拒不向仲琪退还钱物也不赔谷的态度，甚至成了不义的铁证。他从此显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比如吞吃瓷片或者独臂举起整整一架土车，比如一个人打油榨让伙伴都去睡觉，但这一切很难重新引起众人的惊异，还有欢呼或者追随。他的霞妹子也离开了他——大概那位长着娃娃脸的女知青不愿意把自己与仲琪的婆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毫无根据，她也无法逃脱这种想象。到最后，黑相公有一天突然胸前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出现在我们面前。 “牟哥你这是做什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抽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 △磨咒 △磨咒 对作恶多端的夷边人，马桥人的报复手段之一就是“磨咒”。比如有人在马桥人的祖坟上随便屙尿，或者对马桥的妇人非礼，马桥人可以不动声色，偷偷绕着夷边人走三个圈。做完了这个手脚，静静地等待那贼养的走上岭，走进林子。他们到时候口里念念有词，是一种把岭上各处地名拆散之后再加以混杂的极为复杂极为绕口的口诀，也就是他们的迷山咒。 一般来说，咒语十分灵验。可恶的夷边人必定在林子里天旋地转，不辨东西，走着走着就撞回原地，面对越来越暗下去的天色，喊爹叫娘也不管用。他们可能要在岭上挨冻受饥，可能踏入捕兽的套夹，也可能碰上马蜂或者毒蚁，蜇得一脸一身血肿。据说曾经有一个偷牛的夷边人，还在那里送了命，再也没有走出天子岭北面那一片并不怎么茂密的枞树林。 还有一种取魂咒。只要取了恶人的一根头发，把咒语一遍遍磨下去，恶人就会神志不清，最终变成行尸走肉。 黑相公病退回城以后，有一种悄悄的议论。有些人怀疑仲琪的婆娘在给黑相公磨咒。我当然对这种议论不以为然。我看见过那个婆娘，她虽然怨恨黑相公，但也没有什么恶言，有时还在邻家妇人面前痴痴地叹息，她这一辈子不求钱财不图高寿，只是想生两个黑相公那样牛高马大的儿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是那样，她也不枉两个奶子挂了一世。 三秒▲ 三秒▲ 牟继生在马桥的时候，精力过人，下了工还要打篮球。知青们都累得不想动的时候，他就带着几个本地后生去打，有时还跑上几里路，到公社的中学里去打到半夜，一只球拍得月光震荡。 他对他的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候哨子一吹，指着场上的一个说：“你裤子系上点！” 他是个连裤子都要管的裁判和教练。 他让他的学生学会了球场上所有最严格的规则，包括“三秒”。在此以前，马桥的后生也打球，只是规矩比较少，可以运球两次，可以情节严重地带球走，只是不准打人。牟继生用省甲级队的标准培训他的学生，成了“三秒”一词的传播者。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时，村里已经有了一个私人开的文化室，还有半个篮球场，一些后生叫叫喊喊打球，都是我十分陌生的面孔。唯一感到熟悉的，是他们不绝于耳的“三秒”之声，使我心中怦然一动。 这些后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知青。对于很久以前来村子里待过短短几年的人，对于在村子里客居过几年的夷边人，他们茫然无知，也毫无必要表示兴趣。我散步全村。马桥没有留下我们当年的任何痕迹，连土墙上一道眼熟的划痕都没有。我依稀还能记出的一些故人，一个个竟无觅处，在去年或者前年或者大前年或者大大前年相继辞世。他们使马桥在我的记忆中一块块沉落，眼看就要全部灭顶。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现在，六年的日子风卷云散，只剩下了唯一的旧物，那就是“三秒”——虽然它的词义已经有变。在我的观察中，“三秒”对于眼下球场上的后生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篮下禁区超过三秒的滞留，而且意味着篮下打手、推人、带球走等一切犯规动作。三秒就是犯规的同义语。这肯定是牟继生当年万万想不到的。 △莴玮 △莴玮 冬天，公社一时要建粮食仓库，一时要建中学校舍，总是往下摊派任务：每人交烟砖五口。马桥人没有钱买砖，只好到岭上去挖坟砖——当然是一些没有主的野坟。 山里人多住茅棚或木屋，建坟墓却决不马虎，总是耗费不少烟砖，似隐着一种千年万载永垂不朽的企图。这些坟历时太久，坟堆大多已经坍塌，茂密的荆棘茅草覆盖其上，与平地的草木连成一片，随便看上一眼的话，不大容易辨出坟的所在。我们用弯刀把坟上的草木砍除，用钯头将表土渐次掀开，让墓拱的青色烟砖一块块浮露出来。到这时候，胆子小的女知青便害怕地跑开了，躲得远远的。男人则一个比一个更勇敢，争着把耙齿插入砖缝，慢慢摇，摇得砖块松动，再猛地撬掉第一块砖。 如果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坟，就像保温性能很好的一口锅，破坟之时，必有蒸腾的白色气雾，一浪一浪从缺口翻涌而出，染开一片腥涩的尸骨之味，使我的胃不由自主地要呕。待白气慢慢散尽了，我们怯怯地凑上前，从破开的砖孔里，窥见坟内黑暗的世界。借着一缕颤颤抖抖探入的阳光，可以看到曾历经人生的骷髅，空大的眼窝或宽阔的盆骨。也可以看到乱糟糟的积土和朽木。一般来说，我们这些掘坟者不会期待能在坟里找到金银财宝，有时候能找到一两件铜器或陶器，就算运气不错。何况我们所见的骷髅好几个都朝下俯伏，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样的人都是恶死，比如遭雷劈的，吊颈的，枪杀的，后人不愿他们重返阳世延续厄运，断断乎不能让他们转生。让他们脸面朝下，就是让他们无法重见天日的重要措施。 人活着不一样，死后也有不同的待遇。 有一次，我们挖出一具女尸，发现她虽然已腐烂，但白骨还在，头发还乌黑发亮宛然有活气，其长度足可齐腰。两颗门牙居然也未腐败，独秀于嘴而且向外延伸，似有三寸多长。我们吓得四散逃跑。最后，还是队委会研究，以两斤肉一斤酒为代价，请出最不怕祸的黑相公，给那具尸骨浇了些柴油，一把火烧了，防止这女鬼闹出什么事来。多少年后，我从一位学者那里得知，这其实不算什么稀奇。人的死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头发和牙齿这两种器官比较特殊，在某种合适的环境里，相当时间内还可继续生长。外国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 从岭上担回来的坟砖越来越多了。尸骨当然抛撒在岭上。据说那一段岭上多老鹰，在天上飘来滑去，大概是嗅到了什么腥味，发动了食欲。还有人说，晚上听到岭上男号女叫，一定是鬼都跑出来了，冻得受不了，在那里咒骂挖坟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天天上岭干缺德的事。 兆青的胆子本来很小，挖祖坟却从不落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每每抢在前面，是想找到坟穴里的一种稀贵之物：形如一颗颗大小不等的包菜，色彩鲜红，耀眼夺目，长在死者口舌处，似乎是呼吸的一种凝结，在墓穴悠悠岁月里绽开一朵惊人的美丽。农民把这种包菜模样的东西叫做“莴玮”，说是一种最好的补药，聚人体之精气，可理气补血，可滋阴壮阳，可祛风，可保胎，可延寿。《增广贤文》里有“黄金无假，莴玮无真”一语，就是指的这种东西，可见它的稀罕。他们还说，不是任何人死了之后都能从嘴里吹出莴玮的，只有那些富贵人，尝精品细，着绵枕皮，阳世里保养出金玉之体，才会有百年以后嘴上的成果。 有一天，兆青挖着地，突然长长地悲叹一声。 “想不得，想不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摇摇头，“老子的嘴巴里以后是长不出莴玮来的。” 旁人明白了他的意思，面容也戚戚然。想想吧，每天只吞下一些红薯丝和老包谷，只吞下黑乎乎的干菜，连屁都放不出什么臭味，还想嘴上长莴玮？ “罗伯是长得出的，”万玉很有信心，“他有干崽子在夷边寄钱来。” “本义也有点指望，他身上的精气足，肥料多。”兆青说，“他贼娘养的三天两头到上头去开会，一开会就杀猪，肉坨坨把筷子都压驼。” “干部开会是革命工作。你嫉妒呵？”仲琪说。 “什么工作，还不就是养莴玮？” “话不能这么讲。要是人人都长得出莴玮，莴玮也就太便宜了，太不值钱了，还上得了《增广贤文》？” “土改那年，老子也差点当了干部。”兆矮子无限神往地回忆当年。 “你兆矮子连自己名字的倒顺都看不清，拿什么当干部？你要当得了干部，我天天倒起来用手走路。”仲琪自己觉得这话好笑，咯咯咯地干笑了几声。 兆青说：“仲拐子，你看你那龙根样，天天把语录袋背起，把毛主席像章挂起，给哪个看呢？你还以为你嘴巴上也长得出莴玮？” “我不要。” “你长不出。” “我不长，免得别个来挖坟。” “你也有坟让别个来挖？” 兆青这句话很恶毒。仲琪无后人，在众人眼里，一直有死后无人埋的危险，而兆青一窝养了五六个娃崽，由他说出这句话，显然是仗着自己的优势，踩对方的痛脚。 “兆痞子，你烂肝烂肺的家伙。” “这个猪嬲的货。” “你爹娘没给你洗嘴巴呵？” “你洗了嘴巴也没有用，一肚子粪。” 两人嘴里越来越不干净，越来越有戾气，好容易才被其他人的话插断。为了缓和气氛，复查便说起公社的周秘书，说本义算什么呢？就算一个月开五个会，也只是间或油一下嘴巴，一肚子薯丝包谷是化不开的。只有公社干部最好过，今天转到这里，明天游到那里，都有人招待，都是过年。你看周秘书那白里透红的一身好肉，煎油都煎得一大锅。一条金嗓子中气最足，作一昼的报告还锣样响，比铁香的声音还好听。他以后长的莴玮还会小得了？ 罗伯接过话头：“正是正是，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要说本义嘴巴里长莴玮，顶多也就长出个芋头大，十个也比不上周秘书的一个，以后要是挖坟，还是要挖周秘书的。” 他们从周秘书说到何部长，说到县里、省里的大人物，最后说到毛主席。他们一致相信毛主席福气最大，福分最高，百年之后的莴玮肯定了不得——岂止是治百病，定是长生不老之神药。这样的国宝恐怕要用高级化学方法保护起来的，重兵日夜把守。 大家想一想，觉得也是这么回事。这时日头已经偏西，就悠悠地把钯头上肩回家去。 几天之后，周秘书来马桥检查生产情况，顺便要我复写纸复写一份材料，还一个劲地表扬我的仿宋体标题做得好看。看着他笑眯眯的胖脸，我时常有片刻的恍惚，在他的嘴上想象出一颗包菜大小的莴玮——被他顶着到处走。他嗓音确实很亮，总是随着广播里的音乐，唱着最新的一支关于北京的颂歌，还不时问我他唱得如何，听取我重复了多次的吹捧。他还问我，他到县里当个文化局长怎么样？我说，当然，当然，凭你的艺术细胞，明摆着是文化局长的料。他更加高兴，不但继续哼哼唱唱，而且见什么人都亲热招呼，问问娃崽如何，问问猪如何。他对自己今后嘴上长出更大的一颗莴玮，似乎浑身洋溢着自信。 他让本义领着看烟砖去了。在我看来，是一颗大莴玮被一颗小莴玮领着去了，看以后不会有莴玮的人们挑烟砖去了——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挥之不去，让我有点惶然。我猜想一定是这一段挖坟挖得太多了，挖得一脑子都有了尸臭，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说，除了仿宋字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 “莴玮。” “你说什么？” “哦，你是问……” “我问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 我恍然醒悟，赶忙回答关于字体的问题。 △放藤 △放藤 黄藤是一种剧毒植物，女人要寻短，多是去坡上挖黄藤。男人如果要去河边积水缓流的浅湾毒杀鱼虾，一般也得使用这种东西。至于截一段黄藤打成三个结，插上一皮鸡毛或者淋上一碗鸡血，差人送给敌方，则是刀兵相见前的最后通牒。一旦到了这一步，意味着事态已经严重恶化，不送掉几条人命，问题就不大可能得到解决了。 人们说，马桥人在民国初年给龙家滩放过一次藤。龙家滩有一个兴甲爹，有一天买回一头牛，路过亲戚家，进门去吃酒，牛就系在大门外。酒意到了七八分的时候，他听得门外牛叫，要一个娃崽到外面去看看。娃崽出去看了一下，回头说，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头黑牛，往他们的牛背上爬。兴甲爹很生气，说他的牛刚从街上买回来，哪里的畜生这样无聊？还没让人家歇匀一口气，就来强奸？ 众人拥出门去，没见到黑牛的主人。兴甲爹的侄儿刚才多喝了一点，借着酒力，抄一把火叉猛戳过去，居然一下就直溜溜地插入黑牛的腿腋。畜生大叫一声，带着晃晃荡荡的火叉把子跑了。据说这一叉扎得太深，伤了心脏，牛跑回去当天还是死了。 牛是马桥的。马桥第二天就差人送来了带鸡血的黄藤。 一场械斗闹了十来天，马桥人没占到半点面子。龙家滩的彭家是一个大祠堂，串通了远近三十六个弓的彭姓人来扑寨，要一举铲平马桥。马桥人寡不敌众，绝境之下只得请来中人调解。调解的结果，马桥人不但没有讨还牛钱，还拆屋卖谷，赔给龙家滩一面铜锣，四头猪，六桌酒席，才把事情了结。去龙家滩赔礼的马桥代表敲着锣，四老四少一共八个，一律在头上扎着裤头，背上背着一束稻草，表示接受失败的羞耻。他们虽然也接受了对方的一坛子和气酒，回到村里还是泪流满面，在祖宗牌位前一个个长跪不起，口口声声对不起先人，活着还有什么脸面？他们彻夜喝酒，喝红了眼，然后争着吞了黄藤。第二天早上，八具已经硬了的尸体抬出祠堂，全村男男女女呼天喊地一片哀号。我在几十年以后挖的野坟，据说有几座就是这些人的。兆青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后人绝的绝了，跑的跑了。兆青还说，放藤的那年正是荒年，死者生前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浆都不管饱，所以坟里现在长不出什么莴玮，是很自然的事情。 坟地上歇工的时候，马桥的男人们瞥一瞥乱七八糟的尸骨，离得尽量远一点，目光还有些虚，纷纷要万玉喊几声。大概这也是壮胆的一种办法。万玉蜷曲在一个避风的土坎下，把冻得红红的鼻子揪了一把，甩了一把鼻涕，懒懒地唱了一节： 四个兄弟四个角， 手拿牛角各走各， 五百年后叶归根， 手掌手背打不脱。 老大走了东南岭， 老二过了西北坡， 老三下了明珠海， 老四渡了通天河。 五百年后五百年， 天天等到太阳落， 四方大路空悠悠， 兄弟何时角对角？ …… △津巴佬 △津巴佬 兆青参加全公社修路大会战的时候，在工棚里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到工地上来，除了赤条条的一条龙，什么也没有带。人们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共产。临到吃饭，发现筷子没有了，八成就是他抢先一步窃走，正在用来扒他的饭。发现毛巾没有了，必定是他刚才顺手扯走，此时正在什么地方，抹洗他骨头丰富的胸脯或阔大的鼻孔。知青在意他一口焦黄的牙齿，在意他长长的鼻毛，对他偷毛巾最为痛恨。把毛巾夺回来以后总要用肥皂狠狠洗几遍，还怀疑毛巾上残留着他鼻孔里的污秽。 他厚着脸皮笑笑，反倒指责对方小气，有时更寡廉鲜耻地狡辩：“我又没有拿毛巾给婆娘洗胯，你这样怕做什么？” 兆矮子什么事都往胯裆里说。哪个流鼻血，他就说你来了月水么？哪个去小便，他就说你探出头来看天呵？就这两句玩笑话，他可以百说不厌，也不觉得单调乏味。 他还说到自己的儿子三耳朵，说到这个不肖之子勾引铁香私奔：“老子还没动手，他倒先一脚搞了个街上的婆子，你看气不气人！” 女知青对他最为反感，每次出工都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他在家里本来是从不用肥皂的。但他容不得别人有什么特殊，容不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他的探索。没过多久，他也对肥皂产生了兴趣，偷毛巾的时候连同肥皂一并捎带。洗得兴起，一条褂子就洗出轰轰烈烈一大盆肥皂泡，在肥皂的主人眼里实在是惨不忍睹。牟继生下工回来，发现自己刚买来的肥皂已经成了一小块，都认不出了，不免悲愤。“兆矮子，你这家伙一点道德也没有，侵占他人财产，犯法你知不知道？” 兆拉长脸：“你吼什么吼？我是做祖爷的人了，孙子都放得牛了，都捡得柴了，用一下你的碱都犯法？” “你看你何事用的？赔，你赔！” “赔就赔！一块碱都赔不起么？老子赔你十块。你看你这样范。” 旁边有人打趣：“你拿龙根来赔。” 兆脸色炸红：“以为老子赔不起？老子的猪婆刚下崽，一天就要吃一锅潲，天看天地长膘，掐着日子就要出栏。” 对方还是实事求是：“就算你的猪婆屙金子，也要你舍得呵。” “我就赔，就赔。脱了裤子赔渠。” 牟继生跳起来：“裤子不要，你那裤子是人穿的么？” “怎么不是人穿的？缝了还没有一个月。” “婆娘的裤子一样，屙尿都找不到地方。” 牟继生最蔑视乡下人的抄头裤——靠一根草绳勒着，没有皮带扣环，更没有什么线条，两个宽阔浩大的大裤筒，裤裆正反两面一个样。人们总是前后两面轮换着穿，于是后裆常常到了前面，鼓鼓囊囊向前隆出，给人一个下身接反了方向的感觉。 “那你要何事搞？” 牟继生一筹莫展，没想出兆矮子那里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只好把一块碱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桥人把兆青叫做“津巴佬”。津巴佬就是啬巴佬、吝啬鬼、小气鬼的意思。在马桥词汇中，“津”与“岩”相对。“岩”指呆笨或者憨厚，是山性的东西；“津”指狡猾和精明，是水性的东西，倒也同古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说暗合。考虑到古代有河流的地方才有交通，才多商业，才会多出盘算和计较，用“津”字来描述精于算计的人，当然不无道理。 我同兆青一床睡过几天，最不能忍受他的磨牙。每天夜里，他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彻夜不息，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钢铁，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我注意到，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眼皮松泡，头发散乱，手脚软软的，像经历一场大难一样疲惫不堪痛苦难言。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大家恐不会吓成这样子的。 兆青却若无其事，走路轻巧无声，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 我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得意：“你没睡好？我何事没听见？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 “你肯定是风重了，再不就有一肚子虫。” “是要看看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事业，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借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没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如何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 这不要紧，他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蟆，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加上曲背缩脚，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纹丝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钯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辐线，抑扬有致，刚柔相济。钯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钯头顺势转过来，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计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 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官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绝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便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那家伙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怕是个有名无实吧？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吧；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了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要秤杆跌（给队上交家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 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子，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块二？哪里值得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哪有不还价的？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呵——”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干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和售票员同他说不清，满车的乘客也急得喊成一片，要司机快点开车。复查有点怕，赶忙掏出钱来，把票买了。 事后，兆青的脸色一直不好看，把车窗拨一拨，把坐垫揪一揪，愤愤地吐痰，到了站也不下车，被复查喊了几次，发现自己已经是车上最后一个人了，还迟迟不肯钻出门。“夷边人就是拐。两斤肉的价钱，就坐这一泡屎的工夫。” 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婊子”、“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轧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扯，不干他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去，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吓得司机和他同伙的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慌慌地跑了。鸭主人对兆青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大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牌价是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曲缩着身子在树荫呆坐。接下来，他们冒着日头又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那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自己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涎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大吁一口长气，得意地教导复查：“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们这号人，就算赚不到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还是可以的呵。”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窑棚里的一只碗。 破脑（以及其他）▲ 破脑（以及其他）▲ 兆青说到钱数，总是让人听不懂，一开口就是黑话。比如他说到车票价，售票员就木然。他发现了这一点，才改口说“三角”。 三，在他的嘴里变成了“南”。类似的词还有：加（一）、田（二）、风（四）、汤（五）、滚（六）、草（七），等等，我已经记不全了。这些词在马桥以外的地方并不完全通用，比如在双龙弓那边，在罗江的那边，表示“四”的词可能是“戈”，也可能是“西”，还可能是“老罗家”。 中国的数词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奇怪的，如果仅仅把我在湖南听到的数词收集起来，恐怕就足足可以编出一本大书。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传统的行业，都有各自对数词的特殊命名，都有数词的隐秘化和代号化，而且不断更换，表现出一种隐瞒真情的冲动。数词成了重重壁垒，对人们的秘密给予范围越来越小的圈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远行人要知道所到之处正在发生些什么事，不是很容易的。 数词成了对社会融合最顽强的阻抗之一。 在马桥，最大的数字，或者说“很多很多”，用“破脑”一词来表示。先人们也许觉得脑容量有限，想的事情一多，脑子就会炸破。比如小学生说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经常恨恨地咬牙：“破脑破脑的作业！” △怜相 △怜相 兆青去县城里看过一回世界，回来以后，免不了有一些人向他好奇地打听街上的事情。他无心把城里情况说得很具体，一律以草草打发。人家问房子，问汽车，问人貌，他都是说：“有什么呵？好怜相的。” “怜相”是漂亮的意思。 他没有笑容，毫无谈兴，对打探者敷衍几句然后就去挖土。我后来才从家居县城的光复老师那里知道，兆青老倌在城里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一直在老师家蜷曲着小小身子，缩在椅子上睡觉，甚至不朝窗外瞥上一眼。他挂着脸上一团粗横的怨气，一点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漂亮的高楼，说有什么好看呢？我们不比你们街上人，一看这些就心里堵。造孽呵，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呵？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站的大厅，看到地上的大理石板光可鉴人，就总是黑着一张脸。不小心滑了一跤，还哇哇大哭，鼻涕抹上衣袖。“娘哎娘，錾得这样平，打得这样光，要磨死好多人呵。” 他让旁人吓了一大跳。 回到乡亲家里，他反常地吃得很少，对一只邻家的狗特别恼怒，显得脾气很坏。乡亲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岩匠，打了一辈子岩头，已经死了。 在我看来，比起后生们对城市的赞叹来说，兆青的哇哇大哭更多保留了“怜相”一词的原义。马桥人没有“美丽”这个词，只有“标致”、“乖致”、“乖”一类可作替代，最为常用和流行的却是“怜相”。在汉语里，美与怜早有不解之缘，不算特别的奇怪。美使人疼，故有“疼爱”；使人怜，故有“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中文里透出哀婉的情愫。有一篇西方学者评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文章说川端康成不爱用“悲”字，总是用“哀”字，因为在汉语里，“哀”与“爱”同音，在声音上沟通了两种情感——或者说，在川端康成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情感，无由被文字粗暴地分割。文章从一点出发，论述川端康成的审美态度中的悲世情怀。其实，文章的作者不知道，汉语的“悲”字同样承担着美的诠义。古人说“悲角”、“悲商”、“悲丝”、“悲管”、“悲歌”、“悲响”等等，其中的“悲”字差不多都可以用“美”替换。我在大学的古文教授就是这么说的。他反对一九六四年版的《辞源》仅仅把“悲”限义为悲愁伤痛——那样的话，古人用“悲”来广泛形容一切音乐，包括欢乐或豪壮的音乐，就变得十分费解了。 我赞同我的古文教授。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马桥，想起了马桥的“怜相”，想起了兆青在一切高楼大厦面前忍不住的哭泣。中国的美总是在“哀”、“悲”、“怜”的方块字里流淌，于是，兆青的泪水总是在现代化的美景前抛洒。 △朱牙土 △朱牙土 朱牙土是马桥一种常见的土，普通的土，不可能得到太多解释。酸性，质硬，极度贫瘠，如此而已。它与金刚泥的不同点在于，金刚泥是纯白色，朱牙土是深红夹白斑，土层断面有点像豹子皮。 问题在于，如果对朱牙土没有了解，就不可能对马桥有真正的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土是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土，是使一杆杆铁耙剧烈震颤的土，是使一双双手血泡翻卷血肉模糊的土，是使钢铁比皮肉消失得更快的土，是使汗水一直湿透裤脚然后结出盐垢的土，是使人们眼睛昏花天旋地转虽生犹死的土，是使时间变成空白意识完全消除一切欲念都成了喘息的土，是使酷夏失去炎热严冬失去寒冷所有日子不再有区别的土，是使男人们疯狂女人们绝望孩子们刹那间变得皱纹满面的土，是永远没有穷尽的土，是逼得人们仇恨、吵架、殴打、拔刀相向的土，是增添着驼背、跛腿、瞎眼、流产、呆傻、哮喘、大脖子病以及死亡的土，是使人逃亡的土，是使人自杀的土，是使生命变成一个个日子的土，是无论怎么样的动荡或折腾它还在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那里的土。 这种土层从罗江那边，从更远的湘东山地那边滚滚蔓延而来，在天子岭下戛然而止，然后折向南边那些村落。它凝结如铁，浩茫如火海，成了煎熬着人们一切日子的燃烧。 兆青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压死在这种土里。他参加修水库，取土筑坝，为了快些完成土方任务，就像其他民工一样，先掏空下面的土，掏到一定的程度再让上面的土垮下来。这叫放“神仙土”，可以提高工效。兆矮子太贪心了一点，下面已经掏进去了丈把深，以为朱牙土反正硬实，不急着把悬在上面的神仙土倒下来。他去取箢箕时，身后突然轰的一声，回头一看，眼里只有大块大块的红色崩塌和滚动，大块大块的红色在舞蹈和飞腾，没有他儿子的身影，也没有叫声。 儿子刚才在那里玩耍。 他扑上去挖呵挖，挖了红色还是红色，挖了红色还是红色红色红色，一直挖到十个指头流血，还是没有挖出哪怕一个衣角。这是他最 △罢园 △罢园 兆青一直怀念这个儿子，一直想把他再生出来。一直生到第八个，还是没有成功，他未能找到额头上的黑痣。 在一个已经开始控制生育的年代，兆青的一大堆娃崽显然不合时宜。从第四个娃崽开始，他给儿子取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元”字：桂元，昌元，茂元，魁元。在马桥的语言里，“完”与“元”同音。言下之意，他的这些儿子都是终结。至于为什么一次次没有终下来结下来，他就含含糊糊说不清了。 党支部书记本义对他的言而无信非常恼火，有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突然想起这件事，横着眼睛插进来一句：“有的人家这个元那个元，早就说元，就是不罢园，一眨眼睛，又拱出来个秋丝瓜，搞什么鬼呢？” 他又说：“搞生产也不讲究质量，生得一破脑娃崽，没一个有看相的，吊眉毛的，塌鼻子的，你不丑人我都丑人了！” 兆青在下面咕咕哝哝没敢顶嘴。 要听懂这段话，还需要了解“罢园”的含义。罢园是农事常用词，指田园里最后一轮收获，即清园，净园，息园。这个词后来也引申为（一）“秋天”或者（二）“结束”。例如：“罢园（秋天）了，要加袄子了。”“美帝国主义就要罢园（结束）了。”等等。在本义的眼里，兆青的婆娘是一块永远不息园的瓜地。 △飘魂 △飘魂 兆青的死始终是一个谜。 他失踪的前一天，我还和他一起去张家坊挖茶园。听说中午有肉吃，他把满崽魁元也带去了，早早塞给他一双小筷子，一到吃饭的时候，父子俩几步就抢在众人前面，抖擞精神地往伙房里走，直奔肉锅里嗞嗞嗞的声音。娃崽不算人头，但也毫不含糊地呵着一张嘴，这一点大家都看见了。照当时的规矩，人们邀伙结伴，齐了六个人就可以领到一钵肉。但关键时刻谁都不愿意接受兆青身后那一张小嘴，推来推去，推得兆矮子生了气。“一细娃崽吃得了好多呢？你们做事不凭天良，你们都没有娃崽的？不生娃崽的？你们以后都要当五保户是不？” 这一说，有些人不好不接受他们，只得不太情愿地容忍他们两父子挤进来，发出呱唧呱唧的咀嚼声。他们还得接受兆青看准时机给娃崽抢先一步倒肉汤的动作，一个大瓦钵底朝天，盖得小蛋完全消失。 兆矮子自己钵里没有菜了，就去儿子那里讨一点辣椒。 他对魁元看得最重，无论哪里有吃肉的机会，都不会忘记把这张呱唧呱唧的小嘴巴带上。前不久，听说他夜里梦见魁元在岭上耍，被一个白衣人抢去了一块粑粑，梦醒以后还是难平心头之愤，居然操起一把草刀就到岭上去，要找白衣人报仇。这件事真是不可思议。津巴佬居然神到了这一步：梦里丢掉的一个粑粑也要找回来？ 我不大相信有这种事。到了地上，忍不住向他打听。 他不说话。一到了地上，他总是全神贯注，决不愿意参与无关工效的废话。 我说：“你背后丢了钱。” 他回头看了看。 “真的有钱，你仔细看看。” “你妹子给老子的体己钱是不？”他胸有成竹地继续挖土。 直到他口渴了，瞥见了我的水壶，才把我当水壶亲切了起来，模仿着下放崽的口音套近乎。“鳖，来，我看看你那个壶。” “吃水就吃水，看什么壶！” “嘿嘿，不晓得今天这样燥热。” “有事情，这就认得人了？” “什么话？就喝你一口水，还要我叩头？” 他一边喝水一边不由自主地念出数目：一双，两双……每一“双”就是指两口水。 我没好气地说：“你喝就喝，数什么双？” “搞惯了，不数就是。”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喝完水，他对我客气了几分，只是对操草刀上岭一事有些含糊，没说有这回事，也没说没有这回事。他愤愤地强调，他好几次梦见那个白衣人，一次是白衣人偷了他家的瓜，一次是白衣人偷了他家的鸡，还有一次是白衣人毫无理由地打了他家魁元一个耳巴子。你看这家伙无不无聊？他咬着牙关问我。我没法回答。我只是从他的言语里听出，关于他操着草刀矢志报仇一事的传说，大概所言不虚。 事情也是有点怪。白衣人为何总是撞进他的梦里？他如何会有这么多奇怪的梦？我接过水壶时不免有点糊糊涂涂。 我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借用我的水壶。第二天下午，他婆娘来找干部，说兆矮子昨夜一直没有回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众人四周看看，想起一上午也没见他出工，也一个个面生疑色。 “他到猫形塘里去了吧？”黑相公笑着说。 “去得了这么久？”婆娘不明白。 “我也只是……随便猜……”黑相公刹住了话头。 “猫形塘里”是邻村的一个地名，一个僻静处，只有两户人家。兆矮子在那里有一个老相好，具体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只是每次做功夫做到那一边，他总是要捡点地上的树枝草根当柴禾，扎成一束，抽个空子往猫形塘里送去，算是一番情意。他很快就会赶回地上继续出工，快得让人不可思议：又不是一只鸡，做那种事再快也不能快到这种程度吧？ 傍晚，复查从猫形塘里回来，说那里也没有兆矮子，根本没有人看见过他的影子。我们这才觉得问题有点严重。村里人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有一个消息最为大家重视：下村一个人刚从平江县回来，带回了志煌前锅婆娘的一个口信，那个梦婆嘱咐兆青这一段要穿好鞋子。 这是一种常用的警告方法，是马桥人对“飘魂”者的暗示。 在马桥语言中，飘魂是指人死到临头时的一种预兆。我多方打听之后，知道所谓飘魂大体上分两种情况： （一）有时候，看见前面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过一阵又出现了，据此便可知道，这个人魂魄出窍，快要散发了。后面的行人如果好心，当去警告飘魂者，只是不可直说，不可说破，只能绕着弯子问一问：你刚才跑得好快呵！你失了一双鞋子没有？……诸如此类。对方一听这话，大多心中有数，忙去烧香，上供，请道师驱邪，以尽力免除灾祸。 （二）有时候，某人睡去片刻或昏去片刻，梦见自己被阎王差遣，去取别人的魂魄——可能就是自己的熟人。醒来之后，也须遵照不可说破的原则，对那人给予巧妙的警告。如果不得不说破，谈话双方就必须离开地面，比如爬到树上低声耳语，以免土地公公窃听，告到阎王那里，惹得阎王动怒。对方听到警告，只会感激，决不会生气。但也不可有任何礼物答谢，因为不能有任何被阎王察觉的蛛丝马迹。 现在，水水那个梦婆既然说到了鞋，情况当然十分紧急。只是水水的娘家离马桥太远，捎口信的人赶回马桥时已经晚了一步，口信还没有捎到，兆青就失踪了。村里还在派人四处寻找，想到前一段关于白衣人的事，又打发几个人到岭上去。最后，兆青婆娘那破嗓门沙哑的哭声，顺着风从岭上碎碎地飘下来。 兆青的魂魄果然已经飘出。他死得很惨，仆倒在溪水边，整个一个脑袋砍下来，泡在丈多远开外的水流里，叮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蟥。这件凶杀案惊动了公社，惊动了县里的公安局，来了一些干部查了又查。干部们火焰高，不相信什么飘魂不飘魂，不相信什么命不命。他们最初的估计，是山上来了国民党空降的行凶特务，或者是被平江那边来的偷牛贼下了毒手。为了安定民心，揭破一些奇奇怪怪的谣言，上面花了很大的气力破案，到处神神秘秘地搞调查，录指纹，还把可疑的地主、富农分子斗了一轮，闹得鸡飞狗跳，最后还是没说出个所以然。公社还安排民兵晚上轮流站岗，严防再次出现类似的惨案。 站岗是一件很苦的差事。晚上太冷，瞌睡又重，我腋下夹一支梭镖，两脚冰凉，不时蹦跳一阵让脚尖恢复感觉。我听到通向天子岭的路上有嚓嚓脚步声，汗毛倒竖地再听一阵，又没有了。我躲到避风的墙角，仍然一阵阵不由自主地哆嗦。犹豫一阵，再退几步，回到了房里，隔着窗子监视外面的夜色，权且作为一种变通，还算是在执行任务吧。最后，腿还是冷得不行了，我把被窝瞥了好几次，终于忍不住地钻进去，半躺在床上，打算不时朝外瞟一眼，不忘记继续保持革命的警惕。 我担心窗外突然出现一个白衣人的飘忽。 我一个迷糊醒了过来，发现天已大亮，慌慌忙忙跑出去，没有看见一个人。牛栏房那边有例行的吆喝声，是有人准备放牛了。一切平平静静。 也没看见有人来查哨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 直到我后来调到县里工作，有一次碰到盐午进城来买油漆，谈起兆矮子奇怪的死，才得到另一种猜测。盐午说，他当时向公安局反映过，兆青肯定不是他杀，而是自杀。准确地说，是误杀性的自杀。他的看法是，他为什么死在溪边呢？为什么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肯定他发现了溪里有鱼或者别的什么，藏在石头缝里，就用草刀的木柄去戳。他肯定是用力过猛了，没注意锋利刀刃正对着自己的后颈，一下戳空，一个拖刀从后面切向后颈，就把自己的脑袋斩了下来。 这种想象很大胆。我用过草刀，又叫龙马刀，是木柄很长可以让人直着腰子杀蒲草的刀，刀刃和刀木柄形成直角。我按照盐午的逻辑去想象，确实感到后颈一凉。 可惜当时盐午的阶级成分不好，公安局不可能把他的话当一回事。 再说，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据。 △懈 △懈 兆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掉了脑袋。我在深夜值班站岗的时候，望着月色中突然壮大逼近了的天子岭，想起了他的生前。因为他的下流，因为他的小气，我没说过他什么好话。直到他死后，我才想起有一次我奉命爬到墙上刷写毛主席语录，突然梯子不可阻挡地往下滑，我靠手攀一根横梁，才没有栽下去。远远的兆青看见这一切，吓得手里的一碗饭都倾了，掉在地上发出脆响。“救命呵——救命呵——不得了呵——”他呼天抢地地大跳，跳来跳去昏了头，没做什么事又跳回来，哇哇地大哭。 也许我并没有那么危险，他不必要那么大哭，那么大跳，他甚至没有做出什么实事帮我一把。但当时我所有在场的朋友和熟人中，除了他，没有人惊吓和慌乱成他那个样，没有人为我情不自禁地哭泣。我感谢他的泪水——虽然只有短短的片刻，虽然很快就消失在一双我永远也无法亲近的小眼珠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无论走到何方，我无论要遗忘多少城市和乡村，也不会忘记我在那一刻的俯瞰：下面有一张脸，仅仅只有一张脸，在透视关系中放大了，把后面瘦小的身子统统遮盖无余，为我喷洒出哗啦啦的黄泪。 我想说一句感谢他的话，或者让他从我身上占去一点便宜，比方几块钱，比方一块碱，但他不会了。 我抱了一床旧棉毯送到他家里，嘱他婆娘垫入兆青的棺木。他一生都习惯睡在扁担上，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睡一觉了。他一生忙忙碌碌，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懈一懈。 “懈”，发音hai，去声，在马桥语言中是休息的意思。 △黄茅瘴 △黄茅瘴 我在马桥的时候，兆青多次告诉我不要大清早爬山上岭，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以后。他还指给我看，山间的一种蓝色氤氲，如丝如带，若显若隐，悬挂于枝叶，出没于林间，有时还形成一圈一圈的雾环——那就叫瘴气。 瘴气分为好几种：春有春草瘴，夏有黄梅瘴，秋有黄茅瘴，都是十分有毒的东西。人一不小心碰上了，皮肤必定溃烂，伴有面色青黄，上呕下泻，十指发黑，说不定还会送命。 他还说，即使大白天也不可大意。上岭的前一天夜里，人不能抽烟喝酒，不能胡言乱语，不能行房事，还得烧香敬山神。第二天出门之最好还要喝两口包谷酒，暖身子，壮阳气。在房子的东北屋角劈一竹筒也是必要的——可以驱邪魔。 这都是兆青说的。 是他说的。我记得。 △压字 △压字 很多年后，遇到魁元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已有成年人的喉结，留着小胡子，穿着卷了边的西装，蹬着翻了头的皮鞋，身上不知何处散发出香水味，手里提一只拉链已拉不上的黑皮包。他说他就是魁元，就是马兆青最小的满崽呵，少功叔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你看你这记性哈哈哈……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记起往日的一张娃崽脸蛋，与眼下这张陌生面孔细加核对，确实找出了一两道相似的线条。我也认出了他出示的一封信，不错，是我写的，是几年前写给复查的，谈一个关于语文的问题。 他说他想念我，日夜想念着我，特地来城里找我。我很惊奇，问他怎么能找到的我的家。他说哎哎哎，莫讲了，他一路找得好苦呵。一上码头他就到处打听我，问谁谁都不知道。最后问市政府在哪里，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火了，问省政府在哪里，这才有一个人给他指了方向。我笑了，说你找我就找我，找市政府和省政府做什么？他说，他每年都要出来耍一两回的，武汉，广州，深圳，都耍过了。他出门是有经验的。他这样说，算是回答了我。 他没有说明白，他是否真的找了政府。但他抱怨我的电话肯定坏了，害得他怎么也打不通。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天晓得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要了一辆出租车，花了五十块钱，几乎花完了身上所剩的钱，才找到我所在的大学。看来他遇上了恶意司机，被当作冤大头宰了一刀。 当然没什么要紧，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出手总是很大方。总之，他联系了政府也打了电话坐了小汽车，做完了一个大人物该做的一切事情，才碰到我的一个熟人，由对方领着到了我家里。他说他不信找不到我，事情果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长途奔袭稳准狠直捣我家的奇迹，而且带来了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后生。现在好了，到家了，他脱下外衣和手表，脱下鞋子和袜子，搓着脚趾上的汗泥，眼睛四下里溜，很惊讶我既没有真皮沙发，没有直角平面大彩电，没有彩色喷塑墙面和情调调光射灯以及镭射音响双声道卡拉ok——他对都市生活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我说镭射音响的花销太大，一张碟就要四五十块钱。他纠正我的错误，说哪止呢，一张好的碟少说也要一两百块。我说，涨价了么？他说，从来就是这样。我不服气地说，我一位朋友前两天买的就是这个价，是正版碟。他说你那不是三个d的，不是数字的，真正耍音响的人哪还要那个呵？ 我不懂三d，不敢往深里谈，只好默认他的指导。 他洗完澡，穿上我的衣服，笑着说他早就知道不需要带换洗衣物。他向家里人说过的：少功叔是什么人？到了他那里，还怕没衣穿没饭吃没工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次出去，就是要仗少功叔的势……他这样说着，手已亲热地拍到了我肩上。 我把他的手打下去。 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先住下来再说吧。 我把他们送去旅馆里住下。登记的时候，我发现他现在不姓马，在身份证上的姓已经改成了胡，这才知道他爹死后，母亲养不活那么多娃崽，只好把他过寄给胡家。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也送了人。 魁元在胡家上小学，上中学，日子过得还不错，只是尚未“压字”，所以还不能继承财产，也无法独立门户。所谓“压字”，是一种正式入族仪式，一般在继父的葬礼后举行。族中长者唱入族者继父的名字，继祖父的名字，继曾祖父的名字……唱一切尽可能追溯得到的父名，差不多要唱完大半本族谱。这是为了让过继者承继祖业和祖德，防止他以后带着财产回归原来家族。在他们看来，“字”是神圣的，姓名是神圣的，亡人姓名更有一种神秘威力，可镇压邪魔，惩罚不孝，保佑后人。魁元说，胡家的底子不算薄，有一栋大屋，有牛又有马，只可惜老家伙寿太长，八十七岁了还下得田，去年三月间发病卧床，又咳痰又咳血的，看样子差不多了，没想到他死着死着又活过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瞪大眼睛。 他的意思是，他至今还没有熬出头，还没压字因此也就没有胡家财产的所有权。这太令人苦恼。 因此他不能老等，得进城来另找出路。 △懒（男人的用法） △懒（男人的用法） 我有一个朋友在城里当老板，领着一支工程队，经常需要添加人手。我把魁元以及随他同来的后生介绍过去，也算是去混一碗饭吃，学一点手艺。 没料到几天以后，他们敲开我的房门，苦着两张脸，齐声说实在没法干。嗯啦，实在没法干了。 “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 “晕街了？” “我倒是从来不晕街，就是……晒。” “你是说太阳晒？” “就是。” “你没戴个帽子？” “戴了还是晒呵。” “你在乡下不晒太阳的？我在你们马桥当知青那阵不是也天天晒么？” “我……从来不做田里的功夫。” “你成天做什么？” “不做什么，有时候帮盐午哥收点谷，讨点账，大部分时候就耍一耍，打牌，打桌球，坐人家。” 魁元笑一笑，朝同来的那个后生递了个眼色。后生正瞟着电视机嗑瓜子，也适时地笑了一笑。 “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懒？”我说出一个很重的字。 “是懒，确实是懒。”魁元居然很高兴地接过话头，“我在家里还懒一些，从来不打柴，从来不挑水，从小到现在，我还不晓得米是如何淘的，潲是如何煮的。” 嗑瓜子的后生说：“我也是，你要问我屋里的弯刀钎担在哪里，问我屋里的猪一餐要吃几多，我肯定不晓得。” “我出去打牌，一打就是半个月。” “牌我不打，我到县里三舅舅屋里去耍，骑摩托玩，看电视。” 我有些吃惊。从他们不无自豪的口气里，从他们多少有些夸张的自我介绍里，我发现了词义的蜕变，一场语言重新定义运动早已开始而我还蒙在鼓里。我所憎恶的“懒”字，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一枚勋章，被他们竞相抢夺，往自己胸前佩戴。我正在指责的耻辱，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潇洒、舒适、有面子、有本事的同义语，被他们两眼发亮地向往和追慕。我下一步如何同他们说话？ 当然，他们不一定完全取消了“懒”的原义，比如说到找对象的时候，他们说谁家的婆娘懒，谁家的姑娘不懒，对懒人还是一一贬斥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不过是新增了一本男人的词典，对女性不适用的词典。“懒”正是在这本新词典里获得了夺目光辉。可以想见，懒是如此，那么欺骗、剥削、强霸、凶恶、奸诈、无赖、贪污、偷盗、投机、媚俗、腐败、下流、拍马屁等等，都可能成为男人最新词典里的赞辞和奖辞——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男人那里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如果还有男人不承认这本词典，并不能说明这本词典不存在，只是说明这些男人是一些语言异类，十足的可怜虫，落在词义革新的潮流之后，落后于历史的暗影里。 人们的对话，常常在两种或多种词典之间进行。词义翻译的困难，尤其是深层感觉里词义翻译的一个个陷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慎察的。一九八六年我参观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艺术家殖民地”，也就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中心。colony（殖民地）一词一直使我感到别扭。我后来才知道，在西方诸多殖民地宗主国，在很多西方人那里，colony并不具有殖民地人民记忆中杀人、放火、强奸、抢掠以及鸦片输入之类的形象，相反，它词义平和，只不过是侨居地、聚居地、拓殖地的别名；甚至还隐隐散发出开发者、冒险者的浪漫诗意，与帝国记忆里援外开拓、航海探险、文明传播的种种法案和证词相联系。“殖民地”甚至是先锋的驿地，英雄的营垒，胜利者的天堂。西方人用这个词指示艺术家艰难工作的处所，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么？ 也就是在美国，我遇到一个叫汉森的人，懂中文，娶了个中国老婆，在一家大报社当亚洲版的记者。听我谈到中国人的苦难以后，他深表同情，对苦难的制造者深表愤怒。但我突然发现他在同情之后，愤怒之后，有一个奇怪的动作：眼镜片里闪烁着笑目，一条食指在餐桌上的某个位置不停地来回划着，像在空中写一个什么字，或者在指挥心目中一支激动人心的乐队。他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终于用英文给朋友打电话，邀请朋友也来认识我，说我带来的一些故事太动人了，太可贵了！他相信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猛地痛了一下，准确地说，是被“精彩”这个词刺痛。我的父亲自杀了，他沉入河底的时候感到“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弟弟在一桩错案中被枪毙了，他临刑前在人群中找不到父母来送别的面孔而号啕大哭的时候觉得“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儿子被流氓团伙误杀了，父亲从大学里领回了儿子的遗物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为儿子写墓志碑文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任何“精彩”？……我不想怀疑汉森的同情心，不，他一直在他的版面里呼唤正义，一直在尽可能帮助中国人，包括帮助我获得访问学者的待遇和资助。但他的“精彩”出自一本我不能理解的词典。 显然，在那本词典里，苦难不仅仅是苦难，也是写作或演讲的素材，是激发人们反抗意志的必备条件，因此苦难越深重就越好，越能放射精——彩——的光芒。那本词典暗含了一种法则：为了消灭苦难的制造者，必须有更多的苦难作证，让更多的人明白这场斗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崇高性。这就是说，为了消灭苦难，必须先有苦难。他人的苦难，是救难者的悲悯所在，也是他们的喜悦和欣慰所在，是他们英雄成绩单上一次次重要的得分。 我不想再说下去，并且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让对方为我的啤酒和比萨饼付费，弄得他有些迷惑不解。 我经常不无惶恐地发现，说话不容易，言词一旦飞出去，经常播种着误解。我还发现，即便是强有力的宣传机器，也从来没有对理解的控制权，同样是一次次陷入歧义的泥沼。我需要提到随同魁元来到我家的后生。我后来知道，他姓张，曾是县电影公司职工，因为超生一胎被开除公职。他不是不明白超生的后果，国家关于计划生育奖惩条令的宣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车载斗量，在他的耳膜上磨出了茧子。他也不喜爱小孩，事实上，他已有的两个儿女都极少见到他，很难得到他的笑脸，甚至一直是他打算离婚的障碍和负担。他没有任何理由再生下一个。 在我与他谈话以后，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有另外一套词汇体系。在那个体系里，很多词义超出了常人想象。比方说“违法乱纪”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丑事，恰恰相反，违法乱纪常常是强者的证明，是强者的特权，是荣耀和享乐最重要的源泉。如果说“违法乱纪”词条下包括了贪污、走私、官倒、嫖娼、撞红灯、随地吐痰、公款吃喝等一些内容的话，那么没有一条不是令这位后生心向往之的美事。如果他没有完全做到这些，只是因为眼下他的能力还不够。 不难理解，当超生也划入“违法乱纪”之列，当这个行为尚未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他会不假思索地决定什么。 他的超生完全不合常理，不是出自利益的权衡，只是出自他理解事物的惯性，出自他对一切特权行为的追求冲动。也许，他认识的一个局长或者老板，就是因为堂堂皇皇生下三胎或四胎而旁人无可奈何，一直受到他暗中的羡慕。因此，一旦他也做了常人不敢做的事情，这本身就给了他不同凡响出人头地的自我感觉，一种局长或老板的感觉。他违法了，但这就像一个人窝藏了百万元赃款，足以让他偷偷地自鸣得意，不断回味自己胆大妄为的战绩。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宣传有什么用呢？法纪的宣传有什么用呢？当然有：那就是强化他铤而走险的激情，日复一日给予他诱惑。 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如果上述解释大致不错，那么这整个事情不过是一次语言事件，是一次词义错接和词义短路的荒唐作业。违法者最终丢掉了自己的饭碗，为一个或几个极普通的词付出了代价。而执政者们对他的宣传，差不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在一本完全陌生的词典里，在一位完全不可捉摸的读解者这里，催生了一个毛头毛脑大哭大叫的女婴。这个女婴其实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的。但这个错误无法永远藏匿，没法用改正液涂掉，没法用橡皮头擦掉。 她越长越大并且将要活生生地进入未来。 她是一句有血有肉的错译。 △泡皮（以及其他） △泡皮（以及其他） 进入九十年代的马桥，流行着很多新词，使用频度很高：“电视”、“涂料”、“减肥”、“操作”、“倪萍”、“劲舞”、“一〇七国道”、“生猛”、“彩票”、“砌长城（麻将）”、“打屁车（摩托）”、“提篮子（当中介人）”，等等。还有些老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大用了，现在又纷纷出笼卷土重来。不了解实情的人，可能误以为是一些新词。比如： “做脱”——即杀人，原是红帮用词。 “了难”——这个词其实也是红帮的用词，多用在官司方面，后逐渐流行于江湖，词义范围越来越广，泛指一切解决问题和了却困难的行为。报纸上也用这个词了，比方出现过《靠改革了难》的新闻标题。 “牛头”——意指权威的调停人和仲裁人，一般由年纪最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担任。牛头不是由选举产生也不是由官方任命，谁来当牛头，得靠众人在相当时间内自然形成的约定。 “草鞋钱”——以前是指办公差的人远道而来，办完公差后向当事人索要的一种小费。这个词八十年代末期重新出现以后，词义基本没有变，只是现在的草鞋钱，多数给一些穿皮鞋或胶鞋的干部、治安队员、报喜或报丧的热心人等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谷米的方式支付。 “泡皮”——意指懒汉和无赖，即普通话中的“泼皮”，只是缺少“泼赖”、“泼悍”一类用词中隐含的凶顽之义，更多一些卑微、怯懦、奉承巴结的所指，接近“泡”的虚质和柔质。 …… 我从魁元嘴里听到了“泡皮”这个词。其实，魁元自己身上就有这样一股泡皮气。在我家的客厅里，一旦我正色指斥他的懒惰，他立刻鸡啄米似的点头，一连串的是是是。他甚至目无定睛手足无措，百般讨好地附和我。我说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一天要劳动十来个小时；他说哪止十个小时呢，起码在十五个小时，两头不见天的。是不是？我说即便在农村，同样有前途的，只要肯钻研和肯劳动，养鸡，养鱼，养猪，都有当万元户的；他说哪止万元户呢，有的还当了董事长，公司都办到国外去了，电视里的报道你未必没有看见么？ 他附和得过了头，反过来质问我。 总之，他只差没有打自己的嘴巴，只差没有愤怒高呼打倒自己消灭自己的口号，忙不迭地收拾自己刚才晾晒出来的短裤和袜子，塞进拉链已经坏了的黑皮包，向我讨要一根红塑料带子，再把黑皮包紧紧地捆了几圈。他脱下我借给他的衬衣，说今天晚上就走，就回去，码头上最后一班船还是可以赶得上的。 他连茶都没有喝。 已经是深夜了。我突然觉得他慌慌逃窜的样子有些让人不忍。他其实不必连夜就往回赶，也不必把我的衬衣还给我，至少——他可以把一杯茶喝完再走。 “你们也不必这么急。既然来了，就算没找到活干，玩两天再走也好，难得来一次么……”我的口气缓和许多。 “耍了，耍够了。” “明天吃了早饭再走不行？” “反正是要走的，晚上走凉快。” 他和同来的那个后生争分夺秒，一刻也不耽搁，要赶回乡下去。他们对这个城市不熟悉，对自己能不能识路，能不能找到公共汽车，能不能赶上最后一班船，万一误了船如何度过这个长夜，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他们只是被我的责备吓住了，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急匆匆往下跳。当我送他们下楼，打算去找朋友借车送客，他们远远地叫喊了几声，然后遁入黑夜，一转眼就无影无踪。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魁元离开我家之后，并没有回乡下去。大概十来天后，有人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有两行圆珠笔写下的字。写字人的笔头显然没有油了，好几次把纸戳破但没留下笔画，让我对着亮处费力地猜读。 “少功叔，一定一定要来就（救）我，快！快！快！”落款是“魁元小子（侄）”。我猜出了这几个字，问来人这是怎么回事。来人也说不清楚。他不认识魁什么元，只是今天获释之前，有人塞给他十块钱，请他送一个字条，就这么回事。他要是早知道我的家这么难找，给他三十块也不会干的。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直到我另外付给了他五块钱才离开。 事情很明白，魁元犯事了，进去了。 我又气又恼，如果魁元那家伙眼下在我面前，我恐怕就忍不住要破口大骂拳脚相加。不过事已至此，虱子上身甩不脱，我面子再要紧，也只得硬着头皮帮一把吧？首先，我得打探清楚拘留所在何处，包括弄清楚省所与市所的区别，还有看守所与收容所与收审所的区别等等。在那一刻，所有在电话里回答我的熟人，都有点支支吾吾，好像电话这一头已经是不三不四的囚犯。他们对我的耐心解释也吞吞吐吐，似乎我隐下了重大案情，他们碍着情面也就不深问了。我还把他们当傻子呵？ 然后，我去单位上开具可能有用的证明，带上钱，带上雨衣，直奔风沙滚滚的郊外。因为摩托跑得太急，我在路上两次被交警拦住罚款，待找到拘留所，天已经黑下来，人家不办公了。我只得第二天再去，赔上很多笑脸和好话，拿出香烟敬献恩主，模仿各种方言向每一个大盖帽套近乎，这才获准挤过人群，进入办公室，与一位操四川腔的女警察说上了话。我总算明白了，魁元的案情是这样的：在码头聚众赌博——虽说属于严打范围，考虑到他情节还不算太重，加上监房人满为患不堪拥挤，警方对这样的人也可作罚款处理。我对这最后四个字喜出望外，用四川话连声道谢。 我带去的钱不够，只好回家再取钱，总算替他缴足罚款、生活费、教育资料费等等，把他领了出来。领人之前还有一个小小波折：大概是因为囚犯太多，登记有误，监管人员不知道他关入了哪个监仓。他们忙不过来，让我干等了两三个钟头，最后有些同情我，让我破例进入监区，一个个仓号自己去找。我看见两大排灰色的铁门一直排向远方，每张门上都有一个小小窗口，挤满了面孔，或者说，是从各个角度拼挤出的一个四方块，布满诸多眼睛，其紧密程度超过了刚出冰库的方形肉砖。我被这些眼光咬住，被他们满怀希望地期待。我从第一号仓开始，费力地要求每一块方形肉砖暂时分解一下，裂出一条缝，让我能朝肉缝里大喊一声“胡魁元”，然后把耳朵凑上去，静听肉缝里的动静。我听到了嗡嗡嗡的嘈杂声音，嗅到了尿和汗的酸臭，还有自己一次次失望——无人应答。 二十几个窗口都喊过了，一直喊到我喉头开始裂痛之时，一声细弱的应答才从似乎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飘来，成了铁窗对我若有若无的耳语。我十分奇怪，每间仓号最多也就二三十来个平方吧，如何声音来得这么远？如何像来自铁窗那边无限深远的另一个天地？ “呵呵呵——”他好像被什么人掐住了喉管。 他从警察那里领回了拉链失效的黑皮包，向警察说了很多痛改前非的话，就不再吭声了，怯怯地坐上摩托后座，偷偷打量我的眼色。一直跑了几公里之后，我才觉得身后这个人挪了挪脚，臭味被风吹散了一些。 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站在门口不要动，不要坐，不要沾任何家具，立即脱衣进浴室，所有衣物也由我妻收成一大包塞进洗衣机。 果不出所料，我妻已经发现了虱子和臭虫，还发现了衣上的血迹，在洗衣机那边惊叫起来。钻出浴室的魁元不好意思地咧咧嘴，一边梳头一边说：“镜子呢？” 我指了指镜子的方位。 “运气不好，这次进了个民主仓……” 我没听懂。 “不死也脱了层皮。” “什么民主仓？” “你不晓得民主仓？” “我没犯过法，怎么会知道？” “就是……就是……大家民主呵。” “什么意思？” “一民主就虱子臭虫多，就打架，就放血。” 我还是没有听懂。 他开始吃饭了。他说，在牢仓里最享福的是牢霸，一般来说，牢霸吃饭时有人打扇，有人献歌，有人递毛巾擦脸。饭菜来了首先也由牢霸挑着吃，当然是把肉片一类好东西挑着吃了。然后由牢霸下面的“四大金刚”或“八大金刚”吃，再挑一轮。最后留下的残汤剩饭，才是其他小人物的伙食。牢霸要睡觉了，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牢霸想看女犯了，窗口就由他一个人独占，还得有人在下面扛着他，让他爬到窗口的高度。有时候搭梯的人一扛就是两小时，累得两腿发抖，一直肿到脚跟。 初来者不服还不行。根本不用牢霸动手，金刚们或者想晋升为金刚的人犯早就打你个半死。这叫先吃一通杀威棒。再不就搞一搞假揭发，他们拿一根钉子或一块刀片，向管教人员揭发你违反监规的罪行，害得你因此戴上脚镣或者脚枷，过得生不如死。有意思的是，他说牢霸虽毒辣，但凡有牢霸的仓，倒也让人活个安分，一般来说事事有领导，有安排，不会打群架，也比较干净卫生，比如毛巾挂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次一次二，让管教干部看得高兴。人犯最怕的是民主仓，牢霸还没产生出来，或者一个窝里两三个牢霸还未决胜负，在那种情况下，哪还有人过的日子？一句话不对，就喊打，就一场混战。民主个把月下来，能够留着眼睛鼻子出来，留着手和脚出来，就算不错啦…… 魁元摸着至今还留着的脑袋，心有余悸地说，他这次蹲的仓不在前，不在后，偏偏是个民主。里面有四川的一伙，有广东的一伙，有东北的一伙，已经打了“三大战役”还没有结果。管教干部给几个带头打架的加了脚镣，还是不解决问题。他在那里天天担惊受怕，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我冷笑一声：“你坐牢还很有经验呵？” 他急急地分辩：“没有，没有，我是最守法的，人家的钱掉到我面前，我都不敢捡。” “是几进宫了？” “第一次，绝对是第一次。我讲假话就雷劈火烧好不好？牢里的一些事，我也是以前听盐午哥说的。” 我不记得这个名字。 他很不理解：“你连盐午哥都不记得了？董事长呵，大老板呵，就是盐早他弟呵。对了，那时候你还同他耍过球的。” 提起盐早，我就想起来了，盐早好像是有这么个弟弟。我刚到马桥的时候，他还在读书，后来听说他在一座戏台上写过什么反动标语，还因此坐过牢——那时我已经调走了。我终于发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糟糕。 △天安门 △天安门 我重访马桥之前，很多人告诉我，马桥有个天安门，差不多成了个著名景点，连上面一些来出公差的官员，看了屈子祠和县革命纪念馆以后，也总要驱车去那里看一看。 严格地说，天安门其实不在马桥，在张家坊地界，靠近后来的一〇七国道，但它是马桥人盐午的产业，就与马桥有了关联。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宅院，占地几十亩，里面有亭台楼阁，有荷塘、花园以及竹林，还有水上回廊和假山假石。园内分园，并且各有命名，有的叫“伊甸园”，有的叫“潇湘馆”，中西合璧，不伦不类。建得有些粗糙，没有几块瓷砖是铺得匀整的，总是歪歪斜斜，一些枯结的水泥浆还未刮净。也没有几个铝合金窗子能够顺利推开，总是发出尖厉声音，或被什么东西卡住。这种装修水准不得不让人忧虑，园子里的林黛玉光是推窗子关窗子就会成天忙不过来吧？还哪有工夫愁肠百结地葬花焚稿？日子长了，她顶多也只能喊两声卡拉ok吧？ 一幢两层楼的西式小宾馆正搭架子施工，据说建好以后要从江浙一带招十个女子来当服务员，专门接待记者和作家，接待来访的游客。 我没有见到主人，据说盐午住在县城，偶尔才回来转一转，关照一下他办在这里的两个工厂。我远远看见了他的住房，在荷塘的中央，是两层楼的水中仙居。环看一周，可发现仙居的每一面墙上都挂着三四个空调机，多得有点毫无道理——主人是不是空调机太多，在厕所里也挂上了两三个？ 早些年，我只听说这里有些农民发了财，一买电扇就是七八个，没地方装了就往猪栏里装，想不到一眨眼又是空调机时兴了。导游者对此有些自豪，一个劲地要我数一数空调机数目，见我没在意，就代我一五一十数起来。每一个数字狠狠地咬出口，响亮灌入我的双耳，好像这些铁盒子同马桥人都有什么关系，好像导游要用富民政策的辉煌成果，非得让我佩服起来不可。 导游者觉得还不够，不知何时又找来了一个管家，一个后生，据说是认识我的。当年我到学校代过几天课，他就是我的学生。他拿来了钥匙领我去室内参观。我却不过盛情，只好客随主便，跟了上去，穿过曲折回廊，穿过两三个钢闸门，走入了马大董事长的行宫别院。应该说，室内装修还不算差，一些金碧辉煌的吊灯，看来是日本或香港的产品。可惜电压不够，吊灯亮得像鬼火，空调机更打不起来，管家只好给每人发一把蒲扇息汗。电视机也收不到节目。电话有两台，一台黑的，一台红的，从摇把话机的模样来看，这里也还没有程控化线路，再多几台电话恐怕也听不到多少声音——人们说乡政府那个接线员总是不守店，大部分时间用来带自己的娃崽。 “你吃茶，吃茶。”有人对我客气了一番。 “好的。”其实我更想找水洗一把汗。 “你看电视，你看。” “好的，我看。” 管家撅着屁股调试录像机好半天，电视荧屏里的斜纹布总算少了，浮出花花的图像，是一个外国歌舞。放着放着又出了斜纹布。我说可能是磁带坏了，想给大家换一盘好的。找了半天，我没发现其他可看的带子，另一盘香港武打片，霉得更加厉害。 我已经满头大汗。四周荷塘里蒸腾着热气，脚下热烘烘的猩红色地毯，简直让每个人的身上都冒出熟肉的气味。我只好躲到门外大口喘气，等其他人把七零八落的歌舞看完。 我后来才知道，这里之所以叫做“天安门”，是指院子的门楼，确实是仿天安门建筑，只是微缩了一点而已。一只被追急了的鸡，大概可以扑扑飞上城楼，可见其高度确实有限。门楼左右有拱形门洞，有护城河及其跨桥，仿宫墙也一律刷成深红色。大门前还有两头龇牙咧嘴的石头狮子。遗憾的是，护城河里没有水，只有杂草和偶尔跳出草丛的一两只癞蛤蟆。要是你走上城楼，你看不到广场和纪念碑，只能看到一个冷清的戏台，一排商业小街，排列着生意冷落的粉铺和杂货店，还有一个蒙着黄尘的空台球桌。有一伙蹲在屋檐下的后生，像一些栖息的鸡，无所事事。 我惊讶盐午盖起了这么大的宅院，也惊讶他盖出这么张扬和狂妄的式样——要是早上十多年，岂不犯下了抗君谋逆的杀头之罪？他是不是活出了什么毛病？我后来碰到老熟人志煌，才得知其中的原委。志煌说，盐午读中学的时候，家庭成分大，做不起人，有一次在床头贴了张天安门的画片，也被班干部没收了。班干部说，贫下中农子弟都没有这样的照片，他这样的地主崽子还有什么资格想念毛主席？你天天看着天安门，是不是想拿炸药包去谋害伟大领袖？…… 想必是这件事太伤他了，太让他刻骨铭心了。他现在有了钱，什么事也不做，先造一个天安门再说。 他以前没有权利看天安门，好吧，他眼下要让人们知道，他不但可以看，甚至可以造出一个来，就造在你们大家的鼻子前。他可以让他的婆娘和两个娃崽在天安门上耍蛐蛐，耍狗，吃香油饼，打喷嚏，然后听他喊一声“人民万岁”。 他为了这个工程欠了不少债，好几次被追债人抓住，差一点被捉住割了脚筋。据说他还被检察院的警车带走过一回。 △狠 △狠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画格子，也不要描底稿，爬上梯子挥手就写，一眨眼便成，常常发出啧啧赞叹： “这个下放崽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住水库涵管也是“狠”，至于夷边工厂里造出了机器造出了农药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那当然更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害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炸弹的日本飞机；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总是号召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他们的自留地和自留山。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强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在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在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之义，“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词，就是指本领高强但处处占个便宜的人，即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知识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强调“圣盗同源”，对一切知识技能表示忧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见《庄子·胠篋》）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技能，盗国者才得以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和争夺；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庄子的警示，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一线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 但是在中国语言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很多方言里，它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 △怪器 △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 《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作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 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非马盐午莫属。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两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当时还是个在校中学生，应招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矮得没法上台，也没有工夫参加排练，但他躲在台后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无论正派、反派、生角、旦角，所有唱词他张口便有，台上人只需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个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夜空破云高飞，真让我大吃一惊。 他唱完就跑回家了，消失在夜色里，以至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吹笛子拉胡琴都是他的一碗饭。要做个景片或做件戏装，他挠挠脑袋，好主意说有就有。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退，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大不一样。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对弈。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我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凶劲和狠劲，简直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棋谱，约他再战一场，不料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工，躲得远远的，决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不怎么干活，在家的日子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大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挑担的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遇过一回。后来有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开着药方。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据说在长乐街和县城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众人称道。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但马桥人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也一直很宽容。 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上国家粮，眼看还要升官。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那家伙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哪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开的药方都没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那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反思，还是有很多话可说。他们说决不是因为盐午的药方不好，只能怪乡下缺药，一个好方子配不齐药，能怪谁呢？能怪盐午么？要是乡下配药条件好一点，那娃崽的病肯定早好了，何须到县医院去挨针和挨刀？可怜他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连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结过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个坐班房判徒刑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加。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去下村办事，发现公社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微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画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顾客敬烟，都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就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关系特别亲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招之即来，来之即笑，笑之即跑腿，永远是一个乖崽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的大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活太累，回到马桥已是深夜，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一台闹钟坏了，请他去修理一下。他岂敢怠慢，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到高崖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经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脚上，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蟥，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红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蟥，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全身血花花，吓得哇哇直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他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蟥吸得一干二净。何部长后来想起这事也有点后怕。 他的优秀表现最终管不了什么用，既没能让他当上干部，也未能让他入团入党。有两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和其他干部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上推荐，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不仅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是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的过场。 我调去县里工作那年，听说县公安局还怀疑他写了反动标语，曾把他抓入大牢。反动标语是国庆节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就写在公社临时戏台上。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安局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背景，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掩护之下做出反动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很合理，是迟早的事。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他还想反动？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在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方圆百里之内比来比去，不是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最有可能反动么？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与光荣远行去城里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当时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哩。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画得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倌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画得不像的问题，关于脖子这家伙到底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火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面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地主和富农，主要原因是那些人都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人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不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 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察其中词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竟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干部和乡亲，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乐观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成功地自杀过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嘴是血，一度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来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肚去，就可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大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令人十分惊奇。 △放转生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做“放转生”，显得有几分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是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子骨不大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他，他也要去看看的。他指手画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搏大。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那里突然消失——早已把尖刀直捅捅送入猪胸，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刀，揩下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一把尖刀就干净明亮了。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他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已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看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只是他的话份（参见词条“话份”）大不如前，他的错误不再传染成大家的错误。 △栀子花，茉莉花 △栀子花，茉莉花 *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关于天气） *吃饱了，吃饱了，还想吃一碗就是。（关于吃饭） *我看汽车是不会来了，你最好还是等着。（关于等车） *报上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一句都看不懂。（关于读报） *他人是个老实人，就是不说老实话。（关于仲琪） …… 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栀子花，茉莉花”。我发现，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他们似乎不习惯非此即彼的规则，有时不得已要把话说明白一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很吃力的苦差，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勉为其难的迁就。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 因为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马仲琪是怎么死的。总结马桥人的意思：仲琪有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些；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婆娘的一身病明明是治得好的，可惜找不到对路的药；走到哪里都是个干部的样，就是没有个当干部的相；新屋倒是建了一栋，建了又不是自己的；黄老五对他最好，没帮过什么忙就是；是个有面子的人，没有什么话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听了这些话，我明白了么？没有明白么？ 我大体知道，仲琪守着一个卧床久病的婆娘，膝下没有儿女，日子越过越艰难，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重阳节前夕他忍不住在屠房偷了一块肉，被当众抓获，写检讨书贴在墙上。大概觉得无脸做人，他第二天就喝了黄藤水。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的事情不能被马桥人说得清清楚楚，在一种“栀子花，茉莉花”的方式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只能证明马桥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不愿接受这样简单的事实。也许，他们觉得在事实的每一个环节之外，还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实，他们的很多话都被那些隐形的事实搅乱、破坏和分解，只能变得牛头不合马嘴。 仲琪一辈子用水笔批下了数不胜数的“同意”，最后一个“同意”是习惯性地批在自己偷肉的检讨书上，张贴墙头公之于众。在检讨中，他骂自己是贼，是无廉耻的家伙，是愧对党和政府也愧对先人的反动分子。有些话写得过头，可使人想见他当时惶恐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中知道太多别人的秘密，知道远远近近太多瞒天过海的恶行，但自己从来安分守己，非分的一根稻草都不敢取。他的本分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没有。他被一批批他洞悉无余不以为然的人抛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发财，自己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紧巴，猪油罐子都没有什么腥味。他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呢？在我的想象中，他走进了屠房，掏着自己空空的衣袋，吸着火热逼人的节日气氛，终于决定从一块肉上开始自己的改变。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肉，只得到了众目睽睽千夫所指之下的无限耻辱。 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我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亏元▲ 亏元▲ 一九六八年，我参加了一次调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永向东”的群众组织掌权，想解脱两个受审查的省委干部，须事先查清这两人的家庭政治情况。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就这样，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 我们首先到了北京、锦州、沈阳的好几座监狱，了解某干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在五十年代曾因一次口误，在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便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进入监狱服刑。我在沈阳监狱见到他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不论他写下多少上诉材料，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生命是应该的，都不同意给他平反。当我们同他说起这事，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觉得自己罪有应得。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做“政府”：“政府，我再也不会上诉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我突然生出一种恐怖：一种对“安”字、“宋”字以及其他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车店外还响着武斗的阵阵枪声。到处有街垒，有弹痕，有硝烟，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把大车店里的旅客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九六八年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使我和三位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过着有家不能归的日子。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比如被我的女儿理解。在后来人的眼光里，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做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时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读学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么一场场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我读过天主教的《圣经》，也读过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除了“上帝”和“真主”一类用语的差别，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淫乱、不得说谎等等方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版本。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留下遍地的白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号？在黑云低压的旷野，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是词义碰撞出火花？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凝固成落日下一抹一抹的闪光？…… 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制造出语言的血案。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词语进入不可冒犯的神位，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无一不在最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彼此的同质性：它们只是权势，或者是权势的包装。 如果说语言曾推动过文明演进，那么语言也可以在神圣光环之下失重和蜕变，成为对人的伤害。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纪获得了科学和经济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环境危机、贫困难题、怀疑主义、性解放等等，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几百次战争的纪录，使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世纪战亡人数的总和。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交互网络，每天数以万计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着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着语言疯长和语言爆炸，形成对地球表面厚厚的覆盖。但谁能担保这些语言中的一部分不会触发新的战争？ 语言迷狂是一种文明病，是语言最常见的险境。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每天呼吸着语言，在语言的海洋里毕其终生。对那次辽宁之行的回想，只是使我多一点对语言的警惕：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唯我独尊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敌的语言迷狂，我就只能想起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马桥，一个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里。盐午的叔叔马文杰平反了，盐午父亲当汉奸的事也没什么人再提了。以前没有给他们好好地办过丧礼，现在当然要补偿。盐午是马桥最有钱的人，请来了和尚和道士，请来了洋乐班子和国乐班子，准备好好热闹一下。又准备了八桌酒席，给村里村外的一些亲友送去红帖。 回村祭祖的魁元也接到了一张红帖，打开一看，脸立刻变了色。他叫胡魁元，帖子上竟写成了“胡亏元”。 “亏”字太不吉利，似乎充满着敌意——虽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出于写帖人一时的马虎和懒惰。 “我嬲他老娘顿顿的——”他愤愤地撕了红帖。 他不能容忍一个“亏”字，就像五十年代的中国法官不能容忍一个“宋子文”，沈阳红司派的战士们不能容忍“革司”二字，欧洲十字军不能容忍“真主”二字。一场语言圣战就从这里开始。 他没有去赴宴，相反，他高唱“文革”时的歌曲，操一把柴刀，取一个大冬瓜，把那冬瓜横劈竖砍，尽泄胸头一口怒气，其含义看来是十分恶毒的。 看着人们抹着油嘴从盐午家那边回来，他恨恨地吞咬着一个生红薯，更生气了。他对家人说，他要找狗汉奸算账。其实，他人瘦如猴，并不怎么雄武，出门后先去志煌家里坐了坐，又到复查家的菜园子里摘了条黄瓜吃，最后到天安门前看后生打了一阵台球，看一桌后生摸了一圈麻将，根本不敢去算什么账。光是人家天安门那气势，足以把他的尿都吓得夹回来，他还能把人家董事长怎么样？ 幸好，他游游荡荡的时候，发现盐午家还在装修的一间铺面里，有一把电钻丢在地上，大概是停电了，工人喝茶去了，没有收捡工具。魁元左右看一看，眼明手快地把电钻塞进怀里，又顺手拿了两个插座板，溜出大门，跑到他三哥家的红薯地，挖了一个土坑，埋下再说。他知道这家伙以后可以卖钱。 他不慌不忙回到家里，又是擦汗又是扇风，把跟着他的狗踢得惊叫，好像他已经很有权利这么踢了。 “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魁元是好欺的么？”他兴冲冲地对母亲夸口。 “那个货如何说？” “如何说？一切后果归他负责！” 只是没有说有什么后果，又如何负责。母亲看他忙着擦皮鞋，没有进一步往下问。两个嫂嫂抱着娃崽在门边站了一会，对事情的结果有点半信半疑，迫使魁元再次说出几句大话：“他有钱又如何？我一去，他就晓得的。” 吃完饭，魁元在家里待不住，出门去找电视看。刚走到路口，发现路上堵着三个汉子，借着月光看出，其中一个是盐午手下的管家，姓王。魁元装作没有看见，想擦身而过。 “走就是么？”王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等你好久了。说，是要我们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吐？” “你说什么？” “还装蒜？” “开玩笑呵？王哥。” 魁元笑了笑，想拍拍对方的肩，手还没搭上去，对方一出腿，他就刷的一下矮了半截，跪倒在地。他两臂护住脑袋大喊：“你们敢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 一个黑影给了他一拳。“哪个打人？” “告诉你们，我也有兄弟……” 他腰上又挨了一脚。 “说，哪个打了你？” “好好好，没打，你们没打……” “你知道没打呵？这还像句话。好好说，电钻藏到哪里了？莫伤了和气。” “本来就是不要伤和气么。今日你们发的帖子那样缺德，我还没跟盐午哥说……” “你说什么？” “哦哦，我是说我还没有跟马董事长说……”魁元还没说完，感觉头发被一只手揪住，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上引升，升到了王大胡子面前。他看到的大胡子面孔已经倾斜。 “你还想同我们耍一耍？” “说，我说，好好好我说……” 魁元的屁股上又有一次剧痛。 他带三个汉子来到红薯地，双手刨去一些浮土，把电钻和插座板取出来，毫无必要地把插座板拍拍灰，还攻击它的质量：“这些都是伪劣产品，我一看就晓得。” “给点草鞋钱吧。”黑影们拿了电钻，顺便剐了魁元的手表，“今天算是给你个面子，以后再不懂味，割了耳朵再说话。” “那当然，那当然……” 这件事是怎么被对方发现的，魁元满心纳闷，但不敢问，直到黑影远了，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了，才站起来哭丧着脸骂：“崽呵崽，老子不杀了你们就不是人——” 他摸了摸手腕，发现那里确实空了，又到土坑里刨了刨，发现那里也确实空了。他决意去找村长。 村长根本不愿意听他谈什么亏元不亏元，手表不手表，听他哭起来，只用眼角瞟了他一下，甩手离他而去。村长是个戏迷，晚上去天安门看戏。可惜这天没有什么好戏。台上是双龙弓那边来的一个厚皮班，唱一些七拼八凑的地花鼓，唱腔、身段、化妆、锣鼓完全草得很，凑几个人在台上打禾晒谷一般，牛头不对马嘴地唱下去。实在没有词了，他们就来点挤眉弄眼的秽语痞话，博得台下一笑，也算是将就。台下已经有好多人往上面甩草鞋。 村长没找到烂草鞋，便上路回家去睡觉。突然，一个哇哇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颈根已经被两只手掐住，整个身子向前栽倒，额头不知砸在什么东西上，眼前一片金星四冒。他想看清身后是什么人，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说时迟，那时快，他感到右耳处一阵清凉，用手一摸，发现那里已平坦。“耳朵——”他惊恐地大叫。他听到身后有衣衫撕破的声音，听到身后那人吱吱咯咯地咬着什么，然后一口吐在地上，跳起脚来猛踩。这还不够，那人把踩过的东西捡起来，朝远处人流最稠密的方向拼力射出——所有的动作都在刹那间完成。 “姓王的，捡你娘的耳朵去呵——” 是魁元透出酒气的一声尖叫。 “王拐子，你不听君子言，耳朵喂狗去呵——” 魁元显然是一刀割错了人。 “魁拐子你猪嬲的，你眼睛里夹豆豉呵？” “魁拐子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咧——”旁边也有人在喊。 周围的人多起来了。有人冲过来，拦腰搂住疯了般的魁元。一阵扭打之后，魁元摔倒来人，冲破阻拦，朝山坡上跑去。 村长还处在全身哆嗦的惊恐之中，捂着脑袋右边的血流，一个劲地哀哭：“耳朵……哎哟哟我的耳朵哟……”他四肢落地，狗一样在地上寻找。有人突然想起来，说刚才魁元朝饭铺那边扔了什么，或许就是扔的耳朵？于是大家也帮着找，用手电筒照射，用松明子增亮，还把一双双脚挪开，担心自己不小心踩着什么。他们弯下腰去，很快找到了一个纸烟盒子，还有几块西瓜皮，几堆猪粪，就是没有发现一片肉。最后，一个娃崽眼睛尖，在一只烂草鞋里把那片肉找到了，可惜已经血肉模糊，嵌进了一些沙粒，糊了黑黑的泥污，而且完全冰凉，怎么看也不像人的东西了。人们说，它没有被狗叼走，是不幸中的万幸。 人们松弛了双脚，可以大大方方朝地上踩了，不担心踩着什么宝物了。脚下的土地，重新结实坚硬起来。 村长头缠白纱布从卫生院回来，已接近第二天早晨。据说耳朵是马马虎虎缝上了，但魁元那贼养的做得太绝，把它嚼咬得不成样子。郎中说，这耳朵最后能不能接活，暂时还没有把握，先接上再看吧。 很多人围在他家的门口，探头探脑朝里面看。 三个月以后，魁元一案子终于在区法庭判决。他逃跑到岳阳，还是被盐午派治安联防队从那里抓了回来。他的罪名是暴力伤人加财产盗窃，两罪并罚，判刑八年。他没有请律师，也显得无所谓，站在法庭上还不时朝旁听席上几个要好的后生咧咧嘴，笑一笑，头发朝后潇洒地一摆。如果不是法警喝止，那些后生已经把点燃的香烟递过来了。 “烟都抽不得么？”他向法警做出很惊讶的样子。 庭长问他最后有什么说的，他又做出很惊讶的样子：“我有罪么？笑话，我有什么罪？我只是看错了人，只怪我那天喝多了一点酒。你们晓得，我平时是不喝酒的，除非是人头马，xo，长城干白。孔府家酒顶多也只喝一小杯。我的问题是朋友太多，人家一见面硬要我喝，有什么办法呢？不喝对不起朋友呵。那就舍命陪君子吧。再说那一天是七月半，鬼门开，不喝对不起先人呵……” “胡魁元，这里是法庭，你不要牛胯里扯到马胯里。” 他被法官一再打断，连连点头：“好好好，我拣重要的说，拣实质的问题说。当然，我是做了一点不那么文明的事情，但是，这不是犯罪，绝对不是犯罪，顶多只是一下看花了眼，就像一失手，打烂了一个碗。你们说对不对？我相信经过今天的审判，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胜于雄辩。我已经向上面反映了这个问题。专署的李局长很快就会来的，就是粮食局的局长，我前不久还在他那里吃过饭……”他关于那天吃饭时的天气、环境、菜谱种种，再一次被法官不耐烦地要求略去，只得从命。“好吧，不说李局长了。上面对这个事是有看法的。省里的韩主编也认为我没什么问题。韩主编你们都认识吧？……怎么？你们连韩主编都不晓得？他是我叔呵，是我老爹最好的朋友呵，原来就在我们这个县文化馆工作呵。我劝你们打个电话去问一问，问一问他，省政府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 他的十八扯足足耗费了二十多分钟。 法官盯着他一口焦黄的牙齿，觉得他一口歪理混账透顶，终于驳斥了他的申诉，让警察把他带出去。他留给人们一个背影，还有过长的西装裤松松地挂在腰上，垂在脚后跟的裤脚在地上扫来扫去，拖泥带水。 开眼▲ 开眼▲ 魁元在牢里服刑一年多以后，病死了。消息传到马桥，他老娘一口痰卡在喉头一命呜呼。事情到了这一步，魁元家与盐午家的仇就结得更深了。简单地说，魁元的三个哥哥砸烂了天安门的一些玻璃，打伤了盐早。盐午后来又差人冲了魁元家的丧礼，一团团狗屎砸在灵牌上、供桌上，还有两口棺木上。两家人都操刀操火铳的时候，村里人才请来了牛头从中调解。 调解的结果，是盐午做了些让步，答应给魁元家其他人八百元“安慰费”，魁元家也就往事不提，恩恩怨怨一笔勾销。牛头依照旧规矩，主持了开眼的仪式，杀一只黑叫鸡，鸡血滴入十几个碗，双方的男人全部喝下。双方代表又各拿出一支临时做成的竹箭，自己先在箭上砍一刀，再把两支箭并在一起，双方一齐用力折断，以示今后不再互相打杀——各方执断箭为凭。 最后，双方各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绝了后的老寡妇。她们手托一碗清水，在水中放一枚铜钱。嘴里念念有词以后，她们各自从水中捞出铜钱，在对方眼皮上慢慢地抹。一个说：“马盐午家的人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另一个说：“胡魁元家的同锅兄弟伤了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蒙住眼，要开开眼，以后要好好来往……” 她们开始含混不清地唱起来： 人人都有一张嘴， 世上道理万万千呵。 人人都有两只耳， 世上道理年说年呵。 今日开眼明日见， 亲兄亲弟笑开颜呵。 今日碰头明日散， 隔山隔水不隔天呵。 …… 据说，越是孤寒穷困的妇人，越有资格在这种场合充当开眼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说得清楚。 开眼之后，双方立刻恢复兄弟相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得再提冤仇这一段。也就是说，有理没理，有冤无冤，一碗屋檐水统统洗去了。 已经进入了新的年代，“开眼”一词当然也越来越多新的含义。牛头也要讲一讲当前的国家形势，比如讲到亚运会即将在中国召开，讲一讲计划生育，作为开眼的引导。当事的双方也要各给牛头一个红包，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一个猪嘴巴就算是酬谢。当事双方还要给周围看热闹的人“操心费”，重则请吃饭，轻则塞一包烟。 魁元交结的一些后生，几天来一直在这里探头探脑，等待着这一件事。他们好像要做点什么，又说不出他们要做什么，最终也没有做出什么。他们像趋光的蛾子，总是往热闹的地方去，有一副事事关心的样子，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的样子，走到哪里，喝不明不白的茶，抽不明不白的烟，不明不白地三两相聚不时会意地递个眼色或笑一笑。可能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大叫一声：“走呵——”外人以为会要发生什么了。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一伙人走到小店里看一看，换到另一棵树下又坐了下来，又开始三两相聚的等待，偶尔为一支抢来抢去的香烟笑闹一阵，如此而已。 他们就这样把马桥关心了好几日，总算得到了最后的回报：盐午派人买来几条烟，带嘴子的，还买来一些盒装饮料，算是打发了他们。 他们本来还准备到魁元家那边去，看看那里会不会有香烟和饮料，不料才走到半途，遇到一个叫煌宝的人，把他们劈头盖脸大骂了一通。他们不明这个人的底细，互相挤眉弄眼交换眼色，又有一个人喊：“走呵——”大家便轰然一笑，走了。 △企尸 △企尸 魁元过继给胡家，但还没有压字（参见词条“压字”），不算正式入族，所以只能葬回马桥。他的一个小哥（参见词条“小哥”），即外来人说的姐姐，名叫房英。多年前远嫁平江县，此次闻讯赶回娘家，在弟弟的棺木前大哭了一场。她没去参加“开眼”，也决不收下盐午家的安慰费。不仅如此，她还说什么不让魁元入土，整日守在墓前不准任何人动锄。她请来几个人帮忙，把棺木高高地竖起，用几块岩头从旁撑住。 这就叫“企尸”。企是站立的意思，发音ji。马桥人都知道，企尸是一种鸣冤方式，以图引起公众和官家的注意。棺木周围压着的石块，表示冤重如山。棺木直立，则表示冤情大白之前死不瞑目誓不入土。不管人家如何劝说，房英一心认定弟弟死得太冤，是活活被人害死的。 她还在村里扬言，只要哪个帮她魁元弟申冤，她就酬谢一万元钱。如果不要钱要人，也可以，她可以做合同老婆，包做家务包生崽，什么工钱都不要，一两年后还她的身子就行。在什么都需要交易的年头，这是某些女人不成文的交易方式。 △嗯 △嗯 当时听说边境紧张，公社部署各个村寨都要挖防空洞，也叫挖战备洞。据说苏联要从北边打过来了，美国要从南边打过来了，台湾要从东边打过来了，所有的战备洞要在腊月以前挖好。还说一个很大很大的炸弹已经在苏联发射了，再过一两天就要落到我们这里——要是中国飞机不能把它打下来的话。队上只好安排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一定要抢在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任务。 一般来说，每一班搭配两男一女，男的管挖土和挑土，女的力气小一些，专管上土。房英就是在这个时候，提着锯短了木柄的锄头，跟着我和复查进了洞。 战备洞很小，宽度仅仅可以容两人交错过身。越往里挖，光线就越暗，很快就需要点油灯了。为了省油，油灯也只能点上小小的一盏，照亮下镐处昏黄的一小团，其余就是无边的黑暗。你必须凭声音和气味判断周围的一切，比如挑土的搭档是否转回来了，是否放下箢箕等着了，是否带来了茶水或者吃的东西。当然，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除了灯烟的气味以外，人们也很容易吸入人体的气味，比如一个女子身上汗的味道、头发的味道、口液的味道，还有一些男人不大明白的味道。 挖上几个时辰，人就有些摇摇晃晃。我好几次感觉到自己的脸，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上，或者被几丝长长的曲发撩拂。我轻轻挪动麻木的两腿，退出挖掘位置的时候，一不小心，也可能在黑暗中撞到身后一条腿，或者一个胸怀——我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和饱满，也能感觉到它慌慌的闪避。 幸好人们很难互相看清对方的脸。飘忽的昏灯，只照亮堵在鼻子前的泥壁，照亮前面永远无处可逃的绝境，照亮密密交集扑面而来的镐痕——其中有几道反射出黄光。 我想起了前人关于地狱的描写。 这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没有夏天与冬天的区别，甚至没有关于遥远外部世界的回忆。如果不是无意间撞到另一张汗津津的脸，也不会有某种惊醒：发现自己还存在，还是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有姓名有性别的人。刚开始的几天，我和房英还有些话说说。几次惊心的碰撞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最多只是“嗯”一声。我后来发现，她的“嗯”有各种声调和强度，可以表达疑问，也可以表达应允，还可以表达焦急或者拒绝。“嗯”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我也注意到，她开始小心地避开碰撞，喘息声常常在我身后远远的地方。但每次下工，她会悄悄带上我忘记在洞里的衣，到适当的时候塞给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往我的盆里多加两三个红薯，而她的盆子里总是浅浅的。最后，我跪在地上大汗淋漓筋肌扭动挥镐不已的时候，背上一阵清爽——一条毛巾会在我光光的背脊上擦拭。 “算了……”汗水吸入我的鼻孔，我没法流畅地说下去。 毛巾轻轻擦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需要……” 我的脸闪开，而且想用手阻挡毛巾。但昏暗中我的手已经不大听话，没有抓到毛巾，在空中打捞了两下黑暗，最后才抓到一只手。直到事后很久，我才回味出那是一只小巧软和的手。不，我得更正一下，这种记忆只是事后的想象。事实上，一旦到了体力完全耗竭甚至到了向未来透支着喘息和喘息的时候，性别已不存在。不仅碰触不再惊心，任何触感也是空无的，抓一只女人的手同抓一把泥土不会有什么差别。我跌跌撞撞之际，也许还攀过她的肩，也许还搂过她的腰，也许还有其他的也许和也许，但这一切都留不下任何记忆，无法确证。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也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为气喘吁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无性别的时刻。 后来，我缓过劲来，她也回到了性别之中，于是退得远远的。 再后来，她就出嫁了。她父母亲重男轻女，只让她读了一个小学毕业，就让她在村里挣工分，一旦找到还能吃上白米饭的人家，就把她早早打发出去。送亲的那天，她穿一件粉红色的新袄子，蹬一双较为入时的白色网球鞋，被一群姑娘们叽叽喳喳地围绕着。不知为什么，她一直没有朝我看一眼。她肯定听到了我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就在这里，但不知为什么，她可以同任何人说话，同任何人目光相遇，就是始终没有朝我看一眼。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秘密。除了挖洞的那一段，我们之间甚至谈不上什么接触。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一点的地方，那不过是我在事后的想象过她的一只手，不过是她曾经有机会目睹过我最遭罪的时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她一样，在那么近的距离，看我如同一条狗，只穿着一条短裤，时而跪着，时而卧着，任浑身泥土混合着汗水，在暗无天日之处气喘吁吁地挣扎——脸上除了一双眼睛尚可辨认，全是尘粉和吸附在鼻孔周围的烟尘。她看见过我死鱼眼睛里的目光，听见过我垂死者一般的呻吟和喘息，嗅到过我身上最不可忍受的恶臭。如此而已。 当然，她还听到过我没出息的哭泣。在本义的怒骂之下，我们要抢在帝修反的炸弹丢来之前，把洞子挖出来。我那一段至少挖熔了五六把镐头。有一次没留神，一失手镐头挖在自己脚上，痛得我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她手忙脚乱帮着我包扎伤口的时候，一颗凉凉水珠落在我的脚背。我猜想那不是她的汗珠，而是泪水。 那是一段最硬的朱牙土。她没有帮上我多少忙，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法不看见我最丢人的可怜样，这也不是她的过错。如果说这可以算作一个秘密的话，她没法将秘密交还给我，而是带着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同样不是她的过错。 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极限在一生十分稀罕，因此这个秘密是如此重大，在回忆中弥足珍贵。也许房英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才有一种欠债未还的惶恐，出嫁之时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天怕要下雨，你们还是把雨伞带上。”有人对她说。 她点点头，重重地“嗯”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她的“嗯”展开了翅膀，飞过了人群，飞过了几个正在吃糖果的娃崽，慌慌飞向了我的双耳——当然不是关于雨伞的回答，而是道别和祝愿。 我没有坚持到她动身的时候，没有目送送嫁队伍挑起嫁奁，背着新锅，在一些娃崽吵闹追赶之下，拥着她踏上离乡的远程。我来到了后山坡，坐下来，听树叶间呼呼风声，看满山守候和等待着我的秋草。远处送亲的唢呐突然吹响了，吹得满目秋草突然颤震和游动，最后被泪水淹没在我的眼中。我当然有哭的理由。我哭自己家人已经忘记了我（即便过生日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哭朋友在关键时刻对我的疏忽（这位朋友进城玩耍时，竟把我一封事关招工前途的重要信件，给随随便便地玩丢了）。我当然也在哭新娘，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有关系的新娘，被唢呐声判决了消失，粉红色的袄子从此将消失在远方，永远带走了她那些“嗯”。 我多年后见到她，她瘦了一些，脸也有了中年妇女的枯槁和苍白。如果不是旁人介绍，我很难从这张脸上辨出她当年的线条。她怔了一下，眼中透出一丝恍惚，然后目光急急地逃离。她正忙着。随同我进村的一个乡干部，正在处理她家的一件民事纠纷，处理她母亲和她弟弟的丧事，包括批评她跑回娘家来企尸鸣冤（参见词条“企尸”）。“有什么说不清的呢？还让死人陪着企，吓白菜呵？人民政府是好吓的吗？不管你有理没理，闹就是没理！”乡干部一番话，训得她的几个兄弟点头称是。只有她扑通一声跪下去，没等乡干部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在地上嘣嘣嘣砸出几个响头。 在场的两个妇人急急上去拉扯她，劝了好一阵，她还是泪光满面地挣扎，口里一声声喊冤。 妇人们把她拉走了，到这个时候，她才终于把沙哑的哭声放了出来。她当然有理由哭，哭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刚刚去世而且死得很不值），哭自己势单力薄没法为他们申冤（连怕事的兄弟也不能帮来一把）。在我看来，她的哭声也许更是对我的悄悄回报。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她一定是听见了我二十年前在山坡上的悲恸，于是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要偿还这一笔永远不会说与人听的泪债。 满山坡的秋草是泪债的证明。它们在风中飘摇，一浪一浪向山顶扑去。也许它们默默收纳了人间太多的哭声，才会落得如此的憔悴。 很多年后，我去看过当年的战备洞。世界大战终究没有打起来。我们挖的那一个，已经改成了薯种窖。因为潮湿，洞壁上漫生绿苔，洞口里透出某种烂红薯气味。只是当年置放油灯的几个壁洞，上方还留有一团团烟垢。 下村还有一个防空洞，是当年其他人挖出来的。眼下的洞口被两块木板遮挡，木板后有一堆乱糟糟的稻草，有几个红红绿绿的废烟盒和一双破鞋子，似乎还住着什么人。 △隔锅兄弟 △隔锅兄弟 “稀客来了，洞里坐坐？” 样子有点眼熟，但我不记得他是谁。 “韩同志，身体好么？” “好。” “工作好么？” “好。” “学习好么？” “好，还好。” “令尊大人身体健么？” “还可以。” “令郎令爱长得乖么？” “我只有一个女儿，多谢你关心。” “哦，”他点点头，“城里的工业生产形势还好吧？” “当然……” “城里的商业流通形势也还……” 我担心对方要问遍城里的各行各业，急忙打断他的排比句：“对不起，你是……” “分手还没有多久，就不认识了？”他朝我笑一笑。这是我观看防空洞的时候，身旁冒出来的一个中年人。 “对不起，是有点眼生了。” “贵人健忘呵。” “也不奇怪，我离开这里都快二十年了。” “是么？就二十年了？这就怪了，果真是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啦，啧啧。”他大惑不解地一个劲摇头。 远处有一个人笑着喊：“他就是马鸣咧——” “对，贱姓马，小字鸣。” “你就是马鸣呵？你就是神仙府的……” “惭愧惭愧。” 我这才把他想起来，想起了当年我到他那里刷写毛主席语录。我注意到他鼻尖上挂着一颗鼻涕，要落不落的，脸上每一道肉纹里都有肥沃污泥，却一点也不见老，红光满面，声气硬朗，还像以前那样套着一件油污污的棉袄，两只手笼进了袖子。唯一的变化，就他胸前多了一枚什么大学校徽，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 “你还住在……神仙府？”我问他。 “喜迁新居，喜迁新居。”他笑了笑，用手里一节泥糊糊的生藕，指了指身后的防空洞。“天生一个仙人洞，冬暖夏凉待遇高呵。” “这么潮湿还能住人？”我大吃一惊。 “你就不懂了。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鱼变的。鱼一年到头游在水里，怎么一活成了人，反而怕什么潮湿？” “你不得病？” “惭愧，我这一世人，什么好东西都吃过，就是不晓得药是什么味。”正说着，一个婆娘匆匆地来了，说她家园子里一只南瓜没见了，问是不是马鸣摘了。马鸣立刻怒目而视：“你如何不问我杀了人没有？”见婆娘发了呆，又紧逼上前，咬紧牙关迸出一句：“你如何不问我杀了毛主席没有？”接着朝地下啐了一口，忘了我这个客人，扬长而去。 远处有几个娃崽嘻嘻笑，被他眼角里瞟了一下，又吓得四散奔逃。 他就这样气呼呼地走了。我最后看到他，是离开马桥的时候。我看见他又照例站山，扶着一根拐棍，孤零零独立在村后那个坡上，远眺前面迷迷茫茫的田野，还有浮游在山冲里的粉红色晨光。好像看得十分入神。我还听到他哼出一种奇怪的音调，似乎是从肠子里挤出来的呻吟，但居然是电视观众十分熟悉的旋律：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口。 不知能作几日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 …… 我没敢招呼他，不便打搅他蝴蝶般的雅兴。 我后来才知道，马鸣对我说了这几句话，算是对我最大的礼遇。好几年来，他同村里人完全绝交，对谁都没有一个好脸色，更不愿意说话。他天天游山玩水，天马行空，冷眼人世，有一次一个娃崽落在水塘里，村里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他在坡上看见了。他救出了娃崽，对娃崽父母的事后感谢却不屑一顾，把人家送上门的腊肉统统丢到粪凼里，说莫污了他的口。他情愿吃蚂蚁和蚯蚓，也不吃俗人的俗食，更不愿意接受村里人的恩惠。 他已经搬出神仙府了。神仙府是马桥最古老的宅子，两年前已经坍塌。志煌带着一些人刨了些屋基土去熬硝。一些烟砖也还有用，被村里人拿去盖了个路边凉亭，也给他马鸣砌了一间小房子。他笼着袖子去看了看，并不搬进新屋去，以一种决不苟且求和的姿态，搂着铺盖钻入了防空洞。 他在土洞里睡得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野宿山上眠风寝露。有人曾问他睡在山上怕不怕，就不担心什么野物么？他说，野物吃了有什么要紧？他一辈子吃了不少野物，理应被野物吃回去，这才叫公平。 这些年来，他在村里最恨两个人，一是恨本义，二是恨盐午。他总是冲着他们的背影骂“妖孽”，不知冤仇何来。其实他们三个人的面相倒有些相似，都是削长脸，双眼皮，下巴稍稍下塌，下嘴皮一翻上来就有点“地包天”。偶尔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一种无端的猜测，但我不敢说： 这三张相似的脸莫非来自同一个父亲？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用马桥的话来说，这三人该叫做“隔锅兄弟”，或者“借锅兄弟”。其骨肉分离，是出于名正言顺的过继，还是出于瞒天过海的私生，还是迫于劫乱之下的漂泊离散，在这里并不重要，没有相应的命名来给予区分。一是隔锅，二是兄弟，有这两条就足够了，马桥人似乎更注重这两方面的关键事实。 我相信村里是有人知道“地包天”的内情，只是不会说给我听。我相信马鸣、本义、盐午这三人也或多或少知道点什么，看见同自己酷似的两张脸，如同对镜自照，不可能心中无疑惑。 不过，他们冲着这些镜像又能怎么样？ △归元（归完） △归元（归完） 在马桥语言里，“完”字发音yuan，与“元”是一个音。完是结束的意思，元是初始的意思，对立两义统一于相同的声音，过程的两极竟在语音上相接。那么，马桥人说“归yuan”是指归于结束呢？还是指归于初始呢？ 如果事情都是归于结束，那么过程就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永远不会重复，永远有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绝对位置，也就有了比较和判断的意义。相反，如果事情都是归于初始，那么过程就是一个永远周而复始的圆环，永远处于前和后、彼和此、是和非的重叠和倒置，叫人迷茫。 在我看来，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两分，把历史看成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他们所有的荣辱成败毁誉得失，会永远一清二楚地保存在那里，接受精确和公平的终审。他们的执著将最终得到报偿。而历史的悲观主义者，无非是坚持完与元的合一，把历史看成一个永远重复的圆环，他们是不断前进的倒退，不断得到的失去，一切都是徒劳。 马桥人将选择哪一个yuan？归元还是归完？ 或者完本就是元？ 马桥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几乎遗落在地图里无法找到的小村寨，有上、下两村几十户人家，有几垄田和几道可以依凭的山岭。马桥有很多石头，有很多土。这些石头和泥土经历了千万万年，你怎么睁大眼睛也看不到它的变化。它的每一颗微粒，都在确证永恒。它永远不息的流水，喧哗着千万万年以前的声音；而千万万年以前的露珠，现在还挂在路边的草叶上，千万万年以前的阳光，现在还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前面一片嗡嗡而来的白炽。 从另一方面说，马桥当然不再是从前的马桥，甚至不再是刚才一瞬间的马桥。一条皱纹出现了，一根白发飘落了，一只枯瘦的手失去了体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一张张面孔在这里显现然后又逐一消失，成了永远不再回头的事实。我们唯有在这些面孔上，才能怵然发现光阴行进的痕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停止下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这一张张面孔避免在马桥土地的沉陷——就像一个个音符在琴弦上轻轻地熄灭。 △白话 △白话 这个词有三个意义： （一）指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相对的一种口语化语言。 （二）指不重要甚至是不可较真和坐实的闲谈，说着乐一乐而已。甚至是一种欺诳，比如“捏白”。在这里，“白”显然远离了“平白”、“明白”的所指，凸现了无实效、无意义以及非道德的品格，充其量是一些“说了也白说”的戏言。 （三）在马桥语言中，读“白”为pa，去声，与“怕”同音，充当“怕”字声符最为准确。所以在这里，白话也是怕话，在很多时候是指神怪故事和罪案故事，能给听众一种刺激和享受。 马桥人说白话，如同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这种活动多在夜晚或雨天进行，是消闲的一种方式，使我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开始就是在这种阴沉的茅檐下萌生，根植于一些奇闻异录寻常取乐的话题，甚至是一些恐怖话题。庄子把小说看作琐碎浅薄之语，汉代班固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大体上接近这种状况。从魏晋时代的《搜神记》到清初的《聊斋志异》，作为白话文的一脉相传，也确实是充满着荒诞不经的神魔和奇案，一次次打击听众怕的神经。在这里，没有经邦纶国的兼济，也没有清心寡欲的独善。与文言文不同的是，白话从来不被视为高贵的语言，从来没有引导激情和指示精神终极的能力。 白话几乎只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一种市井语。它在近代以来受到西方语言的改造，获得自身成熟而完整的形态以后，并没有改变很多人对它的价值歧视——至少在马桥人的词典里，至少在九十年代以前，白话就是白话，明白的话就是白说的话，捏白的话。它仍然与任何严肃宏大的主题无关，仍然只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代名词。马桥人还没有感到有一种紧迫的必要，要用新的命名，把上述“白”的三种含义清晰地区别开来，走出概念的混沌。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一些卑下的人，一些无知无识的粗人。他们只能进入一种低俗而无效的“白”，进入语言的坠落——无异于对自己作了一次语言的降罪和放逐。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似乎得用另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语言来表达，不可能由他们来表达。 在他们的猜测里，除了先人遗落下来的零星言词，那种语言也许已经消失。那种神示的语言也许隐遁于巫公的符咒，梦婆的癔语，隐遁于大自然的雷声和雨声，而他们不可能懂得。 他们很瘦，肤色很黑，骨节很硬，眼珠和须毛发黄。他们出让了语言的最高治权，出让给他们不知道的人，然后埋头走完自己的生存。不幸的是，我的小说尝试，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语言记忆，就是从他们白话的哺育下开始，来自他们夜晚或雨天，来自三五成群的人们蜷缩着身子，乐滋滋交流的一些胡说八道。因为这个无法更改的出身，我的小说肯定被他们付之一笑，只能当作对世道人心毫无补益的一篇篇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感谢他们的提醒和蔑视。不管我是多么喜欢小说这种形式，小说毕竟是小说，只是小说。人类已经有了无数美丽的小说，但世界上各种战争说打就还是在打。崇拜歌德的纳粹照样杀人，热爱曹雪芹的政客和奸商照样行骗。小说的作用不应该被过于夸大。 更进一步说，不仅是小说，所有的语言也不过是语言，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就像钟表只是描述时间的符号。不管钟表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塑造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时间，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即使所有的钟表砸碎了，即使所有的计时工具都砸碎了，时间仍然会照样行进。因此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语言也是严格意义下的“白话”，作用也不应该被过于夸大。 十多年来，我忝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从本质上说，我没有比马桥人做得更多，一本一本的小说，其实就像小会计复查此刻正在做的事——他量了量我们今天挖洞的进度，松了口气。“口都要闭臭啦，讲点白话吧。”他丢掉扁担，伸了伸胳膊，兴高采烈地一笑。 洞里很暖和。我们不用加衣，膝盖抵着膝盖，斜躺在松软的散土上，盯着洞壁上飘忽的昏灯。 “你给我讲一段么。” “你先讲。” “你先讲。你看了那些书，肯定看了好多白话。”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但不知如何更正。 “好吧，我讲一段本义的笑话算了。上个月搞民兵训练，你开会去了，不在场。他窜到晒谷坪来，说我的口令喊得没有劲，要我站在边上，看他是如何喊的。他喊‘向左转’，又喊‘向右转’，再喊‘向后转’，最后喊‘向前——转’。六崽他们几个身子几歪几歪，不晓得要如何向前转，本义就瞪大眼睛，朝地下画着圆圈，说你们车过来呀，车过来呀——” 复查哈哈大笑，脑袋砸到洞壁上。 “好，我也来说一个吧。” 他兴冲冲地润了润嗓门，说起一个鬼故事。他说双龙那边有一个人，傍山造屋，造了一个高高的吊楼。他住在楼上，有一天晚上一觉醒来，看见窗户外有只脑壳东张西望，以为是贼，后来一想不对头，他是睡在楼上，窗户离地足有两丈来高，这个贼如何有这么长的脚呢？他摸到手电筒，猛地一打开，你猜怎么样？ “怎么样？”我汗毛竖起来了。 “这个贼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嘴巴，脸上是个光板子……” 洞口有了脚步声。听一听，知道是房英从家里转回来了。她刚才说回去拿一点粑粑来吃。 复查撕着手里尚有热气的粑粑，笑着说：“我们在说鬼，你听不听？” 她急急地“嗯”了一声，脚步声朝黑暗中逃去。 “外面有鬼呵，你不怕？” 脚步声停止了。 复查嘿嘿一乐。 “外面落雪了吧？” 没有回答。 “快天亮了吧？” 还是没有回答。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鬼了，你坐进来些，这里暖和。” 静了片刻，窸窸窣窣的声音近了一点。但我还是没有看见房英，只有她鞋上的一个金属扣环浮出黑暗，闪烁了一下。于是我知道她的一只脚离我不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脑门顶上有咚的一声，过了一阵，又沉沉地咚了一下，震得灯火一晃，但声音不像是来自脑门顶，而是来自前面，或者是左边，是右边，是所有的方向。复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晓得。他说这上面是山，是晚上，不应该有什么声音。我说是不应该有什么声音。他说是不是我们挖到坟墓里来了？是不是真要碰到鬼了？我说我不信。 他说老班子们说过，天子岭上原来有一个洞，可以通到江西，是不是我们要挖通了？说不定外面就是江西呢？或者是北京呢？是美国呢？我说亏你还读了中学，这才挖了几十米？恐怕还没有挖到本仁家旁边的那个粪棚子。 他惭愧地笑了笑，说他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隔好远，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远呢？隔好久，为什么永远就是那么久呢？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比方说用挖洞的办法，一挖就挖到另一个世界去？ 这是我小时候的幻想——常常把脑袋钻进被子里，希望从被子的那一头钻出来时，一眼看见什么明亮的奇迹。 我们等待新的声音，待了好一阵，倒什么也没有了。 复查扫兴地打了一个哈欠。“算了，时间差不多了，散工吧。” 我说：“你端灯。” 他说：“你穿好衣，外面冷。” 灯火移到了我背后。于是，我的身影在前面突然无限放大，把我一口吞了下去。 △官路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扭动着，哆嗦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年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过路人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脊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土，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陌生的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快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大担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1995年11月草成 1996年1月定稿 后记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人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入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喷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土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〇二〇年出生的人要了解二〇〇〇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三结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词汇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还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释。当然，他们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形象，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会在意识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呢？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和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 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复端详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意义。这只是语言学教授试验课里各种各样答案中的一种，人们一旦下课就可以把它忘记。 1995年12月 附录一 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 附录一 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 对话者：韩少功崔卫平 时间：一九九九年八月 地点：海南《天涯》杂志社 方言仅仅是一个入口 崔卫平：坦率地说，我对诸如“方言”、“地方性”、“地域色彩”这一种东西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实际上我们关心的还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东西据说仅仅是有关“方言”或“地方性”，那我为什么要阅读它？但我看了《马桥词典》之后，感到那种由“方言”、“地方性”所代表的物质性（卡尔维诺语）已经得到了转化。如果说那种物质性的东西是“重”，那么“重”的东西已经分解离析为“轻”。 韩少功：普遍性总是在具体和特殊的事情中显现的，比如世界上并没有“语言”这个东西，只有具体的语种，再下一步就是方言。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注意方言，这种注意并不是要玩一点奇装异服、奇风异俗、异山异水，不是要玩东方主义的猎奇，其实那正是我不以为然的东西。比方这本小说中有一个词条“梦婆”。如果我们懂一点外语，把“梦婆”与英文的“lunatic”联系起来，隐藏在方言中的普遍人性、或者说人类普遍的文化经验就浮现出来了。马桥人用“梦”描述精神病，英美人用“月（luna）”作精神病一词的词根，都是注意夜晚与精神状态的联系，这是偶然的巧合么？再比如“火焰”，在马桥方言中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说你“火焰”高，说我“火焰”低；说读了书的“火焰”高，说得了病的“火焰”低，等等。这些说法是什么意思？ 崔卫平：小说中那一部分扑朔迷离，很精彩。将“火焰”这个十分抽象的概念用于口语，是马桥人思维中古老而又活跃的一面，几乎是不受限制地从人性的“外部”一下子跳到了人性的“内部”，表达了一个很深入的视角。 韩少功：这倒是我们共同语中的一块空白。至少在五四以后，在几乎西方化了的汉语中还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概念，来对译这个“火焰”，来描述这个词所指的一种非常抽象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方言虽然是有地域性的，但常常是我们认识人类的切入口，有时甚至是很宝贵的化石标本。当然，方言也是各各有别的，其中没有多大意思的一部分，肯定会逐步消亡。 崔卫平：这样一种隐伏和连带着生活更为内在和普遍意义的方言，也是我们更为通用的语言的一个意义来源，也就是说，它们会将某些意义源源不断地带到我们的共同语中来，照亮生活或人性的某个侧面。 韩少功：对待方言和共同语，我没有特别的偏见。共同语中也有糟粕，也有精华，方言同样是如此。我唯一的取舍标准，是看它们对探索和表达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帮助。 崔卫平：马桥这种方言与你出生地长沙所使用的语言差别大不大？ 韩少功：应该说差别相当大。我在大学上语音课的时候，看全国方言图，发现就湖南这一块的色标特别复杂和零碎，不像西南官话覆盖了云贵川陕一大片，北方话也覆盖了华北、东北一大片，闽语和粤语各据一方，其势力范围也不算小。只有湖南是“十里有三音”，方言种类特别多。这可能与地理、历史的诸多条件有关，比如人的流动和交往在湖南那个多山的地区有太多障碍。 崔卫平：你对语音很敏感。这么多的发音差异在中文的书写形式中被大大地抹杀了。比较起北方话和南方话如闽南话来，统一的中文书写形式似乎有些“文不对题”，难以覆盖幅员辽阔的众多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环境特色，也难以传达它们之间的差异。 韩少功：一般的语言理论认为，语音是先于文字的，是比文字出现和使用更早的物质载体。语音是不是更深地介入了语义的积累和实现，至少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很快就统一了。中国政府要说推行简化字，很快就推行了。但这些运动并没有统一语言，比方没办法消灭闽语音或粤语音。有些专家还证明：在语言传播中，声音记忆是比字形记忆更重要的手段。我们自己大概都有过这种体会：字忘了，音还记得。 崔卫平：从想象力的方面来说，启动小说灵感的可能是视觉想象力，也可能是听觉想象力。有些小说家可能对声音及其差别更有天赋，声音更能触发他们的联想。定居于加拿大的捷克语小说家可沃莱斯基（一九二四—）用英语在加拿大或美国的大学里讲福克纳，却始终用捷克语写他的小说。在他看来，比较起捷克语来，英语是一种“令人无望的缺乏性感的语言”，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一个说英语的情人”。他列举了mary或maria这一类词的捷克语发音，有十几、二十个吧，弄得很复杂，其中每一个都表达了不同的亲密状态，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柔情蜜意。所有这些东西在译成英语的时候，都可能丢失了。 韩少功：马桥语言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他”与“渠”在马桥语言中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在普通话中就都成了“他”，没有差别了。另一方面，中文表意而不表音，其实声音不光是载体和形式，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内容。用书面文字写出来的“你这个东西”，在不同的语音表达下，可以表达愤怒或蔑视的情绪，也可以表达很亲切友爱的情绪：“你这个东西呀。”经过书面文字的过滤，这个句子中大量的情绪内容就损耗了。 崔卫平：回到《马桥词典》上来。这部小说并不是用方言语音写成的，马桥人的发音仅仅提供了你一个想象力的起点。你是在用更为通用的当然也是文学的语言钩沉不为人知的马桥语音，尤其是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人性内涵、人类生活的某个侧面。换句话说，是让被通用语言“遮蔽”的另一种沉默的语言发出声响，当然也是一种沉默的生活得到展现。 韩少功：当然，写小说得用文字，而用文字来描述声音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像用声音来描述景象也是可以尝试的。《高山流水》就是一例。的确，语音背后所隐藏着的社会、历史、文化，所沉淀的思想、情感、故事、想象，都需要人们将其挖掘出来。做这个事就得像当侦探，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故事、命运、社会历史。 语言是担负事实重力的跳高 崔卫平：说到挖掘，我好奇地再问一个“庸俗”的问题：这里面的事情以及所收集的词语是不是都是真的？我一边阅读一边不停地想：这些东西是真还是假？我当然知道有关小说的起码常识，但无法消除自己的迷惑，因为它看上去的确“亦真亦幻”。 韩少功：真真假假吧。应该说大部分查有实据，但也有个别的是无中生有，比如，“晕街”这个词就是出于杜撰。不过这种虚构得有一定的现实生活根据，也得大体上符合语言学规律，否则读者就难以接受。中文中有“晕车”、“晕船”、“思乡”，对应着英文中的carsick、seasick、homesick。这样，不管是根据中文还是英文的造词规律，杜撰一个“晕街”大概也是合理的。 崔卫平：这样听起来更让人放心了。否则那么多好玩的说法和事情都被你撞上了，会让人感到嫉妒的。 韩少功：这个新词也出自生活经验。我曾看见好些农民不愿进城，不敢坐汽车，一闻到汽油味就呕吐，见到汽车站就绕着走。城市生活确实让他们犯晕。一个小农社会最容易有这种生理现象。长期的生活方式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理机能。 崔卫平：被“改变”的其实是我们，是我们适应城市了。 韩少功：对，是我们克服“晕街”了。 崔卫平：有个英国人说过：“小说就是以道听途说的方式传播知识。”你这本小说里确实有很多知识性的东西，那种特定生活、地理环境、历史遗存，包括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用具，尤其是那些光怪陆离的人性表现，至少部分满足了人们与知识有关的好奇心。 韩少功：在我的理解中，小说传播知识，也创造知识，只是这种知识与我们平时理解的知识可能不大一样。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挑战我们从小学、中学开始接受的很多知识规范，甚至要叛离或超越某些所谓“科学”的规范。我以前说过，把女人比作鲜花，其实女人与鲜花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这种比喻不是瞎搅和吗？但文学就是这样，找到了女人与花之间的同质关联，找到了一种科学之外的真理。其实，每一个好比喻都是挑战现存知识定规，而且最精彩的比喻往往构成了对知识定规最剧烈的破坏。这就是钱钟书先生说的：本体与喻体的关系越远越好。为什么要远？这不光是修辞技术的问题，还是哲学的问题。小说不接受科学家给定的世界图景，而要创造另一种世界图景，包括在女人和鲜花之间，在什么与什么之间，重新编定逻辑关系。 崔卫平：这是另一种知识，“伪知识”，艺术的知识。我感觉到《马桥词典》对现存知识破坏最大的，是对人们头脑中时间概念、是对人们通常的时间概念的质疑。刚开始几页，读到摆渡老人追那几个不付钱的知青，“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令人感到存在着一种异样的眼光。还有马鸣，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现实感”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文革”这一切对他都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马桥的其他人也都有自己奇特的、令外人无比困惑的“现实感”，这一点在“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八年（续）”表现得更为清楚。马桥人用“长沙大会战那年”、“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光复在龙家滩发蒙那年”等不同说法来表明公元纪年一九四八，时间是在人们破碎的感知中的片断记忆。尤其是刚刚平反的光复回到家中，与十三岁的儿子为一个瓶盖而打架，对于老子来说特别重要而漫长的半辈子，在儿子看来完全是虚无和空白。这个细节极为深入地揭示了“时间的歧义性”，时间的断裂和变形。哪有匀质和均速以供人们共存共享的统一的时间？不过是一种脆弱而幻觉的时间感觉罢了。 韩少功：所谓统一的时间，客观的时间，只对常规物质世界有效，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里就要受到挑战。至于人们对时间的感觉，那更是千差万别和变幻不定。可以说，我们主观的时间总是与人的感受联系在一起。比如，农民对时间最强烈的感受可能来自于季节，来自于春夏秋冬四季循环。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比较容易接受佛家的“生命循环”说，接受儒家的“历史循环”说。“元”是初始，“完”是结束，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它们在马桥人的发音完全统一，在书写上常常混淆。这也暗示了一种圆环型的时间观。相反，在现代城市里，我们更多地感到时间是一条直线，昨天是脚踏车，今天是摩托车，明天是汽车，这是不能回头的，一直在进步。 崔卫平：其实不光是马桥人，我们自己也都有对时间各自的把握，回头看，有些时间是有意义的，有些时间则毫无意义，时间并不像它表面上呈现给你的那个模样。你在书中说了一句非常像现象学经典的话：“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 韩少功：时间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时间，因此也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所以我们很难说植物人有时间，虽然他还没有死。 崔卫平：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时间，看人生，我们就可以从时间中获得解放，摆脱它一分一秒的压力，并且从时间中解放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还包括所有的事物，包括你那些描写对象。你“企图雄心勃勃地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你说：“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吧——让两棵大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这样的表述读起来既迷人又令人困惑，有不止一种的互相缠绕在内，我指的是你“编撰者序”中谈到的“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缠绕。到底是树顺着你的笔尖一直长到了罗伯家的后坡上，还是罗伯家后坡上的树一不小心长到了你的稿纸上呢？而且从此就在稿纸上继续生长，期望着与罗伯家后坡上的树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重新相逢？请谈谈你所理解的“语言与事实”的关系这个永远令人头痛的问题。 韩少功：语言与事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游戏。小说的长与短，成与败，都在这里。严格地说，任何事实用语言来描述之后，就已经离开了事实。事实到底在何处？你可以逼近，但没办法最终抵达。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有“事实”，而只有对事实的表达。或者说，各种对事实的表达，也就是我们能够有的“事实”。长在稿纸上的树，就是小说家眼里实际上有的树。皮兰德娄让他的剧中人物寻找他们的作者，语言界面与事实界面给打通了。 崔卫平：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事实本身甚至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话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谈话，借此可以打开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侧面。 韩少功：对，很多时候是提供了一个借口。现在新闻媒体每天都报道大量的事实，所谓记录事实已经不是小说的优势。我们看到，现在更多的小说不再是事实在前台，而是作者站到了前台，像主持人一样接替了演员的角色。这是强迫读者把注意力从事实转向对事实的表达，从“说什么”转向“怎么说”。当然，这是小说形式的一种调整，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方说作者老是站在前台抢风头，是不是也会令人生厌？你就那么中看？ 崔卫平：在作者身后，总是应该有一些类似“硬件”的支持。对写作者来说，更靠近的事实是自己写下来的句子，句子是真实的。而这些句子一方面借助于和一般所说的“事实”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句子和句子之间、正在写下的句子和以前写下的句子以及未来将要写下的句子之间若显若隐的关系。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这两方面的“度”都把握得很有分寸，非常讲究克制或者自律。 韩少功：其实，积二十年写作的经验，我现在充其量只知道什么是坏的语言，所谓好的语言却常常短缺。这里有两种倾向我比较警惕：一种是语言与事实之间只有机械僵硬的关系，语言没有独立而自由的地位；另一种是语言与事实之间完全没有关系，语言独立和自由得太离谱，泡沫化的膨胀和扩张，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用三句话来说，用八句话甚至八十句话来说，甚至把矫揉造作胡说八道当作语言天才…… 崔卫平：变成能指的无限滑动。 韩少功：很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曾经称之为“语言空转”，就是说这种语言没有任何负荷，没有任何情感、经验、事实的信息的携带。德里达曾经有个著名的公式：the sigh is that thing。他在is上打了一个x，在thing上打了一个x，表示他的怀疑。这当然是对的，任何语言或符号都不是事实本身，都是可以质疑的，可以“另择”的，但可不可以因此就把thing取消掉？如果取消掉了，我们凭什么辨别什么是有效的语言而什么是无效的语言？靠什么尺度来判别这种语言好而那一种语言不好呢？更彻底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语言？有的作家说：没有这种尺度。这当然是自欺欺人。读者手里还是有一把尺子的，他们随时可以判断出哪种语言是“空转”，是华而不实。 崔卫平：无论如何，小说提供直观的对象。在有些人那里，对象被取消了，只剩下“直观”直观，失去了来自对象的控制。 韩少功：语言自我繁殖，从语言中产生语言，像是摆脱了地心引力的飞扬，这其实不可能。既不能抵达事实又无法摆脱事实，就是小说的命运和小说必须面对的挑战。没有地心引力，跳高有什么意思？正是因为有了地心引力，跳高才是一件有意思的冒险。大家都可以一步跳到月球上去，那就不算什么本事了，也没有奥运会了。 小说有小说的道德 崔卫平：卡尔维诺另外用了一个词是“确切”，以无限的耐心达到最为精确的曲线，即最为精确的形象的出现。他称有一种危害语言的时代瘟疫，表现为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丧失，表现为随意下笔。 韩少功：如果说小说有道德的话，“确切”、“精确”、逼近真实等等就是小说的道德要求。现在一谈道德似乎就是谈为民请命或者“五讲四美”，其实世俗道德和审美道德并不是一回事，很多图解化的道德说教小说实际上是缺乏小说道德的，甚至是虚伪和恶劣的。鲁迅先生描写阿q入木三分，这就是小说道德的经典体现。比较而言，他笔下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倒有点理念化和卡通化，虽然鲜明表达了鲁迅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立场和道德批判，但得分不可能太高。如果这些串串场的角色成了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主体部分，小说的道德品级就会大成问题了。幸好鲁迅没有这样做。他很懂得在小说中节制自己的道德义愤，恪守和保护艺术的道德。 崔卫平：还有文体呢。谈谈文体吧。《马桥词典》最能引发人兴趣及引起争论的是它作为小说文体的耳目一新。完全可以说，一个小说家在文体上的布新是他能够对小说所做的最大贡献了。 韩少功：这太高抬我了，而且很危险。我有一次说“尝试”，都曾被几个批评明星痛斥为贪天之功，罪不可赦，因为据说我这本书是“抄袭”、“剽窃”、是“无论形式或内容完全照搬了”别人的东西，我没有权说“尝试”。为此轰轰烈烈闹了两年多。而你还敢说“耳目一新”？这不是又是在韩少功某人操纵下做“广告”？所以你最好说“耳目一旧”，因为这本书的文体也可以说十分“旧”，至少可以“旧”到古代笔记小说那里去。 崔卫平：坦率地说，在我眼里，说某件作品是好的，如果它不包含已有的好作品的某些特点，则是不可能的，不可依赖的。关于中国的笔记小说你怎么看？ 韩少功：古代笔记小说都是这样的，一段趣事，一个人物，一则风俗的记录，一个词语的考究，可长可短，东拼西凑，有点像《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没有西方小说那种焦点透视，没有主导性的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我从八十年代起就渐渐对现有的小说形式不满意，总觉得模式化，不自由，情节的起承转合玩下来，作者只能跟着跑，很多感受和想象放不进去。我一直想把小说因素与非小说因素作一点搅和，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我看有些中国作家最近也在这样做。当然，别的方法同样能写出好小说，小说不可能有什么最好的方法。不过散文化常常能提供一种方便，使小说传达更多的信息。说实话，我现在看小说常有“吃不饱”的感觉，读下几十页还觉得脑子“饿”得慌，有一种信息饥饿。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对别人可能无效。 崔卫平：“信息”和“信息量”是你常用的词。《马桥词典》给人的印象的确不是“全景式”的而是“全息式”的，“全景”是人为地把全部事物连成一片，放到一个所谓的“统一整体”之中去。而“全息”是允许事物与事物之间有裂缝，允许有些事物消失，从此断了线索，但这并不排除它继续对全文产生一种隐蔽和潜在的影响。 韩少功：这至少可以成为小说的多种样式之一吧。小说没有天经地义一成不变的文体，俄国文学就不把小说与散文分得很清楚，体裁区分通常只作“散文”与“韵文”的大分类，小说与散文都叫做散文。我觉得还可以分粗一点，都叫“叙事”行不行？都叫“读物”行不行？这样，至少可以方便作者吸收更多非小说的因素，得到更多随心所欲的自由。远景、中景、特写随时切换，随时可以停止和开始。 崔卫平：当然是你本人从这种文体中得到了享受和解放，读者也才能从中得到相应的享受和解放。像那种长长短短的条目，结尾处说掐就掐，欲言又止，有一种很有力的感觉。然后又在下面的什么地方又出现了同一个人物的这条线索，也有一种复调旋律的效果。人物出场也很奇特，没有什么铺垫，比如“复查”这个人物，直到第二次出现他的名字时，我才到前面去找他第一次是如何出现的，你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叙事者“我”认得这个人，我们也就都必须天然相识似的。 韩少功：哦，这是小孩子们很普通的方式。他们以为别人跟他们一样，因此说什么大多没头没脑，不讲前因后果。小胖的妈妈你们怎么可能不认识呢？诸如此类。其实我经常在小孩子那里受教育。 崔卫平：此类叙述上的“小动作”在这部小说里经常遇到。说着自己独特方言的马桥人对外界事物有他们独特的反应和视角，比方他们统统用着“碘酊”这种城里人都不用的医学术语；小人物复查居然要推翻圆周率，修改举世公认的π；支部书记本义的话中时不时夹杂着“本质”、“现象”一类官话，而且用得莫名其妙，令人喷饭。我想说的是，尽管你看上去抱着一种严谨的修典或“田野调查”的兴趣，但叙述的语体仍然有一点“疯癫”的味道，说说停停，东岔西岔，从马桥人的“甜”字说到美国、西欧、日本以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今天飞速发展或花花绿绿的外部世界仍然作为马桥人的参照，对小说家来说，是这两者之间的互相参照，造就了语言、语体上许多奇特的和喜剧性的效果。说是一本“词典”，在我读来也像一部游记，而且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斯特恩《多情客游记》的那种，有点轻松、浪漫而且五光十色。当然，如果说“疯癫”，你是我看到的做得最为克制的，最不露声色的。这其中还有许多闪光的诗意片断，有时忽然像划一根火柴那样照亮古老而暧昧的生活，但这种“火焰”转瞬而逝。“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的江走了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这已经是不经意的诗意的流露，而进入一种优美的境界。但你做得那么隐蔽，像偶然“现身”一样。 韩少功：应该说，诗是小说的灵魂，一本小说可能就是靠一个诗意片断启动出来的。小说家们写顺了，“发力”了，都会有你说的“疯癫”和“诗意”，大概也就是尼采说的“酒神”状态。小说家像乒乓球运动员一样，有的远台发力，有的近台发力，有的左边发力，有的右边发力，路数不一样。但发力以得分为目的。如果没有得球但还张牙舞爪花拳绣腿势不可挡，就可能“疯癫”过头了，让人讨厌了，因此小说还是要讲究艺术的节制，作者要低调，要平常心。以前说“过犹不及”，其实我很同意一位前辈作家的说法：小说里宁可“不及”，不可“过”，我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这不光是技术问题，更是对读者诚实的问题。 崔卫平：你小说中的议论与散文中的议论也风格不一样，后者是在路面上走，脚踏实地，据理辨析，感性和理性之间有一种恰当的平衡；前者是在水面上走，脚下没有现存的路，时时得应付意想不到的局面，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效果。 韩少功：有这样大的差别么？这对我的心理打击很大。当然，理论性的随笔在本质上确实离文学比较远，而小说更多面对着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即文学的问题，用一位朋友的批评来说，是面对“自相矛盾”、“不知所云”的困境。我这位朋友把这两个词用作贬义词，而我觉得这种批评简直是对小说家难得的奖赏。小说天然地反对独断论，这也是小说的道德。不“自相矛盾”天理不容，如果“确知所云”就一定完蛋。曹雪芹又要拆天又要补天，苏轼又要出世又要入世，都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崔卫平：总之，集合了这么多不同的风格元素，而它们之间的比例搭配也十分和谐，《马桥词典》的文体已经非常成熟。无论如何，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重要收获之一，并且它很难被他人模仿，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它的独创性。唯一不利的是，它对你自己的下一部小说构成了挑战，能说说你下一步的打算吗？ 韩少功：谈自己以前的小说，谈自己以后的小说，都是使我十分为难的事情。谈以前的小说，像是吃过了的东西又呕出来观赏把玩；谈以后的小说，像是起床后还没有梳妆，衣冠不整就要见客。这样说吧，下一部小说我想研究一下“象”的问题，就是image的问题。比如人们在办公室谈话与在卧室里的谈话效果大不一样，比如沙发与太师椅怎样成为意识形态的符号。我觉得这里面有小说，或者说有一些小说家们重视得不够的东西。 崔卫平：听上去很精彩。对image的研究也代表了你所说的“小说家具有侦探般的兴趣和野心”。非常想早点读到这部新作，也预祝它的成功。 韩少功：谢谢。 附录二 文学有副多疑的面孔——在国际华语纽曼文学奖授奖晚宴上的致辞 附录二 文学有副多疑的面孔 ——在国际华语纽曼文学奖授奖晚宴上的致辞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1年上海《文汇报》。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晚上好！ 我非常荣幸地站在这里，接受各位评委的鼓励，领取第二届国际纽曼华语文学奖。我知道，有资格获此殊荣的作家远不止我一个，因此这个奖意外地降临于我，与其说是对我的肯定，不如说更代表该奖的资助者、组织者以及全球众多读者朋友对华语文学的关注与支持。谢谢你们！ 很抱歉，我在这里只能用汉语来表达感激——尽管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用法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其他语言来自由地表达自己和结交各位朋友。但这当然是太难了。全世界五千多种语言使任何一位语言天才都只能望洋兴叹。 其实，任何人甚至也无法穷尽自己的母语。英语单词量据说已近五十万，而且每年还在增加数千新词。《康熙字典》里收集了四万七千汉字，由这些字所组合的词更是变化多端无穷无尽。我们哪怕在大学读上一辈子甚至三辈子，其实都只能熟悉母语的很少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复杂丰富的生存实践中，每一种语言既是公共性的，又是非公共性的，以至不少常用词在具体语境那里总是歧义丛生。一个小毛孩与一个成年人对“结婚”缺乏共同的体验，不可能有共同的词义理解。同样道理，分别住在寒带和热带的居民对“太阳”一词会有相同的感受？终身定居者与频繁迁居者对“家乡”一词会有相同的联想？当下全球化的现实，是富人在无国界地发财，穷人在有国界地打工；全世界的富人富得几乎一个样，全世界的穷人穷得很不一样——那么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哪一些人生故事？这种五花八门的复数“全球化”能否借助一本词典而获得统一的定义？ 十多年前，我正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村庄开始这类困惑，从而获得了写作《马桥词典》的最初动力。语言是生活之门。一张张门后面的“马桥”是一片无限纵深，需要我们小心地冒险深入。今天，由千万个“马桥”所组成的中国故事构成了争议不休的难题，现有的各种理论似乎都不足以描述这个巨大而莫名的现实，不足以诊断它不可思议的重重困局和勃勃生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删除这种现实，还是应该对我们既有语言——以及各种语言产品——的局限性保持更多警惕？ 这本获奖的小书当然不是真正的“词典”——虽然很多书店职员曾把它误列在工具书柜，甚至以为“马桥”是与“牛津”有意对偶和比拼的品牌。这本书只是一本小说，并不许诺永恒和普适的权威解释，无意冒充理论、史学、工具书。像其他文学作品，它对生活中各种现场、细节、差异、个别、另类、模糊性的守护，也许只是重申怀疑的权利，让人们的定见向真相的更多可能性开放。 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总是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说文学总是以非公共性方式来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以引导新的明晰。这个过程大概永远难以完结——因此这也是我们不管多少次听到“文学将要灭亡”的预告，其实用不着过于担心文学的理由之一。 谢谢！ 2011年2月 于美国俄亥拉荷马州立大学 归去来 归去来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等，被译成英文、法文、意文、荷文、韩文、希伯来文、塞尔维亚文等，获1985年上海文学奖。 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了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眼熟，奇怪之余不知道是何原因。 现在，我也得到这种体会。我走着，看到土路一段段被洪水冲过，冲毁得很厉害，留下路面一道道深沟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人体的筋骨和脏器。沟里有几根腐竹，一截烂牛绳，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它们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有眼光的疲惫，似乎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前面的芭蕉林后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墙黑得像经过了烟熏火燎。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还有“十年不剿地无民”一类说法，怪不得村村有炮楼。民居房屋也决不分散，互相紧紧地挤靠和纠缠。石墙都厚实，上面的窗户开得又高又小，大概是防止盗匪翻爬，或者是防止瘴雾过多涌入。 这一切居然越看越眼熟。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测试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电劈死。 片刻之后，预测竟然被证实！连那空空的树心，还有树洞前两个烧草玩耍的小娃崽，似乎都依照我的想象各就各位。 我又怯怯地预测：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牛房，檐下有几堆牛粪，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者耙。没想到我一旦走过去，它们果然清清晰晰地向我迎来！甚至那个歪歪的石臼，那臼底的泥沙和落叶，也似曾相识。 当然，我想象中的石臼里没有积水。但再细想一下，刚下过雨，屋檐水就不该流到那里去吗？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上升，直冲我的后脑。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精神病，脑子还管用。那么眼前的一切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说过？或是曾在梦中相遇……我慌慌地回忆着。 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刚才我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a字形的杉木从山上下来，见我脚下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瓜地里拔出一根树枝，远远地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 “来了？” “嗯，来了……” “怕有上十年了吧？” “十年……” “到屋里去坐吧，三贵在门前犁秧田。” 他的屋在哪里？三贵又是谁？我糊涂了。 随着我扶杖走上一个坡，一些黑黑的檐瓦在前面升起来。几个人影在地坪中翻打豆荚，连耞摇得叭叭响，几下重，又一下轻，几下重，又一下轻，形成了统一的节拍。他们都赤脚，上衣短短地吊着，露出脐眼和软和的肚皮，裤边松松地搭在胯骨上，看上去随时可能垮落下来。这些人脸上都有棕色的汗釉，釉块的边缘残缺不齐，在日光下一晃，颧骨处就有一小块反光。直到发现他们中的一个走向摇篮开始解怀喂奶，直到发现她们都挂了耳环，我这才知道他们应该是她们——女人。有一位对我睁大了眼。 “这不是马……” “马眼镜。”另一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 “我不姓马，姓黄……” “改姓了？” “没改。” “就是，还是爱逗个耍呵？从哪里来的？” “当然是县城。” “真是稀客。梁妹呢？” “哪个梁妹？” “你娘子不是姓梁？” “我那位姓杨。” “未必是吾记糟了？不会不会，那时候她还说是吾本家哩。吾婆家是三江口的，梁家畲，你晓得的。” 我晓得什么？再说，那个马什么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姓马的怎么又扯出一个姓梁的？……事情有点复杂。我似乎是想去访友，想做点生意，却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来的。 这位大嫂丢下连耞，把我引进她家里。门槛极高，极粗重，不知被多少由少到老的人踩踏过，不知被多少代人闲坐过，已经磨得腰中部分微微凹陷，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凝成了一截月光的化石。小娃崽过门槛要靠攀爬，大人须高高地勾起腿，才能艰难地倾着身子拐进去。门内很黑，一切都看不清楚。只有高高的小窗漏下一束光线，划开了潮湿的黑暗。我的瞳孔好半天才适应过来，可以看见满壁烟灰，还有弯梁和吊篓。我坐在一截木墩上——这里奇怪地没有椅子，只有木墩和板凳。 妇人们都叽叽喳喳地挤在门口。喂奶的那位毫不害羞，把另一只长长的奶子掏出来，换到孩子嘴里，冲我笑了笑，而换出的那一只还滴着乳汁。她们都说了些奇怪的话：“小琴……”“不是小琴。”“是吧？”“是小玲。”“哦哦。小玲还在教书吧？”“何事不也来耍耍？”“你们都回了长沙吧？”“是长沙城里还是长沙乡里？”“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小罗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陈志华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熊头呢？找了娘子没有？”“也有娃崽了吧？”“一个还是两个？”…… 我很快察觉到，她们都把我错当成一位既认识什么小玲也认识什么熊头的“马眼镜”，一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青年。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也躲在眼镜片后面看人。 他是什么人？我需要去设想和伪装他吗？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多少气力。 梁家畲来的大嫂端来一个茶盘，四大碗油茶。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取四季平安的意思。碗边黑黑的，令我不敢把嘴沾上去，不过茶倒香，有油炒芝麻、红豆以及糯米的气味。她满意地看着我喝下第一口，把地下两件娃崽的衣捡起来，丢进木盆，端到里屋去，于是一句话被切分成两半：“老久没有听到你的音信，听水根夫子说……”（半晌才从里屋出来）“你一回去，就坐了大牢。” 我吃了一惊，差点让油茶烫了手。“什么大牢？” “就是判徒刑呵。” “胡说，我从来没犯过事！” “背时的水根打鬼讲！讲得跟真的一样，害得吾家公公还吓心吓胆，还为你烧了好多香。”她捂嘴笑起来。 妇女们都笑起来。有一位还绽开黄牙补充：“她公公还到杨公岭求了菩萨呢。” 真是晦气，扯上了香火与菩萨。也许那个姓马的真的撞了什么煞，确有牢狱之灾，而我代替他在这里喝油茶。 大嫂又敬上了第二碗。“他老是挂牵你，说你仁义，有天良。你给他的那件袄子，他穿了好几个冬天。他故了，我就把它改了条棉裤，满崽又穿……” 我想谈谈天气。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个黑影几乎遮挡了整个门。看得出这是个男人，赤裸的上身线条很硬，隆起的肌肉有棱有角。他手里提着什么东西，从那剪影来看，是个牛头或是树蔸。黑影向我笼罩过来了，没容我看清面孔，他扑通一下丢掉了手里的东西，两只大巴掌捉住了我的手开始猛锉起来。“是马同志呵，哎哟哟，呵呀呀……” 我又不是一条毛虫，他惊恐什么？以至发出这样的尖声？ 当他转到火塘边，侧面被镀上了一层光亮，我这才看清是一张笑脸，有黑洞洞的大嘴巴，有满嘴的胡桩。 “马同志，何时来的？” 我想说我根本不姓马，姓黄，叫黄治先，也不是来寻访故地的，只是进山来随便问问山货。 “还识得吾吧？你走的那年，还在螺丝岭修公路，吾叫艾八呵。” “识”大概是认识的意思。 “艾八？识的识的。你那时候当队长？” “不是队长，吾当记工员。你嫂子，还识不识呵？” “识的识的，她最会打油茶。” “吾同你去赶过肉的，记不记得？那次吾要安山神，你说是迷信，不让我敬香和念诀。结果还不是？野猪毛都没打到一根。你还碰上牧麻草，染了一身毒疮。你碰了只小麂子，也没叉着……” 我听出来了，“赶肉”是打猎的意思。 黑洞洞的大嘴巴笑起来。女人们也笑了笑，然后纷纷起身，摇晃着宽大的屁股，出门继续去打场。自称艾八的男人搬出一个葫芦，向我大碗大碗敬酒。酒很混浊，有甜味，也有辣味和苦味，据说浸过什么草药和虎骨。他不抽我的纸烟，用报纸卷了一支喇叭筒，吸一口，吸出了烟头的明火，但看也不看一眼，待我着急了好一阵，才从从容容一口气把明火荡灭，烟卷还是好好的。 “如今日子好过了，酒肉不稀奇。过年，家家都杀了猪，柴熏肉要吃半年。”他抹着嘴巴，“只有那几年大干快上，累得翻筋斗，谁都没得禄。你晓得的。” “是没得禄。” “你视德龙哥了吗？他当了乡长，昨日到捉妹桥栽树去了，兴许回来，兴许不回来，兴许又会回的。”他谈起一些令我糊涂的人和事：某某做了新屋，丈六高；某某也做了新屋，丈八高；某某也要做屋了，丈六高；某某正在打地基，兴许是丈六也兴许是丈八。我紧张地听着，捕捉这些话后面的各种脉络，猜测某些陌生词语的含义。“视”大概就是指看，“得禄”大概是指得利。还有一个个“集”，是起立的意思，还是站立的意思？ 我有点醺醺然头重脚轻了，对丈六或丈八胡乱地表示着高兴。 “你这个人念旧，还进山来视一视。”他又把烟纸吸出了浅浅的明火，让我暗暗急了几秒钟。“你当民师那阵发的书，吾还存着哩。”他咚咚地上楼，好半天才头顶几丝蜘蛛网下来，拍着几页黄黄的纸。这是一本油印的小书，大概是识字课本，已经撕去封面了，散发出霉气和桐油气。上面好像有什么夜校歌谣、农用杂字、辛亥革命，还有马克思以及地图，印得很粗糙，一个个字也大得出奇，杂有油墨团子。 “你那时也造孽，饿得脸上只剩一双眼睛，还来讲书。” “没什么，没什么。” “腊月大雪天，好冷呵。” “是好冷，鼻子都差点冻落了。” “有时候晚上还要开田，打起松明子出工。” “嗯啦，松明子。” 他突然神秘起来，颧骨上那一小块光亮，还有几颗酒刺，一齐朝我逼近。“吾想打听件事，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 阳矮子？我头盖骨乍地一紧，口腔也僵硬，连连摇头。我压根儿不姓马，也没见过什么阳矮子，怎么刑事案都往我身上扯？ “真的不是你？” “我连鸡都没有杀过。” “这就怪了。”见我否认，他似乎有点怀疑，又不无遗憾。“都说是你杀的。那家伙是条两头蛇，该杀！” “还有酒没有？”我岔开话题。 “有的有的，尽你的量。” “这里有蚊子。” “蚊子欺生，要不要烧把草？” 草烧起来了。又有一批批的人来看我，拐进门来，照例问起身体可好和府上可安一类。男人们接过我的纸烟，嗖嗖嗖地抽得很响，靠门或靠墙坐下来，眯眯笑，不多言语。他们相互之间偶尔说上一两句，无非是说我胖了，或者说我瘦了；说我老多了，或者说我还很“少颜”，当然是城里油水厚的缘故。待纸烟烧完，他们又笑一笑，说是去倒树或下粪，懒散地出门而去。有几个娃崽跑过来，把我的眼镜片考察了片刻，紧张得兴高采烈，恐惧得有滋有味：“里面有鬼崽，有鬼崽！”他们一边宣告一边四下奔逃。还有一位女子，咬着一根草站在门边，反复打量着我却不说话，不知是什么意思，弄得我很不自在。 这类事我已经碰得多了。刚才我去看他们种的鸦片，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妇人。她一见我就显得恐惧，脸色像一盏灯突然黯淡，赶紧拔了拔鞋后跟，低头择路而去，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难道姓马的曾经与她有过什么麻烦？ 艾八说我还应该去看看三阿公——其实三阿公已经不在，不久前死于蛇咬，只是在人们的谈论中还留下了一个名字。在砖窑那边，他的孤零零小屋已有一半倾斜，眼看就要倒塌。两棵大桐树下，青草蓬蓬勃勃地生长，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阴险地漫上了台阶，摇着尖舌般的草叶，眼看就要吞灭小屋，吞灭一个家族的最后几根残骨。挂了锁的木门，已被虫蛀出了密密小洞，在门边留下一堆堆蛀粉。我不知道主人在的时候，房屋是否会破败得这么厉害。难道人是房屋的灵魂，一旦灵魂飞去，躯壳就会腐朽得如此迅速？齐腰深的草丛里倒栽着一盏锈马灯，上面有几点白色的鸟粪。还有一个破了的瓦坛子，你不经意地一碰，坛口就嗡的一下涌出很多蚊子。艾八叹了口气，说这口瓦坛腌泡的酸菜最好，当年我就经常来这里吃酸黄瓜和酸豆角。（是吗？）艾八扯掉门前几把草，又打望檐下的蛛网与鸟窝，说墙头灰壳剥落之处，那几个还未完全褪色的油漆字，“放眼世界”云云，还是我当年写的。（是吗？） 我朝窗里瞥了一眼，看见屋里有半筐石灰，几捆干柴，还有一个铁圆盘，细看一阵，才发现是铁杠铃，已经锈得不成样子——我感到惊异，这种罕见的体育用品，怎么会出现在山里？是怎么运来的？大概不用问，也是我从城里运来，直到临走时才送给三阿公的。是么？我希望三阿公用它去打几把锄头或钯头，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打。是么？ 有人在坡上唤牛：“呜吗——呜吗——”于是满山都是回声，林子里有隐隐的牛铃声响。我发现这里唤牛的方式比较特别，像一声声喊妈，喊得有些凄凉。 一位老阿婆背着小小柴捆，从山上走下来，腰弯得几乎成了直角，每走一步下巴就朝前一锄，像一步步锄着归途。她抬头仰望了我一眼，黑瞳孔顶着上眼皮，但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的脑袋，投向我身后的桐树，还有桐树上的鸟巢。她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满脸皱纹深刻得使我一震。“树也死了。”她看看高高的桐树，又看看三阿公的老屋，没头没脑地嘟哝：“人也死了呵。”然后慢慢地锄着步子离开，额上几根枯枯的银丝，被一阵阵寒风压下去，压下去，再压下去。 我现在相信，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更无法理解老阿婆的这句话——一片无法看透的深潭。 晚饭做得很隆重。牛肉和猪肉都大模大样，神气十足，手掌大一块，熬得不怎么熟，有一股生油味，一层层堆出了碗口，靠草箍码成了砖窑模样——几千年来山民们就有这种待客的豪爽和奢侈吧。同很多地方的规矩一样，男客才能上桌。不过有种做法比较新鲜：如果有哪位没来，主人就在空着的座位前摆放一张草纸，大家吃一块，往纸上夹一块，算是那位也吃了。席间我继续充当马眼镜，应邀唱了几首歌，谈了些城里的故事，生意之事当然也在偷偷进行。我谈到了香米，他们根本不肯出价钱，简直是要白送。至于鸦片，今年鸦片好是好，但国家药材站统一收购，我果然没法插手。 “阳矮子该杀。” 艾八嗬嗬地喝下一口热汤，把汤勺放回桌面黏糊糊的老地方，又在碗边猛敲筷子，“翘屁股，圆手板，什么功夫都做不像，还起了两栋屋，不就是靠脔心阴毒？” “就是，哪个没挨过他一绳子？吾腕子上现在还两道疤。操他老娘顿顿的！” “他到底是何事死的？真的碰了血污鬼，跌到崖下去了？” “人再狠，拗不过八字。命里只有一升，偏要吃一斗。夏家湾的洪生也是这个样。” “连老鼠肉都敢吃，几多毒辣！” “是蛮毒辣，没听见过的。” “熊头也造孽，挨了他两巴掌。明明是几管颜料，吾视过的，染不得布，油不得桶，只在纸上画得菩萨。他硬说是国民党的炮子。” “炮子”就是子弹的意思。 “也怪熊头的成分大了一点。” 我鼓足勇气插了一句：“阳矮子的事，上面没派人来查过么？” 艾八把一块肥肉咬得吱吱响：“查过的，查卵呵！那天来找我，我背都不给他们看。哎，马同志，你的酒没动呵？来，取菜取菜，取。” 他又压给我一大块肉，令我喉头紧缩，只好再次做出装饭的模样，溜入暗处时把肉拨给胯下一挤而过的狗。 饭后，他们说什么也要我洗澡，我怀疑这是不是当地的风俗，得装得很懂，很配合。没有澡堂，只有大木桶一个，足可以装几锅热水，戳在灶屋当中，如同让我在广场上脱衣起舞。女人们在桶前来来去去，梁家畲来的大嫂还不时用瓜瓤来加水，使我不好意思，往桶内一次次蹲躲。直到她提桶去喂猪，我才偷偷出了口长气。我已经洗得一身发热，汗气腾腾了。大概水是用青蒿熬出来的，全身蚊虫咬出来的红斑，一过水就不再痒。头上那盏野猪油的灯壳子，在蒸气中发出一团团淡蓝色光雾，给我的全身也抹上一层幽冷。 洗着洗着，我望着这个淡蓝色的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具身体很陌生，与我没有关系。他是谁？或者说我是谁？这具赤裸裸的肉身有手脚，可以干点什么；有肠胃，要吃点什么；生殖器呢，当然可以繁殖后代。由于很久以前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巧合，才有了一位祖先。这位祖先与另一位祖先的再巧合，才有了另一个受精卵子，有了世世代代以后一具淡蓝色的身体。作为无数偶然巧合之后的一个受精卵子，他或者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蠢头蠢脑地也许想得太多了。 我擦拭着小腿上一道伤疤。这是不久前在足球场上被钉鞋刺伤的，但似乎也不是，而是……一个什么矮子咬的。那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清早？是在那条窄窄的山道上？他撑着伞过来，被我的目光盯得全身颤抖，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然后跪下，然后叩头，说他再也不敢，再也不敢了。他说二嫂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三阿公的牛也不是他牵走的，熊头被抓入狱更不是出于他的举报。最后，他在一根绳子下反抗，眼球凸突得像要掉出来，一嘴咬住了我的小腿，双手揪住绳套，接着又猛地伸开去，在空中抓拉一阵，十个指头最后抠进泥沙。 我不敢想下去，甚至不敢看自己的双手——是否有血腥味和牛绳勒伤的痕迹？是否将成为刑警辨认和展示的物证？ 我现在努力断定，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更不认识什么阳矮子。眼前这一团团淡蓝色的光雾，我甚至从未梦见过。 堂屋里还很热闹。有一位老人进来，踩灭了松明子，说他以前托我买过染布的颜料，欠了我两块多钱，现在是来还钱的，还请我明天去他家吃饭。这就同艾八争起来了。艾八说他明天接裁缝，已经砍了肉，已经买了豆腐，明天我毫无疑义该去他家……趁他们还在争执，我悄悄溜出门，浅一脚深一脚上了石板路，想去看看我以前住过的老屋——听艾八说，马眼镜以前就住油榨房后的那间瓦房。 又经过了桐树下，又看见了杂草将要吞灭的破屋。萤虫是破屋的眼风，鸦噪是它的咳嗽，沙沙树叶声是它的低语。我甚至还感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酒气。 孩子，回来了么？自己抽椅子坐下吧。吾对你说过的，你要远远地走，远远地走，再也不要回来。 可是，我想着你的酸黄瓜和酸豆角。我自己也学着做过，做不出那个味。 那些糟东西有什么好吃呢？那时候是你们饿，造孽，一犁拉到头，连田塍上的生蚕豆也剥着吃，才会觉得什么都好吃。 你总是惦记着我们，我知道的。 谁没个出门的时候呢？那是该的。 那次担树丫，我们只担了九担，你记数，总说我们担了十担。 吾不记得了。 你还总是催着我们剃头，说头发和胡须都是吃血的东西，留长了会伤精气。 吾不记得了。 我该早一点来看你的。我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大，你走得这么快。 该走了。再活不快成精了么？ 阿公，你抽烟么？ 小马，喝茶自己去烧吧。 …… 我离开了那股酒气，举着将要熄灭的松明子，想着明天早上要干的农活，不时听到脚边的青蛙跳到水田里，摇摇晃晃地回家。但我现在手中没有松明子，我的家也变成了牛房，显得如此生疏和冷冽。我看不清屋里的情景，只听到牛反刍的声音，还有牛粪热烘烘的酸臭涌出门来。几头牛以为是主人来了，有什么好事，头挤头地往外探，撞得木头门栏咔嗒作响。我每走一步，脚步声就从牛房土墙上折回来，一声套着一声，似乎还有一个人在墙那边走，或是在墙里面走——这个人知道我的秘密。 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子里的狗好像很吃惊，狺狺地叫唤。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村口的溪边走去。此情此景，使我猜测溪边应该坐着一个人，比方说一位姑娘，嘴里含一片木叶什么的。 溪边老树下果然有人影。 “是小马哥？” “是我。”我居然应答得并不慌张。 “你们喝酒也喝得太多了。” “你……是谁？” “我是四妹子，听不出来？” “四妹子，你长得好高了。要是在外面什么地方碰到，我根本认不出你。” “你跑的世界大，就觉得什么都变了。” “家里人都好吗？” “你还好意思问。” “怎么啦？” 她突然沉默了，望着溪那边的水榨房，声音有些异样：“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为什么不忘记这个地方呢？吾姐好恨你……” 我紧张地回望村里的灯光，有点想逃之夭夭。“对不起，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一直说不清楚……” “你傻呵？你疯呵？那天你为哪样要往她背篓里放包谷呢？女儿家的背篓，能随便放东西么？她给了你一根头发，你也不晓得？” “我……我不懂，不懂这里的规矩。我只是……想要她帮忙，让她背些包谷。” 大概回答得不错，还可以混过去。 “你教她扎针。” “她一直想当个医生。其实我那时也不懂，只是翻翻书，乱扎。” “你还教她读书。” “我以为她只是要多认几个字。” “你们城里人，是没情义的。” “你不要这样说……” “就是，就是！” “我知道……你姐姐是个好姑娘。我知道，她对我也很好。她歌唱得好听，针线活做得巧。有一次带我去捉鳝鱼，下手就是一条，次次都不落空。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可是，有好些事我确实不知道，永远也说不清楚。我对她没有做过坏事。” 她捂着脸抽泣起来。“那个姓胡的，好狠毒哩。” 我似乎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继续试探着回答下去：“我听说了。你放心，我迟早要找他算账。” “那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呵？”她跺着脚，哭得更伤心了，“你要是早说一句话，事情也不会这样。吾姐已变成了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你听见没有？” 月光下，我看见她的背脊在起伏，落下来的头发在抖动。我真想伸出一只手去擦泪，更想让所有泪水都流进我的嘴里，咸咸的，苦苦的，被我吞饮。但是我不敢。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不敢舔破它。 树上确实有只鸟在叫唤：“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声音孤零零地射入高空，又忽悠悠飘入群山，坠入树林。我抽了支烟。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 我走了，行前给四妹子留了张字条，请梁家畲来的大嫂转交。我在信中说她姐姐以前想当医生，终究没当成，但愿妹妹能实现姐姐的愿望。路是人闯出来的，她愿意投考卫生学校么？我将寄给她很多复习资料，寄给她学费，一定。我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姐姐，请她相信我。 我几乎像是潜逃，没给村里任何人告别，也没顾上香米样品——其实我要香米或者鸦片干什么？似乎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整个村寨莫名其妙地使我窒息，使我惊乱，使我似梦似醒，我必须逃走，一刻也不能耽误。走到山头上，我回头看了看，又见村口那棵死于雷电的老树，伸展的枯枝，像痉挛的手指，要在空中抓住什么。毫无疑问，手的主人在多年前倒下，变成了山脉，但它还在挣扎，永远地举起一只手。 进了县城的旅社，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在皱巴巴的山路上走着，看土路被洪水冲洗毁得很厉害，如同剜去了皮肉，留下筋骨和脏器，来承受一代代山民们的草鞋。不知为什么，这条路总是在延伸，似乎总也走不到头。我看看手腕上的日历表，已经走了一小时，一天，两天，三天……可脚下还是黄土路，长得令人绝望。 我惊醒过来，喝了三次水，撒了两次尿，最后向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我本想问问他在牌桌上的战绩，一出口却成了打听卫生学校招生的事。 朋友称我为“黄治先”。 “什么？” “什么什么？” “你叫我什么？” “你不是黄治先吗？” “你是叫我黄治先吗？” “我不是叫你黄治先吗？” 我愕然，脑子里空空荡荡。是的，我眼下在县城一家小旅社里。过道里有一盏蚊虫扑绕的昏灯，有一排临时加床和疲倦的旅客们。就在我话筒之下，还有个呼呼打鼾的胖大脑袋。可是——这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人？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 我累了，妈妈！ 1985年1月 归去来 归去来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等，被译成英文、法文、意文、荷文、韩文、希伯来文、塞尔维亚文等，获1985年上海文学奖。 很多人说过，他们有时第一次到了某个地方，却觉得那地方很眼熟，奇怪之余不知道是何原因。 现在，我也得到这种体会。我走着，看到土路一段段被洪水冲过，冲毁得很厉害，留下路面一道道深沟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人体的筋骨和脏器。沟里有几根腐竹，一截烂牛绳，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细看才发现它们是小牛的头，鬼头鬼脑地盯着我。它们都有皱纹，有胡须，有眼光的疲惫，似乎生下来就苍老了，有苍老的遗传。前面的芭蕉林后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墙黑得像经过了烟熏火燎。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还有“十年不剿地无民”一类说法，怪不得村村有炮楼。民居房屋也决不分散，互相紧紧地挤靠和纠缠。石墙都厚实，上面的窗户开得又高又小，大概是防止盗匪翻爬，或者是防止瘴雾过多涌入。 这一切居然越看越眼熟。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测试一下吧：踏上前面那石板路，绕过芭蕉林，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银杏或者是樟树，已经被雷电劈死。 片刻之后，预测竟然被证实！连那空空的树心，还有树洞前两个烧草玩耍的小娃崽，似乎都依照我的想象各就各位。 我又怯怯地预测：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牛房，檐下有几堆牛粪，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者耙。没想到我一旦走过去，它们果然清清晰晰地向我迎来！甚至那个歪歪的石臼，那臼底的泥沙和落叶，也似曾相识。 当然，我想象中的石臼里没有积水。但再细想一下，刚下过雨，屋檐水就不该流到那里去吗？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上升，直冲我的后脑。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精神病，脑子还管用。那么眼前的一切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说过？或是曾在梦中相遇……我慌慌地回忆着。 更奇怪的是，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刚才我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a字形的杉木从山上下来，见我脚下溜溜滑滑，就从路边瓜地里拔出一根树枝，远远地丢给我，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笑了笑。 “来了？” “嗯，来了……” “怕有上十年了吧？” “十年……” “到屋里去坐吧，三贵在门前犁秧田。” 他的屋在哪里？三贵又是谁？我糊涂了。 随着我扶杖走上一个坡，一些黑黑的檐瓦在前面升起来。几个人影在地坪中翻打豆荚，连耞摇得叭叭响，几下重，又一下轻，几下重，又一下轻，形成了统一的节拍。他们都赤脚，上衣短短地吊着，露出脐眼和软和的肚皮，裤边松松地搭在胯骨上，看上去随时可能垮落下来。这些人脸上都有棕色的汗釉，釉块的边缘残缺不齐，在日光下一晃，颧骨处就有一小块反光。直到发现他们中的一个走向摇篮开始解怀喂奶，直到发现她们都挂了耳环，我这才知道他们应该是她们——女人。有一位对我睁大了眼。 “这不是马……” “马眼镜。”另一个提醒她。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她们都笑了。 “我不姓马，姓黄……” “改姓了？” “没改。” “就是，还是爱逗个耍呵？从哪里来的？” “当然是县城。” “真是稀客。梁妹呢？” “哪个梁妹？” “你娘子不是姓梁？” “我那位姓杨。” “未必是吾记糟了？不会不会，那时候她还说是吾本家哩。吾婆家是三江口的，梁家畲，你晓得的。” 我晓得什么？再说，那个马什么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姓马的怎么又扯出一个姓梁的？……事情有点复杂。我似乎是想去访友，想做点生意，却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来的。 这位大嫂丢下连耞，把我引进她家里。门槛极高，极粗重，不知被多少由少到老的人踩踏过，不知被多少代人闲坐过，已经磨得腰中部分微微凹陷，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凝成了一截月光的化石。小娃崽过门槛要靠攀爬，大人须高高地勾起腿，才能艰难地倾着身子拐进去。门内很黑，一切都看不清楚。只有高高的小窗漏下一束光线，划开了潮湿的黑暗。我的瞳孔好半天才适应过来，可以看见满壁烟灰，还有弯梁和吊篓。我坐在一截木墩上——这里奇怪地没有椅子，只有木墩和板凳。 妇人们都叽叽喳喳地挤在门口。喂奶的那位毫不害羞，把另一只长长的奶子掏出来，换到孩子嘴里，冲我笑了笑，而换出的那一只还滴着乳汁。她们都说了些奇怪的话：“小琴……”“不是小琴。”“是吧？”“是小玲。”“哦哦。小玲还在教书吧？”“何事不也来耍耍？”“你们都回了长沙吧？”“是长沙城里还是长沙乡里？”“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小罗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陈志华有娃崽没有？”“一个还是两个？”“熊头呢？找了娘子没有？”“也有娃崽了吧？”“一个还是两个？”…… 我很快察觉到，她们都把我错当成一位既认识什么小玲也认识什么熊头的“马眼镜”，一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青年。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也躲在眼镜片后面看人。 他是什么人？我需要去设想和伪装他吗？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多少气力。 梁家畲来的大嫂端来一个茶盘，四大碗油茶。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取四季平安的意思。碗边黑黑的，令我不敢把嘴沾上去，不过茶倒香，有油炒芝麻、红豆以及糯米的气味。她满意地看着我喝下第一口，把地下两件娃崽的衣捡起来，丢进木盆，端到里屋去，于是一句话被切分成两半：“老久没有听到你的音信，听水根夫子说……”（半晌才从里屋出来）“你一回去，就坐了大牢。” 我吃了一惊，差点让油茶烫了手。“什么大牢？” “就是判徒刑呵。” “胡说，我从来没犯过事！” “背时的水根打鬼讲！讲得跟真的一样，害得吾家公公还吓心吓胆，还为你烧了好多香。”她捂嘴笑起来。 妇女们都笑起来。有一位还绽开黄牙补充：“她公公还到杨公岭求了菩萨呢。” 真是晦气，扯上了香火与菩萨。也许那个姓马的真的撞了什么煞，确有牢狱之灾，而我代替他在这里喝油茶。 大嫂又敬上了第二碗。“他老是挂牵你，说你仁义，有天良。你给他的那件袄子，他穿了好几个冬天。他故了，我就把它改了条棉裤，满崽又穿……” 我想谈谈天气。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个黑影几乎遮挡了整个门。看得出这是个男人，赤裸的上身线条很硬，隆起的肌肉有棱有角。他手里提着什么东西，从那剪影来看，是个牛头或是树蔸。黑影向我笼罩过来了，没容我看清面孔，他扑通一下丢掉了手里的东西，两只大巴掌捉住了我的手开始猛锉起来。“是马同志呵，哎哟哟，呵呀呀……” 我又不是一条毛虫，他惊恐什么？以至发出这样的尖声？ 当他转到火塘边，侧面被镀上了一层光亮，我这才看清是一张笑脸，有黑洞洞的大嘴巴，有满嘴的胡桩。 “马同志，何时来的？” 我想说我根本不姓马，姓黄，叫黄治先，也不是来寻访故地的，只是进山来随便问问山货。 “还识得吾吧？你走的那年，还在螺丝岭修公路，吾叫艾八呵。” “识”大概是认识的意思。 “艾八？识的识的。你那时候当队长？” “不是队长，吾当记工员。你嫂子，还识不识呵？” “识的识的，她最会打油茶。” “吾同你去赶过肉的，记不记得？那次吾要安山神，你说是迷信，不让我敬香和念诀。结果还不是？野猪毛都没打到一根。你还碰上牧麻草，染了一身毒疮。你碰了只小麂子，也没叉着……” 我听出来了，“赶肉”是打猎的意思。 黑洞洞的大嘴巴笑起来。女人们也笑了笑，然后纷纷起身，摇晃着宽大的屁股，出门继续去打场。自称艾八的男人搬出一个葫芦，向我大碗大碗敬酒。酒很混浊，有甜味，也有辣味和苦味，据说浸过什么草药和虎骨。他不抽我的纸烟，用报纸卷了一支喇叭筒，吸一口，吸出了烟头的明火，但看也不看一眼，待我着急了好一阵，才从从容容一口气把明火荡灭，烟卷还是好好的。 “如今日子好过了，酒肉不稀奇。过年，家家都杀了猪，柴熏肉要吃半年。”他抹着嘴巴，“只有那几年大干快上，累得翻筋斗，谁都没得禄。你晓得的。” “是没得禄。” “你视德龙哥了吗？他当了乡长，昨日到捉妹桥栽树去了，兴许回来，兴许不回来，兴许又会回的。”他谈起一些令我糊涂的人和事：某某做了新屋，丈六高；某某也做了新屋，丈八高；某某也要做屋了，丈六高；某某正在打地基，兴许是丈六也兴许是丈八。我紧张地听着，捕捉这些话后面的各种脉络，猜测某些陌生词语的含义。“视”大概就是指看，“得禄”大概是指得利。还有一个个“集”，是起立的意思，还是站立的意思？ 我有点醺醺然头重脚轻了，对丈六或丈八胡乱地表示着高兴。 “你这个人念旧，还进山来视一视。”他又把烟纸吸出了浅浅的明火，让我暗暗急了几秒钟。“你当民师那阵发的书，吾还存着哩。”他咚咚地上楼，好半天才头顶几丝蜘蛛网下来，拍着几页黄黄的纸。这是一本油印的小书，大概是识字课本，已经撕去封面了，散发出霉气和桐油气。上面好像有什么夜校歌谣、农用杂字、辛亥革命，还有马克思以及地图，印得很粗糙，一个个字也大得出奇，杂有油墨团子。 “你那时也造孽，饿得脸上只剩一双眼睛，还来讲书。” “没什么，没什么。” “腊月大雪天，好冷呵。” “是好冷，鼻子都差点冻落了。” “有时候晚上还要开田，打起松明子出工。” “嗯啦，松明子。” 他突然神秘起来，颧骨上那一小块光亮，还有几颗酒刺，一齐朝我逼近。“吾想打听件事，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 阳矮子？我头盖骨乍地一紧，口腔也僵硬，连连摇头。我压根儿不姓马，也没见过什么阳矮子，怎么刑事案都往我身上扯？ “真的不是你？” “我连鸡都没有杀过。” “这就怪了。”见我否认，他似乎有点怀疑，又不无遗憾。“都说是你杀的。那家伙是条两头蛇，该杀！” “还有酒没有？”我岔开话题。 “有的有的，尽你的量。” “这里有蚊子。” “蚊子欺生，要不要烧把草？” 草烧起来了。又有一批批的人来看我，拐进门来，照例问起身体可好和府上可安一类。男人们接过我的纸烟，嗖嗖嗖地抽得很响，靠门或靠墙坐下来，眯眯笑，不多言语。他们相互之间偶尔说上一两句，无非是说我胖了，或者说我瘦了；说我老多了，或者说我还很“少颜”，当然是城里油水厚的缘故。待纸烟烧完，他们又笑一笑，说是去倒树或下粪，懒散地出门而去。有几个娃崽跑过来，把我的眼镜片考察了片刻，紧张得兴高采烈，恐惧得有滋有味：“里面有鬼崽，有鬼崽！”他们一边宣告一边四下奔逃。还有一位女子，咬着一根草站在门边，反复打量着我却不说话，不知是什么意思，弄得我很不自在。 这类事我已经碰得多了。刚才我去看他们种的鸦片，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妇人。她一见我就显得恐惧，脸色像一盏灯突然黯淡，赶紧拔了拔鞋后跟，低头择路而去，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难道姓马的曾经与她有过什么麻烦？ 艾八说我还应该去看看三阿公——其实三阿公已经不在，不久前死于蛇咬，只是在人们的谈论中还留下了一个名字。在砖窑那边，他的孤零零小屋已有一半倾斜，眼看就要倒塌。两棵大桐树下，青草蓬蓬勃勃地生长，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阴险地漫上了台阶，摇着尖舌般的草叶，眼看就要吞灭小屋，吞灭一个家族的最后几根残骨。挂了锁的木门，已被虫蛀出了密密小洞，在门边留下一堆堆蛀粉。我不知道主人在的时候，房屋是否会破败得这么厉害。难道人是房屋的灵魂，一旦灵魂飞去，躯壳就会腐朽得如此迅速？齐腰深的草丛里倒栽着一盏锈马灯，上面有几点白色的鸟粪。还有一个破了的瓦坛子，你不经意地一碰，坛口就嗡的一下涌出很多蚊子。艾八叹了口气，说这口瓦坛腌泡的酸菜最好，当年我就经常来这里吃酸黄瓜和酸豆角。（是吗？）艾八扯掉门前几把草，又打望檐下的蛛网与鸟窝，说墙头灰壳剥落之处，那几个还未完全褪色的油漆字，“放眼世界”云云，还是我当年写的。（是吗？） 我朝窗里瞥了一眼，看见屋里有半筐石灰，几捆干柴，还有一个铁圆盘，细看一阵，才发现是铁杠铃，已经锈得不成样子——我感到惊异，这种罕见的体育用品，怎么会出现在山里？是怎么运来的？大概不用问，也是我从城里运来，直到临走时才送给三阿公的。是么？我希望三阿公用它去打几把锄头或钯头，而他终究还是没有打。是么？ 有人在坡上唤牛：“呜吗——呜吗——”于是满山都是回声，林子里有隐隐的牛铃声响。我发现这里唤牛的方式比较特别，像一声声喊妈，喊得有些凄凉。 一位老阿婆背着小小柴捆，从山上走下来，腰弯得几乎成了直角，每走一步下巴就朝前一锄，像一步步锄着归途。她抬头仰望了我一眼，黑瞳孔顶着上眼皮，但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的脑袋，投向我身后的桐树，还有桐树上的鸟巢。她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满脸皱纹深刻得使我一震。“树也死了。”她看看高高的桐树，又看看三阿公的老屋，没头没脑地嘟哝：“人也死了呵。”然后慢慢地锄着步子离开，额上几根枯枯的银丝，被一阵阵寒风压下去，压下去，再压下去。 我现在相信，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更无法理解老阿婆的这句话——一片无法看透的深潭。 晚饭做得很隆重。牛肉和猪肉都大模大样，神气十足，手掌大一块，熬得不怎么熟，有一股生油味，一层层堆出了碗口，靠草箍码成了砖窑模样——几千年来山民们就有这种待客的豪爽和奢侈吧。同很多地方的规矩一样，男客才能上桌。不过有种做法比较新鲜：如果有哪位没来，主人就在空着的座位前摆放一张草纸，大家吃一块，往纸上夹一块，算是那位也吃了。席间我继续充当马眼镜，应邀唱了几首歌，谈了些城里的故事，生意之事当然也在偷偷进行。我谈到了香米，他们根本不肯出价钱，简直是要白送。至于鸦片，今年鸦片好是好，但国家药材站统一收购，我果然没法插手。 “阳矮子该杀。” 艾八嗬嗬地喝下一口热汤，把汤勺放回桌面黏糊糊的老地方，又在碗边猛敲筷子，“翘屁股，圆手板，什么功夫都做不像，还起了两栋屋，不就是靠脔心阴毒？” “就是，哪个没挨过他一绳子？吾腕子上现在还两道疤。操他老娘顿顿的！” “他到底是何事死的？真的碰了血污鬼，跌到崖下去了？” “人再狠，拗不过八字。命里只有一升，偏要吃一斗。夏家湾的洪生也是这个样。” “连老鼠肉都敢吃，几多毒辣！” “是蛮毒辣，没听见过的。” “熊头也造孽，挨了他两巴掌。明明是几管颜料，吾视过的，染不得布，油不得桶，只在纸上画得菩萨。他硬说是国民党的炮子。” “炮子”就是子弹的意思。 “也怪熊头的成分大了一点。” 我鼓足勇气插了一句：“阳矮子的事，上面没派人来查过么？” 艾八把一块肥肉咬得吱吱响：“查过的，查卵呵！那天来找我，我背都不给他们看。哎，马同志，你的酒没动呵？来，取菜取菜，取。” 他又压给我一大块肉，令我喉头紧缩，只好再次做出装饭的模样，溜入暗处时把肉拨给胯下一挤而过的狗。 饭后，他们说什么也要我洗澡，我怀疑这是不是当地的风俗，得装得很懂，很配合。没有澡堂，只有大木桶一个，足可以装几锅热水，戳在灶屋当中，如同让我在广场上脱衣起舞。女人们在桶前来来去去，梁家畲来的大嫂还不时用瓜瓤来加水，使我不好意思，往桶内一次次蹲躲。直到她提桶去喂猪，我才偷偷出了口长气。我已经洗得一身发热，汗气腾腾了。大概水是用青蒿熬出来的，全身蚊虫咬出来的红斑，一过水就不再痒。头上那盏野猪油的灯壳子，在蒸气中发出一团团淡蓝色光雾，给我的全身也抹上一层幽冷。 洗着洗着，我望着这个淡蓝色的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具身体很陌生，与我没有关系。他是谁？或者说我是谁？这具赤裸裸的肉身有手脚，可以干点什么；有肠胃，要吃点什么；生殖器呢，当然可以繁殖后代。由于很久以前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巧合，才有了一位祖先。这位祖先与另一位祖先的再巧合，才有了另一个受精卵子，有了世世代代以后一具淡蓝色的身体。作为无数偶然巧合之后的一个受精卵子，他或者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蠢头蠢脑地也许想得太多了。 我擦拭着小腿上一道伤疤。这是不久前在足球场上被钉鞋刺伤的，但似乎也不是，而是……一个什么矮子咬的。那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清早？是在那条窄窄的山道上？他撑着伞过来，被我的目光盯得全身颤抖，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然后跪下，然后叩头，说他再也不敢，再也不敢了。他说二嫂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三阿公的牛也不是他牵走的，熊头被抓入狱更不是出于他的举报。最后，他在一根绳子下反抗，眼球凸突得像要掉出来，一嘴咬住了我的小腿，双手揪住绳套，接着又猛地伸开去，在空中抓拉一阵，十个指头最后抠进泥沙。 我不敢想下去，甚至不敢看自己的双手——是否有血腥味和牛绳勒伤的痕迹？是否将成为刑警辨认和展示的物证？ 我现在努力断定，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更不认识什么阳矮子。眼前这一团团淡蓝色的光雾，我甚至从未梦见过。 堂屋里还很热闹。有一位老人进来，踩灭了松明子，说他以前托我买过染布的颜料，欠了我两块多钱，现在是来还钱的，还请我明天去他家吃饭。这就同艾八争起来了。艾八说他明天接裁缝，已经砍了肉，已经买了豆腐，明天我毫无疑义该去他家……趁他们还在争执，我悄悄溜出门，浅一脚深一脚上了石板路，想去看看我以前住过的老屋——听艾八说，马眼镜以前就住油榨房后的那间瓦房。 又经过了桐树下，又看见了杂草将要吞灭的破屋。萤虫是破屋的眼风，鸦噪是它的咳嗽，沙沙树叶声是它的低语。我甚至还感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酒气。 孩子，回来了么？自己抽椅子坐下吧。吾对你说过的，你要远远地走，远远地走，再也不要回来。 可是，我想着你的酸黄瓜和酸豆角。我自己也学着做过，做不出那个味。 那些糟东西有什么好吃呢？那时候是你们饿，造孽，一犁拉到头，连田塍上的生蚕豆也剥着吃，才会觉得什么都好吃。 你总是惦记着我们，我知道的。 谁没个出门的时候呢？那是该的。 那次担树丫，我们只担了九担，你记数，总说我们担了十担。 吾不记得了。 你还总是催着我们剃头，说头发和胡须都是吃血的东西，留长了会伤精气。 吾不记得了。 我该早一点来看你的。我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大，你走得这么快。 该走了。再活不快成精了么？ 阿公，你抽烟么？ 小马，喝茶自己去烧吧。 …… 我离开了那股酒气，举着将要熄灭的松明子，想着明天早上要干的农活，不时听到脚边的青蛙跳到水田里，摇摇晃晃地回家。但我现在手中没有松明子，我的家也变成了牛房，显得如此生疏和冷冽。我看不清屋里的情景，只听到牛反刍的声音，还有牛粪热烘烘的酸臭涌出门来。几头牛以为是主人来了，有什么好事，头挤头地往外探，撞得木头门栏咔嗒作响。我每走一步，脚步声就从牛房土墙上折回来，一声套着一声，似乎还有一个人在墙那边走，或是在墙里面走——这个人知道我的秘密。 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子里的狗好像很吃惊，狺狺地叫唤。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村口的溪边走去。此情此景，使我猜测溪边应该坐着一个人，比方说一位姑娘，嘴里含一片木叶什么的。 溪边老树下果然有人影。 “是小马哥？” “是我。”我居然应答得并不慌张。 “你们喝酒也喝得太多了。” “你……是谁？” “我是四妹子，听不出来？” “四妹子，你长得好高了。要是在外面什么地方碰到，我根本认不出你。” “你跑的世界大，就觉得什么都变了。” “家里人都好吗？” “你还好意思问。” “怎么啦？” 她突然沉默了，望着溪那边的水榨房，声音有些异样：“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为什么不忘记这个地方呢？吾姐好恨你……” 我紧张地回望村里的灯光，有点想逃之夭夭。“对不起，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一直说不清楚……” “你傻呵？你疯呵？那天你为哪样要往她背篓里放包谷呢？女儿家的背篓，能随便放东西么？她给了你一根头发，你也不晓得？” “我……我不懂，不懂这里的规矩。我只是……想要她帮忙，让她背些包谷。” 大概回答得不错，还可以混过去。 “你教她扎针。” “她一直想当个医生。其实我那时也不懂，只是翻翻书，乱扎。” “你还教她读书。” “我以为她只是要多认几个字。” “你们城里人，是没情义的。” “你不要这样说……” “就是，就是！” “我知道……你姐姐是个好姑娘。我知道，她对我也很好。她歌唱得好听，针线活做得巧。有一次带我去捉鳝鱼，下手就是一条，次次都不落空。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可是，有好些事我确实不知道，永远也说不清楚。我对她没有做过坏事。” 她捂着脸抽泣起来。“那个姓胡的，好狠毒哩。” 我似乎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继续试探着回答下去：“我听说了。你放心，我迟早要找他算账。” “那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呵？”她跺着脚，哭得更伤心了，“你要是早说一句话，事情也不会这样。吾姐已变成了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你听见没有？” 月光下，我看见她的背脊在起伏，落下来的头发在抖动。我真想伸出一只手去擦泪，更想让所有泪水都流进我的嘴里，咸咸的，苦苦的，被我吞饮。但是我不敢。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不敢舔破它。 树上确实有只鸟在叫唤：“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声音孤零零地射入高空，又忽悠悠飘入群山，坠入树林。我抽了支烟。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 我走了，行前给四妹子留了张字条，请梁家畲来的大嫂转交。我在信中说她姐姐以前想当医生，终究没当成，但愿妹妹能实现姐姐的愿望。路是人闯出来的，她愿意投考卫生学校么？我将寄给她很多复习资料，寄给她学费，一定。我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姐姐，请她相信我。 我几乎像是潜逃，没给村里任何人告别，也没顾上香米样品——其实我要香米或者鸦片干什么？似乎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整个村寨莫名其妙地使我窒息，使我惊乱，使我似梦似醒，我必须逃走，一刻也不能耽误。走到山头上，我回头看了看，又见村口那棵死于雷电的老树，伸展的枯枝，像痉挛的手指，要在空中抓住什么。毫无疑问，手的主人在多年前倒下，变成了山脉，但它还在挣扎，永远地举起一只手。 进了县城的旅社，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在皱巴巴的山路上走着，看土路被洪水冲洗毁得很厉害，如同剜去了皮肉，留下筋骨和脏器，来承受一代代山民们的草鞋。不知为什么，这条路总是在延伸，似乎总也走不到头。我看看手腕上的日历表，已经走了一小时，一天，两天，三天……可脚下还是黄土路，长得令人绝望。 我惊醒过来，喝了三次水，撒了两次尿，最后向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我本想问问他在牌桌上的战绩，一出口却成了打听卫生学校招生的事。 朋友称我为“黄治先”。 “什么？” “什么什么？” “你叫我什么？” “你不是黄治先吗？” “你是叫我黄治先吗？” “我不是叫你黄治先吗？” 我愕然，脑子里空空荡荡。是的，我眼下在县城一家小旅社里。过道里有一盏蚊虫扑绕的昏灯，有一排临时加床和疲倦的旅客们。就在我话筒之下，还有个呼呼打鼾的胖大脑袋。可是——这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人？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 我累了，妈妈！ 1985年1月 蓝盖子 蓝盖子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已译成法文、英文、意文等。 我把沉沉的一瓶酒递过去，问他会不会开盖子。当时他正与一块猪脚恋战，牙缝中弹跳一截筋，还没腾出口来说话，酒瓶就不见了。 是我右边的一只手把它抢去的。“我来开。”年轻的乡长瞟了他一眼，又看看我，红扑扑的脸上有憨厚的笑。 这抢酒瓶的动作太快，太猛，已不像是客气，显然存在着什么问题。 对面的两个人也很有问题，看看咬猪脚的人，冲我笑笑。 那人仍然埋头艰辛地吃着，直到打饱嗝，抹嘴巴，剔完一排很像真牙的假牙，弓着腰出去洗手，乡长这才用手触触我的膝盖：“你不能让他开盖子。来，喝汤，汤还是蛮甜的。” “为什么？” “最好不要提起盖子。” “为什么？” “喝汤喝汤，你抱着一碗饭老吃什么？” 我很纳闷，当然不是因为主人责怪我吃饭，而是关于左边这张空椅子。刚才那个咬猪脚的人就坐在这里，蹬着一双此地少见的高统套靴，一边给我敬酒一边自我介绍，小姓陈，叫梦桃，在国家仓库看管茶叶。他还同我谈了一阵春茶与夏茶的差别以及汉武帝——看他呢帽里正垫了一本薄薄的《西汉小故事》。他和瓶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他洗完手，面色严肃地进来了，嘎喳一声装上假牙，又猛地咧开笑纹，继续同我谈汉武帝。我开始注意他，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发现他的脖子有点可怕，过于松弛的颈皮裹着一束管子，随着口腔运动而柔软地此起彼伏，使你的颈脖也感觉难受，想往衣领里收缩。那眼睛一旦盯住你，就透出一种似乎知心的友好，勾勾的、呆呆的、阴阴的瞳孔中有黄色、绿色以及褐色的复杂圈环，深不见底，暗无天日，如洞开一条黑暗隧道，还有隧道尽头浮游着小小亮点——诱惑你走进去。 我也感到有问题了。 乡长送我回镇上旅社时，我问他：“那姓陈的老头莫非……” “听说城里动物园来了个红毛野人，你见过么？” “没见过。他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刚来不久，不清楚。你说世界上真有红毛野人没有？兴怕是只猴子吧？” 我只好安心地来谈谈猴子了。 这一天，遇上另一位朋友。他也认识陈梦桃，总算帮我卸下了心头那只酒瓶盖子。是入夜时分，我坐在小镇旅社的木楼上，目光越过栏杆，投向远处那座古庙斑驳生苔的砖墙，还有高墙下一片檐瓦和屋脊，深浅相叠，高低错落，密密排列。炊烟从屋角和瓦缝中丝丝缕缕地渗出，升到空中逐渐淡去，再似有似无地飘落，融融地填满所有街巷。于是小镇就如港湾，众多屋顶恰似停泊于烟波之中的船队，而屋脊高翘的两端，自然是舟船的首尾了。 我似乎感到脚下的楼板也在摇晃，还听到了每座房屋下的哗哗水响。 来者一直业余研究姓氏学，据说到派出所协助人口普查，单凭申报者的姓和名，就能大体判断对方是否弄错了自己的籍贯、族源以及辈分，从而补救了不少疏漏，获得了省里有关部门的重视。多年来，他还偷偷录载野史，积有文稿半挑箱，视之为珍宝，大概准备藏于名山传于后世。哪个村子出了个速算神童，哪个村子挖出个红薯大王，甚至省里某大学闹风潮的传闻，他觉得该记的都不会放过。提起陈梦桃，他抿嘴一笑，身朝后半仰，眼睛又像看你又像看屋顶地转了一下，似有了如指掌的把握。 “你说他？嗯，我当然清楚一点。他是苦役场来的。你知道苦役场么？那个很有名的苦役场？这些砖瓦很多都是从那里来的。那里有几个窑厂……” 他继续说下去。我需要省去他的一些繁琐考据和解说，并适当加一点我的想象，才能整理出下面的故事。事情是这样——陈梦桃以前身负罪名，曾在苦役场抬石头，每天换下的衣裤沉甸甸，全有白花花的几圈粉盐，一圈比一圈大，是新汗和旧汗凝结而成。他个头高，抬石头最吃亏，受到的压力最大，一旦遇到路面不平，重心从杠棒上偏移过来，泰山压顶之下就可能有人屎尿横飞。没担多久，他的背驼了，嘴合不拢了，腿上的青筋打成结，成天一脸苦相，连换件衣都肩痛背痛千难万难，爷哎娘哎地直喊叫。有一天黑早，他被尿憋醒，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动，暗中摸到了一双腿，大概是自己的，但发现上面全是泥沙，原来睡觉前自己困得忘了洗脚。他又揪又掐，又拍又打，还是搬不动这两条腿，好容易把两根肉棍挪到了床沿，一泡尿还是热辣辣地流在裤裆里。 他呜呜地哭起来。 他去请求管押人员开恩，念他年纪大，给个轻松点的差事。那时候苦役场最轻的差事只有一件——埋人。经常有病死的和自杀的人需要处理。还有些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或者违犯监规的，被枪杆子押去受训。一旦遇到管押人员不耐烦，来一点动手动脚，一阵颇有教育意义的号叫之后，就可能有百来斤骨肉需要送回黄土。管押人员见陈梦桃确实人瘦体弱，每次受训还把身子折出最大角度，有意优待宽大一下，便把美差交给他。 “喂，你去收拾一下。”他们吩咐。 陈梦桃其实最怕死人，平时一听到号叫就全身发抖，舌头滚了半天还说不出一个字。不过尸体比石头轻多了。而且管押人员觉得这事很晦气，不会尾随监督，不愿去现场，所以埋尸者多了一份自由。你可以放心地睡一个懒觉，放心地穿上鞋袜，放心地品茶抽烟养足精神，远离工地上的紧张劳累，到安静的荒坡上去慢慢挖坑，慢慢下土，慢慢拍土，垫着钯头把坐到一身汗凉也不打紧。陶陶然体会到身后没有愣头愣脑的枪口，肩上也没有咬皮咬肉的杠棒，这样的幸福日子真是能长膘，能发体。 陈梦桃带着快快活活的恐惧，积极地搓草绳和织草袋，做好埋人的各种准备。他虚心好学，努力钻研，进步很快。搓好了草绳，脚踩住一头，手在另一头使劲拉，看它够不够结实，能不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织好了草袋，搓一搓，扯一扯，测出它的质量不错，再举起来与自己比比高度，发现它的确可以装下自己这样的规格和型号，才有成功的一份心满意足。他吆吆喝喝地干，好让管押人员看见，以示自己干这一行是值得信赖的。 但走到冷冰冰的死者面前，他满脸皱纹毫无规则地抽搐，闭上眼，憋住气，直到脸转向安全的方向才敢呼吸。这时候的手也不听使唤，半天还哆嗦，拢不好一个绳结。好在他的同伴是个傻大胆，上去三下五除二，咔嚓咔嚓，就把硬硬的直腿折弯了，把硬硬的弯臂扳直了，草袋一套，草绳一挽，就可以上肩起步。一般来说，人有体温时很软，冷了就僵硬了，因此抬尸者根本不用在尸体下塞板子，就可以让死者硬挺挺地横空而起，摇摇晃晃上山去。 感谢同伴的照顾，陈梦桃每次抬尸都走在前面。这样走的好处，是他可以不看见死者黑洞洞的嘴巴，包括嘴里的某颗铜牙，或者牙缝中一丝酸菜，就权当自己只是抬着石头，抬着粮草，抬着新娘子的花轿。但一想到步步跟在身后的并非花轿，是一具曾经热着而现在冷着的生命，他不免还是有些目光发直，心里发毛。那一天下坡，因为要避开一堆牛粪，他踏空了一步，使肩上的担子剧烈摇晃。死者的一只冷手从胸前滑落，大幅度地向前一荡，正好触到了陈梦桃的膝弯，好像冷不防在那里挠了挠。 “娘哎——”陈梦桃高跳了几步，摔倒在地。碰巧死者向前一滑，冲出了草袋，歪歪地压在他身上。他马上手脚四伸，晕了。 同伴掐他的人中，扇了几个耳光，总算让他醒了过来，吐掉了嘴里的一些泥沙。 后来多埋了几次，他多了些胆量，也多了些经验，功夫越做越巧，根本不必像第一次那样把坟坑挖得过于宽大，坑底也不必修得四方四正整齐精致。上坡下坡时，哪只脚踩哪块石头，哪只脚踏哪个草蔸，哪只手抓哪束茅草或哪根树枝，都有了预定的规划。在岭上坐钯头把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陈梦桃在业余剧团唱过戏，能哼出很多曲目。他说同伴的面目清秀，可扮演小生。又说自己恋过爱，女方名字中带了个“桃”字，自己改名梦桃正表示对爱情的忠贞。这绝对是事实，也实在令人回味和神往。如此天南地北，一直闲聊到天暗风冷，日头由又小又白变得又红又大，偏到西山去了，他们朝采石工地那边不无同情地打望一眼，伸个懒腰，拍打身上的泥灰，缓缓地整装回家。当然，碰到人群的时候，他们必须走得匆忙一些，显示些辛苦模样，以免苦役犯们过于嫉妒。进了工棚，他们也谨言慎行，不该说的事决不乱说，只是把钯头和杠棒，还有搓绳织袋用的稻草，认真地放在墙角某个固定地方，以防同别人的工具混同，准备下一次再用。 有时他们还可回得早一些，偷偷地在厨房端出一碗豆豉蒸肉，趁大家还没回，关起门来狼吞虎咽，偷偷地幸福。这事请示过管押人员，理由是埋人沾染尸气，伤体质，理应补一补。反正是自己家属寄来的钱。 同住一个工棚的犯人，有时进门后收收鼻孔，能嗅出草棚里反常的蒸肉味，或者咸鱼味，或者豆腐味，当然十分不平。他们见陈梦桃不再屙湿被褥，面色也日渐红润，更是议论纷纷侧目而视。接下来的结果，是有得必有失，陈梦桃的茶杯不知为什么掉了几块搪瓷，一双旧棉鞋也不翼而飞，要是他吃饭晚来一步，地上那只菜钵就空空见底，连一点黛色的汁水也没给他留下。他无意中踩了老戴的脚，这当然是他的不是。他已经赔笑，已经鞠躬，已经道歉，但这一点罪过不至于值得对方来一顿老拳吧？ 不过，陈梦桃不会再踩到对方的脚了，因为那一张床不久就空了，空得大家都有点戚戚然，不敢靠近那一床的空洞和寂静。 第二天早上，同伴照例来叫陈梦桃去搓草绳，发现他坐在尿桶上老不起身，一双猫眼黯淡无光，两颗暴牙哆哆嗦嗦敲着嘴唇。 “快点快点！” “对不起，我……我屙不出来。” “你看看什么时候了。” “我屙不……出来，怎……么办？” 同伴盯了他一眼，明白了什么。大概今天要埋的人，不像前几次是些没有交情的陌生面孔，而是陈梦桃对面床上的老戴，让他有点手脚发软。其实，陈梦桃不是刚挨过对方的拳脚么？埋起来岂不是更合适，更顺心，更理直气壮？就算他不记仇，但他对老戴也不太了解，没讲过多少话，只是那次尿湿床，他向对方讨过一条裤子，还同对方谈过一次城里老牌号的包子。这算什么交情呢？也许，毕竟是两床相对同睡了几百个夜晚，就在前一天夜里，陈梦桃还愤怒地听到对方磨牙齿，不料一觉醒来那床草席上就空了，永远地空了。现在的陈梦桃，得马上去为那磨牙的脑袋搓草绳、换衣服、挖坑、下土……他不会在自己手头边再一次磨牙吧？ 同伴说：“你不想去？也好，我去找领导，换个人就是。” 陈梦桃咬咬牙关，“我今天去抬石头……抬石头！” “抬石头？就你这猴样，恐怕明天就要我来抬你呵。” “老宋他们抬得……我也抬得。” “今天又加了定额。” “加多少？” “每人加一方。” “娘哎。” 陈梦桃脸色大变，满脸皱纹往下垂落，更觉得屙不出屎了。他痛苦得挺直腰，扯长脖子，又是耸鼻又是闭眼。 “你到底去不去？” 他喘了口气，“今天，非得要埋么？” “不埋还供起来？” “用土……埋么？” “还用饭埋？” “埋在……老地方？” “你搞什么名堂？不去就算了，莫误了我的工。我还要搓绳子。” “不瞒你说，我实在……实在脚根子软。你想想看，昨天还听到他磨牙，前天他还冲着我大叫……你看他那双筷子，那双筷子，就插在我床档头的。吓不吓人？我实在不能去埋他。你莫骂我，我不能去哎……” 不过，这天他还是去了，只是回到草棚后没有吃晚饭。 日子又慢慢恢复平静，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变化。大家照常蹲在地上扒饭，照常在床上硬手硬腿地直哼哼，照常坐在太阳下翻开棉袄抓臭虫。那双闲着的筷子，在陈梦桃的床头晃晃荡荡，不久也被什么人拿走，去削成扁担扎或者挂衣钉。阳光每天从门外伸进来又缩回去，像一条又大又白的舌头，舔走一点屋内的湿气和稻草的气息，舔回到大自然去，融进油菜花香里。 陈梦桃有些异样，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常常毫无理由地朝别人盯一眼。吃饭的时候，洗脚的时候，铺床的时候，他露出两颗大暴牙，突然抬头四顾，从这一张脸看到那一张脸，虽然只是一盯，但你总感觉到他看得很深，像是作意义重大的某种打量，令你从头凉到脚。有几个常常完不成定额的犯人，平时总是被墙角那捆稻草弄得心惊肉跳，现在一遇陈梦桃含义莫名的目光，更是魂不守舍。 “你他娘的看什么看？”好多人这样对他怒吼。 “我……我找我的鞋子。” 他显然感觉到自己的孤立，一心想缓和这种局面，便热心为大家做好事。尤其对那几个完成定额有困难的犯人，总是表现出特别的关切。晚上睡在被子里，翻来滚去，醒了，就偷偷来到你的床前，帮你把鞋子摆得端正一点，或是给你的茶杯里加一点水，或是给你拉拉被子。如果见你睡觉的姿势不好，他还会轻轻搬动一下你的脑袋或者手脚。要是不小心把你弄醒了，他深为不安，点头哈腰，露出大暴牙嘿嘿一笑，算是招呼，算是告退，算是赔不是。他脸上毫无根源的长长笑纹，收放得僵硬而快捷，显得有点夸张不实。尤其是看惯了草绳和土坑的猫眼，似乎更深远了，瞳孔模糊不清，黄色和黑色的复杂圈环里，掩着绿莹莹的什么光点。你会感到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了你，已成功估算了你的重量，估算了你的领围，预测了你未来的姿态，暗暗比较了你和某个什么东西的长度。 他的卑怯和殷勤令人恐惧和愤慨。有一次，一条汉子被他的鼻息声惊醒，吓得呼的一下弹起来，在床上向后蹭了好几尺：“姓陈的，我x你妈！你不动张三，不动李四，动我的鞋子做什么？” “你的鞋子里有一根草。嘿嘿。” “与你有什么关系？滚！” 陈梦桃弯弯腰，苦笑着捡起一件脏衣，带上肥皂，准备去塘边洗洗。 衣的主人也吓了一跳，声音发颤：“陈……陈梦桃……我什么时候同你过不去？你拿我的衣干什么？” “我……我去搓一搓。” “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把它洗干净呵。” “洗你娘的x！” 陈梦桃很悲哀，觉得一定是自己服务得不好，一定是自己殷勤得不够，只好悻悻地回到床上睡觉，在被子里翻来滚去，不时轻轻地叹息一声。 他越来越莫名其妙地内疚，也遭到越来越多的咒骂和和躲避，一个浑身是毒的毒王也莫过如此吧。他面色惨白，眼窝下塌，成天慌手慌脚，嘴巴更加合不拢，头发也白了不少，还是一心一意地服务下去。去食堂送饭钵，常常毫无理由地赶几个碎步，又很快恢复自然，像刚才有个无形的人踩了他的脚后跟。他抢着去倒尿桶，手脚特别笨，动作特别碎，弄得自己鞋子上和裤子上都有臭水，但他决无半句怨言。这一天，寒风飕飕，大家的鼻尖和指尖已冷得毫无知觉，耳朵大多生了冻疮。管押人员商量了一下，同意大家去买点酒御寒。陈梦桃马上行动，慷慨地掏出几块钱，立即去保管员那里买酒。 酒买回来，需要揭开瓶口的小铁盖。他用嘴咬，没咬动。找来一根筷子撬，还是没撬动。最后他把锄头搁在膝上，用锄头口子去刮。一使劲，嘣的一声，盖子不见了。 他愣了一下。“盖子呢？” “盖子呢？”他把草席掀了掀，把每只鞋都朝外倒了倒。 “盖子呢？”他扫视四周，找到墙角，把钯头和扁担扒得哗哗响，又朝尿桶后看了看，还是没有找到。 众人已经喝下了几口酒，辣辣的热气从腹内升起来，直涌到红红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发现他还没回来喝酒，探头一看，没看见他的上半身，只见一个高高翘起的屁股，裤子中缝照例歪斜着，没有对准股沟，拉扯到一边去了，上面还有两块模糊的黄泥印子。奇怪的是，这个屁股持久地高翘，两块黄泥印子径直出了门，到地坪去了，上路了。后来还听说，他要越过岗哨一直找到镇上去，口里总是咕咕嘟嘟地自语： “盖子呢？真有味，我的盖子呢？” 就这样，疯了。 这个人非常平静非常随和地开始寻找盖子，一个居然永远也找不到的盖子。这事令大家十分疑惑不解。 后来又过了好些日子，死去又生来好些人，砍伐又栽种了好些树木，拆毁又筑建了好些房屋。苦役场撤销时，陈梦桃和很多犯人一样，属冤案错断，恢复了自由和公职身份。他被安排在一个国营公司的仓库看管茶叶，拿一份不算低的工资，经常吃豆豉蒸肉，闲时看看书报和听听广播，评价一些业余剧团的演出。据实而言，他除了寻盖子成癖以外并无其他疯态，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有些人好心地安慰他，有些人恶意地捉弄他，都曾带给他各种瓶盖。他用粗糙的手指捏着，正反左右都看看，色彩丰富的猫眼转向来人，神态认真得像研讨学问：“像是有点像。不是。” 不知道他到底要寻找哪一个。 不知道他积满了满箱满屉的大小瓶盖以后，还经常四处探望，何时才能找到他丢失的那一个。 ——说到这里，业余姓氏学家已经说完，看看手表：“唉，我说得太多了。还想听你讲讲呢。这次带了什么新闻来没有？” 我抽了一支烟，突然醒过来一般，觉出我们刚才毕竟是在谈着。事情既是被谈着，也就有点轻飘而悠远了。我们马上可以谈别的，谈姓氏学，谈吃猪脚，等等，谈谈而已。 我脑子突然显得很笨，半天还没想到一个话题，甚至没想出一句话，一个字。 你怎么啦？朋友问我。 没什么，没什么。 我又看见前面那一片渐入夜色的参差屋顶，想象着屋顶下面的千家万户。穿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屋顶不知从什么地方驶来，停泊在这里，停棹息桨，形成了集镇。也许，哪一天它们又会分头驶去，去发现和奔赴新的世界。静悄悄地来了，又静悄悄地离去。也许明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它们就已经成了海上的远帆，甚至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边？——我仔细地看着它们，向它们偷偷告别。 1985年1月 空城 空城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湖南文学》，后收入小说集《诱惑》。 我们进城时，天已断黑。整个街市除了偶然冒出一声婴孩的哭泣，悄无声息，不见人影和灯火。临街的木板房东偏西倒，门窗紧闭，关锁着一家家的黑暗，似乎怯怯地守口如瓶，紧咬着一个我们初来者不便知道的秘密。渐渐地，我们也被自己脚步声弄得毛发倒竖——人呢？人在哪里？这柜台，这伙棚，这墟场，这错落勾结的檐瓦和梁柱，明明还有喧嚣人烟的余温，转瞬间却静如一片寂静山谷。 墟场不动声色向脚步声迎来。那里依稀冒出几团黑影，如蹲伏的十几只巨兽从天而降，使人不得不惊慌和提防。借着手电筒的射光细看，才发现巨兽原是肉案，案板均有门板大小，几口砖那么厚，油污黑亮，粗头粗脑，重若千钧，压得一只只案脚纹丝不动。案面有密集交错的刀痕，除了一圈黑油油的边沿，当中已砍出了浅浅的本色。不知屠宰过多少生灵之后，不知砍削过多少价钱之后，有的案面已经凹陷，成了个锅形。有的干脆已穿了底，一个漏斗模样。但它们也未被收拾处置，仍然露置于街市，大概还可充当赶场者们歇脚时的坐凳，或是品酒时的餐桌。它们大多带着骨屑肉末，缕缕残血，在墟街两旁整齐地蹲伏着，守着这黑沉沉的寂静。有个肉案上还钉着一把钢刀，当然是屠夫忘了带回家的，在暗中泄一道银光，似肉案偷偷瞥来的一眼，不免使你背脊一凉。 突然，不知哪扇木门里迸出咣当一声金属的巨响，使你魂飞魄散，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什么大事就要在这里发生。 第二天，我们早早在旅社起床，得以看清这个小镇的大貌。小镇名叫锁城，其实充其量只是一个大村子，但有一圈矮矮墩墩的沙土城墙合围。城墙上青草丛生已经过膝，布满蛛网和鸟粪，封住了外来者巡游的兴致。墙下的护城河早已干涸，被城民们垦成了大块小块，高低不平，有黄麻冬葵之类作物参差摇曳，地边还有刺树扎成的篱笆，显然是为了防范鸡鸭。东边城楼上冒出炊烟，檐下挂有尿布、蓑衣、草席、钩筒一类，也不知是何人贫寒得借此破楼安身。 楼檐下的小小风铃已绿锈斑驳，竟无人窃去，依然在风中摇出沙哑的嗒嗒声，似胸有成竹地对小城咕哝着某种预言。从东门到西门，有一条用大卵石铺成的“官道”，滑溜溜的并不好走，如一条石头小河潺潺淌来，淌到此处突然凝结。听人说，这种路可走轿，不宜行马，容易造成马蹄打滑，故有官道之称——取的是土匪骑马很难追上官轿之意。其实以前的官轿很少来到这里，小城里也不见官衙的旧址。在老人们的记忆中，此地天高皇帝远，官府一直势薄。县令每每不能入境，只能寄居邻县，每年来催缴钱粮一次而已。 所以这里匪患不绝。 附近的老百姓也就活得很小心，皆依傍山岭筑寨而居，大路两旁和小河两旁的平川之地倒是历来废弃不用。这当然给屯垦提供了条件。明、清两代都在这里设立了屯堡，我们的知青农场续上了屯堡，也占据了锁城以南的大片荒土。 知青们在草地上垦荒种粮，总想去锁城跑跑公差或办办私事，也算是进一趟城，多看些人面。碰上逢三、逢六、逢九的赶闹子，更要在城中多耽留些时辰。本地人避瘴疠，忌早起，闹子或说墟场，要到午时才猛地出现活气。卖草药的，卖瓜果的，卖糕饼的，卖竹器的，卖渔网的，卖铜器银器的，卖猪羊牛马的，来自四乡八里，同类相聚，很有默契地找到各自地盘，坐下来打发一天的光阴。有的汉子提几根丝篾，或摆两皮烟叶，也算来赶个场，似乎全不在乎买卖，主要是来此交际和休息娱乐，从熟人那里借个火来点烟，看一串串手牵手来此闲游的小女子，大红大绿，花容月貌，腼腆地低头来往，实是一大乐趣。到傍晚，这一类汉子已经坐得身影由短到长，可能又提着丝篾或烟叶悠悠然回家去。 知青们走入墟场，最热爱伙棚那边的猪血摊子、酒糟担子，还有老太婆们篮中的粽叶粑粑一类。不过，此地苍蝇极多，有时嗡嗡嗡地聚拢来，一叮就黑了半个桌面或半截柱子，颇能破坏食欲。这些苍蝇多来自临街的粪凼——其实粪凼与地坪很难区分，界限常常模糊。经常有肥猪哼哼地上街散步，在某个墙角蹭蹭痒，在某棵树下拱拱泥，去粪凼里狠狠地探索一番，再披挂一身泥污窜入人流，俨然也有谋取衣食的忙碌。它们把粪水带向四面八方，再加上鸡粪、狗粪、驴粪、牛粪、马粪，羊粪，很少得到清扫，与泥土互相混合，于是黑中带绿的浮泥散发出一种浓浓的酸臭，盖满整个墟场。白天还没什么，一到雨天，肥大的蚂蟥和蚯蚓钻出浮泥，钻出了密密的虫眼，就会有黑绿色的粪水从这些虫眼中纷纷渗出，有分有合，有合有分，不知最终流向何处。 于是我又觉得这雨天的锁城正在溃烂。 我们与本地人言语不通，交往和买卖都十分困难。有时我蹲在卖主的筐篓前打上好一阵手势，对方眼中还是一片茫然。有一位同伴逞能，缠住一个汉子哇啦哇啦讲了一通，自以为用上了本地话，其实很像电影中那种日本官佐的汉语：“……你的知道，槟榔的，哪里有卖？” 对方举起一个柚子。 “不是这个，槟榔的，鸡心槟榔的，嗯？” 对方嗯嗯地点头，懂了，指着斜对面一个铺面说了几句什么。我们以笑代谢，兴冲冲而去，竟发现那是一裁缝店。 我们不甘心，又拦住一位女子询问，不料对方一开口就脸红，于是引来一圈围观者。有的像询问我们，有的像指导我们，有的像责骂我们，但我们徒见一排排黄牙露出来，徒见一张张嘴又开又合，叽里呱啦中竟无一句可解。一位后生扫兴地转身挤出去，肩头的扁担横挑过来，在我脑袋上狠狠刮了一下。 “要找槟榔吗？” 有声音清晰传来。顺着声音看去，见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婆，细密的皱纹十分舒展，虽小鼻子小眼，但轮廓匀称而和谐，脸上隆起两个肉球，又添几分孩童的天真。 我们回答，就是，就是。可答后又觉得刚才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对了，刚才这不是十分纯正的省城官腔么？在千里外的偏僻之地冒出来，而且由一位身穿大襟衣肩挎竹背篓的苍苍老妇说出，岂不是奇迹？ “太好啦，您也是外地人吗，阿婆？” 她笑了笑，只是要我们跟她走。 “您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她仍然答非所问，只说西门有槟榔卖。 我们前呼后拥，随着她乐颠颠地走了，穿过墟场，穿过街口，又从两排肉案当中走过。这里总是很热闹。红鲜鲜的肝肺，白生生的肚肠，都在肉案上光彩灿烂。屠夫卖得兴起，往肉堆上拍两拍，就有雄壮的叭叭声响，有高声大气的吆喝。嫩肉细腻，老肉松弛，均已被细细分解。几个硕大的猪头伏在案头，闭眼安睡，似乎对世事毫不关心。唯有一只被剜得太厉害，薄薄地只剩一张脸，露出了苦相。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妇现在独身寡居，开了一个小粉店，就在肉市后一个不显眼的街角。粉店小而干净，灶台上不见油污，地板和墙板都被擦洗得木纹毕露，黄澄澄的桌面也徐徐透出木香。进食者在这里可以四体松弛，脚伸出去，不用担心踩着什么秽物，手放下去，不用担心两袖压住油污。老太婆有点闲不住，见一只狗带来些污泥，立刻取来抹布，蹲下去擦拭地板。我们建议她改用洗把，她却说用洗把伸着个腰，使不上劲。 如果你往里屋瞥一眼，还可以看见壁上插着此地极罕见的牙膏和牙刷，看见主人的镜子和睡衣，还有所有家具上的一尘不染。 她叫四姐。也有小娃崽，学着阿婆们的样，叫她四姑娘或四嫂子。她听了，只是眯眯一笑，并不多言语。不论与她熟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知道她的来历。每次见我们上门，她不用说话，就知道我们要吃什么，要吃多少。一碗碗可口的米饭端上来，她笑眯眯地看我们吃完，笑眯眯地看我们离去。靠她做翻译，我们在附近收粪，购买鸡蛋或土布，也不再有什么困难。自然，我们还从这位翻译的嘴里得知本地很多掌故，包括寺庙的兴衰和戏班的来去。有一次，我问附近还有什么地方好玩，她想了想，拴上门，带我们往城南走。我怕她误会，把我们带进百货商店或中学校园，想解释一下却没顾得上，只是半信半疑跟着她。出了城，我感觉身上一凉，眼前一暗，发觉我们已到了两株古柏之下。古柏果然雄奇，浓密的树冠不似枝叶，倒像墨色岩层悬在天空。树干狰狞而倔傲，拔地冲天，有一种神话感。小沙河淙淙地流来，穿过柳树林，在古柏前分割出两个小沙洲。因为河水冲走了一些泥沙，古柏的很多树根暴出地面，如老人痉挛的筋骨，又似两只巨大的章鱼。坐在这些纵横交错的老树根上，听水声，观大木，自觉渺小。久坐之后，想必会悟出一些人生道理。 我很惊异，不知四姐为什么把我们引来这里，为什么这样准确地猜透了我的意愿。回头一看，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去了远远的一边，平静无事的模样，佝偻着背脊采集野菜，只有发髻和背脊偶尔浮出草浪。 她一定是有来历的，但她从来不说。看着她一次次趴在地上擦拭地板，我想一定有很多秘密，已被她擦进黄澄澄的木纹了。 我们碰上政治运动，闹腾了两三年。农民代表奉命进驻农场时，抓了好些人，批斗了好些人。本地人把“捆”称为“绹”，而且“绹”术极高。一片“绹起来”的吆喝中，一根细细麻绳，就可以绹得你天旋地转日月无光。我甚至曾经倒挂在梁上，望着眼前摇摇晃晃的土地，感到血往眼球和鼻窦压了下来。我看见门窗都倒置，看见旁人都变得下身长上身短，平时不常看见的桌椅底部尘垢也都收入眼中。地面在头顶，于是干湿不匀的泥沙成了云天，弯曲的泥缝成了黑色闪电，一些云母片的亮点成了星光。我这才发现，原来大地与天空同样丰富，只是青年人习惯于看天，平时很少看地。 当然得鸣锣游街，当然得被民兵押着去劳动改造。这一天去锁城担粪，我饿得头重脚轻两眼发花，趁看守人员看别人玩蛇的机会，一把丢掉粪桶，钻入墟场的人流，扑向一家家店铺。我身无分文，想赊一点什么充饥。有几个店老板倒认得我，但他们笑一笑，没把馒头或糕饼递过来。 我来到了四姐的粉店。那里正热闹，门前停了好几担竹木，客人们在桌边谈着广西那边杀人的事，叽叽哇哇不好懂。四姐看见我，先是一愣，嘴呆呆地张开，但很快就哆哆嗦嗦端来两碗米粉，似乎一眼看出了我的来意。 我的右腕已经捆出伤痕，怎么也拗不过来，只得用左手扶筷子，因此吃得很慢，汗也冒出来了。我希望有风，正想着背上就凉了，回头一看，是四姐在我身后摇着蒲扇。 咽完最后一口，我回过头，发现身后已没有人，只有一条蜷伏在桌下的狗。 这是一个好机会，趁四姐不在，我可以拔腿就走逃之夭夭。但我走出门走了一段，又觉得惭愧不安。待我返身回到店里，四姐已经回来了，正指点邻家一位女子如何刺绣。她不紧不慢，咕唧几个字，停顿下来，再咕唧几个字。 “四姐……” 她手捏几缕彩线，看了我一眼。 “四姐，对不起……” 她淡淡地说：“你丢下什么东西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 “不要紧，不要紧。” “你相信我，我以后会还你……” “你刚才已经给钱了么。” “什么？不，我没有。” “你看这娃！你自己记错了。” 她似乎不愿与我纠缠，回头又去与女子谈刺绣。事后我回想起来，她对待一切都是淡淡的。假如我再去她那里，她还会让我吃饱，会给我扇风，也不计较钱粮，只是觉得没有必要过于热情，没有必要多说。 我有点手足无措，悻悻地出了门。 我看见看押人员大步冲我而来，吃了一惊，但定睛细看，才发现对方不是看押人员，只是面目相似的另一位陌生人。我慢慢发现，这个小镇上的很多人都面貌相近，几种常见的脸型屈指可数，隐约显示出本地人的血统脉络。只有四姐的小圆脸别具一格，尤其是那种细腻的肌肤和匀称和谐的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异数。 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我们就骨架粗硬，喉结突出，进入了中年。当年的知青大多已经回城，营生和兴趣各各有别。每逢聚在一起，最能维持气氛的话题还是谈球赛，谈小孩，谈往事。于是我们偶尔会说到锁城，说到当年的猪血摊子、酒糟担子以及粽叶粑粑。有人也提到了四姐——我都差点把她忘了。 不知是谁提供了一些传说。有人说她原是省里一位名门中医的遗孀，战乱之年，流落异乡，就定居在锁城了。有人说她是多年前土匪从客船上劫下来的一位丫环，后来由政府搭救，就地安置，一直在锁城自食其力。还有一种说法较为详细，也十分怪诞：说她原是省城里的一位青楼名妓，多与大户人家的公子哥们交往。有一回，一个据说得了“花痴”的银匠慕名而来，出钱贿赂鸨婆，求见她一面。她哪里看得上一个银匠？听说此事以后随意开了个玩笑，说那人要见也可以，得弄干净身子再来。不料那银匠把此话当真，立刻求医割势，几乎丧命。她为此深为震动，说世上男子多是淫而无情的禽兽，唯有这银匠情而不淫，真丈夫也。从此她竟弃绝风尘，随银匠去了广西。直到银匠病故，她还是立志守节，为了反抗夫家人逼她再嫁，便隐姓埋名来到锁城谋生。 这种说法未见得真实，和其他几种说法一样，似可信也不足信。套在四姐的头上，都只是有点像而已。 前不久，我又去看望了分别多年的锁城。官道还在，但很多卵石已脱落空缺，使路面一截截中断，石头小河快要干涸了。城墙早已无影无踪，大概是在风雨之下逐渐垮塌，只是建在墙基上的房屋，比其他房屋要明显高出一截，隐约勾勒出当年城墙的轮廓。四姐的小粉店也不见了，被供销商场一大片红砖水泥楼房取代。只是墟场仍像当年那样热闹，甚至更加热闹——许多杂货摊贩冒了出来，给小镇增添了鲜艳色彩。一些后生把钢丝行军床打开，就成了简便的货摊。运动衫、牛仔裤、折叠伞、电子手表以及太阳镜，等等，一直摇晃到顾客的鼻子前。小贩们说着一种不太难懂的本地官话，蓄长发，戴手表，着装时尚，脸色黑里透红，有一种审度和挑剔外地人的自信。有点奇怪的是，这里一串串牵手来往的少女，身段高多了，也漂亮多了，与她们的上一代大不相同。这种人种演化的现象在周围四乡并不多见，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问几位后生小贩，知不知道以前这里有个粉店？知不知道一位叫四姐的阿婆？她现在怎么样？……他们眼中透出茫然，互相打听了一下，摇摇头。 四姐死了吗？算起来她现在年过古稀，是可能死了，可以死了。当然也有其他可能，比方被一个海外归来的亲人接到城里去了什么的，这类事眼下都不足为奇。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她。 我心里空落落的，接着又问了一句：“你们知道这里来过知识青年吗？” “知道的。” “知道知青是些什么人？” “不，不大知道。” 他们说，知青就是知青么，知青来过这里吧？知青是些城里人吧？是些犯了错误的城里人吧？是些神经有毛病的城里人吧？好像他们在草地上搭了几个棚棚子。至于还干了些什么，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就不大清楚了。从他们尽力回忆的眼神中，以及互相启发互相提醒的神态中，我感到他们似乎在说一个远古暧昧不明的神话。 自然，除了几个“棚棚子”，往事是很容易被忘记的。 我在那些久违的肉案前站定。一切都变了，只有它们还是老样子，污黑油亮，雄威凛凛，横霸一街，不可一世。只有细看，才会发现多了几架砍穿了底的肉案，多了几架案面凹陷得更深的肉案。也许被鲜血浸染过的东西，才有这般结实，才熬得过悠长岁月。我记得以前这里多雨，血水常流下案脚，流入泥泞。有些打鱼人常来肉案前讨些猪血，据说渔网在猪血里多浸泡，渔网就更逗鱼虾，也更经久耐用。 1985年11月 雷祸 雷祸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湖南文学》，后收入小说集《诱惑》。 早饭以后就是这阴阴的天，像要落黑，又像要天亮。一只狗莫名地朝天叫了几声。后来有人回忆到这一点，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好容易门外光亮了一些。梓成老倌挺了挺腰，出门去丢尿，扯开了糟糟的抄头裤说：“三伢子，快点拱出来，看这雨到底落得下来不？”三伢子研究着地上一只蚂蚁，随口回答：“广播里说，今日有雷阵雨的。”听众人浪浪地哄笑起来，又瞥见梓成老倌在干那勾当，才知自己上了他的当，被当作裤裆里那物，红了脸说：“这老鬼，不忠不孝，留神点咧，就要打雷了。”梓成老倌笑得双耳一个劲往脑后扯：“好眼力，好眼力，你一只眯眯眼，还看得出天要打雷呀？”于是众人又笑得此伏彼仰。 正在这时，地面突然颤了一下，众人或猛地矮下去，或猛地跳起来，瞬时万念俱消，心身空了一般。呆了片刻，才察觉刚才轰响了一下。是山崩？是屋倒？是对门岭上采石场放炮？再想想，见满天云雾，才不约而同断定：雷！ 这雷劈头劈脑灌下来，到底落在何处，难辨前后左右。又不见雨，十分奇怪。 梓成老倌最怕雷，蹲伏在地上好一阵不敢起来，好像被雷声砸矮了半截，怎么也无法恢复原状。三伢子没注意他，目光投向门外的一片田野：“嘿，看见了！两团火，就打在那边。”梓成老倌窜进门，钻到桌子下怯怯地问：“真看见了？”三伢子说：“确定无疑。是两团，肯定是阴电和阳电，顺着八斗丘滚下去的。”梓成老倌见头上的人又指点议论了一阵，皆平安无事，这才定下神来，跟着伸腰探头。他对三伢子蓄的小胡子从来缺乏好感，不以为然地纠正：“什么阴电阳电？那是雷公车的天火轮子，去年把舒家楼的瓦都轧烂了一片。” 八斗丘那边有人影晃动，有叫喊声。 梓成老倌说：“怕是在捡雷公墨？”他指的是一种落雷处的黑石头，据说小孩戴上这种石头可避惊邪；石头磨成粉给孕妇吃是上好的催生药；要是把石头墨膏杂合细研，用来写诉状，必使正义在公堂得到伸张。 贵胡子说：“怕是雷耕吧？”他说的雷耕是指落雷处常见泥土翻动，恰似耕耘的痕迹。“把我那丝瓜丘也耕一道，就好了。”他又补充。 那边的人声越来越尖锐，不同寻常。虽听不太清楚，大家都敏感到：不好，出大事了，肯定是倒了人！ 三伢子最先跑出门，立在路口侧耳细听一阵，报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名字。 众人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 是他？真是他？真是那家伙？那家伙颇遭村民们怨恨，昨天还被梓成老倌手持菜刀诅咒一番，今日果真得了现世报应？ 好些人心中暗喜，却又觉得欣喜不宜充分暴露，于是面面相觑，从容谨慎地且看人家如何动作。唯独梓成老倌恨之最切，一拍膝，一咬牙，有翻身解放的快感：“后生们，看看，看看呵，这就是样呢！亏心事做得么？世上没有王法，还有天理呢。我说过的，老子那栏里的猪是不大好捉的，彭乡长也说过不能捉的……” 众人没兴致听他说彭乡长，从门口鱼贯而出，朝八斗丘跑去。梓成老倌看着这一群后脑壳，只好遗憾地收住话头，也跟着去凑热闹。他看看一只狗，脑袋一缩，美滋滋地笑笑。那神情，像是有什么人摸了摸他的头，弄得他颇不好意思似的。 有人确实栽倒在田泥中，身边的泥浆都向外浅浅地翻出一圈。大概刚才在担牛栏草，他的一箢粪草翻泼在脑袋边，扁担呢，不知何故飞到数丈以外的水沟里。衣服水淋淋地贴着皮肉。一只眼还未被泥浆糊住，半睁着，直勾勾放出呆光，似乎还盯着田边的一丛野菊花，又似乎在暗暗留意，看谁敢来动弹他。他的嘴里、鼻孔里、头发里全有泥沙，一条蚂蟥顺着他乌色的嘴唇爬到了耳边，兢兢业业地一拱一拱。 三伢子四下张望，颇生奇怪：这里的地势并不算高，火球为何不左不右，偏偏落在这里？莫非真有天意？ 呆子化仁刚才在这里铲田埂，是最早发现雷击惨状的，眼下已全身颤抖不知所措，鼻涕双流地号啕着：“娘哎，娘哎——” 众人七嘴八舌： “冷了么？” “冷了。” “还有气么？” “没气了。” “只怕……” 于是都吓得往后一退，又徐徐探头，目光发直，觉得无话可说。 不知是谁说了句：“呆着干什么？”这才提醒了后生们要干点事。大家上前试着把死者抬上田埂，一路泥水滴滴地往村子里抬。七扯八拉之下，死者的上衣向上收缩，露出了瘪瘪的肚皮和裤带束出的肉痕，还有脐眼边一处蜈蚣模样的伤疤。他喉结挺突如刀背，脑袋晃来晃去地倒悬着，不时被路边的豆苗刷打。 寨子里已鸡犬不宁。一位小脚老太婆慌乱得丢掉菜篮，腰弯得极低，捂着脸嚎嚎地往屋里跑，跑得竟如少年一样快捷。凭这一反常的快跑，到处都有了阴阴的恐惧。凡女人皆贴着屋墙乱窜，像寻求什么庇护却又总无着落，五官都失去焦点一般垮落和散乱，放出一片呜呜的哀哭。奶崽也哄然四散，待在某个角落不敢动弹。“不得了哇，死了人啦！”“造孽哇，刚才还看他活活地在这里吃茶呀！”“还有一窝奶崽，何事长成人呵？”“不得了哇，吾看见他倒的。”“命苦呀，命苦呀！”…… 死者家黑洞洞的门里，进出的人影当然更加稠密。有咣当巨响，不知发生了什么。不知是谁在劝慰，哭闹声中断断续续可闻：“……你顾着自己的身子，你对得起老倌，大家都看见了的。你端饭端水，看牛种菜，还喂十一只猪，没有白天黑夜地做，谁不晓得？……”又有几个或脆或哑的声音，照此大概内容重复着。 哀情是有感染力的，连梓成老倌也忘了仇恨，突然激动起来，大喝一声：“蚯蚓！”三伢子问：“蚯蚓做什么？”梓成老倌说：“蚯蚓血敷肚脐，治得雷伤。”三伢子愤愤地反对：“又是迷信！”梓成老倌说：“这贼娘养的，你怕如今还是‘四人帮’那阵？如今政策开放，允许迷信。”三伢子虽然自以为懂得不少科学，却一时觉得对方的话无法驳倒。既然电视里也在播《西游记》，既然县里的大戏班也在唱吕洞宾，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恐怕用蚯蚓来治雷伤，确实是政策允许的。 在化仁去找蚯蚓的时刻，梓成老倌觉得自己还应该更忙碌一些，便指挥人们下门板，要把死者送往卫生院。一个仇人都如此慷慨热心，男人们当然应该忙得更为卖力。一旦大家都忙得更为卖力，梓成老倌也只能更加大义凛然。他飞起一脚，把路边一只空粪桶踢得咕噜噜滚开去：“娘的，莫挡路！”其实那粪桶根本没挡路。但这种愤慨令人感动，令人闲不住，男人们都争着去抬那门板。没争到的，虚伸着一只手过去，也似乎出了点力。如果连这个热闹也凑不上，便吆喝几声，对围观的奶崽们凶恶一番。 卫生院不太远，不一会死者就送到了这里。 守家的医师受了梓成老倌一支烟，受了他一个笑脸，不动声色地来到死者面前，看见三伢子便问：“这两天进城没有？城里猪板油什么价？”同时一只手探了探死者的脉，又翻了翻死者的眼皮。问：“好久了？” 梓成老倌连忙欠身回答：“就是响雷那时分倒的，你听见了吧？” 医师嗯了一声，“还是猪油好吃，茶油我是没吃得惯。”右手撕开死者的衣襟，摸索了一番，又马骑上去，双掌压住死者的胸口，重重往下一压，停了停，再压。 梓成老倌眨眨眼问：“刘医师，这是干什么？” 三伢子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人工呼吸，这还不懂？” 医师挥挥手，“来个人，对他嘴巴吹气，我叫吹，你就吹。喂，你们寨里要是杀了猪，给我留五六斤肥膘。” 化仁在旁边一直没帮上忙的，连忙说：“我来，我来。”他扑通一声跪在死者面前，嘴巴就过去，吹得呼呼响。气漏掉不少，鼻涕却丝丝落在那冷脸上。 医师皱皱眉头说：“擦掉鼻涕么。” 化仁惭愧地用袖口抹抹鼻子，再吹。 一口气吹下去，死者的胸脯鼓起来，被医师重重压几下，又缓缓回落下去。医师压得很费气力，上身挺成了一个弓形，时而两手并压，时而两掌叠压，压得死者肋骨壳子有喳喳喳的声响，喉管里有嗬嗬嗬的声响，好像那里的部件都乱糟糟不成格局了。不一会，医师额上已有汗珠，喘着大气命令：“打扇，打扇！” “是这样按呵？”梓成老倌大惊，“雷没打死，也要按死吧？死就死，还吃这样大的亏？” 这句话引起了医师的不快，他沉下脸没好气地说：“出去出去，围着做什么？现在就是需要新鲜空气。莫挡风！” 闲人们只好退到卫生院大门外。外面风大，雨落满山叶响，一团团云雾爬上屋阶，亮闪闪的雾珠到处涌动。梓成老倌感到背脊生凉，想到厨房去避避寒，一进门看见高悬的两张猫皮，吓得急急退回屋檐下——这种东西都吃，足见郎中的凶狠。走到另一间房，大概是一间诊室，梓成老倌看见墙上几幅解剖挂图，有红红的肝肠肺肚，顿觉十分恶心。呸，怎么像屠房里一样？也不知是谁家的后生，可怜呵可怜，死了还被这样胡来，竟然还画出来！这样一想，刘医师的人工呼吸就更可疑了。“不能让他这么按！不把我们贫下中农当人么？”他愤愤地声讨，几乎想发动一场民变。 看到众人脸上还没有足够的愤怒，他暂时有点孤掌难鸣。大家只是唉声叹气，说说死者的可怜。有人说：“原先以为他吃冤枉长了蛮多肥膘，今日一看，几根骨头恐怕比我还不如。”又有人说：“可惜，戏班子里少一个角了。你们说他人心歹，不过台上那一路花旦的步子，还只有他走得出来。翻跟头也好看。”还有人说：“聪还是个聪明人呢。三伢子，他拐骗了你的鱼苗钱，不是有本事，如何拐骗得了？要不你试试看。”梓成老倌也点点头：“还真是。那年在青龙峒，还搭伴他厉害，人家五张嘴巴硬是没吵过他。不然的话，枫木营那曹会计还会搞鬼。寒天冷冻，我们把肩膀担肿，还休想回来过年。” 错错落落的一些人影从卫生院里拥出来，抬着一张门板下坡。门板上有个人，蒙头蒙脑的，不辨面目，只有一缕黑发露在被子外面，似露出一点什么秘密。大概又是谁完事了吧？从此省下一份口粮了吧？梓成老倌看着一位号啕大哭的老妇，还有她手中色彩艳丽的一条纱巾，怆怆然感叹：“还是一位娇莲呢。” 大家争着看黑头发，都无语。 那一群人下坡而去，留下泥水中一些脚印，有大脚印，有小脚印，有胶底印，也有草鞋印和木屐印，如一些深意难解的浮雕，一会儿就被雨点冲洗得模糊不清。 屋里传来化仁的嘿嘿一笑。大家不知何故，探头去看，发现那边居然出现了奇迹——死者的脸色已由青转黄，黄中透红，嘴唇的乌色也淡去许多。医师已用湿毛巾一把把洗去了脑袋上的泥污，于是整个脸已鲜明清晰，生机盎然，眼皮微微抽搐了一下，嘴角也不时轻跳，好像就要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梓成老倌上前摸摸他的手，那手竟然是热的，而且柔顺中带刚韧，好像就要抓住你的手来谈谈心。 化仁越吹越来劲，腮帮子鼓成了两个球形，流出了涎水。医师看看手表，又摸脉，又翻眼皮和数呼吸，说：“有点希望了。换个人吹吧，再去打点酒，等下漱口消毒。三伢子你用劲，用劲！” 三伢子正在刘医师的指导下大“按”人工呼吸。众人都议论三伢子一身泡肉，使不上劲，被医师再催，才记起换下化仁的事。梓成老倌对赵家后生说：“你气长，你来。” 赵家后生上去吹了两口，似乎对地上的密密胡桩和一嘴黄牙有点害怕，一个劲用袖口抹嘴，说：“贵叔你来，平时杀猪都请你吹猪尿泡的，你最会吹。” 贵胡子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我有气管炎，一点点气也没有。我去打酒。” 赵家后生见实在推托不掉，狠狠心说：“你以为我怕？老子一个人走黑路过坟山也不怕的。”说着趴下去又是一口，尖削的屁股撅得老高老高。 又过了片刻，医生打了一针，说呼吸和心跳差不多正常了，眼下得把他送到附近一个机械厂去输氧。医师知道那里有焊机用的氧气瓶，可以凑合着用。 梓成老倌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不无犹疑地问：“活了？” “当然活了。” “真的活了？” “真的活了。” “就是说，不死了？” “你们自己看么……”医生说。 梓成看一眼，发现那肤色果然与自己的差不了多少，轻轻哦了一声，松了口气。 众人重新抬起那张门板，你扯我拉的，走上曲曲的山路，步子较为别扭。三伢子已被谁踩了好几脚，只喊娘，建议喊一二一的号令，大家合上步子。可他喊得喉干，未见得门板平稳，还是筛子般簸来簸去。路刚被雨淋，极滑，尤其是下坡时，行人如果踩不到草蔸，只能把脚趾勾起来，使劲往泥里钻，方可稳稳地把身子钉住。而且有时候身子要横着一步步往下探，做蟹行状，一不小心撞到树，就算人没倒下去，但哗啦啦一树的积水落下来，扑打得一个个晕头转向，冷水珠子直往衣领里钻。 “要死要死。”梓成老倌抢先卸下门板的那一角，五官收缩成一团，“哎哟哟，这瘟尸，再抬，恐怕要来抬我了。” 贵胡子也感到气力不足：“歇一下，歇一下。唉，刘医师也不怎么的，索性把他再按活一点，走得路，也省得我们抬呵。” 赵家后生笑得脸上肉一聚：“走得了还要输什么氧？不晓得走回去吃饭？” 梓成老倌现在更感到刘医生的两张猫皮可恶，“输什么氧？有本事就打针下药，到人家厂里去，修蒲滚么？” 于是众人都笑得咧嘴，像一齐准备刷牙。 梓成老倌围着门板转了一圈，细细打量那死而复活的人，咕哝着：“贼娘养的，到底是吃多了冤枉的，这身肉还蛮紧扎，蛮咬肩呢。” 贵胡子说：“咬肩不碍事，你多抬点，来日他会提红包来还礼的。” 梓成老倌冷笑：“还礼？他只会说他命大，雷公都怕了他。” 大家都觉得梓成老倌言之有理。想想看，一个雷公都莫奈何的家伙，以后还不把鼻子翘到天上去？还会把众人放在眼里？贵胡子已经一脸苦相了：“世事就是不平呢，想不得，想不得。这杂种那阵子批这个批那个，上台就是三脚，踢得我骨头不作骨头响。没想到如今老子还来侍候他。” 赵家后生说：“这瘟神好无廉耻，那一年说是排戏，对我妹子动手动脚，我都晓得的。呸，今天老子还来抬它！” 梓成老倌颈根涨粗了一圈，也记起了自己的伤心事：“我那猪呢？不算数了？彭乡长都说了不准捉的，但他公报私仇硬要捉……我肏他八辈子祖宗呵！他还要输什么氧，老子都没输过的，他有什么资格输？” 大家都不失时机地附和：就是就是，没资格的，没资格的。 梓成老倌说到气愤处，点烟的手哆嗦着，火星纷纷落在怀里。他把大火星捉回来塞进烟卷，小的就不去理睬了。好在衣上多泥，不会燃起来。 三伢子看看手表，说：“十四点十七分了，要走了吧？”奇怪的是，他发现大家没有动静。贵胡子的眼睛都没打开。赵家后生还在戳老鼠洞。梓成老倌更是装聋，慢慢地烧着烟，舒缓地一口吞下去，一口吐出来，竟无半点起身的意思。 呆子化仁从不怎么言语，只好把路边的草看了又看，显示他也有事做。他见大家不想动，最后也坐了下来，但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惊号一声，依稀是叫出一个“血”字。大家齐刷刷站起来，围上前，顺着他的指头看，只见门板上那人的左耳里果然有红。 血！确实是流血！这耳朵里怎么出血了？ 怎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出血？ 大家吓了一跳。梓成老倌本想说：“反正他一条吸血虫，流一点血有什么打紧？”但看看旁人紧张的脸色，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快走快走，怕是不行了！” 他们手忙脚乱地抬起了门板。 这天夜里，村民们睡得很晚，一直静候着关于生与死的消息——去机械厂的人都还没回来，岭上还没有松明子和手电筒出现。山乡的春夜还是很凉，火塘里噼噼啪啪跳着火苗，有的火星扶摇直上黑苍苍的屋顶。周围的老少都被火光映红了脸面。他们裹着棉袄，抄着袖筒，缩头缩脑的，看上去比白日里老了许多。某位有心人见此情景也许会突然觉得：原来人都是在夜里变老的。 寨子深处有敲竹筒和锣鼓的声音，那是遭雷祸的一家在杀牛敬鬼，祈求亲人平安。声音越来越近，其实是夜越来越静的缘故。一只大鸟嘎嘎长啸，越过屋顶飞入静夜。老人们寻思半晌，拿不准这是凶兆还是吉兆。 那个人也许活着。 那个人也许死了。 再细听一阵，有一缕怪异的声音飘来，初听以为是猫嚎，细听才辨出是婴孩的哭泣——是赵家媳妇落生了吧？ 1985年11月 爸爸爸 爸爸爸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人民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已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意文、西文、荷文、日文、韩文、越文等。 一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 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很快学会了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x妈妈”。后一句粗野，但出自儿童，并无实在意义，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比方当作“x吗吗”也是可以的。 三五年过去了，七八年也过去了，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吃饱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颗残饭，胸前油水光光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大笑，他也很开心。要是你生气，冲他瞪一眼，他也深谙其意，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x吗吗”，掉头颠颠地跑开去。 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分准备，运上一口长气，才能翻上一个白眼。掉头也是很费力的，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锤摇来晃去，须甩出一个很大的弧度，才能稳稳地旋到位。他跑起路来更费力，深一脚浅一脚找不到重心，靠整个上身尽量前倾，才能划开步子，靠目光扛着眉毛尽量往上顶，才能看清方向。他一步步跨度很大，像赛跑冲线的动作在屏幕上慢速放映。 都需要一个名字，上红帖或墓碑，于是他就成了“丙崽”。 丙崽有很多“爸爸”，却没见过真正的爸爸。据说父亲不满意婆娘的丑陋，不满意她生下了这么个孽障，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很早就贩鸦片出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已经被土匪裁了，有人说他还在岳州开豆腐坊，有人则说他拈花惹草，把几个钱都嫖光了，某某曾亲眼看见他在辰州街上讨饭。他是否存在，说不清楚，成了个不太重要的谜。 丙崽他娘种菜喂鸡，还是个接生婆。常有些妇女上门来，在她耳边叽叽咕咕一阵，然后她带上剪刀什么的，跟着来人交头接耳地出门去。那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她剪下了不少活脱脱的生命，自己身上落下的这团肉却长不成个人样。她遍访草医，求神拜佛，对着木头人或泥巴人磕头，还是没有使儿子学会第三句话。有人悄悄传说，多年前她在灶房里码柴，曾打死一只蜘蛛。那蜘蛛绿眼赤身，有瓦罐大，织的网如一匹布，拿到火塘里一烧，气味臭满一山三日不绝。那当然是蜘蛛精了。冒犯神明，现世报应，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知她听说过这些没有，反正她发过一次疯病，被人灌了一嘴大粪，病好了，还胖了些，胖得像个禾场滚子，腰间一轮轮肉往下垂。只是像儿子一样，间或也翻一个白眼。 母子住在寨口边一栋木屋里，同别的人家一样，木屋在雨打日晒之下微微发黑，木柱木梁都毫无必要地粗大厚重——这里的树反正不值钱。门前有引水竹管，有猪屎狗粪，有经常晾晒着的红红绿绿的小孩衣裤以及被褥，上面荷叶般的尿痕当然是丙崽的成果。丙崽呢，在门前戳蚯蚓，搓鸡粪，抓泥巴，玩腻了，就挂着鼻涕打望人影。碰到一些后生倒树归来或上山去“赶肉”——就是去打野猪，他被那些红扑扑的脸所感动，会友好地喊一声：“爸爸——” 哄然大笑。 被他眼睛盯住了的后生，往往会红着脸气呼呼地上来，骂几句粗话，对他晃一晃拳头。要不，干脆在他的葫芦脑袋上敲一丁公。 有时，后生们也互相逗耍。某个后生笑嘻嘻地拉住他，指着另一位开始教唆：“喊爸爸，快喊爸爸。”见他犹疑，或许还会塞一把红薯片子或炒板栗。当他照办之后，照例会有一阵旁人的开心大笑，照例会有丁公或耳光落在他头上。如果他愤怒地回敬一句“x吗吗”，昏天黑地中，头上就火辣辣地更痛了。 两句话似乎是有不同意义的，可对于他来说，效果都一样。 他会哭，哇的一声哭出来。 妈妈赶过来，横眉瞪眼地把他拉走，有时还拍着巴掌，拍着大腿，蓬头散发地破口大骂。如果骂一句，在胯里抹一下，据说就更能增强语言的恶毒。“黑天良的，遭瘟病的，要砍脑壳的！渠是一个宝崽，你们欺侮一个宝崽，几多毒辣呀。老天爷你长眼呀，你视呀，要不是吾，这些家伙何事会从娘肚子里拱出来？他们吃谷米，还没长成个人样，就烂肝烂肺，欺侮吾娘崽呀……” “视”是看的意思。“渠”是他的意思。“吾”是我的意思。“宝崽”是“呆子”的意思。她是山外嫁进来的，口音古怪，有点好笑和费解。但只要她不咒“背时鸟”——据说这是绝后的意思，后生们一般不会怎么计较，笑一阵，散开去。 骂着，哭着，哭着又骂着，日子还热闹，似乎还值得边抱怨边过下去。后生们在门前来来往往，一个个冒出胡桩和皱纹，背也慢慢弯了，直到又一批挂鼻涕的奶崽长成门长树大的后生。只有丙崽凝固不动，长来长去还是只有背篓高，永远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了好几年，但他的脸相明显见老，额上叠着不少抬头纹。 夜晚，母亲常常关起门来，把他稳在火塘边，坐在自己的膝下，膝抵膝地对他喃喃说话。说的词语，说的腔调，说话时悠悠然摇晃着竹椅的模样，都像其他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你这个奶崽，往后有什么用呵？你不听话，你教不变，吃饭吃得多，穿衣最费布，又不学好样。养你还不如养条狗，狗还可以守屋。养你还不如养头猪，猪还可以杀肉呢。呵呵呵，你这个奶崽，有什么用啊，睚眦大的用也没有，长了个鸡鸡，往后哪个媳妇愿意上门？……” 丙崽望着这个颇像妈妈的妈妈，望着那死鱼般眼睛里的光辉，觉得这些嗡嗡的声音一点也不新鲜，舔舔嘴唇，兴冲冲地顶撞：“x吗吗。” 母亲也习惯了，不计较，还是悠悠然地前后摇着身子，把竹椅摇得吱呀呀地响。 “你收了亲以后，还记得娘么？” “x吗吗。” “你生了娃崽以后，还记得娘么？” “x吗吗。” “你当了官发了财，会把娘当狗屎嫌吧？” “x吗吗。” “一张嘴只晓得骂人，好厉害咧。” 丙崽娘笑了，笑得眼小脖子粗。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对话，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亲情享受。 二 寨子落在大山里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托你浮游。 小岛上并不寂寞。有时可见树上一些铁甲子鸟，黑如焦炭，小如拇指，叫得特别焦脆和洪亮，有金属的共鸣声。它们好像从远古一直活到现在，从没变什么样。有时还可见白云上飘来一片硕大的黑影，像打开了的两页书，粗看是鹰，细看是蝶，粗看是黑灰色的，细看才发现黑翅上有绿色、黄色、橘红色等复杂的纹络斑点，隐隐约约，似有非有，如同不能理解的文字。 行人对这些看也不看，毫无兴趣，只是认真地赶路。要是觉得迷路了，赶紧撒尿，赶紧骂娘，据说这是对付“岔路鬼”的办法。 点点滴滴一泡热尿，落入白云中去了。云下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似与寨里的人没有多大关系。秦时设过郡，汉时也设过郡，到明代“改土归流”……这都是听一些进山来的牛皮商和鸦片贩子说的。说就说了，山里却一切依旧，吃饭还是靠自己种粮。官家人连千家坪都不常涉足，从没到山里来过。 种粮是实在的，蛇虫瘴疟也是实在的。山中多蛇，蛇粗如水桶，蛇细如竹筷，常在路边草丛嗖嗖地一闪，对某个牛皮商的满心喜悦抽上黑黑的一鞭。据说蛇好淫，即便被装入笼子里，见到妖娆妇女，还会在笼中上下顿跌，躁动不已，几近气绝。取蛇胆也不易，据说击蛇头则胆入尾，击蛇尾则胆入头，耽搁久了，蛇胆化水，也就没用了。人们的办法是把草扎成妇人形，涂饰彩粉，引淫蛇抱缠游戏之，再割其胸取胆，那色胆包天的家伙在这一过程中竟陶陶然毫无感觉。还有一种挑生虫，春夏两季多见，人一旦染上虫毒，就会眼珠青黄，十指发黑，嚼生豆不腥，含黄连不苦，吃鱼会腹生活鱼，吃鸡会腹生活鸡。在这种情况下，解毒办法就是赶快杀一头白牛，让患者喝下生牛血，对满盆牛血学三声公鸡叫。 至于满山密密的林木，同大家当然更有关系了。大雪封山时，寄命一塘火。大木无须砍断，从门外直接插入火塘，一截截烧完便算完事。以至这里的火塘都直接对着大门，可减少劈柴的劳累。有一种柟木，长得很直，质地紧密，祛虫防蚁，有微香，长至几丈或十几丈才撑开枝叶。古代常有采官进山，催调徭役倒伐这种树，去给州府做宫室的楹栋，支撑官僚们生前的威风。山民们则喜欢用它打造舟船，远远行至辰州、岳州、乃至江浙，由那些“下边人”拆船取材，移作他用，琢磨成花窗或妆匣。下边人把这种树木称为香柟。 人们出山当然有危险。木船或木排循溪水下行，遇到急流险滩，稍不留神就会船毁排散，尸骨不存。这是第一条。碰上祭谷神的，可能取了你的人头。碰上剪径的，可能钩了你的车船，剐了你的钱财。这是第二条。还有些妇人，用公鸡血掺和几种毒虫，干制成粉，藏于指甲缝中，趁你不留意时往你茶杯中轻轻一弹，令你饮茶之后暴死于途。这叫“放蛊”。据说放蛊者由此而益寿延年，至少也要攒下一些留给来世的阴寿。当然是害怕蛊惑，此地的青壮后生一般不会轻易远行，远行也不敢随便饮水，实在干渴难忍，视潭中或井中有活鱼游动，才敢前去捧喝两口。 有一次，两个汉子身上衣单，去一个石洞避风雨，摸索到洞里，发现那里有一大堆骷髅，石壁上还有刀砍出来的一些花纹，如鸟兽，如地图，似蝌蚪文，全不可解。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谁知道这是不是一次放蛊的后果？ 加上大岭深坑，山路崎岖，大树实在不易外运，于是长了也是白长，派不上多大用场，雄姿英发地长起来，又在阳光雨露下默默老死山中。枝叶腐烂，年年厚积，若有人软软地踏上去，腐积层就冒出几注黑汁和一些水泡，冒出阴湿浓烈的酸臭，浸染着一代代山猪和野豹的号叫。这些叫声总是凄厉而悠长。 村村寨寨所以都变黑了。 这些村寨不知来自何处。有的说来自陕西，有的说来自广西，说不太清楚。他们的语言和山下的千家坪的就很不相同。比如把“说”说成“话”，把“站立”说成“倚”，把“睡觉”说成“卧”，把近指的“他”与远指的“渠”严格区分，颇有点古风。人际称呼也特别古怪，好像是很讲究大团结，故意混淆远近和亲疏，于是父亲被称为“叔叔”，叔叔被称作“爹爹”，姐姐成了“哥哥”，嫂嫂成了“姐姐”，如此等等。“爸爸”一词，还是人们从千家坪带进山来的，暂时算不上流行。所以，按照这里的老规矩，丙崽家那个离家远走杳无音信的人，应该是丙崽的“叔叔”。 这当然与他没太大关系。叫爹爹也好，叫叔叔也罢，丙崽反正从未见过那人。就像山寨里有些孩子一样，丙崽无须认识父亲，甚至不必从父姓。如果不是母亲吐露往事，他们可能永远不知自己的骨血与哪一个汉子有关。 但人们还是有认祖归宗的强烈冲动。对祖先较为详细的解释，是古歌里唱的。山里太阳落得早，夜晚长得无聊，大家就懒懒散散地串门，唱歌，摆古，说农事，说匪患，打瞌睡，毫无目的也行。坐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是那些灶台和茶柜都被山猪油抹得清清亮亮的殷实人家。壁上有时点着山猪油灯壳子，发出淡蓝色的光，幽幽可怖。有时人们还往铁丝编成的灯篮里添块松膏，待松膏烧得噼啪一炸，铜色火光煌煌一闪，灯篮就睡意浓浓地抽搐几下。火塘里的青烟冒出来，冬天可用来取暖，夏天可用来驱蚊。栋梁壁顶都被烟火熏得黑如焦炭，浑然黑色中看不清什么线条和界线，只有一股清冽的烟味戳鼻。要是火烧得太旺，气流上冲，梁上一根根灰线子不断摇晃，点点烟屑从天而降，翻舞飞腾，最后飘到人们的头上、肩上或者膝头上，不被人们注意。 德龙最会唱歌，包括唱古歌。他没有胡子，眉毛也淡，平时极风流，妇女们一提起他就含笑切齿咒骂。他天生的娘娘腔，嗓音尖而细，憋住鼻腔一起调，一句句像刀子在你脑门顶里剜着，刮着，挤着，让你一身皮肉发紧。大家紧惯了，还紧出了满心的佩服：德龙的喉咙真是个喉咙呵！ 他揣着一条敲掉了毒牙的青蛇，跨进门来，嬉皮笑脸，被大家取笑一番以后，不劳多劝就会盯住木梁，捏捏喉头，认真地开唱： 辰州县里好多房？ 好多柱来好多梁？ 鸡公岭上好多鸟？ 好多窝来好多毛？ 这类“十八扯”相当于开场白或定场诗，是些不打紧的铺垫。唱得气顺了，身子热了，眼里有邪邪的光亮迸出，风流情歌就开始登场： 思郎猛哎， 行路思来睡也思， 行路思郎留半路， 睡也思郎留半床。 德成风流，最愿意唱风流歌，每次都唱得女人们面红耳赤地躲避，唱得主妇用棒槌打他出门。当然，如果寨里有红白喜事，或是逢年过节祈神祭祖，那么照老规矩，大家就得表情肃然地唱“简”，即唱历史，唱死去的人。歌手一个个展开接力唱，可以一唱数日不停，从祖父唱到曾祖父，从曾祖父唱到太祖父，一直唱到远古的姜凉。姜凉是我们的祖先，但姜凉没有府方生得早。府方又没有火牛生得早。火牛又没有优耐生得早。优耐是他爹妈生的，谁生下优耐他爹呢？那就是刑天——也许就是晋人陶潜诗中那个“猛志固常在”的刑天吧？刑天刚生下来的时候，天像白泥，地像黑泥，叠在一起，连老鼠也住不下。他举起斧头奋力大砍，天地才得以分开。可是他用劲用得太猛啦，把自己的头也砍掉了，于是以后成了个无头鬼，只能以乳头为眼，以肚脐为嘴，长得很难看的。但幸亏有了这个无头鬼，他挥舞着大斧，向上敲了三年，天才升上去；向下敲了三年，地才降下来。这才有了世界。 刑天的后代怎么来到这里呢？——那是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五支奶和六支祖住在东海边上，发现子孙渐渐多了，家族渐渐大了，到处都住满了人，没有晒席大一块空地。怎么办呢？五家嫂共一个舂房，六家姑共一担水桶，这怎么活下去呵？于是，在凤凰的提议下，大家带上犁耙，坐上枫木船和楠木船，向西山迁移。他们以凤凰为前导，找到了黄泱泱的金水河，金子再贵也是淘得尽的。他们找到了白花花的银水河，银子再贵也是挖得完的。他们最后才找到了青幽幽的稻米江。稻米江，稻米江，有稻米才能养育子孙。于是大家唱着笑着来了。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 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 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又行行兮天坳口， 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据说，曾经有个史官到过千家坪，说他们唱的根本不是事实。那人说，刑天是争夺帝位时被黄帝砍头的。此地彭、李、麻、莫四大姓，原来住在云梦泽一带，也不是什么“东海边”。后因黄帝与炎帝大战，难民才沿着五溪向西南方向逃亡，进了夷蛮山地。奇怪的是，这些难民居然忘记了战争，古歌里没有一点战争逼迫的影子。 鸡头寨的人不相信史官，更相信他们的德龙——尽管对德龙的淡眉毛看不上眼。眉淡如水，完全是孤贫之相。 德龙唱了十几年，带着那条小青蛇出山去了。 他似乎就是丙崽的父亲。 三 丙崽对陌生人最感兴趣。碰上匠人或商贩进寨，他都会迎上去大喊一声“爸爸”，吓得对方惊慌不已。 碰到这种情况，丙崽娘半是害羞，半是得意，对儿子又原谅又责怪地呵斥：“你乱喊什么？要死呵？” 呵斥完了，她眉开眼笑。 窑匠来了，丙崽也要跟着上窑去看，但窑匠说老规矩不容。传说烧窑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南征时路过这里教给山民们的，所以现在窑匠动土，先要挂一太极图顶礼膜拜。点火也极有讲究，须焚香燃炮在先，南北两处点火在后，窑匠念念有词地轻摇鹅毛扇——诸葛亮不就是用的鹅毛扇吗？ 女人和小孩不能上窑，后生去担泥坯也得禁恶言秽语。这些规矩，使大家对窑匠颇感神秘。歇工时，后生就围着他，请他抽烟，恭敬地讨教技艺，顺便也打听点山外的事。这其中，最为客气的可能要数石仁，他一见窑匠就喊“哥”喊“叔”，第二句就热情问候“我嫂”“我婶”——指窑匠的女人。有时候对方反应不过来，不知道他是扯上了谁。三言两语说亲热了，石仁还会盛情邀请窑匠到他家去吃肉饭，吃粑粑，去“卧夜”。 石仁对窑匠最讨好，但一再讨好的同时也经常添乱，不是把堆码的窑坯撞垮了，就是把桶模踩烂了，把弓线拉断了，气得窑匠大骂他“圆手板”和“花脚乌龟”，后来干脆不准他上窑来——权当他是另一个丙崽。 这使他多少有些沮丧和落寞。他外号仁宝，是个老后生，虽至今没有婚娶，但自认为是人才，常与外来的客人攀攀关系。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溜进林子里，偷看女崽们笑笑闹闹的溪边洗澡，被那些白色影子弄得快快活活的心痛。但他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作为补偿，就常常去看小女崽撒尿，看母狗母猪母牛的某个部位。有一次，他用木棍对一头母牛进行探究，被丙崽娘看见了。这婆娘爱拨弄是非，回头就找这个嘀咕几句，找那个嘀咕几句，眉头跳跳的，见仁宝来了才镇定自若地走开。后来仁宝上山挖个笋子，刮点松膏，或是到牛栏房去加点草料，也总看见那婆娘探头探脑，装着在寻草药什么的，死鱼般的眼睛充满信心地往这边瞥一瞥，瞥得仁宝心里发毛。 仁宝没理由发作，骂了阵无名娘，还是不解恨，只好在丙崽身上出气，一见到他，注意到周围没什么旁人，就狠狠地在他脸上扇耳光。 小老头被打惯了，经得打，嘴巴歪歪地扯了几下，没有痛苦的表情。 石仁再来几下，直到手指有些痛。 “x吗吗，x吗吗……”小老头这才感到形势不妙，稳稳地逃跑。 仁宝追上去，捏紧他的后颈皮，逼着他给自己磕了几个响头，直到他额上有几颗陷进皮肉的沙粒。 他哇哇哭起来。但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一张哑巴嘴说不清谁是凶手，只能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出来，愤怒地揪自己的头发，咬自己的手指，朝着天大喊大叫，疯了一样。 丙崽娘在他身上找了找，没发现什么伤痕，“哭，哭死呵？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丙崽气绝，把自己的指头咬出血来。 就这样，仁宝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子加倍偿还，他自己躲在远处暗笑。不过，丙崽后来也多了心眼。有一次再次惨遭欺凌，待母亲赶过来，他居然止住哭泣，手指地上的一个脚印：“x吗吗”。那是一个皮鞋底印迹，让丙崽娘一看就真相大白。“好你个仁宝臭肠子哎，你鼻子里长蛆，你耳朵里流脓，你眼睛里生霉长毛呵？你欺侮我不成，就来欺侮一个蠢崽，你枯脔心毒脔心不得好死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丙崽去寻找凶手，“贼娘养的你出来，你出来！老娘今天把丙崽带来了，你不拿刀子杀了他，老娘就同你没完！你不拿锤子锤瘪他，老娘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这一夜，据说仁宝吓得没敢回家。 不过，后来仁宝同她并没有结仇，一见到她还“婶娘”前“婶娘”后地喊得特别甜。帮她家舂个米，修个桶，找窑匠讨点废砖瓦，都是挽起袖子轰轰烈烈地干。摘了几个南瓜或几个包谷，也忙着给她家送去。有人说，他是同丙崽娘打过一架，但打着打着就搂到一起去了，搂着搂着就撕裤子了——这件事就发生在他们去千家坪告官的路上，就发生在林子里，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当时丙崽“x吗吗x吗吗”地骑到仁宝的头上揪打，反而被他娘一巴掌扇开，被赶到一边去，也不知是真是假。 反正结果有点蹊跷。看见仁宝有时给呆子一把杨梅或者红薯片，妇女们免不了更多指指点点：真的吗？不会吧？诸如此类。 丙崽对红薯片并不领情，一把掷回仁宝。“x吗吗。” “你疯呵？好吃的。” “x吗吗！” “我x你妈妈呢。” 丙崽一口浓痰吐到仁宝的身上。 妇女们大笑：仁宝伢子，这下知道了吧？要x吗吗还不容易呵……她们没说完，差点笑得气岔，羞得仁宝一脸涨红夺路而逃。大概是受到笑声的鼓舞，丙崽左右看看，更加猖狂起来，把自己拉的屎抓了个满手，偏斜着脑袋，轮出一个白眼，继续追击仁宝，一路“x吗吗x吗吗x吗吗”，竟把一条汉子追得满山跑。 仁宝跑下山去了。直到半个多月以后，他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他头发剪短了，胡桩刮光了，还带回了一些新鲜玩意儿，一个玻璃瓶子，一盏破马灯，一条能长能短的松紧带子，一张旧报纸或一张不知是何人的小照片。他蹬着一双更不合脚的旧皮鞋壳子，在石板路上嘎嘎咯咯地响，很有新时代气象。“你好！”他逢人便招呼，招呼的方式很怪异，让大家听不大懂。你什么好呢？又没生病，能不好么？ 仁宝的父亲仲满是个裁缝，看见菜园里杂草深得可以藏一头猪，气不打一处来，对儿子脚下的皮鞋最感到戳眼：“畜生！死到哪里去了？有本事就莫回来！” “你以为我想回来？我一进门就脔心冲。” “你还想跑？看老子不剁了你的脚！” “剁就要剁死，老子好投胎到千家坪去。” “到千家坪，吃金子屙银子是吧？” “千家坪的王先生穿皮鞋，鞋底还钉了铁掌子，走起来当当地响，你视过？” 仲满没见过什么钉铁掌的皮鞋，不便吭声，停了片刻才说：“皮鞋子上不得坡，下不得河，不透气，穿起来脚臭，有什么稀奇？” “铁掌子，我是说铁掌子。” “只有骡马才钉掌子，你不做人，想做畜生？” 仁宝觉得父亲侮辱了自己的同志，十分恼怒，狠狠地报复了一句：“辣椒秧子都干死了，晓得么？” 叭——裁缝一只鞋摔过来，正打中仁宝的脑袋。他不允许儿子如此不遵孝道。 “哼！” 仁宝怕第二只鞋子，但坚强地不去摸脑袋，冲冲地走进楼上自己的房间，继续戳他的旧马灯罩子。 听说他挨了打，后生们去问他，他总是否认，并且严肃地岔开话题：“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太落后了，不是人活的地方。” 后生们不明白“保守”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玻璃瓶子和马灯罩子有何用途，于是新名词就更有价值，能说新名词的仁宝也更可敬。人们常见他愤世嫉俗，对什么也看不顺眼，又见他忙忙碌碌，很有把握地在家里研究着什么。有时研究对联，有时研究松紧带子，有时研究烧石灰窑。有一回，还神秘地告诉后生们：他在千家坪学会了挖煤，现在他要在山里挖出金子来。金子！黄泱泱的金子哩！ 他真的提着山锄，在山里转了好几天。有几个想沾光的后生，偷偷地跟着看，看了几天，发现他并没有真正动手。 对付同伴们的疑惑，他宽容地笑一笑，然后拍拍对方的肩，贴心地作些勉励：“就要开始了，听说没有？上面来人了，已经到了千家坪，真的。” 或者说：“就要开始啦，真的，明天就会落雪，秧都靠不住。”说完回头望一望什么，似乎总有个无形的人在跟着他。 有时甚至干脆只有一句：“你等着吧，可能就在明天。” 这些话赫赫有威，使同伴们好奇和崇敬，但大家不解其中深意，仍是一头雾水。要开始，当然好，要开始什么呢？要怎么开始呢？是要开始烧石灰窑，还是要开始挖金子，还是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下山去做上门女婿？不过众人觉得他蹬着皮鞋壳子，总有沉思的表情，想必有深谋远虑。邀伴去犁田、倒树或者砍茅草，干这一类庸俗的事，不敢叫他了。 仁宝从此渐渐有了老相，人瘦毛长一脸黑。他两眼更加眯，没看清人的时候，一脸戳戳的怒气。看清了，就可能迅速地堆出微笑。尤其是对待一些不凡人士：窑匠、木匠、界（锯）匠、商贩、读书人、阴阳先生，等等，他总是顺着对方的言语，及时表示出惊讶，愤慨，惋惜，欢喜，乃至悲天悯人的庄严。随着他一个劲地点头，后颈上一点黑壳也有张有弛。当然，奉承一阵以后，他也会巧妙地暗示自己到过千家坪，见识过那里的官道和酒楼。有时他还从衣袋摸出一块纸片，谦虚谨慎地考一考外来人，看对方能否记得瓦岗寨的一条好汉到六条好汉，能否懂一点对联的平仄。 这一天，寨子里照例祭谷神，男女老少都聚集在祠堂。仁宝大不以为然，不过受父亲鞋底的威胁，还是不得不去应付一下。只是他脸上一直充满冷笑。可笑呵，年年祭谷神，也没祭出个好年成，有什么意思？不就是落后么？他见过千家坪的人作阳春，那才叫真正的作家，所谓作田的专家。哪像这鬼地方，一年只一道犁，甚至不犁不耙，不开水圳也不铲田埂，更不打粪凼，只是见草就烧一把火，还想田里结谷？再说就算田里结了谷，与他的雄图大志有何关系？他看到大家在香火前翘起屁股下拜，更觉得气愤和鄙夷。为什么不行帽檐礼？什么年月了，怎么就不能文明和进步？他在千家坪见过帽檐礼的，那才叫振奋人心！ 他自信地对身边一个后生说：“会开始的。” “开始？”后生不解地点点头。 “你要相信我的话。” “相信，当然相信。” 他觉得对方并非知音，没什么意思。于是目光往左边的女人们投过去。有个媳妇，晃着耳环，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汗珠。跪下去时没注意，侧边的裤缝胀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白肉。仁宝眯着眼睛，看不太清楚，不过这已经足够，可以让他发挥想象，似乎目光已像一条蛇，从那窄窄的缝里钻了进去，曲曲折折转了好几个弯，上下奔窜，恢恢乎游刃有余。他在脑子里已经开始亲热那位女人的肩膀、膝盖，乃至脚上每个趾头，甚至舌尖有了点酸味和咸味…… 直到叭的一声，他感觉脑门顶遭到重重一击才猛醒过来。回头一看，是丙崽娘两只冒火的大圆眼，“你娘的x，借走老娘的板凳，还不还回来？” “我……什么时候借过板凳？” “你还装蒜？就不记得了？”丙崽娘又一只鞋子举起来了。 四 女人们白天爱串人家，偷偷地沿着屋檐溜进东家或西家，凑在火塘边叽叽咕咕，茶水喝干了几吊壶，尿桶里涨了好几寸，直说得个个面色发白，汗毛倒竖，才拿起竹篮或捣衣的木槌，罢休而去。 一般来说，她们谈得最多的是婚嫁之事。比如说，哪个男人暗取了哪个女子的一根头发，念上七十二遍“花咒”，就把那女子迷住了。又比如说，哪个女子未婚先孕，用大凉的蓝靛打胎，居然打出了一个满身长毛的猴子。如此等等。有时候，她们也讨论一些不祥之兆：某家的鸡叫起来像鸭；腊月里居然没下一场雪；还有丙崽娘去岭那边接生带回的消息，说鸡尾寨的三阿公坐在屋里被一条大蜈蚣咬死，死了两天还没有人知道，结果有只脚被老鼠吃去一半——这些事端是不是有些不吉？ 但后来又有人说，三阿公并没有死，前两天还看见他在坡上扳笋子。这样一说，三阿公又变得恍恍惚惚，有无都成为一个问题了。 像要印证这些兆头，后来一阵倒春寒，下了一阵冰雹，田里大部分禾苗都冻成了黑水，只剩下稀稀拉拉几根，像没有拔尽的鸡毛。几天后暴热，田里又多虫，稻谷都长成了草。粮食立刻就成了焦心的话题。家家都觉得奶崽太多，太能吃，又觉得米桶太浅，一舀就见底。有人开始借谷，一借就有了连锁反应，不管桶里有谷没谷的，都踊跃地借，大张旗鼓地借，以示自己也会盘算别人。丙崽娘也借得要死要活的，其实她这几年大模大样地积德，义务照看祠堂，偷偷省下了不少猫粮。祠堂里不能没有猫，不然老鼠啃了族谱和牌位怎么办？搅了祖宗的安宁怎么办？养猫也不能没有猫粮。丙崽娘每年从公田收成里分得两担谷，每天拿瓦罐盛半罐饭，吆吆喝喝从一些门户前经过，说是去送猫食，其实一进祠堂就自己吃了。只可怜那只饿猫，只吃点糠粉野菜，饿得皮包骨，成天蚊子一样尖叫。 靠这只老猫，娘崽两个居然混过了春荒。大家似乎知道这个中机巧，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她横眉竖眼，装着没听见就是。 一直借到寨子里人心惶惶，女人们又开始谈起杀人祭谷神。丙崽娘有点兴高采烈，积极投入了这场对谷神的议论。得闲的时候，就带上针线鞋底，拉上丙崽，矮胖的身子左一顿，右一顿，屁股磨进一家家高大的门槛。对一些没听说过谷神的女崽，她谆谆教导：这可是个老规矩呐。不杀人是不能祭谷神的，要杀人就要杀个男的，选头发最密的杀，肉块都分给狗吃。杀到哪一家，就叫哪一家“吃天粮”……说得女子睁大眼睛，脸色发白，相互挤靠得越来越紧。她又笑起来，神秘地压低声音：“你屋里不会吃天粮的，放心。你男人头发胡子都稀么……不过，也不蛮稀。”或者说：“你屋里不会吃天粮的，放心。你竹哥太瘦了，没有几斤肉，不过……也不蛮瘦。嗯啦。” 她圆睁双眼，把一户户女人都安慰得心惊肉跳之后，才弯着一个指头，把碗里的茶叶扒起来，嚼得吱吱响，严肃认真地告别：“吾去视一下。” “视一下”有很含混的意思，包括我去打听一下，我去说说情，有我做主，或者是我去看看我的鸡埘什么的，都通。但在女人们的恐慌中，这种含混也很温暖，似乎也值得寄予希望。 实在是割野葱去了。 然后是看鸡埘去了。 鸡埘那边就是仁宝父子的家。丙崽娘看完鸡埘，总是朝那边望一眼。这一眼的意思也很模糊，似乎是招呼，似乎是警惕，似乎是窥探隐私，似乎是不示弱地挑战：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每天都这样偷偷地望几眼，叫仲裁缝心里猫抓似的。 仲裁缝恨女人，尤恨丙崽他娘，那个圆不圆瘪不瘪的家伙。说起来，她还算他的弟媳，又与他为邻，两家地坪相连树荫相接，要是拆了墙壁，大家会发现对方也不过是吃饭、睡觉、训儿子，没什么两样。但越接近就越看得清楚，看出些不一样来。丙崽娘常常挑起一竹篙女人的衣裤，显眼地晒在地坪里，正冲着裁缝的大门，使他一出门就觉得晦气，这不是有辱斯文么？她还经常在地坪里摊晒一些胞衣，作为大补佳药拿去吃，或卖钱。那些婆娘们腹中落下来的肉囊，有血腥气，在晒席上翻来滚去的，晒出一条条皱纹，恰似一个个鬼魂，令人须发倒竖。 不过，这一切都不如她那眼光可恶。似乎是心不在焉地瞅一眼，有毫无理由的理由，有毫不关心的关心，像投来一条无形的毒蛇。堂堂仲满的儿子就是被这样的毒蛇缠住，乱了辈分，毁了伦常，闹出一些恶浊不堪的闲言，岂不是往他仲满耳朵里灌脓？ “妖怪！” 有一天，仲裁缝在大门口怒骂。 地坪里没有他人，只有丙崽娘。她架起一条腿，撕剥脚皮，哼了一声，吐出一口痰，又狠狠剥下两大块茧皮。 就这样交了恶。 但仲裁缝从来不对丙崽做手脚。有一回，小老头怯怯地来到他家门口，研究了一下他脸上的麻子，吐了两个痰泡，把一团绿色鼻涕抹在布料上。裁缝忍无可忍，但还是没有恶语，只是横了一眼，旋即把布料塞进灶口，烧了。 避女人与小子，乃有君子之风。仲裁缝算不算君子，不好说。但他从不与女人交道，从不同后生笑闹，在寨子里是个颇有“话份”的长者。话份在这里也是一个含糊概念，初到这里来的人许久还弄不明白。似乎有钱，有一门技术，有一把胡须，有一个很出息的儿子或女婿，就有了所谓话份。后生们都以毕生精力来争取话份。 有话份，就意味着有人来听你说话。仲裁缝粗通文墨，自婆娘早死之后，孤独度日，睛耕雨读，翻破了几本六叔留下来的线装书，知道不少似真似假的旧事。晋公子重耳、吕洞宾、马伏波，还有他最为崇拜的贤相诸葛亮，都常在他嘴中出入。尤其是坐在火塘边的时候，他把竹烟管喝得嗬嗬的响，慢条斯理说一句，停半天再说一句，三个字一顿，五个字一断，间或夹上一声“哎”，久久没有下文，目光茫茫然，不像是在同听者说话，而是在同死去的先人禅对。后生们望着他脸上几颗冷峻的阴麻子，不敢催促他。 “汽车算个卵。”他说，“卧龙先生，造了木牛流马，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只怪后人太蠢，就失传了。” 他还说：“先人一个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日行三百。哪像现在，生出那号小杂种，茄子不是茄子，豆角不是豆角。” 大家知道他是说丙崽。 “先人真有那么高大？”有个后生表示怀疑，“上次我们挖坟砖，挖出来的骨头同我们的差不多，没长到哪里去呵。” “晓得什么！”仲满哼了一声，“人死了，骨头就缩了。” “那年千家坪唱戏，诸葛亮还是个矮子。” “书真戏假，戏台上的事能信么？” 他越这样崇敬古人，越觉得日子不顺心。摇着蒲扇，还是感到闷，鼻尖上直冒汗——呸，妖怪，先前哪有这么热呢？那时候六月天的夜里也要盖被子呵。他觉得椅子也很不合意，吱吱呀呀叫得很阴险——妖怪，如今的手艺也真是哄鬼呵，哪像先前一张椅子，从出嫁坐到做外婆，还是紧紧实实的。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了卧龙先生，这世道恐怕是要败了，这鸡头寨怕是要绝人了。 眼下，听人们都在议论天灾，议论杀人祭谷神，听得让人烦。他坐在家里不知要如何才好。好像出了点问题，仔细思量，才知是自己肚子饿。近来很少有人接他去做衣，即使接他去做上门工，主家的饭食也越来越稀软——此事最不可容忍。人是铁，饭是钢么，人吃饭怎么成了猪吃潲？如果米饭不是粒粒如铁砂，他情愿不摸筷子。当然，更让他寒心的是，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他五十岁大寿。想想看，寿星佬居然饿着，这日子还能过？ “仁拐子！”他叫喊。 没有人回答。 “仁拐子，要舂米啦！” 他又喊了一声，上楼去找找，还是没有找到米，只有半箩瘪壳谷，充其量只能拿来喂喂鸡。还有去年攒下来一担包谷和几十个南瓜，竟然也不翼而飞。他往儿子的房间看看，发现那铺盖上全是灰土，还有老鼠屎，看来很久没有人睡过，使他不免吃了一惊。 他明白了什么，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啪啪两下，狠抽自己的耳光。“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呵。老子前世作了什么孽？……” 他看见墙边几个大瓦坛子，很久没有装酸菜了，倒立在那里，像几个囚犯受着大刑，永远倒栽在那里。他还看见一具棺木，不知是仁宝为谁准备的，横霸中央，不可一世。有一只老鼠钻出棺材，在墙根一晃即逝，更让他明白了什么。妖怪！对了，就是这个妖怪——他梦见过的，这家伙眼红足赤，抹了胭脂一般，拱手而立，眼睛滴溜溜地转，还同情地冲他一笑。这不就是古书上说的红眼媚鼠吗？不就是德龙家那妖婆附体的精怪吗？仁拐子一定是被它媚住的，是被它勾了魂魄的。 仲裁缝气喘吁吁，下楼找到铁尺，回头找媚鼠算账。一铁尺打过去，咣地破了个坛子，老鼠尾巴又缩进壁缝去了。他跑到另一房间，撬破一个木柜，捅烂两只篾篓，还是没有成功捕杀。他咚咚咚地窜到楼下，对可疑之处一律给予惊天动地的检查。一瞬间，碗钵烂了，吊壶也倒了，桌椅板凳都苦苦地跪倒或趴下，尘灰到处飞扬。当他引火大烧鼠洞的时候，一不小心，黑油油的帐子又接上火，燎起热爆爆的一片金黄色光亮。 幸亏老黑狗前来相助，媚鼠总算被他找到，被他戳死，六只肉溜溜的乳鼠也被他斩首，拿到火塘中烧出了一股奇臭。他听见地坪中有脚步声，回过头，没看见儿子，只有丙崽娘蓬头散发，半掩胸襟，朝这边瞄了一眼。 大概是闻到了奇臭，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更加冒火，一咬牙，把老鼠的尸灰泡在水里，喝了下去。 他脸发黑，感到丹田之气已尽，默坐一阵之后出门而去。此时公鸡正在叫午，寨子里静得像没有人，只有两只蝴蝶在无声飞绕。对面是鸡公岭一片狰狞石壁，斑斓石纹有的像刀枪，有的像旗鼓，有的像兜鍪铠甲，有的像战马长车。还有些石脉不知含了什么东西，呈深深赭色，如淋漓鲜血劈头盖脑地从山顶泻下来，一片惨烈的兵燹气象。仲裁缝突然觉得，他听到了来自那里的轰隆隆声浪，听到了先人们正在对自己召唤。 路过瓜棚时，见绿叶丛中冒出一张老人的脸。 “仲爷，吃了？” “吃了。”他淡淡一笑。 “要祭谷神了？” “要祭的吧？” “轮到谁的脑袋？” “听说……摇签。” “摇签？” “摇到我就好了。” “活着是没什么意思。” “我都活过了五十，该回去了。” “谁说不是呢？” “省得饿肚皮，省得挑担子。” “还省得蚊子蚂蟥咬。” “省得日晒雨淋。” “省得受儿孙的气。” 双方不再说话。 山上的树漫天生长。从茶子坡过去，大木就多了。有些树上扎了篾条，那都是寿木。寨里的人很小就要上山给自己看寿木，看中了，留个记号，以后每年检查一两次，直到自己最终躺进寿木做成的棺材。但仲裁缝很少进山，也一直没选过寿木，而且憎恶这一棵棵居心不良的鸟树。君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死也要有个死威，死得顶天立地，还用得着准备什么？他提着弯刀进山来，就是要选一处好风景，砍出一个尖尖的树桩，然后桩尖对准粪门，一声嘿，坐桩而死，死出个慷慨激昂。他见过这种死法。前些年马子洞的龙拐子就是一个。他咳痰，咳得不耐烦了，就昂首挺胸地坐死在桩上。后来人们发现血流满地，桩前的草皮都被他抓破，抓出了两个坑，翻出了一堆堆浮土，可见他死得惨烈、死得好，不仅上了族谱的忠烈篇，还在四乡八里传为美谈。 他选定了一棵松树，用裁缝的手，不熟练地砍削起来。 五 为什么祭谷神不用猪羊而要用人肉，为什么杀人得杀个男人，最好是须发茂密的男人……这些道理从来无人深究。 有些寨子祭谷神，喜欢杀其他寨子的人，或者去路上劫杀过往的陌生商客，但鸡头寨似乎民风朴实，从不对神明弄虚作假，要杀就杀本寨人。抽签是确定对象的公道办法，从此以后每年对死者亲属补三担公田稻谷，算是补偿和抚恤。这一次，一签摇出来，摇到了丙崽的名下，让很多男人松了口气，一致认为丙崽真是幸运：这就对了，一个活活受罪的废物，天天受嘲笑和挨耳光，死了不就是脱离苦海？今后不再折磨他娘，还能每年给他娘赚回几担口粮，岂不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听到这消息，丙崽娘两眼翻白，当场晕了过去。几个汉子不由分说，照例放一挂鞭炮以示祝贺，把昏昏入睡的丙崽塞入一只麻袋，抬着往祠堂而去。不料只走到半道，天上劈下一个炸雷，打得几个汉子脚底发麻，晕头转向，齐刷刷倒在泥水里。他们好半天才醒过来，吓得赶快对天叩拜，及时反省自己的罪过：莫非谷神大仙嫌丙崽肉少，对这个祭品很不满意，怒冲冲给出一个警告？ 这样，丙崽娘哭着闹着赶上来，把麻袋打开，把咕咕噜噜的丙崽抱回家去，汉子们也就没怎么拦阻。 重新商议，重新摇签，杀了另一个短命鬼，是后来的事。不过像很多寨子一样，鸡头寨这次祭过谷神以后还是灾厄未除，地上依然大旱，下种的秋玉米没怎么出苗，稻田里的虫子也没退去。人们更恐慌了，不仅把周边山上的野菜挖了个遍，不仅把镯子耳环都拿去换粮食，而且鬼鬼祟祟张皇失措摩拳擦掌准备炸掉鸡头峰——这是一位巫师的主意。据这位巫师一边揪鼻涕一边说，流年不利，年成不好，主要是叫鸡精在作怪。你们没看见么？鸡头峰正冲着寨子里的田土，把五谷收成都啄进肚子里去啦。 巫师抓狂时发出的大声鸡叫，给人们印象很深。 风声传出去，七里路以外的鸡尾寨立刻炸了锅。道理是这样：若斩了鸡头，鸡尾还如何出粪？没有鸡尾出粪，鸡尾寨还拿什么丰收五谷？要知道，鸡尾寨是个大寨，有几百号人口，在寨前的石头大牌坊下进进出出，全靠叫鸡精一个粪门的照顾，近年来比较富足。那寨子出了一些读书人，据说有的在新疆带兵，回乡省亲都是坐八人大轿。每逢过年，那寨子里家家宰牛，牛叫声此起彼落，牛皮商也最喜欢往那里钻。 不仅鸡头吃谷鸡尾出粪的说法，一直在暗暗流传使两寨生隙，而且鸡尾寨去年一连几胎都生女崽，还生了什么葡萄胎，也是两寨不和的原因。有人说，鸡尾寨路口的一口水井和一棵樟树，就是保佑全寨的阳根和阴穴，是寨子里发人的保障。一年前有鸡头寨的某后生路过那里，上树摸鸟蛋，弄断一根枝丫，不就伤了鸡尾寨的命根？那后生还往井里丢了一只烂草鞋，不就是闹出什么葡萄胎的根由？……眼下，旧恨未消新仇又起，贼坯子们还要炸掉鸡头峰，也太歹毒了吧？ 双方初次交手，是在两寨交界处吵了一架，还动起了手脚。鸡尾寨有人受伤，脑袋上留下一条深沟，嘴里大冒白色泡沫。鸡头寨也有人挂彩，肠子溜到肚皮外，带血带水地拖了两丈多远，被旁人捡起来，理成一小堆重新塞回肚囊。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寨子里锣声大震，人人头上都缠着白布条，家家大门上都倒挂着一条长裤，祖宗牌位前还有人们咬破手指洒下的血迹。这都是决一死战的表示。看着大人们忙着扛树木去寨前堵路设障，或是在阶前霍霍地磨刀，丙崽倒是显得很兴奋，大概把热闹当成了过年的景象。他到处喊“爸爸”，摇摇摆摆地敲着一面小铜锣，口袋里装有红薯丝，掏出来一两根，就撒落了三四根，引来两条狗跟着他转。他对仲裁缝家的老黑狗会意地一笑，又朝两棵芭蕉树哇地叫嚣了一声，看见前面有一条牛，又低压着脑袋，朝那边一顿一顿地慢跑。 几个娃崽也在路口疯玩，看见了他。 “视，宝崽来了。” “他没有叔叔，是个野崽。” “吾晓得，渠是蜘蛛变的。” “根本不是，渠的妈妈是蜘蛛变的。” “要渠磕头，好不好！” “不，要渠吃牛屎，吃最臭最臭的！啊呀，臭死人！” …… 丙崽朝他们敲了一下锣，舔舔鼻涕，兴奋地招呼：“爸爸爸——” “哪个是你爸爸？呸，矮下来！” 娃崽们围上去，捏他的耳朵，把他揪到一堆牛屎前，逼他跪下去，鼻尖就要顶着牛粪堆了。“张嘴，你张嘴！”他们大喊。 幸好来了一群大人，才使娃崽们停止胡闹，遗憾地一哄而散。但丙崽还在那里久久地跪着，发现周围已无人影，才爬起来朝四下看看，咕咕哝哝，阴险地把一个小娃崽的斗笠狠狠踩上几脚，再若无其事地跟上人群，去看热闹。 大人们牵来了一头牛，牛身上的泥片已被洗刷干净了，须毛清晰，屁股头的胯骨显得十分突出。湿滑的牛嘴一挪一磨，散发出来自胃里的一种草料臭。 一个汉子提着大刀走过来，把刀插在地上，脱光上衣，大碗喝酒。那刀也令丙崽感到新奇。刀被磨得锃亮，刀口一道银光，柔顺而清凉，十分诱人。有花纹的刀柄被桐油擦得黄澄澄的，看来很合手，好像就要跳到你手上来，不用你费什么气力，就会嚓嚓嚓地朝什么东西砍去。“吉辰已到，太上显灵——”随着有人一声大呼，锣鼓齐鸣，鞭炮炸响，那汉子已经喝完酒，叭的一声，砸了酒碗，拔起刀来，一跺脚，一声嘿，手起刀落，牛头就在地动山摇之间离开了牛身，像一块泥土慢慢垮下来。牛角戳地之时，牛眼还圆圆地睁着，牛颈则像一个西瓜的剖面，皮层裹着鲜鲜的红肉——没有头的牛身还稳稳站了片刻。 娃崽们吓了一跳。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当牛身最终向前扑倒的时候，大人们都会一齐欢呼起来： “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定了！” “拍死姓罗的那些臭杂种——” …… 其实这是一种战前预测方式。据说当年马伏波将军南征，每次战斗之前都要砍牛头问凶吉，如牛向前倒，就是预示胜利，若牛向后倒，就得赶快撤兵。 人们的欢呼太响亮了，吓得丙崽上嘴唇跳了一下，咕咕哝哝。他看见有一缕红红的东西，从大人们的腿下流出来，一条赤蛇般地弯弯曲曲急窜。他蹲下去捏了捏，感到有些滑手，往衣上一抹，倒是很好看。不一会，他满身满脸就全是牛血。大概弄到嘴里的牛血有些腥，小老头翻了个白眼。 丙崽娘也提了个篮子来，想看看牛肉怎么分。听人家说，没人上阵的人家没有肉吃，正撅着嘴巴生气。一眼瞥见丙崽这血污污的全身，更把脸盘气大了。“你要死，要死呵？”她上前揪住小老头的嘴巴，揪得他眼皮往下扯，黑眼珠转不过来，似乎还望着祠堂那边。 “x吗吗。” “又要老娘洗，又要老娘洗，你这个催命鬼要磨死我呵？还不如拿你去祭了谷神，也让老娘的手歇上几天呵。” “x吗吗x吗吗。” 她把丙崽像提猫一样提回家去。 整整一天，丙崽没有衣穿，全身赤条条。他似乎还知道点羞耻，没有出门去巡游，只是听到远处急促地敲锣，也敲几下自己的小铜锣。看见妇女们哭哭泣泣燃着香火去祠堂，他也在水沟边插上一排树枝，把一堆牛粪当作叩拜的对象。不知什么时候，他倒在地上睡了一觉。醒来时觉得寨子里特别安静，就再睡了一觉，直到斜斜的夕阳投照在他身上，把他全身抹出了一片金色。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祠堂的大瓦盖下，嘈杂的脚步声，叫骂声，哭号声，铁器碰撞声，响在他的周围。借着闪闪烁烁的松明子，他看不清这里的全景，只见男女老幼全是头缠白布，一眼望去，密密的白点起起伏伏飘移游动。好些女人互相搀扶着，依靠着，搂抱着，哭得捶胸顿足，泪水湿了袖口和肩头。丙崽娘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时用袖口去擦眼睛，也把眼圈哭红了，显得一张娃娃脸很纯真了。她坐在二满家的媳妇旁，用力收缩鼻孔，捉住对方的手，用外乡口音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去也就去了。你要往开处想，呵？你还有后，有兄弟，有爷娘。吾呢，那死鬼不知是死是活，一个丙崽也当不得正人用的，比你还苦十倍呵。” 她劝别人莫哭，自己却带头大哭，使对方更加泪水横飞。 “打冤家总是有个三长两短。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早死早投胎，说不定投个富贵人家，还强了。呵？” 对方还是哭出奇怪声调，听上去是剪刀在玻璃上划出的尖声。 大概想到了什么伤心事，丙崽娘拍着双膝更加大放悲声，哭得自己头上的白布条在胸前滑上去，又滑下来。“吾那娘老子哎，你做的好事呀。你疼大姐，疼二姐，疼三姐，就是不疼吾呀。你做的好事呀，马桶脚盆都没有哇……” 这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正堂里烧了一堆柴火，噼噼啪啪炸出些火光。靠三根大树支着，一口大铁锅架在火上，冒出咕咕嘟嘟的沸腾声，还有腾腾热气冲得屋梁上的蝙蝠四处乱窜。人们闻到了肉香，但人们也知道，锅里不光有猪肉，还有人肉。按照打冤家的老规矩，对敌人必须食肉寝皮，取尸体若干，切成了一块块，与猪肉块混成一锅，最能让战士们吃出豪气与勇气。当然，猪肉油水厚一些，味道鲜一些。为了怕人们专挑猪肉，也为了避免抢食之下秩序混乱，肉块必须公平分配，由一个汉子站在木凳上，抄一杆梭镖往锅里胡乱去戳，戳到什么就是什么，戳给谁谁就得吃。这叫吃“枪头肉”。 前面已经有人吃开了。有的吃到了肺，不知是猪肺还是人肺。有的吃到了肝，不知是猪肝还是人肝。有的吃到了猪脚，倒是吃得很安心。有的吃到了人手，当下就胸口作涌，哇的一声呕吐出来。 柴火的热气一浪浪袭来，把前排人的胸脯和胯裆都烤烫了，使他们不由自主往后挪。油浸浸的那杆梭镖映着火光，油浸浸的发亮，不时从锅里带出一点汁水，就零零星星洒下三两火珠，落入身影后的暗处。一个赤膊大汉突然站起来，发疯般地大叫一声：“给老子上人肉！老子就是要吃罗老八的脔心肝肺……” 几个不甘示弱的汉子也站起来： 嚼罗老八的骨头！ 嚼罗老八的脚筋！ 老子要拿罗老八的鸡巴拌辣椒！ …… 场面有点乱。人影错杂之际，火光把人影投射在四壁和屋顶，使那些比真人放大了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黑影，一下被拉长，一下被缩短，忽大忽小，忽胖忽瘦，扭曲成各种形状。 “德龙家的，过来！” 叫到丙崽娘的名字了。她哭得泪眼糊糊的，还在连连拍膝，“吾不要哇，吃命哇……” “碗拿来。” “罗老八是我接生的哇，他还喊我干娘哇……” “德龙家的，你娘的x吃不吃？丙崽，你吃！” 丙崽穿着开裆裤，很不耐烦地被旁人推到前面，很不情愿地从旁人手里接过一个碗。他抓起碗里一块什么肺，被烫了一下，嗅了一嗅，大概觉得气味不好，翻了个白眼，连碗带肺都丢了，朝母亲怀里跑去。 “你要吃！”有人把肺块捡起来，重新放在碗里。 “你非吃不可！”很多油亮亮的大嘴都冲着他叫喊。 一位白胡子老人，对他伸出寸多长的指甲，响亮地咳了一声，激动地教诲：“同仇敌忾，生死相托，既是鸡头寨的儿孙，岂有不吃之理？” “吃！”掌竹扦的那位汉子，把碗再次塞到他怀里，于是屋顶上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手影。 丙崽看着屋顶上黑影，哇的一声哭了。 六 仁宝下山耍了几日，顺便想打打零工，交交朋友。要是机会好，找个机会做上门女婿也不错。他听说前几天有一队枪兵从千家坪过，觉得太好了。嘿，这不就是要开始了么？可枪兵过就过了，既没有往鸡头寨去改天换地，也没邀他去畅谈一下什么理想，使他相当失望。倒是有一个买炭的伙计从山里慌慌地出来，说鸡头寨与鸡尾寨行武了，还说马子溪漂下来了一具尸体，不知为什么脚朝上头朝下，泡得一张脸有砧板大，吓死人…… 仁宝吓了一跳：还果真打起来了么？ 他在外面人缘很广，在鸡尾寨也有一位窑匠朋友，一位铜匠朋友，一位教书匠朋友，堪称莫逆，不可伤情面的。如今打什么冤家呢？同饮一溪水，同烧一山柴，大家坐拢来喝杯酒吃碗肉不就结了？ 仁宝回到了寨子里，发现父亲脸色苍白，重伤在床——那天他去坐桩，被一个砍柴的发现，把他救了回来，但下体的伤口一时半刻封不了疤。 “不是渠不孝，仲爹何事会寻绝路？” “坐桩没死成，兴怕也会被气死。” “崽大爷难做，没得办法呵。” “你看渠个脸相，吊眉吊眼的，是个克爹的种。” “他娘故得那样早，恐怕也是被克的吧？” ……这一类话，从耳后飘来，仁宝不可能没听到。他跪在老爹的床前，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在地上砸出几个响头，又去借谷米给仲裁缝做了一顿干饭。见裁缝还是不理他，便毫无意义地扫了扫地，毫无意义地踩死了几只蚂蚁，毫无意义地把马灯罩子再研究了片刻，怏怏地往祠堂而去。 祠堂门前一圈人，都头缠白布条，正谈论着打冤家的事。这似乎是仁宝重建形象的好机会，只是大家都红了眼，红得仁宝也有几分激动，一开腔竟完全忘了自己回寨子来的初衷。“鸡头峰嘛，这个，当然么，是可以不炸的。请个阴阳先生来，做点关口，什么邪气都是可以破掉的是不是？”他显出知书识礼的公允，“不过话说回来，说回来。他们姓罗的明火执仗打上门来，也欺人太甚不是？小事就不要争了，不争了——”他闭着眼睛拖出长长的尾音，接着恶狠狠扫了众人一眼，“但我们要争口气，争个不受欺！” “仁宝说得对，我们被他们欺侮太久了！”一个汉子说。 仁宝受到鼓舞，说得更为滔滔不绝：“人心都是肉长的，总得讲个天地良心吧？莫说是你们，我对鸡尾寨的人怎么样？他们来了，我冲豆子茶，豆子是要多抓一把的。到时候吃饭，我油盐是要多下一些的。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对这样不知好歹的畜生，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打冤家的正义性，由他以新的方式再次解说。众人如果不觉得他的道理有多新鲜，至少觉得那恶狠狠的扫视还是很感人。他眯着眼睛看出这一点，看到自己忤逆不孝和怕死躲战的恶名几乎消除，更为兴高采烈，把衣襟嚓的一下撕开，抡起一把山锄，朝地上狠狠砸出一个洞，“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呸！老子的命——就在今天了！” 他勇猛地扎了扎腰带，勇猛地在祠堂冲进冲出，又勇猛地上了一趟茅房，弄得众人都肃然起敬。 从这一天起，他似乎成了个预备烈士，总像要开始什么大事，在寨子内外无端地游来转去，好像在巡视哨卡，又好像在检查熬硝一类备战工作，无论看一棵树还是一块岩石，都锁着眉头目光凝重，有种出征临战之际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肃穆。转悠完了，他见人就心情沉重地嘱托后事：“金哥，以后家父就拜托你了。我们从小就像嫡亲兄弟，不分彼此的。那次赶肉，要不是你，吾早就命归阴府了。你给吾的好处，吾都记得的……” “二伯爷，腰子还阴痛么？你老要好好保重。以前很多事只怪吾没做好。吾本来要给你砍一屋柴禾，但来不及了。那次帮你垫楼板，也没垫得齐整。往后的日子里，你想吃就吃点，要穿就穿点，身子骨不灵便，就莫下田了。侄儿无用，服侍你的日子不多了，这几句还是烦请你把它往心里去……” “庆嫂子，有件事早就想找你说一说。吾以前做了好些蠢事，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千万莫记恨。有一次我偷了你的两个菜瓜，给窑匠师傅吃了，你不晓得。现在吾想起来，脔心蒂子都是痛的。吾今日特地来说声得罪了，对不起呵。你要咒就咒，你要打就打……” “幺姐……你……你在洗衣么？这一次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千万莫难过，千万莫伤身子。吾是个没用的人，文不得，武不得，连几丘田也做不肥。不过人生一世，总是要死的。这一点我明白。八尺男儿，报家报国，义不容辞。你话呢？好些事眼下也没法讲了。反正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个石仁哥，我也就落心落意去了。你千万……硬朗点，形势总会好的。吾这就告辞了……” 他很能克制悲伤，不时缩缩鼻子。 弄得连最讨厌他的幺姐也都有些戚戚然，泪水夺眶而出。“石仁，你不要这样，我以前也不是真恨你……” “不，吾决心已定。”他低着头，望着路边一块破瓦片。 “不是说不打了吗？” “你也相信？”他悲壮地一笑。 几天下来，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知道他马上要干什么。听见他的皮鞋子还是在石阶上响来响去，发现他还没有去赴汤蹈火。好在寨子里这一段很乱，又是鸡上屋，又是牛吃禾，又是办丧事和操武艺，众人没顾上研究这位大英雄。甚至也慢慢习惯了。要是他不忙，众人还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这一天，从鸡尾寨传来消息：对方准备告官。这样鸡头寨也得有所准备，仁宝在外面的脚路广，更得有所作为才对。不过他并没有同官府打过交道，对文书款式没有太多把握。两位老人想了想，记起仲裁缝说过的什么，对提笔的那位说：“兴许，叫禀帖吧？” 仁宝想起了什么，摇摇手：“不是不是，叫报告。” “禀帖吧？” “是报告。” “总得有上有下，要讲点礼性。” “要讲礼性，报告就最礼性了。”仁宝宽容地一笑，“没错的，没错的。” “你去问你叔叔。” “他只懂些老皇历，晓得个屁呵。” “你读过好多书？他读过好多书？” “现在还读什么书？下边人都看报纸了。” “下边人打个屁也是香的？什么报告不报告，听起来太戳气了。” “伯爷们，大哥们，听吾的，决不会错的。昨天落了场大雨，难道老规矩还能用？我们这里也太保守了，真的。你们去千家坪视一视，既然人家都吃酱油，所以都照镜子，都穿皮鞋。你们晓不晓得？松紧带子是什么东西做的？是橡皮筋，这是个好东西。马灯烧的是什么东西？是汽油，也是个好东西。你们想想，还能写什么禀帖么？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要赶紧决定下来，再不能犹豫了，所以你们视吧。” 众人被他“既然”、“因为”、“所以”了一番，似懂非懂，半天没答上话来。想想昨天确实落了雨，就在他“难道”般的严正感面前，勉强同意写成“报帖”。 接下来又发生一些问题。老班子要用文言写，他主张用什么白话写；老班子主张用农历，他主张用什么公历；老班子主张在报告后面盖马蹄印，他说马蹄印太保守了，太难看了，太污浊了，只能惹外人笑话，应该以什么签名代替。他时而沉思，时而宽容，时而谦虚地点头附和——但附和之后又要“把话说回来”，介绍各种新章法和新理论，俨然一个通情达理的新党。 “仁麻拐，你耳朵里好多毛！”丙崽娘忍无可忍，突然大喊了一声，“你哪来这么多弯弯肠子？四处打锣，到处都有你，都有你这一坨狗屎！” “婶娘……”仁宝嘿嘿一笑。 “哪个是你婶娘，呸呸呸……”丙崽娘抽了自己嘴巴一掌，眼眶一红，眼泪就流出来，“你晓得的，老娘的剪刀等着你！” 说完拉着丙崽就走。 人们不知丙崽娘为何这样悲愤，不免悄声议论起来。仁宝急了，说她是个神经病，从来就不说人话么。然后忙掏出几皮烟叶，一皮皮分送给男人们，自己一点也不剩。加上一个劲的讨好，他鸡啄米似的点头哈腰，到处拍肩膀和送笑脸，慷慨英雄之态荡然无存。事后一个汉子揪住仁宝逼问：“你对德龙家的到底怎么样了？她硬是吃得下你。”仁宝捶胸顿足地说：“老天在上，我能怎么样？她是我婶娘，一个禾场滚子。我就是鸡巴再骚，不怕她碾死我？”汉子上下打量仁宝一眼，还是半信半疑。 七 告官的代表从千家坪回来，说官府收是收下了报帖，但还得派人上山来查勘事实，才能最终断案。不过从办案官的脸色来看，好像是凶多吉少。且不说鸡尾寨人脉广，在官场里有关系，就是说话这一条，鸡头寨也不占上风。他们的口音别出一格，办案官听着听着就发脾气：“你们说些什么话？把舌头扯直了再说好不好？” 爹妈给的舌头就是这样，还要怎么个直法？ “下次再在公堂上讲鸟语，先掌嘴三十！”办案官又说。 加上三位代表一到千家坪就水土不服，又是胸闷，又是头晕，又是呕吐拉稀，这官司看来是太不好打，也打不下去的。他们十张嘴顶不了仇家的一张嘴，这官司还能打么？难怪仲裁缝说过，先民有仇不动朝不告官，是祸是福从来都自己扛，那才是好汉。 告官叫做走“舌道”，叫做文胜。行武叫做走“牙道”，叫做武胜。到底是要用舌还是要用牙，寨子里分成两派意见，一时无法统一。有个后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那天杀牛以占胜败，结果并不灵。倒是丙崽当时在场咒了句“x妈妈”，像是给了个坏兆头，却灵验了……这不十分可疑吗？这一想，大家都觉得丙崽神秘。丙崽有一次从山崖上滚下来，不但没有死，还毫发未损，不是神了吗？丙崽有一次被棋盘蛇咬了一口，不但没有倒地立毙，还活蹦乱跳手舞足蹈追着蛇要打，不是更神了吗？这样一件大神物，只会说“爸爸”和“x吗吗”两句话，莫非就是泄露天机的阴阳二卦？ 大家都觉得是这个理，于是连忙取来一架滑竿，就是两根竹子夹一张椅子，把丙崽抬到祠堂前。香火也即刻点燃。 “丙相公……” “丙大爷……” “丙仙……” 汉子们伏拜在他面前，紧紧盯住他，对他额上的抬头纹充满希望。 丙崽刚坐过滑竿，十分快活，脸上笑纹舒展，鼻涕炸了一个泡。他把停止不动的滑竿踢了一脚，发现它还是不再动，翻了个白眼。 实在不好理解。 是不是他要高兴了才会显灵？有人狠狠心，把家里珍藏很久的一块粽粑找来，贡献给鸡头寨第一大高人。丙崽这才兴奋起来，急急地掰粽粑，没抓稳，掉了一块，其实就掉在他右脚边，但他脑袋转起来不灵便，轮着眼皮居然朝左边望去。这样个吃法，是吃一半掉一半。每掉一块，他照例去找，照例找错了方向。有时也能阴差阳错，发现了前几次掉下的碎粑，他捡起来就往嘴里塞。 他拍拍巴掌，听见了麻雀叫，仰头轮了个方向不够准确的白眼。最后指定了一个方向：“爸爸。” 好，终于有了结果。照事先的约定，他叫“爸爸”就意味着舌道，意味着官司还得继续打。主张用舌的一派因此欢欣鼓舞，一颗悬心总算落到实处。不过，主张牙道的一派还是犹疑，一再琢磨丙崽的其他意思。比方他手里的粽粑总是掉了一半，就没什么意味吗？嘴里吹了一个涎泡，又是什么含义？至于他的手指朝上，所指之处有祠堂一个尖尖的檐角，向上弯弯地翘起，像一只黑色老凤举翅欲飞。那不会是更重要的指点吧？ “渠是指麻雀，还是指树？” “不，是指屋檐。” “檐和言同音，是不是说要言和？” “胡说，檐和炎同音，双火为炎么。他是说要用火攻。” 争了半天，天意又变得茫然难测。 不管是出于天意还是人意，这一天战端再起。鸡尾寨的人主动杀上山来。先是浓烟滚滚，大概是有人故意放火，大火顺着南风，很快就烧焦了鸡头寨的前山，直烧得鸟雀乱飞，一根根竹子炸得惊天动地，黑黑的烟灰到处降落。要不是侥幸碰上一场雨，整个寨子连同后山以及更多的山林，恐怕都得惨遭毒手。接下来，一伙满脸涂着血污的男女，据说嘴里念了刀枪不入的金刚咒，据说头上淋了祛邪避祸的狗血酒，越过大木横陈的路卡，操持刀枪哇哇哇往上冲，如同阎王殿开了大门。他们与迎战的壮丁们混成一团，又砍又劈，又戳又刺，又揍又踢，又咬又啃，经常分不清你我敌友。杀红了眼的时候，一锄头挖到自家人也是难免的。看花了眼的时候，对着一个树蔸大砍大杀也有可能。杀呵，杀呵，杀呵——杀你猪婆养的——杀你狗公肏的——在那一刻，一颗离开了身子的脑袋还在眨眼。一截离开了胳膊的手掌还在抓挠。一具没有脑袋的身子还在向前狂跑。很多人体就这样四分五裂和各行其是。 黑红色或淡红色的鲜血，迅速喷红了草坡和田土，汇入了干枯的沟渠……这一天夜里，特别安静。 活下来的人似乎被遍地鲜血吓懵了，震呆了，已经不知道哭泣，已经没有泪水。只有竹义家的媳妇疯了，在寨子里走一路就笑一路，唱一路戏文。 一些骨瘦如柴的狗异常活跃，被空气中的血腥味刺激得呜呜乱叫，须毛奋张，两耳竖立。它们也许太饿了，纷纷挤出门缝和跳越石墙，身体拉成一条直线，向血腥味狂射而去，在草坡上或溪沟里找到尸体，撕咬着，咀嚼着，咬得骨头咯咯咯脆响。一条条狗很快就吃得肚大肥圆，打着饱嗝，眼睛红红的，在茅草中窜来窜去时闹出很大动静。它们所到之处都会有血迹。肉块也被它们叼得满处都是。有时你去灶房，无意中搬开一捆柴禾，也许会发现柴弯里滚出一只陌生的手或者脚。 把人肉吃习惯以后，它们对活人也变得很有兴趣，总是心怀叵测地跟着人影。尤其是见到有人吵架，音容有些异样，它们就会盯住不放，大大方方地露出尖牙，长长的舌头活泼得像一条飘带、一片水波，等待着什么结果发生。据说竹义家的阿公有次在树下瞌睡，竟被狗误认成尸体，把他大咬了一口。 丙崽把一泡屎拉在椅子上了。 丙崽娘照例唤狗来舔：“呵哩——呵哩——呵哩——” 狗来了，嗅一嗅，又舔舔舌头走了，似乎对粪便已丧失热情。它们刚才听到召唤，不得不来敷衍一下，只是不想在主人面前过于趾高气扬，显得它们富贵并不忘旧情。 于是寨子里屎多了，苍蝇多了，到处都臭起来。丙崽娘遇到二满家的媳妇，缩了缩鼻子，“你身上怎么有股臭味？” 竹义家的瞪大眼，“怪事，是你身上臭。” 两人嗅了一阵，发现大家手都是臭的，袖口也都是臭的，连棒槌和竹篮也有股怪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空气早就臭了，连嘴里说出的话都像放屁。 丙崽娘一直自诩自己娘家是大户，最为干净整洁，因此她从来活得与众不同，即便时逢乱世，即便眼下差不多家家举丧，她还是贵人习惯依旧，带上草把和茶枯，把丙崽拉到水井边狠狠擦洗。但她腹中的米粮实在太少，以前吃下的胞衣也不管用，只是洗净了丙崽的屁股，裤子与椅子上的臭味却怎么也洗不掉。她喘着气，翻着白眼，两眼一黑便歪歪地倒下。 不知自己是怎样醒来的，是怎样摸回家的。没有被狗咬，恐怕就是万幸。她听着窗外的激情狗吠，望着蚊帐上和墙上密密麻麻的苍蝇，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吾那娘老子哎，你做的好事呀。你疼大姐，疼二姐，疼三姐，就是不疼吾呀，你怎么把吾丢到这个黄连罐里来了，一丢就是几十年哇……” 丙崽怯怯地看着她，试探着敲了一下小铜锣，想使她高兴。 她望着儿子，手心朝上推了两把鼻涕，慈祥地点头：“来，坐到娘面前来。” “爸爸。”儿子稳稳地坐下了。 “你一定不能死，你一定要活下去。伢呵，你要去找你那个砍脑壳的鬼！” 她咬着牙关，两眼像对对眼，黑眸子往鼻梁挤，眸子之外有一圈宽宽的眼白，让丙崽有些惊慌。 “x吗吗。”他轻声试了一句。 “你要去找你爸爸，他叫德龙，淡眉毛，细脑壳，会唱些瘟歌。” “x吗吗。” “你记住，他兴许在辰州，兴许在岳州，有人视过他的。” “x吗吗。” “你要告诉那个畜生，他害得吾娘崽好苦呵。你天天被人打，吾天天被人欺，人家哪个愿意正眼朝我们看一眼？要不是祠堂里一份猫粮，吾娘崽早就死了。要不是你娘不要脸，把一张脸皮任人踩，吾娘崽也早就死了。你要一五一十都告诉那个畜生——” “x吗吗。” “你要杀了他！” 丙崽不吭声了，上嘴唇跳了跳。 “吾晓得，你听懂了，听懂了的。你是娘的好崽。”丙崽娘笑了，眼中溢出一滴泪。 她轻轻拍着丙崽，把对方哄睡了，然后挽着个菜篮，一顿一顿地上山去，大概是去采野菜。但她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有各种传说，有的说她被蛇咬死了，有的说她被鸡尾寨的人裁了，还有的说她碰上岔路鬼，迷了路，丢了魂，最后摔到山崖下……据说有人看见过她的一只鞋子挂在树上。 这些都无关紧要。寨子里已经减少很多人，再减少一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丙崽在一直等母亲归来。太阳下山，石蛙呱呱地叫，门前小道上的脚步声渐稀，他还没有见到那张熟悉的面孔。好像有很多蚊子，咬得他全身麻麻地直炸。小老头使劲地挠着，挠出了血，愤怒起来。他要报复蚊子，便把椅子推倒，把茶水泼在床上，把柴灰灌到吊壶里。一块石头砸过去，铁锅也叭的一声裂开。他颠覆了一个世界。 一切都沉入暗夜中，门外还是没有熟悉的脚步声。只有寨子里的隐隐哭声，有邻居木楼里麻子脸裁缝断断续续的呻吟。 小老头在蚊虫的包围下睡了一觉，醒来后觉得肚子饿，踉踉跄跄地走出寨子。月亮很圆、很白，浓浓的光雾照得遍地如白昼，连对面山上每棵树和每棵草，似乎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溪那边，哗哗响处有一片银光灼灼的流水，大片银光中有几团黑影，像捅出了几个洞，其实是雄踞水中的巨石。石蛙已经沉寂，大概它们也睡了。但远处不知何处传来的密集狗吠，像传说着什么夜里发生的大事。 丙崽咬着指头继续走。妈妈曾带着他出外接生孩子。也许妈妈现在就在那些地方，他要去找。他在月光下走着，在笼罩大地的云雾之中走着，上身微微前倾，膝盖悠悠地一晃一晃，像随时可能折断。不知过了多久，不知走了多远，他踢到了一个斗笠，又踢到了一个藤编的盾牌，空落落地响。他咕噜了几声，撒了一泡尿，把盾牌狠踩了一脚。他发现前面躺着一个人，是女的，有散乱的长发，但丙崽从来没有见过。他摇了摇她的手，打她的耳光，扯她的头发，见她总是不能醒来。他手摸女人的乳房，知道这肥大的东西可以吃，便捧着它吸了几口，不过没吸到什么滋味，只好扫兴地撒手。他发现这个女人的腹部很柔软，有弹性，便骑上去，又是后仰又是上跳，感觉自己瘦尖尖的屁股十分舒服。 “爸爸。”小老头累了，靠着肥大乳房，靠着这个很像妈妈的女人睡了。两人的脸都被月光照得如同白纸。还有耳环一闪。 八 “爸爸。” 丙崽指着祠堂的檐角傻笑。 檐角确实没有什么奇怪，像伤痕累累的一只欲飞老凤。瓦是窑匠们烧制的，用山里的树，用山里的泥，烧出这只老凤的全身羽毛。也许一片片羽毛太沉重，它就飞不起来了，只能静听山里的斑鸠、鹧鸪、画眉以及乌鸦，静听一个个早晨和夜晚，于是听出了苍苍老态。但它还是昂着头，盯住一颗星星或一朵云。它肯定还想拖起整个屋顶腾空而去，像当年引导鸡头寨的祖先们一样，飞向一个美好的地方。 两个后生从祠堂里抬着大铁锅出来，见到丙崽不禁有些奇怪。 “那不是丙崽吗？” “渠的娘都死了，渠还没死？” “八字贱得好，死不到渠的头上。” “怕是阎王老子忘记了。” “听说渠从崖上跌下来，硬是跌不死。我就不信。” “再让他跌一次，如何？” “这个小杂种，上次还吃粽粑。”说话者是指丙崽曾经荣任大仙，享受过特殊优待，因此气不打一处来。 “就是，我们都吞糠咽菜，渠当了官呵？还可以吃粽粑，只怕还要八道酒席？” 两个后生放下锅，大步闯上前来，先把丙崽的全身搜了一遍，没发现红薯丝也没发现包谷粒。其中一位本就窝火，见丙崽坐瘪了他的斗笠更是火冒三丈，伸手一抹，根本没用什么气力，丙崽就像一棵草倒下了。另一位抽出尖刀顶住他的鼻尖，唾沫星飞到丙崽脸上：“快，抽自己的嘴巴！你不抽，老子剥了你，煮了你！” “敢！” 身后冒出冷冰冰的声音，两个后生回头看，是铁青的一张麻脸。 仲裁缝是最讲辈分的，伸出两个指头，剑指两个后生的鼻子：“渠是你们叔爹，高了两个辈分，岂能无礼？” 后生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地位，想到仲裁缝还是丙崽的伯伯，立刻避开怒目交换了一个眼色，老老实实抬锅去。 仲裁缝向家里走去，想了想，又回转身对侄儿伸出巴掌：“手！” 丙崽往后躲，翻了个白眼，不像是看他，只是看他头上的一棵树。他全身紧张得直颤抖，上嘴唇跳了跳，是试图压住恐惧的勉强一笑。 他的手太冷，太瘦，太小，简直是只鸡爪。仲裁缝抓住它，如同抓住一块冰，不觉全身颤了一下。他帮丙崽抹了抹脸，赶走对方头上几只苍蝇，扣好对方两个衣扣。这件衣不知是谁做的——他从来没给亲侄儿做过衣。 “跟吾走。” “爸爸。” “听话。” “爸爸。” “谁是你爸爸？” “x吗吗。” “畜生！” …… 裁缝不再看他，只是牵着他，默默地走下坡。不知为什么，看着空空荡荡的寨子，裁缝突然想起自己做过的很多很多衣，长的，短的，肥的，瘦的，艳的，素的，一件件向他飘来，像一个个无头鬼，在眼前摇来晃去。包括那天他看见鸡尾寨的一具尸体，上面的衣不也是出自他一双手？——他认得那针脚，认得那裁片。想到这里，他把丙崽的小爪子抓得更紧，“不要怕，吾就是你爸。你跟吾走。” 几条狗兴冲冲地跟着他们。 山里有一种草，叫雀芋，味甘，却很毒，传说鸟触即死，兽遇则僵。仲裁缝今天已采来雀芋半篮，熬了半锅汤水。事情看来只能这样了：寨里已多日断粮，几头牛和青壮男女，要留下来做阳春，繁衍子孙，传接香火，老弱病残就不用留了吧，就不要增加负担了吧？族谱上白纸黑字，列祖列宗们不也是这样干过吗？仲裁缝经常念及自己生不逢时，无功无业，愧对先人，今天总算以一锅毒药殉了古道，也算是稍稍有了些安慰。 裁缝先把丙崽带到药锅前，摸了摸对方的头，给他灌了半碗药汤。 “爸爸。”大概觉得味道还不错，丙崽笑了。 仲裁缝拍拍丙崽的肩，也舒心地笑了，带着他走向其他人家。他们沿着一条石阶，弯弯曲曲地升高，走过路旁石块垒成的矮墙，走过路旁厚重的木柱和木梁。矮墙缝中伸出好些杂草和野花，招引着蜻蜓蝴蝶。有些家户还没有盖房，只有路边的屋基，立了些光溜溜的木柱和横梁。大梁上飘动着避邪的红纸。 几条狗还是跟着他们。 裁缝提着木桶，知道药汤应该送往哪些人家。那些人家似乎也早知约定。见到裁缝与丙崽来到门前，老人们都摆上空碗，在大门边静静等待。 “时辰到了？” “到了。” “多舀点吧。” “小半碗就够。” “我怕不牢靠。” “你放心，放心。” 元贵老倌扶着拐杖上来请求：“仲满，吾还想去铡把牛草。” 裁缝说：“你去，不碍事的。” 老人颤颤抖抖地走了，铡完草，搓搓手，又颤颤抖抖地回来。接过大陶碗，喉头滚动了两下，就喝光了药汤。胡须上还挂着几点水珠。 “仲满，你坐。” “不坐了。今天天气好燥热。” “嗯啦，好燥热。” 另一位老人抱着一个瞎眼小奶崽，给仲裁缝看了看，眼里旋着一圈泪。“仲满，你视视，兴许要给渠换件褂子？你连的那件，渠还没上过身。” 裁缝眨了一下眼皮，表示赞同。 老人转身回屋，不一会儿，让瞎眼奶崽穿着新崭崭的褂子，还戴着发亮的长命锁。老人枯瘦的手在新布上摸着，划出嚓嚓的响声。“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让我孙儿到了阴间，好歹有个体面呵。” “还是蛮合身的。”裁缝说。 “娃崽就是费衣。” 老人先给瞎眼奶崽灌了药汤，自己接着一饮而尽。 木桶已经很轻了，仲裁缝想了想，记起最后一位——玉堂爹爹，实际上是玉堂婆婆。这位老妇人总是坐在门前晒太阳，日长月久，如一座门神，已经老得莫辨男女。她指甲长长的，用无齿的牙龈艰难地勾留口水，皮肤如一件宽大的衣衫，落在骨架上。她架起的一条瘦腿，居然可以和另一条腿同时着地。任何人上前问话，她都听不见，只是漠然地望你一眼，向你展示白蒙蒙的眸子。 裁缝走到她正前面，她才感觉到身边有了人，混浊的眼里闪耀一丝微弱的光。她明白什么，牙龈勾一勾口水，指指裁缝，又指指自己。 裁缝知道她的意思，先向她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掰开对方的嘴巴，朝无牙的黑洞里灌下药汤。 老门神呛了两下，嘴角边挂着残汤。 在仲裁缝点燃的一挂鞭炮声中，在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中，裁缝也喝下了药汤，然后抱着丙崽端坐在家门口。像其他老弱病残一样，他也面对东方。因为祖先是从那边来的，他们此刻要回到那边去了。在那里，一片云海，波涛凝结不动，被太阳光照射的一边晶莹闪亮，镶嵌着阴暗的另一边。几座山头从云海中探出头来，好像太寂寞，互相打打招呼。一只金黄色的大蝴蝶从云海中飘来，像一闪一闪的火花，飘过永远也飞不完的群山，最后飘落到鸡头寨，飘落在一头老黑牛的背上——似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蝴蝶。 两天之后，鸡尾寨的男人们上来了，还夹着一些女人和儿童。听说这边的人要“过山”，迁往其他地方，他们想来捡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官府的什么人也来过了。在官家人主持之下，鸡尾寨作为胜利的一方操办“洗心酒”，带来两只烤羊和两坛谷酒，让胜败两方都喝得脸红红的，互相交清人头，一起折刀为誓，表示永不报冤。 一座座木屋已经烧毁，冒出淡淡的青烟，只留下遍地焦土和一些破瓦坛，还暴露出各家各户无锅的灶台，一个个黑色的洞口。屋基狭窄得难以让人相信——人们原来就活在这样小的圈子里？酸甜苦辣的日子就交给了这样的洞穴？鸡头寨的青壮男女仍然头缠着白布条，目光黯淡，形容憔悴。他们准备上路了。一些外嫁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也抛夫别子，回到娘家，决意跟随兄弟姊妹，今后要死要活都捆在一起。他们把犁耙、斧镰、锅盆、衣被、箱篓，都拴在牛背或马背上，错错落落形成一列长队。一个锈马灯壳子，咣咣地晃在牛屁股上。最后剩下来的十几只羊和几条狗，一声不吭地跟着主人，似乎也知道生活将重新开始。 作为临别仪式，他们在后山脚下的一排新坟前磕头三拜，各自抓一把故土，用一块布包上，揣入自己的襟怀。 在泪水一涌而出之际，他们齐声大喊“嘿哟喂”——开始唱“简”： ……他们的祖先是姜凉。姜凉没有府方生得早。府方没有火牛生得早。火牛没有优耐生得早。优耐没有刑天生得早。他们原来住在东海边，后来子孙渐渐多了，家族渐渐大了，到处住满了人，没有晒席大一块空地。怎么办呢？五家嫂共一个舂房，六家姑共一担水桶。这怎么活得下去呢？没有晒席大一块空地呵，于是大家带上犁耙，在凤凰的引导下，坐上了枫木船和楠木船。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 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 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又行行兮天坳口， 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 男女都认真地唱着，或者说是卖力地喊着。尤其是外嫁归来的女人们，更是喊得泪流满面。声音不太整齐，很干，很直，很尖利，没有颤音和滑音，一句句粗重无比，喊得歌唱者们闭上眼，引颈塌腰，气绝了才留一个向下的小小转音，落下尾声，再连接下一句。他们喊出了满山回音，喊得巨石绝壁和茂密竹木都发出嗡嗡嗡声响，连鸡尾寨的人也在声浪中不无惊愕，只能一动不动。 一行白鹭被这种呐喊惊吓，飞出了树林，朝天边掠去。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还加花音，还加“嘿哟嘿”。仍然是一首描写金水河、银水河以及稻米江的歌，毫无对战争和灾害的记叙，一丝血腥气也没有。 一丝也没有。 远行人影微缩成黑点，折入青青的山谷，向更深远的深山里去了。但牛铃声和马铃声，还有关于稻米江的幸福歌唱，还从无边的绿色中淡淡透出，轻轻地飘来，在冷冽的溪流上跳荡。溪水边有很多石头，其中有几块特别平整和光滑，简直晶莹如镜，显然是女人们长期捣衣的结果。这几面深色大镜摄入山间万象却永远不再吐露。也许，当草木把这一片废墟覆盖之后，野猪会常来这里号叫，野鸡会常来这里结窝。路经这里的猎手或客商，会发现这个山谷与其他山谷没什么不同，只是溪边那几块深色石块有点奇异，似有些来历，藏着什么秘密。 丙崽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他居然没有死，而且头上的脓疮也褪了红，净了脓，结了壳，葫芦脑袋在脖子上摇得特别灵活。他赤条条地坐在一条墙基上，用树枝搅着半个瓦坛子里的水，搅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他听着远方的歌声，方位不准地拍了一下巴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咕哝着他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那个人： “爸爸。” 他虽然瘦小和苍老，但脐眼足有铜钱大，令旁边几个小娃崽十分惊奇和崇拜。他们争相观看那个伟大的脐眼，友好地送给他几块石头，学着他的样，拍拍巴掌，纷纷喊起来： “爸爸爸爸爸——” 一位妇女走过来，对另一位妇女说：“这个装得潲水么？”于是，把丙崽面前那半坛子旋转的光流拿走了。 1985年1月 诱惑 诱惑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湘江文艺》，后收入小说集《诱惑》，已译成法文、英文。 走下坡，一片水中倒影越见阔大了。白云在那里沉没和翻涌，浮托着曲曲的山脊。偶有一片黑影飘滑而逝，根本不露出水面——是水鸟还是岩鹰？ 它银光闪烁，在完全翻倒的群峰中，在密密的水草中，像一条隐约可见的白饵诱惑着鱼群。鱼群轰然一散，掠过一道道山涧，迅速没入了天空，是再次被它神秘的出现所惊吓么？ 总是在雨后，这一钩银光就出现于苍翠远景。雨越大，它越显眼的晶莹灿烂，然后一天天黯淡下去。 那时候，我们在马子溪洗尽身上一层汗盐，哆哆嗦嗦爬上岸，甩去耳朵里暖和的水珠，常常远望着这道大瀑布，猜测大概不曾有人到那上面去过。 当夜色落下来，它自然熄灭了。而白日里远近相叠的峰岭，此时拼连融合成一个平面的黑暗，一个仰卧女子的巨大剪影。这女子一动不动，想必是累了，想必是睡了，想必是在梦想往事。她的头发太长太多，波浪形地向北舒摆开去，每夜都让星光来晒着，让山风来抚着——等待朝霞来再一次把她肢解。 那时候，我们的自由部落就建立在这里。大家常去山下的寨子里挑粮，听农民说些话。他们说马子溪是从这羞女峰的什么地方流出的，女子们喝了，会长得标致，而且将来多子多福。他们是瑶民，或者苗民，自己也说不大清楚。他们黑洞洞的门槛里，地面坑坑洼洼，有嗡嗡的蚊蝇和朽木的酸味。 那时候，那时候……有多少事。记不清了，大概也不必要记了。 因为学校停课，新凯没事可干，步行几百公里来看我们，走得昏天黑地，才找到了山上的草棚。其实，这里没什么好看，自由部落已经解体，很多床只剩下铺草，是回城去的朋友们留下的。油瓶也空空的无法再点灯。我们就坐在星光之下，谁也看不清谁，听着背后满山松林发出尖厉的号泣，看满谷的蓝雾和那边黑压压的山峰。我感到我们已经滑到了地球的边沿，山峰那边一定有沉睡着的世纪。 新凯不时打着蚊子，说好大一个，他妈的良种。而我却悠悠地在腿上的这里那里摸一下，搓下几根湿滑的蚊尸，自以为有一种老练。 我们想款待一下新凯，可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吃的东西。背上山的那些酸菜、干椒、虾壳，都没有了。这鬼地方，又太阴湿，我背上山的那头小猪，老是长不大。十多天前，刘安为一点小事与光头大吵了一架，没吵赢，恶狠狠地杀猪出气。他手握菜刀，追得猪到处嚎嚎地疯窜，最后用长长的钎担把它活活戳死在茅坑那边。惨不忍睹，我们大骂他，却都吃了肉，吃的时候才觉得刘安杀得也不错。 刘安说他想到国界那边去，带一张领袖照片，拿一杆枪，就可以干世界革命，说不定还可以捞个政委当当。光头则主张回城，说回去挣几个钱再说，没有钱实在寸步难行，一分钱也难倒英雄汉。最后，新凯则说起他父母，说起我妹妹，说着说着就呜呜地哭了。 我吼起来，闭嘴吧！明天我们去看看瀑布，兴许还有点意思。 于是就出发了。 我们照例起床很迟，避开山民们说的瘴气。据说那是一种带状的白雾，每天早上在老林子里缭绕，不但可以毒翻牛马，人一旦遇上也会染病。不久前妹妹早上去寻猪草，就染上了一身黄脓疮，腿上鲜艳十多天。 我们脚下有疏疏落叶，发出细微的声响。渐渐地感到有凉气袭来，是来自嗬嗬的溪水。抬起头，除了树冠里点点滴滴的光亮，看不见什么天。青苔也越来越多，简直是天降一场绿雪，把万物都盖绿了。有的深苔铺展在地，又匀又密，厚厚的一层地毯，使人生出要上去躺躺的念头。树枝上还多见苔毛，稀稀拉拉挂着，随风荡来荡去，竟如一匹匹翠纱。 一条铁线虫，又长又细确如铁线，从容不迫地往杂树丛中游去，把昭玲吓得脸色惨白发出惊叫——据说这种虫连树干都可以箍断，要是箍在她的腰上或腿上，还不把她切成一片片的香肠？ 原始森林里的树，倒不像我们猜想的那么粗大。它们多是细长，只是奇形怪状，而且披挂纷繁——杂有很多枯藤和气根，交错纠缠，扭手扭足的。大概是山里无比寂寞，这些树木都被憋得疯狂了，才会痉挛出这些奇怪模样？ 溪流已经瘦弱，时急时缓，时薄时厚，时宽时窄，偷偷摸摸地窜着。于是溯流而上的我们便不时由寂静走进喧哗，从喧哗走进寂静，再由寂静走进喧哗，一双耳朵忙闲不定。我们常常会遇到巨石，小山一样大小，一块块赫然横堵溪道，看得出是从山壁上垮落下来的。但抬头看去，可见山壁断裂处已复生土层和草木，似伤口已经结疤，长出了新肉，让路人难辨那次惨痛的断裂究竟是如何的久远。而峡谷里遍地的金色野花，想必是当年的轰隆声散溅开去，又从土地里生长出来了。 巨石浸在水里的部分都有褐色的水釉，摸一摸，很滑。当然是石头的阻挡，使水流到了这里不得不旋起水涡，不大容易看清，一个接一个远去，在水底留下一串串黑色的圈影，无声地绽开，又无声地熄灭。 沿着溪道每上升一个高度，就会遇到一个深潭，遇到潭那边的瀑布，还有水帘激起的浪花。我们已经明白了，有深潭的地方必有瀑布，深潭就是瀑布的居室和刀鞘。马子溪就是从山上成梯形一级一级地坠下来的，由一次次粉身碎骨连接成生命。 我们找不到路，只能下潭游过去。见男人们都脱得只剩一条短裤，昭玲似乎有些为难，东张西望，大概还想找一条路，能绕过水潭。 我告诉她，不会有路的，来了，就下水吧。 新凯疑惑地问，衣物怎么办？如何带过水潭去？ 光头告诉他，放心好了，山里没有人，别说你几件破衣服，就是有金子也可以丢在这里，回头下山来找就是。 新凯说，这倒也是。 深潭里的水冷得侵骨，让人有掉进冰窖之感，不由自主地打冷噤。要不了多久，入水者就憋得喘不过气来，不光是全身肌骨麻木，连生殖器也紧缩得极痛。有意思的是，水太清了，人简直是在透明的空中飞舞。潭底的卵石历历在目，似乎伸手可触，但真是一脚踩下去，或一手捞下去，才发现下面空空荡荡，身体与卵石还无比遥远。 阳光射入深潭，在水底的石滩上布下龟纹状的金网，颤动着，飘摇着；又被水面反射到石壁上，蓬蓬勃勃的金光如同升起连绵不绝的火焰。这当然只是浅水区的情形，如果再向潭中游去，水下就只有一片绿色了，绿得越来越浓，是一种油腻的绿、凝重的绿、轰隆隆的绿。你也许会觉得，一定是千万座山峰的绿色全部倾注在这个深潭，经过长年的郁积和沉埋，才会凝结出这样一片碧透的恐怖，一片深不可测的幽暗。从这里游过去，我们的腹部显得又嫩又软，毫不设防，有一种从魔鬼嘴边滑过去的感觉。 我发出了尖叫，看见了头上一线天空，还有一只飘忽的岩鹰，突然感到空空的一声水响中，自己已穿越了千年万载。 新凯惊呼起来，原来他正被一群鱼穷追不舍地叮咬。 光头告诉他，山里的鱼不怕人，这并不奇怪。又说山里的鱼肉紧，最好吃。 新凯说，我们在这里抓鱼吃吧。 光头说，没有火，也没有盐，拿什么吃？ 连昭玲也游到了彼岸。但潭那边全是陡壁，登岸十分艰难。我们只能先远远地看好地势，在水帘的旁边选定一道石棱或一截枯根，以便援手和立足，再窥测下一步踏向何处。人一出水，身上光溜溜，身体重，腿软，不易站稳，至少要几分钟以后，才觉得身子轻去一些。幸好光头是队长出身，常入山倒树伐竹什么的，显出灵活敏捷，总是先爬上去。他的臀部闪入上方的某块大石头之后，哗哗捣腾一阵，掀下一两根长藤，以便我们攀缘。有时他还在上方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叫喊，报告我们周围的地形细节，指示我们该如何一步步行动。他的叫声在峡谷里显得特别洪亮，也特别悠长和清晰，如同人声也被绿色洗涤了尘垢，展露出自身的光泽。 大家就这样爬过一级又一级小瀑布，最后都累得不太想说话，走走停停，等着后面的昭玲，看她从乱石中钻出来。好在过了第五级瀑布以后，地势平了些，再通过一个豁口，天空突然扩展，一个平坦的谷地拥了过来。这里到处是密密的野麦，还有高过人肩的粽叶林和茅草，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山坡，构成了山峰与平地柔软的联结，是我想象中最有趣的地方。马！——光头大声宣告。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果然看见山脚下有些东西会动，黑色的，棕色的，黄色的，不是一团团，而是一片片，闪闪烁烁向山谷飘去。一声确凿无疑的马嘶，锯裂了谷地的静穆。这真是奇了，这山里居然也有马？这些野马是从哪里来的？ 新凯去小便，又有了新的惊讶，说他发现了路。光头说这根本不可能。新凯一边搜索裤带一边要我们上去看看。待我们爬上去，果然见到一条真真切切的路，有几块明显经过打凿的条石隐在茅草中，还组成了梯形台阶，只是有的条石已经折断，另有几块已经坍塌。我们顺着这条路上坡，拨开树枝，避开刺藤，在林子里钻了好一阵，最后还发现一块空坪，疑似一个废弃的屋基。想想看，如果这一片平地是屋基，那么当年的房舍就有足够的宏伟，至少能容下一个繁荣的大家族！ 我们没有找到多少人的痕迹，只找到一具大朽木，简直是个空空纸筒，貌似雄壮，内质溃烂，成了蜂窝状，踢一脚只有喳喳声响。朽木旁还有个半埋在土里的瓦罐，圆溜溜的，鬼鬼祟祟，恰似一只硕大的眼球。 这里无疑曾经有一个故事，曾经有炊烟和鸡鸣狗吠，曾经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在夕阳中等待儿子的归来。但眼下这里只剩下苦蕨，一种极低等极古老的植物，以超凡的生命力穿越千万年，蔓延得遍地皆是。 新凯说，人真是怪，什么地方都有人。可他们到哪里去了？ 光头说，可能是因为瘟疫，可能是因为战争，还可能……他们根本不是人，不过是天外来客或者野人。 我们都笑了。 我们想抽烟，想吃点什么，但发现身上光光的，衣物都留在山下了，只得咽咽口水空坐一阵。 一只蜘蛛高傲地迈步而来，赤眼绿身，细长腿，有拳头般大小，吓得我们心里发毛。说来也怪，深山像是一个特殊的放大器，很多东西一进山都骇然壮大。就像这只巨大的蜘蛛，刚才一路上我们见到的蚯蚓竟有尺多长，见到的蝌蚪竟有核桃大，见到的杜鹃和葵花都由草本变成了木本，由一年生植物变成了多年生植物，以参天大木的形状逼你仰视。那么，我们再走下去，会不会还遇到水桶大的野辣椒或者桌面大的野南瓜？……也许，这老山深处已没有生与死的界限，一切生命都吸聚了漫漫岁月，才会变得如此的硕大？ 动物与植物也极难区分。有些花草也可以张牙舞爪，把飞虫捕入花囊叶袋里瞬间化食，而有些虫豸也青翠得如枝如叶，时常阴险地装出死相。那么，我们再走下去，会不会还遇到长叶子的石头，或者能咬人一口的石头？会不会被某棵大树冷不防一掌拍倒在地或者一脚踢向深谷？ 我们快累垮了，更重要的是被自己的恐惧累垮了，已经怀疑今天能否找到大瀑布。回去吧？颇有点不甘。往前走吧？又有点心虚腿软。无意识地迈出步子，我们又游过几级水潭，爬过几级石壁，只是一级更比一级难。有时候我们几近绝望，认为前面这堵石壁是绝对攀不上去了。尤其是攀到第九级，我们侧身通过一条天然“栈道”，人皆背靠石壁，脚下仅有几寸来宽的一轮石棱，滑溜溜的，且向下倾斜。顺着鼻梁，我们可看到悬岩下的乱石沟随着我们的横移而晃晃荡荡。一块石头慢慢滚下去，半天才听到闷闷的撞击声。一阵风吹来，整个石壁好像都在摇晃。人已经不敢呼吸了，担心呼吸的气息都会动摇重心，轻易地把我们推离石壁，再也贴不上去。在那一刻，我感到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而被狰狞的石沟掌握着，但我不知它在刹那间会做出何种判决。一步，两步，三步……当我不顾一切跃到一块平稳的石头上之后，身体就颓然倒下，好半天还觉得小腿在痉挛，在颤抖。我当然更记不住同伴们是如何过来的，记忆中有一段永远也弥补不了的空白。 新凯发狂似的骂娘，咆哮，跳跃，抽自己的耳光，抓起石头一个个往深谷里乱砸。他的神经已经承受不了这样残忍的后怕。 昭玲去安抚他，拍拍他的背，摸摸他的头发，像一位哄着孩子的母亲。她的全身都湿透了，浑圆的肢身在布片下突显出来。 你们听！光头大叫一声。 我们终于听到了什么。 寂静中，终于有轰轰轰的声音从地下升起，又像来自四面八方，而且越来越近切，使地面都有微微的震颤。 光头又大叫了一声：雨！大家也随之感觉到了，发现了手上和脸上的雾珠。我们初以为是变天了，但很快就悟出，一定是大瀑布溅起的水雾！我们顿时兴奋起来，连爬带滚向前快跑，转过一个山坳，果然眼前一亮，一束银光悬挂在巍巍石壁上，大团大团的雨雾确实是从那里涌来，只是没想到它能飘洒得这么远，竟飘到了千米开外。新凯转怒为笑，高举起双臂，嘴巴大大地张合，但我们已听不到他的声音。其实我们已经听不到轰轰轰之外的任何声音，大家都在无声地奔跑，摔倒，摇手，攀爬，叫嚣…… 我们总算找到了！来自上天的银色飞流呵，你翻腾着，扑跃着，奔跑着，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清晰，连颗颗水珠也可被我们看得真切。你被一块石头劈成两匹，又被再下面两块石头割成三股，然后缓悠悠地飞坠，大把大把地砸在石头上，撕咬和拥抱，挣扎和舞蹈，遍体鳞伤却依然扑向锋刃，头颅落地却突然拔地而起。你的骨头在嘎嘎裂响，血的泡沫在一次次腾飞，但仍然一往无前前赴后继投入战场，金戈铁马鼓角震耳昏天黑地。这场战争也许持续了百年？千年？万年？永远的水雾升起来，扬上去，飞向远方，使方圆数里内的树林全是湿漉漉的，叶子晶晶闪亮，不时抖动着，似乎也受到了惊吓。一轮轮巨大的彩虹在这里升起，成了一座座凯旋门，永远纪念着你七彩的信念。 我们互相拍肩，捶胸，还有拥抱。 我们大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唱《红军不怕远征难》，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和《马赛曲》……尽管我们几乎听不清自己的歌声。 新凯想去瀑布下冲个澡，小心翼翼探步向前，还隔飞浪老远就惊恐地回逃，显然是被飞流打击得太痛。 又有几个人去试，还是大笑着回逃。 昭玲则发现石头上冒出的一注喷泉，跪着用嘴接了几口，弄得满脸都水涟涟的。 光头又发现了另一处喷泉，但还是不满足，说为什么没见鱼被冲下来呢？这么高的落差，鱼一定会被砸昏吧？ 我大喊，应该去骗骗今天没来的刘安，就说这里叫臭鱼岩，被砸死的鱼堆成山，烂了，臭了。 光头大喊，刘安那家伙呆，说不定真会相信的。 大家都笑了。 新凯还想起了一件事，说应该在这里留几个字，作个纪念。我们都赞成，但留什么字呢？有的说应该刻红军不怕远征难，有的说应该刻自由部落万岁，还有的则说应该刻一首诗……争议了好一阵，我们才觉出自己的可笑，原来手头根本没有刻石的工具。 昭玲这才偷偷一笑，从衣袋里掏出一口铁钉。她没带吃的没带喝的，居然就带了一口铁钉，早就猜到了我们的需要。这真是神奇。女人如何能够这样伟大？不但比男人还能承受困苦，还总能在要命的一刻制造惊喜？ 我们的目光投向一块石壁，但刚走过去，突然不约而同地怔住了。原来我们发现石壁的右下方，已有明显的一排刻字，部分字迹有些模糊： 沿溪再上五级台阶，有此山第一大瀑布，高二百八十米。三一五地质队秦克俭记。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 这是一道闪电，把我们都击倒了。这是一条冷冷的真理，而我们也许是迟到了十多年的第一批听众，是这一真理绝无仅有的听众。 秦克俭是谁？ 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但他在这里等了我们十多年。当然也只有我们，是世界上最熟悉他的人。 字迹如此真切，好像就是昨天、或者就是刚才刻下来的，还留着人的气息和余温。而这个刻字者眼下也许还在附近，在某一块石头后闲坐，在某一棵大树下入睡，在某一顶帐篷里清点帆布包里的标本，在某一堆篝火前搜集枯枝准备做饭……我甚至已经看见了他黑黑脸庞上似曾相识的笑纹。 “秦克俭——”我们大喊起来。 “秦克俭——”到处都是回声。 我们终于没有找到他，只是感到蒙蒙雨雾更凉了，更浓密了。 1985年8月 鼻血 鼻血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8年《青年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马坪寨，错错落落的一片木楼房，夹着一座青砖楼，老远就能看见。砖楼的梯形封火墙檐角高翘，一角叠着一角，一级落下一级。檐草居然已粗大如树，当然是吸吮了漫长岁月的结果，若出现在夜里，将冷不防给路人一种黑森森的狰狞感。苔藓从墙基蔓延开来，蓬蓬勃勃泼染于墙，眼看就要把砖楼完全包藏。 老屋空了多年，囤积着一屋发霉的气味。但不时有人跨进门槛，把一角角黑暗认真地盯上几眼，似乎努力地要看出个什么究竟。他们是过路歇脚的农夫，叽叽喳喳的少女，或一些坐汽车远道而来的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负手闲步，把门口两尊石头狮子拍拍打打，把蛀眼密集的大木柱抚摸抚摸，更喜欢在厅堂里一张女士玉照前整顿神色，交头接耳一番。 女子的大照片陈旧灰黄了。年龄说不准。衣着在今天看来不算十分洋式：一件短袖旗袍把胸脯小心裹住，却把颈脖大面积裸露出来，交给公共目光去七叮八咬。 本寨人都知道，这里原住着一个大户，姓杨，是个大药商，家有两位千金。姐姐在九州外国行医，照片中的这位则是妹妹，曾是著名演员，用本地人的话来说，在上海“唱电影戏”唱得大红大紫，想必在大码头上赚了不少银洋。如此而已。本寨人不知城里的读书人为何这样惦记一位戏子，一趟趟来察看老屋。有什么可看呢？有曹跛子耍蛇那样好看么？有湖北班子的大变活人那样好看么？ 他们把外地统称“开边”，似乎唯马坪寨才是中央，只有身处中央的人才活得最有道理。而“开边”人总是有些古怪的。 待外地人走了，本寨人进去捡个烟盒子，捡个汽水瓶子，看能不能废物利用。有时他们也把招引远客的大照片评议一番。 “乖致得婊子样的。” “乖致什么？嘴巴好大，丑死了。” “奶子砣砣的，养五个娃崽不碍事。” “色是祸呢，没听说过吗？红颜薄命。” “莫搞下的。人家是人民代表，毛主席都请她到北京去坐皮椅子。我舅舅说过，那皮椅子一坐下去就塌两尺，你脔心都到了口里。” “死猪子，你坐了我的斗笠。” 众人意见各别，有一点共识却坚定不移，即这号洋式女子担不得粪桶，铡不得猪草，只能摆看，切切不可做娘子的。至于电影戏，他们也觉得不以为然。县里的班子来挂白布放过两次电影戏，既无锣鼓也无唱腔，不论生旦净末丑，只是讲讲白话，才端上碗就吃完了，才上床睡觉就天亮了，快得实在没有道理。当时村长看见银幕上又打仗又开荒硬有几百号人，忙煮了两锅面条办招待，后来电灯一黑，千军万马不知去了哪里，场上只剩下两个放片子的伙计——他娘的电影电影，就是这样骗人的呵？ 杨家二小姐不过是唱唱这种没腔没板的骗人戏，一没当上县长太太，二没在城里开铺子，马坪寨乡亲觉得这事并不怎么光彩——尽管她还算仁义，给乡政府捐过一台水泵。 乡长严禁马坪寨人破坏老屋，也不许用它来囤粮谷或关牛羊。有一次，三老倌拆了一根檩子去修水车，乡长知道后立刻瞪眼开骂：“胡闹！你晓得人家是什么人？毁了人家的家产你有几个脑袋去赔？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你搞破坏呵？” 众人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觉得乡长的眼瞪得极有道理。 这一年，坡上的竹子全开了花；挖山时又挖断一条碗口粗的冬眠蛇，各户都剁去一截煮着吃了；有人还更下作，在水井边上屙下一堆臭粪，沤出了一窝蛆。总之，这世道有些不正经了。城里的一些青年学生跑到马坪寨来贴大字报，喊口号，舞红旗，砸烂石头狮子，召开批判大会，撕下杨家二小姐的大照片，四下里瞪眼睛恶狠狠一番。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臭妖婆也被都市里的革命人民揪出来了。哪是什么革命艺术家呢？她不过是个臭妖婆罢了，大破鞋罢了，美国女特务罢了，不但大搞反革命活动，还同好多男人不干不净——妖婆子有勾魂术哇，勾的都是大人物。你看看，你想想，有这样的祸水，中国还能不亡党亡国么？有朝一日美国和日本的飞机还能不来丢炸弹么？……这些话，说得马坪寨人面色惨白。 到岁末时分，马坪寨的返销救济粮没有发下来，大概是杨家妖精婆反了革命，乡亲们也跟着受连累。众人便气愤，尤其是男人们，纷纷诅咒那勾魂的淫妇。 某位妇女被柴烟呛了一口，不免火冒三丈：“勾魂也是本事，你曹跛子要你家妹子去勾勾看，勾猴！” 几位女子立即附和：“勾猴！” 妇女又说：“哪个叫你们男人浑身骨头轻？勾了魂，活该！” 几位女子再次附和：“活该！” 旁人便默然。 关于杨家二小姐的消息从此绝迹。她或许死了，或许坐了大牢，大家对此都吞吞吐吐。马坪寨青砖老屋的阶基已被荒草淹没，再无什么人来探访。 不知什么时候，邻居开始悄悄议论，说半夜时分常听到空楼里有人咳嗽，还有清清楚楚的脚步声和泼水声，想必是老宅子不干净，闹鬼。这一说，男人们胆子再大，也不敢用老屋来码柴和囤石灰，白天也躲它远远的。有时候母鸡跑到那里去了，或许生了野蛋，男人们也不敢去寻找清查。 这一年，公社机关的干部又多了一两桌人，加上有几个单身汉要结婚，房间显得十分紧缺。公社干部看中了马坪寨这栋砖楼，又觉得有责任打破闹鬼的迷信。黄秘书来看过几次，说根本没听到什么脚步声和泼水声么，只有几只老鼠么，看把你们吓成了这样。乡亲们不相信黄秘书，说你们吃国家粮的福气大，八字硬，阳气足，火焰高，自然是看不到鬼的，哪能与我们农夫子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第一个奉命搬进空楼的是伙夫，一个叫熊知仁的后生，众人都叫他知知。他挑着铺盖卷来到老屋前，被前面一团黑影吓了一跳。他挺长脖子，眯缝眼睛，透过又破又旧的两块小眼镜片，把前面的黑影警觉地辨认了一番，发现是棵普普通通的樟树，方定下心来。 他的小眯眼自然是被灶火柴烟熏坏的，很多东西看不真切，以至他迈进大门时，差点又被门槛绊了一跤。他晃晃地站稳脚跟，收收鼻孔。 “香！” 天井里只有鸟粪和腐草的酸臭，左边厢房里有两个木匠忙着破木下料，松木味也不能说是香。 黄秘书说：“你放下东西，去下湾村喊四个泥匠来。” “香！”他依然专注地收缩鼻孔。 “什么香？” “牙膏香。” “哪来的牙膏？” “真真是香。” “鬼打懵了，快去喊泥匠吧。” “贼养的，我鼻子明明……”知知觉得自己的鼻子是有点不堪信任，咕咕哝哝去下湾村请泥匠。 下午，他清扫老屋，扫走几堆落叶和鸟粪，又嗅到了那股似有似无莫可名状的香味，不觉有些奇怪。那香味到底从哪里流出来的？或者——到底有没有那股香味？他四处查找，挺长脖子，对楼宅的各个局部投去警觉目光。一砖一石都放大了，清晰了，凸现了，柱子在移动，墙壁在旋转，头顶的大瓦盖也波动翻涌起来，似乎有了某种活气，暴露出某些意思。他在天井一角捡了个破灯盏座子，觉得分明有个人，曾经在这盏灯下等人，想起了什么伤心事，默默地流泪。他看到后院荒草掩盖着的一条石板小径，觉得分明有个人，曾经在这里跑来跑去捉蝴蝶，笑声碎碎地装满一院子，还有汗津津的肩胛在枣树干上倚靠。他又发现一口废荷塘，积满干泥，长满茅草，有个癞蛤蟆跳了一下就不动了，胸有成竹地盯着他。他猜想当年这里定有一湾碧水，半池莲荷，映着蓝的天白的云，映出塘边一件红衣衫，跳动得像一团火。塘边有块石板特别平滑，差不多是一面墨色大镜，那当然是一双柔嫩的赤脚，曾经反复在这里踩踏，才有今天细腻柔软的石面。 他像一条狗，继续找着，嗅着。他来到楼上，看见许多碎瓦片。他还在板壁上发现了一个墨写的“羊”字，在一道壁缝中发现了丝线球和钢笔帽，在一个窗台上发现两道刀砍的痕迹，一个缺了腿的铸铁香炉。这一切过于琐屑零散，没有什么含义，但似乎也能串起来，串出一个关于某人的故事。知知是一条能嗅出故事的狗，甚至明白了这个故事的许多细节，连很久以前的一个眼波，一声病中的呻吟，他也能用鼻子在尘封的砖瓦梁桷中细细挑剔和挖掘出来。 他很有信心地走进一间杂屋，与蛛网和蚊虫大战，在成堆的松子里果然又有新收获。有一个玻璃镜片，不知曾照过什么样的容颜。还有一根泥垢包裹的银簪子，在掌心里一擦，便闪出一道诱惑的银光。 “乱丢乱丢，不就在这里么？” 他自言自语，带着一种埋怨的口气。话一落音自己也奇怪，他埋怨谁？为什么事埋怨？其实他至今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楼宅曾经住有一个大户，家中有男有女，如此而已。但他又很有把握，似乎认定曾有一个女子经常在这里敲核桃壳，经常在这里绣花和画画，经常与母亲斗嘴抬杠。她的牙齿还老出血，尤其是刷牙的时候，一吐便是一口红水，这是不会错的——他这种把握简直无根无由，一冒出来后却顽固透顶赶也赶不走。 伙房里有人叫他。他挑着一担草往柴房走去。他走过曾经有人走过的楼梯，穿过曾经有人穿过的厅堂，跨过曾经有人跨过的门槛，听到长长一声娇滴滴的嗯——啦，不觉吓了一跳。仔细一听，发现刚才不是人声，只是一扇木门旋出的声音。 接下来，他听到柴房内有人泼水，进门一看，却未见到人影，但地上和柴捆上真真切切有些水渍，还透出女人的发香，好像刚才确实有人在这里洗过头发。怪了，今天这里只来了泥匠和木匠，决不可能有女人。而且谁也不会如此混蛋，往柴房里泼水吧？ 回头想想，刚才的嗯——啦，到底是人声还是关门的声音？ “鬼——” 一担草丢在地上，他须发倒竖，扭头就跑，一口气跑出半里地，钻进路边一户人家，在桌子下蹲了好半天。“有鬼呵——” 乡下闹鬼的事很多。供上豆腐、雄鸡、糍粑，请法师来偷偷念一通咒语，就算驱鬼辟邪了。熊知仁瞒着黄秘书，请寨子里的四伯爷做了一场法事，又睡了一天一晚，出了身透汗，自觉是好些了。收收鼻孔，至少是不再有香气。 这一段时间，公社干部陆续入住空楼，食堂里越来越忙。不过知知不用去砍柴，也不用买柴。村村寨寨都在闹“文化大革命”，打烂了很多泥木菩萨，清剿了很多报刊图书，包括物理化学小说散文什么的，乱七八糟堆在灶口，都可以当柴烧，用来煮人食也熬猪食。知知有点怕菩萨，不知烧菩萨会不会遭到报应，但想到自己只是奉令行事，干部要他下毒手，神灵未必怪罪到他的头上吧？劈着烧着，他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还有点兴高采烈，一刀劈下菩萨的大耳朵，又一刀剁掉菩萨的肥脚板，对各路神仙大开杀戒。 他在废纸堆中发现一张大纸，不知是什么纸，反正纸面很光滑，很坚硬，指头一弹便有嘣嘣脆响。他凑上前一瞅，发现是张大照片，上面有一个女人，似有几分眼熟。他突然想到，这不是小杨子么？不就是老杨家的二姑娘么？以前他也听说过小杨子的故事，只是他想象中的大小姐，嘴巴没这般宽大，头发没这般卷曲。 美人，美人呵。可惜，好端端的照片已经撕破，截掉了大小姐的一只胳膊。他在纸堆中翻来找去，好容易才找到那条断臂。 他想了想，把照片带回自己的住房，贴在米桶上方的墙上。那里已经贴了两张治虫防虫的宣传图，还贴了张表现五谷丰登的新年画，现在再加一个女人，屋里显得更加明亮。他眨眨眼，觉得照片上的人也冲着他眨眨眼。他转过身去，觉得照片上的人也乘机爱东张西望，只是你再看到她的时候，她也迅速恢复原态，直愣愣地盯着你。这妖精，好勾人的眼睛，看人怎么看得这样深呢？看得这样呆呢？无论你躲在哪个角落，不论你在干什么，她都死死地盯住你，像有什么话要说。怪了，她对知知有什么可说？他虽说是她的同乡，但从不认识她，成天只知道劈柴、烧火、刷锅、挑水，那两个大水桶，压得他腿杆子上青筋直暴，一球球地扭成了结。伙房里还老是丢失东西，昨天留给公社书记的一碗豆腐，不知被谁偷去吃了，害得他被书记臭骂了一通。 他发现杨家小姐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吓了一跳，忙取下镜片擦了擦，戴上鼻梁再去瞅，发现那双漂亮眼睛里又没有什么了。 但他坚信，杨家小姐刚才的的确确哭了，这是绝对不会错的。 想到这里，他慌慌出门在伙房、厕所、菜地乱窜了一阵，返身来到照片前，声音直哆嗦：“你哭什么？” 杨家小姐依然一动不动。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对方仍然沉默。他现在似乎看得更清楚，那眼里确实有泪光。想必是痛？是有病？是有什么伤心事吧？知知把她的脸蛋摸了摸，找来几颗饭粒，把照片的另一块黏接上去，算是把胳膊还给了女人。借着窗外一抹霞光看去，杨家小姐脸上似乎泛起一抹红润，嘴角也有一丝感激的微笑。 天色渐晚，窗纸被风吹得叭叭响。知知怕杨家小姐受寒，便在照片上方钉两口竹钉，挂上一件棉衣，这样可给照片增加一些温暖。到后半夜，他索性把照片从墙上揭下来，压到了自己的枕头之下。 这以后，旁人都觉得这个眯子有些异样。他干活特别卖力，还特别高兴，挑着一大担水上路，有时还扯开鸭公嗓，把不成调的山歌吼上两三句。他开始变得勤于洗衣，洗澡、洗手，手背上那张黑膜不知何时已经揭走，衣上的补丁也整整齐齐。到他房里去看看，床下不再有那些乱糟糟的草须了，摆放大小腌罈的屋角也不再有蛛网。他的桌上还出现过肥皂盒和小圆镜，甚至还出现过鲜花。“熊大相公也摩登了，恐怕也想收亲呵？哈哈哈！”黄秘书觉得这件事很可笑。 知知似乎没听见，仍然捉针捉线地补衣，赤裸的背脊弯曲如弓，脊骨一节节清楚地挺突可见。 “是四妹子唱歌？”黄秘书竖起双耳，好像听到了什么，在老宅子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伙房。“奇怪，明明听到有人唱歌，怎么听着听着又没有了？喂，死聋子，你没听见么？” 知知还是不抬头，不理他。 黄秘书常到伙房里来转悠，有时要炖牛肉，有时要煮面条，有时要取点酱油。他来一次，油罐里的猪油或茶油就要浅去一截。知知很讨厌这只油老鼠，找公社会计和公社书记嘀咕过两次，黄秘书就对他脸色很不好看，总是支使他去打扫厕所或者下井清污。这一天，他又支使对方为刘会计去洗鞋袜，然后在伙房里大找橱柜的钥匙，大概对酱油或猪油有所图谋。不料在桌上床上翻找了一阵，竟翻出了草席下的大照片。嘿，这不是那只大破鞋么？不是那个美国女特务么？ 黄秘书当时就大叫起来。 正巧碰上春耕在即，公社照例要召开大会，以阶级斗争促进农业生产。一批地主富农被押到台上低头认罪，知知也被挂上了木牌，与地主富农为伍了。小杨子照片成了他抗拒革命思想堕落的铁证，被涂上红叉，倒贴在木牌上。 “熊知仁，你那天蒸饭不记得放水，蒸出几十斤锅巴没法吃，是不是贼养的故意浪费人民的粮食？” “熊知仁，你炒的白菜里有蛆，把我们革命干部当猪婆喂呵？” “你三天两头就剃头洗澡，一个癞蛤蟆还想当相公，是不是忘了本？” “你房里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有女特务的像，什么意思？” “你还流氓，把那妖精片子藏在被窝里！” …… 干部们展开了揭发批判，没顾得上几个小后生躲在人群里嗤嗤暗笑，还有一些女人很不自在地你揪我一把，我捶你一拳。 知知勾着脑袋一直没吭声，呆了一般。忽然，一注红血从他鼻孔里流了出来，吧嗒吧嗒，一滴滴落在地上。他用手抓了一把，手掌顷刻间就血淋淋了。用袖子揩了一把，整个袖口也立刻血糊糊了。有位干部愣了一下，端来半碗冷水，往他脑门和后颈拍了几把，但他的鼻血还是一股股往外涌，染红了胸襟，染红了鞋袜。干部推他下台去，他硬着颈根不肯走，一摆头，鼻孔里一个血泡爆炸，在身旁一位老地主的脸上溅下几颗血星。他的血开始很浓，是黑红色，流着流着变淡，掺了水一样，成了浅红色。不知是谁递来一团棉花，塞住他的鼻孔，但红血很快浸透棉花，继续向外奔涌，弄得批斗台上的桌子、板凳、茶杯、话筒、标语牌全都血迹斑斑。随着会场秩序的混乱，他的鼻血越流越快，简直是向外喷射。一条老狗从他肋下窜过去，不小心被喷出一个红艳艳的狗头，汪地惨叫一声，向台下窜去。一只白母鸡也被喷成了红母鸡，扑打着翅膀飞到树上，于是树叶也被染红了大片。地上的血水积厚了，涨高了，开始蠕动，裹着沙粒和落叶向低处扭摆而去。不知被谁踩了一脚，立刻又带出几个血脚印，让人不能不想到杀人现场。 知知自己也被这景象惊呆了，吓慌了，开始捂着鼻子哇哇大叫地乱跑，血雨就随着他四处飞洒，满地狂溅，简直是一台指向哪里就红到哪里的高压喷漆枪——在场人谁都不敢相信，这个瘦精精的孤儿，竟有那么多血来染红马坪寨。 这一天的批判会只得草草收场。据人们说，自这一天以后，公社机关所在的杨家老宅不再传出女人的歌声，但有时会飘出女人的哭声，时有时无，似近似远，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听到的——看来还是有鬼呵。 多年以后，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杨家二小姐也获得平反，仍然是著名演员和革命艺术家，还上了电视和画报。那天乡政府周会计脸上像抹了一层油光，夹一册画报从县里开会回来，干部们都尾随而去争相观看。熊知仁搓搓手，想起了什么，也跟了上去。周会计正眉开眼笑，回头看见他便挥挥手：“开干部会，你来干什么？去去去！” 知知怏怏地回到家里继续磨豆腐，看白色的豆汁一汪汪流下来，不觉发了呆。 此时他已经早离开了政府机关的食堂，回到寨子里，开了个路边小饭店。饭店生意还不错，尤其是馒头卖得好，猪血豆腐更有名气。知知不记仇，当年的公社干部来了，他给老熟人的碗里多抓点葱花姜末，汤勺子往鼎锅里舀猪血豆腐，也总是搅得深一些。听说乡政府要黄秘书退休回乡，退休费却只有每月两百元，他还推了推那架断了腿的眼镜，肃然正色地说：“只两百块钱就打发了？这样对待老同志，不平民愤的！” 有一天，从乡政府方向来了两个“开边人”，说的京腔不容易听懂。一位老妇人身着无袖旗袍，有细嫩白净的脸皮，但下眼皮松弛垂落，叠出了肥厚的两个眼袋。大概腿不灵便了，她坐在轮椅上，但还是描眉画眼，香气扑扑，抹了淡淡的口红，戴一圈金光闪闪的项链，显得很有些身份。推着轮椅的另一位女人约摸五十来岁，挎一个小皮包，对老妇一口一声“阿姨”。 两人看了杨家老屋，看了水电站和学校，回头把知知的小饭店也很有兴趣地打量。老妇人似乎是在说，她小时候最爱吃这种猪血豆腐。 知知眯缝着眼辨认来客，“来两碗？” 老妇人望了他一眼，眼中透出惊异，是一种看见熟人时的表情。“这位乡亲，是不是姓彭呵？” “不是，我姓熊。” “我们见过面吗？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肯定见过的。这几年我经常到县里去进货……” “对不起，我们不住在县里，住在老远老远的地方。”老妇又低头自语，“哎哟，你看我这个脑子。” 不知是谁在旁边插了一嘴：“知仁大哥，她就是马坪寨的小杨子呢。” 小饭店里的几张面孔都转了过来，熊知仁更是吃了一惊。他没料到当年照片中的女人，竟躺在轮椅里，浓妆艳抹，皮泡眼肿，像一条香喷喷的五彩大金鱼。这就是小杨子么？就是以前大照片上的女子？不会吧？他搓搓手，有点手足无措。 周围人头攒动，议论着轮椅和项链。大概被那张老脸弄得有点扫兴，也没看到人们预料中的小轿车，几位后生子立刻大不以为然。不知是谁对谁在说：“县酒厂的酒糟好得很，你要的话就赶早去。” “来两碗吧，不要钱的，你们尝尝。”知知终于想了可以做的事情。 他注意到小杨子伸过来的手臂，又肥又白，靠肩胛的地方，有一条两寸多长的疤痕——正是当年照片撕裂的地方。他胸口一紧，感到吐不过气来。 “大婶，你……这只手受过伤？” “唉，也记不清了。”对方笑了笑，眉梢优雅地向上一挑，“那些年，受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身上的伤哪止这一处呵？腰上和背上还有内伤哩。” “阿姨，你要不要一点？”陪着她的中年妇人似乎吃不下，把猪血块往她碗里转让。 “兰兰，我够了。”老妇人嚼了一小片，嘴唇舔了舔汤，也把碗放下。“同志，味道还可以，只是有点不卫生，你这些碗都没有蒸过吧？没用过洗涤剂吧？我一看你这锅灶，这碗筷，哎哎，想吃也吃不下。” 知知慌慌地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又说：“你们农民同志，现在可以劳动致富了，形势很好呵。不过，还要注意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要讲究心灵美呵。没有美，就没有生活，对不对？劳动光荣，但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是吧？现在这个物价，乱啦。社会风气，乱啦。我就真纳闷，怎么也没人来管一管？兰兰，上次报上也说了，有些人赚黑心钱，我看还是心灵美的问题没解决好……” “阿姨……”中年妇人看了知知一眼，似乎觉得老人把话题拉扯得太远。 这时候，知知才发觉，杨家小姐虽头发花白了，但声音还脆亮如童。大户人家的女人就是养得娇些。 老妇人取出香水纸餐巾，擦了擦手。两人道过谢，一高一低往大路而去，只留下淡淡的香水味，还有地上那朵皱皱的纸餐巾。 知知一直没有说话，看面前两碗几乎没怎么吃动的猪血豆腐，腾腾冒着热气。 他肯定不适应香水味，感到头有点晕，鼻腔深处也热热的，有液体在涌动。他知道那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赶紧捂住鼻孔，进屋去找棉花。屋里乱糟糟的，没有洗晒的衣服四处堆放着。两只老鼠从谷箩里惊慌地逃窜出来夺路而去。他眯缝眼睛四下瞅去，也没找到那件破棉袄，没找到可以塞住鼻孔的东西。看来，是得有个人管管家了，他该下决心娶个女人了。 1988年2月 史遗三录 史遗三录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青年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获全国优秀小小说奖。 本人曾下放湖南省汨罗县务农时逾六载。汨罗为春秋时罗国属地，至今仍自成一小小方言区，其语音与四邻各县大异，略显古罗域轮廓。据史载，罗人源于今湖北宜城，有“罗家蛮”之称，为弱小部落。后楚兵渡河南侵，罗地男女老幼英勇抗击，终不能敌，遂迁往今枝江县，数年后又遭楚文王强兵相逼，远徙洞庭湖以南。有乡间野叟言，古罗城即今长乐镇。当地方言中罗乐谐音，故此说虽可存疑，却无妨聊备一格。 本人当初即居长乐镇以西，尝随农夫开荒，掘出地下大批铜矛铜镞，轻捏于掌，立成粉末，因之怵然察觉脚下荒岭原为铜器时代惨烈战场，禁不住惶惶四顾，心空良久。 罗地奇事异物不胜枚举。地名人姓大多两分，张家坊住李姓，杨家桥住康氏，此类情形比比皆是，殊可奇怪。又有闹茶古俗，新婚之夜老少男宾均可嬉戏新娘，搂抱狎昵，邪辞浪语，所谓三日无大小。故百姓娶亲多在冬季，既取农闲之便，新娘亦可多穿厚裹，如披挂重甲以护身。此类奇异，方志恐早有述录，无由我赘墨。 然有三两凡人小事，难入正史，于我则耿耿胸臆，经年难忘，遗之可惜。今稍作整理，汇为三题如下。 猎户 猎户杨某，罗圈腿，麻色浅发，常暴几许错杂黄牙于嘴中，似黄牙已将嘴穴胀破，唇圈永难围合。此人年过六旬，却身骨强健，入冬不着棉袄，薄裤参差悬吊，赤足蹬套鞋，叭叭行于村路。 杨某有绝技。上山见虎粪，即可辨出虎之大小，虎之雌雄，虎之肥瘦，言过山虎必依特定路线往返，人只消算定虎归时日，于虎行路线安装套夹即可。众人皆称，杨某上山从不空手归，在家亦可神算山中动静。有时陪客闲坐喝茶，忽然眼生光辉，一跃而起，挥挥手，差小儿速去某坡收取套夹，取回野兔或黄麂，以免被闲人窃得。小儿半信半疑，无奈应差前往，片刻后果有毛茸茸野物在手，一路兴冲冲回家。 众人又言，杨某的铁铳亦有灵。若山上不远处有野物出没，墙上铁铳必扑扑自跳，躁动不宁。 杨某通医道，无论遇何种蛇伤，赶至伤者前连呼三声对方姓名，倘对方尚能应答，则必定救活无虑。农业大跃进年间，公路进山，汽车咆哮，阳气浩荡，致山上野物渐稀，杨某遂转事农业，扶犁掌耙之余靠蛇药秘方换钱米贴补家用。 杨某寡言，然常有奇论。邻人有小儿，三岁能算，五岁善书画，村人誉之为神童，百般喜爱。杨某目其果能背诵花鼓词如流，不觉惊惧失色，目瞪口呆，倒退两步，称盖世聪明如何了得？将来必坐班房。然小儿父母闻其言不怒，一笑了之。 工作组进队清查财务，查出会计贪污款十四笔，又召集隆重大会，民主改选会计。选票为草梗，逐一分发。村民捏之在手，面面相觑，计欲投票一青皮后生名下。正纷纷起身，杨某于墙角举掌高声：不可！须臾又言：原会计新屋落成，两房儿媳已娶，三儿亦戴手表穿洋服往县城为官，算下来，全家衣食无忧，已吃得八成饱，若换一个饿的从头吃起，我等百姓如何负担得了？ 众大悟，纷纷投梗以邀原会计留任，令工作组大惑而去。 秘书 公社秘书何某，矮胖身材，白净皮肉，手背脂软如膏，年过四十却具童音，其尖细脆亮乡间女子莫能与之比。远近交誉之下，何某常喜滋滋问客：我嗓子如何？ 公社奉令推广革命样板戏，何某受众后生嘻嘻怂恿，于戏台后为幕前角色配声，生旦净丑一人包唱，采茶调、劝夫调，见词即唱，唱则风生水起。全本唱毕毫无倦色，一条嗓子似铜打铁铸，当当脆亮如初。满场惊羡更令秘书自得，满面笑纹一路加唱回寝。 夜晚乐甚，白日方感精力不支，开会时抄袖垂头，缩避墙角昏昏瞌睡。有同事踢其脚猛喝。何某惊醒，紧张眨眼左右环顾言：有人要杀毛主席否？对曰：否。何某释然，吐一腔长气，薄吸半口茶水，称既如此，睡睡无妨，睡睡无妨。 满座乃生笑。 何某白日入梦却不误公差，传达文件精神仍轻车熟路，滔滔不绝，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声震众人耳鼓，并无多少差池。唯自叹文运不济，写新闻报道稿绝少成功，公社诸多伟迹鲜见于报刊，上司脸色难免生愠。 何某苦思良久，疑县内诸位同行上稿率高，全仗手脚迅捷报道及时，遂决计以快制胜，凡事取提前量。适逢妇女节将至，公社动员群众移风易俗，新人行集体婚礼。何某以此为题，提前五日详述新式婚礼盛况，青年争表决心云云，妇女兴高采烈云云，老农深有感慨云云，一致拥护一致要求云云。报道一式五件，逐一加盖公章，快邮分寄报社电台，同时呈报县府首长。 县府某部长阅罢文稿，目注日历，大惑不解，终疾首正色称，婚庆日期未至，为何有声有色报道于前？此报道乎？预报乎？胡闹乎？遂驰笔批复，重申干部深入实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非打不可，又责令何某亲往现场调查，据实再写一稿，将来两稿比较，可作新闻整风教材。 何某得令，冷汗大冒，自觉虚构非新闻正道，旋即抱改过之心，驱动福体，一路方步摇下村来。然细细核实婚庆大会详情，事实竟与原稿大体吻合。“晚婚学大寨结扎赶昔阳”一类标语皆恰如预测。承党支部团支部妇委会有力领导，争表决心云云，兴高采烈云云，深有感慨云云，一致拥护一致要求云云，各种套话亦似曾相识，一如秘书手中蓝本。何某将原稿翻阅再三，觉原稿字字珠玑，实无可增删。 终使某部长有口难言，何某为此得意多年。日后索性分门别类提前数日或数月制作报道，一沓沓有备无患，省得临时忙乱。 棋霸 公社建茶场，近日有百余省城知青来此落户，诗画琴棋各有高手，日夜热闹非凡。本地少年李某，观得目瞪口呆，摩拳擦掌，不时生一无端傻笑，自告奋勇欲与知青比试摔跤。 对手略知擒拿，施新疆式背包之术，伸手暗探李某裤带。岂料李某着土布抄头裤，无结实裤带，仅有细长裤绳，顷刻间绳断裤颓，露一方白肉光亮触目。李某不知此等异招，愤然甩手道：摔就摔，何必如此下流！遂提鞋拾衣愤愤而去。 李某数日冷面横眉，知青亦无可奈何。忽一日，李某观棋战心痒，终复露笑脸，自称久爱弈技，原为此地棋霸，今日喜逢良师益友，愿再与诸位于棋场比试高低。 棋子叭叭就位，战云浓密，杀机四伏。然李某不待马头卒挺出，径直策出屏风马，活活踩杀对方巡河车，令满座愕然。知青笑得五官皆乱，言何来此等棋法，阁下拐脚马莫非坐了直升机不成？李某眨眼不解，问何为拐脚马，缘何远近四乡从无此律。于是众人捧腹喷饭更甚，有狂笑者险些翻下桌来。 越数月，李某看熟棋规，知马拐脚不能跳，卒过河不能退，又零星听得橘谱梅谱诸多名师棋法，弈技日有长进，连知青高手也莫能匹敌。每局下来，满座赞誉鹊起，李某搔头挠耳，脸微红而喜不自禁。 知青陆续招工回城而去，场里棋坛仅留李某茕茕孑立，清冷难耐。李某夹棋盒回乡访友寻乐。岂料悉数旧友仍行拐脚马，且哄笑李氏新规荒唐，可笑亦可恶。李某百般辩说，老幼竟无一信服，均摇头以拒。李某一时心乱，随之棋乱，连败数局，郁闷不乐。 李某自恃清高，从此戒棋。数年后有旧时知青结伴远游，途经此地，叙话间闻此地棋霸早易新主，又闻李某蛰居偏僻山村，郁闷成疾，体瘦如影，至今未婚。 1986年8月 老梦 老梦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天津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 伙房里的饭钵一天比一天少，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悬案不早点查实，意味着头头们还要多开好些会，意味着伙房里可能停工或半停工，大米就不能及时转化为米饭，更不能转化为汗水、粪尿以及皱纹白发等值得尊敬的东西。这个问题实在令人面面相觑。照场长的分析，不是严而不重，不是重而不严，而是万分严重——说得大家都惧怕起来。 首先值得猜疑的当然是后生们。他们被迫天天晚上开会，在场长的神威之下装得乖头乖脑，搔挠着腿上那些鲜血淋漓虫咬疤痕。其实，别看他们这个熊样，谁能担保他们在怨气冲冲的时候，不会摔几个钵子以暗中报复领导？不会砸几个钵子以发泄他们对咸菜汤和老丝瓜的不满？这样的事情以前就发生过。每次水塘放干水以后，塘泥中露出的一些钵子就是证明。不过，最近场长派员暗暗调查，暂时还没有大不了的发现。 钵子还是一天天少去了，蒸箱里那一角空缺还在逐日扩大，以致这天完全空去了一层蒸箱，有几个迟到者就没吃上饭。食堂管理员说，前不久刚买来一百个钵子，怎么就被你们吃到肚子里去了？照这样下去，保不准门窗桌椅也会被吃光吧？于是，场长一发脾气，我们又对各个寝室给予搜查。待人们出工下地之后，我们踢开那些破门，在床板下、墙角里、楼板上、蚊帐后这样一些隐秘的地方，搜出了队长私藏的花生种，小会计私藏的铁丝和扳手，如此等等。我们还发现平时特立独行的某个家伙，也写了讨好领导的告密信；花容月貌的某位婆娘，居然也有臭烘烘的被褥……我们直搜得世间万象都令人惊心的复杂之后，还是没找到要命的钵子。 “干脆，找几筒树来，挖一些洞洞，让他们拿筷子去戳。”我这样说，并不是无视人类的尊严，只是有次确实看见某农家开饭，只是摆出一张条凳，上面有剜出来的一排凹陷窝窝，权当是碗，让孩子们围在那里争汤抢菜。 勤保说：“鬼话，那不像喂猪？” 在他看来，喂猪与喂人还是有区别的。其实，我在猪场干过，现在又在食堂里干，都是在大木盆里哒哒哒地剁菜，剁得盆底浮起一层白白的木渣。有多大的区别？ 我也有些教养了，“不能让场里再买批钵子来吗？” “根痞子得了肺结核。”他说。 “我是说钵子。明日还要添一桌木匠，还有干部来开现场会。我拿什么蒸饭？” “我说了，不行的，根痞子得了肺结核。” 他答得毫不迟疑。我费力地思索了一阵，还是没弄清根痞子的肺结核与我们买钵子有什么确定无疑的条件关系。 当然，我自觉无知，不便再吭声。我得记住，勤保是我们的民兵排长，每天早上出操时有雄威凛凛的目光和口令，一声“立正——向右看齐”，嘴唇把鼻子一挤，就挤出他痛苦的模样，这足使我现在闭嘴。 勤保又在工区里里外外巡视了一遍，瞄瞄门闩，瞅瞅木梁，看看柴堆，把灶台锅铲略加研究，不时掏出笔记本记下几个字，若有所思而又高深莫测地点点头。他这种沉着冷静以及那个笔记本，使我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是一天少一个么？”他核对笔记。 “嗯啦。” “好，依靠群众，抓住本质，这个问题总会解决的。” 他结束了调查，似乎觉得后面这句话太公文化，突然眼珠一转，羞涩地笑了笑，上身别别扭扭地倾过来，与我拉拉手告别——其实他的腿如果不绷得那么僵，随便跨前半步，就不会弄得气氛如此紧张。再说就几个熟人，一握手，握得我酸酸的，真想大笑一番。 四天过去了。所谓四天，意味着我四次在床上磨牙，四次蹲厕所细看眼前的尿渍和蛆虫，十二次蹲在灶台下狼吞虎咽地吃饭，几十次隔着小窗口与进餐者为菜的多少和油的多少愤愤争吵，如此而已。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神秘，只是匀匀地带来一些劳累和休息，饮食和排泄，可以毫不费心地预测和安排。我从不把时光流逝看得意义重大。 总之，被叫做四天的这一堆事情过去了，场里的窃钵之谜仍未解开。场长有些心烦，到我们伙房里骂了几次娘，还说要请高人“照油碗”——这是一种小法术。谁家失窃，无需告官报警，只需请来龙家滩的三阿婆，酬谢她一碗米，请她抽两筒水烟，她就可以口中念念有词，对一碗清油仔细观察，然后明察秋毫地道出窃犯所在的方向和大致模样。去年罗家坊有人偷谷，据说就是被一个油碗照得真相大白。 三阿婆被接来了，关在场长房里约个把时辰，又扛着一包米颠颠地走了，还粗鲁地捏下了一把鼻涕。从场长阴阴的脸色看来，成效不是十分显著。 勤保对此事有些不满，到我房里呆坐了好一阵，坐得我心神不安。“这不是迷信么？” 我知道他是指照油碗的事。 我说当然，不过乡下人就是这样子。 “还是城里人觉悟高。我在天津的时候，工人天天都要政治学习的。他们送给我的毛主席像章，这么大一个。”他两手比画出碗口大的圆圈。 “部队里更不是这个鬼样子。我们那时候背毛主席著作，每天背一页，一年下来就背一本，理论水平好高呵。宿舍里的脸盆和口杯都整整齐齐，放成一条线。走正步，腿绷得要抽筋，手要甩到第二粒扣子。”他又给我示范，让我明白什么是正步，如何才谓之半握拳。 勤保最喜欢谈部队，当然是由于他当过两年兵，到过青岛和天津这样的大地方。大地方离我们这儿很远。大地方的人是不是天天走正步？是不是成天都戴着碗口大的像章然后背诵领袖著作？是不是就不偷食堂里的饭钵？……这都是颇费猜测和研究的。反正到过大地方的勤保，平常走路目不斜视，习惯把手甩起来，让旁人无不愕然和肃然。好在我们见惯了，也就觉得日子本来可以这样过下去。 他不似常人的地方还多，比方爱好文件，为了一个民兵早操，就弄出了很多规划、通知、决定，用小铁夹咬住，挂在他蚊帐边的土墙上，外加一份红头的“病虫战报”和过时的“林业通讯”——尽管纸片已经枯黄，却还是使客人进门时都怯怯地瞥上一眼，觉得这里很现代，很文明。他还十分爱好文具，再缺钱花，红铅笔、黑铅笔、红墨水、蓝墨水、一个锈迹斑斑的订书机，外加直的弯的各种针，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充满着办公室的气息，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有次我向他借一根大头针来挑刺，他嘟嘟哝哝再三叮嘱，要我用完后一定归还，说得我挑刺时心神不定，竟把那根竹刺越挑越深。 有了这么多珍奇的文具，自然要做出些不凡的事情。每天夜里，女职工都在紧闭的房门后笑闹，男职工的寝室里也浪笑滚滚，咸味十足，一听就知道没什么正经。这时候的勤保必定羞得走投无路，只是躲在自己的房间，油灯下埋头写着什么。我瞥过一眼，发现他只是抄抄报纸标题。另一次则发现他在写自己的姓名，不断地描来描去，在黑烟滚滚的柴油灯下，把自己描得姿态万千，百般潇洒、厚重、高雅。他说，他打算半年学好艺术字，半年学会打算盘，半年学会吹口琴——为此他真的买来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入那个念惯了社论和嚼惯了酸菜的血红色大嘴巴，把上下两片皮肉搓扯得一下歪到这边，一下歪到那边。 我发现他老了，脑门上竟有了几道抬头纹。 “喂，睡吧。” “你睡得这么早？”他瞪大眼，“你也应该加强学习，不学习哪能有进步？不学习哪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你的字已经够好的啦。” “不行，还不行。曹会计那手钢笔字写得好，一勾，勾得特有劲。” 我的联想似有些可耻：“听说曹会计的满妹子对你有些意思？” 他脸发红，扑哧一笑，像被谁搔了什么痒处，一身都骚动跳跃：“你这个鬼……” “怕什么，写封信给她。你有的是纸。” 他尽力咬紧牙关，吞下闷闷的笑声，又良家妇女般地忸怩不安和羞态可掬，谴责着我的丑恶思想：“没想到，咯咯，没想到你这样，咯咯咯——痞！” 说完转过脸去望墙，半天没回头。 我自然无话可说，以后再也不敢开此类玩笑。我怕他咯咯咯地望墙，咯咯呼地腰身旋来旋去，也会把我启发得忸怩起来。 我还是只能同他谈谈钵子一类的公事。这天，破案的事总算有了些眉目。因为伙房里有了一大堆白萝卜，又因为白萝卜是利尿的食品，大家吃了白萝卜以后晚上都频频上厕所，所以破案的事有了眉目。有个人半夜里哆哆嗦嗦丢完尿，正准备回到房间去，忽然发现场部门前的老樟树下有个鬼鬼祟祟的黑影，不觉一惊，决计看个究竟。他只见那黑影在树干上抹了一掌，走向伙房，熟练地把一扇门端了下来，进去忙碌片刻，取出一个饭钵，又将那扇门恢复原状，再提一把钯头，从容不迫上了山坡。那黑影一路上咕咕哝哝地自语，到了坡上，掘出一坑，把钵子埋了，叹一口长气，踉踉跄跄地回房间睡觉。尾随者看得自己毛发倒竖，总算从那黑影的步态，认出了对方是何人。 第二天，场长听到了这个重要汇报，却不相信，带人到山坡上，按照举报人指定的位置，七手八脚开挖，竟真的挖出大堆饭钵，数了数，足有一百八十一。场长这才骂了一声娘，没话说了。 勤保被召到场长房里去了。这消息使众人十分惊讶。我们来到场长紧闭的房门前，憋住鼻息，放轻脚步，假意在那里修整粪桶，假意在那里看黑板报，想听听门内的动静。不料那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到最后，门终于开了，勤保咳了一声，侧着身子从门里轻轻闪出，小心翼翼地把门带关。他神情如常地整整衣领，如同刚参加了一个干部会，说了声：“建国，我的灰箢呢？”他寻来自己的工具，叭叭几下敲落箢底的泥块，一肩挑起四包化肥，腮帮的肉棱子一隆一隆，就上地出工去了。他毫无惊慌呀、悲屈呀、忏悔呀一类能引人兴趣的东西，居心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较为逊色。 我觉得他有点可怜，百思不解地问：“勤保，你晚上埋钵子干什么？” “我有神经病。” 我吓了一跳，差点一菜刀切破指头。 “我确实有神经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 他的神色显得有些悲壮，抿住嘴唇，一会儿望望屋梁，一会儿又望望我，坚强地微微一笑，好像示意我不必为他忧愁。停停，又挺胸缩腹地深呼吸两次，两手互相折扭，吞吞吐吐地说：“其实都是我爹……造下的孽。” “与你父亲有什么关系？” “我爹原来在窑场学徒，也埋过钵子……” 我后来才听明白，他是说他家以前太穷，父亲在窑场打工，靠偷钵子多卖几个钱，后来被窑老板当贼打死了。那么他现在的梦游，不过是父亲的魂魄附体，不是他的本愿。 “你……能借给我钱么？”停了停，他又说。 “干什么？” “我要吃药，还要安我爹的魂，都需要钱。” 我表示可以为他想想办法，但话没说完，发现他脸红了，一个劲递眼色，示意我赶快住嘴，最后竟惊慌万分不顾一切地逃走。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时有几条汉子正吆吆喝喝送萝卜到伙房里来，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借钱的事不宜张扬。 他越是面子薄，大家倒越愿意拿他说事。有个叫四老倌的农民，发现自己的一个斗笠不翼而飞，认定是他偷去埋了，追问他埋在何处。勤保不吭声，只是怒目相向，然后啃他那一份红薯。还有些人发现自己丢失了的套鞋、弯刀、餐票、短裤，也都疑惑是不是勤保所为，都去山坡上挖呀挖，挖得满场不宁。有个后生嘴里无味，又编排出一个故事，说有一天晚上他看见勤保手提菜刀，摸进一间间寝室，把一颗颗熟睡的脑袋摸来摸去，口里还自言自语：“这个没熟。”“这个也没熟。”……嘿，那不把众人的脑袋当西瓜了吗？要是他觉得哪个西瓜熟了，岂不会挥手一刀？……这一说，听者都面如土色，赶紧加固自己的门。据说曹会计的妹子更是整夜失眠，心里悬悬地不敢熄灯。 在众人警觉目光的包围中，勤保的五短身材还是常闪进伙房来。他小心地捧着一个小搪瓷罐，内装一只麻雀，或是一块猪脑髓，将其悄悄塞于蒸箱的一角——据说这是遵医嘱吃了补脑的。他依然有庄重自强之态，腰板挺得很直，双肩微微向上耸，常在你不留意的一瞬间朝两边扫一眼，观察着世间动静。他的嘴皮起泡，有干干的一层白花，双唇总是紧紧收抿，似乎有句足以使万民震慑的伟大宣言随时可能脱口而出，他只是暂时不屑松动双唇罢了。 又过去了好些天。所谓好些天，意味着我好多次在床上磨牙，好多次蹲厕所细看眼前的尿渍和蛆虫，好多次蹲在灶台下狼吞虎咽地吃饭，好多次隔着小窗口与进餐者为菜的多少和油的多少愤愤争吵，如此而已。我说过，时间对于我来说绝没有什么神秘。总之，被叫做好些天的这一堆事情过去了，我清理饭票回笼，发现勤保赊欠得太多，便去催他想个法子。他再拿军鞋或军帽来抵账，我也不能同意了。 我在猪场后的水塘边找到他，发现他衣着齐整，呆呆地望着远方一片月色。我感到他的神情有点异样，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边是一片刚刚翻过的荒坡，隐隐散发出热热的土腥味。每一颗土砾，每一截草根，都被镀上了银光。月亮变得又小又白，溶溶地浸在蓝色的雾里。天地间突然一黑，是一只大鸟在月与我之间掠过，巨大鸟影把塘基、跳板、柳树、荒地一路抹了过去。那边的荒坡太空阔了，太宁静了，使我突生一种暗暗的惶恐。 勤保朝我咧开嘴，像是笑。“你说，上次解放军拉练，为什么要拉到我们这里？” “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是：上次解放军拉练，为什么要拉到我们这里？为什么？” “你说是为什么呢？” “我还要问你：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放电影？” “我……不晓得。” 他冷笑了一声，突然激动起来：“这还不晓得吗？这是有战略意图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你看吧，解放军都来了，坦克大炮已经打过长江了，一切反动派还能顽抗多久？你同意不同意我这个看法？” 完了，他已经不是勤保。前不久确有军队拉练经过我们这里，披着伪装网的军车曾挤满土坪，还闯到茶地上。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需要我来同意或不同意？我已经发现他眼光里的呆滞——那里太白、太枯，太散，如同已是一片沙漠，不再有光泽和鲜润。大概他梦游时一次次盯着饭钵，就是这种目光吧？ 我吓得扭头就跑。 后来听人说，他确实是疯了。那天大家四处寻找，到半夜才把他找回来。场长对他劈头淋了半盆牛血，打了他两个大耳光，没见效，只好把他送医院。 一晃好些年没有再见到他，甚至都差点把他忘了。前不久，我偶得机会返回旧地一游，刚下公共汽车，就听见有人大声叫我。回头一看，不见熟人，只见人群中有一胖大妇人闯过来，盯住我哈哈大笑：“不认识了吧？我爹就是曹会计呵。” 我哦了一声，实在无法把胖妇人同以前那个瘦丫头联系起来。 她抓住我的双手，拥来一股奶香，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又拉着我一起去买红糖，买猪肉，买粉丝，不管旁人如何打量和议论，不由分说要我去她家玩玩，并夺过我的行包，交给旁边一位教师模样的汉子——当然是她的男人。 她家里果然值得来看看。虽是土屋，却一律西式家具，并有洋的或古的各种明星女伶画片张贴于墙。电扇也啪的一下给打开了，虽然实在没有必要——她似乎执意把我吹得非羡慕起来不可。她刚让我喝下了姜盐茶和糖茶，又压着我大喝蛋花茶，似乎执意要让我吃得非拉肚子不可。 “你眼下干些什么？”我问。 “堂客们没文化，二百五，能干些什么呵？还不是在窑厂里玩泥巴坨？” “你娃崽还小，何不留在家照看照看？” “我老黄也这样讲，说不靠这几个钱。不过在家里有什么味？在厂里热闹，堂客们在一起，嘻嘻哈哈，什么痞话都敢说，最快活了。” 她哈哈大笑，脸上放射出红光，用滴着水的手擦擦嘴角，有点不好意思。 我从她嘴里知道了一些旧友的情况，最后终于想起了勤保。 “你是说勤跛子？” “勤跛子？” “他摔伤了一条腿，你不晓得呵？” “不晓得。” 她正在洗一大盆衣服，胖手一伸直，手背上就挤出一排小肉窝，两条手臂被冷水浸得白里透红。勤保当年也许就是想念这双手的，但这双手终于在洗刷另一个男人的袜子了。而且她谈起勤保的口气，大大方方，毫不忸怩和躲闪，如同谈起一个陌生人。我不由得感到，时光确实流逝很多了。 她告诉我：勤跛子的几丘田还做得蛮好，疯病也治好了，只是间或还有点神游——他虽然不再偷钵子和埋钵子，但经常夜里下床出门，潜入镇上那个窑厂，把客户订购的骨灰坛子一个个竖起来，列成整齐的行列，逐个摸一摸，拍一拍，然后大呼口令：“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如此等等。有时，他还冲着那一排排鬼头鬼脑的坛子，背着手大作政治报告，大概内容是同志们辛苦了，现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将来会更好。但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加强战备，刻苦练兵，站在家门口，放眼全世界，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每次作完这样的报告，他溜回家睡觉，而且第二天一切如常，一跛一跛地去挑粪或犁田，根本不记得夜里发生过的事。他的邻居们说，他只是要过一过嘴里的瘾，那就随他去，只要夜里不提着菜刀出门就行。 我想起勤保当年是经常给民兵作这种报告的，不过那时是白天作，而现在轮到他晚上来作了，在梦中来作了。 我也渐渐入梦。一床新被子散发着棉纱的清香，又大又沉，门板一样压得我冒汗。我踢打被子，翻了个身，清醒地感到睡意在我体内生长起来。我看见树影摇动，明月出山，只是怯怯地想：这不会是梦境吧？ 1985年12月 女女女 女女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已译成英文、法文、西文、韩文、荷文等。 一 因为她，我们几乎大叫大喊了一辈子。昨天楼下的阿婆来探头，警告我，说我家厨房的下水道又堵住了，脏水正往她那里渗哩。我大叫一声对不起，惊得她黑眼珠双双对挤。我似乎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却无法控制自己，又声震耳鼓地请她坐下来喝茶什么的……结果她终于慌忙把头缩回门外，差不多是逃走。 唉，我总是叫喊，总是叫喊，总是吓着了别人。在餐桌边，在电话筒前，甚至在街头向妻子低语的时候——尤其当着面皮多皱头发枯白的妇人，我一走神，喉头就嘎的一下憋足了劲，总把日子弄得有点紧张，总以为她们都是幺伯，需要我叫叫喊喊地尊敬或不满。 其实，她们几乎都不是幺伯。不是。 幺伯就是幺姑，就是小姑。这是家乡的一种叫法。家乡的女人用男人的称谓，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尊重还是轻蔑，不知道这是否会弄出些问题。正如我不知道幺姑现在不在我身边这件事，对我将有什么意义。已经有无边无际的两年，世界该平静了，不需要我叫喊了。我怀疑眼下我的听力是不是早已衰退，任何声音已经被我岩层般的耳膜滤得微弱，滤得躲躲闪闪。幺姑莫非也是这样聋的？据说她爹的耳朵也不管用，而祖爹五个兄弟中，也有两个聋子……这真是一个叫叫喊喊得极为辛苦的家族。 听不见，才叫喊？还是因为叫喊，才听不见呢？ 两年了，世界上还有她遗留下的那双竹筷，用麻线拴着两个头，蒙有一层灰垢，在门后悬挂着，晃荡着，随着门的旋转，不时发出懒洋洋的嗒嗒数声。这就是幺姑永不消逝的声音。记得那一天，我最后一次寻寻常常地冲着她大吼：“你切了手吗？”我赶进厨房，看见她山峰一样弯曲凸出的背脊，软和的耳垂，干枯的白发，还有菜刀下的姜片小金币似的排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是说，没有发现地下有手指头。但刚才我总觉得她喳的一声切了手指。当时我正在隔壁房里读着哲学。 她惊了一下：“水就快开了。” “我是来看看你的手……” “嗯，就烧热水，洗手的。” 聋子会圆话。她敏捷而镇定地猜译我的声音，试探着接上话头，存心要让人觉得这世界还是安排得很有逻辑和条理。我无意纠正她，已经这样习惯了，装得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去。 那声音还在怯怯地继续。已经不是纯粹的喳喳——喳，细听下去，又像有嘎嘎嘎和嘶嘶嘶的声音混在其中。分明不像是切姜片，分明是刀刃把手指头一片片切下来了——有软骨的碎断，有皮肉的撕裂，然后是刀在骨节处被死死地卡住。是的，这只可能是切断手指的声音。她怎么没有痛苦地叫出来呢？突然，那边又大大方方地爆发出咔咔震响，震得门窗都哆哆嗦嗦。我断定她刚才切得顺手，便鼓起了信心，摆开了架势，抡圆了膀子开剁。她正在用菜刀剁着自己的胳膊？剁完了胳膊又开始劈自己的大腿？劈完了大腿又开始猛砍自己的腰身和头颅？……骨屑在飞溅，鲜血在流泻，那热烘烘酽糊糊的血浆一定悠悠然顺着桌腿流到地上，偷偷摸摸爬入走道，被那个塑料桶挡住，转了个弯，然后折向我的房门…… 我绝望地再次猛冲过去，发现——仍然什么事也没有。她不过是弓着背脊，埋头砍着一块老干笋，决心要把那块笋壳子也切到锅里去。 我也许是有毛病了。 她瞥见我，慌慌忙忙眨一下眼睛：“开水么？刚灌了瓶，几多好的开水。” 我刚才根本没有问话，与开水毫不相干。在她的心目中，也许我的很多沉默并不真实。她以为我说过这些或那些话，一直把我幻觉着。不过，她是否幻觉过我也有这种漫不经心的自我屠杀呢？ 曾经给她买过一个助听器。那时候还很不好买，价钱也贵。我拉着她的手钻过好几辆公共汽车，穿过好几条繁忙的街道，去找这种小匣子。她上街特别紧张，干瘦的手总是不自主地要从我的手里挣脱。要是在车上，没有找到空座位，她在乘客中东倒西歪，一到车子起动就会吓得蹲下去，大叫我的乳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她没命地伸开双臂四处抓拉，搜寻着椅子、地板、墙壁等任何可以抓拉的东西。有时胡乱揪住旁边一条挺括的西裤，自然会招来裤子上方的咒骂和白眼。横过街道时，她也不顺从我的牵引，朝两头一张望，就会显出毫不必要的慌乱，拉扯着我往前冲或者往后冲，气力大得足使我偏偏欲倒。有时我稍不留神，她就拿出罕见的奔跑姿态，轻巧快捷如青年，朝突如其来的一辆汽车叭叭叭地迎头撞去，像要同它拼个你死我活——那种聋子的自信和固执常使司机们吓得半死。我曾经怯怯地寻思：哪一天她真会丧命于车轮之下的。可怜的幺姑。 买回了那种小匣子，她却时常扭着眉头埋怨：“毛佗，没得用的。人都老了，还有几年活？空花这些钱做什么？没得用的。”我说怎么会没有用呢，我测试过的，效果不错。然后过去检查那小匣子。果然，不是她没有打开开关，就是音量被她扭在最小的刻度上。“开那么大，费电油（池）呢。”她极不情愿地接受着指导，而且只要我一离开，保准又机灵狡诈地把音量恢复到原状。等到下一次，再来理由十足地重复她的埋怨：“毛佗，没得用的，我说了没得用的。人都老了，还空花些钱做什么呢？你去把它退了，一对电油（池），买得几多豆腐。” 在她那里，有了豆腐就有了世界的美好，我们全家都是靠豆腐养大的，一个个长得门长树大。 于是，助听器没有再用，放在她缝制的小小布袋里，深藏于一个当作衣箱的烘箱里。耳塞上有一圈浅浅的污垢，好像还带着一位聋子的耳温。 而我们继续辛苦地叫喊着。 不知道她是怎么聋的，她没有说过。我问父亲，父亲说她小时候大病了一场，一发烧就这样了……什么病呢？病就是病，记不清了。 前辈们总是把往事说得很含糊，好像这就显示了教导孩子和维护社会的责任感，就能使我们规规矩矩地吃完红萝卜和阿司匹林。直到那年我第一次回到老家，在渡船上，在山水间，我才发现往事并非迷雾，而是一个个伸手可触的真切细节。 在一片肥厚的山脉里，有很古老的深绿色河流，有很古老的各色卵石。据说以前河边都是翳暗的林木，常有土匪出没打劫商船。不知什么时候，官府派人伐倒沿江的林木，铰掉土匪的屏障，才有了一条谨慎躲闪的官道和车马的通行。又不知什么时候，官府派人在这里建起了一道边墙，分隔苗汉两区，图谋阻截匪乱。这道南方的小长城眼下当然已经荒废，只留下几截废墟，一些披着赭色枯苔的砖石，像几件锈物遗落在茅草丛中。还有几条土墩被风雨磨得浑浑圆圆，看上去像牙齿脱落的牙龈。 同船的有一位阿婆，脸色黝黑，布满蛛网般的皱纹，身体又薄又矮，似乎一口气也能把她吹倒，一个背篓可以装上三四个这样的体积。她的眼睛和嘴巴只是几条裂缝，是一块老木薯上随意砍出的几道刀口——其中有两道红鲜鲜的艳丽，含着混浊的一汪泪水，当然就是眼睛了。 她似鹰又似人，操着极地道的家乡话，谈了些似乎与幺姑有关的旧事。在这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家乡是真实的，命运是真实的，我与这块陌生土地的联系是真实的——这有阿婆与幺姑的面容相似为证，有幺姑与我的面容相似为证，有我一走入家乡就发现很多熟悉的鼻子、眼睛、嘴巴、脸型等为证。现在我回来了，身上带着从这里流出的血与脸型。 阿婆身边立着一个高大后生，满脸酒刺，大概是她的儿子。真难相信她可以生出一个体积比自己大两三倍的生物出来。 “幺伯么？吾识的，吾识的。”阿婆两道红鲜鲜的缝把我打量了一下，“先前几多灵秀的女崽呵。那年莫家老二死了，有人就说她是蛊婆，开祠堂，动家法，逼着你爹爹去点火烧死她。唉，好造孽呵。” “阿婆，您记糟了，我姑姑不是你说的……” “哦，是尹家峒的幺姐么？” “尹家峒。” “淑嬃么？” “是淑嬃。” “吾也识的，也识的。这团转百十里的姊妹，哪个不识哟。难怪你还与她有点挂相哩。她是庚申年的吧，比吾只小月份。她男人不就是那个李胡子么？那个砍脑壳的，又嫖又赌，还骑马，还喜欢喝这个——”她跷起拇指和小指，大概表示鸦片。“上半年他兄弟回来了，说是从九州外国来，来找一找老屋。吾在街上视了的。” 我看着她红红的裂缝，那里面根本无所谓眼珠，是泪囊炎，是结膜炎，是日照烟熏……抑或是来自太多往事的辐射，灼得眼球腐烂了？ “她也是没得法子。生你大表哥的时候，生不出呵。那时候又没郎中，没医院，就请满贵拿菜刀来破肚子，杀猪一样。可惜，奶崽还是没留下来。她哭呵，哭得黑天黑地，耳朵就背了……” “是这样？” “她还在长沙么？” “还在。” “享福了。可惜，听说她就是没有后人。” “她退休了，想回来住一段。” “老屋没有了，回来做什么？又没有一男两女，回不来的，回不来啰。”她轻轻叹了口气，擦了擦眼睛。 我后来才知道，本地人把生育看得十分重要，没有后人的妇女就是死了也不能葬回故土，以免愧对先人和败坏风水。为此，她们生前经常裸体野卧，据说南风可使她们受孕。又经常吃蜂窝与苍蝇，大概是把繁殖力最强的昆虫当成了助孕的神药。如果这些法子还是不奏效，耻辱的女人们要么自杀，要么远走他乡。幺姑当年进城去当保姆，大概就是迫于这种无后的舆论压力？在我的想象中，她当然也是坐过这样的船远行，看到过船下的波纹、水草、倒影，还有晃晃荡荡的卵石——这条河流几千年来艰难生育的蛋卵。 小船已经摇进了一片树荫。船身偏斜，锚声叮当，船客脚步声已叭叭离船上岸。一群背着竹篓的女子突然你挤我靠地发出一阵亮笑，不知道她们在笑什么。 二 老黑也没有后人，她是否会自杀或远走他乡？当然不。她能生，这是她自己宣布的。生他一窝一窝的不在话下，生出白的黑的也不在话下。为了向她婆婆证明这一点，她去年就一举怀上一个，然后去医院一个手术“拿掉啦”，说起来同玩玩似的。 她婆婆气得要吐血。 她丈夫气得同她又打架，又离婚。 她也得玩玩离婚。用她的话来说，不离上三五次婚，那还算个女人么？不是白活了老娘一辈子？她以前玩过革命和旧军装，眼下赶上好时代，开始玩录像带和迪斯科，玩化妆品和老烟老酒。身上全洋玩意儿，没有国货。上面用乳罩一托，下面用牛仔裤一兜，身体的重心好像就提高不少，两条长腿笃笃笃地朝前冲去，如踏在云端腾腾欲飞。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伸出女巫那种干瘦的手，下巴得意地一摆，“拿掉啦”。 她当然要拿掉那血糊糊的玩意儿。不然，她可以一气跳上四十个小时的迪斯科然后大睡三天吗？她可以喝得头昏脑涨然后半夜随意叫上一个男人陪她出去散步吗？她可以骑着摩托撞倒警察然后扬长而去吗？可以叼着一支烟不管与男士们辩论什么问题都非得占个上风吗？她可以把腼腆少年或昏聩老头都调戏得神魂颠倒，然后从他们那里要来钞票，在高楼上或峭壁上细细撕碎，看碎片向苍茫大地飘去，自己兴奋得母驴般地号叫起来吗？ 幺姑当保姆，十几年带出了这样一个干女儿，实在有点奇怪。而且我觉得，幺姑终于去洗澡肯定与老黑的甜甜一笑极有关系。那天幺姑炒了一碗焦焦的火焙鱼，定要给干女儿送去，说黑丫头最爱这一口。其实老黑早就没有这个嗜好了，我向幺姑说过多次。每次她都诺诺地表示明白，可一炒上火焙鱼，又顺理成章地坚定起来：黑丫头爱吃的。 不知她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又回来了。回来后她一直心神惶惶，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姓宫的大个子，问那人品质如何，家里有些什么人。 我知道幺姑有了误会。老黑即使再结一百次婚，大概也不会看上姓宫的。她同我说过，姓宫的远远慕名而来，她让他哭，让他跪，让他脱衣，让他舔鞋子和卫生巾，总之戏弄和蹂躏够了，再喝令他滚出去。“男人真是死绝啦，怎么一个个都是这样的草货？”可她周围又不能没有草货。她半是厌烦又半是喜好草货们的恭维，以及草货们的互相嫉妒。没有男人为她互相嫉妒的日子终究不能容忍。 幺姑听了我吼吼叫叫的担保，哦了一声，似乎相信了。可是她后来闲散没事的时候，总是闷闷的，抑制不住对那个大个子的疑惑和愤恨，自言自语地咕哝：“那个人，一看就晓得不是正派人……” “那个人，说是三十六，我看起码有五十大几了……” “那个人，肯定没个正经的工作……” 那个人那个人。 她从容复习了一遍对那个人毫无根由和想象丰富的恶意揣测，便洗澡去了。我早就该料到，洗澡是最容易出事的。楼东头住的李师傅，还有附四栋的凤姑娘，都是在洗澡时中风或煤气中毒。大概人赤条条地来，也想赤条条地去。澡盆张开大嘴，诱人脱下衣服，看上去实在不怀好意。 幺姑前一天才洗了澡，这天说身上痒，又一个劲地烧热水。好像还忙碌了些什么，我没在意，也不会在意的。天知道她哪有那么多事可忙。除了做饭菜，补衣袜，嘀咕一下什么人，还有收捡小东西的嗜好。比方说瓶子，哪怕一个墨水瓶她也舍不得丢出去，那么酒瓶、油瓶、酱菜瓶和罐头瓶就更不在话下，全收集到她的床下和床后，披戴尘垢，参差不齐，组成了一个瓶子的森林，瓶子的百年家族。她还特别喜欢纸片。每当我把一个小纸团扔进撮箕，她准会乘我不备，机警地把它捡起来，抹平纸片的皱折，偷偷地加以收藏。一些报纸、包装纸、废旧信封纸，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被她集中起来，折成一个个四四方方的纸包，压在她的枕下。她的枕下已经膨胀了，于是新的收获就塞到床尾，以至平平的床垫已经两头隆起，升起好些突出的丘峦，使她的生活充实了不少。实在没事的时候，她就忙着对钟点，发现电视屏幕一角有了闪闪的数字，马上去瞅她那架旧闹钟：或是差十分，或是差五分，情况十分严重。她赶忙把旧闹钟扭几下，直到自己的生活与公共社会准确统一，才稳稳地把旧闹钟供回宝座——一个用胶布条复杂维系着的玻璃盒。 如果发现她的钟走得很准，便会惊喜一番：“毛佗，对的，钟蛮准呢。” “是的，很准。” “一分都不差。” “是的，不差。” 我甚至也被她感染了，也有了这种追求准确时间的爱好。有时听到广播里的嘟嘟报时声，也会情不自禁地大喊：“十点了，你的钟准不准？” “对的，蛮准的。” 于是我也觉得很安心。 今天，好像她没有来对钟点。我本应该有所警觉，可我陪着来访的朋友，照例吞吐香烟，照例开开玩笑，照例第一百次地谈谈社会小道消息，再不就对某个熟人的劣行进行一百零一次的嘲讽——好像这样度日就十分有模有样，就与身后的书橱和壁画十分协调，与幺姑收藏纸片和闹钟对时的勤奋也有了什么区别。 朋友留下一堆烟头，走了。我准备睡觉，但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想一想，原来是屋里太安静了——要是平时，我总能听到幺姑熟睡时轻轻的鼾声。 “幺姑！” 我四下里看看，没有找到她。待我奋力挤开浴室的门，才从窄缝里看到里面满是白腾腾的雾气，凶猛而狰狞地涌出来。 完了，我看见了雾气中的一只手。 医生说她中风，十分危险，催我们大把大把地往医院里砸钱。接下来的中医和西医，大医院和小医院，对这种中风偏瘫都只是摇头，都只说“试一试”。也许我还得去看电线杆上的招贴，找找江湖神医；或者还得去火车站查查车次，准备把她送大城市的医院。那就需要更多的钱。但我翻遍了幺姑的枕下和那只烘箱，没发现存折和现金，只发现一对不知何时留下来的废电池，已经发霉了。还有不知哪位女子抛弃不用的小半瓶雪花膏。除此之外就是纸片和纸包，是一捆捆旧棉絮和一些旧衣服，包括我给她添置的围巾和棉鞋，散发出霉味以及某种老妇人身上特有的枯萎气息。我像是翻遍了她整整神秘的一生，才找到了一只值点钱的金耳环。 记得她厂里那个会计曾对我很有信心地盯过一眼，“是的，她是老工人，也确实当过劳模，我们会补助的，不过——她这些年会没有点积蓄吗？”当时我也被对方盯得有些心虚，似乎自己隐瞒了万贯家财，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真傻，为什么不同那个戴黑呢帽的婆娘大吵呢？我嘴笨，不会吵，更不擅长要钱，要是换上老黑就好了。那次她陪着幺姑去厂里报销药费，为了两瓶脉通能不能报的问题，唇枪舌剑无人敢挡，吵得厂里天翻地覆。明明是她摔坏了人家的算盘，但她硬说算盘扎伤了她的手，还要找人家赔医疗费。 幺姑曾偷偷向我嘀咕，说同事们借过她的钱，几块或几十块，乃至上百块，借走就没有了，连个说法也没有。我说应该去催一催，问一问。她惊吓得如同要杀她的头，下巴往里缩，嘴唇抽搐，长长地咦了一声：“去不得，去不得。” 又笑了：“丑呵。”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怎么能自私呢？要学焦裕禄呵。” 那是很久以前。是我父亲鼓励她学习焦裕禄的。我还给她读过报上有关焦裕禄以及其他模范人物的报道——在我努力显示自己能够读报的年纪。那时，我只知道幺姑是一个工人，为一个当工人的姑姑骄傲。我不知道她那个工厂那样黑暗，那样狭窄，与想象中的工厂完全不一样，只在湿漉漉的小巷里占用一个旧公馆，有闪闪黄铜门环的黑森森大门，一旦吱吱扭扭张开，就一口把我吞了下去。走廊里垒着一个个横蛮的大货包，随时都有可能垮下来似的，只给昏暗中的男女留下侧身钻挤的空间。被叫做食堂的那间破旧棚子，缩在天井后头的一角，水泥层已经龟裂和剥落，露出了油腻腻的黑土。窗子是用锈铁条钉起来的。案板上有潮乎乎的生肉和生菜味，还有两钵黑黑的东西。我走近才听得嗡的一声，黑色散碎成苍蝇，显露出黑色曾经盖住的两钵米饭。这种钵饭出自蒸笼，因此每一钵饭的硬壳表面还有凹形圆圈，是另外一个钵底压出的，像盖上了一个公事公办的印章。 有几位女工围观这两钵饭，这个端来嗅一嗅，那个凑上去看一看，都收缩着五官，摇头走开。她们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 “馊了吗？” “臭了。” “泼远点，老子在这里吃饭。” “可惜了。一角五分钱呵。” “快些去喊覃聋子来。” “你以为她会买？” “三分钱卖了它，她肯定要。” “你肯定？” “嘿嘿，我打赌。只要便宜，狗屎她都会要。” “那她要发大财了。” “发财留给哪个？带着票子进火葬场？” “留给王师傅呵，老王不是对她蛮不错么？” “哈哈，要死了，你这个鬼！” 有人狠狠地拍大腿，发出了叭叭声。 她们不认识我，即算认识我也不会在乎我，都在快活地议论着幺姑，为大口咀嚼的饭菜增添一点味道，一点兴致。有一张大嘴里闪着一颗铜牙，已经磨穿了薄薄铜皮，露出里面白铅的层面——我一看见它就永远忘不掉了。我觉得那是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全部惊讶和耻辱。 也许她们从来都是这样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找幺姑借钱的时候，借了钱又赖账的时候，支派她去扫地的时候，唤她去倒马桶而她没听见于是对方大为恼火的时候。后来我把这一切告诉老黑，老黑哭了。我不相信她还有如此明净的泪水。她还恨恨地说：真他妈想抢一挺机关枪，给她们一人掏几个洞。 我对幺姑怒火冲天。在那间地板条子此起彼伏的女工集体寝室里，她要我坐她的床，我偏坐对面的那一张。她塞给我饼干，我偏把它们捏得一块块纷纷落地。她给我积攒了很多好玩的木线轴，可以做小车的，也可以把它们竖起来，想象成国王、士兵、强盗什么的，让它们展开大战，我却偏偏把它们弄得乱乱的，滚到床下或屋角去横尸遍地。看见幺姑惊得脸色发白，双手直哆嗦，我还觉得委屈，还觉得不解恨。我太想把她床头那面小圆镜远远地扔到大街上去。 我不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她不无茫然地苦笑，弓着背去洗碗筷，没忘记把一点凉凉的剩菜，小心拨进一个褐色的小瓶子，稳稳地旋好胶木盖，放在床头柜的黑色烘箱上，虔诚地保留着。 她常常用这个小瓶子装着菜，下班后来看望我们，带给我们吃的——比方工厂食堂里打“牙祭”时，有了点猪肉或者咸鱼。 尤其在我父亲死去之后的日子里。 三 父亲终于还是走了。这个在履历表上永远与我有着联系的人，总爱东张西望和嘀嘀咕咕。碰上同事来了，朋友来了，老乡来了，包括幺姑来了，他就打发我们出去玩，然后关上大门，在门那边一个劲地嘀嘀咕咕。我怏怏地看着这张门，看着铁门扣以及曾经带有门扣的扣座以及连扣座也没有了的几个锈钉子眼，不知道这间房子换过多少主人，而那些主人是谁。从此我就觉得合上的门都十分神秘——是它们将父辈们关锁得衰老下去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一点父亲嘀咕过的事。他逼幺姑与那个男人离婚，教导她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应该如何决裂如何觉悟如何与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当幺姑颈皮松弛鬓丝染白之后，父亲又认真地发现我们与她之间也有着什么界限。比方，他不让我们作文《记一个熟悉的人》一类时再写到幺姑，叮嘱妈妈不让我们再去幺姑那里玩耍。甚至有一年的除夕，幺姑带着一大篮子年货高高兴兴来我们家团圆，父亲硬是让妈妈送她回工厂宿舍去了。那一天我耳朵特别灵，听见了妈妈的哭泣，听见了爸爸对妈妈说的一些古怪字眼，什么“革命”，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因为有这些古怪字眼，姑姑就没法在我们家过年了，就只能孤零零地回工厂里去。 但他对我们说：“幺姑今天还要去值班。明天，你们上街可以顺便去看看她。”然后他走出门去，碰上一个什么同事，谈起天气什么的，努力地哈哈大笑。 那个年真是过得让我害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一见到大人们嘀嘀咕咕，就知道决不会有什么好事。因此我夜里极怕被尿憋醒，极怕起床。因为每次醒来我都在黑暗中听见父母在大床那边低声嘀嘀咕咕什么，并不像我临睡时所见的那样各自忙碌庄重寡言。这非让我做噩梦不可。 但父亲终于还是走了。我本来以为他活得像排比句一样规规矩矩，像大字典一样稳稳妥妥，像教科书那样恭恭敬敬。我以为每个周末之夜他都可以拧开温暖的台灯，抚摸着我依偎在他胸前的脑袋，悠悠然唱上一首《蜀道难》或《长恨歌》——他说是吟，我说是唱。然而他终于去了，留下了家里空空的床位。 我后悔，后悔在那个夏天远行。我居然不知道机关里也有了大字报，居然还邀同学们一起下乡，去那个小山村车水抗旱。我也许早该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近日来父亲晚上总是给我搔背，让我舒舒服服地入睡？为什么父亲突然变得细心，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为什么父亲会突然关心家里的食品安全，总爱去戳那个老鼠洞？——家里老鼠确实多，常常吱吱地在门边柜下探头探脑，或在屋顶哗啦啦列队奔驰，把什么棉絮、豆腐干、十九世纪史、曹雪芹和语法修辞，吃得津津有味，咬得粉渣渣的，揉挤成一个鼠窝。 这些老鼠早被我们用夹子打死了，家里早已平安无事，但父亲为什么还要去戳那个干枯的鼠洞？为什么还不时叹气，说：“时候不早了。”——什么意思？ 我终于没有去细想，以至我背着行李兴冲冲从乡下回家时，一推门，只见抱成一团的幺姑和母亲突然分开，泪痕亮亮地都冲着我瞪大眼：“你爸爸没有去找你？” “找我？” “他没有到你那儿去？” “什么意思？他到我那里去干什么？” “那他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呢？” 妈妈哭了，幺姑也哭了。不一刻，两三位邻居来了。有人另作猜测，说他或许是去了一个姓李的人那里，或许去了一个姓万的人那里……我马上意识到这几天之内发生了什么大事，而这间房子里空去了许多许多。 “他什么时候走的？” “四天，四天前！他说去理发，就没有回来了。他只从我手里拿走了四角钱！”这是妈妈的话。 我们徒劳地找了七八天。每天晚上，我入睡时都缩在床尾，很懂事地伸开双臂，把妈妈和姑姑的脚抱紧，让她们感到我的温暖和我的存在。我觉得她们的脚都很冷，都干缩了，像一块块冬笋壳子。 父亲终于被找到，是机关里两个中年人从派出所回来，让我们辨认一张照片。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人头，放出光亮，赫然胀大，把每一条肉纹都绷得平整，像吹足了气的一只大皮球。照片上的表情很古怪，是一种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时不耐烦的那种表情。 我心惊肉跳地瞥上一眼，再也没有去看他。那就是他么？就是我的父亲么？不知为什么，我永远记不清他的面目了，大概是最后一眼看得太匆忙，太慌乱，太简约，太有一种敷衍应付的性质。印象模糊到极处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过。当然这也没什么。叫祖父的那个人，我甚至见也没见过哩。那么祖父的父亲，祖父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是些什么人？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面容以及嘀嘀咕咕，同我现在牵着小孩去买泡泡糖，同现在笼罩着我的阳光，同我将要踢到的那块小卵石，有什么关系吗？老黑就从不想这些问题，所以她衣袋里总有那么多零食，嘴里总有那么多脏话，她还可以很得意地把下巴一挺，说：“拿掉啦。” 后来，幺姑常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在傍晚，总是在节假日的前夜，总是沉沉地提着那个草编提篮。提篮是通向市场的一张大嘴，源源不断地吐出一些鸡蛋、蔬菜、水果、布料、鞋袜、刚领到的工资，等等，吐出一切即将转化为我们身体和好梦的东西，吐出了我们一家人整整几年的日子。那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篮，直到最后丢在我家厨房的门后，装着一些引火的炭屑，蓬头垢面，破烂不堪。 她从篮子里还总是取出一份小小的晚报。她一直遵守着父亲关于订报的严格家训，甚至在很多党团组织也退订的时候。 于是，有时她就放下报纸，从眼镜片上方投来目光，满腹心事地感叹一两句：“毛佗，越南人民真是苦呵。” 或者说：“非洲人民真是苦呵。” “毛佗，哲学真是个好东西，哪么会有这么好呢？学了人就明白，事事都明白呵！”有时她也这样说。 停了停还说：“私心要不得呢。你看看，焦裕禄的椅子都烂了，他还革命到底。要是人人都没得私心，这个世界就几多好。毛佗，你说是不是？” 我自然大声吼出我的附和。 我没有太多工夫去理会她。倒是老黑细心一些，以干女儿的身份依偎在她膝边，大声向她讲解高尔基的《母亲》和雨果的《九三年》，有时也说说知青点的趣事，还说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就会有洗衣机、电视机、机器人，人人都享清福，家务也无须幺姑干了。 幺姑大惊失色，半晌才讷讷地嘟哝一句：“什么事都不干？那人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都笑起来，不觉得这句话里有什么警世深意。 幺姑无事的时候，就呆坐，不愿上街，不愿去公园，不愿看电影看戏，也不愿与邻居串门交道，甚至六月炎天屋内火气烘烘，她也极不情愿抽张椅子出门歇凉，宁可闭门呆坐，警觉地守护这一房破旧家具和几坛酸菜，守护自己的某种本本分分的恐惧。门一关，她的毛巾也就很安全了，那是不知从哪条旧裤子拆下来的一块蓝布，用粗针粗线绞成。她的茶杯也很安全了，那上面覆盖一个用针线绞了边的硬纸壳权当杯盖，杯里有厚厚一层泡得又肥又淡的茶叶，可能是哪位客人走后，幺姑偷偷从客人杯中捞到自己杯中去的。她的伞也很安全了，那把黑布伞永远撑不满也永远收不拢，上面补丁叠补丁，光麻线也许就不下二两——而我给她买的不锈钢折叠伞，照例又无影无踪。 她坐着坐着，许久没有了声响。我看一眼，她正抄着袖筒瞌睡。脑袋缓缓地偏移，偏移到一定的角度，就化为越来越快地往下一栽。她猛然收住，抹去鼻尖一滴清清的鼻涕，嘴舌一磨一挪，咽下一点什么，又重新开始闭眼和偏移…… 我碰碰她，催她去睡。 “嗯，嗯。”她力图表示清醒地回应两声，不知是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抑或表示一下应答也就够了。 “你——去——睡——吧——” “哦哦，火没有熄吧？” “睡——觉——听见没有？” “对对，我看看报。” 她又打开手边的报纸，硬撑着眼皮看上两段。不知什么时候，报纸已经从她手中滑落，她又开始闭眼和偏移，鼻尖上照例挂有一滴冰凉的鼻涕，晃晃荡荡地眼看就要落下。我的再一次催促显然有点不耐烦，使她不好意思地揪一把鼻涕，抹在鞋跟上。“毛佗，你不晓得，睡早了，就睡不着的。” 可她刚才明明白白是在睡。 也许在她看来，过早地躺到那个硬硬的窄床上，实实是一种罪该万死的奢侈，以至她必须客气地推让再三，才能于心安稳地去睡上一盘。 她买回几个臭蛋，喜滋滋地说今天买得便宜，还特意把这些蛋留给我吃。我哭笑不得，筷子根本没有去碰它。这倒没什么，但事情坏就坏在我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如此恶毒。我说这些蛋根本不能吃，根本不该买，买了也只能丢掉。我一开口就明白事情坏了，但已经来不及，幺姑如我所料地迅速洞察形势和调整布局。她愣了一下，立刻把臭蛋端到她面前，说她能吃，说臭蛋其实好吃。事情还坏在我居然执迷不悟，竟敢对她流露出体贴和担忧，不由自主地说出第二句：“你会吃出病的。” 她的客气由此而得到迅速强化，笑了笑：“则是，则是。” “怎么则是呢？” “费了好多油盐的，哪么不能吃？” “你这不是花钱买病？” “吃蛋也吃出病来？诳讲！” 为了证实这一点，她满满夹起一箸，夹进柔软而阔大的口腔，吃得我头皮直发炸。 我终于把那只碗夺过来，把剩下的倒进了厕所，动作粗鲁野蛮。她气得脸色红红，撅起嘴巴，在厨房里叮当吧嗒摔东打西——锅盆碗碟都是重拿重放。她把家务都做了，甚至没忘记为我烧上洗脚水，但她冷眉冷眼，大声数落：“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人？看我不顺眼，拿把刀来把我杀了算了。我也不想活了，活了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呵？白白消耗粮食……我早就想钻个土眼，一了百了，安静，就是没得土眼给我钻呵……不光是人家看不上眼，自己也看不上眼。是没得用呢，连个蚱蜢都不如，连个苍蝇都不如……这老骨头死又不死，我自己恨得没法，没法呵……”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诅咒自己。为了弥补某种损失，她大张旗鼓地吃尽各种残汤剩菜，连掉在地上的菜叶也捉来往嘴里塞，只吃得自己头发烧，步子软，眼皮撑不起来，像烈日烧枯了的茅草。这当然又牵带出一连串我与她之间的激烈对抗，关于她吃不吃药，关于她喝不喝开水，关于她坐在床上时背后塞不塞枕头，关于她背后应该塞枕头还是应该塞旧棉裤……我惊讶地发现，她对利与害的判断十分准确，然后本能地作出有害选择。为了保证这种自我伤害步步到位，这位软弱妇人依靠她刀枪不入无比顽强的客气稳操胜券。不用说，这种昏天黑地的客气大战，经常把事情弄得莫名其妙，双方的初衷不知去向。 我的胡须更多了。 四 我看见了蒸气中的一只手。 然后我看见了软软的手臂，其实只是裹着一圈老皮的两节瘦骨。老皮并不很粗糙，倒是有一层粉粉的细鳞，如同冬蛇的一层蜕皮。然后我又看见了散乱头发，太阳穴和眼窝都深深下陷的脑袋。这种下陷，连同偌大一个突出的口腔，使整个脑袋离未来的骷髅形态并不太远。她的头发湿淋淋地结成片，还带着肥皂沫，向一边拥去，发根处暴露出白白头发，使人突然觉出女人的神秘全在于长发，而她们的头皮同样平常以至粗陋，与光头莽汉们并无多大差别。然后，我又看见了一个平瘪的胸脯，肋骨根根块块地挺突，大概用不了多久，就能把薄薄的胸皮磨破。两颗深色乳头马马虎虎地挂在骨壳子上，大概是一种长期等待孩子吸吮的希望，使它们伸展得如此瘦长，而现在终于绝望地低垂。顺着骨壳边沿塌下去的，是裤带勒出的深浅肉纹，是空瘪的腹腔，还有两轮陡峭山峰般的盆骨。倒是小腹圆鼓鼓的，拖累得整个腹囊下垂，挤压出一轮轮很深的皱折。我当然还看见她腰间几处伤疤，看见了她尖削臀部的一个锐角侧面，还有稀稀的阴毛，从大腿缝中钻出来，痉挛着向四处张扬。令人奇怪的是，她的两腿仍然算得上丰满，有舒展的曲线，有大理石的雪白晶莹，几乎与少女的腿无异，似乎还够格去超短裙下摆弄摆弄。 我突然发现她少一只手，定神细看，那只手却还在。我使劲地挥赶着蒸气，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幺姑的身体。这条白色的身影让我感到陌生、惧怕、慌乱，简直不敢上去碰触。好像从未做过母亲的这位女人，还有一种处女的贞洁不容我亵渎。一瞬间，我脑子里掠过幺姑年轻时的模样。我看过她的一张照片，黄斑交叠的那种，上面隐隐约约有几位妖娆女子，抹了口红，穿着旗袍，踏着皮鞋。我很难辨认出谁是她，很难知道那口红和旗袍联系着另一个怎样神秘的世界。她们不也有过青春吗？是不是也有过爱情乃至风情万种？ 老黑也有两条很好看的腿，还曾逼着我评点这样的腿，追问我为何面对这样的宝贝居然不犯错误。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她甚至在我裤裆摸了一把，检查我的生理，显得特无耻。 她哈哈浪笑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她就不会老去？在暗香袭来的全身洋货里，她的身体是否也将要长出皱纹和粉鳞？ 老黑说过：“幺姑么？——must die！”她冲我挺了挺下巴：“她这样活得太受罪。让她结束，绝对人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弄出个自杀的现场，根本不成问题。” 我的心差点变成了一个空洞，每个细胞几乎都砰然爆炸，“你在说什么？” “你明明听懂了，装什么孙子？”她冷笑一声，“你也明明知道，她这样活一天就是受罪一天，但你就是要让她受罪。为什么？因为你要博一个好名声，你要别人说你孝顺、善良、有情义、思想觉悟高。是不是？你要把你的善名建立在她痛苦的基础上。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做人做到这一步，累不累呵？”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是说我伪善？好吧，伪善就伪善……” “但一个伪善者总比杀人犯好吧？”她倒替我说了。 “对，是这个意思。” “那不叫杀人，叫安乐死。”她耸耸肩，“你爱听不听。这事反正与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指靠我帮你什么。对不起，我根本不会帮你。看在青梅竹马的分上，我这是为你好。” 她冷笑一声，瘦肩一耸一耸，笃笃笃地冲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病房。我知道，她这几天大汗淋淋地帮着幺姑擦身喂饭塞尿盆，甚至对邻床的陌生病人也有求必应，是真的。但她不会再来了，也将是真的。她什么时候想起幺姑来大哭一场，同样会是真的。动情和无情，在她那里都很真实。可真实地杀人也值得把下巴一挺一挺么？幺姑是她的奶妈和保姆且不去说，她以前的手表，以前的毛衣，还有当知青时往返城乡的路费，也全是幺姑给的，但现在她居然视感恩报德为庸俗可笑，甚至还可以说出大篇深奥哲学来证明自己无懈可击，就像平时谈起气功，谈起声乐，谈起性，总要居高临下地灌来几句“你不懂”。然而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把这件事打扮成一个理论问题，就不那么真实了。她不必自居侠女地把香烟抽得那么老练。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次她从城里返回乡下知青点去，说是要磨炼革命意志，故意不坐车，准备花十天时间独身长征。这个消息真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接到电报后上路接了三次。最后一次，从村里跌跌撞撞迎出去五十多里地，才在一片白雪茫茫的大山里，发现公路尽头一个隐约闪动的黑点——她身穿破棉袄，几乎挪不动脚了。她当时扑到我的怀里放声大哭。 现在她根本不愿谈起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包括她的父母，那两个吊死在一根绳子上的老干部。没意思啦，别烦我好不好？她眼下只愿意谈谈钱，谈谈男人和女人。她可以旁若无人地闯进客厅，不管在座的有什么人，单刀直入各种咸味话题。她评论起女士的眼睛、鼻梁、脖子、胸腰、手足、屁股，无微不至，常有独特心得，先领男人的神会，于是有时搔搔头自嘲：“真好笑，你们看我这眼光——我简直要成个男人啦。”接着她又可以大谈男人，一直谈到男人也无法谈到的水平，再洋洋自得地取笑诸位面红耳赤的听众：“不行，不行，你们男人的神经太脆弱啦。受不了吧？好，换个频道，谈别的。” 幸亏幺姑耳聋，不知她嘴里喷吐出一些什么，否则根本不用等到进浴室，脑血管早就啪啪啪爆裂千万次无疑。 不过她不会在乎幺姑的好恶。正如她从不在乎什么领导，说不上班就不上班，说不开会就不开会，连请假条都没有。她也不在乎公园告示牌，带着她那个班上的中学生偷朵花，偷橘子，偷小卖店的饮料，乐得一派天真眉飞色舞，而且一次游玩如果没有这类冒险，就简直他妈的味同嚼蜡。她满口粗话却让孩子们觉得很开心，很崇拜，很迷恋，一个个不叫她“老师”而叫她“老黑”或者“黑姐姐”，把她当成了黑社会的巾帼老大。她几乎同所有的同事吵过架但又交友众多，交际圈覆盖到作家、画家、导演、歌星、高官及其子弟，外国的白人或者黑人。这就是她不会在乎幺姑也不会在乎上述所有人的资本——她经常宣布社会太肮脏，号称她每天回家都洗澡，于是湿淋淋的头上支着许多夹子，像一根狼牙棒。 她果然再没有来病房。我去学校找过她，想问一问她是否听说过一个叫珍嬃的人，因为幺姑近来经常叨念着这个名字。 她的门上钉着很多留言条，落款者有姓张的、姓马的、姓m的等等。一个提着大旅行皮箱的大胡子守在门边直瞪我，似乎我根本没有权利在这里搓手和皱眉头。我只好知趣地离开。 我找到她时，电话有故障，她的声音微弱得像来自月球。“……珍嬃？是发粮票查电费的黄婆婆吧？” “好像不是。”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还有事？” “你也不问问幺姑？” “她还活着？” “活着。”我回答得居然不怎么理直气壮。 “没钱到姐儿们这里来拿。在抽屉里。门钥匙在老地方。”她补上这一句就把话筒挂了。 我知道她用钱倒是不算小气，至少在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我不需要钱。 我需要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幺姑躺在家里，又咚咚地开始捶打着床边的小桌了。我赶紧找尿盆，还有小孩们常用的那种尿片，刚被烤得暖烘烘的。 “不是。我饿了，饿呀。” 她又在催饭，可我看看手表，其实还不到十一点。 “想吃什么菜？”我征求她的意见，努力保持自己的镇定，不去思索她口角的白沫。 “肉！” 她又随手一捶，捶得桌面咚的一声如惊雷劈顶，留下余音嗡嗡嗡，搅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各种部件都裂缝和错位了。 她近来很能吃，一餐三碗米饭，还要大块大块地吃肉，尤其对肥肉，可以像吞豆腐一样顺顺溜溜。这使我很奇怪。她以前从不吃猪肉，还说当年小镇上常挂着几颗示众的人头，待绳子腐烂，人头就跌落在地，被猪猡啃得滴溜溜地转，四下里滚去，不时滚到幺姑门前的水沟里。她说从那时起，她一见到猪肉就胸闷欲吐。 而现在她爱上猪肉了。热腾腾的猪肉端上来，她立即精神大振，贪婪地大口咀嚼，油水从嘴角挤出来，落在衣襟上却不自知。她还老埋怨我们不给她吃肉，舍不得花钱，对她太小气，又反复声明她一个老家伙是吃不下多少的。更令人难堪的是，她住医院那一段，她总是控诉保姆偷吃了她的猪肉，我们送去的猪肉她全没吃到——其实连邻床的病友也笑着证明，她确实是吃了的。不用说，保姆气得整日拉长着脸，有时还偷偷抹眼泪，说从未见过这样难侍候的刁老婆子。 不管我们怎样解释幺姑的从前，保姆总是不相信。 不管我们怎样说好话和增加酬金，保姆也气冲冲地要走。 幺姑一连气走了四个保姆。她似乎已经变了，从那团团蒸气中出来以后就只是形似幺姑的另外一个人，连目光也常常透出一种陌生的凶狠。我对此不寒而栗，怀疑这不过是造物主的险恶阴谋，蓄意让她激起一切人的厌恶，把人们对她的同情统统消灭掉，非如此不离开人间。我感到这个阴谋笼罩天地，正在把我死死地纠缠，使我无法动弹，只能一步步顺着阴谋行动下去，却不知将走向何方。一只乌鸦总在窗外叫，一只蝴蝶总是飞入窗口，一个卖冰的老汉常常朝门里探一下头，这一切隐含着什么意义？上天的神秘启示，我无法猜破。 也许，幺姑在蒸气中那个反倒好了。我一想到这点就怵然心惊，就想去洗菜或扫地。其实老黑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就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月零三天，就是我与老黑的区别么？ 幺姑打了个嗝，扭着眉头，说猪肉一点味道也没有，最好是弄点火焙鱼来吃。 我估计她又会这样，决计装作没听见。 “要加饭吗？” “火焙鱼。” “要不要点白菜？” “火焙鱼呵，寸把长的。” 妻子坚持不下去了，接上她的话头，把嘴凑到她耳边：“火焙鱼，没有卖——” “有买？那就好，那就好。” “没——有——卖——” “没得卖？诳讲。太平街有，我去买过的，你们去看看，就在那个太平街呵。” “那是老——皇——历——” “你们多跑几趟呀。毛佗，你莫舍不得钱。幺姑人老了，吃不了好多的。你莫舍不得钱。你们要帮助我呵，你们要学焦裕禄呵。呵？”她好像看透了我的什么心思，诡秘地笑了笑，看我们将如何无地自容。 然后，她斜靠在床上，闭了眼，昏昏睡去，不一会就发出轻轻的鼾声，吹得嘴皮蜂翼般地震颤。她脸上有鲜鲜红润，几乎要斑斑点点地渗出皮层。 我还是买来了火焙鱼，蹬得自行车的踏脚螺丝都掉了，在街上又撞倒一个人，还同他大吵了一架。但不出我所料，这还是不会令幺姑满意。她先是说鱼里没放豆豉；待妻子加上豆豉，她又说少了大蒜；待妻子加上大蒜，她又说少了盐；待妻子加上盐，她仍然只是随意戳几筷子，就放下了，照例眉头打结，闷不吭声。问她为什么，她嘟哝着还是先前的火焙鱼好吃，哪像今天这些木渣渣？这一定不是在太平街买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那时候她确实常去太平街，有时为了买到我最爱吃的臭腐乳，为了买到老黑最爱吃的火焙鱼，她撑着破雨伞，一去就是半天，哪怕走得自己头昏眼花偏偏欲倒——为的是省下八分钱的公共汽车票。她对太平街的好感刻骨铭心。 她对火焙鱼的猜疑转化为极度不满，尤其是对妻子的警觉。妻子去帮助她大小便，她绷着一张脸，手脚都僵硬，暗中运力，决计不从，直到一不留神把屎尿大大方方拉在床上，弄得家里的烘架又丰富厚重一次，妻子手忙脚乱大口喘气。如果换上我去，情形还好一点，她脸色较为开朗，有时还笑一笑，只是接受大便前复杂的按摩程序时有点撒娇，一个劲地哼哼。妻子偷偷说，是不是因为她过早守寡，对男性还有一种撒娇的欲望？ 当然无法知道。 我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忙得顾不上她的时候，她就时常烦闷地敲打桌子。日长月久，大概敲得很顺手、很熟练、很惬意，大概感觉到自己能制造出可爱的动静，她就越敲越频繁，越敲越粗重。小桌原有一层黑漆，居然被她敲溶了一块，露出桌面白生生的本色，像鼓面由鼓脐向四周辐射出鼓芒，形成一个多角状的闪光体。到后来，连闪光体都被她敲得微微塌陷，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木色混沌的扁盆。我十分惊异，她那只瘦硬的手，一根竹节般的骨头，竟有如此坚强，能把木头都敲得塌陷，而自身却不曾有一丝消融。嘣，嘣，嘣，嘣——我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肿大，越来越老辣，带着血腥味充塞于天地。 敲得我们的房门引人注目了。开始还只是有人探探头，或者敲敲我们的窗子，或者在楼下大喊我的名字，表示不能忍耐这种肆无忌惮的噪音。当他们知道这是根本无法阻止的必然存在时，也就只能横眉撇嘴地将就了。他们还是可以过他们的日子，吃饭，浇花，做藕煤，修自行车，搭个油布棚办丧事，或者打扑克麻将——几位老人为了凉爽总是抬着牌桌追随大楼的阴影，一天下来，几乎由西到东骨碌碌转了一个圈。设想某一天，牌桌边少了一位常客，再也见不到了，我就会相信那是旋转的离心力把他甩出去了，甩到那边办丧事的油布棚里去了。 房管所来了人，把这栋老砖楼房里外看了看，判定为危房，开了个什么单子，计划加以整修。我暗自歉疚，总觉得几十户房子的破损全是我家嘣嘣嘣敲出来的。 我开始脱头发，每天早晨醒来，枕上都有稀稀散散的青丝，拢起来足有一小撮。我也开始喜欢戳老鼠洞，围着楼房机警地巡查，竹竿火钳一齐用上，还叫妻子挽起袖子帮忙，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大干。而且我开始更多地与别人吵架。那天国骏来找我，头发光亮亮的，照例说起他们单位里糟糕的官僚主义。我本来想附和他，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一定是猜到了这一点才说得口若悬河长驱直入，把瓜子嗑得那么响亮。可我一开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我说民主真他妈的可笑，说民主不就是群氓压制天才吗，说开明的皇帝比浅薄的民主要好上一万倍，不是吗？……我说这些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乎早就看出了他根本考不上研究生，也无法买到他渴望的进口电视机。 国骏脸色发白，惊慌地走了，连伞也忘记带走。妻子瞪了我一眼，收拾着茶杯和烟灰缸，责怪我何苦要同客人这样争吵。 “我同他吵了吗？” “怎么没吵？你看国骏都气成那样了。” “国骏？你说国骏？他刚才来过了？” 嘣，嘣，嘣——幺姑又在敲打桌子，还有娇声娇气的呼唤。我立即异常灵活地去拖便盆和扯下烤得暖烘烘的尿片。 一阵忙乱终于过去，家里沉静下来。妻子悄悄把头靠在我肩头，想说什么。 “去看看炉子吧。”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你先睡。” 她轻轻叹了口气：“幺姑这是在讨账。” “讨账？” “铭三爹说的，她先前给了别人多少恩，现在就要给别人多少难。一笔笔都要讨回去的。这叫讨账瘫，是治不好的病。” “还有香烟吗？” “铭三爹说，没讨完账，她不会死的。” “你去睡吧。” 我再次拿起那份报纸，却记不起刚才看到哪里来了。那份报纸在我眼前一片黑，发出轰轰轰的呼啸。 五 凭着门后那个草编提篮，我不应憎恶幺姑。这不公平，太不公平。可一切都无法挽回，当团团蒸气把隐匿多年的另一个幺姑擦拭干净，推到我的面前，一切就再也无法挽回。 依然名叫幺姑的这位妇人——我只能这样说——已经丧失了仁爱、自尊、诚实以及基本的明智，无异于一个暴君，对任何同情者和帮助者都施以摧残。她的残酷在于，她以幺姑的名义展开这一切，使我们只能俯首帖耳和逆来顺受。她的残酷更在于，有关幺姑的记忆因此消失殆尽，一个往日的幺姑正遭受遗忘的谋杀。我能怎么办？ 这位妇人总是恶狠狠地看我一眼，控诉保姆偷吃了她的猪肉，控诉我们不给她买猪肉，控诉我们串通一气，存心要饿死她。我买回五个闹钟，也无法保证每天晚上准时帮她排尿。我们家里满屋子蓬蓬勃勃的尿臊味，总是使保姆们惊慌辞工。现在请保姆太难了，家政服务介绍所门前那黑压压一片女人，都在打听哪个商店在招工，打听八小时之外加班有多少奖金。我一走进那叽叽喳喳的声浪，就觉得自己是个乞丐，无耻算计着她们的钱包。 不知为什么，我一大清早就敲开了老黑的房门。她探出脸来眨眨眼：“就天黑了？我还没吃晚饭哩。” 门里同时涌出狂乱的打击乐声响。 我一听到这别致的早安问候，就觉得说不出话来。看着墙上一把日军指挥刀和一个旧钢盔，只能沉默。 “你要的民歌磁带，我借来了，但忘在家里。”我没话找话。 她把半只冷馒头往桌上一摔：“乔眼镜有什么了不起，老娘与他势不两立！” 我说：“你要民歌磁带做什么？” 她说：“真怪，床下老是嘣嘣地响。” “你这个房子，该装修一下了。” “你会不会修洗衣机？我的洗衣机总不进水。” 我朝那床下瞥了一眼，那里除了几个油画框子和一双男人的臭袜子以外，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说了一些话，但没一句可以对接，没有一句自己事后能明白意思。我只能怏怏地回家。 我只得另想办法。我终于从一位远亲那里打听到，珍嬃是幺姑几十年前结拜的一个妹妹，眼下还在老家乡下。我对妻子说，可以考虑把幺姑送到珍姑那里去。当然，这个，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不好。落叶归根，不正是老人们的心愿吗？乡下新鲜的空气和水不更有利于治病康复吗？乡下的住房不是更宽敞而且人手不是更多吗？……我们可以找出足足一打理由来说服自己，证明这种念头的高尚实质。 我把苹果削好，给路过我房门前的邻家小孩吃了。我不知道他们父母的眼中为什么会透出诧异，是不是我热情慷慨得有点突兀？ 我当然从未见过珍姑，甚至从未见过老家乡下来的人，以至在我的想象中，老家在一个比月球还要遥远的地方，不知那里的太阳是否逼真得有点可疑，是否就是我们共有的这个太阳。 乡下回信了，也来人了，是珍姑的两个儿子，用绑在两根竹杠中间的躺椅，拉拉扯扯地把幺姑抬走。幺姑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不肯走，骂我没有良心，骂我们将她卖给人贩子。幸亏这一骂，我酸楚的心情突然变得冷漠和强硬。 是你有意这样开骂的吗？是你存心要让我变得冷漠和强硬从而不再对你有所牵挂？幺姑，你为何要把我最后一线牵挂也强行剥夺？ 我躲在厕所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听说她在乡下还过得不错。 后来，我们谈到她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感激珍姑，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阿婆。我不知道幺姑与她是在什么时候结拜，又出于什么因缘而结拜为手足？这里面是否藏着平淡无奇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如我不知道为什么家乡人总是说祖先是一只蜘蛛，不知道那里的女人名字里为什么大多带有“嬃”字，不知道家乡人为什么常常对一切女性统称为“嬃”而不区分伦常——有学者说这是原始制度在语言中的遗痕，令我暗暗吃惊与疑惑。 因为幺姑，我才知道有一个珍姑，曾经能舞马弄枪，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当过妇联会长。因为有这个珍姑，我才有机会回到家乡，看到我身上血液的源头。这是一个坐落在小河边的村寨。一幢幢苍黑的木楼两厢突出，正堂后缩，形成口袋形的门庭，据说可以吞吃和威慑妖怪。家家大门上都悬有一块镜片，据说那代表海，代表远祖的发源地，也可镇服阴邪之气。跨入大门时，眼睛好半晌才能适应黑暗，发现神龛赫然耸立在面前，上面供奉着列祖列宗及一些不见于经传的神鬼。 很多木楼都左偏右斜，不似砖房那样挺直端正。似乎木材从山里砍伐来以后，还有生命，还能生长，在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已让楼房生长出各自不一的形态，生长出五花八门的表情。这些木楼前常有美丽花朵，红艳艳的牡丹或芍药，砰然击穿了绿色的宁静，却不大被山民们注意。 沿着小河一路下来，两岸经常可以看见山上错错落落的寨子，如停息山头的三两黑蝇，一动也不动。丰沛的河水漫江横涌，下行的篷船飞滑如梭。突然，船两旁的水声变得激烈，水面开了锅一般暴出狂乱水花。不用说，船正在“飚滩”了。船家十分紧张，瞪圆两眼选择水路，把艄的和掌篙的都手脚暴出青筋，互相吼着一些船客不易听懂的行话。水面形成了陡峻坡面，木船简直是在向下俯冲，任大片大片的浪帘扑进船舱，溅湿船客的衣服。但在船家大声呵斥之下，船客暂时不得乱动，也怯怯地不敢叫唤，因为船头正向一个池塘般大小的旋涡撞去。哗的一声，小船居然没有倾覆，而且把旋涡甩到了身后。待耳边水声逐渐敛息，船客们回头一看，不知何时船已过滩，刹那间把苔迹斑斑的孤塔甩下了好几里。 遇到水势更猛的险滩，船老板就必定放空船下滩，请船客们上岸步行一段，这样比较安全。顺着残堤一路走去，船客们可闻采石建桥的叮当声，大概公路不久就要伸入这片群山了。船客们可闻伐木扎排的笃笃声，山民们正准备将黄柏木和楠木一类解成木板放出山去。有时，还可在沙哑的唢呐声中撞见一队少年，各捧一个木盘，盘中有红纸，红纸上或是玉米，或是稻谷，或是一张张铺排齐整的纸钞，却不知是什么意思，在进行何种仪式。 船进入碧透长潭，则水平似镜。前面的两岸青山缓缓拉开，撕出一道越来越宽的天空。而后面的数座屏峰正交相穿插，悄悄把天空剪合。这就叫山门吧。船至门开，船离门合。一座座不动声色的山门，把人引向深深的远方，引向一片绿洲或一片石滩，似乎有一个人曾经在那里久久等待的地方。 船家请船客们抽烟和喝茶。要是你愿意，还可爬进篷舱，钻入船家黑油油的被子里睡上一觉。船家说起同行们捞沙的好收入，说起自己少年时的种种奇遇，还指着右边山头，让我们看边墙。他说他祖爹当年曾经被招募去修墙，当时筑墙一丈可得银一钱二分哩。他说那时候营哨林立，兵丁不论晴雨日夜都要接替传签，沿墙巡视。有一年又闹土匪，游兵每人揣一颗熏烤干制的人心，用以壮胆。 船身摇晃，船客都争着探头去看小长城，欢呼看见了看见了。 但我颈脖扭得酸酸的，眼睛盯得干干的，却什么也没看见。真是怪事。眼前明明只有一片青翠山林，一些黄色的蝴蝶明明灭灭于草浪当中。不仅没有边墙，甚至不像有任何大事曾经在这里发生。 看见了——他们看见什么了？他们的眼睛莫非和我的不一样？ 我登上岸，拾级而上，看见前面几个伙棚，两个白光闪闪的银匠挑子，还有老墙上的一些布告。有熙熙攘攘的家乡人，三两聚集低声言语。其中伙棚里几位老人，又瘦又黑，言语腔调都酷似我父亲，不由得我心头一震。他们或吮着竹烟管，或端着小酒盅，胸有成竹地盯了我一眼，又嘀咕他们自己的事去了。从他们的神色来看，他们是在嘀咕多年前游兵们巡墙的事？ 我总觉得身后有人叫我，回头看，是一个黑脸汉子喊他的丫头。一位店老板笑了笑，问我是哪里来的，要办什么差事。听过我的自我介绍，他眼光发直地呵了一声，立刻猜出我是谁家的公子，并熟练道出我父亲的姓名——看来乡下人对我的家族了如指掌。几位老人也立刻冲着我露出黄牙，点点头，向座中一位外乡人，慢条斯理介绍我父亲是谁，介绍我幺姑是谁——据他们说，幺姑曾是这里有名的美人。 在小店的对面，在一条干枯水沟的那边，是一个大操坪和低垂欲跪的篮球架，还有一栋青砖平楼以及砖墙上的石灰标语。孩子们正玩得很快活，叫叫嚷嚷，跑得热灰扬起来，使墙根都糊上一层黄乎乎的尘垢。店老板告诉我：这里原来就是我家的大宅，三进三出，跑马楼，后花园，老照壁，画栋雕梁，十分威风。老房子是建学校时推倒的，只留了旁边几间杂屋。以前佃户送租谷，上了岸以后都走后门进仓，现在右边杂屋旁边那条光滑滑的小径，就是由佃户们踩踏出来的。 我确实看见了那光滑的小径，很凉，很轻，很薄，镶有青草与绿苔，让我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我当然从未见过这条小径，但这条小径曾吸走河里一船船的稻谷，养活了我的家族，包括一直活到现在的我。我明白了，父亲以前一直不让我回老家，一定是害怕我看见它。 店老板接着谈起我的五叔爹。我知道，那个玩枪玩马玩麻将的老手，确实是一枪被起义农民给崩掉的。跪着陪斩的还有好几位，祖父就是在一声枪响之下吓聋了。而这种聋，后来竟传给了幺姑。当然，也许聋史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那时候发生过什么事？ “你跟我父亲熟么？”我突然问。 老板笑了笑：“哪能不熟？不是乱说，他上省里念书，还是坐吾的船，船上几天都是吃吾的饭。那时候，你家里败啰，成天只能喝粥了。你幺伯不是还被李胡子一索子抢去了么？不就是当了人家的小妾么？你家父还是八字硬，有次去打老鼠洞，在夹墙里三戳两戳，嘿，戳出了两筒光洋……” “戳老鼠洞？” “是戳老鼠洞。他喜癫了，抱着就跑。你大伯二伯也不晓得是哪么回事，赶也赶不上。” “后来呢？” “后来，不就是搭伴那两筒光洋，他哪么能念上书？哎哎，还是你家祖坟位置好。修路迁坟时，挖开坟一看，里面尽是蛇，尺把长一条，足足装得半箩。” “他后来回来过没有？” “回来过的。吾只听说。”他转向屋里的那一圈人：“覃六爹的老三后来回来过吧？” 一位光头老汉咳了一声，毫无表情地咕哝：“回来过的。那年他好革命呵，把六爹亲自押回来，交给农民协会。” 现在我的瞳孔已经适应阴暗，把几位长者看得更清楚了。他们全身油光光的黝黑，而这种黝黑一直深入到指缝、耳背以及头发根的深处。他们如同刚出大油锅，坚硬，精粹，滑腻，紧实，小疙小瘩，沉甸甸地打手。他们审视着我，目光在我脸上刻着，剔着，划着，要掘出一个他们熟悉的人影。这种目光太尖锐，差点掘得我的皮肤喳喳响，差点要把我的脑盖骨掘得粉碎，一直掘进脑髓那糊糊涂涂的深处。我想，只有看惯了枭首、剥皮、活埋、寸割、枪毙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才会有这种你不堪久遇的目光吧。 我悄悄地为他们祝福，为这里所有陌生的人祝福。我是来看望家乡，看望幺姑的。可怜的幺姑，曾经身为小妾和劳模的幺姑，已经死了。我前天刚刚收到电报，这次可是真的，不像前一次，珍姑的大媳妇没弄清楚便误传噩耗。也许有过了那一次荒唐的悲痛，这一次我心里平平实实，没有预期中的号啕，似乎号啕不合适进入预期，而悲痛也是定量物品，付出一份就会少一份。收到电报以后，我只是马上请了几天事假，马上去借钱。想到乡下那种丧事的繁文缛节，我不能不多准备一点钱。 我离开杂货小店，走进一片柳树林。路边杂草摇着尖尖的叶片。 小路这样寂静，仿佛有个人刚从这里离去。 六 幺姑的味觉很灵敏也很精细。她想吃兔肉，珍姑的老大一早就摸黑骑着自行车往镇上赶，蹦蹦跳跳十几里，看能不能碰上一两个卖兔的猎手。她想吃黄鳝，珍姑的老二就扎脚勒手，提着木桶下田，踩得泥浆呱嗒呱嗒，有时踩倒了人家的禾，免不了还要挨咒。兄弟俩弄回了美食，全家人都不吃，只是熏的熏，腌的腌，留给幺姑匀匀地吃。可她吃不了多少，戳几筷子就沉下脸，头扭到一边去哎哟哎哟。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呢？是不是闷得慌？兄弟俩又商量了一下，一个去找竹床，一个来搓麻绳，在竹床两头各扎一个绳圈，权当简易担架。他们抬着老姨子出门去散心，看禾场，看河水，看鸭群和蝴蝶，看寨子里某一户养的长毛兔。 天天收工之后，都得陪老人这样玩上一趟。竹床吱吱呀呀地响，麻绳往肩头的皮肉里扣。兄弟俩总是玩得背上汗湿一大块，汗湿的衣又沉又凉，在背脊上扑打扑打。他们弯曲的食指连连刮去脸上的混浊汗珠。 “呜呜——”幺姑终于高兴了。 她尤其喜爱货郎挑子，见了就要凑上去，脸盘被琳琅百货所反射的日光抹得飞光流彩。她冲着一个彩纸风车轮眯眯笑，又撮起尖尖的嘴唇呜呜。“大毛，买一个咧，莫舍不得钱，我有钱，买咧。” 于是就买了。 她确实有钱，除了退休工资和我们寄给珍姑的辛苦费，还有一百元，压在她的箱底。她对此记得十分清楚，有时把钱摸出来，要兄弟俩给她一个接一个地买风车轮。有一次，珍姑从那笔钱里借走了几十，买粪桶和猪崽。她发现后很不高兴，成天咕咕哝哝，见到谁都横眉怒目，说有人偷了她的钱。一赌气，她把屎尿狠狠地拉在床上，还按部就班地捶打床沿，直捶得床板一翘一翘，嘣嘣声把猪栏里的畜生都惊得大呼小叫。 珍姑气得脸盘都大了。“你捶命呵？捶命呵？哪个偷你的钱？不是说借几天用用吗？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珍姑只得另外去借钱，把钞票塞回烘箱，眼里泪水汪汪。“吾前世没欠你，没亏你，你哪么要这样来磨人呵？菊花姐也来磨吾，四姐也来磨吾，幺姐幺姐，眼下吾也只有你这一个姐姐了，你要磨死了吾，有哪样好哇……” 幺姑也流泪，好像还懂点什么事。 想必她能听懂这些话。 珍姑常说，好几个姊妹都是由她来送终，幺姐的后事也肯定落在她头上。她现在不能扛枪打仗了，也不能下河打鱼和下田种粮了，侍候人的气力还是有的。她就是想受些磨呵。想起以前的患难交情，她不被姊妹们磨一磨，往后的心里如何好受？这些话是她对邻居们说的。她爱串门，爱说笑，口又无遮拦，甚至自己老倌少年时偷女人的丑事，甚至自己当年在游击队里的相好，都曾在她嘴里四下里广播。她说到恨处就骂，说到乐处就笑，走到哪里都是惊天动地。不过，现在她不能常去串门了，她收养了三个孤儿、一个残疾，一点老革命战士的生活津贴全贴补在这里。尤其是把幺姑接下乡来以后，几乎每天都有满满一脚盆沾屎带尿的衣裤需要她洗刷，几乎每天都需要她来帮幺姑翻身，擦身，喂食，喂药，包括抹滑石粉以防肉疮。她累得眼睛都黄了，牙痛得更加厉害，常捂着半边嘴骂老倌。 两个亲儿子着急，只得暗中策划，这一天联系好一条船，突然要把幺姑送走。珍姑得知后脸一沉，把半瓶农药揣在怀里说：“走也则是，吾横直也不想活了。要送就把我也送走，把我们俩姐妹都送到火葬场去。” 老二气得直揪头发，拔腿冲走，住在朋友家好几个月没有回来。 老大两口子斗不过亲娘，但他们爱动心思，便设法让她省些气力。他们终于想起一个办法：在幺姑的床板中部挖一个洞，对垫褥也依样改造。洞上加一活盖，洞下接一尿盆。这样，只要床上的人能及时扯去活盖，将尖尖臀部挪入位置，就能顺利地排便了。 幺姑似乎对那个洞颇为不满，一到内急之时，总是眼珠朝四下一轮，毫不犹豫地照样拉在床上，宣告阴谋对她无效。 老大两口子继续改进工艺，把床榻索性改造成栏垫。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通风透气，免得病人生肉疮，二是容易清扫，不论病人如何乱拉，屎尿大多滑下栏垫，落入床下的草木灰，侍者事后只消将草木灰清扫出去便是。至于被褥，当然也得相应改造，变得比较厚实一些的开裆裤。 这样做像是养猪，对病人不大恭敬，不过细想之下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改进还在继续。比方说，把病人头发全部剃光，是怕头发里生虱子。用木槽代替瓷碗，是怕病人打破碗以后用瓷片割伤身体。这些新办法都颇为有效，不仅减少了屋里的臭味，而且幺姑的肉疮渐渐结痂，生出粉红色的新肉。接下来，她饭量增加了，身体也胖了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她精力也更充沛。为了满足一个聋子的耳朵，她经常更加猛烈地捶击床沿，更加响亮地叫喊：“毛佗——”她盯着屋梁呼唤，“毛佗，你来呵——我看见你了，你想躲我是不行的——” 她把乡政府的一个干部总是当作了城里的我。那后生下户来检查外来人口，来慰问当年的革命老战士，曾穿过她的房，被她一眼看见，就确认是毛佗不疑。还责怪珍姑存心把毛佗藏起来，不让她知道。 她显出一种兴奋，发出一种不无娇气的哼哼，渐渐又转为咬牙切齿的辱骂和控诉：“……你们这些没天良的，去找毛佗来呵。他躲在外面做什么？你们告诉他，我要吃药，要吃药呢。他去想点办法呀。他读了书的人，是个会想办法的人呀。你们要他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去找呀。我要吃药，人有病就要吃药，不然就会有矛盾呵。我头晕呵，要吃药呀，你们怎么不给我药呢？你们去找他来，要他不要舍不得钱，不要太小气，去帮我找药呵……” 一直叫到到重新呼呼地睡去，大嘴硬硬地张开着。 珍姑知道，碰到这种情形，决不能去理睬她。否则她会更加激动和震怒，双目发直，脑门上青筋暴出来像一条条蚯蚓，一只手因仇恨而变得灵活异常，尽力叉开和痉挛的五指不由自主地如蛇信子突伸突收。 寨子里已有了很多议论。有人说幺姑患下如此恶疾，莫非是因为前世造孽必得恶报？他们碍于珍姑的权威，不敢把这个无后的女人逐出村寨。但他们谈得心惊肉跳以后，还是忍不住想看看一个疯子的景况。珍姑对此非常气愤，常常守在门口，决不让那些贼溜溜的目光扫进门槛，也不让幺姑撑着小椅子拐出门去。眼角边有了什么动静，她顺手抄起一根竹竿，眼明手快地扑打过去，啪——幺姑必定缩回地上一条炭画的黑线那边——她曾经命令过，幺姑的身子任何一部分都不得越线。 她惩罚了姊姊之后，又朝自己的赤脚扑一竹竿，表示对姊妹的罪过已得到了赎还。 幺姑渐渐体会出竹竿的权威。头几次，她还尖尖地哎哟一声喊痛；到后来，哼哼两下就算完事。最后的结果是完全驯服，见有竹竿在，便规规矩矩不再乱动，蜷缩在黑线的那边，缓缓舔一舔嘴唇。 “回去，上床去！” “呜呜。” “穿起开裆裤，蛮装相是吧？” “呜呜。” “你那毛佗没有来。你明白吗？他公事多，哪么有时间来睬你这个疯子？他不会来，不会来的！” “呜呜呜。” 她像个自知有错的孩子，讨好地笑一笑。 珍姑也渐渐体会出竹竿的作用，碰上幺姑不愿拉屎尿，不愿吃饭，只要把竹竿扬一扬，对方就立即规规矩矩。 不过她得照顾其他残疾人和孤儿，也不能老捏着竹竿条子，全天候守着幺姑这一个。这一天她寻思半晌，冲着老大吆喝：“大毛，还给老娘做件事，打个笼子来。” 我后来见过竹竿，就丢在墙角，竿头一端已碎裂。我也见过笼子，或者叫笼床吧，除了滑滑的栏垫，都是一根根粗大的杉木，在人们不常触摸的地方，积有黑黑的泥垢，显得笼子更加沉重。木头接榫之处，楔背被锤得开了花，给人一种牢不可破的稳固感。这个足以制服豹子和老虎的笼子，眼下关锁着无比实在的一团空寂。 幺姑竟然可以在这里面生存下去，实实使我惊讶。是不是因为她几乎从未生育，才有如此强旺的精血和生命？听珍姑的老大说，她后来简直神了，不怕饿，不怕冷，冬天可以不着棉袄，光着身体在笼子里爬来爬去，但巴掌比后生们的还更暖和。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一些奇事更是连郎中们都无法解释——她越长越小，越长越多毛，皮肤开始变硬和变粗，龟裂成一块块，带有细密的沟纹。鼻孔向外扩张开来，人中拉得长长的。有一天人们突然觉得，她有点像猴。 她继续小下去，手足开始萎缩，肚子倒是一直膨胀。如果随意看一眼，只见她一个光溜溜的身子，还有呆呆的两个大眼泡。人们又有新的发现，觉得她像鱼。 这条鱼成天扑腾扑腾的，喜欢吃生菜，吃生肉，甚至吃笼床边的草须和泥土。吃饱了，便常常哧哧哧地冷笑，却不知道她笑什么。如果不让她这样生吃，她就不高兴，就用貌似手臂的那只肉槌一个劲地捶打，制造出嘣嘣嘣的生命乐音。不过，人们已经熟悉这种乐音，熟悉到不再注意这种乐音。成人们来珍姑家串门，从不在乎这种乐音的强大存在，比方说并不会伸头探脑地朝里屋看看。只有娃崽们还记得她。他们几次好奇地想潜入发出乐音的那个房间，都被珍姑骂得四下逃散。后来的一次，待珍姑和两个儿子下田去了，他们又偷偷摸摸聚在一起，互相鼓励和怂恿，来探寻乐音的秘密。他们搭成人梯，爬到窗台上，朝墨墨黑的屋里张望，终于看清了笼子，还有笼子里一个活物。 “那是什么东西？” “兴怕……是鱼人吧？” “它咬不咬人？” “娃娃鱼咬人，鱼人不咬人的。” “你敢摸它吗？” “有什么不敢？” “我还敢摸它的鼻子。” “它在叫哩。” “它是肚子痛起来了吧？” “它是要出来玩么？” …… 娃崽们觉得那小个头活物理应是自己的朋友。他们顺着墙根，溜到后窗，从那里跳进屋去，打开笼门，打开大门，甚至毫无必要地打开所有的门，开出了一个四下通畅无碍令人舒放痛快的自由天地。然后，他们把活物连抬带拖地弄出大门，情不自禁地充当父亲或母亲。他们先打来一盆水，帮活物洗了个澡，特别注意洗净屁股。又用一根红布条子，将活物头上几根稀稀拉拉的白发，扎成一个冲天小辫。大概扎辫子时没留心，扯得对方的发根头皮很痛，活物哎哎哟哟地哭了。娃崽们愣了愣，纷纷想法子止哭，让活物高兴。一个女崽威胁：“不准哭，白虎鬼来了，谁哭就会把谁装进篓子拖走。”一个男伢又想出更妙的办法，率先去搔活物的胳肢窝。 咯咯咯，娃崽们先笑，接着活物也嗬嗬嗬呵呵呵笑了。显著的效果使娃崽们信心大增，兴致大发，都争先恐后地去露一手，搔腿搔腰搔颈搔脑袋，一头头黑发聚在一起，此起彼落地拱动……活物终于发出一声大叫，眼里充盈着浊泪。 据说她还嘟哝了一句什么，但无人听清了。 我又听说，有人还是听清了，说她嘟哝着一碗芋头。另一个版本稍有不同：有人说她嘟哝着自己的头晕。 我不知道幺姑是不是就在那一天死了。反正我从乡亲们嘴里听来的就是这些，以后的事无人提及。她是怎么死的，比方是不是乐死的？是不是死于全身脏器衰竭？我也不知道。我坐在珍姑家的火塘边，听着山乡寂静的黑夜，捧着晚饭前必有的糖茶。桌上有四个小碟，分别装有玉米、南瓜子、红薯片、米糖杆。小碟被珍姑收走以后，她又端上大钵的肉块，都是出自瓦坛的腌制品，有鱼酸、牛肉酸、猪肉酸、麂肉酸，此外还有酸辣子、酸蒜苗、酸胡葱、酸萝卜、酸蕨菜，琳琅满目。看到一串串黄溜溜的东西，我初以为是酸藤豆，后来才知是酸蚯蚓，而蚯蚓下面的一颗颗硬物，则是酸蜗牛。老家人爱吃酸，我早有所知，但今天还是大开眼界。 我看了珍姑一眼。这位老游击队员年近七旬，仍然腰板挺直，头发熨帖，声音响亮，大脸盘子被柴火映得金光闪闪。她大手大脚，大声大气，大襟衣，大奶子，大鼻头，全然一种爽爽朗朗的大，一下就能笼罩你和感染你。她不由分说地给我夹菜，老是问我一声“苦不苦”——我知道这就是问菜咸不咸——家乡话里咸苦不分。 她又夹起两块猪肉，眼圈红了，说这只猪是幺伯看着捉进来的，看着长的，幺伯还帮忙斩过猪草哩。可惜幺伯命苦，没赶上吃肉。她把猪肉送入我旁边那只空碗，含含混混地说：“幺姐，你尝尝。” 碗边，是一个空虚着的位子，是整个黑夜的边沿。 幺姐，苦不苦？你尝尝。 位子还是空虚着。 她撩起衣角按按眼角，声音碎碎瘪瘪地从喉头挤出：“你幺伯，想苦了，把肠子都想绿了，想黑了，想枯了，就想你来……你幺姑命苦呵。她以前是这里最标致的。一上街，后生就追着看。来提亲的人，把门槛都踩烂。” 我点点头，觉得听懂了她的话以及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大口喝下包谷酒，觉得全身热起来，头重脚轻，动作有些飘忽。我看着火塘升起的闪闪火星，急匆匆向黑色屋顶扶摇而上，一颗颗在那里熄灭。我觉得它们熄灭在宇宙的深处。 更要命的是，在这最需要眼泪的时候，我仍是两眼干干。 七 我起得太早了，伸手不见五指，掩门时珍姑还在熟睡。 其实赶场用不着去这么早，杀猪的和炸饼的一定还没有去，可我总觉得应该早一点，去走走月光泼湿的山路，第一个看到太阳。 我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墟场，暗中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大概是树干，或是伙棚的柱子。我瞪大眼睛仔细搜寻，终于看清了残月，还有月下一道黑森森的陡岸——那当然是小镇的连绵屋脊。 不知为什么还不见灯火，不闻鸡鸣与狗吠，以及人们开门时的吱吱呀呀，莫非现在还是深夜？是我的手表欺骗了我？我摇摇表，喘喘气，继续向前摸去。忽然，一脚踩着了个软乎乎的东西。在迅速缩脚的一瞬间，我感到它是个肉溜溜的活物，忽的一下窜走了，想必是一条蛇。我退了一步，可另一只脚又同样踩到了软乎乎的东西，那东西大概出于惊慌，一扑腾，从鞋底下挣脱，竟顺着我的裤腿往上蹿，小爪子细细碎碎地一路扎上来直至腰间，幸亏我手忙脚乱地扑打，它才通的一声回到黑暗中。我冷汗大冒，背脊发凉，两腿软软的再也不敢移步。 憋住呼吸细细听去，似地面发出隐隐约约的潮涌之声。我低头一看，发现一团团黑影飞掠而过。天哪，老鼠！这么多老鼠！这么多老鼠在列队飞奔！ 我记起来了，这些天上面来了一些人，抄着三脚架水平仪一类，寨前村后地一个劲忙碌，又召集群众大会，问大家是否发现了鸡飞树丫、井水升涨等异兆，同时嘱咐乡民们统一警号，轮流放哨守夜，住砖房的尽可能搬进木房，等等，于是人们便纷纷议论地震这件事。那么眼下莫不是要地震了？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老鼠跑出洞穴？它们是不是已经预感到地表以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正迫在眉睫？ 很久以后，我才想到幺姑曾预言过这场地震。她生前常常觉得头晕，还一再说到“地动山摇”这个词——那当然是暗指地震了。她眼下已经消失。那天的葬礼上鞭炮叭叭炸响，在空中绽开一簇簇瞬时生灭的金色花朵，把白日炸得千疮百孔，炸出一股股焦煳味。唢呐沉沉地起调，又沉沉地落下去，飘滑于身前身后不可触摸的空处，缓缓地锯着颤抖的阳光。吹唢呐的是几位汉子，有的驼背，有的眼瞎，有的瘸腿，脸上都毫无表情，或望着眼皮下一块石头，或盯着路边一棵小草，埋头互不搭理，甚至目光也从不交遇。只是听到锣鼓默契的启导，便悠悠然各自舔一下嘴唇，腮帮鼓成半球形状，抱起唢呐锯将起来。他们随着前面摇摇晃晃的棺木，随着扑扑翻卷的招魂旆幡，缩头缩脑登山而去，在一片油菜地里踩出凹凹凸凸的脚印。更有意味的是，幺姑的棺下垫了一层密密的鼠尸，就像我后来在镇街上看到的那种，不知是出于什么习俗。 地震？地震啦——我终于发现，自己的喉管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我把自己的手捏了一下，看是否在梦中。我还发现，小镇到处都是房门紧闭，对我的叫喊毫无反应。只有很远的一栋楼房迟迟亮起了一星灯光。不知那是学校还是镇公所。我着急万分，听出窸窸窣窣的声浪越来越大，看见一串串老鼠从门缝里、树洞里、小巷里以及菜园里蹿出来，汇成巨流，盖满一街，漫向墙基和水沟，此起彼伏你蹦我跳，形成遍地的朵朵黑浪。我想提脚让开它们已经没有可能。一路走去，脚脚都踩着老鼠，软塌塌的，滑溜溜的，人就像踩在棉垫上摇摇晃晃，又像踩在一片散木滑滑溜溜。无论我怎么跳跃和怎么选择，也踏不到一个稳定落点。更奇怪的是，被踩的老鼠既不叫唤，也不反击，只是从鞋底扑腾挣扎而出，继续它们慌乱的奔跑。它们顶多是被踩晕了头，在你的腰间或者肩头盲目地窜上一圈，又跳下去追随自己的队伍。它们比肩接踵，一往无前，庄重地信守着一个你无法知道的计划。 就这样，我一直在鼠河上踏浪而行，在鼠群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在鼠群的腥臊味中差点晕了过去。我东偏西倒地跑一阵，又走一阵，又跑一阵。我捶打着每一张门：地震啦—— 前面是一段石阶。鼠流到了这里以后就形成鼠瀑，顺着石阶滚下去，滚成一个个鼠球和一个个鼠筒，直到滚落阶底才溃散开来，露出一些灰白色的小肚皮。鼠瀑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已经把前面一伙棚冲倒，一块门板，几根木头，还有木桶和稻草什么的，都在鼠河上旋转一圈，漂荡而去。遇到前面街口的狭窄小巷，鼠流便陡然增厚，淹至居室的窗口。有几只黑鼠甚至跳上屋顶，继续朝预定的目标奔行。我已经看见了码头与河流，看见河面反射着残月的薄光，透出潮润的寒意，扬起丝丝缕缕的白雾。但鼠流没有在河岸停止，也没有折回，竟沙沙沙地一直向河里倾泻而去。整个鼠流如一匹长卷地毯，一直铺下码头，被河水毫不费力地收束，溅起浪花声如同广场上的欢呼。前面的老鼠沉没了，后面的老鼠还是踏着沉没者向前。后面的老鼠又没顶了，再后面的老鼠踩着没顶者继续向前。从水里翻出来的黑鼠湿津津的、水淋淋的，乱抓乱跳，拼命挣扎，以至不少黑鼠递相咬尾，五六只连成一串，在水中浮动翻腾如一条黑鞭。遇到木船的黑鼠则争相攀高，顷刻间船篷、船杆、船舷、船桨上都立刻驻满黑鼠，宛若一座河中的鼠岛。 但那不是鼠岛。我看清了，它是一只盛满炭屑的草编提篮，幺姑的提篮。 大岭本兮盘古骨， 小岭本兮盘古身。 两眼变兮日和月， 牙齿变兮金和银。 头发变兮草和木， 才有鸟兽出山林。 …… 招魂师唱起来了，你们也跟着唱起来了。我感谢你们眼中的泪水以及义重如山的一程相送，更感谢你们原谅我的两眼干干。我给你们下跪。你们将一把把白米抛撒，让它们纷纷落向墓坑，跳动一下就不再动弹。在你们的歌声中，远山变得模糊而柔软，倾斜的岩层在缓缓起伏蠕动，如凝固了的汹涌浪涛又开始了汹涌，要重演洪水滔天的神话。一切音响都被太阳晒得透明，晒成静静的盐，在浩荡的波涛上闪耀。 气化风兮汗成雨， 血成江河万年春。 在你们的歌声中，有大地震晃，山岩崩塌，远古突然逼至眼前。地震啦——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苦蕨似的传说遍布整个世界，惊醒每一个时间黑洞之梦，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清秀斑驳的宫廷，我究竟在哪里？远古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临盆惨叫，使炎黄之血浸入墙基和暗无天日的煤层，浸入阴谋般纠结撕咬并嗡嗡而来的象形文字，你将向哪里去？呵呵，洪水滔天洪水滔天，一个人死了，地震了，墙垮了，谁也不能救她。太阳终是遥远，流星落入彩釉，以眼还眼悄声碎语终是须臾，唯时间在年年的谷穗上昭示永恒和太极之圆满那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次次死亡结成人类的永生，指向玉树琼宫，香花芳草，粮山棉海，鸾凤和鸣，善男子善女人携手联袂人面桃花欢歌如潮，那无比实在的辉煌你将向哪里去？从来就有高原，从来就有星座和洞穴，从来就有剑戟相拔和野渡空舟，从来就有枯涩的儿童之眼和不孕妇女的老镜而蝼蚁般的人流你将向哪里去？墙垮了，地震了，纵使每一页日历都是千万人的忌日，纵使每一条道路都没有终点，纵使禁锢和放纵都行将变质，但难道不因此而觉得岩层中渗出的回答甘之如饴？善男子善女人在残碑上历历在目以沉默宣喻万世之箴言：一切播种都是收获不是收获，一切开始都是重复不是重复，金木水火土那长出了青苔的隆隆人类之声你将向哪里？ 小岭本兮盘古身， 两眼变兮日和月。 人们还在唱着和唱着。 终于地震了，后来人们说连山上的边墙都震得全无，最后一点残迹也被扫荡干净。我去看过，是真的。 八 老黑刚从派出所回来，没落个刑事拘留已是万幸。为了帮一个姐儿们出气，她用酒瓶把一个男人砸得头破血流，是英雄还是暴徒，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出浴室，头发湿乎乎的，全身鲜润热气从衣领里溢散出来，乖态可掬地蜷缩在沙发里。随着一转头，她脖子上一根什么管子挺突得很厉害。“哥们儿，刚才你递鞋子进来，没想到要把门推得更开一些吗？” 我笑了，“你要调戏我，也得用点新招吧？” “臭王八蛋！”她两眼一瞪，“别他妈假正经。哪天我叫上一两姐儿们把你强奸了，废了你的假牌坊。” “那你多有面子？不是更加惨透了？”我笑得更厉害。 她这次没有笑出来，肯定被我说着了，说痛了，只是朝我背上一拳狠捶。她已经有了灼灼白发，脸也像干裂土地正分布皱纹——想象她还经常向别人表演气功，昏昏灯光下一定很有巫婆风采吧。她为什么还要那么颠来颠去地逛时装店？为什么还那么喜欢在男人面前作痴作矫作高深作刻薄同时不失时机地媚笑？笑一经过设计，就会有问题，过早绽出皱纹是自然的。何况谁都知道，她那张薄唇小嘴通向一套被烟草熏得焦黑的肺叶，还有过多杂食散发出恶臭的肠胃。 这确实有点惨。人总会老的，很难无往不胜。而且胜了又怎么样？有一次她自言自语地溜出一句：“真没意思，男人一关门都说同样的话，怪不怪？” 当时她正在擦皮鞋，望着鞋尖凄婉一笑。 于是她打电话把我请来，大概想让我填补她周围的空白。她一定是看准了我正被单位上的改革弄得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相信我已虚弱得不堪一击。如果是这样，那就更惨了，我竟然用手抹了一把脸，轻轻拍了拍沙发的扶手，“该走了，我还有事去。” 大概男人们溜走时也说着同样的话，借口有同样的可疑。 “走吧，你们都滚，滚远点！”她气概非凡地一甩下巴，但停了停又嘀咕着该去买点方便面。其实她不这样嘀咕，我不会认为她送我一程是如何卑微。她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必太花心思研究自己的理由。 “今天的天气真好。”我说。 “他妈的，我要买安眠药。”她说。 “你晚上多梦？” “床下老是嘣嘣地响。” “没查出什么原因？” “有什么原因？肯定是干妈找上门来了。” “你也信这一套？教师同志。” “什么信不信？这是事实呵。我欠了她的，她不磨我还磨谁？我都花钱给她做了超度，她还是不满意……”她说起和尚与道士的超度，还有昂贵的法事费用。 “你也许该去外地散散心，或者换个工作，你比较感兴趣的工作。” “算了，我早把一切都看透了。” “包括把看透也看透？” “不要对我上哲学课。你不觉得可笑？” “你一直在享受着很多人的好心，这并不可笑。” 户外的阳光如此强烈，使我微微眯眼。一回头，看到她夸张蓬松的发型，我突然觉得她头重脚轻，再加上两只大眼泡——她居然也像一条鱼。 我没敢说出来，匆匆告辞走了。摩托车的后视镜里，闪过一辆辆卡车和繁忙的大街。一栋栋大楼正待竣工，好像要从脚手架和安全网的蛹壳中挣脱出来，伸展美丽的翅膀腾飞而去。一座大桥仍然紧张地拉开弓弦，使我驶向桥顶蓝天时不无担心，担心顷刻间弦响弓颤，大桥会把我弹入太空。万吨万吨的金光，此时正从太阳那一孔捅开的炉门中涌出来，咣当咣当地浇泼给城市。 一个小伙子不知为什么又叫又笑，蹬着一车水果以及一位少女，被我甩在后面。他上身那铜浇铁铸般的肌肉，鼓起一轮轮一块块的，令我忍不住羡慕地回头，盯一眼他的脸。我觉得这一身生气勃勃的肌肉是个好兆头，也许能使我在前面的路口遇见什么人——我从不相识但一直等待着的一个人。 我正逼近那个平凡的路口。 我将要看见什么？曾经等待过什么？ 我终于避开那个路口，朝另一条街道驶去。 时间已经不早，回去首先是吃饭，吃了饭就洗碗。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就应该这样过。记得幺姑临死前咕哝过一碗什么芋头，似乎在探究人生的某种疑难。这句话在我胸中梗塞多时，而现在我总算豁然彻悟，可以回答她了： 吃了饭，就去洗碗。 就这样。 嬃。 1986年1月 故人 故人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钟山》，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余先生去国二十年后重返故乡，是小城一件新鲜事。事先省里有关部门来过电话，称余先生是爱国侨胞，在香港及美洲有数千万资产，这次回乡观光，地方上务必热情接待，以利招商引资和改革开放。 县委县政府已开会专题研究过此事。县招待所五号小楼立刻重新装修，换地毯，换窗帘，灭老鼠，喷香水，摆设盆花和雀巢牌咖啡，显示着县里最高消费水准。派出所警察在小楼外设岗派哨，整顿治安秩序，阻止好事者前去拥挤喧哗。据说有位后生以为那里又在抢购紧俏商品，满头油汗地投入了人群，被身后的人一挤，竟冲过了画在地上的警戒线，迫使警察小试电棒。呵的一声尖叫，后生当场倒地全身抽搐不已，脸上有一团僵硬的灰白。县城里有两个疯子，平时总是一身尿臭，喜欢一边唱戏文一边向汽车投掷石块，司机们早已无可奈何并且习以为常。为了防止他们袭击侨胞，警察奉命将疯子临时拘押。一些小娃崽因此失去了欢乐和恐惧，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将就就地去看屠夫杀猪，或者蚂蚁搬家，几天来有点怅然若失落落寡欢。 余先生是乘高档进口轿车沙沙沙抵达的。车身史无前例的长，史无前例的黑亮，如一条巨大黑鳗，静静地滑过街市，潜入招待所的深院，使小城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惊。从黑鳗腹内钻出来的人，肤色暗淡，身材瘦削，看似中年却早已谢顶，太阳穴深深下塌的颅骨给人一种很紧实很坚硬的感觉。他着一件米黄色的宽大夹克，蹬一双平底布鞋，倒显得特别朴素。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衣袖空空，瘪瘪的，荡来荡去，藏一袖阴阴冷气，成了毫无表情毫无动作的赘物。在他走进招待所餐厅的一刻，一位服务员当的一声失手打碎了瓷盘，门外一部卡车倒车时不慎撞碎了尾灯，而招待所商店的一位怀孕女子当天不幸流产。这一切是否与那条空瘪瘪的袖子有关，不得而知。 县委和县政府几个头头都去见了他，照例有握手寒暄，有合影留念，有豪华宴请。水里的白鳝，山里的白面（狸），再加上烤乳猪烧羊蹄一类，都很有家乡风味，可望增进赴宴者的乡情。一号首长介绍了全县的大好形势和引资优惠政策。二号首长陪客人看了两场地方戏曲。主陪是四号首长，即王副县长。他陪着客人参观了化肥厂、木材加工厂以及大理石厂，似乎一切都顺利。只是走进大理石厂的时候，附近工棚里突然发出咣当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吓得人们惊慌张望，警察立刻拔枪警戒，只是余先生眼都没有眨一下，头也没有回一下，继续细看手里的石材样品。 王副县长冒出了一头冷汗，不光是为了刚才咣当一声的巨响，也为客人临危不乱之际出奇的冷静。 据王副县长所知，客人既没当过将军，也没当过大盗，为何有如此镇定自若的本领，实是一件怪事。王副县长更不明白，余先生身为巨富，为何却活得极为简单。除了抽两支烟卷，他不喝酒，不喝茶，不吃水果，对歌舞厅夜总会一类更无兴趣。据保卫人员说，在招待所这几天的日子里，他没事的时候就关着房门，在门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在干什么。即算走出门，他只是去河边的后街走一走，用照相机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墙基、石头、老树都咔嚓咔嚓拍摄下来，不知作何用途。在本地人看来，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麻石街，那些青砖破墙和墙基的片片青苔，没有多少稀奇，他怎么一遍遍走得那么起劲？ 他总是在后街从打米厂到河码头这一段来回行走，在小西门一位老阿婆那里买豆腐，一买就是十几片，买来也不吃，叫服务员拿去处理。卖豆腐的阿婆几乎是个瞎子，仅左眼还有白花花一线光亮。据查，她是位孤老，原是国民党某军官的小老婆，在丈夫死后一直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卖豆腐已有三十余年。有意思的是，余先生为何总是买她的豆腐？与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吗？既有特殊关系，他为何只买对方的豆腐而不赠个十万百万的红包大礼？……这其中的缘故，外人无从得知。 副县长几次想侧面打听，觉得又不合适，只好跳开话题。其实，余先生没什么话题，甚至从不爱说话。人家说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他只是听，眼球十分明亮，亮得有些灼灼逼人，探照灯一样从这边缓缓地扫到那边，又从那边缓缓移到这边，有时甚至把说话者们看得心里发毛，说着说着就说乱了。偶有一笑的时候，他也笑得极淡，极浅，极缓，似笑非笑，至少比在场人少笑七成。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了，他就将目光稳稳停留在前方空中的某一点，所有表情都渗漏到脸皮下面去，筛出一脸茫茫虚空。 他喜欢夹着一支肥大雪茄，但很少点燃。尽管如此，他并不特别冷漠，甚至还很好说话。比如说他抽出一支签字笔，已经签署了向大理石厂投资的意向书，对本县的猕猴桃资源也表示了兴趣。 王副县长高兴了，一心要让对方玩得痛快：“余先生不会跳舞，少见，少见。那么愿不愿意到白公渡去看看？那也算个省级保护文物遗址。” 富翁摇摇头。 副县长揣摩对方的嗜好：“那是不是想看点录像？别看我们县城小，这里什么片子都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富翁淡淡一笑，还是摇头。 “那……你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们这个小县，虽然条件有限，但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比你在这里的时候啦。南河铁矿你去过没有？现在都成一个大矿啦，一年产值上亿！这几年竹木、水果、油茶、养殖也都发展很快，你要办点什么土特产，只管说。回一趟家乡不容易么。” 余先生深深地盯了副县长一眼，“长官这么客气，那我就真说了？” “好呵，不要客气，家乡人么。”副县长几乎喜出望外。 “那好，”余先生盯着雪茄若有所思，停了好一阵，“我想见一个人。” “谁？” “彭细保。” “是你亲戚？” “不是。” “是你同学或者朋友？” “也不是。” 副县长有点困惑。在余先生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已经核查过，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余先生的亲友了。而且副县长在这里从政三十多年，对有头有脑的人大多认识，十八个乡镇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差不多熟了三四成，但从未听说过彭细保这个名字。 “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富翁摇摇头，“从未谋面。” 副县长这下就不明白了，但也不好深问。“那好，一切由我们来安排。你如果想安排一个宴会，或者安排你们一起住上几天，好好地叙谈叙谈，这都好说。” “不不不，”富翁摆了摆下巴，“就见一面，不需要任何安排。” 王副县长更觉蹊跷，回头交代县府办公室，赶快查找一下彭细保这个人。办公室很快汇报了，溪口乡确有个彭细保，眼下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加上身患肺气肿和风湿症，身为共产党员却有多年未缴党费，乡村干部也拿他头痛。至于余先生为什么要见他，当地人都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后来靠两位老人回忆，人们才依稀得知：硬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余先生的父亲当年作为恶霸地主遭到镇压，法场上是由彭细保操的刀——当时他是民兵。人家都不敢杀，只有他争着杀。 得到这一重要情况，王副县长对安排见面颇感为难。点名要面见仇人，莫非是要报仇？莫非是要算账？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头头们再一次开会研究。一位部长气呼呼地大拍桌子：“呸，姓余的也莫太毒了！他父亲也平反了，房产也发还了，还要怎么样？共产党如今请他住宾馆，吃宴席，对得起他了。他还想当他娘的还乡团，对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呵？”另一位部长叹了口气说：“话不能那样讲，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乱打错杀的现象，不对就是不对么。人家有情绪，也可以理解的。”县委书记只好从中调和：“我们欢迎余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来投资。不过见面的事最好还是免了。好了的疤子再去揭，刺激情绪，何必呢？”王副县长惦记着有关筹建果品罐头厂的谈判，忧心忡忡地说：“不见当然也可以。不过会不会闹得余先生不快？会不会影响他对政府的看法？”……这样说来说去，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议定：一方面由县统战部就当年的错杀向余先生正式道歉，另一方面不安排仇人见面，最好是把彭细保临时抓起来，理由是他打麻将赌博，违犯治安条例，拘留期间不能见外人。 打麻将几乎已是全民性活动，所以这个罪名对谁都用得上，是个制造临时人间蒸发的万能借口。 拍桌子的部长对这种处置还是不满，散会时扬起巴掌喊：“道他娘的歉？现在共产党讨好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你们看吧，以后有戏唱的！” 其他头头只当没听见。 王副县长依计行事，把有关建议转达给余先生，不料余先生断然拒绝。他对其他的事情都好说话，比如县里希望他投资果品罐头厂，这没问题；某部长托他安排自己的子弟到海外留学，那也容易。至于谁想来讨个打火机或讨双尼龙袜，更是小菜一碟，谁要谁就拿去。只有这次会见彭细保，他既已提出，就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夹着大雪茄的手指已经微微颤抖，只说了一句：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就等到什么时候。” 王副县长暗暗叫苦。 “他就算死了，我也要挖开坟来看一眼。” 这话说得更决绝。 没办法，县里头头们苦着脸又议了两次，只得狠狠心，同意他的要求。安排这次见面之前，副县长把彭细保接到县城，与他谈了一次话。不过后来副县长发现这次谈话完全多余。彭细保根本不记得自己杀人之事，也忘了余家少爷是谁，只说领导要他见谁他就见谁，甚至有一种兴冲冲的劲头，觉得自己的进城特别体面。他大热天呱嗒呱嗒蹬一双套鞋，肩头开了花，头发结成块，浑身有股猪潲味，讲几句话就抹一把呼呼噜噜的鼻涕，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副县长觉得这样也好，免了一点紧张。他让对方洗了个澡，还递给对方一支香烟，不知为何心生一丝酸酸的怜悯，似乎眼下不是带他去见客，差不多是狠心将他推出午门斩首。 副县长拍拍老民兵的肩，领着他来到招待所小楼门前。彭细保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额头上冒出密密汗珠，眼中透出莫名的恐惧。副县长再仔细看，发现他如同蒸熟以后又在冰箱里冷冻多时的肉制品，脸上聚一团青光。 “县长，我，我突然肚子痛……” “只见一下就完了。”副县长知道眼下并非去刑场。 “痛得当不住了，我实在走不动……” “活见鬼，到了门口又不去，你要让我失信？你怕我吃了饭没事做，陪着你好耍么？这是政治任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我给你作揖。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就要回去……” 副县长见他跑，气不打一处来，叫人冲上前去，不由分说地扭住他，简直是把他架进楼门，交给屋内的陌生眼光去发落。有一浪空调机的冷气迎面扑来，使彭细保打了个寒战。前面有几张横蛮的真皮大沙发，因为式样古怪和庞大，吓得彭细保两腿哆嗦。一片猩红色的大地毯在窗外泼进来的强烈日照下，迸射出耀眼的反光，给屋内所有墙壁和天花板都染上了红光。翻腾的红潮甚至注入了室内所有人的瞳孔，个个都成了红眼。 根据副县长的安排，今天多了几个陪同人员，包括扮成服务员的便衣警察，以防意外事故。这阵仗也吓坏了彭细保，他看看这边的大个子，看看那边的大个子，双脚已在地上生了根，怎么也没法往前走。 “这就是余先生，彭细保，你也坐下……”副县长力图制造出缓和的气氛。 余先生眼睛一亮，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呼地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走上前来把来人端详，平时总是熄灭的雪茄已反常地点燃。 彭细保似乎被提醒了，嘿嘿一笑，缩了缩鼻子：“是余同志吧？好久不见了。你老人家还在农业局……” 显然是认错了人。副县长用手捅一捅他：“余先生这次从香港来……” 彭细保瞪大眼，领悟了这种纠正。“哎呀，到香港去了呀？我晓得，哪有不晓得之理？余同志是在香港农业局工作是不？上次村里要买尿素，我就说要他们去找余同志。余同志是最肯帮忙的人呵……”说着抹了一把鼻涕。 “你说什么呢！余先生是有名的爱国华侨和实业家，这次是回家乡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副县长有点不耐烦，“你看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在他们说话之际，在其他陪同人员在倒茶和递毛巾之际，余先生一直没有搭腔，但呼吸越来越急促，脸色越来越红亮，额上的青筋明显地暴突和蠕动，眼中两个锐利的光点发出刀尖在太阳下的那种闪光，差一点就要发出吱吱吱的声音。他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人，把对方缓缓地从头看到脚，缓缓地又从脚看到头，吱吱吱的目光最后在对方喉结处驻留下来。这当然使副县长一惊：余先生父亲的脑袋，当年想必也是在那个部位与身躯分离的？当年的一件什么利器，也许就是在那里进入的？ 余先生满意地点点头，干笑了一声，突然收笑，又再干笑了一声，有点神智错乱的疯傻模样。他快步移动，甚至有点手忙脚乱，换了一个角度，再换了一个角度，全神贯注打量着对方的颈根，目光突然变得柔软，变得幽静而清澈，波动着一种优美的节奏。似乎他眼下盯着的已不是一条颈根，而是一件心爱的古玩，一朵嫩弱的鲜花，如果目光不慎有失，投注得粗重一点，古玩就会破损，鲜花就会枯萎——而这样的罪过断断乎不可。 这条颈根是如此珍贵，他得让自己多年的思慕从目光中从容泻出，将目标小心翼翼地触抚，一分分地探索。 这种柔软的目光让王副县长不寒而栗。 “余先生，你坐下谈，坐下谈……”副县长有点不知所措。 富翁好像根本没听见。 “余先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候都是形势，形势呀。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坐过牢吗？我们好多共产党员的家里，不也是妻离子散吗？哎哎，眼下都向前看吧。来，喝茶喝茶。” 余先生似乎从梦中被唤醒，定定神，抹了一下脸，丢掉了雪茄，回到了平时那种持重的神态。他对副县长点点头：“好了，谢谢长官。你守信，我也会守信的。罐头厂的项目我一定参与，但水源品质是件大事，今天我们去河里取个水样吧。” 不待副县长回答，他领先朝门外走去，只是在将要出门的那一瞬，又猛然回头朝彭细保的脸上甩去狠狠的一瞥。 这一瞥刺得彭细保浑身一震。他总算记起眼前是谁了，发出异样的大叫：“余二，你长得如何这样像你爹呵……” 余先生的脚步声已在门外远去，愣住了的陪同人员这才反应过来，也跟着一拥而出，把彭细保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余二，当年……当年我也是没办法呀……” 十多天后，这位富翁从香港汇来巨款，派来专家，果品罐头厂立即破土动工。小城显得比往日更热闹了，有更多的汽车来来往往，扬起车后的尘浪，供两名疯子一边唱戏文一边投射石头或粪块。有人说，这些疯子现在也能唱香港流行歌了。 1987年5月 人迹 人迹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钟山》，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山民们把一种直立动物叫毛公，也叫熊罢——“罢”是“罴”的误读吧？或者是字典上错了，“罴”是“罢”的讹传？ 听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难免疑惑。 照山民们的描述，熊罴不是狗熊，不是马熊，走起路来像人，门长树大，手臂很长，常常用爪尖抓破树皮，取出树膏涂满自己一身，日长月久，结成硬壳，大概可用来防寒。这种野物不知有什么乐事，喜欢哈哈大笑，尤其是遇到人的时候，两只前爪紧紧掐住人的双臂，然后伸出红鲜鲜的舌头仰天长笑，高兴够了，才从容腾出一只爪子，向你的面孔遮天盖地而来——攫取你的眼珠。 山里多熊罴，自然也多出许多戮杀熊罴的技艺。人们说，熊罴有时撞进寨子，坐在门槛上玩耍。根据他这一爱好，你可以打制一个木头夹套，用木杈撑开，装在门槛上。熊罴来了见此奇怪家伙必然生气，必然好奇，常常会去捏拿捉弄。一旦杈倒，粗大的夹木忽然紧合，正夹手足或生殖器，悲号处必有鲜血淋漓。只是你去收熊罴时须记得用米潲水洗地，免得它的同伙循着气味来报复。有一次庆老倌就是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十几只熊罴嗅到了血迹，悲愤欲绝，号啕不已，把庆老倌一家三口满门抄斩，连他的灶台也被捣毁了，水缸也被打破了，晒在门口的衣服全被撕成碎片。 自然，还有一种更见心机的灭熊之法。人们挑上两桶掺有烈酒的糟酒，起风时顺风挑进山去，让酒香飘入山林。熊罴最嗜糟酒，见人不多，便会出来打劫。它照例会抓住人的双臂仰天大笑。只是猎人的双臂早已套上竹筒，乘对方仰天极乐的当口，双手从竹筒中抽出，取出钩刀，猛刺对方胸脯。这种钩刀无须刺得很深，因为钩刀的两刃都有齿形倒刺，刺进皮肉以后，易进不易退。熊罴抓住刀顶越拔越痛，只得反退为进，最后越摇越深，直扎得自己血浆喷溅，差不多是以全身气力和全部愤怒把自己扎死……多少年来，人们借用这种狠毒伎俩，目睹了一头头笑如人貌的野物，如何焦躁和凶猛地自绝。 如果搏杀中发生意外，没把熊罴刺死，那也不打紧。人们只需记得逃跑时要就低不就高，顺着坡势往下跑就会比较安全。其中的原因，是熊罴上山快而下山慢，头上的毛发太长，老是在眼前荡来荡去，遮挡了它的视线。它下行时不得不用前爪撩拨头发，拨到三五下，七八下，白白浪费时间，只能听让狡猾的猎手逃之夭夭。 这些年来，熊罴已经少见了。这次我们野生动物考察组没有带糟酒，却带上了照相机和从派出所借来的高压电棒，跑了好几片林子，未见到熊罴的踪影。在一片包谷地里，发现了一些吃剩的包谷棒子，还有三两个模糊不清的脚印窝子，似乎是山猪的。但山猪蹄子没那么长，那么大，所以也可能是熊罴的，或者是人的。 我们循着一条小径进了寨子。这里多吊脚楼，多腌罈和多狗吠。山民表面上并不热乎，见远客来了，不太说话，而且砌墙的砌墙，犁地的犁地，一张张黄脸转瞬即逝，甚至无人上来递烟和请坐。但到吃饭的时候，要是家中没什么好菜，当家汉子二话不说就去了屋后。一声号叫传来，必是放倒了一只羊。 吃完了酒肉，更多的铜色的面孔围拢来，遮去了门外那块天空。他们好奇地打量我们的眼镜、照相机以及高压电棒，还有某位同伴的大胡子，问山外的竹木是什么价，问供销社到了柴油没有——似乎凡进山的人都悉知供销社的行情。他们又问我们收不收购猴子——据说他们前不久捉了一只猴，那畜生在笼里哀哀地哭了好几天，只是一见女人就活蹦乱跳，胯下还溅出一些不知羞耻的东西。 我有些困倦了，为了用不停的谈话来撑住眼皮，无意中问起对门岭上的一个山洞，问洞里为何有几块熏黑的石头。 “那是大脑壳。” “大脑壳是谁？” 他们笑了。不知是谁又说了句什么，他们笑得更厉害，声浪使一位母亲怀里的孩子受惊，松开奶头开始大哭。 “大脑壳是你们寨子的？” “莫是，下边的。” “他住在山上干什么？” 他们又笑了。 看来他们有些事不愿意说。 直到夜里，在我一再追问之下，一位老阿公才说出了事情原委。这位老人瘦精精，悬吊吊的裤脚下，脚踝有些红亮粗肿，脚杆与脚板构成了僵硬直角。松弛的面皮往下滑落，被瘪瘪的嘴腔接住了，顶住了，只是嘴唇顶得太吃力，便弯曲如弓，紧密地抿着。 据他说，大脑壳是一个后生，娘死得早，只有个爹，成天跟着爹在山上打岩头——也就是石匠打石头。他脑壳长得大，形如倒立葫芦，人家就经常叫他大脑壳，反而不大记得他的尊姓大名。他不怎么讲话，也热心给人帮忙，哪家要砌屋，哪家要杀猪，都喜欢叫他当下手。他忙完了来吃饭，不要鱼不要肉，只是喜欢吃辣椒，常常半碗辣椒半碗饭，吃得嘴巴红红的，全身冒大汗。日子一久，人们又叫他辣椒娃。 他爹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有一次做上门功夫，给一个富人打磨子，已经差不多打好了，忽听得主人说丢了一个手电筒，还怀疑是大脑壳拿走的。他爹大怒，说他家上下十二代人，在这里做人从来都是当当响，从不乱拿人家一根草，今天怎么碰上一条疯狗子咬人？他把主人大骂一通，一锤子砸碎石磨，扬长而去。 这家院门前的石狮子，还有石门框，都出自他爹的手。因此临走之前，他爹还觉得不顺眼，咣咣咣咣，把这些石头统统砸碎，情愿退还多年前的工钱和料钱。 回到家里，他爹也不问大脑壳，只是到第二天早晨，发现竹篓子里关着十几只蛤蟆，才脸上渐生疑色。他叫来儿子，问大脑壳夜里如何叉得蛤蟆，问对方是否拿了别人的手电筒。 大脑壳脸色转白，没吭气，居然点了点头。 爹爹气得差点当场晕倒，被儿子扶起来，睁开眼，一巴掌，打得大脑壳猫样地叫了一声，轻飘飘飞出了门槛。 你去死！岩匠这样骂道。 你不要再让我看见！这话也说得恩断义绝。 大脑壳没吭声，摸着脸，走了。 寨子里的人好几天不见大脑壳，便四处找他。以为他去了舅舅家，以为他跳了河，以为他上了吊，但找来找去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概半年之后，有人在山上看见他了。开始以为是看见了熊罴，后来发现他身上虽然多毛，但还挂一块破布，脑壳有倒立葫芦的形状，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不是大脑壳吧？ 人们向他喊话，他有点吃惊，拔腿就跑，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以后，打猎的，砍柴的，寻草药的，看见他的人就更多。有时候还发现他的脚印和粪便，与山猪和熊罴留下的不大一样。他们回来说，大脑壳在山上搭了个窝棚，有时也在岩洞里睡，浑身披着长毛，而且毛色渐渐转红，活脱脱一个传说中的红毛野人。他头发长得齐胸，已经不会讲话了，只会哇哇哇乱叫，见人靠近他的窝棚或岩洞就射石块，做出龇牙咧嘴的凶恶样子。很奇怪的是，他与树根树枝很是过不去，走路时看见暴出地面的树根，一定要拔出来，再继续走。爬到树上去摘杨梅板栗什么的，也总要把手边的树枝都折光，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你只要看见路上有杂乱的树枝树根，就知道他到过这里了。 他有时下到靠山田来抓泥鳅或捉鱼虾。薅禾的妇女们远远看见他，笑他赤身裸体。他似乎也懂，会扯两片芭蕉叶在腰间一缠，遮住自己的下体。 大家去劝他爹，要他上山去把大脑壳劝回来。他爹闷声闷气，任人家说天说地，只有一句话：“我没有这个儿！” 说得他烦了，他还会操起竹扫把，把说客们统统赶出门去。“我给狗当爹，给猪当爹，给老鼠臭虫当爹，也不给他当爹！” 大家再也不敢上他的门。 冬天来了，大概山上野食少了，大脑壳也偶然出现在墟场上，一身红毛吓得人们大喊大叫，撂下担子忘命逃跑，以为来了熊罴或者山鬼。知道他不是熊罴，更不是鬼，是远近有名大岩匠的儿子，一些好事之徒去捉他，拿绳索去绹他。但一个个哪里是他的敌手？他不知在山上吃了些什么，手臂粗若大木，皮肤糙过牛皮，一声号叫之下，后生被他左一个右一个统统放倒在地上——有的还哎哎哟哟回去熬草药治伤。从那以后，没有人敢惹他，一见他就如见阎王爷，远远地四散躲开。只有些小娃崽不怕，围着他像看猴戏，跟在后面偷偷摸他的毛，摸他的光屁股。 他一般来说不理睬娃崽，任他们摸来摸去，只是埋头找他的盐巴、辣椒和肉。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跑光了。因此挑子上的猪肉他想取哪一挂就是哪一挂，摊子上的干辣椒他想抓多少就是多少，一边走就一边吃起来，哪怕生肉也嚼得吱吱响。不过他并不白要，更不是打劫，在哪里取了货，就把事先挑来的柴捆放在哪里，那意思很明白，算是给钱。 他当然不大会算价，更不知道行市变化，只是以物易物，有个人情的意思。比如说盐巴以前是很金贵的，现在已经大为便宜，但他似乎还是老规矩，一担柴只换一小撮盐巴，每次不会多取。 好些人可怜他，远远地叫他多取一点，或者打手势告诉他这一点，但他眨眨眼，咕噜咕噜不知说些什么，还是只抠一小撮，走了。 如果他没挑来柴捆，也必会带来草药或者兽角——据说他从小就懂得几味药，是跟他爹学的。 看到大脑壳这样子，远近四乡的人都常常叹息，说锤子生钉子，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一家人都这样硬，真是吃铜饭屙铁屎呵。俩父子本来好好的，怎么一辈子就顶在个什么手电筒上呢？不值吧？大家也常拿他来打比方。碰到买卖奸猾的人，就会有人说：“这家伙，还不如大脑壳。”碰到脾气倔犟的人，就会有人说：“这家伙硬是个大脑壳。”或者说：“你打算当大脑壳吧？” 后来，有一个干部来到寨子里蹲点，听说了大脑壳的事，说只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哪有新社会把人变成兽呢？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不能让任何人站在外面。在他的安排下，民兵上山去找他，好几次差一点把他抓住，最终还是让他逃脱。到最后，民兵们只好剥了一担棕，织了一张大绳网，在他经常出现的路线上设伏，蹲守了三天三夜，才算是把他网住了。那一次还算及时，因为大脑壳的右脚杆上破了一圈皮，血糊糊的，正在发炎化脓，大概是前不久逃跑时被什么割伤的。要是再晚一步，他得不到及时治疗，一只脚可能就要废了。 他被民兵们严密看守了一个多月。人们给他治了伤，洗了澡，剪了头发，还他一个稍显人形的眉目。人们还给他新衣新鞋袜，只是他毛深皮厚，已经穿不惯衣服，棉布一上身就烙了他似的，痛得他缩鼻子缩嘴巴大喊大叫，好像要逼他下地狱。直到十多天以后，他才勉强接受了棉布，不再把扣子统统揪掉，不再把布片撕破。靠干部用糖果引诱，靠两个大个子民兵强力压制，他还开始参加劳动，跟着男人们去挑土，抬石头，下粪肥，甚至到镇上送粮谷，只是一见到蚂蚁和蚱蜢就捉，捉了就往嘴里塞，嚼得吧唧吧唧的，让旁人看着要呕。他的一张长毛脸还是吓人，走到墟场的货摊前还是情不自禁地东取一团生肉，西抓一把辣椒，一边走一边咬着吃。行人要是冲着他笑，他也会傻笑。旁人要是同他说话，他只能嗷嗷嗷地乱叫，说不出自己的意思。 他只是喜欢看写字，对镇上的一张旧标语也可以看上好半天。他也不知道钞票有什么用。他舅妈给了他一点钱，叮嘱他去镇上时不要白吃人家的东西，但他一转背就把两张纸钞撕了，在墙上这里贴一块，那里贴一块。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没有大小便避人的习惯。往镇上送粮谷的那一天，他扯开裤头就在街上拉屎，吓得女人们尖叫着逃跑。 蹲点干部说，要让他变成人，还得下工夫。 教他说话识字的民师已经安排好了，让他重新文明起来的毛巾、牙刷、椅子、桌子、帽子、镜子、书本等也陆续到位。但这一天夜里，天墨墨黑，寨子里的人都睡着了，大脑壳住的那间公屋里突然发出一声大叫，差一点把天震塌。有人惊醒了，把干部和民兵也叫醒，跑到公屋开门一看，只见大脑壳无影无踪。他的衣裤鞋袜倒一件没少，都乱糟糟地丢在地上，摸一摸，还有点体温。他的门被民兵反锁，倒是没有怎么动，但窗栅已经散了架，被砸得稀里哗啦。 嘿！这家伙，又上山啦？ 人们打着手电筒或举着松明子，上山去找他，但找遍了他以前住过的窝棚或岩洞，也没发现他的人影。到后来，上山的人也不见他的脚印和粪便，更不见他折断的树根树枝。有人说，他可能死了，可能去了别的山区。但不管怎么样，看来他是铁了心不当人了，要他回到寨子里来是很困难了。 他爹对此事一直没有态度，即算大脑壳被捉回寨子里那两个月，他爹也没去看过他，从不提到他，只是一直做他的岩匠。他年近七旬，还参加修路，架桥，砌屋，建水库。他当劳模得了好多奖状，攒下点钱舍不得用，最后全捐了出来，给中心小学做了几间教室，给镇上建了一座石板桥。 直到他被野猪咬去了一只脚，成了个残疾，才住到敬老院去养老。人们去帮他搬家的时候，发现他家楼上满是干辣椒，大部分当然已经霉坏，成了黑枯枯的渣粉，一经搅动，就飞出很多飞蛾。大家想起他每年都种一园辣椒，在大脑壳在的时候是这样，在大脑壳不在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由得心里都有些不好受。 但大家在他面前不会说起那个人。 1987年5月 谋杀 谋杀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8年《作家》杂志以及1990年台湾《联合报》，获台湾《联合报》年度文学奖，已译成日文、法文等，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很奇怪的事，她到公墓来了。似乎是为一个人送葬，但那个人是谁？她看见好些同事都在这里，皱皱眉头，又不皱了，又皱皱眉头。经理勾着脑袋，把下巴挤得一轮轮的肉打叠，眼珠间或一轮地看下属是否悲痛。这么说，死者该是他们单位的人，是他们都熟悉的张三李四。但她竟然不知道，这实在令人不自在。哀乐又一次职业化地从喇叭里呕吐出来，她手心里捏着冷汗。 她想了想昨天晚上听的一张唱片，把曲名和作者都记起来了。 到底是谁呢？她再想这几天的日子，公司里似乎没有漏去哪一张面孔，工资表上也没有空去谁的名字——她是会计，任何人的薪水都噼里啪啦过她的手，生老病死这类大事她噼里啪啦不可能不知道。 她用臂肘捅了捅小潘——她们是要好的邻居，平时互相鼓着劲骂男人，互相拜托买点紧俏的苦瓜或者平价鸡蛋。 对方睁大了眼睛：“你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对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刚才我还想问你哩。” “总经理没给大家说说？” “昨天他跟老婆吵架，说什么鬼呵。” “那要我们来做什么？” 她想骂人，发现小潘看任何人，都是看平价鸡蛋的眼光，便打住了话头。她看看旁边的人，那些人皱皱眉头，又不皱了，很像知道死者是谁似的正在默哀。 哀乐停歇了，鞭炮很狡猾地突然作响，硫黄味浓浓地笼罩过来。队伍缓缓移动走向墓地。她看见殡仪馆前挂着大大小小的花圈，当然是租来的，开放着经久耐用的悼念之情。临近七月半鬼门开了，几个老婆子老头子在树荫下摆一线小摊，摊上有纸钱、红烛、鞭炮，还飘动着一串串五彩的丧球，花眼得很，活泼得很，同逗引孩子们的花篮和风轮一样——也许亡灵都成了孩子？降价啦，降价啦，随便给几个钱吧。他们朝路人投来希望的目光。有一老头拦在路口，企图拦截其他小贩的生意，老谋深算地盯了她一眼：“你迟早总要买的！” 她憎恶这晦气十足的赠言，白了对方一眼。 墓地显得荒芜清冷。有一些红鞭炮碎尸遍地，路边几片小柏树东倒西歪。有些旧墓很寂寞，白瓷碑面已经破损残缺，或者干脆没有碑面只有无名无姓的水泥墩，对着蓝天昂起茫然的面孔。她不知道那些小柏树为什么总长不高——七年前她来此地就看见是这个样子。也许是泪水太咸了，已经把山坡都盐碱化了？ 她觉得这些寂寞的墓地有些可怜，把自己一朵白花，留在一个无名无姓的水泥墩前。 她又看着那些碑面上的名字，看得入了神，尤其是女人的名字，什么妮什么娟什么丹，每个名字都是奥秘，似乎是一个长长故事最后的一个词，遗落在草丛里。她想猜出那些词前面的语句，猜出那些女人与自己的命运会有几分相似。 她终于与同事们走散了，在公墓入口处左等右等，又返回墓园去寻找，还是没有看见熟悉的面孔。回到大门口时，四围已经空空荡荡。一位妇人吱吱推动大铁门。 “请问，回城的最后一班车是什么时候？” “汽车？六点三十分，走啦！” “走了？还有别的车吗？” “没有。” “这怎么办？” “附近有旅店。” “不，我得回去。” 她一生最怕误车，可偏偏总是误车。记得那一次去探望父亲，她太忙了，临上车还在填那些鬼报表。她给那么多家伙帮过忙可那一刻就没有人给她帮忙或者根本帮不上忙，一些臭男人把她全身盯够了，就摆摆手回到老婆孩子那儿去了。她拎着大包小包气喘吁吁冲进火车站，看到了不祥的冷清。好大的候车厅！居然没有人，栅栏门已经关锁。她捶着栅栏大喊大叫，但没有人答应，大概进站时间已经过去了。她眼睁睁看着那一串绿色车厢停在站台上，两三分钟后，从容不迫地徐徐移动。当时她哇地哭了起来。 眼下她又被汽车狠心地遗弃了。她得回家，上天入地也得回家。虽然是一个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的家，但毕竟是一份轻松，一份可以藏在四壁之内的自由。她可以哼着小调洗洗头——那个办公室的部件。她的手指暂不属于算盘，眼睛暂不属于报表，耳朵暂不属于桌对面出纳员关于丈夫赌博的没完没了的咒骂，鼻子暂不属于总经理的浊浊酒气。她可以想一想父亲——这个世界上真正爱她的人。如果有一个人的死可以给她换来幸福的话，她相信，只有她父亲而不是别人会毫不犹豫地去死，这对她来说实在有点残酷。 她走出公墓，下了一个坡，前面是一个小小的远郊集市。有一些错错落落的摊棚店铺，卖着牛肉米粉或时装。已经没什么顾客了，冷落得像秋后的田野，或是早上起床时空空的脑袋。她自信能拦住一部货车，偏偏这一阵什么车也没看见。转过头来，她瞥见自己的影子更长了，腰胯的影子搁在交通栏杆上，乳峰的影子正撞着一个汉子满是胡楂的嘴巴，头颈的影子落在一个百货摊上，与香水袜子以及收录机混在一起被出卖。 “要住宿吗？” 这是一家旅店了。一个女孩子，懒懒地在桌面上倒敲着圆珠笔头，眨巴着眼睛。“我们这里有热水，有电视，有卫生间，还代买火车票船票。” “多少钱一个晚上？” “单间七块。” 她感到有些不自在，感到有人在看着自己。当然不是对面的小女孩。左边呢，没有人。右边呢，也没看见什么人。但是不对，一定有人在看着自己的！她转身回头，果然，是两个男人窝在墙角里抽烟。有什么好看呢？她感到事情还没有完。因为墙角里有一双眼睛太可怕，是那种随便一瞥就要哆嗦的可怕。那人大块头，头皮刮得光光，泛出青色的光辉，凸凸凹凹像柚子皮。脸说不准，没什么特征，似乎是一张很抽象很空白的脸。拳头很粗大，仿佛顺理成章地就要抡起来朝什么打过去，比方说，把她揍得牙齿出血揍翻在地。她又瞥了一眼，那人仍然盯着她，目光是侵略性的，眼锋比一般人的长得多。触到你的眼睛，就已经看到了你的大脑；触到你的胸脯，就已经穿透了你的背脊。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一身已被那该死的臭目光戳得像筛眼了。那家伙显然要干什么。 她全身暗暗紧了一下。 “我们这里有热水，有电视，有卫生间，还代买火车票船票。” “七块……” “七块还贵？你到别处问问！” “我们出差报销有标准的。”她慌慌地随口应付，感觉到身后那家伙吹起了口哨，哨声响亮地挤压过来，烫在她脸上，还是很有侵略性。 “那好，就六块吧，六块。五块五，五块五算了。”小妹妹让步了。 “我先到别处看看。” “就五块五嘛。” “再说，我的钱……还在同伴的身上。” 她装着在小挎包里翻找，装出焦急和失望。她得找个理由离开这里，又不让那柚子皮脑袋看出自己的提防和慌乱。但该死的手绢居然暗暗钩住了钞票，她一抽手绢，几张大钞票居然从挎包里蹦了出来，她感到五雷劈顶。 “有三百多呵？……”小妹妹撇撇嘴笑了。很多财不露白的乡下佬，大概都被她这样撇过嘴，领教过她看钱一眼准的本领。 “就算住，也得等我的同伴来了再说！” 她红着脸生了气，手忙脚乱地离去。 她偷偷回看几眼，还算好，身后没有什么人跟着。她走进商店假装看了一阵裙子，又努力制造出对化妆品红红绿绿的兴趣，其实她早就同这些商品疏远了。从一块试衣镜中看到的自己，除了窄肩长发，太像一件叫会计的什么东西，颧骨又隐隐突出了一些。 她闪入另一家旅店。这家大一些，大概是国营的，房价也确实便宜些。一位老太婆挽着几条洗过的枕巾，送她“这位大婶”去开房间。她被“大婶”二字气得几乎晕过去，恨不得转身就走。看到对方老眼昏花，才忍住了。对方没注意到她的脸色，问她是不是出公差，说若是，餐费可算在宿费里，反正公家人的宿费是可以报销的。不是么？眼下经济搞活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啦。“三伢子，脚盆！”老太婆不知朝这栋楼的哪个部位喊了一声，将门咔嗒一声开了。满房子旧被褥旧枕头的气息涌了出来，还有很多生石灰和煤油的气味。她惊愕的是房子竟然这么大！完全是一间大教室！就像她读初中时的那一间。天花板也太高了，而且有两张门——她从来就觉得陌生的门可怕。她怎么能睡在这样的房间？她独自一人拿什么来对付这样大的虚空这两张陌生的门？ 紧接着，她差点叫起来，因为她又看见阴暗中浮现出一个柚子皮脑袋。没错，正是他！那家伙坐在斜对面墙角的一张椅子上，一对牛眼盯着她。她完全感到那热辣辣的目光正在拨动她的下巴，捏着她的颈脖和胯骨，又哗的一下撕开她的衣领。就在她要叫出来的一刻，那男人站了起来拍拍衣襟，提着一个帆布袋子，打开另一张门，毫无声响地走出去了。 他为什么又到了这里？假如他不是一个歹人，为什么要跟着她？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咬咬指头，还真痛。 服务员！ “服务员！”她急得跺脚，“骇死我了，骇死我了，这房子里怎么有个男的？” “男人？没有啊。”老太婆东张西望，“你看花了眼吧？” “刚才就在这里，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还没老到眼睛花的程度！” “这就怪了，前天两个地质队的妇女，戴眼镜子的，住在这里好好的。” “不行，我要换房间。我不是河马，你给这么大的房间干什么？” 老太婆疑惑地盯了她一眼，总算摸出了另一串叮叮当当的锁匙。 是另一间了，狭窄得刚容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但床很宽，不知此前在这里睡过什么人。她嫌恶地把床单翻了个边，又仔细拂净。好在她背后不再有那么多不可捉摸的空间，随便退一下，背就顶着床，或者顶着墙，顶着硬硬实实的安全感。她又仔细检查床下和门后，一切都没有危险的迹象，这才让臀部轻轻沾着床沿，长长出了一口气。她觉得背脊湿冷，想洗个澡，但又不敢去浴室。天知道这旅店的浴室是什么样！一想到刚才那双盯着自己的眼睛，她根本不敢解开衣扣。 可能该去找一找派出所。但她向警察说什么呢？就凭一个陌生人盯过她两眼？那自己不成了个神经病？不久前，她写信揭发公司一个头头受贿赂的事，结果她的脚踏车被扎穿了，煤灰球丢进了她的窗子，她的门锁孔里被塞了泥沙，夜晚回家她还被陌生人拦路砸了一个砖块。她气得要吐血，但她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使警察比记录一下做更多的事。她给那么多人帮过忙可那一刻没有人给她帮忙或者根本帮不上忙。她能说什么？她一没断腿二没断胳膊，还能叫警察荷枪实弹跟着她下班？事情的结果，是她把水果刀时刻揣在身上。 嘣——门撞开了。进来的是一个青年清洁工，公事公办地抄着大扫把在地上划了几个大字，然后出门去了，却忘记把门顺手带关。 她掩上门，刚定下心来想脱掉汗湿了的背心，又是一声嘣，惊得她魂不守舍。这回不打招呼撞进来的是一张大圆脸，眯眯笑，问广东来的彭师傅是不是住这里。 她没好气地大声说：“这里只是张大奶奶，要睡觉了！” 大圆脸点头哈腰地退出去了。 她再次掩了门，顶上门栓。 走廊里又有了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片刻之后，有指头敲在她的门上。 “干什么？” “开门开门！” “不开，睡了！” “治安联防队的，叫你开你就开！” 拥进来的果然是几条大汉，为首的一个，脸上有几颗凶蛮的酒刺，冲着她晃了晃一个红袖标，又塞到衣袋里去了。大概恼火于她刚才的傲慢顶撞，他们一进门来就没有好脸色。验过她的证件以后，又要检查她的挎包。有酒刺的那位反复盘问她的职业和来此地的原因，问她为什么一个人乱跑，问她结婚没有，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气得没词了，恨不得大喊一声：“我是一流氓，今天就等你老爹来侍候！”但她总算忍住了。 对方没问出什么，不太甘心地出了门。 她觉得肚子有些空。 她嚼着一块巧克力，走进旅馆旁边一家小店，要了一碗米粉，打量了一下四周。墙上贴着一张交通安全宣传广告，有很多车祸现场照片。就在这些遍地横尸的图景下面，两个戴着大学校徽的青年在喝啤酒，发出肥厚的笑声。几只将要获得文凭的白手捻着香烟，给这个小店注射下一颗颗烟灰。他们谈一些外国人的名字，又谈足球和女歌星，把一沓钞票推来推去，皮鞋尖摇出一种与别人活得不一般的劲头。在另一桌，两个老头没要菜，只是去厨房取来一大碗白酒，每次薄薄地呷下一口，嘴皮就紧密地收抿片刻。一位哼一声，另一位隔半天也会意地哼一声。他们从不言语也不看对方，只是不时看看挂钟。靠门的一桌，则有几条汉子在谈关于化肥的什么事，谈一个叫五相公的人为什么还没来。其中一位就是刚才治安联防队的，少了一截食指，她记得很清楚。 这个汉子叫叫嚷嚷站起来，不小心撞着脚边的麻袋，麻袋里发出咣当一声机器的巨响，把店里的客人都吓了一跳。 她有些不自在，再次感到有人注视着自己，当然，连自己掏手绢的动作，也被那人看着，但她不知道那眼光到底在哪里。 她起了身。 “借问师傅——” “明天最早进城的汽车，什么时候开？” 她吃了一惊，发现刚才这不是她的声音，却正是她要说的话。顺着声音看去，见鬼，竟然又是那颗柚子皮脑袋出现在她身后。 “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她叫起来。 “不是……” “这里没什么便宜可占！” 她相信自己眼下一定像个泼妇。也许她还应该打响指，吐唾液，拍掌叉腰，拿一点雌威给那家伙看看。果然，那家伙的眼光骤然暗去了一些，嗓音混浊又有些结巴：“你……丢了一把伞吧？” “什么伞？” “一把红伞，折叠的。” “我没有。” “是你，我记得清楚。那天你在河码头，伞都忘记带走了。” “你认错人了。” “是你丢了一把伞。” “我没有。” “你丢了，一定是你丢的。” “你胡说八道！” 她冲出了店门。也许是气昏了，她走了好一阵还没有看见旅店，才知走错了道。她转回来时，发现小街上已经很冷清。一条黑狗在街上跑来跑去。一个电子游戏室里，游戏机荧屏上还闪着红红绿绿，但没有人。一个杂货摊上还亮着电灯，黑白电视机正播送着天气预报，同样没有人。连刚才那家餐馆，桌上杯盘狼藉，还有几杯茶冒出腾腾热气，显然刚才有好些人在这里的，可现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几乎所有的商店都灯火明亮，大门敞开，但就是空空荡荡。人呢？她汗毛倒竖，打了一个冷噤——就在刚才这一刻，有什么大事在小镇上发生了吗？ 她断定这个小镇隐藏什么怪事，连刚才她见到的那些人，也消失得十分可疑。细想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两个大学生，年纪轻轻，怎么会有那么一大沓钞票？如果钱来路正当，怎么会有推来推去的问题？老头们装着在喝酒，眼睛老是看墙上的挂钟，显然在等待一个预定的时刻，在那个预定的时刻将会发生什么？再想想，还有那一群红着脖子吵吵闹闹的汉子，更显得蹊跷了。他们老在谈论一个叫五相公的人为什么还没有来，不仅五相公这个名字很邪气，而且他们谈论时为什么那样诡秘？他们说是来买化肥的，可根本没看见他们运化肥的工具。对了，只有摆在旁边的一个麻袋，但那个麻袋一撞就发出铁器的巨响。假如袋里装着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咣当一响他们就那样惊吓？ 她还想起了旅店里的那些事。是的，那个清洁工是真是假？明明房间很干净，他装模作样地扫什么地？而且清扫客房的时间哪有安排在傍晚的？接着撞进来的那张大圆脸，明明听清了她回答姓彭的不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一问再问？他不也是找个借口来观察什么吗？至于什么治安联防队，他们的袖标为什么塞在口袋里而不敢挂出来？查房的权利顶多是验验证件而已，为什么他们定要查看挎包？她拒绝回答问题时，有人说要把她带到队部去，但为什么又没有去？他们是否真有队部？更可疑的是，那个食指短去一截的家伙后来怎么与餐馆里的汉子混在一起？他们本就是熟人吗？…… 她现在恍然大悟。她总觉得自己被什么人窥视着，其实这种无形的眼光，来自刚才周围所有的人，来自这所有的门缝里，树丛中，窗帘后，墙角的那一侧。 他们显然都有秘密，显然都要干什么。她竟然现在才知道！ 他们可能都是串通一伙的，只是装着互相不认识。这一切她竟然现在才知道！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口气跑回旅店，紧紧顶上了房门。手一点劲也没有，怎么也捏不成拳。这个房间还是太大，也太冷。她需要一个什么人在身边，比方说，需要一个能打翻七八个歹徒的丈夫，至少也得有个能拿拿主意的丈夫。她为什么没有丈夫？她至今不明白。似乎是有的，有过的，会有的，但决不是那位喜欢照镜子并且喜欢买下许多书专门借给女人看的臭记者，她已经把他的书统统甩出门去了。 她把劳什子书统统甩出门去了，拉下电灯开关，让黑暗涌进窗来。 她没有脱衣，也不打算睡觉，静听着门外暗夜中每一声响动。走廊那头有脚步声、咳嗽声，又有老太婆在大喊：“三伢子，脚盆！”好像更远的什么地方，有女人“哎呀”一声尖叫，不像是什么好事。在另一个方向，围墙那边又爆出“咔嗒”一声巨响，是什么树折断了，或是门板倒了。窗外没什么风，不会是风吹倒了门，猫和狗也不会有那样大的气力。一定是有人来了！ 她取出水果刀，感到刀尖老在哆哆嗦嗦。她千万不能慌，不能怕，不能手软呵！那家伙可能破窗而入，颈窝子必定有强烈的汗臭，胡子必定像钢针一样扎人，胸脯必定厚重得像粮包，猛敲猛打它也丝毫不动，只会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他呼出来的气必定又粗又多，热烘烘像风箱鼓出来的炉火，烘得她的脸和颈窝子冒热汗。他压下来必定排山倒海，她怎么挣扎也拗不过那粗大如树的臂膀，无法阻止那一道道坚硬的肌肉，造山运动一般地隆起和扭动。 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这条公狗！ 那人可能会揪着她的头发，一耳光把她打到墙角里。可能会用大手钳住她的手腕，捏碎她的腕骨，轻松地缴走那把水果刀，冷笑着把它甩到黑暗的哪个角落去。那人的手指可能像一根根铁棍，可以随意地扭断门闩，扭开窗栅，把她扭出任何一种他愿意看到的姿态。 她该怎么办？应该借其力分开他的双臂，猛提右膝撞击他的裆部——女子防身术小册子就是这样说的。或者，该把水果刀预先藏在枕下，让他没有防备。然后，当他压下来时，腾出手来取刀猛刺。对，心脏正是那个部位，她一定得猛扎，拿出屠夫杀猪的劲头，一次性成功。她试了试，估测自己的臂长，想象着那仇恨的一击：冰冷的刀尖在陌生的身体内突然阻滞，然后是突破后顺溜溜的长驱直入。她上方那个绷得紧紧的身体会突然抽搐。 她朝床沿猛扎了一刀，看自己的气力够不够。刀尖拔不出来了。她用力摇了摇，听到了骨头碎断的喳喳声。再用力一拔，一股热烘烘的液体跟着刀尖喷注出来，溅了她一手。她摸了摸，满手滑腻腻的。 窗外有当的一声。 她抱着胸脯发出尖叫。 她无法知道自己究竟发出了多大的声音，只是感到整个黑暗向自己呼啸着崩塌而来。窗外又没有什么动静了。她等着，等着，一直等到自己口渴。手向桌面摸去，只摸到细细的粉尘，才记起桌上根本没有热水瓶。也许走廊里有茶桶，但暗夜实在太浓密。门在哪里？怎么能出门？ 要是有两只梨就好了，就是街口摊子上那种黄鸭梨，皮薄得几乎透明，特别能解渴。 她终于等到了鸡叫声，等到了窗口那块四方的天空由黑转蓝，衬托出一把老树光秃秃的枝丫。谢天谢地，天亮了。 她放倒软酥酥的身子，回想起昨晚餐馆里说红雨伞的事。她没有丢过什么伞，真的没有。除了在乡下那一次，她在猪场后面的岭上放牛，踩着湿漉漉的绿草，听牛嘴拔着草根的喳喳碎响，看坡下梦境般辽阔的大田野。有一条牛脱逃了，她赶去把它牵回来，却发现自己一把伞不见了。但那把伞不是红色的，也不能折叠，只是一把黄色油纸伞。 她又想起昨夜那些人，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场虚惊，庸人自扰疑神疑鬼。比方那两个娃娃大学生，不可能是利用假日来帮助什么乡镇企业技术攻关的吗？一沓推来推去的钞票，就不可能是他们的酬金？ 她觉得自己好笑，匆匆梳好头发，前往汽车站寻找早班车。街心跑来跑去的黑狗，又很熟悉很知心地看了她一眼。大树下几个老婆子老头子，又冲着来来往往的活人及时摆开了鞭炮红烛纸钱和五彩丧球。街口那头，围着一群人交头接耳，拥在一部大货车前面。 她挤进去看了看，人圈里有一摊血迹，有一辆倒地的脚踏车。歪扭的车轮旁，伏着一个车祸的遇害者，块头很大，头皮刮得光光，泛出青色的光辉。从侧面看去，居然是那张说不准的脸！怎么是他？她突然抓住自己胸口，因为她看见受害者左背有一个伤口，血浆在蠕动——天啦，正是她昨晚想象中用水果刀捅入的那个部位！ 一个警察来了，扯开皮尺在货车前量来量去，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又蹲下去翻死者的衣袋。警察翻出一个红皮工作证，还翻出锁匙和香烟，最后，警察居然还翻出两个鸭梨，灿灿金黄，皮薄得几乎透明——同她昨晚渴望的那种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她一定是在做梦。 “让开，让开点！”警察喝退围观者。她退了一步，看见了汽车前站着可怜的司机，手足无措，脸上聚着一团惨白，清涕一线线从鼻尖落下去。她觉得司机很冤枉。司机的妻子也很冤枉。不，这事情不对，死者决不是被什么货车撞死的，一定是被什么人用一把水果刀谋杀的…… 她突然哭了起来。旁人都很奇怪，好像她没有权利这样大哭。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似乎是哭向往中的鸭梨，哭自己在乡下丢失的那把伞。山坡上她踩过湿漉漉的绿草，身旁有牛嘴拔草根的喳喳碎响。那时雨刚停，她一个人站在山顶，咬一片草叶，读田野上金色的黄昏。 她向汽车站走去。 她记得，警察刚才看了她一眼，她便呕吐起来，捂住嘴，向人群外挤。她记得自己扳开一颗肩，又挤开一颗肩，前面人太多，她怎么也挤不出去了，挤不出去了。她逃不掉了。 这位大姐，你是他的家属吗？ 人已经死了，哭也活不转来了。 是不是病了？我陪你去医院吧？ 你到底怎么啦？ 她咬着下唇一个劲地摇头，终于来到了汽车站。这一次她不会误车的。但车站旁边正好是公安派出所，是谋杀者该去投案自首的地方。她犹豫了一下，在派出所空空的大门前停下步来。 她捂住嘴，压住那里的任何声音。 1987年2月 暗香 暗香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作家》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日文。 已经很久没听过这种声音，听上去有些耳生。他开始以为是老鼠啃木箱，工地上打桩，或者是楼上人捣腾什么，后来才发觉这声音与自己有关，就发生在自家门上——是敲门呵？ 老伴从不敲门，因为她有钥匙，回家时只要戳得门上咯啦一响，篮里的蔬菜以及一天的日子就回来了。儿子也从不敲门，因为他去南边打工多年，连信都写得越来越稀，越来越短，后来干脆不写，充其量打个电话来，让老爹老娘颠颠地去巷子口，接听那个米粉铺里的公用电话，接听遥远的一声“喂”。 邻居更不会来敲门。他很少同他们交道，有时还会把张三叫做李四，把李四叫做王五，惹得对方不高兴。那么谁会来敲这张门呢？也许是敲错了门。他懒得理睬，但咚咚咚的声音锁定这一家，一次次再度炸开，更加气势汹汹惊天动地，让他不知所措也无路可逃。他偏偏一个人在家，如果老伴这时没有去菜市场，事态也许不会如此严重。 他从床上爬下来，总算找到了拖鞋，哆嗦着两腿来到门前，突然想到这副模样颇为不雅，又回身寻找棉袄，遮挡自己的内裤，包括补丁成团以致沉沉垂到膝头的裤裆。 “你……是找谁？”门外是一个逆光的黑影，他看不清楚。 “老魏！” “对不起，你是……” “你认不出我了？” “我没戴眼镜，耳朵也不大管用……” “我就是竹青呵，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对方已经报出了名字，主人应该恍然大悟才对，应该呵呵呵地及时亲热起来才对。老魏并没认出对方，但已经这样做了。 “师母还好吧？” “好呵好呵。” “令郎还好吧？” “好呵好呵。” “二哥和二嫂还好吧？” “好呵好呵。” “三哥……” 直到三哥三嫂、舅舅舅妈、姨妈姨父都好过了，全问候了一遍，老魏还没有看清来人。门廊里没有窗光，加上厨房的窗子已破了两块玻璃，用马粪纸凑合着挡风，整个门廊就如同暗夜。老魏接待着一种暗夜里的声音，努力地鞠躬和微笑。 对方显然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你病了？” “老病，老病，就是心肌炎，支气管炎，还有点风湿。” “哎哎，这穿堂风好冷，你赶快上床去。” 来者把老魏护送回床，用余温尚在的被子严密捂住他。到这时，老魏才拉亮电灯，总算看清了一脸大胡子，一脸有些僵硬的笑，还有一顶软塌塌贴在头上的蓝色呢子帽。这就是叫竹青的来人。这个叫竹青的人他应该认识，他毫无理由不认识。 “好久没见了呵。”他试探着搭腔，心里却寻思客用的茶杯在哪里，还有烟灰缸和火柴，因为久不用，不知被老伴收藏何处。 “你不要动。”对方的屁股刚沾座位又跳起来，“你不要泡茶，小心着了凉。” “既然进了屋，茶总是要喝一杯的。” “天冷，我不喝。” “对不起，没有准备烟。” “我不抽烟，你躺下。” “你今天怎么来了？” “一晃就十多年了，想看看你。” “你现在……府上何处？” “回家了。在广西平果县，你知道这个地方？等到冤案平反，我身子骨也不行了，没干几年就退休了。乡下过日子省钱，空气也好。我还喂得几只鸡，捡些鸡蛋。” “从广西来？好远呵。”老魏继续含糊和试探，“现在路上又不大安全，昨天报上还说有人在火车上明火执仗地打劫。” “不晓得你情况如何，不看看你不得心安，就下决心跑一趟。哦，你躺下，不要凉了肩。” “不敢当不敢当。你今天就住在这里。我家老秦去练气功，就要回来了。她做菜也还不错，刚好屋里有排骨，酒也有。可惜我不能陪你。我现在只喝点稀饭。” “不要麻烦，我不吃饭，等下就要走。” “就走？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坐几分钟就走。” “你还有急事？” “倒没有什么事。不就是看看你么？看见了，放心了，就可以了。饭在哪里不能吃？我这个人不会讲礼性。你看我，也是空着手进门，没给你带什么东西，也没带东西给玉姐，没带东西给小波。” 他是指老魏的妻子和儿子，看来对老魏家十分熟悉。这使老魏感到更加惭愧和窘迫：他也得问候一下对方的家人吧？可是直到现在，他装模作样地把药瓶子放到桌上又取回来，装模作样地把药瓶盖打开又给合上，还是没有记起眼前这个人是谁。他毫无意义地咳嗽，自觉咳得很空洞。 已经这时候了，老秦的气功还没完？他有点烦恼，认定女人是过河去买豆瓣酱了。她总是迷信河那边的豆瓣酱、河那边的肉肠、河那边的肥皂、卫生纸、扫把以及一切流言蜚语。其实哪里的不都一样？她迟迟没有回来，不能帮着老魏回忆一下，从往事中找出这个竹青。她至少应该招待一下客人吧？应该把炉火升旺一点，把旧棉絮和氧气包挪开，把尿盆塞到厕所里去，让客人有个像样的坐处。 客人扶着老魏坐了一次尿盆，倒了尿，洗了盆，又扶着老魏吃了一次药，量了一次体温，洗了个热水脸，没等到主妇回来，便搓搓手起身告辞。他不管老魏如何瞪大眼睛，如何拉住他的衣袖不放，如何叫叫喊喊像对付一个将要逃窜的入门大盗，只是一个劲地笑笑，说看到人就好了，看到人就够了。 等到主妇回家，椅子上只有一点余温。 “是个女的？”刚刚练完气功的老伴缩缩鼻孔，觉得屋里似乎还有点香气，嗅一嗅，又没有了。 “怎么会是女的？他一脸胡子，张飞一样。” “哪里来的一股香味？”老伴狐疑地四下看看，“你从没说过竹青这个名字。” “我刚才想过了，出版社从没有这个人。” “下放认识的？” “也不是。那些人你也都见过。” “那不一定，我又没特务样的成天跟着你。” “他刚才说，他遭难的时候我关照过他，他一直记在心里。你说怪不怪？那时候我关照过谁？我还能关照谁？” “你还有不记得的事情？三皇五帝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你都记得，湘剧名旦姓甚名谁你也都记得么。” 老魏听出老伴的语气不对劲，便笑：“你以为我要瞒你？你以为我还想瞒下什么作风问题？” “放屁，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也不看看这几个脚印，女同志有这么大的脚？” 主妇这才注意到，卫生间有两个泥水脚印，大概是洗尿盆时留下的。她操起拖把擦洗脚印，哼了一声：“真是小脚印我倒也服了。也不看看你这吊颈鬼的样子，有什么值得看？莫说是同事，就是亲兄弟又如何？还记得你是老几呵？” 老魏知道妻子话里有怨气，怨他的三哥。很多年前，三哥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劳动改造，挑塘泥时还闪了腰，一家日子十分困难。老魏便从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中省下十元，寄到乡下去。大侄女后来进城读中学，也一直住在他家，光是补习功课，光是生病请医生，就没让老魏少操心。不料“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三哥平反复职，又顺风顺水当上什么处长，甚至局长，还换了个年轻美貌的老婆……这就有点牛头马面了。前不久，老魏六十岁大寿，三哥据说要去北戴河避暑，不能来吃饭。这也就算了，可怎么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北戴河就不通电话么？大侄女倒是来了一下，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丢下一盒瓷茶具和两把折叠雨伞，一看就是单位派发的福利用品，自己用不着，拿来打发叫花子……算了，这些屁事一说就血压高，不说也罢。 厨房里开始传来捶打煤块的声音，叭叭叭叭，捶得天地间有些震荡，人的思绪更有些破碎。老魏还想起了一些人，也都是与他有过交情的人。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那些人以前的笑脸是多么热情，多么甜蜜呵。可是不久前他住医院，病危通知单都下了，病床前却冷清无比，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同房有一位病友，看着床头的苹果香蕉麦乳精蜂王浆等等不胜烦恼，让家属一袋袋往家里搬运，简直是搬走了一个食品店，搬得老魏大为心寒。这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老魏呀老魏，你怎么活得这么惨？这是老伴当时说的。到最后，谢天谢地，他儿子以前的一位同学在医院里当电工，发现了他，送来一些苹果，在他床前违规抽烟，说了些不堪入耳的粗话，总共不过待了三分钟。但这已经足够，这些粗话也足以使他热泪盈眶，激动了整整一天，总是想找人说说。 他老魏不是个想不开的人。至少，他还是相信自己的人缘，相信老熟人们没来医院，不过是不知道他住院的消息罢了，不会有别的原因，不会。眼下竹青不就来了么？不就远道而来探望么？谁敢说他没人缘？ 但他以年龄为线索，以姓名为线索，以自己的履历为线索，以表情特征为线索，一步步开掘自己茫茫的记忆，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一脸大胡子。这有些怪。 竹青到底是谁？ 他怀疑自己脑子里叭叭叭叭全是煤渣。 又有十多年过去了。老伴病逝，老魏也更加年迈，买个米买个煤都十分不便，就应邀搬到女儿家。有一天，他去街口买了份晚报，吐匀了气，稳稳地朝垃圾站后面的大槐树走来。这里有一处空坪，成了一些老人经常聚集之处。有人在这里拍掌，有人在这里号叫，有人在这里退行或横行，大瞪眼睛或者猛伸舌头，总之形状无奇不有，几如牛鬼蛇神出笼，而且越奇越让人们信服，觉得必是强身健体的好门道。牌桌也必然会有的。围成一圈的玩家当中，必有一个耳朵上挂夹子或头上顶布鞋，忍受着输牌以后的惩罚。鸟笼也必然会有的。主人们交头接耳，交流着养鸟和驯鸟的经验，听群鸟啁啁啾啾啄走自己的晚年。 老魏不玩牌，不养鸟，只是在树下的水泥墩上坐一坐。他结识了一位老妇人，以前的湘剧名旦，老魏年轻时远远地看过她演戏，还记得她当年的倾城之貌，倒也不在乎她现在身肥如桶，一见到老魏就总是说：“今天还好，打了两个屁。”或者说：“不知如何搞的，一整天都没打屁了。”或者说：“见鬼，今天的屁要打不打的。”她每日扑上脂粉描好眉眼以后便为这件要事欢喜或焦急，向旁人咨询这种动静对于腹部手术以后的意义。老魏还在这里结识了一位中学的老同学，也是死了老伴的，也喜欢谈古论今。但自从老魏有一次把对方的母狗踢了一脚，对方就有些赌气，脸上不再有笑容。无论老魏如何热情搭腔，对方总是不大聚神，顶多只是敷衍两句天气：“今天天气很好。”或者是：“今天天气不大好。”他们的交谈似乎在一声狗叫之后就由气象局管着，永远不再有其他内容。 老魏正在看报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直到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吸引了在场所有其他人的目光，他才抬起头来，朝垃圾站张望。 一双手捉住了他的手。 “你是……” “你看我是谁？你看我是谁？” “竹青吧？呵呵呵，认识的，我认识的……”老魏睁大眼，看清了眼前的大胡子，还有风尘仆仆的呢子帽。 “那一年你病在床的时候，我来看过你。” “对对对，那是八三年，八三年吧？” “又是十年了，你到底又老多了。” “一年是一年么，你也都是两鬓见白了。” “一餐还吃得两碗饭，就是有点哮喘。”对方掏出一个喷药器，朝喉管里熟练地咝咝喷了两下。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问来的。”对方吐匀了气，“问了我一上午。” “到屋里说话去。” “不不，在这里看看你就蛮好。这里太阳好。” “哪有这种道理？到了门口不进屋的？” “我就是看看你呵。看见人就好了，就放心了。” “上次茶都没喝，这次说什么也要多住两天。” “茶哪里不能喝呢？饭哪里不能吃呢？再说人老了，啰嗦，我又哮喘，不方便的。” “你到别人家不也是要住？” “我不住了。今天还有一班车回广西。” “你就要赶这班车？” “人情累人，你礼性来，我就得礼性去。是不是？我们都老了，不讲这个了。”他笑笑，又朝喉管里咝了两下，“只图个心安。见了面就好。” 四只手紧紧地抓着和揪着。他们以一种年轻人中少见的别扭姿态，带有一种疑似摔跤过招的意味，两体交缠相连，朝街口摇摆而去。巷子很窄很长，与热情奔放的大街相比，小巷最适合老人缓行，也最适合他们暗淡的唠叨和回忆。他们哎哎呀呀唏嘘了一阵，说了些有关死亡的事。老魏的妻子死了。竹青的长子也不幸病逝。君良呢，去年居然被汽车撞死，惨。余耀德呢，更惨，刚分上一套新房，还没住进去，就在一条棉毛裤里蹬岔了气，蹬出一个中风，去了太平间。还有老金，就是金大姐呵，最喜欢吃零食的金大姐呵，据说在床上瘫了四年多，磨得儿子女儿都没有个好脸色，摔东打西的。这样还不如死了的好。是的是的，自己连屎尿都管不住了，在后人面前如何做人？这刀子、煤气、安眠药不家家都有么？哎哎哎…… 老魏闻到了来客身上一种香味：“你身上怎么好香？” “是栀子花香吧？这一段我家里那些栀子花开得正好，什么人去坐一坐，都要染上一身香。” “对，你这一说就对了，是栀子花的香。” “我同花木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退了休也闲不住。我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爱，也就是有这小小的一好。” “有点雅兴好呵，花草可以养心。” “说不上雅兴。闲着也是闲着。我那位养女下岗待业，我教她一点老手艺，卖卖花，还赚得几个钱，可以贴补一下。” 这么说，他该是一个花工，而且是一个没有亲生儿女的花工。老魏感到疑惑的是，自己一生曾供职于学校、教育局、扫盲委员会以及出版社，但那里从来没有花工，也没有什么花。他什么时候认识了一个花工？这位花工又怎么可能熟悉老魏这么多同事？还熟悉老魏的全家？ 老魏正想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打探究竟，刚清清嗓子，巷子已经走到头，暗淡的往事已经终结于喧嚣大街，对方开始告辞。他说哎哎时间不早了，他要去赶车了。他希望老魏老师以后多保重，多多保重。 “你慢些走，不要喘着了。” “起风了，你自己回去加衣。呵？” “现在挤汽车的人多，你等人家上完了，再上。” “好的好的，我等人家上完了，再上。你留步，留步。呵？” 客人连连欠身，转身融入了上车的人流。他被挤得偏偏倒倒，最后一个登上公共汽车，一只套鞋还被车门夹住。 老魏看不见他了，只能对那只夹在门外的鞋后跟挥手。他久久地发呆，遭到一次友情的突袭后不知所措。他突然想起自己还应该说点什么，比方交代对方在车上要注意小偷，要抓紧扶杆，要注意站名，以后穿长裤时也不要硬蹬，要注意慢慢地穿稳稳地穿，如此等等。但他已经来不及说了。他甚至有点生气：你怎么这么匆忙呢？怎么来去得鬼鬼怪怪偷偷摸摸？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你到底是谁？ 老魏一直走到邮局的门口才发现自己走错了，自己买的晚报也不知在哪里。他猛回头，没有大胡子在身后。这就是说，竹青确实走了，从记忆的空白中走来，一晃，又回到记忆的空白里去。也许，他永远没法知道这个叫竹青的人是谁。 后来有一天，他准备刷鞋，却打开了一只木箱。他老了以后总是这样，想要喝茶，却走到了阳台上。想要看看电视，却到处找自己的假牙。想要说点让女儿高兴的话，一开口却埋怨她把饭煮硬了或者把菜做淡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什么人总是通过他做出他十分意外的事，包括打开了眼下这口木箱。箱子里有以前一些书、笔记本以及手稿，是他当编辑时留下的。其中还有两件小说手稿，是他偷偷写下来的，从来没有发表过。 一件大事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他发出了一声大叫——原来他在一篇小说手稿里看到了竹青，蒋竹青，千真万确就是这个名字，而且还长着大胡子！是不是就是前不久那个来看望他的广西老汉？ 小说是这样写的：竹青是个归国华侨，因为有一台照相机，被怀疑从事反革命活动，开除出教师队伍，当上了一名花工。在一次校园火灾事故中，他再次蒙受冤屈，被当作纵火嫌疑犯，由革命师生愤怒地扭送公安局。但他事实上是一个好人，多年来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邻家哑女，得知哑女喜爱鲜花，每逢节日就在哑女窗前献上一束，以鼓舞对方自学和自强的勇气，直到哑女多年后成为一位名声大振的画家……那年头的小说，当然多是这一类浅白的故事。老魏现在记得更清楚了，他当时自以为写得还不错，尤其得意于自己对各种花卉的描写，真是写得五彩缤纷，芳香四溢，出神入化。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他只是后悔自己没把故事线索展得更开，没把男主人公写得更加多姿多彩。竹青去了公安局以后会怎么样？他不会成为囚犯中的英雄吗？不会因为在地震或洪灾中救死扶伤，把警察们感动得一愣一愣的吗？他原来还有过什么经历？不可能是一个飞行员？一个实业家？一个教授？一个演员？在回国之前不可能有一段感天动地的恋情或者出生入死的历险？…… 他越看越觉得恼，很不喜欢自己的旧作，尤其后悔当初没给竹青添上几个儿女，让他的晚景有点孤单。为此他吃不下饭，好几天郁郁寡欢，甚至赌气不吃药，同自己过不去。当然，女儿和女婿知道事情原委以后，都大不以为然。女婿买来几瓶钙片，说报上早就警告过，老年人一缺钙就容易患痴呆症。女儿的看法不大一样，说不是什么钙不钙的问题，主要是要多动脑子，要用劲地想，想不出来的时候更要想。她还对父亲说：“你一定要学会玩麻将。麻将活动手，也活动脑子。” 老魏笑了笑，“我天天活动脑子，明白得很。” “你明白什么呵？把去年记成今年，把长沙当作武汉，还明白？明白个鬼。电视里一下雨，你就要我们出门打伞。” 老魏瞪大眼，“你说谁？你是说我？” “怎么不是你？还成天念叨什么竹青不竹青的，我都怀疑你是白日做梦。未必真有这个人？你说他来过，怎么没见他到家里来？我们怎么没看见？” 老魏生气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说我骗人？” “没什么意思，你吃饭，饭都冷了。” “你们是嫌我么？我不一定要住在这里，我明天就走，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早就说过我要回去。” “哪个嫌你了？你不要动不动就拿这话来吓人。我只是要你少一点胡思乱想，这也是为了你好。你住在这里，没饿过你，没冻过你，我们当晚辈的也对得起你了不是？”女儿也生气。 “我给了钱的，我有退休工资！” “我们是为钱么？是为钱么？”女儿更委屈，眼一红，跑到厨房里去了。 一餐饭不欢而散。老魏本来就无心吃饭，现在连汤都不喝了，偏不喝，留下那么一碗，看他们怎么办。他本来也可以不开窗子的，但他偏要打开，让冷风吹得自己浑身哆嗦，看他们怎么办。他从来说到做到，何况有退休工资他怕什么怕？ 他不再与他们念叨竹青，只是窝在自己的房里，决心改写旧稿，重写过去的日子，弥补自己的歉疚，追补自己的一番情义。可恶的风湿，使他手上的每个骨节都痛，胀大如竹节，整个手抽搐起来形同鸡爪。他揉揉骨节再写，写得很慢，甚至字都写不成形，写着写着就全身汗湿，大口喘气，心跳得厉害。他写到春天来了，写到竹青在那个春天落入情网，忍不住哧哧哧傻笑。写到秋天来了，写到竹青在那个秋天无辜受辱，忍不住老泪纵横，哭湿了衣袖。他后来完全进入了纸上的情境，比如写到苦雨，便已经换上了胶鞋；写到打雷，先用棉花团塞住了耳朵；写到饥饿，就赶快去厨房啃个冷馒头。他写到当年全国的武斗风潮和城里的停电断水，禁不住脸色惨白，急忙用脸盆水桶屯水，又买来一些蜡烛。 下一步就要写到竹青和他的花木了，就要写到蜜蜂嗡嗡嗡了。他关了窗子，也要女儿把所有门窗关起来。他们开始还不相信，说也奇怪，不一会儿，果真有蜜蜂撞得窗户玻璃叮叮响，这才惊讶老父亲的先见之明，才手忙脚乱地用碎布或废纸去塞住门缝墙缝，怕蜜蜂钻进屋来。他们发现屋里越来越暗了，原来是窗子渐渐被蜂群遮盖，黑压压的一片，眼看就要封住最后一孔日光。他们听到门外轰轰轰的声响，开始还以为是附近的汽车行驶，后来才知道是蜂群旋起一浪又一浪的轰鸣。女儿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把这些讨厌的小虫子引来？ 她根本不相信，它们是前来寻找父亲笔下的花香。她收收鼻孔，冲着父亲冷笑：“屋里哪有香味？明明只有咸鱼味。” 她是指丈夫买来的咸鱼——那种海鱼气味太重，一进门就要腥了整个屋子。 父亲哈哈大笑：“你那个橡皮鼻子，还算个鼻子呵？” 父亲没有办法。没有人能证明花香，没有人能证明他的鼻子是对的。竹青也不在身边，不在他的房间里也不在客厅里也不在厨房里。他转了一圈后记起来了，竹青已经退休，已经回了广西的平果县。下一次来看他还不知是何时。他只能等着，一心一意地等着，等着他再次出现在面前。 他想好了，那个家伙肯定是见一面就要跑的，他没法挽留他，让他喝口水或者吃口饭。但老魏至少应该多送送他，一路上也可以多说说话。他有好多话要说呵。他已经多次了解和确证去火车站的路线，只是担心自己两腿无力，到时候登不上公共汽车的那个门阶，要急坏自己也急坏后面的人，要被后面的人白眼或埋怨。想到这一个要害问题，他找到一张木椅，把它当作汽车的门阶，每天偷偷地练习往上登。开始的时候，他憋得满脸通红，憋得尿湿了裤裆，怎么也登不上去。一个月，两个多月，三个月过去了，工夫不负有心人，他居然可以靠一只手攀住窗台，颤颤抖抖登上去了。再过了三个月，他更有长进，一声嘿，就可以无需攀扶地稳稳跨上木椅，志得意满，无限风光。他站在上面从容四顾，看到整个世界在他面前突然怯怯地矮了一截。 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实在，让人放心。 他后来是在一个秋雨天去世的。他的手痛得只能停笔，看着远处电视天线上停落的一只鸟，突然感到肩背酸痛，胸内轻轻一颤，大概是撕开了一道裂纹，几分钟以后就撒手西归。太平间的护士给他换衣时，只是稍有些奇怪：这个老人身上骨瘦如柴，胸膛只剩下一包壳，两条腿倒是饱满强健，肌肉还略有弹性，是很青春的腿么。 女儿清理他的房间，发现一张木椅的椅面已经磨去一块油漆，磨出了黄澄澄的木纹，右边沿还磨去了棱角。这张椅子没法补救，拿给客人坐，肯定有失体面。她想了想，便拿去厨房里垫米桶。她还发现了一大堆纸，是七八个练习册，上面有些字大，有些字小，乱七八糟混在一起，完全看不清楚，如同天书。她想了想，把它们塞进火炉子烧了。 不久，她收到一封来自广西的电报： 家父x月x日不幸死于意外火灾，丧葬已毕，专此哀告。 落款是三个眼生的名字，大概是死者的后人。但老魏的女儿既不认识死者，也不认识拍电报的后人，还发现发报人没有留下地址，觉得这封电报没头没脑，可能是邮局出了错，便把它退给邮递员。邮递员说，这种死电报以前也有过，因地址不详没法投递又无法退还，只能在邮局里积压，真是毫无办法。 邮递员临走时打了一个哈欠。 1995年2月 真要出事 真要出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作家》，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副科长一直在研究街头的中巴。他看见有些个体户的中巴司机，为了与其他中巴抢客，竟驾着汽车横冲直撞，大把大把地抡着方向盘，一次次让中巴窜向危险万分的步行道甚至逆行道，甩出女乘客们高潮迭起的尖啸。以后再也不能坐这种活动棺材，他想。即使是被敌军追剿，即便是逃离原子弹，非坐不可的话，也只能坐在最后排。他设想过各种撞车的景象，将景象一幕幕定格解析，每次的解析能证实，最后排的安全系数无论如何大一些。坐在那里，至少要比其他人多留下一只眼睛，或多留下一个胃什么的。 他把这一研究心得传授给熟人。熟人们都如梦初醒地点头，有道理！ 副科长的研究心得还包括：坐出租车，最好选择年长女司机。女人细致，年长者稳重，反正你坐车图的是安全而且从来作风检点，是不是？ 熟人们也点头，有道理！ 根据同样的原则，副科长拿到火车票时，特别注意票上的车厢序号，总是要求坐在最后一节车厢。有时一号厢在头，有时一号厢在尾。副科长对这种复杂现象仔细调查，才知道四十八次大体上是单日顺序双日逆序。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火车当然比汽车安全得多，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尤其是一座座铁路桥很值得提防。扳道工酗酒，火车轮出轨，桥梁年久失修然后突然断裂，这一类事故都是可能的。苏联解体了，海湾打仗了，恐怖分子就不能在桥上安放一个炸弹？因此，每逢咣当咣当的车轮声突然膨大，钢铁桥梁的黑影张牙舞爪劈进窗来，副科长就缩腹提肛，进入准烈士心态。他暗暗遥感地面与自己之间愈来愈拉开的距离，体会着列车愈来愈大的落差势能，身不由己地向绝望前进。他偷偷看准车窗。一旦列车坠下，车窗外出现倒转的青山或滚滚的浓烟，他万万慌不得，慌不得呵。他一定要紧紧抓住窗沿，从那里挣扎着爬出去。 幸好，咣当声突然变得柔和稀薄，最后一个桥墩已被他熬过来了。列车劫后余生地落在土地啊母亲的怀里。副科长这才吐一口长气，把仍然属于他的脚挪动几分。 在我们看来，副科长只有待在家里才有最大的安全保障。不过，家里就没有暗藏着的灾难和恐怖？热水瓶就不会爆炸？电视机就不会爆炸？煤气管道就不会爆炸？……这一类传闻他听得太多了。尤其是那个高压锅，在他家里潜伏多时，在他眼里越来越像颗炸弹，标准而典型的炸弹。想想吧，疲劳性机械裂纹正在它体内生长，气阀门喷出的扑扑气流简直是引线燃烧，是杀气腾腾的凶相毕露。好几次，他情愿饭只煮个半熟，就迫不及待地去灭火排险。先是躲在厨房门外窥一眼，防止他探头的那一瞬锅盖轰然四溅，掀掉天花板，轰倒水泥墙，把自己的脑袋削去半块。做好各种准备动作之际，气流声叫得更急、更猛烈，一次爆炸已迫在眉睫，不容他再犹豫和苟且。他一咬牙，软软的双腿终于迈出，脑袋不由自主往后仰，一只肩头高耸起来挡在前面，准备招架说来就来的危险。咔嗒，他总算旋闭了炉键，高压气流顿时委顿和衰弱。好啦，好啦好啦，一次流血惨案终于被他奋不顾身地制止——他心里偷偷这样认为。 副科长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比方刚才接近高压锅这种危险活，他总是挺身而出，让孩子远远地待在安全区。 他只是对这个日出日落的世界关心得很深入，对未来预想得周到完备一些。他看见公园角落就想到这里可以出没流氓，看见深深荒草就想到这里可以掩盖女尸，看见雨伞的杆尖就想到这东西可以戳瞎眼睛，看见起重机就想到钢索随时可能拉断——因为这种想象力，他上下班路过即将封顶的海通大厦时，总是频频抬头，警视那上面的安全网和脚手架，不把任何微小的动静轻易放过。他的脚步离楼体越来越远，不自觉地向街中心偏去。 “找死呵？”一辆摩托在他面前戛然煞住，整个车身打横。 “呵，对不起。”副科长退了两步，向隐在头盔里的面孔欠身赔笑。 “天上掉钱么？” 副科长定定神，发现自己已身处街心了。街上车确实多，每辆汽车都杀机勃勃地驶来，令他冷汗大冒。 他跑到街对面，回头望望大楼，发现那冷冷的巨影遮去一大块天空，压迫着他的头顶，压迫着他的鼻窦。会要出事的！他目光搜寻着脚手架上的人影，认定那些人的危险动作实在太多。机器齿轮在嘎嘎作响，肯定是有了故障。有几个人在抬模板，又像是在抬钢管，走得歪歪歪斜斜，眼看就要摔倒。脚手架上突然有沙石哗啦啦洒下来的声音……他几乎要跳起来大喊救命呵—— 这时，他看见了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副科长不知道其名，也没合适机会来打听她的名字。他只知道对方总是关心副科长手里的报纸，常向他打听天气预报，就记住了这一特征。她个子高挑，长发披肩，模样儿不错，但不知为何没去当秘书或者空姐，只是在这里摆个烟摊子，顺便管着一台电动充气机。单车充气五分钱，摩托充气一角钱，比别的摊点便宜。 副科长常来买烟，渐渐与她熟了，提供预知天气方面的服务就顺理成章。“明天阴转晴，南风四到五级。” “我看不会准。” “预报么，只能说个大概的。” “我知道，”姑娘有点兴高采烈，“天气预报都是报当天的天气。” “那怎么可能？那还叫预报？” “就是，就是。我注意过好多次了，你看吧，昨天雷雨，气象台就预报雷雨。” “要是这样预报，那也太容易了，这样的气象台长三岁娃娃也能当。不可能。” “你不相信，好，你下次看吧。” 他们经常像这样讨论天气，讨论的结果，是姑娘坚持认为副科长根本不明白预报的含义，不懂得气象台的规矩。但她每天还是盼望获悉预报，碰到副科长偶然忘了带报纸，她还有些焦急，东张西望，坐立不安，看别人是否带了报纸。副科长不明白她为何这样关注天气。关注了又有什么用？难道雨天卖烟与晴天卖烟有什么不一样？ 副科长觉得对方卖给他的烟便宜一些——其实也不一定。但副科长愿意有这种想象，愿意思索贱卖后面的某种意味，再联系姑娘腼腆羞涩的眼风，让自己心里舒服一些。他深知烟焦油和尼古丁的危害，早该戒烟了，还是一次次光顾烟摊。老婆对家里的烟制品积压怒不可遏，说你老说戒烟戒烟，还买烟干什么？一包烟就是一双袜子，一条烟就是一件毛衣，你知道不？副科长怀疑老婆的话里有话，拿起烟嗅一嗅，没嗅出什么气味，比方说没有女人的香水味和其他味，但还是不放心，陪着老婆上街的时候，总是引导老婆远远绕过这个烟摊——虽然毫无必要。 这一刻，副科长已经准备抢救天气预报了，准备扑向炸弹或堵住枪眼了。“你不要命呵？怎么还在这里？”他几乎怒吼。 天气预报吓了一跳：“怎么啦？” “你有几条小命？还不快快搬走？” “为什么？城管队又要来整顿市容呵？” 副科长指指天上，“这是什么地方？你看看，安全网残缺不全，建筑队野蛮施工，只要有一个砖头瓦块砸下来，不就开了西瓜？你哪里不能待，偏要待在这里？” 姑娘挺出下巴看看天，释然转笑。“没见什么东西掉下来呵。再说，我离楼房不远着吗？” “你就只考虑一般情况，危险性恰恰就在这里。莫说一块砖，整栋楼房因为质量事故而突然倒塌的事，都发生过的。” “你吓我。” “完全可能！”副科长斩钉截铁，“不光是可能，是几乎一定！” “好吧，走就走吧。”天气预报笑了，“我本来以为这里的来往客人多些。” 她开始收拾货摊，但动作恼人地慢，让副科长再出一身冷汗。他一直仰头向上警戒着，随时准备用手臂或胸膛挡住飞落下来的凶器，随时准备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直到姑娘撤退到大酒楼那边，一颗心才放下来。 这一天，副科长还拨打市长热线电话紧急报告险情。想到自己因此救下了天气预报，救下了更多无辜群众，心里既高兴又有几分得意，走进办公室以后，忍不住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忍不住把一杯酽酽的茶水喝得特别响亮。他今天的工作是起草一份总结材料，由于心情舒畅，他把小宋的一份材料也抢过来写，而且下笔更为认真，光是那一手字，就有争夺钢笔书法大奖的劲头，一行行渐渐呈现出汉隶神韵和魏碑风采。 办公室里还有小宋、小陆以及小任，正在讨论昨晚的国标舞。副科长从不参与这一类无谓闲聊，对这些鸡毛蒜皮毫无兴趣，目光总是在文件的字里行间生根。他当然也得说话，但他的谈话范围内只有一些大案要案，话头总是从一把撬开的铁锁或一摊血迹开始。他是法制动态的专营户，是胸怀治安全局的权威发言人，最关心各种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当然，他并不完全相信传媒，常常掌握着更多的材料，及时补充或纠正报刊上的说法，使听众们对生存环境有更为实事求是的了解。比方说，小宋听他说完了可能的楼房垮塌事故，便联想到有名的五一五杀人案——昨天报上已有报道。副科长冷笑一声，立即指出传媒至少有两大错误：第一，制伏凶犯时有两位而不是四位市民被误伤；第二，警察抓捕凶犯时，凶犯正买了一台绞肉机回家。为什么他要买绞肉机？答案是：他想消灭罪证，打算用绞肉机将尸体粉碎，再分别装入小袋，化整为零运出门——传媒把这些重要细节都遗漏了，实属严重失职。 小宋很不理解：“绞肉机多大呵？要绞完一个人，很慢的。” 小陆说：“那个家伙的智商肯定不高，是不是饮食行业出身？” 小任沉思：“骨头怎么办？骨头也能绞？” “当然要先把骨头剔出来才能绞，就像包饺子那样。”小宋说。 小任说：“肉冻硬了，砍也砍不动。” 小宋进行指导：“尸体当然要先化冻，肉软了，才好剔骨头去皮。皮也是绞不动的。” 小陆感叹：“太费时间了。” 他们接着议论硬骨和软骨的区别，手摇绞肉机和电动绞肉机的区别，猪肉和牛肉的区别，渐渐离题远了，不在副科长的责任范围之内了。副科长便埋下头继续办公。 接下来，小宋接了三五个电话，又接待一位来访女友，两人又是拉手又是拥抱，“死鬼”来“死鬼”去地友情了一番。刚从香港来的这位女友送她一盒鲜草莓。小宋打开盒盖尝了一颗，慷慨地让大家都来分享。 “你们要当心，要当心呵……”副科长把果品盒上的商标之类仔细审核。 “你又要说农药和防腐剂吧？”小任正吃得兴起，“这可是洋货，外资公司的。人家老外就是高科技，不像我们的贫下中农，一打农药就打得邪乎，什么一〇五九，什么六六六，种出来的瓜菜都可以当耗子药。” “你以为外国就太平无事？”副科长从来反对崇洋媚外，“越是高科技，就越会出大事。印度孟买的核泄漏，还记不记得？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还记不记得？……比起这些来，吃点六六六，也就算运气了。”他已经看清了纸盒上的文字，“这不是俄文，我的俄文虽然丢光了，但字母还记得几个。小任，你说这是不是英文？” 小陆笑了，“他只懂古典贵族英文，现代英文不行。” 小任接过纸盒看了看，很有信心地结论：“意大利文。” 副科长狐疑：“你还懂意大利文？” “没错。我这皮鞋就是意大利的，也是印着这种字。要不，我脱鞋子给你们看看？” 小宋赶紧捂住鼻子：“要死呵？” 副科长说：“如果真是意大利的，那就最危险！”见听者都停止了口腔运动，又说：“意大利、瑞典、芬兰，都是老毛子那次核泄漏最严重的污染区，放射性污染三十年内不会消除，专门导致癌症。相当于三十颗广岛原子弹的污染量，你们懂不懂？这些草莓，肯定是意大利奸商输出污染，就像当年向我们卖鸦片，非常恶毒。” 他又打开抽屉，翻找出一张剪报，“你们看，受了这次核污染的苏联青蛙，不，前苏联青蛙，都长到三十公斤一只，大得可以踩死小孩。” 小任脸色转暗：“是呀，我也觉得这些草莓味道有点涩。” 小陆吐了一口，“是有些涩。” “怪了，我怎么没觉得涩呢？”小宋觉得自己的好心没得好报，一腔怒火朝小任发泄过去。“你们真以为他懂意大利文？任矮子，算了吧，你什么时候真穿过意大利皮鞋？保不准是哪个乡镇企业的冒牌货吧？” 小任不堪侮辱：“我没穿过意大利皮鞋？笑话，我连鞋垫都是进口货！” “既然是名牌鞋，你的脚怎么还那么臭？” “我的脚爱出汗么。” “现在的洋商标也能伪造。” “看质量，看质量吧。什么皮子，行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小宋惊叫一声：“你不要脱鞋！” 正在这时，他们突然安静了。副科长觉出一点异样，抬头一看，发现是处长出现在门口。天呵，早不来，迟不来，处长大人怎么这个时候来？副科长大写汉隶魏碑的时候他不来，上班提前下班延后的时候他也不来，手里捏着一颗草莓的时候，怎么他偏偏就…… 处长咳了一声，看看满桌的草莓，更是暗皱眉头脸生愠色，拉长着脸问：“那个批文办了没有？” 副科长欠欠身子：“我昨天去晚了，物价局已经下班。” 处长问：“你去得那么早，怎么晚了？” “我是走路去的，公共车太挤。”副科长没敢说坐中巴太危险。 “这么火急的事，你走什么路？是趁机逛街购物吧？耽误一天，就要损失四五万。你要对此负责！”处长大为震怒。 “不要紧的，没那么严重……”副科长不想在下属面前太丢面子，但很快觉得自己的笑不合时宜，想刹住，但脸上隆起的肌肉已经撤不下来。 “你说什么？” “对不起，我刚才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 “不，你说得很清楚，很明确。这件事对你来说当然是不要紧的。公家的事么，有什么关系？你们来上班，不就是来喝开水喷口水领薪水的吗？”处长刺人的目光移向草莓。 副科长怕上司误解，忙介绍：“这、这些草莓可能有毒……” 处长冷笑一声：“放心，我尝也不会尝的，我不会穷到没吃过草莓的程度吧？” “处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处长一甩手走了。 下午，副科长被叫到人事部主任那里，听到了自己被解除职务的决定。他呆得半晌没说话，本来应该大拍桌子，应该大声骂娘，应该跳起来抓到什么砸什么，但他竟然一个劲点头，只有悲愤泪水在眼窝子里旋动。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吧？他儿子都当硕士了，他老婆也公差出过国了，他倒连个副科长也不是了，只能去管资料或者当传达。他呕心沥血地尽忠职守，没迟到过，没早退过，没贪污受贿，没乱搞女人，更没攻击过国家领袖的长相，只是没向处长说清楚草莓的问题，就遭到这种惨绝人寰的迫害？ 他终于冲着人事部主任大吼一声：“狗屎！”然后大义凛然地朝卫生间走去，吐了一口痰。他横下一条心，不再惧怕长官们宽大无比的写字台，不再惧怕长官们笨重无比的真皮沙发和光可鉴人的地板，眼下他要直接去找局长，如果局长不主持公道，他就去找市长乃至省长，哪怕到北京天安门去喊冤，请愿，绝食！ 他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看见门上贴有一张“最清洁”的红标签，举起手来，迟迟没有敲下去。 对门的办公室开着门，门里似乎有人影，注意到他对“最清洁”的兴趣。 再不敲，也许要被别人误会为偷听首长机密。他咬咬牙，眼一闭，挺胸缩腹，豁出去了——嘣。 门内没有动静。他再敲了两下，门还是没有开。这就是说，局长没在这里。这也就是说，他是说到做到，真的来找过局长了，只是局长逃之夭夭。他放下心来，而且及时地开始生气：“周局长不在？怎么又出去了？不像话么！”他走进对面开着门的秘书处，打听局长的去向。那里只有三位小青年，怯怯地说不知道，当然使副科长更长脾气：“文山会海！文山会海！官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他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这件事他非负责任不可！” 小青年吓得忙给他让座，不知他是何方神圣，手里持有何种上方宝剑和朝廷密旨，竟敢对局长开骂。“请你不要生气……”有一位女秘书这样说。 “我能不生气吗？”副科长一见对方唯唯诺诺的熊样，心里更上火，“说是去开会，哪有那么多会？说不定是去泡温泉吧？打网球吧？搞什么不可告人的拉拉扯扯吧？领导作风都是这个样，一个机关的工作能好到哪里去？” 秘书们已经脸色惨白。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我知道，你们也不是没意见。可你们怎么敢说呢？不想提拔啦？不想提薪水啦？不想跟着领导出国啦？你们溜须拍马还来不及，怎么敢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口口声声是社会主义，我看呐，你们这里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 他把三位秘书都吓得如鸟兽散，不知跑到哪个房间去了。 但他觉得很痛快。一旦不把乌纱帽放在心上，他就有了见官大一级的威风，简直可以遇谁骂谁，逮谁灭谁，如入无人之境，哪怕就是周局长眼下站在面前，他也有胆量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大不了就是丢个副科长吧？正如他对小宋姑娘说过的：副科，有什么了不起？听起来像妇科，其实是很难听的。当了这个芝麻官就得多操心，多出差，多陪吃喝。但多操心不会闹出冠心病和高血压？多出差不会撞上车祸、空难以及流行传染病？多陪吃喝不会遭遇假酒、毒米、潲水油、问题纸巾、黑心味精、污染瓜菜？因公殉职的可能性成倍增加，算来算去有哪一点强？ 因此，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小宋完全误解了他的心态。又是冲水泡茶，又是开电扇送风，都是些安慰性的动作。可惜台式电扇有些毛病，小宋猛拍机头，还把指头伸进保护罩里推拨扇叶，反正殷勤了好一阵，才使风扇转动起来。 前副科长倒是很有雅兴，摆出文房四宝，主动向同事们赠送墨迹。他给小宋、小任、小陆各送一张，都写上愤世嫉俗的一些话，比如给小宋的一张就是：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字字均有萧然出尘之姿。 同事们都夸他的字好，要了一张还要一张，使他的情绪更为高昂，以至下班时远远看见处长钻进小轿车，不无鄙夷地哼了一声，立刻幸灾乐祸地想起前不久一辆小轿车自燃爆炸的消息——虽然消息与处长暂时没有关系。 他一路回家，既当公安局，又当卫生局、工商局、交通局以及教育局，反正今天长脾气了，见不顺眼的事情就开训，吓得随地吐痰的赶快认错，不走斑马线的赶快道歉，乱摆摊点的赶快挪地方，没戴正帽子的警察赶快整顿风纪……人们都不知道这位爷是哪来的，不知道这位爷今天如何这样凶狠。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都对他让几分，不敢还嘴，嘿嘿赔笑，夹着尾巴走人。 后来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他当时在大酒楼旁的巷子口遇到天气预报，本想同对方谈谈自己的愉快心情和新的人生，没想到对方像不认识他似的：“你不是病了么？” “我病什么病？” “我怎么看见你在街上呕吐，还有个警察架着你。” “胡说八道，你肯定看错了。” “是么？”天气预报有点拿不准了，“未必是我做梦……” 前副科长想转入正题，不料对方正接待一个顾客，只好暂时耐心地等一等。他当然得找到一个等待的理由，于是朝旁边一个瓜摊放去眼光，热情帮一位顾客挑瓜。“你那个不行。下面那个好。不是那个。是下面，再下面。对，再下面那个。” 顾客有点犹疑，付钱之前定要用刀在瓜上剜出个小孔，朝孔里瞅一瞅。 “红瓤么？没错吧？” “确实是红瓤。谢谢你。” 可惜，买到瓜的顾客走了，但没有新的顾客到来，而且他持续地指导人家买瓜算怎么回事？他左右看看，终于一眼看见了对面的海通大厦，还听到那边的轰隆一声闷响，立刻找到了新的教训目标。嘿！他不是打过市长热线电话了吗？那里怎么还不停工整改呢？怎么还在野蛮施工？你们好大的狗胆！ 他把提包交给天气预报暂管，冲过大街，冲向工地。不出所料，他发现的事故隐患一个接一个，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溜临时搭起来的简陋木房，挂着“工地指挥部”的招牌，但人影也没一个。几张东偏西倒的办公桌上，除了一个印油盒子，全都布满厚厚的灰尘，哪有一点有效管理的迹象？墙边堆放一扎扎草绳捆扎的瓷砖，有几扎散了，碎砖片七零八落。还有一辆没有轮盘的残疾摩托，机油在地上浸染出一大片。如此乱七八糟，就像个荒货场废品店，能不出事故么？排椅上还有个什么东西，他走近一看，才知是一个小男孩，蜷缩在一件大雨衣里睡觉，身子一动也不动。 他努力相信那孩子不是一个死婴，努力相信附近的房间里没有凶手。又等了一阵，他仍不见领导出面来接待，只好怒冲冲自己拾一个安全帽戴上，直接去施工现场兴师问罪。一路上仍然是湿漉漉的，水从脚手架上哗啦啦飘洒下来。“闲人勿近”的警示牌倒有几块，但一直没有人盘查和阻拦。他已进入楼体内的阴暗，踏着还只是水泥坯子的楼道，一层层往上攀登。当他来到第十八层，他已经被自己的巡查结果震惊了。看看吧，胡乱连接的电线到处都是，没有遮拦的空洞到处都是，这不都是可以要命的定时炸弹？水泥、砖块、钢筋、模板、钢窗框架、油漆桶，随意堆放着，阴险地潜伏着，随时可能对大楼下的人头构成致命打击！只要谁不小心撞一下，或者来一阵强风，这些凶器完全可能乘机发动，大展身手地向楼下呼啸而去！ 他紧紧抓住水泥墙坯里冒出的一个钢筋头，虚虚向前探了几步，靠近楼板边缘，目光飘飘摇摇坠向人间。他看见很多低矮的屋顶上，有杂乱的沥青块、废砖堆以及电视天线，构成让人失望的俯瞰景观。他还看见街道像悬崖下的河道，涌流着密密的脑袋和脑袋。他这才发现，这些肉质脑袋何等脆弱，忙碌得何等侥幸，连高空坠下的一颗小石子也难以承受吧？ 高空风大。一阵强风鼓来，他连忙蹲下，感到楼体在风中摇晃。 他大喊：“你们的负责人呢？” 几位民工看看他，其中一个摇了摇头。 “乱弹琴！草菅人命，该当何罪！停下来，你们都停下来！” “你说了算呵？” “人民说了算！法律说了算！” 他发现了几个空汽水瓶，举步探向前去，把它们一个个捉住，移到远离楼体边缘的安全区来。就在这个时候，一摊水渍让他差一点滑倒。他听到哗啦一响（事后估计是他踩到了一块竹跳板，使跳板那一端突然翘起），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又听到当的一声（事后估计是竹跳板将两个钢管弯头弹射出去）。人们回头一看，有一个弯头碰到脚手架，落下来了。但另一个弯头优雅地翻了个跟头，飞出脚手架，曼舞长天，奋翅升腾，升得越来越慢，最后似乎在空中停了一瞬，悬浮在西边的晚霞之上，爆出一颗灿烂的金光。然后，它开始缓缓下沉，下沉，下沉，沉得越来越快。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它穿过晚霞，穿过远山，穿过高楼公寓千家万户的窗口，落下去了。 没听到它落地之声。 它种入了寂静。 前副科长走出楼体时，被一些吵吵嚷嚷的人围住。经查证，确实是他肇事，高空坠物砸伤了一位市民。还有人怀疑这是谋杀。 “这家伙鬼鬼祟祟，在工地转悠好久了。”一位民工揭发。 “这家伙来历不明，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另一个民工作证。 “你还是书法家？”警察搜出一个证件，“哪里偷来的？” …… 他在警察面前有口难辩，双眼发黑，胸口堵得慌，一弯腰，一注酸水从口中喷射而出。天旋地转之时，他注意到这里依稀是邮局门口，身旁有一位警察扶着他。他觉得这影像有些熟悉，有点来由，细想又想不起什么。 愤怒的人们扭送他去派出所。他觉得自己应该体面些，可恨一个陌生人死死扯着他的衣袖，崩掉了他胸前的一颗扣子。他的衣襟也歪歪地吊起来，肚皮一侧有些凉。他的另一只手也被什么人揪扯着，完全不能动弹，没法抬上来抹去嘴角的酸水。他只好把头扭向另一边，看着路边的电线杆。 电线杆都是一个样。电线杆总是一个样。 1993年1月 北门口预言 北门口预言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红岩》，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 城楼靠河，乌鸦总是栖在城墙上，凝视河水里涌荡着的夕阳或晨星。船到了，船客们钻出船篷，忽觉世界明亮耀目，脸上红红的兴奋，便开放在满河的捣衣声及其回声之中。外地人东张西望，鼻梁几乎承受不住凌空欲下的楼影，还有斑驳的青苔、蓬生的蒿草以及城门上“古道雄关”几个汉隶大字。他们顾盼之间不免暗生一丝惊愕，觉得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只是无从打听。 船客们的竹背篓里，多背着穷人的营生。他们有时付不起船资，就用劳力作为抵偿。从辰州到这里溯水上行，一路上三十六滩。每遇到河道狭窄处，哗哗白浪一排排自天而下，船靠岸略停，不用吩咐，这时候自有一些船客挽起裤脚下船，依次搭上一条纤索，拉着船体逆水而上，就算是给船家交钱。纤索悠悠弯弯地悬垂，似乎并未吃上力，却不知纤夫们何以拉得一个个都四肢伏地，一颗颗屁股高高翘起被太阳烧烤。他们涨得脸红脖子粗，额上青筋暴出，大口喘气的嘴巴几乎就要啃着地，啃着河岸上粉红色的野花，啃着岩鹰偶尔投撒过来的影子。本地人把行船叫做爬船，我开始以为是对划船的误读，后来才觉得叫爬船也很确切——纤夫们一路上确实就像狗一样爬着。 他们沿着河爬进山来，是为了这里的桐油、竹木、沙金、兽皮，还有鸦片和枪。揣度外乡人的目光，首先来自北门口的一些老妪。她们端坐街面上，守着面前小摊上的粽粑、甜酒和醋萝卜，脸上布满如网皱纹，面色油黑光亮，酷似一件件烟熏火燎过的根雕。如果不是逢集，街面人少，她们便少有买卖，但她们仍然天天守在这里，似乎不是为了买卖，只是要列阵迎接暮色，静观岁月在小城里的流逝。 过了街口，有臭粪和飞蝇，有汉子们抽着烟三两相聚，便是牛马场了。这里买牛不论老少，用一根竹条箍量牛的前肋，再以拳宽比量竹条，依长短定出价格。水牛至十六拳为大，黄牛至十三拳为大，此为“拳牛”。买马则须论老少，看牙口，看毛色，还用木棒从地面比至鞍脊，高至十三拳为大，此为“比马”。至于木柴买卖，人们从不用秤，只是把劈柴码成四方垛，用脚比量柴垛的长短，就算估出价格。他们对脚的大小从不注意和计较。 北门口以前是杀人的地方。 买卖若谈成了，汉子们一高兴，大多会去饭店喝酒。店堂里支着几口铁锅，锅下炭火不熄，锅里浑汤长留，周围有窜来窜去的狗，还有杂乱的板凳或矮椅，留住客人们在木板上的余温。新来的客人一进门，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点头笑笑，叫一碟牛肉或猪脚，选一口锅倒入，从容烫热下酒。若是客人多了，锅不够用，店家会取来铁质隔网插入汤锅，将一锅隔成两区或三区，让两三拨客人各得其所。这样一来，锅中食料虽有分隔，但油汤隔网相串，故名“百家汤”；因常年不绝，浅了便加水，加水又见浅，再得名“万年汤”。这种老汤熬煮各种肉骨和菜蔬，翻滚着热辣辣的红油，不知被多少双筷子搅和过，黏糊糊聚天地百味之精华与千家万户之和气，最让客人们欢喜。 酒到三分，他们脸上放出红光，忍不住一手托腮，开始相邀对歌。与拉山歌不一样，这种近距离对歌不在乎声高，只在乎辞巧，因此托腮几成歌手的标准动作，有点像以手遮嘴讲点悄悄话。他们上一板，下一板，一接上头便要比个输赢，常常唱得凉凉暮色流进店来，注入他们的衣袖和他们空空的酒碗，还迟迟不肯散去。在这时候，听歌人其实比唱歌人还忙碌，目光齐刷刷地随着歌声在对歌者之间来回转移，待歌声一落，便评议歌词的优劣。这句好。这句杀得有劲。张老板肚子里文章好多呵。诸如此类。他们精确地审度形势，及时地表彰优胜，巧妙地挑唆情绪，促成一场场诗歌的拼杀。歌手不斗气他们不开心，真斗气了他们又急急劝解，甚至掏钱买酒给歌手们一些安抚。 唱到斗气时，歌手们常有的诅咒之辞是“你烂嘴烂舌讲鬼话，北门口去啃泥巴”。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北门口去啃泥巴”一语自然恶毒。这里的人都知道，以前只要铜号声一响，北门口就特别热闹。不用士兵吆喝，摊贩们纷纷闪避，让出城门下那一块地坪空空荡荡，任蝴蝶在那里翻飞嬉舞。因为人们已有经验，有些死囚性子烈，死到临头还要发点脾气，把士兵的手咬去一块皮肉，或者一路上把货摊哗啦啦踢个遍。有一次，一口炸油饼的油锅被死囚踢翻，扬起一匹金浪，烫着了一条狗。这条狗的屁股头至今还红鲜鲜地溃烂了一块，难以摆脱苍蝇的追绕。出于同样的理由，娃崽们此时最让人悬心。他们闻号而动，焦急万分地迅跑，小小赤脚在麻石街上几乎不发出什么声音，接下来在大人们腰边或胯下钻挤，一心把杀人场面看个真切。母亲们免不了到处寻找自己的娃崽，一旦找到便咒骂，便揪耳，便打屁股，把他们鸡一样提回家去。 原来的刽子手姓曾。姓曾的老了以后，又换上了一个姓周的，人称周矮子，周老二。姓周的比姓曾的杀得好，动刀前不用喝酒壮胆，下刀时也不大声念咒，自己身上干干净净，从不曾沾一滴血。他不用板刀，只用拐子刀，每次刀口朝外，贴在自己右臂一侧，听到行刑官下令，便从死囚身后抄上去，横肘一抹，人头落地，动作轻捷利落，旁人还来不及看清刀下奥秘，他的差事就已经完成。人们说，他还可以双刀斩双头，动作一次性完成，叫左右开弓，叫阴差阳错，此绝技不轻易示人。 要是他事先得了死者亲属的银钱，自然会在刀下做点手脚，横肘一抹时看似威猛，刀却极有分寸地暗暗带住，留下一两寸未断的颈皮，连接死者的头颅和身躯，这叫留一个全尸。至于没有亲属来事先打点的，或是獐头鼠目面相刁恶的，痛哭流涕贪生怕死的，周老二一声冷笑，嚓——人头便扬起黑发滴溜溜地旋转，旋得飞快，旋出老远，一直旋到街边的粪水沟里，五官被粪水污得一塌糊涂。脑袋受了这等折磨，身躯还必定扑通一声向前扑倒，算是最后服罪一拜，尊严荡然无存。 这种死法，自然让各位看客目光僵直，倒抽一口冷气，很长一段时间内还精神恍惚。据说有一奸夫，虽然奸情并未败露，但自从在北门口看过一次杀人，已吓得魂不附体，疯疯癫癫几日以后，一根绳子上了吊。 周老二杀人杀得名气大了，便杀出了新规矩。每次完成差事，他提着拐子刀从北门口大摇大摆回家，见到肉案，不用问是谁的，不用看是什么肉，随心所欲砍上一刀，三斤就是三斤，五斤就是五斤，挂在刀尖上，扬长而去，无须说话更无须付钱。这叫做吃“揩刀肉”，谁也奈何他不得。以至后来一听到北门口号响，街上的肉贩子都神色慌张，赶紧收拾摊子躲避，怕被周老二撞见。 周老二没碰上肉案，气不打一处来，便用刀尖戳几个馍，戳一串饼，也算聊作退而求其次的补偿。他的拐子刀泻一道寒光，是他这一天白吃白喝的特权，指向哪里，哪里就得有贡献，哪里就有人赔笑脸。有些人也许是想早早与他拉好关系，见他来了总是尊称“四爷”，又是搬椅子，又是泡茶水或切瓜剥果，阿谀奉承之辞不绝于嘴，似乎只有把这位爷侍候好了，自己日后才有全尸的可能。 “刘麻子他胆敢躲老子！”周老二咬牙切齿，指的是一个肉贩子。 讨好者跟着愤愤：躲什么躲？四爷不是看得起你，会到你的案子上揩刀么？ 或者说：这家伙不仁义，将来总要落在我们四爷手里。 只是此语的意思稍嫌含混，不知“落在周爷手里”一语，是指到时候砍下猪肉还是砍下人肉？ 不过，周老二也有碰到对头威风扫地的时候。这一次，县衙发布文告，处决一个土匪头。此人是个黑大汉，魁伟身材，从监房一直骂到北门口，又大喊：“姓彭的你在云家湾等呵——”不知话里隐有什么故事。他临刑前拒不低头，更不求全尸。挨过第一刀以后，扬着血脖子差一点站起来。挨过第二刀以后，脑袋虽已栽倒，但骂声仍在继续。最后，他挨了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让周老二颇费一番手脚，拖泥带水的很没面子。更重要的是，他估计周老二在身后靠近，很有心计地突然改变姿势，由双膝跪地改为盘腿而坐，双腿朝前顶着，暗暗用力，确保自己倒下时是坐死而不是跪死，是仰死而不是俯死。颈腔向后一翻，鲜血还喷溅过来，喷红周老二衣襟，使他狼狈不堪，少见地污了身子。见此情景，看客们都暗暗敬佩，有位后生情不自禁大喊一声：“好——”兴冲冲地一个劲卷衣袖，似乎受到什么启发，就要上场去比试比试什么。 土匪头身坯肥大。要抬他去游乡示众，四个人还抬不动他，只好把他拦腰锯断，分开负担。锯到骨头的时候，发现骨头太硬，怪不得周老二大费周折，于是嘎嘎锯骨声从北门口一直顺着石阶滚下，蹦跳到河滩上，惊动了河边的船客——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恰逢天气很热，为了防止尸体速腐，保证四乡百姓都受到警示，兵丁们给他全身抹上消毒去虫的石灰。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石灰沤过的人肉慢慢变成了绿色，兵丁们只好抬着这绿手绿脚绿脑袋，如抬着一个地府阴曹的厉鬼，走进稻草垛子散发出来的炎炎初秋。 像以前某些土匪头一样，黑大汉在伏法前已被从头到脚搜过多次，未搜出什么珍奇，以至众人疑心他腰缠万贯的传说恐是虚名。不过，他的小老婆最后赶到北门口，号哭一阵以后，从容脱去亡人的鞋子，套在脚指头的八个金戒指一亮，跳入围观者的眼中。有人立即捶胸顿足，娘哎娘哎地悔恨自己刚才粗心，诅咒自己的命运。 这都是一些传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此地官匪难分。有些官军脱了制服便成了土匪，有些土匪穿上制服又成了官军。但不管是哪些人穿制服，坐衙门，贴文告，周老二照旧一把拐子刀干他的差事。曾经有一次，一位新来的长官倡导新制，用枪毙代替斩首，差点端了周老二的饭碗。不过这位长官很快便被更新的长官当土匪给斩了，一切又回复旧规矩。人们也觉得还是旧规矩让人放心。用周老二的话来说，放枪嘣一下就了事，放个屁一样，杀没有杀威，死没有死相，还费铁子，成何体统？ 这位倡导新制的长官是外来人，号召富人减租，要求穷人读书，令众人颇感新奇。他不抽鸦片，不纳妾，不嫖娼，不赌钱，不收礼，还不坐轿子，也不准手下人这般逍遥。一位强奸民女的结拜兄弟，被他割耳朵下了大牢，令百姓拍手叫好深为敬佩。但跟着他长久了，他手下人便渐渐觉得清苦乏味，没有多少好处。连钱都不能赌，连女人都不能嫖，那不等于跟着他坐牢么？百姓们开始还觉得他仁义，但后来发现这家伙自己走路，自己扫地和擦灯罩，哪像个官呢？发现这家伙不常杀人，那还有谁怕呢？再想想，不像个官的人，大家都不怕的人，能把衙门坐得长久？ 他们开始叫他“王圣人”，后来叫他“王癫子”，见他和善如常并不气恼这一绰号，更认定他确确实实癫了，去北门口啃泥巴，恐怕是迟早的事。 又一支军队来了，把王癫子一伙赶到霸王岭，连攻十六日没攻上去。最后传下命令，凡下岭投降的，只要办一桌谢罪酒饭，洗心革面，三年之间欠租的减租，欠捐的免捐，祖坟一律受到保护。其中献上王癫子的更可得重赏。这一招果然灵，不到两天，王癫子便由他们的几名卫士五花大绑押下岭来。 北门口的号又吹响了。人们拥挤着争看墨迹未干的文告。听文告上说，匪首王犯文彬，江西某州某县人氏，惯以伪善欺世，实为衣冠禽兽，曾奸宿其婶其嫂其媳，每天还食人肉若干……众人看此文告都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事？还有这样丧尽天良的畜生？一些曾经在王癫子管束下很少逍遥的人，一看文告更加上火：他娘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呵？他原来也是一肠子屎，为何倒压着我们当菩萨？ 正当人们交头接耳之际，一位女子哭天喊地冲到北门口，头发散乱、泪流满面，一只鞋子脱落。她冲着汉子们抢地磕头，央求道：彭家大叔，罗家大叔，石家大叔，你们讲句公道话吧。我家文彬没有吃过人肉，没有吃过人肉哇—— 汉子们沉默，低下头往别人身后躲。也许他们并非胆怯，只是说话得有凭据，得给他们慢慢查实的时间。他们躲过女子的目光，皱着眉头，抹抹脸皮，深深呼吸，似乎暗示他们正准备这样去做。 冯家大叔，张家大叔，李家大叔，你们大家都讲句公道话哇。我家文彬从不伤风败俗，压根儿就没有嫂嫂和儿媳呵—— 没有嫂嫂和儿媳，可婶娘呢？汉子们个个都义道，但仍然无法声援，只能含糊。 女子的声音逐渐嘶哑和稀薄了。她被两名士兵揪住头发，拖到牛马市那边去了。北门口只留下她的一只鞋子。 王癫子就是在这天一命归西。他似乎不怎么好汉，临刑前居然哭了起来，让周老二十分看不起。周老二下手时狠狠用力，让死者的脑袋不但尽旋，而且蹦跳，一路血泪交迸，最后滚到臭粪沟里。只是收刀以后，周老二觉得背上扭得有点阴痛。开始还没在意，回家后觉得越来越痛，最后摸到蚕豆大小的一肉团，硬得让人心疑。他请郎中看，郎中说是毒疔，来者不善，一定是来收命的。 几天之内，这颗毒疔越来越硬，竟有碗口大小，黄色的脓头密集相聚，如一颗饱满熟透的石榴鲜红而美艳。一到夜里，半个镇子都可以听到刽子手彻夜的号叫，狗吠也随着此起彼伏。再仔细听听，在号叫间歇的寂静里，有麻石街上轻轻的脚步声，时有时无，似远似近，不知是何人还在深夜独步。 有人说，可能是王癫子冤死，周老二才遭此冤死鬼的报应。人们这才想到，王癫子可能确有冤情。比如说他吃人肉，那时候北门口几乎没吹过号，他有什么人肉可吃？难道是去掘坟吃腐肉不成？又比如说他淫乱，但他当时不妾不嫖，有什么理由要打几个黄脸婆的主意？……这一想，人们又议论他的遗书。据说他女人只收存了亡夫一纸遗书，后来一直帮人家打豆腐，确实没有接下什么家产。遗书上写着：“既为民生，当为民死。行恶民仇，名善民嫉。仇兮嫉兮，不亦梦兮。”似乎写得有点没头没脑。一位老郎中最通文墨，把这份遗书看了好半天，也支支吾吾没说出个意思。 人们想到王癫子临刑前的仰天痛泣，惴惴的有些不忍，最后在老郎中提议下，凑了点钱，把尸体从乱坟岗挖出，置一口棺材，燃一通爆竹，重新下葬了。 周老二也凑了一份钱。大概是凑得及时，破财消灾，他背上的毒疔竟脓净封疤，好了。他的操刀营生接下去还干了多年，照样杀得很好，照样赚过好些揩刀肉。 我第一次来到北门口的时候，这里早已不是刑场。城楼旁边升起了百货公司的水泥墙，还有邮局、书店、银行以及政府机关，成了守摊老妪们新的背景。有一位伞匠把手中铁板敲得叮当响，走过街市，播一路防雨的警告，又像是敲打出什么暗号。间或有些大城市来的游客，看看残破的城楼，尝尝老妪们兜售的零食，用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把小城拍来拍去。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北门口的来历。 至于有名的周老二，据说他还活着，老得牙齿都掉光了，偶尔去酒店喝一盅包谷酒，在牛马买卖双方之间当中人。他一手拉住买方的手，一手拉住卖方的手，手都伸到对方袖筒里，指头捏一捏，就捏出些暗号，让对方心知肚明。一旦左右两手捏出的价位趋同，就算讨价还价结束，他抽回手一拍，一桩机密的买卖宣告完成。人们说，他年过八旬还精明出众，只是身骨子不太强了，而且看人时还习惯性地往颈根上看，说人还习惯性地往颈根上说。比方说到人的身体，他不大说胖瘦高矮，只说颈根太粗或者太细，说颈根嫌长或者嫌短，让人们有些诧异。说到某人当上了林木站站长，他就说此人干不了大事，颈根与脑袋一样粗，颈后有个扁担坨，活脱脱的贱相，同邮局的彭老三差不多。这里的问题是，说人就说人，为什么又说到颈根？邮电局确有个彭老三，但彭老三从不与他交道，他为何如此熟悉对方的颈根？是什么时候仔细观察并且牢记在心？甚至可随口拿来打比方？ 周老二有时还在干部面前吹嘘，说他也有过革命功绩，理应受到政府的福利照顾。按照他的说法，那年革命党号召剪辫子，没有什么人响应，后来不就是全靠他周老二一把板刀？镇守使授权他惩治长发鬼（有时候他说红军是授权方）。他忙得没日没夜，肩上背着一捆长辫，成天提着板刀在墟场上转（有时候他又说自己骑了马）。只要见到长辫子，他一把揪住，拖到某个肉案上，揪得那人引颈于案，手起刀落，银光一闪，嚓，一条辫子就体温犹存地落入他手中。他革命好几个月，容易吗？总共斩下了几百条辫子（有时候说斩下了几千条，包括洋教士们的假辫子），容易吗？当年再强霸的后生也被他斩得抱头鼠窜，乡下人好几个月都不敢上街赶场。一个最先消灭长辫子的模范县就诞生在这里呵。这样的丰功伟绩，怎么就一笔勾销了？ 有个后生很崇拜地看着他，说你这样革命，后来怎么还去坐牢？ 冤案，冤案么！周老二用没有牙齿的嘴巴说，张镇长他公报私仇呵，他占了我家的坟地还硬说我入过洪帮，完全是无中生有…… 干部们对以前的坟地和洪帮都不感兴趣，敷衍他几句，就向酒店里其他熟人搭腔。那些人也无意听周老二讲古，假装没看见他，只顾划拳或对歌，闹出一阵阵喧哗。就这样，他没争到福利照顾，只好自斟自饮，久久地呆坐，任三两只苍蝇叮在他的眼角，似乎已无气力去摇头或扬手，把讨厌的苍蝇们赶开。他衰弱的目光依旧颤颤抖抖地浮游出去，停留在人们一棵棵可爱的颈根上，把它们逐一轻柔地抚摸。 我住进这个小城，正碰上这里的一件大事。在县里某基建工地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的石俑，共有八个，除了挖断一条手臂，其余基本上完好。最大的一座石俑有活人般高大，神态生动，堪称绝品。连省文物部门派来的专家都惊叹不已。县政府也立即筹资建文博中心，计划利用这些石俑，再加上本地悬棺、城楼以及溶洞，发展本地的旅游事业。 本地人争相来看稀奇。据说有乡下来的一位老妇人，看到最大的那座男俑时突然大惊失色当场晕倒。后来，她醒来时喃喃，说她看见文彬了，那个石头人就是王文彬！ 王文彬是谁？后辈人都不明白。有几个老街坊寻思半晌，讨论片刻，才想起王某就是多年前在北门口啃泥巴的王癫子。他们急忙再来石俑面前核对，左看看，右看看，觉得确实有点像，但又不怎么太像。 老妇人因此一病不起，很快咽了气。她留在街心的一只鞋子重新被人们传说，她后来的命运我也慢慢得知一二。她改嫁一位桶匠，生有二男一女，住城东的小村里，门前有荷塘。她的儿女现在都在外地工作。 我曾沿着河岸散步，看月光如水，把对岸的山影洗得模糊，把流水声洗得明净而清晰。这条陌生的河流，闪着月亮的波光，流向哗啦啦的黑暗。在波光熄灭的前面那一片河滩，野渡无人，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空船，似乎也将滑向无边黑暗不再回来。我来到石俑前，再一次细细观看它们，发现其中最大的一尊双眼平视远方，嘴唇紧闭，似乎不愿说出往事。我摸到了他的腿，感到一种刺心的冰凉。他真像一个什么人吗？真像一个时隔两千多年以后的某个死囚吗？ 我不知道这件古物的制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当年制作时是否参照过什么人的面容。但我摸到了两千年的冰凉。 我还听到了哭泣，左右寻找，才发现不是石俑在哭——哭声来自临江的一座木楼，一户陌生的人家。 这篇文章将要结束了。也许还可以附带说说另一件事。人们告诉我，十年前曾有一位白发老人路过此地，预言十年后这里将土里出金，河里流血。刚好十年过去了，第一句似乎已经灵验：石俑出土，旷世珍奇，招八方游客，纳滚滚财源，不就是“土里出金”么？至于第二句，经好事者们机警周密地思索，终于附会给一家化工厂。那化工厂不知生产什么，排出的废水殷红如血，染红了半条江。烟囱里还飘出红色粉尘，红了墙瓦和道路，红了晾晒的衣衫，红了老人的白发，红了鸡鸭和猪狗，甚至连人拉出的粪便也泛红。我曾见到某家的一只老鼠，如全身抹了胭脂，一道红光射入衣柜底下。这就是十年前老人所预言的“河里流血”？ 我走出红色。为了反映群众的强烈要求，我把搬迁化工厂的事记下来，答应回去后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 1992年6月 领袖之死 领袖之死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花城》杂志及1993年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听说领袖真的那样了，长科一直害怕和悲痛。他是去屠坊砍肉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即就悲痛得说什么也不能砍肉，说什么也不打算接裁缝来家做衣了。当然，他悲痛的资格有点可疑，因为他老爹没有参加过红军或农会，婶子或嫂子也没被日本鬼子糟蹋——人们在忆苦会上常说这样的故事。更要紧的是，他小时候居然去街上读过洋学校，吃红米干饭，鞋子褂子穿得整整齐齐。后来在县城当教师那阵子，去食堂偷过一碗肉，被灰溜溜地开除回乡……他不敢回想这些历史污点，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领袖，如今凭什么也可以苦着一张脸盯着地上发呆？ 他怕被别人看见，也怕不被别人看见——他心里没鬼的话就不必躲藏。他暗暗羡慕女人们。女人们眼窝子浅，能哭。上屋的本善家有位媳妇，死一只鸡仔也可以哭湿两只衣袖。远近四乡无论哪家有了丧事，都会备好红包请她出马，陪主家哭丧。若没有她那气长韵足跌宕有致的说哭就哭，仪礼不成体统，主家还存何脸面？不过她不识字，心里不明亮，有时也哭乱套，把东家哭成西家，把孙子哭成儿子。上次开大会声讨某地主据说是畏罪自杀，她没听清死的是什么人，解开怀襟找着什么，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抹起来。大队党支部书记明希听着听着生了疑色，最后给这蠢婆子一耳光。 村里无人唱戏唱歌了，都戚戚然，互相留意，蹑手蹑脚，不知五官该如何表现似的。有个娃崽见别人踩了他的屎，拍手大笑，立刻被大人们惊恐地扑上去捂嘴巴，打屁股。直到国葬日后才可以笑，这是明希爹的宣告。长科便暗暗数日子，小心度着时光，特别怕蚂蚁爬到颈窝子里去，弄不好，忍不住痒，就笑了，就反动了。 他注意很多乡亲确实比他悲痛得多，自己怎么挤眉头，耸鼻头，干干的眼睛眨巴眨巴，还是没排出水来。倒是急出一身汗，被风一吹，外感风寒。他当然没敢去见郎中，领袖都那样了，他怎么可以小病小疾去找郎中和抓药？他努力悲痛，必须悲痛，于是慢腾腾地迈步，沉缓缓地说话，挑着粪桶去地上泼菜的时候还拉长着脸，似乎已被悲痛压得透不过气来。想想吧，满园猪菜都是他哀思所在，每一声鸟啼都令他悲肠寸断。伟人仙逝，日月无光，他真是没勇气活下去了，真是没勇气把粪水泼下去啦。 他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喝墨水最多的文豪，经常为庆祝会一类写写标语。明希来找他去扎灵堂和写挽联。 他悲痛得还没转过弯来，低低地“哎”了一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听见没有？”明希爹耳朵背。 “哎，”他慌慌惊醒，“写什么呢？” “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归你去想。” “是在老地方开庆祝会？” 话没说完，他已魂飞魄散。娘哎娘，他怎么舌头一溜把“追悼会”说成“庆祝”？在那一瞬间，他已经意识到应该改口，但舌头竟僵硬如脚，转不过弯来，硬是把反动话顺溜溜踹出去了。 “错了错了，我是说开庆祝会，不是开追悼会……”他急忙更正，一边更正一边更为大惊失色，他不仍然说错了吗？他一心狠狠地咬住舌头，但嘴舌完全不听使唤，罪恶滔天地急忙忙直奔最后一个字——“会”。一片静默。他的话说完了。 他两眼一黑。 “你说什么？”明希皱起眉头，深深地盯了他一眼。 他注意到明希注意了他，注意到对方注意了他的注意，注意到对方注意了他注意到对方的注意。他还注意到不远处有两位妇女在塘边捣衣，她们虽没朝这边看，但完全可以听到他说话的。 “喂，有洋火没有？”明希借火抽燃了纸烟，走了，背上的步枪摇来晃去。 自从领袖逝世之后，他一直保持这种备战姿态，对天上偶尔飞过的飞机也很警惕，看会不会丢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炸弹。那锈迹斑斑的三八大盖虽然根本没有子弹，但显然是对一切伪作悲痛者的严正警告。 整整一天下来，长科提心吊胆。村头的狗一叫，他就以为是县公安局来捕他了，后来才发现是个荒货贩子进了村。晒谷坪里有人搓草绳，他以为那是准备用来捆他的，看到后来，才知道他们用草绳去绹牛。咣——身后地塌天崩的一声巨响，他吓得差点尿了裤子。接下去没什么动静，他怯怯地回头探看，原来身后没有明希的枪口，没有怒目逼人的革命群众，只有一只猪崽勤奋地拱吃着泥土。一杆锄头大概是被猪拱倒了，砸得面糊盆翻了个底朝天。这一刻，浑身的血呼呼呼地直往他脑门里灌，灌得他头大颈粗，怒不可遏，抄着剪刀朝猪崽猛扎。猪崽愣愣地瞪了他一眼，任屁股上鼓出一串血水泡，不怕死的样子，发出一声尖嚎，居然迎着危险上，湿乎乎的嘴巴撞偏了他的脸，小爪子在他肩上踩踏过去。他更火了，从桌下钻过去，但未能揪住猪尾。他一直追到屋外的水塘边，才在猪腿上再扎了一剪刀。结果可想而知，猪崽的主人与他大吵一架，双方都咒了最狠毒的话、最下流的话，无非是关于祖宗的，或关于祖宗的祖宗等等十分遥远的人。众人不免有些奇怪，觉得长科今天的凶狠十分少见。 明希到上头开会去了，没看见这一幕。 明希回村时，眼睛红红的，嗓子也嘶哑了，显然在公社又哭过一场，这使长科再次惭愧和恐惧。明希在窑棚子前召集群众大会，宣布新消息。还好，他暂时还没揭发长科的反动言语，也没说世界大战打到了边境。只是说，因为领袖闹革命时到过这个村子，所以国葬那天，大家都要来吊香，上头还要派人来照电视——长科知道“吊香”一词用得不妥，“照电视”应该是“拍电视”，但他根本不敢去纠正。 明希又说，乡亲们到了那天要好好地哭，哭出感情来。本善家的婆娘哭得最好，可惜肚子大了，照到电视里丑人，不要她。那么常兰家的、德虎家的、三桂家的，都要作点准备。这些人都是赤贫出身，在伪政府时期没穿过棉裤，不晓得票子是圆的还是方的。她们有得哭的。 长科盯着书记身边黑洞洞的枪口，心跳渐猛，等待明希下一句就点到他。 “完了。”明希看也没看他一眼，宣布散会，“你们莫带走了砖！”他知道有些人常把垫坐的窑砖偷偷带回家去。 这有点奇怪。明希是等长科写完了挽联再收拾他，还是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失言？ “要你莫拿砖！”明希朝他大喝一声。长科低头看，自己手里确实有一口砖。娘哎娘，他从不敢偷集体的一根草。只是现在他越不想干什么，就越会干什么，脑子里完全装着臭大粪了。他忙不迭把砖送回原处，定定神，眨眨眼，发现自己两手已空，确实已把砖块放回原处了，才稳稳地离开。 村子里的人都矮小，唯长科个头高，做衣费布不说，往人群中一戳，总要出人头地，高出别人一头，颈根凉飕飕地迎八面来风，有莫名的危险感。他知道，到了追悼会那天，他怎么弓着背勾着头也没用，别人不可能看不见他的。倘若到了那关键的关键时刻，可恶的眼窝子里仍挤不出泪他怎么办？他还想不想活？电视可不是好玩的，那是用电的，没有什么东西斗得过电。即便明希爹眼花看不清他，县里的公安局会不会来查他一番？喂喂，人人都哭了，你这家伙为什么不哭？莫不是心里有鬼？你老婆难产的时候你哭过没有？哭过。你侄儿放排淹死在河里的时候你哭过没有？也哭过。哦哦，这就很清楚了么。 长科发现自己确实反动。 想到这一点，他的口舌突然干了，一种猛烈的干燥似乎从脚底升上来，迅速蔓延到全身，蒸发了他所有的血液，灼干了他的五脏六腑乃至眼睛。他眼球痛，眨眼时被眼皮枯枯地摩擦，好像发出了喳喳的声音。他感到喉管干得已经裂缝纵横，空气在裂缝中嗖嗖地流泻。这种可怕的干燥感他以前只经历过一次，就是当年听到开除公职通知的时候。他完了，他相信自己到时候还是哭不出来的，何况明希不可能没听见他的失言，两位捣衣的妇女也不可能没听见他的失言，他的罪证充分。 当然，他活过了这些年，也不算短命，前世没积德，完了也就当死条狗。既然哭不出来就该去坐牢或吃枪子，只是可怜他老婆和一堆娃崽。最小的刚断奶，也长着同他一样的长鼻子，经常东张西望，咿呀学语。当爹的一狠心撒手而去，这娃崽……长科就是带着这一些心思来到了追悼会场，看着前面他老婆弯弯的背脊，还有后颈上一颗熟悉的黑痣。老婆背笼里的嫩崽认出了父亲，在背笼里跳跃。 太阳很烈，人的头顶和肩都被烤得发烧，牛蝇也在烈日下惶惶乱飞。长科刚才离家之前已把水缸挑满了水，已把柴弯里的烧柴备足，从邻家借的灯油和红薯丝也一一还清。该了结的都已了结。他现在又赶走儿子头上一只牛蝇，想象这是最后一次为儿子驱赶牛蝇，想象这是最后一次触摸儿子的皮肤，忍不住心里一酸。但儿子似乎很喜欢牛蝇，咬着指头，张开嘴巴，流下长长一注涎水，冲着父亲笑了。 鞭炮乘人不备地爆响，恶狠狠，怒冲冲，不由人分说，炸得人们的骨架都松散，炸得人们都感到自己虚虚的轻了许多。老槐树上的乌鸦突然惊飞，扑啦啦的黑影子砸在人们头上和背上。家犬也一齐狂吠，吠得每一片树叶都在颤抖。长科的小儿子当然受惊，立刻哭歪了一张脸。长科忍不住把他抱出背笼，紧紧抱在怀里。这是最后的时刻吧？这是儿子无法记忆的告别吧？当父子俩肌骨相亲气息相融合为一体命运与共的时候，一泓热热的东西在长科眼里夺眶而出。 他是追悼会上第一个哭出来的成年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态，也是电视记者发现的第一个目标。乡下人不大了解电视，因此这一天两个电视记者来到村里，扛来一些奇怪的机器，曾给乡民们增添了莫名的紧张。据说鸡躲进了埘，狗蹿到岭上不敢下来，某位后生硬是没能把八十斤谷子起肩上路。就拿追悼会来说吧，刚才玉槐老倌去燃放鞭炮，划断了十几根火柴也没划燃，最后还是明希用打火机帮助了他。更让人火急的是，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不仅本善家的吓得没敢哭，其他几位计划中的主要悲痛者也乱了套，一进会场也好像贼一般，你看我，我看你，惊慌失措，在镜头面前一个个贼眉贼眼，没挤出半点眼泪，只能让记者大为失望。镜头不是枪口，你们怕什么怕呢？记者这样解释。但人们还是在枪口前纷纷躲闪或者后缩。这种枪口用来驱逐好奇的娃崽们倒是很灵。他们乱糟糟地挤乱了队形。大人们的呵斥没有用，明希的铜哨和步枪也没用。实在没办法了，明希就请记者扛上摄像机扫荡一轮，并没开枪开炮，娃崽们就如鸟兽散，逃得远远的。 明希今天也大为沮丧。他率领全家，一人顶着一个麻袋来了。听公社干部说，新社会不兴披麻戴孝，他才怏怏地把麻袋摘下来垫座。这位老书记参加过红军，行军时掉了队，又碰上岔路鬼，才没去参加长征（也有人说他是逃兵）。但他曾经到县城开过会，到省城探过亲，是见过大世面的，因此一直要乡亲们休得紧张，照电视嘛，同照镜子差不多，同医院里照片子差不多，决不会伤皮肉，也摄不走魂魄，没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跟着领袖闹革命，连德国和美国的大炮都不怕，哼，难道现在还怕照一照电视吗？但他无论怎样说，几个妇女的眼里还是没有泪水，连常兰家的婆娘也一脸呆肉，肉纹跳了几跳，还是没有多大希望。 “怎么搞的？”公社干部很不满意，在明希耳边嘀咕。 “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婆娘昨天还哭得好好的，今天是鬼打懵了……”明希觉得自己正蒙受谎报和做假的嫌疑，急出一头老汗。 在浓浓的硫黄味中，他决定继续启发一下大家的感情，先朝领袖遗像三鞠躬，屁股上两块黄泥印子再一次高高撅起。接下来他清清嗓子，大谈领袖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恩德。“同志们，同志们呵，我们伟大的领袖过世了，我们哪个不心痛？大家今天都来吊香，打鞭子，搞得乌烟瘴气，嗯啦，乌烟瘴气……” 身旁的记者怔了一下，拉拉他的衣袖：“怎么能说乌烟瘴气？这个词是要不得的。” 明希眨眨眼：“这么好的词也用不得？” “你疯呵？” 明希只听说过，对领袖的画像和著作不能言“买”只能说“请”，倒没听说过“乌烟瘴气”这个词有什么不好。 他暂时压下满腹狐疑继续演讲，从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直讲到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再讲到最近的晚稻积肥和种秋红薯，历数穷苦人民眼下享受的幸福。“就说我一家吧，如今不就是过地主日子吗？（记者又皱眉了）天天吃白米饭不说，光大柜就有两只，雕花床也有两台，椅子呢，十六把，还有缝纫机一部，打火机两部，吾一部，吾庆强一部！”（记者再次皱眉）他环视四周，看谁还不慑服于他和他儿子的打火机，“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嘛。不光是我当书记，我家庆强和媳妇都是国家干部，我家满女是——沙老太婆。”他是指女儿参加业余剧团，光荣扮演《沙家浜》中的婆旦主角。当然，他得总结得周全，不漏掉最后一名家庭成员：“我婆娘是——”他顿了顿，找出了一个既体面又基本上不违事实的新社会用语，“妇女，嗯啦，妇女。” 有人忍不住笑，记者和公社干部更是哭笑不得。 “谁敢笑！”明希瞪大眼，想找出破坏追悼会的奸细。但他眼有点花，找来找去还是一张张肃穆无比的黄面孔，没有可供他发火的目标。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气氛显然已被破坏。不论明希如何耐心启发，无论他搬出多少铁的事实，也难启发出乡民们的悲痛。明希也自觉讲乱了些，忍不住暗暗怨恨刚才公社干部不让他顶麻袋。就是那一横炮，打乱了他的心思呵。其实披麻戴孝有什么不妥？他朝讲台上的牛蝇狠狠瞪了一眼。 会场上隐隐有些骚动，似乎发生了什么。明希随着旁人的目光看去，看见了高出众人一头的长科，一张哭歪了的脸。 明希心里一软，颇有几分感动。 哭声是有传染性的。长科一溅泪，他的婆娘和娃崽也跟着哀哀，旁边几位妇女更是跟着掩面而悲，很快就带动周围一片小小的哭潮，连明希的泪水也被牵引出来。记者喜出望外和手忙脚乱自不用说，明希爹也如释重负，终于开始激动地号啕，竟完全忘了追悼会的程序，大声说：“长科同志，你来讲讲，你到台上来讲！”又向众人宣布：“长科是老实人，好人呵。他大伯卖豆腐从来是足斤足两的，他婆娘在队上出工从来没走过后面。”他这一刻想起了长科家族的种种好处。 长科被推着拉着上了讲台。刚才不知是哪些人握过他的手，不知是哪些人拍过他的肩，反正一片温情搞得他鼻子更酸。他哭了，真正地哭了。他现在才最终相信了这一点，真是天不亡我，绝处逢生呵。他不光是暗自惊喜和庆幸，而且真该大大地悲哭一场。不是吗？明希刚才称他为“同志”。这就是说，书记不认为他是坏人。就是说，书记不计较他的失言或者不曾听清他的失言。这也就是说，他以后不会下大牢而且可以安安稳稳地吃饭睡觉喂猪种菜看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在来不及思索的瞬间已经发生，已经在那里了。他第一次被这么多人仰视，被这么多人握手和拍肩，如何能让他不哭？ 我们必须说明，长科是完全够格被这么多人握手和拍肩的。他一直忠于伟大领袖，忠于祖国和人民。作为村里的民办教师，他遵照领袖的教导为人民服务，几乎每天翻两个大岭，分别去三个村子给娃崽们上课，包括解开娃崽们打成死结的裤带以便他们排泄，包括给娃崽们洗脸、洗手、洗屁股以及在头发里捉虱子。有一个夜里大风大雨，马灯没油了，熄灭了，他险些滑下山崖粉身碎骨，在墨墨黑的茅草丛里东摸西摸，直到天亮时分才泥水淋淋回了家。他向谁诉过苦没有呢？他看见好些娃崽没钱买课本，就带他们去砍柴换钱。有一次碰上马蜂窝，他让娃崽们先跑，自己被黑压压的蜂子蜇得天旋地转，两天两夜没沾米水，脑袋一直充血，红肿如脸盆，吓得全村的娃崽都躲开他。他向谁诉过苦没有呢？他不但不曾邀功请赏，恰恰相反，就因为他年少无知时偷过食堂的一碗肉，他受到的打击和委屈难道不是罄竹难书？……他终于迸出一个男人怎么也压抑不住的尖锐长号，让尖声直钻人们的鼻窦，剜人们的后脑。会议气氛由此而推向了最高潮。 记得他还哀哀地说了一些话，呼唤领袖不要走，请求领袖给他做主，原本打算秋后带上盘缠去北京看望伟大领袖，等等。 这天的追悼会很成功，很动人。与会者都哭得东倒西歪，连电视记者也抹眼泪揪鼻涕，好几次看不清镜头画面，工作颇受影响。其中一位追悼者还中暑晕倒，由旁人脱光他的上衣，在他背上一把把拔痧，揪出一条条紫黑色的痧痕。乡民们也心灵净化，和顺多了，正直多了，看拔痧的时候谁也不拥挤，谁都很谦让和客气。去给田里下牛栏粪，人们都拣大箢箕上肩，一改平时那种偷奸取巧的恶习。他们一边下粪一边咒骂日本鬼子之类的敌人，咒他们的祖宗。他们继续追怀领袖，痛惜红军当年在这个村子里只吃了红薯，没吃到肉，实在让人过意不去。关于领袖当年在这里是否拔过痧，是骑一匹白马还是骑一匹黑马，他们还争论了很久。 长科觉得周围突然笑脸增多，别人对他多少有些异样。拆台子的时候，各家把自己的门板扛回去，他扛不动，立刻有人来帮他一手。他的斗笠不见了，玉槐老倌立刻帮他寻找，发现自己的娃崽已把斗笠坐瘪，立刻在娃崽头上锄了两丁公，锄得孩子捂头半晌才哭出声来。其实玉槐老倌完全不必这样仗义，只要平时不拖欠娃崽的学费，不来偷长科园子里的辣椒丝瓜，长科已经心满意足。他受宠若惊地对玉槐老倌连连欠身。 不知何时，水塘边已经在传播流言。说是长科照电视照得最多，一照就照到省台和中央台，让各级领导非常满意，可能要重新当国家干部了。当然，当干部就要当粮油站长，那才是好差事，妇女们捣衣时都这样认为。长科嘿嘿直摇手，说诳讲，诳讲，哪有这回事？他哪有什么官相？他只是应邀去县里开过一次会，座谈领袖光辉业绩和学习领袖著作的体会，如此而已。 当然，他心里明镜儿似的。自从他在电视镜头前成功一哭，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渐渐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去县里参加过好几个会，同更多首长握过手。因为参加的会多了，发言的经验多了，他现在讲得越来越丰富，悲痛也越来越出色。比方说，像明希爹一样，他也是从旧社会说起，历数革命人民吃过的苦头（具体是谁吃过什么苦，稍稍说得有点含糊）。发言重点当然是介绍自己对领袖的忠诚，比如被蜂子蜇得脸肿大如盆，三天三夜没沾米水一类（近来开始把两天两夜记忆成三天三夜）。但他革命信念动摇了没有呢？没有。他是否计较个人安危和个人得失呢？也没有。（他开始采用了这种启发学生们的设问自答方式）。每天深夜，他还在油灯下坚持学习伟大领袖著作。每逢风雨，他还在翻山越岭去给孩子们上课，为此他已经瘦了身体，患上了胃溃疡和水肿病……说到这里，他总是两手冰凉，喉头哽塞，差一点说不下去。 他自己也知道，不必这么激动，不应这么激动，太激动就会影响发言效果，就会引来会议主持者倒开水递毛巾什么的，让人不好意思。但他完全没有办法，自那次国葬以后他不知为什么比本善家的还容易抛眼泪，一提起领袖，一听到国歌，他就情不自禁地眼红鼻酸，完全没法管住自己，没法平息胸中奔涌澎湃的悲壮。他总是望着天，任混浊泪水在眼窝里旋动和蓄聚。他嘴唇嚅动和咬合，尽力忍着，忍着，忍着。 台下自然是鸦雀无声，随之而来便有突然爆发的口号声：向魏长科同志学习！向魏长科同志致敬！…… 一排排声浪扑打过来。 口号只能使他哭得更加厉害，让会议主持者更多地来加开水或递毛巾。 长科从此成了大忙人，经常外出，自家的菜园子渐荒。他经常去明希家领取会议通知，甚至身份不明地列席过一两次干部会。他以前很少有机会来明希家，连走过门前也膝头有点发软。他现在才知道这道门槛里其实很平常么。他知道明希的床上蚊帐又黑又破，知道他家梁上有破禾桶和燕子窝，知道他家的猪总不上膘而且互相打架闹槽，知道他家冲豆子芝麻姜盐茶的瓦罐已经缺了个口。他对这个曾经神秘的世界渐渐不以为然。明希递水烟筒给他，请他坐。坐，他当然坐，他热爱领袖当然想坐就坐。 明希嫌凉水没有味，令女儿赶快烧吊壶炒豆子以及磨姜。借这个机会，长科发现明希耳背处有一点燕子粪，便说你老人家今天没洗脸么，怎么耳朵上有内容？他居然伸过手去，把书记光光的脑袋抹了两下。他现在根本不反动因此想抹别人的脑袋就抹别人的脑袋，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放肆地打了个喷嚏，余音袅袅。 好些年过去，明希死了。本来可以抬他去住医院的，他最不能忍受那些没出嫁的红花姑娘让他脱裤子打针，便坚决不去，便死在家里。咽气前他抓住长科的手，紧紧盯住长科的眼睛，像有什么话要说。“你呵……”一口痰堵住喉头，终于没说出来。 他要说什么？成了永远的谜。长科暗自琢磨了很久，因琢磨不出来，自己的头发很快就白多了。 1993年10月 鞋癖 鞋癖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1年《上海文学》，获同年上海文学奖，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日文、荷文等。 一 妈妈说，父亲理发去了。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气很热，夏天还晾在金光灼灼的窗户上。我想象那天父亲照例把衣领整理得十分逻辑与理性，十分合乎社会公德，与守门人谈了几句关于修理自来水管的话，然后踏着地上老槐树的白色花瓣，从容地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寻人的申报，但一连数天没给任何消息。妈妈便自己去寻找，搜寻一切不怀好意的地方，比方铁轨或水井。我想象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挂着漂亮的耳环，有的嘴里镶了金牙，有的脸上凝固某种对邻居或亲人的愤愤不已，但他们都很陌生，不是妈妈搜寻的目标。那是一个人口突然减少的季节，不是因为战争，也没有瘟疫，而是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而这场风暴将来终究会被遗忘或者误忆。 人们兴高采烈地竞相揭发和游行，连我也同样处于激动和亢奋之中，以至我父亲去理发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一连数天在外地享受革命学生的免费旅行，到处观看大字报和标语。 看见母亲每天傍晚怏怏地空手归来，父亲单位上好些面孔总浮出一丝胜券在握的微笑。其实，他们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遗书，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说他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等等。他死到临头还那样语词简洁语法严谨标点准确。但那样一张纸，哄得过那些经常做体操又经常吃补药的同事吗？那些我一直称为伯伯阿姨的面孔，都满脸深刻、机警、大智大慧，竞相把每一声咳嗽都制作得底气十足老沉练达和意味无穷。他们轮番来启发我们全家：你父亲的哲学课和语法课都讲得很好，这样个聪明人怎么会自杀呢？怎么可能自杀呢？不不不，你们得仔细想一想，再想一想，他不可能到什么朋友那里去了吗？比方说，在美国或者台湾是不是有朋友？…… 这样启发的时候，伯伯们和阿姨们总是对我和善地微笑，期待着我热泪盈眶，然后勇敢坦白与父亲的合谋。 妈妈惊恐地叫起来：“不会的，他只拿走了四毛钱，他绝不可能叛党叛国……” “为什么总没找到尸体呢？”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吧？” “他难道蒸发了不成？” 他们一针见血。 尸体便成为一个问题。没有它，悬案就没有结论，我们就摆脱不了同案合谋的嫌疑，就得永远被警觉的目光照顾，就一天也少不了听那些令我们心虚气短的咳嗽。从门外那些脸色看来，很多人们在摩拳擦掌地等待，看吧，好戏还在后头，真相总要大白，事实一定胜于雄辩。这使我们突然明白：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 妈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急得太阳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时一丝丝晶亮的鼻涕被揪甩出来。“人又不是一根针。一根针也可以找到了。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了呢？你就是上了天入了地也得留个影子吧？” 她诅咒父亲：“你好蠢，好蠢呀。你要死，就干干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儿女都小，你不要糟践他们呀，不要拖累他们呀。这院子里有井，家里有电线，街上有汽车，药店里有安眠药，哪里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亲可千万别还活着呵——虽然这种闪念使我深深惊恐，自觉大逆不道而且残忍。 妈妈的哭泣没有使门外的面孔们释疑。他们仍然沉着地看报纸和熬药，沉着地扫地和洗衣，乘凉时把蚊虫拍打得叭叭响，且看这妇人如何再表演下去。在我听来，那夜里此起彼落的叭叭叭，似乎是欢呼新生活开始的从容鼓掌。 妈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寻找计划。她拉上姑姑，每天早晨带上干粮和水，带上遮阳的草帽和蒲扇，两人手挽着手坚定出发。我在家里做饭，等待她们回来。在我几乎绝望以后的那一天，妈妈静静地出现在门口，头一昂，眼里闪耀异样的光辉。左邻右舍也闻风拥入我家，挤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动。“找到了么？”“找到了么？”……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妈。她头一扭，根本不理睬这些家伙。姑姑则小心地说，她们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地方，访到了一位农妇。农妇说一个多月前岸边曾漂来一具男尸。妈妈与姑姑随着农妇的引导，找到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一时找不到工具，两人就用手指去抠。不过几分钟，妈妈就抠到了泥土下一个她所熟悉的衣角，还抠到了一张满是泥巴的嘴——我想象，那个男人曾恨恨地把这个世界咬了一口？ “怎么断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没有来自美国或台湾的电报。 母亲神色激动地宣布，断什么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时间，有当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还有他的羊毛背心……还有什么屁放吗？他死了！死了！ 妈妈的鞋子糊满黄尘，成了个泥壳，右边一只鞋已前头开花，露出了大趾头。她用胜利者的眼光扫视那些面孔，看他们如何躲躲闪闪地表示信任，表示理解，表示迟到的同情，看他们等候多时之后沮丧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妈妈赢了。 大姐哭起来了。 大哥哭起来了。 妈妈也哭了。我们全家有了理直气壮哭泣的权利。我们哭得如释重负安心落意乃至有些兴高采烈——哭声是确证父亲已经死亡的凯旋与庆祝。 但父亲永远不再有了。他消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这就是说，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完饭洗碗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洗完碗喝茶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天气或谈论邻居或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上厕所或去浴室的时候，他不再有了。在我们的一切时刻，他不再有了。 二 父亲是否真正死了，其实我总是疑惑。 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语法严谨地阐述党报社论以及谴责自己的过错，但他就不可能在别的一扇窗子后凝望？或在远方的一条街道上行走吗？不在并不一定是消失。以前他出去讲课，开会，下乡支农，都不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奇怪。“不在”为什么就必定是“死去”？一九八八年，我乘船渡海迁居海南岛的时候，一九九一年我乘机飞离国门看窗外大地刷刷刷滑落的时候，还在困惑于这个问题。似乎我在轮船和飞机指向的前方，还可以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和慌乱，当时我应该跟着母亲和姑姑去河滩上迁坟。那样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据，证明陌生河滩上的陌生死者，并非我父亲。 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肉球，光滑闪亮，膨大松泡，除了眼角一条皱纹有点让我眼熟，那肉球与父亲面容并无太多相似，很有假冒之嫌。大姐还告诉我，死者身上的毛线背心也不大像母亲所为。母亲的针线要粗得多，织出的男式背心不应该是那种麻色，应该是一种浅灰色。 是的，我也记得是浅灰色，浅灰色的毛线背心到哪里去了？ 我仍能嗅到父亲的气息，是他柔软腹部渗出来的温鲜，是他腋下和胸口汗渍的微酸，还有刮过胡子以后五洲牌药皂的余香——妈妈常要他用这种药皂，防治他的神经性皮炎。这种气息来自那一个晚上，当时我跟着他假期支农后刚刚回家，睡在一张竹床上。我醒了，背上很痒很舒服。我发现他正用蒲扇驱赶蚊子，轻轻抚摸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着我背上暴晒后脱落的皮膜，似乎在对妈妈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毛佗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 我惊异万分，父亲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对我有如此亲昵的举动。他平时为什么总是端着一脸严肃，总是离我远远的？ 他又说：“毛佗也懂礼貌多了。那天吃饭，他在老乡面前还能讲讲客气，说老乡烧菜身手不凡，每一样菜都余味无穷，嘿嘿，余味无穷……” 这是我在农民家吃饭时耍弄初中生的文雅，好容易才憋出来的一句，并无什么幽默和别致。父亲也许觉得儿子的表现未受到旁人的重视，后来转弯抹角一再重提了三次。可惜人们仍没有什么反应，叽叽喳喳说着什么谷子和天气。他大概一直为此事遗憾。 我仍然闭眼装睡，希望时间慢慢走。我装着不经意地翻身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装着睡意正浓连嘴都忘记合上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头，停止——在我背上的抚摸。 我忍住了鼻酸。 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软弱。有一次他午睡了，我们几个小把戏愤恨他未能带我们去游泳，悄悄偷走了他的眼镜和香烟，在他头上扎了个冲天小辫，在小辫上挂了些草须。他迷迷糊糊醒来，也没照镜子便出门上班去了。他肯定被同事们哄笑，也忍受着没有眼镜和香烟的苦难，但他回来只是咕哝两句“没名堂”，便算事情了结。我们这才一个个从桌子下或柜子后钻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天他骑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一块破瓷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涌如注。路上围了一圈闲人观看。他躺在地上，看见我哥哥挎着书包放学回家，也挤进人群看了看。不知为什么，哥哥没有任何表情和举动，又退出人群自个儿走了。父亲被别人搀着回家，后来向妈妈偷偷说起这事，显得十分伤心。“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对我哥宠爱有加，尤其对大儿子的作文十分得意。与客人谈话，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话题绕到作文这方面来，然后极为谦虚地提到儿子的作文获奖，说这小家伙生性愚鲁承蒙错爱枉担虚名，等等。那时候他满面红光，大呼大唤地要喝酒。 全国闹饥荒的那些年，他患水肿病，双脚肿得又白又大，经常气喘吁吁，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但他把单位照顾他的一点黄豆和白面，全让给孩子们吃。假期他还抢先报名，去农村参加劳动，然后带着阳光烧烤出来的一身黑皮，带着手上和腿上很多虫咬草割的血痕，疲惫不堪地回家。家里一大堆南瓜和冬瓜，或者红薯和土豆，通常是支农者的收获。在这个时候，他躺在一边喘息，微笑着享受儿女们回家时的欢呼雀跃。 他常常有些头晕，身体不大好。妈妈便给他买了一个很大的牛肉罐头，但他舍不得吃，说过节时大家一起吃。他把它放在柜子上，像供了一座菩萨，让我们充满幻想和兴奋地把它景仰了两个月。其实，这个罐头谁也没吃上。有一个贼来到家里，把罐头拿走了。妈妈气得火冒三丈，骂过了贼就骂他，骂到恼恨处，连他哪次掉了几块钱，哪次让邻居占了我家的便宜，连同他出身地主以至祸及子孙等我们还不太懂的事，也一股脑骂将过去。 他坐在门外，默不吭声。 他没有吃饭，走了。后来那半个月里他一下班就深入街头巷尾，想找回牛肉罐头。也真是巧，他居然找到了贼，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小偷在另一次作案时被发现，由别人扭送到派出所。 当然，罐头早被吃掉，连罐头盒也无影无踪。父亲不但没有要求赔偿，连骂都没有骂一句，看到盗贼不过是一个无衣无食的穷人，还往对方手里塞了点钱。 他从没在家里说过这件事。我是后来从邻家孩子那里知道的。 三 也许，那个夏夜里的父亲预感到厄运来临，预感到自己将要去理发，将要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才给我留下了史无前例的抚摸。他照例不会说什么。这已经足够。这短短的一刻的抚摸已足使我记住他的气息，足使我凭借这种气息去寻找浅灰色毛线背心。他知道他的毛佗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却了他，儿子还是能找到他。他对此完全胸有成竹。 我找出各种借口出门去，比方去看游行什么的。我狗一般地四处乱窜，有时在某条街上接连着来回一二十趟，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据实而言，我怕见到同学，怕见到邻居以及任何熟人，只能专走偏僻的小街小巷。有时候从热闹的大街一拐进偏僻小巷，就如笼鸟归山心花怒放，有一种脱离危险地区的放松。因为在这种小巷里，人们不大可能认识我，不大可能辨认出我满脸的耻辱。他们更不会像学校里的那些红卫兵，贴出“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类标语，把住教室的大门，只容革命家庭的子弟通过，让我们这些所谓狗崽子跳窗子或钻墙洞，在他们的哄笑中滚他妈的蛋。 我到处寻找，追上每一个形似父亲的背影，看他们的面孔是不是能让我惊喜。我去过父亲经常出入的书店、剧院、图书馆、邮电局以及西餐厅，看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是否有什么奇迹发生。我还去过郊区，想找到父亲说过的一个小屋。他说那小屋依山傍水，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还有一个葡萄架，有葡萄架下竹制的桌椅。还记得他说过，小屋的主人姓王，用石头垒墙，用石板铺地，家具都是用粗大的原木随意打成，几橱好书涉及古今中外，一个装酒的葫芦和一个大嘴的陶质猪娃，给他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走遍大江南北，就发现了那个神仙的去处，真想自己一辈子都住在那里。 他现在是不是隐居在那个石墙石地的小屋？如果是的话，我该去哪里寻找它？半个月下来，我找遍了南郊与北郊，东郊与西郊，几乎一切依山傍水的地方都没放过。有时候我觉得目标已经逼近，觉得自己被一双隐藏着的眼睛盯着，甚至感到父亲的气息就弥漫在某个门口，或某个墙根，或某个小道。就是说，他来过这里，或者说刚才还在这里。只是我猛一回头，他就闪身离开或弯腰躲藏，不让我识破他布下的迷局。 有一天在渡河码头，我发现人海中有一条身影极像他，也是花白的鬓发和宽阔的肩膀。我跑过去，但要命的人影一头扎进了公共汽车。 我应该喊他吗？应该喊他爸爸吗？我稍一犹豫，汽车就慌慌地开走了。 “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么？”我问一个摆茶摊的老汉，“他穿着什么样的鞋？多大的年纪？是不是有点像我……” 老汉缓缓地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嘴巴大张却迟迟未发出声音。他的牙齿稀疏，牙缝宽松，残牙像几根生锈的小铁钉。 “老大爷，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吗？” “河里涨水哩，伢子。”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河里涨水啦，晓得么？”他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缓缓落下宽大的眼皮。 也许这是一句永难测解的谜语。 他是洞悉我父亲一切的，只是冷冷地不愿告诉我。 我后来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她惊愕地拉长脸：“哪么可能？诳讲。你爸爸只怕已经骨头化水了。他是我一把泥一把沙从河滩上抠出来的，我眼睛瞎了么？” “那么，浅灰色的毛线背心呢？” “背心？” “是呵，浅灰色的毛线背心，为什么对不上？为什么变成麻色？”我像当初伯伯阿姨们那样稳操胜券，把她一语问住。 河里涨水啦。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问多了，她还对我的固执有些烦恼，直催我赶快去睡觉。她说可能是麻色的，可能是灰色的，可能是草色的，她都被我们弄糊涂了。不过这根本不要紧。要紧的是赶快扎鞋底，我的一只鞋已经掉了跟，得赶快做一双新鞋。 每天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地排列在桌上，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但几年后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怀里竟揣着一扎两千多元的钞票！却不知那些钱来自何处。）显然，这里没有买鞋的钱。她从此特别热心做鞋，扎的鞋底也特别硬，做的鞋子也特别多，一双一双我们根本穿不过来。她把细线搓成粗线，常叫我帮忙牵牵线头。她用米汤糊裱鞋面，剪下的黑色鞋面晒在窗台上，像停栖许多乌鸦。 为了省钱，她不光做鞋，还做衣，织帽子和围巾，把乘车改成走路，把买报改成借报，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还向机关退掉了一间租房。在更加拥挤的房间里，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我曾经在小说《女女女》中提到过，我当时常常很懂事地把妈妈的脚抱紧，让她感受到儿子的安慰。她的脚干缩、清凉，像两块干冬笋，大趾头被鞋子挤压得向横里长，侧骨便奇特地向外凸突许多。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追着这双脚打转转，有一次顺着它仰头朝上看，还看见她裤子上一块暗红色的血迹——后来才知道那是女人的月经。我不知道这种回忆是让我恶心还是让我同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不愿意把母亲当着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比方说把她想象成一个有月经的女人，有性爱的女人，有过花前月下眉来眼去的女人。儿子也不愿意把父亲当着一个普通男人甚至一个卑俗的男人来想象，比方想象他拉屎撒尿，想象他偶尔暗生淫念，想象他大祸临头时见死不救只顾自己逃命，想象他为了讨好上司而不惜摧眉折腰，甚至口是心非出卖朋友……而这一切都可能吗？经验总是残酷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可能的。尤其几年来父亲与母亲多了许多鬼鬼祟祟的嘀咕之后，我朦胧感觉他们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但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我没法不爱他们。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曾经拉屎撒尿甚至暗生淫念甚至见死不救甚至摧眉折腰，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卑俗我也卑俗而且我的后代也可能卑俗，但我没法不爱他们，我的亲人。我把妈妈的脚紧紧抱住，让这两块清凉的干笋在我胸口慢慢温暖起来。我还想抱住父亲的脚，但我只能搂来虚空。 我渐渐听到了妈妈的鼾声。我从未听过妈妈打鼾，以为女人都美丽得不会有鼾。没想到母亲的鼾声居然很粗，居然呼噜呼噜地响亮，还有点安心落意的轻松和放肆，不能不使我大失所望。 我睡不着，总是睡不着，一次次被时钟敲打声抛弃在清醒之中。我等待家里那张空空的藤椅发出咯嘎的声响——父亲以前经常坐的藤椅。 藤椅经常无端发声，是什么意思？家里这些天来还有其他异兆，比方说有一天夜里，橱柜里哗啦一声惊天动地，妈妈去看，是父亲以前吃饭的那只蓝花瓷碗无端破裂了。上边的碗未破，下边的碗未破，独独是这只破了。而且破得十分彻底，炸裂成一堆碎片。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无恐惧地渴望某种电话铃声。宿舍楼道里有公用电话，昨天我去接过一次电话，话筒里传出一缕一缕沙哑的男声，完全听不清楚，不知电话线那一端是什么人，不知话筒里逼人的寒气是否来自地府阴间。我吓了一跳。事后传达室的阿姨说，可能是电话局出了毛病。但如果是电话局的问题，为什么其他人用这个电话时却完好如常？为什么阿姨说过这话以后神色慌乱地去掩门和东张西望？为什么这个沙哑声一再被我听到？是的，我不会轻易受骗。我相信，沙哑声一定来自一个想同我说话又怕我辨出声音的人，而这个人必定还会再一次来找我。 我又隐隐嗅到了某种气息，是一个人头发里五洲牌药皂的余香。 “还没有睡着？” 妈妈发现我翻身。 我说有点热。 她叫我去洗个脸，或者把被子踢散一些。 我去公共卫生间里洗了个澡，不经意地把半盆剩水朝墙上泼去。突然，在回首的那一刻，似乎是我惊叫了一声，叫得颤抖而尖锐，把我体内的一切都抽空而去。 因为墙上有一片暗色水渍，形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只是头发长了些。 他来了。终于来了。 他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我的呼唤。 我却完全呆了，几个月来“爸爸”这个词已完全生疏，僵硬的口舌已经不习惯把它弹送出去或挤压出去。我只是下意识地搂裤子。 水渍被灰墙慢慢地吸干，然后蒸发了，消退了，竟没有一点声音。 墙上重新现出“此处禁止小便”的告示。 四 父亲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话，来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曾经害怕他活着我现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张着嘴。此处禁止小便这条告示消灭了我十三岁那年的一切动心的言语。 后来我下乡，读大学，从湖南到海南，见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里。积攒多年但无法说出的话，现在已开始在我心中腐灭。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已经没有信心寻找了，对他的记忆已开始模糊和空洞。我没法再在墙上的水渍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灯影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裂纹或霉痕里找到他。除了他留下来两张发黄的照片，两张小胶片未能打捞起来的一切正在流失无踪。我努努力，也只能记起他战争年代参加过国民党，也追随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立过战功，后来一直在教室里和讲台上度过余生。我再努努力，能记得他被儿女偷偷扎过一次小辫，在路上被划破过一次脚，等等，如此而已。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被忘却不就是真正的死亡么？这当然没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忘却了几十代几百代但仍然在抽烟喝酒或谈情说爱么？ 或许他的身体还努力在人世间留下痕迹，比方说力图把眼睛传给儿子，下巴传给女儿，某条鼻子或某对难看的短腿传给外孙女。但遗传过程把他的身体特征分解，不过两三代，便会使它们完全消融，融进茫茫人海，不会让它们比记忆活得更长久。比方说，随着我侄女突然被巧克力喂胖，她那条我父亲下巴所特有的曲线，顷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克力工厂，它们每天都埋葬着多少亡人体态的残迹。 但我们家的某些异象总是尾随着我们。从父亲那只蓝花瓷碗开始，我家总是有瓷碗无端炸裂，就像橱柜里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地鲜花绽开，坠下纷纷的花瓣，庆祝母亲的生日，或祝贺我的远行归来。这实在有些奇怪。我迁居海南之后，爆炸力又从橱柜向整个房子辐射，灯泡、镜子、窗户玻璃、热水瓶等都曾无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纹或灿烂的碎片。尤其是灯泡，有时买上十个回来不到两个月就炸完了。有人说是灯泡质量不好，或者是电压不稳定。但这完全不对：为什么邻居家几乎就不买灯泡？而且镜子的菊花状裂纹与电压有什么关系？ 日子一长，我们对这场防不胜防和绵延不绝的炸裂，也慢慢适应了、麻木了。有时妈妈扫地时未发现什么碎片，还会很奇怪： “咦？这个月怎么没什么动静？” 妈妈老了，已经扎不动鞋底了，而且儿女都有了稳定职业和收入，无须母亲动手做鞋了。因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还发来抚恤金。但她似乎总不能明白钱是怎么回事。 她穿着软塌塌的破布鞋出门。 我告诉她，柜子里有新的，换哪一双都好。穿成这样像个叫花子，人家还以为我们当晚辈的虐待老人。 她认真地听着，微笑着，深明大义地使劲点头，但乘我们一转身，又十分机灵迅速地把旧鞋穿上，一举获胜地走出门去。 有时，她也公开反抗，撅起嘴尖：“我就是喜欢这一双，你们买的那些鞋，打脚，痛死人。你们不晓得。”其实，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买的，也都试过的和夸过的。现在她可以全不认账。 她对我们买米买盐之外的任何开销，对我们购置任何新的用具，几乎都怀有不满和挑剔，总是谴责媳妇大手大脚——虽然有时明知是儿子干的。尤其是对一些有很多键钮或外文字母的家用电器，她总是有种偷偷对着干的劲头。买来彩色电视机后，她好几年还经常鄙弃地收缩着鼻子，说它根本不如黑白电视好看，比如屏幕里的鲜血红得太可怕，或者屏幕里的某位女郎实在太难看——她总是把任何女演员、尤其是漂亮女演员的年龄无端夸大二三十岁，对她的“老”来俏的做派“哼哼”一番。 她开过冰箱后总是不掩门，用过燃化气灶具后常常不关气阀，让危险的气体弥漫到客厅里来。她说她只顾上吹熄灶火，忘了关气阀这道程序，或者含含糊糊说那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的。她当然更不愿意坐车，去我哥哥所在的学校走走，或去大菜场买菜。她出门时就用眼角余光暗暗提防你，一旦发现你想为她叫上三轮车，她知道大势不好，立刻迅速反应，拔腿起跑，似乎儿女叫来的不是司机而是杀手。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跑起来的步子碎密、紧张、踉踉跄跄，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机总是骗钱，鬼名堂多！”她为走路而辩护。 其实，有一次我发现本该付一元钱车资，她横蛮地只给司机八角，理由是当天的白菜涨了价。司机对这样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唯有一样东西，她总是催我们去买——她的鞋。她时而惦记胶鞋，时而想念棉鞋，时而打听一种鞋面是深色平绒布的布鞋。套鞋有两双，她好像忘了，皱着眉头问：“这下雨天穿什么？”我提醒她，让她参观床下或衣柜里那些根本还没穿过的鞋。她哦了一声，斥责自己记忆力的衰退。临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给我钱：“你到广州，我什么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种面子是平绒，不要系带子的布鞋有没有。人家说只有广州才有这种鞋，也不贵，两块多钱一双。” 她不知道，那种鞋的价格已涨过好几轮了，最重要的是，那种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里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点腌酸菜。腌罈照例无端地炸裂，腌大蒜腌萝卜什么的倾翻在地，带着白色浮膜的腌水流了一线，往楼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伤了盆骨，不便出门了。我找来一些书刊来给她解闷，其中有一本关于她老家的《澧州史录》。但她只爱读《水浒》，合上书便惊喜赞叹武松或鲁智深的勇武。至于其他的书，她有时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细看，便发现她根本不翻页，或者眼睛已经闭上。 我倒是翻过这本野史，发现卷四中记载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间，澧州洪山嘴发生过一次民变，土民一齐发疯，披头散发，狂奔乱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称皇上或皇亲，被称之为“乡癫”。后朝廷令湖广总督率军剿办，统领额勒登保带兵攻占洪山嘴，斩刘四狗等十四人，断癫匪六百余人之双足以示惩戒……我吃了一惊。六百多双脚，血糊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图上寻找洪山嘴，发现它与我老家相距不过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断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就是我的祖先？而母亲奇特的鞋癖，是否循着某种遗传，就来自几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来的人脚？ 人足变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贵与尊荣之物？ 我问妈妈听到过这些事没有。她摇摇头：“没有。诳讲。没有的事。” 她回忆起老家，讲得最多的只是发水灾。她说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处是被水淹昏了头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盘成一饼动也不动。人与蛇差不多就紧挨着睡觉…… 那么，母亲的鞋癖到底从何而来？它与六百多人的断足之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抑或它只是贫困岁月残留下来的一种主妇习惯？我为此请教过一位心理学家，他当时兴致勃勃正盯着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团鱼汤，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阵。 人真是最说不清楚的。 五 那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搬出了机关宿舍，家里的瓷碗就不会炸裂了。妈妈急着想搬走，还想让我进工厂当学徒，总是去求一位老邻居帮忙。但那时很多工厂停工，而我的年龄也太小……老邻居没有带来多少好消息。 妈妈横下心来，决意带我去一个最贫贱的角落，去农村那遥远的地方。我小姨就在贵州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还说那里很欢迎移民。这使我很高兴。我也想远远地离开同学和学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在长沙的家终于要结束了。哥哥请假回来帮忙。他学业成绩极好，但当时只能进一所半农半读的杂牌大学，一脸晒得黑黑的，手掌磨得粗粗的。他帮着母亲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包括父亲的藤椅。空空的藤椅破旧了，色泽晦暗，骨架变形，扶手处还缠了些旧布条，样子显得有些衰老。它依然顽强地咯嘎响了一声，使旧货行的老板有点吃惊，问是怎么回事。哥哥说大概是藤条受压后的复位所致。老板这才迟迟疑疑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店堂里边，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旧衣柜旧梳妆台旧书桌旧麻将桌旧挑箱旧马桶旧炭盆架放在一起，把它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旧货家族。它形单影只，孤苦无助，而且很快被一座气焰骄横的太师椅骑压着。它咯嘎咯嘎的声音，再也不会有谁倾听了。我最后一次回头把它遥望时心里这样想。 哥哥挑起又笨又大的一口箱子和一个被包，送我们上火车。是夜里，是最廉价的闷罐子车，车上挤满了农民的吵闹和臭烘烘的猪羊。所谓厕所只是车厢角里的一只尿桶。哥哥怕我们挤不过人家，临时又决定送我们去怀化，靠近省界的那个中转站。我们在那里半夜下车，吃了面条，妈妈叫哥哥回去。哥哥看了看漆黑的天空，说再送你们到黔东吧。于是我们又默默坐上火车，听窗外车轮咣当咣当的夜。我与哥哥紧挨着，互相搂抱着，感到离别的时刻正一步步逼近，心里都不太好受。以前我们兄弟俩总是同睡一床。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偷吃东西，常常躲在被子里听他说故事，或者我咯咯咯地大笑着被他逗弄小鸡鸡。但那天夜里我们都说着成年人的话。还不算成年的他，嘱咐我高中的数理化是至少也要自学完的，交代我下山干活一定要戴上草帽防晒，下河游泳要防止脚抽筋。 哥，我记住了。 我感到他的肩膀坚实而厚重，而且从背影看去，他特别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号的父亲，使我有点想哭。 我与妈妈又上了汽车，离家越来越远。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很多同学戴着红袖章正在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免费旅行“大串联”的时候，我正在向乡下逃去，另有一种远行的快乐和自豪，不会比同学们少点什么。我用哲学家的眼光看汽车在叠岭重峰间爬行，我用诗人的眼光观赏着大块大块的绿色在车窗外起伏翻腾，我气壮山河地环视越来越荒凉的土地，看我未来大显身手的舞台。有时一片绿浪迎面扑来，车厢里就顿时暗去许多。沿公路还有很多山峰的断面，大多为赭红色，暴露出险峻岩层的曲线，供乘客们心惊肉跳地一瞥。千万年前造山运动的雄壮，被时光滤去了一切声响，只留下这些血色伤口，留下岩层最后挣扎时的姿态以昭神谕。前面一亮，车又出了一个山口。云雾涌进了车厢，在乘客们的头发和胡须挂上小水珠。你可以看见云雾从对面山顶滔滔地漫过来，填注山谷，将山脊慢慢地揉洗。 我逃避了城市真是高兴。我逃避了伯伯阿姨们机警深刻的面孔真是高兴。我逃避了向着高音喇叭一个劲激动欢呼甚至流泪的同学们真是高兴。我逃避了每天早上争着洗马桶而每天晚上一排排晒咸鱼般在街旁卧床乘凉的市民真是高兴。我逃避了街头的讨价还价店里的苍蝇宾馆门前凶狠的守门人医院里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以及我家对面那扇永远没有开过的窗户真是高兴。我高兴我哼起了一首歌，是一首关于大山、篝火、农垦青年们的歌，是小姨教给我唱的。她就是奔这支歌离家而去的。 很少看见人，有时偶尔俯看到车轮旁的悬崖边沿，看到悬崖下远远的一个黑色木楼，看到楼边一个小小红点——也许是一位穿着红衣的女子——那都是可以令乘客精神一振的时刻。就是说，乘客们由此可知又回到了人间，由此可体会出自己的安全。 前窗出现了一只晃动的影子，是麂子。 “碾死它！” “碾死它！” 乘客们杀机勃勃地大叫起来。这里的乘客越来越多异乡的口音。 当更多旅客中途上车，以至周围的口音越来越异生以至完全难懂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一个靠近贵州边境的农场。一路还算顺利，妈妈在车上只吐了一次，有位警察给了她药片。但她精神还是很好，几乎不要吃也不要喝。 小姨出现了，脸色又黑又黄，眼里闪着泪光。她似乎有一种紧张，一见面就同妈妈出门去谈，又忙着同另外的什么人去谈。总之我很少看见她的身影。我无所事事，找屋檐下一条黑狗玩了一阵，把路上没吃完的干馒头喂了它。然后，遵照小姨的吩咐，我跟着两个陌生的大姐去地上拔萝卜秧。那里也没有人与我说话，两位姑娘心事重重地蹲在地的那一头嘀咕着她们的什么事。透过朦胧雨雾，我只看见两块遮雨的白色化纤膜下，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在我满怀豪情体会着这第一次劳动的深远意义的时候，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 我回家时两手泥水，兴冲冲地找肥皂洗手。 妈妈说：“快点洗。趁天色还不太晚，我们这就回去。” 我很吃惊：回哪里去？ 回湖南去。 为什么要回去？ 妈妈与小姨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土地冰凉，凉气通过我的赤脚一直升上来，直贯我的头顶天门。 多年以后，小姨才向我回忆她当时的一切。我怎么那样蠢呢？她笑着说：当时农场领导要我与反动营垒决裂，我就相信应该决裂，就觉得不能接纳大姐在这里……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八四年，我和她全家回到了这个已荒废多时的农场，重访黄泥小屋。同行还有一位朋友，他边做家具生意边写些极好的诗，但写完就撕掉，从不发表。那天碰巧也在下雨。眼前还是十多年前滴滴答答的屋檐水以及满地坪的泥浆。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燕子仍在雨中飘滑，有位守着空房子的陌生汉子正把一个木箱敲打得叭叭震响，像在对地坪边盛开的一树桃花作愤怒抗议。不知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这就回去。” 我猛然回头，身后空空的没有人。是妈妈在十多年前发出的声音：“我们这就回去。” “爸爸说过，我已经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我还能够挖地，能够插秧和薅禾，能够割草和捡粪……” “没有办法，你们还是回去吧。” “小姨，我当一个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么？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该生下来？是不是我也成了一个罪犯？” “阿毛，不要说了。” 小姨咬咬嘴唇已先出了门，看来，再说下去她也会大哭出声了。 雨更大些了，泥路很烂。我回忆那时我总是寻着拖拉机的车辙探步，但一脚滑下去，胶鞋还是成了泥鞋，好几次差点没法从泥泞里拔出。我回忆那时雨水直往我领口里钻，肩上也火辣辣地痛。我想让小姨接一肩，等我脱了鞋袜，挽卷裤脚，再来挑行李。我转过头去，突然间完全呆了，身后没有人！ 她没有来送我们。 几丈开外的屋檐下，有几个人影朝这边张望，大概是她的几个同事，在犹豫着该不该来帮我们一把。我依稀看见小姨低下头，转过身去，朝猪场那边走了。我依稀看见她缀满补丁的肩头在微微颤抖。而余下那些人还在朝这边张望。 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屋影和树影全被浓浓的雨雾漂洗着，洗出一个乳白色的日子。不，只是半个日子，落在我们千里奔赴的终点。 乳白色的半个日子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晰，不断地上下跳跃。我看清了，是我用馒头喂过的那条狗。它停住，对我有凝视的一瞬，眼睛透出老朋友的温柔和信任，摇着一条短得十分难看的尾巴，似乎是向我告别。它猛一蹿，在空中画出一道黑色弧线，越过一条水沟，扑上一个草坡，很快超越了我们，朝前面雨雾中钻去，好像要为我们向导和开路。它的耳朵可怜地耷拉着，皮毛已经湿了，全身像一束闪闪发亮的黑缎。它不时停下来把身子摇一摇，摇落得水花四溅，看我们一眼，再扭头前行。 我毫无理由地大哭起来，似乎是为这条狗，为它义重如山的送行。我哭自己刚才竟舍不得用更多的馒头喂它，哭自己临行前竟忘了向它告别，忘了摸摸它的脑袋，哭它刚才差点被一个陌生小伙子打了一棍，而我没法为它出气和报仇。我哭它在这遥远的边地孤独无依而且尾巴短得那么难看……我的泪水和着雨水往下流。我知道这雨水都是我的泪水，隆隆雷声都是我的号啕。 我哭得毫不知羞耻。 现在，我不知道这条短尾巴黑狗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如果死了，它被葬在什么地方？我永远怀念着它。如果我今后还有哭泣的话，我得说，我的所有泪水都为它而流，我的所有哭泣才成为哭泣。 六 天黑时分我们返回了县城，寻到了早晨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小旅店，住了下来。有很多蚊子，又停电。妈妈的一只鞋已被石块扎破了，她在油灯下哀伤地自言自语：“鞋呵鞋，你怎么能叫做鞋呢？这么不经事，你只应该叫做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想起了什么，“妈妈，明天我们到哪里去？” 她也在想，是呵，到哪里去？ 年纪尚小的大姐与哥哥都是学生。姑姑虽有工作，但住在工厂集体宿舍，没法接纳我们。其他亲戚要不是自己在遭难，要不就是避开麻烦早已不再来信……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一个劲地想着。 窗外的夜十分宁静。在远方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已经没有了户口、房子、学籍以及爸爸的藤椅，几乎一切都没有了，那座城市已与我们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可能还习惯性地往那里投奔。事实上，我们现在是断了锚的船，没有港湾的船，突然自由得不再有任何目标与归途，可以驶向大海的任何一个方向。 自由降临得如此之快，新的日子已经在无比的轻松空阔中开始，这是我突然明白了的现实。 我还很快醒悟，妈妈是何等的睿智，她偷偷摸摸做了那么多鞋，是因为她早就明察秋毫地预知了今后的一切。她知道父亲的消失，将使我们要走很多很多的路，唯鞋子可以救助我们，可以启示和引导我们。 难怪她眼下如此平静，根本不去想明天的事情，只是坐在床边修整和教诲她的鞋：“唉，你只应该叫做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悄悄走出了房门。 圆满银月已从云里露出来，显得特别迫近。不知名的群山浸浴在蓝色光雾之中。一条小河抖动着浑身闪闪灭灭的光鳞，从古塔那边流来，似乎被黑苍苍的城墙吓了一跳，慌慌坠入一座水坝之下，匆匆而去。河滩的暗色里似乎有牛影，有妇人捣衣的声音。 河里涨水了。我闯入月光，呼吸着绿草的鲜腥和月光中碎碎的人声，去看看那边的水坝和牛。随着我一步步下行，深浅相叠的山脊线缓缓升起来，越在近前的山峰升得越快，很快就把远处的山峰遮挡。我差不多消融在月光里。我一看到山脊线在蓝色雾海中沉浮不定，一听到牛铃铛将晚风轻轻叩响，就知道父亲不会回来了。这个世界如此美丽他肯定不会回来了。是的，不会回来了。 我回家时走错了路，闯入了一户陌生的人家。我觉得这户人家有些眼熟。比方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树下有一个葡萄架和竹制桌椅。我穿过庭院，看见石板铺成的地，石头垒成的墙。借着一盏油灯的光亮，我还看见屋里的书橱，还有装酒的葫芦和大嘴的陶质猪娃……我吃了一惊，发现这正是我曾经寻找的地方。 我走了进去。 请问这里有人吗？ 请问这里的主人姓王吗？ 七 将来的一天，爸爸说话时老是跳出一个叫马丁的陌生名字，大概以为我对这个人很熟悉，其实我根本不明白。听起来，好像马丁与酒、木船、芭蕉林有什么关系。爸爸说他托付马丁来找过我们，可惜马丁的弟弟碰上了成群的鳄鱼，只剩下了一只脚。 我更不知道什么马丁的弟弟和鳄鱼。 我告诉爸爸，那次腌罈无端炸裂后，妈妈也记起背心应该是浅灰色的，也怀疑自己认错了。她后来不再哭泣，就是相信丈夫总有回来的一天。 爸爸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说他也许回来得太晚了。他一直不能想象国内变化这么大，家里变化这么大。说起来，这些年就像一个梦。 我说，我一直相信这就是一个梦。 我搬出了母亲生前留下的遗产——一大箱各式各样的鞋子，可以丈量千万里道路的鞋子。每一双都很新，都按照她生前的爱好用绳子捆紧，用报纸或塑料布包裹，显得很本分很安全。爸爸用枯瘦的指头把鞋子一一捏摸，点点头，“是她的。” 他一定嗅到了母亲的气息。 他声音有些异样，说你妈的脚很大，家乡妇女的脚都很大。旧时的妇女一般都缠足，但老家的习惯很特别，不管穷家还是富家，从来都不缠足的…… 在我想象那一天，他看完鞋又看完几大本相册，忍不住要喝酒。只是让我妻子去温酒时，照例叫错了名字，叫成了我母亲的名字。我们劝他少喝一点，他有点不高兴，装作没听见。 我换了个话题，向他打听清朝乾嘉年间“乡癫”的事。 他说：“有呵，有这事。” “妈妈当初说没有这回事。” “她是不想说吧？” “有什么不可说？” “你祖爹就是被官军砍了双脚的……” 我追问下去：妈妈爱鞋成癖，是不是与往事有关？比方说，是不是乡民断足太多，鞋子因稀罕而变得珍贵，人们对鞋子有一种特殊的心理…… “有道理，有点道理。以前家乡人送礼呵，不送酒，不送肉，就喜欢送鞋。可能就有一种祈福的意思在里面吧。你说是不是？”他还回忆起来，那时候到某家去，只要看床下鞋子的多寡，就可得知这一家家底的厚薄。收媳妇嫁女儿，新娘子最要紧的本事就是会做鞋。给死人送葬，很重要的仪式就是多烧些纸鞋让亡灵满意。连咒人也离不开鞋，比如咒一句“你祖宗八代没鞋穿”之类，就是特别恶毒的了。 我去找那本《澧州史录》给他看看，翻遍了书柜和书桌却找不到。一时间地上摊满书，几乎无我立足之隙。我和妻子腰酸背痛忙了一阵，颓然坐地，很奇怪那本小书为何不翼而飞。 “这本有没有用？”妻子递给我另一本。 似乎也是本历史，一本厚厚的《万年历》。封面大红大绿低俗不堪，价钱也很贵。这是若干年前出版的，但一直畅销不衰，连我也忍不住买了一本。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去抢购它，为什么关心身后那么多不属于我们的日子，而且那万年的日子只是一些数码，每一页都差不多，冷冰冰的毫无人间烟火。不会有你我他，不会有你们我们他们，只有数码数码以及数码。但那些密密的数码里是否还隐着某只饭碗的无端炸裂？ 我想会有的，只是我无法探查出炸裂隐在数码里的何处。我把一万年漫长岁月在手里哗哗翻过去。 白光一闪。 我听到阳台那边，父亲坐的藤椅咯嘎一响。 1991年5月 余烬 余烬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上海文学》，获当年上海文学奖，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当时政府禁山育林，设了很多卡子拦截竹木。福庄和其他买客们只能偷运，白天空着手进山去，寻到某个寨子，与卖主私下交易，等日头落水，贼一样把竹木挑出山来。这一路昏天黑地，一是必须夜行，二是必须急行。碰到卡子，怕人家放狗、敲锣甚至开枪，还得绕小道，有时候也少不了打架动武落下伤来，回家吃草药。 福庄是跟着庆子去的。照当地习惯，成年男子都被叫做什么“子”，比如元庆就是庆子，见孔就是孔子，福庄就是庄子，如此等等。 庆子看不起庄子的一身泡肉，让庄子很生气。“庆子，我要是比你少挑一两，就去拱猪栏！”他愤然劈了一个竹筒。 当地人很看重起誓，一看福庄劈了竹筒，庆子就不说什么了。 孔子沉默了很久才想出一句话：“带个秀才去也好，万一被抓住了，有人写检讨。” 他们一共五人，带了一袋糙米，每人三角钱菜金，还有福庄贡献的一小瓶酱油拌干椒，算是路上两天两夜的伙食。那还是酱油很稀罕的时候，乡下人只看见城里人吃过这种东西，觉得有些神秘。所以庆子吃得额头冒汗时就幸福地抹嘴巴：“毛主席一个月三斤酱油怕是要吃的？” 吃完了饭，太阳落到山后去了，峡谷里突然变暗，雾气弥漫，溪流的嗬嗬声寒气侵骨。有一只乌鸦开始慌慌叫唤。这是该下山的时候了。庄子不想被庆子那双鼠眼小看，刚才挑竹子时，怎么也不听庆子的劝告，偏偏选了两根大竹，扎成a字形，一挂秤，八十多斤。他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甩长腿冲在最前面。为了表示体力还有富余，他没事找事似的，把挑子当举重杠铃往上推举，一二一，复习以前学校里的体育课。他的嘴也闲得慌，需要发出点声音：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孔子听见庄子在前面唱，说：“这洋戏不好听，没有调的。” 庆子说：“现在做马叫，等下就要做牛叫。” 果然，下了一个岭，就再也听不到福庄唱歌了，也很难看见他了。他总是落在后面很远，需要别人一次次来等待。在淡淡月色里，大家等呵等，好容易等到他跌跌撞撞跟上来，只见他弓着腰，五官乱成一团，汗津津的背上映出月光，扁担被肩头与脑袋吃力地夹住，就忍不住笑。 “我崽，你还唱呵。”庆子冷笑。 庄子哼哼哟哟，没工夫回嘴。 “你裹了脚么？照你这样走，就要在这里过年了。” “这么远呵？我……我都走得脱肛了。” “嘿嘿，你来月经了吧？” “庆痞子，我这裤子太紧，勒裆。” “你那也叫裤子，妇女的骑马带子一样，要它做甚？”元庆终于抓住机会把读书人的球裤糟践了一番。 福庄眼下没有办法嘴硬。他对脱肛有些羞愧，粗腿被紧紧的裤边磨出了血，火燎燎地痛，只好横下一条心干脆脱了裤子。好在山里人稀，即便碰到女人，黑暗里谁也看不清谁。 他的大腿间凉爽多了，但还是觉得竹挑子越来越沉，怎么也跟不上队伍，走着走着就听不见前面的脚步声。他仔细听了听，嚓嚓声还是无影无踪。他走错了路吧？前面是个菜园，还有一口井，路已经消失。他两眼一黑，绝望地想起刚才的一个岔路口——肯定是当时自己选错路了。可恨庆子他们既不等他，也不在那里留个什么标记。 “喂——” 一片陌生群山里，他的声音孤零零的。 “你们在哪里——” 远处有狗吠。不一会，路上有了庆子那种左脚略有些轻的脚步声。“你喊什么喊？怕卡子上的人睡着了是不是？” “你们也不等我。” “要你跟紧点。” “这到什么地方了？” “才走了二十几里地，到了汉沙坪。” 福庄全身都软了，差点哭出来。 “起来，快起来！”庆子见庄子平躺在地上，就对他的屁股猛踢，“你这个没用的货，老子剜了你的卵子！” “我就喘口气，只喘口气，求你了。” “哪个耐烦等你？” 福庄只得挣扎，只得捶腿和揉腿，只得咬紧牙关站起来。他全身汗如水洗，往脸上抹了一把，竟抹出一手的蚂蚁。 幸好下雨了，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歇脚。庆子路熟，带着他们躲进了一个窑棚。这里没有人，但留有一口锅。算一算，快过小年了，窑棚主人可能已经回家。他们搬来两捆烧窑的柴，燃了一堆火，烘烤刚才雨中淋湿的衣。他们互相看到男人的裸体，看到阳物在火光中晃来荡去，觉得很开心。孔子对庆子笑嘻嘻地说，听说你的家伙可以挂得两颗窑砖，是不是真的？庆子哼了一声，似乎不以为然，说当后生那时候岂止挂两颗！现在是老了，还挨了一刀——他是指在政府的动员之下，做了计划生育的结扎手术。 孔子看看自己，又看看庄子，觉得庄子也不可思议，你的怎么那么小？大蒜子一样！我看你一天到晚勒着三角裤，也就是藏了个这样的宝物呵？福庄自我解嘲：天冷么。 收了汗，确实有些冷，正好湿衣已经烤干，大家就穿上衣，还找些柴草来围堵自己遮挡风寒。庆子说睡就睡，一点也不耽误时间。先放出几声鼾，接着又哇哇哇地跳，原来是他一不小心把脚伸进了火堆，一只草鞋烧得冒烟。他把睡着了的一一踢醒，说睡不得，睡不得，这样睡会冻坏人的。 他又说，这雨看样子一时半刻停不了，我们得先搞点吃的再说。他四下查看，找到一个破筐，里面只有几只陶钵，有半碗盐，此外什么也没有。他吩咐庄子烧一锅水，自己出去了，不一会拿着几颗沾泥带土的白菜回来，大概是从附近家户那里偷来的。 雨还在下。可以清楚地听见满山的雨声，随着风一层层地由远而近。甚至可以听清楚每一滴雨，落在对面山上的某一片叶子上，某一块石头上，或者某一个稻草人的斗笠上。静夜使人的耳膜变得极其敏锐，可以捕捉到这个世界任何一丝微弱的动静。即便有千万种声音，它们也都被静夜一一过滤出来，洗刷得干干净净，面目各别，纤毫毕现，决不会互相混淆。 庆子说，他听到了麂子，一大一小，就在岭上跑。 庄子听了听，好像确实听到山那边轻微的蹄声，甚至听到了鼻息的声音，树叶在嘴中咀嚼的声音，还有后腿滑了一下的声音。他还听到了别的什么，听到了山里的所有重大奥秘，只是没法说。一说，那些声音就没有了。 庆子断定，那只大的足有二十斤，一身好膘。 孔子说，打到它就好。 庆子说，再养肥点，下次来吃。 你下次还碰得到？福庄有些惊讶。 庆子笑了笑，舔舔嘴巴，只是吸烟。他的笑里透出一种自信，似乎山里的野物都是他养的，都是他碗中的食，吃不吃，什么时候吃，一切由他从容安排。 锅里冒出了白汽。一锅没油没荤的白菜汤也香味扑鼻。他们没找到筷子，各自找一根树枝，一折为二，凑合着去锅里搅捞。可惜锅里没有米，庆子不容许庄子下米，一定要把几斤米留到曹家洞才吃。 庆子吹着热汤，突然手举在空中，目光凝定：“有人来了。” 孔子也听见了什么：“是有人来了。”他朝黑洞洞的外面看了一眼，大叫一声：“妇女！”听到这两个字，有个裤子还没烤干的后生，立刻手忙脚乱往暗处躲藏。 一盏马灯已经晃在门口，门外确有女人的声音：“请问一声，李福庄在这里么？” “李福庄？呵呵。”福庄奇怪有人来找他。 “总算找到你了——”一条影子从门外跌进来，冲着福庄倒地就拜，吓得他连退了两步。这是一张中年妇人的脸，面色发白，目光慌乱，挂了一只铜耳环，全身水淋淋的。“李局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天你一定要大慈大悲，帮助我家过了这个铁门槛。我们将来给你打鞭炮，烧高香，贡三牲，一辈子感激不尽……” “慢点慢点，你找错了人吧？” “你是不是李福庄？” “是呵。” “那就对了。求你同意给我们出一趟车。” “什么车？”福庄越听越糊涂。 “就是你的专车呀。司机说，要经过你批准。李局长，我们也是没法子，我儿媳难产，接生婆没办法了，得赶快送医院。母子两条命呵……” 福庄哈哈大笑，“你看我是个坐专车的人么？我连牛车都没有，哪来什么汽车？要是有汽车，我自己还想坐一坐哩。” 妇人把他全身看了一眼，也觉得有些疑惑：“你不是李福庄？十八子的李，幸福的福，村庄的庄？” “我是呵。” “那你如何见死不救？”妇人扑通一声跪下，紧紧抱住福庄的双腿：“你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吧。你要是不同意，我今天就死在这里……”说着说着就号啕大哭。 福庄没法吃白菜了，哭笑不得地望着同伴。庆子走上前去，拍拍妇人的肩：“喂，疯婆子你快走，这些人都是土匪，你不晓得呵？他们扇起耳巴子来铁重的。” “你们打吧，打死我算了！我空手回去反正也是一个死。可怜我那媳妇和我那孙儿呵，可怜我那命苦的儿呵……” 这婆娘看来疯得不轻。庄子与同伴们交换了眼色，只能硬的改软的，哄哄她算了。庄子笑着说：“好好好，本局长同意了。别说是汽车，就是要飞机，你看中哪一架就给哪一架。谁让我们是人民好公仆呢？一心急人民之所急呢？”见妇人破涕为笑喜出望外，又应对方要求，摸出一截铅笔头，铺开一个纸烟盒，给对方写下一纸同意调车的手令——铅笔头本来是准备写检讨书用的。 妇人把手令塞入襟怀贴身藏好，千恩万谢，对在场人一一鞠躬，提着马灯匆匆跑了。他们忍不住追到门口，哈哈哈送疯婆子远去。“大婶，你慢点走呵——”他们没有听到回答，只听到哗哗雨声，还有远处寨子里的狗吠。 庄子继续喝他的白菜汤。他喝白菜汤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永远记住这汤，记住这汤的美味，后来还与自己的儿子说过多次。当时他儿子把蛋糕或者肉包子扔在地上，就是不好好吃。他差点一巴掌扇到龟儿子的脸上。 他更没想到，他多年以后还会来到这一片熟悉的山区。转眼又是初冬，有家公司在山里发现了一处好水源，计划生产矿泉水，急需申请一笔贷款。福庄是主管局的局长，邀一位银行副行长来考察项目，替公司争取支持。车驶出省城，进入了这个县的地界，他就再也睡不着了。大团大团的灰黄色涌入车窗，是秋后寂寞的农田，是随处可见的干草垛，还有远远的枯草山坡，将要抛甩到地球那一边的山坡。他想找到自己以前熟悉的房子、熟悉的道路、熟悉的面孔和口音，但是找不到。目不暇接的新楼房阻挡着记忆。一些风情女子站在路边店门口，对他们招手和微笑，介绍着身后的小店。补胎。饭菜。补胎。饭菜。饭菜。补胎。这些大字刷在粉墙上、木板上、篾席上，接连不断撞击他的目光。他的全部过去似乎只能用这四个字来表示欢迎和问候。 矿泉水厂选址在汉沙坪。眼下还只有几间破旧的瓦房，有几个乡下女子守着一根从山上接下来的水管，懒懒散散地接水装瓶，如此而已，其余什么还没有。筹备建厂的张厂长是本地人。他听说福庄以前在这里当过知青，喜不自禁，眉开眼笑，口口声声叫他“庄子”，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矿泉水，这笔项目不上马实在天理不容。福庄倒一直没松口。他担心矿泉水只有夏天几个月的旺销，还希望公司方面提出淡季的生产方案，比如能不能生产芦笋罐头或者糯米酒？ 张厂长说什么也要领导们多住两天。吃了石蛙和果子狸不算，还要邀客人去钓鱼，去打猎，去看一座什么神庙。他瞪大眼睛鼓动客人们胡作非为：“天高皇帝远，出了县城三公里就没有王法了，你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日本鬼子，想怎么乐就怎么乐！我去找些花姑娘来跳舞吧？” 福庄带来的周科长爱跳舞，一听此话就说自己今天晕车，胸口很闷，确实不能再走了。他动员一行人都在这里住下。 入夜，周科长左等右等，西装皮鞋一直没舍得脱，但没看见什么花姑娘来，只是有人骑着脚踏车送来两筐橘子和猕猴桃，说是张总让送的。眼看着入夜已经多时，周科长气得大骂张厂长是个大骗子。 福庄觉得老周太可笑，但他也不大喜欢那个姓张的，对他特地为客人选定的旅馆，也觉得哭笑不得。这家旅馆属于财政所，电热水器是进口的，但电压低，根本不出热水。新式马桶也是有的，但下水道不通，脏水从卫生间一直漫流出来。地毯有地图般的花纹，墙纸到处起泡，都透出阴沉的霉味，似乎这些城市的器官一旦移植此地就只能腐烂，房客只能在腐烂器官的围困中度日。这一切使福庄感到陌生，无法与他记忆中的往事发生任何联系，连橘子也完全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电话倒是有一台，串线的电话一再闯入房间：“姓曹的，你的满崽是要留左腿还是留右腿？” “你说什么？你找谁？这里没有姓曹的……” “少装蒜，你九爷的刀子不认人！” 叭嗒，对方把电话摔了。 谁是九爷？这个九爷与什么人结了仇？……福庄还没明白电话是怎么回事，又再次感到腰间剧痒。肯定是有虱子和臭虫。他满身抓挠，脱下衣服寻找，实在没法安睡，忍不住敲击司机的门，想连夜打道逃回省城。 门里面没有声音。 他敲另一张门。 “小王到哪里去了？” “不是去县城了么？” “干什么去了？” “不是你要他去的么？”周科长醉醺醺开了门。 “我什么时候要他去县里？这家伙，不会是去拉私货了？”局长知道这里的茶油和猕猴桃特别便宜，司机们总爱往这边跑。 周科长瞪大眼，“你忘了，你亲自写的条子呵。” 他返回房里找出一张纸条，说大约是熄灯前不久，一个妇人拿了纸条来，说李局长同意派车送一位难产的妇女去县城急救，小王这才紧急出车的。 “根本不可能！你说些什么呢？”福庄今天没见过什么妇人，没听说过什么难产不难产，更没批过什么字条。 “你仔细看看，字倒是有点像你的字。” 福庄打开手里一张烟盒纸，这才吃了一惊。盒纸上确有他的签名，字迹也非他莫属，只是有些模糊和潦草，像年轻时代写的字，就是自己当年摹习魏碑时的那种。 “怪了！” “局长，这不是你写的？” “不是……” “坏了坏了，我们上当了。这事只怪我，没回来问你一下……” “也不是什么上当。只是……这什么时候写的呵？” 福庄毛发倒竖，依稀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雨夜，想起自己在某个破窑棚里遭遇的一幕。这就是当年那张字条么？他怎么也无法相信，事隔二十多年，这两件事怎么可能连接起来？他猛拍自己一耳光，看能不能把自己从梦中打醒。 周科长见到他脸色大变，吓得赶快摸他的额头，摸他的脉搏，给他打开水和找药瓶，小心地查问原因。听他说完来由，忍不住大笑：“局长，你今天没喝多少么，怎么就酒话连篇？我喝了八两白干，还可以玩得游戏机。” “信不信由你，这事实在是太奇怪。你想想，什么人可以拿出我二十多年前的字条？你看看，烟盒纸上是红橘牌。现在哪里还有这种牌子的烟？” “那婆娘一定是个鬼！” “我同你说正经的。” “只能是鬼么。局长，她在二十多年前就看出你会当局长，就提前向你开口借汽车，不是个鬼又是什么？”老周又哈哈大笑，拍拍福庄的肩膀。 月亮已经移出云端。刚下过雨，溪里的水大声洪。从窗子里看出去，对面的山壁在月色里显得突然膨大了许多，逼近了许多，压得让人有点吐不过气来。黑森森山岭的剪影，嵌入当年的天空，与记忆中的曲线仍是严丝密缝地吻合，对于福庄来说十分眼熟。好了，有了这条聚焦清晰的山脊曲线，就有了通向回忆的一条线索，足以分解混沌的往事。牛粪的气味，腿上的血痂，大路上嚓嚓嚓的脚步声，还有远处山脚下若明若暗的一粒灯火，都一齐扑面而来。 这附近肯定有一个窑棚。他记得更清楚了，他曾在那里躲雨歇脚。那是他第一次进山，来去二百多里路程，累得人死过几遍似的。他当时被同行人叫做“庄子”，担着a字形的竹挑子，总是跟不上队伍。他还记得，他曾经用钓鱼线钩系上虫饵，在一个寨子附近钓了一只鸡，带到僻静处再把鸡头扭下。要不是庆子怕遭报应，他本来还可以偷得更多。但就是那天晚上，他下山的时候一脚踩空，摔在深深的水沟里，嘴里咸咸的，一摸，竟有一颗牙齿滚落手中——真的遭到报应啦。后来，同伴总算找到了他。他们在天亮前赶到一个小镇，见店铺都没开门，只得和衣睡在檐下，直到天亮时才被冻醒，发现破棉袄上已经披霜，甚至冻出了喳喳作响的冰凌。他们没有几个钱，吃不上肉和酒，只能用大米在饭店里换来几碗白饭，一个个蹲在街边狼吞虎咽…… 他走出了旅馆，看到路边有一座旧戏台，粗大的木柱布满了虫眼，还有交错密集的划痕，就像重新披上了粗糙树皮，甚至有绿苔暗暗地爬上来。他走上一个坡，看见坡上有排排砖坯，有一个人字形茅棚，一如他记忆中的窑棚。他打亮手电筒，让光柱射进棚里，照亮那里的大堆柴草，其中有几捆已经摊散，是有人在那里睡过的样子。在窑棚的正中央，几口砖架起一口锅。锅里的残汤还冒着热气，锅沿还沾贴着一片白菜。看看锅下，柴灰似乎很新鲜，风吹过的时候，有暗红色的余火一闪一闪。 这里显然刚刚有人离开。他突然心头一动：刚才上坡的时候，不是与几个人影擦肩而过么？大概有五六个人，发出嚓嚓嚓的脚步声，很像进山来担运竹木的买客。靠水库中一片月光的反衬，他看见那几个人鱼贯而行，背脊弯曲，脚步晃荡，a字形的竹挑子在肩头轻柔地一跃一跃。其中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两腿尽量向外撒开，走得有些别扭，好像裤裆里有什么伤。 “喂——”他突然一惊，追出去大喊，在群山里放出孤零零的声音。 “庆子，你们站住，等一下我——” 远处只有几声狗吠。他希望听到大路那边有应答，有脚步声返回来，然后有庆痞子的大骂和数落……但是庆痞子没有出现，最终也没有出现。眼前只有一片银月的光雾，行者的脚步声已深深落入雾海不知去向，没法打捞上来了。 “庆痞子——”他气喘吁吁，不知怎样才能追上去。 “贼养的！” 前面有喝骂声。一个黑影挡在路上，走近才可以看清楚，那不是庆子而是一个老头，手里操一根木棍。 “你们这些过山贼，搞下的呵？烧了窑棚里的柴，吃了窑棚里的菜，抹抹嘴巴就想跑？我一听见狗叫就知道没好事。” “对不起，这事与我没关系。” “没关系？那你喊什么喊？我看你们就是一伙。” “真的没关系。我刚才只是好奇，想看看那些人是谁。”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从省城里来，考察你们这里的矿泉水……” “矿泉水？”老头用手电筒把他上下都照照，“那也不是好事。牛也吃猪也吃的水，装个瓶子就卖肉价钱。这也是本分人做的事？难怪名字也叫得无聊：诳钱水。一诳就来钱了是不？你们以后不吃谷只吃水是不？” “您就是那个窑场的主人？” “黄老板拜托我守棚子。” 老人不让福庄离开，押着他返回窑棚，用手电筒照一照现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搞下的，搞下的，臊尿到处屙，钵子也打烂，何不把锅也吃了？” “这样吧，我替他们赔钱。” 福庄掏掏口袋，发现自己没带钱，皮包留在旅馆里了。“你跟我到旅馆里去拿钱？”他又说。 “你知道现在一担柴多少钱？两捆柴，一只钵子，不收你多了，八块吧。白菜就算了。” “好吧，八块就八块。” 两个往坡下走。天地转暗，月亮被云遮去了。他们走到半途遇到阵雨，便在路边屋檐下躲躲。这一阵风雨来得急，吹得树弯了腰，落叶飞上天，还吹出树干噼噼啪啪断裂的声响。山上涌动着一种轰轰隆隆的声浪，大概是林木的呼啸。 “这声音好吓人，好像是人叫。” “这算什么。”老头隐在黑暗里，只有烟头红了一下。“你要是到春上四月，碰上这样的风雨，在这里还可以听得到锣鼓声，号角声，刀枪过招的声。上百上千的人喊杀，也听得清清楚楚。这事一点都不假，要不这里怎么叫做喊杀坪呢？” “这里不是叫做汉沙坪么？” “汉沙就是喊杀。怕吓了外地人，就改个斯文的名字么。” 雨还在下。老头就说得更多。据他说，这里原来出了一个天子，是一个铁匠老婆与一条神犬配的种。天子一生下来就可以说话，七步之内可以成诗，用他的尿研墨写状子，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朝廷晓得了，怕他篡位，发了十万军队前来攻打。没料到军队一进山，满山的竹子都炸，满山的石头都跳，都是帮助天子的兵，把官军杀得血流成河。不过寡不敌众，天子还是被朝廷拿去用油锅炸了。喊杀坪的杀声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老头的结论更有意思：要是那次真让天子登基了，中国哪还会现在这样子？莫说竹木不会砍光，起码平价化肥和薄膜是尽量供应的，要走什么后门？ 福庄忍不住大笑。 天亮之后，周科长出了房门，看见局长正在门口擦皮鞋，便问对方昨晚到哪里去了，怎么搞得满鞋都是泥。福庄只顾上擦鞋，没顾得上回答。 局长的奥迪牌轿车已经开回来，停在旅馆门口。福庄吃过早餐，推开司机小王的房门，把对方轻轻拍醒：“你昨晚辛苦。送到医院了？” “送到了。”司机揉揉眼皮。 “生了么？” “生了。” “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还是双胞胎。母子都平安。你放心吧。” “那一家姓什么？” “我忘了，好像是姓林，又好像是姓王……” 局长其实也没打算问清楚，就算问清楚了，也记不住的。“时间不早了，起来吃点东西吧。我们要走了，趁天晴好赶路。” 1993年10月 山上的声音 山上的声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作家》，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山上有声音。 笃，笃，笃，像有人在那里砍树，越是夜深越听得清楚。 这很奇怪，什么人这个时候还在岭上？好几天都是这样。月出东山，山上的声音就出现了。黄毛狗朝山上大吠，没吠出个结果，就喉头挤出一缕呜咽，夹着尾巴不安地逃窜，一次次被门后的一角黑暗吓得掉头就跑。地坪里有什么轰然倒地，好像是晒萝卜干的那一张大门板。不知是狗绊倒的，是风吹倒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两个女知青很害怕，关紧房门，一个劲地叫“全保”“全保”。全保便和卫克来敲我的门，手里有手电筒和梭镖，邀我一起上山看看。 全保说，肯定有人偷树。 我有点害怕，问怎么天天都有人来偷树，不会是有鬼吧？不会是野兽吧？不会是外星人吧？ 也可能是台湾特务来了。全保把路边一个破筐踢得很响亮，嗓门也雄壮地一连喊七八个“走”字，却没有真正往前走。“场长说，前几天台湾飞来的气球丢传单。” 卫克笑着说：“可惜一张也没有看到。听说传单上尽是美女。还有饼干，恐怕都让干部收上去吃了。” “快走快走，去抓两个特务看看！”我也不能显得胆太小，得吼出点声音给女人们听听。她们的门紧闭，窗纸透出一团飘飘忽忽的灯光。 我们带着黄毛狗从谷仓后面上山，一路上蹑手蹑脚，没在乎谁在前谁在后，似乎也暗中在乎这种不在乎。白天看惯了的一切，山塘，水沟，田埂，林中小道，一截烂牛绳，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给人陌生异样的感觉，似乎它们都是一个人刚才来过这里的物证。 全保大叫一声，原来是发现了一头牛，不知是谁忘了牵回家的，正在坡上甩着尾巴，散发出汗和粪的酸臊气。我能听到牛蝇嗡嗡的声音一哄而起。 全保又跳起来，把我的脚狠狠踩了一下。他说刚才看到一条蛇，足有扁担长，五光十色地在草丛中一闪，游到水田里去了。 我们总算勇敢地爬上坡，经过一片密密的树林，已经接近山顶，来到奇怪声音的大致来处。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山那边另一个村寨，还有山下若隐若现的河湾。不知为什么，声音此时已经消失，就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这就是说，没有人偷树，没有人盗墓，没有马熊或野猪的痕迹，更没有什么来自台湾的特务。连一个树干上的新斧痕也没有发现。风小些了，林子不再呼啸，蛐蛐声消散在腐叶气味里，消失在我脸上毛虫蜇出的奇痒之中。我只发现雾水开始在枝叶凝积，还发现了月光，潮湿而且毛茸茸的那种，似乎从河湾爬上山来，镀亮千山万水，渗入树木、草叶、岩石、泥土以及我们的肌肤，使一切都变得熠熠透明。我伸出手，差不多可以看见自己两手的血脉和骨骼，看到手臂里月光的流动。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从此相信，月光是夜晚最大的事件。 月光也是夜晚一切事件最大的原因。我相信，月光可以使人心慌，使人无措或者失常。如果有女人在这个夜里突然尖叫，肯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月光。如果有人在这个夜晚一刀结果了另一个人的性命，那同样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还是因为月光。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们放心地下了山，经过北坡那边的小庙。庙已经作为封建迷信被政府拆毁，只剩下几条麻石墙基和蔓延野草。也许最近什么人家有了难，居然还有人来此供上长明灯，在残墙上贴几条红纸。纸上歪歪扭扭的一些字，大概是香客的祈愿。 全保把油灯嗅了嗅，说是茶油，可以带回去炒菜。我们早就缺油了，当然为之兴奋，找到一个较大的灯壶，把所有的灯油囊括一尽，也算今晚没有白跑一趟。 只有黄毛狗仍是惶惶，从前面往后面跑，又从后面往前面窜，溜出一串沙沙沙的急跑声，几次挤撞我的小腿。我不知道它在搜寻什么，要提醒我们什么。 后来的一天，我从镇上背了满满一篓薯种回来，路过石砒寨的一座桥——其实不算什么桥，只是横跨深涧上的两根大木。因为走的人少，桥面爬满了青苔，甚至还长出苦蕨。桥下是寒气升腾的哗哗水声，还有掩盖溪谷的杂树，鸟雀这一下那一下的鸣叫。一个小石子丢下去，很久才能听到闷闷的落地之声，有时候甚至什么也听不到，小石子被沉重的寂静吞没了一般。 我在这个桥上来去过多次，没把它当回事，有时还在桥上大吼大唱，唱草原红卫兵来到天安门什么的。但这一天有些奇怪，刚刚上桥不久，一种可能失足身亡的念头无端袭来，突然抓住了我。这个念头如此顽固和强大，顿时使我双膝僵硬，已经不像是自己的，怎么也没法探出步子。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比方说抓住脚下的木头，但腰弯不下来，抓了好一阵还差几寸。我趔趄了一下，顿时两眼一黑。 事后想起来，这一天的风可能比较大，把我的喘息和自语都迅速吹远，变成我身后另一个陌生者的声音。盖满溪谷的树林在摇晃，似乎已经杀机毕露，眼看着就要呼啦啦向我扑来。我知道，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不当的动作，任何一口粗鲁的呼吸，都可能造成强大的反推力从而把我轻而易举抹下桥去。但我不知道哪一棵树或者哪一块石头将是我的末日。 我一定是发出了惊叫。 桥对面有一个人。 这个人早就在桥那边，静静地蹲着，大概在等我先过桥。我曾隔桥看见他脸上白花花的疮痂，显然是个麻风佬，是从附近麻风村跑出来的。他蜷缩身子如一尊息翅的老雕，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时闪动，显出他还是一个活物，在暗暗捕捉眼前的动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已经上桥，朝我递来一只手。确切地说，这不是手，充其量是根肉棒，披着疮痂的细小肉棒，因为除了拇指以外，其余的指头都已经没有了。 我没有工夫恶心，也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抓住生命的希望。在这一瞬间，我万分惊讶那只手的力量，透着硬，透着重，透着狠和倔强，透出一种在地上生了根的稳定感，并且像电一样立刻贯通我的全身。我感到它足以挂住我的全部重量，即使我用全身气力去摇撼，即使再加上五六个人用全身气力去摇撼，也无法使它动摇丝毫。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钢蹄铁爪。 我被这只手接引过桥，一脚踏到了厚重的土地。直到这个时候，身上全部毛孔才突然齐刷刷张开，顷刻就有大汗湿了衬衣。几乎被恐惧消灭的心跳，此时也才咚咚地恢复。 他往桥那边走去。 “多谢了，请问大叔贵姓？” 他给了我一脸疮痂，没有什么表情。 “你……抽烟？”我急急地举起红橘牌烟盒。 他犹豫了一下，走过来，伸出刚才那只肉棒，靠残留的拇指夹住香烟。 我给他点火。他不要，只是把香烟插进衣袋。 “你是唐家湾那个麻风村的么？” 他喉头发出咝咝的一道尖音，走了。 回到林场。天已近黑。我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赶快洗手，用肥皂，用敌敌畏，用碘酒和盐，恨不能把手刨去一层皮。全保和卫克听说我接触了麻风，也立即宣布戒严措施，大喊大叫，不准我碰他们的脸盆水桶以及任何东西，要我赶快去医院检查。场长哈佬的经验当然多一些，说麻风最毒在尿，不沾风尿就不碍事。他要我去镇上买一种三蛇祛风酒来喝，又要我站在伙房里，关闭门窗，烧了一把柴火。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土硝投到火中，然后借着火光仔细看我。这种小游戏的结果是，他宣布我的脸色如常，没有蓝光，大可放心。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地人检查风虫的方法。 哈佬还向我打听过桥的麻风佬是什么模样，待我细细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二老倌呵。” “二老倌是谁？” “你不认识的。” “是唐家湾的？” “莫是，二老倌就是这个村的，死了——哎哟，死了上十年吧？” “死人？”我吓了一跳。 “你们明日早上到蛇坡上挖杉树坑，一人挖两个就回来吃早饭。我不来喊了，听见没有？”哈佬披着褂子准备回家。 我不让他走，不容许他这样吓唬我，这样搞乱我的思想和制造我的噩梦。他凭什么把一个大活人说成是死人？ 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屋里桂蓉都要放人家了，我屋里的雪梅都做了娘，我还会同你打诳？莫是别人，定局就是他。他走起路来左脚有点跛是不是？” 我回忆不起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这已经让哈佬把鼻涕抹得更加自信。“他镶了一个金牙是不是？” 我这次回忆起来一点印象，那个上唇完全溃烂的嘴上，确实有过金光一闪。 哈佬高兴了，一口咬定：就是二老倌么。他还说，前几天听到夜里的山上有声音，他就猜想是二老倌飘魂，只是当时没给我们交底。 这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说法。两个女知青闻之变色，吵吵嚷嚷就要哈佬批假，让她们回城里去。我当然半是害怕半是好笑，不想把农民的迷信当一回事。我和全保、卫克强烈要求哈佬说下去，让我们知道二老倌是个怎样的人，是怎么死的，怎么可能飘魂。世界上还真有飘魂这回事么？ 哈佬朝猪场那边张望一下：“莫什么好说的。回家卧南风去呵——”说完就走了。 他的躲闪是一个谜，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后来又问过其他人。这些本地人不觉得飘魂有什么奇怪，倒觉得我们的奇怪很奇怪。你们怎么认为世界上没有鬼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人死了就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做了善事或恶事的人如何得到报应？岂不是两腿一伸都赖了账？这天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如果没有鬼的话，有的人活到八十岁，有的只活到十八岁，有的天天吃肉，有的天天吃糠，这一切不平之事如何解释？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这一天，哈佬挑着一杆秤来称猪，走到塘坝上不慎摔了一跤，秤砣滚落到水塘里。他不会水，央求我们下水帮他寻找。我乘机胁迫，一定要他说出二老倌的故事，不然我就不下水。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实招来。 他说得没头没脑，东一句西一句的。我费力地去粗取精，才从他的话里总结出这么几条： 一、二老倌就是他侄儿，从小不大务正业，心里不明亮，性子又烈又横，喜欢到外面打架惹祸，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自己的左腿骨折。 二、二老倌被小镇上的一个麻风女惑住了。那麻风女面若桃花，搔首弄姿，围裙里经常藏着菱角和米糖，用来勾引过往少年。照老班子的说法，男风不能卖于女，女风可以卖于男，一卖风虫就可以给自己消灾，所以麻风女常用这个办法转嫁恶疾。 三、二老倌的死是因为他作恶，有一次调戏一位小寡妇，还打劫人家的金镯子，一失手竟把人家推下山，尸体后来被一个挖药的人发现。这样的暴行自然引起公愤，寨子里的人只好给他“开款”。 我后来才知道，开款就是动家法杀人，是民国以来政府明令禁止的族规。当然，是否真正存在过这种规矩，说法也是各各不一。我见到的一位地方志专家就断然否认有这回事，说开款同放蛊一样，同“白马会”一样，都是以讹传讹，纯属伪造历史。专家还说，二老倌的故事更不足为凭，不过是长辈人编个故事进行道德训诫，吓吓人而已。 我不知道哈佬是否伪造历史。从他叙说的模样来看，他倒是说得有眉有眼活龙活现的。那一次秘密开款，全村男子都得参加。每人持铁钯一把，在开款前先将铁钯钉在树干，表示各自的决心和誓约。他们烧一堆大火，在冲天火光中由最长者唱款，也就是宣布族规家法。然后由伏法者的父母和全部嫡亲行款，就是动手杀人。他们用火烧或者用刀砍，一边杀自己的亲人，一边还必须大叫：杀得好！杀得好！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天理不容！诸如此类。他们必须大碗喝酒，高声大叫，扎脚勒手地在场上冲进冲出，拿出一种大义凛然威武豪壮的劲头。如果他们不这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丝悲戚或迟疑，他们就会受到宗亲各户的鄙视，比如说他们的红白喜事都不会有人来喝酒，他们盖房子不会有人来帮工——以后就永远抬不起头，做不起人了。 二老倌就是这样死的。 我对这个介绍颇感意外，因为我在石砒碰到的那个人没有半点凶顽迹象。 “这就对了。”哈佬认真地说，“开款才能开出好人来，这就叫归款。你懂么？这样的孽种，阳世时做了一件恶事，阴世里就要做七十七件善事来补过。阎王老子办事公道，规是规矩是矩，不是明求那号货。” 他是指大队的一个喜欢弄权的会计。 哈佬得到了他的秤砣，走了。他当场长只有一年，大概被上面认为工作不力，就免职回家了。他后来打米或打红薯浆，还路过林场的小土屋，一见面就模仿我们用省城官话骂娘，学着我们的大喊“全保鳖”、“卫克鳖”，以示朋友间的亲热。但实际上，他还是越来越生疏了。我们请他进房里坐一坐，他只是嘿嘿笑，朝屋里一看，并不跨进门槛。 我们几个知青也很快散了。我的女朋友调去当民办教师，去了很远的学校。另一个女知青老是叉着腰，办了个腰骨损伤的病退证明，把户口迁回城了。卫克主管林场的代销点半年，凡是干部来打酒或打酱油，他总是收半斤钱给七八两货，还加两颗纸包糖，把干部一个个都拍得眉开眼笑，终于被党支部推荐去读大学。惨一点的是全保，他年纪最大，做功夫又最卖力，还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但因为父亲坐过牢，几次招工招生都没让他过政审关。他后来也是办病退才回城的。那一天晚上我帮他挑了一部分行李，送他到镇上。从镇上回来，我突然发现林场的小土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影相吊。这张床是空的，那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这间房是我的，那间房是我的，另一间房还是我的。我望着窗外投进来的一角月光，心里有些空空的难受。 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度过今后的夜晚，那些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好长的夜晚。那些夜晚里不再有朋友的笑闹和梦话，死一般的寂静里，只有山上不知来历的声音。我感觉到那种声音是专为我发出的，我是它的唯一听众。月出东山，它就及时地出现，笃，笃，笃，顺风漂流和飞扬，在我门前的地坪里旋绕，从我的窗子木栅间潜入，在我某本读过几十遍的破小说上跳荡，在我的床下或墙角悄悄囤积。 我认识了一个复员军人，住在一个叫棉花畲的村寨。他邀我去他家下象棋，让我少些寂寞。我去了，玩得太晚也就宿在他家。他家境不错，厚大被子有新棉的气息。但我光光的眼睛怎么也睡不着。主人以为我忌生床，我说不是。主人掌着灯要为我拍蚊子，我说不用。我后来总算想到，这里的月夜缺少我耳熟的声音，也就缺少了我必不可少的催眠曲。我已经不习惯窗外的山影一声不响。 我后来被招入县文化馆，最初一段也出现过这样的失眠。我不得不在睡觉前猛喝一大口白酒，把自己灌得天旋地转，才可勉强入睡。 我重返这个山寨，是十多年之后。熟人们一见，都哎呀呀大为惊喜，都说我“过得旧”，意思是没忘掉穷地方和穷朋友。他们知道我是作家，却不知道我写的小说。说实话，我以前写的小说很多都取材于此地，如果被他们读到，不知某些原型人物有何看法——他们不会责怪我过于刻薄和丑化吧？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小说里写到他们。他们只是一口咬定我在《人民日报》上的征联十分了得，三年之内居然无人可以对出下联。我大吃一惊，问这是听谁说的。他们说是中学的胡老师说的。我问那上联是什么。一个后生想了片刻，才想出来：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 我差点笑翻。 “你真是个化学脑壳，怎么读得进那么多书呢？出的上联怎么那样难对呢？听说科学院开了三天会，也没人对得出下联。”有个后生还是瞪大惊羡的双眼。 “哪有这样的事？胡老师怎么能造出这种谣言？” 我的大笑并不能纠正他们的误传。相反。我越是否认，他们越是觉得我谦虚，不过是低调做人，免得树大招风和引人攀附。我这才明白，传说比真实的力量要大得多。 我没有见到哈佬。听说他儿子去城里打爆米花，他插完早禾就给儿子帮忙去了。我去找另外一个熟人，顺便到岭上走一走。我想到了当年山上的声音，想起当年关于飘魂的奇怪故事。我看见岭上已有了几户新的瓦房。其中一户的门前，一位后生正在修理手扶拖拉机，两手油污污的。他给我让了座，筛上茶，说这岭上从没有什么奇怪声音呵。我仔细描述了那种声音。他想了想，哦了一声，说是懂鸡婆吧。他说懂鸡婆叫起来就像是砍树，要不就是岩蛙——岩蛙叫起来也是惊天动地，几里路以外都可以听到。 我下了山，走在一条泥路上，不时跨过深深的车辙。我想起那时候哈佬带着我们来修路迁坟，其中就有二老倌的一座——是哈佬指认的。我们砍去茅草和杂树，刨去草根错结的土层，撬开拱砖中的一块，一股热气立刻从缺口里冒出，吓得我们纷纷闪避。女知青更是捂住口鼻逃得老远。我从逐渐扩大的缺口里，看见了黑暗洞穴里面已有很多落土，还有依稀可见的朽木和白骨。我们已经挖过很多坟，发现所有白骨都一样，无法辨别贵贱，甚至无法辨别老少，二老倌的当然也没什么特别。他只是有一颗金牙，已经蒙上泥垢和污水，被哈佬擦一擦，才有微弱的一道闪光。 我最为惊异的是，我在这座老坟里，看见了比较新鲜的板栗壳和包谷粒。据哈佬说，这就是他飘魂出土的证明，是他吃剩的东西。在坟前的一棵歪脖子桐树旁，我还发现了一根红橘牌香烟，虽沾有雨渍和泥沙，但基本上完整无损，商标隐约可辨。 我捡起来看了看。 可能是出自我的烟盒，也可能是陌生过路人无意间的遗落。 那支烟，永远留在山里面了，也许我眼下还能找得到。 1994年11月 红苹果例外 红苹果例外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芙蓉》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一 阿中来电话，邀我去一趟鹿湖。 我从没去过鹿湖，只知道阿中在那里买下一片橘林，雇了十几个四川佬在那里种果树。阿中说他要去那里解决一点土地纠纷，需要拉我这个报社记者去助威。更重要的是，果园附近有一个湖，一个很大的湖，我们可以在那里游泳，划船，钓鱼，打野鸭子，找美丽村姑们对歌——想怎么腐败都行。这个计划不能说不动人。 去鹿湖有八十来公里，我们可以搭乘公交车去。阿中说什么也不同意，定要开车来接我，让我第二天等着就行。 我这天上午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把一本介绍历史的小画册从汉代看到元代，他还没有来。他在汉代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的奔驰被人家借走了，只有一部桑塔纳，实在有点丑，对不起对不起。他在唐代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觉得桑塔纳还是不行，马上去借一部林治，要我再等一等，千万不要着急。他在元代又打来一个电话，说林治一上路就与人家的车撞了，真他妈窝火，他刚才差一点就同别人打起来了。最后，他在光绪登基的鼓乐声中大汗淋淋地敲开了我的房门。 他穿越血淋淋的中国史之后，带来的只是一部脏兮兮的出租车，车门咣咣的怎么也关不严实，坐垫的皮革也裂了道口子。他非常惭愧地搓手：“对不起，今天真是委屈武哥了。” “我说了，坐公交车就行。” “我不就是要想撑撑壳子么？你得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吧！” “撞得厉不厉害？” “不要紧，莫说是一部汽车，就是撞它一架飞机又怎么样？阿中什么本事也没有，钱有的是！”他朝车后狠狠瞪了一眼，气咻咻地扎着袖口，“我车都不要了，招个的士就来了。随他们警吊子怎么办。” 出租车司机对这话吓了一跳，把阿中看了又看。 后来我才知道，他耽误这两个多小时，是很有道理的。 二 因为耽误了时间，我们出城时肚子有点饿，只得吃点东西再走。我本来想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一碗面，阿中说什么也不同意，说我们是什么人？国家栋梁，跨世纪的人才，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 他硬把我拉进了路边的皇家酒楼。 我得介绍一下酒楼此时的情况。我们走进大门时，门左边已有一桌东北人，正在粗声大气地猜拳行令，把东北虎的豪壮狠狠地吼出来。门右边一桌是三男一女。一个胖子耷拉着盖耳长发，盯着桌面无精打采，好像一个逃学的学生被迫听数学课，盘子里不是美味佳肴，而是一道道枯燥难题，正考验着他的坚强。“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他总是这样嘟哝，不知道是何意思。另两个男人正在说笑，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小白脸，卷头发，眉眼清秀如大学新生，冷冷地看我一眼。 小白脸逼迫身边那个艳妆女孩喝啤酒。每喝一杯，就拍给她一张钞票。女孩忙不迭地把钞票抓在手里，塞进长丝袜的袜沿里。 “开瓶！满上！” “不要了不要了，我要醉了。” “醉了还认得钱？” “怕你们输不起。” “放心，老子卖了老婆也要陪你喝到底。” …… 他们说起了一件关于星期天的事，话语里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词。“瓜子”、“洗头”、“开荷花”、“撕扇子”，等等。但我突然一阵恶心，似乎听出了这些话的罪恶意味。我想起前不久阿中说到的一桩凶案。前后情节我记不太清楚，印象中只剩下一个人的死：那人躺在垃圾场，额头上有一个洞，流出的血已经干枯发黑，全身只剩下一条短裤，大概其他衣物、手表什么的已被拾垃圾的人剥去。可怜那曾经被父母百般爱怜过抚摸过的肌肤，现在与破罐头盒废报纸烂果皮共存，把苍蝇喂养得又肥又大晶莹闪亮，不时一哄而散粉碎了热烘烘的阳光。 从他们的对话联想到凶杀案，这种思路似乎有些奇怪。 邻桌又发出哄笑。哗啦——不知谁撞倒了一张椅子，一只提包落地时抖开，一件黑亮亮的东西从包里滑出，滑到我的脚跟前。 枪。 我吓了一跳，与阿中会意地对视了一眼。 我们不敢说话。幸好东北虎那一桌的猜拳行令此时进入高潮，吸引了餐馆内人们的注意力，包括刚进门的一些食客。没有什么人在意我们的紧张。 小白脸从邻桌走过来，弯腰拾起手枪，偷偷别入他的身后。他四下张望了一眼，目光最后投向了我，似乎一眼看得很深，已经看清我脑子里刚才的垃圾场。 他笑了笑：“你认得白沙村的三龙？” 我摇摇头。 “你们是万哥的人？” 我还是摇摇头。 他看了阿中一眼：“对不起，借个火。” 阿中递上火柴。 对方点燃烟，把火柴放回桌面。但他的手缩回去以后，桌上除了火柴盒，还有三根寸长的铁钉，成扇形展开。 “谢谢。”他回到那一桌，与其他两个男人起身离去。 “臭驴子！”阿中拾起那三根铁钉，“这就是他们的封口令，你懂不懂？妈妈的，这一套也玩到老子头上来了。老子可不是吃素的。别说几个烂仔，就是来一两个团正规军又怎么样？老子也有人，要坦克有坦克，要军舰有军舰，说不定哪天还买个原子弹，陪着你们玩吧……” 我没工夫听阿中吹牛，只注意到门外有汽车仓皇发动的声音。 三 我还是给公安局打了个电话，举报了那三个人的车牌号。那是一辆黑色的蓝鸟牌轿车，车牌号尾数是八八〇八，车后还贴一条矿泉水的广告。 电话那头的声音无精打采，而且一再追问我是谁，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单位供职，身份证号码是多少，还问我为什么记不住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看来对方已认定我比蓝鸟牌更值得警觉。我心里虚虚的，很难解释清楚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对方明白三根铁钉的恶毒程度。 电话突然断了。 回头一看，是刚才那个陪酒女孩斜靠着收银台，一手压住了电话机的叉簧。“你点什么眼药？”她白了我一眼，翻出的眼白特别大。 “你没见那伙人带着枪？还能是什么好人？” “我同你说，”她朝门外努努嘴，“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找麻烦。晓得他们是什么人吗？” “什么人？” “这年头，门口过条狗，最好也莫得罪。” “怪不得罪犯越来越多，都是你们惯的。” 女孩冷冷一笑，“你不犯罪，品德高尚，遵纪守法。但你管我吃管我喝？一个月的流水四五万，一给小费就是一张老人头。你给得起？” “他们这样有钱，就更值得怀疑了。” “莴笋！神经病！”她不管我怎样目瞪口呆，一把抢过话筒，自己开始拨号了。“张老板么？今天怎么不来？……吃过饭了？不行不行，吃了也要来么，再吃点么，这么久不照顾我的生意，你好坏哟……”她冲着话筒撅嘴，还扭腰，还跺脚，要把万种风情硬塞到话筒里去一般。 我没法同那只抹了红指甲油的手抢电话，气咻咻地回到座位。 阿中笑了笑，对我的举报不以为然，说喝酒就喝酒，还想关怀五大洲四大洋呵？公安局都是他妈的粮食局，只会吃饭。你要是说这里有坏人，他们就耳朵背。你要是说这里发行原始股，他们就蹿得比老鼠还快。 我们又空了一个酒瓶。不知什么时候，陪酒女孩又游转到我们桌前，给我们倒酒，出示几个打火机：“防风打火机，进口的，来一个？” “你长得这么难看，让我怎么有兴趣买？”阿中脸上已经笑出了流氓活动。 “你把颈根洗干净一点，我就白送你。” 阿中睁大眼，“厉害，厉害，嘴巴刀子一样，开口就像吃了铳药。凭你这母老虎的样子，还能把业务工作搞上去？” “你不要，有的是人要。” “倒也是，国有资产现在都严重流失国外。” “哥哥出个好价钱，我就让你看看爱国主义。” “好呵，我最欣赏爱国热情。这样吧，你先给我猜个谜语。五百个男人——打一体育用品。你猜出来了，我就买你五十个打火机。这个价钱不错吧？”阿中一喝酒就喜欢炫耀知识，但他的知识不是荤谜语就是荤笑话，让我作陪的都很没面子。 女子没有猜谜，却不小心掉了一个打火机，当的一声落在地上。她去拾打火机时，偷偷扯了一下我的裤脚，压低声音说：“快走快走，要不就吃亏了。” 我没听明白。 她的头发冒出复杂的香水味：“他们就要来报复了。” “他们”是谁？为什么报复？是报复我刚才的一个电话吗？ 她显然不愿多说，把打火机拾在手里，伸直腰杆哈哈大笑：“你们这些臭莴笋，想在我这里白揩油呵？连一杯人头马都请不起，谈什么谈？一边去！” 她简直是个天才的演员，好像我们这里刚才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声色场所见多不怪的生意。她从桌上取来一张纸巾擦擦手，撇了撇嘴：“回家泡你老婆吧！” 高跟皮鞋笃笃笃地扬长而去。 四 当时门外有汽车的刹车声，差点吓得我跳了起来。门开了，倒不是那带枪的三个男人，是一个陌生的工人往店里搬啤酒罐。 我出了身冷汗。其实，我一直感到有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我，感到某种危险就在我身边，陪酒女孩的警告只是证实了这一点。 我早就应该离开这个餐馆。当时我浑然不觉，阿中把酒往我的杯里倒了一点，我又往他的杯里倒一点，他又往我的杯里倒一点，我又往他的杯里倒一点。百威牌啤酒滴滴洒洒，还是他多我少。他说你这个家伙就是不男子汉，就是酒风不正。 我在大祸临头之下还没话找话。为了旅行的愉快，我得讲点阿中爱听的，比方说名人逸闻，比方说足球黑幕，比方说男人变性和瞎子骗钱。记得我还说到一位老同学，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被老婆截获了他一大堆婚外恋的情书。他老婆并不生气情书之多（已经见多不怪了），而是痛恨那些情书措辞完全一样，差不多成了复印件。老婆说你这样没文化不丢了我的人吗（她嫁的好歹是一个作家吧）？阿中一听，果然笑得大力展示他那一口参差不齐的老鼠牙，还让我瞥见熏黑了的牙龈内壁。 当时我没有发现他的笑声空洞可疑，也没注意到他上厕所的时间那样长。 我仔细回忆一下，还能想起危险到来之前的其他种种，本应该引起我警觉的。比方有一个老头发作心脏病，被家人扶走了。有一条狗突然闯进餐厅，人们好容易才把它赶出去了。内厅里几桌婚宴也出现骚动，新郎与一个人发生争论——对方是一个提着提琴匣子的大汉，大胡子，脑后悬一小辫，下身是发白的牛仔裤，似乎是个什么流浪艺术家。他们居然在争论哲学问题，什么存在，什么时间，什么斯坦和斯基，真是让我惊讶万分：他们怎么不大像争论而像是生硬地对台词呢？怎么有一搭没一搭的断断续续？大胡子似乎没占到上风，气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宣布这里人人都能理解妓女，就是不愿理解哲学，因此他决不同这里的人碰杯，然后砰的一声掷杯于桌，拂袖而去，带走了提琴匣子。 照理说，他罢席就罢席，冲走就冲走，不干我什么事。奇怪的是，在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他朝我盯一眼，似乎已知道我的处境，要看我如何虎口脱险。 感谢陪酒女孩的警告，我总算及时离开了那里，一头冲入了门外明亮的大街。街上有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川流不息的汽车，有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当然也就有一种什么都不曾发生而且永远不会发生的日常感。但我刚出店门就发现，街对面人群里掠过一个眼熟的人影——刚才那个邻桌的大胖子。我迅速朝右边看去，发现刚才那戴眼镜的小白脸也出现在远处，守在黑色蓝鸟牌汽车旁，眼睛朝我这边打望。 “坏了，坏了，”我对阿中低声说，“我们被盯上了。” “你是说刚才那几个鸟人？还真有这么回事？” “就是他们。有一个就在街对面。你别朝那边看，别看。” 我拉拉阿中的衣袖，让他也同我一样，假装看路边的杂货摊，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便麻痹对手和争取时间。“怎么办？怎么办？” 阿中也急了，“妈妈的，今天顶上了。这样吧，我们化整为零，你去百货公司，找一个后门进公园，在旱冰场售票处等我。我去找个公共电话，要廖鳖带点人来。” 他是指我们在武警的一个朋友——那人曾夸口，他的兵就是我们的兵。 “你千万注意呵。这些人肯定手黑。” “放心吧，你机灵点，多保重！” 我与阿中匆匆分手。 我用余光控制眼角那些可疑人影，搜寻街上更多可疑的人影，脚步却暗暗加快速度，恨不得插翅腾飞，赶快飞入哪个安全的洞穴。恼人的是，我越是想快，就越快不了，一次次撞翻前面的男人或女人，不但无法提速，还遭人愤愤地责骂。咣的一声，附近一个小贩把手中两把钢刀碰响，“不锈钢刀半买半送哇——”这不是他们动手的信号吧？我魂飞魄散，满身大汗，再次撞出女人的惊叫，疯一般冲进商场大门。但我随后在商场内接连扑了两个空，没有发现阿中说的什么后门。我慌乱中撞入一间库房，又被两个老工人模样的人给轰了出来。我走投无路只好往楼上跑，刚到楼道拐弯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眼前。事情是这样：我当时从楼道朝下扫一眼，虽没看见追踪的枪匪，但发现了阿中，一个十分奇怪的阿中。他不是要去打电话么？不是要去呼叫武警朋友么？不，他根本没有去，而是一路尾随着我。在我回头看见他的时候，他正隐在一个大柱后面做几个奇怪的动作——朝大门外摆摆头，又指了指楼上，显然是指示我逃跑的方向。 他给谁做这些动作？ 他为什么做这些动作？ 我两眼一黑，脑子里轰地一炸，惊愕得怎么用力也没法迈出步子。我突然发现，阿中竟是他们一伙的！与我交往了这么多年的老友，在要命的时刻竟把我卖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双一直在暗中盯着我的眼睛，其实就是阿中的眼睛——那双隐在微笑之后深不见底的小眯眼。 五 我狗急跳墙，鼓足勇气朝楼下跳去。事后想起来也奇怪：我从来都是体育考试不及格，杀只鸡破条鱼也是笨手笨脚的。我是怎么能从二楼跳窗下来而且为什么没有折胳膊断腿？怎么成了一个呼呼呼的飞人？ 我听到了身后啪啪两声，声音不大，像开了两瓶啤酒。很久以后我才想起那是开枪，是对准我开枪。要不是我命大，恐怕身上早掏出了两个洞。 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被我奋力甩掉。有撕裂布料的声音，当然也出自我的身上。那只手又揪住我衣角的时候，我纵身一跃，跳下一个高坡，昏天黑地间撞入一片咣咣当当的声响。我手忙脚乱爬起来，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垃圾场。我的脖子被一根瓜藤缠着，眼角上黏着油乎乎的锡箔纸，两只脚都踩着空罐头盒。 高坡下有一条水沟，沟那边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人影，正冲着我大喊：抓坏人！抓坏人！他就在这里！我朝右边一看，看到不远处一个建设工地，有一片使人放心的草绿色军服。军人就是正义，是全社会扬善惩恶的希望。我没命地投奔过去，快跑到工地的时候，见几个军人也跑步迎来，像前来接应突出重围的战友。我没料到的是，他们一上来不由分说先把我来了个双手反剪，三拳两脚就让我跪倒在地，差点扭得我身上骨折和脱臼。这些乳毛未脱的青瓜头，白戴了帽徽领章，白吃了大米饭，一个个热情洋溢斗志昂扬在我身上一试擒敌身手。没什么地方好抓了，他们就揪我的头发或者衣领，根本不听我申诉，根本不相信眼下是什么好人受难，哪怕我用肠子肺叶来一齐大叫也不管用。他们只相信枪声，只相信证件——小白脸赶来时，不知掏出一个什么本本给他们看了一下，他们就眉开眼笑，争相与小白脸握手，还不熟练地行军礼，谦虚地露出微笑。 阿中也赶来了，向他们出示了三根铁钉，说了些什么。他们就更加同仇敌忾。其中一位还跑步找来一根麻索，把我紧紧地捆起来。 “看你不老实！”他狠踢了我一脚。 我一跛一跛地被押回坡上。围观的人头更为拥挤。大概有水果摊子挤翻了，橘子苹果梨子栗子什么的满地滚。 “他们是贼喊捉贼！他们是犯罪团伙！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我顿足大叫，“你们救救我！” 没有人响应我的呼吁，没有人相信我。反而有一张张兴奋的脸，还有围观者们欢呼胜利的一阵热烈掌声。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黑白颠倒暗无天日啦。行人们只是纷纷打听着我的案情，看看我这个逃犯的模样，当然还看看阿中举在手里的三根铁钉。 “救命——” 我没把这句话喊完，就被堵上了嘴。 六 我的眼睛也被蒙上布条。 重新见到光明时，大概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跌跌撞撞被推下汽车，进入了一张黑森森的门，通过一条窄窄的楼道，来到一间码了各种货箱的大库房。这是在什么地方？我听到附近有密集的狗叫，心想可能是到了农村吧。又听到有汽车奔驰的声音，心想这里可能离公路不远。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豆酱味，还看见墙上一张计划生育的宣传画，有一个小女孩在画面上手摇花束朝我奔来。 我在黑暗中没法记住汽车拐了多少个弯，每个弯又拐了多大角度。只是从行车的时间来看，从汽车颠簸的程度来看，我可能到了远郊的一个地方。 眼前出现一个人，小平头，黑夹克，蒜头鼻子满脸酒刺，嘴巴有事没事都半张着，就要流出涎水的那模样。我定定神，发现这是阿中，人面兽心的家伙。 “狗杂种，你为什么这样歹毒？” 他嘿嘿笑了一下，用袖口抹着脸上的汗：“对不起了，真是对不起了。兄弟今天实在没有办法。祸是你自己惹下的。” “你早就是他们一伙的吧？” “你看出来了？” “我同你昨日无冤今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 “武哥，这就是你呆了。你想呵，你是好人，他们是坏人。这世上的道理就是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你连这一点都不懂？” “你就不怕公安局以后算账？” “你去告呵，告吧。我同那些警吊子练得多了。” “你这个王八蛋，你良心狗咬了吗？你还是个人吗？想当初，老子为你找房子，为你找生意，我差不多倾其所有给你父亲治病。我瞎了眼呵！” “我记着你老人家的恩呵。我哪会忘了呢？你说得对，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你他妈太对得起我了。你有人缘，交际广，德才兼备，乐于助人，才华横溢，又有文凭又有职称，还差点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你活得美滋滋的做梦都笑出声，是不是？” “什么意思？” “呸！就是这个意思。你我从小学同学到中学同学，都是一餐三碗饭，胯里四两肉，凭什么你人模狗样居高临下？想上大学就上大学，想评职称就评职称，想有个好爹妈就有个好爹妈，你把好事都占了，到头来还摆出臭架子，不把老子的钱放在眼里。请你吃顿饭都千难万难呵，你妈妈的也欺人太甚了吧？你们这些家伙压得老子吐不过气来，让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压得老子天天做噩梦。你们这些臭鳖杀人不见血呵？”他激动得双手颤抖，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刀，凉凉地顶住我的脖子。 我现在突然明白了什么，冷气从脚跟升起来直贯脑门顶。 我其实更不明白了。 大概没有得到命令，他还不敢随便动手，停一停，把刀收回。不知为什么，他眼下没有多少胜利感，倒显得比我还要愤怒和委屈，全身哆嗦着，往嘴里塞了一支烟，好一阵没有点着火，火柴划断了好几根。到最后，他突然咳嗽，还捂住脸哭了，一边哭一边抽自己两耳光。“我他妈从来就是人渣！我他妈就是贱！我他妈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一回呵……”他尖声地猫叫一声，在脸上胡乱抹泪，冲出门去，大概是去了厕所。 我从未见过他这样激动，感到非常眼生，怎么看也不像。他是阿中吗？是那个经常打电话来没正经话的阿中吗？是那个得意洋洋到处请客埋单的小老板吗？他不会是另外一个通过整容和模仿来仿冒阿中的人吧？仿冒得如此惟妙惟肖炉火纯青，以至连我也看不出破绽。也许我只能从一些细节——比如阿中抽烟时总是用火柴而不用打火机，总是把过滤嘴摘掉——才能抓住蛛丝马迹，揭穿一个仿冒者的伪装。 但刚才这家伙确实是用火柴点烟，也确实摘掉了过滤嘴。不一会，一个小马仔还送来一瓶矿泉水，咚咚咚灌进我口里——这当然也像是阿中所为。他已经翻脸不认人，但看在老同学的分上，用一瓶水割清以前的交情。 “黄瓜皮，你出来——”我大喊他以前的绰号。 没有人回答我。 “黄瓜皮，你记住，你是个小人……” 七 我看着窗外的一角蓝天，那已经不再属于我了的自由和辽阔，那一个我可能马上就要告别的美丽世界。 我从来不知道阿中的深仇大恨。这是我的愚蠢。我得罪过他么？最得罪他的也就是那次在老练家，我们为一个字抬杠。我说“械斗”的“械”字是读xie，不是读jie。我说他读错了。他不认账，当着女朋友的面尤其不认账。我们一直争得其他人的棋都下不成了，纷纷上前来劝解。 只得用字典来裁判。我当过八年编辑和记者，当然是我胜。阿中红着脸去看电视，后来一个星期没有同我说话。 我不相信这一个字就可以结仇。也许，真正的原因是阿中说的那样，我太看不起他的钱了，太装作看不起他的钱了。我不仅一次次谢绝他为我买电视机或者录像机，甚至不愿吃他的饭。这当然也怪我的胃，怪我的口味太窄。自从我的肚皮率先进入中年——悄悄隆起来之后，在医生的警告之下，我只能适应豆腐、青菜、辣椒、萝卜等诸多清高食品，没享过什么富贵却有富贵腻了的模样，谁想招待我，谁都头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吃。每次陪阿中之类朋友豪宴，我宣布进馆子真是俗，宣布自己还是怀念野菜和红薯，甚至对一切有钱人的财富之累深表同情。这当然有些夸张。但我习惯于回绝阿中的宴请，对他埋单的魄力和能力视而不见，使他在我面前根本神气不起来。 这对于他确实有些残忍。阿中是一种群居兽，不能没有朋友，尤其不能没有朋友陪着他去见另外一些朋友。但他既玩不了象棋，也玩不了钢琴，更谈不了电影和文学，一张嘴就像个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学留级生。他声称自己最喜欢卡夫卡，一读卡夫卡就会热泪盈眶，但自从他有一次把老卡说成日本电视剧的作者以后，就成了大家永远的笑柄。这样，他只能请吃饭，不能不请吃饭。只有在餐桌上，他才有几分活气，才可以仗着酒量吆三喝四，对朋友们拍肩膀，摸脑袋，揪屁股，嘴里不干不净，指责你的皮鞋或者你的舅舅，到最后用信用卡诱发大家的几句感谢。这就可以理解，为了培养我的食欲，他可以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讨论餐馆的选择，讨论菜肴的选择，直到我动心为止。为了打消我拒绝的借口，他可以无限扩大服务范围，答应帮你拉煤气罐，帮你去火车站接客人，帮你刷墙和擦地，帮你去医院给病人送饭……他做牛做马做孙子都可以，只要你答应腾出时间去吃饭。 他有时候甚至不得不采取欺诈手段，比方说他失恋的痛苦要向我们倾诉；或者说他手上有几盒绝妙的外国电影录像带要面交给朋友。可一旦把我们骗进餐馆，他高兴得哼哼唱唱的，对失恋含糊其辞，也没带来什么录像带。 他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忘了！ 到后来，朋友们都可以用拒绝赴宴来胁迫他，逼他做出各种让步——比方承认自己十五岁还尿床，承认自己偷看过女澡堂，向大家保证不再崇拜港台三流歌星，如此等等。为了大家以后能够继续赏光，他嘴里尽管妈妈的妈妈的，还是一次次就范。 有一次，他喝多了，一腔酸物喷在地上，喷着眼泪鼻涕大哭：“我他妈的只会赌博，一看书就要打瞌睡，一点艺术细胞也没有。我晓得你们这些王八蛋看不起我，根本没把我黄瓜皮当朋友。我是条穷得只有钱的蠢卵哇……”他躺到桌子下去了，孩子般地呜呜地哭。有人把他送上出租车，让他回家。不料过了好一阵，出租车又把他送回来。司机说，在城里转了好几圈，他还找不到家，只好把他送回来。他却一个劲地叫司机作“舅舅”，要舅舅送他到公安局去自首。 满堂爆出哄笑。 我倒觉得他有些可怜。那一天是我送他回家的。那一天我在给他洗脸的时候，谎称我最重要的朋友就是他。我的虚伪肯定被他一眼看穿并且怀恨在心。 八 我后来才知道她也难逃摩掌。她鬼使神差地给我通风报信，没料到阿中是他们一伙的，决不容她漏网。 她就是那个陪酒女孩，名叫铁子。我后来知道，她是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兄弟姐妹分别叫金子、银子、铜子……差不多是开了个五金铺，填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据她自己说，她在皇家酒楼是付过“保护费”的。 当时我被几个军人轻易擒获，被反扭双手押向汽车，豆大一颗颗的汗珠往下掉。周围的人全都兴高采烈，后排的观众为了看清楚罪犯，还鹅一样把颈根升起来。有一个老头肯定被枪匪们买通了，指着我大骂：“就是他！就是这个小杂种！抢了我的钱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看见她也被捆绑着押向汽车，但她一直在挣扎着大喊：“他们是假公安，证件和车牌都是假的，你们不能让他们抓人……” 但她显然也错估了形势，包括错估了年轻军人的判断力。几个军人还在面面相觑的一刻，两个黑影早已向她扑过去。她在人群中一晃就不见了。人群中只有打手们扬起的拳头和巴掌，只有一个女人零碎的惨叫声四处飞溅。有个军人见此情景有些不忍，想上前拦阻，阿中便向他解释：“那个臭娘们也是在逃犯，至少偷了人家八个娃娃！” “人贩子呵！”军人们居然就这样相信了，走了。 围观者们当然更气愤了，一次次喊打的声浪冲她而去。尤其是两个女人，大概想起了自己的娃娃，撅着大屁股向前，去揪她的头发。 她后来也被带来库房，是被人揪着头发一路拖进来的，脸上有泥污和血迹，高跟鞋在门槛处被绊掉了一只，两脚在地下乱踢狂蹬。她的旗袍被撕破，露出一块白白的肩膀和一根乳罩带子。 “臭流氓！”她破口大骂，“你们打吧！你们今天不打死我就不是人养的！洪疤子你听见没有？” “你怕我们不敢打？”一个疤脸马仔带着几个打手上前，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简直把她当一只练拳脚的沙袋。 她不再动弹了。有人拿来一盆水，泼在她头上。 “臭婊子，到了这里还嘴硬，吃了豹子胆啦？” “这家伙找死，先花了她的盘子！” “挑了她的脚筋，看她还往哪里跑。” “脱了她再说，给哥们儿擦擦炮。” “哈哈哈——” 我呼吸变得粗重，再也忍不住了，“你们欺侮一个女的算什么本事？” 打手们把目光一齐投向我，其中那个疤脸说：“呵嗬，不要我们欺侮她，是要我们来欺侮你吧？看你这熊样，尿都吓出来了。” 他们看着我的裤裆，发出一阵哄笑。 我这才感到裤裆里有点凉，但已顾不上羞耻。“你们放了她吧。这事同她没有关系。电话是我打的，她当时还不让我打。” “放过她容易，”疤脸擦擦手，“你给她顶罪？” “怎么顶？”我小心试探。 “你叫我一声爸，我就少打她一下。” “那没问题，别说叫爸，我喊你爷爷，可以吧？” “这孙子还孝顺！”疤脸笑着与同伴们交换一个眼色，大笑一阵。“你跪着给老子叩一百个头，老子就不挑她的脚筋。”疤脸又有了新主意。 “一言为定？” “当然一言为定。” 我把这事当真，要求他们立誓为约。叩头有什么要紧？就凭着女孩刚才仗义相救一幕，我就算把脑袋砸成个烂西瓜，也是理所应当。 正在这时，我听见窗外响了两枪。打手们脸色大变，一齐跑出门去了。我心中暗喜：是不是警察来营救了？是不是他们内部有麻烦了？……可等了很久，窗外又恢复了平静，什么好事也没发生。只有一个马仔送来两个盒饭和两瓶矿泉水，还让我松绑上了趟厕所。我问他外边发生了什么事，他根本不说。 我借上厕所之机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发现库房门外有一条阴暗走道，通向六七张门，都是紧闭的。这有点难办。想想吧，即便我有办法解脱绳子，还有办法逃出库房，但下一步往哪里逃？这六七张紧闭的门，哪一张是通向出口，而哪一张是通向枪匪？……他们把门都关上，还用报纸糊掉了两个窗子，显然是不让我们看得更多。 在铁子吃完饭之前，他们没有捆绑她。我挣扎着挪到她身边，见她躺在地上轻轻呻吟，不免心生怜惜。我俯身吹出长气，吹走她脸上一只蚊子。 她眼里流出了泪水，哼一声就轻轻叫一声娘。 “小妹，对不起，我连累你了……” 她哭得更凶：“就是你这个莴笋，神经病，打什么鬼电话？管什么闲事？你不知道到处都有他们的眼线？……” “我不知道，真是对不起。” “我家里还有妈妈、爸爸、弟弟，全都靠着我哩。我怎么办？怎么办呵？我的存折也被他们抢走了呵……” “别着急。我们慢慢想办法。” 她看了我一眼，哇的一声扑过来，紧紧搂住我：“我怕。” 我的手反绑，没法抱住她，只感到她胸脯紧紧压住我，瘦弱的身体挂在我脖子上，一阵阵剧烈地起伏，把我压得有点吐不过气来。我感到了她的心跳。她也肯定感到了我的心跳。我安慰她：“你不要怕，我们还有希望。家里人找不到我，一定会报案的。警察现在可能正在寻找我们……” “来不及啦。他们杀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如果命该如此，那也就认了。我在这里，我陪着你……”其实我同样害怕，但我眼下必须使心跳稳定下来，强劲起来，给她一种力量。我忍不住把脸靠过去，贴在她的脸上，用这种别扭的接触代替握手、拍肩、一拳捶在胸口等安慰的方式。我感觉她的发丝撩动，感觉到我们的泪水流到了一起，咸咸的，还有点苦。 我其实自己想找一个依靠，哪怕找一个根本无法依靠的人。 九 我竖起双耳，屏气凝神，但一直没听到大队伍嘈杂的脚步声，没听到警车由远而近的尖锐笛声，没听到警队指挥员通常在电喇叭里发出命令的声音……就是说，我等呵等，没有等到任何希望。 我与铁子只能依靠自己，尝试逃跑的可能性。她在我的鼓动之下，借上厕所的机会，偷来一小块碎玻璃，在夜里割断了捆她的绳子，也解开了绑我的绳子。她解绳子的时候吓得手直抖，好几次停下来，捂着胸口大喘粗气，说她怕，好怕，太怕啦，我们还是认命吧？直到我气得大骂蠢猪婆不知死活，直到我拿脚狠狠地踹她，她才战战兢兢继续解下去。 绳子既然已经解开，就没有回头路了。她再一次听我教导，使劲地点头，大概也明白了这一点。快天亮的时候，我们等来了看守人最困的一段，靠一张钢筋防盗窗作工具，偷偷撬开库房的门——这需要我们两人抬着防盗网协同操作，就像扛着两棵大树当筷子，实在是工程浩大，费了近半个小时，累得我们满头大汗。但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不能不这样以繁代简。 要命的是，她实在太笨了，总是不得要领，在最需要一齐下力撬门的时候，她竟然丢下了手里的巨型筷子，用袖口来给我抹汗。 “你猪呵？”我差一点骂出高声。 “我怎么了？怎么了？” “这是擦汗的时候吗？”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用力，再用力！” 她哆哆嗦嗦更不知道如何用力了。 我额上的汗也更加汹涌。还好，天不绝人，我们总算撬开了门，总算溜下了楼道，甚至借一棵小树翻过楼房外一道砖墙——线路都是铁子白天暗中侦察过的。不料她关键时刻再次添乱，跳墙时竟伤了脚，大概是骨折或者脱臼，一跛一跛根本走不动。我差一点急得喊天，只好背上她朝前探步。但这时狗叫起来了，楼房里电灯亮了，打手们朝着窗外大喊大叫，包括阿中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我已经开始绝望。 “别管我了，你……”她在我耳边急急地说。 “那不行，我不能把你丢下。” “蠢呵？跑一个是一个。” “要死就死在一起。” “看不出你还很义道。” 这样一说，我就只能继续义道下去。 其实，我也明白，只要有一个逃出去，就可以去报警，就使枪匪们有所顾忌，另一个也才有得救的可能。但那一刻我似乎义道得很晕，反而把她搂得更紧。 “臭莴笋，臭莴笋！你聋了？你蠢呵？……”她在后面使劲地打我，撕我的头发，直到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打手们追上来，几道强光照射着我们。 我睁不开眼睛，只是长长叹出一口气，等待他们的发落。他们会重新捆绑我，重新给我蒙眼或者嘴里塞布团，甚至一支手枪顶住我的太阳穴：一、二、三——他们如果害怕夜长梦多，不是不可能随时下毒手的。奇怪的是，我久久没有听到动静，甚至发现在场人都有些手足无措。不知什么时候，我听到一个人说：“导演，没胶片了，算了吧？” 这句话令人费解。 接下来，我听到了一道哨声，听上去也怪怪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听到有人鼓掌。 掌声中，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一张张脸上绽开了花。疤脸汉子丢掉手里的木棍，伸手来与我握一把手，又同铁子握一把手，还帮我们拍打身上的灰。阿中哈哈大笑，指指我的鼻子，捂住自己的肚子一次次下蹲，笑得要满地打滚的样子。在一辆汽车强烈的车灯光柱里，一个披着军大衣的人提着电喇叭走来，对阿中高兴地说：“ok，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刚才这一场追逃戏，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可惜破门那一段没机位……”他看了我一眼，发现我还在目瞪口呆，便过来握住我的手，“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导演，叫孙建平……” 我觉得他面熟。事后我才知道，我确实见过他，就是皇家酒楼里婚宴上的那个新郎，当然是伪装的新郎。 “是这样。”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们正在拍摄一部实验性电影，片名叫《风季》，完全是原型主义的探索。”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气得七窍生烟。 “别生气，别生气，听我慢慢给你解释。这样说吧，《罗马十一点》你看过？那是意大利片，新闻纪录手法。我们这个更进一步。主角多用原型，拍摄全用实景，不少情节随机发展，多机位全程偷拍。有些人，就像你吧，根本不知道自己入戏，这样表演就更加自然。是不是？” “你是说，你是说，这一切……都是拍电影？” “是呵是呵，拍电影。最新潮的电影。”他不无得意地一笑。 我几乎要哭了，“阿中你这个臭杂种，你……你他娘的跟我玩这一套？”我扑上去抓住阿中就打，打得他两手招架，连连讨饶，躲入孙导演的身后。“武哥。武哥，你听我说，我看你平时对电影感兴趣，一番好意让你来玩一票。其实我同他们都说好了，对你不要真打，也不让你饿着，天地良心……” 要不是几个人阻拦，我非把阿中这家伙一口吞下去不可。算下来，整整二十多个小时，我一直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笑的牵线木偶，任他们这些人算计着和玩弄着。我算是白怕了，白气了，白伤心了，白义道了，还白白尿了两次裤子。要是我一慌神做出不得体的什么事，岂不是也会被他们拍个正着？“我操你大爷——” 我差不多哭了，一连骂了几十句粗口，骂出了世界上最恶毒、最下流、最不堪入耳的话，骂遍了眼前所有微笑的恶棍。哭骂声中我当然也有一丝庆幸。事情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和噩梦一场，我一条小命还在，还可以走路，可以吃饭，可以逛街，可以蹬自行车上班——要知道，身陷囹圄的时候，即使是平时最为令人厌恶的上班，包括在那个愚蠢编辑部主任手下的上班，对我来说也是无比幸福的回忆和向往。我没料到这一辈子还可以大张旗鼓有声有色地上班。 “你不要怪黄总。他只是赞助人之一。情节提纲都是我的设计。”孙导演给我披上一件大衣，递给我擦脸的纸巾。 “你、你、你们这不是胡闹吗？” “艺术么，总得别出心裁不是？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兴奋的创意。你虽然受了点惊吓，回头一想，不觉得也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你怎不拿你老爹老娘来体验？”我没好气地顶回去。 “我们充分考虑了你的条件，这一段戏，非你莫属。”他用一大堆恭维话补偿我，吹嘘我的鼻型、身高以及正义感，正是他的艺术创作所需。至于他们事先无法向我交底，有不当和不敬之处，还望我海涵。他又说拍这种片子特别累，特别费钱，特别有风险，光是十几个机位的隐藏和移动，光是长时间的耐心等待和各机位的灵机应变，就比拍战争场面还困难百倍……他大概想夸张他们的苦处，抵消我的一些怨气。 我们走在返回楼房的路上。导演顺便让我见见他手下的人。我走到灌木丛后，看见了藏在灌木后面的摄影机，还有总摄影师。又走到一辆面包车前，看见了架在窗口的另一台摄影机。车前两个披着大衣的青年，正在收拾电线什么的，冲我笑了笑。孙导对他们吆喝：“喂喂快收场，动作快点听见没有？小刘你磨蹭什么？还想在这里喂蚊子呵？” “小刘”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小白脸，几次同我过不去的王八蛋，曾在大街上把我往死里踢。我一见他就冒火，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突然发现他一脸微笑，才迷迷惑惑地稳住手。 我得记住：电影。 他放下手里的一个木箱，拍拍我的肩以示和解，还塞来一张名片：“您能不能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我怒气冲冲地说：“没什么感受。” “好几家报纸约我写拍摄花絮，你一定要配合呵。这也是你出名的机会。” “你站远点，站远点。跟你说，我这个人脑子有毛病，一走神就还会打人。” 他吓得连忙退了一步：“好好，我们等下再谈，等下再谈。” 孙导笑着说：“你这种情况叫幻觉滞后。有些职业演员也这样，一入戏就出不来了，好一段时间还会有幻觉。今天幸好是让你演你自己，要是让你演毛主席，那还得了？” 他们都冲着我哈哈大笑。 十 天大亮了，我们等摄影师补了几个空镜头，准备离开拍摄现场——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片旧厂区。附近有商店、饭店、加油站以及旧宿舍楼。有一个宠物店，冒出密集的狗吠——难怪我刚来的时候还猜想这里是乡村。 有一个老太婆来找孙导，拍打手里一张断了腿的板凳，“你是领导吧？你看看，被你们踩成这样，至少也要再加十块钱吧？十块不行就五块，五块！” 孙导不耐烦地喊：“黄主任，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应声而来，把老太婆连连往后推：“去去去，没有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切都只能按合同办事。” 此人可能是剧务主任吧？ 另一个人又来找他，点头哈腰，满脸媚笑。我惊讶的是，这人留着大胡子和脑后一条小辫，也是我在皇家酒楼见过的。不就是那个大谈哲学的流浪艺术家么？为何眼下活出这个熊样？我听了好一阵，才明白他是个临时受雇的演员，但领走一条领带就不归还，说是丢失了。剧务主任不相信，他便掏出钥匙，把提琴匣子打开来以供检查。匣子里果然没有领带，但也没有琴，只有一堆神功元气袋。他想拿三个神功元气袋抵了领带，但主任说什么也不同意，紧紧揪着他的胸口。“你少来这一套，你这号混混我见多了。” 两人为了一条领带揪来扯去，引来一些闲人围观。尽管有两个大汉维持秩序，但围观者还是挤倒了两筐水果，散乱的苹果、梨子、柿子、香蕉一类滚落在地——我后来才知道，除了苹果最便宜，用的是真品，其他都是塑料制品或蜡制品，是可以多次使用的道具。正如马粪纸做的电话机和泡沫塑料做的大石块，怎么也摔不烂。 我踢了一块大石头，果然有空落落的响声。 我看见很多人在吃苹果，还看见铁子也咬着苹果走向一辆大巴，大概也是饿极了。她头发还有些蓬乱，披一件军大衣，但脸上的假血还没完全褪干净，红花花的印痕一直延至脖子，还沾满领口。 “你吓着了吧？”她朝我笑了笑。 “你没吓着？” “没吓着，只是被气着了。” “怎么回事？” “他们还真在我身上乱摸……合同上哪有这一条？”她撅着嘴，“给片酬也抠门。他们给你多少？” “我不懂这些规矩。” “我也不大懂。不过演这种戏，拳打脚踢的，邋里邋遢的，至少也不能像打发要饭的吧？我妈都没有这样打过我。我的手哎哟哟——”她一抬手就痛得五官挤成了一团。 “手怎么了？” “可能骨折了。”她的手终于举到空中，倒也没有什么事。但又发现了另一只手的痛点，“这里，是这里，哎哟。” 她眼睛眨出泪花，终于恨恨地咬牙：“跳那么高的墙，要人跳的，玩杂技一样。要是我真摔个缺胳膊少腿怎么办？摔个脑震荡怎么办？早知道这样，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演。我们在学校里学表演，从没演过这么乱的戏。” “你是学生？”我大吃一惊。 “是呵。”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艺术学校的学生，被孙导挑来扮演陪酒女，专门配合我演对手戏。 “他们要是不报销医药费，我就扣他们这个。”她偷偷向我亮出一把手枪，调皮地一笑，又把枪藏入提包，走了。我这才发现，她两条腿好好的，跳墙时的骨折或者脱臼，逼着我一路背着跑，确实是演戏。 我有点茫然，觉得她不能就这么走，不能就这样与我分手。怎么说呢？戏不是结束了吗？但不到一小时前我们还患难与共，不到两小时以前我们还生死相依，不到三小时以前我们还相濡以沫，这样一个在我身上体温犹在的女人，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一走可能就是各自东西，再也不会见面了。 “喂。”我大喊了一声。 她回过头来，眨眨眼，“还有什么事？”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吗？我叫铁子。” “你叫铁子？” “是呵，我叫铁子。” “我……我们也算有缘分吧？” “当然，我们配合得还算不错吧？” “我得谢谢你，你勇敢仗义……” 她愣了一下，突然大笑：“这不是演戏么？” “你早就知道是演戏？”我有点失望。 “他们只交代个大概，其余的由我见机行事。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比一般演员强多了，从一开始就戏赶戏，吓得我差点都不敢演。你那些朋友也演得很不错。”她可能把所有参演者都当成了我朋友。 “我想知道，要是在生活中碰到这种事，你不会那样做？” “你问这个干什么？” “对不起，我就是想知道，有点好奇。” 她脸上飞过一抹红润：“我……可能不敢。” 我突然无端生气了，“胡说，你也会那样做的，是不是？你以为这只是戏呵？你想想，我们打也挨了，苦也受了，说不定还受伤了，怎么哨子一吹就子虚乌有？” “你说这事不算演戏？”她似乎不明白。 “不，至少我不是在演戏。” “反正我是在演，没什么……” “你也不全是演。” “你怎么知道？” “我感觉得到。” 她翻出很大的眼白：“不全是就不全是吧，那又怎么样？” 我高兴了：“那你就跟我走。” “哪里去？” “我先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手。” “我要桂花姐姐陪我去的。”她东张西望，样子像找人。 “我知道这附近的医院在哪里。” “我……还不认识你。你是谁呵？” “这是什么话？都这样了，你怎么还不认识我？” 我不由分说拉着她就走。她开始大喊：“放开，放开我，我不要你陪！你脑子有病吧？你掐得我好痛知道不？我根本不认识你……”她喊是喊，挣扎归挣扎，但用力渐渐软弱。到最后，挤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在拥挤的乘客中，她还在无力地把我推搡。 车上乘客看见她脸上似血的红油彩，看见我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纷纷躲闪。有一个老汉直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呵……” 十一 她运气不大好，虽然一直想当演艺明星，但自从在《风季》中上过角色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上台和上镜的机会，别说演技让人失望，一口可怕的普通话也总是吓坏了导演。她在艺校毕业后也找不到合适工作，最后经我出面介绍，才在我们报社的幼儿园当上阿姨，成天教娃娃们大灰狼和小白兔什么的。 她胆子其实很小，完全没有演戏时的那种浪荡和生猛——这也是她求职的重要障碍。有一个公司老总曾聘她当秘书，但她一看见两个编织袋里满满的钞票，吓得全身哆嗦，丢了编织袋就跑，哭哭泣泣地回家，说什么也不干了。“我就是怕钱，那么多钱！”她的话让我莫名其妙也莫可奈何。我后来曾教她开汽车，以便她去公交公司应聘。但她学了两个月还是笨拙无比，即使开车在空空荡荡的大道上也满头大汗，一见到前面几百米开外有个小黑影冒头就面无人色，双手丢开方向盘大叫：“有人！”接下来是：“怎么办？” 她以为自己是在月球或火星上开车么？一见到人就没魂了么？我好容易帮她刹住了车，好容易逼她把蜗牛般的汽车再开过了有人影的地方，她停车时却没法撒手了，两只手紧锁在方向盘上，需要别人一节一节扳直手指骨节，才能使她的两手从方向盘上卸下来。这就是说，她全身几乎已经抽筋，已经僵固如铁。 我没教会她开汽车，甚至没教会她骑自行车，但使她成了我的孩子他妈。这是后话。事后阿中一说起这事，满脸都是嫉妒和悲愤，说亏了亏了，白白放走了一个纯真少女，早知如此，当初在皇家酒楼就该同我换角色，他情愿挨打也不能放过如此艳福。 “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我的意思是他不必过于懊丧。 “不会骑好呵。要是她会开轰炸机，你敢要？” 阿中还是我的好兄弟，还经常请我吃饭，包括一起去皇家酒楼。这地方最对铁子的心思。她对其他地方没兴趣，但皇家酒楼是一定要去的。我猜想她很怀念那次上戏，想想当初自己的浓妆艳抹和粗话连篇，说不定有点暗暗开心。“臭莴笋”，她一想到这样的台词就笑。 我恰好相反，最不愿意带她去皇家酒楼，总是找个理由把她拴在家里。那地方有什么好？不就是一个贼窝么？一想到自己的女人曾在那里陪酒，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周旋，每喝掉一杯就把一张钞票塞进长丝袜的袜沿——即便我知道那是演戏，心里也不太舒坦。而且那鬼地方对于我来说，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布景感，似真非真，似幻非幻。坐在那里，一声与我毫不相干的吆喝，有时都会让我张皇。我会怀疑又要冒出一个操着电喇叭的家伙，宣布眼前的一切都是剧情，于是现实幡然大变，人们面目全非，连我身边的铁子也站起来去卸妆，突然变成一个我无法辨认的陌生人。 我有时候稍微多喝了几口，会感叹这些布景太真实了。汽车一辆辆驶来，一点也看不出破绽。仿古式宫灯一盏盏亮了，一点也看不出破绽。一种种佳肴端上桌来，还真有色香味，真能吃。大门口站着一列挂着红绸绶带为灾区募捐的男女学生，还真像那么回事。连小贩叫卖的报纸以及报上的股市升温或非洲战争的消息，还有什么省长检查物价的消息，也都以当天的日期和真切可闻的油墨气味，让人没法生疑。剧务部门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呵。 可以想象，我心神不宁恍恍惚惚，不可能不做出一些荒唐事。前不久，我在皇家酒楼又碰上了那个总是提着提琴匣子的大胡子。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发出浑厚的男低音，眼里闪烁着幽暗光泽，像经历过十分痛苦的漂泊，刚从遥远的草原或海岛归来。当时他陪着两个男人吃饭，手搭在一个小姑娘肩上。他们断断续续的声音听不太清楚。一会儿是现代哲学，一会儿是灯箱广告，说来说去，又像对现代哲学和灯箱广告都词不达意，欲言又止，只留下满脸忧郁。大胡子一次次埋下头去，背脊被小姑娘用同情的目光抚摸。 我觉得那位小姑娘表演得颇有分寸，浑身都是戏，一看就知道是那种爱吃零食的校园诗人。在英雄吹响金色号角的地方，总会有这一类女志愿军挺身而出，热爱着我们历尽艰辛的英雄。 剧情还在继续推进。大胡子哼完一段俄国歌曲，突然发现了我，走过来郑重地握手，还来了一把男子汉之间的深沉拥抱。他向小姑娘介绍我，称我是报社名记者，诗还写得很不错（我从未写过诗），是他的老朋友（我这是第二次见他），与他曾在一部电影里成功搭档云云。他看见桌上的照相机，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来一张。我说很不巧，照相机里面的电脑出问题了。他拿起照相机看看，说你今天真是运气，碰上我了。我刚好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干这个的，给你换一个配件，就我一句话。 “不不，不用麻烦你。” “这是什么话？不相信我么？” “哪里的话。” “你以为我这点小事也办不成？”他沉下脸，上身略略后靠，把我当一只位置不佳的台球仔细度量。 剧情到了这一步该怎么办？总不能太不给他面子吧？他不是枪匪，我总不能像上次那样大失风度狼狈逃走吧？我及时地微笑了，选定了体面的台词和形体，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尼康照相机塞进了挎包。 他搂着小姑娘出门而去。 阿中从卫生间回来，对照相机在桌上的消失不免疑惑。听我说明去向，大叫：“水鬼！那是个大水鬼！” “你说什么？” “那家伙至少有八个名字，二十种身份，从来没有一句真话。你看我理都不理他。你这个二百五，居然把相机交给他。你为何不去给街上的人一个个发奖金？” “他不是一直在谈着哲学吗？” “你傻呵？什么年头了？以为哲学是良民证？” 同行的两位朋友也急了，说他们刚才怎么看怎么不对，本以为那家伙是我的熟人，但发现他根本不了解我，还把我当成什么诗人。 阿中愤愤地咬牙：“老子要废他一条腿！” 我这才觉得，大家脸上的激昂和愤怒是值得重视的。我带了什么东西来？对了，是带了照相机。我的照相机现在给了谁？对了，给了那个大胡子。我为什么要给他？可怜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以后到哪里去找他？……我终于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从座位上一跃而去，大步扑向门外，发现大胡子早已不见踪影。但我不甘心，总觉得大胡子应该没有走远，应该在什么东西的后面。我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发现任何东西确实都有后面，都有后面的东西，比如餐厅的后面就有厨房。我向厨房走去，发现厨房后面是灯光昏暗的停车坪。我向停车坪走去，发现停车坪后面有一片园林，还有晾晒在铁丝上的一条条白色桌布。我穿过白色桌布，发现桌布后面有一间小房子。我走到小房子门前，推门一看，发现里面是发电柴油机，还有一个从椅子上弹起失声尖叫的青年。如果我爬过小房子的屋顶再往后面走，前面就是栅栏那边的喧嚣大街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这里不是后台，更没有摄影、导演、灯光以及剧务部门。 就是说，这里根本不是剧场，也不是电影景区。 我回头试着给军区一招待所打电话，孙导就住在那里，该知道演员们的住处。阿中夺过电话说：“你发梦癫呵？他早就出国了，你找他的魂？” 见我沮丧地放下电话，两位服务小姐来问清情况，也为我着急了一把。她们说那个大胡子有名的老赖，一身的酸菜味，光在这个店里就不下十次地赖账，老板一看见他就脸大。你们不知道么？ 我的酒这才醒了七八分。 十二 阿中带着手下人，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总算在某个小饭馆把那个骗子找到了，让我十分感动。不过我赶去以后还是没能要回照相机。大胡子说他被小偷割包了，照相机没有了，他自己的三千块钱也没有了。不过他从来不亏朋友，很义气地赔了我十个神功元气袋。 我没法证明他说的不是真话。 我气得两餐没吃饭，因为那台照相机是铁子她姐送的，而且铁子最喜欢千姿百态地用它来照相。她肯定万分心痛。 没想到她倒安慰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丢了就丢了，多大的事？” “对不起，我一定给你再买一台。” “算了吧，攒点钱买奶粉尿布吧。” 她是指孩子将要出生。 她不久果然一胎给我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六斤，一个七斤半。当孩子学会了叫“爸爸”并且争着试验这个词的魔力的时候，我感到了幸福。准确地说，我感到一种鼻子和耳朵都越长越蠢的幸福——我有一天睡醒时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各个身体部件的智商状态，还有这种状态的提升或下降。 我常常一觉睡醒之后，不知道眼睛的幸福是否真实。我爬下床，在房里走来走去，担心突然听到一声长哨，又碰到一个操电喇叭的家伙。我忍不住检查冰柜里的食品，检查衣柜和书柜后面的暗处，检查阁楼上那一切可疑的角落。我忍不住看看床下，又猛地掀开窗帘看看窗外，看这些地方是否隐藏着可恶的摄影机。我检查铁子的衣物以及她的提包，甚至检查孩子胯下最隐秘之处，看是否印有“xx摄制组noxx”之类的公物标记。我还检查过她带回来的每一张钞票，把它们一张张对着灯光照，看它们是不是道具，是否都有水印暗图并且纹络清晰。 我假装去借电工刀或者小锤子，去敲过几位邻居的家门，其实是想看看那里是否有可疑的人。我没有发现什么，只发现老金家有两个乡下人打扮的汉子，正在大口吞吸面条，说是他家乡下来的亲戚。我把他们的两个大网袋看了又看，还好，不像是摄制组的用品。 我把草地和大树也一一检查。如果我有足够长的手臂，可能还会把太阳拿来割一刀，看它是不是个可以剥皮的假货。 我总算发现了一件可疑之物，是铁子藏在衣柜里的一个小红本，某卫生专科学校的学生证。上面明明是她的照片，名字却叫“白云”。我联想到她平时对当归、白芍、荆芥、柴胡、天麻之类的用途确实知道不少，联想到她一上街就喜欢窜小药店看看，不得不怀疑她确实受过某种专业训练，进而再怀疑到她的真正身份。她也许不是铁子，只是一直在扮演着铁子的另一个女人？ 当我理直气壮出示这一铁证，她竟然哈哈笑了。她说白云么，是同学给她起的艺名，学生证也是花钱请人伪造的——当时她和几个艺校同学找不到工作，想去私营医院当护士，就每人买了个假证件。她说这个本本虽然可笑，留着倒也好玩。 我紧紧地盯住她，看她的脸上是否有过一丝慌乱或者躲闪，从而判断她的话里有多少真实。 “你老看着我做什么？”她有点不自然了，要我把胶鞋脱下来，她好拿去洗。 “你脸上……怎么这样红？” “我脸上红么？” “你在家里也化妆？” “我什么时候化了妆？”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化了妆？” 我情不自禁地用一根手指去戳她的脸。她叭的一下打掉我的手。“你才化了妆哩。神经病。” “你真的不是白云？” “好吧，我是，我就是，那又怎么样？快换鞋呵你。” “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呢？我们好歹也夫妻两年多了，你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她愣了一下，把我的鞋猛掷出去，突然捂面哭了起来：“你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呵？” 我有点歉意，给她削了一个苹果。 很久以来，我在果品中只愿意吃苹果，上果品店也只买苹果。自从那次见识过剧务部门租来的一些道具，我对很多水果总是疑虑重重。货架上那些五彩纷呈的橘子梨子桃子什么的，在我看来总像是蜡制品或者塑料制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只有苹果可以拿来真吃。铁子为此经常笑话我，说我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 这时阿中来电话了，问我愿不愿意明天同他去鹿湖。 1994年12月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小说界》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日文。 一 我的记忆越来越糟。我明明记得朋友就住在这个学校，住在荷塘边一列平房的最南端，我去敲门时，应门人却是一位眼生的老头。他说他痔疮出血无法排便，一听说我不是李医生，没好气地狠狠关门。 这使我惊讶不已。我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至少窜了半小时，从各个视角来核对我记忆中的印象，最终还是来到了老地方。不可能不是这口荷塘，不可能不是这列平房。我再次敲门，把老头惹火了，说你神经病呵，我要报警啦。 但我明明记得上一次自己就是在这扇门前告别朋友。朋友不甘心惨败，定要拉我再战三盘棋。他那天喝醉了酒，照例把明天说成昨天，把昨天说成明天。他结结巴巴地威胁：“你昨天要是不来你你你就不是人。”他的妻子则在他身后捂嘴一笑。 我不敢再敲门。我想打一个电话，问问另一个朋友我是否记错了地方。好容易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一个汉子从亭里冲出来与我撞了个满怀。他发出见到蝎子时的尖叫。 我看见他的笑脸，才知道叫出的是喜悦。 他叫了我的名字：“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见过面么？” “你怎么这样健忘？” 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是苏志达呀。” 我假笑，差不多默认了这张胖脸，这几根稀疏的胡子以及破旧眼镜。这是我认识的，是我应该认识的，对我完全拥有尖叫和拳击胸脯的权利。 “我是长坡公社的，不记得了？那时候经常到你们那里去挑种子，买秧苗，下象棋。你想想看。” 依稀有这么回事。我慢慢能记起种子和秧苗，但还是没法回忆出这张胖脸。 胖子又给了我一拳：“真是贵人多忘。” “对不起，对不起。” “你太对不起我啦！”他哈哈大笑，“听说你去俄罗斯至少赚了一百万，有没有这回事？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 这年月，关于钱的谣言一造就有人信。其实我没去什么俄罗斯，更没有贵到多忘的程度。就说知青吧，我能记起李建国，他刚下乡就疯了，戴着满胸的毛主席像章去寻找花果山和水帘洞，后来被母亲接回城。据说，谁去见他，他都不认识了。我还能记起徐辉幼，他年岁最大，但总是笑眯眯的可以被任何人开心，病退回城不到三年就死于癌症。我还能记起田敏，好像没记错，是叫田敏，走路像是一惊一跳的，算是回城最晚的之一。我有次看见她推着小车在街上卖咸菜。我能记得很多很多，只是记不起眼前这张脸。 按照他的揭发，我与他相当熟，为什么我没留下一丝一毫印象？我既然忘了与他下棋，是否也可能忘了借他的钱？忘了抽他的耳光？忘了与他合谋偷卖队里的牛？……他突然出现了，如同检察官在法庭上突然出示要命的铁证，使我自以为是的陈述和申辩变得不堪一击，全部动摇瓦解。 我不服气，怀疑以前并不认识这个苏什么人，他不过是拿我开心，像我一样喜欢胡说八道，在情面上先占个上风，下一步就让我请客赔礼。这家伙！ 我们握手和抽烟。 他说他在等人，说他在等他的那口子。他有点羞涩地说，他那口子以前叫邢立，你们不是认识么？你们不是还很熟么？ 我再次吃了一惊。我好久没见邢立，只听说过她再婚了，没想到最近落网的是眼前这一张胖脸。苏、志、达——我努力记住这个名字，努力记住现在是下午两点多，记住在这个公共电话亭边有擦皮鞋的小贩，有卖西瓜的摊子，有汽车卷起的尘浪。我记住公共电话的牌子已掉了个“共”字。我记住苏志达在这个时刻正不无焦急地把右脚一踮一踮，正等待着他的老婆，即那个人间消失多年的邢立。我得把这一切记清楚。 一个女人在菜市场那边出现了，左顾右盼注意来往的车辆，准备横过马路而来。这个身影太眼熟，尤其是她侧看什么时甩动的头发，还有尖削的下巴线条，总是散发出莫名的寒意，让你感到一阵隐隐的胃痛。 二 油菜花的灿烂金色延绵天际，曾让我心潮起伏。我后来才知道油菜花并不浪漫，它只能远看，一旦进入近距离，就意味着追肥时的粪臭烘烘，意味着收割时的腰酸背痛和血泡满掌，意味着油榨房里没完没了牛拉磨盘吱吱呀呀，还有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的通通通——是大棰猛烈撞击油榨的声音，是人造地震。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着去榨房，因为缺油的枯胃可以在那里大补一次。记得我当时舀了一大碗热乎乎的新油泡在饭里，迫不及待地喝下去，最后呕得天旋地转，不无幸福地栽倒在牛腿下。 我们从榨房里回到工区的时候，农场里出现了两张新面孔。一位胖，左眼斜视，走路时下身垮垮地朝前挺，大家命名她“罗太太”。其实她不姓罗，好像她模样长得该姓罗似的。另一位就是邢立，也是个母的，长得眉长眼大，扎两只羊角辫，穿一件男式军棉袄，一个被男知青们争相观看摩拳擦掌的焦点人物。 她们的来历是大家长时段的话题。时逢中央下达保护女知青的紧急文件，这些重新安置的“转点”知青，一般都有点案情。比如罗太太就差点是个喜儿，不过是自愿受害的喜儿，曾与一地主子弟私通，打过胎。事情败露后，地主崽子去蹲大狱，罗太太就来到了我们解放区。至于邢立，肯定也有过妇女的冤仇深和战士的责任重，只是她一直没有向解放区的军民倾吐过苦水，让我们有点不甘心。 我们都处在身体发育的危险阶段，正在偷偷地从农民粗痞话、母猪配种以及判刑布告中得到生理教育。何满就劲头十足地看过许多布告，对布告上言之不详处暗暗揣摩，找我共同探求一些肮脏的想象，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终于在新布告上看到了又一桩流氓案，其中的受害者叫邢x——不会就是新来的这盘菜吧？ “邢妹子被强奸？鬼话，她强奸别个还差不多。”一位叫小三子的农民愤愤地说。 我不理解这种愤怒。 “她生吃蛇，生吃鱼，还生吃猪肝。”小三子说。 “那是治病吧？” “她还杀猫。不要棒子也不要刀，一只猫硬是被她活活掐死了，你看毒辣不毒辣！比日本鬼子还凶呵。” “你们平时怎么杀猫？” “我们从不杀猫。” “要是饿得没办法了，硬要杀呢？” “那我们就拿棒打。” “差不多么。” “怎么会是差不多？”小三子余恨未消，“要是她找了老公，哪天气不顺，不会把老公一把掐死？” “只有你们城里人搞得下。”另一位农民表示痛恶。“下”大概是下流的简称。 小三子对邢立怒气冲冲，但一见面还是十分客气和殷勤。他在伙房里当厨工，见邢立要洗头，立刻去挑水。见邢立吃饭来得太晚，立刻打开炉火热饭和热菜。他是不是暗中加了半勺菜油，也在我们恨恨的想象之中。他只是容不得邢立借刀去剐蛤蟆，一见菜刀没有了，立刻冲到地坪里破口大骂，哪个瘟狗婆爪子痒，把菜刀偷走了呵？是剐你的爹爹还是剐你的外婆？是剁你的肝还是剁你的肺？…… 邢立受不了这种词汇丰富的恶骂，更受不了大家的哄笑。有一天晚上，听到小三子又在地坪里叫骂，又在挨门挨户寻刀，她立刻紧急打扮自己。这样，当小三子推门的时候，油灯突熄，一声尖叫，一只手电光从下往上照，勾勒出白惨惨的一张鬼脸，映照出她脸上蓝墨水和红药水的五光十色，还有裹在身上的飘飘白床单。小三子果然找到了刀，不过是阴风习习的魔鬼伸出长舌，张牙舞爪地操刀而来，吓得“娘呀”一声，连滚带爬逃出门去。 他后来病了一场。 他再也不敢进那间房，还好几次忘了给菜里下盐，声称是邢妹子吓散了他的魂。他说他以前还认得百多个字，经过那一吓，现在只认得一小半了，锣鼓也敲不成点子。其他农民也证实，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农民差不多都不敢惹邢立，至少不敢再去她的房间偷肥皂和摸酱油。他们都说这个贼婆子太神了，动不动就骂人，就装神弄鬼——她半夜里还敢一个人到坟坡上去游荡，这样的人哪个惹得起？ ……我回想起这些事，完全是因为碰到了苏志达。要不然很多事情就忘了。比方说，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当初邢立为什么要改掉原名邢丽，为什么很少说到她的父母，为什么喜欢生吃鱼肉。有一次我随意说说，身高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她就追问我根据是什么。我说这是国务院规定的。她说你别开玩笑了。第二天她旧事重提，追问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到底是在什么报上看的这种根据，如此等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蚂蚁的肠子，韭菜的性别，扁担挑土时的杠杆原理……都是些古怪的问题。 我也不记得，当初她夜里装鬼还吓过哪些人，为什么要吓那些人，包括用一对血糊糊的狗眼睛，吓得什么人屎尿都拉在裤裆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事都是她干的，或者说很像是她干的。 现在，她已经横过了马路，走近了。 她发现了我，好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她说，你好。 三 为了回忆苏志达以及他的女人，我得借助日记。 我有好几本日记，包括记录乡下生活的三本，算是我热爱写作的历史证明。另有一个红皮本的在围湖工地上丢失了。那一阵总是下雨，草棚外的淅沥沥雨雾落出了满地泥泞，也吃去了那个红皮小本，一年多生活的残迹。 我总以为那一本最为重要，是因为其他三本现在看来没多大意思，至少不宜拿给女儿看，以免损害为父的威信。有几次我都差点把它们烧掉，只是犹疑之后没动手，才有现在重新翻看的可能。 这几本尘封日记，内容大致可归纳为： 叹服和歌颂贫下中农优秀品质并一再督促自己改造世界观的，约占百分之三十； 夸张热恋中山盟海誓呵呵呵之类的，约占百分之十五； 崇拜和研究革命样板戏的，约占百分之十； 不知作何用途的格言，约占百分之十； 几乎是模仿初中课文里的景物描写，约占百分之五； 关于胃痛、打架、偷西瓜、到镇上偷肉馅等等，约占百分之五…… 这些字或是圆头圆脑，或是斜眉吊眼，根本不像是我写的。很多话更不像是我写的，几乎每页都充满“继续革命”、“资产阶级法权”、“修正主义道路”、“时代在召唤”、“退路是没有的”之类。说也奇怪，我从未打算把这些日记送到长官那里去，送到媒体编辑那里去，送到历史博物馆去，然后自己被追认什么甚至被伟大领袖题词。事实上，我从来不容许别人来偷看这些日记，就像不容许别人偷看我撒尿。这就是说，一种最为真实的自我表达，也只能真实成这个样子——令我惊讶和难堪。 我居然发现，我曾对一个当过旧警长的老头充满着仇恨。我叹号丰富地写出批判文稿，说他偷偷用豆豉蒸肉，是想恢复剥削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我说他在地上倚着锄头把，一次次注意天边的飞机，眼里放射出恶毒的绿光，肯定是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老头恢复了革命军人的身份，住进了县里的光荣院。除了有点好为人师，他其实极为和善。 我还发现，我曾经为王洪文上台激动万分。我连夜给远方的朋友写信，说工人阶级终于站到历史最前线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场新的斗争正在前头，请你们密切注意军队的动向，注意复出老官员们的动向，注意东南亚以及苏联当局的动向。我们应该随时准备集合起来向凡尔赛进军，让巴黎公社的红旗插遍全球…… 我几乎不相信这就是以前的我。但它是，确实是。严格地说，这是一九七三年前的我。对此感到惊讶的另一个我，则发生在往后的日子里。惊讶是两种记忆之间的碰撞。如果我在一九七三年碰上车祸死了，就没有后一种记忆。如果这三本日记某次也在淅沥沥的雨声中丢失，就不会有前一种记忆。更进一步说，如果我现在再写日记，多年以后拿来翻看，会不会还有新的惊讶与疑惑？会不会觉得今天写的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议？换句话说，到那时候，我的记忆又会出现两个或更多的版本？ 记忆是不断变化的，总是被后来的阅历悄悄增减，永远没有最标准定稿。我知道，一种儿时好吃的东西，成年时再吃也许觉得不爽。一种儿时有趣的图书，成年后再看也许觉得乏味。其实呢，不一定是所吃的和所看的变了，只是吃者和看者自身不复如昨，是回忆过去的现在变了。 同样的道理，人们常常宽谅以前的仇人，常常赏玩以前的苦难，一代代老家伙（像我父亲或者以后的我）都有怀旧的感叹，甚至叫叫喊喊地希望复古。我相信决不是过去的油条更好吃过去的官僚就不贪污，而是因为人非往昔，比如说已经远远离开了过去，不再亲临其境而只是远远的看客。 历史就这样成了一笔糊涂账，让人不能不有点沮丧。一九八五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个会，与其他作家一起被总书记胡耀邦接见。会见之前，人们三两聚谈在接见厅门外等候。一个很有名的白桦先生，也许当时知道这天的接见没有预先安排座次，大家可以随意选择位置。等接见厅大门一开，他抢步上前，第一个冲了进去，占住某张椅子后面的位置，那张椅子上有写着总书记名字的字条。胡耀邦来了，比电视里看去要老态一些，脸色红艳得有点奇怪，似乎是一种化妆的结果。他向大家问好与握手，当然不会漏掉离他最近的白桦……摄影师的镁光灯此时刷刷刷闪成一片。 有位女作家在我身旁大不以为然，冷笑了一声：“看看，这就是白桦。” 她的意思很明白，是说白桦又在抢风头，有意给自己制造新闻。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白桦不过是大胆表示对胡耀邦的诚心敬慕，何况他们还曾在战争年代有过一段情谊，抢先握个手，实为人之常情，完全无可指责。至于第三种解释，则是第二天西方很多媒体的激情述评。考虑到白桦是一位刚受到政治批判的敏感人物，他们说胡耀邦特别礼遇白桦，无疑是放出明显的政治信号，是大胆挑战中共领导层的主流路线，看来一场精心策划的自由化浪潮将重新席卷中国，如此等等。 到底哪一种解释是真的呢？我后来遇见一些人，包括外国记者和大使夫人。我笑他们的联想太丰富，说握手只是握手，恐怕谈不上精什么心和策什么划。但不论拥护还是反对总书记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话。尽管胡耀邦与很多作家都握过手，但他与别人握手不是新闻，与白桦握手才是新闻。新闻经媒体广为传播，受众就成了多数，就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我，就完全有资格在将来代表历史。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当时也是一个远观者，离总书记至少也有十米或者十多米吧？你能说你就洞悉了一切真相？ 我哑口无言。 是的，任何人也是他自己的远观者，自己一切往事的远观者。多少个月或多少年以后，胡耀邦或者白桦大概也很难确定，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我现在翻着尘封的日记，看着那些不知谁写下的字，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认识过一个叫苏志达的人。 四 因为有老鬼的热心发动，回城知青们又在新年聚会了。事前我有点激动，准备唱一些抒情的歌，说一些亲切的话，还准备拥抱与击掌，乃至酒酣之时与大家一起低头冥想。《红莓花儿开》，《三套车》，《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也许会在这样的歌声里眼潮。“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这样的诗我们还能背诵一二？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聚会的主题只有扑克牌和笑闹。多数人回城以后混得并不太好，在小厂里拉煤，在酱食铺里卖货，如果胡子拉碴地混个电大文凭，已经算是飞黄腾达，就可以被旁人羡慕或者嫉妒。女人们尖叫着，有了皱纹的女人们尖叫着，哄孩子屙尿，骂孩子捣乱，把孩子支到室外去。吵死人呵。她们都抱怨，然后谈孩子的缺钙或者中学的收费。一位名叫金哥的老友还缠住我，一心让我知道他增收节支的韬略和伟业。桌子、沙发、大柜、床，都由他自己进料自己制作，油漆也没花钱，是从车间里捎出来的。他笑得吱吱吱的差点接不上气：你算算，我省了多少？ 我不断回答几个孩子对电视画面的提问。他还是不放过我，一定要我重复他早有答案的演算。桌子，八十七。沙发，起码一百六十。大柜，六十五块只会多。还有床……他吱吱吱地押着我演算。 另一个电大毕业生被满地瓜子壳激起了豪情，宣布：“我的调动必然是总公司的一次地震！” 幸好开始吃饭了。吃饭把聚会推向了实惠的高潮。如果说我来到这里没找到要找的东西，但至少找到了粉蒸肉或臭豆腐干什么的。 除掉死了的、疯了的、进了牢房的、失去联系的，还有几个老知青没有来参加聚会，其中包括邢立。这很正常。大家都做的事，她一般都不做。大家不做的事情，她反而会兴致勃勃大显身手，比方说生吃猪肝，比方说两手掐死一只猫，比方说晚上独自去坟坡上拉提琴，比方说与某个农民大打出手——她有一次路过一家农户，听见屋内有女人惨叫，有两公婆在打架，便去屋里劝解。大概是劝得很不顺，大概是她受到什么辱骂，一阵惊天动地的扑打声之后，她从大门里出来时，手里竟操着一把菜刀，吓得男主人连连后退。“你哪来的贼婆子？”男主人的嘴还硬，“老子一巴掌把你拍到塘里去！” “你再骂，再骂呵！”邢立追上去啐了一口，“你这号畜生也配讨老婆？我今天非把你阉了不可！” 男主人已经不见踪影。如果他不害怕对方手里的菜刀，至少也害怕陌生女人的泼劲，还有围观知青们的哄堂大笑。 妇女主任前来感谢她，说她打抱不平有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成绩。没料到她哈哈大笑：“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有什么用呵？就该接受我的教育！” 主任哭笑不得，只好悻悻地走了。 聚会的知青们大多记得，当初男知青对邢立都大为佩服，从此把她捧成女侠，甚至奉为太妃和太后。他们甘愿被她支使，还常去她的房间，在她面前表现文雅，互相之间也绅士，见面时你给我拍拍灰，我给你递一支烟，哈哈笑声中规中矩，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勾结感，但又暗暗较着什么劲。他们向她奉献蛤蟆肉、酸西瓜、咸萝卜以及猪油，还争相表示愿意教她游泳或拉小提琴。何满一咬牙，献上了自己珍藏多时的军帽一顶。 太后对此并不满足，与女友们分享供奉品以后，做一个鬼脸，说某某太讨厌了，在这里吃饭时嘴巴呱哒呱哒，猪吃潲一样。见女友们大笑，又说某某不论蓄多少胡子，还是一张娃娃脸，任何女人见了都只能产生母爱。于是女友们又笑。有一次，她还瞪大眼，说你们没见过何满刷牙吗？太有意思啦，他牙刷不动，只有脑袋来回甩。 女友们回想了一下，猛笑。 不过，她也看到了危险。据说有人半夜里来无耻地敲门。她的门闩已经非常可疑地被撬坏，一张照片和一条内裤也不翼而飞——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她用竹刺、铁钉、机油、死蛇等为暗器，大布地雷阵，加强自己的夜间防务。 罗太太与她同住一房，很长一段时间在制茶车间值夜班。她对朋友负有责任，强烈要求改上白班，理由是她的眼睛夜盲。场长看了看她的斜视眼，觉得事实有目共睹，也就不好拒绝。 罗太太兴奋地回到房间，“成了！” 邢立问：“什么成了？” “我不用上夜班了，晚上可以陪你。” “好呀。”邢立应该高兴的，却不显得太高兴，好像完全忘记了以前说的话，反而发问：“你晚上睡觉不打鼾吧？” 罗太太生气地说：“我什么时候打过鼾？” 晚上，金哥那家伙来邀邢立去游泳，被邢立拒绝。又邀邢立去抓蛤蟆，也被邢立拒绝。但金哥很会吹口哨，吹得声音又长又亮，还有颤音和滑音，一曲《冰山上的来客》电影插曲，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足以把人吹醉。邢立眉开眼笑，立马就要学，学着学着同对方出了门。罗太太立即掩门跟出。但她不过是慢了一步，就发现他们已经走远，而且两个背影在前面说笑着什么，毫无危险迹象，邢立更无寻求解救的暗示。 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金哥很不客气，“罗太太你来做什么？还不去洗衣服？” “洗完了呵。” “你快回去吧。莉莉刚才正在找你。” “我怎么没看见？” “你斜着眼睛怎么看得见？” “姓金的，你一张嘴巴干净点！” 邢立也猛捶金哥一拳，“讨厌！开口就流腔，讨打呵？” 事后据罗太太说，她跟是跟了一段，最后被邢立支去拿手电筒，但她返回来时，不知那两人到哪里去了。她急出了一身汗，用手电筒四处照，找遍了桐树林、篮球场以及水塘边，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人影。她只得马上去告诉干部，然后带上几个职工在工区附近拉网似的搜查。邢立——邢立——她一次次朝黑暗的前方大喊。 听她说事的人都哈哈大笑。有人说：“罗太太，你缺心眼吧？人家有人家的好事，你插在中间算哪碗菜？” 罗太太瞪大眼，“是邢立要我陪她的。她晚上有点怕。” “你脑袋上挂着猪耳朵？怎么话都不会听呢？她什么时候怕过男人？只有男人怕她吧？” “怕她什么？” “怕她欺侮呵。” 大家又笑。 五 邢立把口哨越吹得好，何满就越生气。照何满的说法，邢立曾叫他修整过板凳，叫他修整过门窗，还帮他管理着餐票、布票和粮票一类。一件件铁的事实俱在，怎么吹几声口哨就把老交情忘了？ 何满是头超级大河马，坐垮过好几张椅子，坐塌过我的床板，一顿能往肚子塞下五钵饭，吃得痔疮流血，弄脏了我们一条条短裤。为了表示回报我们的短裤，他说他爸来信了，这次一定想办法给大家弄到招工指标，尽可能保证六个，说不定弄到八个，让弟兄们尽早脱离苦海——虽然我们听说他爸最近犯生活作风错误，已经丢官下台。但何满怒斥谣言，说他爸只是短期下放锻炼，还是握有实权的。 他总是抽伸手牌香烟，实在没处伸手，就从衣袋里小心地摸出一支，说那是最后一支，最后一支，实在对不起了，弟兄们。我们对他爸存有希望，希望成为他爸恩宠的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直容忍着他衣袋里可疑的空洞。 何满说金哥多次偷他的烟，这是我们不大相信的。他揭发金哥的其他罪恶，我们也将信将疑。他说金哥在学校里是留级生，在街上是个有名的二流子，当红卫兵那阵什么正事也没干，只是偷了老师的上海手表，偷了驻校军代表的军大衣，在派出所都是挂了号的。他为什么不同自己的同学一起插队，定要混到我们这些外校学生里？不就是想隐瞒自己的历史污点，重新混入革命队伍，骗过党和人民雪亮的眼睛吗？……何满说到这里的时候，吐出一口口唾沫，骂出些不干不净的话，刻骨仇恨溢于言表。 这一天，他终于与金哥双双丢了白手套。我在一场昏昏的午睡中惊醒，听到隔壁房间有惊天动地的响声，跑出门一看，只见何满捂着头跑出门来，半边脸都是血，只有眼睛在血光中间闪动。“我破相了，我破相了哇——”他无目的地狂跑和疯跳，如果不是流着血，那样子倒像欢呼雀跃。 从房间里飞出一块砖头，差点砸了他的脚。还飞出金哥的一声怒吼：“你娘的套鞋！” 何满撞翻一只粪桶，在地坪里跑了一圈，没干什么，又血淋淋跑到原地来了。“姓金的你这个杂种哇，老子今天不撕了你就不姓何！” 金哥操着一把锄头冲上去，二话不说就挖。 幸好有几个人猛扑上前，拦住了金哥，七手八脚夺了他的锄头，缠住他的手脚，把他拉到桐树林那边去了。看到形势已经缓解，暂时打不起来，何满就两脚跳得更高，“你来呵，你来呵，你不怕死的就来！老子今天非废了你不可！你这个臭王八蛋，翻脸不认人的杂种，你不想活了你……”他骂着骂着就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小三子从灶里抓来一把草木灰，急急地给他涂抹伤口。 围观者也有邢立。她满脸的不屑，捡来一块砖拍在何满面前，“怎么就歇手了？去追呵，一砖拍死他。” “你怕我不敢？”何满喷出一个鼻涕泡。 “就凭你这一身好肉，至少也要打个平手吧？” 何满没去操砖，一口恶气撒给邢立。“你少来烧阴火，我晓得你同他是一头的，合伙欺侮我。” “我怎么欺侮你了？你想打架，我帮你呵。” “告诉你，他是个流氓！” “你不是流氓，但你哭鼻子，是个鼻涕虫。” “你呢，女流氓！白骨精！美国女特务！” 旁观者发出一阵大笑，笑得邢立沉下脸，终于撒了野，手里一盆涮饭盆的浑水，带着几星菜屑，哗啦一声泼了个何满的满脸。 何满越哭越伤心。我把他扶到房间里，帮他洗了脸，包扎了伤口，还见他鼻涕泪水横流。他哇哇哇地痛恨邢立变心，哇哇哇地诅咒女人水性杨花，还哇哇哇盘点自己各种损失，包括餐票、猪油、香皂、当归——据说他不乏妇科知识，偷偷买下当归什么的，算准日子送过去，让邢立补一补身子。他只差没有给对方送上卫生巾。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要呕，“你无聊不无聊？同她的关系没深到那一步吧？” “你鸡屎粒子懂什么？”他抹了一把泪，“我同她什么没干过？都老夫老妻啦，餐票都是合用的。没想到她还胆敢背叛我！”他说到邢立的手是什么手，脚是什么脚，腰是什么腰，胸是什么胸，右耳下的一颗痣是什么痣，发出的呻吟是什么呻吟……好像他是个生理课老师正讲解着标本。 我听得笑了，几乎不敢不笑，好像不笑就默认自己是什么也不懂的毛头小子。“你吹吧，好好吹吧。” “你以为我上不了她？实话告诉你，母的就是母的。老子揉上几把，她就全身都软成一摊水……” “还真事似的。” “呸，别说一个她，就是蔡小婧……”他又点出几个名字，“我什么鱼没有钓过？哪个咸菜坛子没掏过？” 我听得心里怦怦跳。帮他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朝他饭盆里吐了两口唾沫，用筷子一搅，就搅到饭菜里去了。如果不是看在他一脸血迹的分上，我还会捡块狗屎搅到饭菜里去，让他好好尝一次鲜。 六 何满的伤口不久就好了，而且脸上长出更多粉刺，痣疮更多地发作，更显得堂堂男子汉。他后来招工回城，又参军去了前线，在一次边境战斗中阵亡。据说他一个人敲掉了敌人两个火力点，自己一条腿打断了，还爬行十几米，把手雷扔进了敌方的工事。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发现他全身已被乱枪打成蜂窝眼。 每当听到《血染的风采》一类的战争歌曲，我就会想起他，心里有些难受。我搜索自己的记忆，不知为什么只记住了他那些可笑往事。这小子怎么可能成为英雄？他不是白长了一身肉只会没出息地哭吗？不是抠门得让人痛恨吗？也许，某种成见遮住我的眼睛，使我对另一个何满熟视无睹，很多见过的、听过的、嗅过的、尝过的、触摸过的东西在记忆中流失无痕。成见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何满害得蔡小婧打胎的事，事后被证明是出于金哥的捏造。说何满参军前夕还搅着大舌头，硬把罗太太拉着去油菜地动粗——这一情况也只是由罗太太提供，一面之词并不可靠。 我再一次对记忆深感困惑。 像人一样，社会也有记忆，记录在前人留下来的纪念碑、小说、电影、回忆录、历史著作乃至成语和积习那里。社会的记忆，其实差不多就是胜利者的记忆，比方有胜利种族的记忆（如征服了美洲的白种人），也有胜利阶级的记忆（如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在群众集会上，耸耸肩，摊开手，宣布要准备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使很多红卫兵热泪盈眶。去井冈山干什么？这个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一口号燃起了诗情，使大家想起了篝火、马背、传单、紧紧的握手、新女性的短发、白色恐怖下的飞行演说，等等。大家不是被蒯大富蛊惑，更重要的是被革命的记忆所感染。这些从小说或电影里得来的闪闪烁烁印象，早就在培训着一代新人的美感，引导着他们的向往。 他们早就想找个机会来练一把。 毛主席并没有重上井冈山，只是用工宣队和军宣队教训了蒯大富，在那一年横扫了清华园。但青年们对革命美学的崇拜后来还是一次次表现出来，在一九七六年，在一九七八年，在一九八一年，在一九八六年，在一九八九年，他们情不自禁地一次次在大街上和广场上重演前人留下的记忆。这些运动的性质各各不一，但有大致相同的形象（旗帜、演说、高歌、捐款、争论、喊口号、抗议当局的血书，等等），而这些形象在记忆中总是最能经久。想想看，幼儿教师都知道看图识字，这是因为图像比文字更容易记住，就像一个我这样的人，历史知识十分贫乏，对很多历史英雄的浪漫风度却决不陌生，动不动就把自己想象成刑场上的李大钊，街垒上的丹东，演说台上的列宁，流放途中的十二月党人。 有一个几乎参与了上述所有事件的人，叫孟海。我发现他至今还对游行有特殊爱好，不管是维权请愿还是抗议官倒，不管是反对洋人（他们不给签证或者倾销劣质汽车）还是拥护洋人（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他都一律投入，都觉得与自己有关，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如同一只打了吗啡的山羊。他的游行史始于中学时代，每次都是带上水壶和草帽，头上勒一布条，斜挎书包里塞着折叠小马扎，装备齐全走在队伍最前头。他走起路来一肩高一肩低，指挥高唱《国际歌》时把一头长发扬过来抛过去——让我一次次觉得似曾相识。那时候有一位少女曾慕名求爱，不料一见面竟大失所望，说他的脸怎么这么白净？一条疤都没有！ 少女弃之而去。她一定觉得英雄的脸上不能没有伤疤，不能没有痛苦感和沧桑感。我总算想起来了，她肯定读过曾经风靡一时的英国小说《牛虻》。 孟海在中学里比我高几届。当我还在着迷抗日斗争小故事，他已经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经常召集几个弟子，讲解什么是生产关系，讲解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有何不同。有一天深夜我们打扑克，肚子饿了，上街找辣豆腐干。他突然指着街灯下的空寂广场对我们宣告：“这是属于人民的，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我当时立刻肃然起敬，境界阔大，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人生真谛，只是得意妄言，一时说不清楚。 他下放在长坡公社，离我们农场有几十里路。我去玩过一次，冒着大雪跌跌滑滑走了一整天，才摸入他的茅草屋。我们吃了些烤红薯。他指着门外的汪汪水库说，你看那像不像贝加尔湖？ 我知道贝加尔湖，知道很多俄国革命者曾在那一方流放。我也听孟海背诵过很多俄国革命诗歌，大海呵大海什么的。 他坐在火塘边哆哆嗦嗦笼着袖子，破棉袄好几处开了花，肩上和头上都盖着很多轻轻欲飘的柴灰。他咳嗽，很同志式地让我大吃烤红薯。 我永远记得屋外面那俄式的风雪。 我被借到县里绘制水利规划图的时候，住在县招待所。孟海来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借些钱给他。他有一位朋友最近打算出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差不多就是革命的先头部队，急需得到大家的资助。我有点为难，说自己没有钱，只有一些粮票。他收下粮票以后就倒头睡了。 半夜里，服务员敲门查房，问我为什么擅留客人，为什么不去服务台登记？说着把孟海盯了一眼。 我立刻感到这一眼盯得不同寻常，史无前例的深夜查房也特别可疑。第二天一大早，我让孟海赶快走人，见他的跑鞋湿透了，让他匆匆穿走了我的皮鞋。 我去服务台补缴罚钱，注意服务员的神色。还好，那女子倒也没说什么，一边嗑瓜子一边与旁人笑闹，根本不看我一眼。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也许纯属自己神经过敏庸人自扰？ 大概两个多月以后，一位电工来我的房间检修线路，大概是嘴闲得有点慌，便东拉西扯，包括说到服务员对我的意见：鞋袜臭烘烘的，烟灰到处乱弹，前不久还害得她们一夜未眠，陪着公安局的人监视这个房间。 我吓了一跳，“哪有的事！她们肯定记错房间了，我坐得稳行得正，凭什么被公安局监视？” “她们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看你也不像坏人。” 我故意哼小调而且吐痰。 我等对方一离开，立即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找一切可以找到孟海的人，希望他们赶快给孟海传话。我怕吓着别人，当然不能明说，只能由他们传达一种暗示。“一个叫秦纪为的朋友病重，正在找他。”这就是我编的黑话。“秦”是指情况，“纪”是谐音“急”，“为”是谐音“危”。情况又急又危，他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应对么？凡读过几本革命地下工作者回忆录的人，能不对这种黑话心领神会？ 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已没法找孟海了，因为他几天前进了笼子，听说案情特别严重，是涉嫌偷越国境。 我大出一身冷汗，立刻赶回农场焚烧材料，包括两个笔记本和一些文稿，包括孟海以及其他朋友的普通来信——信中那些情绪消沉或狂妄自大的话，在那个时代也完全可能带来麻烦。其中一封信是孟海入狱前发出的，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谢谢我的粮票和皮鞋。我注意周围人的动静。他们吃饭的吃饭，走路的走路，打扑克的打扑克，上厕所的上厕所，没有什么反常。但他们完全可能暗中充当警察的眼线，我不会掉以轻心。 过了好些天，居然没什么事。 我算是暂时漏网了吧？ 回想我和孟海被警察暗中监视的那一夜，当时我虽有不祥预感，但没想到事情有那样险恶。那一夜我幸好没说什么话，没被窃听的警察们抓到什么把柄。我一直怕孟海看不起我，本想好好展示一下理论成果，比方吐出一些俄式烟雾，谈谈林彪坠机事件，谈谈国家的政治危机和前途，谈谈我从美国和台湾广播里听到的一些紧要消息……我几乎会按照警察们所想象的那样行动，为他们的动手拘捕提供充足理由。不料我还没来得及露一手，孟海就呼呼大睡了，让我相当扫兴。 他不过喝了半杯白酒，就醉成这样，实在有点奇怪。我怀疑某乡镇工厂出产的这种酒里有假，就像小三子说过的，农民有时也搞下的，在谷酒里掺敌敌畏，使酒变得烈一些和香一些。 孟海像只蟑螂被点杀在地。 假如他没有醉倒，我必定夸夸其谈大放厥词，让门外的警察记录在案。然后，我将很快入狱，被判以重刑，甚至在某个重大节日的前夕饮弹伏法，都不是没有可能。我听说过，有一位少年只是无意地用硬币在墙上乱画，一不小心在伟大领袖名字上画了几个叉，后来就差一点被枪毙。 但事态进程竟被一个小小的偶然打破。敌敌畏，神奇的敌敌畏，不知何时由一位敬爱的农民老大爷掺入了谷酒，然后装瓶装箱地运到县城，辗转曲折地经过一个个销售环节，最后出现在招待所这张小桌上，掐灭了我的话头，救了我。 我崇拜敌敌畏。 七 有一声长长的口哨。“可以进来吗？” “当然。” “不打搅吧？” “我没做什么。” “样子蛮深沉的。” “就是发发呆。” “发呆都深沉，不发呆怎么得了？” 我不再说话，目光投向棋盘。 她也不再说什么，撩了撩头发，把几件叠好的衣放在我床头。 自知青们一批批招工走了以后，加上很多人以病退的名义返城，场里的知青已为数不多，深不见底的寂寞弥漫在空空房间。听不到歌声与琴声，听不到球场喧哗，也听不到同学们的打架骂娘。曲终席散，人走茶凉，每一天早上在被子里睁开眼睛，我望着漏光的瓦盖，都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郭小川的诗眼下一旦读出，字字都成了冰团子。 因为与场长对骂过一次，邢立也没混进招工名单，甚至没法得到轻松点的差事，像进厨房帮工或者进车间制茶那种。她跟着男人们去担粮，锄草，挖树洞，碰到坚硬的岩层，挖得钯头直跳和火星四溅，脸上有一种要哭要骂的表情。碰到这个时候，我会走过去帮她挖一阵，把硬土层挖松，只需她轻松取土。 不知为什么，在当这种挖土骑士的时候，我们都不说话，硬要说的话，也只是“喂”一声或者“哦”一声。比如她把水壶递给我，就“喂”一下。或者她指一指土洞里半截需要斩断的老树根，我就“哦”一下，取来板锄和柴刀帮她斩掉。她当然感受到我的好意，收工以后去塘边洗衣，有时也会把我几件脏衣顺手拿去。但在取衣和还衣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多话，“喂”一下或者“哦”一下，就算礼数周全了。 她在我衣袋里发现了孟海的信——当时孟海还没有被捕。“你怎么有那个，有那个……”她声音哆嗦，像发现了定时炸弹。 “打算去举报？” “关我屁事，但你们也太不知死活了吧？” “什么死呀活的？我们是提高思想觉悟，制造一些反面教材，看反革命分子到底是怎么阴谋夺权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入虎穴……” “鬼信你那一套。” “那你要怎么样？” “我早就看出你鬼鬼祟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不再说话，走了。 她近来没接到金哥的来信，过得有些无聊，对我的秘密突然有强烈好奇。我后来发现，我不在房间里的时候，她翻过我的箱子，擅自拿走我的藏书。在她发誓保密的前提下，我却不过她，只好说了秘密之一二，比如说到我的几个同道弟兄，说到在武汉和桂林的秘密聚会，还说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很快发现她搂住双膝睡着了，在水塘边月色朦胧中发出粗重呼吸。被我推醒之后，她伸出一个懒腰，还嘟哝出一句：“都是神经病！” 但有了这第一次长谈，她后来常常来到我的房间，坐在飘飘忽忽的油灯旁，补着她的衣或者鞋袜，似乎想同我说点什么，哪怕就是沉默一段，哪怕就是比着背诵两句郭小川或普希金的诗，也是寒夜中的一缕温暖。 “我今天很高兴，收到了三封信。我表姐说她最近招到交响乐团了，马上要到上海演出。前几天他们还给外宾演出……”她提到一位元首的名字，“他听了演奏大加赞赏，还送了她一个花篮哩。” 我说那家伙什么也不会干，赖在中国讨饭，是想在中国纳妾吧？你表姐居然还给他去献艺？ 她被我扑得晕头转向，只好另找一个话题：“何满当司机了，知道不？听说他马上还要参军了，爬得比哪个都快。” “你是不是现在有点后悔？” “说什么呢？他是罗太太的骑士，差一点还是张场长的乘龙快婿。你没见过张场长的女儿吧？嘴巴蛮小的，眼睛水灵灵的。咯咯……” “何满可不是你这样说的。” “他说什么？” “他要说什么，你还不知道？”我埋头去打棋谱。 她久久没有吭声。我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她停止缝补，眼里竟然亮晶晶的一圈，不觉大吃一惊。“你哭什么？” 她用袖口擦擦眼睛，“不是被你气的吗？” “对不起，何满没说过你什么。我刚才也就是开个玩笑。” “哄谁呢？你相信任何人，就是不相信我。你心里那几根肠子我算是看清了。你不就是认为我贱吗？不就是认为我骚吗？还骂过小破鞋吧？你硬要这么看，那我就认。我就把这个小破鞋当到底了。” “我没有这么说。这是你说的。” “少来这一套！”她气冲冲地夺门而去。 第二天，大家都没有看见她上地，到她房间去查看，也没见到人。队长和场长都气得大发脾气，说没见过这么自由散漫的家伙，真把这里当菜园子呵？眼里还有没有领导？以后还要不要前途？直到第四天，她汗水淋淋地回到工区，据说是去了县城，去了邻县县城，差一点就去北京和上海散心。她没钱了就讨饭，就借宿，就爬车，据说返回农场时爬上了一辆粮车，一段助跑两腿一跃就解决问题，功夫不在铁道游击队之下。面对小三子的惊疑，她还满不在乎地夸口，这有什么了不起？没偷他们的车，算客气的啦。 她带回两个陌生的女知青，大概是邻近公社的，好好地吃了一顿，疯了一阵，才送客人离去。 她说她们成功爬上了粮车，不知是真是假。她说自己跳下粮车时没摔倒，也不知是真是假。她说自己花两块多钱玩了三天，到哪里都有吃有喝，都有朋友相助，而且从不需要她装嗲卖娇巧施美人计，更不知是真是假。就如她自己承认的，她经常一开口就有假话。只是她给我买来了一件汗衫，说我身上的那件都破成渔网，该换新的了。 八 坦白地说，我越是戒备邢立，就越证明我受到了诱惑，青春病已经防不胜防。有一段时间，附近小学有女教师生孩子，农场让邢立去代课几个月。也就是几个月吧，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特别漫长，日子过得缺盐少油。 在常人眼里，她显然不是个好老师。她带着同学们偷学校附近的西瓜，考试前向同学们泄露试题答案，发现有些女学生被父母责令退学，就唆使男学生去开展游击战，朝这样的父母扔牛粪，扔狗粪，扔鸡粪，直到他们同意孩子复学为止。老师们都认为她太疯了。但孩子们喜欢她，在她代课结束返回工区的那天，他们找来一辆板车，让这个孩子王坐在车上，俨然是太后巡驾出宫，几十个孩子前呼后拥一路高唱猛进。女教师用旧报纸叠了些船形帽，让男孩子一人戴一顶。用红纸浸出一些红水，给女孩子每人脸上抹两块红。她自己扬起一根竹竿，像扬起一条马鞭，在车上吆喝不已。“大鞭子一呀甩呱呱地响哎……”她在车上唱得前俯后仰。 看着她前来的身影，我哈哈大笑，差一点把这个活宝贝拥抱入怀。但我没有迎上去。我得严正提醒自己，我不喜欢她太疯，不喜欢她总是零钱乱放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不喜欢她总要在男人面前占个上风，不喜欢她动不动就谈她的提琴手表姐和当画家的叔叔，似乎自己出身名门，鼻子里哼的都是高等气息。我更不喜欢她睁大眼睛假装天真，其实手段高超，把一个个男人都逗得神魂颠倒——只可惜没人同她玩真的。她越是对我友好，我就越挑剔和刻薄。我吃饭时崩了一颗沙子，也似乎觉得她太可恶，必须对我的牙痛负完全责任。 有一天，一个叫小安子的后生告诉我，他昨晚上看见邢立同一个男人在水塘前散步，那人的身影有点像我。他后来去问过邢立，问那人是不是我。邢立当时的回答是：“可惜不是，要是就好了。” 邢立不会不知道，这话要传过来的。 我把传话者轰走了，不一会又喝令他回来，把全过程再详说一遍。“小安子你也一肚子坏水呵？想给你大哥下绊子设圈套是不？”我当然得加上这样的责骂。 我不可能不说一些邢立的坏话。据小安子后来揭发，我当时说邢立不过是残花败柳，在娘肚子里再翻两个跟头，我也不大可能正眼瞧她。你大哥是什么人？一尘不染，坐怀不乱，特殊材料造就的钢铁战士，哪是金哥和何满那种轻骨头？那娘们自以为百战百胜，其实也没什么招，充其量只会装疯卖傻，再加几滴眼泪，拿手好戏就是痛说革命家史，说她后妈如何虐待，说她生母如何可怜……但本子没怎么编好么，每次说得情节有出入。 我同小安子下棋，连胜了他两盘。他要悔棋，被我坚决拒绝，便同我吵了一架，红着脸冲出门去，把棋子拂得满地乱滚。 第二天，队长急匆匆来找我，问我对邢立作了什么孽。“你快去看看吧。要是闹出人命，你要坐牢的哟！” 我莫名其妙去了邢立的房里，才知道小安子前一天大发脾气，竟跑到邢立那里揭发，算是对我的狠狠报复。邢立一听我那些恶语，加上揭发者夸大的恶语，禁不住两眼发直，大口吐血，要找我拼命，但刚走到门口就晕了过去。我走进房间时，一个医生刚打完针，正在给她灌药。为了阻止她的挣扎抗拒，几个人抓的抓手，按的按脚，还在她嘴里横塞竹筷，意在撬开她的嘴巴。屋里乱糟糟的，不像是闺房倒像是刑场，被子上和蚊帐上，墙上和地上，到处都有血。小三子吓得哭了，说没救了，没救了，血都吐光了吧？ 我没料到事情会闹成这样。不就是几句玩笑话么，如何把她伤成这样？她平常不也是一张刀子嘴经常刻薄别人？我想向她解释几句，但她一看到我，死鱼般的眼睛再次放大，全身再次抓狂并发出尖锐长叫：“呵——” 不光是在场的其他人，连我也吓得手足无措。 我只能赶紧逃出门去，找小安子他娘的算账。 直到好几天以后，见她房间没有太多动静，我才硬着头皮端上一碗鸡蛋去向她道歉。她半躺在床上，依然气呼呼的，不论听到我说什么也不给我好脸色，只是以各种命令考验我的道歉诚意。你给我扫地——你给我倒水——你给我洗脸——过来，你给我梳头，听见没有？——她只差没再生一计，要我抱着她去洗澡了。见我折腾得大汗淋淋，笨手笨脚地帮她梳头发，她苍白的脸上才浮现出得意之色。“你以为这就算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我都成奴隶了。” “你耐心点，你得负责到底，我这病不是三两天能好的。” “奴隶也得有解放的日子吧？” “我喉笼里痒，说不定还要吐血。” “吹什么牛？想吐就能吐？” “你以为我吐不了？” “你吐痰吧。” 怪我再次失言，她触电一样，猛地弹起来，没等我看清是怎么回事，床头的杯子药罐什么的都乒乒乓乓地到了地上。她疯了似的扑打我，撕扯我，掐我，一只手还伸向桌上的鸡蛋。我惊恐地抓住那只手，于是一切就没法避免：我把她搂入怀中，两双眼睛紧紧对视，一只嘴压向另一只嘴。事情怎么会这样？连我自己都不怎么明白。我事后能记起来的，是那一刻我两脚没站稳，膝头被床沿顶着，姿势不免别别扭扭，扑倒下去时更像跛子失足，毫无美感可言。她也手忙脚乱，大概是动作太大，使床板发出断裂之声，全身突然向下坠落。她的脑袋狠狠撞了我的脑袋。她的牙齿把我的手背狠狠刮了一下。更使人扫兴的是，我们还没吻上，就带垮了蚊帐。一张大网昏天黑地罩下来，网住了两个活物——我挣扎好一阵也没找到出口。 九 我应该纠正上面的一些说法。 一、我后来才知道，邢立在吐血的那天，发现她养的一条小狗被人打死，只剩下垃圾堆里的几根狗骨头。她非常生气地四处叫骂。这是否也是她吐血的原因之一？如果是，我在她吐血的问题上是否有点枉担罪责？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 二、说实话，我享受了她的激情，但偶尔也有一种被俘感，只是没敢说出来。她曾经轻易制服了何满、金哥等很多男人，眼下没有多少目标了，是否也不容许我漏网？是否无法容忍我的矜持和傲慢？这种征服，通常被当作爱，但在多大意义上真正与爱有关？ 三、上面关于拥吻一段其实涉嫌虚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事情就要越界的那一刻，小三子送开水来了，我也就中止作案，松开了她的手，借机溜出门去。我写到上面一段时情不自禁略加发挥，无非是笔头一滑，受到许多既有小说的影响，似乎孤男寡女混在一起，都已经洗过脸了，都已经梳过头了，不再做点什么就说不过去。正是这种对通则的迎合，使我由小说逻辑挟持，在纸面上与邢立欢爱了一场。 我现在需要回到事实。 我匆匆离去的主要原因，就像我说过的，与金哥他们有关，与邢立的小狗有关，也与其他事故有关。不久前的一天，我走进工区的茅房，那种到处通风、通气、通声响的简陋棚子。我在茅房里清晰听到隔壁女人们的声音，听到她们那些响亮、复杂以及丑恶的排泄，一声声轰击我的耳鼓，令我突然惊骇和沮丧。我似乎有点可笑，有点少见多怪。这些声音不是很正常么？不论人们如何风度翩翩仪态万方光彩夺目，不都有撅着屁股的时候么？——后来读伟人传记时我也曾偷偷这样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摆脱一种心理病态，一见到可爱的男人和女人，就立即想到他们的头皮屑和耳屎，想到他们胃里的沟纹和须毛，想到他们肠胃中混浊的泡沫和腐臭的渣滓在偷偷蠕动，如此等等。我深知文明的意义就是要略掉这一切，做文明人的意义就是要善于忘记，似乎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生活中只有美好和灿烂，比方说只有“南方的甘蔗林”和“北方的青纱帐”。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只能在非文明状态中离开了女舍。我想起一件事：小三子曾教我玩一种把戏，同我赌一张饭票，看谁能记住这几天每餐吃过的菜。我以为这件事太容易，但拼命回想一阵，记忆的触须顶多上溯一两天，再远的菜目就一片模糊。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菜目，也就是一些缺油少盐的南瓜冬瓜黄瓜，但就是记不起来。 这有点奇怪。人们的记忆是如此粗疏，如此挂一漏万和不负责任，那么产生于记忆的历史和文学是否还值得信任？相比之下，也许小三子更为可靠吧，至少他还能有序说出五六天之内菜目——这种历史与文学如果说不是最好的，肯定不是最糟糕的，至少是对某种记忆空白的必要填补。 对不起，我差点忘了小三子。在我凌乱的记忆片断中，他依稀是孤儿，一个地主子弟。场长曾经说他是地主，让知青们吓了一跳，没料到有这么年幼的阶级敌人。后来才知道本地人看人不是一个个地看，是一窝窝地看，地主子弟都被看作地主。小三子这个“地主”当然要干最累的事，可以被任何人怠慢和戏弄，比方我也曾以脱光对方裤子相威胁，要他乖乖交出一点猪油。奇怪的是，他在这种环境里居然过得很快活，刚生过我的气，转背去切菜就“皇里个皇皇里个皇”，唱些没人能听懂的歌。 后来，我看见一张陌生面孔在伙房里切菜，才想起好几天没听到“皇里个皇”。我打听小三子，听说他已经回家了。 又过了几天，还没看见小三子。别人说，告诉了你么，他回家啦。 我去小三子住过的房间，发现他的床空了，只剩一堆乱糟糟的铺草，几只鸡猖狂地扒来扒去，似乎在啄食一个人的音容，还有“皇里个皇”的余韵。我这才知道，小三子的一个姑妈是麻风，过年的时候跑出医院来看他，没想到竟使他染病，于是从我们的视野突然消失。 我们农场地处二级麻风流行区，病人一般都往县麻风院送，还有些医院收不下的，或者顽固恋家的，就被安排到偏僻山地，让病人在那里自给自足自生自灭。有一次我随几个职工外出担树，路过一个寨子。歇脚的时候，有人指着对面的山岭要我看，说那里有两个麻风户，小三子就住在那里。 小三子我认识。我想起来了，小三子原来是我们工区做饭的那个“地主”。天气正晴朗，山里的雾浪翻腾，漫下一个山坡之后，把两间孤零零的房子遗留在山坡上。那里没有炊烟，也没有任何活物的迹象，连通向外界的一条小路也被草木封死。 我冲着那里只能长喊一声：“呜呵——” 没有回答，只有越来越远退的回音。 “张舜志——”我第一次喊他的大名，还是没有听到回答。 我们走了。我听到山谷里几头牛被我们的叫声激发，此起彼伏地发出叫唤。那就是小三子的回答么？小三子是不是已经变成了牛？……我曾经亲眼见过烧麻风，一种屡禁不止的本地民俗，一种据说是灭毒的有效方式。我同几个农民在夜幕下来到一个山谷，听见对面山上麻风村里有锣声，有人的叫喊。“快看，火！”有人推推我。于是我看见火星亮起来了，一点，两点，三四点……火汇聚成一大匹金浪，跳跃和飞舞，与天边暗紫色的晚霞交相辉映。我离得这么远也无端退了两步，似乎怕被热浪灼伤。不知为什么，我还听到一阵嗬嗬嗬的声音，好像是人的喘息，但我四处寻找也没发现喘息者，只能怀疑是自己出现幻觉。 叭——叭——我听到了枪响。 肯定是有人在麻风村补枪。应该说说的是，当老弱麻风患者强烈要求自焚时，旁人补枪不算谋害，通常被本地人看作一种帮助。 那天晚上，我肯定是中了邪。直到我回到家里睡下，我还听到莫名的喘息声一直跟随着我，嗬嗬嗬地压迫我的耳鼓。我找遍了附近的房间，也没有找到声源。我用被子蒙住头也不管用。 十 我被抓起来了，一路押往公社。当时不免有些慌乱，怕他们动不动就打人，我反复提醒他们记住革命纪律：“你们不能虐待俘虏！” 我的严正立场使他们果然客气了一些。他们是乡下民兵，没有像样的枪，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其中一位还挂着鼻涕浑身汗臭，让我有点莫名的失望。 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谁出卖了我？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好准备口供，就不知该如何控制案情减少损失。我尤其担心孟海，他被捕已经一年多，假如他扛不住，把什么事都吐出来，那我和很多人就完了。 我心里虚虚的，但装出一副死相，企图博得审讯者的同情，其实是在暗中察言观色，紧张地分析和判断着形势。 场长有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我早就看出你是个现行，成天抱一本书看，还看外国书，还晓得写艺术字，思想也太复杂了吧？” 另一位主审官是公社政法委员，老谋深算得多，皮笑肉不笑的，只是要我自己坦白。我说一件，他点点头，要我再说。我又说一件，他点点头，又要我再说。他不时看看炭盆里炖着的一个瓦罐，闻闻那里冒出的肉香。直到我说出偷电线、不慎撕坏毛主席肖像、有一次把革命歌曲“万物生长靠太阳”猖狂篡改成“外婆出来晒太阳”……他仍然不动声色，只是往一罐肉里添加姜片和蒜花。 第二天，审讯没有继续，这位委员不见了，而且一连几天没看见人影。我估计他们正在广泛深入地调查取证，正在广州、桂林等地我所有的朋友那里翻阅口供，分析疑点，搜集证据，准备对我给予致命的最后一击。我的监房离公社电话室不太远。一听到电话铃响，我就觉得那电话与我大有关系。我注意到接电话的人都面色严峻并行走匆匆，相信他们在广州、桂林那边已大有斩获，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正越拉越紧。 大概七八天之后，委员终于回来了，指挥值班民兵从拖拉机上卸瓦，也要我这个囚犯去帮一把。我听见他对别人说，他这些天回家做屋，累死了。 我这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去调查取证，更没有一个兵强马壮的庞大专政机器在对付我。我当然松了口气，但再一次感到失望：我来干什么的？只是个来卸瓦的伙计？ 我的案子久拖不决。政法委员的最后疑问是：“老实交代，你曾经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北京，看毛主席呵。” “不对，你仔细想想。” “我想招工回城。” “你不要避重就轻。” 我做出苦苦回忆的样子，一件件试着说。我说曾经想去县城玩耍，想去西藏和云南旅游，想去某个海港看看军舰和潜艇……委员一直在摇头，到最后，他实在不能继续老谋深算下去了：“你没想去苏联？没想叛国？” 我没听懂。 场长扇了我一耳光：“你没想去苏联？就是修正主义那里？” 我的半边脸立刻失去知觉，一手捂上去，手指触到了热烘烘的一堆。那是我的脸么？怎么突然膨胀如球？怎么安装在我的肩上？ 我其实被这一巴掌打得心花怒放，因为我立刻洞察了目标：看来事情是邢立引起的。只有她看过孟海的来信，也只有那封信上提到过苏联什么的。谢天谢地，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有关广州的聚会，有关私藏之后又丢弃的手枪，有关胎死腹中的地下筹备建党……更可怕的那些炸弹都摘除了引线。但我必须掩盖自己眼下的喜悦，两手发抖和结结巴巴，拿出走投无路坐以待毙的样子，继续把审讯引向误区。 “有是有……这么回事……但我是想去解放苏联人民，让他们摆脱修正主义的黑暗统治呵。” “不要狡辩！你只说，哪些人同你一起去？” “人？没什么人。” “骗得了谁？干这么大的事没有同伙？你以为是去上街赶集？” “联系人倒是有，我不敢说……” “那好，你明天就到公安局去说，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我说我说，他们是外国人……” “外国人？果然是里通外国了，狗胆还不小哇！” 我再次结结巴巴目无定珠，深呼吸两三次，似乎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才真正认清了眼下的形势，终于痛下决心回头是岸。我说到一些人名，都是些很反革命的那种人名，第一是普希金，第二是托尔斯泰，第三是果戈理，接下来还有肖洛霍夫和柯切托夫……我还得加上不厌其详和颠三倒四的情节，看他们脑袋大不大，看他们眼睛花不花，看他们舌头转不转筋。我要用一个无比复杂的故事把这些乡下人彻底拖垮。 “普什么？你慢点说，那个人姓普吗？……”委员果然开始皱眉和冒汗了，一只手正在发抖，往笔记本艰难地下笔。 “就是普志高的普。你知道普志高吗？” 十一 男女交往时，双方都容易弱智。不过男人的弱智是没主意，女人的弱智是太有主意。邢立一口认定我对她“那个”了，还认定我的冷淡，躲避甚至恶语诽谤都不过是掩饰。我越是这样掩饰，越证明我已经情火如焚——她对这一点几乎洞若观火。 这种蛮不讲理真是让人生气。 我得承认，我对她并非心静如水，有时走在月夜的土路上，走在秋天稻草的气息里，我的裸臂与她的裸臂无意间相撞，心里便有咯噔一下的异样，以至于在往后很多日子里，我还会在心头掠过月夜里凉凉的这一撞。 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至少不能说明她魅力无穷。我没法忍受她洋洋得意的思想拷问，哪怕搬出刑讯的辣椒水和老虎凳，我也不能承认无中生有的一切：我给她倒水时目光颤抖了吗？我给她洗脸时血压上升了吗？我给她梳头时呼吸粗重了吗？全身都在放电吗？捋着她的一头长发在故意拖延时间吗？手指一次次摸向她的脖子和肩膀吗？目光偷偷向她领口里钻吗？似乎不经意掉了梳子然后手指借机碰触她身体的某个部位吗？……她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知道我借口帮助病人，故意赖在她的房间里，一心向往着在她身边蹭来蹭去甚至把她抱到水桶边去洗澡？ “你的联想也太丰富了吧？”我冷冷一笑。 “别不老实！你不要以为我是瞎子。” “说实话，你的自以为是，真是让我讨厌。” “你脸红什么？” “金哥是我朋友。朋友妻，不可欺。我怎么会重色轻友？” “少来这一套。我再向你说一遍，你不要跟我提他。” “好吧，就算你让我也心猿意马，也没什么了不起呵。举目无亲，穷乡僻壤，日子这样单调和苦闷，看见一头老母猪，也会当作大美人的。” “你混蛋！” “我压根就不想同你鬼混……” “呸，你才鬼混！” “好，就算是恋爱吧，就算我们海誓山盟了，你以为可以当真？说句实话吧，你同金哥、何满他们也就是鬼混，穷极无聊，找点刺激而已。” “我再说一遍，不准你提……” “好，我不说了。” “没想到你这么世故！”她的脸色已经变白。 “世故的同义词就是成熟。” “成熟的同义词是虚伪！” “没错，我虚伪。这下对了吧？” “你还愚蠢！” 这样拷问过几次以后，她没有太多收获，结果不是生气冲走就是洒几滴猫尿。我劝她不要哭，有一次她大概是哭累了，哭得没趣了，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女人不哭一哭，其实也没什么事好干。” 我最后约她赌棋，赌注是我的诚信：如果我输了，我所说的都不算数，一切都算她说得有理。我不过是用下棋取代争吵，而且相信这是毫无悬念的较量，就凭她那一手臭棋，我即使退掉一半车马炮，也足以杀她个片甲不留。但事情偏偏这么怪，这一天她紧咬嘴唇，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盯住棋盘，竟有超常态的发挥。不是笨中有谋，就是乱中有计，虽然走得毫无章法，但冷不防就杀气腾腾步步紧逼，似乎巨大的仇恨使她换了个人，脑子突然充满着深不可测的奇思妙想。女人是能创造奇迹的。我在满头大汗应付将军时想到了这一点。 我终于输了。但我执意悔棋，坚决毁约，装出健忘的样子。“你记错了吧？我怎么会打这种赌？” 她气得整个脸变了形，哗的一下抽来一把镰刀。 “砍呵，朝这里砍。”我笑一笑，朝她亮出自己脖子。 “臭流氓！”她脚一跺，一刀钉在桌面上。 我的被抓就发生在这件事以后。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案子不了了之，虽说还在等待继续调查，但政法委员不甘心我天天白吃饭，责令我先回农场劳动，下一步再看着办。我回到工区的第一天，邢立就来找我，给我蒸了一碗肉，还带来两大瓶白糖，看来是想补偿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太气了……”她看一看我的脸色，一进门就忙着打扫卫生，“谁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以为他们就是开个批斗会……你不要生气，我只是想不让你再欺侮我。” “没什么，我得谢谢你。休息了个多月，身上都发福了。” “真的没生气吧？” “生哪门子气？我住在公社里都乐不思蜀。” “这事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听说又要招工了……” “你放心，我再怎么倒霉，也比你的前途要好。凭我的劳动力，凭我这聪明脑袋，凭我家老爷子平反昭雪，我肯定要走在你前面。” “那不一定。” “除非你再去告。就算你把女叛徒的全套手段都使出来，罗织罪名，造谣中伤，也伤不了我半根毫毛。” “那也是你自作自受！” “我欠了你什么？” “你还没欠我？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没良心的！” “你活该！” 她一耳光扇在我脸上，见我没回手，突然坐下去，捂住脸大哭，哭得长发垂落下来随着哭声一吊一吊。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只记得她最后一句话是：“你等着，你等着……你要死在我手里的！”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工友们也不知她去了哪里，说她没同任何人打招呼，看来也没带走任何东西，变戏法一样，说没就没了。该不会投河自绝吧？我还记得她临走前夕的那个夜晚，她房里熄了灯，但一直没关门，因为我一直熟悉她的关门声：一张变了形的木门，被门框挤得嘎一声，然后是长长一声吱——如果在晚上，这关门声就更为响亮。等到伙房里的劈柴声没有了，老场长奋力咳痰的声音没有了，狗吠声或蛙鸣声渐渐平息，一般来说，那间房就会传来大家耳熟的嘎吱—— 但那一夜一直没有这样的声音，使夜晚没法真正降临，一个日子没法真正结束。我注意到隐隐哭声还在传来，注意到她在我桌子上留下一个饭盆，大概想给我留一个去她房间的借口。我如果不敢去劝她，至少得去送还饭盆，省得她明天一早就抓瞎。 这个饭盆该不该还？ 我心里怦怦跳。 我发现夜里原来有这么多声音。有虫鸣，有风声，有一条鱼哗啦跳出水面，有山林间几乎无声的叶落，有远处几个捉蛤蟆者不时的窃窃私语，听不太清楚。我还听到隔壁房间里一位工友的磨牙，像一种恨恨的咬牙切齿。 终于，快到鸡叫的时分，嘎吱——关门声传来了，让我听得清清楚楚。 十二 孟海出狱的时候，我已经回城好几年，虽然工资不算高，但也存了几个小钱。我立即约朋友给孟海摆酒接风，也算是答谢他的义气——要不是他在局子里一直守口如瓶，我们都一定搭进去了。 他没有白读俄国革命诗歌，真是条汉子。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腰被打得严重内伤，至今还要经常敷草药。他的一条腿也坏了，是几年前为了争取保外就医，自己给自己的小腿静脉偷偷打煤油针打坏的。很多犯人都这么干过。 他走路一拐一拐，更是一肩高一肩低了。我想起他以前走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命数昭然？就已经注定有煤油针在前面等着他？他的脸上也有了伤疤。当年希望他脸上有伤疤的那位姑娘，现在是否满意了？是否还会来献上爱心？应该说，他精神还很好，哈哈朗笑，说坐牢也是上大学么，他这几年算是从铁窗大学生存系毕业，不光学会了打煤油针以骗取疾病证明，还学会了用一根蜡烛和一个罐头盒烧出三菜一汤，学会了用麻绳和木头来钻木取火。你们都不会吧？ 他说他还给难友们上过数学课——可惜一位最得意的弟子后来被枪毙了，那人上刑场的前夕，没有剃刀，就用一块碎瓷片刮脸，刮出脸上一道道血痕，但胡须还没刮干净，自己摸来摸去十分遗憾。其实那人也是冤死，在“文革”武斗中忘了自己的枪借给谁，结果几桩破不了的枪杀案，就挂在他的名下。 孟海说，幸好后来公安局里的造反派重新上台，把这个冤案平反了，而且大抓司法系统的改革开放，把孟海这样的造反派都放了。 我对这一结论疑疑惑惑：造反派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 他未婚妻打断他的话：“放了是放了，八年牢也坐了，人家在外面的该玩就玩，该吃就吃，什么也没耽误，你以为还占了什么便宜？” 孟海肯定注意到我们的难堪，沉下脸，“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就是这话，当说的还是要说。这些年你充好汉，什么事一个人揽了。你那些亲密战友呢？到哪里去了？也去担点责任没有？送了两碗牢饭没有？” 孟海大喝：“你晓得什么！” “我是不晓得，但我不会去犯法。” “你看你那样子，一条花短裤也敢上席，简直有辱斯文，一点教养都没有！” 对方红了脸，“天气热呵。” “你还说！” “我偏要说！嘴是我自己的，你管得着吗？” 孟海猛拍桌子，“滚——” 女人眼一红，跑进另一间房，抽泣不已，摔东打西，弄得我们都六神无主。我劝孟海：“何必呢？她等你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事情只怪我们，让你一个人顶着。她有些想法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朋友也劝：“是呵是呵，天气热，穿短裤有什么要紧？现在街上的超短裙比短裤还短，你不能太封建。” 孟海气呼呼地抽烟，手哆哆嗦嗦，粗声说：“吃吧吃吧，别管她。” 孟海的女人原是他一邻居，一个木匠的女儿，没读多少书。她以前就对我们没有多少好脸色，今天还算是高兴的，没去邻居那里打牌，还破例给我们上了茶。她说的那些气话，其实也没大错。她虽然穿着花短裤，但确实比我们义气得多，一等六七年，完全有权利在这里指东骂西算老账。 孟海后来与她结婚，但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又离婚。她说孟海没有用，还靠她来养活。她丢下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跟着一个什么布贩子跑了。我怕孟海难过，上门去安慰他。孟海说没什么，没什么，她一家人在“文革”那几年都是保守派，同他本就没有共同思想基础。 我对这个结论同样疑疑惑惑：保守派？什么意思？ 孟海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就摆了个豆腐摊，几个月下来总是亏损。他要带养儿子，还要参加各种业余政治活动，没法管好自己的豆腐。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朋友特别热情，重返社会以后仍然是公共的老大哥。谁要修房子，谁要办丧事，谁要写状纸，谁大逆不道辱骂顶撞了父母，他都会很快出现在现场，忙得非常认真，忙得满头大汗和喉干舌燥，以至于他的一辆自行车和一串串钥匙，不幸在忙乱中丢失。 我经常去买他的豆腐，但没法使全体人民都成为他的铁杆顾客，而且买来豆腐通常不是太粗就是发酸，没法吃，只能倒进厕所。我老婆为此经常生气。更可气的是，孟兄常来我家串门，屁股沉得很，一坐就到大半夜，尤其是有政治新闻的时候，还常常带来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共同关心着国家大事。他那小崽子则关心我家的每一个抽屉，进门不到十分钟，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他翻出来，遭到他粗暴的折磨。刚捡走他打烂的碗，他又撕了一本书。我老婆只好跟着他转，平定家里一次次动乱。 孟海说，改革开放没什么新鲜的，我们早就是这么干了。反官倒，不就是铲除特权阶层么？要民主，不就是号召人民造反么？他说最近形势越来越好，化工局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一下子发展了三个造反派。化工局因此有希望，只有林业局和团省委还不行。他甚至把他的豆腐摊也看成了“文革”斗争的继续，说工商局要吊销他的执照，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就是原来保守派的头头。那人的背景是某某副省长，是反对给右派平反和反对农村联产承包制的那一伙，是反对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那一伙。他们哪是要吊销执照？分明是反攻倒算顽固阻挡历史潮流！ 我觉得他这些看法很奇怪，担心他要是再一次丢了钥匙，也会将其看作政治事件，看作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动向，说不定还由此查出一大串可耻的这个派或那个派，一直查到国务院甚至联合国去。 没有什么政治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只好回忆点往事。我没想到他的记忆力惊人：xx年x月x日他在红旗电影院地下室会见过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在场的还有xx，xx，xxx。xx年x月x日，他目睹了群众占领军区抢走枪支的全过程。xx年x月x日下午三时左右，他参加了有周总理联络员在场的停战协议签字，签字的还有xxx，xx，xxx，xxx……他差不多总是说“文革”的事，也只能说“文革”的事，而且有关时间必精确到天，精确到时甚至分钟。我问他如何有这等了得的记忆力。他说这是在牢里练出来的。他在牢里不是经常需要写交代材料么？警察问出的每个问题，他都至少回答和交代过一百多遍，写材料的用纸至少也有几十公斤。有了这样一段经历，什么样的往事不能在他嘴里倒背如流？ 他说累了就咳嗽，面如纸白，手不由自主地哆嗦，像要发热病。他的咳嗽总是一朵朵开放在一九七二年（他被捕入狱的那一年）前的日子里。 十三 我想让他散散心，拉他去听歌。他在歌厅里坐立不安，扫一眼红男绿女，最后骂了一句“颓风败俗”，就一跛一跛地坚决要求回家。 我只好约他去旅游，让他那没娘的儿子也高兴一回。我特地请了假，把女儿骗到她娘那里去——我的钱不够带她。我兴冲冲到了孟海家，没料到他脸色发白，说不想去了。他的儿子看来刚挨过打，坐在地上大哭大闹，脚一蹬，一只鞋子滑出老远。 我问为什么。 孟海闷闷地说，今天早上把钱丢了，大概是买菜时丢的。 我给小崽子擦鼻涕，洗脸，穿衣服，掏一包鱿鱼干哄着他去看小人书。“你怎么老是丢东西呢？仔细想想，会不会忘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有多少钱？” “我什么地方都找过了。” “菜场里不会有什么小偷吧？” 孟海冷笑一声：“丢了就是丢了，我没丢还会说丢？” “不一定。你找一找再说么。” “你放心，没有钱不去就是了，我不会找你借钱。” 我发现有点不对味，这才记起来刚才他的一声冷笑。“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我带了足够的钱，完全可以借给你，完全……”我有点说不清。 “我再穷也不会借钱去玩。”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别人看不出，我还看不出？” “借钱也没什么问题呵。我们之间还言借？” “是没问题。我以前借钱给你从来不当回事。” 我有点吃惊，记不起他借钱给我的事，不得不问一句：“什么时候？你是说……” 他更加生气：“只说在县招待所那次。二十还是三十？”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次他拿走了我的一些粮票，还穿走了一双皮鞋，是翻毛的工作皮鞋那种。但我没敢把这些说出来。 我的沉默大概有点不认账的嫌疑，使他必须认真到底。“忘记了？那次你还穿走我一双皮鞋，也忘记了？” 皮鞋成了他的？那次明明是我住在招待所绘图，他来了，喝了点酒，睡在我床上。第二天他要走，发现湿透了的鞋子还没干，就穿走了我的皮鞋……这事绝对不会错的，怎么可能错？ “海哥，对不起，皮鞋的事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既然要说，恐怕就得说清楚，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你刚好记反了？是不是你当时穿走了……” “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呢？”他怒气冲冲，跛着脚在房里走来走去，脸上的伤疤涨得又红又亮。 “如果真是你的，我完全可以还，也应该还。” “无聊，无聊！不说了！”他气呼呼地去看报。小崽子发现家里气氛不对，跑过去，把我刚才洗净的脑袋埋进父亲怀抱，不时又探出头，投来同仇敌忾的目光，朝我喷出稀稀的涎水星子。“打你！打你！” “孟海。” 他头也不回。 “孟海，说这些是很无聊，不说了吧。但我今天确实没有怀疑你要揩油。我是真心想让你们高兴，玩个痛快。你看我买了多少东西。你看看，橘子、苹果、烧鸡、酒、钓鱼竿，还有你胖佗最喜欢吃的鱿鱼干。我知道你腿不好，我准备背你的儿子，所以没让我的女儿来添乱。她在家里还哭得一塌糊涂哩……” 他冷冷地说：“多谢了。要我如何报答你？” 小崽子则对我更加愤怒地高喊：“打！” 我突然发现自己实在太傻。我可怜巴巴地想打动谁呢？他对往事的记忆可以精确到年月日乃至时刻，是不会相信自己记错的。我即使买来一个食品公司又能改变他的记忆吗？我今天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是打算说服这位老同学核查和确认我的一份份情义吗？ 我抽了一支烟，终于平静下来。“对不起，很对不起。我慢慢想起来了，海哥，是我记错了，是我穿了你的皮鞋，是我借过你的钱，在乡下那次是三十。还有一次买车票，好像是十五吧？……” 孟海瞟我一眼。 “我有时确实打小算盘，以为你忘了，也就装装蒜。还有那次在你舅妈家，我还拿了你一条烟，你也毫无印象，是不是？” “我是经常忘事。” 我掏出钱来，数数，放在桌上。“我今天还清。今天不还，说不定我哪天没钱了，又会耍赖的。” “你要同我公事公办？” “是的是的，是我要还的。” “要了清就了清吧，我收了。”他嚓嚓两下把钞票撕碎，朝我劈面摔过来，勃然大怒使他的眼睛有点斜视，还有点散光。“你不就是读了个大学？不就是写了两篇屁小说吗？有什么了不起？没想到你这等下作！” 碎片纷纷飘落。我像个偷偷摸摸来行贿的小人，惨遭失败，无地自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晕晕地不知该去哪里，走进一家小铺子买了瓶酒，胡乱灌进肠胃，灌得自己天旋地转。天啦，我怎么也说不清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二十多年的交情就在这碗酒里了，要喝完了。我发现自己流出了眼泪，怀疑自己确实欠了孟海很多。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决心相信皮鞋确实是他的。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决心相信他从没有拿走我的粮票。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努力相信自己还欠过他的钱、车票以及更多的一切。我盯着桌上的苍蝇努力相信我不曾为他担心为他奔波为他拔刀相助并且义买他的馊豆腐。我一定要相信我今天兴冲冲找他是彻头彻尾的虚情假意是圈套是下流——我必须相信。我看见苍蝇优雅地飞绕一圈然后飞向了白晃晃的窗外。 我东倒西偏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辆辆汽车在我面前忸怩作态或东藏西躲，一位妇女在我面前突然激动地手舞足蹈，一个烟贩子的烟卷突然在我面前腾空而起，红红绿绿地迸散天空，像节日的礼花停驻空中。最后，一根水泥电线杆不怀好意地游动着和摇晃着，迅速壮大而来—— 我向电线杆扑吻过去。 十四 医院化验室在三楼，只有一个小小窗口，碉堡枪眼那么大。窗口内外的双方一般只能看见对方的手。大概化验师们厌恶排泄物，延及排泄物的提供者，拒绝与病人堂皇见面。 我把化验单与一只塑料样杯递进窗口，见一只手把它们接过去了，但久久没有动静。 我压低脑袋往窗口里看，一只白口罩上面，一双眼睛有长长的睫毛。“你的胃病还没有好？”白口罩说。 “不不，我是新来的。” 口罩摘下来，原来是——我大吃一惊。 我没料到邢立会在这里冒出来，更没料到自己会这样狼狈地与她重逢。多少年以后的今天，我肠胃炎发作，虚汗淋淋，腹痛难当，肯定还面色惨白双目无神。我急匆匆来医院急诊，可怜巴巴呈上一个脏兮兮的样杯，就是要让她从显微镜里考察我的病菌、虫卵以及一切腐臭之物？考察我几年来大小便一样的别后生涯？ 我匆匆逃走，庆幸窗口小得恰到好处。但她不容我逃走，很快追来诊室，给我一纸化验结果，拉着我去见另外一个医生，据说是更有经验的老医生。她在老头面前低声说了些什么，在谈到我的病史和病状时，好像成了我的代言人，几乎不用我开口，就知根知底地揭发我好酒、好烟、嗜辣、贪咸、不洗手、不吃早饭一类坏习惯。老头教训我的时候，她望了我一眼，嘴角有一丝得意的暗笑。 她当然可以得意了。看见我送上门来丢人现眼，毫无反抗能力地任她宰割，她心里不知该有多开心。说不定要心花怒放地哼出小调和走出舞步吧？她熟门熟道地去划价，缴费，取药，安排打针和输液，指挥我坐在这里，指挥我站到那里，指挥我搂起上衣或退掉裤子，暴露我窝窝囊囊充满汗臭的一切。在帮助护士给我扎针的时候，她抓住大好时机扮演了一个两肋插刀无微不至的拯救者。不，我不承认这种演出，不接受这种角色安排，更无法容忍她心花怒放的权利——但我实在挺不住。强忍腹痛去注射室的时候，我气喘吁吁，由她从旁尽力搀着，整个身子几乎是挂在她身上。我闻到了她的发香，感觉到她手的冰凉，还有白大褂里瘦削身体透出的惊人力量。 窗外是哗哗大雨，还有无声的闪电。玻璃窗上不断下泄水帘，使窗外的高楼和树丛变得模糊不清。 “今天谢谢你了。” “不用谢。” “你回去吧。不都换班了？” 她看了看输液瓶，低头剥着自己的指甲，“再等等。只有半瓶了。” “欢迎你以后到我家里来玩。” “有空会来的。” “你还没有问我住在哪里，也没问我的电话号码。”我看了她一眼。 她想了想，淡淡一笑，“你觉得真有这个必要？” 我有点狼狈：“也对，我有点多事。” 停了停，她说：“你戒烟吧。” “我会努力。” “酒要少喝。” “我会注意。” “早餐一定要吃。” “我知道。” “饭前一定要洗手。” “……” 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 不知道她此刻是否想起了这首诗。窗外的雨声更汹涌了。在空荡荡的输液室里，我感觉到她的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只是我对这一记忆没法完全确定。 十五 你好。 你好。 现在，她已经横过了马路，来到了我的面前。 又是好几年过去了，她已有了中年人的暗淡，虽然形体线条还没完全解散，但类似旧货和古籍的某种气息，正从肌肤里透出来，淹没了她往日的鲜明。 她旁边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我差点没注意到。她说这是她的儿子，让我几乎吓了一跳。据说她后来在云南生过一个孩子，想必就是他了，想必就是这生猛的胡须、喉结以及宽宽的肩膀了。 他一只脚尖在地上旋转，冲着母亲娇娇地嘟哝，说要去买拳击手套。苏志达有点讨好地说，好好好，我支持你买，我带你去！苏志达扶着他的肩要走，他却把肩膀从继父怀里滑了出来，快步朝前走去。 我们等着他们，必须说说话。不知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久别之感，不过是在院子里遇到邻居，在走道里遇到同事，如此而已。“今天像要下雨，你看这闷的。”我说。她看看天，接着说：“老天是不是睡着了？整整一个月没下雨了。”我说：“是有点怪。昨天降了点温度，但雨没落下来。也就是玩点形式主义。”她笑着说：“你没看天气云图？台风还没上岸就不走了，好像是迷路了，不玩了。” 我们的说笑为什么不能这样轻松？几十年已经过去了，生活的谜底一个个解开，所有的底牌都已经见光，彼此间的好奇变成彼此间的会意，很多话不必再说，激动更显得多余。即使是往日的恩恩怨怨，也可以进入今天的笑谑，让我们笑得有点没肝没肺。我捶了她一拳，“你那时简直是乱党乱国呵，有一次只是扔我一石头，就让我激动了好几天，还以为是接到绣球了。” 她哈哈大笑，“那一天正是我生日。你不知道么？你要是回赠我点什么，我脚一跺，还不就私订终身了？” “可惜，当时不善于体会领导意图么。” “后悔了吧？”她捂住嘴，“时光一去不复返呵。你要是早下毒手，我后来也不会孤苦伶仃跑什么云南。” “谁信呢？你眼角里从来都没我。什么石头不石头，刚才我随口一说，你还真事似的。” “你看你看，你这人就是赖，辜负了本大姐当年一片芳心，还不当回事。好险呐，我当年要是真跟了你，还不知道要倒多少霉。” 直到苏志达父子回来，我们还在开心地斗嘴，计较着她当年送给我的一件汗衫，到底是优质品还是劣质处理品。儿子戴上了拳击手套，兴奋地手舞足蹈在母亲背上试拳，打得母亲皱着眉头，连连躲避。她耳边一根白发十分触目地晃荡，让我有瞬间的无语。 他们请我去他们家玩玩。我去了，吃西瓜，喝茶水，听音乐，看他们儿女的两大册照片。那里显得有点乱，桌上有散乱扑克没有收拾，杯子里还积着酱色的剩茶，一大堆衣服胡乱地扔在床上，一只长毛大狗窜来窜去。苏志达系着围兜要下厨，被邢晓兰拦住——这是邢立的新名字，也许标志着她新的生活。 苏胖子笑着说：“你不会招待我们又吃饼干吧？” 邢晓兰撇撇嘴，“那可不一定。” 我与苏志达在客厅里说古道今，听他老婆一直在厨房里忙碌，一会儿是抽油烟机嗬嗬响着，一会儿是自来水哗哗响着，一会儿是煎锅噼里啪啦地冒出鱼香——她一扎进厨房就没再露面，但忙了好半天也没个眉目，让我们饿得慌。 苏胖子说，你以后要多来玩。 我说，一定来。 你记住这个地方了吧？ 记住了，记住了。 其实我心里暗想，我不会再来了。 因为我不愿意再遭遇谜团。我家中抽屉里确有一块石头，如天然的一方水墨山水。但这块黑石头难道不是女儿从外面捡来的？怎么与邢立的生日有了关系？她是否真送过我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是否在我的遗忘中消失？ 除了黑石头，家里至少还有下列谜团需要破解： 汽车票——一张发黄的旧车票，夹在日记本里。票面上没有起点和终点的记录，只有票价十二元六角。是谁坐了这趟车？为什么车票会留在我这里？ 奇怪数字——我的一本日记封面上赫然记录下一个数字：八二二二八。像是电话号码，也像是日期。如果是日期，那是一个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卷曲癖——我老是手闲不住，随手抓到一片树叶或纸条，就不由自主地把它卷成棍棍，有时候连钞票都被我卷破了，卷丢了。这种恶习来源不明。 月光恐惧——我不喜欢月光，甚至害怕月光，特别是在秋天，一见到月光我就会哆嗦和冒冷汗。这种生理反应无人可解。 幻听——我常常在晚上产生蛙鸣的幻听，听到屋后或窗台上有青蛙的叫声。这种幻觉在我迁居海南岛以后才稍有所减弱。 以上等等，像一些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多年但无人指认，眼看就要废弃。但是，如果邢立能够指认其中一块石头，那么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将来也能出面指认其他？然后让我的生活里重新充满惊讶？ 我最近读到一本犹太作家写的书。书中写到他一位朋友也有月光恐惧症，因为那位朋友曾经在月夜里逃走，从尸体堆里爬出，爬过他妻子的尸体、他女儿的尸体、他父亲的尸体，还有一条条没主的腿或胳膊。他从此以后一见到月光就呕吐，就情不自禁地要往地上爬。这与我的症状多少有些相似。 1993年6月 卷一 隐秘的信息 卷一 隐秘的信息 言说之外 人是一种语言生物，但是在言说之外，人的信息交流和智能反应，其实从未停止和消失。 婴儿不会说话，仍有欢乐或烦恼的情绪可察，有要吃或要拉的哭声可辨，抽出嘴里的指头一指，是要奶瓶还是要布娃娃，父母一般并不会误解。 聋哑人没有听说能力，即使也不曾上学念书，仍不乏思想和情感的反应，可以胜任劳作、娱乐、交友乃至政治等诸多繁杂的人间事务，他们闪闪发亮的眼睛有时让人暗暗心惊，似乎那样的眼睛更能洞观一切。 正常的成年人也不是时时都需要语言。生活在北欧和希腊的很多人都善于沉默。北美印第安人对沉默更有一种特殊的欣赏，好朋友见面了，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也没有必要多说，抽烟，喝酒，吃肉，听窗外的风雪，看眼前的炉火，好几个钟头内也说不上几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这正是他们之间深切友谊的更准确和更完美的表达方式。宋代学者程颢说过：“朋友讲习莫如相观而善。（见《二程遗书》卷三）”法国思想家福柯也说过：“我们的文化很不幸抛弃了许多东西，沉默即其中之一。（见《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在很多时候，沉默不仅仅是语言的慎用，而且是彻底的删除。面对突然车祸时的极度恐惧，投入两性交欢时的极度亢奋，路见不平时的极度愤怒，终于看见一球破门时的极度欣喜，能造成人如常言说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实际上只是语言的空白。但这个时候的人其实并不傻。恰恰相反，如果他们的脑子里还纠缠着名词、动词、复合句甚至格言警句以便决定下一个动作，那倒是真正的傻和特别的傻了。 前人把这种语言空白之中的意识反应称之为“直觉”，或称之为“潜（下）意识”和“无意识”。我们暂且接受这些命名——虽然我们终将知道这里沉积着语言崇拜论的偏见。在这里，“无”意识其实是“有”意识，“潜”意识其实是“显”意识，只不过是超越语言和废止语言的另一种意识方式，名之为“无”与“潜”，并不准确。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图画、照片、雕塑、舞蹈、音乐以及无声电影，都曾大规模参与过文化的营构；同样是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当代的摇滚、时装、卡通画、游戏机、行为艺术，等等，顺应着各种电子设备对声象的远程传输功能，更是在发动着一个个全新的文化浪潮，重新夺回一片片曾经由文字统治的领地，哪里是“无”？哪里是“潜”？ 读书识字是重要的，但远不是智能活动的全部。很多人一直认为，书面的语言叫做文字，文字运用构成了人类与低智能生物的重大区别，也成为人类得以积累经验和知识的特殊优势。也许是基于这种理解，“文明”、“文化”、“文雅”、“文治”等中文词都是“文”字当头，“文”人和“文”士几乎成为文明的当然代表：这些食草食肉然后食“文”的物种，出入于学府，戴着眼镜或夹着精装书，以学历、学位作为自己精英身份的证明，作为自己理直气壮进入权力等级上层的凭证。但他们在语言之外的智能活动里，既没有受过足够训练，也没有经过严格考核，其智商一定会比一个文盲更高超？对世界的认知一定会比低学历者更通透？——我以前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警觉。 《淮南子》记载：“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有前人说，天降粟雨是对人间出现文字的庆祝。其实我觉得那更是一种警告，一种悲悯，一种援救，暗示着文字这种不祥之物将带来乱世，遍地饥荒已为期不远。 不然的话，寂黑长夜里的群鬼为何号哭不休？ 场景 火光也是语言。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二十多年前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字盖章。当时我是留在队上最后一名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楼，还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这巨大的安静压迫得几乎要发疯，便咬咬牙，一步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面色和善得多，让我凑到火塘边来暖身，给我递上一碗姜茶，他老婆还拿一条毛巾拍打去我肩头的雪花。在我与他们一家数口暖融融地挤在火塘边的时候，我嗅到了混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的时候，我预感到我会成功。 事实确实是如此，书记问我还有没有柴烧，一开始就有了人情的联结。他谈了柴以后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推荐我，完全没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记了我在地上踩死豆苗之类的破坏行为。我心里一热，很没出息地湿了眼眶。 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所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组成的家居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不得不微展笑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好吧”。 他在我推荐表上签了字，要我第二天去找大队会计盖公章。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比如，产生于家庭而不是办公室。涉世较深的人，大多能体会出谈话的地点及其场景很重要。卧室里容易谈艳情，山水间容易谈命运，歌剧院里容易谈风雅，接待室里的会见呢，受制于那些规格划一的坐椅和谈话双方的遥远距离，不多出一些公事公办的原则，倒是不可理解。场景就这样常常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一个官员若把来家求见的下属挡出门：“明天到办公室里谈吧。”那已经差不多暗示了官员的提前拒绝，差不多预示了明天对于下属来说的凶多吉少。正是出于同一道理，很多中国人都愿意把难谈的生意或者难办的公务拿到餐厅和酒吧里来进行。倒不是中国人特别好吃喝。告别贫困年代之后，吃喝对于很多商人和官员来说已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好累的一桩事呵，即便没有让他们吃出脂肪肝、血脂高或者心肌梗死，也常常让他们对着一张张红请帖烦不胜烦，倒抽一口冷气。但他们还是强打精神，倦容满面地奔赴餐厅，因为要求谈话的一方要的就是那个场景和氛围。那里没有办公桌相隔而是餐桌前的比肩抵肘，那里没有成堆的文件而有杯盘满桌，那里一般来说也没有上司的脚步声而有解开的领带和敞开的衣襟，于是那里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家庭时的感觉，最容易使主客双方把他们的关系暂时性定位为“哥们”一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餐厅和酒吧这种空间使一切公务得以仿家务化，使一切人际关系仿血缘化。被求见的一方即使只是喝一杯清茶，或者只是吃几口清淡野菜，也总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好对付十倍。 “只要他来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请客的一方总是这样说。他们知道语言的功能有限，因此他们需要餐厅和酒吧这个场景里的一切来无声地参与谈话，需要用这里的一切色彩、气味、音响，等等，来说服对方。 在这一点上，对香水气味、领带款式、演说风度等比较粗心的很多中国人，倒是显出特有的细心。 家乡 家乡也是一种场景，只是范围更大一些，内涵更多一些。我上面提到的大队书记，多年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办事雷厉风行也专横跋扈，有次检查市容卫生，发现刚刚洗净的水泥广场被人吐了一口痰，勒令犯事的老汉跪在地上将痰舔去，谁来说情也不允许；有次发现公路塌陷了一大块，一杯剩茶泼在交通局长脸上，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逼他到修路工地上去挑土，肩上不磨出血就不准回来见他。这个阎王爷出行都是警车开道，警笛声呜呜呜响彻县城，吓得鸡飞狗跳。如果是从地区或者省里开会回县，一进入县界，必有大小官员在路边恭迎大驾，提心吊胆地看他眼色，听他咳嗽一声也差点要吓出尿来。 正因为这样，他贪污两百多万元的案情败露之时，县城里响起了一阵阵鞭炮以表庆祝，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 让人稍觉奇怪的是，唯有家乡人对此大为奇怪，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会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以至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几十号男女老少自动去法院请愿求情，跪在大门口呼天喊地，要还县太爷一个清白。他们还派人找到我，找到更多的人，要我们一定想办法疏通关节，让法院对这个案子从轻发落。武妹子硬要我收下两个脸盆大的糍粑，说四满哥是个最朴实的人，每次回家探母，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都在过年，村里的一头牛不见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翻山越岭，身上被树刺挂出道道血痕，硬是带着人追上了偷牛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又说，他富贵而不舍旧情，回乡来一般都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在村口那间学校的破土房里，与老同学挤一床被子，一把生花生米也可以下酒，说说笑笑可以直到天明。这样的人下大狱怎么不可能是遭小人暗算？ 人皆有复杂的品性，这并不奇怪。武妹子没有可能对我说假话。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于家乡，而不能搬到任上去。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房里去喝酒。诗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状物写景，是为了让读者们睹物生情和触景生情，在种种景物的接引之下，唤醒自己可能已经沉睡了的纯情。宗教家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把教堂建设得肃穆、威严、幽深、空阔或者挺拔，是为了让教徒们首先受到一种氛围的震慑和感染，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敛其俗态和涤其俗心，重启自己可能已经尘封了的善念。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家乡，总是力图使人们能够重返少年，重返赤子之心——这正像一个贪污巨款的死刑犯，在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里有他无形的诗歌和宗教，他只能在那里得以靠近自己的灵魂。 “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一个热衷于园艺的法国老太太这样对我说过。 色 中国有一句俗语：“可意会不可言传。”可见生活中很多信息已溢出了语言的边界。我们不妨将这些信息名之为“象”。 这个概念将在本书中反复用到。 显然，这里的“象”有视觉性的图像和形象，也有作用于人的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其他方面的物象和事象，将其纳之于“具象”这个中国读者较为耳熟的词，大概较为合适。我在前面还说过，具象既包括（1）生活的原象，（2）也包括文化的媒象——即由文化媒体传播的人工造象，比如风景画对风景的模拟，战争片对战争的表现。 不管是实象还是媒象，“象”区别于“文”或“言”，是语言文字之外一切具体可感的物态示现，是认识中的另一种符号，较为接近佛教中的“色”。上海佛学书局一九三四版《实用佛学辞典》称：“色者，示现之义”，“眼、耳、鼻、舌、身之五根也，是属于内身，故名内色”；“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也，是属于外境，故名外色”。佛教中的色尘、色相、色法、色界等，在这里都可以视为象的延伸概念。 唯识宗作为东方传统哲学中较为系统性的认识论，称“万法唯识”，首先提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以及“身识”，将其视为全部心识的重要基础，视为人与事物现象的直接关联（见太虚等《唯识学概论》）。 佛教常常借莲花、明镜一类象征来直通心性，借面壁、棒喝一类行态来寻求感悟，一直在强调文字之外的信息传达，其极端者甚至强调“不立文字”、“言语道断”，但他们以“色”对立于“心”，赋予了“色”第二个意义：“变坏”、“变碍”以及“质碍”（亦见《实用佛学辞典》）。因此一旦从认识论转入人生论，佛徒们便视“色”为迷惑耳目泯灭心性的俗尘，是人们进入觉悟时的魔障。在空门净土那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虚幻不实之物，琐屑无义之物，理应被正道者拒绝和超越。这样，他们从认识论上逼近了色的大门，又在这张大门前匆匆闭上人生论的双眼，在感性现象世界面前有一种进退两难。 佛学东传的结果之一，是色渐渐蒙上贬义，与尘世中的凡夫俗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虽说不一定符合大智慧原旨，却是佛学在中国承传和演进的部分现实轨迹，与儒家、道家的抽象思维指向互为呼应，几乎汇为一流。影响所致，人们见“色”而惊，闻“色”而避，较为感性的生活总是被称之为“沉溺声色”、“玩物丧志”，是一种君子不齿的堕落，而“好色者”甚至成了日常用语里“流氓”的别号，致使隐含在色界里的意义结构一直处于道德歧视之下，几乎是一片暧昧不明和无人深究的荒原。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知识者皆以语言为尊，比如从来不乏“文”的字典、辞典、语法以及修辞，不乏各种语言研究成果登堂入室，却一直未见世上有过“色典”或者“象典”，一直没有什么人对生活中万千声色的含义、来源以及运用规则有过系统的记录整理。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此心存忧虑。他说：“关于理性认识，世界上有一门非常古老的科学，毫无异议地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其名为：逻辑学。但是，关于直觉认识的科学却勉勉强强和困难重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肯定。（见《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科学的美学》）”我们将看到，克罗齐指出的这一失衡状况不仅遮盖了生活中那些只可意会的事物，反过来也将祸及生活中可以言传的事物，最终构成理性认识的乱源。 眼睛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眼睛。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里的话，把眼睛当作灵魂的窗口。 孟子在人际交流中也常常以眼代言。《荀子大略篇》记载：他去见齐宣王，见面时只是用眼睛盯着对方，并不说一句话，如是三番令王宫里的人大为奇怪。孟子后来对别人的解释是：“我先攻其邪心……”——在开口说话之前先放出浩荡目光，给大王来一次心理卫生。 在孟子看来，眼光的清与浊能暴露出内心的善与恶。一个伪善者最悬心的事，是他的装模作样最可能被自己的目光公开告发。目光一亮，目光一暗，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心机暴露无遗。可以想象，偷鸡摸狗的劫贼，东藏西躲的间谍，还有虚情假意的演艺明星，即便面对着毫不知情的陌生人，也喜欢用一副墨镜遮盖自己的双目，大概就是缘于缺乏控制眼光的自信，不能没有这种障眼设备。 朋友老木最近在我的面前戴上墨镜了。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保健的缘由，比如并没有需要遮挡的太阳强光，看来只是要阻挡和躲避我的直视，使我不能不有一种黑上心头的慌乱和悲哀。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在黑色镜片那边已经发生。果然，一个月后，另一个朋友大川告诉我，老木把我们共同加工白铁桶的钱黑去了一半，还去大川姐姐那里骗了粮票和火车票，气得大川定要去打他。这是墨镜给我最早的一次刺激。 面容 在开口说话之前，我们总会盯一眼来人的脸。面容是人最具个性的身体部位，因此各种证件照片上都锁定面容，而不是一个膝盖或一个巴掌。面容当然不会比指纹更能精确记录差异，但面容比指纹多了一份情感的流露，多了一份隐约可辨的文化和历史，于是总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焦点位置。忧郁的目光，欢乐的眉梢，傲慢的鼻尖，清苦的面颊，智慧的前额，仁厚的下巴，守住了千言万语的嘴角……总是不知何时突然袭上心头，让我们生出片刻的恍惚。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时候，一个宁静的侧面，一个惊讶的蓦然回头，一个藏在合影群体角落里的默默凝视，都可能会让我们久久地梦绕魂牵：如今你在何处？ 面容的浮现和消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见面”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开始。美国总统林肯说过：过了四十岁，一个人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林肯看到了人生经历将会重塑面容，发现了心理一直在悄悄镂刻着生理的秘密。比较一下俄国作家契诃夫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比较一下印度领袖甘地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我们的确看到了智慧和胸怀是如何在面容上生长，最后成为人世间美的精品。少年顶多有漂亮，盛年才有美。生活阅历一直在进行悄悄的整容。《世说新语》上记录着这样一个著名的传说：魏王曹操当年要接见匈奴特使，担心自己面貌不够雄武，不足以震慑来使，便让一个姓崔的人假扮魏王，而自己持刀于床头假扮卫士。接见完结以后，下人奉命去询问来使对魏王的印象，不料客人说：魏王确实优雅，“然床头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 这样看来，要想在自己的脸上展现其他人的阅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剧艺演员难能可贵的原因。一个奶油小生要演出帝王的胸中城府，一个纯情少女要演出娼妓的红尘沧桑，该是多么的不易。人们说：多笑者必多鱼尾纹，多愁者必多抬头纹，巧言令声使嘴皮薄厉，好学深思使目光深邃，心浮气躁会使面部肌肉紧张而混乱，气定神闲会使面部肌肉舒展而和谐。如此等等，如何遮掩得住？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顺理成章地以貌相人，比如依据“心宽体胖”的经验，相信“体胖”者必然“心宽”。其实，“体胖”一类现象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即便在后天演变这一方面，也还可以追溯出更多相关条件。我在孩童时代就发现过夫妻越长越像，对同学们那里好几对父母的面容相似性十分奇怪，总觉得他们是兄妹。我后来还发现养子与养母越长越像的情况，爱徒与高师越长越像的情况，佞臣与暴君越长越像的情况，这才知道他们的面容相近，首先是由于他们的表情相仿。表情是易于互相感染和模仿的。朝夕相处的人，两两相对如同镜前自照，也许会下意识地追求自我同一，情不自禁地复制对方的笑容。在一段足够的时间以后，他们就免不了会有相似的某一条皱纹，某一块较为发达的肌肉，某一个器官的轮廓曲线——这当然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如果我们放开眼光，甚至可以发现一个时代则常常批量产生着面容。在我一张褪色的老照片里，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女知青共有的黝黑、健壮、朴拙、目光清澈但略有一点呆滞；在我女儿新近拍下的一张照片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大部分女白领的纤弱、精巧、活泼、目光进逼但略有一点矫饰。我们就可以知道，面容是可以繁殖的，是表情感染后的肉体定格。这种繁殖其实一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军营、党派、沙龙、行业、社区、宗教团体，等等，都在制作出各种“职业面容”、“党派面容”乃至“社会面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容不仅仅属于个人，而且也属于社会，成为人们文化符号体系中的一部分。 相术 一九九〇年我和朋友们编过一期杂志，曾做过一个小试验：刊登出四十多张人相照片，让读者猜出他们中间的十来位罪犯，正确答案在杂志的随后一期公布。结果不出所料，接受试验的读者们都频频失足于这个面容的迷阵，猜测的正确率不足五分之一。他们不论如何小心翼翼，还是被一张张清纯或者奸险的脸骗过去了，不得不在事后怀疑和痛恨一切相术。事实一再证明，面容与性格乃至命运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得令人生畏。相术即便杂有一些医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一旦有了解说人间万事的野心扩张，则成了宿命论的旁门左道，成了“扼杀任何人生努力的符号暴力”（南帆语，见其《面容意识形态》文）。 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可算一种准相术，力图建立面容的标本手册，让观众一旦“知面”便可“知心”。红脸象征忠勇，白脸象征奸诈，黑脸象征刚烈，三角白粉鼻则象征油滑卑微，诸如此类。中国小说也有过脸谱化倾向，比如在我读过的一些作品里，作家们总是把两扇厚嘴唇安装在厚道人士的嘴上，似乎厚嘴唇是缺少运动的肉脂积累，源于沉默的习惯，源于忠厚者常有的木讷，自然成了重诺守信的形体特征。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相术当然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知识极端。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三角眼、扫帚眉、鹰钩鼻、酒糟鼻之类统统被派给了坏蛋，龙睛凤目、方头大耳、卧蚕眉、含丹嘴、国字脸、悬胆鼻则统统献给了道德君子——包括把“重瞳眼”献给了明主圣王。在相术家们看来，人际命运和行为操守都可以进五官科，集中显示于人脸这一块仪表板。 但这些理论从来没有登堂入室，从来没有得到过知识界普遍的承认，在有些人那里即便既信又疑，挥之不去，也顶多落下一个“相信与不相信结合”的模棱两可。古代著名皇帝舜是否真是“重瞳眼”，“重瞳眼”是否称得上美貌，人们也多有怀疑。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还曾写下著名的《非相》一文，称“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相人，古之人未有也，学者不道也。” 解读面容的努力遭到如此重挫，是否意味着向我们迎面而来的诸多人脸只是一块块空白？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一见钟情”和“一见如故”之类的故事都属于谎言或者愚不可及的面容崇拜？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也许，面容不是静止的，因此不应该简化为相片；也许，面容不仅受制于生理遗传也受制于心理再造，因此不光是一个脸蛋而应该包括表情活动的全部，包括一个人全部的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一本《麻衣相法》无法充当廉价的先知，但并不妨碍一个富有职业经验的警探，不难从一群乘客中一眼辨出走私疑犯或者越狱犯。很多有关缉凶过程的报道证明，一个神色特征，一个举止习惯，一个装束细节，都可以使警探胸有成竹，敏感到自己的对手在哪里。这种行外人和局外人无法理喻的目测能力，隐含着特有的经验、技巧以及博闻广识，有时竟可达到“一眼准”的程度，庶几乎可称实践家的“相人之术”。 相人本来有术，只是术士们无所不知的夸口许诺，决定了江湖相术的破绽百出。警探不是术士，他们依据一个人的外形表象锁定犯罪疑犯，即便有高得惊人的成功率，也仅此而已，并不窃占认知越位的特权。犯罪只是犯罪，此时的犯罪也只是此时的犯罪，并不能决定该犯的性格是温和还是刚烈，命运是坎坷还是顺利，智识是丰富还是贫乏，婚配是圆满还是残缺，父母是健在还是亡故，甚至不能决定该犯在另一个人生的层面上，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是否能成为一个良民。这正像我们在杂志中印出的那数十张照片里，男女良民一旦身处特定的条件之下，也不一定没有犯罪的可能，因此五分之四的识别错误，不一定意味着永远的错误和绝对的错误。 在犯罪问题以外，人是非常复杂的。好公民不一定是好同事，好同事不一定是好情人，好情人不一定是好儿子，好儿子不一定是好父亲……幸好警探们没有义务处理这些事务，也无意穷尽人生未知领域里的汪洋大海，只是把目测方法局限在职业范围之内。这正是警探们的成功之道：有效知识的前提是承认知识边界，承认我们对边界那边的一切无可奉告。 只有无视认识边界的僭越者和独断者，才会在数十张相片面前争执不休。他们或是拥护相术，相信这些面相能够告诉我们一切；或是反对相术，认为这些面相既然不能告诉我们一切那就毫无意义。他们的争执不休，其实都是对面容的有目无珠，使人世间一张张义涵丰富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如果不是空白就成了幻象。 讪笑 有一段时间，高君愿意找我聊天，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些熟人。他心上和嘴上都多事，说某杂志主编明目张胆要作者给送礼，说某朋友拿着空照相机给他人热情万丈地拍照然后谎称胶片不幸曝光，说某博士连一个管资料的精神病人也敢去强奸，那病人老得足可以做他的妈……这一类丑闻明明出自他的口，但被他一次次强调传闻发布者不是他，原作版权另属他人，他不过是听说而已，听说而已。 这就是说，他不能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负责。这还不算，当他成功诱发出我的惊奇和愤慨以后，还一个劲来压抑和反驳，比如说：“当主编就不能与下级有人情往来么？朋友之间送条金项链又怎么样？”“胶片曝了光也是常有的事吧？说他拿空照相机唬人，谁能证明？”“一个博士能爱上一个精神病人也是很崇高的吧？我看这件事还应该上报纸表扬呢嘿嘿。”……我直到后来很久，才发现他的压抑和反驳已成习惯，他要扫荡一切无聊的流言飞语。 如果将他这些话予以转述，甚至用录音机录下来存档备查，高君都具有澄清谣言和信任朋友的姿态，都会被传闻的当事者们心存感激。但他的反驳又明明不是反驳而是一种鼓励，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露讪笑，目光斜斜地投来，有时还做一个小小的鬼脸，以表示他并不相信此时说出的话，只不过是把这些强辩之辞摆出来供我批判，把这些荒唐无耻的谎言公布于众以激发我进一步鸣鼓而攻。于是他在对所有朋友名誉负责的同时也让我高兴，高兴于我们的同仇敌忾。我们在餐馆里又叫上了两瓶啤酒。 显而易见，他把微微一丝讪笑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样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以言语和神情的不同分工，声讨了恶行又宽赦了恶行，伸张了正义又规避了相关风险，不用担心自己因失言的走漏而得罪什么人。他后来果然获得了广泛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地晋升为什么主任，是最获领导信任的年轻官员，在我的插友中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五岁的女儿在机关大院里也高兴地大叫他为“高主任”，曾让我听得一怔。 证据 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一场罕见的文字检疫运动。政治清查，思想批判，大多以当事人的文字为依据。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叛徒、特务、汉奸、反革命、走资派、右倾分子、五一六分子，往往都是缘于一句话或者一张纸片。言辞就是根据，文字就是铁证，这是当时的社会共识，甚至还算当时最为开明和最为公正的办案原则：可以避免随意的想象和推断，保证结案时的证据确凿。 至于文字以外的东西，比如这个人说话时笑了吗？这个人说话时有什么样的笑？……这一类身体语言却因时过境迁以后难以查证，往往被后来人马虎放过。因此当时有“文字狱”，但至少不会出现“表情狱”。 高君就是这样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交代材料，发现父亲承认自己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国民党，并且书写过“拥护党国领袖蒋介石”、“永远忠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类大黑话。高君大吃一惊，在抽屉前哇哇大哭。受过多年红色教育的他，很快把父亲想象成一个歪戴军帽、斜叼烟卷并且在集中营里严刑拷打革命者的凶手，同时把母亲想象成一个珠光宝气浓涂艳抹并且在麻将桌旁恶声训斥佣人的阔太太。他没想到父母一直把真相隐藏了这么久，没想到父母居然不露痕迹地混在革命队伍中，居然假惺惺地大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要孩子们穿着破旧衣服下乡参加农业劳动。他擦去泪痕后惊天动地地摔门，然后对着空中大喊一声：“我就是要大造你的反！” 这是父亲苦苦劝高君不要出走的时候。高君后来还知道，这是父亲已经得知单位上的革命组织即将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父亲结结巴巴，很想向儿子说清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几天后，父亲跳楼自杀。 直到运动结束的一九七九年，高君的父亲获得平反。一位审案组官员对高君说，国民党里确实有恶棍和腐败，但他父亲倒没有被查出什么劣迹。他父亲在学校毕业时是参加过国民党，入党后热情投入了抗日宣传、救济难民、抢修滇缅公路的建设，具有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同样的社会热情。据有关调查结果，当时有些地方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大馅饼，青年学生中很多吃花酒的，抽大烟的，怕打仗于是跑到国外去的，倒是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也被那个学校激进的国民党支部所排斥。 高君父亲的故事使我们知道，任何党派里都有多样的人生。我们后来还知道，白纸黑字可以在历史中存留久远，而历史中同样真实的表情、动作、场景、氛围，等等，却消逝无痕难为后人所知，而这一切常常更强烈和更全面表现了特定的具体语境，给白纸黑字注解了更丰富和更真实的含义。一个党证，一段拥护什么的表白，如果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能说明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仅就文字而言，中国人一般都会对下列事实吃惊：尊敬的蔡元培先生曾经撰文支持独裁当局对异己人士的铁腕镇压；尊敬的于右任先生曾经签署过肉麻吹捧黑帮头子的生日祝词；尊敬的周作人先生参加过汉奸政权并且留下了一批向日本侵略者致敬的恶劣文字；连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也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蒙冤的刘小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老战友口诛笔伐。这一切白纸黑字都是真实的。但难以查证的真实是：这一切是出于真诚的迷失，还是无奈的敷衍？是怯懦的附势，还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责任担当？有谁知道那些言辞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些表情之下？ 文字是可怕的东西，是一种能够久远保存因此更为可怕的东西，能够以证据确凿的方式来揭示历史或歪曲历史。后来有一天，高君接待了一位台湾来大陆寻亲的老人，父亲以前的国民党同志。大概在餐桌上多喝了几杯酒，老人突然胡言乱语，说高君父亲其实也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在同学们当中有个“屁长”的可笑绰号；还说他吃饭时从来都是等着同事给他装饭，自己却从不给同事装饭；说他一看见漂亮女人就目不转睛，抓住对方的手一握就揉来搓去简直轻薄得很……高君当然认为这个家伙是喝醉了，是老糊涂了，甚至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一位大陆革命干部的无聊攻击。那些疯话没有任何文字可为依据，还能算数？……他总算控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没有一拳把老家伙揍倒在地。 默契 高君这次见到父亲的老友，还得知一件惊人隐情：他居然还有一位母亲，而且是他的生母！生母几年前病逝台湾，给他留下一笔遗产，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如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当对方掏出信函和相片，把目瞪口呆的他接入一个陌生的家族和世界，他差点尿了裤子，意识到自己突然成了一条迷航和失舵的船，未来的一切茫然莫测。但我无意述说他后来到台湾和日本的故事，在叙事的势能积聚面前强行打住。 家族恩仇、男女苦恋、革命悲剧、爱国传奇……只要稍加营构，这一类小说当然并不难完成。身不由己，大势所趋，辞藻哗啦啦地跟着情节往下赶，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把生活“小说化”。问题在于，这些匆匆情节在起承转合之处是否遗漏和流失了什么？几乎模式化的情节流程、人物配方、主题选项是否正在掩蔽人生中更为丰富的纵深？当纷乱如麻的生活总是被筛选、编织、模压成泾渭分明的小说种种，这些习以为常和顺理成章的叙事可有唯一的合法性？ 我宁可让很多读者失望，宁可让高君在这一页稿纸上突然消失，就像一个混蛋演员在舞台上突然误场和退场。我想看看情节中止和情节解体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看看各种情节轨道使人们不易接近的生活，各种情节聚焦使人们不易旁顾的生活——哪怕这样会使叙事变得散乱。 这样吧，我们换一个场景，见识一下某位随高君来到我家的客人，与这位客人聊聊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应该说我们谈得很好，所有观点都没有什么分歧，他用例子呼应我的看法，我用阐释扩展他的思路。我们还谈到孩子和足球，谈到天气和最新的流行笑话，保证了交谈的张弛相济和亦庄亦谐。最后他戴上帽子礼貌地告辞，并且没忘记给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摆摆手。 奇怪的是，这次交谈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对这位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错了什么吗？没有。他做错了什么吗？也没有。那么我郁闷不快的感觉从何而来？来自他有些刻意的礼貌？来自他夸张的某一条笑纹？来自他听话时一瞬间不易被人察觉地左右顾盼？来自他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一丝暧昧不明但暗藏攻击的笑意？来自他那件方格子布的名牌衬衫和刚刚染得油黑的头发？…… 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与表情冲撞，姿势在与姿势对抗，衣装在与衣装争拗，目光在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在与语气停顿撕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已经微不足道。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发型，注定了今天的见面将实际上乏味和尴尬。 交谈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却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换一句话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交谈来沟通的时候，需要用大量交谈来沟通的时候，无论对敌还是对友，都是困难重重的时候了。最成熟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语言，不需要交谈，更不需要谈判家，所谓“默契”是之谓也。“默”即语言的放弃。隐藏在一个个无言细节里的感觉对接，已经让人心领神会，挑明了说反属多余和笨拙。在这种情况下，硬要说说什么的话，也多是题外之言，言不及义，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意图反在不言之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最巧妙的外交总是不像外交，常常在谈判桌和协议文本以外完成。为什么最高明的调情总不像调情，常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不需要傻乎乎地缠住对方说爱呵爱——只有街头强行拉客的下等野鸡，才会习惯于直说和明言，比如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大哥，发生肉体关系啵？” 女人下意识地瞪了男人一眼，或是下意识地拾起男人遗忘的帽子，或是下意识夹走男人餐盘中的大蒜……此时的他们，言语少却信息不少，定要说说话，也是有三没二，有七没八，意思多在心领神会之中。他们即便自称只是一般的关系，其亲密程度其实尽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相反，如果他们将自己公开定位于“夫妻”或“恋人”，或者被某部作品的人物表定位于“夫妻”或“恋人”，如果他们定位于这种关系却没有上述一类行为默契，倒是习惯于用逻辑严密和意义明确的言说来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处理帽子和大蒜，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会让我们大为生疑。很多蹩脚的影视剧里就有这种男女，尽管满嘴是爱的台词，甚至动不动就搂搂抱抱床上床下，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总像是生硬的嫖娼，而不是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的情爱。用圈内的话来说，这些蹩脚的演员眼中无“戏”，脸上无“戏”，举手投足都无“戏”，浑身各个部位没有感觉的对外辐射，即便把设计台词和设计动作执行得再好，也是一具具台词机器和动作机器而已。他们既不可能演好真正的情爱，也没法演好真正的愤怒，真正的忧愁，真正的欢乐。 他们与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默契”，不可能被观众真正接受。这种缺乏感觉对接的共处，在中国俗语中叫做“不投缘”，叫做“气场相斥”。这就像有的人常常没法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部小说，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城市，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留下了大量的感觉细节，足以渗入人们的血液，使一个初到巴黎或彼得堡的人，也可以对这个巴尔扎克的城市或托尔斯泰的城市似曾相识，对陌生的街道或酒吧几乎无端地“默契”，一盏路灯，一阵冷雨，一个面包店的胖大娘，好像也都已与你神交了多年，完全就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而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是不那么幸运的。也许这个时代的物事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在人们的感觉中耽留、沉淀以及消化；工业化生产之下的物事也流于批量化而缺少个性，很难成为感觉兴奋的目标。事情还可能是这样：这个时代发达于技术和经济，文学艺术却不幸衰颓，疲于胡闹而鲜能动心，缺少巨星迭出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在时代与人们之间沟通感觉，于是高楼取代田园，街灯取代明月，电话取代笔墨，飞机取代马帮，超级市场取代市井集市，电子媒体取代道听途说，这一切可以说有效率上的合理性，但尚未形成情感上足够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甚至与很多人的感觉末梢生硬抵触。换一句话说，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接受，是理智超前而情感滞后——这正是很多人忍不住要怀旧的原因，是怀旧强度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中期和早期的原因。 我母亲说过，她年轻的时候都不穿布扣斜襟衣的，想不到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倒穿起来了，想不到“唐装”之类越来越时髦。 我也是一个把感觉留在过去的人——也许是留在唐诗、汉雕、秦篆那里。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法喜欢眼下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富裕也更多自由，尽管这个时代有电脑、飞机、空调、伽玛刀、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接管了和没收了我应该有的好感。我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和残阳如血。 声调 “好吧”两个字，用高声调说出来，与用低声调说出来，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情绪，其实也是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同是这两个字，还可用来表达仇恨、威胁等更多不“好吧”的意思——只需要把调值再略加改变，或者再调整一下节奏，比如在两字之间增减零点一秒或零点零几秒的停顿。 在日常生活中，善言者总是对声调有特殊的敏感，“察言观色”的能力包括善于“话里听音”。善言者知道文字符号常常无法准确地记录声调，无法准确记录语态，即便加上一些语气助词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来不会轻信文字，不会轻信历史文献，至少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断言历史就是文献的历史。 他们知道，文献的字里行间常常有更重要的信息已经隐匿莫见，留下来的文字有时难免短斤少两。如果他们也重视文献，那是把文献当作了想象的依托，从文献中读出了人，包括人的声调。小雁当时答应父亲不去掺和选举，电话里的“好吧”两字无精打采，让她父亲根本放不下心来。她后来果然自食其言，也是受不了一位自荐候选人的语气：“我要是背叛民主就不是个男人！”这话实在太刺耳。“男人”两字重若千钧，什么意思？男人怎么了？背叛民主不是男人未必就是女人？她冲出了教室。当同学们敲着饭盒走向食堂时，她父亲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份伟大的纲领正一个劲贴上墙。但她根本没法贴完，几个男生立刻拿扫把来扫荡，刷下她那些纲领，还溅得她一脸糨糊点子，理由是她“分散选票”、“破坏民主”。当天下午，一位男研究生自称受托于广大选民，私下来劝她退出竞选，先肯定她的大方向没错，然后说她理论水平太低，跳出来无异于丢民主派的脸。小雁不服气，说就算只得一票也是历史丰碑，我就是不能让你们一手遮天！ 她后来说，打击接踵而来，领导当局还没来找麻烦，民主派男人倒先对她下了毒手。泼污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她前一天还在谈什么双眼皮单眼皮，趣味极其低俗，突然投机民主，可见动机不纯；说她经常错穿别人的拖鞋，错提别人的水桶，肯定是自己舍不得掏钱买那些东西，是个十足的小气鬼；还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在图书馆偷书被判了刑，我们岂能让劳改犯家属窃取人民权利？大字报上就差没说她涉嫌堕胎或者有私生子了。 晚上的演讲集会上，学生们要求她公开回答问题。她走到话筒前，下面先是一片嘘声，然后问题无奇不有，但就是没有一桩正经事。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女人是谁？世界上第一个女总统是谁？中国哪一个省的女作家最多？女人平均的脑容量是多少？……好像他们不是要选学生代表而是要考她的百科知识，而且这些百科知识只与女人有关，与科学和民主一类大事无关。好像一张女人脸使他们无法想到女人以外的事情上去。她准备得好好的答问预案一个也没用上，张口结舌更暴露了“弱智”和“不学无术”的可笑形象。她气得破罐子破摔，最后竟像个泼妇胡言乱语。有人问：“你不是来竞选的吧？是想来找对象的吧？”她恶狠狠地回答：“对不起，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对象，会嫉妒得要死——比你这家伙的个子起码要高二十厘米！”下一回合杀得更加粗野无聊。那是一个人问：“请问‘世上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她脱口而出：“去问你妈！” 她赢得了最热烈的一次掌声，但被掌声气哭了，还咳嗽不止。台下有人大喊：“不准抽烟了！”这一声喊使她心头一热，于是哭得更厉害，哭得更丢人。她后来还说，那一段时间里，她强作温柔，动不动就与男同学握手，动不动就去与男同学跳舞，无非是特殊时期，尽力扩大一点票源么。没想到好几个女同学竟托人传来话，警告她不要当“第三者插足”。她的女权主张也被女同学们普遍怀疑，一次姐妹们的自家集会竟被少数与会者搅局。几个女生大笑着猛拍桌子，高喊“高跟鞋万岁”和“超短裙万岁”，以示自己女人味十足，获得了窗外男生们的热烈鼓掌和呼啸四起。其实她的意思完全被曲解了。她并不反对高跟鞋和超短裙，只是反对把性感符号带到教授那里去，带到官员那里去，反对女性用色相交易来代替事业追求。但她被很多女同胞描绘成一个修道院的板刀脸嬷嬷，就是生出一万张嘴来也说不清。她最伤心的事情，是最终看出很多女同学并不支持她，虽然诅咒“你们男人最坏了”，但诅咒得嗲声嗲气，使男同学们坏得更来劲；虽然高呼“姐妹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但呼声中满是逢场作戏的嬉皮味，喊得别人笑了自己也笑了，把一场严肃的斗争越闹越庸俗。她发现事情是这样奇怪：她在女同学那里虽然得到了大多数言词的同情和支持，却得到了大多数语气的嘲弄和反对。 铁姑娘 几年前路过太平墟，想起当年很多同学在这里的下放劳动。一些女同学当年也在这里放牛、喂猪、割草或者薅禾，胼手胝足尘泥满身的样子让人难忘。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孩子们都不大知道怎样打扮自己。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不知情的乡下农民还曾经以为破棉袄是公家发给知青的统一制服，说这种制服如何这样丑？白给也没人要，人民政府就这样来打扮你们知青呵？ 女生们穿上了这种破棉袄，虽然枕边藏着小说与哲学，但一个个比农民还农民，跳下粪池淘粪，跳到泥水里打桩，把病了的猪仔搂在怀里当宝贝暖着，常常抢着做农民都不愿做的脏活和累活，有一种脏和累的使命感。一旦回到城里，她们虽然提鸡携鱼背糯米探家，满身泥土和粪肥的气息，但狂热地找电影、找书店、找唱片，走到广场上或纪念碑前则可能冒出俄国什么人的诗歌，一个个比精英还要精英，常常交流着和争辩着学者们都不大触及的高深问题。她们是一些身份混乱不定的人，是一些多重身份并为此而满怀幻想和焦虑的人。她们是城乡之间特殊的游动群体，其破棉袄在那个时代的汽车、火车、轮船上随处可见。 在那个时候，黄头发不是美，那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色；白皮肤也不是美，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皮肤——男女们用上皮肤“增白剂”，还有美国黑人歌星麦克·杰克逊要把自己皮肤变白，只可能被当时的女学生们匪夷所思。美被叫做“臭美”，属于电影中歪戴着军帽的美国女情报员一类，或者反动资本家的姨太太一类。孩子们对那些“妖精婆”、“坏女人”的模仿纯属下流之举。当时电影里的正面女性，大多只有一个脸上的五官端正，平淡而且模糊，既不太亮眼也不太刺眼，显然出自一种设计者的犹豫，也让孩子们想不出有什么可模仿之处。到后来革命的高潮时代，女性美更多地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者铁锨生气勃勃，比如，出现在众多媒体上的突击队“铁姑娘”。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身上就有过这样一股呼呼呼的铁气。这当然是一种劳动的美。短发便于干活，圆脸表现身体健壮，宽肩和粗腰能挑重担，黑肤是长期活跃于户外的标记，大嗓门则常常为犁田、赶车以及呼喊工地号子所需，肥大的男装更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这种美可以注解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红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桥，大庆油田，卫星上天，核弹试爆，数百个中小型化肥项目——当时中国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机构的任何援助，也毫无可能像现在有些穷国，动不动就开单子向国际社会要钱。但人毕竟不是肉质机器，人有任何力量都取消不了的欲望和情感，都需要劳动之外的正当生活。当革命当局操纵一切宣传工具独尊“五大三粗”的时候，社会就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美学危机，甚至成为后来重大政治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异端是自发出现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家的人体作品画册在知青群落里流传，往日戏台上小姐丫环们的花容月貌仍然被老观众们留恋，一旦街头出现了罕见的西方女记者，一旦出现了惊人心魄的露背装或超短裙，“洋婆子打赤膊啦不穿裤哇”，夸张性传闻可引发万人空巷的民众围观。这一切对人体美的饥渴，启动和增强着一种模糊的政治离心力。 人体美其实不值得心惊肉跳。五官端正、眼光明亮、面色红润、肢体匀称并且富有弹性，等等，只是人体健康的应有之义。高乳不过是女性成熟准备哺育的表象，细腰和丰臀不过是方便女性生育的体态，还有秀发、玉肤、红唇以及长腿不过是显现一个女性体格成熟的青春时光。而现代化妆术也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人为的夸张手法，是用香波、面霜、唇膏、束腹带、高跟鞋以及超短裙，甚至用假胸和假臀一类，将女性的这些青春特征加以极端化，以便诱发异性情爱。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春情美。春情美与劳动美一样，都是生命的表现，是生命实践的需要。即便是从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来看，即便是依据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关于美源于“劳动”和“功利”的经典观念（见《没有地址的信》），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健康的小无产阶级，那么生育也是一种伟大的劳动，春情美也是伟大劳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即使把唯物主义审美眼光化为经济学或医学的眼光，也不至于要容忍非男非女，不至于要用男式破棉袄来永远包裹身体。 春情是吸引，体现着个人欲望；劳动是付出，体现着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在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下，个人没有合法性，欲望没有合法性，因此春情美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人性论”的“形式主义美学”；又因为革命宣传家们的知识谱系里从来没有“人性”和“形式主义”的合法地位，于是所有的美容美貌都会被打到反动的意识形态一边去，成了人们视阈中的禁区。作为这个过程的自然后果之一，革命宣传中出现了爱情的空缺。现代革命样板戏里的一个个英雄人物，不是没有丈夫就是没有妻子，这种舞台上和银幕上普遍的“独身现象”从来无人深问。到后来，即便有了小心翼翼的改进，即便作品里的铁姑娘、铁大嫂、铁大婶们也勉强有了“对象”或者“孩他爹”，但一个个革命同志的无性化造型之下，情侣之间仍然气不相融，息不相通，象棋与围棋硬接在一起，左脚和左脚硬配成一对，怎么看也别扭和隔膜。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场合里，爱情是尽职尽责地上爱情班，家庭是奉公守法地任家庭职，双方只能谈点“同志们近来工作”或者“全国的大好形势”，便不足为奇。我的朋友大头刚刚进剧团的时候，一位亲戚定要为他介绍一个对象，是当上了厅级干部的一位大龄女子。大头倒是颇有兴趣地去相了一次面，没料到对方很漂亮，一见面大大方方地与他握手，但开口就说“我这次到北京开会，有三个想到了三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会议意义这么重大，第二是没想到中央这么重视，第三是没想到……”大头算是第四个没想到：没想到恋爱还可以有这样的排比句，吓得借故逃出了亲戚家。 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导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绪，即对革命机器人身份于心不甘的情绪。当时大头对我偷偷地说过：大家的裤裆里都很反动。这句话其实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意思：当时所有的镜子、红头绳、剃须刀、化妆品、照相馆、漂亮衣装、赏心悦目的身体线条，等等，实际上都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一直被当政者严重低估。 骨感美人 我很少注意电视里的时装秀，有一次偶然看一眼，被屏幕里的美女们吓了一跳。我没有料到一个革命的无性化时代过去之后，另一个无性化的时代又这么快地到来。 这些超级名模在t型舞台上骨瘦如柴、冷漠无情、面色苍白、不男不女，居然成为当代女性美的偶像。骨瘦如柴是一种不便于劳动和生育的体态，冷漠无情是一种不适于在公共集体中生活的神态，乌唇和蓝眼影等等似乎暗示出她们夜生活的放纵无度和疲惫不堪，更像是独身者、吸毒者、精神病人以及古代女巫的面目。体重或三围看来已经逼近了生理极限，她们给人的感觉，是她们正挣扎在饿死前的奄奄一息，只是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一口气就足以吹倒，随时准备牺牲在换装室里或者是走出大剧场的那一刻。 瘦削是这个时代美的金科玉律，催生出“骨感美人”这一新的流行词。一位英国评论家说过：“在食物异常充足的西方，肥胖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苗条等同于健康和美丽；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比方印度），丰满的女性则受人欣赏，较胖的男性则被认为更具阳刚之气。（见一九九九年六期《焦点》杂志）”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权贵男人们其实也没有过上太好的日子，频繁的征战、疾病、灾荒，等等，使他们的体重十分有限，因此古希腊爱神阿芙罗蒂忒以及中国唐代贵妃杨玉环都是胖姐，罗马人甚至将女性脖子上堆积的肉环誉为“维纳斯环（venus rings）”，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在很多人的眼里更是一个超重大甜薯。我们还可以想象，是汽车、飞机、电梯以及机器人增加了当今男人们的皮下脂肪，是啤酒、巧克力、快餐以及宴席膨胀了当今男人们的肚腩，是文明仪礼和舒适生活使当今男人身上浮现出某种女式的白净和细腻，因此，当他们掌握了政权、资金、报纸、电视、高价入场券以后，当然需要t型舞台上的瘦削和再瘦削和再再瘦削，以平衡男人世界里多见的肥膘——哪怕瘦削得失去了性征，瘦削得像个女巫。在这个时候，瘦削甚至是中、上等人士有条件（有运动的闲暇）和有知识（懂得营养学）瘦削下来的阶级标志。 男人们在健身房和美容医院里力图实现的目标，女模特们都很明白，于是争相在t型舞台上代他们预支对瘦削的想象，哪怕滑向一种失控的夸张。 《读者文摘》二〇〇二年第六期警告：“肥胖症每年正在夺去美国三十万人的生命。”但食品营养还没有富足得让所有的男人都恐肥。于是在欧美国家的t型舞台之外，在这一类上流社会的特定场所之外，肥胖在穷国的贫民圈里并不是普遍危机，因此那里的人体美也就没有特别极端化的瘦削。这正如中国近古时期女人缠足只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即便也被一些上流社会的追慕者所模仿，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劳动大众还是以女人的天足为实用，以女人的天足为美。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的趣味是分裂的，趣味与财富的分配有着依稀可辨的联系。穷国贫民的美学趣味一般来说较为接近自然，较为平庸也较为可靠，至少不大有人为的身体自残——这种自残曾经表现为摇摇晃晃的小脚，今天则表现为t型舞台上看似奄奄一息的超级模特，表现为她们对生命正常形象的一步步远离。 老人 我对小雁说过我的一次惊愕。在巴黎的一个小博物馆里，我正在等待朋友的到来。大厅两侧的高墙上各挂有一排老人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那些法文的说明文字。使我突然大吃一惊的是，我在墙上看到了我的母亲，一个脸上皱纹密布的老妇，头发已经稀疏和干枯，太阳穴深深地陷塌下去，就像她从阳台上回首的那一刻，擦去一滴挂在鼻尖的凉鼻涕，终于把我盼回了家并且责怪我穿得太少。 她当然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位我不知名的法兰西人，只是与我母亲有惊人的相似而已。既然是如此相似，她想必也曾经每天站在阳台上，鼻尖挂着一滴凉鼻涕，想必也每天都等候儿子归来，并且毫无道理地担心着儿子穿衣太少。 退去了种族的痕迹，一个中国老妇人出现在法国博物馆的照片上，真是让人大惊失色。当我把墙上两排老人的照片都一一看过，我才发现那些面容也全是种族莫辨，如果把他们说成中国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巴西人、朝鲜人，大概也无人生疑，也十分顺眼。也许老人就是老人，全世界的老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大限，也就有了种族莫辨的老态龙钟。正像孩子就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赤条条地闯来，于是无论地处天南或地北，都会有大眼睛或圆球脸，都在流涎水或咬指头，都能变幻出哭相或呆相，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别，其最初的肤色与发色也模糊不清。 种族体态的浮现是后来的事，性别体态的浮现是更后来的事，还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则是更更后来的事，所带来的生理特征差别，需要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才能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法兰西女人与一个中国女人，才会形貌迥异和姿态殊分，得以被人们一眼就辨别出来。由此可见，种族、性别、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烙印在鼻梁上或者下巴上，烙印在肩膀上或者面颊上，差不多都是青壮年时期的景观，是一支乐曲的展开部和变奏部，却不是起始部和结束部。它们定时出没，在人们生命的过程中像潮水一样涌现，又会像潮水一样隐退，在一定的时候使相同的生命形色各异，在一定的时候又使不同的生命彼此消融——面容在久别以后重逢，回归于统一的规格和型号，就像出自某些模具。 老人和孩子，这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是真正平等的生命。 方式 我不大给母亲钱。这种冷冰冰的纸票子，也能让她高兴，但程度非常有限。经过一些尝试之后，我注意把钱换成具体的东西，比如布料、毛衣、鞋袜、鱼、鸡、水果、红枣、红薯以及镜子一类日用品，把纸票子换成有更多体积、重量、颜色、气味、声音的实物，变成她感官上的应接不暇，一定能使她更高兴——哪怕这些实物比我往日给的钱低廉许多，哪怕这些实物会使她忙来忙去，更多一些劳累。 她其实就喜欢这种劳累。鱼在跳，鸡在叫，几颗红枣从这个瓶子转到那个瓶子，几个红薯从这个篮子转到那个篮子，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吗？ 人活着需要感觉，需要气氛，很多时候并不在乎抽象的货有所值。我后来把这种方式运用于海南省一个单位的管理，宁可多费点时间和精力，总是把一部分奖金换成实物，于是员工们手忙脚乱眉开眼笑热火朝天，比数数票子要精神振奋得多。 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人的管理，对人们感觉的管理。感觉找对了没有，所谓“气”顺了没有，可以导致超常规的效率或超常规的亏损，可惜这一点常常成为某些管理者的盲区。实行养老退休社会保障以后，某地管理部门发现有人隐瞒亲人的死亡，冒领养老金，造成很大漏洞，于是完善制度，通知所有的养老者每年到派出所开具该人“活着”的证明，上报社会保障局，以作发放资金的依据。从管理的效率和周密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但这一通知所规定的办事方式让养老者们怒不可遏：你想想，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或老太婆，得摇摇晃晃走到派出所去，让毛头小警察对着照片证明自己“活着”，似乎谁都不大相信你活得了今天还能活明天。如果自己体弱病重无法到场，小警察就会与代办人纠缠不清，长时间把你的名字与“癌症”、“冠心病”、“中风瘫痪”一类恶心的字眼搅和在一起，甚至会对你依然在世的真实性深感怀疑，似乎你很可能早已不在这间房里这张床上，早已成了坟墓里一团烂泥。据说，小雁的父亲坚决拒绝这样的证明，宁可不要养老金。 社会保障局的人对他较为尊敬，事后上门来做他的说服工作。他拍着胸膛大吼：“老子一个大活人在这里，还要什么证明？” 来人苦笑着低声说：“您老是活着，但别人不知道呵。” 老爷子生气了，扬起拐杖要把来人打出门去，不料自己血压猛升，栽倒在地，两天后倒真的死了。 抽烟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都抽过烟。当时抽烟几乎是一种成人仪式。男知青人人都抽，女知青不甘人后，偶尔也硬着头皮呛上几口，呛出脸上痛苦不堪的成熟。知青们其实没有钱买烟，连便宜到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都买不起了，就找农民讨一些旱烟叶，缠成卷，塞在床脚下，压出足够的紧密以后再来细细切丝。切出蓬松细软的烟丝是要一点技术的，用废纸卷出紧凑细长的土烟卷也是要有一点技术的。 有了空中这种尖刻刺鼻的气味，男人就有了吞云吐雾的张扬，有了区别于女人和孩子的特征，也多了男人之间的话题和忙碌：借烟，还烟，品烟，评烟，做烟，等等，闲时不做这些又能做些什么？太平墟一个青年农民去相亲，女子看来看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对地上没有烟头大为不满：“不抽烟也不喝酒，活一世只吃几粒米，不像个麻雀子么？” 这位女子居然把亲事给拒绝了。 抽烟在其他处境下，当然也还会有其他的义涵。比如当时农民大多是抽烟的，为了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政治姿态，知青们便争相向尼古丁和烟焦油靠拢。这正像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以吸大麻为时尚，因为大麻来自下层民间，因为贫穷流浪者那里更多瘾君子，中产阶级的少男少女们便据此求得阶级身份的转换，宣示自己对主流社会的决不妥协。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吸旱烟和美国抽大麻都与生理需求无关，只是一种光荣成为穷人的精神加冕。 军装 老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嘴角有血，头上和身上有泥尘，吓了我一跳。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说，直到洗脸的时候才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后来才知道，他这天在学校里挨打了。学校里闹起了红卫兵，是第一代红卫兵，那些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子弟。他们在教室里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流行对联，宣布对老木这一类反动家庭的子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教室的大门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跳窗出入。学校的大门也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翻墙出入。老木不敢抗令，要他跳窗就跳窗，要他翻墙就翻墙，灰溜溜如丧家之犬。但这还不够，红卫兵发现了他居然身穿一件军上衣，是一大敌情。 军装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服装。在我生活的南方，南下军人是各级政权的主体成分，军装代表了秩序和权威，军号指挥着很多权力机关的作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帽、军装、军鞋、军皮带、军挎包、军人味的普通话，包括军人中流行的京腔粗话“我肏（呵）”，当时都会成为青少年的兴奋点。小雁还告诉我，当时一位男生追求她的时候，送的礼物你想得到吗？竟是一整套闪闪发亮的弹壳，装了满满一盒子，是手枪、步枪、冲锋枪、重机枪、高射机枪等各种武器的弹壳，吓得她说不出话来。 早期的红卫兵多以军装为制服，显示出他们的家庭的权力背景，还有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军服中最牛的又要数深色呢子装，号称“将军服”，只能为极少数高官的子弟拥有。这当然让其他同辈人羡慕不已。老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处心积虑地穿上了一件军上装，草黄色，有四个口袋，看来也是排级以上军官的行头，颜色褪得恰到好处，既不是退役兵的破旧，又不是新兵娃娃的崭新，再配上一条棕色武装带，有一种英俊潇洒的劲。据说这件衣是他用父亲留下的一块上海手表交换来的，当时交换另一方脸上的五官紧急集合和解散了好几次，一副痛不欲生和舍得一身剐的模样，叹了一口气，才把手表舍己为人地收下。 老木穿了这身黄皮，像只开了屏的小孔雀，双手插在裤兜里，成天在初二（九五）班的教室前晃荡，口里吹着“你是一朵玫瑰花”之类的曲子。表弟跟在他后面晃了两圈，觉得一点也不来劲，说到底来玩什么呵，走来走去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去“拍油板”和“砸跪碑”——这是当时两种最简便的少年游戏。老木只装着没听见。 他是在等小雁，准确地说，是等别人都称之为“小雁”的那个女生。他并不知道她太多的情况，只知道她有眨巴眨巴的大眼睛，是校体操队的牛屎之一，有很多男苍蝇叮着，在这间教室里出入，偶尔也来学校看看大字报。 他没有料到自己不能参加红卫兵，而且无权模仿红卫兵的装束——一个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居然也蒙上一层黄皮，简直是人群里冒出一头猪，皮肉里扎了一根刺，是可忍孰不可忍，几个红卫兵发现了他，勒令他立即脱下。 “我已经与家庭决裂了……”他怯怯地低声哀求。 “谁相信呢？” “我在家里贴了父亲的大字报……” “是花言巧语的口头革命吧？” “我早就不要他们的零花钱，早上也不喝牛奶了……” “那怎么还长得这么肥？红军还要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八年抗战和三大战役，就是为了养肥你们这些狗崽子？” “我明天就不吃早饭了，好吧？不吃中饭……” “那也不行。你说！这件军装是哪里偷来的？你们这些狗崽子也真是太胆大包天了，还敢偷盗国家的军用品？” “我是换来的，用一块手表换来的……” “你还有手表？好哇，你们家剥削来的东西还没上缴人民政府？” …… 他死死地揪住衣襟不放，不愿意脱衣，尤其不愿意在初二（九五）班教室前脱衣，结果被一伙人拳打脚踢，发出了一串难以辨认的叫声，据目击者后来说，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是牛马般的嗷嗷嗷乱叫。 他只剩下一条背心，是一只拔光了羽毛的小孔雀，有点冷，觉得没有脸面见任何人。他天昏地暗想到了死，摇摇晃晃来到了学校后面的铁路线上，看着火车轰隆隆地一列列驶过，飞沙走石地动山摇，知道只要闭上眼心一横，一切就简简单单地结束了，是不是盗窃过军用品也就无所谓了。他想象人肉与钢铁较量的场景，一颗脑袋被撞碎，身子被碾压成薄薄的肉饼，脚与大腿完全错拧着角度，几根肠子挂在轮子上拖出几十米，于是血滴也飞旋着溅出漫长的曲线……他有点奇怪，自己并不害怕这种想象，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小子们，你们打人算什么本事？你们敢死么？不敢吧？你们这些草袋子，老子今天死一回给你们看看！你们怕了不是？老子要死给大家看，死给公安局和全校师生看，死出你们无法逃脱的罪责！你们逼出了人命就想扬长而去么？你们抢走了我的衣就想拍拍屁股开溜么？休想！你们这些草袋子得一辈子永远背上杀人的恶名！以后一想起你们的木大爷就要毛发倒竖魂飞魄散做鬼叫！ 他越想越兴奋，有一股报复成功的得意洋洋。他冷笑着，把报复一步步设计，包括得饱吃一顿再死，包括得戴上毛主席像章再死，得让很多目击者看着他死，还得给外婆一个告别——那个每天晚上带着他入睡的外婆，皮肤多皱的手总是透出甜薯的气味。他打定主意最后去看外婆一眼，哪怕是躲在窗外偷看。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老人，无法兑现给外婆挣钱的承诺了，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就顾不上这些小事了，但不辞而别是说不过去的。 天黑下来的时分，他蹑手蹑脚来到自家窗前，见外婆正坐在床头补袜子，针线老是穿不上。一想到外婆的眼睛越来越瞎了，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酸，不管自己如何捂住嘴，竟忍不住哇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外出撒尿的表弟一举发现。当时我正在他家向他父母解说军上衣的事情，听到他表弟在门外惊慌大叫。 多少年后，老木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他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装。我不知道他这一特殊爱好是不是来自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故事。其实，这个时候的军装和仿军装，已经成了最不入时的东西，常常堆积在路边街角最不起眼的小店里，标以最低廉的售价，还是很少有人去光顾。除了进城打工的贫寒农民，谁还愿意去穿这种可笑的衣服？正是在这种小店前，看着那些民工身上似曾相识的一身黄皮，我常常有一时的恍惚：我也曾这样穿过的，那么我的一部分，我过去的众多日子，似乎眼下正在被陌生人领走，就像我的一张脸已经改装在别人的肩上，我的四肢已经移植在别人的身上，我的一个背影正在路边一个屋檐下昏睡。它们不认识我。它们迎面而来却冷若冰霜，擦肩而过且一去不返，一次次让我惊愕。它们是已经与我绝交的自己，是我不敢认领也不能认领的青春。 我还看到了商店里销售着中山装、劳动装、休闲装、运动装等各类衣服，不知道那些衣服是不是也一度成为什么人的青春，他们后来不敢认领的青春。我从此知道，衣服都有灵魂，商店不光是在销售货品，而且在涌流情感，是一个个隐秘情感的陈列馆。 时装 我不喜欢母亲捎来知青点的新衣。我憎恶它的新，还有它的色泽鲜亮，忍不住把它揉皱一些，有意给它抹一点灰土或者污渍，恨不能在上面再打上一两个补丁，把它做破做旧以后再穿出去，让我在农民中感到心安理得。我在乡下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有一次觉得身上干净得太可耻，太资产阶级了，竟不敢直接从学校回家，因为路边正有很多人一身泥水地在抢收稻子。我一直等到天黑才贼一样地潜回去。 外形向下层贫民看齐，是那个时候的潮流，却是历史上的反常。历史上服装演变的动力大多是“高位模仿”，即外形贵族化而不是外形劳工化的模仿，正如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考证过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乡绅们打猎时，常常穿着前短而后长的燕尾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猎装略加修改后就成了流行便装。自那以后，普通西装、夹克、超短裙、牛仔裤，等等，都因为最先是上流人士用来从事射击、钓鱼、高尔夫、马球、滑冰、网球一类休闲活动，后来才在社会上流行开的（见《人类动物园》）。尽管人们后来穿上夹克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赛马骑手，穿上超短裙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网球运动员，穿上牛仔裤时也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拥有乡间牧场可供度假的富翁，但他们的服装兴趣都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休闲——而那正是贵族的生活特征，是阔绰和闲适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放牧、种粮、打鱼等劳工者的装束（如牛仔裤），因为出现在富翁们的假日里，有幸身价大涨和声名鹊起，最终进入了时装的堂皇橱窗，定为劳工者们始料不及。 美国经济学家韦伯龙写过《有闲阶级》一书，也说设计女服的目的常常不在于体现女性美，而在于“使女人行动不便和看似残废（hamper and disable）”：高跟鞋、拖地长裙、过分紧身的腰束都显示当事人是有闲阶级，永远不会受到工作的残害。这也是中国传统贵族自我形象设计的隐秘原则：长袍马褂，窄袄宽裙，甚至把指甲留得长长的，把脚裹得小小的，宜静不宜动，宜闲不宜忙，一看就是个不需要干活的体面人。即使实际上还没混出那种资格，即使实际上还需要偷偷地流臭汗，但至少在外形上给人一种有头有脸的气象，也可让人产生错觉，让人高看一眼。 眼下满世界似乎都是有闲阶级。我重访太平墟的时候，穿了一双特别适宜步行的浅口黄面子胶鞋，发现乡民们对此大为惊怪。这种旧式鞋在当地已近绝迹。倒不是这种鞋不再适用，他们大多还需要行走，还需要爬山和下地，并没有阔绰和闲适到哪里去。但这里的青年干部、青年商人、青年无业者大多西装革履，都像是从电视机里走出来的现代人，是日本、韩国、东南亚一类地方来的小侨商，你需要仔细观察，才可发现他们头发还较粗硬，耳后和颈后还有尘灰，因此不完全像侨商。这里的很多女仔则穿上了高跟鞋，或者一种底厚如砖的松糕鞋，大概是日本传来的式样。还有一种露跟女鞋，一穿上就像脚底抹了胶水，让女人摇摇晃晃步步小心，每一步都似乎怯于提脚，都得埋怨没有配套的地毯铺展到菜园里去，没有配套的汽车和电梯供她们驶向灶台或茅坑。我在这里发现，乡村首先在服装上现代化了，在服装、建筑等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避眼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他们在那些地方仍然很穷，仍然暗藏着穷困生活中所必需的粪桶、扁担、锄头、草绳以及半袋饲料什么的。 穿上现代化的衣装以后，他们对我的落伍行为大为困惑。听说我愿意吃本地米，有人便大惊：“这种米如何咽得下口？我买了二十斤硬是吃不完！”听说我的小狗吃米饭，有人也大惊，说他家那只小洋犬只吃鸡蛋拌白糖，吃肉都十分勉强，对不入流品的米饭更是嗅都不嗅。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他们的父辈如何种粮、如何养猪、如何榨油、如何烘茶、如何砍柴从而使他们能穿上时装，你肯定一无所获。他们即便略有所知，也要扮出一无所知的模样，不愿意说道那些与时装格格不入的陈谷子烂芝麻。 《礼记》称：“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文以君子之德……”看来，服装有时候确实是可以管住容貌（容）和言谈（辞）的，有时候甚至能够管住心性（德）的。当新一代乡亲们都穿戴如小侨商的时候，我再想与他们谈谈山上几百亩油茶是如何荒废的原因，看来是有些困难了。我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谈城里的歌舞厅、贷款消费、特大凶杀案以及券商的巨额收入，让他们听到两眼圆睁啧啧惊叹。这就是说，我只能听任时装没收我的话题。 裸体 老木很小的时候偷看过女澡堂，砖墙上一个小洞，这边是小学的工具房，那边是公共浴室，很长时间内不为人知，让他一个人独享。他说女人也是人，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白腿么，还算可以，背和手臂也马马虎虎，最难看的是屁股，人人都挂着那一大堆死肉，要多呆笨有多呆笨，要多愚蠢有多愚蠢，从来就是坐享其成无所用心厚颜无耻的样子，居然还有一道暗色的肉沟，让人看着要呕。三角区的阴毛让他惊讶也让他厌恶，虽说也是体毛的一种，但完全比不上眉毛的机灵小巧，完全比不上头发的热情奔放，是属于比较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以及不怀好意的那一种，属于肮脏和凶蛮并且完全不合适女人身体的那一种。 他后来说，洋人讲原罪，那么阴毛就是原丑，这绝对没错。他还说，你看有些外国画家画人体时就不画阴毛，有些人体模特也刮掉自己的阴毛，大家一定都是对那黑乎乎的一团失望透顶和痛恨不已。 他的偷窥史很快结束，因为他觉得人还是穿着衣服好看，还是套上泳装或者裙子好看，至少能避免给他一些重大的精神刺激。他最崇拜的一位女校长，是个风度翩翩的丹青高手，一转过身来，居然也同烧开水的老妈子一样，夹着一撮丑恶的阴毛。他心目中最漂亮的一位女音乐教师，一脱下三角内裤，居然也同那个满脸横肉的班主任一样，挂着一个愚蠢无比的肥大屁股。他天昏地暗，觉得裤子一脱整个世界就乱了套，一切都让他灰心。他本来是一心争取进步的，眼下觉得进步不进步都没什么意思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下乡前。他每天早上一身肥肉晃晃荡荡地去公园里长跑，说要把自己的屁股跑瘦一点，跑小一点。我明白他那股韧劲从何而来。 颜色 记不清是哪位文艺理论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过一篇文章，置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美，认为美是客观的、形式的、相对独立的，不会因人的阶级属性而转移变更。文章谈到他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评审。当时决定国旗为红色，只是因为红色好看，不光为共产党的代表支持，也为评审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所支持。还有五颗星是放在红旗的中心还是放在红旗的一角，并不牵涉到什么政治含义，只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考虑，结果被各方代表不约而同地赞成放在一角，可见有超阶级的美学规律在起作用。他后来把这一心得告诉了毛泽东，居然得到了赞同与应和。毛泽东还说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古训，表示人类有共同的美感。 两人的谈话在很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因为在当时一旦公开就将动摇“阶级性”所奠基的意识形态，危及整个官方文化理论体系。直到毛泽东去世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位理论家才在一篇回忆文章里透露这一史实。 与同时代大多正统或异端的思考者一样，这两位前人私下的交谈，仍在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的解释：如果不是普遍“阶级性”的解释，那就是普遍“人性”的解释。其实世界上的人不仅可以类分为“阶级”或“人”，依据其他观察角度，还可以类分为男人和女人，老年和儿童，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山地居民和海岸居民，爱读书者和不爱读书者，患高血压症的人和没有患高血压的人，如此等等，不可尽说。类与类之间有异，一类之内则有同。各类属性交织于人，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情境，使其审美趣味变化万端，在不同层面上出现无限组合，岂能是“阶级性”和“人性”的两把大尺子所能一劳永逸地划定。因此，如果说国旗方案评审委员们一致同意了将五颗星放在红旗一角，但这种方案未必能让一个咬着指头的孩子满意；如果说评审委员们还一致同意将国旗选定为红色，但这种选择未必能让一个犹太教或者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觉得满意。而这些不满，既不是“人性”失效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性”失效的结果。 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有同嗜”的还是“无同嗜”的，完全取决于不同方法下的比照，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来进行比照。即便是看似最具普适品格的色彩，看似最为超然、抽象、纯质、物质化的色彩，作为相对形式中最基本和最彻底的形式，一旦进入某种比照，也会有特殊的义涵和功能显现出来。比如红色既可以用来制作革命的红旗，成为“无产阶级的色彩”（红色一）；也可以用来制作高官的红顶、教长的赤袍、财阀的朱门以及美妇的绛唇，以热烈和艳丽的义涵，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共同接受（红色二）；但一旦出现在交通灯上，就暗示着紧张和危险（红色三）；一旦进入医院，它就成为一个禁用的意义符号，意味着激动和亢奋，将对病人形成情绪和心理侵害（红色四）。 医院里的背景色调总是采用浅蓝色或者浅绿色，就是这个道理。正是在医院里，深深隐藏在红色中的另一种义涵内容浮现了。它可能是前人面对火焰和鲜血的经验，沉积了以火烹食、以火驱兽以及战场上血流成河等原始记忆，不再是没有内容或者没有义涵的东西。它使病人们感到本能的不安，证明了它即便可以超阶级、超民族、超宗教，但还无法“超生理”——如果我们约定病弱者/健康者这一个新的分类尺度。循着这一思路类推，绿色、蓝色、黄色、白色、黑色等其他颜色也不是没有内容和义涵的，它们可能分别来自前人面对森林和草原的经验，面对大海和天空的经验，面对五谷和土地的经验，面对冰雪和流云的经验，面对暗夜和钢铁的经验……它们无不藏蓄生命过程中的福乐和灾祸，无不悄悄演化成一种心理基因。只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其他经验无限覆盖之下，在文化建构和文化瓦解的复杂过程中，它们已经在色彩里沉睡，如果不是处于特定情境——比如处于一所医院，就不再苏醒过来。 义涵就是沉睡的过去，总是在色彩（红色n）里多重性地隐匿，等待着具体情境的召唤。 忠字舞 一九六七年秋天开始普遍实行军管，直至七十年代初。最混乱的两年宣告结束。尽管城区的各种暗堡和路障还未清除，街头还有淡淡的硝烟味的零星枪声，小孩子手里还玩着破钢盔和子弹壳，但操着粤式普通话的陆军第四十七军进入c城。电灯亮了，公共汽车又出现了，街头小店也纷纷开门营业，红卫兵志愿者正在上街当交通警察和去车站搬运货物。基本秩序的恢复正在受到民众欢迎。学生们正在奉命返校闹革命。人们在广场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载歌载舞欢腾雀跃，俗称跳“忠字舞”，以表现他们对形势好转的庆祝，还有对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忠诚。全民皆舞的景况如疯如魔，在今天看来可能让人难以理喻。 我对这一景况留有几点印象： 一、当时的舞曲大多是一些入时的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的红卫兵》、《阿佤人民唱新歌》，等等。从多数歌词所表达的含义来说，这些歌舞是一种强化个人崇拜和粉饰社会现实的心理强制和肢体规驯，是政治铁幕下的奴化教育。人们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掏心窝、指方向、朝角落里踢坏蛋的动作，尤显内心中的愚昧和暴力。 二、这种活动也受到当时多数人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人们当时文化禁限森严，没有迪斯科和恰恰舞，没有巴黎时装表演和世界杯足球赛，青年人的活力缺乏发泄和释放的空间，忠字舞不能不成为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随着他们对这种活动的卷入，歌词含义逐渐变得不怎么重要，就像好吃的面包贴有何种标签一样不重要。鲜艳的服装，动听的旋律，学习技能的好奇，新结识的伙伴，竞赛胜利的喜悦，异性们动人心魄的肢体线条，更能使红光满面热汗淋漓的男女们内心激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忠字舞就是那个时代的迪斯科和恰恰舞，全民性的肢体狂欢常让有些道德保守人士满腹狐疑。 三、忠字舞还悄悄推动了各种异端文艺的卷土重来。事情是这样矛盾着的：忠字舞意在用革命文艺扫荡一切所谓腐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也确实在那个时候取得了废黜百舞的独霸地位。但另一方面，因为节目需要不断更新，因为经常举行汇演和评比的竞争性压力，基层的很多艺术人才虽然难逃政治压制，但重新受到非正式的启用甚至尊崇，他们带来的芭蕾、秧歌以及各民族舞蹈的知识技能大受欢迎，并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一得到吸收和推广。我认识的两个女知青，都出身地主家庭，皆因能歌善舞，比工农子弟们更早吃上了“国家粮”，调入了官方演剧团体。同样的道理，为了迅速培训出更多革命的乐手，舒曼的练习曲或者柴可夫斯基的g大调也在青年人中间几乎公开流行，被急需革命文艺功绩的政治官员们心情复杂地默许。在我所插队的那个公社，知青中一下就出现了上十把小提琴，田边、地头、厕所、浴室以及防空洞里还出现了随处可闻的高音美声咏叹调。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西方音乐，在小提琴上把中国革命歌曲拉出欧洲小夜曲的情调。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与老木、大头等人下乡前偷袭了一次学校围墙那边的省社科院图书馆，在天花板上挖洞，下面果然是满地堆成米多高的书海。我们跳入软软的书海里，凭着中学生的眼光，在这些临时封存的书堆里胡乱寻找，见形容词华丽的就要，见爱情故事和警匪故事就要，最后在书海里拉了一泡尿，各种书刊塞满了两个大麻袋。其中有古典名著也有青春格言和卫生指导一类手册，当然还有我们满世界寻找的乐谱。对于当时很多青年来说，异端与正统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唯有好听的异端和正统，与不好听的异端和正统，才构成差别。所谓政治限制，还有对付这种政治限制，仅仅是文字性的区区小事，与忠字舞的感官愉悦没有太大关系。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满带着民兵来检查时，看到歌本，只瞪大眼睛检查歌词，对舒曼练习曲一类看也不看，而《外国民歌两百首》这一类书上，只要有“大毒草仅供批判”，还有重重的惊叹号，也就被他们放过。倒是我日记本里的一句话被他们大惊小怪：“我想随着列宾的步伐漫游俄罗斯大地。”是我随意写下来的，无非是用点酸词来赞扬列宾的油画。四满书记是读了书的人，知道俄罗斯就是苏联，就是修正主义，拍着桌子大骂：“你好不老实，还有一个人没有交代出来！” “我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硬要我点破是吧？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我能说的都说了，真的没有了。” “还有一个姓列的，是什么家伙？” 这句话被他憋了三天，总算说出来了，但我不明白他说什么。 “你们还想一起偷越国境投靠苏修？这瞒得了谁？” 我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把我的日记本甩在我面前，铁证在此，看我如何狡辩。我这才哭笑不得地解释列宾何许人也。他听了好一阵，半信半疑，丢下我去猪场看饲料发酵去了。 俄国歌曲 俄国歌曲有中欧音乐的高贵，却多了一些沉重；有印度和中亚音乐的忧伤，还有中国西北音乐的悲怆，但多了一些承担和前进的力量。这种歌曲属于草原或者雪原，属于牧民的篝火，不适宜在宫殿里唱，不适宜在集市里唱，更不可以像爵士乐那样拿去酒吧助兴，是一种最为贴近土地和夜晚的歌曲。 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候，在霞光和火光相接的时候，一种声音若明若暗地波动。此时你从被子里探出脑袋，发现床前有瓦缝里飘入的积雪，窗前也有窗缝里飘入的积雪，而遮窗的塑料薄膜被狂风鼓得哗啦啦响个不停，透出了外面一片耀眼的洁白，天地莫辨。在这个热被窝难舍的时候，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有了一两个音符的颤动，然后像一条小溪越流越宽广，最后形成了大河的浩荡奔涌，形成了所有工棚里不约而同的大合唱。《三套车》，《小路》，《茫茫大草原》，人们此时不可能唱别的什么。 每一种歌曲都有它最宜生长的地方和时机，俄国歌曲就是知青们在风雪中的歌曲，甚至成了一代人永远的听觉标志。只要你听到它，听出了歌声里的情不自禁，你就可以判断歌者内心中的积雪、土地、泥泞、火光、疲乏、粗糙的手以及草木的气息。有一次，我在火车上认错了一个人，呀呀呀地大声招呼和紧紧握手之后，发现了对方脸上的陌生，发现对方也从呀呀呀中清醒了过来，目光中有搜索记忆的艰难，还有最后的茫然。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意识到进退两难，而且无勇气承认这种荒唐，于是有话没话地敷衍，但愿能敷衍出必要三言两语之后，再想办法从尴尬中体面脱身。幸好我们是在车上相遇的，幸好对方这一铺组刚才有人唱起《伏尔加船夫曲》，这就有个近便的话题。 我镇定下来了，避开人名一类可以露馅的东西，试探着谈俄罗斯歌曲，谈插队岁月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多年，谈当时早上起床时的浑身疼痛，夜晚远行时的边走边眠，抓捕野鸡时的激动不已……当然也谈到当时对乡下的厌恶和眼下对乡下的怀念。我后来发现自己其实过于谨慎了。对方居然有话必接，竟与我越谈越近，虽然是张冠李戴却也珠联璧合，没有什么不合适。当他谈到猪场里的种猪凶得将他咬过一口时，我差一点觉得他肯定就在当年的太平墟公社干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情者，而不是被我错认的什么陌路人——因为凶悍种猪同样在我的记忆里龇牙咧嘴嗷嗷乱叫。 我们哈哈大笑，全身轻松，意犹未尽，没有料到可以谈得这么久，可以谈得这么投机和会心。以至我告别离去以后，我一直怀疑自己真认错了人——尽管我确实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他是一个陌生的老熟人，只是不叫“老周”。他后来也不叫我姚什么，一直对我的姓名含含糊糊。 《红太阳》 数年前一种名为《红太阳》的系列歌碟在中国内地突然畅销，响彻某些歌厅、出租车以及中老年人聚会的场所，其中收录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忠字舞。知识界对此做出了敏感的反应。有些左翼人士的解释是：人民大众对贫富日益分化的现实深感失望，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强烈不满，所以唱出了对毛泽东及其革命时代的怀念。有些右翼人士则在报刊上深深忧虑或拍案而起，指此为极“左”思想回潮的铁证，是一种极端势力企图对抗改革开放的危险讯号。有一些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这是中国执政当局在“八九政治风波”以后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阴谋。 这些反应其实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反应，都是一眼就盯住了歌词并且努力研究歌词的反应——他们一肚子文墨当然擅长这种手艺，正像他们经常操着同一种手艺去历史文献中寻找历史，去政治文献中寻找政治，去道德文献中寻找道德，目光从不能探出文词之外。其实，我所认识的很多人在唱歌时对歌词基本上不上心。老木就是其中一个。他早已移居香港，成了个房地产大老板，经常带着一些风水先生、职业打手或者副省长的女婿去夜总会，把一长溜陪坐小姐叫进包厢来挑鼻子挑眼，又动手动脚要领班妈咪亲自献身服务，总之要在风尘女子面前把威风耍足。他打开了千多元一瓶的xo以后，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诸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或者《铁道兵志在四方》。 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通常会给他推荐走红的港台歌碟，有一次竟惹得他勃然大怒。他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是在怀念革命的时代吗？他提起自己十七岁下乡插队的经历就咬牙切齿。他是在配合当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吗？他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往日革命歌曲的爱好何来？关心《红太阳》的读书人们该如何解释他唱歌时的兴奋、满足乃至热泪闪烁？ 作为他的一个老同学，我知道那些歌曲能够让他重温自己的青春，虽然是残破却是不能再更改的青春——他的天真，他的初恋，他的母亲或者兄弟，他最初的才华和最初的劳苦，还有他在乡下修水利工程时炸瞎了一只眼睛，都与这些红色歌曲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从中剥离。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留有何种政治烙印。他甚至曾经告诉过我：他十三岁时看到的第一张“色情”照片是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剧照。他当时没法压抑自己的冲动，几次解开裤子，偷偷对着画报封面上的红军女战士自慰。在那一刻，他不会在意那个剧目是不是革命宣传。 在我看来，像独眼龙老木这样的人，其实是九十年代以来《红太阳》歌碟最主要的消费者。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左翼的读书人高兴了那么久，又被右翼的读书人痛恨了那么久。 富特文格勒 我在编辑《天涯》杂志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一九四八年芝加哥乐团邀请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在抗议的传单上，印着另一位意大利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话：“只要在纳粹德国演奏过的人，就无权演奏贝多芬。（见单世联《演奏贝多芬的权利》）” 富特文格勒因此而未成行，演奏贝多芬的权利也就成了一个长久的话题。 为纳粹德国效力过的音乐家当然不止他一人。大师级的理查·施特劳斯，还有后来名震全球的卡拉扬，等等，也有类似的历史污点。他们曾出任纳粹的音乐总监或地区音乐总监，甚至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庆寿。凡是受到过纳粹德国伤害的人，凡是珍惜人类生命的人，都有权谴责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怯懦。就像中国众多感时忧国之士曾经有权痛惜“戏子无义”式的现象。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语）”演艺圈里有人不悯国事，不守义节，其所占圈内人数的比例，可能既不会多于其他行业，也不会少于其他行业，只是他们社会知名度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系列歌碟《红太阳》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义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艺作品以声色内容为主，而以文字内容为次，与义节的关系，不似文字作品那么直接和紧密。演艺是多种表达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别的多象性和多义性，既在国事之内，更在国事之外，一时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艺人员在声色的梦幻中迷失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富特文格勒等诚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们为纳粹演奏时闪烁的泪花并不一定都是为希特勒而流，泪花中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我们所难以洞察的心弦颤动和忆绪暗涌，也许藏有诸多未解之义。 声色之义难解，演艺人员大多又不擅文墨，很难用文字将他们在声色世界里的感受表达出来，从而进入报刊评论和我们的分析。 乡戏 第一次在乡下看戏让我有些吃惊。禾场里用几张门板架起了一个戏台，台上光线暗淡，有一盏汽灯，还有两三盏长嘴油壶灯，都靠草绳从台顶吊下来，冒出滚滚的黑烟。台上两个演员是若隐若现的鬼影，其中一个正旋着一把什么油布伞，与另一个肩并肩高抬腿原地大跳，大概是作跋山涉水态，直跳得脚下的门板吱吱有声和摇摇晃晃。伞旋得越来越快了，激起台下一阵叫好。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正在演出一个打土匪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不记得这出戏有革命战士打伞的情节，大概是某演员有快速旋伞的绝活，不旋给乡亲们看看是不行的，剧中的解放军就只好旋着伞上山剿匪了。 农民剧团买不起布景和道具，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蓑衣代替了斗篷，草绳代替了皮带，晒垫上涂些黄泥墨汁就是山水远景。又因为没有剧本，便由一个略知剧情的小学老师说说大体梗概，演员们即便是文盲，也可记住以后上场自编自演，随编随演，即兴发挥。这叫演“乔仔戏”，是否就是最早见录于汉代典籍里的“乔”，不得而知。 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但真在看伞的也不多。娃娃们在人缝中钻来挤出兴奋不已，经常发出追逐的叫喊或摔痛了的号哭。后生们也忙着，不时射出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束，照到不远处的少女堆里，照在某一张脸上或某一个屁股上，于是招来破口大骂，是“三狗子你照你娘呵”一类，引得少女们开心大笑，挨骂的后生们也浪浪地乐不可支。中年妇女们则三五成群说着媳妇生娃或者鸡婆下蛋之类的家务，或者在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抽尿抽屎。相对来说，只有老汉们才端坐得庄严一些，孤独一些，对剧情和台词也较为关切，伞能旋出这样的水平，得到他们的啧啧称赞。他们没有我的吃惊，已经习惯了台上的狭小和混乱，比如，打鼓佬和胡琴手说是坐在台侧，其实已经逼近了台中央，都混到演员中来了；比如，正是剧中战事激烈之时，突然有人跨过尸体悠悠然走到台前，不是新角色出场，也不是报幕员有事相告，而是一个村干部来给渐渐暗下去汽灯加气，加完气再猛吹哨子，大吼一番，警告娃娃们不得爬上台来捣乱。 我差一点误会这也是剧中的情节。 我不大可能看明白剧情，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把剧情看得七零八落，甚至觉得他们压根就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没打算来看戏，只是把看戏作为一个借口，纷纷扛着椅子来过一个民间节日，来参与这么热闹的一次大社交，缓解一下自己声色感觉的饥渴。在乡下偏僻而宁静的日子里，能一下看到这么多的人面，听到这么多的人声，嗅到这么多的人气，已经是他们巨大的欢乐。何况还有台上的闹腾，有伞在飞快地旋转，有举枪时的爆竹炸响和硫黄味，有一溜披戴蓑衣的人在翻筋斗，还有各种稀奇新异的戏装——有位村干部大为不满地对我说：去年给剧团制了六件红衣服，花了队上两担谷，他们这次居然没有穿出来，王麻子他搞什么鬼么！ 革命样板戏当然是含有意识形态的，但那些意识形态同这样的观众有什么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同样的道理，革命样板戏所宣称要打倒的那些旧时代文艺，那些以前也在这里上演过的剧目，同这些观众有没有关系或者有多大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热腾腾的戏场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接受而且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消解？ 遮盖 太平墟有一个大宅院，久经风吹雨打，已成断壁残垣，主人不知去了何方，留下这个地方建成了一所村办小学。宅院大门外有一堵青苔斑驳的方墙，正好挡住院门，就是人们常说的“照壁”。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过：“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见《成相篇》）”说的是帝王之家照壁在外，大夫之家照壁在内，是很有讲究的。 照壁没有多少保安的意义，只是对门外视线的遮挡，以便避开公众的观看。比较而言，这里的下层贫民院房一般来说就既无内照壁亦无外照壁，敞敞的大门朝天，大概粗茶淡饭乃至家徒四壁一类也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由此可见，藏有藏的资格，看是看的权利，只有富人和官人，才有视阈的超量占有，才可以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家，而自己一出门就可以透看别人的家，享受目光的无所不及。 现代社会里单向透光的玻璃幕墙是照壁的升级形态。还有警卫线、黑帘轿车、专用电梯、电视监视眼、保密文件等，其实都是照壁的延伸，显示出观看权利的不同等级。领导人一般都配有单独的办公室，是不可以被随意观看的，于是便多了一些神秘和威重之感。一般低级职员则常常像是宽大办公室里的大宗鲜货和混装物品，彼此间的隔板也很低，以便电视监视眼下无所藏匿，或者领导人前来时一览无遗，统治首先在目光里实施。 至于某些体育名流和著名影星，虽以引人注目为专业特点之一，也是不大容易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没有大事由或者大价钱，你根本休想睹其尊容。只有那些名声还不够或者对自己名声缺乏自信的小人物，才会争相露脸，凡有出场和上镜的机会就往上凑，甚至不惜做姿作态装神弄鬼，不惜媚眼频飞、飞吻四播乃至脱衣露体。在这里，尽量避开目光和尽量争取目光，已成尊卑贵贱的区分标志。 视线中隐有强权，“看”才可能当做一种惩罚的方式。流氓在大街上把一个女人剥光衣服，虽然未伤及她的皮肉，但让她的隐秘之体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比毒打她一顿更构成侮辱。监狱里每个囚房里的监视窗，则代表着执法者二十四小时的观看权，一个哪怕舒适和豪华如星级宾馆的高级囚房，只要有了这种窗口，也意味着被囚者自由的丧失和尊严的完全取消。 公共话题是大众一种广义的“看”，因此常常指向这个世界最为宝贵的东西，比方说性，是个人生活最要遮盖的部分；比方说高层政治，是社会生活中最常遮盖的部分。很多作家和记者都深谙此理，动笔就往这两大热点使劲，即便重复即便粗劣，也永远会有热销的魔力。这也证明遮盖可以刺激对展露的追求，“欲盖弥彰”是之谓也。遮盖几乎是展露的一种变式，为观看提供更为恒久和强大的动力。人们的视野里越是多见警卫线、黑帘轿车、专用电梯、电视监视眼、保密文件，等等，就越会有活跃的民间政治想象。到过京城的人几乎都知道，首都的出租车司机好像个个都是总理和部长的哥们，政治局上午开会他们下午就知道了会议内容，甚至是政治局下午开会他们上午就可知道了会议结果，国家大事全都由他们日夜操着心，此类偷窥在铁幕时代最为多见，到政务逐步公开的年代倒会渐渐减少。 有一次，我在餐桌上遇到一位奇人，是一个普通交通警察，听我的朋友高君提到河北省一位副省长，立刻指出名字记忆的错误。高君不服，与警察抬上杠了。警察仗着酒威一口气说出河北省全部省级以上官员的名字，让高君傻了眼。这还不算，警察又一口气说出中央很多高官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履历，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的诸多情况：比方说哪个部长的女婿在哪个军区当差，在什么时候翻过一次车；哪个书记的公子原来娶的是哪个市长的千金，在什么时候双双出了国。警察没有料到，碰巧高君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竟与他比试起来，居然历数中央更多高官的个人档案，你说得出总理的儿子是谁，我就可以说出省长的儿媳是谁；你说得出元帅得了什么病，我就可以说得出元帅吃的什么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的调查研究与生计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业余爱好，是一种佐餐的口舌之乐，如此而已。 鸡血酒 太平墟的农民有很多仪规，比方说许诺什么以后劈掉一节竹筒，就是起誓了；比方说宰一只猫摔在谁的门前，就是绝交了；比方说两人一同喝上血酒，就是结拜兄弟或者姊妹。这些仪规往往被刚到乡下的知青们觉得愚昧。 独眼老木还是一个革命青年的时候，同小雁比着看谁更革命，一心想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曾经到农民家里帮着办丧事，给亡人叩头，为亡人洗身，最后棺材上山入葬。这家的长子叫武妹子，因长一身黑皮，又被我们戏称为“刚果人”。他很感激老木的一份感情，佩服老木下水游得过河的本领，愿结拜为兄弟。老木满口答应，只是拒绝对方的一碗鸡血酒，说酒已经够了，夹点酸萝卜来下饭吧。 他没有注意对方的脸色，第二天发现刚果人根本不理他，对方本来答应借给他鸟铳的，现在却说自己正好要用，态度冷若冰霜，好像完全成了个陌生人。后来老木才知道，喝血酒对于刚果人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是涉及道德信誉和政治品质的一件大事：既是结拜却不喝血酒，那无异于虚情假意和言而无信。刚果人冷冷地纠正老木的称呼，说：“你莫叫兄弟，我们泥脚杆子攀不了高枝，你还是叫我武妹子好。” 老木很着急，只好请人去给武妹子疏通，补喝了血酒一碗，补拜了天地，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以前的事算是不知不为过。 据说武妹子还曾十分纳闷：“城里人不喝血酒喝什么？喝井水还是喝茶？总不会菩萨面前只放个屁吧？” 鸡血酒真是神奇。武妹子放下酒碗时心满意足，立刻有了血腥刺鼻和酒气冲天的无比忠诚。“兄弟面前不说假，老婆面前不说真。”他拍着老木的肩膀宣布，他的家从此就是老木的家，他儿女可以任由老木打骂，他老婆么——也可以由老木“那个那个”——只要兄弟你不嫌弃。当然啰，他的朋友就是老木的朋友，老木的仇人就是他的仇人。有没有这样的仇人？他武妹子两眼紧紧盯住兄弟，一把杀猪刀劈进了桌沿，似乎就要出门动手以血还血。他是说到做到的，三年后，老木因卷入了一桩所谓投机倒把的经济案件而关进了县公安局，知青朋友们各奔生计顾不上探望，唯有武妹子还记得兄弟，在街上卖了一头猪，换了些钱给老木送去。 我回城以后，没有听老木说起过武妹子或者刚果人，有一次听我说起这些名字，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武妹子是公社那个广播员吧？他一脸恍惚。在我的提醒之下，对鸡血酒这件事才依稀有点印象。他终于记起了当时宰鸡时的纷乱，血滴的鲜红，烈酒的刺鼻气味，还有拈香跪拜一类仪规以及木楼里野猪油灯蓝光闪烁的乡间夜景。 仪式 婴儿在学会语言以前，已经可以辨别和记忆物象，并且形成条件反射，比如，他们渐渐明白奶瓶是个好东西，彩色气球也是个好东西。 他们进入学校开始识字的时候，有经验的教师也总是借助挂图、模型、表演、游戏以及实地参观来促进教学，因为他们知道抽象的文字只有与具体的物象建立特定的联想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儿童们记住。 看图识字，看图识义，这种儿童的学习规律也是人类各种仪式的内在法则。人们不能用一纸结婚证来证明婚姻，即使这一张纸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但人们还是需要用热热闹闹的婚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人们也不满足于用几篇悼词来寄托哀思，即使这几篇话语已经表达了对亡人全部的景仰和追念，但人们还是需要用近乎过于复杂的葬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丧葬也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 仪式就是一种造象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语言交流之时，用具象符号来申明意义或者从中解读意义。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历史上，人们就是用高耸入云的教堂、丰富多彩的圣象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鸣、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还有各种受洗或祈祷的繁复礼仪，把圣书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宗教。人们同样习惯于用易帜、换装、剪辫子一类外形变革来表现革命，差不多也就是实施革命；或者用声势浩大的阅兵和集会、惊天动地的礼炮和鼓号、肃穆宁静的广场和纪念碑，还有必不可少的国旗、国歌和国徽，把概念上的国家变成了活生生的国家，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国家——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七八九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首次采用国旗，等等，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是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志。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当时的法国公民们看作是咬着指头的儿童，看做尚存儿童心理特征的人类，把他们对国旗、国歌和国微的创造，看作是以象识“国”和识“族”的需要。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才能理解各种自残型的习俗：文身、血书、割礼，等等，这些仪式不过是要借助创伤痛感来强化感觉记忆，实现某些重大意义的阐释和宣达，常常用于一些重要时刻，比如入教之时、誓师之时、成人之时，等等。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多地理解宗教，理解宗教中常见的一些轻度的自残，比如剃度、斋戒和长途仆拜，等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在重大节日里还往往习惯于绝食，与中国人在节日里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饥肠辘辘，当然是为了让节日的意义更为刻骨铭心。 中国古人多认为身体受之父母，须小心爱护，为自己的世俗态度找到了根据，从来拒绝身体自残，当然也就会排斥宗教。但中国仍是个有深厚礼仪传统的国家，因此也可说是一个善于看图识义的大国，一个善于运用象符的大国。在这个国家，“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伦理化的，伦理是艺术化的（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也就是礼文仪节化的。《（仪）礼》、《周礼》、《礼记》记录了人们应该如何站立、如何落座、如何坐车、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饮酒、如何祭祀、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尊贤、如何卜占、如何见客、如何谢恩、如何朝君、如何扫地、如何奏乐等一切行为成规，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成相应的外在仪礼。比如，子女每天晚上应为父母铺床安枕，早上则须向父母问候请安。又比如，前面若有两人并坐或并立，你不得插身进去或从他们中间穿过。还比如，青年人随长者接受馈赠，如果长者已经表示了感谢，后辈就万万不可再表示感谢，以免身份越位的无礼造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提倡的“礼治”和“礼教”，就是借肋这些浩繁得实在让人惊讶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管制和伦理教化。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发明，文字只能载于竹帛，竹重而帛贵，流传极为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国家所规定的普通话，大国之内方言繁多，言语沟通颇为不便，上古之书太多讹字、衍字、异体字以至版本杂乱难以顺读，其实也可视为各种方言分割的一种书面浮现。文字崇拜在那种情况下实在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那时候的“文明”更多地不是表现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汉字“文”的原义，即“纹”：纹彩，纹饰，相当于人为的美化技能，实现于各种造象活动之中。 当“文”与“用”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形式；当“文”与“野”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礼乐。《左传》记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曾解释，这里的文不是指修辞润色，而是指行仪典以助言传（见《国故论衡》）。太炎先生坚定了我的想象：当时的“文”即“纹”，主要体现为诸多以象明义的仪式。 《礼》称：“乐者，象成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周礼》亦称：“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这种对音乐的重视，恐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执政特色。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乐”，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礼”的其他方面，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详叙的器服。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陕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辉煌灿烂，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各种器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刊物、广播和教科书，就是当时诉诸声象感觉的哲学、宗教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如《孟子》所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这些体现在铜器、石器、银器、玉器、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还有一切用服装、车马、面容、仪态、建筑以及其他实象所承担的政治道德功能，不失为当时成熟“纹治”的表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器服（物象）和仪典（事象）备受关切的国家，人们发明了一个重要的词：“影响”。“影”为目睹之象，“响”为耳闻之象，共同构成了非语言的伟大感化力量。“影响”一词表现了古人对心智变易的深刻经验：“教”外有“化”，“文”外有“化”，均循“影响”之途，以声色万象施之于人的耳濡目染，成就言语教训之所不能。 墨子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他干过的活，其实几千年以后还被我们干着，比如，窑棚里的陶轮曾经在我的身上溅出泥点，至今还被乡下农民叫做“运钧”，就是墨子多次用过的词，让我在多年以后读墨子“运钧之下而立朝夕”时还能读出泥浆气味，读出乡下的方言腔调。 墨子及其追随者们大概同我们知青一样，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胈”），腿杆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汉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辨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几乎是贯彻“凡善不美”的墨家之论，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不知文”）的糊涂观念。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着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进入中国知识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宫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荡，“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流社会的华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对各种贵族符号的清洗和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腿无毛加上一根绳子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色官员的身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毛泽东“役夫”之习难改，一条毛巾既洗脸又洗脚，一件睡袍补了百多个补丁，对不实用的所谓审美如果不是反感，至少也常有轻视，包括多次指示北京中南海里不要栽花而要种菜。墨子遗风就这样一次次重现于现代的理想追求之中。 但墨子失败于他对声色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道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深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乐）而死不服（节葬）”，日子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是一个象符的弱视症者，代表着中国政治史上最早的感觉自绝。或者说，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部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大众内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因此，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代沟 就人的基本品性而言，我根本不相信什么“代沟”，正如我基本上不相信性别、族别会构成什么“沟”——个人的差别肯定比群类的差别更大。 正如我们在一些现代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墨子的形象和思想，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一些颓废者身上看到杨子的形象和思想——先秦时代的杨朱，如果真是《列子》中描述的那样，其利己主义理论体系就比它的后继者们来得更完善、更周密、更雄辩，可惜后继者们没有多少人熟悉。想想看，杨子与今天的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墨子与今天的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几千年之间都没见出多深多宽的“沟”，如何邻代之间就有了什么“沟”？ “代沟”常常是一类外在形态给我们的错觉。我接触过一些少年。他们也是人，一个鼻子两只眼睛，饿了吃饭，困了睡觉，没有特别到哪里去。别看他们头发不是剃光就是披肩，不是染红就是染蓝，穿着黑亮亮的皮夹克，戴着墨镜和臂上文了身，一群群飙起摩托来横冲直闯惊天动地烟浪滚滚，活脱脱就是流氓相，其实为人处世还是不乏友善，说起话来还多有腼腆甚至天真，被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子蹬了，同样魂不守舍茫然无措，同样鼻涕眼泪一把流，根本不会去杀人放火炸掉公安局，说不定吃块冰激凌就乖头乖脑去上班打工。也就是像个流氓而已。 他们有时候也比谁都超凡脱俗，义务到公园里去捡白色垃圾呵，骑着脚踏车为青海草原上保护藏羚羊募款呵，一高兴就在吧台上喝着可口可乐起哄要去奥运会当义工呵……好像是一群纯洁天使，生下来就是一个胸怀全人类的命，就是关心奥运会和藏羚羊的命，大票子掏出来眼都不眨，简直让我这个混迹其中的俗人愧死。不过，处久了，也可知道他们这颗爱心大多是远程爱心，在近距离范围内不一定有效。比方父母这次给钱少了，不能让他的电脑从奔腾三升级到奔腾四，他们同样会大吵大闹。比方说一个老同学穷得没脸面来参加派对，另一老同学打工时落下个骨折，他们说起来也可能是一句“真他妈倒霉”就打发掉，没准备把这些同学当藏羚羊保护一下。 我的感觉是：他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其实同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差不多。血型和基因差不多，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差不多，对食和性的需求差不多，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来观察，他们与其相邻的长辈和晚辈，更像是同代人。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同，不过是他们外形异于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仅此而已。 我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性相近而习相远也。”我曾经将其试译成similar in nature and diverse in culture，给它押上了韵。我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共时性比较，比如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同样适用于历时性比较，即不同年龄之间的比较。“习”是文化使然，表现为一种生活的形式，比如一种衣着外观的差异，却并不等于各代人之间的自然本“性”相殊。在很多情况下，“有诸内必形诸外”或“形诸外必有诸内”的古训不一定灵验，新一代人无论如何新异，多是外象的更迭，并不意味内质的根本性切换——我们不必对任何年长或年少的人疑虑重重。 生命 一个人活着的基本条件，除空气之外，是粮食、净水、衣物、药品，人道主义者及其援救机构都是这样规划的。可能很少人会想到，感觉像粮食一样重要，甚至比粮食更重要。 事实上，一个人忍受饥饿可以长达六七天，如果有特别的养息方法，一个瑜伽功练习者甚至可以成功绝食月余。但一个人常常难以忍受感觉的空无。在极地雪原上，四野皆白，昼夜无别。正像在单人地牢里，满目俱黑，昼夜不分——在这样一些感觉不到空间和时间的地方，一个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知识丰富和逻辑严密都不管用，人很快就会神经错乱精神崩溃，若能坚持一周便是奇迹。一个到过南极洲的探险队员就是这样告诉我的。老木也曾心有余悸地告诉过我：他的未婚妻移民到香港去了以后，他去不了，曾经想偷渡，带足了几天的干粮和饮水，藏进某机床厂发运给香港的大货箱里，让协助者重新钉好箱盖，用这种方式躲避边境检查。这种大货箱里装着大型机器设备，是当时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弯头角脑里还有藏人的空间，相当于单人牢房。老木没料到当时中国生产秩序混乱，铁路运输太不正常，很多货箱标签上的日期根本不管用，在站场里一压就是个多月甚至几个月。这些偷渡者藏身的货箱如果压在货堆的深层，头顶和四周全是笨重如山的货箱，是钢铁组成的挤压和黑暗，粮尽水绝以后，别说想逃出来，就是狂呼乱叫，也可能无人听见。 老木在那里只身躲了几天，可能是五天也可能是八天，因为昏昏沉沉不可能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他发现外面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伸手只能摸到粗糙的箱板和箱架、缠了草垫的机床、自己的水壶，还有黏糊糊的东西，好一阵才嗅出是自己的屎，已经糊满了裤子。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能清醒听到自己的呼吸加快，听到自己脑子里发出嗡嗡嗡的尖啸，听到自己全身血管噼噼啪啪简直是一串炸响了的鞭炮……终于用尽全身气力狂叫一声：“救命呵——” 眼前一片炫目的白炽，事后才知道那是木箱开了盖，是几个搬运工人出现在面前，是在一个离广州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货站。他说他实在受不住了，幸好出来了，更庆幸自己藏身的货箱就靠着路边，箱缝里传出的喊声容易被人听到。搬运工人告诉他，有些货箱运到香港得停停走走好多天，前不久香港那边的工人开箱时，发现过尸体的恶臭和人的白骨架子。 有人当场就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老木的偷渡经历，使我较为容易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些东欧国家的集中营，还有不久前美国关押阿富汗“基地”组织成员的关塔那摩基地——某些国际人权组织曾经就此对美国给予谴责。在那些地方，最有威力和最有效果的刑讯并不是拷打，而是使用一些不损皮肉的文明用品：黑色的眼罩，胶制的耳塞，厚厚的口罩和手套。其目的是强制犯人不看、不听、不嗅、不触任何东西，对外界的感觉被全部剥夺。如果拷打、恐吓甚至饥饿一类邪招不足以让犯人招供的话，感觉剥夺却常常能让他们乖乖地开口，包括大喊一声“救命”。 在狱方使用了这一方法以后，那些刑讯者和被刑讯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生命存在的含义，更理解一声鸟叫、或一片树荫、或一个笑脸：它们是活下去的全部希望。 前言 前言 一个眼神，一顶帽子，一个老车站，一段叫卖的吆喝，如此等等，使我们的记忆成了一个博物馆，也构成了真正的生活。我一直想解读一下生活中这些具象细节，读解这些散乱旧物，就像要在字典中找出它们的定义。 这些细节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泄露出生活的隐秘原因，不大为人们所感知——我没有这样的字典。而且这些东西中既有事物自然的原象，也有传媒文化的造象，几乎无处不在，杂乱无序，缤纷万千，似乎远远超出了我的清理和解读能力。更重要的是，像大部分的人一样，我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语言来思考，习惯于语言对心智的囚禁，对于“非言说”的信息可能已缺乏感受机能。一旦离开语言，我并不比一条狗或一个小孩更具有智能优势。 我眼下仍处言说之中，但一直没法遏止自己尝试的冲动，让自己能够闯入言说之外的意识暗区。我必须与自己作一次较量，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 我在写完《马桥词典》一书后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这有点模仿维特根斯坦或者海德格尔的口吻。其实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心存自疑，而且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推翻这个结论，来看看那些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生活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说生活会怎样的存在。 《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蕴，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而眼下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读解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虽然我无意于理论，只是要编录一些体会的碎片。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陈述一些隐秘信息的常例，包括场景、表情、面容、服装、仪式等事物怎样对我们说话。接下去，我愿意与读者共同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记忆、感觉、情感、性格以及命运；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教育、政治、经济、暴力、都市化以及文明传统。最后，作为一个必不可少也最难完成的部分，我将回过头来探讨一下语言与具象怎样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 在我看来，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这些灾难如果从来不可能被彻底根除，至少不应在人们的心智活动中失控，不应在一种知识危机中被可悲地放大。 还是在我看来，克服危机将也许需要偶尔打破某种文体习惯——比方总是将具象感觉当作文艺素材，把它们做成图画、音乐、小说、诗歌以及电视连续剧，做成某种爽口的娱乐饮品顺溜溜地喝入口腹。这也许正是意识形态危险驯化的一部分。一个个意识隐疾就是在这种文体统治里形成。因此，如果说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处置和运用具象，那么我现在更愿意把娱乐饮品呕吐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测试，分解成不那么爽口的药剂。如果说我以前也一直习惯于把声象万态当作消遣休闲节目，当作天经地义的课外活动，那么我现在则要尝试着把它们请入课堂，当作一门主课，以此展开思考和争辩，反而把很多原来占有课时的抽象概念体系逐出门外，权当作野炊、足球、玩泥巴、斗蝈蝈一类游戏，权当感觉的对象。这就是说，我们有时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就像一群胡作非为的学生，在下课铃响起时上课，在上课铃响起时下课。 对于这一种文体破坏，我请师生们暂时谅解。 2001年4月 卷一 隐秘的信息 卷一 隐秘的信息 言说之外 人是一种语言生物，但是在言说之外，人的信息交流和智能反应，其实从未停止和消失。 婴儿不会说话，仍有欢乐或烦恼的情绪可察，有要吃或要拉的哭声可辨，抽出嘴里的指头一指，是要奶瓶还是要布娃娃，父母一般并不会误解。 聋哑人没有听说能力，即使也不曾上学念书，仍不乏思想和情感的反应，可以胜任劳作、娱乐、交友乃至政治等诸多繁杂的人间事务，他们闪闪发亮的眼睛有时让人暗暗心惊，似乎那样的眼睛更能洞观一切。 正常的成年人也不是时时都需要语言。生活在北欧和希腊的很多人都善于沉默。北美印第安人对沉默更有一种特殊的欣赏，好朋友见面了，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也没有必要多说，抽烟，喝酒，吃肉，听窗外的风雪，看眼前的炉火，好几个钟头内也说不上几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这正是他们之间深切友谊的更准确和更完美的表达方式。宋代学者程颢说过：“朋友讲习莫如相观而善。（见《二程遗书》卷三）”法国思想家福柯也说过：“我们的文化很不幸抛弃了许多东西，沉默即其中之一。（见《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在很多时候，沉默不仅仅是语言的慎用，而且是彻底的删除。面对突然车祸时的极度恐惧，投入两性交欢时的极度亢奋，路见不平时的极度愤怒，终于看见一球破门时的极度欣喜，能造成人如常言说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实际上只是语言的空白。但这个时候的人其实并不傻。恰恰相反，如果他们的脑子里还纠缠着名词、动词、复合句甚至格言警句以便决定下一个动作，那倒是真正的傻和特别的傻了。 前人把这种语言空白之中的意识反应称之为“直觉”，或称之为“潜（下）意识”和“无意识”。我们暂且接受这些命名——虽然我们终将知道这里沉积着语言崇拜论的偏见。在这里，“无”意识其实是“有”意识，“潜”意识其实是“显”意识，只不过是超越语言和废止语言的另一种意识方式，名之为“无”与“潜”，并不准确。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图画、照片、雕塑、舞蹈、音乐以及无声电影，都曾大规模参与过文化的营构；同样是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当代的摇滚、时装、卡通画、游戏机、行为艺术，等等，顺应着各种电子设备对声象的远程传输功能，更是在发动着一个个全新的文化浪潮，重新夺回一片片曾经由文字统治的领地，哪里是“无”？哪里是“潜”？ 读书识字是重要的，但远不是智能活动的全部。很多人一直认为，书面的语言叫做文字，文字运用构成了人类与低智能生物的重大区别，也成为人类得以积累经验和知识的特殊优势。也许是基于这种理解，“文明”、“文化”、“文雅”、“文治”等中文词都是“文”字当头，“文”人和“文”士几乎成为文明的当然代表：这些食草食肉然后食“文”的物种，出入于学府，戴着眼镜或夹着精装书，以学历、学位作为自己精英身份的证明，作为自己理直气壮进入权力等级上层的凭证。但他们在语言之外的智能活动里，既没有受过足够训练，也没有经过严格考核，其智商一定会比一个文盲更高超？对世界的认知一定会比低学历者更通透？——我以前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警觉。 《淮南子》记载：“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有前人说，天降粟雨是对人间出现文字的庆祝。其实我觉得那更是一种警告，一种悲悯，一种援救，暗示着文字这种不祥之物将带来乱世，遍地饥荒已为期不远。 不然的话，寂黑长夜里的群鬼为何号哭不休？ 场景 火光也是语言。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二十多年前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字盖章。当时我是留在队上最后一名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楼，还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这巨大的安静压迫得几乎要发疯，便咬咬牙，一步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面色和善得多，让我凑到火塘边来暖身，给我递上一碗姜茶，他老婆还拿一条毛巾拍打去我肩头的雪花。在我与他们一家数口暖融融地挤在火塘边的时候，我嗅到了混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的时候，我预感到我会成功。 事实确实是如此，书记问我还有没有柴烧，一开始就有了人情的联结。他谈了柴以后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推荐我，完全没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记了我在地上踩死豆苗之类的破坏行为。我心里一热，很没出息地湿了眼眶。 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所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组成的家居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不得不微展笑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好吧”。 他在我推荐表上签了字，要我第二天去找大队会计盖公章。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比如，产生于家庭而不是办公室。涉世较深的人，大多能体会出谈话的地点及其场景很重要。卧室里容易谈艳情，山水间容易谈命运，歌剧院里容易谈风雅，接待室里的会见呢，受制于那些规格划一的坐椅和谈话双方的遥远距离，不多出一些公事公办的原则，倒是不可理解。场景就这样常常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一个官员若把来家求见的下属挡出门：“明天到办公室里谈吧。”那已经差不多暗示了官员的提前拒绝，差不多预示了明天对于下属来说的凶多吉少。正是出于同一道理，很多中国人都愿意把难谈的生意或者难办的公务拿到餐厅和酒吧里来进行。倒不是中国人特别好吃喝。告别贫困年代之后，吃喝对于很多商人和官员来说已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好累的一桩事呵，即便没有让他们吃出脂肪肝、血脂高或者心肌梗死，也常常让他们对着一张张红请帖烦不胜烦，倒抽一口冷气。但他们还是强打精神，倦容满面地奔赴餐厅，因为要求谈话的一方要的就是那个场景和氛围。那里没有办公桌相隔而是餐桌前的比肩抵肘，那里没有成堆的文件而有杯盘满桌，那里一般来说也没有上司的脚步声而有解开的领带和敞开的衣襟，于是那里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家庭时的感觉，最容易使主客双方把他们的关系暂时性定位为“哥们”一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餐厅和酒吧这种空间使一切公务得以仿家务化，使一切人际关系仿血缘化。被求见的一方即使只是喝一杯清茶，或者只是吃几口清淡野菜，也总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好对付十倍。 “只要他来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请客的一方总是这样说。他们知道语言的功能有限，因此他们需要餐厅和酒吧这个场景里的一切来无声地参与谈话，需要用这里的一切色彩、气味、音响，等等，来说服对方。 在这一点上，对香水气味、领带款式、演说风度等比较粗心的很多中国人，倒是显出特有的细心。 家乡 家乡也是一种场景，只是范围更大一些，内涵更多一些。我上面提到的大队书记，多年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办事雷厉风行也专横跋扈，有次检查市容卫生，发现刚刚洗净的水泥广场被人吐了一口痰，勒令犯事的老汉跪在地上将痰舔去，谁来说情也不允许；有次发现公路塌陷了一大块，一杯剩茶泼在交通局长脸上，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逼他到修路工地上去挑土，肩上不磨出血就不准回来见他。这个阎王爷出行都是警车开道，警笛声呜呜呜响彻县城，吓得鸡飞狗跳。如果是从地区或者省里开会回县，一进入县界，必有大小官员在路边恭迎大驾，提心吊胆地看他眼色，听他咳嗽一声也差点要吓出尿来。 正因为这样，他贪污两百多万元的案情败露之时，县城里响起了一阵阵鞭炮以表庆祝，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 让人稍觉奇怪的是，唯有家乡人对此大为奇怪，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会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以至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几十号男女老少自动去法院请愿求情，跪在大门口呼天喊地，要还县太爷一个清白。他们还派人找到我，找到更多的人，要我们一定想办法疏通关节，让法院对这个案子从轻发落。武妹子硬要我收下两个脸盆大的糍粑，说四满哥是个最朴实的人，每次回家探母，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都在过年，村里的一头牛不见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翻山越岭，身上被树刺挂出道道血痕，硬是带着人追上了偷牛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又说，他富贵而不舍旧情，回乡来一般都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在村口那间学校的破土房里，与老同学挤一床被子，一把生花生米也可以下酒，说说笑笑可以直到天明。这样的人下大狱怎么不可能是遭小人暗算？ 人皆有复杂的品性，这并不奇怪。武妹子没有可能对我说假话。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于家乡，而不能搬到任上去。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房里去喝酒。诗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状物写景，是为了让读者们睹物生情和触景生情，在种种景物的接引之下，唤醒自己可能已经沉睡了的纯情。宗教家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把教堂建设得肃穆、威严、幽深、空阔或者挺拔，是为了让教徒们首先受到一种氛围的震慑和感染，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敛其俗态和涤其俗心，重启自己可能已经尘封了的善念。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家乡，总是力图使人们能够重返少年，重返赤子之心——这正像一个贪污巨款的死刑犯，在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里有他无形的诗歌和宗教，他只能在那里得以靠近自己的灵魂。 “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一个热衷于园艺的法国老太太这样对我说过。 色 中国有一句俗语：“可意会不可言传。”可见生活中很多信息已溢出了语言的边界。我们不妨将这些信息名之为“象”。 这个概念将在本书中反复用到。 显然，这里的“象”有视觉性的图像和形象，也有作用于人的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其他方面的物象和事象，将其纳之于“具象”这个中国读者较为耳熟的词，大概较为合适。我在前面还说过，具象既包括（1）生活的原象，（2）也包括文化的媒象——即由文化媒体传播的人工造象，比如风景画对风景的模拟，战争片对战争的表现。 不管是实象还是媒象，“象”区别于“文”或“言”，是语言文字之外一切具体可感的物态示现，是认识中的另一种符号，较为接近佛教中的“色”。上海佛学书局一九三四版《实用佛学辞典》称：“色者，示现之义”，“眼、耳、鼻、舌、身之五根也，是属于内身，故名内色”；“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也，是属于外境，故名外色”。佛教中的色尘、色相、色法、色界等，在这里都可以视为象的延伸概念。 唯识宗作为东方传统哲学中较为系统性的认识论，称“万法唯识”，首先提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以及“身识”，将其视为全部心识的重要基础，视为人与事物现象的直接关联（见太虚等《唯识学概论》）。 佛教常常借莲花、明镜一类象征来直通心性，借面壁、棒喝一类行态来寻求感悟，一直在强调文字之外的信息传达，其极端者甚至强调“不立文字”、“言语道断”，但他们以“色”对立于“心”，赋予了“色”第二个意义：“变坏”、“变碍”以及“质碍”（亦见《实用佛学辞典》）。因此一旦从认识论转入人生论，佛徒们便视“色”为迷惑耳目泯灭心性的俗尘，是人们进入觉悟时的魔障。在空门净土那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虚幻不实之物，琐屑无义之物，理应被正道者拒绝和超越。这样，他们从认识论上逼近了色的大门，又在这张大门前匆匆闭上人生论的双眼，在感性现象世界面前有一种进退两难。 佛学东传的结果之一，是色渐渐蒙上贬义，与尘世中的凡夫俗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虽说不一定符合大智慧原旨，却是佛学在中国承传和演进的部分现实轨迹，与儒家、道家的抽象思维指向互为呼应，几乎汇为一流。影响所致，人们见“色”而惊，闻“色”而避，较为感性的生活总是被称之为“沉溺声色”、“玩物丧志”，是一种君子不齿的堕落，而“好色者”甚至成了日常用语里“流氓”的别号，致使隐含在色界里的意义结构一直处于道德歧视之下，几乎是一片暧昧不明和无人深究的荒原。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知识者皆以语言为尊，比如从来不乏“文”的字典、辞典、语法以及修辞，不乏各种语言研究成果登堂入室，却一直未见世上有过“色典”或者“象典”，一直没有什么人对生活中万千声色的含义、来源以及运用规则有过系统的记录整理。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此心存忧虑。他说：“关于理性认识，世界上有一门非常古老的科学，毫无异议地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其名为：逻辑学。但是，关于直觉认识的科学却勉勉强强和困难重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肯定。（见《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科学的美学》）”我们将看到，克罗齐指出的这一失衡状况不仅遮盖了生活中那些只可意会的事物，反过来也将祸及生活中可以言传的事物，最终构成理性认识的乱源。 眼睛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眼睛。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里的话，把眼睛当作灵魂的窗口。 孟子在人际交流中也常常以眼代言。《荀子大略篇》记载：他去见齐宣王，见面时只是用眼睛盯着对方，并不说一句话，如是三番令王宫里的人大为奇怪。孟子后来对别人的解释是：“我先攻其邪心……”——在开口说话之前先放出浩荡目光，给大王来一次心理卫生。 在孟子看来，眼光的清与浊能暴露出内心的善与恶。一个伪善者最悬心的事，是他的装模作样最可能被自己的目光公开告发。目光一亮，目光一暗，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心机暴露无遗。可以想象，偷鸡摸狗的劫贼，东藏西躲的间谍，还有虚情假意的演艺明星，即便面对着毫不知情的陌生人，也喜欢用一副墨镜遮盖自己的双目，大概就是缘于缺乏控制眼光的自信，不能没有这种障眼设备。 朋友老木最近在我的面前戴上墨镜了。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保健的缘由，比如并没有需要遮挡的太阳强光，看来只是要阻挡和躲避我的直视，使我不能不有一种黑上心头的慌乱和悲哀。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在黑色镜片那边已经发生。果然，一个月后，另一个朋友大川告诉我，老木把我们共同加工白铁桶的钱黑去了一半，还去大川姐姐那里骗了粮票和火车票，气得大川定要去打他。这是墨镜给我最早的一次刺激。 面容 在开口说话之前，我们总会盯一眼来人的脸。面容是人最具个性的身体部位，因此各种证件照片上都锁定面容，而不是一个膝盖或一个巴掌。面容当然不会比指纹更能精确记录差异，但面容比指纹多了一份情感的流露，多了一份隐约可辨的文化和历史，于是总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焦点位置。忧郁的目光，欢乐的眉梢，傲慢的鼻尖，清苦的面颊，智慧的前额，仁厚的下巴，守住了千言万语的嘴角……总是不知何时突然袭上心头，让我们生出片刻的恍惚。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时候，一个宁静的侧面，一个惊讶的蓦然回头，一个藏在合影群体角落里的默默凝视，都可能会让我们久久地梦绕魂牵：如今你在何处？ 面容的浮现和消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见面”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开始。美国总统林肯说过：过了四十岁，一个人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林肯看到了人生经历将会重塑面容，发现了心理一直在悄悄镂刻着生理的秘密。比较一下俄国作家契诃夫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比较一下印度领袖甘地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我们的确看到了智慧和胸怀是如何在面容上生长，最后成为人世间美的精品。少年顶多有漂亮，盛年才有美。生活阅历一直在进行悄悄的整容。《世说新语》上记录着这样一个著名的传说：魏王曹操当年要接见匈奴特使，担心自己面貌不够雄武，不足以震慑来使，便让一个姓崔的人假扮魏王，而自己持刀于床头假扮卫士。接见完结以后，下人奉命去询问来使对魏王的印象，不料客人说：魏王确实优雅，“然床头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 这样看来，要想在自己的脸上展现其他人的阅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剧艺演员难能可贵的原因。一个奶油小生要演出帝王的胸中城府，一个纯情少女要演出娼妓的红尘沧桑，该是多么的不易。人们说：多笑者必多鱼尾纹，多愁者必多抬头纹，巧言令声使嘴皮薄厉，好学深思使目光深邃，心浮气躁会使面部肌肉紧张而混乱，气定神闲会使面部肌肉舒展而和谐。如此等等，如何遮掩得住？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顺理成章地以貌相人，比如依据“心宽体胖”的经验，相信“体胖”者必然“心宽”。其实，“体胖”一类现象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即便在后天演变这一方面，也还可以追溯出更多相关条件。我在孩童时代就发现过夫妻越长越像，对同学们那里好几对父母的面容相似性十分奇怪，总觉得他们是兄妹。我后来还发现养子与养母越长越像的情况，爱徒与高师越长越像的情况，佞臣与暴君越长越像的情况，这才知道他们的面容相近，首先是由于他们的表情相仿。表情是易于互相感染和模仿的。朝夕相处的人，两两相对如同镜前自照，也许会下意识地追求自我同一，情不自禁地复制对方的笑容。在一段足够的时间以后，他们就免不了会有相似的某一条皱纹，某一块较为发达的肌肉，某一个器官的轮廓曲线——这当然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如果我们放开眼光，甚至可以发现一个时代则常常批量产生着面容。在我一张褪色的老照片里，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女知青共有的黝黑、健壮、朴拙、目光清澈但略有一点呆滞；在我女儿新近拍下的一张照片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大部分女白领的纤弱、精巧、活泼、目光进逼但略有一点矫饰。我们就可以知道，面容是可以繁殖的，是表情感染后的肉体定格。这种繁殖其实一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军营、党派、沙龙、行业、社区、宗教团体，等等，都在制作出各种“职业面容”、“党派面容”乃至“社会面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容不仅仅属于个人，而且也属于社会，成为人们文化符号体系中的一部分。 相术 一九九〇年我和朋友们编过一期杂志，曾做过一个小试验：刊登出四十多张人相照片，让读者猜出他们中间的十来位罪犯，正确答案在杂志的随后一期公布。结果不出所料，接受试验的读者们都频频失足于这个面容的迷阵，猜测的正确率不足五分之一。他们不论如何小心翼翼，还是被一张张清纯或者奸险的脸骗过去了，不得不在事后怀疑和痛恨一切相术。事实一再证明，面容与性格乃至命运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得令人生畏。相术即便杂有一些医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一旦有了解说人间万事的野心扩张，则成了宿命论的旁门左道，成了“扼杀任何人生努力的符号暴力”（南帆语，见其《面容意识形态》文）。 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可算一种准相术，力图建立面容的标本手册，让观众一旦“知面”便可“知心”。红脸象征忠勇，白脸象征奸诈，黑脸象征刚烈，三角白粉鼻则象征油滑卑微，诸如此类。中国小说也有过脸谱化倾向，比如在我读过的一些作品里，作家们总是把两扇厚嘴唇安装在厚道人士的嘴上，似乎厚嘴唇是缺少运动的肉脂积累，源于沉默的习惯，源于忠厚者常有的木讷，自然成了重诺守信的形体特征。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相术当然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知识极端。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三角眼、扫帚眉、鹰钩鼻、酒糟鼻之类统统被派给了坏蛋，龙睛凤目、方头大耳、卧蚕眉、含丹嘴、国字脸、悬胆鼻则统统献给了道德君子——包括把“重瞳眼”献给了明主圣王。在相术家们看来，人际命运和行为操守都可以进五官科，集中显示于人脸这一块仪表板。 但这些理论从来没有登堂入室，从来没有得到过知识界普遍的承认，在有些人那里即便既信又疑，挥之不去，也顶多落下一个“相信与不相信结合”的模棱两可。古代著名皇帝舜是否真是“重瞳眼”，“重瞳眼”是否称得上美貌，人们也多有怀疑。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还曾写下著名的《非相》一文，称“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相人，古之人未有也，学者不道也。” 解读面容的努力遭到如此重挫，是否意味着向我们迎面而来的诸多人脸只是一块块空白？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一见钟情”和“一见如故”之类的故事都属于谎言或者愚不可及的面容崇拜？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也许，面容不是静止的，因此不应该简化为相片；也许，面容不仅受制于生理遗传也受制于心理再造，因此不光是一个脸蛋而应该包括表情活动的全部，包括一个人全部的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一本《麻衣相法》无法充当廉价的先知，但并不妨碍一个富有职业经验的警探，不难从一群乘客中一眼辨出走私疑犯或者越狱犯。很多有关缉凶过程的报道证明，一个神色特征，一个举止习惯，一个装束细节，都可以使警探胸有成竹，敏感到自己的对手在哪里。这种行外人和局外人无法理喻的目测能力，隐含着特有的经验、技巧以及博闻广识，有时竟可达到“一眼准”的程度，庶几乎可称实践家的“相人之术”。 相人本来有术，只是术士们无所不知的夸口许诺，决定了江湖相术的破绽百出。警探不是术士，他们依据一个人的外形表象锁定犯罪疑犯，即便有高得惊人的成功率，也仅此而已，并不窃占认知越位的特权。犯罪只是犯罪，此时的犯罪也只是此时的犯罪，并不能决定该犯的性格是温和还是刚烈，命运是坎坷还是顺利，智识是丰富还是贫乏，婚配是圆满还是残缺，父母是健在还是亡故，甚至不能决定该犯在另一个人生的层面上，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是否能成为一个良民。这正像我们在杂志中印出的那数十张照片里，男女良民一旦身处特定的条件之下，也不一定没有犯罪的可能，因此五分之四的识别错误，不一定意味着永远的错误和绝对的错误。 在犯罪问题以外，人是非常复杂的。好公民不一定是好同事，好同事不一定是好情人，好情人不一定是好儿子，好儿子不一定是好父亲……幸好警探们没有义务处理这些事务，也无意穷尽人生未知领域里的汪洋大海，只是把目测方法局限在职业范围之内。这正是警探们的成功之道：有效知识的前提是承认知识边界，承认我们对边界那边的一切无可奉告。 只有无视认识边界的僭越者和独断者，才会在数十张相片面前争执不休。他们或是拥护相术，相信这些面相能够告诉我们一切；或是反对相术，认为这些面相既然不能告诉我们一切那就毫无意义。他们的争执不休，其实都是对面容的有目无珠，使人世间一张张义涵丰富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如果不是空白就成了幻象。 讪笑 有一段时间，高君愿意找我聊天，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些熟人。他心上和嘴上都多事，说某杂志主编明目张胆要作者给送礼，说某朋友拿着空照相机给他人热情万丈地拍照然后谎称胶片不幸曝光，说某博士连一个管资料的精神病人也敢去强奸，那病人老得足可以做他的妈……这一类丑闻明明出自他的口，但被他一次次强调传闻发布者不是他，原作版权另属他人，他不过是听说而已，听说而已。 这就是说，他不能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负责。这还不算，当他成功诱发出我的惊奇和愤慨以后，还一个劲来压抑和反驳，比如说：“当主编就不能与下级有人情往来么？朋友之间送条金项链又怎么样？”“胶片曝了光也是常有的事吧？说他拿空照相机唬人，谁能证明？”“一个博士能爱上一个精神病人也是很崇高的吧？我看这件事还应该上报纸表扬呢嘿嘿。”……我直到后来很久，才发现他的压抑和反驳已成习惯，他要扫荡一切无聊的流言飞语。 如果将他这些话予以转述，甚至用录音机录下来存档备查，高君都具有澄清谣言和信任朋友的姿态，都会被传闻的当事者们心存感激。但他的反驳又明明不是反驳而是一种鼓励，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露讪笑，目光斜斜地投来，有时还做一个小小的鬼脸，以表示他并不相信此时说出的话，只不过是把这些强辩之辞摆出来供我批判，把这些荒唐无耻的谎言公布于众以激发我进一步鸣鼓而攻。于是他在对所有朋友名誉负责的同时也让我高兴，高兴于我们的同仇敌忾。我们在餐馆里又叫上了两瓶啤酒。 显而易见，他把微微一丝讪笑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样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以言语和神情的不同分工，声讨了恶行又宽赦了恶行，伸张了正义又规避了相关风险，不用担心自己因失言的走漏而得罪什么人。他后来果然获得了广泛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地晋升为什么主任，是最获领导信任的年轻官员，在我的插友中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五岁的女儿在机关大院里也高兴地大叫他为“高主任”，曾让我听得一怔。 证据 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一场罕见的文字检疫运动。政治清查，思想批判，大多以当事人的文字为依据。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叛徒、特务、汉奸、反革命、走资派、右倾分子、五一六分子，往往都是缘于一句话或者一张纸片。言辞就是根据，文字就是铁证，这是当时的社会共识，甚至还算当时最为开明和最为公正的办案原则：可以避免随意的想象和推断，保证结案时的证据确凿。 至于文字以外的东西，比如这个人说话时笑了吗？这个人说话时有什么样的笑？……这一类身体语言却因时过境迁以后难以查证，往往被后来人马虎放过。因此当时有“文字狱”，但至少不会出现“表情狱”。 高君就是这样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交代材料，发现父亲承认自己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国民党，并且书写过“拥护党国领袖蒋介石”、“永远忠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类大黑话。高君大吃一惊，在抽屉前哇哇大哭。受过多年红色教育的他，很快把父亲想象成一个歪戴军帽、斜叼烟卷并且在集中营里严刑拷打革命者的凶手，同时把母亲想象成一个珠光宝气浓涂艳抹并且在麻将桌旁恶声训斥佣人的阔太太。他没想到父母一直把真相隐藏了这么久，没想到父母居然不露痕迹地混在革命队伍中，居然假惺惺地大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要孩子们穿着破旧衣服下乡参加农业劳动。他擦去泪痕后惊天动地地摔门，然后对着空中大喊一声：“我就是要大造你的反！” 这是父亲苦苦劝高君不要出走的时候。高君后来还知道，这是父亲已经得知单位上的革命组织即将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父亲结结巴巴，很想向儿子说清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几天后，父亲跳楼自杀。 直到运动结束的一九七九年，高君的父亲获得平反。一位审案组官员对高君说，国民党里确实有恶棍和腐败，但他父亲倒没有被查出什么劣迹。他父亲在学校毕业时是参加过国民党，入党后热情投入了抗日宣传、救济难民、抢修滇缅公路的建设，具有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同样的社会热情。据有关调查结果，当时有些地方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大馅饼，青年学生中很多吃花酒的，抽大烟的，怕打仗于是跑到国外去的，倒是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也被那个学校激进的国民党支部所排斥。 高君父亲的故事使我们知道，任何党派里都有多样的人生。我们后来还知道，白纸黑字可以在历史中存留久远，而历史中同样真实的表情、动作、场景、氛围，等等，却消逝无痕难为后人所知，而这一切常常更强烈和更全面表现了特定的具体语境，给白纸黑字注解了更丰富和更真实的含义。一个党证，一段拥护什么的表白，如果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能说明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仅就文字而言，中国人一般都会对下列事实吃惊：尊敬的蔡元培先生曾经撰文支持独裁当局对异己人士的铁腕镇压；尊敬的于右任先生曾经签署过肉麻吹捧黑帮头子的生日祝词；尊敬的周作人先生参加过汉奸政权并且留下了一批向日本侵略者致敬的恶劣文字；连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也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蒙冤的刘小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老战友口诛笔伐。这一切白纸黑字都是真实的。但难以查证的真实是：这一切是出于真诚的迷失，还是无奈的敷衍？是怯懦的附势，还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责任担当？有谁知道那些言辞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些表情之下？ 文字是可怕的东西，是一种能够久远保存因此更为可怕的东西，能够以证据确凿的方式来揭示历史或歪曲历史。后来有一天，高君接待了一位台湾来大陆寻亲的老人，父亲以前的国民党同志。大概在餐桌上多喝了几杯酒，老人突然胡言乱语，说高君父亲其实也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在同学们当中有个“屁长”的可笑绰号；还说他吃饭时从来都是等着同事给他装饭，自己却从不给同事装饭；说他一看见漂亮女人就目不转睛，抓住对方的手一握就揉来搓去简直轻薄得很……高君当然认为这个家伙是喝醉了，是老糊涂了，甚至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一位大陆革命干部的无聊攻击。那些疯话没有任何文字可为依据，还能算数？……他总算控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没有一拳把老家伙揍倒在地。 默契 高君这次见到父亲的老友，还得知一件惊人隐情：他居然还有一位母亲，而且是他的生母！生母几年前病逝台湾，给他留下一笔遗产，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如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当对方掏出信函和相片，把目瞪口呆的他接入一个陌生的家族和世界，他差点尿了裤子，意识到自己突然成了一条迷航和失舵的船，未来的一切茫然莫测。但我无意述说他后来到台湾和日本的故事，在叙事的势能积聚面前强行打住。 家族恩仇、男女苦恋、革命悲剧、爱国传奇……只要稍加营构，这一类小说当然并不难完成。身不由己，大势所趋，辞藻哗啦啦地跟着情节往下赶，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把生活“小说化”。问题在于，这些匆匆情节在起承转合之处是否遗漏和流失了什么？几乎模式化的情节流程、人物配方、主题选项是否正在掩蔽人生中更为丰富的纵深？当纷乱如麻的生活总是被筛选、编织、模压成泾渭分明的小说种种，这些习以为常和顺理成章的叙事可有唯一的合法性？ 我宁可让很多读者失望，宁可让高君在这一页稿纸上突然消失，就像一个混蛋演员在舞台上突然误场和退场。我想看看情节中止和情节解体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看看各种情节轨道使人们不易接近的生活，各种情节聚焦使人们不易旁顾的生活——哪怕这样会使叙事变得散乱。 这样吧，我们换一个场景，见识一下某位随高君来到我家的客人，与这位客人聊聊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应该说我们谈得很好，所有观点都没有什么分歧，他用例子呼应我的看法，我用阐释扩展他的思路。我们还谈到孩子和足球，谈到天气和最新的流行笑话，保证了交谈的张弛相济和亦庄亦谐。最后他戴上帽子礼貌地告辞，并且没忘记给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摆摆手。 奇怪的是，这次交谈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对这位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错了什么吗？没有。他做错了什么吗？也没有。那么我郁闷不快的感觉从何而来？来自他有些刻意的礼貌？来自他夸张的某一条笑纹？来自他听话时一瞬间不易被人察觉地左右顾盼？来自他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一丝暧昧不明但暗藏攻击的笑意？来自他那件方格子布的名牌衬衫和刚刚染得油黑的头发？…… 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与表情冲撞，姿势在与姿势对抗，衣装在与衣装争拗，目光在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在与语气停顿撕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已经微不足道。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发型，注定了今天的见面将实际上乏味和尴尬。 交谈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却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换一句话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交谈来沟通的时候，需要用大量交谈来沟通的时候，无论对敌还是对友，都是困难重重的时候了。最成熟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语言，不需要交谈，更不需要谈判家，所谓“默契”是之谓也。“默”即语言的放弃。隐藏在一个个无言细节里的感觉对接，已经让人心领神会，挑明了说反属多余和笨拙。在这种情况下，硬要说说什么的话，也多是题外之言，言不及义，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意图反在不言之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最巧妙的外交总是不像外交，常常在谈判桌和协议文本以外完成。为什么最高明的调情总不像调情，常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不需要傻乎乎地缠住对方说爱呵爱——只有街头强行拉客的下等野鸡，才会习惯于直说和明言，比如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大哥，发生肉体关系啵？” 女人下意识地瞪了男人一眼，或是下意识地拾起男人遗忘的帽子，或是下意识夹走男人餐盘中的大蒜……此时的他们，言语少却信息不少，定要说说话，也是有三没二，有七没八，意思多在心领神会之中。他们即便自称只是一般的关系，其亲密程度其实尽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相反，如果他们将自己公开定位于“夫妻”或“恋人”，或者被某部作品的人物表定位于“夫妻”或“恋人”，如果他们定位于这种关系却没有上述一类行为默契，倒是习惯于用逻辑严密和意义明确的言说来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处理帽子和大蒜，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会让我们大为生疑。很多蹩脚的影视剧里就有这种男女，尽管满嘴是爱的台词，甚至动不动就搂搂抱抱床上床下，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总像是生硬的嫖娼，而不是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的情爱。用圈内的话来说，这些蹩脚的演员眼中无“戏”，脸上无“戏”，举手投足都无“戏”，浑身各个部位没有感觉的对外辐射，即便把设计台词和设计动作执行得再好，也是一具具台词机器和动作机器而已。他们既不可能演好真正的情爱，也没法演好真正的愤怒，真正的忧愁，真正的欢乐。 他们与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默契”，不可能被观众真正接受。这种缺乏感觉对接的共处，在中国俗语中叫做“不投缘”，叫做“气场相斥”。这就像有的人常常没法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部小说，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城市，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留下了大量的感觉细节，足以渗入人们的血液，使一个初到巴黎或彼得堡的人，也可以对这个巴尔扎克的城市或托尔斯泰的城市似曾相识，对陌生的街道或酒吧几乎无端地“默契”，一盏路灯，一阵冷雨，一个面包店的胖大娘，好像也都已与你神交了多年，完全就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而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是不那么幸运的。也许这个时代的物事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在人们的感觉中耽留、沉淀以及消化；工业化生产之下的物事也流于批量化而缺少个性，很难成为感觉兴奋的目标。事情还可能是这样：这个时代发达于技术和经济，文学艺术却不幸衰颓，疲于胡闹而鲜能动心，缺少巨星迭出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在时代与人们之间沟通感觉，于是高楼取代田园，街灯取代明月，电话取代笔墨，飞机取代马帮，超级市场取代市井集市，电子媒体取代道听途说，这一切可以说有效率上的合理性，但尚未形成情感上足够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甚至与很多人的感觉末梢生硬抵触。换一句话说，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接受，是理智超前而情感滞后——这正是很多人忍不住要怀旧的原因，是怀旧强度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中期和早期的原因。 我母亲说过，她年轻的时候都不穿布扣斜襟衣的，想不到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倒穿起来了，想不到“唐装”之类越来越时髦。 我也是一个把感觉留在过去的人——也许是留在唐诗、汉雕、秦篆那里。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法喜欢眼下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富裕也更多自由，尽管这个时代有电脑、飞机、空调、伽玛刀、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接管了和没收了我应该有的好感。我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和残阳如血。 声调 “好吧”两个字，用高声调说出来，与用低声调说出来，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情绪，其实也是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同是这两个字，还可用来表达仇恨、威胁等更多不“好吧”的意思——只需要把调值再略加改变，或者再调整一下节奏，比如在两字之间增减零点一秒或零点零几秒的停顿。 在日常生活中，善言者总是对声调有特殊的敏感，“察言观色”的能力包括善于“话里听音”。善言者知道文字符号常常无法准确地记录声调，无法准确记录语态，即便加上一些语气助词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来不会轻信文字，不会轻信历史文献，至少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断言历史就是文献的历史。 他们知道，文献的字里行间常常有更重要的信息已经隐匿莫见，留下来的文字有时难免短斤少两。如果他们也重视文献，那是把文献当作了想象的依托，从文献中读出了人，包括人的声调。小雁当时答应父亲不去掺和选举，电话里的“好吧”两字无精打采，让她父亲根本放不下心来。她后来果然自食其言，也是受不了一位自荐候选人的语气：“我要是背叛民主就不是个男人！”这话实在太刺耳。“男人”两字重若千钧，什么意思？男人怎么了？背叛民主不是男人未必就是女人？她冲出了教室。当同学们敲着饭盒走向食堂时，她父亲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份伟大的纲领正一个劲贴上墙。但她根本没法贴完，几个男生立刻拿扫把来扫荡，刷下她那些纲领，还溅得她一脸糨糊点子，理由是她“分散选票”、“破坏民主”。当天下午，一位男研究生自称受托于广大选民，私下来劝她退出竞选，先肯定她的大方向没错，然后说她理论水平太低，跳出来无异于丢民主派的脸。小雁不服气，说就算只得一票也是历史丰碑，我就是不能让你们一手遮天！ 她后来说，打击接踵而来，领导当局还没来找麻烦，民主派男人倒先对她下了毒手。泼污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她前一天还在谈什么双眼皮单眼皮，趣味极其低俗，突然投机民主，可见动机不纯；说她经常错穿别人的拖鞋，错提别人的水桶，肯定是自己舍不得掏钱买那些东西，是个十足的小气鬼；还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在图书馆偷书被判了刑，我们岂能让劳改犯家属窃取人民权利？大字报上就差没说她涉嫌堕胎或者有私生子了。 晚上的演讲集会上，学生们要求她公开回答问题。她走到话筒前，下面先是一片嘘声，然后问题无奇不有，但就是没有一桩正经事。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女人是谁？世界上第一个女总统是谁？中国哪一个省的女作家最多？女人平均的脑容量是多少？……好像他们不是要选学生代表而是要考她的百科知识，而且这些百科知识只与女人有关，与科学和民主一类大事无关。好像一张女人脸使他们无法想到女人以外的事情上去。她准备得好好的答问预案一个也没用上，张口结舌更暴露了“弱智”和“不学无术”的可笑形象。她气得破罐子破摔，最后竟像个泼妇胡言乱语。有人问：“你不是来竞选的吧？是想来找对象的吧？”她恶狠狠地回答：“对不起，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对象，会嫉妒得要死——比你这家伙的个子起码要高二十厘米！”下一回合杀得更加粗野无聊。那是一个人问：“请问‘世上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她脱口而出：“去问你妈！” 她赢得了最热烈的一次掌声，但被掌声气哭了，还咳嗽不止。台下有人大喊：“不准抽烟了！”这一声喊使她心头一热，于是哭得更厉害，哭得更丢人。她后来还说，那一段时间里，她强作温柔，动不动就与男同学握手，动不动就去与男同学跳舞，无非是特殊时期，尽力扩大一点票源么。没想到好几个女同学竟托人传来话，警告她不要当“第三者插足”。她的女权主张也被女同学们普遍怀疑，一次姐妹们的自家集会竟被少数与会者搅局。几个女生大笑着猛拍桌子，高喊“高跟鞋万岁”和“超短裙万岁”，以示自己女人味十足，获得了窗外男生们的热烈鼓掌和呼啸四起。其实她的意思完全被曲解了。她并不反对高跟鞋和超短裙，只是反对把性感符号带到教授那里去，带到官员那里去，反对女性用色相交易来代替事业追求。但她被很多女同胞描绘成一个修道院的板刀脸嬷嬷，就是生出一万张嘴来也说不清。她最伤心的事情，是最终看出很多女同学并不支持她，虽然诅咒“你们男人最坏了”，但诅咒得嗲声嗲气，使男同学们坏得更来劲；虽然高呼“姐妹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但呼声中满是逢场作戏的嬉皮味，喊得别人笑了自己也笑了，把一场严肃的斗争越闹越庸俗。她发现事情是这样奇怪：她在女同学那里虽然得到了大多数言词的同情和支持，却得到了大多数语气的嘲弄和反对。 铁姑娘 几年前路过太平墟，想起当年很多同学在这里的下放劳动。一些女同学当年也在这里放牛、喂猪、割草或者薅禾，胼手胝足尘泥满身的样子让人难忘。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孩子们都不大知道怎样打扮自己。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不知情的乡下农民还曾经以为破棉袄是公家发给知青的统一制服，说这种制服如何这样丑？白给也没人要，人民政府就这样来打扮你们知青呵？ 女生们穿上了这种破棉袄，虽然枕边藏着小说与哲学，但一个个比农民还农民，跳下粪池淘粪，跳到泥水里打桩，把病了的猪仔搂在怀里当宝贝暖着，常常抢着做农民都不愿做的脏活和累活，有一种脏和累的使命感。一旦回到城里，她们虽然提鸡携鱼背糯米探家，满身泥土和粪肥的气息，但狂热地找电影、找书店、找唱片，走到广场上或纪念碑前则可能冒出俄国什么人的诗歌，一个个比精英还要精英，常常交流着和争辩着学者们都不大触及的高深问题。她们是一些身份混乱不定的人，是一些多重身份并为此而满怀幻想和焦虑的人。她们是城乡之间特殊的游动群体，其破棉袄在那个时代的汽车、火车、轮船上随处可见。 在那个时候，黄头发不是美，那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色；白皮肤也不是美，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皮肤——男女们用上皮肤“增白剂”，还有美国黑人歌星麦克·杰克逊要把自己皮肤变白，只可能被当时的女学生们匪夷所思。美被叫做“臭美”，属于电影中歪戴着军帽的美国女情报员一类，或者反动资本家的姨太太一类。孩子们对那些“妖精婆”、“坏女人”的模仿纯属下流之举。当时电影里的正面女性，大多只有一个脸上的五官端正，平淡而且模糊，既不太亮眼也不太刺眼，显然出自一种设计者的犹豫，也让孩子们想不出有什么可模仿之处。到后来革命的高潮时代，女性美更多地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者铁锨生气勃勃，比如，出现在众多媒体上的突击队“铁姑娘”。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身上就有过这样一股呼呼呼的铁气。这当然是一种劳动的美。短发便于干活，圆脸表现身体健壮，宽肩和粗腰能挑重担，黑肤是长期活跃于户外的标记，大嗓门则常常为犁田、赶车以及呼喊工地号子所需，肥大的男装更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这种美可以注解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红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桥，大庆油田，卫星上天，核弹试爆，数百个中小型化肥项目——当时中国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机构的任何援助，也毫无可能像现在有些穷国，动不动就开单子向国际社会要钱。但人毕竟不是肉质机器，人有任何力量都取消不了的欲望和情感，都需要劳动之外的正当生活。当革命当局操纵一切宣传工具独尊“五大三粗”的时候，社会就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美学危机，甚至成为后来重大政治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异端是自发出现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家的人体作品画册在知青群落里流传，往日戏台上小姐丫环们的花容月貌仍然被老观众们留恋，一旦街头出现了罕见的西方女记者，一旦出现了惊人心魄的露背装或超短裙，“洋婆子打赤膊啦不穿裤哇”，夸张性传闻可引发万人空巷的民众围观。这一切对人体美的饥渴，启动和增强着一种模糊的政治离心力。 人体美其实不值得心惊肉跳。五官端正、眼光明亮、面色红润、肢体匀称并且富有弹性，等等，只是人体健康的应有之义。高乳不过是女性成熟准备哺育的表象，细腰和丰臀不过是方便女性生育的体态，还有秀发、玉肤、红唇以及长腿不过是显现一个女性体格成熟的青春时光。而现代化妆术也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人为的夸张手法，是用香波、面霜、唇膏、束腹带、高跟鞋以及超短裙，甚至用假胸和假臀一类，将女性的这些青春特征加以极端化，以便诱发异性情爱。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春情美。春情美与劳动美一样，都是生命的表现，是生命实践的需要。即便是从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来看，即便是依据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关于美源于“劳动”和“功利”的经典观念（见《没有地址的信》），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健康的小无产阶级，那么生育也是一种伟大的劳动，春情美也是伟大劳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即使把唯物主义审美眼光化为经济学或医学的眼光，也不至于要容忍非男非女，不至于要用男式破棉袄来永远包裹身体。 春情是吸引，体现着个人欲望；劳动是付出，体现着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在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下，个人没有合法性，欲望没有合法性，因此春情美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人性论”的“形式主义美学”；又因为革命宣传家们的知识谱系里从来没有“人性”和“形式主义”的合法地位，于是所有的美容美貌都会被打到反动的意识形态一边去，成了人们视阈中的禁区。作为这个过程的自然后果之一，革命宣传中出现了爱情的空缺。现代革命样板戏里的一个个英雄人物，不是没有丈夫就是没有妻子，这种舞台上和银幕上普遍的“独身现象”从来无人深问。到后来，即便有了小心翼翼的改进，即便作品里的铁姑娘、铁大嫂、铁大婶们也勉强有了“对象”或者“孩他爹”，但一个个革命同志的无性化造型之下，情侣之间仍然气不相融，息不相通，象棋与围棋硬接在一起，左脚和左脚硬配成一对，怎么看也别扭和隔膜。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场合里，爱情是尽职尽责地上爱情班，家庭是奉公守法地任家庭职，双方只能谈点“同志们近来工作”或者“全国的大好形势”，便不足为奇。我的朋友大头刚刚进剧团的时候，一位亲戚定要为他介绍一个对象，是当上了厅级干部的一位大龄女子。大头倒是颇有兴趣地去相了一次面，没料到对方很漂亮，一见面大大方方地与他握手，但开口就说“我这次到北京开会，有三个想到了三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会议意义这么重大，第二是没想到中央这么重视，第三是没想到……”大头算是第四个没想到：没想到恋爱还可以有这样的排比句，吓得借故逃出了亲戚家。 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导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绪，即对革命机器人身份于心不甘的情绪。当时大头对我偷偷地说过：大家的裤裆里都很反动。这句话其实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意思：当时所有的镜子、红头绳、剃须刀、化妆品、照相馆、漂亮衣装、赏心悦目的身体线条，等等，实际上都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一直被当政者严重低估。 骨感美人 我很少注意电视里的时装秀，有一次偶然看一眼，被屏幕里的美女们吓了一跳。我没有料到一个革命的无性化时代过去之后，另一个无性化的时代又这么快地到来。 这些超级名模在t型舞台上骨瘦如柴、冷漠无情、面色苍白、不男不女，居然成为当代女性美的偶像。骨瘦如柴是一种不便于劳动和生育的体态，冷漠无情是一种不适于在公共集体中生活的神态，乌唇和蓝眼影等等似乎暗示出她们夜生活的放纵无度和疲惫不堪，更像是独身者、吸毒者、精神病人以及古代女巫的面目。体重或三围看来已经逼近了生理极限，她们给人的感觉，是她们正挣扎在饿死前的奄奄一息，只是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一口气就足以吹倒，随时准备牺牲在换装室里或者是走出大剧场的那一刻。 瘦削是这个时代美的金科玉律，催生出“骨感美人”这一新的流行词。一位英国评论家说过：“在食物异常充足的西方，肥胖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苗条等同于健康和美丽；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比方印度），丰满的女性则受人欣赏，较胖的男性则被认为更具阳刚之气。（见一九九九年六期《焦点》杂志）”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权贵男人们其实也没有过上太好的日子，频繁的征战、疾病、灾荒，等等，使他们的体重十分有限，因此古希腊爱神阿芙罗蒂忒以及中国唐代贵妃杨玉环都是胖姐，罗马人甚至将女性脖子上堆积的肉环誉为“维纳斯环（venus rings）”，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在很多人的眼里更是一个超重大甜薯。我们还可以想象，是汽车、飞机、电梯以及机器人增加了当今男人们的皮下脂肪，是啤酒、巧克力、快餐以及宴席膨胀了当今男人们的肚腩，是文明仪礼和舒适生活使当今男人身上浮现出某种女式的白净和细腻，因此，当他们掌握了政权、资金、报纸、电视、高价入场券以后，当然需要t型舞台上的瘦削和再瘦削和再再瘦削，以平衡男人世界里多见的肥膘——哪怕瘦削得失去了性征，瘦削得像个女巫。在这个时候，瘦削甚至是中、上等人士有条件（有运动的闲暇）和有知识（懂得营养学）瘦削下来的阶级标志。 男人们在健身房和美容医院里力图实现的目标，女模特们都很明白，于是争相在t型舞台上代他们预支对瘦削的想象，哪怕滑向一种失控的夸张。 《读者文摘》二〇〇二年第六期警告：“肥胖症每年正在夺去美国三十万人的生命。”但食品营养还没有富足得让所有的男人都恐肥。于是在欧美国家的t型舞台之外，在这一类上流社会的特定场所之外，肥胖在穷国的贫民圈里并不是普遍危机，因此那里的人体美也就没有特别极端化的瘦削。这正如中国近古时期女人缠足只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即便也被一些上流社会的追慕者所模仿，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劳动大众还是以女人的天足为实用，以女人的天足为美。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的趣味是分裂的，趣味与财富的分配有着依稀可辨的联系。穷国贫民的美学趣味一般来说较为接近自然，较为平庸也较为可靠，至少不大有人为的身体自残——这种自残曾经表现为摇摇晃晃的小脚，今天则表现为t型舞台上看似奄奄一息的超级模特，表现为她们对生命正常形象的一步步远离。 老人 我对小雁说过我的一次惊愕。在巴黎的一个小博物馆里，我正在等待朋友的到来。大厅两侧的高墙上各挂有一排老人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那些法文的说明文字。使我突然大吃一惊的是，我在墙上看到了我的母亲，一个脸上皱纹密布的老妇，头发已经稀疏和干枯，太阳穴深深地陷塌下去，就像她从阳台上回首的那一刻，擦去一滴挂在鼻尖的凉鼻涕，终于把我盼回了家并且责怪我穿得太少。 她当然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位我不知名的法兰西人，只是与我母亲有惊人的相似而已。既然是如此相似，她想必也曾经每天站在阳台上，鼻尖挂着一滴凉鼻涕，想必也每天都等候儿子归来，并且毫无道理地担心着儿子穿衣太少。 退去了种族的痕迹，一个中国老妇人出现在法国博物馆的照片上，真是让人大惊失色。当我把墙上两排老人的照片都一一看过，我才发现那些面容也全是种族莫辨，如果把他们说成中国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巴西人、朝鲜人，大概也无人生疑，也十分顺眼。也许老人就是老人，全世界的老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大限，也就有了种族莫辨的老态龙钟。正像孩子就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赤条条地闯来，于是无论地处天南或地北，都会有大眼睛或圆球脸，都在流涎水或咬指头，都能变幻出哭相或呆相，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别，其最初的肤色与发色也模糊不清。 种族体态的浮现是后来的事，性别体态的浮现是更后来的事，还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则是更更后来的事，所带来的生理特征差别，需要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才能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法兰西女人与一个中国女人，才会形貌迥异和姿态殊分，得以被人们一眼就辨别出来。由此可见，种族、性别、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烙印在鼻梁上或者下巴上，烙印在肩膀上或者面颊上，差不多都是青壮年时期的景观，是一支乐曲的展开部和变奏部，却不是起始部和结束部。它们定时出没，在人们生命的过程中像潮水一样涌现，又会像潮水一样隐退，在一定的时候使相同的生命形色各异，在一定的时候又使不同的生命彼此消融——面容在久别以后重逢，回归于统一的规格和型号，就像出自某些模具。 老人和孩子，这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是真正平等的生命。 方式 我不大给母亲钱。这种冷冰冰的纸票子，也能让她高兴，但程度非常有限。经过一些尝试之后，我注意把钱换成具体的东西，比如布料、毛衣、鞋袜、鱼、鸡、水果、红枣、红薯以及镜子一类日用品，把纸票子换成有更多体积、重量、颜色、气味、声音的实物，变成她感官上的应接不暇，一定能使她更高兴——哪怕这些实物比我往日给的钱低廉许多，哪怕这些实物会使她忙来忙去，更多一些劳累。 她其实就喜欢这种劳累。鱼在跳，鸡在叫，几颗红枣从这个瓶子转到那个瓶子，几个红薯从这个篮子转到那个篮子，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吗？ 人活着需要感觉，需要气氛，很多时候并不在乎抽象的货有所值。我后来把这种方式运用于海南省一个单位的管理，宁可多费点时间和精力，总是把一部分奖金换成实物，于是员工们手忙脚乱眉开眼笑热火朝天，比数数票子要精神振奋得多。 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人的管理，对人们感觉的管理。感觉找对了没有，所谓“气”顺了没有，可以导致超常规的效率或超常规的亏损，可惜这一点常常成为某些管理者的盲区。实行养老退休社会保障以后，某地管理部门发现有人隐瞒亲人的死亡，冒领养老金，造成很大漏洞，于是完善制度，通知所有的养老者每年到派出所开具该人“活着”的证明，上报社会保障局，以作发放资金的依据。从管理的效率和周密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但这一通知所规定的办事方式让养老者们怒不可遏：你想想，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或老太婆，得摇摇晃晃走到派出所去，让毛头小警察对着照片证明自己“活着”，似乎谁都不大相信你活得了今天还能活明天。如果自己体弱病重无法到场，小警察就会与代办人纠缠不清，长时间把你的名字与“癌症”、“冠心病”、“中风瘫痪”一类恶心的字眼搅和在一起，甚至会对你依然在世的真实性深感怀疑，似乎你很可能早已不在这间房里这张床上，早已成了坟墓里一团烂泥。据说，小雁的父亲坚决拒绝这样的证明，宁可不要养老金。 社会保障局的人对他较为尊敬，事后上门来做他的说服工作。他拍着胸膛大吼：“老子一个大活人在这里，还要什么证明？” 来人苦笑着低声说：“您老是活着，但别人不知道呵。” 老爷子生气了，扬起拐杖要把来人打出门去，不料自己血压猛升，栽倒在地，两天后倒真的死了。 抽烟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都抽过烟。当时抽烟几乎是一种成人仪式。男知青人人都抽，女知青不甘人后，偶尔也硬着头皮呛上几口，呛出脸上痛苦不堪的成熟。知青们其实没有钱买烟，连便宜到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都买不起了，就找农民讨一些旱烟叶，缠成卷，塞在床脚下，压出足够的紧密以后再来细细切丝。切出蓬松细软的烟丝是要一点技术的，用废纸卷出紧凑细长的土烟卷也是要有一点技术的。 有了空中这种尖刻刺鼻的气味，男人就有了吞云吐雾的张扬，有了区别于女人和孩子的特征，也多了男人之间的话题和忙碌：借烟，还烟，品烟，评烟，做烟，等等，闲时不做这些又能做些什么？太平墟一个青年农民去相亲，女子看来看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对地上没有烟头大为不满：“不抽烟也不喝酒，活一世只吃几粒米，不像个麻雀子么？” 这位女子居然把亲事给拒绝了。 抽烟在其他处境下，当然也还会有其他的义涵。比如当时农民大多是抽烟的，为了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政治姿态，知青们便争相向尼古丁和烟焦油靠拢。这正像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以吸大麻为时尚，因为大麻来自下层民间，因为贫穷流浪者那里更多瘾君子，中产阶级的少男少女们便据此求得阶级身份的转换，宣示自己对主流社会的决不妥协。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吸旱烟和美国抽大麻都与生理需求无关，只是一种光荣成为穷人的精神加冕。 军装 老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嘴角有血，头上和身上有泥尘，吓了我一跳。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说，直到洗脸的时候才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后来才知道，他这天在学校里挨打了。学校里闹起了红卫兵，是第一代红卫兵，那些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子弟。他们在教室里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流行对联，宣布对老木这一类反动家庭的子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教室的大门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跳窗出入。学校的大门也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翻墙出入。老木不敢抗令，要他跳窗就跳窗，要他翻墙就翻墙，灰溜溜如丧家之犬。但这还不够，红卫兵发现了他居然身穿一件军上衣，是一大敌情。 军装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服装。在我生活的南方，南下军人是各级政权的主体成分，军装代表了秩序和权威，军号指挥着很多权力机关的作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帽、军装、军鞋、军皮带、军挎包、军人味的普通话，包括军人中流行的京腔粗话“我肏（呵）”，当时都会成为青少年的兴奋点。小雁还告诉我，当时一位男生追求她的时候，送的礼物你想得到吗？竟是一整套闪闪发亮的弹壳，装了满满一盒子，是手枪、步枪、冲锋枪、重机枪、高射机枪等各种武器的弹壳，吓得她说不出话来。 早期的红卫兵多以军装为制服，显示出他们的家庭的权力背景，还有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军服中最牛的又要数深色呢子装，号称“将军服”，只能为极少数高官的子弟拥有。这当然让其他同辈人羡慕不已。老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处心积虑地穿上了一件军上装，草黄色，有四个口袋，看来也是排级以上军官的行头，颜色褪得恰到好处，既不是退役兵的破旧，又不是新兵娃娃的崭新，再配上一条棕色武装带，有一种英俊潇洒的劲。据说这件衣是他用父亲留下的一块上海手表交换来的，当时交换另一方脸上的五官紧急集合和解散了好几次，一副痛不欲生和舍得一身剐的模样，叹了一口气，才把手表舍己为人地收下。 老木穿了这身黄皮，像只开了屏的小孔雀，双手插在裤兜里，成天在初二（九五）班的教室前晃荡，口里吹着“你是一朵玫瑰花”之类的曲子。表弟跟在他后面晃了两圈，觉得一点也不来劲，说到底来玩什么呵，走来走去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去“拍油板”和“砸跪碑”——这是当时两种最简便的少年游戏。老木只装着没听见。 他是在等小雁，准确地说，是等别人都称之为“小雁”的那个女生。他并不知道她太多的情况，只知道她有眨巴眨巴的大眼睛，是校体操队的牛屎之一，有很多男苍蝇叮着，在这间教室里出入，偶尔也来学校看看大字报。 他没有料到自己不能参加红卫兵，而且无权模仿红卫兵的装束——一个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居然也蒙上一层黄皮，简直是人群里冒出一头猪，皮肉里扎了一根刺，是可忍孰不可忍，几个红卫兵发现了他，勒令他立即脱下。 “我已经与家庭决裂了……”他怯怯地低声哀求。 “谁相信呢？” “我在家里贴了父亲的大字报……” “是花言巧语的口头革命吧？” “我早就不要他们的零花钱，早上也不喝牛奶了……” “那怎么还长得这么肥？红军还要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八年抗战和三大战役，就是为了养肥你们这些狗崽子？” “我明天就不吃早饭了，好吧？不吃中饭……” “那也不行。你说！这件军装是哪里偷来的？你们这些狗崽子也真是太胆大包天了，还敢偷盗国家的军用品？” “我是换来的，用一块手表换来的……” “你还有手表？好哇，你们家剥削来的东西还没上缴人民政府？” …… 他死死地揪住衣襟不放，不愿意脱衣，尤其不愿意在初二（九五）班教室前脱衣，结果被一伙人拳打脚踢，发出了一串难以辨认的叫声，据目击者后来说，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是牛马般的嗷嗷嗷乱叫。 他只剩下一条背心，是一只拔光了羽毛的小孔雀，有点冷，觉得没有脸面见任何人。他天昏地暗想到了死，摇摇晃晃来到了学校后面的铁路线上，看着火车轰隆隆地一列列驶过，飞沙走石地动山摇，知道只要闭上眼心一横，一切就简简单单地结束了，是不是盗窃过军用品也就无所谓了。他想象人肉与钢铁较量的场景，一颗脑袋被撞碎，身子被碾压成薄薄的肉饼，脚与大腿完全错拧着角度，几根肠子挂在轮子上拖出几十米，于是血滴也飞旋着溅出漫长的曲线……他有点奇怪，自己并不害怕这种想象，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小子们，你们打人算什么本事？你们敢死么？不敢吧？你们这些草袋子，老子今天死一回给你们看看！你们怕了不是？老子要死给大家看，死给公安局和全校师生看，死出你们无法逃脱的罪责！你们逼出了人命就想扬长而去么？你们抢走了我的衣就想拍拍屁股开溜么？休想！你们这些草袋子得一辈子永远背上杀人的恶名！以后一想起你们的木大爷就要毛发倒竖魂飞魄散做鬼叫！ 他越想越兴奋，有一股报复成功的得意洋洋。他冷笑着，把报复一步步设计，包括得饱吃一顿再死，包括得戴上毛主席像章再死，得让很多目击者看着他死，还得给外婆一个告别——那个每天晚上带着他入睡的外婆，皮肤多皱的手总是透出甜薯的气味。他打定主意最后去看外婆一眼，哪怕是躲在窗外偷看。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老人，无法兑现给外婆挣钱的承诺了，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就顾不上这些小事了，但不辞而别是说不过去的。 天黑下来的时分，他蹑手蹑脚来到自家窗前，见外婆正坐在床头补袜子，针线老是穿不上。一想到外婆的眼睛越来越瞎了，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酸，不管自己如何捂住嘴，竟忍不住哇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外出撒尿的表弟一举发现。当时我正在他家向他父母解说军上衣的事情，听到他表弟在门外惊慌大叫。 多少年后，老木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他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装。我不知道他这一特殊爱好是不是来自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故事。其实，这个时候的军装和仿军装，已经成了最不入时的东西，常常堆积在路边街角最不起眼的小店里，标以最低廉的售价，还是很少有人去光顾。除了进城打工的贫寒农民，谁还愿意去穿这种可笑的衣服？正是在这种小店前，看着那些民工身上似曾相识的一身黄皮，我常常有一时的恍惚：我也曾这样穿过的，那么我的一部分，我过去的众多日子，似乎眼下正在被陌生人领走，就像我的一张脸已经改装在别人的肩上，我的四肢已经移植在别人的身上，我的一个背影正在路边一个屋檐下昏睡。它们不认识我。它们迎面而来却冷若冰霜，擦肩而过且一去不返，一次次让我惊愕。它们是已经与我绝交的自己，是我不敢认领也不能认领的青春。 我还看到了商店里销售着中山装、劳动装、休闲装、运动装等各类衣服，不知道那些衣服是不是也一度成为什么人的青春，他们后来不敢认领的青春。我从此知道，衣服都有灵魂，商店不光是在销售货品，而且在涌流情感，是一个个隐秘情感的陈列馆。 时装 我不喜欢母亲捎来知青点的新衣。我憎恶它的新，还有它的色泽鲜亮，忍不住把它揉皱一些，有意给它抹一点灰土或者污渍，恨不能在上面再打上一两个补丁，把它做破做旧以后再穿出去，让我在农民中感到心安理得。我在乡下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有一次觉得身上干净得太可耻，太资产阶级了，竟不敢直接从学校回家，因为路边正有很多人一身泥水地在抢收稻子。我一直等到天黑才贼一样地潜回去。 外形向下层贫民看齐，是那个时候的潮流，却是历史上的反常。历史上服装演变的动力大多是“高位模仿”，即外形贵族化而不是外形劳工化的模仿，正如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考证过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乡绅们打猎时，常常穿着前短而后长的燕尾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猎装略加修改后就成了流行便装。自那以后，普通西装、夹克、超短裙、牛仔裤，等等，都因为最先是上流人士用来从事射击、钓鱼、高尔夫、马球、滑冰、网球一类休闲活动，后来才在社会上流行开的（见《人类动物园》）。尽管人们后来穿上夹克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赛马骑手，穿上超短裙时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网球运动员，穿上牛仔裤时也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拥有乡间牧场可供度假的富翁，但他们的服装兴趣都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休闲——而那正是贵族的生活特征，是阔绰和闲适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放牧、种粮、打鱼等劳工者的装束（如牛仔裤），因为出现在富翁们的假日里，有幸身价大涨和声名鹊起，最终进入了时装的堂皇橱窗，定为劳工者们始料不及。 美国经济学家韦伯龙写过《有闲阶级》一书，也说设计女服的目的常常不在于体现女性美，而在于“使女人行动不便和看似残废（hamper and disable）”：高跟鞋、拖地长裙、过分紧身的腰束都显示当事人是有闲阶级，永远不会受到工作的残害。这也是中国传统贵族自我形象设计的隐秘原则：长袍马褂，窄袄宽裙，甚至把指甲留得长长的，把脚裹得小小的，宜静不宜动，宜闲不宜忙，一看就是个不需要干活的体面人。即使实际上还没混出那种资格，即使实际上还需要偷偷地流臭汗，但至少在外形上给人一种有头有脸的气象，也可让人产生错觉，让人高看一眼。 眼下满世界似乎都是有闲阶级。我重访太平墟的时候，穿了一双特别适宜步行的浅口黄面子胶鞋，发现乡民们对此大为惊怪。这种旧式鞋在当地已近绝迹。倒不是这种鞋不再适用，他们大多还需要行走，还需要爬山和下地，并没有阔绰和闲适到哪里去。但这里的青年干部、青年商人、青年无业者大多西装革履，都像是从电视机里走出来的现代人，是日本、韩国、东南亚一类地方来的小侨商，你需要仔细观察，才可发现他们头发还较粗硬，耳后和颈后还有尘灰，因此不完全像侨商。这里的很多女仔则穿上了高跟鞋，或者一种底厚如砖的松糕鞋，大概是日本传来的式样。还有一种露跟女鞋，一穿上就像脚底抹了胶水，让女人摇摇晃晃步步小心，每一步都似乎怯于提脚，都得埋怨没有配套的地毯铺展到菜园里去，没有配套的汽车和电梯供她们驶向灶台或茅坑。我在这里发现，乡村首先在服装上现代化了，在服装、建筑等一切目光可及的地方现代化了，而不是化在避眼的抽屉里、蚊帐后以及偏房后屋中。他们在那些地方仍然很穷，仍然暗藏着穷困生活中所必需的粪桶、扁担、锄头、草绳以及半袋饲料什么的。 穿上现代化的衣装以后，他们对我的落伍行为大为困惑。听说我愿意吃本地米，有人便大惊：“这种米如何咽得下口？我买了二十斤硬是吃不完！”听说我的小狗吃米饭，有人也大惊，说他家那只小洋犬只吃鸡蛋拌白糖，吃肉都十分勉强，对不入流品的米饭更是嗅都不嗅。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他们的父辈如何种粮、如何养猪、如何榨油、如何烘茶、如何砍柴从而使他们能穿上时装，你肯定一无所获。他们即便略有所知，也要扮出一无所知的模样，不愿意说道那些与时装格格不入的陈谷子烂芝麻。 《礼记》称：“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文以君子之德……”看来，服装有时候确实是可以管住容貌（容）和言谈（辞）的，有时候甚至能够管住心性（德）的。当新一代乡亲们都穿戴如小侨商的时候，我再想与他们谈谈山上几百亩油茶是如何荒废的原因，看来是有些困难了。我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谈城里的歌舞厅、贷款消费、特大凶杀案以及券商的巨额收入，让他们听到两眼圆睁啧啧惊叹。这就是说，我只能听任时装没收我的话题。 裸体 老木很小的时候偷看过女澡堂，砖墙上一个小洞，这边是小学的工具房，那边是公共浴室，很长时间内不为人知，让他一个人独享。他说女人也是人，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白腿么，还算可以，背和手臂也马马虎虎，最难看的是屁股，人人都挂着那一大堆死肉，要多呆笨有多呆笨，要多愚蠢有多愚蠢，从来就是坐享其成无所用心厚颜无耻的样子，居然还有一道暗色的肉沟，让人看着要呕。三角区的阴毛让他惊讶也让他厌恶，虽说也是体毛的一种，但完全比不上眉毛的机灵小巧，完全比不上头发的热情奔放，是属于比较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以及不怀好意的那一种，属于肮脏和凶蛮并且完全不合适女人身体的那一种。 他后来说，洋人讲原罪，那么阴毛就是原丑，这绝对没错。他还说，你看有些外国画家画人体时就不画阴毛，有些人体模特也刮掉自己的阴毛，大家一定都是对那黑乎乎的一团失望透顶和痛恨不已。 他的偷窥史很快结束，因为他觉得人还是穿着衣服好看，还是套上泳装或者裙子好看，至少能避免给他一些重大的精神刺激。他最崇拜的一位女校长，是个风度翩翩的丹青高手，一转过身来，居然也同烧开水的老妈子一样，夹着一撮丑恶的阴毛。他心目中最漂亮的一位女音乐教师，一脱下三角内裤，居然也同那个满脸横肉的班主任一样，挂着一个愚蠢无比的肥大屁股。他天昏地暗，觉得裤子一脱整个世界就乱了套，一切都让他灰心。他本来是一心争取进步的，眼下觉得进步不进步都没什么意思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下乡前。他每天早上一身肥肉晃晃荡荡地去公园里长跑，说要把自己的屁股跑瘦一点，跑小一点。我明白他那股韧劲从何而来。 颜色 记不清是哪位文艺理论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过一篇文章，置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美，认为美是客观的、形式的、相对独立的，不会因人的阶级属性而转移变更。文章谈到他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评审。当时决定国旗为红色，只是因为红色好看，不光为共产党的代表支持，也为评审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所支持。还有五颗星是放在红旗的中心还是放在红旗的一角，并不牵涉到什么政治含义，只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考虑，结果被各方代表不约而同地赞成放在一角，可见有超阶级的美学规律在起作用。他后来把这一心得告诉了毛泽东，居然得到了赞同与应和。毛泽东还说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古训，表示人类有共同的美感。 两人的谈话在很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因为在当时一旦公开就将动摇“阶级性”所奠基的意识形态，危及整个官方文化理论体系。直到毛泽东去世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位理论家才在一篇回忆文章里透露这一史实。 与同时代大多正统或异端的思考者一样，这两位前人私下的交谈，仍在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的解释：如果不是普遍“阶级性”的解释，那就是普遍“人性”的解释。其实世界上的人不仅可以类分为“阶级”或“人”，依据其他观察角度，还可以类分为男人和女人，老年和儿童，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山地居民和海岸居民，爱读书者和不爱读书者，患高血压症的人和没有患高血压的人，如此等等，不可尽说。类与类之间有异，一类之内则有同。各类属性交织于人，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情境，使其审美趣味变化万端，在不同层面上出现无限组合，岂能是“阶级性”和“人性”的两把大尺子所能一劳永逸地划定。因此，如果说国旗方案评审委员们一致同意了将五颗星放在红旗一角，但这种方案未必能让一个咬着指头的孩子满意；如果说评审委员们还一致同意将国旗选定为红色，但这种选择未必能让一个犹太教或者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觉得满意。而这些不满，既不是“人性”失效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性”失效的结果。 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有同嗜”的还是“无同嗜”的，完全取决于不同方法下的比照，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来进行比照。即便是看似最具普适品格的色彩，看似最为超然、抽象、纯质、物质化的色彩，作为相对形式中最基本和最彻底的形式，一旦进入某种比照，也会有特殊的义涵和功能显现出来。比如红色既可以用来制作革命的红旗，成为“无产阶级的色彩”（红色一）；也可以用来制作高官的红顶、教长的赤袍、财阀的朱门以及美妇的绛唇，以热烈和艳丽的义涵，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共同接受（红色二）；但一旦出现在交通灯上，就暗示着紧张和危险（红色三）；一旦进入医院，它就成为一个禁用的意义符号，意味着激动和亢奋，将对病人形成情绪和心理侵害（红色四）。 医院里的背景色调总是采用浅蓝色或者浅绿色，就是这个道理。正是在医院里，深深隐藏在红色中的另一种义涵内容浮现了。它可能是前人面对火焰和鲜血的经验，沉积了以火烹食、以火驱兽以及战场上血流成河等原始记忆，不再是没有内容或者没有义涵的东西。它使病人们感到本能的不安，证明了它即便可以超阶级、超民族、超宗教，但还无法“超生理”——如果我们约定病弱者/健康者这一个新的分类尺度。循着这一思路类推，绿色、蓝色、黄色、白色、黑色等其他颜色也不是没有内容和义涵的，它们可能分别来自前人面对森林和草原的经验，面对大海和天空的经验，面对五谷和土地的经验，面对冰雪和流云的经验，面对暗夜和钢铁的经验……它们无不藏蓄生命过程中的福乐和灾祸，无不悄悄演化成一种心理基因。只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其他经验无限覆盖之下，在文化建构和文化瓦解的复杂过程中，它们已经在色彩里沉睡，如果不是处于特定情境——比如处于一所医院，就不再苏醒过来。 义涵就是沉睡的过去，总是在色彩（红色n）里多重性地隐匿，等待着具体情境的召唤。 忠字舞 一九六七年秋天开始普遍实行军管，直至七十年代初。最混乱的两年宣告结束。尽管城区的各种暗堡和路障还未清除，街头还有淡淡的硝烟味的零星枪声，小孩子手里还玩着破钢盔和子弹壳，但操着粤式普通话的陆军第四十七军进入c城。电灯亮了，公共汽车又出现了，街头小店也纷纷开门营业，红卫兵志愿者正在上街当交通警察和去车站搬运货物。基本秩序的恢复正在受到民众欢迎。学生们正在奉命返校闹革命。人们在广场上、大街上、操坪里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载歌载舞欢腾雀跃，俗称跳“忠字舞”，以表现他们对形势好转的庆祝，还有对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忠诚。全民皆舞的景况如疯如魔，在今天看来可能让人难以理喻。 我对这一景况留有几点印象： 一、当时的舞曲大多是一些入时的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的红卫兵》、《阿佤人民唱新歌》，等等。从多数歌词所表达的含义来说，这些歌舞是一种强化个人崇拜和粉饰社会现实的心理强制和肢体规驯，是政治铁幕下的奴化教育。人们齐刷刷做出一些挥拳头、掏心窝、指方向、朝角落里踢坏蛋的动作，尤显内心中的愚昧和暴力。 二、这种活动也受到当时多数人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人们当时文化禁限森严，没有迪斯科和恰恰舞，没有巴黎时装表演和世界杯足球赛，青年人的活力缺乏发泄和释放的空间，忠字舞不能不成为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随着他们对这种活动的卷入，歌词含义逐渐变得不怎么重要，就像好吃的面包贴有何种标签一样不重要。鲜艳的服装，动听的旋律，学习技能的好奇，新结识的伙伴，竞赛胜利的喜悦，异性们动人心魄的肢体线条，更能使红光满面热汗淋漓的男女们内心激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忠字舞就是那个时代的迪斯科和恰恰舞，全民性的肢体狂欢常让有些道德保守人士满腹狐疑。 三、忠字舞还悄悄推动了各种异端文艺的卷土重来。事情是这样矛盾着的：忠字舞意在用革命文艺扫荡一切所谓腐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也确实在那个时候取得了废黜百舞的独霸地位。但另一方面，因为节目需要不断更新，因为经常举行汇演和评比的竞争性压力，基层的很多艺术人才虽然难逃政治压制，但重新受到非正式的启用甚至尊崇，他们带来的芭蕾、秧歌以及各民族舞蹈的知识技能大受欢迎，并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一得到吸收和推广。我认识的两个女知青，都出身地主家庭，皆因能歌善舞，比工农子弟们更早吃上了“国家粮”，调入了官方演剧团体。同样的道理，为了迅速培训出更多革命的乐手，舒曼的练习曲或者柴可夫斯基的g大调也在青年人中间几乎公开流行，被急需革命文艺功绩的政治官员们心情复杂地默许。在我所插队的那个公社，知青中一下就出现了上十把小提琴，田边、地头、厕所、浴室以及防空洞里还出现了随处可闻的高音美声咏叹调。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西方音乐，在小提琴上把中国革命歌曲拉出欧洲小夜曲的情调。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与老木、大头等人下乡前偷袭了一次学校围墙那边的省社科院图书馆，在天花板上挖洞，下面果然是满地堆成米多高的书海。我们跳入软软的书海里，凭着中学生的眼光，在这些临时封存的书堆里胡乱寻找，见形容词华丽的就要，见爱情故事和警匪故事就要，最后在书海里拉了一泡尿，各种书刊塞满了两个大麻袋。其中有古典名著也有青春格言和卫生指导一类手册，当然还有我们满世界寻找的乐谱。对于当时很多青年来说，异端与正统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唯有好听的异端和正统，与不好听的异端和正统，才构成差别。所谓政治限制，还有对付这种政治限制，仅仅是文字性的区区小事，与忠字舞的感官愉悦没有太大关系。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满带着民兵来检查时，看到歌本，只瞪大眼睛检查歌词，对舒曼练习曲一类看也不看，而《外国民歌两百首》这一类书上，只要有“大毒草仅供批判”，还有重重的惊叹号，也就被他们放过。倒是我日记本里的一句话被他们大惊小怪：“我想随着列宾的步伐漫游俄罗斯大地。”是我随意写下来的，无非是用点酸词来赞扬列宾的油画。四满书记是读了书的人，知道俄罗斯就是苏联，就是修正主义，拍着桌子大骂：“你好不老实，还有一个人没有交代出来！” “我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硬要我点破是吧？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我能说的都说了，真的没有了。” “还有一个姓列的，是什么家伙？” 这句话被他憋了三天，总算说出来了，但我不明白他说什么。 “你们还想一起偷越国境投靠苏修？这瞒得了谁？” 我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把我的日记本甩在我面前，铁证在此，看我如何狡辩。我这才哭笑不得地解释列宾何许人也。他听了好一阵，半信半疑，丢下我去猪场看饲料发酵去了。 俄国歌曲 俄国歌曲有中欧音乐的高贵，却多了一些沉重；有印度和中亚音乐的忧伤，还有中国西北音乐的悲怆，但多了一些承担和前进的力量。这种歌曲属于草原或者雪原，属于牧民的篝火，不适宜在宫殿里唱，不适宜在集市里唱，更不可以像爵士乐那样拿去酒吧助兴，是一种最为贴近土地和夜晚的歌曲。 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候，在霞光和火光相接的时候，一种声音若明若暗地波动。此时你从被子里探出脑袋，发现床前有瓦缝里飘入的积雪，窗前也有窗缝里飘入的积雪，而遮窗的塑料薄膜被狂风鼓得哗啦啦响个不停，透出了外面一片耀眼的洁白，天地莫辨。在这个热被窝难舍的时候，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有了一两个音符的颤动，然后像一条小溪越流越宽广，最后形成了大河的浩荡奔涌，形成了所有工棚里不约而同的大合唱。《三套车》，《小路》，《茫茫大草原》，人们此时不可能唱别的什么。 每一种歌曲都有它最宜生长的地方和时机，俄国歌曲就是知青们在风雪中的歌曲，甚至成了一代人永远的听觉标志。只要你听到它，听出了歌声里的情不自禁，你就可以判断歌者内心中的积雪、土地、泥泞、火光、疲乏、粗糙的手以及草木的气息。有一次，我在火车上认错了一个人，呀呀呀地大声招呼和紧紧握手之后，发现了对方脸上的陌生，发现对方也从呀呀呀中清醒了过来，目光中有搜索记忆的艰难，还有最后的茫然。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意识到进退两难，而且无勇气承认这种荒唐，于是有话没话地敷衍，但愿能敷衍出必要三言两语之后，再想办法从尴尬中体面脱身。幸好我们是在车上相遇的，幸好对方这一铺组刚才有人唱起《伏尔加船夫曲》，这就有个近便的话题。 我镇定下来了，避开人名一类可以露馅的东西，试探着谈俄罗斯歌曲，谈插队岁月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多年，谈当时早上起床时的浑身疼痛，夜晚远行时的边走边眠，抓捕野鸡时的激动不已……当然也谈到当时对乡下的厌恶和眼下对乡下的怀念。我后来发现自己其实过于谨慎了。对方居然有话必接，竟与我越谈越近，虽然是张冠李戴却也珠联璧合，没有什么不合适。当他谈到猪场里的种猪凶得将他咬过一口时，我差一点觉得他肯定就在当年的太平墟公社干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情者，而不是被我错认的什么陌路人——因为凶悍种猪同样在我的记忆里龇牙咧嘴嗷嗷乱叫。 我们哈哈大笑，全身轻松，意犹未尽，没有料到可以谈得这么久，可以谈得这么投机和会心。以至我告别离去以后，我一直怀疑自己真认错了人——尽管我确实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他是一个陌生的老熟人，只是不叫“老周”。他后来也不叫我姚什么，一直对我的姓名含含糊糊。 《红太阳》 数年前一种名为《红太阳》的系列歌碟在中国内地突然畅销，响彻某些歌厅、出租车以及中老年人聚会的场所，其中收录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忠字舞。知识界对此做出了敏感的反应。有些左翼人士的解释是：人民大众对贫富日益分化的现实深感失望，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强烈不满，所以唱出了对毛泽东及其革命时代的怀念。有些右翼人士则在报刊上深深忧虑或拍案而起，指此为极“左”思想回潮的铁证，是一种极端势力企图对抗改革开放的危险讯号。有一些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这是中国执政当局在“八九政治风波”以后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阴谋。 这些反应其实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反应，都是一眼就盯住了歌词并且努力研究歌词的反应——他们一肚子文墨当然擅长这种手艺，正像他们经常操着同一种手艺去历史文献中寻找历史，去政治文献中寻找政治，去道德文献中寻找道德，目光从不能探出文词之外。其实，我所认识的很多人在唱歌时对歌词基本上不上心。老木就是其中一个。他早已移居香港，成了个房地产大老板，经常带着一些风水先生、职业打手或者副省长的女婿去夜总会，把一长溜陪坐小姐叫进包厢来挑鼻子挑眼，又动手动脚要领班妈咪亲自献身服务，总之要在风尘女子面前把威风耍足。他打开了千多元一瓶的xo以后，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诸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或者《铁道兵志在四方》。 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通常会给他推荐走红的港台歌碟，有一次竟惹得他勃然大怒。他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是在怀念革命的时代吗？他提起自己十七岁下乡插队的经历就咬牙切齿。他是在配合当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吗？他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往日革命歌曲的爱好何来？关心《红太阳》的读书人们该如何解释他唱歌时的兴奋、满足乃至热泪闪烁？ 作为他的一个老同学，我知道那些歌曲能够让他重温自己的青春，虽然是残破却是不能再更改的青春——他的天真，他的初恋，他的母亲或者兄弟，他最初的才华和最初的劳苦，还有他在乡下修水利工程时炸瞎了一只眼睛，都与这些红色歌曲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从中剥离。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留有何种政治烙印。他甚至曾经告诉过我：他十三岁时看到的第一张“色情”照片是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剧照。他当时没法压抑自己的冲动，几次解开裤子，偷偷对着画报封面上的红军女战士自慰。在那一刻，他不会在意那个剧目是不是革命宣传。 在我看来，像独眼龙老木这样的人，其实是九十年代以来《红太阳》歌碟最主要的消费者。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左翼的读书人高兴了那么久，又被右翼的读书人痛恨了那么久。 富特文格勒 我在编辑《天涯》杂志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一九四八年芝加哥乐团邀请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在抗议的传单上，印着另一位意大利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话：“只要在纳粹德国演奏过的人，就无权演奏贝多芬。（见单世联《演奏贝多芬的权利》）” 富特文格勒因此而未成行，演奏贝多芬的权利也就成了一个长久的话题。 为纳粹德国效力过的音乐家当然不止他一人。大师级的理查·施特劳斯，还有后来名震全球的卡拉扬，等等，也有类似的历史污点。他们曾出任纳粹的音乐总监或地区音乐总监，甚至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庆寿。凡是受到过纳粹德国伤害的人，凡是珍惜人类生命的人，都有权谴责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怯懦。就像中国众多感时忧国之士曾经有权痛惜“戏子无义”式的现象。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语）”演艺圈里有人不悯国事，不守义节，其所占圈内人数的比例，可能既不会多于其他行业，也不会少于其他行业，只是他们社会知名度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系列歌碟《红太阳》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义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艺作品以声色内容为主，而以文字内容为次，与义节的关系，不似文字作品那么直接和紧密。演艺是多种表达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别的多象性和多义性，既在国事之内，更在国事之外，一时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艺人员在声色的梦幻中迷失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富特文格勒等诚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们为纳粹演奏时闪烁的泪花并不一定都是为希特勒而流，泪花中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我们所难以洞察的心弦颤动和忆绪暗涌，也许藏有诸多未解之义。 声色之义难解，演艺人员大多又不擅文墨，很难用文字将他们在声色世界里的感受表达出来，从而进入报刊评论和我们的分析。 乡戏 第一次在乡下看戏让我有些吃惊。禾场里用几张门板架起了一个戏台，台上光线暗淡，有一盏汽灯，还有两三盏长嘴油壶灯，都靠草绳从台顶吊下来，冒出滚滚的黑烟。台上两个演员是若隐若现的鬼影，其中一个正旋着一把什么油布伞，与另一个肩并肩高抬腿原地大跳，大概是作跋山涉水态，直跳得脚下的门板吱吱有声和摇摇晃晃。伞旋得越来越快了，激起台下一阵叫好。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正在演出一个打土匪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不记得这出戏有革命战士打伞的情节，大概是某演员有快速旋伞的绝活，不旋给乡亲们看看是不行的，剧中的解放军就只好旋着伞上山剿匪了。 农民剧团买不起布景和道具，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蓑衣代替了斗篷，草绳代替了皮带，晒垫上涂些黄泥墨汁就是山水远景。又因为没有剧本，便由一个略知剧情的小学老师说说大体梗概，演员们即便是文盲，也可记住以后上场自编自演，随编随演，即兴发挥。这叫演“乔仔戏”，是否就是最早见录于汉代典籍里的“乔”，不得而知。 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但真在看伞的也不多。娃娃们在人缝中钻来挤出兴奋不已，经常发出追逐的叫喊或摔痛了的号哭。后生们也忙着，不时射出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束，照到不远处的少女堆里，照在某一张脸上或某一个屁股上，于是招来破口大骂，是“三狗子你照你娘呵”一类，引得少女们开心大笑，挨骂的后生们也浪浪地乐不可支。中年妇女们则三五成群说着媳妇生娃或者鸡婆下蛋之类的家务，或者在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抽尿抽屎。相对来说，只有老汉们才端坐得庄严一些，孤独一些，对剧情和台词也较为关切，伞能旋出这样的水平，得到他们的啧啧称赞。他们没有我的吃惊，已经习惯了台上的狭小和混乱，比如，打鼓佬和胡琴手说是坐在台侧，其实已经逼近了台中央，都混到演员中来了；比如，正是剧中战事激烈之时，突然有人跨过尸体悠悠然走到台前，不是新角色出场，也不是报幕员有事相告，而是一个村干部来给渐渐暗下去汽灯加气，加完气再猛吹哨子，大吼一番，警告娃娃们不得爬上台来捣乱。 我差一点误会这也是剧中的情节。 我不大可能看明白剧情，相信大多数观众也把剧情看得七零八落，甚至觉得他们压根就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没打算来看戏，只是把看戏作为一个借口，纷纷扛着椅子来过一个民间节日，来参与这么热闹的一次大社交，缓解一下自己声色感觉的饥渴。在乡下偏僻而宁静的日子里，能一下看到这么多的人面，听到这么多的人声，嗅到这么多的人气，已经是他们巨大的欢乐。何况还有台上的闹腾，有伞在飞快地旋转，有举枪时的爆竹炸响和硫黄味，有一溜披戴蓑衣的人在翻筋斗，还有各种稀奇新异的戏装——有位村干部大为不满地对我说：去年给剧团制了六件红衣服，花了队上两担谷，他们这次居然没有穿出来，王麻子他搞什么鬼么！ 革命样板戏当然是含有意识形态的，但那些意识形态同这样的观众有什么关系吗？有多大的关系？同样的道理，革命样板戏所宣称要打倒的那些旧时代文艺，那些以前也在这里上演过的剧目，同这些观众有没有关系或者有多大的关系？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热腾腾的戏场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接受而且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可消解？ 遮盖 太平墟有一个大宅院，久经风吹雨打，已成断壁残垣，主人不知去了何方，留下这个地方建成了一所村办小学。宅院大门外有一堵青苔斑驳的方墙，正好挡住院门，就是人们常说的“照壁”。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过：“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见《成相篇》）”说的是帝王之家照壁在外，大夫之家照壁在内，是很有讲究的。 照壁没有多少保安的意义，只是对门外视线的遮挡，以便避开公众的观看。比较而言，这里的下层贫民院房一般来说就既无内照壁亦无外照壁，敞敞的大门朝天，大概粗茶淡饭乃至家徒四壁一类也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由此可见，藏有藏的资格，看是看的权利，只有富人和官人，才有视阈的超量占有，才可以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家，而自己一出门就可以透看别人的家，享受目光的无所不及。 现代社会里单向透光的玻璃幕墙是照壁的升级形态。还有警卫线、黑帘轿车、专用电梯、电视监视眼、保密文件等，其实都是照壁的延伸，显示出观看权利的不同等级。领导人一般都配有单独的办公室，是不可以被随意观看的，于是便多了一些神秘和威重之感。一般低级职员则常常像是宽大办公室里的大宗鲜货和混装物品，彼此间的隔板也很低，以便电视监视眼下无所藏匿，或者领导人前来时一览无遗，统治首先在目光里实施。 至于某些体育名流和著名影星，虽以引人注目为专业特点之一，也是不大容易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没有大事由或者大价钱，你根本休想睹其尊容。只有那些名声还不够或者对自己名声缺乏自信的小人物，才会争相露脸，凡有出场和上镜的机会就往上凑，甚至不惜做姿作态装神弄鬼，不惜媚眼频飞、飞吻四播乃至脱衣露体。在这里，尽量避开目光和尽量争取目光，已成尊卑贵贱的区分标志。 视线中隐有强权，“看”才可能当做一种惩罚的方式。流氓在大街上把一个女人剥光衣服，虽然未伤及她的皮肉，但让她的隐秘之体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比毒打她一顿更构成侮辱。监狱里每个囚房里的监视窗，则代表着执法者二十四小时的观看权，一个哪怕舒适和豪华如星级宾馆的高级囚房，只要有了这种窗口，也意味着被囚者自由的丧失和尊严的完全取消。 公共话题是大众一种广义的“看”，因此常常指向这个世界最为宝贵的东西，比方说性，是个人生活最要遮盖的部分；比方说高层政治，是社会生活中最常遮盖的部分。很多作家和记者都深谙此理，动笔就往这两大热点使劲，即便重复即便粗劣，也永远会有热销的魔力。这也证明遮盖可以刺激对展露的追求，“欲盖弥彰”是之谓也。遮盖几乎是展露的一种变式，为观看提供更为恒久和强大的动力。人们的视野里越是多见警卫线、黑帘轿车、专用电梯、电视监视眼、保密文件，等等，就越会有活跃的民间政治想象。到过京城的人几乎都知道，首都的出租车司机好像个个都是总理和部长的哥们，政治局上午开会他们下午就知道了会议内容，甚至是政治局下午开会他们上午就可知道了会议结果，国家大事全都由他们日夜操着心，此类偷窥在铁幕时代最为多见，到政务逐步公开的年代倒会渐渐减少。 有一次，我在餐桌上遇到一位奇人，是一个普通交通警察，听我的朋友高君提到河北省一位副省长，立刻指出名字记忆的错误。高君不服，与警察抬上杠了。警察仗着酒威一口气说出河北省全部省级以上官员的名字，让高君傻了眼。这还不算，警察又一口气说出中央很多高官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履历，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的诸多情况：比方说哪个部长的女婿在哪个军区当差，在什么时候翻过一次车；哪个书记的公子原来娶的是哪个市长的千金，在什么时候双双出了国。警察没有料到，碰巧高君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竟与他比试起来，居然历数中央更多高官的个人档案，你说得出总理的儿子是谁，我就可以说出省长的儿媳是谁；你说得出元帅得了什么病，我就可以说得出元帅吃的什么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的调查研究与生计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业余爱好，是一种佐餐的口舌之乐，如此而已。 鸡血酒 太平墟的农民有很多仪规，比方说许诺什么以后劈掉一节竹筒，就是起誓了；比方说宰一只猫摔在谁的门前，就是绝交了；比方说两人一同喝上血酒，就是结拜兄弟或者姊妹。这些仪规往往被刚到乡下的知青们觉得愚昧。 独眼老木还是一个革命青年的时候，同小雁比着看谁更革命，一心想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曾经到农民家里帮着办丧事，给亡人叩头，为亡人洗身，最后棺材上山入葬。这家的长子叫武妹子，因长一身黑皮，又被我们戏称为“刚果人”。他很感激老木的一份感情，佩服老木下水游得过河的本领，愿结拜为兄弟。老木满口答应，只是拒绝对方的一碗鸡血酒，说酒已经够了，夹点酸萝卜来下饭吧。 他没有注意对方的脸色，第二天发现刚果人根本不理他，对方本来答应借给他鸟铳的，现在却说自己正好要用，态度冷若冰霜，好像完全成了个陌生人。后来老木才知道，喝血酒对于刚果人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是涉及道德信誉和政治品质的一件大事：既是结拜却不喝血酒，那无异于虚情假意和言而无信。刚果人冷冷地纠正老木的称呼，说：“你莫叫兄弟，我们泥脚杆子攀不了高枝，你还是叫我武妹子好。” 老木很着急，只好请人去给武妹子疏通，补喝了血酒一碗，补拜了天地，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以前的事算是不知不为过。 据说武妹子还曾十分纳闷：“城里人不喝血酒喝什么？喝井水还是喝茶？总不会菩萨面前只放个屁吧？” 鸡血酒真是神奇。武妹子放下酒碗时心满意足，立刻有了血腥刺鼻和酒气冲天的无比忠诚。“兄弟面前不说假，老婆面前不说真。”他拍着老木的肩膀宣布，他的家从此就是老木的家，他儿女可以任由老木打骂，他老婆么——也可以由老木“那个那个”——只要兄弟你不嫌弃。当然啰，他的朋友就是老木的朋友，老木的仇人就是他的仇人。有没有这样的仇人？他武妹子两眼紧紧盯住兄弟，一把杀猪刀劈进了桌沿，似乎就要出门动手以血还血。他是说到做到的，三年后，老木因卷入了一桩所谓投机倒把的经济案件而关进了县公安局，知青朋友们各奔生计顾不上探望，唯有武妹子还记得兄弟，在街上卖了一头猪，换了些钱给老木送去。 我回城以后，没有听老木说起过武妹子或者刚果人，有一次听我说起这些名字，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武妹子是公社那个广播员吧？他一脸恍惚。在我的提醒之下，对鸡血酒这件事才依稀有点印象。他终于记起了当时宰鸡时的纷乱，血滴的鲜红，烈酒的刺鼻气味，还有拈香跪拜一类仪规以及木楼里野猪油灯蓝光闪烁的乡间夜景。 仪式 婴儿在学会语言以前，已经可以辨别和记忆物象，并且形成条件反射，比如，他们渐渐明白奶瓶是个好东西，彩色气球也是个好东西。 他们进入学校开始识字的时候，有经验的教师也总是借助挂图、模型、表演、游戏以及实地参观来促进教学，因为他们知道抽象的文字只有与具体的物象建立特定的联想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儿童们记住。 看图识字，看图识义，这种儿童的学习规律也是人类各种仪式的内在法则。人们不能用一纸结婚证来证明婚姻，即使这一张纸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但人们还是需要用热热闹闹的婚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人们也不满足于用几篇悼词来寄托哀思，即使这几篇话语已经表达了对亡人全部的景仰和追念，但人们还是需要用近乎过于复杂的葬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丧葬也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 仪式就是一种造象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语言交流之时，用具象符号来申明意义或者从中解读意义。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历史上，人们就是用高耸入云的教堂、丰富多彩的圣象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鸣、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还有各种受洗或祈祷的繁复礼仪，把圣书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宗教。人们同样习惯于用易帜、换装、剪辫子一类外形变革来表现革命，差不多也就是实施革命；或者用声势浩大的阅兵和集会、惊天动地的礼炮和鼓号、肃穆宁静的广场和纪念碑，还有必不可少的国旗、国歌和国徽，把概念上的国家变成了活生生的国家，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国家——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七八九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首次采用国旗，等等，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是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志。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当时的法国公民们看作是咬着指头的儿童，看做尚存儿童心理特征的人类，把他们对国旗、国歌和国微的创造，看作是以象识“国”和识“族”的需要。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才能理解各种自残型的习俗：文身、血书、割礼，等等，这些仪式不过是要借助创伤痛感来强化感觉记忆，实现某些重大意义的阐释和宣达，常常用于一些重要时刻，比如入教之时、誓师之时、成人之时，等等。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多地理解宗教，理解宗教中常见的一些轻度的自残，比如剃度、斋戒和长途仆拜，等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在重大节日里还往往习惯于绝食，与中国人在节日里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饥肠辘辘，当然是为了让节日的意义更为刻骨铭心。 中国古人多认为身体受之父母，须小心爱护，为自己的世俗态度找到了根据，从来拒绝身体自残，当然也就会排斥宗教。但中国仍是个有深厚礼仪传统的国家，因此也可说是一个善于看图识义的大国，一个善于运用象符的大国。在这个国家，“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伦理化的，伦理是艺术化的（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也就是礼文仪节化的。《（仪）礼》、《周礼》、《礼记》记录了人们应该如何站立、如何落座、如何坐车、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饮酒、如何祭祀、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尊贤、如何卜占、如何见客、如何谢恩、如何朝君、如何扫地、如何奏乐等一切行为成规，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成相应的外在仪礼。比如，子女每天晚上应为父母铺床安枕，早上则须向父母问候请安。又比如，前面若有两人并坐或并立，你不得插身进去或从他们中间穿过。还比如，青年人随长者接受馈赠，如果长者已经表示了感谢，后辈就万万不可再表示感谢，以免身份越位的无礼造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提倡的“礼治”和“礼教”，就是借肋这些浩繁得实在让人惊讶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管制和伦理教化。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发明，文字只能载于竹帛，竹重而帛贵，流传极为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国家所规定的普通话，大国之内方言繁多，言语沟通颇为不便，上古之书太多讹字、衍字、异体字以至版本杂乱难以顺读，其实也可视为各种方言分割的一种书面浮现。文字崇拜在那种情况下实在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那时候的“文明”更多地不是表现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汉字“文”的原义，即“纹”：纹彩，纹饰，相当于人为的美化技能，实现于各种造象活动之中。 当“文”与“用”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形式；当“文”与“野”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礼乐。《左传》记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曾解释，这里的文不是指修辞润色，而是指行仪典以助言传（见《国故论衡》）。太炎先生坚定了我的想象：当时的“文”即“纹”，主要体现为诸多以象明义的仪式。 《礼》称：“乐者，象成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周礼》亦称：“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这种对音乐的重视，恐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执政特色。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乐”，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礼”的其他方面，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详叙的器服。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陕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辉煌灿烂，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各种器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刊物、广播和教科书，就是当时诉诸声象感觉的哲学、宗教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如《孟子》所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这些体现在铜器、石器、银器、玉器、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还有一切用服装、车马、面容、仪态、建筑以及其他实象所承担的政治道德功能，不失为当时成熟“纹治”的表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器服（物象）和仪典（事象）备受关切的国家，人们发明了一个重要的词：“影响”。“影”为目睹之象，“响”为耳闻之象，共同构成了非语言的伟大感化力量。“影响”一词表现了古人对心智变易的深刻经验：“教”外有“化”，“文”外有“化”，均循“影响”之途，以声色万象施之于人的耳濡目染，成就言语教训之所不能。 墨子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他干过的活，其实几千年以后还被我们干着，比如，窑棚里的陶轮曾经在我的身上溅出泥点，至今还被乡下农民叫做“运钧”，就是墨子多次用过的词，让我在多年以后读墨子“运钧之下而立朝夕”时还能读出泥浆气味，读出乡下的方言腔调。 墨子及其追随者们大概同我们知青一样，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胈”），腿杆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汉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辨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几乎是贯彻“凡善不美”的墨家之论，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不知文”）的糊涂观念。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着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进入中国知识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宫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荡，“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流社会的华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对各种贵族符号的清洗和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腿无毛加上一根绳子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色官员的身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毛泽东“役夫”之习难改，一条毛巾既洗脸又洗脚，一件睡袍补了百多个补丁，对不实用的所谓审美如果不是反感，至少也常有轻视，包括多次指示北京中南海里不要栽花而要种菜。墨子遗风就这样一次次重现于现代的理想追求之中。 但墨子失败于他对声色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道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深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乐）而死不服（节葬）”，日子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是一个象符的弱视症者，代表着中国政治史上最早的感觉自绝。或者说，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部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大众内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因此，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代沟 就人的基本品性而言，我根本不相信什么“代沟”，正如我基本上不相信性别、族别会构成什么“沟”——个人的差别肯定比群类的差别更大。 正如我们在一些现代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墨子的形象和思想，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一些颓废者身上看到杨子的形象和思想——先秦时代的杨朱，如果真是《列子》中描述的那样，其利己主义理论体系就比它的后继者们来得更完善、更周密、更雄辩，可惜后继者们没有多少人熟悉。想想看，杨子与今天的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墨子与今天的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几千年之间都没见出多深多宽的“沟”，如何邻代之间就有了什么“沟”？ “代沟”常常是一类外在形态给我们的错觉。我接触过一些少年。他们也是人，一个鼻子两只眼睛，饿了吃饭，困了睡觉，没有特别到哪里去。别看他们头发不是剃光就是披肩，不是染红就是染蓝，穿着黑亮亮的皮夹克，戴着墨镜和臂上文了身，一群群飙起摩托来横冲直闯惊天动地烟浪滚滚，活脱脱就是流氓相，其实为人处世还是不乏友善，说起话来还多有腼腆甚至天真，被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子蹬了，同样魂不守舍茫然无措，同样鼻涕眼泪一把流，根本不会去杀人放火炸掉公安局，说不定吃块冰激凌就乖头乖脑去上班打工。也就是像个流氓而已。 他们有时候也比谁都超凡脱俗，义务到公园里去捡白色垃圾呵，骑着脚踏车为青海草原上保护藏羚羊募款呵，一高兴就在吧台上喝着可口可乐起哄要去奥运会当义工呵……好像是一群纯洁天使，生下来就是一个胸怀全人类的命，就是关心奥运会和藏羚羊的命，大票子掏出来眼都不眨，简直让我这个混迹其中的俗人愧死。不过，处久了，也可知道他们这颗爱心大多是远程爱心，在近距离范围内不一定有效。比方父母这次给钱少了，不能让他的电脑从奔腾三升级到奔腾四，他们同样会大吵大闹。比方说一个老同学穷得没脸面来参加派对，另一老同学打工时落下个骨折，他们说起来也可能是一句“真他妈倒霉”就打发掉，没准备把这些同学当藏羚羊保护一下。 我的感觉是：他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其实同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差不多。血型和基因差不多，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差不多，对食和性的需求差不多，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来观察，他们与其相邻的长辈和晚辈，更像是同代人。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同，不过是他们外形异于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仅此而已。 我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性相近而习相远也。”我曾经将其试译成similar in nature and diverse in culture，给它押上了韵。我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共时性比较，比如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同样适用于历时性比较，即不同年龄之间的比较。“习”是文化使然，表现为一种生活的形式，比如一种衣着外观的差异，却并不等于各代人之间的自然本“性”相殊。在很多情况下，“有诸内必形诸外”或“形诸外必有诸内”的古训不一定灵验，新一代人无论如何新异，多是外象的更迭，并不意味内质的根本性切换——我们不必对任何年长或年少的人疑虑重重。 生命 一个人活着的基本条件，除空气之外，是粮食、净水、衣物、药品，人道主义者及其援救机构都是这样规划的。可能很少人会想到，感觉像粮食一样重要，甚至比粮食更重要。 事实上，一个人忍受饥饿可以长达六七天，如果有特别的养息方法，一个瑜伽功练习者甚至可以成功绝食月余。但一个人常常难以忍受感觉的空无。在极地雪原上，四野皆白，昼夜无别。正像在单人地牢里，满目俱黑，昼夜不分——在这样一些感觉不到空间和时间的地方，一个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知识丰富和逻辑严密都不管用，人很快就会神经错乱精神崩溃，若能坚持一周便是奇迹。一个到过南极洲的探险队员就是这样告诉我的。老木也曾心有余悸地告诉过我：他的未婚妻移民到香港去了以后，他去不了，曾经想偷渡，带足了几天的干粮和饮水，藏进某机床厂发运给香港的大货箱里，让协助者重新钉好箱盖，用这种方式躲避边境检查。这种大货箱里装着大型机器设备，是当时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弯头角脑里还有藏人的空间，相当于单人牢房。老木没料到当时中国生产秩序混乱，铁路运输太不正常，很多货箱标签上的日期根本不管用，在站场里一压就是个多月甚至几个月。这些偷渡者藏身的货箱如果压在货堆的深层，头顶和四周全是笨重如山的货箱，是钢铁组成的挤压和黑暗，粮尽水绝以后，别说想逃出来，就是狂呼乱叫，也可能无人听见。 老木在那里只身躲了几天，可能是五天也可能是八天，因为昏昏沉沉不可能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他发现外面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伸手只能摸到粗糙的箱板和箱架、缠了草垫的机床、自己的水壶，还有黏糊糊的东西，好一阵才嗅出是自己的屎，已经糊满了裤子。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能清醒听到自己的呼吸加快，听到自己脑子里发出嗡嗡嗡的尖啸，听到自己全身血管噼噼啪啪简直是一串炸响了的鞭炮……终于用尽全身气力狂叫一声：“救命呵——” 眼前一片炫目的白炽，事后才知道那是木箱开了盖，是几个搬运工人出现在面前，是在一个离广州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货站。他说他实在受不住了，幸好出来了，更庆幸自己藏身的货箱就靠着路边，箱缝里传出的喊声容易被人听到。搬运工人告诉他，有些货箱运到香港得停停走走好多天，前不久香港那边的工人开箱时，发现过尸体的恶臭和人的白骨架子。 有人当场就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老木的偷渡经历，使我较为容易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些东欧国家的集中营，还有不久前美国关押阿富汗“基地”组织成员的关塔那摩基地——某些国际人权组织曾经就此对美国给予谴责。在那些地方，最有威力和最有效果的刑讯并不是拷打，而是使用一些不损皮肉的文明用品：黑色的眼罩，胶制的耳塞，厚厚的口罩和手套。其目的是强制犯人不看、不听、不嗅、不触任何东西，对外界的感觉被全部剥夺。如果拷打、恐吓甚至饥饿一类邪招不足以让犯人招供的话，感觉剥夺却常常能让他们乖乖地开口，包括大喊一声“救命”。 在狱方使用了这一方法以后，那些刑讯者和被刑讯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生命存在的含义，更理解一声鸟叫、或一片树荫、或一个笑脸：它们是活下去的全部希望。 卷二 具象在人生中 卷二 具象在人生中 空间 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张。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点点呵……” 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 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的轻松气氛和亲近关系，必须在一种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几何形式里才可能扑面而来悄入人心。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他与众多同行们反复观察和试验，发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无大量伤害同类的习惯”，而猴子的互相屠杀、狮子的互相虐待、鸟雀的互相激战、刺鱼的互相攻打，“通常发生在最拥挤的动物笼中”，因此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说，人类不过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猿”；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都市社会，是一些过分拥挤的“超级部落”。这种部落中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恰当的生物学水准，结果必然是：战争、暴乱一类大规模的杀人形式几乎难以避免，奴隶制、监禁、阉割、流产、独身等也不能不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十分残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人们投入这些超级部落，寻求创造的机会或者统治的地位，寻求群体的协作或者独行的自由。他们中间毕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成功也可能只是一种成功感，不过是一种空间比量后的心理幻觉。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为自己的居地而自鸣得意，历数都市里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楼、博物馆、大剧院、音乐厅以及大人物——其实他们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享受那些设施，一辈子也可能见不上什么大人物，与乡下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些东西就在身边呵，就在大墙那边呵，就在马路那边呵，这就足以让他们油然多出几分自豪和放心。这种心态也延伸到有些出国寻梦者那里。他们常常无缘接触更无法占有国外的好东西，甚至生活质量比在国内时更差，但与曼哈顿近多了，与卢浮宫近多了，至少也是心中稳稳当当的安慰。 看来，所谓都市无非就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近一些的方式。更近一步说，占有呢，占有无非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方式——如果少量日常必须消费品除外的话。有些女人爱逛首饰店，买下什么意不在穿戴，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首饰。有些男人爱逛古董店买下什么意不在倒手，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古董。这里只有场地更换，如此而已。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守财奴，日食不过三餐，夜居不过一室，积攒着那么多钱财并无实际用途，无非是可以把楼宅、珠宝、存折之类不时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聊以自慰。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走到大街上放眼世界然后把所有财富权当己有，都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因为那些用不上或用不完的东西，摆在街上与摆在家里，终究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有了照片、电视以及博物馆，交通手段也方便多了，世界上包括金砖银锭在内的任何好东西都不难临场目睹，不必把它们都搬到家里来看，不必以为这种看才有滋味。至少月亮与太阳就不宜搬到家里来看吧。但人类就是这样没出息，一代代人常常就折腾在从家门外到家门内这段奇怪的空间距离里，于是多出了好些战乱、政争、贪污、阴谋、抹眼泪、研讨会、心绞痛、金融危机等烦心的事。从这个差不多是几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说，精神常常是对物质空间状态的反映，历史常常是从事财富位移工作的一个搬家公司，是把某些东西搬近搬远搬来搬去的一笔昂贵运费。 记忆 你记得那时门前的水面，总是有一只大鸟掠过，划破一缕缕飘移的蓝色雾气。在月色朦胧的深处，传来了疲惫的捣衣声，还有口琴的吹奏被风搅得七零八落，飘入了坝下余热未尽的稻田和藕田。你却不记得那个吹口琴的邻队知青叫什么名字了，不记得自己曾经与他说过什么。 你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窗外一片冰天雪地，你掀掉大凉席上的大被子，发现院子里有猪在叫，一个身高刚够桌面的小孩居然在操刀杀猪，揪住猪尾一拖，将庞然大物从容放倒。还没看清他的动作，猪颈上已有一个口子红血喷注，流入了身旁沾着草须的瓦盆。你记得这一切，但不记得那天你为什么借宿在外，更不记得那个操刀猛士是谁家小孩，如何还有杀猪的惊人本领。 你可能还记得天边那令人惊骇的乌云，像一盆巨大的浓墨压顶泼来，云的边缘却被夕阳镶上了一轮弯曲的金边。乌云有两层或三层，钢灰色的高云，与浓墨色的低云形成了明显夹层，夹着一个幽深阔大的空间。有一只迷途的山鹰在那里上下翻飞，似乎不知道从哪里才能逃出这暗夜的四面合围，逃出自己的绝望。你这一辈子从未见到这种景象，也许永远不再会见到这种景象。你记得那一刻的全身哆嗦，但不记得那一天你为什么外出，是在什么地方观看这雨前的乌云，同行者还有哪些人以及同行者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这些事情你都忘了。 你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景象，但与之有关的前因后果却大多消失无痕，就像博物馆里的墙上图片尚存，说明文字大多已经脱落——是图片比文字更便于记忆么？如果没有纸写笔载，言词的有效保存期是否要大大短于图像？是否总要早早地褪色和蒸发？两年前，时值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一个刊物邀请我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们的当年，十几个催稿电话打得我实在不好意思而且有了负疚感。但我一次次铺开稿纸还是没法写。我的记忆力变得如此糟糕，脑海里的零落图景总是残缺必要的说明文字。即便我十分珍视那一段故事，也没法把碎片重新编织成章。 事实上，我忘了当时朋友们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为什么高兴，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到县城去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为什么一律剃成光头后来又为什么一律迷上了木匠的手艺，还有老木与大川为什么大吵一架愤而割席……而只记得一些依稀的印象：知青户有一些禁书，大家曾经像大学者那样每人一盏小油灯读书到深夜，然后一脸庄严地围在小桌旁，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至少是讨论到国家副总理一级的人物，至少是讨论到能管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大规律，如此等等。依据一些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传闻，争吵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其结果也毫无用处而且往往过几天就忘却。有些女知青甚至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常常把名字搞错胡乱放炮。但我们必须讨论，必须严肃地讨论，至少得用用“革命”、“国家”、“哲学”这一类大词，断断乎不能谈及庸俗无比的猪油和酸菜。我们肯定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有层出不穷的豪举，比方在农民家里大口吃着苍蝇叮过的剩饭，二话不说就把身上仅有棉袄脱给缺衣的穷汉子，自己花钱印出一些油印教材然后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夜校是办成了，农民都兴致勃勃地带油灯来识字，但他们总是思想落后得很顽固，总是一边唱《国际歌》一边抠着脚指头，一边听着马克思一边放出臭不可闻的红薯屁。巴黎公社有良种猪苗么？也抢收晚稻么？那他们不成了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凭什么还要大家来学习？……这些山里人真是愚不可及，但青年启蒙家还是特别的耐心和自信，恨不得揪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一眼看清进军凡尔赛的道理，恨不得猛踢他们的屁股，让他们在蚊虫叮咬之下明白写对联根本没有支援古巴和越南重要，明白古巴和越南一旦失守我们也就统统完蛋。我们肯定也是在哪一部小说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最后，我还能记得朋友们的各种英雄动作，比如，见到远方来访的同志，紧紧而且久久地握手，以示千言万语都在无言的两手中交流；比如，大寒天还冷水洗澡，以示革命者正在为明天更艰苦卓绝的事业而磨炼自己的皮肤和意志。嵩山大队的来辩论，有人望风，有人做饭。来人见到望风的便交换口令，一方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消灭法西斯”，另一方就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自由属于人民”——当时一部外国革命影片里的地下工作者们，在某个联络点相遇时就是这样干的。我不记得那是一部阿尔巴尼亚还是罗马尼亚的影片，更不记得影片的名字是什么。这一规矩后来还传到了广西和广东，独眼老木拿着女生们卖血的钱，到那里去串访更多的同志，若不是我们这边有人坚决反对，他差一点就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党，一个要闹得人头落地的党。 他们接头时也在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只是更多了一个暗号：手里的苏联小说《落角》或者是《白轮船》。 生活常常出自一种模仿，模仿记忆中某些事物。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些记忆可能来自电影、小说、音乐、图画、雕像以及博物馆，来自某些英雄的文化媒象。他们或是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杀败了罗马帝国的大军，或是在延安开荒种地挑水扫地为老大娘送来救命粮，或是衣衫褴褛地在篝火前和战马前拉着手风琴等待顿河边诗情画意的黎明。欧美的、苏俄的、中国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是这些媒象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媒象从各种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乃至保皇主义的传奇英雄们身上抽离出来，从各种社会主张和历史事件中过滤出来，成了青年们操作生活的蓝本。他们无意复制前人的意识观念，不大关心而且很快忘却了那些意识观念，只是想重演那些激动人心和趣味无穷的细节——比如一次秘密接头时的口令。 记忆定制了模仿，模仿巩固和再生了记忆。模仿是一种具象的繁殖，经过一层又一层记忆的中转，传之久远和播之广远。比较而言，语言是一些难以记忆的奇怪声波，文字是一些难于记忆的复杂笔画，语言文字的记忆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于大脑来说是一项较为生疏和艰难的业务，因此在缺乏特别学习和训练的人那里，总是力不从心，业绩较差。小孩模仿成人的动作和神态很容易，要传达成人嘴里的言语或笔下的文字，特别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说得一塌糊涂。成人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通过接触文艺作品，他们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将军刮骨疗毒、单刀赴会一类行态，要重现他嘴里的文词，特别是一些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详，顶多也只是三言两语。正因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词，包括曾经让我们激动万分或者耿耿于怀的思考，曾经让我们唇枪舌剑或者冥思苦想的辩论，要不了多久，就会在人脑里大面积死去，最终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脑记忆里英雄的意识形态当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后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态和动作的模仿。 前人说过，“得象而忘言”（王弼语）。看来，言词易忘，自古皆然，不仅是诗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对心智性能的某种总结。 爱情 知青户开始几乎是一个共产主义部落，口粮和油都是公有，各人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或腌肉也一律充公，还有晾晒在木楼前的衣服，谁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大川的上衣常常到了我的身上，我的袜子常常到了老木的脚上。知青的母亲若到乡下来探望，对儿女身上十分眼生而且权属混乱的“万国装”总是大为惶恐。 共产制度大约在一年后解体，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母亲们的唠叨从来都只是我们的耳边风，从未被认真对待；也不是因为内部私有财产的增加——解体之时大家仍然穷得彼此一样，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需要分配或争夺。在我看来，共产制度的解体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爱情。 没有爱情这个俗物的时候，同志们道德上都较为纯洁，奠定了公有制的重要基础。一段时间内，少女们都受到少男们的剥削，似乎并不在乎剥削，包揽了洗衣和做饭一类家务，每天从地上收工回家，天色已暗，蚊声渐起，听任男生们去看书或者游泳，听任他们高谈阔论布哈林或者舒伯特，自己却一个个黑汗水流地烧柴做饭和喂猪喂鸡。直到饭菜飘香了，大男子们才拍打着蒲扇，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坐到饭桌边来，对饭菜的味道评头品足。她们因此不大了解除布哈林或者舒伯特，常常成为大男子们的笑柄。有一次小雁闹了一个什么笑话，被大川取笑，说她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她顶嘴，更遭大川训责，于是夺门而出，哭得眼睛成了个红桃子。 她们忍无可忍愤然反抗，但这种反抗仍然充满着集体风格，似乎是全世界女性团结起来讨还公道。她们不下战书就开战，悄悄地罢了工，直到月挂枝头蛙声四起，大男子们腹中咕咕作响了，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伙房里居然一丝动静也没有，女生们的房门居然全数紧闭。他们围着一口冷锅转了好一阵，面面相觑，只得接受妇女闹革命的现实，无可奈何地开始洗菜和淘米。但他们混账透顶地见鸡蛋就打，见腌肉就切，恶心的红薯丝甩到一边去，锅铲在猪油罐里刮得当当响，扑鼻的香味史无前例地弥漫开来。少女们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又一次同仇敌忾：“你们明天就不吃油了么？”“每餐都要搭配红薯丝的你懂不懂？”“可耻呀那些边叶、菜根都是好东西！”……她们冲上前去重新夺回菜篮子和锅铲，但被少男们赶出伙房，只能在紧闭的门外愤怒地咚咚咚打门。 在这个时候，她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荣辱与共，利益相连，说话时都习惯于用“我们”而不是“我”，连吃不吃饭都统一步调，见男人们在伙房里可耻的大浪费，便全体赌气不吃以示抗议。她们就是这样一伙共一个脑袋的人。但她们的团结其实也很脆弱，特别是在爱情面前一触即溃。事情首先在这一天暴露出来：老木找柴刀，在易眼镜的床下发现了半瓶白砂糖，根据团体内严格的共产制度，斗胆私藏食物者，须淋猪粪一瓢以作惩戒。少男们兴奋无比，快意地狂笑，七手八脚大动家法，把易眼镜强拉到猪栏边，拉扯得他的眼镜都掉了。 “你们不要欺侮老实人！”小青跑来夺下粪瓢。 “你以为他老实呵？” “他破坏公约罪恶滔天。” “他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 我们鼓动她一起参与制裁，去拿块抹布来堵住易眼镜的嘴。 “不就是一点糖吗？他凭什么要上缴？”小青黑着一张脸，指头差点戳到木胖子的鼻子尖，“凭什么你就可以抽烟喝酒？凭什么你的烟酒不充公他的糖就要充公？这里的人还没有分三六九等吧？” 似乎不是一般的同情了，而是别有味道了，让人傻眼了。事情闹到这一步，易眼镜也豪气大增，从七八只手那里挣扎出来，抢过老木手里的糖瓶子，对地下叭的一声猛砸，“你们去吃，去吃，吃了去烂肠子屙血水！” 说完拉着小青就走。 大家突然发现易眼镜与小青的形迹可疑，回忆起这对狗男女最近经常在一起说话，不光惦念着代数和几何，还经常鬼鬼祟祟一同去菜地或河边，小青织的一件红色毛线衣已经出现在易眼镜身上，易眼镜的一只热水瓶也总是出现在小青的床头。好哇好哇，居然还有了白砂糖，说不定还私下消受了好多山珍海味呢，说不定还避开众人花天酒地呢。男人们如梦初醒，怒斥爱情的香风臭气吹得这对狗男女昏了头。 他们当然错了。易眼镜与小青其实不会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更自利，很多年后他们才会最终看清这一点。即便是现在，小青砍的柴也比任何人砍的更多，洗的衣也比任何人洗的更多，为了给大男子们筹集回城的路费，她毫不犹豫地去医院卖血。但砍柴、洗衣、卖血是一回事，白砂糖是另一回事。白砂糖是爱情的象征，正像一个眼神，一次抚摸，生病时的一碗药汤，生日里相赠的一条手帕，是不能被剥夺和替代的。爱情必须有相应的物化形式，需要言词以外更多图像、声响、气味和触摸的形式，才能确证爱情的真切存在。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说，他妻子每到周末和节日都强烈要求他赠送鲜花，鲜花是他没有第三者的证明——虽然完全不可靠。我的另一个朋友说，他妻子是海南人，每天都要对他进行爱情的考验，包括一次次盘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并且坚决不容许他用方言“新呵几（亲爱的）”、“哇碍鲁（我爱你）”之类来敷衍。那岂不是成了“星火街”、“华爱楼”一类可笑的地名么？哪里是爱？这就是说，妻子即便能听懂方言，但期待的回答不是语义而是语感，是纯正普通话里的庄重和神圣。她只需要特定的表达形式。 爱情似乎只有在形式里才能存活。 进入爱情的人差不多都是形式主义者，女性尤其可能这样。易眼镜和小青很快找到了白砂糖以外更重要的形式：单独开伙。他们买来了自己的锅，垒起了自己的灶，有油有盐地过起了小日子。相伴而炊，相对而食，你吃我做的汤，我吃你夹的菜，还有属于两人世界的小瓶子小碟子等等热气腾腾叮叮当当，既是婚前的家庭生活预演，更是爱情的大规模建设。就这样，爱情——或者说爱情的形式，与原有的生活格局大相冲突，直接导致了我们共产部落的深刻裂痕，让同志们无可奈何。大家即便还可以维持表面的亲热，但爱情是幸福的，幸福的人呵常常是自私的人，是重色轻友的货，是发情的狗。离心离德，打小盘算，搞小动作，性别联盟瓦解了不算，整个知青户也不可阻挡地礼崩乐坏。即便小锅小灶并不意味着道德沦丧，即便易眼镜和小青依然在很多事情上克己让人，甚至对分灶吃饭不无惭愧从而更愿意大张旗鼓地助人为乐，但额外交情与同灶开伙仍然大不相同。大约半年以后，大川与老木的一次恶吵导致了团体最后解散。他们都觉得对南斯拉夫的看法分歧使他们无法再团结下去，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自我误解。因为在恶吵之前，这个团体已经私房话渐多，代替了公共讨论；私房钱渐多，代替了公共财政；私下关照渐多，代替了公共友谊。团体早已徒有其表，到最后，竟有大小四套锅灶出现，使浪漫的、欢乐的、充满着苏俄共青团歌曲味道的时光一去不返。 核心人物的分裂，不过是给摇摇欲坠的泥墙最后推了一把，为飞鸟各投林提供了一个较为堂皇的理由。 我一个人走进伙房，看到一片爱情的残汤剩饭和杯盘狼藉，感到不寒而栗，觉得自己也该离开这里了。 女人 我相信女人是千差万别的，并没有统一规格，关于女性共同特征的说法常有太多的夸张、武断以及男人的偏见——与其说女人是那样，不如说很多男人希望女人就是那样。但这并不等于对性别特征不可以进行概率性的比较。比如说吧，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测定，百分之七十四的女人每个月流一次以上的泪，这个比例比男人的百分之三十六要高出一倍（见俄罗斯二〇〇二年《健康》杂志）。 百分之七十四不是百分之百，但足以让人们产生一种大体印象：女人活得更感性一些，情感更敏锐也更丰富。这个特征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写成一本大书，在这里只能从略，有兴趣者可以参看笔者《性而上的迷失》一文。从概率上说，女人们着装不光是为了保暖，只要条件许可，常常会使身上有更多悦目的色彩和线条，以证明穿戴的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她们饮食不光是为了果腹，只要条件许可，常常对零食有更多兴趣，以证明咀嚼的过程比目的更重要。她们大多喜爱逛商店，不全是为了购物，其实购物这件大俗事有什么意思？充其量只是逛商店的一个借口，就像吃鱼只是钓迷们的借口，健身只是球迷们的借口，治国安邦只是政客军阀们争夺权力的借口。即便是手头拮据也不打算买任何东西，很多女士仍愿意去商店朝圣，与缤纷商品热烈幽会。万紫千红，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变化莫测，各种商品暗示着各种生活的可能，闪示幸福的各种方向，使商店成为她们的一个梦境。 此时的男人们在哪里呢？可能在店门旁的“丈夫休息室”里，无精打采地看体育类报纸，或者烦闷不已地抽烟。 在我周围的女人中，小雁最不像女人，从无逛商店的兴趣，也不涂脂抹粉。在乡下抓鱼、打蛇、犁田，开拖拉机，还有后来出国留学而且读什么印度史和梵文，比男人还胆子大。明明有茶杯，她总是搬大碗，说这样喝水喝得痛快。明明是一张长方形的床，她身体总是睡成一条对角斜线，踢得枕头被子七零八落，挤得同床女伴落荒而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以短发男装混在男人堆里的人，也仍然不是男人。她随丈夫一同去理发，见那个为她丈夫服务的理发妹太丑，很不高兴，一定要换上一个漂亮的脸蛋来动手。丈夫笑道，说你就不怕我心猿意马？妻子想了想，仍然坚持自己的唯美，说情愿让你心猿意马，也不能让我看着恶心，一个长得那么丑的人，在你头上摸什么摸呢？ 视觉唯美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恐怕非女人弗能。法国作家西蒙·波娃说过：“爱情是女人的最高职业。（见《第二性——女人》）”其实凡感情都在女人的血管里最充分地储存着，随时可以喷涌而出。中国俗语称：“世上最毒妇人心。”是指仇恨情感之下的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而喜爱情感之下的不由分说和不留退路，也多表现在女性身上，一如波兰裔的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女士断言：“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在街垒上战斗到最后的革命家，那一定是个女人。”这也就是说，“世上最诚妇人心”或“世上最善妇人心”的说法亦可成立。 易眼镜因为打伤警察而进了看守所以后，我去探视过他。所长是位熟人，让我也顺便看了一眼监房。女犯们都关在北边，有的只挂了一个乳罩，有的干脆光着整个上身，用各种办法散热纳凉，见我们出现在监视窗前根本不躲闪和回避。所长说，这些女犯多是杀人犯，多是情感性犯罪，下手最狠，不是杀情夫就是杀丈夫，诈骗、贪污等智能性犯罪倒是很少，与男犯们有较大差别。据所长说，情感性犯罪常常比智能性犯罪更残酷，更决绝，往往也更单纯。我对此印象深刻，不由得不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如果不作男权主义的解读，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多贬义，只是指女性与下层野民一样，思维以具象和情感为主导，如洪水和烈焰，很容易冲决理性的罗网呼啸而去。“养”在这里不是“供养”，而应是“修养”、“调养”以及“驯养”之义。 独眼 老木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独眼，并且因此获得县政府颁发的一张奖状，还获得了身残回城的权利。他的独眼有一种苦难感，也透出一种狠劲，使他的娃娃脸平添了几分男子气。 独眼如果再配上一件斗篷，配上手里一条马鞭，就可以让人联想到某部战争史诗里的英雄——简直是浪漫少女眼里的一枚英雄的勋章。这样，老胖子尽管个头不算达标，两腮肥肉太多，走到哪里居然颇受女子倾慕。她们肯定已经浮想联翩，已经把无形的斗篷和马鞭添加给这位独眼人了。一位漂亮的广东女子一见他就发呆，把他从广东追到湖南，不由分说地进门就扫地，接着就洗碗刷锅抹桌子，好像反正就是他的人，最终赖也赖成了他的老婆。她叫阿凤，在香港出生，有移居香港的权利，这是老木曾经嫌拒她的理由。不料老木多年后能到香港做生意，反倒大大受益于这一段奇特的婚姻。 听说这位广东女子曾经也有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还与她有五年的通信史，是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诗人，也是她表哥的一位朋友。有意思的是，他们五年之后的相会，却使女子大为失望：“天啦，他太漂亮了！” “漂亮不好么？”表哥疑惑不解。 “脸上连一块疤都没有，这怎么行？” “你什么意思？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 “这样说吧，他那个奶油脸蛋，充其量只能让我产生——母爱。” 表哥眨巴着眼，觉得女人完全无法理喻。 忏悔 我当过红卫兵，注意过中国报刊上对红卫兵的声讨，注意到很多长辈人和晚辈人两面合击式的愤怒：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你们为什么没有基督教那种崇高的忏悔意识？你们为什么不谈谈你们那些不可告人的过去？你们为什么不像德国首相那样跪下来求犹太人恕罪而凭你们这样子中国还能实现现代化么？…… 众口一词之下，我倒想说说不必忏悔的事情，比如，我写过的两张大字报，是我在学校期间针对老师的仅有两张： 第一张大字报，是攻击小学一位老师的。这位女教师矮胖，常常对学生摸摸头和整整衣领，语文课也讲得不错，讲课时不忘批判自己的丈夫，一个刑满释放的右派。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夹着尾巴做人，一接手班主任职务，便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于黑色或灰色家庭的学生干部撤下，让革命家庭的子弟全面掌权。特别难以忍受的，是那个算术成绩最臭的新班长，只因为有一个当党委书记的好爸爸，就被班主任宠成了红色大公主。不但考试中可以无端加分，劳动中可以无端闲玩，在任何一次出外支农时都可以吃到班主任偷偷特供的苹果或腊肉，根本不同贫下中农的白菜萝卜相结合，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气煞了满朝文武，让我们几个男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们纠集起来，往讲台上射过尿，在厕所里画过漫画，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机会，回到母校给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当时我们是初中生，不理解一个女教师难以承受的政治恐怖，不理解她的不公道后面的无奈。我们是成人以后才想到这一层的。 第二张大字报，则是攻击一位中学老师的。这位男教师瘦高个，挂金边眼镜，据说在国外读过书，又为驻华美军当过翻译，身上至今还有一股从敞篷吉普里走出来的风流味，动不动就打一个响指，好像在日本招妓或者在菲律宾赢了台球。这一天是他的英语课，我前座的一位同学有些拘束不安，被美军翻译发现了。对方过来检查他的课本，发现是一个冒牌的旧练习本，便生气地叫他站起来，问他为什么没有书。他支支吾吾好一阵，说自己没有钱缴学费。美军翻译轻蔑地哼了一声，将练习本甩回桌上：“鲁平，你不是读书的材料么！”这句话羞得我的前排同学低下头去，前额差点砸到了桌面。我是这件事距离最近的目击者，我亲眼看到了老师的眼光寒意侵骨，亲眼看见了叫鲁平的同学低着头站了整整一节课，还看见了他的裤沿高高吊起，脚上冻得红肿的双脚没有穿袜子，插在一双空荡荡的红色女式大套鞋里。这位搬运工的子弟后来几天没有来学校，是班上同学凑了学费送去他家，他大哭了一场，才挂着鼻涕重返教室。这当然是我后来写大字报痛斥美军走狗的好题材。 回想这两张大字报，我应该向老师道歉，清算当时那些粗鲁的火气，清算那些不着边际的结论，比如不公道就是不公道，缺心肝就是缺心肝，人皆有缺点，有缺点并不一定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或者“钻进革命队伍的蛀虫”，而这些大帽子无疑是可笑而且伤人的政治恫吓。但我不会忏悔。我想不出为什么我应该忏悔——这与承认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悲剧基础的一分子从而加以反省检讨，不是一回事。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靠父亲官职而取得特权是不可接受的，我不会忏悔是因为一个人因贫穷而受到歧视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有权对这一切表示反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表示反对。 即便一个初中学生没有找到更好的反对方法，理应就此向当事人道歉。 忏悔是一个道德概念，追究行为的动机，一种正当的反抗即便造成了令人遗憾甚至可怕的结局，应该得到及时的反省和纠正，但与忏悔没有什么关系。医生手术失误可以有技术的检讨，但不需要忏悔。士兵卫国杀敌可以有对死者的同情，但不需要忏悔。只有恶意才应该忏悔，无论这一恶意表现为善行还是恶行，带来了善果还是恶果——包括沽名钓誉的到处行善。正因此，如果我想赶一把道德时尚，用假惺惺的真诚在满世界谴责红卫兵的异口同声中再添一道尖音，把特权与反特权的关系颠倒过来，把歧视与反歧视的关系颠倒过来，那么才是铸下大恶，才真正值得忏悔。那甚至是对两位老师的进一步侮辱：他们肯定知道我应该道歉但不需要忏悔，他们从不要求我忏悔因此更让我长久地尊敬。 我当然知道，我也有值得忏悔的事，将在本书后面说到。我还知道，不少红卫兵手上确有鲜血。我看见过老木怎样被红卫兵殴打，看见过高君家怎样被红卫兵查抄，还看见过红卫兵的起哄声中，一位右派女教师怎样头发蓬散，糨糊满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与另一个男性反革命互相扇耳光，被挥舞着皮带的红卫兵大声威逼。我心里发紧，看见她眼里既没有愤恨也没有恐惧，是一片深广无限的空洞，没有眼珠而只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尸更让人惊心。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声枪响或一根绳索，问题是她轮不上这种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于是一时没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挡着她进入下一秒钟——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无助。她最终还是死了，自杀在校园后面的浏阳河。人们都知道是初一（一〇一）班那伙小屁孩制造了这一暴行，他们应该对此负责并受到审判。人们也知道是当时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这种审判因此国家机器就应该受到审判。有幸的是，那一伙只是学生中的极少数。当时第一代红卫兵、第二代红卫兵已经在运动中出局，学校里重组新生的主流红卫兵组织是温和派，其中不少成员本身就曾经受到早期某些红卫兵的迫害，是所谓“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温和派反对暴力。红卫兵大联合委员会重申了“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命令，使所有非法关押的老师得到释放——当时这个委员会就是学校里的领导，军宣队还没有来，工宣队更没有来。 这是我的所见，这是事实。 当然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我想那个剃了阴阳头的女教师，还有更多受到迫害的过来人，更多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一定比我看到了红卫兵更多的残暴，以至一位尊敬的老作家在干校劳动时，看到路边冻得哆哆嗦嗦的几个知青，会有“狼崽子”一语脱口而出的快意（见杨绛《干校六记》）——她肯定有足够的见闻来支持自己的仇恨，虽然那几个知青的手上可能并没有鲜血，在她那里未经审判就被定罪；虽然他们眼下身疲力乏，饥寒交迫，不像她和同行们那样拿着国家高薪一分不少，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说实话，我震惊于杨绛的简单和轻率，但相信她自有仇恨的根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结构和如此复杂的过程，人们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言说时依据记忆中不同的生活实象，自然会有正常的看法各异。这并不奇怪。一个历史事件到底是什么，需要各种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砥砺，以便尽可能接近真理。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官方文件、主流报刊、流行小说直到小学课堂，眼下几乎所有关于红卫兵的文字，都在固化和强化杨绛们心中的生活实象，同时在铲除和收缴我亲眼目睹的另一些生活实象。 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谁要提到当时不公和歧视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谁要提到激进行为动机中还有合理与不合理的相对区别，就是为红卫兵辩护，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就是可耻的“不忏悔”。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直到我们这一代的任何人都怯于开口，直到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来修剪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这正像“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专制之下，任何人都怯于回忆和言说某个资本家或者地主的善良，或者某个“走资派”身上可敬可喜的品质。即便这些个人印象是真实的，即便这些个人印象并不要求取消他人的另一些个人印象，但仍是革命的大忌，不为公共舆论所容。当时文艺作品的公式化和千人一面，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这样，记忆中的有些实象合法而有些实象不合法了，有些故事可说而有些故事不可说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以文字清洗实象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责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标举着，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中也在标举着。一个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包括一种激进甚至荒谬的思潮如何获得社会基础和大众参与的深层原因，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谱系综合性的隐疾所在，都在这种单向度的清洗中消失。“文化大革命”仅仅被理解成一段坏人斗好人的历史，一出偶然的道德悲剧。 “文革”给现代中国带来了灾难，是当代人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一事件眼下却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我们能做的事似乎只是继续正确下去，跟着人们大声呼吁“批判”或“忏悔”，藏着你应该忏悔或者不需要忏悔的往事，掏出你今后不需要自疑或者应该自疑的坦白。这正像纳粹法西斯给现代欧洲带来了巨大创伤，是当代欧洲人最应该深入反思的历史，眼下却也几乎成了知识界的新式禁区——他们能做的事似乎也只是继续正确下去，给奥斯维辛集中营献花，对贩卖纳粹徽章的奸商起诉，向奥地利上台的极右派进行激动的外交抗议和政治封杀。这样做并没有错。但以没有错的行为压制另一些没有错的行为，则不能不令人生疑。就像吃饭并没有错，以吃饭来压制喝水却一定别有用心。很多有待于探寻的历史谜团，比如，当年不但在德国而且也在英国、法国、俄国等地方同时出现的排犹浪潮，比如，当时德国和西方各国共同出现的自由市场危机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幻想和纵容，都可能承担“开脱纳粹罪责”一类政治恶名而销声匿迹，以保住欧洲民主阵营的体面。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冒犯自己人的傻事。 因此，当我看到中国知识界在呼吁“忏悔”的浪潮和欧洲知识界抗议极右派和法西斯的示威壮景，我看到了人们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深仇大恨，看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拒绝和抵抗，但也看到一种新的思想专制和新的思想极权正在悄悄形成，并且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积重难返。 朋友 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绿胶底，白鞋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时髦。因为在乡村中十分少见，所以它出现在某些下乡知青的脚上，几乎成了一种黑社会的接头暗号。陌生人之间只要看看对方的脚，不用什么介绍，就可以会心一笑。这如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有些新人类交友，先问对方读不读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喝咖啡是喝速溶的还是现磨现煮的咖啡豆，如果答案不对，扭头就走，非我族类，休得多言。前后两种人的接头方式虽然有异，却差不多有同样的原理。 有一次，我与大川到某地去玩，正好碰上这个县大张旗鼓地“打击反革命”，拉网式地排查可疑分子，街上不时有挂着大喇叭的宣传车驶过，或者是一溜荷枪实弹的民兵骑着脚踏车飞奔，机械化程度很高，不知正在奔赴什么战场。因为知青不可能有什么身份证明，我们便在一个路口束手就擒，押进了县治安指挥部。这是一个破旧的庙，乱糟糟臭烘烘的稻草里有百多号犯人都在等候审查。 我们在这里当了几天的囚犯，每天到吃饭的时候了，就被民兵手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排着队去附近饭店里，自己掏钱解决问题，吃完了再被押解回来。我们没有多少钱，只能每餐要萝卜加米饭。这一天，一个大汉摇着折扇，露出胸毛，突然坐到我们的餐桌边来了，一开口就说省城的话。他果然是个知青，果然也没看错我们的同乡身份——他声称正是从桌下的两双回力牌球鞋看出这一点的。他打听我们的来历，很快愤怒起来，递上一支烟，不用他吩咐，身旁一青年立即给我们恭恭敬敬点火。他手中的折扇一扬，身旁又一个人影赶忙去买辣椒炒肉片和红烧猪脚，推到我们面前请我们趁热吃。那些人好像是他的狗腿子，办什么事都冲冲闯闯高声大气，以至看押我们的民兵也不敢前来干预。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被狗腿子们前呼后拥的大汉姓江，江湖上的绰号叫呼保义。他从不在乡下好好劳动，四处游荡，凭着一张嘴能说武侠故事，走到任何一个知青点都可以白吃，都有烟酒侍候和前迎后送，完全是太上皇的待遇。他又带着一帮弟子习武练功、耍石锁、推杠铃、击沙袋、走梅花桩，等等，闹得鸡飞狗跳。乡村干部畏惧于他父亲的“老八路”身份，不敢管束和得罪这位大公子。 他倒是有一份打抱不平的热心肠，那几天常到县城里来，碰上我们吃饭，就要给我们加菜；碰上我们被拉出去游街示众，就陪着我们从街头走到街尾，以示精神安慰和严密警卫。在我们获释离开那个县时，他还给我们买了车票，送给我们一颗密藏在小瓶里的麝香，只有绿豆大小，说挨了打的人吃这些东西最能活血散瘀，同女朋友那个那个了则保证不孕——女人闻一闻香气就根本怀不上。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一脸坏笑。 我们激动地互相承诺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久后也果然有过重逢，是在省城街头一次意外的遭遇。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他上下打量我，眼中透出一些茫然，好半天才想起县城里游街示众的事。我们坐到河边以后也谈得不太投机，他那一套及时行乐的纨绔之辞很难被我们接受。他最后只能以一句文绉绉的格言了结：“白玫瑰和紫罗兰尽管颜色不同，但同样芬芳。”不知他是从何处搬来了这一套洋派优雅，也算表达了江湖上人各有志的遗憾。我感到有些失望，直到事后多少年才大体明白了这次乏味的重逢：回力牌球鞋在省城里比比皆是，已经不再有出现在一个小县城里的稀罕，不再是让人感到亲切和亲密的特殊符号，不再能让人产生一种他乡见故人的激情冲动，一种在异生环境里的同病相怜和相濡以沫。在这个城市里，以各种方式流窜回城的知青多如牛毛，一旦离开乡村就各有各自的营生，有各自的图谋，还能有多少心境和时间缅怀往日的萍水之交？ 一双回力牌白球鞋的意义，只能由特殊处境来确定，不可能是到处领取感情的永久凭证，就像一个词的意义也只能由具体语境来确定——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先生似乎早就知道这一点。这使我想起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重复，只能在特定的那一刻和那一地才会闪光。我们记忆中的某一种美食，在多年以后吃起来就可能索然寡味。我们记忆中的某一次热吻，在多少年后的重演就可能别扭甚至寒意逼人。它们是从土地里拔出来的花朵，一旦时过而且境迁，只能枯萎凋谢。 江哥后来在江湖上还是很有名气。据说他因打架斗殴被判了刑，在劳改期间里还是不断生事，借着当电工架外线的机会，居然把好几个管教干部的妻子勾搭上了，把她们的肚子搞大了，其手段的神奇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号叫周麻子的管教干部，平时就喜欢打人，为此气恼得眼睛充血，将他毒打了一顿，棍棒都打断了三根。又罗织罪名整理材料，把他的五年刑期改判成十五年。江哥接受宣判回来，三天之内没说一句话，最后找到周麻子，说车间里的天车上有反动标语，请“政府”赶快上去看看。周麻子上去了，没有发现什么反动标语，正在疑惑之际，正要开口骂人，被人从背后猛推一掌，来了个高空飞人，一条弧线抛下来，在龙门刨上砸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白生生脑浆四下迸溅，吓得在场人尖声惊叫。 江哥出现在天车上，哈哈一笑，对大家抱抱拳，说此贼死有余辜，我今天结果了他，为弟兄们除了一害，但决不连累大家。 他沿着梯子一级级走下天车，像将军最后一次走下了检阅台，捡一团棉纱，蘸着死者鲜血，在白墙上写了七个大字： 杀人者江毕成也 然后手一抬，抓住了动力电闸。只见火星飞散，电灯闪闪欲暗，顷刻之间他已经成了一堆枯焦的黑物。 身份 一个人在美国的公园里遭到黑人打劫，受害者很可能认定凡黑人都残暴，可能推论黑人确实是一个劣等种族。事实上，种族歧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残暴、懒惰、偷盗、吸毒等少数黑人的现象，被某些人当作了所有黑人的共性。这里的可疑之处是：凶犯可能同时是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受害方就不把所有的b型血者推论为残暴劣种？为什么从来没有对b型血的歧视？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就提出过这样的质问。显然，肤色是可以看到的外征，最容易辨识和牢记；而b型血一类却无法用肉眼直观——大概就是全部奥秘所在。在决定意识形态的时候，人们的眼睛是比大脑更便当的器官。 如果说狭隘族群主义是一种视觉意识形态，那么也常常表现为一种听觉意识形态。一个广东人欺诈了河南人，受害者很可能记住了广东口音，于是口口相传，越传越邪，直到所有广东人都成了河南人那里可疑和可恶的对象。这也是族群冲突的常见过程。当事者很少会去想一想，一个广东人可能同时也是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汽车司机，为什么可疑和可恶的是所有广东人而不是所有感冒患者、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有的汽车司机？为什么河南弟兄们不可以爆发一下病别意识、教别意识以及界别意识？ 显然，语音是可以听到的外征，最容易辨识和牢记，于是在有些人那里一跃而为首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广东、湖南人组成的北伐军在河南受挫，大革命北进乏力，半途而废，有政治和军事的多种原因，其“南音”被中原广大老百姓疏远和疑忌，就是一般史书上不大提及的一条，却是十分重要的一条。最近十年，语言口音在台湾再一次成为政治题材，“泛绿（民进党等）”阵营以操闽南语的原住民为主，“泛蓝（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阵营里操国语的外省籍人士较多，所以很多政治斗士见人先辨音。有些“泛绿”的出租车司机甚至拒载操国语的客人，或者强迫客人听车上音量放到最大的闽南语广播；有些“泛蓝”的教师则禁止班上的学生讲闽南“鸟语”。在这里，口音政治的对抗剑拔弩张风狂雨急。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本来倾向于“泛绿”的国语者和本来倾向于“泛蓝”的闽南语者都可能有情绪逆反，于是“国语”与“闽南语”的不共戴天之仇就更得到了证明。 人以群分。族群当然是有的，族群之间出现差异甚至冲突也纯属正常，不算特别难以理解。只是族群的划分以肤色为据，以口音为据，甚至以肤色或口音来区分善恶敌我，如此等等，显示出人类的意识结构仍然十分原始，几千年之后并未进化到哪里去，与禽兽差不多是一个水准。 我们可以鄙薄前人的嗅觉过敏，似乎前人都有特别好用的狗鼻子，非我族类首先是非我族味，“膻胡”和“骚鞑子”透出牛羊肉味，就是中原农业族群对北方游牧族群的蔑称，也是各次驱“膻”抗“骚”运动的感觉根据，曾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嗅觉有点退化了，或者说异味被肥皂、香水、洗浴习惯、通风设施清除了，把嗅觉歧视改换成视觉与听觉的歧视，是不是也会遭到后人的鄙薄？人类已经有了可谓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血缘和地缘，同时更在于生理基因密码的不同，在于道德修养和文化训练的不同，在于财产占有量和信息占有量的不同……总之是在于一些不易构成显著外在标志的方面。然而现代人的身份证件，比方说一本护照，并不记录这些，少不了的是民族或种族的确认，是出生地的确认，总是被移民局官员瞪大眼睛——血缘崇拜和地缘崇拜赫然在目。一种狭隘族群主义的查验传统，如同一条割不断的猴子尾巴，在即便号称最文明的国家也至今例行不误。无论生理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以及史学积累了多少关于人的知识，无论这些知识已经达到了多么精微高深的地步，这一切还没有体现在一本护照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的外交、体育、文化等交流活动都是依民族或国家组团，从来不按照血型、年龄、行业、学历、阶级、道德信念等来组团，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民族或国家的旗帜到处飘扬之际，这个世界一次次出现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冲突的烽烟滚滚，一次次出现向肤色和口音的大举进攻，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身份认同之际，鼻子曾经抢在大脑的前面，眼睛和耳朵现在依然抢在大脑的前面，抢在理性成果的前面，这一点似乎是现代知识大厦的古老基石。 我把一本这样的护照翻看了好半天——这是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领到护照，第一次准备出国旅行。 精英 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小雁开着车来旅馆接我去做客。由于路上堵车，我到她家时已经饥饿难耐，急忙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半块比萨饼和几个苹果。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平时不做饭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是的，基本上不做饭，也不会做饭。 “那我们就随便下碗面条吧。”我表示大度和通融。 但她说家里连面条也没有，真是不好意思呵。她拉着我到超市去买食品，在地下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汽车在水泥柱子上刮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想那里肯定出现了一道惨不忍睹的刮痕。她笑了笑，没打算下车去看看。“没关系，我这辆车是碰碰车，三天两头就要同人家亲热亲热的。”她满不在乎一扬头，让我暗暗佩服她的豪放不拘。我想起刚才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被她的那辆汽车吓了一跳，如此伤痕累累和蓬头垢面，像堆破铜烂铁：这家伙该不是在美国失业了吧？ 她把这堆破铜烂铁开得很疯很野，于是面对着一路上疯疯野野迎面扑来的高楼和立交桥，给我介绍洛杉矶的脏乱差，介绍这里华人区的迅速扩展，介绍美国中产阶级的好莱坞和沃尔玛，当然不忘记把沃尔玛、美西、best buy、food lion这一类超市批了个透，说超市呵这个，如此工业化而没有人情味，如此全球化而毁灭各民族文化传统，真是十恶不赦，中国大陆可以学美国但怎么能把美国这么糟的东西学过去呢？中国什么时候变得比美国还美国呢？她提到什么引用词语时就两手举在耳边，各有两个指头挠一挠，表示口语中的引号所在。她这样做，有几次两手完全离开了方向盘，吓得我看着无人控制的汽车朝一辆黄色货柜车迎头撞去，心差点要跳出口来。 我已经在美国多个场合见过这种两手挠耳的小猫姿态了。于是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大概都有这样的特征： 一、笨得不会做饭菜； 二、汽车脏了和碰坏了根本不去care（关心）； 三、说话时经常像猫一样举起双爪在耳边挠出引号来； 四、一般不打香水——我在香港为小雁买的香水，算拍马屁拍在马腿上，被她收下了，也被她嘲笑了。“穿套装打香水的，那是女秘书！”她笑着把“女秘书”三个字说得很重，意思不言自明：你傻帽了不是？ 这些特征是源于一些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你完全可以依据这些特征，把她们与其他人群区别开来，比如很容易与浓涂艳抹光鲜亮丽的下层打工妹区别开来，也与衣色深暗低调并且从不出入超市的上流贵妇区别开来。美国社会批评家福塞尔的一本中文译为《格调》（class，一九八三）的书，已经为这种阶层身份的外观识别，总结了成套的经验，提供了大致可信的指导。他在这本书里还提到：最穷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没钱赶时髦；最富的人不赶时髦，是因为他们的任何行止本身都会创造时髦。那么时髦是什么呢？时髦不过是社会中层心理焦灼之下急切而慌乱的文化站队和文化抱团。 小雁从她十分愤恨的沃尔玛买回食品之后，十分谦虚地向我请教如何做菜，包括如何下面条，让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事情怎么可以是这样？她以为她是谁？她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更没有在太平墟当过知青，他妈的从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成了洋教授，连面条也不会煮了？她又请来一个中国学者以及一个韩国学者来作陪，更加谦虚地向大家检讨她不会做菜，家里也缺少必要的储备，因此主菜只是一些买来的成品和半成品，没有什么像样的好东西，请你们来只是聚聚而已。她快快活活地愧疚着，好像她一旦会做菜而且家里食品储备颇丰就成了个假教授而且是个中国老妈子，就低人一等了；好像她不长时期熬着这种凉水咽比萨饼的自我折磨，就要让同伴们大惊小怪了，就负有欺民和扰民之责了。因此她的愧疚是学院精英之间一道必要的迎宾大礼。 来客也是精英，衣着都朴素和随意，其中一位女士席间说到她有一钻戒，是丈夫买给她的，但她一直不知道该不该戴上，总是心怀愧疚地觉得一戴上就是向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妥协了。他们把这一类事谈得很认真，就像他们同样把住房升值、波兰开会、学院终身教职、波德莱尔的诗歌、卢旺达的军阀专制等谈得很认真，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者舒适的“左派”气氛。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钻戒“左派”对一种形如小粽子的阿根廷菜十分惊喜，重点向大家做出推荐。“好吃！你们都尝尝。”这个说：“确实好吃！”那个说：“真的好吃呀！”在一片“好吃”的热烈赞赏中，我差一点也跟着附和了。但我对那些绿叶包着的半熟米粒或豆粒实在没有兴趣，没嚼出什么味，便斗胆向他们另外推荐油淋豆豉辣椒萝卜——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前几天送给我的，就藏在我的旅行包里。他们对这种常见的中国菜没有特别的新奇之感，但片刻过去，我偷偷发现这盘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已经一扫而光，而他们盛赞“好吃”的阿根廷菜却堆积无减，其实一直暗受冷遇。 他们在饭后仍然在称赞阿根廷菜。这有点奇怪。 显然，从他们的生理口味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那种奇怪的“粽子”。但他们在餐桌上必须发动对这道菜的赞赏，那么他们的赞颂必定不是来自肠胃而是来自大脑，不是来自欲望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分子么，吃也得知识起来，就像钻戒也得戴出政治来。阿根廷菜是少见之物，符合“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原则，符合“越少越喜欢”的上流社会审美品位，因此最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士表示喜爱，至少也要表示尊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亚裔学者的眼里，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地区，既是高贵欧洲的延伸，可以成为主流的代表；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是一个边缘的隐喻。现代精英以文化的开明和多元为己任，不就是一直又主流又边缘地暧昧不清么？他们怎么可能对这一盘突然冒出来的阿根廷文化掉以轻心？怎么可能逞口腹一时之快而涉嫌文化态度上的轻率无知？ 看来精英也难当，有时口舌必须服从大脑。 摇滚 小雁回到国内来时，我请她听过一次摇滚。我们在大厅里听不清任何一句歌词，听不清任何一句旋律，脑子里只有节奏整齐的撞击，只有黑压压的一片固体在翻滚和爆炸。嘈杂灌注到我后脑勺、太阳穴以及后颈的血管里，使一根根血管顿时粗大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些血管在哪里蠕动和抽搐，像要暴出表皮。 我逃到大厅外，逃得足够的远，还能听到身后咣咣咣的机械冲压，一声声冲压我的心脏。我找不到曾经听到过的崔健——当时听歌碟还有依稀可辨的旋律。我也找不到大厅里歌与歌的任何差别——除了机械冲压间隙中歌手宣布的歌名，是我唯一听清了的人声。我不知道听众为何都听明白了冲压，都如此陶醉和激动，包括好些留着披肩发的纯情少女们，鼓掌、流泪、呼啸、吹口哨、摇晃鲜花和荧光棒，挤到走道里或者台前，举起手的森林向左摆又向右摆，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拥抱和搂腰。 她们玩的就是血管粗大？ 也许音乐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不仅旋律将让位于节奏，节奏变化将让位于节奏单调，而且音乐将让位于对音乐的“听”。听众不是来听“音乐”的，只是来表现如何“听”的。一整套“听”的姿态（流泪等）、动作（摆手等）、器具（荧光棒等）、言语（叫喊着“酷毙啦”或“哇噻”等）已经构成听众们的仪规，构成了音乐会实际上的主体。观众是花钱进场的演员，是花钱闹腾的主角。全世界正在大批产生着这样的主角，正在通过电子传媒培训着这一批批彼此无异的主角。他们其实不需要崔健，不需要任何歌星，但不能不对台上的歌星更加疯狂地崇拜——这是“听”众操典的一部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音乐，能听清或者不能听清已无关紧要，听革命摇滚或性爱摇滚已无关紧要，那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背景，做广播操时不也需要一点背景音乐吗？苦役犯们搬运石头不也需要一点劳动号子吗？重金属摇滚就是新一代的劳动号子，是发烧友们心身全面跟上新时代的号子。 他们在这种号子中已经激动，已经完成了激动的操典，这已经足够。但他们反过来制造了歌星：那些歌星本来是可以唱得清楚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含混不明；那些歌星本来也是可以唱出悠长或轻快的，现在却必须嘶吼得单调而重复，其他的一切务必统统放弃。他们已经被听众指定了仆从的角色，只是劳动号子的节拍提供者。 母亲 多多这个小杂种也喜欢摇滚，真是让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个儿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长大，从不好好读书，最后被父亲押送回内地来重读补课，一脸的愁云惨雾。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来看过他一次，不过她当时手里的股票被套，一个新办的药厂又遭遇危机，有几千箱药变质了，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说药瓶的质量其实很好，反而没有与儿子说上多少话。她的新药推介开始还让人颇感兴趣，反复唠叨的结果，是任何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她终于唠叨出肝癌，开始瞒着多多，怕扰乱他读书的心绪；后来又决计告诉他，无非是想用大祸临头的压力，打掉他的懒散和轻浮，激发他自救图强的斗志。但“癌症”一词并未让多多面色大变，他甚至目无定珠，挠了挠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会就去看他的卡通书，在那边咯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为老木当年的插友，鲁少爷是小少爷在内地的看护者，差点被这种笑声气晕，忍不住咬牙切齿：“你是个畜生么？你怎么还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 小少爷被鲁少爷吓得面色惨白，自觉有错，把卡通书塞进抽屉。但这种负疚感只保持了几分钟，就像他平时偷钱、逃学、交白卷以后的负疚感只能保持几分钟，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 鲁少爷把冬瓜烧成了焦炭，气得一时没脾气。 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鲁少爷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遗体告别。母亲已经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头发脱尽，在殡仪工给她调整假发的时候，暴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据说她死前喉音已经喑哑，双目已经失明，眼里总是涌出糨糊状的黄色脓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盖满眼眶。但她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宁，坚持要锻炼，要下床来行走，摸索着周围的墙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的咬紧牙关和不顾一切的挺住能够带来奇迹。她说她还不能死，多多还太小呵。 小少爷对躺在花丛里的这样一位母亲仍然没有什么悲痛，呆若木鸡，偷偷地瞅瞅这个或者那个长辈，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没擦出什么泪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间后，他有了下课式的如释重负，回到家里更有欢天喜地的自我补偿，开冰箱吃美国草莓，开电视机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发里再把双脚架向空中。见鲁少爷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热情万丈地请他四处参观，大咧咧地指导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电话子母机，如何差遣菲律宾女佣，喝威士忌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如何不能用来喝啤酒……在他看来，鲁少爷这个内地“干爹”太土气了，太没有见识了，连用杯子的规矩都不知道。他许诺，过几天带干爹去逛逛中环和铜锣湾，找个有档次的夜总会好好乐一乐。 他的热心教导使鲁少爷怒气冲冲，仗着几个月来的看护之功，也憋着对老木养子不教的怒气，当着他父亲的面，给多多来了一记耳光：“畜生，你就忍不了这几天吗？你还敢看电视！” 多多捂住脸，看了父亲一眼，偷偷溜出门去。 但门那边还是没有哭声，静了一阵，发出哗哗翻着画报的声音，声音还是没有任何沉重。这一切让老木也不无难堪。与鲁少爷谈话的时候，他百思不解，说妻子最疼爱并且最寄望的就是多多，但这小王八蛋居然没有为母亲之死流下一滴泪，真是邪了。他相信这就是命，是孽障呵，报应呵。也许上帝就是存心要用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来报复他在商场上的奸诈和情场上的放浪。他这个流氓自作自受，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 老木放声大哭了一场。 直到很多天以后，直到多多又回到内地，鲁少爷才发现他其实也有无泪的苦恼，也在惦记着妈妈。他给一位香港女同学的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呵？……” 从鲁少爷口里听到这件事，我有些难受，而且为多多感到委屈。我也认识这个孩子，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坏。家里一只小狗病死的时候，他是伤心落泪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饭。他家里以前那个菲律宾女佣兰蒂离开时，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两头就要给兰蒂阿姨打电话，甚至偷了父母的钱去公共电话亭。他并不冷血，并不缺乏情感。事实上，他对父母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缺乏父母。他的父亲只是每个月开出来的支票，是衣橱里陌生男人的领带和桌上的肮脏的烟灰碟，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没有踪影的空空概念，这个概念叫“父亲”。他知道这回事但很难看到这件事。他母亲近来也总是不在家，忙着股票和药厂的生意，特别是把他送回内地托人看护之后，母亲也成了一件可以知道但很难看见的概念。他的母亲是什么？不过是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是电话筒里一个叫做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 这些当然不够，当然不构成真正的父母。情感是需要具象来孕育和传递的，只能从图像、声音、气味以及触感中分泌出来，人们常说的“触景生情”和“睹物思情”，早已描述了情感的特质。人们悼念亲人时常说“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来自记忆中的“音”和“容”，来自一只手的抚摸，一双眼睛的凝视，一个背着孩子找医院的宽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给孩子带来凉爽的蒲扇，一次给孩子带来喜悦的全家出游和野外游戏。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错误时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构成回忆的切实依据。如果老木两口子无法给多多提供这一切，如果他们总是用封闭式贵族学校、他人托管一类方式使自己远离孩子，无法提供给孩子得以清晰辨认的父母面目，他们就没有理由强求孩子面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泪，也没有理由奇怪于孩子竟把情感交给了一条狗或一个女佣。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只是“爸爸”和“妈妈”的空空概念无法让他悲痛，特别是在卡通、广告、夜总会、电视娱乐等花花世界里，在一个电子声色过分膨胀并且挤压和淹没人们亲情的时代，已经剥夺了他悲痛的前提。 法律文书只能确认血缘关系，电话里或书信中的教导也只能确认家长的权利和义务，它们都不足以打击人的泪腺，不足以让人的鼻子发酸和眼眶发热。至于那些确实昂贵而且华丽的儿童消费品，它们与商场上的万千消费品没什么两样，并不能给“家庭”这个词填充感觉，孩子无法冲着一个搬到家里来的商场哇哇哇痛泣。 无厘头 欧洲现代主义文化以颠覆逻辑为己任，一手造成了理性的碎片化，一旦从学院波及市井，便结下了香港“无厘头”这枚大果子。 无厘头是粤语的“没来由”，最开始指香港的一些搞笑闹剧，后泛指一切玩世不恭的商业化娱乐，是新一款的通俗现代主义。周星星（星迷们对演员周星驰的昵称），以其《逃学威龙》、《审死官》、《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等成了无厘头影视的代表，一再高居年度票房榜首。及时行乐，肆意狂欢，胡涂乱抹，张冠李戴，随心所欲，乱力怪神，看了就笑，笑了就忘，基本上都是无深度和无中心的视听快餐。这样的作品力图让大脑处于休息状态，无意解读现实也无意解读历史，从不接通思想也不能潜入情感。你可以一边吃喝一边看，一边聊天打牌一边看，上完厕所再看一段，睡过觉来再瞅一节，从任何地方进入，从任何地方退出，看得丢三落四七零八落全无问题——既是无由头，何须看得有条有理和有根有据？ 在这里，神圣和庸俗都是搞笑，痛苦和欢乐都是搞笑，成功和失败都是搞笑，深刻和肤浅都是搞笑……所有的感受就是一种感受，都是没正经的感受，语言设定的精神价值等级荡然无存。何况到后来，连笑也没法搞了，笑变成了疯，只剩下疯。笑也许还涉嫌幽默，还涉嫌知识、理解、意义之类过时的罪恶，疯则是笑的彻底平面化和即时化，只是纯粹声色的爆炸，与语言逻辑彻底诀别。我注意过老木的儿子多多怎样看电视，发现他躺在大沙发上，打一会手里的电子游戏机，又对屏幕里的无厘头看上一眼，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像屏幕里的男女们的那张脸皮之下，其实也无悲无喜——他们只是用极度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疯，疯出挤眉弄眼和上蹿下跳，疯出各种仿悲或者仿喜的肌肉运动和声响效果：“你好呵哈哈哈”，因为变成怪腔调，于是就有大笑。“我来了哈哈哈”，因为配上一个鬼脸，于是也有大笑。 哇——噻—— 耶——！ 多多叫喊着，仍然没有笑——哪怕屏幕里一阵阵播放出机械制作的剧场笑声，力图诱导和强制他笑起来。那些声浪录音就像在一条轮胎上猛烈胳肢。 这条轮胎没有笑，但算是快乐过了，说“有味有味”，然后一边吃草莓一边去打电脑游戏机。 我问他到底有味在哪里。 作为一个无厘头分子，他眨眨眼，讲不出什么道理，也不肩负讲道理的义务，只是一个拳头从膝盖边发力朝上猛击，满身武艺拿来吓一吓自己的样子，像电视中的演员们那样做了个硬邦邦的快乐科。 亲近 其实，我也是一个多多。我在大学里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不久前去世了，我很想悲痛却悲痛不起来。我曾经最喜欢听他的课，其实那不是听课，而是享受，是沉醉，是入梦，梦在他的妙语连珠和手舞足蹈里，梦在他激情之下无意间喷出的唾沫星子里。他也不是在讲课，他本身就是《红楼梦》，就是杜工部和辛稼轩，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大神附体，讲到动心之处完全是目中无人，所向皆空，有一次老泪横流竟用袖口擦鼻涕。 我上他的课不多，但算是他宠爱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十多年以来，常听到同学们说，他多次打听我的情况。他还给我寄过他的新著，在他病重的时候。 我本应该为他的去世流泪，为他的才华和性情，为他的殷切关注。我其实是一个容易流泪的人，有时看一个并不出色的电影，明明知道导演在下一步要煽情了，明明知道煽情之技有些可恶和可笑，还是忍不住被电影煽出泪来，哭得自己又伤心又惭愧，像刚才大冒了一次傻气。我没有想到，我可以为一部通俗电影流泪却居然无法为自己最为崇敬的一位老师流泪，眼窝子干得像枯井，只能在电话里夸张地向某些同学表示震惊、惋惜、痛悼以及怀念，只能折腾一些公文悼词里常见的辞藻。我对自己感到羞耻甚至害怕，一张即将寄出的捐款汇票，在我看来是骗子向死者的行贿。 也是向自己不安的内心行贿。 我不想去参加追悼会，缺席的理由总是很容易找到。我怕我的无情会在追悼会上暴露无遗，怕自己无法及时履行悲痛的责任。是的，眼泪常常成为一种责任，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是对一切伟人、恩人、亲人、友人应有的情感回报——无论他们与我们是近处还是远离，是过从密切还是音讯渺茫，是一种具象性的日常存在还是抽象性的理念存在。与其说这是他们所需，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道德要求。 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要求对于人们来说都稍嫌苛刻。崇敬是一种情感，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崇敬爱因斯坦一类伟人，但这些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感激也是一种情感，同样不一定比亲情低级。我们感激众多公正的法官、高明的医生、慷慨的慈善家，但这些恩人如果没有以一种实象或媒象打动我们，我们也是无法为他们流出眼泪的。我们的泪水被生活境遇所分配，并不完全属于我们。相反，如果我们强制自己用泪水证明一切情感，用泪水偿付一切情感，有时就不免装模作样，而这种矫情比无泪的崇敬和感激更糟糕。 矫情是无情中最糟糕的无情。 中文词“亲近”，显示了“亲”与“近”之间的密切关联，显示了亲情对具象示现和感官活动的依存。即便有血缘的联系，当亲人之间也虽“亲”难“近”的时候，当亲人因种种原因而天南地北动若参商的时候，随着时间数年、数十年地消逝，亲情也就逐渐变得微弱而空洞，就“远亲不如近邻”了。此时的亲情，如果没有深刻的童年记忆打底，可能更多地表现为贺卡、礼品、汇票、合影照片、电话问候、法定义务的承担，等等，更多地表现为理智和逻辑的认定，而不是一听到病情通报就忍不住的辛酸泪涌。 “近”物不一定都值得崇敬和感激，却可能有“亲”情相系。一条狗就是这样，只因为它们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近”，它们的死就可能让我们伤心。一个煽情的通俗电影也是这样，只因为它声色感染的“近”，也可能让我们湿了眼眶。我当过一段时期的代课老师，知道校园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经验，即坏学生常常比好学生对老师更有感情，一旦毕业离校，坏学生比好学生更常来母校看望老师。可见亲情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不一定是和睦近处的结果，也可以是冲突近处的结果——“近”才是关键。好学生们成绩太好了，太让老师们省心了，于是没有留校、补课、训斥、谈心、逐出课堂、频繁家访一类事情的发生，更没有与老师骂完了又哭甚至打完了又同桌吃饭的故事。倒是学生中那些捣蛋大王，与老师们“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近以及不打不相亲，错误不断所以更得到老师们的重视，胡作非为所以更多获取老师们的声音和表情，即便一直心怀怨恨，但也是一份情感的额外收入，是一种记忆中更为深入的镂刻。一旦怨恨被岁月稀释，或者被成年的见识化解，深刻记忆便完全可能转化为一份温柔。 从另一方面说，坏学生不一定是坏人，只是不大安分，不见容于管理秩序，不大适应课堂、作业、行为守则等现代的理性成规。在这个意义上，坏学生常常就是一些有更多关注近物的人，一些更亲近具象而疏远文词的人，比如，觉得一只活鼠比数学测量题更重要，一条活鱼比语法运用题更重要，一次打架复仇比将来揣着毕业证为国立功更为他娘的大快人心。他们还更喜欢美术、体育、劳动之类“玩”的课而不喜欢各种主课，更喜欢课本里的插图而不是意义解说。如果说他们日后可能对老师有更多的人情味，那不过是他们本来就有更多的感性记忆，本来就有更强的感性记忆力。或者说，他们的随心所欲和无法无天，多少保护了他们的情感生活，还没有被管理秩序斩削一尽。他们不像我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在规行矩步的校园里，已如期让文字接管了心智，如期学会了封闭感官和冷却情感，虽然比那些捣蛋大王早一点学会数学和语法，却可能比他们少了许多亲近事物的能力。 人的成熟就是接受社会规范的过程，就是学会所谓分寸感以及对周围很多事物保持距离的过程——这正是文明教育的目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甚至说：“真正的贵族从来不触摸任何东西。（见《惶然录》）”在这里，一条“不太近”原则，意味着人们的感情有更多的礼貌形态，更多的理智含量，使人们更容易成为控制着各种分寸的崇敬者、感激者一类人物，而不是亲近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社会规范仍需征收眼泪，当哀乐响起，人们必须以泪水履行一切情感回报的道德责任：对任何去世的伟人、恩人、亲人、友人，无法悲痛也一定要悲痛起来——你不能成为一个没心没肺的小人。 于是，成熟还意味着另一条规则：在失却亲近以后要善于伪作亲近。 我终于哭了。哭泣的原因恰恰是想到自己不再能够哭泣，恰恰是自己不再能够哭泣的时候还负有哭不出来的罪疚感——我就是这样在老师的葬礼上鼻酸。 迷信 民间迷信大多依据于感觉类比，特别是视觉类比——比较接近中国一个已经常用的词：“形象思维”。吃猪脚可以补养人脚，吃猪肺可以补养人肺，吃猪肾可以补养人肾，吃猪脑可以补养人脑，就认识方式而言，这种最朴素的形象思维，可算是初级迷信，无非是大脑跟着眼睛走，在人体与猪体之间产生了直观联想，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却还算有益无害。 较高级一些的迷信同样依据直观，只是联想对象之间多了一点距离和曲折，联想逻辑不大明显。比如，乡下很多人相信妇女不能下种，无非是下种形似男人的射精；相信乌鸦预示凶兆，无非是乌鸦声似倒霉者的哭号；相信尸体只能土葬而决不可火化，无非是死者人形尚在，给人的感觉是入睡而不是消失：人家只是一时没醒过来么，对火烧岂无痛感？怎么可以被后人如此残酷虐待？…… 这一类迷信若被用来规限人生，则可能有害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谈到过“相似性”原理，认为该原理是巫术的基础之一，即把感觉起来相似的东西当作同一个东西，也就是感觉类比后的具象混同。他还由此说到宗教的起源，比如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诞生之前，人们对植物的枯荣周期已有深刻印象，已有植物之神死而复活的各种传说——这也就是后来《圣经》中耶稣“死而复活”故事的原型（见《金枝》）。从植物到耶稣，有一个把生死类比枯荣的想象过程。 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太平墟有一对新人结婚，男方就是我们队上武妹子的堂弟。婚礼很隆重，摆了十来桌酒席，还请来了县上的电影放映队，在晒场里支起银幕，放十六毫米镜头的小电影，算是款待广大乡亲。不料此前一直工作得好好的放映机，这一天却只能放出影像而放不出声音，银幕上花花晃动着的八路军和日本鬼子都是奇怪的哑巴。武妹子爬到树上去检查喇叭，一失足摔了下来，被人背去了卫生院。生产队长跑到公社里去借喇叭，又偏偏没找到人。放映员满头大汗折腾了半个晚上，还是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看了一场哑巴戏。 放映员很不好意思，没有收主家的钱。 此事让乡亲们震惊不已，一致认定新婚之夜看了哑巴戏，新婚夫妇将来肯定只能生哑巴仔——在这里，你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直观联想能力，不能不钦佩他们想象的敏捷和丰富，也不能不惊讶于一次失败的放映居然被认定为未来人生的预演。舆论越滚越大。正如我们能猜测到的，如此沉重的舆论压力下，新郎与新娘从此经常吵架，半年以后终于离婚。 传说 大头是知青中有名的懒汉，居然当上了光荣的劳动模范，让人不可思议。有一天他吃了我的烤鱼，钻到我的被子里，偷偷传授骗取名誉的诀窍：是这样的，你记住，平时可以不干，或者少干，一干就要干他个惊天动地，下田首先把自己搞得一身泥水，脸上和头上最好也贴几块泥巴，让谁见了都吓一跳。算是必要的化妆吧。然后呢，你就要抢重活，抢险活，人家挑一百，你就要挑一百五；人家挑着走，你就要挑着跑。挑断两根扁担最好。咬住牙关也要扛住，最好还要大喊大叫，骂三骂四，谁跑不动就在谁的屁股上踢一脚，总之要像个大恶霸，在气势上压倒所有的人。记住了吧？ 他还说，如果手上被什么割出血了，那也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要把血迹抹掉呵，一定要留着，让别人都看见，伤口结痂了就要揭掉痂皮以便鲜血又流动起来，就更有视觉效果了。有了这一切，你就给他人强烈的印象，就会造成传说，造成新闻，远近的人都会说下乡知青中出了一个干活不要命的拼命三郎。熟悉你的人可能会不服气，会知道你实际上偷闲躲懒，第一怕苦第二怕死，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一上地就躲着睡觉和一送粮就捂着胸口装病。但那都不要紧，权当放屁。他们最终也会屈服于舆论。舆论呵，舆论是不由分说的。他们最终也会人云亦云地赞颂你，会觉得你得到奖赏乃至其他特权理所当然。这就是农民说的：“总结你的成绩就上北京，揭发你的问题就判徒刑。”事情就看一张嘴怎么说了，对不对？ 大头果然是个聪明人，明白口碑形成的秘密。多少年后想起他这一席话，我觉得他是个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家，一眼就看准了传说从来都是信息的简化，是描述的“主要特征化”。人们不可能传达相关事物的全部信息，甚至不可能获取这个全部，因此任何感觉都必有取舍，都会筛选和固定事物的主要特征，比如鲜血淋淋的脚杆和折断了的扁担，而舍弃那些给人印象不够强烈、不够鲜明、不够特别、不够新异的东西，略掉那些不构成刺激的寻常琐事。这就是俗话说的“一丑遮百俊”或者“一俊遮百丑”。 大概就是基于这一规律，印度人的大多数并没有吹着笛子引导眼镜蛇跳舞的本事，但传说中的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长久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定见，以至他们到了印度以后一旦没有见到眼镜蛇，便会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英国人的大多数也并不是装备着文明棍、燕尾服以及高礼帽，但传说中的英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并且长久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定见，以至他们到了英国以后一旦没有见到文明棍，也会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反过来说，中国人在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与女人的小脚、男人的长辫子联系在一起，与他们在诸多唐人街见到的金元宝、财神爷、八卦图、绣花鞋、骨质如意、痰盂或拂尘等联系在一起——那里古旧得连电器商店都几无容身之地，与现代的台湾和香港不沾边，与现代的中国内地也不沾边，说是唐人街，更像做一台道场，演一台古装戏，而且是几百年前南洋某个渔村生意人的手笔。这当然使很多外国游客一见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就困惑和不满——旅游公司怎么拿这么一个假中国来糊弄他们？ 传说从来都难免误说。传说并不关心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只是关心事物如何被描述，如何描述得有意思，如何让听者关注以方便人们的感知和记忆。也就是说，传说并不一定对事物的真相负责，即使在最“客观求实”的情况下，也必须受制于听者的主观愿望，必须对听者的美学准备和知识准备负责，对他们好新、好奇、好强烈的感官欲求负责，因此常常止于舍百而求一。这样，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接力，传说可能在每个环节都被传说者下意识地增减，事物的主要特征在多次增减过程中逐渐极端化，在层层叠加的失实夸张中最终指向神话，指向一种高浓度和高强度的传说——既然懒得半个月可以不洗脸的大头可以因传说而成为劳动模范，可以在公社的领奖台上披红戴彩，那么一些人物在传说中飞起来、死不了、剪纸为将、撒豆成兵、头上有光环、口中吐莲花、呼风唤雨或者移山填海，便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乡下的事情，笔载较少而口传较多，神话也就多。 情绪化 我在前面提到过易眼镜的入狱，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下班以后，他骑着一辆破摩托，驮着老婆上了路，准备去给岳母家安装抽油烟机，随身携带了一根钢条，还有螺丝和扳手一类工具。在路口等待绿灯的时候，摩托熄了火，怎么也踩不发，急得他满头是汗。身后一辆汽车拼命鸣喇叭，还有脑袋伸出窗子大骂：“喂喂，好狗不挡道！小杂种，一边去！” “你骂什么人呢？”他戴着近视眼镜，没看清那是一辆警车。 “骂了又怎么样？” “骂人就是不文明行为，就要赔礼道歉！” “活腻味了么？”几个人影冲上前来。易眼镜感到自己的胸口挨了一拳。踉跄了一步，待眼镜片里可以聚焦了，看见一个汉子还掏出什么东西，冷冷地顶住他脑门：是枪！ “你你你们打人……犯法……”他已经害怕了。 “谁打你了？”对方又扇了他一耳光，“谁打你了？” 对方用枪指着路边一个围观者，“你说，这里谁打人？”那人吓得声音哆嗦，手指着易眼镜，“是他！是他！” 对方又用枪指着另一个围观者，“你说，这里谁打人？”那人也吓得往人群里缩，下巴朝易眼镜摆了摆。 “看见没有？你自己打人，暴力袭警，还有什么话说！”对方用枪管把易眼镜脑袋抵歪了，得意地狞笑，气得易眼镜目瞪口呆。他妻子也气得大叫，但被另一个汉子揪住，没法上来帮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被逼向墙壁，不赔礼道歉就不能走人。他们的摩托也早被掀到路边，被一个汉子的皮鞋踹得转向灯碎了，车轮钢丝也弯了，链壳也瘪了。操枪者还说：“今天算是便宜你们，要不是有急事，先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喂几天蚊子！”说完一口烟喷到易眼镜的脸上。 据易眼镜事后说，这一口烟雾中还夹着痰沫子。 意想不到的事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事后不仅易眼镜回忆不起这一段，他妻子也说不清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当时发现持枪者不知为什么慢慢矮下去一截，膝头半弯着的奇怪姿势，眼睛翻了白眼，身子优雅地旋转，旋了整整一个多圈，最后扑通一声旋倒在地上。然后她就听到了枪响，叭叭叭连响了几声，街上大乱，有女人的叫喊，有小孩的叫喊。她没看见丈夫的人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慌乱中也没法寻找，于是自己跳过一道栏杆，跑进了路边一个陌生人家。她后来才知道丈夫已经被抓起来了，罪行是用手中钢条把派出所的警察打成了重伤——当时他乘对方去转身的时候，看着那个后脑勺怎么也刺眼，就情不自禁举起了手。他手里居然有一根钢条。 易眼镜是一个文弱书生，当年下乡的时候，一听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跑到后山上大哭了一场，痛泣有科学家走到自己的前头，已抢走了他为国立功的机会，完全是一个书呆子。呆子专做呆事。怎么就把人往死里打呢？事后他自己也十分后悔，说没想下手那样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脑袋上劈出一条沟，差点把脑浆劈了出来。他努力回忆着当时的姿势，计算着自己抡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过他的精确计算，证明脑袋上那条肉沟与自己无关。 事情的解释，只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丧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感情是一种较为危险的东西，常常与严密周到的思考无关，与一个人的性格常态和处世常规也无关。一丝狞笑，一个顶在脑袋的枪口，一口喷在脸上的烟雾，一辆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损的旧摩托，这些东西构成的侮辱和欺凌，足以使一个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换一句话说，感情用事的时候，大脑里常常活跃着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之网顷刻崩溃，使当事人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比较而言，当时冲突的对方就冷静得多，尽管对易眼镜的大打出手狂怒无比，毕竟没有大开杀戒，几发子弹都打到天上去。他们肯定考虑到不能伤及街上无辜——这就是说，他们的脑子里还牵挂着这些成文之理和成文之法，没有感情用事。 在成熟的文明人那里，“感情用事”通常带有贬义，是人生中的失常和犯规。因鸡犬之争便拔刀取命，因酒肉之谊便大节不守，因美人一笑便江山忍弃……这都是感情用事的教训，我们的外婆或者奶奶不知道给我们说过多少，以便我们成人之后不犯傻，不吃亏，不祸国殃民。这里的“常”和“规”，是人们对利益的理性把握，是趋利避害的经验总结，至少是得与失的平衡点。当事者一旦越过了这个平衡点，就是走火入魔，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造成的恶果会让人们觉得不值。故文明社会在这一点上早已有公约：感情不能用事，理智才能用事。 这也正是现代“博弈理论”的出发点，是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根据这一逻辑，人都被假定为利益追求者并且对利益有理性的认识，因此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可以预测和推算，如同棋盘和牌局上的各种变化，完全有规可循。笛卡尔、亚当·斯密等思想家笔下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深思熟虑者，堪称发乎理而止乎理的模范。 博弈理论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旅客沉默案”。案情是这样：假设一个行驶的汽车上有一个强盗，有两个旅客，于是旅客的利益选择有如下可能性： 一、两个旅客共同选择反抗，虽然都会有一定损失，但可以制服强盗，收益为负一； 二、设若一个旅客选择反抗，因为强盗足够凶悍，该旅客不仅会失去财物，还可能失去生命，其收益是负八；而另一个选择沉默的旅客将从混乱中获益，比如借机逃跑，收益为六； 三、两个旅客都选择沉默屈服，尽管有财物损失，但无生命之虞，其收益都是负二。 博弈理论推定：两个旅客都同时选择反抗当然是最好的，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联手对付强盗的事先契约，或者有契约也缺乏相互信任，所以他们都不会选择上述第一种方案，也不会选择第二种方案以舍己利人，最后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面对强盗的抢劫，全都沉默以对。 他们最可能选择一个糟糕的结果，但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如果人们确实都是“利益理性人”，这一博弈过程当然无懈可击，在很多日常行为和历史事态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问题在于，人是血肉之躯，人的心智不是一个棋盘或牌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有情感的风暴呼啸而来，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使博弈理论中那些矩阵和算式荡然无存。以色列最大的一家报纸《新消息报》在二〇〇二年初就中东危机作过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四的以色列人赞成政府的暗杀政策，以对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恐怖行为。但百分之四十五的受访者认为这样只能助长恐怖行为，百分之三十一认为这样无助于清除恐怖行为，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认为这将削弱恐怖行为。这意味着，大多数以色列人并非不明白暗杀政策将有损自己的利益，但还是支持以暴易暴，支持对自己的利益损害。很明显，他们在这一刻大多不是“利益理性人”，不符合博弈理论的假设，而是一群红了眼炸了肺横了心的情感人。他们的眼睛已经属于鲜血，鼻子已经属于硝烟，耳朵已经属于恸哭，口舌已经属于泪流，两脚已经属于瓦砾，一声救护车的尖叫和几缕横飞的血肉已经取代了安全利益谋略，成了他们最急迫最重要的思考焦点。他们也许仍在追求利益，但愤怒已经成了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们就像上述举着钢条的易眼镜一样，不惜做出日后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的事情。 易眼镜后来受益于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在双方均有过失的解释下实现了法庭调解，免了刑事处分，只是赔了十八万元——赔掉了他将近二十年的辛苦劳动。 感觉惯性 有些国家的城市街头做了些塑料假警察，减少司机的违规现象，就像中国农民在田边架起稻草人吓走麻雀，居然颇有效果。即便人们“知道”那些警察是假的，鸟们“知道”那些人是假的，但一个可怕的形象在眼角掠过，假象压倒了真知，恍惚之际，亦假亦真，也足以形成震慑和阻吓。这就是心智被一个假象暂时调动和控制的过程，一种视觉性条件反射。 革命时代里还有这样的事：有人不小心砸碎了领袖泥塑头像，自跪三日以求赎罪，把领袖崇拜横移到一堆泥块上。正像有些巫术操作者针扎纸人，火烧草人，锅蒸面人，对仇人实施恶毒报复，似乎认定纸人、草人、面人等等与现实仇人有形象的相似，便必有内质上的连通和同一，于是假象替代了真身，恍惚之际，亦假亦真，满腔仇恨倾注于假象，也可得到心理满足。这种对外形相似性的深深迷惑，不妨被看做感觉惯性的另一类表现。 几年前，我在国外见到一个德国记者，还有他身柔如水和声弱如蚊的香港太太。两人都年过半百，都很友好与和善。在所有的采访都圆满完成以后，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德国先生突然说出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个不算正式采访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爱笑？”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有点抱歉的迟疑，十个手指交叉又迅速分开，做了一个比画，不知道该如何说出他的意思，与太太用德语嘟哝了几句。“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看过你的一些作品，也是喜欢这些作品的，知道你没有特别阴暗和特别孤僻（感谢他太太翻译得如此细致入微）的东西，但还是读出了其中的沉重，因此看到你本人以后不免仍有点意外。你很喜欢笑，这样当然很好（我怀疑他太太擅自添加了这一句客套），不过……如果你笑得少一点的话可能更好，可能更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中国作家。不是吗？”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样回答的，印象中是回答得笨拙而啰嗦，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直到返回旅馆才理出几句话，恨不能追到人家的汽车上去扯住人家的耳朵再答一遍。作家为什么就不能笑？中国作家为什么就不能笑呢？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应该整日阴沉着脸，整日沉思默想，眼睛里全是苦难和悲愤，这才像个作家或者像个中国作家，才能引起读者的尊敬和外国人的喜爱，是么？我不这样就会让你们失望和惊诧，是么？你们在画展上、摄影展上，还有报纸杂志上，看多了这种人，看多了某种把全世界几千年血泪史都压在心头的受难者，看他们总是把死亡或极权一类吓人的事揣在心窝子上，就不能容忍我笑了，一笑就坏了你们的文化胃口，是么？ 中国是我的父辈、我的青春以及一片我气息相融的热土。退一万步，即便中国眼下还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奴隶社会，我也有笑的权利吧？欧洲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没有笑？即便中国现在落后得茹毛饮血和水深火热，我也有笑的权利吧？德国在没有汽车、电视、信用卡、抽水马桶以及足够面包的时代就没有笑？说实话，我在中国还笑得更多，到了这里还没倒过来时差，到了这里不得不manner，不得不迁就西方人笑不高声的优雅，都快憋死我了你明白吗？ 一个人难有真正的自由，包括笑的自由。文化传媒和社会习俗正在“教会”大家怎么活，已经给各种身份分配了表情，正如一切作家不宜笑，一切少女也都应该神情娇弱，见到一只蟑螂就得手掩小嘴两眼发直跳起来大声尖叫；一切政治家则应该面容慈祥，不论到什么公共场合都有雷打不动刀劈不烂的一张笑脸，以昭彰政治权力的王道而非霸道品格。文体传媒和社会习俗也给各种情境分配了表情：一走进鸟语花香就应该有情人春怀，哪怕半老徐娘也得活泼追逐或者绕树三匝；如果面对海涛滚滚扑岸那就应该面露几分历史的沧桑和深刻，不冒出几句伟人的人生哲理似乎就说不过去——众多电影的蒙太奇不就是在推进这种表情的套餐化么？不就是在建立和巩固视觉专制么？这种身份与表情的固定搭配，情境与表情的固定搭配，人人都懂，人人都会，日长月久便形成了人们整理表情的一种法则，一种纪律，一种秩序，不容随意地胡来，否则就会让人“不顺眼”。 s君已经适应这种惯性了。他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瞥见有镜头举起来，就会有脸上的急剧降温冷若冰霜，两眼直勾勾，盯住前面一个想象中的仇敌，或者一片想象中的凄惨坟地，而且时时只给镜头一个侧面，凸现自己线条分明的下颌。我曾经见到他发表在香港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觉得不错，建议他授权我们的《天涯》杂志发表，让读者们了解一下他去国以后的创作情况。他忙不迭地拒绝，哦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以为他是顾忌自己的敏感身份，怕连累了我们，便告诉他国内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毕竟眼下不是“文化大革命”那年头了，像他这种有颜色的人，不少已经亮相报刊，没有什么麻烦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仍然不同意授权，直到后来碰到他的一个朋友，对方才告诉我：你怎么这样傻呢？你这不是要砸他的饭碗么？如果国内发表了他的文章，他还能有什么理由政治避难？ 一年以后，正是这位s君以“代表中国地下电影”的身份获得了国外一个大奖，在获奖演说中宣称自己从来不能在祖国发表作品，绝口不提他当年积极争当什么副主席并且风风火火给首长们送去内部电影票的往事。他惹恼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随即下文查禁他的作品，包括他一直在书店里卖着但十分冷落的两本旧作。到这时候，他倒真的成了地下艺术家了，真的在国内不再有任何发表痕迹了，终于有了梦寐以求和最适合在欧美国家寻求同情和庇护的身份，排除了我这里傻乎乎的干扰尝试。他对查禁肯定暗暗高兴，肯定把这种高兴秘而不宣。他从此更有理由在报刊以及海报的一切照片上深沉，在各种低调摄影中闪耀着黑暗中痛苦不堪的眸子，还有总是侧过来的坚硬下颌，钢铁一般冷冷撞击着观众的眼光。 他永远没有笑容——只是从那以后，我一见到他的头像就更忍不住大笑。 岁月 时间越过越快，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因为速度太快而拉成了一道花白，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就如没过一样。 回想起来，记忆最深的生活也就是最困苦的生活，让人心有余悸的记忆，几乎可以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也许，正是害怕这种记忆的丢失，我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制造困苦，就像孩子无聊时情愿把自己的指头咬痛。我从湖南迁居到了海南，住进了一间简陋破旧的军营平房。我面临着严重缺电的情况，每天晚上都只能点上昏暗的蜡烛，看街头那些铺面，都叭叭叭的有小电机四处冒烟。我也面临着缺水的局面，常常刚开始做饭水管就断流，需要人提着桶子四处找水，当然更需要把海边和河边当作浴场。这时候的海口，还算不上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大集镇和大渔村，缺少交通红绿灯，缺少下水道，到处都有绿色农田和荒坡，野生的火鸡、兔子不时闯入家门。还有黑压压的热带蚂蚁，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涌上墙头，使白墙变成了黑墙，不一会又突然消失，让白墙完好无损地重现人间，就像一匹从墙根涌出的神秘黑浪来去无踪。 我们是三家合租房子和合灶吃饭，其实岂止是三家，海南建省办特区的热潮送来了很多不速之客，有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几乎逼着我们每一天都是开流水席，吃完了一拨又吃一拨，有一天竟把电饭锅从早上烧到晚，一直在忙着煮饭。到了夜晚，客人需要借宿，逼得我们又拼桌子又搭椅子，把孩子们从梦中叫醒从这张床赶到那张床……我现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能想象自己当时的抱怨和苦恼，但更庆幸自己记忆能力的复活。比较而言，那是一段盛产记忆的岁月，使生活变成结实、坚硬而且伸手可触。相反，当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当自己终于也搬进宽大明亮的住宅，有了整洁干净的书房以及可以跷起腿来看看电视的沙发以后，当家里变得让人浑身轻松并且一踏进去就如两脚生根很难再迈出门的时候，日子就突然加速了，而且一再提速。刚刚过完新年一眨眼又是新年，刚刚是孩子进中学一眨眼就是孩子进大学：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吗？凭什么说我经历了这一段时光？时光为什么突然流失到沙发后面、餐桌下面以及书橱夹缝并且无影无踪？ 人都希望生活的安定和舒适，但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劫夺。这是一种两难。尼采说过：“要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吗？让你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见《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危险，还有广义的危险，包括贫困、歧视、动荡不安等，能使我们的感官充分地开放，对信息的吸纳力成倍地增强，身边任何动静都难以错过或逃出我们的关注，并且最终成为记忆烙入心头——我们不妨称之为感觉的“紧张增效规律”。危险还往往与陌生的处境相随，往往能打破某种定型的生活模式，提供各种新的刺激，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有异于前一天，每一年都有异于前一年，避免感觉在无限重复的过程中渐渐麻木和消失——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感觉的“重复衰减规律”。只有凭借感觉的丰收，凭借具象在记忆中的丰富储存，人们才能证明生活的存在，证明自己不同于病床上那些植物人——我见过这样的植物人，是我们单位一位退休大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受过什么刑法挨过什么打。身上插着四种管子，连通四台复杂的机器，靠单位和家属支付的高额医疗费维持着饮食和排泄，维持着基本正常的呼吸、脉跳、体温以及血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她与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同时承受着四套医疗大刑，感知能力仍然无法恢复。 然而安逸也正在磨灭着感知力，人们一直在追求着的幸福正在使我们植物人化。 安逸就是感觉的催眠者，是一部能让人兴奋几天的美妙电影，一部将千百次重复从而让人昏昏入睡的电影，最后让观众在暖洋洋的沙发里成为一个空，一个没有走进医院的植物人。这些人其实没有生命，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度日如年”而有幸福的“度年如日”，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个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 生活就是苏醒，是从全宇宙漫漫长夜里一次苏醒过来的机会，每个人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已经打了几个盹，一次次差一点睡去。因此我必须让自己惊醒，让自己被激活，永远能够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什么，就像我遭遇奇迹时检验自己是否在梦中一样。我必须走出海口市龙昆南路九十九号这一个大睡袋，洗洗脸，刷刷牙，走到外面刺眼炫目的感觉中去。我知道，出外旅游是无济于事的，任何旅游都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视机里的良辰美景来一次放大的复习；酒吧茶馆的社交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社交不会陌生也没有危险，不过是把电话筒里寒暄客套来一次面对面的可视性复习。我甚至明白，读书和写作也不管用，这些文字运动能滋养我的大脑却可能荒废了感官，让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口舌、肌肤等过早地机能衰退。 我羡慕阿梅。她是一个身体小巧的女人，永远微笑并且对人关怀备至的女人，身为香港教授却总是活跃在中国内地，以及印度、孟加拉、菲律宾、韩国乃至巴西，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她，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她踏着一双旧式凉鞋的赤脚，完全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女甘地和女格瓦拉。她在大学里拿着据称“自己一说就脸红”的高薪，一个月几万元，但清贫得家徒四壁，一张旧书桌旁边，只有几大箱市面上最便宜的方便面，省下的薪金全部变成了组织活动经费，变成了抗议独裁者和跨国投机资本的宣传品，变成了印度乡村学校的校舍和中国贵州乡村种植的百合——她带着学生在街头推销这些百合，再把所得寄还贵州。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在教室里转身板书的一刹那都可以睡着，醒来后照常写字，不为任何学生察觉；开一场会可以睡上二三十觉，每次在别人前一句睡着然后在别人后一句醒来，接上别人的发言，居然可以不跑题。正因为如此，任何身强力壮的大汉，跟着她不到三天就要累得趴下，都怯于跟着她奔波于死亡边缘，包括在孟加拉翻车，从菲律宾土匪的枪弹下逃脱。 我也羡慕大头。他永远快乐、永远吹牛皮并且永远在女人那里糟践自己，直到结婚和移居美国以后也积习不改。他在剧团当画工时就成天泡在女演员宿舍楼里，被她们赶出来以后，操着电钻在每间寝室的墙上打洞，猖狂地宣称自己就是要偷看她们，偷看她们换衣和洗脚，当然更激起她们的惊慌。他经常耷拉着脸，为偷看而诚恳道歉，让对方又羞又气，最后好容易下决心原谅了他的过失，却发现他不过是编个故事逗个乐，于是恨不得拔他的毛和抽他的筋。总之，他有很多这样的诡计来博取女人的羞涩、气愤、同情、快活、疯傻以及惊吓，逐一加以享受，笑得自己在床上翻跟头。他当然也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尽管他喜欢女人但并不喜欢同她们上床，尽管他觉得女人的可爱在于风情各异和仪态万千而无关乎老少美丑，但男人们不相信，女人们也不相信。他说自己偶有失身，至今一回想起事后洗洗刷刷的气味就要作呕。人们不信。他说自己曾经在一个电影制片厂被两个新潮女士追着要强奸，好容易才逃出虎口。人们更不信。他最终被一个女兽医的丈夫顶在墙上，脖子上被割得鲜血淋淋，差一点就像只鸡被人放了血。 如果仅从感觉开发的角度来说，我还羡慕很多人，很多生活，甚至是监狱里的生活，灾难中的生活，战场上的生活，在阿尔卑斯的雪崩下逃生的生活，或在太平洋的海啸中脱险的生活。但我发现，无论是苦行者的冒险还是享乐者的冒险，凡是我羡慕的生活总是最靠近死亡的生活，投入其中，需要生的勇气同时也是死的勇气：生与死是如此相邻。 我害怕死，其实也害怕生，终于明白生并不比死更容易。我肯定会拿出种种借口来逃避那些生活，逃避新的开始。对孩子的责任，对父母和妻子的义务，还有朋友的托付和单位里的公务，还有生活所必需的钱……都是逃避者很正当的理由。我甚至可以义正词严地说服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陌生和危险当作目的？为寻找什么感觉而离家别友是否过于自私？ 我当然没有说错。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于是心安理得地积攒着和守护着自己的小幸福，不愿再把脑袋探出生活陈规之外；心安理得地在职业稳定、地位稳定、家庭稳定等之后，把自己渐渐变成没有躺在医院的植物人，然后把自己声称对其负有责任的亲友也逐一变成这种植物人——送入无痛的死亡。 人似乎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 肉身的死亡，或是感觉的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语）。” 我还没有做出决定，还得想一想。 座位 小王没有读过多少书，平时说话和办事都小心翼翼，写一张字条都紧张万分，笔尖在纸页上方转了几个圈还不往下落，好像老在担心把字写错，必须在空中把这个字试写多遍，找准位置再正式下笔。他每每拖沓得旁边等着的人心急如火，恨不能捉住他那只空中扭秧歌的手，代他一笔戳下去，错了也拉倒。旁人的焦急当然更使他紧张，一张纸条写完后总是大汗淋漓。 他工作之余的最大兴趣，就是在报纸上寻找刑事案，并且迅速传播这些案件的消息，堪称刑侦工作和法院工作方面一个最忠实和最全面的观察家。他一开口就是小偷、抢劫、杀人、焚尸、绑票，等等，满嘴都是带血腥气的罪恶，是永远让大家提心吊胆的新闻中心。你完全可以想象，他脑子里装着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考虑到他办事可靠，还考虑到他在乡下开过拖拉机，公司后来安排他当司机，给办公室开汽车。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上了司机以后，一坐到那个司机座上就脾气大了好几十倍。碰到车前有什么胡闯乱窜的行人，他居然可以把脑袋伸出窗外大吼一声：“你他娘的找死呵！”或者猛按喇叭，咕哝出一句恐吓：“老子废了他才好！” 诸如此类，杀气腾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性格已经全面改变，不意味着他会带着粗暴下车。事实上，只要一离开汽车上的那个座，他就又成了个不声不响的影子，是一个对谁都唯唯诺诺的点头机器，包括对那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老婆。他那一套吓死人的大脾气永远只会留在司机座上，只会随着发动机而点燃——这真是让人奇怪。往日专业司机队伍里常见的粗野，包括粗野的词语，都随着一个真皮司机座位神奇地移植到了他身上，会通过他的臀部、背部以及手掌传输到他的嘴上。 角色 环境改变性格还有很多例子。高君当年下放在嵩山大队，与我们玩得好，后来成了我们派出去的一个间谍。我们与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的关系紧张，但不知道上面到底准备拿我们怎么办，于是请高君去刺探军机。他平时人缘不错，在我们的合谋之下，又连续写了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在大会上瞪大眼睛大批知青中的自由主义，还给干部们偷偷送上肥皂、豆豉、染料之类当时的紧俏品。他果然当上了团干部，在我们看来是打入政权内部去了，被我们兴高采烈地举杯庆祝。 他确实刺探过一些有用的情报，让我们对某些事态早有准备，比如，公社就要再一次清查反革命了，比如，县公安局来人调查红卫兵武斗时的枪支了，比如，公社书记正在查副书记的男女关系问题而且公社干部食堂里连吃了三天猪婆肉……高君没有辜负我们的重托，真是我们的〇〇三好同志呵。 时间一长，有些事情却也让人困惑。根据约定，他在公开场合疏远我们，唱着高调背叛我们，这算不了什么。但他把小雁制造母亲病重的假电报的事也举报上去，把大川装病和老木偷盗竹子的事也举报上去，搞得四满书记在知青大会上拍桌子开骂——虽说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虽说是苦肉计应该得到我们的谅解，但如此争取表现，下手太狠了些吧？看着他后来把小干部的角色当得有模有样，眼都不眨就开讲“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接一支烟也留着要给领导抽，捡一条鱼也要留着给领导吃，遇上放电影就扛着几张椅子飞跑，要去给黄书记一家抢占好位置，不能不让人生出真假莫辨和弄假成真之感，恍恍惚惚不是个滋味。 这是怎么回事？他当马屁精，出于我们的策划和鼓励，但把马屁精当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差不多就是个真马屁精了吧？ 他以前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虽然有点小气，比方一听说要打球就赶紧把球鞋锁进箱子，床下空荡荡的让别人无鞋可借，但他看到干部来了就躲得远远的，躲到自己的某本爱情小说里去，决不是个马屁精。 从此，我知道角色扮演的危险。角色是一整套造型规则，在长期扮演的情况下，可能逐渐渗入演员的骨血，并不是一件外衣，说脱就能脱的。就像一丝马屁精的谄笑挂在高君脸上了，渐渐改造了脸部肌肉结构，日后如何能随意消除？他一到领导面前就矮了一截，都变成本能姿态了，一条腰杆还能随意直得起来？他投向我们的冷冷目光开始只是表演，但表演得多了，到了需要拍着胸脯当哥们的时候，需要在我们面前慷慨激昂当自己人的时候，热情的目光还能及时调动和配合得上来？ 知青群体不久后成鸟兽散，使我一直来不及弄明白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哪一头的人。我想，他自己可能也给这事折腾得糊涂了。 性格 性格问题特别复杂，撇开先天因素不说，光是后天环境一条，就是一片暗不见底的深渊，让探知者望而生畏。很多外科医生有一种并不自觉的冷静细致，很多当政官员有一种并不自觉的颐指气使，很多舞台艺人有一种并不自觉的表情夸张和声调夸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职业是他们的红舞鞋，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跳出了性格之舞。我还曾领教过情报人员：在不同场合，看见不同的写字者像小学生一样，在纸页下塞一块硬垫板，以防笔触划痕透到下一页，一打听，他们原来都出身于情报部门，脱不掉这种时时注意保密的职业习惯。 职业只涉及后天环境的极少一部分。地域、民族、时代等大环境，也能孕育出相应的集体性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悄悄传染。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析人的性格层次以及变化。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他的核心看法，但透过他形象化的文字，至少可以了解性格——或者说自然禀赋和文化习俗对个人的熔铸，常常是比观念、立场、意识形态等更为稳固的精神层面。他是这样说的： “浮在人的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和短暂的东西。一个人到美洲或中国游历回来，发现巴黎与他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外省人，样样都茫无头绪：说笑打趣的方式变了，俱乐部和小戏院里的词汇不同了，时髦朋友所讲究的不是以前那种做派了，在人前夸耀的是另一批背心和另一批领带了……” “在人的一切特征中，这是最浮浅最不稳固的——下一层是略为坚固一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约有半个历史时期。我们最近正在看见这样一层的消灭：中心是一八三〇年前后，当令人物见之于大仲马的《安东尼》，见之于雨果戏剧中的青年主角，也在你们父亲伯叔的回忆中出现。那是一个感情强烈、郁闷而多幻想的人，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情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头发的式样十分触目……（引用者有删节）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那些思想感情才会消灭。”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层，非常广阔非常深厚的一层。这一层的特点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例如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同一精神状态会统治一百年或者几百年，虽然不断受到暗中的摩擦和剧烈的破坏，一次又一次镰刀和炸药的袭击，还是屹然不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雅人物穿的是骑士与空头英雄式的服装，到古典时代便换上真正交际场中的衣着，适合客厅与宫廷的需要：假头发，长筒袜，裙子式的短裤，舒服的衣衫同文雅而有变化的动作刚好配合，料子是绣花的绸缎，嵌着金线，镶着镂空的花边，合乎既要漂亮又要保持身份的公侯口味。经过连续不断的小变化，这套服式维持到大革命，才由共和党人的长裤、长筒靴、实用而古板的黑衣服取而代之。”“这个时期有一个主要特点，欧洲直到现在还认为是法国人的标识，就是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多少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始终保持高雅的气派，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着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而这整个精神状态所构成的一个大的典型，将要在人类记忆中永远保存，因为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 丹纳在这里所描述的性格，有时候包含观念，有时则不包含——这需要我们找到恰当的观察角度，也需要我们对“性格”和“观念”这两个概念约定特别的涵义。法国籍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情节：一九六八年，捷克很多自由派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行动，采用了一张宣传画，标题是：“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画中是一个人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苏联红军入侵捷克，严厉清查和迫害自由派人士，同样是采用了这张宣传画，满街都张贴着直愣愣的眼光和逼向观众的严厉手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两张宣传画代表不同的政治观念，却表现出同样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一种超政治的普遍性体态暴力，足以引起作者的震惊。这个情节还没有完，当小说的主人公遇到儿子的时候，儿子带着同伴来动员他一同参加抗议签名，就是在这同一张宣传画下，表现出同样咄咄逼人的威迫。主人公犹豫之余，拒绝在新的抗议书上签名。他并不是反对抗议，而且他已经被入侵当局砸掉了饭碗，已经屡遭迫害，再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了。但他不能接受一种强制，不能接受来自宣传画里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来，反专制的观念里可能透出专制的性格。那么这到底是专制还是反专制？ 性格与观念两相剥离的时候，性格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体语言，表现为“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或者说是通过“怎么做”来隐秘地“做什么”。可惜的是，人们并不都是昆德拉，在这种隐秘的“做什么”面前常常是一个瞎子。很多理论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谁是专制的而谁是民主的，但不告诉我们此人是“怎样”专制或“怎样”民主的；只告诉我们谁是立宪党而谁是保皇党，不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立宪党或“怎样”的保皇党——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有一根修长的手指，经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们的眉心。在这些理论家和史学家看来，一根手指是人生小节，无关宏旨，不值一提。这正暴露了他们与昆德拉的区别，与文学的区别。 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像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人们在“做什么”，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即“做什么”之下隐秘地还在“做什么”。在文学家的眼光里，苏联的《夏伯阳》和美国的《巴顿将军》差不多是同一部电影。两部片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将军，代表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但这一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上也总是被观众忽略。两位将军共有的勇敢无畏、豪爽洒脱、刚毅果决，还有偶尔出格的粗暴和随心所欲，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性格的共同，较之于他们观念的差异，在文学尺度下更具有本质意义：我们如果没有接受他们“做什么”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性格——即隐秘地还在“做什么”。 不必误会的是，文学家也会注意言说，包括言说所传达的观念。区别可能在于，文学家会更注意这些观念的语境，注意各种具象可感的相关条件和过程，不避啰嗦饶舌地详加述说，以求观念得到生活语境的周全注解；而不像某些三流理论家和史学家们那样，只习惯于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把生活语境当作提取观念以后的废料。正是因为这一点，《悲惨世界》（雨果著）里有保皇主义的言论，但并不是一部保皇主义的小说。《红楼梦》（曹雪芹著）里有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并不是一部虚无主义的小说。 优秀的文学总是以其生活的丰富性，在历史中寻找人而不仅仅是人的观念，使历史跳动着活魂而不是徒具死骸——比如一堆观念的标签。 观念是很重要的，却常常是易变的，轻浮的，甚至是虚假的：碰巧读到了一篇时文，一个专制者也可以有民主的学舌；碰巧考进了某个专业，一个流氓也可以用法学来谋食。一个良民在政治高压之下也可能写效忠信，一个诗人在生计所迫之下也可能大写商业广告。一旦写下来，这些言不由衷的文词就可能作为证词，被人们考据并加以采用，编入教科书、国家档案以及各种历史资料汇编——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但谁能保证那些白纸黑字不是一些假相？不是掩盖了当事人更真实的处境和更真实的内心？一旦缺失了细心和通达的知人论世，某些历史文献是否更可能把我们引入追述的歧途？这些观念的解读也常常成为问题。苏联著名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一段男主人公在朋友墓前的独白，曾经是理想主义的经典格言：“……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就是这段独白，出现在一本革命小说里，后来便被很多人视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红色专利，一旦革命出现退潮，鄙薄和声讨之声不绝。但这些批评家也许不知道，苏联士兵说出的这段豪言壮语，其实是抄自美国人富兰克林的《自传》，属于一个美国早期政治家、作家以及资本家。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特别分析到富兰克林的人生观，指出这种“放弃世俗享受以全心全意投入事业”的宗教情怀，代表了当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化，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富兰克林人生观一开始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观念，是正统的资本主义观念。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实际上，它甚至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观念，而是人类一切求道者的共有精神留影，是人类社会中某种集体性格。难道在富兰克林之前，世界上就没有这种以身殉道的执著？就不可能有对高尚事业的渴求？为什么我们这些后世的读书人一定要固守自己的文字癖和观念癖，一定要给这段格言注册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专利？ 如果说一个苏联红军士兵与一个美国政要富商出现了精神叠影，与更多的人出现了精神叠影，那么是不是刚好证明了文学可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可以在超越政治观念的同时筑建更为基础和更为恒久的政治？ 聪明 我从未见过像大川这样聪明的人，不仅仅因为他是象棋高手，乒乓冠军，书法获奖者，而且他在很长时间内是我的精神导师——从私下给我讲解《实践论》和《共产党宣言》开始。他是高三（八八）班的，比我高了几个年级，奇才异品和特立独行名震校内外。据说他考试前从不复习功课，戴着护腰和护腕去体育馆举重，提着一条短裤去河里游泳，晒得黑黝黝的皮肤用指甲一划就是一道白花花的印子。有一次他玩过头了，赶到考场时，只剩下交卷前的最后十分钟，而且他的坐椅不知被谁占着。他居然不需要坐，就站在教室的门边，将就着把试卷顶在墙上，抽出水笔哗哗哗想也不想就往下写。就靠着这最后几分钟，他居然还考了个数学考试全年级第一！ 如果不是他的父亲被打成一个“走资派”，他肯定会被保送到清华或哈军工那样一些大学里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身着校官军装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核弹专家或航天专家，就像他自己曾经梦想的那样。 他的才华很难被埋没，自然成了我们知青户的头，后来还成了南方数省某些地下圈子中的知名人士，最后还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首批大学生中的一员。熟悉他的人，从不怀疑他还将平步青云，势不可挡，一定会在将来的科学史或社会进步史上留下大大的一页，留下他那浓眉大眼英气勃发的肖像。他接受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紧紧握手，在每一个聚会上都是明星，其数学、化学、世界经济、国际共运、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让大家闻所未闻如听天书，是大家永远的真理之源。不过，要在这里描述一下他的观点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常常是这样，与其说他有什么观点，不如说他的观点完全取决于在场者说了别的什么观点，取决于他对任何观点都决心展开本能的挑战。比方说，有人说弗洛伊德伟大，他就要证明弗洛伊德平庸；有人说弗洛伊德平庸，他就要证明弗洛伊德伟大。消费者埋怨市面上的物价高，他就要大谈物价高的好处，谈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良方；生产者赞成物价高涨，他就要大谈物价高的坏处，谈虚假繁荣会严重扭曲供求讯号，谈通货膨胀危及货币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危机！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满足于常识，无论说什么都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一张铁嘴无可匹敌，令听众最终啧啧称是。 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聪明中也潜伏着太多的自尊。他以前下象棋一定要下赢才肯罢手，打乒乓球一定要打赢才肯罢手，决不容对手占了便宜就开溜，决不让自己的历史停留在一个滑铁卢。现在他把这种好胜心也用到学识上，似乎交谈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新知而是一比胜负，似乎胜者更重要的不是胜在内容而是胜在形态——澄清什么知识难点是不要紧的，择善而从更是比较丢人的；要紧的是得有成功讥讽后的哈哈大笑，有发现破绽后的暗暗讪笑，有信手拈来数据或例证之时的从容不迫，有把对方逼到死角之时的两眼放光目不转睛让你无处可逃，当然更不能没有听众一无所知的什么书，一经提出就像秘密武器或者超级王牌，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茫然无措。最后，聪明人少不了在大获全胜之后对崇敬目光的逐一收取，在人们纷纷套近乎献殷勤的时候漫不经心和不以为然。你邀宠地给他削苹果或沏茶水吗？他看见了也只当没看见。 这里有聪明者的全部形态，却很难说还有多少聪明。因为真正的智者相信“大象无形”、“真人不露相”（道家语），总是使自己隐匿无形，以作为进学的必要低调，或避开攻击的必要伪装。大智若愚，大傲似谦，不失为更高级的自我造型之策。 他不会接受我的担心，因为我是他长时间内的崇拜者，更因为我无论如何也说不过他，我那些只有中学学历的知青朋友更不可能说过他。我只能眼看着他一天天陷入聪明的形态里去，一天天看着这个形态变得空洞——最终变成一种无谓的争辩癖，一种对任何言语都不可遏制的批驳癖和纠正癖。如果你说面前有“一棵树长得很高”，他也能找到批驳的理由：“胡说，怎么是长得高？明明是长得很大么！”如果你说前面“跑来了一条狗”，他也能找到纠正的理由：“可笑，明明是一条巴儿狗么！” 他能发现“树大”比“树高”更优越之处，发现“巴儿狗”比“狗”更正确之处，你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你还能不乖乖地让出指导权？ 他当然是对的。他的对比别人的对高出一筹，于是别人的对就是错，就是大错特错。这样的争辩让人疲倦。在我看来，唯一的意义就是使他的朋友们习惯于沉默，使他的朋友们纷纷崇拜继而纷纷失望，继而畏怯和逃窜。有一次，他费尽心机谈好了一笔贷款，临要签字了，胜利冲昏了头脑，忍不住当面指导银行副行长的书法，说他办公室里那幅自鸣得意的条幅最好别挂，字架子还没有搭稳么，笔锋也失控，还得从颜真卿、钱南园的楷书练起。他还提醒副行长不要把别人的吹捧当真，不都是要讨你的欢心吗？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证也不可当真，他们不是想挖你的赞助吗？……他不知副行长为何脸色大变，突然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转，只有秘书来送客。 贷款当然是吹了。 他与商业伙伴们不和，在好几个单位里与上下级不和，连他家的各方亲戚，最后也一个个忍无可忍地与之不相来往。在他自己最后开办的一个小公司里，民工走马灯似的换着，干不了多久都逃之夭夭，最后只留下会计兼司机兼炊事员小王一人。 小王能够留下来，是因为他无处可走，而且因为他是公司里唯一不争辩的人。无论总经理大川说什么，他永远都有一脸的敬仰和忠诚，还有坚定不移的三个字：“那是的。”你说股票行情肯定会上涨么？他会说：“那是的。”你说股票行情肯定会下跌么？他也会说：“那是的。”你说我们还是要把股票炒下去么？他还会说：“那是的。”你说我们不能把股票炒下去了么？他依然会说：“那是的。” “你以后不能说‘那是的’！”大川光火了，“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蠢猪！” “那是的。” 大川差点被气疯： “你滚——” 小王默了一阵，走出门去，偷偷地哭了。 他仍然把敬仰和忠诚坚持到最后，决心把总经理的任何指教都耐心聆听到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天。除夕之夜，他们俩在空荡荡的公司办公室里喝着酒，听到外面节庆的鞭炮炸响，都默默地流出了眼泪。因为欠缴电费，房里只点了一支蜡烛，只照亮两张脸和桌面，身后的一切都昏暗莫明，似乎是墙垣也可能是深远无边的旷野。大川突然有些动情，破天荒地向小王敬了一杯酒，让小王呜呜呜地哭出声来。 整整一个长夜，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观念 大川在大学里崇拜者如云，其中有一个小同学，成天屁颠屁颠地跟着他，见他上食堂就帮他洗饭盆，见他上澡堂就帮他提水桶，对他的任何说道都洗耳恭听，不时往小本子上记，就像我当年一样，是个十足的跟屁虫。 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这两人竟然越来越像：大川剃平头，跟屁虫也剃平头；大川戴墨镜，跟屁虫也戴墨镜；大川是军呢裤配老头布鞋，跟屁虫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军呢裤和老头布鞋。到最后，大川走路占地方，八字步两边甩，著名的三大动作：叉指（五指张扩）、揉肝（掌捂肝部）、上刑场（挺胸如刑场上的烈士），全被跟屁虫学得惟妙惟肖，足可以假乱真。两人就像不同体积的双胞胎，像一对几何相似形——只是跟屁虫小了一个型号。以至同学们有时会把他们弄混，最后干脆以“大川”“小川”相区别，这样方便。 大川对小川的全面模仿不免有些疾首。“他们叫你什么？” 小川讨好地嘿嘿笑着。 “你老是学我做什么？” 对方还是笑。 “你怎么也戴墨镜？” “朋友碰巧送了我一副。不要紧吧？” “摘掉！小小年纪戴什么戴？” “好，我摘！马上摘！” 小川摘下墨镜，等到大川远去，又情不自禁地戴上。大川发现过这种阳奉阴违，曾大光其火，指着他的鼻子骂过一场，决不允许他亦步亦趋。同学们都觉得这场责骂十分奇怪有趣，就像一个人正在对着镜子吵架。 小川从此更加小心，每次远远地看见大川，就赶紧摘眼镜，等大川过去了再一切恢复原形。他似乎决心不让大川独占大川的形象，决心在学校里复制出另一个大川，上演一套分身魔术。他肯定从人们的眼光里，看出了对大川的一份另眼相看，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很自然，他的一切观念也必是大川的传声筒，包括从武术教学中分析出国粹主义遗毒，从拒交作业一事分析出独立自由精神，从一次aa制吃饭分析出现代商业道德对于人性解放的伟大意义，还有对门第意识的大加辩护——虽然自己毫无门第可言，只是一个保姆的儿子，既没有大川那位读过燕京大学又出任过共产党高官的父亲，又没有大川亲戚中那一堆将军、教授、大夫、外交官。 大川是一个想大事的人，每做一件事，都牵涉到大形势和大意义，都能说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理论体系，都值得整理到某本历史大事记里去，因此更让小川觉得不同凡响。他跟着大川生活在历史大事记里，生活在未来亿万人们可能的关注和敬意里，肩负着历史责任地吃饭、洗澡、上厕所、丢钥匙、拍蚊子，还参入过一次学潮，那是我后面还要讲到的事情。在这一切不平凡的事件过程中，小川有过无数的观念，却从无真正属于自己的观念，只不过是把观念当作了平头、墨镜、军呢裤以及老头鞋之类的东西，一切向大川看齐，包括看重门第的前卫观念也来自一种模仿，模仿他比较高看的某种社会身份和生活姿态——即便一位保姆的儿子如此学舌让人奇怪。 这当然使观念的起源真相更加奇诡难测：观念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吗？观念是利益追求的产物吗？很多前人就是这样认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相信屁股指挥大脑，利益决定观念。“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就是这一原则的中国化解释。这样说并没有说错。只是这样说需要一个理想条件，一个预设的假定：观念产生于理性思维过程，而每个人都是“利益理性人”，在一个社会共约的利益标尺之下，能清醒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但小川的各种观念与理性无关，与利益无关，或者说模仿强者就是他全部的理性和利益所在——哪怕他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当不了强者。类似的情形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男权至上的时候，很多女人也可能瞧不起女人；重农轻商的时候，很多商人也可能瞧不起商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时候，很多地主和资本家可能真心实意地自惭形秽，我在前面的《忏悔》中写到某位小学老师，因为自己是反革命罪犯的家属，对一切黑五类家庭的学生更多歧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大张旗鼓，比工农出身的一些同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可能有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但某些主动表现完全超出了必要限度，只能说明她似乎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激情：跟上社会的主流，分享主流腔调那里的安全和荣耀。在这里，他们的意识观念完全不能用他们的利益理性来给予解释，无异于黄瓜藤上结出了南瓜，什么阶级（或者其他群体）偏偏不说什么话。 观念并不等于行动，不等于胜券在握的行动，不会立即对利益造成实际的增减。如果每个人说了就要做，做了就会成，当然就不得不仔细掂量言出行随的后果，也就不得不更多理性计较。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行动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改造社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观念只是说说而已，怎么说都不会使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更差。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些不入时的话？为什么要像一个卑贱者或倒霉蛋那样说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更像一个电视、报纸、广告一类传媒中的上流人物不是更好？操一口上流腔调不是更容易博取听者的另眼相看因而有利无弊？于是，观念逃出了利益的制约，或者说与体面、认同感、安全感等更广义的利益发生联系。服装、家具、建筑等方面的“高位模仿”现象，同样显现在观念生产的流程中：弱者不会自动确立弱者立场，恰恰相反，倒会在有些时候甚至更多时候，循着一种心绪复杂的向上眺望，努力复制出强者的立场和社会主流的立场。胜利的威仪、震耳的欢呼、炫目的财富、高超的技术、美人的倩影、浪漫而奢华的享乐……一切存在于社会上层的触目具象，组成了五彩之梦，潜入人们含混暧昧的大脑皮层，常常于不经意中指引了思考和言说的方向，使之完全脱离利益理性的引力。 在这里，观念是逻辑的产物，更是想象的产物。文字里隐藏的具象，一再助产人们在社会交际中意在寻求自我优越的身份梦游。马克思所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借此才可能扩张到被统治阶级那里，最终扩张为全社会“统治的思想”（见《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政治领导权”，借此才可能扩张成为统治者手里的“文化领导权”（见《狱中笔记》），让很多弱小者在大众性的身份梦游中放弃思考与抗争——他们命运未变口吻变，对豪强人物的观念揣度往往惊人的准确，模仿出来轻而易举而且惟妙惟肖，有时甚至不惜来一点变本加厉，让自己虚妄的身份满足感更加其乐融融，当然也让豪强人物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更加牢固。 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另一种梦游，即改换赢家而不变更规则的改朝换代，虽以抗争的形式出现却仍是实现“高位模仿”的另一种跟潮和附势。 也许只有灾难降临而不得不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在根本性社会改革可望成功的时候，身份梦游的言语游戏才会戛然而止，观念才会回到利益理性的实地上来。 我不知道大川是不是明白了这一点。他已经公司破产，股票走水，汽车变卖，甚至穷得有时连电费都欠缴，但他还有住房，还有碗饭吃，因此仍心气十足地热爱着自家的门第以及“贫富分化”和“弱肉强食”的说法，仍然振振有词地视一切打工仔和失业者“穷得活该”——尽管自己就是一个失业者。在他经常去看报的街头阅报栏前，谁批评资本主义他就跟谁急，谁批评美国总统他就跟谁急，似乎他的股票只有靠着美国总统来解套，似乎投机资本集团不会惦记圈钱暴利而会惦记着怎样让他这样的穷人缴上电费，不会去忙着拉紧贪官污吏而会急着请他这样的书生去民主参政，造成了很多地区的经济危机也仍然是他的大好机会而不是他的危险——他年过半百头发花白，戴上了老花眼镜，学过的一点计算机语言早已过时，眼下连ip、web以及代理服务器是什么都茫然无知，给跨国资本打工的资格其实都没有了。 他几乎不同亲友们来往。小雁回国来看他的时候，在餐厅里受到他接见，算是有大面子。小雁知道不能与他像当年那样谈时势，否则就会当场大吵，一个美国有钱人忧心贫富分化而一个中国缺钱人向往贫富分化，这种争论也太滑稽。小雁当然也深知对方的性格，不会去打听他的真实处境，不会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也不会给他出什么谋职主意，那无异于南辕北辙，只会迫使他更加决绝地拒绝这些机会——同他说话真是得小心翼翼。想了想，只好在餐厅里谈太极拳和武当剑。大川是这一方面的新星，当然是有话可说的，而且是最乐意说的。他说康某打得臭（大概是他的一个邻居），王某打得太烂（大概也是他的一个邻居），陈老师动作虽说规范嘛但也未得太极的风骨和气韵（大概是一个健身老师），不值一提，他从来就不屑与之为伍。他两眼放光，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的中式太极功服，潇洒搓揉出几个动作，又略露绝招，一抬腿，右脚踢了个“大梳头”，腿杆直绷绷地贴着右耳，足足保持了半分钟。 旁人稍不注意，会以为他一只手高举鞋子站在那里——功夫十分了得，吓得小雁伸出双手，怕他倒下来。 “这算什么呢？”他自得地一笑，“我现在上五楼从来都不是走，一口气跑上去，气都不喘。” “你瘦多了。” “已经轻了三十斤呵，最标准的身材。我现在每天练功两个小时，打坐两个小时，吃一餐半就够，比你们的生活都健康得多。你们承认不承认？” 在场人都说是的是的，说得他笑纹舒展。 只有小雁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说是辣椒给辣了一下。吃过饭，她再次谢谢大川送给她的一幅字，送大川回家，陪着他走了好长好长的路，走过了一盏又一盏的路灯。 距离 小雁觉得脚下的路无限漫长，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走过的路。当时走得大张着嘴喘气，发现前面的路面模糊而且飘忽，在地平线的热气蒸腾里时隐时现。这个时候最好不要问路程。刚才一个农民说还有五里，前面的一个农民可能说还有七里，这些答案没有个准，常常让人沮丧。 呼哧呼哧把五里路走成了七里路，这太平墟的路倒是越走越远？或者是橡皮路一拉就长？知青曾经因此而嘲笑农民，说地球反正是圆的，农民是绕着地球反方向来测量距离的吧。其实农民并没有错，以为农民错了的知青是自己错了。想一想吧，设想你参加乡下的紧张夏收，整整一个多月，每天顶星星出门，踩月光回家，有时累得还没洗完脚就睡着了，拖着两条泥腿倒在床上，把蚊帐压垮了也不知觉，于是被蚊子尽兴地叮咬。设想你正午时分仍在收割稻谷，好容易要吃饭了，你两眼发黑地爬到田埂边，还得担上两箩水淋淋的新谷送去晒谷场。太阳亮晃晃地泼洒在路面的泥土和石板上，这对于一般行人来说是灼热，对于负重的行人却是刺心的滚烫，因为沉沉重担把你的脚掌紧紧挤压在路面，脚上的高温就成倍剧增。你感到脚下根本不是路面，是专门对付脚掌的大熨斗，正在熨压出吱吱吱一股焦煳味。你忍不住两脚抽跳，其实只有抽跳的想象而没有实际动作，因为重担之下你走路都偏偏欲倒，腿上没有任何一丝肌肉还听从指挥。 想一想吧，只有行走在这个大熨斗上的时候，你才突然感觉到空间在无限地延展，通向晒谷场的路不再是一里半，而是十个、百个、千个一里半，是你一辈子也走不完的无限，是地平线上灼热气浪中飘飘摇摇的白炽一片。 那些肩上没有担子的人，穿着鞋子上路的人，坐着汽车上路的人，不可能体会这一刻你脑袋里白炽一片的空间爆炸。 你回城后很少有赤脚上路的机会，距离感也因此渐渐恢复正常，接近了国际权威计量标准，比如氦氖激光在真空中的测定。但这对于往日的我有什么意义呢？那些坐在整洁恒温实验室里的博士们用激光和真空精确测定了距离，对于一个烈日下赤脚负重的少年有什么意义呢？从a地到b地是十公里。我知道，从不怀疑。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时刻不断地变形：在一个老人那里是十二公里，在一个年轻人那里却是八公里；在一个初来者那里是十五公里，在一个本地人那里却是五公里；在一个负重者那里是十八公里，在一个乘车人那里却是三公里；在一个赴约情郎那里是望断之遥，在一个惜别慈母那里却是过驹之隙。任何距离都是人们感受中的距离，而人的感受永远不是激光，甚至不是多种感受的统计平均，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身体、处境、情绪以及其他因素，总是透出足迹、汗渍或者呻吟。那么乡下人面对问路时各不相同的答案，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距离中有触觉，痛之则长，逸之则短。距离中有视觉，陌生则长，熟悉则短。距离中有听觉，丰富则长，空白则短。如此等等，已接近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相去之远近不在于明确的计算距离……而在于定位的联络（见《存在与时间》）。”这个“联络”就是农民送粮的距离，矿工掘进的距离，士兵行军的距离，还有各种人生中实际上存在过的距离。 劳动 伙房被风刮倒了，武妹子带着两个后生和一个老汉来帮我们重建。他们腰间插一把砌刀，除此之外两手空空，像是来玩耍而不是来施工的，但一旦动手就变起了魔术。木板顺手取来就顶成了支架，砖块顺手取来就当成了锤子，橡皮管注入水就成了水平仪，几根茅草结上再拴上个石头就成了垂直仪……如同任何物件在武林高手那里都可成为杀人利器，眼下的任何废物也都不废，都能一物多用，都精神抖擞生龙活虎大闹乾坤，成为施工最需要和最合适的工具。他们就地取材，点石成金，左右逢源，原本是可以空手而来的。 他们并没有分工的合计，一声不响地各行其是，这里敲敲，那里戳戳，这里咣当巨响，那里灰雾突起，让外人觉得简直混乱如麻。但砖块刚摆入位置，灰浆就送到了；灰浆刚抹完，木梁就架上了；木梁刚架完，檐条不知何时已经无中生有；檐条刚钉好，茅草不知何时已经蓄势待发。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任何工序都不曾耽搁。他们好像是在用脚步声和砖木的声音相互联络，一直是用双肩、背脊、屁股来相互关切然后及时呼应，顶多笑出两声，就算偷偷议决了一个个难题。一切都表现出内在的丝丝入扣，珠联璧合，水到渠成，势如破竹，完全是一篇一气呵成和有声有色的精彩美文。待工程哗啦啦地完成，他们全身甚至干干净净，一个泥点都没有。地上也基本上干干净净，砖没剩一块，灰浆没剩一捧，全都恰如其分用到新房子那里，就像美文家那里没有任何浪费的素材或词语。 只有两根竹子丢在沟里，看来弃之无用，是唯一的败笔。老汉也不放过，顺手将其破成篾条，给我们编了一个竹篮。编竹篮的时候，他还顺便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他家的狗怎样咬死了一头野猪。 他们不觉得做这样的事有什么不了起，不觉得他们就是盖房子的武林高手，就是玩泥弄木的美文家，更不觉得他们顺手编出的竹篮，完成了一个尽善尽美的艺术至境。他们以为艺术只属于文人骚客，只属于大牌的演员和画师，而那些社会中、上流人士也从来自居艺术的主人，觉得农民粗鄙可怜。但是如果让他们来盖一间房子，事情会怎么样呢？如果让农民来评点一下他们的盖房过程，事情会怎么样呢？农民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病句，每一声吆喝都是错别字，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可笑的生硬和杂糅，而最后那个勉强叫做房子的东西一定粗俗无比不堪入目？ 农民不会这样说的。社会不承认他们的艺术品，没收了他们确认和解说更多生活美感的语言能力。他们喝完茶，拍拍手就回家去了。 怀旧 我参加了知青们的集体返乡活动。太平墟公社八个大队一共近两百知青，居然串通集合了百多人，算是空前规模。老木是资助者，一人包揽了租车和吃饭等全部费用，还有给乡村小学的捐款，显示了港商的出手大方。他还操着当时较为罕见的手机一直在催促这个那个出门，说什么钱不钱的，你来了再说。 同学们也都老了，脸上多了皱纹，多了暗淡，还带来了一些尾巴似的小把戏，对他们在人群中的疯跑不时厉声训责，对他们拉屎撒尿不时指导，于是重逢时的亲热话总是被搅得七零八落，有一句没一句的——像一曲音乐总是在一台破烂唱机那里跳针，一次次从头开始，没法往下唱。乡政府主持的欢迎大会上，几个当年女知青还被推上台去跳忠字舞，《社员喜晒粮》和《社员都是向阳花》一类。妈妈们青春重现，挽起袖子，一招一式还有当年的套路，跳蒙古舞还能下腿劈叉，看样子还没有患上髌骨软化症和坐骨神经痛。只是不像跳舞而有点像“滚舞”——岁月沉淀成脂肪，成堆成堆地在台上呼隆隆滚动，让我有点暗暗的心惊和惆怅。 熟悉的面孔引出了很多往事。有人说，记得大头当时懒得一件衣穿几个月，退休的父亲来探望，还帮儿子去洗衣，可怜在塘边摔断了腿。有人说，知青当时特别好吃，把种下地的花生和红薯都挖出来吃了；又试种凉薯，对农民说这东西有毒，居然把他们骗住了。还有人说，有个农民会变戏法，让陈露露与他一起拍香烟，害得陈拍了一手的沥青，陈就在晚上装鬼去报复。独眼老木也想出了一件旧事，说他曾经打猫吃，把死猫吊在树上，党支部书记四满就说这些知青比日本鬼子还毒……这些往事给汽车里增添了许多笑声，也使记忆变得轻松。 大家在笑声中走入山林田野，在这里或者那里照相，在这里或者那里寻找自己的痕迹，比如，一块坐过的石头，或者一棵栽下的油茶树。最后，乡干部和农民代表敲锣打鼓大放鞭炮，把我们迎入饭堂，十几桌酒肉喂饱我们，每个随行的小孩还得了个两块钱的小红包。大家的亲密情感油然而生，推举老木去致答谢辞。老木摇晃着走上了台，说还是乡下的柴熏腊肉好吃，还是乡下的腌辣椒好吃，只要不是天天抡钯头就行……说得大家都笑了。他也说了一些入时的套话，比如改革开放以及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一类，说到酒劲上来的时候，就说他木老爷给这一片土地献了青春献文凭，献了文凭献眼球，但英雄好汉不言悔，岁月他娘的确确实实是一首无字的歌，贫下中家他娘的确实是大学老师，教会了他吃苦耐劳、敬老尊贤、自己救自己，还有拿树棍子赌博，因此谁要反对贫下中农他就打倒谁，谁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他就打倒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虽然说得有些乱，有些糙，也赢得了热烈掌声。 大家唱起了当年的歌： 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泪眼在歌声中闪烁，闪烁得似乎有些夸张。 怀旧从来就是一种情感夸张，滤去了往事的痛感，让开荒的视象浮现但不再有开荒的痛感，让砍柴的视象浮现但不再有砍柴的痛感，哪怕一次饥饿也不过是眼下谈论的事件，成了一些语言，不再能使当事人冷汗大冒和腹空难忍，于是变得无关紧要。饥饿甚至也能焕发出传奇和凄婉动人的光彩，让不再饥饿的人心醉神迷——这正是怀旧的奥秘。 怀旧常常是对尊严的追认，让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场风雨或者一次饥饿，在记忆中酿出浪漫和豪迈，成为怀旧者挂满胸膛的勋章。一个无旧可怀的人，只能是虚度年华不堪回首的人，历史可疑劣迹斑斑的人，肯定一钱不值。谁愿意充当这种角色呢？知青们眼下的社会地位已经很脆弱，下岗的下岗，传销的传销，红卫兵的可耻经历只能闪烁其词，老中学生的学历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瞧不上眼，一个舶来的新术语就可以噎得你茫然不解地直瞪眼。在这种情况下，怀旧不失为一种自我价值确认的需要，不失为一次狠狠挣回面子的机会，一次可以大说特说牛皮哄哄从而引人注目的机会。即便只能说说苦难，问题是，苦难这东西你有吗？就像一双耐克牌旅游鞋你有吗？ 有了苦难，就至少还没有输光。 怀旧还可以是一次精神化装舞会，无论如何虚饰和短暂，也是让怀旧者客串一下高尚的角色，实现道德感的临时晋升。我看到同学们正在捐款，纷纷抽出钞票，塞到一顶草帽里，准备捐给这个乡的两个受灾村，还有一部分将捐给一个至今仍在乡下的老同学，据说他已经形如老农。我知道我们并不会从此就成为慈善家，我们中间很多人还可能为一次牌桌上的欠款而发火，或者在传销中用花言巧语把老同学引入骗局，甚至像老木那样几乎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团毒药。但我还是为捐款而感动，希望永远留在这种感动之中。我也知道，我们刚刚大唱《共青团员之歌》、《三套车》、《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蓝色的多瑙河》等，只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成为义士，随时愿意为人民利益和民族尊严而慷慨献身，相反，我们的大多数仍然会市民气依旧，有时甚至会偷偷羡慕那些国库盗窃者，会嘱咐孩子如何在公益事务面前能躲则躲，或者把人妖当英雄从而加入愚不可及的赞叹和羡慕……但我还是为我们刚才的歌唱而感动，希望永远留在这种感动之中。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谈高尚，没有多少高尚的朋友，我错过了一个个想象中高尚的时代，错过了一个个想象中高尚的群体，但我于心不甘，希望能抓住任何一丝高尚的痕迹，那是我挣扎出水面的大口呼吸。于是，我们大家的感情冲动是我意外的中彩，让我大喜过望，其过望的程度不亚于看到流氓有了一时的正义，酷吏有了一时的仁慈，娼妓有了一时的贞操节烈和爱国主义忠诚。我寻求一种即便转瞬即逝但我愿意永远牢记的东西，即便虚幻莫测但我也决心笃信不疑的东西。我不会要求太多，不敢要求太多。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打发的乞丐。哪怕是黑夜里一颗流星也是永远的太阳，足以让我热泪奔涌。 我永远欠下了你们一笔。 开始公布每个人当年的暗恋对象吧，开始交流再婚或者二胎的经验吧，开始最新的黄段子评比吧，开始……同学们的话题越来越邪了，笑得十分色情。他们不知道我躲在人群的角落，仍然紧紧抓住自己的感动，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我提起茶壶给他们的茶碗里加水。 时间 那一次艰难的夜行，山路泥泞，冷雨瓢泼，简直让人觉得已经在地狱里死过了一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行也许会在回忆中逐渐变得轻松、有趣、回味无穷、甚至成为自我夸耀的资本。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位混上了官职的庸才，到任之时让人们惊讶和刺眼。但只要他把这个官一直当下去，若干年以后就可能让人们心平气和，一旦责令他去职，有些人反而会不习惯，甚至会为坐到台下去的他感到委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一次夜行，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便味道大异；同一个庸官，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也让人印象迥别。时间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在生活具象无限的叠加和覆盖中，它可以使苦难变得甘甜，可以使荒唐变成正常。它还可以抚平伤痕，融化仇恨，磨损心志，销蚀良知，甚至使真实消失无痕，使幻象坚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可靠的吗？公正的吗？以为善行都得善报恶行都得恶报，这一套公平交易足尺实秤的市井规则，与一笔笔历史的糊涂账有什么关系？ 我们总是在时间里，一切所为也总是被时间之手操纵。欲速不达，事缓则圆，是指办事切忌求快。兵贵神速，夜长梦多，则是指办事务必求快。这都是对人类活动各种不同时间变量的描述，出自人们杂乱无章毫无定规的时间经验。于是，“时机成熟”便成为一句谶言密咒似的日常用语，常常焦聚着人们决策时的全部直觉和全部思虑。“时”与“机”，一是时间，二是机缘。如果说机缘是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把握、可以创造的各种具体条件，那么时间则常常承担着无可捉摸的神秘命运，或者说是实现着人们无法穷知的无限因果之网对我们的暗中规定。 事情就是这样：处于特定的时期，正义可能遭到践踏，谣言可能奉为真理，诚实可能遭到唾弃，恶俗可能蔚为时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切好心人在这个时候只能接受自己虚弱无能和四处碰壁的“生不逢时”。但同样是因为特定的时机，不可一世的强权转眼间不攻自溃，众口一词的欺骗转眼间云散烟消，多少显赫逼人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就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警世的忠告穿过历史的岩层重新被人们聆听。种种时间的作品实属奇迹。考虑到这一点，一切在逆境中的好心人其实无须气馁。如果说，他们以善抗恶常常没有什么优势的话，那么他们至少还可寄望于一个最后亦即最大的优势：时间。日久见人心也。日久得人心也。他们必须明白，不仅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持久战”，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持久战”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以时间积累作为胜利的筹码。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历史又是可靠的和公正的。因为各种对历史的扭曲和误读无论怎样有效，但总是面临着一定的极限，即难以完全失真和永远失真的极限。瓦釜雷鸣或指鹿为马，往往只能得逞于一地一时。一切超过失真极限的历史虚构，特别是有悖于大多数人正当利益目标的历史虚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沉淀和淘洗。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半乐观主义地说，历史常常显得既公正又不公正：公正于大体，不一定公正于小节；公正于久远，不一定公正于短暂；公正于群类，不一定公正于个人。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双重品格。这与任何概率只能显现于大数统计而无法证实于所有个例的两重性，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有什么不好吗？站在又一个千年的开始之处，我们回望身后一代代人的战争、革命、改革、劳苦建设以及后来种种毁誉褒贬，感慨历史之剑多少次及时劈开了人间正道，但也感慨历史之雾多少次遮蔽了人们的双眼——而且还有多少不公正的个人故事可能将永远深埋于历史尘埃之下，多少个基督、佛陀、老子、柏拉图、哥白尼、爱因斯坦、林肯、马克思作为历史的小数已被删除，永不为我们相识。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悲慨所在，也正是历史得以灿烂动人的前提。 我们面对滚滚而来的无限光阴，不知道时间这一片透明的流体还将怎样改变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不知道还会遭遇自己怎样的惊讶和醒悟。 听着滴答滴答的声音，我们等着。 卷三 具象在社会中 卷三 具象在社会中 近事 走进中国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脉络分明，气氛肃然，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这些宅院繁殖出更庞大的村落：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子孙满堂的景观也寻常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称谓不胜其烦，常令西方人一头雾水。英文里的亲戚称谓要少得多，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o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o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亲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法律至上和“n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和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总是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说，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习惯于浪迹天涯，“家园”概念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地方，他能把哪里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孟子》里也有一个故事，更凸现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种反应。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成为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教门连锁店。一六二〇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仅止于实用，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图、德模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就大体而言，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 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理？——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古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当中国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时候，欧洲古人却重在“格理致知”。当中国古人的知识重点是从修身和齐家开始的时候，欧洲古人却展开了神的眼界，一步跃入世界万物背后的终极之being——他们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游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文以载道 十二世纪匈奴大帝国横扫欧亚大陆以前，匈奴人知道织布、铸铁、造车，却不知道文字如何书写（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比较而言，中国虽然是一群关心近事甚于远事的定居者，却是文字的早熟国家之一，三千多单字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已经定型，足以让先民们对人情与事情的琢磨日渐其深。秦始皇统一中国，实现“书同文”，使表意的汉文字贯通众多方言区，建构出一个巨大而统一的符号网络，为后来一次次维系国族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术条件。 不仅组成匈奴的突厥和蒙古，欧洲也没有这个文字稳定而统一的条件，走上文字表音一途。文字随语音而变，也就太容易变，可能有利于追新，却不一定利于温故和袭旧，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借助外文的中转，从穆斯林的大量译本中去重新找回自己的希腊——很多欧洲人早已不知道的希腊。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罗马大帝国崩溃，拉丁文随之分崩离析，新一代文字随方言四处哗变再也难以融合，文字壁垒后面的体制和生活也就各行其是。文字大家族之内虽然还有亲缘关系，但彼此差异已僵固下来，甚至成为当代欧共体统一的重要障碍。 是文字促成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还是造纸术促成了中国文字的进一步发达？这一问题不易确解。但不管如何，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一〇五年改进的造纸方法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文字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使文字不再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也不再成为他们气喘吁吁的艰辛之物——想想看，当时臣子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一奏章，所用竹简竟要用两个人才能抬进宫去！再想想看，在造纸术于十二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前，那里的文字常常记录在笨重的羊皮书上，一部哲学或一本《圣经》的传抄，得耗费成车的羊皮，也得让奴仆们肩挑背扛：如此昂贵的文字，对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下层平民来说，是何等的稀罕和遥远。 “蔡侯纸”代表的群体性发明过程，最晚也始于汉初，有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汉纸为证。这带来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国理性认知的一次大规模突飞猛进。文风大盛，文运大兴，连乡村中也学馆遍地，数以万计的读书人冒出来，形成了强大的“士族”，取武士和贵族而代之，成为社会中新的强势阶层。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连锁效应，是官办“太学博士”的出现，开辟了读书人进入政权的通道，虽然还没有完全取代察举制，但已确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现出科举制的雏形。知识的新领域一个个也在被开拓：医学（张仲景等）、天文学（张衡等）、文字学（许慎等）、自然哲学（王充等）、史学（司马迁、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种方术，群星灿烂蔚为大观，完全重写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连文学也成了一件求真务实的工作，司马相如和杨雄的汉赋，取材广博，“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写山川草木之状，极铺陈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浓厚兴趣，如同一部部文学化的百科全典。 汉语思维的成年期已经到来，反过来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极大提高了汉语的抽象化程度。隶书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文经学那里流行的“今文”，是一种方方正正、结构有序、笔画简便的字体，已经大幅度蜕去了甲骨文和篆书的原始象形痕迹。各种理论也不再是政治经验和道德经验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现出前理论的初始样式，比如，孔子的语录体、庄子的寓言体以及《易》的象数体，而走向了一个个逻辑思辨的浩大工程：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发展了一套中国式的逻辑思辨，表现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学术大雄心和知识大胸怀，展开大规模的理论生产，著述动辄数十万字乃至百多万字，是继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后第一次着手的文化整合。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汉代开始的整合可以说一直持续到十个多世纪以后的宋代理学——那时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实现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终完成了中国从“纹治”到“文治”的转型，即文化从象符主导到字符主导的转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国万象缤纷的时期，是象符空前活跃和丰收的时期。农耕社会的物产丰足和商业繁荣，使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等都有极盛表现，书画、演剧、音乐等亦迅速扩展为大众性消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京都： 坊巷院落纵横万里，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尽，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种挥霍奢靡的生活景观令人震惊。当时的“宋词”代“唐诗”而兴一项，足以证明文学已经更多脂粉气，流向了梨园和青楼，亦证明了文士与优娼的广泛联系，还有音乐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区别在于：此时之“乐”已非先秦之“乐”。先秦之乐深藏于宗庙和宫廷，钟、謦、琴、瑟等乐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乐则已扩散市井，琵琶、三弦等乐器也就趋向小型化和便携化（据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乐器的这一历史性嬗变，证明了“乐”已逃离统治集团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里“别尊卑”、“施赏罚”以及“禁暴胜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时的音乐已经下渗基层，入俗随众，甚至妖声艳调淫词艳曲过把瘾就死，正如理学家周敦颐所警告的：音乐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长怨”（见《通书/乐上》）。 在某些人士看来，这种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礼教的巨大威胁，已经与“礼”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昔日役夫式“非乐”的立场，曾被儒家痛诋为墨家之愚，现在却差不多偷偷移入儒家的严峻面容。历史的重心出现回摆，只是没有摆回原有的轨道。 一个文化的更年期悄悄临近。宋代理学家们纷纷“卑艺文”，连历来传统深厚和名分高贵的诗歌，因为与音乐有亲缘关系，难免世俗声色的感染，也开始让他们惴惴不安。程颐斥诗歌为“俳优”与“闲言语”，朱熹则发誓“决不作诗”。在他们的心目中，作诗也是“玩物丧志”和“耽于声色”，属道德败坏之举。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动，物质世界的千姿百态，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论、前文字、前语言的直觉隐喻，但太容易让人意乱心迷，太容易偏离儒家的政统和道统。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伟大目标，他们既然已经失控于“象”，就不得不重“文”轻“象”，不得不求助文字来建立认识屏障，以文字清洗人体内各种危险的感觉勃动，制造出人欲的空白和禁锁。他们是一些读书人，是掌握了造纸和印刷两大技术的读书人，文字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和法器，因此被他们奉为唯一的意义载体。 从此，“知书识礼”是成为高士的不二法门。“知言”与“立言”是君子的毕生使命。他们挟万卷经纶投入伟大而艰难的“文治”，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中国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者”。 周敦颐及时提出的“文以载道”，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 夷 中国某些少数民族曾被名为“夷”，其实不一定有人种血缘的特别，只是受益于纸张和印刷的程度低于中原华夏。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华夷之谓仅可“别文化高下”，“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见《中华民国解》）” 夷可以为夏。吴、楚、闽、越，原来都是典型的“夷”，后来演化为华夏正统的文教之薮。李白出生于新疆，白居易据说是回民，元好问是金人无疑，他们都有夷狄背景，却又都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元朝和清朝也是疗救中国农耕文明的两次大规模文化混血。反过来说，夏也可以为夷。江南“三苗”中的部分，是上古时期一些从黄河中、上游地区避难南迁的弱势部落，原初并非隔绝在文明主流之外。他们只不过是在蛰居山地以后，相对而言搭不上纸张和印刷这两列信息技术快车，因此有语言而无文字（如瑶族），或是文字体系还较为粗略（如苗族），信息的传达往往较多借助于象，比如用舞蹈记录历史，用歌唱传播知识，用图腾宣示信仰，用各种似乎奇怪的巫祝仪式来营构威权和组织社会。云南省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则可视为一例亦文亦象的原始符号，一直游离于汉语演进过程之外。 他们有时候可以围在篝火边连续几天几夜地跳舞，是感情的排解和宣泄，同时也是生存经验的总结和表达，以完成对新一代人的系统教育。如苗族“吃鼓藏”节时的木鼓舞，从《开天辟地歌》到《洪水滔天歌》，再到《跋山涉水歌》，整整十三部史歌和史舞，一部苗族史尽在歌舞之中，地理的、生物的、伦理的知识传授也在火光和鼓钹声中进行。显而易见，他们是“文”的晚熟群落或者薄弱之域，却是“象”的高产之地。中原汉人看到他们能歌善舞，华装艳服，常常觉得好奇，以为汉人天性拘谨而少数民族天性活跃。其实除了中国西北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拥有广阔的草原，中国西南的“三苗”或“百越”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危峰断隔，深流拦阻，生活在十分窄逼的空间里，如贵州苗民生活在“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并没有多少活跃的条件。他们之所以对歌舞有更多的练习，对彩饰、节拍、形体动作等表现出更多敏感和技能，很可能是因为文字这种工具不够用。 相比之下，汉人早早有了文字化的大脑，已经丧失了很多可贵的象符，包括用肩膀和臀胯来表达尊敬或忧伤的能力，用木叶和木鼓来表达思念或愤怒的能力，用腰带、项圈、头帕、各种针绣花边表达友爱和庄重的能力。汉人的舞蹈、音乐、诗歌、美术创作，常常在所谓少数民族那里得到营养和动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人的服装，除少数贵族有些“行头”的讲究之外，就民间服装而言，比诸一些所谓少数民族要呆板和简陋得多。虽然作为强势群体的服装，有时也被夷地的男人们效仿，但在感情更为纤细灵敏一些的夷俗女人们那里，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苗、侗、瑶等地“男降女不降”的服装现象，可能就伏有这样的原因。汉人恋爱或求亲，常见的是写字条或者开口说，有时候甚至送上一份彩礼便完事。写过《傩史》的侗族学者林河先生曾经告诉我：这真是呆得不可思议。他还告诉我，他们这些到汉区都市里参加工作的侗人，好些都感到不习惯，最终一个个跑回侗山里去了，情愿种包谷当山民，也不愿意在城里吃国家粮。我想其中可能不排除这样的原因：那些人肯定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肯定觉得汉族是一个粗鲁和乏味得让人避之不及的民族，是一群服饰的哑巴，也是一群肢体的聋子。 这正像奥地利、德国等中欧民族，在诞生了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瓦格纳、巴赫等音乐巨匠之后，肯定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大力砸碎文化传统以后的近代中国人，无异于一些音盲，连半音与和声都辨不明白，难怪都变成了大嗓门，不论红喜事还是白喜事也只剩一个“闹”。还有法国、荷兰等西欧民族，在诞生了马奈、塞尚、莫奈、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美术大师以后，肯定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大力砸碎文化传统以后的近代中国人，无异于一些色盲，竟把几十种各不相同的灰色看作同一个灰，把几十种各不相同的黑色看作同一个黑，难怪穿起衣服来只有一个大红大绿的俗。 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汉人也把欧洲人、印度人、日本人等视为“夷”，与境内诸“夷”相混淆。对于这些感觉官能已有不同程度障碍的汉人来说，想象另一种听觉或者视觉，想象那些细腻感觉里的文化蕴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野言 我对太平墟的口语有如下印象： 词缀很多：@zk人们不单说“黑”，总是说“墨黑”；不单说“白”，总是说“雪白”；不单说“重”，总是说“锭重”，不单说“轻”，总是说“络轻”；不单说“胖”，总是说“垒胖”，不单说“瘦”，总是说“刮瘦”；不单说“直”，总是说“笔直”，不单说“弯”，总是说“蜡弯”；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黑”、“白”、“重”、“轻”、“胖”、“瘦”、“直”、“弯”这一类形容词过于抽象，不容易被人感受以及理解，必须分别搭配更为具象化的词缀，才能合成起码的表达。 尽量减少抽象词汇：@zk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说“农民”，只会说“泥脚杆子”；不会说“秋天时节”，只会说“打禾的时节”；不会说“来了十几个客人”，只会说来了“来了两桌客人”；不会说“事情保密”，只会说“话都烂在肚子里”；不会说“这人土到了家”，只会说“放屁都是红薯气”。如果描述吝啬，就说“蚊子过身也要拔一根毛下来”。如果谴责懒惰，就说“敬三根香打九个屁，菩萨不怪自己也不过意吧”？如此等等。他们似乎觉得，任何抽象概念难以给人留下鲜明印象，也就缺乏足够的信息，不换个说法万万不可。 叙事时中多细节描绘：@zk我发现他们在情况急迫的时候说事，在心情气愤和烦恼的时候说事，在向上级汇报或者大会报告中说事，总之在一切应该言语简洁的时候，也不忘描述有关场景、装束、神情、形态、气氛的细节特征，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啰嗦，或者会搅乱主题。比方坐牢就是坐牢，农民会说成“坐牢吃小钵子饭”；当官就是当官，农民会说成“当官坐皮椅子”。我还看见一个男人在盛怒之下骂老婆：“我一嘴巴（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这句话在我听来怎么也是幽默，但言者脸色铁青，咬牙切齿，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觉得描绘一下甚至夸张一下挨打者的具体形象，是说话的应有之规，是不能不这样骂的。 借用间接的具象化手段：@zk某些歇后语的运用，常常是比喻的附会和强加，与语义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依谐音的关联借取具象，以增声色趣味。比如“腊月里的萝卜——冻（动）了心。”“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对着窗户吹喇叭——鸣（名）声在外。”这些语言需要谐音的交流默契，否则便让人摸不着头脑，表现出一种宁可失“义”也不能无“象”的偏激言语态度。 常用衬字：@zk乡村歌谣中经常夹杂很多无意谓的“呵”、“啦”、“喂”、“咧”、“咿吱”、“呀嘞”一类，似是有义无字时的随口吟咏，如同幼儿的咿呀之语，是文字和逻辑的胚胎状态。汉代辞赋中多用“兮”字，汉以前的文学中也多发语助词，大概也是早期汉语的现象，是很多难言心绪的暂用和未定符号。 可能还有其他特点。 少数民族为“夷”，下层贫民为“野”，都是文治薄弱之地，文字稀缺之地，为纸张和印刷术渗延不足的地方，因此语言的抽象化程度较低，语言中留下了具象的丰富遗迹，或者说保留了人们对语言具象化的依赖与追求，应该说没有什么奇怪。如果我们绘出一张文字发育的地图，又绘出一张政统和道统扩展的地图，可以发现这两张地图有大致的吻合。这当然证明“文以载道”的认定，甚至可以证明“夷”和“野”天然的反礼教和反文治倾向。 活在特有的口语世界里，乡野之人离生活实象近而离文字规限远，多了一份原真和自然，雅驯温良、君臣有序、重农轻商、男女大防等森严纲纪，一旦从上层移入下层，从都市移入乡村，总是出现涣散和松懈。我曾亲眼看见几个乡村妇女追得一个后生满山跑，戏谑地定要脱光他的裤子；也曾亲眼看到一群乡村农民追得一个干部满山跑，气愤地定要把霸道的家伙捆绑起来。这种无法无天的狂野之态，一定能震惊很多都市里的读书人。他们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大反传统礼教，显得十分自由和勇敢，就其大部分内容来说，其实并不比乡下农民做得更多和做得更早。 粗痞话 读书人大多不会骂人，憋红一张脸，结结巴巴，还可能词不达意和词不尽意。倒不如一些社会下层的粗人，脑子里较少抽象和逻辑，所以深得骂人艺术之精要：那就是骂得感性，骂出具体形象，使听者脑海里有突如其来的声象涌现，形成猛烈的情感杀伤。 咒一个人将要倒霉，说他染色体将残缺，说他白血球将消失，说他的品德败坏心灵扭曲作风堕落违纪犯法，不可谓不恶毒，但都算不上骂人，至少算不上精彩的骂人，说不定还要招来他人的讥笑。“你要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这样就骂对了。“你将来生一个小孩没有屁眼！”这样就骂得更对了——没有肛门的小孩，其形象何其怪异刺眼，何其鲜明难忘。周围听到的人肯定神思飞扬哄笑不已，而被骂的人一定急眼。 我在乡下听到过农民骂人，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其恶意程度总是与具象化程度成正比。比如“你是我崽”，只是表达一般恶意时的语言。一旦恶意增强，抽象的父子关系势必转换成具体描绘：“我肏你老娘顿顿的！”“我肏你老娘叫翻天！”倘若恶意更强，村里人还有一种抹胯相骂的方式：每骂一句，撩起一只脚，在自己的胯裆下抹一把。无非是骂出了动作、场景、声响等细节还不够，还得辅以肢体表演，引导听众通向更多的直观联想。 粗痞话与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相逆，而且一骂就常常骂到裤裆里去，显示出人们的动物性未绝，特别是在情感和情绪的领域里，无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大多取义于近物，取义于身体，表达方式几千年一直恒定不变。一个衣冠楚楚的现代人，在最高兴或者最烦恼的时候，也可能有“他娘的”一类粗痞话脱口而出，非如此就难以尽兴和尽意，非如此就不能打开心理高压阀门。 据说太平墟以前有个骂出了大名的赣三爹，骂术十分了得，最终骂出了一门手艺一门业务。哪个人有了冤仇，特别是与外村人有了冤仇，就提一个猪嘴巴和两瓶酒去请他帮着出气。他操着一根木棍，随着骂声戳地指天，算是助骂的一件道具，类似县衙里的惊堂木。他开骂时要戴上客户的一顶帽子，或是缠上客户的一条头巾，以示自己仅仅是代人办事，对骂词并不承担责任。他一骂就是两个时辰，决无词语的重复，也不特别下流。有条有理，生龙活虎，声情并茂，酣畅淋漓。有设问有直述，有立论有反讽，有排比有韵脚，有口白有唱段。从骨头生蛆骂到舌底生疔，从尖刀剐肉骂到铁丝穿颈，从先人雷劈骂到后人马踩，从种禾禾死骂到养猪猪瘟，有时还骂出一些谁都意想不到的奇诡和荒诞：看你家奶崽满背上长几百只眼睛天天对着你眨！看你脚板里长头发一天长出两丈长！诸如此类，其画面之怪诞，足令某些现代派作家自愧弗能。 据说他的咒骂太恶毒了，那些被骂之人家不仅人畜遭殃，而且四周的草木枯黄，蚊蝇死绝，石头都要暴出裂纹。 当年这四乡八里都有匪患，只有太平墟真正太平，原因就是盗匪们都知道这里有个赣三爹，有一张毒嘴，不敢前来冒犯。 “文化大革命”中，碰到上面有些干部做劳民伤财的事，太平墟就有人私下里恨恨地嘀咕：“要是赣三爹还在就好了。” 考字 乡下人见到城里来的读书人，最喜欢谦虚地问字，比如问，“九”字下面加一个“国”字是个什么字。见我们无人知晓，问字者便可能洋洋得意，“城里先生怎么不认识这个字呢？这就是我们钟家的姓呵。” 原来他们不是问字，不过是拿一些难字或者生造之字，设圈套捉弄外人。小雁就被捉弄多次。有一次，一位老人把极普通的“（十）拾”字拆开来问，把笔画顺序颠倒过来问，问得她如坠雾中。下面是个“口”，上面有一横，还有一个“人”，另一边加上个挑手，是个什么字呢？小雁想得出了汗，总算把“合”字凑出来了，说“合”字旁边再加挑手，合手为“捧”吧？老人诱敌成功，不动声色，“这就对了，我家三娃仔昨天写字，原来写的是：‘五、六、七、八、九、捧！’先生的才学真是高呵！” 小雁自知上当，差点被气哭。 知青对农民那里源源不断的问字深怀恐惧，不知他们对这种阴险袭击为何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其实乡下字符稀有，才变得珍贵和神秘，才成了必须全力争夺和占有之物。而且考字不失为一种对识字人的报复，对识字阶层长期欺压的报复，算是以字攻字，以毒攻毒，让不大识字的乡下人获得心理补偿和安全感。幸好有一位附近的胡老师深谙此道，教了知青们一招：见人前来考字，就把字典往桌上一甩：“你自己去查，字典上没有的字，就不是个字，就是个猪肏的字！人民政府根本不承认！”这一招还真灵，算是有效的自卫之策，让小雁及其他知青从此免除了一再被考的窘迫。 党八股 有一次我为某家农民结婚写对联，被公社党委杨秘书看中了，说这伢子的字写得不错，应该到公社去誊材料。当时正是全国大学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各级官员都得应付很多公文材料，包括经验总结、典型讲话、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等等。我也就有机会借一支笔躲避下地干活的日晒雨淋。 誊材料渐渐变成写材料，写材料还渐渐出了名，我有时被调到县里去写，住在招待所里好吃好喝。其实我写材料自有诀窍，首先一条就是要大量收集范本，按总结、规划、报道、讲话等不同门类分别整理，暗藏备用，到时候搬出来照瓢画葫芦，天下文章一大抄，换脑袋不换大腿，换胳膊不换屁股，七扯八拉也是一篇。在我的体会中，要写好官样文章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把相同的事情说得不相同。比如前年种了棉花，去年也种了棉花，今年还是种棉花，这有什么好说的？不行，写材料的人就要从相同的种棉花中找出不相同的东西来，于是前年的棉花成为“治理整顿”的结果，去年的棉花成为“批林批孔”的结果，今年的棉花成为“农业学大寨”的结果，步步都跟上了最新政治潮流。另一条是把不相同的事情说得相同。比如，某书记的老婆前年是农民，去年突然当上工人，今年摇身一变成了干部，这应该不是一回事吧？不行，写材料的人也可以从不同的职位中找出相同的东西来，写出当农民是“投入艰苦锻炼”，当工人是“支援国家建设”，当干部则是“勇挑革命重担”，不管地位如何变，一颗红心始终不变，都是一如既往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 那个书记的老婆眼下可能也不当干部了，可能当老板挥金如土珠光宝气了。我想象眼下可能仍有人词语滔滔，仍可以一如既往地写出优秀事迹：当老板不就是改革开放么？不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么？不就是率先奔小康的光辉榜样么？ 事实是团泥，文字可以把它随意揉成什么样子。这是文字的魔法，也是文字与事实脱落剥离，就是俗语说的“强词夺理”，不空洞、含糊、枯燥、干瘪以及呆板也不可能。铺开稿纸，上好墨水，文章总是从党中央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精神照耀”下开始。小标题则是一些对偶排比句，比如，“狠抓一个学字”、“落实一个干字”、“讲求一个细字”，等等。文章最后则必有“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一类假造民意，或者是“红旗飘飘战鼓擂”、“一路欢歌一路笑”一类假造民谣，以示作文者自鸣得意的豹尾之功。这种下流文章言中无“实”，常常表现为言中无“象”，即语言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对文字稍有感觉的人，一般都可以从文字的空洞化程度，判断出这里谎言的多少。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日益庞大的革命党，面临着语言习惯特异的广大中国农民，面临着文字传输在巨大组织控制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功能，曾特别郑重地提出了“党八股”问题，将文风作为党内整顿的三大主题之一，无异于把语言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是他明显高于其他书生政治家之处，也是身处中国这个文字富积大国的必要觉悟。可惜的是，毛泽东执政后也困于官场公文的十面埋伏，不仅未能有效消除“党八股”，反而有“党八股”的愈演愈烈，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信息公害。连“两亩土地一头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类生动的具象化号召也消失无几，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大量抽象概念，让民众对革命目标不能不渐感隔膜和迷茫。我注意到很多电影里的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语言反面教员，观众一看到他们在屏幕里出场就焦急和丧气，就一脸灾难。包括在一些警探片里，英雄警察们出生入死，栉风沐雨，抛妻别子，智取勇斗，本来干得好好的，唯公安局长或市委书记一出场就大煞风景。警察说话很生动，群众说话很生动，罪犯说话也很生动，怎么英明的领导们一开口就废话连篇呢？“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个案子破出来！”这话还用得着你讲吗？“我们一定要依靠党组织，一定要依靠群众，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让任何一个狡猾的敌人溜掉！”这也算得上指示吗？“小张同志，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呵，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么！”这句话也有什么幽默于是值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种不着边际的慈祥或豪迈随时可以一掏一大把，首长们怎么可以凭着这些废话就居高临下地拍这个的肩握那个的手？怎么有资格总是坐在会议室最显要的位置并且被小民们心情激动地仰视？ 可以设想有这样一首美国歌：“共和党呵，我们前进的力量，我们伟大的母亲！你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你带领我们实现美利坚资本主义发展的伟大理想！从道琼斯股票指数到纳斯达克板块，你推动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从科索沃的硝烟到阿富汗的征途，你一次次让白人种族转危为安。呵共和党呵共和党，你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谁会相信这样的疯歌会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美国共和党？谁会相信写这种歌词的人不是存心要给美国共和党设陷阱、下毒药、心窝子上捅刀子？但很多革命的宣传家不作这样的设想，也不曾以这种简单的比照来反省自己的党八股。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他们貌似爱党实则祸党，对此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不惜把老百姓一批批推到党的对立面。小雁的反动立场差不多就是被这些党八股逼出来的。她当时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开始自学英语，偷偷收听英国和美国的广播。有一次，她听到广播里有几位受访嘉宾谈健身之道，到节目结束，主持人再一次介绍嘉宾身份时，她才大吃一惊：尼克松！美国总统！刚才一个略略低沉的声音确实是美国总统但怎么可能是美国总统？他怎么还可以开玩笑、唱民歌、弹钢琴并且说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怎么可以与小学教师、消防队员、大学生以及家庭主妇混在一起并且互相随便哈罗？他好像不是革命样板戏里的鸠山、坐山雕、南霸天那样的恶魔，但也不是郭建光、少剑波、柯湘那样的首长同志，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总统？……她如五雷轰顶，目瞪口呆，好一阵还回不过神来。从那以后，她总是恐慌得像一只中了毒药的蟑螂，一次次问我们：“我的思想越来越反动了，你说怎么得了？” 她努力迫使自己去读当时官方的报刊，但读得越多，读得越细，倒越成了一个坚定的美国发烧友，并且在几年后最终去了那个国家。 镜头 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崩溃于林彪座机失事的一九七一年秋。这当然是可信的。我也能回忆起自己当时在乡下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震惊。武装民兵在紧急集合并且四处布岗，让我们已经猜到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报纸上有关林彪的图片和言论突然消失，使我们猜到了大事是什么却不敢把这颗烫嘴的大炸弹说出口。好几个夜晚，我拉上一个朋友翻山越岭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消息而只有沿途的狗吠，但我无法停止在遍地月光里行走，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平息自己莫名的不安和兴奋。大队党支书四满焦急万分，因为他习惯了开口就敬祝统帅万寿无疆和副统帅身体健康，还有“三忠于四无限”一类林氏版本的政治套话，一旦林副统帅那个了，他觉得自己口舌僵硬，无法再说话，一开口肯定反动。他开会之前总是狠抽自己两个耳光，怕这个嘴巴给他闯祸。 这是个多疑的秋天，神话开始动摇的秋天。但是在这件事以前，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突然坍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等等，再添上一个林彪，即便是分量最重的一个，虽有短时的震惊，但用不了多久，生活仍然可以一切照旧，社会暗层的怀疑浪潮仍可以得到当局的基本控制。接下来三四年革命如常实际上能证明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许不是林彪出逃而是电视的悄悄出现。 电视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成为传说，据说能录制和转播一点戏曲，昂贵得只能让红墙内大人物们偶尔看个新鲜，与老百姓自然没有什么关系。到七十年代初，事情有了变化，中央电视台和联结全国的微波干线已经陆续建立，国产的黑白电视机也批量生产，连太平墟一九七三年秋也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行政配给公社机关以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记得那一台电视机曾让乡村青年十分好奇，每天入夜以后就被抬到地坪当中被人山人海围着观看，于是所有的节目都弥漫着成分复杂的汗臭。虽然信号质量很差常常出现满屏的雪花飘飘，但这个“洋片匣子”每天晚上仍然被大家一直看到两只肥鹅的照片出现并且伴以“再见”二字才罢休。 那时的电视节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时，而且包括太多打农药、水稻密植一类科教片。尽管如此，有一个农民觉得电视机里的男女还是太辛苦，他们天天跑到这里来说呵唱的，也从不要吃茶饭，来去无踪，真是天兵天将呵！另一个青年农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机子，不料恰逢电视里切换节目音乐大作，吓得他赶快缩手并且两眼圆睁：怪了，洋片匣子也怕胳肢？ 电视确实是宣传革命的工具，充塞着社论、报告以及官方口径的新闻。但文字崇拜传统之下电视管制往往只及于文字，声色则因意义的多向性和隐晦性而很难辨认，无法得到严格规限，于是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常常出现“言”“象”相离或者“言”“象”相违，形成了实际上的信息失控。比方说吧，一部表现西方工人罢工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控诉西方资本制度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淡忘，但屏幕中工人们的皮鞋、手表、卡车以及便携话筒却让人过目难忘，不能不让很多人震惊：他们戴上了手表还罢什么工呢？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无比为何就不能让我们也都弄个手表戴戴呢？又比方说，一部表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歌颂伟大新中国朋友遍天下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忽略，但屏幕中纽约的摩天大楼却让人目炫，人家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穿什么衣，还有女人有什么发型，这一切同样让很多人震惊。解说词无论怎样高分贝地证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伟大胜利，仍然抵消不了他们面对纽约繁华的暗暗疑惑。人家美国怎么就没见到怎样的“水深火热”？他们没有“翻身解放”怎么就能喝牛奶吃甜饼而且不需要天天担牛粪和挖塘泥？ 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类解读已经不再只是观众们的暗自思忖，成为较为公开的议论。当时我已经回到了城市，买下了一台小屏幕黑白电视机，于是每天晚上得招待一些邻居来家看电视，赔上香烟和茶叶以及聊天的时间。这时候中国已经同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了外交关系，有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文化交流。很少一点外国电影产品，只要文字内容大体上不出格，加上进口价格不太贵，也被引入了中国，成了电视以外的另一个远望窗口：电影。最开始的是日本产品为多：《望乡》、《追捕》、《生死恋》、《野麦岭》、《沙器》，等等，同时也有了美国的《车队》和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等，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影视产品。我现在罗列这些片名的时候，相信绝大多数过来人已经忘记了它们，其台词、情节以及主题内容可能已让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我估计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某一个镜头，某一句插曲的旋律，暴露出当时他们最强烈的兴奋点和最深切的感受点。日本或美国的高速公路、巨型客机、酒吧服务、电脑作业、男女热吻、时装新款、浴室陈设、割草机械、迪斯科舞乃至耸肩摊手的欧式习惯动作，无不让人耳目一新，打击着这些观众的最初观感。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和经济强势的认识，多是从这样的黑白小屏幕开始，从文字禁网中泄漏出来的诸多零散物象开始。 有些图像甚至立即成为最好的商品广告：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风靡全中国，不仅是骑马飞逃的高仓健和真由美成为全中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而且使日本摩托、日本电视机、日本录音机、日本汽车、日本洗衣机、日本电子琴，等等，都有了亲和力与感召力。很多青年人都想活出高仓健或者真由美那样一股劲头，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商品。市民们的趋之若鹜，促成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外国进口商品浪潮。 在这个时候，媒体的高调文字其实已渐空洞，正在被渐多的耳膜拒斥，被很多影视声象蚕噬和颠覆。官方媒体一直在反击西方化和自由化，批判了几篇文章和文艺作品，仍然是从文字着眼，似乎不明白声色并茂的高仓健们和真由美们其实是更大的难题，其爆炸性和摧毁力远非文字可比。这是一个新问题，或者说算不上一个新问题，只是因为没有得到理解才成为了新问题。民间的政治生态和伦理生态很快改变。八十年代初文艺界成了中国最为动荡不宁的事故多发区，直接导致了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好几次全国性政治紧张。如果联系到文艺界人士与影视较为密切的职业关系，这些紧张就不难理解。那时候唯文艺界与普通百姓有别，甚至与新闻界、理论界、教育界有别，可在促进创作的名义下享有观赏“内部参考片”的特权，可内部播放电影资料馆的收藏片或者从外国使馆租借来的“过路片”，当时走红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克莱姆夫妇》、《午夜牛仔》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片子成了每一个文艺界会议的最重要的节目和最受欢迎的款待，让人们早早地心神向往和奔走相告，入场券总是成为赠客的厚礼或者黑市倒卖的珍品。不难想象，撇下其他因素不说，西方化和自由化的思潮正是在这些“内部参考片”的声光迸放中播种。作为这一过程的反证，九十年代后随着“内部参考片”向全社会逐步开放，文艺界的超前高热便明显告退，在社会思潮中的表现很快黯然失色——更激进的西方化和自由化在很多影视受众那里出现。在报业、娱乐业、广告业、it业、证券业等新兴行业的很多弄潮儿看来，文艺界激进元老们已经保守，在真正的市场和真正的自由面前忸忸怩怩，不管是抗拒潮流还是追随潮流，都有了明日黄花之感。 卡拉ok 日本的卡拉ok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言”“象”分离的另一个典型案例。 有一个带子教唱中国革命歌曲《血染的风采》，画面是各种泳装女子摆出的各种性感姿态，美女出浴，玉腿齐飞，以表现英雄战士卫国尽忠的歌词。另一个带子教唱中国著名革命歌曲《春天的故事》，歌颂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但画面是一大溜戴斗笠赤脚板的渔家小妹，随着旋律一件一件地脱衣，一直脱到半透明的“三点”遮盖，真是给人一种误入女澡堂子的感觉。制作者并没有忘记加一点政治佐料：渔家小妹们脱来脱去，腰间始终晃荡着一个电话手机，指尖还有亮相时夹出一个镀金信用卡——这些道具都是当时新富的时髦，以示渔家人民也在美好时代大步走向了繁荣富强，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 你能说什么呢？手机和信用卡不对吗？渔家少女展示美丽体形有什么不对吗？依照当时的审查标准，这些片子的歌词全是合法的，甚至是正统的、革命的，而它们的图像也够不上“色情”更够不上“淫秽”，虽然让人们觉得有一点奇怪和荒唐，有点那个，但奇怪和荒唐不是罪名，“那个”更不是罪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管理部门到二十一世纪才做出反奢华一类镜头处理部署之前，中国城乡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这一类的卡拉ok。为了适应和利用这股大众热潮，有些宣传、青年工作等方面的官方机构，还出版和推广了各种成套的革命化卡拉ok，让一批新旧革命歌曲来占领这个市场，在锣鼓鞭炮声中送进了军营、学校、工厂以及乡村，辅以授受双方领导激动热情的握手。这种广泛的覆盖甚至让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望尘莫及。 有意思的是，这些产品同样重组了人们传统意识中歌词与画面的关系，比如，“革命”不再与战场硝烟而与摩天大楼相联系，“人民”不再与衰老父母而与酷男靓女相联系，“祖国”不再与高山大河而与花园别墅相联系，“理想”不再与荒原篝火而与“波音”“空客”等巨机腾飞相联系，如此等等。我还看过一个俄国著名民歌《三套车》的卡拉ok：一个农夫怜马的悲惨故事，居然被一个港装小妞在游乐场里一连串疯玩疯笑的画面来阐述，三套车一路大起大落风驰电掣——过山车！ 我不能说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甚至得承认画面不再有禁欲的冷酷，打破了很多僵固的理解模式和想象旧套。但我仍有挥之不去的疑惑：当屏幕上大量充塞着金钱与美色之时，当社会等级金字塔顶端成了镜头唯一聚焦之点，诸多革命的歌词是否已经空洞？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宗教传统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其有限而宝贵的道德资源是否正在被肆意摧毁？ 很多人认为不是这样。有些管理者只要看到这些产品仍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报效祖国”、“振兴中华”、“只要人间充满爱”之类的字样，就基本放下心来，就觉得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没有得到最佳展现，至少也得到了基本的坚守，是可以批准放行的，甚至是可以鼓励的。一些异端力量，包括很多西方的观察家，也对这些字样瞪大了眼睛，觉得中国虽然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但正是这些歌词确证了革命意识形态依旧，愚民的赤化宣传仍在负隅顽抗，必须坚决予以讨伐。这两种看法的政治指向完全对立，判断卡拉ok的方式却如出一辙：感官只过滤文字，不问声音和色彩。他们是文字机器，展开文字对文字的殊死斗争，对文字以外的一切无可奉告。那些富豪的表情，权贵的排场，纵欲的骄态，虚情假意的眼风，自恋自狂的背影，还有可供男人玩味的性感呻吟和性感扭动，似乎都与意识形态无关。即使有关，也无法得到确诊，似乎只能听之任之。他们不明白这些卡拉ok把人们引至灯光暗淡的歌厅里，声色制幻，声色按摩，是不是干出了比那些歌词更重要的事情。 在那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卡拉ok甚至成了社交中的一种款待，吃完了酒席，就得去歌厅，叫一条龙服务。老木对这一套当然熟门熟路，夜夜在歌厅里生了根，并且就是在这样的歌厅里把陈女士泡了，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都是刚成年的学生。事情败露以后，他怕挨打，托人给陈家送去了六万块钱，又东躲西藏蛇行鼠窜，烫了卷发还戴上墨镜，天天换衣服，半个月没有回家。 他还是被陈女士派来的四个大汉找到了，堵在一个公共车库里，墨镜也被对方摘下来摔得粉碎，当着自己老婆的面，声音忍不住发抖。 他总算装出了几分镇定，说好好好汉做事好汉当，今天你们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要是躲了一下，就是猪猪猪肏的。 “嘴还硬？最好等一下还硬得起来。” “条件只有一个，你你们让她先出去。” 他是指他老婆。 老婆又惧又恼，骂他臭不要脸，先将他打了起来。但惩罚是不能替代的，她被强行拉出了车库之外，听到库内沉闷的殴打声迭起，还有咣当一下什么重物倒塌的声音，急得大喊大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要出人命啦……” 她被一个大汉捂住嘴，好容易才挣脱出来，不顾一切地冲回车库，发现事情基本上已经结束。地上有几块拍断了的砖，有打断了的木棒。老木头发蓬乱，沾着一些砖碴，半张脸是血，嘴里鼓出一两个血气泡，嘴角夹挂着一颗白牙，只有一只独眼间或轮动一下，显示出还是个活人。他脑袋尽力往两个肩峰间缩，紧紧地背顶着墙，双臂死死地夹住腋窝并且相互抱住，继续保持住一种最佳的挨打姿势，事情结束了好一阵还一动不动，好像刚才已经睡过去了。 “算你有种，”领头的大汉临走时丢下一句，“今天多给你留两颗牙，卡拉ok的时候好唱气声。” 他还没有醒来。 广告 在国家电视台露面，算是老木在朋友们中间挣回了面子。这是一次全国很多大牌歌星荟萃的扶贫助学义演，由老木的香港公司独家赞助并承担最大一笔捐款。主持人请他上台讲了两三句话，义演期间又插播了他在贵州的一个镜头：给贫困山区小学送去书本和教具，并把两个穷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看着他脸上的雨滴，还有一只独眼中透出的热情光芒，我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我很难把这些镜头与他前不久的惨遭毒打联系起来。在那个时代，屏幕似乎是一片圣土，一个需要仰视的殿堂，一个不同寻常的感觉区位，于是出现在屏幕上的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难免给人不同的感觉。事情就是这样：一朵花长在苗圃与插在坟头，都是花，意义未必一样；一个男人给女人赠送雨衣与赠送内衣，都是赠衣，意味也未必一样；一耳光扇在对方的脸上还是甩在对方的臂上，都是打击，伤害程度显然不一样；一次游行发生在县城与发生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都是游行，感觉分量当然更不一样。坟头，内衣，脸面，天安门，是一些特别敏感的区位，暗伏了人们的心理预支，一旦触及就可能启动人们丰富的联想，就可能使事情发生没有什么道理但又极有道理的变化。老木看来是悟到了这个道理的，因此不惜重金给自己洗刷名声，从日常生活中走进电视台：不是一般的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不是一般的播出时段，是黄金时段，是黄金时段的辉煌聚光灯下——那是国内外政要、社会名流、大牌明星出现的地方。他老木看准的就是这个，从容不迫地在那里微笑。 我当然没有把他当作政要，没把他当作名流或明星，但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没法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目光，好像自己长期来投入屏幕的全神贯注，悄悄移植到了他的身上，使他很成了一回事。以至我忘记了他的放浪丑闻，在他抽出烟找打火机的时候，情不自禁凑过去给他点燃了烟。 事后才后悔自己的情不自禁。 他不就是个小奸商么？不就是个走到哪里见女人就发骚的大种猪么？我对他太失望了，不该给他忙不迭地点烟，甚至根本不该来吃他这顿破饭，省得看到他抽烟时挤挤眼皮的得意一笑。我知道是电视黄金时段搞得我昏了头，是他挥金如土的几百万搞得我昏了头，竟然把他很当回事。 广告代表着金钱的力量，以出神入化的形象制造，悄悄进击人们重要的感觉区位并且在那里攻城略地，力图最终操纵和改造我们。广告当然可以成为正常的表达，但也常常能打造出一些虚假的幻象，用来包装劣质的产品，或者劣质的人，让我们在恍惚之际把厌恶打下一些折扣。 电视剧 九十年代前期的很多电视剧，不过是一种有情节的卡拉ok：爱国与革命搭台，金钱与美女唱戏。 学潮 一九八一年的大学学潮，事情本来很简单。k大学校园里来了几个小流氓，在女生宿舍区滋事，打伤了一位女生。学生愤怒地要求校方追究凶手，校方也答应报警缉凶，双方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但学生指责校方在修复围墙一事上行动缓慢，收回外单位违规占地方面也办事不力，这就牵涉到官僚主义的问题了。还指责校学生会在此次请愿中藏头缩脑，完全不能代表学生利益，这就牵涉到“伪学生会”必须改选的问题了，牵涉到民主、自由一类大事了。 校方掉以轻心，没料到一件寻常的刑事案会越闹越大。校学生会主席是个乡下来的人，见夏天饮水困难，只知道挑着水桶为大家挑开水灌水瓶，照例当他的抗旱模范，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吆喝同学们都回到教室里去上课，不要围在行政楼前影响领导们的工作，这一态度被视为对学生人身安全的漠不关心，引起了很多同学的愤怒。当即就有人喊出口号：打倒学贼！打倒御用消防队！诸如此类。 面对闹哄哄的一群，学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校领导习惯于老一套，层层召开的党、团员师生会议，部署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打击——事后被高层调查组斥之为官僚主义的简单化，在所难免。他们对八十年代同样缺少必要的敏感，以为学生们在唱了邓丽君之后，在跳了迪斯科以后，在看了各种西方影视并且翻了几本萨特、尼采、弗洛伊德以后，还会以恭顺听话为荣。这些人连父母的话都不爱听，怎么可能乖乖地听命于政工部门的官员？学生会其实看到了这一点，曾经想树立一点亲民形象，比如擅自举办过一两次舞会，擅自召开过一次改革座谈会，但立刻被校方整肃，差点落下个自由化的黑帽子，大有楚大夫心中“不察余之衷情”的委屈。 学生会主席想必焦心于这种急死人的作茧自缚，不过他是一个听话的人，不可能纠正高层决策而只能急得满头大汗地在同学中跑来跑去，在周围的起哄、奚落、口哨以及反对声浪中结结巴巴。 大川就是这个时候出山的。他对学生闹事本来不以为然，权当小儿科付之一笑，见闹大了，不知为何又半道上杀出，似乎学生娃娃们不能没有他的指点。历史既已拉开新的一幕，就不能断送在无能之辈的手里，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由别人去创造。当我们几位老插友知道消息时，已经很难找到他了，听说他在与领导谈判，听说他在与学潮骨干们开会，又听说他去其他大学演讲，传闻种种，反正是见不到他的人影。 绝食是后来发生的。是出于大川的主意，还是出于他对群众的失控，不得而知。不管如何，绝食触及特殊的感觉区位，把言语之争引向了身体摧残，无异于自我加刑，使请愿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在省委大院门前的绝食，几乎自动继承了历史上各种绝食的悲壮情调，可以让人联想到往昔无数仁人志士的动人牺牲。男女青年躺满大门前的马路和人行道，躺在一长排武警战士的脚下，躺在粗陋而颜色各异的旗帜之下，面色苍白，身肢困乏，目光深沉而坚定，头上缠着标语布条，两指不时向围观者举示一个表示必胜的v。一瓶糖水，或者一瓶果汁，在人群中传递，感情交流也就有了最好的机会和最好的形式；谁也不喝，谁也不愿意多喝，总是把生命的机会让给别人，英雄品质的表现也就有了最好的道具和最好的台词。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躺在多瑙河河谷送走晚霞，是枕着高加索群山面对星斗。朝霞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躺在街垒或者营地，守卫着曾经爆发光荣“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带着人类历史上一切受难者必不可免的饥饿和寒冷，正在迎接世界上最早的一束阳光。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人身体出现了险情，于是出现了氧气包，出现了点滴针和血压计，甚至出现了白色救护车，这种情形让人恐慌，也让人悲愤。 悲愤出诗人，于是他们写诗，朗诵诗，更多地唱歌，唱一切鼓舞斗志和不畏牺牲的歌，在歌声中深深感动，也把围观者们感动。一次崇高的大展演终于进入高潮，很多围观者情不自禁地高呼声援口号，或者开始捐钱，捐食品或饮料，包括把烟盒撕破然后一把香烟雨点般撒向男女同学——这些围观市民的行为，虽然庸俗可笑却也无关紧要，还是得到同学们的掌声感谢。 场景是极有感染力的。省委机关旁边是东方宾馆，正好有一个电影摄制组住在这里，一位头戴法式贝雷帽和身着英国花呢西服的老导演，握着大烟斗来看了一眼，带着几位青年男女给捐款箱里塞钱，很快就成了众多新闻中的最新一条，而且一百元捐款最终被讹传成万元，导演姓名则被讹传成另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姓名。大川的将军伯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电话，也被讹传成“中央来电”，内容不明的电话则被讹传成“中央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切小道消息都在被放大，都被沸腾的情感自动地添油加醋并且反过来再对沸腾的情感火上浇油。即便最终被证实为谣言也没关系。民主的谣言就不算谣言而只是说错了的真理，正像民主的暴力就不算暴力而只是做过了头的德行——民主所反对的专制，也标举过这同样的逻辑。 我本来是一个局外人，后来也在歌声和掌声中激动。当一个不认识的小同学扑在我怀里大声哭诉的时候，我乖乖地热泪涨涌，在一个陌生的肩头仰望长空，感到时间的消失和寂静。这真是很奇妙的情绪传染，是典型的情绪拉动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卷进来的，都是在民主的美学形式面前有身不由己的冲动——这至少是原因之一。照理说，警方已经抓到凶手，围墙修复和占地收回一类工作近来也进展很快，学生们的要求得到基本满足。至于有些管理干部的态度生硬和方法简单，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还得有待整个社会的改进，学生不宜要求太急和太苛。这就是说，k大校方勉力而为，但不知学潮为何反而越闹越大，不知庞大的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为何就压不住大川这种乳臭未干的学生头。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控制是太粗心于形式感了，太缺乏美学冲击力了。开会，文件，指示，全是文字，全是文字的重叠和累积，依赖逻辑和概念的强制，再加上管理干部大多穿戴老气过时的中山装和黑呢帽，走着清朝衙门里常见的四方步和八字步，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不能接通青年人的情感。相比之下，身处一个视听时代，一个域外文化正在涌入国门的时代，反对派在形式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演讲、集会、游行、朗诵、漫画、热泪、旗帜、舞会、西装、募捐、牛仔裤、立体声、飞吻、女子长发、v型手势、bbc广播、缠头标语、搭人梯登高以及其他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使冲突双方一边是公文，一边是诗歌；一边是工作日，一边是狂欢节；一边是白开水，一边是美食大套餐：强弱对比显而易见。 青少年是最好玩的年龄，也就是对形式最敏感的年龄。k大学生三舍前灯光球场上曾有一次集会，突然有人拉闸断电，造成球场上一片漆黑——据说是校方秘书长干的。拉闸者没有料到学生还是不散，纷纷点起了蜡烛、火柴、打火机，或者打开了手电筒，一时间灯火如海，闪闪烁烁，与天上的星空交相辉映，集会更有了无限温柔和无限浪漫的诗意图景，让人流连忘返心醉神迷，烛光舞会的美妙也不过如此。这一个夜晚，学校附近商店里的蜡烛和火柴被抢购一空，电池也被抢购一空。灯光球场上到处留下烧过的木炭和纸灰。 这次拉闸当然是弄巧成拙，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给学生们一种专横和粗暴的印象。而且由此逼出来的一场星火集会，反而大增学潮的光彩，把大川及其同伙进一步送入了星海闪烁之中的圣主地位。 可惜的是，大川手里的形式牌并非无穷无尽。随着学潮规模的扩大，组织混乱令人恼火，不能不强化领导，民主美学也就不容易贯彻到底了。他不能不开会，不能不下文件，还学会了设定干部的级别和制订管理的纪律，正在暗暗安排下一步“省学联”和“省改革联系会议”的班底——做的事与官方做的事似乎差不多，而且态度未见得更温和，方法未见得更高明。我与易眼镜、小雁等老朋友去见他的时候，被体育系那些粗壮“警卫”挡在外面，被他的男女“秘书”一再盘问，满鼻子都是对方喷过来的橘汁气味和胃酸气味，还有现场的汗臭和尘土气味。经过长时间的通报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张油印的通行证，得以穿越森严警戒的人墙，走进一间昏暗的小房子，候在同在求见的一位美国记者和一群工人代表后面。我不想记述这次与他的面谈过程，不想记述这次学潮中更多的事情。我只想说出我走进小房子时的一丝惊讶：他忙碌而烦恼，正在背着手向几个学生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工人在哪里？总罢工为什么还没开始？北山区的农民也要抓紧联系！”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不知因为什么事大光其火，竟拍着桌子大骂一个蓄平头的男生：“你们这是暴动，是违法，是草寇行为，我马上开除你们！滚出去！滚！” 他又对着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说：“我只能给你一分钟，如果你一分钟谈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部长，你就应该马上给我辞职！” 他的做派就很像一个大首长。当他提到“中央来电”但必须向我们严格保密时，教导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的时候，其做派更像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首长了——一个他心目中应该打倒的那种官僚。 显然，到了这一步，大川要反对的形式几乎成了大川正在恢复的形式，事情离结束也就不会太远。形式的优势毕竟有限，不构成胜败因素的全部。轰轰烈烈的学潮外观，一开始就掩盖着参与者们的诸多内在缺陷，比如缺乏明确的目标，或者说目标日渐多样和散乱，甚至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耗：是要争取多读书还是少读书？是要改选学生会还是干脆不要学生会？是要恢复革命的民主还是要推行宪政的民主？要参加这个政府还是要推翻这个政府？是要倡导利己主义还是要指责官员们那里的利己主义？……这种乌合之态当然严重限制了民主，暗淡了民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各不相同的学生以及市民不过是来共享一次形式的怀旧（中国革命的民主）或模仿（欧美革命的民主），共享一次感官的诗歌、狂欢节以及美食大餐。 一旦过足了瘾，一旦没有更新的节目出现，事情似乎就只会有两种前景：或者是被更新的形式取代，如有的学生要去拦截火车并且抢夺枪弹，这被大川愤怒地反对；既然如此，学生们那就只好向旧的形式回归，离开街头和广场，回到校园里去，回到课本、食堂、运动场等组成的日常生活中去：一种有些平庸但更多舒适和轻松的生活。 大多数参与者很快选择了后者，在狂热和浪漫够了以后陆续还俗。他们重新算计自己的成绩、学位以及即将逼近的毕业分配，其中有些人，甚至偷偷估量和建立自己与官员的人际关系，对学生头的后事如何并不特别关心。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敲着饭盆评头品足，说说领袖们的无能和弱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摘出来，徒劳无功的学潮也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们想要更多的实惠，还可以像不久前狂热地叛逆一样，转过来狂热地效忠和媚上，频繁出入校领导办公楼，抹着鼻涕大举揭发同学的劣迹，其薄情寡义的程度甚至超出校方的预料。他们面临着另一些出人头地的机会，终于有机会把他们一个多月来的领袖描述成一个野心家，一个狂人，从不接受劝说和批评，从来都是高高在上，走路要别人打伞，抽烟要别人点火，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人为他提包……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揭发，校方当时被中央调查组批评得自顾不暇，还不至于发现大川的诸多把柄，不至于取消他的入党对象资格和扣下他的学位。 大川住进医院的时候，没有多少同学去看他，倒是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走道里观察着来访者。我默默地坐在床头，发现大川已经人瘦毛长，听他激动地大声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他们怎么都成了犹大？他们的良知和正义感都给狗吃了吗？好吧，走着瞧，再等五年，再等十年，再等十五年……他们总有一天要为今天的背叛感到耻辱！”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他坐起来，让他服下大大小小的药片。 国际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分子，现在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回首当年，他们一定会觉得自己曾经错用过一些符号，就像男人错戴了女帽，婚礼误奏了哀乐。那时候加州青年学子们高扬“伯克利共和国”的大旗，在人民广场安营扎寨，种粮的种粮，煎饼的煎饼，一心要建立天国式的现代自由部落。哥伦比亚大学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则攻占了大楼，好好享用了一番校长大人的雪茄烟和雪利酒，操着木棍、枪、燃烧瓶来保卫他们的五个“解放区”，任校园沦为一片硝烟滚滚的战场。他们誓与帝国主义的美国一刀两断，但多数人似乎并没有找到一种替代性的体制方案，只知道不要什么，不知道要什么，因此是一堆不满和绝望情绪的大混合，缺乏符号资源和恰切的符号表达，也就在所难免。这样，他们呼吁平等民权和反对教育商品化等等，但队伍里往往光怪陆离，有人举着马克思的图像来欢呼大麻和可卡因，有人分发完毛泽东的小红书便来散发避孕套和一丝不挂地走进课堂，有人谈论着马尔库塞的“绝对自由”理论然后兴奋地向大楼玻璃猛掷石块。某些来自百万富翁家庭的千金小姐，则争相撕破自己的袖口，弄脏自己的头发，在摇滚乐中扮出暴徒和流浪汉的姿态，不愿被时代潮流所遗弃。 他们中间有红色的嬉皮士，有吸毒和性解放的革命军，使资本主义美国不仅面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而且身后遭受一次个人主义的袭击，或者说是遭受着个人主义枪口里喷射出来的理想主义火焰。 这一切符号的奇怪链接，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然而暧昧、纷杂、混乱的思想拼图，显示出当时很多人精神尚未自立成型。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国新左派如果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新右派，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思想情感的时代季风当然不同了，马克思、毛泽东，还有越南和古巴，都不像在当年美国校园里那样时髦了；恰恰相反，美国体制是眼下很多青年的灿烂灯塔，他们一心要在中国实行最为彻底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要在唾弃一切乌托邦以后投向美国这最后一个乌托邦。他们最急切地宣传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最激烈地诅咒专制和腐败，但同样受困于思想的混乱，受困于美学符号的贫乏和芜杂，比如，一集会和游行就不由自主地大唱《国际歌》——居然可以唱得动情投入，唱得眼热泪流。他们难道不知道这首歌与美国体制南辕北辙？不知道这首歌纯属左翼声音而且差不多就是共产党的党歌？不知道这首歌是他们极不喜欢的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要求全党、全民、全军都得唱会的红色圣乐？ 与美国的新左派相比，中国的新右派有同样的热情和破坏力，也有同样的光怪陆离：有人搂着情侣的腰却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里，似乎这里是示威也是逛街；有人吃着冰激凌却躺在绝食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绝食也是野餐；有些人言必称自我，却习惯于一齐振臂高呼口号，似乎步调整齐异口同声就是独立自我的临时标志；多数人愤怒要求官员们下台，却强烈要求官员来看望他们并肯定他们，要求官员与他们一起合影纪念，似乎官员们的看望和肯定非常重要，合影纪念也非常重要，必须在他们下台前完成。他们对上课、跳舞、进馆子的同学十分愤怒，认为那些人在可耻地逃避民主，然而他们宣称过民主就是为了大家今后更好地上课、跳舞、进馆子，但这一切美事似乎万万不可提前进行，提前了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从理论逻辑上来说，他们是主张个人至上的，就是拒绝群体的；是利益至上的，就是远离崇高的。但他们眼下偏偏是在一个习惯于群体和崇高的国度，投入一种偏偏是群体的而且崇高的民主伟业，于是对革命的美学遗产常常既拒又迎。手挽手和肩并肩的时候，总不能唱《美酒加咖啡》或者《何日君再来》吧？总不能在喇叭里播放出爵士乐或者迪斯科吧？总不能一声不吭吧？他们连一首合适的歌也不容易找到，于是不假思索地接过左派歌曲，给喇叭裤和牛仔裤镀上金色诗情，让“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响彻云霄。 《国际歌》就是这样兼容了二十世纪后期左派和右派的悲壮——问题是，这是一种交融汇聚？还是一种自我分裂和左右不是？ 领袖 当年太平墟家家都得认购和张贴领袖画像。武妹子曾被召到队长家里去认购，见桌上一大堆画像里有大有小，便挑了张小的，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家里穷，平常买猪娃只能拣小的捉，今天也捉个小的算了。对不起呵。” 他一心想省钱，居然拿猪娃比领袖画像，反动言论令人发指，立即被大队党支部书记下令抓起来斗争。幸亏他是贫农出身，免了牢狱之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个人崇拜不时兴了，革命领袖的画像大多被撤下来，但很多农民往往还在厅堂正墙的对联之间，留出一个肖像的位置，留下空荡荡一块四方白墙，似有一种顽强而茫然的等待。武妹子还愤愤地冲着我发过牢骚：“你看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党的领导呢也没有形象，还四个坚持呢，坚持空气么？这话谁听呢？” 他是指阶级敌人都摘了帽，指墙上也不见了画像，革命就没法革了。 武妹子不是一个轻易崇拜的人，从来就不崇拜毛主席的双季稻，也不崇拜毛主席的男女平等和集体食堂，但这与墙壁不能空着是两回事。他需要一个领袖，不管是什么样的领袖，就像鸭群需要头鸭和羊群需要头羊，几乎是一种生物本能。其实，武妹子的茫然也是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茫然。在一个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的时代，即便在一个治权集中于组织而非个人的社会里，人们还是需要有血有肉的个人形象来代表治权，需要这些形象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甚至墙壁上，这一动物性的视觉习惯，并没有因为所谓个人崇拜的淡化而结束。 这当然容易造成极权和迷信，也带来了历史上很多领袖的苦恼。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无论怎样繁忙、怎样乏味、怎样危险、怎样倍遭压力和攻击，但常常不能脱身，有太多无形的力量将你强按在这个位置上不得动弹。他们虽然可能有无上的威权，却也丧失了很多个人生活乐趣。比如，没有行动自由：一个中国明朝皇帝与爱妃做爱稍稍超时，伏拜于龙床四周的太监们就会齐声喝止，以防天子自伤龙体；也没有个人隐私：美国总统克林顿闹婚外恋的每一次射精，都会成为传媒的头条新闻并且被国会仔细地审查。他们几乎没有私事，任何私事都会道德化，任何道德都会政治化，常常成为巨大政治冲突的聚焦点。在这种情况下，领袖就是人形符号，以个人对群体政治做出风险担保。针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神化）”或“个人苛责（魔化）”都是完全正常的大众心理习惯，无非是具象目标代理了抽象目标，个人形象代理了思潮和制度，政治成了细节政治，就变得易于想象以及实在得伸手可及了。 大川最恨个人崇拜。没有料到的是，一旦他自己成了学潮的领袖，公众的道德放大镜同样开始审查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不过是五分钟崇拜狂热后的一个反弹。他压制组织内更激进的一派，攻击之辞便接踵而来。他口里的牛奶气味成了罪证：要别人绝食自己却大吃大喝，这不是腐败特权么？他与一个女同学多说了几句，也成了人家手里的把柄：这不是搞三宫六院“天子从此不早朝”么？他的更多丑闻出现在大字报上，包括他有一次借了人家的钱未还，有一次碰到小流氓在校园滋事没有挺身而出反而偷偷溜走，都被对手们绘声绘色地描绘。“让那个见义勇逃的假圣人见鬼去吧！”大字报下边是这样一条赫然入目的大标语。 到最后，学潮平息之际，校方的调查和清算开始，很多不是他干的事，比如，掀翻了两辆汽车（那样做很不理性），哄抢了三个水果摊（不知是哪些王八蛋干的），绝食现场的垃圾里发现了避孕套（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切都算到了他的账上，都得让他来解说和分辩。在很多人那里，学潮似乎与民主与自由无关，看它闹得对不对，全看他大川是不是在绝食现场用了避孕套。 他气得差一点吐血，深感愚民们的不公。他为什么不能喝牛奶？为什么不能与女同学多说几句？他认为自己比所有的手下人更忙碌、更辛苦、责任更重大，就像一个元帅统领千军万马，别说是喝牛奶，就是餐餐大宴又怎么样？别说没用避孕套，就是用了避孕套而且身边美女如云又怎么样？再说领袖并非圣人，民主也不是圣人运动，这些道理你们不都是很明白吗？即使他个人的品德一无是处，他就没有伟大和英明的资格并且成为民主的救星从而名垂青史？……带着这种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愤慨，他后来当领袖总是不顺，总是短命，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他大学毕业几年以后，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与他家有交情，也看中他的才华，请他出任某分公司的老总，让他威风凛凛地掌控整整一幢豪华写字楼。大楼里有四台电梯，只要他走进其中一台，秘书立刻在门口伸开双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进入。已经进入了的员工也吓得赶快蛇行鼠窜逃出电梯，不敢有扰老总的清静和耽搁老总的时间，否则就可能被秘书盯住胸前的工号牌，就可能卷铺盖走人。大川对这一切倒没有什么明确态度，只是装着没看见。 可惜总公司三个月后又免去了大川的职务，原因之一，是这里所有的中层干部都联名上书抗议他的盛气凌人。 团结 大川在乡下与老木吵过架，也打过架，回城后分道扬镳再无往来。对此最为焦急的是吴达雄。他是我们中学的娃娃老师，教历史，好打球，与同学们在下乡前那一段自由时光里玩得熟，后来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没有当过知青，却比任何知青都发知青烧，家里一直挂着草鞋、斗笠、柴刀以及红袖章等历史文物，收藏着各种各样发黄的知青老照片，任何知青爱唱的歌他都会唱。 知青们都回城以后各有各的生计。他一到节假日，仍要尽可能地把同学们邀到他家去，在那里吃饭喝酒，聊天唱歌，并且在他的引导下讨论国内外的形势。他不时插着话，笑眯眯地鼓励和帮助任何人往下说，同时笑眯眯地鼓励和帮助任何反驳者往下说，存心挑起群众斗群众，斗到适可而止的时候，他又及时来弥合分歧，恢复友好氛围，总结出各方优点和潜在优点，不惜分发一顶顶什么主义和什么流派的哲学大帽子，让每个说话人都英明伟大，都受宠若惊。他似乎不管客人们来这里说什么，只在乎这里必须有讨论，有辩论，有格言的交锋，有哲理的碰撞，有幽默和笑话穿插其中，有诗歌或电影台词点缀助兴，有一种关怀天下事的阔大胸怀。这就行了。如果客人们齐声高唱一首《国际歌》，如果客人们进出时有人举手低语“消灭法西斯”，有人举手低语作答“自由属于人民”，如此老一套把戏更会让他快乐得如醉如痴。 他不好酒，不好烟，更不喜欢打牌，唯一的癖好就是扎堆，就是助人扎堆。他为扎堆的氛围而活着，以天下革命志士的团结为己任，顽强维护着他们中间的一种团结。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朋友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不是矛盾，觉得大川和老木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没有理由不重新结为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他找大川谈过，一句规劝就惹得对方大发雷霆，但他笑眯眯的不生气，仍然耐心地说出很多道理，包括大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在做好团结工作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他也找老木谈过。老木虽然没发火，但送他一个绰号“团结鳖”——鳖与龟相对应，在方言里是指女人的生殖器官。他受此大辱仍不生气，继续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仗着比对方大几岁，把啤酒杯往桌上一砸，“你娘的听着，老子今天就要当这个团结鳖。你要是不转这个弯，今后就再不要认我老吴！” 他最终未能使大川与老木和好如初。不仅如此，连他已有的团结阵线也出现危机，节假日的知青沙龙活动人迹渐稀。无论他事前如何盛情相邀，很多人还是觉得国内外形势不能当饭吃，三天两头来扎堆，不是有病？还有些人日子混得并不好，平时躲熟人都来不及，还主动送到圈子里去现丑？好在他并不气馁，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一次次走出去登门拜访。他有很多登门的理由，送一本新出版的书，送一盘新的录音歌带，送两张新电影的入场券，要不就说正好路过门前顺便看看。但这一切都是铺垫，铺垫出他的团结维护工作。他大谈各位朋友的优秀品德，任何相关的好消息都及时传播，希望能引起你对朋友们的敬佩和牵挂，引起你离群独行的歉疚不安。他有时也来点邪招，比如闪烁其词地传点流言，某某对你有点意见啦，某某对你那个那个啦，你就当着没这回事吧，如此等等，企图以此逼当事人激动，逼他们产生澄清误解的急迫，从而重新关注那些生活里其实并不重要的人，关注那些生活里其实并不重要的事，也就是关注他那个实际上已经解体了的革命大家庭。 他这一招确实还比较管用，虽然有时玩过了头，在本来很团结的朋友之间闹出了不团结。 甘地 艺术是富有义涵的形式新创。艺术不可多得，因此历史上多模仿照搬、因陈袭旧、随意胡来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却可遇难求。 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常常超越文字理念，发挥直觉的想象力，并且调动大众的直觉想象力，造成行动的视觉、听觉及其他感觉效果，营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氛围，使革命不但获得理智的牵引，而且获得情感的强力推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脱下了青年律师的西装革履，选择了光头、赤脚、身缠粗布的半裸式着装，并且一直把这个公示形象坚持到底。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讯号，鞭策中产阶级的国大党向最广大的下层贫民靠拢，宣示一种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对于曾经谙熟西餐而鲜知稼穑的国大党来说，对于好谈斯宾塞、达尔文而并不了解本国车夫和农民的民族主义精英们来说，这种换装当然是在甘地时代一个战略性的政治转变。 他还选择了纺纱和晒盐两个最著名的行动，令殖民当局招架不住。纺纱是为了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输入，晒盐是为了挑战英国的官盐专营，都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但当时更重要的民族利益远不止这两顶，国产纱和私产盐也不构成对殖民当局最致命的打击，甚至只能算是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发动的这两大运动真是恰到好处。首先，行动和事件是传播思想的最佳载体，而纺纱和晒盐最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容易示范，容易模仿，容易集结成有规模的场景和气势，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钱、体力、时间以及勇武。其次，这两项运动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劳动，俭朴，忍让，让人同情，便于传说和上镜，不似操刀弄枪那样让人恐慌，足以让统治者失去武力镇压的道德依据和美学依据。这是一种天鹅绒炸弹——革命从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开始。 只要当局怯于镇压，殖民法令体系就出现了重大缺口。 甘地身处一个积弱、积贫甚深的宗教国家，一个习惯斋戒、施舍和不习惯战争的国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国情的斗争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义理上、更在情感美学上打败强大殖民当局的方式。以至他应邀去英国出席议会陈述诉求时，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在伦敦街头成为英国民众夹道欢迎的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语）之光辉。他只是微笑就够了。他还没有在议会开口，就已经兵不血刃，传檄而定，决定了帝国议会的无奈屈服。 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这种美不是矫饰造作故作姿态，出自生存的自然，是斗争实践的水到渠成，却并非不需要艺术家的手眼。没有这种美，比方没有赤脚光头的甘地而只有西装革履的甘地，虽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会变得沉闷、刻板、累赘、冗长以及成本高昂；有了这种美，革命就有了诗情和想象，有了神来之笔，有了长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民众一举攻下了巴士底狱。其实这一攻占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当时空空大狱之内仅有七名犯人，两个是神经病，四名是弄虚作假者，还有一名是变态青年，属于父母无能管教于是主动送来请监狱有偿代管而已。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们在占领车站、银行、桥梁、政府大楼时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如入无人之境，即便在冬宫里开了火，连伤带死也仅有六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开炮更算不上什么军事行为，没有击中目标甚至压根就没有目标，只是几声表态性的礼炮。但攻占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阿芙乐尔舰炮击冬宫是俄国大革命的象征。如果没有这实际效益极其有限的两次扑空，如果没有广大民众这场哪怕是即兴式的演出，历史会是什么模样？ 拉开历史距离来看，如果没有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几乎就不可辨认也难以记忆，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诗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诗境。 象征没有什么实利的价值，却可蓄积和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革命中的象征性事物有画龙点睛之功，以一种有声有色的行动为革命造型和成像，以一种历史创造力的爆发焦聚着大众的理想和激情。在这个时候，生活本身就成为艺术。 电视政治 象征正在现代政治中得到广泛运用。很多政治人士都从历史上诸多成功的象征那里受到了启发。有些人会更加注意个人的着装：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永远是一条黑白格子的头巾缠在头上；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永远是穿着夹克式军上装；美国总统克林顿总是给人身着运动衣在小道上慢跑的印象，好像是个大学橄榄球联队队员；而俄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牛仔裤和旅游鞋来宣示自己自由开明的风格，则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最让评论家诟病，因为这些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青年人觉得好笑，老年人觉得讨厌。 还有很多人会更加注意行动的感觉效果。他们不可能再去模仿甘地的纺纱和晒盐，也不可能再去模仿格瓦拉的独身孤旅，或者曼德拉的铁窗生涯，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像俄国总统普京那样驾驶战斗机和上场摔跤格斗，让人联想到流行影视作品里日本影星高仓健或美国系列电影《〇〇七》里的“邦德，詹姆斯·邦德”，一种“酷”劲光彩夺目，肯定能博得大众的惊喜。很多人已经断定，人类已经进入“电视政治”的时代，政治主导权确实已从政党悄悄移向了媒体，政治人物的镜头表现将极大影响选情。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美国副总统戈尔说过：“三十秒的电视广告和发达的民意测验现在能以令人惊畏的速度和准确性调整政治”，“能在两周内操纵选民的观点”，自我造型技巧正在“把最好的政治家从手中的真正工作上吸引开”（见《环境危机下的国家政治》）。他们频繁在公众面前看望灾民、亲吻小孩、慰问残弱、体贴爱妻、热衷体育、漫步街头、与士兵同餐，等等，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形象。这一切即算不全是虚伪之举，但再诚实的政治人物，也得接受整套现代文明造型法则对自己的规定。在一个电子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就是电视节目的一部分，可视的比可说的重要，可说的比可想的重要，一个人即便满腹经纶宏图大略，如果不能为电视提供“料”和提供“秀（show）”，不能有效地把内在素质呈现为一种具体的外部形象，而且是投合民众欣赏习俗的形象，就很可能一败涂地。一九九六年，叶利钦争取俄国总统连任的时候支持率还不到百分之五；二〇〇一年，小泉纯一郎争取出任日本首相的时候，在自民党内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但他们迅速地脱颖而出，主要靠媒体上的风头更健，最终分别战胜了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市国民党籍的领导人马英九进入冬天之后，还披挂红绶带和身着短球裤，在大街上万人围观之下跑着小圈子，向市民展现自己的健康和青春活力，简直如同猴戏，让人可笑和可怜。一个才华卓著的小马哥真是被整苦了。这种民主制度下取悦于民众的行为，与专制制度下争宠于君王的行为，其实都是酷刑。 中国《南方周末》报不久前一篇文章大标题是：“我们就是要狠狠地作秀！”这种咬牙切齿的决心，刚好证明在一个远离崇高的市场化时代，要创造出激动人心的象征其实很难。市场是平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市场铁律，因此利欲重于操守，算计之心多于慷慨之情，美的生产已经大大短缺心理资源和现实条件。这时候的政治人物们多少有点生不逢时，即便他们雇用大批的政治形象设计师，即便他们狠狠心让设计师们吃掉竞选总费用的百分之十，还是只能获得一些差强人意的形象包装。娘娘腔之柔，贴胸毛之刚，总是被媒体受众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作秀者还能有什么招？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布什总统在国会发表了诗情澎湃的演说，以超常的雄辩力和鼓动性获得了掌声，而且去清真寺与穆斯林们握手，弥补有关“十字军战争”的失言，显示出他身后整个政治机器的周到缜密。可惜的是，这一切也许来得太晚了，太落套了，不足以弥补他的形象亏损。事件突发之时，他几次声称自己将要回到华盛顿，却一再拖延和躲闪，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钻进一个空军基地的狭窄防空洞里时的双目无神和举止惶乱，曾大大加剧美国人民当时的紧张，让没有防空洞可钻的人茫然无措。他当时为什么非要去路易斯安娜和内布拉斯加不可？为什么不能直接飞去纽约或华盛顿？为什么不能唾弃防空洞而直接去五角大楼或者世贸双子楼的废墟前发表讲话？为什么不能在滚滚浓烟前来凝定美国人民的镇定和团结以及承受灾难的勇气？他后来面对着美国经济的一片休克和瘫痪状况，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乘坐一下空荡荡的民航班机？为什么不能去其他任何空荡荡的地方率先战胜自己的恐惧？比方像普通公民一样亲自去逛逛大街？去泡泡咖啡馆？去商店里推着小车购物？……他只要迈开脚步就行。这比他在国会发表一百次精彩演说重要得多。 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广获同情和关切，最缺乏的就是对安全和经济的信心，机场、市场、银行等都有点六神无主。在一个经济学家们命名为“信心经济”的时代，公众信心而不是到处乱窜的军舰和战机，才是让美国社会生活得以摆脱阴影的精神太阳。可惜的是，总统先生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当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而是受制于一种组织体制和一种意识形态逻辑，比方说，在一个崇尚金钱和技术的时代，政治机器通常都会以为高科技的军舰和战机更能带给人们信心。 这种逻辑在九一一以后的美国没有任何改变。 历史提供的机会并不很多。布什丧失了一个把自己定格于废墟背景下慷慨独白的美学机会，丧失了一个用目光来点燃各民族和各教派内心生活激情的美学机会。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误。 包装 “包装”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流行词。面对一个传媒和信息的时代，大多数商业机构、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国家、教会、艺人以及学者，都不得不更为关注它们的外部造型，包装的眼光已经遍及着装、形体、用具以及某些社会行为，包括赞助体育或学术的慈善举措，包括向艾滋病人或者环保团体伸出援手。这些大规模和全方位的包装，显然都纳入了预算，是一种合理投资，以最大市场利益份额作为预期的回报。 以色列听从一位美国顾问的建议，一直想找一位金发美女当外交发言人，相信一头金发可以大大加强对欧美社会的形象攻势（据埃非社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电）。比利时首相曾下令组建一个包装团队，打造出全新形象，包括广泛使用新的标识语和新的颜色，力图把国家从官员腐败、儿童色情、鸡肉污染等丑闻中拯救出来。团队中的一位广告专家声称：“比利时不大，但我们要使它成为电脑业的virgin（公司名），你不论到哪里都能看到！”而爱莎尼亚也用心良苦，不愿意充当“前苏联”国家，甚至不愿充当“天主教”国家，其外交部长宁可将它说成“预欧盟”国家，“北欧”国家，或者“绿色”国家，力图给听众一种洁净与温和的联想，一种文明主流的联想，从而吸引国际投资（均见美国《外交事务》二〇〇一年九、十月号）。 相比之下，中国有些宣传机构就显得缺弦。一九九九年美国导弹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际，我正在美国，遇到大头和他的朋友史迪温，一起在电视机前等待日语节目结束，看中国台汉语节目开始。这个节目真是把史迪温急坏了。他同情中国，对美国各大媒体有关导弹攻击的一面之词愤愤不满，特地早点赶来要收看中国电视，但盯着屏幕看了好半天还没有看到死者的情况，只看到了一二十来个党政机关以及人民团体按级别高低排序的表态。“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他坐卧不宁地走来走去，把一个杯子拿起来又放下：“三个人丧命，这么大的事！其中一对还是新婚夫妇。多好的题材！新婚夫妇呵，还在蜜月呵，放到cnn手里，不搞得电视前的老太太们眼泪鼻涕哗哗流才怪呢。你们的电视台怎么这样笨？” 他又大搔脑袋，“这么多机构和官员，说的意思差不多，就不怕观众烦？就不怕观众换频道？要说也可以放到后面去说吧？” 大头也跟着急了，指着电视屏幕里的一个发言者：“鳖，少说两句行不行？” 史迪温是从业传播的，深谙镜头煽情和造势之道，批评当然很有道理。我对新闻中的官阶排序同样不以为然，但也生出另外一种担心：假使中国的电视台有了更多新闻敏感，更多的炒作技巧，假使中国的电视台都成了cnn甚至一个个更cnn，事情又会怎么样？诚然，宣传效果会好得多，全世界老太太们的眼泪也可能给挤出来，但死者一旦成为卖点，一旦成为新闻市场的商品，包括死者的亲属一次次被押解上阵，在无数镜头的围剿和瞄准之下，反复招供自己的悲伤，反复呕吐自己的寸断肝肠，反复撕开自己刚刚愈合的精神伤口以惨兮兮的奇观供他人感叹，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否过于残忍？如果他们习惯和乐意这种伤口的展示，其悲伤之情是否会逐渐透出几分造作和几分势利？利用这种造作和势利做成的视听催泪弹，是不是更像是一种宣传而与真正的感动无缘？ 事情真是很难办。 美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有内含的外形，特别是在社会领域里，美永远与非权谋、非利欲、非技术的正义和同情相连，不可能是买卖的筹码，不可能被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随意地劫持。与其被宣传机构推到耀眼的位置上去哗众，美更愿意沉默，成为人们不经意的一种遭遇，成为人们悄然入心的一丝心灵战栗。历史中一切有沉沉分量的美，从来离不开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离不开从来无法在耀眼位置上哗众的多数。这决定了美的沉默地位，美的边缘地位。相反，由权力、金钱、技术所支撑的很多强势宣传机构，可以制作出各种热热闹闹的包装，却常常使美变得无根。它们的成功造势，在大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药物除皱，看似永驻青春，其实美在浅表，得不到面部肌肉的支持，恰好以残害面部肌肉为代价。他们对感觉的商品化大生产，正在失去多数人自发和自然的心理参与，正在一步步远离感动，甚至退出感觉，让人们熟视无睹或者一见便疑。 行为艺术 以大头的聪明，以他曾经对艺术的拳拳之心，他似乎不应该不明白美是怎么回事。他曾在太平墟的一小土屋里嚼着红薯丝，用小提琴拉着《伟大的大头畅想曲》，然后宣布：“老子要在三年征服全省，三年征服全国，三年征服全世界！你们就等着拍贺电吧！”这种气吞万里的气概令我佩服不已。他后来居然成为包装业内一个蹩脚的手艺人，完全在我意料之外。那时他还没有出国，不甘心在剧团里当画工，一心想着在画界出人头地，曾灵机一动地请来几个朋友，租下郊区一间库房，打造出几十张各种各样的门，大汗淋漓地运到北京去开办了一个命名为《门》的个人画展。画展多如牛毛，与他同馆展出的就有五个，个个都先锋，个个都感觉，个个都抽象，一时难分伯仲。观众们入馆后大多去了别的展区，一些碧眼金发的西方记者进馆后，也更注意另一个画家的草船和石砖。大头一开始还沉得住气，渐渐冒出了汗，在人流中钻来窜去，发现形势极其危险，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找来墨汁，迅速在大堂正中央画出一个中国的八卦图，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只剩下一束布条遮羞。他在八卦图的中心盘腿闭目打坐，嘴里念念有词，屁股边还放了一圈刚刚找来的断绳头意义莫名。他事后得意洋洋地夸耀，说这一招真是绝了，真是盖了，立刻哗啦啦把绝大部分观众吸引到他的展区来。你想想，行为艺术呵，时髦吧？秀吧？既有八卦，又有裸体，又有断绳头的哲学，是萨特和海德什么什么，你肯定知道的人——他眨巴着大眼睛问我，见我一头雾水，便说反正是那个海什么鸟吧。你想想，中国的和外国的鸟都有了，传统的和现代的鸟都有了，还能不深刻吗？还能不火和shock（惊人）吗？ 他在床上翻了个跟头，把烟头胡乱弹向空中，一个劲回味当时的爆炸性效果：洋记者纷纷要给他拍照并且有人在预约采访时间。他只是没有对记者说得太好，生命存在和振兴中华等等胡说了一通。 我看过他当时的照片：很瘦，光着头，赤着脚，半裸身子，安详坐地的样子有点像一个苦行高士。他只是有一点像，因为事实上不是，而是一个习惯于打架斗殴的浪子。他力图把自己包装成高士，等于承认自己向往高士而无力做到，承认自己尊敬苦行而无意实现，并且承认了自己的最终放弃。他体现了这个时代很多包装者对美同时留恋和背叛的内心两难。 他后来有一张画入选了美国的什么画展，事后却被揭发为模仿之作，是不难预料的事。他后来差不多放弃了画画，只能晃荡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做点古董、家具以及组团旅游的生意，也是不难预料的事。包装者们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呢？一个想做包装者又缺乏包装资金的人还能干点别的什么呢？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行为艺术”这一回事的，而且一直面带微笑想做个开明人士，一直愿意相信艺术向日常行为的延展，可令人陶醉和惊醒，不仅大大开阔了艺术天地，而且将对人类行为给予及时的诊疗和示范。但我也很快从他那里看到了行为艺术的危险：在市场利益原则之下，如果不说全部，不说大部分，至少有很多行为艺术正在被商业化潮流收编，成了某些才子企图坐地收银的肢体杂耍。 我相信最伟大的行为艺术一定发生在无人观看的地方，比方在荒野，在斗室，甚至在深夜的厕所。就说作家史铁生吧，他的行为艺术有谁观看、评论、研讨甚至授奖吗？他多年前一坐下去就不再站起来，双脚永远告别大地，其医学名称叫“高位截瘫”。 他眼下每三天就要把自己的血彻底洗刷一遍，每三天就要抛放出漫长的血流在自己身旁旋舞——其医学名称叫“透析”。 书 大头下乡前偷过一次图书馆，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他后来想一口吃出个艺术大师，免不了故伎重演。时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省图书馆大部分藏书还封存在省政协旧礼堂，等待着清理和转运。他将有关情况打听好了，多次骑着脚踏车去踩点，做好犯罪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准备了一辆拖车，几只麻袋，还有准备动武的铁榔头。他打架从来是用铁榔头，光着膀子光着头一马当先，在中学时代没有人不怕他。 他干得很顺利，几麻袋的法国、意大利的精装画册，一袋袋扛出门，装车离开大楼，没有任何人注意他，更没有人麻烦他。他在出院门时遇到了一个坡，车拉得有些吃力，守门的老头还前来推车，说：“星期天还干活，你真是个好同志呵。” 如果他不是玩笑开过了头，开罪了剧团里的一个女演员，如果那个女演员不知道这些书价值连城，他是根本不会栽在这件事上的。问题是那个娘们到团长那里去哭诉，顺便把书的事情捅出去了，作为对他偷拆情书的报复。警笛尖啸，兵临城下，他被铐起来推入囚车。警察说，别看只是一些书，是动用国家外汇进口的，价值人民币两百多万啦！差不多就是抢了一次银行吧！这不仅让大头自己吓了一跳，也让团长和其他人吓了一跳。有人熟悉刑法，知道大头从这张门跨出去，恐怕是再不会从这张门跨进来了，不知道他年迈的父母双亲这一下能不能扛得住。 三个月后的法庭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一年执行。大头自己对此结果也疑惑，瞪着眼问：“你们骗我吧？就判这么一点？”他一直呆呆地站着，对看押者不辞而别而且自己可以自由回家的事实将信将疑，登上公共汽车后还觉得这坐椅、这地板、这司机不是真的。不是说两百万吗？不是说“一万判一年”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怎么倒来到了大街上？ 他事后很久才知道，给他轻判的原因，不是别的什么，全在于他偷的是书。书么，在一般人的眼里并不值钱，也不是钱，藏着知识和良心，有良好的形象。书不是金银珠宝、武器弹药、白粉大烟、电器仪表、钢轨铜线，故中国有句俗语：“偷书人不是贼。”看来法官也是人，在法律和人们的感觉定势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就选择了后者，所谓合情不合法。 不仅如此，握手告别的时候，一位老法官还对他亲切了一番，说：“你虽然犯了罪，还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我那个孩子要是像你一样呀，我也就知足了。” 其实大头算不上爱学习，偷书是一时心血来潮。聪明到他这个程度还需要学习么？他这样的大师和天才还需要学习么？他后来是这样说的，半是玩笑半是当真。像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有更多精彩的诱惑让他忙不过来，使他难耐读书的寂寞。但这个时代仍是一个多书的时代，印刷机几乎都在高速飞转，书市一个比一个更为浩阔，不仅求知者需要书，很多有身份的上流人士有了豪宅，有大书房和大书架，更需要大批大批的书，特别是成套的经典作品——虽然他们可能一个月也读不上三页，打起精神连一篇短序也没法硬着头皮读完。但他们像大头碰上的那些法官一样，像更多的人一样，对书的良好形象心知肚明，不能不多加收藏囤积。他们甚至知道电脑差不多可以代书了，知道电脑更新潮，但不管怎么说，电脑的形象却远不如书那样古雅、深奥、恒久、清高、有年头、有深度，就像暴发户可能比老贵族有钱，但贵族就是贵族；微型冲锋枪比佩剑更实用，但佩剑就是佩剑——贵族情愿在墙上悬挂佩剑但决不会悬挂微型冲锋枪的。他们要最大限度利用书的意象，让这些堂皇的废物充当自己的背景，给自己的人生铺下某种知识世家的底色。 身后有了这个背景，他们就有了一张大大的文化身份证，一张大大的道德介绍信。据说有些商家专门生产空心的精装书，是专门充塞书架的廉价纸砖，大概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对于他们来说，书的实用意义正在逐渐被象征意义取代。 进步主义 早就有人知道书的实用功能正在被削弱，知道更强大的信息手段正在取印刷物而代之——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当埃及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总统宣称：“收音机改变了一切。”敏感到埃及将面对西方媒体的技术强势，正在走向一个很不确定的新世界。“西方化已经不再仅仅依靠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依靠喇叭向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因此西方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也是这样描述当年。 在不久的以前，这种西方化曾经表现为直接军事占领，比如英国对北美和澳洲的殖民，西班牙对南美的殖民，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对非洲的殖民，还有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在亚洲的疆土拓展……再加上日本“脱亚入欧”时对朝鲜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贸易专营和资源独享全靠枪炮来保卫，世界几乎到处都有热爱奶酪和威士忌的统治大人。但那种方式在二十世纪已经越来越显得笨拙和成本高昂，正如一九四五年上台的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认识的那样：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使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大为萎缩，而维持统治的费用已超过殖民所得，令人厌倦的印度问题必须斩仓割肉，舍此别无选择。艾德礼政府推动了印度独立法案在国会的通过。 与很多共产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同时也与很多帝国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英国从广阔殖民地的撤出后并没有进入衰败，相反却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法国其他西方列强的情况竟然也大致如此。可以比照的是：过于老派和僵硬的葡萄牙拒不放弃殖民地，后来倒成了欧洲的贫困户。 葡萄牙是否证明殖民主义只是西方列强历时四个世纪的愚顽之举？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进入和撤出殖民地，都是西方强国的竞争选择。只是这四个世纪前后的技术条件已经大变，殖民者们在撤出时已经获得了一个比枪炮更有效的武器，即纳赛尔总统面前的收音机。古人云：攻城莫若攻心。以枪炮攻城，较之以广播攻心，乃不得已之下策。继收音机之后出现的电影、电视、因特网等各种手段，使听觉更添视觉，西方强国可以借此轻松地俘虏任何边地居民的两耳和双眼，可以让数以百计的频道快速实施全天候的视听轰炸，越过任何军事防线、政治边界以及文化传统屏障，摧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心理抵抗。一般来说，这种摧毁并不主要体现为颠覆性宣传。鹰派的冷战宣传在鸽派看来并不高明也失风雅，意识形态的张牙舞爪让人反感，美国在韩战中的重挫，在古巴和越南的失败，让大多数人更相信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已属过时的臭招。即便能够强行占领，谁还有能耐去辛辛苦苦管理好那些穷国和乱国？ 这里的征服，其实唯西方文明生活的演示一项足矣。人人都想过上好生活，过上视听传媒中那种技术优越和财富丰裕的生活——那就是西方！西方！西方呵！曾经率先把人送上太空的红色苏联，也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变体部分。构成那种生活的一切要件：无论是苏联的航天飞船，还是欧美更高超的航天飞船，还有汽车、电话、飞机、高楼、化妆品、时装、唱片、电脑，其生产核心技术皆为西方垄断，后发展国家，即昔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必须把廉价资源投入交换才能获得这一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沦为单纯的资源供应方。一九三八年的世界贸易统计资料称：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原料价格一直被迫走低，后发展国家用一定原料与西方换取的工业品在十年间要少去三分之一（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多年以后，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坦承这种交换不平衡的结果：除了少数成功追赶西方的国家，世界上约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比十年前更穷，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水准比由一九六〇年的一比三十扩大到一九九五的一比七十四。多达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建立同西方竞争的同类生产结构和同等技术能力，只能一步步更加依附西方，并且背上沉重债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〇〇二年的统计更加惊人：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今天世界上最富的三个人，其财富可敌世界上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入九十亿美元才能确保正常用水，美国妇女每年美容的花费就高达八十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年解决温饱问题尚缺一百三十亿美元，而欧美国家每年为饲养宠物就用掉一百七十亿美元。 这种信息、权力、资本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换，造成抽血后的残疾，当然会更进一步反衬出西方的“进步”。残疾者只能自叹无能和自理后事。现在哪怕你想请回当年的总督，请回夹着皮包的帝国主义，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再踏上你殷勤铺下的红地毯。 这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为之扼腕的趋向。后发展国家就不能拒绝或者摆脱这种交换吗？当然能，如果他们能安于马车而不要汽车，安于草房而不要高楼，安于草木灰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勒紧肚子，他们当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或者慢慢等待自己发展出来的商品和技术，包括等待这种发展中的对外吸收。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做到这一点。电子视听所实施的文明示范和消费示范，造成了大众性心理高压，造成了对西方产品的普遍性渴求。掌握着权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难守清苦，总是在推进这种交换时抢先一步，成为很多穷国的买办性新贵集团。获得了知识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难耐荒废，于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个人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西方与母国的技术差距，构成了这种不平衡交换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看来确实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再有帝国的总督和军队在一旁实施强迫；但交换事实上又别无选择，因为来自西方的视听传媒早已规定了大众心理高压之下的选择结果，规定了很多穷国朝野上下对这种交换的心甘情愿甚至急不可耐：看不见的手取代了看得见的手，传媒殖民主义取代了炮舰殖民主义，霸业转型再次确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场经济活动中牢不可破的控制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权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微笑着想到了一句中国格言：“不战而胜。” 也许，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纪撤出殖民地以后更加强盛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同时失败和胜利的秘密之一。 视听技术是这次世界重组的主要依托。中国人素来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比较而言，书报无法企及影视的“眼见”之功，心理冲击力较为有限。我在乡下插队时看到过台湾用气球送来的红绿传单，当时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缴；也偷偷听到美国或苏联的华语广播，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勾当并无太多危险。但坦白地说，这些文字宣传虽然令我好奇，却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即便我愿意相信它们对美国制度或苏联制度的夸耀，这种相信也只是文字而不是迎面扑来和暗袭心头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肤，其爱不足以入骨。我想象在更早的以前，在连书报都没有的时候，来自商人、水手、教士的一点传说，根本不足以引导社会舆论，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的竞比几乎缺乏信息依据，因此不可能展开。一七九三年，中国清朝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与英国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声称“那里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或者精巧的玩意”。可以想见，皇帝是在没有视听技术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这种傲慢自大的判断。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还没有“进步”的概念，更没有“落后了就要挨打”之类共识。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如果说曾经有过“进步”的文明的话，一般的惨痛经验恰恰是“进步了就要挨打”！“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第一批被所谓游牧蛮族摧毁的例证。同样“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游牧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强敌的铁蹄，朝廷一次次屁滚尿流地南迁乃至覆灭。 这些“进步”大多体现为农业文明，以至英语词culture意指文化和文明，同时又意指耕作与养殖，而且成为agriculture（农业）的词根，暗示出农业在往日的高贵身份。道理很简单：唯农耕才可能定居，才可能有巨大的城堡宫殿，奇妙的水利设施，成熟的文字，精美的饮食，繁荣的市场与货币，华丽的戏剧与辞赋，还有寄生性的官僚和贵族，让游牧部落望尘莫及。但这些“进步”与其说未能对“落后”文明产生示范、引导、磁吸、征服的作用，不如说它们几乎不可能被外界知道。在很多域外人那里，盾牌和长城那边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只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粮食和女奴。没有充分的视听信息传播，世界就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互相隔绝的世界。有些世界，比如，曾经一度辉煌的玛雅，自生自灭后直到沦为废墟一片才被后世的考古者们发现，否则就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那个时候的族群冲突中不可能有文化霸权而唯有武力霸权，“进步”既不会产生商业优势也不会产生政治优势，更不能产生异族崇拜和他国崇拜。在能征善战甚至茹毛饮血的好些游牧民族看来，“进步”倒常常是文弱、怪异、腐败以及臭狗屎的代名词——就像中国清朝乾隆皇帝后来猜想中的英国。现在好了，视听传媒大规模改变了这一切，每一个人都可以耳闻目睹远方的生活，身临其境，声气相接，天涯若比邻。域外文明已不再仅仅是几个外交使臣、不再是少量的外贸货品和外国传奇读本，而是通过视听技术潜入普通民宅并且与我们朝夕相处的男女来客。他们密集的来访和闹腾甚至使我们无暇与真正的邻居和亲友们交流。他们金发碧眼奇装异服喜怒不定非吻即杀，常常使我们对伦敦、巴黎、莫斯科，继而对东京的银座与纽约的曼哈顿、皇后区、华尔街、第五大道更熟悉，对天天在门前扫地或拉车的同胞反而感觉陌生。直到这个时候，一个统一融合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似乎也必不可免：人们都卷入以欧美为源头和中心的现代化进程。 要人们蔑视乃至憎恶屏幕里的好生活是很困难的，以不合国情之类说辞来怀疑这个好生活也是很困难的，除非施以正教或邪教的魔力，本能和常识会驱使人们在屏幕来客那里悄悄凝定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即便是一些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他们愤怒的面孔之下通常也是欧美风味的领带和皮鞋，电话和手表，还有哲学或宗教，由此显示出他们愤怒中隐伏的西方血缘。他们常常不过是要在现代化大赛中要争当一个更强而不是更弱的选手，要用反西方的方式来赶超西方，在最终目标上与其冲撞对手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的桀骜不驯同样是西方文明一枚易地变性的坚果——红色苏联就曾经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步”是比较的产物，如果没有视听技术充当最有效的全球性比较手段，“进步主义”简单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进步主义”意味着标准统一和直线进化的历史观，意味着所有后发展国家向西方文明融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向欧美文明融入——同样是根据这个主义，这个欧美一定是最有钱的“欧美”，是布什的“欧美”政治而不是华盛顿的“欧美”政治，是好莱坞的“欧美”艺术而不是丹麦或葡萄牙民间的“欧美”艺术。人们从此明白了，见官不一定要叩头，女人不一定要蒙面，被警察逮住了有沉默的权利，还有世界上居然存在着快过牛车的汽车和飞机一类神物。他们当然还看到了人人开车和家家别墅的幸福，虽然那意味着不足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消耗着世界百分之三十四的能源，意味着欧洲当年向外移民六千三百万，包括说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去了美洲——此类缓解资源人口压力的特权地位和历史机遇其实不可复制。按一下手里的遥控器，屏幕中的幸福诱惑委实太多了，孰宜孰乖并不容易分辨。穷国国民们对幸福的追赶因此便成了一个令人兴奋不已又痛苦难熬的过程。他们的学习要比他人的创造要容易，可以跨越式抄近道避弯路以及低费搭车。但他们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现代化，又常常带来太多的代价：压力和冲突加剧，道德和秩序瓦解，各说纷纭令人目眩，政乱频繁致人力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大规模重构中总有一批批倒霉蛋在内战、政变、犯罪、失业、破产、灾祸以及荒漠化中牺牲出局，以至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一直在忍受这种代价却无望收获，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离他们更远。 在这些国家，在这些出局者当中，人们不能不渐生疑惑：视听传媒给我们的“进步”是不是空空道人的风月宝鉴？ 触觉 有一次我奇怪地发现，照片中的场景似曾相识，原来是我家的客厅，但比实际上的客厅要光洁漂亮许多，包括墙上的一些污点都全无踪影，门上和窗上的尘灰也隐匿莫见。朋友们也有过类似经验，说景观总是拍出来更好看。我这才知道，镜头也可以骗人，并不能真正做到“眼见为实”。 镜头表现出什么，不仅取决于拍摄对象，还常常受制于感光器材和拍摄者的选景、配光、剪接乃至电脑处理等其他条件，在广角镜或长焦镜下更难免尺寸的走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在前面《怀旧》一节提到过，感觉活动中的触觉缺位，很可能使怀旧者进入错觉，那么凭着一张照片来判断事实，岂不是更可能差之千里？即便照片提供了最成功的视力远程延伸，事情又能好到哪里去？——有一位外国朋友莫莉曾经对我在太平墟拍下的一张照片大加赞美，说你下放的地方真是漂亮呵，能在这种地方生活实在让人羡慕和嫉妒！我听后吃了一惊，看看照片又觉得她说的话不无道理。过了好一段，我才明白问题出在镜头下的视觉抽离。也就是说，她对于这个乡村充其量只有视觉在场，却没有听、嗅、味、触等其他感觉能力的远程延伸和配套参与。她只看到了镜头下的美丽风光，却嗅不到这张照片里熏眼刺鼻的牛粪腐臭，听不到这张照片里恶批狠斗的喇叭高音，触及不到这张照片里的蚊虫叮咬、酷热蒸腾、厉石割足、重担压肩，至于拍摄者当时的饥肠辘辘，当然更在她的感知之外。如果她感知到了这一切，还会羡慕和嫉妒我的知青时代吗？ 很多观众喜欢看灾难片，但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去亲历灾难；希望了解流氓和妓女的奇特生活，却不会有任何人愿意与这类角色为邻：可见媒象与实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见媒象与实象之间的鸿沟，迄今为止难以逾越的鸿沟，主要在于身体的在场与否，尤在于触觉的有无。中国词“体察”、“体认”、“体会”、“体验”等，相当于“感知”。在中国前人看来，无“体”则莫察、莫认、莫会、莫验，表现出中国文字遗产中感觉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底蕴，表现出前人对“体”另眼相看，念念不忘，心向往之，视之为获取知识的最高和最后的手段，近似海德格尔笔下万物从zuhandenheit（待用）到vorhandenheit（在用）过程中的核心词根hand（动手），只是心有余而力未必足。现代技术专家们于心不甘，一直在挖空心思把“体”触也列为传媒对象，以求全部感觉的同步传输，似乎力图最终消除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动感电影”就是这样的尝试。专家们为此不仅发明了立体眼镜和三维音响，还给观众安装了可以震动和摇晃的椅子，安装了可以喷水雾的管网，在将来还可能安排改变温度和制造气味的各种设施，让观众尽可能亲临其境和亲历其事。但无论他们怎样忙乎下去，我们能够在电影院里亲历挨打的痛楚吗？能够在那里亲历暴风雨的抽击吗？能够在那里亲手触摸到潮湿的泥土、粗糙的树皮以及人体炸弹造成的鲜血喷溅吗？ 而且观众是否愿意头破血流或者满身泥水地走出电影院？ 基因技术和生物芯片恐怕也很难完整复制触觉。 生活中的感觉实际上是联动与有机合成的，各种感觉不可能各行其是零买零卖，每一种感觉都受到其他感觉的制约和改变。手术床前女护士的微笑和交谈，可以使患者分散注意力，减少手术时的身体痛感；一曲优美的配乐，可以使某个观众心醉神迷，顿觉电视片里的湖光山色魅力大增。一个饥饿得挖心和头痛得哆嗦的人，对于一切美声美色必定麻木不仁。这种感觉转移的现象，其实早被前人悟出，引出了文字修辞理论里的“通感”说：声音是可以“响亮”的，也就是可以变成视觉（亮）的；色彩是可以“热闹”的，也就是可以变成触觉（热）和听觉（闹）的。这些文字遗产证明每一种感觉中都潜伏着另一种感官反应，都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感官反应，包括身体的触觉。 既然如此，我们怎能对传媒中的触觉缺位掉以轻心？怎么相信触觉缺位的一张照片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怎能相信一个没有在太平墟生活过的人，能够通过——即便是最先进的传媒技术——来“体”察、“体”认、“体”会、“体”验到你当年的一切？ 痛感 痛感是触觉中最有伤害性的一种。户外劳动的减少，医疗条件的改进，还有暖融融的衣食充裕，会使我们对疼痛过于敏感。一个新几内亚的部落人，从容不迫地拔出刺入自己大腿的长矛，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而一个现代都市白领可能对自己手指头里的一根小刺也大喊大叫，将它挑出来，得拿出刑场就义的勇敢。我们可以怀疑这里有心理素质的差异。但新几内亚部落人的伤口很快愈合，比现代都市白领那里同样的伤口要快上两三倍，就不是什么心理不心理了——据实而言，他们几乎长了一身猛兽的皮肉。 这样，当我在上文中谈到下乡时忍受的蚊虫叮咬、酷热蒸腾、厉石割足、重担压肩，还有当时咕咕咕的饥肠辘辘，当我把这一切当作知青时代的痛苦，当作革命给自己带来的磨难，说得自己心惊肉跳也说得一些听者心惊肉跳的时候，太平墟的很多山民很可能会感到困惑不解和不以为然。他们听说城里的读书人把晒晒太阳和爬爬山路都当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些家伙纯是吃饱了撑的？特别是你们一些当干部、当教师、当医生、当演员的，当时都拿着国家工资，有吃有穿地下一次农村就那么受罪？ 他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跟着你们心惊肉跳甚至抹鼻涕？ 他们自有他们的苦水，比如饭吃不饱，比如饭吃不饱的时候还要做诗——全民做诗在“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了好一阵。他们当然也会有痛感，只是敏感的程度和敏感的区位，与其他生活处境里的人不尽相同。他们当时看见知青们玩篮球，大惊失色，说一上场就像老鼠子跑个不停，汗流得水洗一样，好重的功夫呵，一顿不吃三斤米如何做得下来？还有人说这些后生也没犯什么大错误，政府如何让他们受这样的罪？ 因为这种深深的同情，当时我们每参加一次公社组织的球赛，队上就要给我们加计二十分工，而且要补假两天。这足以让今天很多青年人羡慕。 商业媒体 小雁留学美国以后，美国烧倒是大大降温，与出国前很不一样。她尤其痛恨美国一些医院和保险公司认钱不认人，说有钱人能看上病，没钱人看不上病，这算什么人权？还说她挂一个急诊号居然等了六个小时，脱下全部衣服，换上那种蓝色的消毒就医服，就薄薄的一层膜，在没有暖气的急诊室里傻等，没病也要冻出病来，这算什么人权？她颈椎痛得要命，照个片子的权利却没有，全因为保险公司不批准，而且常常是在一个地方门诊，开着车到二十公里以外去验血，再开着车到二十多公里以外去做脑电图，简直要把她折腾得发疯，结果什么药也没有拿到，大夫竟要她多喝果汁，补点维生素就行，还不就是保险公司在后面使坏？这不算骇人听闻的草菅人命和谋财害命又是什么？…… 她眼睁睁地看着医疗改革寸步难行，总统上台前哪怕信誓旦旦但最终也拧不过保险公司的大腿。她一看到有些保险公司不可一世的摩天大楼就来气，就随口编造出一些新版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万恶的美国保险公司及其一切走狗！”如此等等。她觉得当年太平墟的赤脚医生更人权一些，虽然是一把草药几根银针，至少不会让她活活冻上六个小时，至少不会见死不救——她亲眼看见很多穷人被拒绝在美国的医院门外，亲耳听见他们羡慕古巴的医疗制度并对电视里的卡斯特罗主席大声欢呼。 她的话让国内的朋友们将信将疑。有人甚至猜测，她是不是在美国混得很惨？是不是属于那种失意的“绿卡族”然后才狗急跳墙地闹革命？是不是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拿了秘密补贴并且领取了特殊任务？很多年以后，大家才逐渐知道小雁这点牢骚算不了什么，像她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二〇〇一年初，美国国会委托的一个小组进行了调查，发现约四分之三的居美华裔对美国尚缺乏足够的认同，包括一些自称多胎超生或者练了法轮功从而骗取了美国绿卡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对共产党并无好感的人。其比例大大超出了居美犹太裔中同类现象的比例，与中国国内很多人的崇美热更形成鲜明对比（据香港凤凰卫视报道）。我们无法穷知全部个中原因，比如不知道华裔与犹太裔在美国的处境差异，不知道华裔在美国和中国的处境差异，但至少能确定一条：这些大大小小的小雁是美国真正的在场者。美国是他们亲历了的美国，是他们嗅过的、尝过的、听过的、触摸过的以及肉眼全面观察过的美国，与太平洋这边仅仅出现在媒体中的纽约不是一回事。 这倒不是说小雁明天就要打着背包回乡。事实上，她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不但拿了绿卡，后来还入了美国籍，甚至与一个美籍爱尔兰人有过一段婚姻，看来有长期待下去的打算。她只是对美国有了新的理解。她喜欢“他们美国人”（改换国籍并不能改变她的人称习惯）的热情，没什么城府，好管闲事，有点不无天真幼稚但十分可恼的高傲。她同情“他们美国人”出身贫寒粗莽因此总被欧洲人暗中低看，有了大钱而且在二战和冷战中出了大力还是动不动就被欧洲人拿来开涮：美国人尚且如此，日本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人想出头谈何容易！她还留恋“他们美国人”夜的宁静，有松鼠在窗外探望，有小鹿悄悄溜进院门，空荡荡的大街和关门闭户的小镇似乎是世界的完全消失。说到这里，她最不能容忍好莱坞电影在这一点上的完全颠倒——美国的夜生活哪有那么多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如果说拉斯维加斯和纽约四十二街等极少数地区是那个样，但那根本代表不了美国。那明明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台湾和香港，明明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内地，是广州和上海的奢华和排场么。 她不接受好莱坞，并不觉得他们把美国美化得过了头，恰恰相反，是觉得他们把美国丑化得过了头。她说美国人做起事来算不上快手，但大体上是一个真正勤俭的民族，并不擅长享乐和闲适，既没有麻将也没有足道馆，于是才有了夜的清冷寂寞。她的邻居总是勤劳得让她惭愧，一到周末就刷油漆、剪草皮、修整路砖，几乎每家都有琳琅满目的工具库，记录着他们动手操劳的丰富故事。她的同事也总是节俭得让她惭愧，每一个硬币都不会乱扔，整整齐齐收藏在硬币小皮夹里，过桥或停车时再捏搓于指，审慎出手，用出一脸的庄重——决不像她把钞票往四五个口袋里胡乱塞。她知道美国人不勤俭也不行，撇开竞争的压力不说，撇开供楼还贷一类的压力不说，美国一开始就是个人力稀缺的地方，不像西班牙人进入的南美那样人口稠密。移民前辈面对过于辽阔和荒凉的新大陆，输入了千万非洲黑奴仍感人手奇缺，于是不能不习惯于凡事都自己动手干——总统和部长都得自己当木工盖房子。英国的《名人录》列举名人的各种嗜好，美国的《名人录》里只会记录工作。十九世纪一个观察家评论道：“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者擦皮鞋、磨刀、削苹果和能够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他们把自己的勤劳延伸和移植给了机器，又被机器催逼得更加手忙脚乱，于是几乎全民性地成了工作狂。 包括一部分成了剥削狂，也没闲工夫去夜总会灯红酒绿。 小雁不理解的是，中国观众怎么就很难看到一个大汗淋漓的美国？好莱坞怎么就不让我们看到一个气喘吁吁和筋疲力尽的西方？传媒的镜头指向是怎样被扭转然后纷纷落入了只有灯红酒绿的例外和偶然？也许，流汗过于普通和乏味，没有娱悦性，没有刺激力，也就没有商业传媒的利润。镜头不是上帝之眼，而是由人掌握的，在现代社会更是由投资者掌握的。投资者最为清楚，影视是一种好“看”而不便“读”的传媒，其主要销售对象是大众不是学人。这意味着一个史无前例和无可限量的诱人市场，连诸多穷国大批低学历的半文盲或文盲也都纳入其中，文字的阻隔和知识的限制微不足道。这同时也意味着镜头反过来也前所未有地受控于市场利益，必须迅速从学院化向市井化转移：喋喋不休地介绍伏尔泰、弥尔顿、牛顿、海森伯、达尔文、爱因斯坦、莎士比亚、康德、凯因斯，显然过于生涩难懂和不合时宜，只能是商业传媒的愚蠢自杀。聪明的投资者都必须到观众的欲望和贪欲那里去争取收视率，用低俗化、娱乐化、消费化的镜头，接近这个受众主体的理解力和兴趣。枪战片和艳情片以及一律加上超高消费的作料，就成了最常见的选择。航天飞机升空时的突然爆炸，旧金山的灾难性大地震，苏联冷血克格勃的神出鬼没，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凶杀疑案，戴安娜王妃的情人与车祸，加上阿富汗没有战事时由摄制组出钱雇人空射的几发炮弹……都会因具有视听“卖点”而遭爆炒，而“电视新生代”里知道鲁迅的美国人和了解凯因斯的中国人，永远是凤毛麟角。 媒象可远程传输，可复制增量，因此能使“卖点”无限膨胀，最终淹没真正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视听“卖点”的世界将会成为编辑间里的废料，将会退出镜头，隐入黑暗。 也不再成为民主决策者或专制决策者的感觉依据。 m城 小雁去m城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一个学术机构主办，大概是出于粗心或者经费有限，没有配备同声翻译，只有少数细心的发言者事前散发了提要译文，几张刚出自复印机的纸，还微微发烫。从世界各地飞来的学者们依次说起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一位以色列青年明明能说法语但也要说希伯来语，据说是为了保护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没有人能听懂这么多语言，但都保持着听的姿态，对进出过多或者呼呼入睡的人甚至眼露惊疑，不容自己听的姿态被搅扰。 会议就是这么开着，就这么开着和开着。如果你能听懂发言中个别关键词，就算是能把大概内容和眼下的发言进程猜出一两分，就算是有了重大收获。有意思的是，主办者没有钱安排同声翻译，却有钱准备了上等葡萄酒和好几种饮料，让大家在休息时间大喝特喝；主办者没有安排翻译时间，却给会后的鸡尾酒会安排了冗长的几个钟头，还给一个满头白发的大人物安排了漫长的会前致辞，恭敬地请他胡说了一通什么航海、银行与交响乐的关系，还有非洲人民的苦难。他是个银行家吧？是这次会议的赞助者吧？当时小雁好几次看表，为会议主办者着急。 小雁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这种国际会议，对认真而热情的语言不通、答非所问、话题杂乱、废话连篇等已有准备，对耳朵闲置而笑容上阵的学术交流已有准备。她照例是用一脸肌肉来开会的。她喜欢m城。喜欢这个城市每一个毛孔都在流淌着浪漫和优雅，喜欢这里明亮的阳光和砖石上水渍的气味，喜欢地铁里流浪汉低沉的大提琴声，喜欢小咖啡馆里橘黄色的温柔，还喜欢轰隆隆的火车驶过高架桥去了一个神秘的方向，一个指向夕阳和教堂尖顶的方向。她在这个城市散步就像在一首十四行诗里梦游，每一步都拨动了竖琴，都留下了星光，叩醒了一个沉睡的传说，关于王子，关于地中海，关于那个在广场中旋舞的西班牙少女——如此热烈而动人，她怀疑自己已经是同性恋，已经深深爱上了那个少女，忍不住就要去追求那个小美人。她不敢想象一个没有m城的世界，那是多么乏味，多么令人遗憾。但她害怕这个城市很多角落里的学术，准确地说，是害怕学者们慢性理论谈在会议上的急性发作。m城网罗了多少人才和知识呵，建立了多少大学和学术机构呵，但上天并不能像烤面包片一样来增加人类智慧，于是m城像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一样，也在一股劲地生产着智慧的外形，生产各种文化规程和文化形态，把这种生产进行得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很多研讨会都是这样进行的：交流的热心人凑到了一起，语种各异就像来赶一场文化大集，有身份介绍和名片交换，有热烈鼓掌也有冷面沉思，有俏皮话也有外文引注，有录音记录也有记者采访，有私下请教也有欢乐聚餐……凡是交流的一切外形都有了，哪怕一个最无聊的小事也做得精致无比了，交流就宣布大功告成。只是很多交流家一直忘记在会议主题方面说出一句确有内容的话，哪怕是一句愚蠢的话。 很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文化大集里产生的：学位论文是他们的身份证明而不代表他们的兴趣，满房藏书是他们必要的背景而从不通向他们的感情冲动。他们好谈文化，准确地说只是好谈关于文化的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好谈关于知识的消息，与其说是知识分子，毋宁说更像是一些“知道分子”。他们见多识广，不一定博闻强记但至少能说会道，具有熟练的标签辨认技能，知识上的七流八派像开了个中药铺，你要哪一味就给你抓哪一味。他们的知识有时深奥得没有一个词可以让同行听懂，有时则通俗得可以让任何行外人参与消费，包括名人的逸事，大师的掌故，诗人的情妇是谁，画家的遗作售价多少，不一而足。他们的文化交流还包括音乐家的手稿展出、小说家的母语朗诵、油画家旧居的奇花异草、哲学家的油画收藏、科学家的钢琴客串。在做这一类事情的时候，他们更热衷于在该用耳朵的地方用眼睛（不听音乐看手稿），在该用眼睛的地方用耳朵（不读小说听母语朗诵），在该用眼睛的地方用鼻子（不看油画而嗅旧居的花草），在该用脑子的地方偏偏不用脑子（看哲学家的油画和听科学家的钢琴）——就像小雁并不需要带着脑子，只需带着一脸微笑来开会就行，似乎这里不是会议厅而是照相馆。 于是，他们就更热闹也更忙碌，使文化更接近他们的理解力，什么时候都能一交流就“懂”。 他们是一些什么都能谈的知识留声机，使一切文化都受到了宠爱也变得轻飘飘的失重。他们最内在的激情其实只是交际。不仅学术会议是交际，看画展，听歌剧，用午餐，打台球，环保游行，海边钓鱼，政治集会……一切都是交际，是终于找到了画展这一类借口的惬意交际。他们是一群天才的交际家，习惯于在陌生的地方与陌生人交往，从服饰到仪态，从修辞到手势，从沉默的时间控制到对视的距离控制，交际技术无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无不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足以让小雁这样的大土鳖一开始总是对自己的笨拙和拘谨羞愧万分——连握手的技巧都得从头学起哩。他们的交际甚至可以从公共场所扩展到了家庭内部，“亲爱的”、“我爱你”以及“甜心”“宝贝”一类客套每日必备，是动不动就跳上舌尖的习语，在亲人之间润滑出温馨和甜蜜，曾让众多下层粗人一听就肉麻但眼下却奉之为文明规范，心怀感动地争相效法。毫无疑问，他们以交际培植和表达情感，有时也仿造和替代情感。正像m城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也用捐赠仿造和替代慈善，用政党仿造和替代政治，用流派仿造和替代艺术，一句话，用外形仿造和替代内涵。 小雁曾经想起她老师杰姆逊先生说过的一句话：m城是一大堆能指，一大堆到处滑动的隐喻。 她匆匆告别了m城，在机场候机室里遇到一群中国民航的空姐，一群突然冒出来的黄肤黑发，亲切之感袭上心头。奇怪的是，她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好一阵，才发现问题就是那群姑娘的目光：天啦，差不多个个眼露凶光。小雁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来描述它。确实是凶光。 她们是多么年轻漂亮的一群，裸露的小腿光洁动人，红唇朵朵鲜明而小巧，颈后隐约可见的茸毛有初春和早晨的感觉，可能还散发出母亲的乳香，但她们的眼光透出了隐隐的生硬、冷漠、提防、疑拒甚至凶狠……是菜市场里争吵时的目光，是公共汽车上争座时的目光，是见到流氓和强盗时的目光——可她小雁并不是流氓和强盗。 她抱住双臂浑身颤抖了一下。 她看见三位中国空姐在小店里凑在一起看唇膏，大概是刚才买的。忍不住想去给她们提供购物建议，提供外语服务，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会遭到敌意的冷淡——虽然事情并不一定就是那样。她不敢靠上前，怕听到她们说话，尤其怕听到冷不防的一句：“你丫的傻b呵……” 虽然事情不一定就是如此。 她知道自己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们这种目光了，才觉得分外扎眼。她甚至怀疑自己已经在m城娇惯了，被m城女人们的温柔之态娇惯了，已经失去了面对这些同胞的勇气。她想起昨天晚上与大头通过的一次电话，当时对方用家乡话抱怨：“妈妈的，你这个鳖什么时候回来呢？汽车已经坏了，老子又听不懂车行老板的话……”她当时被话筒里的粗鲁吓一大跳。尽管她知道大头的粗鲁是家常便饭，粗鲁是对方表示亲密和亲近的方式，但还是吓一大跳。她半天没有吭声，努力镇定自己，想一想，再想一想，这才意识到对方是谁：是她丈夫，一个与她具有法律关系的人，一个将与她相伴到老的人——她即将回到这个满嘴粗话的男人那里去。 她知道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m城已经偷偷地进入了她的身体——无论她怎样感觉到自己与这座城市相距遥远。 她到卫生间洗了一把脸。 教堂 小雁刚到美国的时候，举目无亲，生活上全靠教会人士的帮助，旧床铺、旧桌子、旧沙发、旧冰箱等都是他们无偿提供的，亲自送上门的。她去买菜或者到银行开户，每次也全靠host family来人开车接送，真是一个个送上门来的活雷锋，比雷锋还雷锋，使她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好感。 她差一点就接受了洗礼，何况host family的俩夫妇每次请她吃完饭，就压着她看传教磁带，不看完不让她走，看完不谈谈心得也不让她走，有一个非攻下这个堡垒不可的劲，非套住这个客户不可的劲。她总得给人家一点面子吧？ 她最终没有入教，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故。有一天她路过电报街，远远看见前面三座相邻的教堂，都有高耸的尖顶，完全像三座高高支着天线的大电台，正在与上帝偷偷地联络。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偶然跳出来的比喻，但一跳出来就在那里了，就怎么也收不回去了，就永远搅乱她的心情了。她没法不把尖顶教堂想象成大电台，没法不把牧师们想象成戴着耳机的情报人员，虽然满面仁慈身着教袍，但转背就可能躲进什么密室，向上帝及时报告机密和领取锦囊妙计，有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模样——她在电影里看到的电台总是与这样的图景相连。 她不愿意把自己的隐私交给情报人员，即便他们真是上帝派来的也罢，即便他们建起了大电台从而获得过很多人的信赖也罢。她陷入不可逆转的想象里无法自拔，知道是一个比喻改变了自己。 城市 我曾经梦想着从乡下回城，梦想着城里人每个月的二两豆豉票和半斤肉票，那是城市户口的标志之一。何况城里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人呵人，这还不够么？我那时候最喜欢看人，每次回城探亲，没事做的时候就逛街看人去，从中山路折向黄兴路，沿着墙根按顺时针方向走，觉得在人堆里钻来挤去的日子真是美妙无比。我总是能碰到同时回城探亲的鲁少爷，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鲁平，也在街上闲逛，是个不知疲倦的街虫子，不过是沿着墙根一圈圈按反时针方向走。我们走着走着又会合一次，擦肩而过，会意一笑，并不说话——兴奋得没工夫说话。 我在报上发表了几首酸诗和几篇酸文，被调到县文化馆，比鲁少爷早两年离开太平墟。他过早结婚生孩子，不符合招工条件，一直在乡下喂猪。他不会说话，曾经装高血压，装肝炎，想得到“病退回城”的机会，但只要人家多问几句，他就张口结舌，语无伦次，骗局首先在脸上败露。到最后，他横下一条心，去找县知青办的主任，见对方翻翻他的材料还是不承认他有什么够得上条件的病，便把一个指头伸进门缝里，一推门，嘎嘣一声，半根断指就悠悠然耷拉在手上。 “这不是病么？”他举着折弯的指头，把对方吓得面无人色。 对方哆哆嗦嗦去找笔，赶紧在他的材料上签字。 其实，鲁少爷并不适于在城市生活。他喜欢种菜，但城里没有地，沥青或水泥的地面不容他开发。他喜欢养鸡，但鸡叫得邻居烦；喜欢养狗，但狗让邻居的小孩害怕；而养兔子没有草源，最后十几只鸽子吧，眼看着鸽食越来越贵，也养不下去。他在一个街办工厂做事，老婆则在一个酱品店里站柜台，两人工资都很低，而家里上老下小的开支负担日渐沉重，要给儿子买个书包，要缴电费水费，都得把手里几个钱攒了又攒，还顾得上鸽子吃什么？ 他怀念起乡下生活的简单。那里的溪水不值钱，瓜菜不值钱，柴禾不值钱，劳动力更不值钱，经常是今天我帮你做屋，明天你帮我砍树，做多做少都不是什么大事。你出了一身汗，滚了一身泥，腿上血糊糊刮破了一块皮，这都是人情，人家记在心里，有机会就要还的。在乡下你不论走到哪里，哪家的房门不可以推呢？哪家的茶杯饭碗不可以端呢？而城里不一样，人情不好使，也就是说，你出没出汗、滚没滚泥、刮没刮破皮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钞票，是钞票上同时大写和小写的数字。 数字是特殊的文字，冷冰冰地衡量一切，兑换一切，是物质生活的最有效凭证，是删除生活复杂性的密码。因为城市是商品堆积起来的，凡商品都必须购买，不能免费享用。从这个特定意义上来说，城市是一个崇尚购买力的地方，是一个崇拜数字的地方。这里其实没有工人、商人、警察、医生、官员一类身份区别，只有购买力赚取者这一个共同的身份。没有机械、电器、百货、饮食、运输、金融、环卫一类行业区别，只有赚取购买力这一个共同的行业。于是，一个男士花数千元喝一瓶味道不过尔尔的进口洋酒，这一类乡下人费解的事情就不太费解了，因为那是购买力的展示。一个姑娘在餐厅里操作着见谁都下跪的东洋跪式服务，这一类乡下人惊讶的事情也不必惊讶了，因为那是追求购买力的代价。很多乡下人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城里人常常邻居之间不打交道甚至不认识；明白为什么在城里走到别人的家门前常常没有人出来打个招呼，也没有人抽出一张椅子请你坐下，其实道理十分简单：这能带来购买力吗？你身上有购买力吗？ 有一次，老同学聚会，老木挺着啤酒肚也到了那里，多喝了几杯，出门时倒车不小心，车屁股撞倒了鲁少爷的小孩加加，把一只小脚板碾了个骨折。 老木为此赔付了医药费，还搭上一万元。他觉得这样够意思了，旁边的人也觉得够意思了：反正小孩的骨头已接好如初，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不料鲁少爷大为不满，倒不是嫌钱少，是嫌钱给得好没意思。怎么说呢？他当时将x光片子交给老木，对方对着亮光看看片子，随即找开保险柜，甩给他一沓钞票，回头同客户说业务去了。 这算怎么回事？最可气的是老木手下那两个伙计，见钱就两眼放光，说这么多哇！你鲁少爷真是没亏！你看看木哥多大方！要不是碰上我们木哥，人家顶多给你报个医药费就算不错啦！你今天的运气真是能点得火燃呐…… 好像他儿子中了一次大彩。 他黑着一张脸没吭声，事后越想越气：票子怎么啦？我睡你老婆然后给一百元行不行？我扇你老娘然后给你两百元行不行？我一脚踩瘪你儿子的脑袋然后给你个十万百万行不行？他后来对我说，要是在乡下发生这种事情，惹祸的人可能赔不起这个一万，但可能心急火燎，一脸愧疚，全身哆嗦，手忙脚乱地下门板把伤者往医院里抬送，还可能马上燃起松明到山上去寻草药……在那种情况下，一种温暖的场景可能使鲁少爷有火也发不起来，大事也可以化小。很明显，那就是人情。人情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那些充满着汗气、烟草味以及松明火光的声音和形影。在穷人那里，人们赔不出钱但可以赔出一大堆有声有色的情况——鲁少爷觉得那更为重要。 他没少帮过老木的忙，包括把指头伸进老木他爹的肛门，帮助老人疏通便秘——当时老木捂着鼻子根本不敢靠近。这个满身肥肉的家伙现在怎么能甩下一沓票子就去同别人说话？ 他在城市里感到孤独。城市变得越来越繁荣，在很多方面还变得越来越亲切和温柔。他见到过的一些有钱人，有钱到一定的程度，并没有唯利是图和见钱眼开的模样；相反，开口闭口就是钱，刚好是属于没有品位、没有格调、没有教养的“乡巴佬”习气，只能令他们摇头叹气，或者付之一笑。钱，多俗呵，身外之物，简直是个王八蛋，怎么能脏兮兮地说得出口？他们成为高雅人士，吃饭要挑剔地方了，购衣要讲究牌子了，出席音乐会要问问档次了，网球、高尔夫一类洋把戏正在成为他们新的周末时尚。城市经过最初发展阶段的狂乱，也开始褪去自己身上的一些污垢，在外观上焕然一新。人们在这一个水泥盒子里干活然后跑到另一个水泥盒子睡觉，在这一块水泥板下谈生意然后跑到另一块水泥板下谈恋爱，在这一堵水泥墙前患高血压然后到另一堵水泥墙前听流行歌曲，这一类水泥的专制和水泥的压迫，已经成为过去的故事，正在逐渐被什么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的各种建筑风格所掩盖。水泥、砖块、钢筋、瓦砾这一类视觉暴力，眼看着就要被花坛和绿草地所清除一尽。城市不再以水泥为本质。城市宣称它自己正在向“生态城市”“艺术城市”“人性城市”的目标迈进。保险公司聘请了歌星或笑星作为形象大使，改变自己以前那种过于刻板的传统形象。贸易公司在展销汽车时必配上妙龄小姐，给冷冷的汽车增添媚丽风情。麦当劳的快餐店总是装置得像个儿童游乐场，一派天真和纯洁，一派嗒嗒嘀和咚咚锵，一派风筝漫舞和气球腾空，没有任何一丝铜臭，其总经理甚至在报纸上宣布：“我们不是餐饮业而是娱乐王国，是一切孩子们的节日！” 更多商品的包装和广告都成了艺术精品，博大雄浑，或者狂放奇诡，让艺术人才们大有用武之地。据说过不了多久，更多的公司写字楼还将像美国那样室内公园化，出现绿树、鲜花以及流泉飞瀑，员工们可以身着休闲装和旅游鞋上班，可以带着小猫小狗上班，甚至还可以踩着滑板一溜烟窜到主管领导那里去。 城市开始有了感性的仪态万方，正在分泌出爱心和人情味。但这一切与鲁少爷不再有什么关系——他在厂里下岗，也付不起房租，只得搬到郊区去再一次喂猪。 同样是在这个时候，他变成很多城里人最看不起的那种乡巴佬，嘴上总挂着一个“钱”字，常常为钱的事情同老婆开骂。每天晚饭以后，你同他说任何事情，只要与赚钱没有关系，他笑容可掬地刚听了个头，转眼就目光迷糊连连哈欠，高超学问也好，下流故事也好，在他那里都是速效催眠药，很快让他在竹躺椅里呼噜噜鼾声如雷。他有时会惊跳起来，“要上班了么？”见窗外天还黑，又呼呼地睡去。 假冒产品 有一种人家懒外勤，鲁少爷就是。他对别人的事可以百倍殷勤，你想省出一分钱他就一定帮你省出两分钱，你想一天做完的事他就一定给你半天做完，比你亲爹亲妈还想得周到，一边周到还一边吹出兴高采烈的口哨，婉转动听如百灵鸟。如果你说他吹得好听，他就周到得更为风风火火，恨不能给你白干，恨不能将裤裆里的尿憋上一天。 碰到陌生人，他情不自禁地甩京腔，一口七歪八斜的塑料京腔其实让四川人或者江西人觉得更难懂。老婆一听到他满口塑料，就知道他要冒傻气，对家里的事肯定漫不经心，刚说就忘，心思全在别人那里。更让人生气的是，他对家里的事管不上这也罢了，挣回来那么多无用的劳动模范奖状这也罢了，儿子的事他总得管管吧。他对亲儿子从来只有高腔，任何一句好话都要说得恶声恶气，吓得对方像一只老鼠东躲西藏。他的京腔就不能剩两句拿到家里来？ 我在前面《忏悔》里说过，一位中学英语老师说他不是读书的材料。他记得这件事，说老师说得不错，他学的那点东西早丢光了，没法教育儿子。妻子只好接过他的职责，承担孩子的家庭辅导。她自己也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只好偷偷陪着儿子死读：儿子从小学读到中学，她手里的课本也从小学升到了中学，常常插在她的衣袋里。在街头与同事推着小车卖咸菜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摸出书读上一段，碰到戴眼镜的文化人来光顾，就赶紧问上几句。她被同事们嘲笑，但一想到儿子可以得到她的辅导，嘲笑算什么呢？她只是着急三角函数太难，一时还不容易懂。 她让儿子很小就开始识字：小，不是小鸡的小，而是《小逻辑》的小。红，不是红旗的红，而是《红与黑》的红。牛，不是牛羊的牛，而是牛顿的牛和牛津大学的牛……儿子的每一条鼻涕都闪耀着学贯中西的光辉。她后来还送儿子学过钢琴、国画、书法、英语、航模、足球、计算机，等等，还进过数学和物理的“奥赛班”，有时一天之内在四五个培训班之间匆匆跑场，像一只鸭子被母亲赶得连跑带飞。如果说鲁少爷夫妇曾经错失了读书的机会，那么她要让在儿子身上把一切书都统统读回来，要把儿子栽成一棵知识的大树，要把儿子做成一个知识大卫星发射出去。 这当然需要很多钱，光奥赛班一个小时的讲课费就是五张大票子。母亲像当年在知青点干革命一样，再次想到了卖血这个最简单的出路。她有的是血，只要能让儿子成才，她的血可以像大江大河一样汹涌而出。 她的血终于流出了成果。儿子一举考入了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其神童般的优异成绩成了朋友圈子里的传闻，成了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的羡慕。独眼老木还把他的二公子从香港送回来，央求他们夫妇代为管教——那是后来的事情。 直到这个时候，鲁少爷还是很少同儿子说话。很多年以后，他才想起自己实际上是与儿子说过很多话的，想起儿子差不多是他唯一的梦。他很少梦见别人，入梦就常与儿子相对而坐，谈鸡和狗，谈鸟和兔，谈养鱼和种菜，当然也谈儿子最喜欢的军舰、飞机以及激光导弹，谈吃了苹果核以后头上会不会长苹果树以及老和尚不结婚那么小和尚从哪里来……谈得真是开心呵，双方哈哈大笑。奇怪的是，他在梦中总是看不清儿子的模样，只能看到一张开开合合的小嘴，只能听到很像儿子说话的声音，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回响。他怀疑儿子戴着一个面具，或者总是躲着什么柱子的后面，像一个罪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他真的有这样一个儿子么？他的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他为什么从来就不能在梦中看清那张面孔？ 他想起那一次，假日里下乡去看望母子二人，走进家门，没见儿子。妻子说加加不就在村口玩么，这才让他记起进村时好像路边确有几个小人影，竟然被他错过了。他回头找去，找到了村口那几个娃仔：都是满脸泥污，说着乡下土话，挂着鼻涕傻笑，把夹杂着草须的红薯丝往嘴里塞。 “恩是徐（你是谁）？恩搞么里（你做什么）？”他们一起叫喊。 他的泪水一涌而出。因为这几个娃仔中有一个是他的儿子，他认不出来，而儿子也不能认出他。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失去了梦中儿子的相貌。 加加现在不说“恩是徐”了，说城里人的话了，甚至完全忘记了乡下的日子。但父亲永远也忘不了，每每想到这里，就有一阵刺心的痛，忍不住要省下一顿中饭或一顿晚饭，给儿子再省下两块钱。他要用这些钱给儿子买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以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要补偿儿子已经忘记了而且父亲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告诉儿子的那一段童年。人家有阿迪达斯，他儿子也必须有，人家有花花公子、佐丹奴、皮尔卡丹、圣罗兰，他儿子也必须有。他买不起那些名牌，只能买名牌的假冒产品，特别是买假冒但不一定太低劣的产品。话说得更坦白一点，他其实要的就是假冒货，这样可以少花些钱，可以花得起钱，却能使他的加加看起来一样也不缺，一样也不落人后，完全享受了现代生活。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那些亲爱的假冒货，像他鲁少爷这样手头紧巴的父亲，就得在儿子面前愧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一身寒酸备受同学们取笑——他还算得上个父亲吗？ 他最反感电视台里关于“打假”的新闻，最反感大人物们在镜头里慷慨激昂的“打假”动员，那无异于有钱人吃完了肉也不给无钱人留一口汤。你们这些臭王八蛋有屁没地方放么！他冲着邻居家的屏幕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好在他常去光顾的几个货摊并没有被打掉，只要风声一过，又纷纷冒了出来。更奇怪的是，只要电视里报道了哪里有假冒产品工厂，哪里有假冒产品批销，这些摊子上很快就会出现电视里面曝光的东西。好像电视里的警告刚好是他们的向导，电视里的曝光刚好是他们的进货指南，一跟一个准。他们百折不挠，赴汤蹈火，惦记着很多穷人对体面的需求，一心在全社会制造服装外形的平等化——如果不可能有实质平等的话；一心要实现服装技术享受的大众化——如果不可能真正那么大众化的话。在一个据说是平等化和大众化的时代，服装没有理由不首先实现这一点——即便止于远观的效果。 名牌广告充满着传媒之时，他们是名牌产家和上层消费者的大敌，却是鲁少爷这一类顾客最贴心和最知心的人，是他们最为感激的尊严提供者。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公共场合也跟着别人怒斥假冒，似乎生着很大的气，似乎他们已经穿上了正宗名牌，或者说他们是一心要买正宗名牌的，只是没买上，在商家那里受骗上当而已。 郊区 c城向四面疯长，摊煎饼一样迅速摊到地平线那边去，灰蒙蒙无边无际。陌生的人流还在从四面涌来，寻找他们心目中的现代都市，使c城与中国其他城市一道，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展开了人类史上也许史无前例的大建设。人流和物流所至，一片片城区颇让人担心是否将要塌陷。 在我看来，城市规模爆炸至少离不开这些原因： 一、城乡差别较大，源于长期实行的户口限制，社会福利制度未覆盖乡村，计划经济时代里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还有市场经济时代里各种生产要素快速向城市集中，都造成了乡村经济发展的缓慢。人均土地资源的匮乏，也限制了这种发展。 二、与欧美的城乡差别不同，中国的城乡差别还包含着特有的文明差别，因为中国城市正在跟踪和仿制欧美文明，吃、穿、住、行大多具有西方风格，与乡村民间的传统景观形成强烈的外形反差，更增强了城市对乡村居民们感官的刺激性和诱惑力。 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视听传媒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包括电视的“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信息闭塞的状况得以缓解，也使很多乡下人对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和文明差别耳闻目睹，有了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难免巨大的心理震荡，难免急迫的变化要求。这与南亚、非洲等地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虽然也有巨大的城乡差别，却没有较为成功的电视普及，很多乡下人并不太知道城市是一个什么样子，离乡背井也就较为缺乏动力和目标。 …… 简言之，中国既不能像欧美很多富国那样，把城乡差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不能像南亚、非洲等地诸多穷国那样，让大多数乡下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没法阻止千万电视屏幕在乡村居民心中的同时加温，没法阻止城市之梦在这个农业大国形成核爆，只能听任乡村人流朝城市轰隆隆灌注。落差已经足够，流速不可能不加快，流量不可能不增大——数以亿计的人流还悬积在浪潮的那一头。 今日的郊区，一转眼就是明日的市区——黑石渡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卷入c城，昔日的田野、河沟、残林、牛粪以及两间小小的纸盒厂，一转眼就被房地产建设大浪越顶而过，留下钢铁水泥的森林。我们还是叫它黑石渡，就像我在中学时代常来这里游泳时一样，就像我在中学时代常来这里支农劳动一样。这里还没有学校、医院、文化中心以及邮电所，土地还未纳入市政管理，行政权力还在某个乡政府或某个村管会那里。但你又不能不说这是城市，因为这里已经大道纵横，人声鼎沸，三星级和四星级的酒店拔地而起，其豪华程度甚至能让欧美很多酒店都望尘莫及。但这里还十分缺乏三星级和四星级的客人，来客多是粗声大嗓，适于田野和工场的音量还未降下来，未能适应酒店的隔音材料和封闭包厢。来客的肩头、胯骨以及手脚也都左冲右撞，左扫右荡，太占地方，尚未被挺括的衣装驯服出上流人的持重，熨斗在衣装上规定的线路，总是被肢体揪拧着和拉扯着。来客也大多探头探脑，有时过于冷淡，有时又过于活跃——足以让一些女房客或者女服务员感觉到脸上被什么目光反复叮咬。 目光、声音、手势体态，等等，都在实行无形的侵犯，造成某些高雅男女情绪上的伤痕累累，感到在这里无法安坐。其实你在这里待久了，也会发现那些侵犯并非有意，侵犯者甚至并不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偶尔来摆个排场露个脸，偶尔来开个洋荤尝个鲜，还算是一爽；真要在这里接受西式酒店的调教，长时间服从地毯、桌布、鲜花、射灯、壁画、轻音乐、侍者微笑一类洋玩意的局束，嘴不乱言、脚不乱搁、衣不乱脱，这鸟日子还怎么过？从内心冲动来说，他们很讨厌墙上那些圣婴、大卫、恺撒、安琪儿一类眼生的家伙，往往更愿意去那些低档次的酒店，去路边的露天排档，大动作可以在那里尽情舒展，大嗓门可以在那里随意开放——他们如笼鸟归山和池鱼入海，哈哈大笑一定比忍受这种星级刑法要可爱得多。我认识这里的一个老板，曾经开了个优雅洁净的餐馆，地毯一尘不染，漆具光可鉴人，但无论他如何降价让利，生意就是不火。他后来的经验是“清贫浊富”论，所谓清则贫浊则富——用他的话来解释，“浊”当然包括混浊和污浊。地毯一类上档次的东西都收起来，桌上的油污无须抹净，地上的纸屑也不必扫光。几只苍蝇倒是难得的摆设，可以让有些顾客一见就有亲切感：他们就是从有苍蝇的地方来的；一见就有放心感：这些有苍蝇的东西价格一定贵不到哪里去。这家餐馆后来果然人气大旺，顾客们在这里吆吆喝喝说说笑笑外加挖耳朵挠脚趾，交换着一些淫秽的话，满地烟头和瓜子壳，座无虚席宾至如归。 这些客人的大脑已经进入了城市，鼻子、眼睛、耳朵、手脚等还留在一些破旧乡镇那里，一身实现了城乡的结合，全球东西两方的浓缩。有这些新城区的居民在，摇滚乐与鸡犬齐鸣，好莱坞与麻将同欢，在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星巴克咖啡的巨大广告下，西装蒙上尘土，皮鞋踩踏泥浆，四处可见臭气频来的垃圾堆，没有人来清除，只能等待自然化解。有些中药渣子则倒在大路中央，据说药渣让千人踩万人踏，病人的病就可以好得快一些。一些死老鼠也抛弃在大路中央，据说死老鼠被汽车碾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其他老鼠才会被震慑，不再来捣乱。 他们大多做着小生意，但铺面太多也就家家生意清淡，只有面向门外的小电视机有一搭没一搭地播出点动静。人们在这里互相购物，有时也互相帮帮忙，比方照看一下别人的铺面或小孩，用这种熟人交情而不是商业服务的办法来互相帮助，共同节约成本。他们来自各方，也缴不起多少税，于是社区组织建设既缺乏人情基础也缺乏资金，只能留待将来。抱团的小圈子倒是有的，操着乡音的某位军人或警察有时也驱车前来，在乡音笼罩着的人群里受到尊敬，成为“江西村”或者“益阳村”里的客座成员，甚至成为准黑社会里的临时外援，通个消息或者给几颗子弹。 他们传布各种各样的消息：某个女人自杀了；某个老人中彩了；某个汉子大神附体；某个老板不久前遭劫；某个益阳人前年还阔气得一进餐馆就要擦鞋匠把所有在场人的皮鞋都擦一遍，没想到今年就穷得家里臭气烘烘，夜里电灯都不亮一盏；某个岳阳人去年进城时还穷得只穿一条短裤，没想到今年就大金戒指带上五个，走到哪里都有秘书和司机跟着，家里的钱多得不能数而只能用秤称……他们对这一切传闻都习以为常。最离奇的神话，最惊人的罪案，最动荡的人生，在这里也都像每天升起的太阳那样普通。 鲁家儿子在这个地方遭遇抢劫，大概不是一件特别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母亲让他放学后来找一个退休的大学教师补习化学。他在一个街角被三个陌生少年拦住，对方命令他脱下身上的阿迪达斯。 他不服从。一阵小小的口角之后，有个影子从侧面冲上来捅他一刀。 拥抱 鲁平听到电话以后大惊失色，赶到医院时，发现大哥鲁安也赶到了那里，而且一见面就抱住他痛哭，说出大事啦，出大事啦，你们的加加在外面……杀人了…… 鲁少爷听后一愣，震惊中透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冲冲，边挽袖子边骂：“有什么好哭的？他犯到哪里就要办到哪里！这个畜生毙了也活该！政府不枪毙他，老子也要枪毙他！” 大哥不让他进医院，让他在大门外一个小饭店等着，说要等公安人员来，等孩子他妈妈来，说话支支吾吾，才引起了鲁少爷的心疑。正在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吹过，哗啦啦地刮倒了头上一根树枝，砸坏了一只路灯。鲁少爷突然全身一颤，疯了一样地要冲出门去，把大哥的胳膊都拧得咯咯响，嘴里只有叫喊：“老子要报仇！要报仇呵——” 大哥刚才怕他受不了。没把事情真相一步到位地全说出来，但他已经猜到了一切。 他冲进急救室里，把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撞得东偏西倒，发出尖声大叫。然后，他在学校领导、老师的背影那边消失，只有一声长嚎放了出来。 墙角里丢弃着加加带血的书包，还有他的跑鞋，雨衣、耳机、一张球星的照片，虽然可能还带着他的体温，但眼下与医院里的废棉球和旧纱布混在一些，与脏兮兮的纸盒和塑料袋混在一起，抛弃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还有一个薄膜袋子里的槐树叶，是他每天放学后在学校附近摘来喂兔子的，这样可以减少母亲的劳累。孩子眼下管不着这些了，顾不上这些爱物的无依无靠和七零八落了。他面孔清秀而安详，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楼板，目光似乎已经凝固。 直到深夜，加加还没有闭上眼睛。 父亲抓住儿子冰冷的手，猜到了儿子死不瞑目的原因，揪了一把鼻涕，凑到这张面孔前说：“加加，我会喂兔子的。” 孩子的眼睛还是大睁着。 “我再也不对奶奶发火。” 孩子的目光似乎颤抖了一下，还是盯着天花板。 “我起誓，我今天决不责怪你妈妈……我起誓，向你起誓，以后一定要对你妈妈……”他吐出一个虚弱的字，“好。” 加加显然听清了这个字，这才把眼皮缓缓合上。 父亲知道，自己从此肩负着沉重的使命，肩负着儿子对母亲的爱。他还知道刚才隐隐地流出眼泪，无非是感谢父亲刚才的拥抱，一个很少得到却很想得到的拥抱，就像他刚刚来到人世时那样靠近一个宽阔而温暖的胸膛。他甚至知道儿子今后还会流出眼泪，在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对拥抱一次次甜蜜地回味。 当年儿子是由父亲接生的——天快亮了，油灯飘忽，狗叫得让人心惊，产妇在床上痛得几乎昏了过去，乡下的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急得快发疯的鲁平就吼着、叫着、哭着，心一横，决定亲自动手。他大喊：“坚持住！用力！再用力！我求求你……”他终于让老婆挺过去了，自己也挺过去了，一团血淋淋的小生命最终贴在他的胸口。 他不习惯拥抱儿子，好像接生的恐惧和污浊败坏了他的胃口。孩子三岁那年，母亲需要离开农村，而城里的招工条件不容任何已婚已育的青年，那么这个小生命就应该在人间蒸发，在招工单位的眼里从不存在。经过多次商量，父亲决定把儿子送出去，而且这个决定似乎早就潜伏于心头，是早晚都要走出的一步。他看着加加的小小面孔总是感情复杂，担心这个儿子并不……怎么说呢，他没法说出口。他没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象万恶的太平墟，不去想象老婆平时一个人守着的那个集体猪场。猪场孤零零地在山坡上，前后有三条小道通向别处，通向各个可疑的村落，通向他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的深夜脚步，来自大队书记、民兵排长、小学教师那些可疑的王八蛋。他疑心儿子脸上有那些男人脸上的某一根线条，希望找到那根线条又害怕找到那根线条。大队书记见到他总是很客气，这太可疑了！民兵排长见到他总是不太客气，这也太可疑了！小学教师的一把雨伞还曾出现在猪场里，还不能说明问题么？何况老婆怀孕五个月以后才告诉他，更是一件不容狡辩的铁证——老婆后来解释，那是怕他着急，怕他抛弃她，但他并不相信。 他半夜里起来，把小杂种抱出门，抱到一个事先约定的周姓人家门前，放下人就走。他害怕孩子的哭声会突然动摇他的决心。他确实听到一个孩子哭了，跑了好远还能听到满城都嗡嗡嗡地呼啸着这种哭声。 在他的记忆里，儿子最后结束在那个静夜里的一道开门之声，还有一个老太婆的故作惊讶：“哎呀，谁家的娃仔睡在这里呵？”……他没想到儿子一定要回来，说什么也要回来，说什么也要再次扑进他充满猪潲味的怀抱，扑向这个狠心的父亲。那是三年之后，忆冰从湖北一家纱厂调回c城，一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发现有一个孩子的身影总是在附近的街口出没，朝这一个家门打望，一旦发现有人走出这张门，就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他们看也不用看，就知道那个狂跑而去的小小背影只能是自己的骨肉，是任何契约也无法将其割去的胸口之痛。忆冰哭干了眼泪，鲁平终于也红了眼，在这一天完全违背了当年对周家的承诺，冲出门去，一口气追上了那个狂跑的小小背影。无论他怎样没法忘记乡下猪场的三条小道以及他想象中的深夜脚步，他还是将那个轻得像一片影子的儿子呵儿子紧紧搂在胸口。 “我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偷东西！”加加大喊。 “加加，是我，是我！” “我不叫加加！不叫加加！” 父亲当着满街的人跪倒在地，放声恸哭，攥紧儿子一双小手。就像多少年后他再一次当着众多送葬者放声号啕，抓起了一把泥。 儿子已经成了墓碑前的一把泥。 老木从香港赶来，不知如何才能安慰鲁少爷，最后想到了老同学当年的疑妒。“你也不要太伤心了，就当他不是你的骨肉，人家的东西终归要还给人家的呵，这不就是命么？……”他没料到鲁少爷一拍桌子站起来，两眼充血，操着菜刀就要下毒手。他吓得夺门而逃，几乎是被鲁平抡着菜刀一路追杀出去。 天国 你们要记住，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否认其发生。那件大事将是能使人降级能使人升级的；当大地震荡，山峦粉碎，化作散漫的尘埃，而你们分为三等的时候，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薄命者，薄命者是何等的人？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这等人确实蒙主顾眷。他们将在恩泽的乐园中。许多前人少数后人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地靠在上面。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服侍他们，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他们不因那醴泉而头痛也不酩酊。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和自己所爱好的鸟肉，还有白皙而美目的妻子，好像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善行。他们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但听到“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平安”！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结实累累的香蕉树，漫漫的树荫，泛泛的流水，丰富的水果四时不绝，可以随时摘食；还有被升起的床榻。我使她们重新生长，我使她们常为处女，依恋丈夫，彼此同岁…… 当你观看那里的时候，你会看见恩泽和大国。他们将披着绫罗锦缎的绿袍，他们将享受银镯的装饰，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们。这确实是你们的报酬，你们的劳绩是有报酬的…… 死者的外婆是白帽子回民，信奉依斯兰教，因此在葬礼上请人诵读经文——包括上面这一段。 宗教总是在葬礼临场，在这种生死交接之处散发出缕缕熏香，倾吐出如泣如诉的漫漫长音，在苍茫上空旋绕，使你突然震惊于人与天之间的无限空阔。历史上的每一种宗教都有关于天国的描绘，回教也不例外。每一种宗教的天国描绘都充满着具象细节，近乎优美的诗文，回教也不例外——没有生命轮回许诺的教派，在这方面似乎尤为突出。它们还善于运用壁画、雕塑以及音乐来帮助人们想象天国，想象生命最后的金色家园。 其实都是对生者的抚慰。如果我们不是把死者送往一个如诗如画的美境，送往如花似锦的下一程旅途，而是送往一个关于死的冷冷概念，一片未知的黑暗，就像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的那样，想象亲爱者的躯体被蚂蚁噬咬，被蛆虫蛀空，被草根抽吸，被各种微生物腐蚀，在坍塌了的棺木或灰罐里化为臭烘烘的烂泥，化为五官如洞胸骨高挺的一具白色骷髅，然后在永远见不着阳光的地方长成阴森森的蘑菇，或者变成一汪汪铁锈色的水永远渗入大地——那种物质不灭的图景虽然正确，但会不会让我们有点不寒而栗？ 我不相信天国，但有时候是很软弱的人，宁可接受欺骗。 文明 我又来到了这里，在一条寂静无人的山谷里独坐，看一只鸟落在水牛背上举目四顾，看溪水在幽暗的斜树下潜涌而出，在一截残坝那里喧哗，又在一片广阔的卵石滩上四分五裂，抖落出闪闪光斑。 山里的色彩丰富而细腻，光是树绿，就有老树的黑绿和碧绿，有新枝的翠绿和粉绿，相间相叠，远非一个绿字了得。再细看的话，绿中其实有黄，有蓝，有灰，有红，有黑，有透明，比如樟树的嫩芽一开始是暗红色，或说是铁锈色，半透明的赭色，慢慢才透出绿意，融入一片绿的吵吵嚷嚷碰碰撞撞之中。 溪边有一条小道，证明这里仍在人间。沿着溪流的哗哗声往上走，走进潮湿的腐叶气味，从水中一块石头上跳到对岸，又缘一根独木桥回到此岸，反复与溪水纠缠一阵，好一阵才能潜出竹林。你可能觉得前面一亮：天地洞开，蓝天白云，有两户人家竟在那高坡上抛出炊烟。 你会听到狗的叫声，微弱而遥远。 你知道这里远不是人间的尽头。只要你有气力，扶着竹杖继续溯水而上，你还会发现小路，通向新的密林和新的山谷，也通向新的惊讶——在你觉得山岩和杂树将把小路完全吞没之时，已经准备完全放弃之时。随着一只野鸡在草丛中扑啦啦惊飞，一块更大的光亮扑面而来，出现在刚才贴身擦过的一块巨石那边。那里有竹林后的一角屋檐，地坪前有晾晒的衣服，有开犁的农田以及盛开的花丛。 你觉得这里任何一扇门都应该是你的家。朋友们也觉得这里令人惊羡——真美呵，只是交通太不方便，有人曾一边擦汗一边这样说。但“方便”这话该怎么说？细想之下，如果说这里太不方便，那么城市里的方便体现何处？市民们买零食很方便，但呼吸新鲜空气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需要驱车数公里或数十公里去郊外的公园；市民们进茶楼酒馆很方便，但饮用洁净水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即便有钱买得起桶装矿泉水，也经常埋怨送水不及时或者埋怨水质不可靠；市民们看电影和逛商店很方便，但与动物和植物交道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养条狗还得躲躲藏藏还得挂牌缴税还得防止邻居的厌恶；市民们去北京、上海、美国、欧洲很方便，但观飞瀑听松涛邀百鸟赏明月远不如在这里方便，常常要忍受窗外的废气、烟尘甚至沙尘暴，有时只能把自己锁在蜗居斗室里，拿电视里的观光节目来过过干瘾；市民们串门聚会有空间的方便，但人心和人情的交流远不如在这里有时间的方便，常常不知闲暇为何物，不知邻居是何方人士，与亲友同城而居却不易相聚，家有藏书累累却难有机会开卷，最后还可能闹出个日本式的“过劳死（karoshi）”……这样一比，不知为什么没有人一边擦汗一边叹息城市的不方便。 在工业和市场化出现以前，这里靠近田土，靠近山林，靠近水源，其实是家居最方便的地方。燃料就在屋后的山坡上，饮水可以用竹筒直接引入房中，建筑材料就来自门前的泥土和窗外的柴窑，家具材料就是路边砍倒了多年的大树，脂肪和蛋白质就在伸手可及的层层梯田里生长着，在鸡埘里、猪栏里、羊圈里、套夹里、陷阱里、蜂箱里、闸网里以及四周山坡上储藏着，还能想象出比这里活得更方便的地方吗？直到人们的生活需要电器，需要煤气，需要玻璃、水泥、钢铁等新型材料，总之需要一切从工厂和市场里得到的东西，这里才突然变得不方便起来，才突然成了所谓偏僻之地，才产生了远离公路的叹息。一个崇尚公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以公路以及其他交通干线为纽带，从而彻底改变地图和地理意识的时代。公路是文明的末梢、触须以及救生缆绳，只有抓住它才能得到现代化的救赎，才能通向工业技术、信息技术的创造和享受。 这当然是事实。但公路的那一端的城市是自然日渐稀缺从而日渐珍贵的地方，是人们抛离了自然从而百倍渴念自然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如果考虑到生命体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空气、阳光和水，同时也考虑到自己对技术进步的向往，比较而言，我该选择哪里停下来？ 文明，刚好需要对文明的反省。我到过意大利的庞贝，在那一座古罗马文明的石头城里，惊叹文明的宏伟和深远，刹那间就成了一片废墟。早在几千年前，庞贝就有了宽阔广场和通衢大道，有了供水和排水的合理管网，有了精美的楼台、花园、浴场、凯旋门，不会比现在的很多都市更差。庞贝还有似乎过多的环形剧场和运动场，记录着文化体育活动的丰富，比现在的很多都市肯定更好。庞贝还有高耸的法院大楼和公民自由辩论的场地，表现出古欧洲文化的特有传统，不能不让人想象那时候这里人声鼎沸的盛况：温暖的阳光之下，人们裸露着骄人的肌肉，愿躺就躺，愿立就立，愿吃就吃，愿睡就睡，投入体育竞技之余从事工艺制作，享受情爱之余传唱歌谣，交易货品之余辩论哲学与政治……贺拉斯和维吉尔都不过是那些半裸者中普通的面孔，与身旁的铁匠或骑手共同探讨着真理。那里的人可以同时是商人、演员、学者以及政治家，一身数职，一生数业，也许是比当代很多人更完整的人。那里当然不会有汽车和飞机，不会有因特网、宇航卫星、激光唱盘、磁悬浮列车、无线电话以及机器人，但拨开这些机巧的器具，谁能说那种赤脚长袍的多方位个人生活不更符合人性？甚至不比当代人更——文明？ 庞贝是一块沉埋在历史中的化石，证明人类的文明一直在演进，有获取也有失去，有蜕变也有返祖。也许，我们在视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比方说已经取消了恐怖的角斗，销毁了残忍的刑具，甚至已经在很多国家取消了死刑；即便还有死刑，用药物注射代替砍头和枪毙，让死亡貌似睡眠，也在成为重要的刑法改进，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文明风范。问题是：注射只是免除了见血的恐怖，与砍头和枪毙没有实质意义的不同。取消死刑也只是免除了公开的杀人，至于用贫困、疾病、生产事故、环境破坏一类手段造成的无形杀人，甚至大规模的杀人，在当今世界并不曾得到过遏止。较之于平均每天有两万多儿童死于发展中国家，当年几个角斗场又算得了什么？ 还可以说，我们在听觉上比庞贝人更文明了，绅士们不会咀嚼出声，淑女们不会当众放屁，革命好同志不会拍桌子，城市噪音也在一步步减少。除了这些象符的文明化，层出不穷的修辞方法，也正在把语符系统更革得温和可亲：“黑人”变成了“有色人种”，“土人”变成了“原住民”，“失业者”变成了“待业者”和“富余人员”，“酒鬼”变成了“有酒精问题者”，“傻瓜”变成了“慢速学习者”，“瘸子”变成了“有身体障碍者”，“贫民窟”变成了“城市腹地（inner city）”，“监狱”变成了“纠正机构（correctional facility）”……但一切刺耳的声波即便都能消除，卑贱者可曾因为言说的委婉而获得了高贵？人际之间粗暴压迫是否因为声响的悦耳而比庞贝有所减少？世界大战就不用说了，一场由政治狂热或经济投机造成的百业凋敝，足以在一夜之间使千万人失业或失学，无衣或无食，比较而言，古罗马的奴隶制度还能再坏到哪里去？ 作为一次全球性的化妆，文明有效地摘除了视、听、嗅、味、触等方面的恶象，进而消除文字中的恶语，诚然减轻了人类的一些痛感，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任何一道道德难题和政治难题。相反，文明使这些难题变得更为隐形化和无象化，逃离我们的日常感觉，从这一角度来说，倒是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更难解决，甚至更难了解。 我知道这样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老木以港商身份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玩的是空手道，一纸许诺注资的合同就取得了产权，然后在评估资产、抵押贷款、扩股融资、投资失误、申请破产等环节做了手脚，最终狠狠地刮走了一瓢。这是他最为得意的大手笔。两家企业都垮了，被他抽血了。失业工人愤怒地到处找他，在他的寓所里贴满大字报，盗走了他的德国奔驰汽车，最后还把他的保镖和他本人全打得头破血流。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呢？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只能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老木的并购、经营、破产手续全都是合法的，经过了境内外多家审计所、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政府有关机构的认可，法院挑不出任何毛病。而暴怒的失业工人确有违法之举：贴大字报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大字报既贴在屋内就不算贴在公共场所，未与追究）；盗汽车不对（警察同情工人，称汽车既为熟人所开走并且公开化，就属内部纠纷而不算刑事犯罪，未与立案）；打人致伤当然更不对（警察虽然同情工人，现在也无法可说了）。事情的结果，是老木这个吸血者坐飞机去了香港，而带头打人的三个工人受到刑事处分。 我知道老木是文明的受益者，把两千多工人文明地掠夺以后，用文明的泡沫洗净了手上的血迹。 倒是受害者手上留有刺目的血迹。 这就是文明的无血迹与不文明的血迹。 我当年是多么向往文明呵，是多么向往伟大的都市呵。在知青点的时候，扳着手指头数着日益临近的假日，找不到汽车就顶着风雪步行上路，从天明走到天黑，才赶到了县城的火车站。火车也过站了，我不耐等待，在站台上转悠了一阵，看上了一列运煤车。我在启动的煤车上被不断旋来的煤粉呛着，全身很快变黑，颈子里也结出一层煤垢，硬如铠甲使脑袋难以转动。咣的一声，我一个喷嚏把自己打入了黑暗。光明在我身后迅速微缩，再微缩，飘飘忽忽的一个白点，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我感觉列车不是在平行地移动，而是竖起来向地心深处坠落。我想挣扎，但黑暗中看不到自己挣扎的手脚，更谈不上挣扎的方向。出口在哪里？在左边在右边在上边在下边？咣当咣当的车轮声突然膨胀和爆炸，不是来自哪一个方向，而是来自各个方向的钢铁的恫吓，一团团猛击我的脑袋。我咣当咣当的脑袋不管用了，不知道煤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埋掉，不知道列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压成肉酱而我居然还好端端地坐着。我好一阵才明白过来：眼下已进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我就是那样一身黑煤急切地投入了文明，投入了都市，更大的都市，更更大的都市，更更更大的都市，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重新独坐在山谷里，听青山深处一声声布谷鸟的叫唤。我并不后悔，而且感谢这些年匆忙的生活，使我最终明白了文明是什么：既不在古代也不在当代，既不在都市也不在乡村，只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佛僧们说：“立地成佛。”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跺一脚，说这里就是地球的中心。你可以在眼前任何一片叶尖的露珠上，看到你灿烂的幸福。 儿童 鲁少爷举起筷子，注意到朋友们的一片兴高采烈之中，儿子远远朝他投来怒目。他知道儿子在想什么，粗声说：“吃吧吃吧，不要紧的，这些都是菜鸽，同我们家的鸽子根本不一样，反正是你不认识的。” “那你们上次吃的青蛙呢？”儿子还是百倍警惕。 “菜蛙呵，没错，菜蛙。” “你们刚才还说吃孔雀！” “那也是菜孔雀！” “你们还要吃菜人吧？” 餐桌上爆发出大笑。鲁平觉得加加今天太捣蛋，把筷子一拍，“你他妈的才是菜人，吃就吃，不吃就拉倒。小杂种哪来那么多废话！” 儿子眼睛红了，撅着嘴，扭过头去看电视，不管身边的伯伯叔叔们如何哄劝，只是干干地咬着手里一只馒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加加。我得承认，当时那么多大人没能回答他的问题，也不能理解他，是大人们的残酷。他怎么能够区分“菜（饲养）”的和不“菜”的？又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种区分？在儿童们的眼里，生命就是生命，而一切弱小的生命都值得怜爱，包括老虎中的小老虎，豺狼中的小豺狼，鲨鱼中的小鲨鱼，马熊中的小马熊——任何动物只要弱小，就没有侵害性，难免让人暗生一种毛茸茸黏糊糊的温情。 我相信，这就是同情，是目光中的情感滤镜，是人道主义理论体系最为深远的生理之源。 卷四 言与象的互在 卷四 言与象的互在 真实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实都是我们理解中的真实，是某种文化语境规定的真实。问题在于：这种规定是怎样完成和演变并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一项新技术：通过测定面部的血流和温度，可以较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那么什么是说谎？什么是谎言所违背的“真实”？是谁规定了并且怎样规定了这个“真实”？为什么一旦违背了这个“真实”就会严重到引发生理紧张？会造成言说时的心悸以及面部血流和温度的突变？ “我去过太平墟”，这句话是真实的。“我怀念太平墟”，这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传统的知识认为，前一句是事实判断，可依客观标准测定；后一句则含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其客观标准将随主观选择而游移多变。这样说其实还是过于乐观。因为前一种事实判断同样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样离不开主观的先入之见，离不开一系列文化符号的运作。什么是“我”？低智能生物会不会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样的文化觉醒后才把“我”与他者分离？还有，什么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样的文化坐标里才能被辨别和比量？比方说，在超光速运动的世界里或者分形几何的四点五维或二点七维空间模型里是否会面目全非？最后，什么是“太平墟”？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说法，将其说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群楚民后裔（人种学意义）？说成是那一系列事件（历史学意义）？即便我们奉行政意义为至高至尊，那么“太平墟（公社）”为什么不可以是曾经被命名的黄龙寨（清末时期）、或者第十八乡（日伪时期）、或者黄龙乡（土改时期）、或者红星高级社（合作社时期）？……这就是说，当说出“我去过太平墟”这一所谓事实时，我已经暗中预置和暗中筛取了大量的知识规约，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们。 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规约，我无法这样说，至少是不会说成这样——我无法保证自己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面对测谎仪面不改色心不乱。 显然，“我去过太平墟”一语里的全部文化沉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会天经地义永恒不变。这正像一不等于零这样简单的事实，一旦离开常规的参照系，在特定的数学条件下也能成为谎言。 这就是你说过的，事实与价值并不是那样截然两分，总是处于互为表里的状态，纯粹的事实判断和纯粹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每一项“真实”，都源于历史上某些非常复杂也非常激烈的文化斗争。经过一系列成功的符号运作，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犹豫地判定什么是真实，说起来用不着面红耳赤；而且进一步相信凡真实才有价值，才是好。但文化斗争是天上飘下来的幻影而没有真实性的起点么？历史就是这样在数种或数十种文化符号的旋涡之中消散么？历史深处就不再有更为坚实的什么东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为就不再置身于真实与虚假的冲突？我对这种说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诚然，我相信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真实”，不过是符号配置的后果，比如，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过是来自权力、组织及其各种相关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服从一整套有关尊严体面的流行文化体制，与其说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实，毋宁说是消费分子们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世间诸多物事有些已经高度符号化，有些只是低度符号化，甚至与符号性能无关，需要我们依据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这里出现，身体在这里出现。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任何庞大的符号系统才显得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因为人的出现，层层叠叠的符号累积才能确立人的终极，依靠对人体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场一样获得了真实性的重力——尽管真实在文化符号覆盖之下总是晦暗不明，在当前文化符号巨量高产之下更加晦暗不明。我们当然应该注重人的心理需求，关于“尊严”的需求可以让有些人亡命轻生，哪怕以生理为兑换代价。但我们不能说一切尊严感都是同质的符号，意义生成的符号长链，或是源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于个人的畸态虚荣，两种尊严感终究大异其趣。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这是一个衡量贫困化的指标，指人维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比如，一个人的收入九成要用于基本生存之用，那么系数为零点九，故“现代社会”一般是指恩格尔系数极低的社会，至少低于零点五以下。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困顿在缓解，体力劳累在减轻，触觉不再占据全部感觉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饥饿、寒冷、疾病、创伤等刚性和极限的感受渐渐退出人们的知识范围，生理的需求更多让位于心理的需求，财物的竞比更多代理着文化的竞比，代理着什么样的生存才更体面、更文明、更个性、更有趣的计较。于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强，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号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实”变得混乱不堪，甚至渺不可寻。与此相比较的是，在一个极为贫困化的社会里，财物要“实”用得多，感受要“实”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粮食，可以成为验收一切真理的依据，物质的依据，客观的依据，独断论的依据，就社会一般和总体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号都只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了没有。我是说文化分析对“真实”的消解，完全是一个小康社会的现象，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端纯属自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大量涌现的现代“真实”有及时的知识反应，同时必须对判断标准的悄悄转换有足够的历史理解，必须理解在恩格尔系数零点五这个界标前后，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粮食就是好的，有粮食的幸福是真的，这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几乎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但是在此之后，有别墅或更多别墅则不一定是好的，有别墅或更多别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没有生理需求的足够支撑，不可作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独断论。这当然只是一个非常简化和粗糙的描述，只是选择了较为极端的例证。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其他。我想你完全了解当前的情况，仅就财富分配这一点而言，电视台正播放着非洲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一个行将饿毙的孩子，也正在播放着美国人为如何科学有效地减肥而发愁。二十一世纪同样有复杂的局面，有些地区和阶层已经、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贫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极限。因此，不仅过去的“真实”与今天的“真实”不同，这里的“真实”与那里的“真实”也不同，一个人在此事上的“真实”和在彼事上的“真实”也不同——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均质的历史和世界里产生着、发展着、交流着以及冲撞着。这使我们的符号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决定论——正像我们以前不能滑入经济决定论。 如果我们需要对“真实”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对某些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遗产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为了小心的自我设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测的外衣，变成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当前诸多后现代主义符号学家那里一个越来越大的误区：符号学成了虚无化的符号游戏。 月光 月光灌进窗内，流淌到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月夜竟如白日一般大亮，远处的树叶竟清晰得历历在目。湖水是月光的冰封，山峦是月光的垒积，云雾是月光的浮游，蛙鸣是月光的喧闹。月光让窗前人通体透明，感觉到月光在每一条血管里熠熠发光。 似乎是一根树木咣当一声倒了，惊得远村发出声声狗吠。其实这不是风吹倒的，也不会有人深夜光顾这个地方，也许只是某个角落积蓄月光过多以后的一次爆炸。这一类爆炸在月夜里寻常无奇。 又融入这一片让人哆嗦的月光了，窗前人有一种被月光滋润、哺育以及救活过来的感觉。二十多年前离开这里，走进没有月光的远方。二十多年前的他没有想到，即便有一万种理由厌恶穷乡僻壤的荒芜和寂寞，他仍然会带走一个充满月光的梦，在远方的一个夜晚悄悄绽放。月光下的银色草坡，插着一个废犁头的草坡，将永远成为他的梦醒之地。月光下的池塘，收集着秋虫鸣叫的此起彼伏，将永远成为他的梦中之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澄江涵皓月，水影若浮天”（萧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杜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李煜）……古人咏月之诗词可谓多矣，让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有了这一切，眼下的月光还是一般的月光吗？还是这些诗词出现以前的月光吗？窗外的月光会不会悄悄闪耀着诗词的节奏和韵律从而动人心魄？反过来说，在读到这些诗词的时候，人与人大概难有同样的感受。相对于那些从来只熟悉都市里各种路灯、车灯、霓虹灯以及灯箱广告的读者来说，一个长期在月光中浸泡过的人，一个长期来月光富有得可以随意挥霍的人，会不会读出别有滋味在心头的李白、萧绎、张九龄、杜甫、王维、张若虚以及李煜？ 秘密 我把出差的路线折了一下，腾出一天时间去太平墟，爬上横冲子后面的大岭，看看我们当年开垦出来的五千亩茶园，有一股兴冲冲的劲头。我到了那里有些失望，发现房子多了几幢，但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迹。当年的满目青翠已经遭到肢解和蚕食。溪北的茶园已经荒芜，淹没在草丛里，高过头的芭茅早把小道封死，只有两只野鼠钻来钻去。另一片茶园则变成了一个砖厂的取土场，大片残破和裸露的红土十分刺目。 我没有见到什么熟人。一个放牛的老汉告诉我，这里早就不叫“青年茶场”了，改名什么公司了，眼下由一个姓周的老板承包，每年缴给乡政府四万元。 我不大相信这个数字。老汉认真地说，是四万元，茶叶销路不好，再说现在茶树也少了，四周的老百姓闹地权纠纷，要回去了两千亩，大多数分掉了，也荒了；加上退耕还林，办砖厂，开公路等，又废掉了不少；等来年这批老茶树砍掉，能剩个七八百亩也就不错啦。 他以为我是茶叶贩子，说老板今天不在，下山给亲家吊香去了。 我有些难受，什么话也没说，在大片裸露的红土上信步走着，踢得一个土块飞出去孤零零地响。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扎在这里的垦荒营地，想起当年这里的人字形茅草工棚，想起每天深夜里嚓嚓嚓的一片声浪——是我们在石头上磨着锄头和柴刀，以便第二天斩草刨根时能有利刃。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我们每个夜晚还在这里砍削钯头把子或者扁担，因为一天下来总要被我们撬断或者挑断好几根，任何木头都要被肉体摧残。我在红土上走着还想起我们曾披星戴月把炸药、粮食、干菜乃至猪娃扛上山来，挑子还没停稳就滚倒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出粗气，而队长一个劲催促我们起身，说不能歇，说有月光好走路，得抢在月落之前赶到齐家嘴，不然的话今天夜里就困在山里。我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想起那一个月光丰富的冬天，还有那一个雨水连绵的春天，男人们都凿秃了十几把钢钎，挖秃了几把钯头，磨得手掌上全是铁硬的茧子。我们当时已经感觉不到什么叫累，因为手脚已经不属于自己，掌钎的手掌震裂了虎口，流出红红的血，都不会有任何痛感。口舌也不属于自己，咕嘟嘟喝下大碗谷酒，就像平时喝凉水一样没有滋味。我们是一大堆人体器官的各行其是，没有神经的联结，因此可以一边睡觉一边走路，一边挖土一边让山蚂蟥叮血，可以在吃完饭以后才发现脚趾甲已被踢翻，血不知什么时候流出又什么时候凝固。我们甚至没有性别，累得成了一截截木头，一个个阉人。大雪骤降的那个夜里，有三个工棚被风雪掀掉，而几个家里贫寒的农民没有棉被，仅靠蓑衣和茅草遮身，我们把四床被子借给了他们，自己却在柴草堆里和衣而眠。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火堆不知何时早已熄灭，发现小雁和小青她们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她们也贴挤在我们身边。我感觉到被子那一头的小青把我的脚搂住，当然是怕我的脚冻着。在另一个夜晚，我醒来时还发现小雁的头发正顶着我的下巴，还有吱吱嘎嘎的磨牙声，有含含糊糊地嘟哝：“抱紧我，抱紧我，怎么睡了这么久还睡不热呢？……” 我抱紧了她，其实不知道抱没抱紧就已经重新入睡，直到醒来时已发现她已经起床，在火堆前烘烤着我们大家的衣，熬出浓浓的姜汤味。 她们现在都是人家的女人。 小雁后来在美国遇到我，翻了翻我的一本小说，“你们这些作家很讨厌，什么都往文章里写。我得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希望你永远不要写。” “什么事？” “你知道的。” 她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件事，当然会照她说的办。其实我从来也没打算写出她说的那件事。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说出来的，像雪娃娃一遇太阳就要变得丑陋。 我也没有把山上残破和裸露的红土告诉她，没有打算把这次扫兴的回访告诉任何老朋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当年那三百多人历时两个冬春的垦荒没有什么成果，当年的血汗差不多是白流——怎么谈得上当年夸口的“改天换地重整河山”？怎么谈得上当年宣誓的“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充其量就是解放了一个承包商吧？还有四万元承包款，算是对国家贡献的全部，你说得出口？还不如老木那堆肥肉炒楼盘一天的进项，不如他一个哈欠下来捐赠灾区的一个零头。他一听到这事还不笑死？ 我得守口如瓶。 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这些歌还在记忆里，歌声中的很多人和事还在记忆里。越过漫长的岁月，这些记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下，只能换算成渺小的一个数目，换算成四万元——我们无法找到别的换算，只能有这种换算，这种当下太多人所公认的换算。这足以使记忆蒙羞，使记忆者尴尬和可笑，从此沉默无语。但记忆在那里了，永远在那里了，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剜去。记忆是一个人内心中独享的密窟，凭主人的指纹验证准入，没有他人能够分享的口令或通行证；记忆是一个人在密窟里的遍地黄金，在他生后将消失无痕无人知晓。 我不能让朋友们把内心中的遍地黄金投入这蒙羞的换算。 消失 就是在这次匆匆回访中，我得知原大队书记四满后来当上了县委书记，眼下又成了在押的贪案要犯。我有些惋惜，想起当年他在关键时刻的手下留情时还有点惭愧：他帮过我们而眼下我帮不了他。 当时“反动组织”一事闹开了，闹开的内情我以后会说。这里先说闹开以后，消息传来，我们全变了脸色，膝头控制不住地哆嗦，讲话都有些结结巴巴。只有大川还冷静一些，阴沉着脸，抽着烟，要大家不要慌乱。我们都被民兵押到大队部接受审问，其中大川被关押得最长，整整七天，据说还挨了四满的两记耳光，手臂上留有捆绑的血痕，好几天里无法伸直。 他是我们的头，当然是反动组织的首犯，审问中索性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算是有种的汉子。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多言语，一反常态的温和，对女生也不再是压下眼皮，一条窄缝里的眼光要看不看。他把小雁和小青叫去，语重心长了一番。交代她以后去学学绣花，学学裁缝，好歹也能混口饭吃；交代她们以后做事不要太逞能，偷偷卖血的事更要适可而止。看着他一派慈祥长辈从容安排后事的模样，两个女生都哭红了眼睛。 大家越是心情沉重，他倒越是放松，对着门外的青山做做扩胸动作，说你们真是经不起事呵，不就是要一颗人头吗？早死晚死都是一回事么！他喝下一碗谷酒，高唱一曲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烈士就义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唱腔在静静的山谷里特别洪亮。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很多天都过去了……大川的《红灯记》都唱乏了，扩胸动作也做乏了，还是没有出现我们预料中的囚车，甚至没有什么陌生的官家人进村来。大川刮了胡子剃了头，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和一双回力牌蓝色球鞋，一心一意地等着被捕甚至就义，一直没有出工干活，等着等着都有点茫然无措了，不好意思了，这天终于忍不住还是扛一把锄头来到地上，显得有点灰溜溜的乏味。他冲着手中一把秃锄大发脾气，锄楔钉紧了又掉，索性三下两下把锄楔砸得开了花，似乎是记熟了台词并且化好了妆的演员，等来等去只等来了演出无限期推迟，最他妈让人窝火。连我们也觉得，故事如果这样不了了之，虽然是谢天谢地的大好事，却也让人有点空忙一阵的失落感。是一个惊险恐怖片只演了半截子，有头无尾，让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 我们也对锄楔表示愤怒，对所有农具的质量低劣怒不可遏，完全是讨大川的欢心，力图弥补自己某种莫名的愧疚。我们似乎对公安局的警车没有来负有责任，对目睹大川白白英勇了一次负有责任，既然节目虎头蛇尾，我们就不应该争相观看，看什么看？岂不是故意看人笑话？ 我不知道四满是因为什么把案子压下来了。我不能不想到，假如那一次不是他装糊涂，案子真闹到上边去，大川真有可能进了大牢甚至掉了脑袋。即使事情没有那样惨，我们让他一个人独揽全部责任，几乎是默许他孤零零代大家下地狱，也是一群懦夫留下了永远的污点。我得承认，我没有他那样勇敢，只是帮他倒开水，替他洗鞋子，殷勤百倍地为他忙前忙后，但从头至尾没有说出那句最应该说出的话，也许是他最为期盼并且最能得到安慰的一句话： “跑苏联的计划是我提出来的，要坐牢我跟你一起去……” 我犹豫过，但放弃了，于是永远没有机会再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重新想起了这句没有说过的话，重温着面对大川的愧疚和感激，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来到了太平墟，再次走在当年的小路上。如果没有这条小路的提示，我不知道还要忘记多少故事。我有点暗自心惊，不知道遗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因为我遗忘了这件事所以无从记忆；还是因为我不愿意记忆这件事所以如期地遗忘。我想起不久前看一盒录像带，带上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声道的混录。我的录像机不太好，无法滤掉其中的一个声道，两种话音混在一起，让我什么也听不清。后来我尽力要求自己“只听”其中一种声音，奇怪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耳朵有了排除功能，广东话的声音渐渐隐去，直至完全消失。只是我一旦意识到“这盒带子实际上有两种声道”，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控制力，消失的声音就立即轰然而出，重新造成耳边的嘈杂一片。 显然，我的耳边并无一种客观的声音，我的耳里并没有客观的听觉。与其说我当时听到了什么，不如说是我的意识决定了我只能听到什么。一道文词性的指令决定了录像带上某个声道的进退和出没。 再看一张图： 图中央是一个很像高脚酒杯的白色形体。只要你改变一下注意力，只注意两边的黑色部分，高脚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张相互对视的脸。心理学家称这种变化为“图形/底色”颠倒。其实这幅画一直没有变化，如果说有变化，变化了的仅仅是我们观察它的方式，于是显现的东西突然隐藏，本可以忽略的东西倒成了触目核心，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多声道。 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罢。我们以为自己记住了的往事那里，其实还隐匿着很多其他的往事，并未消逝，只是隐形，埋藏在记忆搜索范围之外的什么地方，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注意力适时改变，它们才会轰然而出。 语言 你也许说对了。具象里藏着语言。人类已经有了语言，已经借语言组织了自己的抽象思维，就不可能还有语言之网以外的物象和事象。在此之前，我一直搜寻语言之外的动静，描述具象如何形成了非语言的隐秘信息。我当然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考察言与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控制，回过头来看看这两件东西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如何互为其根。换句话说，本书序言中称“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其实并不存在，严格地说，只是一些言词偷偷潜伏的地方。 就像你说的，在人类生活中，任何具象都是被感觉的具象，在远离童心、梦境、诗情、酒精、毒品等乱智因素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神智清醒的情况下，感觉也总是受到理智的控制，包括受到理智的筛选、整理、理解以及创造——语言在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想想看吧，关于民族主义的言说，可以使一个卢瓦河边的割草牧民，发现自己在天主教徒之外还有身份，感觉到他与陌生的巴黎银行家们竟是同一类“法兰西人”，贫富悬殊并不妨碍他们共同站在三色旗下心潮澎湃，唱着《马赛曲》并且对普鲁士或英格兰人挥动着拳头。他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前了。同样，关于阶级主义的言说，可以使一个莱茵河畔的汽车修理工，发现自己在德国国民之外还有身份，感觉到他与井冈山下的雇农竟是同一类“无产阶级”，面目陌生、习俗差异、言语不通等，都不妨碍他们共同在中国战场上冲锋陷阵，攻入豪门大宅没收财产和解放奴婢，把帝国主义一举赶回欧洲去然后热烈拥抱举杯同庆。他的生活也完全不同以前了。在这里，如果没有相关理论的语言传播，如果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指导他们认识生活的那些言词，上述情形完全不可思议。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遭遇了行军、风雨、饥饿、爱情、战斗、友谊、仇恨、欢乐、思念、委屈，等等，人们的感官网捕了无数图景和声音，形成了巨大的具象储量，悄悄潜入他们今后使用的语言。但谁又能否定，他们如此人生体验的获取，他们之所以经历了这样的生活而不是经历另外的生活，其源头不过是某些理论家的语言生产？ 社会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多声道混录带，原本杂乱如麻，我们只感受到“民族”或者“阶级”，一如从没有感受到“民族”或者“阶级”，往往都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已经在执行排除功能，已经被某种语言牢牢地操控，将其他声道强行掩埋在静寂之中，直到它们重新轰然冒出来时为止。你说到的现代派艺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一些奇心异智者来说，对于儿童、半原始人、吸毒者、幻想家、精神病一类人来说，现代派艺术的夸张、变形、怪诞也许纯属正常，顺理成章，独得我心，非此不可。但对于现代科学体系规驯出来的成年文明人而言，现代派艺术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为何也能眼放毫光抚掌击节地争相观赏那些蝌蚪状的人形或者尿布状的风景？在很长的时间内，现代派艺术差不多是“学院派艺术”，抽象派绘画、意识流电影，如此等等，在社会大众那里门庭冷落，在学院专业领域里却大受追捧，双方审美趣味的对立，远非一般的“雅俗”的对立，也很难获得自然消解。从根本上说，学院里高产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批评，是现代派风格得到接受和推广的前提，具有重塑文化感觉的魔力。这就是说，现代派是异想天开的无限可能，却并不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反语言和反理性的文化返祖，恰恰相反，语言开路，具象跟进，语言阐释在前，具象接受于后，才是现代派艺术征服人心的一般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攻防过程。没有哪一种电影像意识流电影那样需要大量的理论和批评作为导看材料，也没有哪一个时代会出现抽象绘画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大大多于绘画家这样的奇怪局面。一个法国诗人惊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文坛，曾经对我说过：现在已经没有现代派文学，只有现代派文学批评——以及专门为这些评论写作的一丁点儿文学。他还说以前是批评家吸作家的血，现在是作家喝批评家的奶。 显然，对于改变了感觉定势的人来说，现代派艺术就是语言所孵化的艺术，是语言意念所强力催生并且强力追认的产儿——这至少是现代派一个方面的情况。 你当然知道，很多学院派艺术具有强烈的观念性，眼下甚至被人们干脆称之为“观念艺术”，是一些图形哲理和象形思辨，一般来说，需要在大量语言辅佐之下才能得到生产和消费。这些艺术总是存活在语言生产繁忙的学院，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显示出它与语言的深度关联——甚至比它所反对的传统艺术更依赖这种关联。 词义 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在总结股市教训时说：“安全第一。”而每一个股市新手也会说：“安全第一。” 这是同一种言词？ 是表达同一个意思？ 会引导出同样的实践？ 索罗斯这里的四个字，积数十年胜败之经验，意味着当年数亿或者数十亿美元的付之东流，可能牵动着他当时的坐卧不宁、辗转反侧、暴跳如雷、摔东打西、撕肝裂肺，万念俱灰，可能联系着他永生难忘的银行逼债、股东闹事、朋友翻脸、亲友绝情、财产变卖、媒体羞辱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景象，真是字字千钧，说出来就是血，说出来就是火——只是一般人听不出来罢了。那些刚出道的股民们在价位显示牌下交头接耳，也在频繁说着这四个字，但他们的四个字可能只是刚刚来自书本，来自友人的说道，来自股评家的指教，每个字还是一个飘飘然的空壳，尚未注入亲历性事件。即便注入过一次小小的斩仓亏空，但几句懊悔或一声长叹，与索罗斯的深度创伤岂可等量齐观。 如果说索罗斯与某个股市新手会在同样的理念下冒出完全不同的举措，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言词有表层的含义，有深层的含义，当深层的含义不可明言时，就构成了言词所寓含的亲历性隐象，像长长的影子尾随于言词之后，是随时可供检索的体验和情感，是言词个人化联想和理解的空间。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隐象”，这是因为多数人的初始条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面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经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对这一方面的强调。然而受制于社会与人生的千变万化，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隐象”的千差万别，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富隐和贫隐的差别，隐此和隐彼的差别，就像同一种导体，带电与不带电，带交流电与带直流电，带高压电与带低压电，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到触摸时才可能被人心惊肉跳地察觉。 民间很多禁语就是这样形成的。船民们因为对“沉”船和“翻”船有太多恐怖的往事记忆，这两个字就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两个字谐音的“尘”、“陈”、“晨”或者“番”、“帆”、“范”，等等，甚至也遭株连，成为水上船家的禁忌，一说就让人触电，就让人毛发倒竖怒发冲冠。股民们因为对股价暴“跌”有太多痛苦的往事体验，“跌”字从此也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个字谐音的“爹”甚至也为很多股民躲避，见了爹不能叫“爹”而只能叫“爸”，叫“大”，叫“喂”，否则“爹”一声天地变色，可能让人血压剧增冷汗大冒。 时间长了，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痕迹，言词的隐象已经积淀为本能，进入呼吸、血液、体温一类生理反应，却不一定被当事者所意识。亲历过政治冤案的人，对“专案”、“立场”、“批判”等言词会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本能厌恶。而e=mc2这一公式，对于钻研过相对论的人，也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情感色彩和美感分量，总是在密密文字中分外抢眼，让人怦然心动喜上眉头。 “童言无忌”的现象只有从这一角度才可得到理解。孩子们尚无多少生活阅历，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是无电或微电状态，任何词都可以拿来胡乱使用。有一位少年对同行的少女说：“你出来旅游带了娇爽卫生巾吧？”少女满脸通红地怒斥：“你胡说些什么？”这让少年颇为不解，他从电视里学来了这些词语为什么用不得？他用错了么？另一位小孩子声称自己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结婚就是爸爸的精子咕噜一下跑到妈妈的肚子里去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成年人的哈哈大笑，引起了父母在客人面前的面红耳赤，却让他久久地纳闷：他从书上看来的话说错了吗？为什么大人要那样哄笑？ 孩子们其实没有说错，而且应该说把这些言词用得十分准确，合符字典的规范定义。之所以引起意料之外的羞恼或者哄笑，是因为这些言词只是准确于“明言”，并未统一配发“隐象”，在具有性意识或者性经验的听者那里另有难言之隐，通向他们特殊的个人化联想，于是才有孩子们困惑不解的羞恼或哄笑。这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人给同一个词注入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或者说构成这些隐义的隐象，既不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抽取出来然后注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也无法依靠当代的芯片技术或克隆技术从一个人身上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即便能沟通于“明言”层面的一致，也必定常常困于“隐象”层面的各别。 毫无疑义，大多数言词实际上是一种暗语，一种局外人能够浅知但无法深知的暗语，类似社会中常见的行话或黑话，只有在具有语义默契的密谈者那里，才能得到确切和充分的理解。言词至少也是一种“泛成语现象”，隐含着各各不一的典故，存在于生活而不是字典中的典故，在不了解这些典故的人们那里只能得到一知半解。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似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他担忧于现代文化和政治的四分五裂，呼吁重建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领域”，变“主体理性”为“主体间理性”（见《交际行为理论》），让理性不再封闭而向其他主体敞开交流的通道，当然表现出可贵的焦虑和现实的建设性意义。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案，他倡导“对话”，倡导“真诚宣称”、“正确宣称”等对话原则，仍有太多的书斋和沙龙的气味，局限在理性层面的“明言”，没有注意到对“隐象”的心会，有赖于生活实践经验的重叠——这当然是一个太难的任务。我在下面还要描述这一难点，描述这一难点怎样在现代社会里日渐突出。这并不是反对“对话”，只是反对对话者低估对话的难度，恰恰是要使对话获得实践的坚实基础，从而使对话不至于成为聋子间的胡诌，不至于成为对理性“原教旨”或宗教“原教旨”的天真寄望。否则，尊敬的哈贝马斯先生就像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种行话和黑话圈子里去寻求交谈；或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来向女人讨论“卫生巾”或者来向成人们讨论“精子”——他不会说错什么，也能有所收获，但无论他准备了多么足够的宽容，语言这个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难通向他所向往的“理性民主”和“理性宪政”，很多时候甚至会激起莫名的羞恼或哄笑。 一个迷恋理性的读书人，可能不察语言中的暗语密布和“泛成语现象”，可能把言词的相同错估为词义的相同，错估为言者们相关经验与践行的相同。他可能以为，一个美国人说的“古董”，拿到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来，与人们说的“古董”是同一个含义。他可能以为，一个中国人说的“民族”，拿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弱族小国去，与人们说的“民族”会激发同一种感受。他还可能以为，一个恶人会像他一样，把“爱国主义”理解为对所有国民的惦念爱护，而不意味着国民们承担牺牲以便少数特权者窃据权利并且把巨款存到国外；以为这个恶人也会像他一样，把“全球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互补和技术共享，而不意味着所有弱国敞开国门以供少数富豪集团随心所欲到哪里都享受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位读书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说通的，共识是可以通过说道理来达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对于有些聪明的强者来说，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接过来，成为他们左右逢源并且大获暴利的机会。同样，对于有些纯朴的弱者来说，有什么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没有人治的明君贤吏，没有法治的善制良规，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使他们活得左右皆难，都可以成为新一轮剥夺的借口，把他们送入新的一轮生计滑落。 在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冷漠，指责他们不再关心理论，指责他们逃避和拒绝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岂不是责怪吃不上饭的人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 慧能 《六祖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慧能在坐化之前，嘱弟子们今后“不立文字”，又称“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义”，也就是不要争论。《金刚经》记载，佛祖一再感叹“说法者无法可说”，又称“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也就是根本不要讲道理，与道家“大辩不言”的传统有暗合之处。 慧能原是个担水砍柴的役夫，史载为“野人”，没有智识阶级的资历，充其量算是自学成才，对文字的怀疑态度，与他的贫民出身恐怕不无联系。像他的佛门同道一样，他对“对话”从无信任，在我看来，主要是对语言的显义从无信任，无非是感觉到任何言词的显义之下，暧昧不明混沌莫辨的隐象纵深无法把握。在那个纵深里，一丝明暗的闪烁或者任何一缕冷暖的飘移，都可能使显义即刻哗变，远远逃离字典的约定，逃离公共的约定。如果对话者不能复制对方的那个隐象纵深，不能复制这个隐象纵深所依据的全部生活阅历，对话的成或败，其实都差不多是一回事；说服或者没有说服，其实都差不多是一回事。 慧能说得过于极端了，但不失为一种有偏见的洞见：理解是误解的别名。 暗语 这里说的暗语，都是普通语，只是暗含着言说者们各自特殊的感觉经验，不容易被听者理解。严格地说起来，这些普通语都是必须小心提防的暗语。 有关例证太多，这里仅略备几则： 暗语一 地主 太平墟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最好的一个要算嵩山大队的乔爹。据说闹红军的时候，红军杀了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国民党军队杀回来，有人劝他报仇，说县里关了好多共匪，你老人家与县太爷是朋友，何不要县太爷给你杀几个祭坟？乔爹叹了口气，说我与县太爷至交不假，我要他上午杀，他不会拖到下午；我要他杀三个，他不会杀两个半；只是杀得再多，我儿还是活不转来呵。 他没有报复。大概就因为这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对他网开一面，虽然定为一个地主，列为阶级敌人，但只是划了一块地让他去劳动改造，种点红薯和包谷，自己养自己。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山路上遇到他，发现他老得驼了背，一只眼球蒙着白絮一朵，是严重的白内障。他不认识我，见我读书人模样，当成乡政府的干部，“干部同志，我一定要请你帮个忙呵。”他递上一支皱巴巴的纸烟，“政府还有没有地主分子的指标？要是还有，你一定要照顾我一下，给我一个，我实在是困难呵。” 我以为耳朵听错了，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不是在开玩笑，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我真是没有活路了。今天一张红纸来，明天一张白纸来，都是来要我的命。我有五个侄儿，八个外甥，还有六房表亲，你说我还能活么？我怎么这样没有八字呢？我这样反动，什么坏事没做过？政府英明伟大，怎么就不再定我一个地主？……” 我后来才明白，他是说他的亲戚多，需要送礼的红（纸）白（纸）喜事也就多，人情负担实在不堪承受。想来想去，还不如当年劳动改造的时候，亲戚们都不敢与他沾边，邻居们也不敢与他沾边，一个人倒也吃了碗安稳饭和清静饭。他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早已消失，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在很长时间内曾让人们心惊肉跳，更不知道乡政府眼下掌握的扶贫指标涉及贷款、化肥、种子、粮食、棉衣但独独不可能有什么“地主”。他完全不明白这一切。 他老泪纵横，感慨命运如此不公，竟把他的地主帽子给摘掉了。他甚至羡慕一个过失纵火毁林的刑事犯，说：“他八字好呵，好得不得了，还没怎么反动，烧一把火就住进牢里去了，什么红纸白纸都没有了。这人与人比得么？” 暗语二 开会 我调入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同事们最喜欢开会。开会的吆喝声一起，大家拥到会议室里，摆上茶，摆上烟，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个要好好开上一把的劲头。先是闭着眼养养神，薄薄地汲几口茶水润润肠胃，等馆长把某个上级文件读完，好，良辰已到，各位开讲，城南的麻子城北的跛子，冬天的豆腐夏天的酸菜，唐朝的侠客明朝的妖精，一五一十都翻出来算是深入讨论文件精神。在这里，没有人会说出反对文件的话，拥护和颂扬甚至有些过分，比如有人会大声宣布“我们决不能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待听众吓得目瞪口呆，再弹一弹烟灰，吮一口茶水，左右看看，解开一个得意的包袱：“我们铁定要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条狗！要我们咬张三就决不咬李四，要我们不吃肉就只吃点饭。” 这一类话当然不会有政治问题，有点可笑也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哄堂大笑中，还有人诡秘兮兮交流着一些眼神，真实态度尽在不言之中。 这些政治学习是神仙会，嘴皮子操练，俏皮话会餐，故事传奇大比拼，外带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买卖行情以及家务经验，一个星期好容易才开上两次，常常开得与会者们意犹未尽难舍难分，纷纷表示要把思想政治学习深入进行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都说，我们觉悟低，不多开几个会怎么行呢？这文件很深奥，不多讨论几次怎么能吃透精神呢？工作再忙也不能放弃主观世界的改造吧？面对这乱糟糟的一锅，馆长大为放心又觉得味道不正，心存疑虑又觉得无懈可击，只能糊糊涂涂地带过算了。 多少年后，我在国外过了一段冷清孤独的日子，碰到一个记者，被问及我最想念中国的什么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开会。”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没有听明白，在我再次重复这两个字以后，还是满脸惊诧连连摇头。这没有什么奇怪，他没有参加过我的那些会，他采访过的另一些中国人肯定也没有我那一套开会的经历。据说有个七十年代偷渡出国者碰到他，解释自己非偷渡出国不可的理由，只有语气极为恐慌的一句话：“他们那边要开会！开会！开会！” 暗语三 小姐 太平墟很多农民也进城打工，包括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自父亲被判死缓以后，卫生院的临时工当不下去了，也进城来找出路。 知青们是他们的联络对象。独眼木老爷在生意场上路子宽，给很多人介绍过工作，见雨香长得还有模样，就介绍她去一家歌舞厅当小姐，也就是农民说的“吃花花饭”。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老朋友都觉得老木缺德，竟把老领导的骨肉往火坑里推。当年雨香他爹对知青还算不错，你怎么可以这样没心没肺？ 回到太平墟，我才知道没心没肺的是我们这些道德君子，倒不是老木，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有些乡亲说，莫看城里仔嘴巴说得乖巧，真要办实事，还是数那个独眼龙，那个木胖子，就他义道一些，你看他给人家雨香找了个多好的饭碗，松松活活就赚得大钱，两年就在家里盖起了新楼房，一进寨子就看得见。哪像某某某呢，竟然让人家去扫大街，一个月两百多块钱，还要吃自己的！乡里人就这样不值价呵？ 其实村子里一开始对歌舞厅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的。雨香的丈夫修路时折了腿，还撑着一根拐杖，跑到乡政府大吵大闹，口口声声要离婚，说自己不愿意被别人戳背脊，又在门前备置了一个猪笼子，扬言臭婊子一回来，就要把她沉塘喂鱼。没料到年关前雨香从城里回来，一进门竟光焰照人，披肩发，高跟鞋，小皮裙，文眉描眼，真皮手袋，围巾手套，又是手机又是寻呼机，打开钱匣子里面又是人民币又是港币，简直是个仙女下凡贵妃省亲，流光掠影照得丈夫几乎睁不开眼，镇得他根本不敢吱声。这哪里还是雨香呢？既然不是雨香，不像是雨香，丈夫准备得好好的一套恶词还派得上用场？ 丈夫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去烧水还是该去劈柴，不知道鼻子眼睛该怎么安置，脸上该有什么样的表情。他想收拾一下老婆从城里带回来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他一样都没见过，一样都不懂，怯生生地不敢造次。直到雨香捂着鼻子，对堂屋里的鸡鸭粪很不习惯，丈夫才找到了自己的光明的出路——赶快去哄赶鸡鸭和打扫房子。 几天以后，他慢慢放松下来了。他的娃仔已经受到羡慕，穿着鲜亮的运动套装，穿着洋式的旅游鞋，到小店里去买红红绿绿的袋装零食，还有一个电子游戏机让小朋友们好奇地围观。他自己也开始受到羡慕，抽着硬盒子的香烟，穿着油亮的皮鞋和挺括的西服，在麻将桌上拍出五十圆的大票子眼都不眨，还在村道上接受各种客气的招呼和刮目相看的打量。有些不速之客也上门求见——估计这一家就要盖新房，他们一个劲地来推销机制砖、木材以及水泥。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晃悠悠地跷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吹出一个烟圈，“价格太贵了吧？你以为我家里的钱都是捡来的？” “哪里，哪里，都知道你家雨香在外面打工不容易。” “老子在家里又喂猪又侍候老小，你以为容易？” “更不容易，更不容易。” “你明天来听讯吧。” “还等什么明天呢，你是大老板，不就是你一句话么？” “是呵是呵，我们都来过三次了，不就等你一句话么？” 被人家反复央求，丈夫心情很好，发现自己也是个人物了，而且发现并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人们是真心地巴结他，是真心地等待他一言定乾坤——他不说了算谁说了算？ 这正是雨香的妇道所在，并不因为多赚了几个钱就不给男人面子。这也正是雨香口碑良好的原因之一。很多人夸她赚大钱不忘节省，据说在城里有时只吃方便面，一个个钱都攒着带回家来，回到家里还喂猪砍柴，不像九家湾一个婆娘，有钱就变心，居然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们还赞扬雨香热心助人，遇到家乡姐妹们去找她，她介绍姐妹入行从不留一手，有业务大家做，有机会大家上，不像坳背里另一个婆娘最会吃独，说话总是含含糊糊，行踪总是躲躲闪闪，留给姐妹们的电话号码从来不是真的，无非是怕别人去抢了她的饭碗么……我从这些议论中慢慢地发现，道德标准依然存在，只是出现了一些下调，比如不再对从事何种行业做出评价，只是对业内竞争是否公平一类问题做出评价。道德力量在这里仍然强大，只是出现了一些退却，比方并不规范人们如何赚钱，只是仍在约束人们如何用钱。 道德不是明明白白地还在么？有些人一见歌舞厅里脂凝粉乱，就痛惜当今之世道德沦丧，是否知其一不知其二？ 衣食无忧的人，最有义务讲道德，但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手，指责雨香这种人的庸俗乃至恶俗，则可能放过了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雨香是庸俗的，甚至是恶俗的，然而想一想她丈夫重伤的腿，想一想她家孩子无钱上学时的凄凉，想一想她家老人有病无钱医治时的焦急，想一想她家那个破烂小土房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倒以及夫妇俩的束手无策欲哭无泪，再对比一下眼下他们的扬眉吐气，她怎样才能够不庸俗乃至不恶俗？如果社会或他人不能及时解除她的困迫，她能不能把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最实际和最具体的生活打成一个包，搁置起来，等数年或者数十年以后再开始过？ 可惜的是，老木能够帮她，而我不能够帮她，即便窥探到“小姐”这个词里一种陌生的义涵，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词的轻薄。 我在陌生的义涵面前束手无策。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内心中，道德标准既然能够下调，那么就能够上调；道德力量既然可以退却，那么也就可以进逼；也许，在雨香赚到了足够的钱以后，或者是太平墟的人统统富足起来以后，不论是通过社会改进还是个人奋斗的手段，一旦令人窒息的贫困消失，很多旧事就得放到新的生活处境和背景里解读。在那个时候，仓廩实而知礼仪，人们会不会对吃花花饭重新感到匪夷所思？特别是当一个女人衰老得再也赚不回什么青春钱的时候，她周围的人，包括曾经受益于她的人，会不会突然有道德感的回归？会不会突然露出一脸惊讶地质问：“那么多人劳动致富，你怎么就不会？那么多人都受得了穷，你怎么就不能？你怎么可以要钱不要脸呢？” 他们说的当然是事实，是很多人那里的事实，只能令这个女人哑口无言——她也许没法说清楚她的事实是怎样的另外一回事，甚至可能淡忘了过去的一切。如果年老色衰的她也跟着痛恨自己的下贱，恐怕不会是特别奇怪的结局。 我在熟悉的义涵面前同样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雨香她是否想到了这一天的悄悄临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浑身飘散出香水味，摇摇晃晃地走在山路上，正准备往城里去。她丈夫打着一把花布伞，扛着旅行包，兴冲冲走在她前面十多米远的地方。 我打了个招呼，接受她目光中透出的冷淡——她一直怨我没给她拉过什么业务，对我劝她不要去那种歌舞厅也耿耿于怀。 “过两天我也要回去了，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大哥那样忙，我哪敢来打搅呵？”她冷笑了一下，斜斜地看了我一眼，笃笃笃的鞋跟声踏得更响。 我看着她的背影无话可说。 暗语四 饥饿 邻队有个知青姓陶，外号河马，常来我们这里玩。他身高体胖，重约一百公斤。一条大腿有水桶般粗，两个村里的后生还抱不起来；一个脑袋足有饭锅般大小，若是颗猪头，割下来佐以姜葱椒蒜，足可热气腾腾喂饱几家人口。他跑动起来的时候，脸上以及全身肉波荡漾和滚动，曾被一位老农端详以后惊叹：“好泰实呵，这后生真是好配种——” 于是又有了“良种河马”的外号。 他太能吃，一张嘴是口潲缸，两斤饭倒进去，五个红薯塞进去，两眼一鼓，就没有了，屁都不放一个，像没吃一样。为此他常常跑到各处揩油，总能嗅出你们这里的猪油或者面条藏在什么地方，总能嗅出你们的嘴上残留着鼠肉还是酸枣的气味。为了得到这些吃的，他人大志小，低三下四，帮着主人担粪，帮着主人劈柴，喊哥哥喊姐姐，喊叔叔喊婶婶，厚颜无耻到极点的时候，你扇他的耳光也行。他甚至宣布过他的毕生宏愿，就是继承周恩来总理的位置：“我当上总理以后，下令全国所有饭店让知青免费大吃大喝三天，然后就下台！” 有一天，他老远就嗅到了什么，一担柴丢在对门山上，飞奔直袭我们的木楼，把大门捶得惊天动地，“开门！开门！……” 我们用三把锄头顶住大门，坚决不让他进来，同时加快了填塞口腔的动作。这是一只落入夹套的麂子，加入姜片，熬出了可亲可爱的两大碗，是我们隆重的节日，决不能让良种河马染指。我们的面条、猪油、鼠肉、酸枣一类宝贝从未逃脱过他的魔掌，也总得有一次例外吧？何况这两碗麂肉分量有限，完全不堪他筷子抄底那一类凶猛动作。我们听到门外绝望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哀号的声音，还听到他的双脚在门上蹭，大概是想攀到门上的横梁，从那里一条空缝探头看看屋里的究竟。还听到他的一线脚步声绕到了屋后的坡上，大概想找出这个城堡的破绽一举攻破。我们得意地哈哈大笑，大声说我们要睡觉了，恕不会客，对不起啦。 外面寂静了，然后听到他的脚步声终于远去。 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缕肉香把他伤害得太深了，竟引起了他疯狂的报复。我们的碗筷还没有洗干净，几个武装民兵突然冲进来，吆三喝四，翻箱倒柜，把屋里屋外抄了个遍，见笔写的纸片就抄走，其中包括小雁拼命想夺回来的一个本子。本子上记录着我们每次内部讨论的发言，在当时是反动透顶的东西。 这就是前面好几次提到过的太平墟“反动组织”风波，是一次差点造成人头落地的报复。 他怎么能够下手这么狠？不就是几块麂肉没吃上么，居然就可以告密？就可以把朋友们往死里送？事情渐渐平息以后，我愤怒地质问过他，发现他眨巴着眼睛，一脸大惑不解的神情，根本不以为这件事有什么严重，完全是一个无赖。 他后来找过我们，提着一条大草鱼想来恢复关系，被我们轰了回去。他到别的村寨去找知青，也普遍蒙受指责和声讨，都说他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惹不起至少躲得起。他在知青中完全孤立了，在农民那里也遭指指点点，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哪怕他讨好地去给人家挑水砍柴，叫人家叔叔婶婶，也总是遭到坚决的拒绝，似乎他是个麻风病人，满身是毒，到哪里就会毒到哪里。他说他根本没有害人的意思，说他只是气不过，说他只是开个玩笑，说他根本没有去告密，说他爸爸是工程师而他八岁还吃奶……他越说就越说不清楚，最后赤身裸体跑到一条无人的峡谷里去了。人们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的衣裤鞋袜都不知脱到哪里去，只剩下一座赤裸裸和黑黝黝的肉山。这座肉山挥舞着一个扫把，对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吼叫着挑战，说他手里操着丈八蛇矛，得儿咚咚得儿锵。又说他是大元帅，家住水晶宫，以嫦娥为妻，玉皇大帝正召他去扫荡邪魔，派给他十万天兵天将…… 如此等等疯话荒唐无稽。 他被家人领回了城市，送进精神病院。据说后来病好了，还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司机。在我们都离开了乡下之后，据说他还开着一辆大货车来过这里，见人就掏出香烟，最昂贵的中华牌香烟一连撕开了好几包，请各位赏脸。还拍着胸脯要熟人们到他厂里去做客，吃饭睡觉全包在他良种河马的身上，顺便把一把把钞票扯出来以作证明。他还像表演杂技似的把汽车开得满山跑，逢沟过沟，逢岭上岭，在没有公路的地方，也像台坦克碾得一路尘土飞扬，居然驶过一片包谷地，闯过一片油茶地，钻出竹林以后又旋风似的沿着田埂狂奔而来，最后尖锐地大叫一声，稳稳地停在晒谷坪——大货车气定神闲，全身居然一道刮痕都没有。司机举目四顾，接受大家对他这一手绝活的啧啧称赞。 要不是有人拦住，他夸口还要开着汽车一步飞到河那边去，你可以想象飞机是怎么飞的，对，就是那个样子。 他还是很能吃，据说一天要吃五顿饭，眼下当然有条件吃得起了，每天吃十顿饭也没有问题。这使我想到当年，大家可能大大低估了麂肉对他的伤害。一个百多公斤的人，一个顶两个，却只有我们同样的一份口粮，饥饿感岂能与常人同日而语？岂能忍得住被我们拒之门外时的刻骨仇恨和冲天大怒？是的，我们都说过“饥饿”，但饱汉不知饿汉饥，小个子不知大个子饥。我想到现在的很多人，吃得满桌珍馐都味同嚼蜡了，一天到晚只思虑着怎么减肥，就更不可能理解陶哥当时的饥饿，更不可能理解他的撕肝裂肺和走投无路，不可能理解他气昏头以后的那件事——是告密么？也许是。告密又怎么的？告密算什么？他被饿得这么惨还不能告一下什么密？ 很可能，他一旦酒足饭饱，也无法再理解自己的当年，无法理解自己怎么就昏头昏脑地走到大队书记那里去了。 暗语五 革命 很久没有游行示威了，倒是在美国差点游上了一盘，差一点过上了革命瘾。因特网上的游行发起者是美国人的几十个环保团体、妇女团体、左翼团体，照例没有什么华人组织，似乎这里的华人只会埋着头开餐馆拜财神爷然后搓麻将，还没有工夫管大事，是一些只会偷偷发财的地老鼠。小雁很着急，说这次是抗议美国拒签废气控制的《京都议定书》，抗议美国扩张军备全球称霸的反导弹系统，事情太大啦，中国人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一旦决定参与，我们摩拳擦掌，悉心筹划，决心与美国人民在星期天上午并肩战斗。小雁准备标语牌，设想着一个比一个更好的口号，比如要welfare（福利）不要warfare（战争），读起来押韵，有文字的趣味，可以使口号更亮眼。我说可惜英国首相换人了，要不来一条major（梅杰）决不代表major（多数），也是蛮好玩的。 作为小雁的丈夫，大头睡得快到中午才起床，揉着眼皮，说星期天要去驯狗，恕不能奉陪。见我们说得兴起，也凑了个馊主意，建议我们多做一些纸面具，让游行者化装成疯牛，到时候一排排躺在汽车前面装死，或者一群群在大街上狂跑，不更引人注目？再让手提广播器里发出牛叫，岂不是更有声有色？他说用不着录音，他完全可以把牛叫声模仿得惟妙惟肖。 疯牛症也是资本主义商业化闹出来的烂事，也应提上革命议程，大头这个主意倒也不算是牛头不对马嘴。 我们就这样等到了星期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撇下呼呼大睡的大头，带着标语牌出了门。小雁说她电话预约了一个理发店，要做做头发，反正时间还早。可恶的是，她记不太清楚这个新理发店的位置，开着车在街上转了几圈，居然没有找到。星期天上午人迹罕见，一家家铺面紧闭，问也没处问。最后，我们把搜索范围一圈圈扩大，才在靠近意大利区的一个街角发现了目标——比预约的时间已经晚了半个小时。 我在附近的一个mall来回转了好几圈，把最乏味的水果摊也统统看遍，大出了几口粗气，才迎来了走出理发店的她。一头女式男发，有焗油后的淡淡发香，新鲜光亮，有些湿润，像刚揭锅的一个透鲜包子。 她与理发师难舍难分地笑谈不已。我说时间可能不够了。这个透鲜包子说还来得及，正好踩在点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她对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因为有游行，有些街区已被警察封锁，我们一次次绕道，还是陷入堵塞的车海里不能自拔。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预选的一个停车场已经客满，另外一个停车场则无法接近，虽然街边一些地方还有停车位，但那里按时计费的价格高得吓人。透鲜包子说她想起了附近还有个地方，踩响了轰轰轰的发动机，汽车掉头又开始了更为艰难的长途包抄。她大骂自己stupid（笨），stupid得没治了！原来她还是脱不了粗心大意的老毛病，一忙就更乱，刚才一不小心冲过了一个应该拐弯的路口，前面没有可供倒转的路口，一路都是禁止停车的标志，都是单行道向前的标志，眼看着我们的车与目的地背道而驰，哗的一下驶过了一条大街，哗的一下又驶过了一条大街，闯入一片越来越眼生的城区，简直要朝着地球的那一边永远地开下去，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整整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经过几次违规的拐弯，犯禁的喇叭按得天响，好容易天地一暗，才钻进了一个地下车场。 我们走到阳光里，紧赶慢赶已经赶不上革命了，真有阿q没赶上革命的沮丧感。远远看见有围观的人群，看见密集的人头那边，最后一批游行的标语牌也此起彼伏地过去了，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然后就是围观者解散了。地上只剩下几张纸片，还有空饮料罐。 口号声在街道的那一头越来越远，最终融入洛杉矶的寂静。 我气不打一处来，把标语牌狠狠甩进垃圾箱。他娘的这算怎么回事呢？今天是吃饱了没事干，开到城里来练车轧马路？我不明白小雁为何没有任何懊丧，居然有说有笑，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定要我评价她的发型：“你说我这个头发好看吗？”我说不怎么样。她很不高兴地撇撇嘴，“同你说话，真没劲！” 她要到附近一个法国商店里去买灯具，据说那里的灯的确不凡。她一定看见了我铁青的脸，看见我在路边石阶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你要看就去看吧。” “那我们看个电影？” “我不去。” “生什么气呢？不就是没赶上吗？” “我说了，没有什么。” “多大一点事呵，游行也不缺我们这两个。” “哎，我说你怎么偏偏挑了今天做头发？” “我怎么能够失约？你知道在美国失约是多大的事！” “你的头发一定要做？” “我明天要参加珍妮的婚礼。” 珍妮是她的一个黑人学生。 “你要做头发就赶早做么。” “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塞车，会没有停车位？” “你说得都有理，都有理，好，去看你的灯具吧，去做你的头发吧，你的好事哪一点不重要？哪一点不比游行更重要？其实你在美国吃香喝辣还需要游什么鸟行呵？你不是已经成了苏珊·雁么？不就是玩玩票么？你要玩票就玩票，拉上我傻乎乎地跟着做什么？大头说得对，读书人就是太喜欢道德发情，精神减肥。我早就该同他一起去驯狗！” “你下流不下流？” “你才知道我是个糙人？说完了，你走吧。” 她泪光闪烁，牙一咬就冲走了。 她不是盏省油的灯，不会那样容易忍气吞声，没跑几步又折回来，眼泪哗哗地冲着我大放高声：“好，我是精神减肥，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别以为你就是英雄，别以为你就是民意，你们这些小公鸡，几根肠子谁看不清？不就是一次游行么？不就是一次寻找英雄感觉的机会？是呵，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少得了你们？历史的舞台上怎么少得了你们？……” “今天不是去排座次吧？好像也没有勋章可领吧？” “那前天是怎么回事？前天你对老k的文章生什么气？不就是埋没了你的观点么？不就是你的观点提得更早但桃子让人家摘走了么？上次你明明知道老k的电话号码就是不告诉帕蒂，什么意思？不就是你与老k暗暗较着劲？不就是真理由你或老k说出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尾巴一下就露出来了。你们是更爱真理还是更爱你们自己？以为人家不知道吗？是的，你们不要灯具，也不要做头发，要多清高就有多清高，但你们动手就要有成就感，要一世英名，要民众看到你们的名字就脱帽致敬。你们要革命的股权，谁是大股东谁是小股东一定得分清楚是不是？……” 她一急就有英语脱口而出，就觉得中文救不了急，后面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能听得七零八落。有一些路人停下来吃惊地看着我们，一个警察也抱着双臂严阵以待，使她终于意识到这是在大街上，于是突然打住，一边擦泪一边钻出了人群。 我呼呼喘了一阵粗气，也走了。我不会吃她的三明治，那个午餐盒就在她的汽车里。我也不会坐她的汽车，跑到路口去碰运气，总算拦下了一辆货柜车。开车的黑哥们热情地捎了我一程，还操练着他唯一知道的中文：“毛泽东！毛泽东！”然后一个劲问我要不要毒品：“smoke？” 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接她的电话，听到电话录音机里她的声音，听到他们夫妇邀我去烧烤，去看画展，也不回答。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那天，才在机场见到她拉长着的一张脸——据说大头又到外地画剧场布景去了。她拿出一个手表式血压计和两瓶lecithin，往我的旅行箱里塞，是我一直要给母亲买的，总是没找到我要的牌子，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的，是从哪里知道我还没有买到。看见我的箱里乱七八糟，她不由分说把箱子拎到一边去，把所有东西翻出来，重新整理一遍，使箱内立刻浅了一截，两个纸袋里的东西也全都合并进去了。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默不吭声。 她告诉我到了汉城以后如何找汽车，如何找旅馆，如何联系她的一些朋友，像一位母亲要送孩子出行。 “给我来电话吧。”我终于向她伸出了和解的手。 她啪的一下打掉这只手：“不给你这个毒人打。” 她转身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这就是我在美国一次夭折了的革命。因为这段经历，我和苏珊·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用“革命”这个词，好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得小心避开。 暗语六 错误 我前面说过，鲁少爷曾把儿子过继给一户周姓人家，几年后又去要了回来，赖掉了过继时的承诺。这个周家白养了孩子几年，也不要补偿，是一户好心人。 周家的男人叫家瑞，也是我的一位同学，这些年混得不太好，在单位上被解聘待岗。但他是一个老党员，碰到党员开会还得去。他喜欢开会，珍惜自己开会的权利，总是乐滋滋地来到会场，捧着一个自带的大保温杯，满满泡上色深如酱的浓茶，又频繁地给熟人们敬烟，连新来的勤杂工也受到他的款待。他听领导传达什么精神时无精打采，一见讨论时间到了，就睁开了眼，抢着第一个发言，而且一发言就咳嗽三声，提上丹田之气，照例从猴子变人说起，展开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谈改革开放中的否定之否定，谈列宁、斯大林一类领袖人物的功与过，顺便对某些时下的荒谬观点给予批驳，说那些观点一派胡言正在搞乱全国人民的思想。只是他提到的文章总是很陌生，不知道他是从哪些媒体上读来的。 有一次他说明了来处，是《农村百业信息》。 他发言时间总是太长，话题又总是太大和太远，让领导和同事们有点着急。有次他上厕所去了，领导大喜，说趁家瑞不在，你们有话就快说，不然就没机会了。 人们都得从他嘴里抢时间。 他的理论体系当然来自在区委宣传部的三年经历。当时他革命家庭出身，下乡不到半年就调回城，在机关里当上理论干部，成天给别人讲马列主义，也是领导信任的笔杆子，可以抽两毛线一包的烟，是同学们中最有出息的了。很多人都请他帮过忙，比如，办病退回城手续，比如，借点钱粮。他对这些事都有求必应，从不推辞，笑眯眯地成人之美，说朋友么，这些都是小事，小事，不足挂齿。鲁少爷后来能够把过继了的儿子又要回去，也完全是靠了他这一片热心肠。 他老婆倒是气得摔东打西，说白做了几年保姆，白给人家开了几年饭店旅馆，哪见过这样的不平事？我看你一脑子猪粪，老娘跟上你算是瞎了眼。 老婆梦月敢骂他，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那以前，她父亲是反革命分子，三个弟弟读书，其中一位还因犯罪而劳教，全家就靠家瑞一个人接济，他党政干部的身份，也足以让街坊邻居不敢对梦月一家加辱。要不是这个原因，一朵鲜花怎么会插在他周家那堆牛粪上？——梦月说这话的时候，娘家境况已有好转，父亲的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弟弟也从劳教所回来了，她自己还在某招待所找到了工作。相比之下，家瑞倒一步步走了下坡路，成了个待岗人员不说，才四十出头的人，常常一顶黑色呢子便帽耷拉在头上，人家穿短袖衬衫的天气，他就毛衣棉袄上了身，成天笼着袖子，时不时还要咳一轮，咳到空张着一张大嘴有涎无声的时候，就像要一口气憋过去，有生命危险似的。总之，他怎么看也不像是梦月的丈夫而像是梦月她爹。两口子结婚二十年了也没生个娃，其中原因是什么，人们一看他夏天的大棉袄就大体明白。 他倒是很硬气，穿着夏天的棉袄还是很勤快，待岗以后也不找单位上的麻烦，声称党员就要带头自力更生。有一阵子，他居然有一部砖块似的移动电话，经常站在院子里，向广东或上海联络，找他的“徐总”或者“王总”，要那些徐总或王总赶快发货来，要那些徐总或王总在金海岸一类酒店等着他，不见不散，醉倒放人，气势很是威猛。他家门口堆放过一箱箱山楂汁，一件件根雕，一台台电动减肥器，还堆过一些写废了的信封，但堆来堆去，没见他发什么财，甚至没见他把旧呢帽换一顶新的，面对他人的询问总是含含糊糊，说生意还过得去，还过得去的。 或者说：正在操作，下个月就差不多了。 有一次，同事看见他在一个小杂货店里喝着茶，与店主谈生意，凑上前去一听，不禁吓了一跳。原来他一开口就是四亿美元，说要把省政府连同邻近的公园和郊区全都承包下来，与日本一家集团公司共同开发，在那里再造一个香港。这事你参不参加？参加就好，等你的资信证明一到，我们就签合同，下个礼拜就签，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他让旁听者们惊喜不已，对这个城市的远景充满憧憬。只是在谈完以后，他低声找店主借钱，十块，就借十块钱，要打个的士回家。 没有十块，八块也行。 他说梦月那臭婆娘，早上掏了他的腰包。 他在外面大骂梦月，骂她一个文盲更不懂国家大事，好多大事就坏在这个臭婆娘手里。真要回到家里，他无论文武都不是梦月的对手，总是被打得长发落下来罩住了眼睛，呢子帽落了地，最后捡起帽子落荒而逃，到亲友那里借宿。这样的情况见多了，梦月的墙外开花也不使人们感到太意外。事情是邻居们发现的。当时招待所的领导还干涉这种私事，找梦月严肃地谈过话，希望她检点一些，这个么，人多嘴杂，人言可畏，这个么，最好不要让人家有什么闲话可说。领导大为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梦月坦白，更没有要她坦白错误的细节，倒是她自己兴致勃勃地一说不可收拾，说她确实犯下大错误了，说她真是没脸见人了，说那个家伙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大色狼，又摸她又咬她，如何解她的裤子，如何架她的大腿，害得她几天来还全身酸痛……点点滴滴全不遗漏，绘声绘色地全盘托出。她说得领导面红耳赤，说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她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们不是要我检查错误么？我这就是深刻检讨，希望领导帮助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呵，今后做一个好同志呵。刚才我说到哪里来了？” 她一脸沉痛准备接着说她的短裤。 领导和秘书都吓得手忙脚乱夺路而逃。 显然，梦月对自己的错误是严肃的，而且有点莫名的亢奋，你看看，她一犯错误就有这么多人来关切，就有这么多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就有这么多有身份的人物在她面前躲躲闪闪结结巴巴以至慌不择路地逃窜，哪个女人能有她这样出人头地？她突然发现了自己是值得人们关切的，衣服挑选得更讲究了，脂粉涂抹得更浓厚了，面色红润眼光发亮均前所未有。只要碰上愿意停下来谈谈话的，她不论男女见面就沉痛，就要检查和反省，一直说到她的短裤。有一次，她逮住招待所新来住店的一个采购员也说，说得对方迷惑不解，继而走火入魔，把她往床上拖，结果挨了她一巴掌，听到她哭着跑出门去大声喊：“抓流氓呵——” 采购员这才知道她并不是挑逗，的确是在检讨和痛悔。 奇怪的是，错误不仅成了她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成了她丈夫家瑞的话题。家瑞后来没什么事干，成天在宿舍院子里转悠，见到男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就很负责任地凑上去忠告：“要注意呵，要注意，你们要注意那个狐狸精呵。你们与她说话，千万不要关门；你们骑自行车，千万不能让她搭上来。你知道么，她的手是要乱摸的……”你要是觉得这种忠告太好笑，他就会惊讶地瞪大眼睛：“你笑什么？你不知道她是犯了错误的？这全院子的人都知道呵。” 如果你愿意听，他就把梦月错误的过程原原本本告诉你。他当然会说得咬牙切齿，显示出一个丈夫的愤怒权。他还会把老婆的错误一再夸张，比方把她的失身说成她的勾引，把她的半推半就说成她的纠缠不休，把她的一念之差说成她的来者不拒，把她的一件事说成三件事甚至五件事。总而言之，他似乎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家婆娘不是一个家伙，是十足的荡妇，天下第一破鞋，似乎恨不能让全社会都来痛恨和关注他家婆娘的下半身，都来警惕和提防他家婆娘的短裤——这正是他大义灭亲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所在，是一个革命干部必须完成的使命。他对院子里的小孩也一再加强教育，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要他们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学一学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要理睬那个梦月阿姨，不要跟着她看电影，不要让她来帮着洗澡……总之要千万小心，提防化妆成美女的毒蛇。 他与老婆的吵架与打架当然不可免，甚至成了院子里的定期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的电视台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没有下雨更没有打雷，那么九点钟以后，电视黄金时段过去，院子里比较安静，适于声响的远距离传播，事情就可能开始了。最先是咣的一声，惊天动地，想必是一个花盆摔下楼了、或者是一个饭锅砸下楼了，算是大幕开启前第一道铃声。再过一阵，过了剧院里第一道预铃和第二道预铃之间的时间距离，院子里又一是一声巨响，同样惊天动地，大概是一个水瓶或一张椅子从天而降粉身碎骨。到这个时候，气氛已经笼罩，情绪已经充盈，前奏已经铺垫，阵仗已经铺开，男声与女声就按部就班地开始出台。他们的对骂声震全球，不会有什么新鲜内容，无非还是以错误为主题，延及各种不堪入耳的细节，也延及祖宗或者国际时势，使他们这一出保留剧目总是演得声情并茂多姿多彩。骂你的棉花条二黄导板，咒你的敞篷车西皮摇板，揭发你一贯淫猪通狗二黄快板，举报你从来是牛睡马眠西皮回龙，声调忽儿高亢入云，忽儿低回落地，所有的淫秽词语都从字典里跳了出来，倾泻到地坪里四处飞溅，溅到了墙上和瓦上，溅得门窗和玻璃颤动不已。 邻居们对这种色情的二人转开始还有些好奇，过不了多久，就逐渐麻木不仁，没有劝解的信心，基本上是听而不闻，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有人还生出一份同情，说他们夫妻俩床上不行了，只能在嘴皮子上过过瘾，也是人之常情么。 内情到底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有点让人疑惑的是，家瑞每次吵架都口口声声要离婚，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看来还是舍不得定期与之打架的对手，舍不得定期进行的口头色情大厮杀。而梦月每次吵过以后倒显得心情舒畅，精神焕发，目光灵动飞扬，第二天出门时可能还哼出小调，步子很有弹性地踏得一颠一颠，浑身洋溢着一种满足后的快感，让旁人暗暗吃惊。 疯子 疯子形形色色，其中有两种形态给我印象深刻。 一种可称“理智崩溃型”：象失控于言，于是皇帝与袜子握手，老鼠与雷电同歌，汽车被土豆吞食，导弹被道路追逐……可以成为他们那里常见的心理幻境，在正常人看来纯属思绪混乱，记忆错杂，胡言乱语，心意得不到正常表达，逐渐郁结成一种焦灼甚至暴烈。 另一种可称“感觉枯竭型”：言绝缘于象，于是对现实处境及其变化浑然不觉，以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饿不觉饥，冻不觉寒。他们的逻辑倒可能严密，知识甚至超群，但逻辑与知识都是从书本上照搬，偏执之下用得不是地方，俗话称之为“认死理”、“钻牛角尖”、“凿四方眼”，是一些强词夺理的“书呆子”。严格地说，呆也是疯，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斥之为“神经病”，即“疯子”的同义语。 理智崩溃或感觉枯竭，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情境下一般来说也可有表现的侧重。 不难理解，极少读书的人，与读书极多的人，两种极端情况都是高风险作业，都是精神病的多发区，倒是中间状态的庸常众生较为安全。前不久北京市的一项调查结果，指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大、中院校学生有精神障碍，其中问题严重者达百分之十以上。我是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惊人比例的。同样是从电视报道中，我得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既是才子荟萃之地，也是疯病发生率居高不下之处，在美国早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惊。看来，院校书斋生涯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语言多而具象少，虚言多而实象少，虚言与实象的平衡难以保证。就精神健康而言，一不小心就呆，一不小心就继之而疯——只是很多专家不以为这种“呆”是“疯”的前期现象和基础现象，甚至原本就是“疯”的一种高学历形式。 专家们更不从语言的空心化方面去寻找病因。俄国精神病专家哈吉克·纳兹洛杨倒算是一个例外。一九九二年的《消息报》报道：他曾经用“雕塑疗法”、“戏剧疗法”、“化妆疗法”、“音乐疗法”等艺术手段，帮助病人解除心理压力，恢复清醒的神智，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我看来，他的治疗特点其实就是以象补言，以象救言，所谓“非语言心理治疗（non-verbal psychotherapy）”，用雕塑、戏剧、化妆、音乐等具象来唤回感觉，唤回人正常的感觉，打破心智的危机，舒解和清除内心中语言的偏执性紊乱——这对于治疗感觉枯竭型的精神病，对于治疗高学历和知识型的疯病，可能不失为有的放矢的一个怪招。《消息报》称，当时俄国医学界拒绝承认他的成就，于是有四千多名病人家属自发在莫斯科游行，对他表示感谢和声援。其中有一位游行者说，他的病情好转就是始于做雕塑，终于在一具雕塑面前莫名地惊讶和失声痛哭。 人的大脑像一个资料库，从来都是“言”“象”混装，二者互为信息的压缩和隐含，互为目录、索引、摘要以及注解，形成一种阴阳互补的智能生态。获得一象，总是就有相关言语在脑海就位；获得一言，就有相关具象潜入心田——即便进入高度抽象化的思维，间接的具象支援仍不可缺，或是作为思维的修辞手段，或是作为思维的实践目标——生活实象是任何抽象理性最终落实之处和验收之处。所谓正常人，就是调动有序从而实现言、象平衡联动的人。所谓智慧者，就是“读万卷书”以获得言的丰足，又“行万里路”以获得象的富积，从而双双出众左右逢源的人，对现实世界——特别是人文世界建立了信息的高效控制。实现这种状态当然不易。随着这个世界知识分配的失衡，一些人几乎无缘进入学校，另一些人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大半辈子就待在学校，无言之象和无象之言都在大量增加，大大增加了大脑管理信息的压力。如果比拟为一台电脑，你可以想象光有文件而没有目录系统的情况：内容混乱，任意进出，擅自链接，像不像一个人理智崩溃时的乱象迸涌？还可以想象光有目录系统而没有文件的情况，目录下全是空白，于是无所区别，没有意义，无法检验，无法校正，像不像一个人感觉枯竭时的空言疯长？ 对于电脑使用者来说，这都是电脑的病，是电脑的“疯”。 医学化 洁癖者自以为活得很科学，于是想象可怕的细菌无所不在，想象生活中的危险和威胁防不胜防，那些毛茸茸邪乎乎的隐形魔鬼时时刻刻在准备侵入人的口腔、皮肤、内脏、骨头以及头发末梢。他们提心吊胆，没有哪一天不生活在荆天棘地之中，不时觉得身上这里或者那里发痒，刚洗过的头上或者手上也发痒，刚换上的衬衣或者裙子里也发痒——当然是万恶的细菌在那里蠕动、攀爬、叮咬、安家、行凶甚至通奸。老木之妻阿凤就是这样一个崇拜科学的细菌狂想家。 她使家庭生活变得十分复杂。吃饭要用公筷，小孩不得玩泥，洗菜要戴上乳胶手套，这倒也罢了，算她有几分道理。但不换睡衣就不能沾床，上厕所也要戴上消毒口罩，有什么道理吗？佣人做一碗面条，按照她的规定，一条黄瓜要刷十遍，一个西红柿也要洗十遍，不惜全面动用肥皂、洗涤剂、酒精、先锋四号抗菌素，有什么道理吗？ 她最为科学地生活着，也就最为科学地瘦下来，这在她看来当然是科学得还不够的根据，是细菌仍在偷偷肆虐结果。为此她不能不带着女佣穷追猛打任何一只飞入窗内的苍蝇，哪怕撞砸清代官窑青花瓷瓶也在所不惜；也不能不制订出家里更为严格的禁规，比如，各人只能用各人的电话，各人只能用各人的马桶，她的床更不容他人落座。儿子看准了她的弱点，每次要钱，只要一个最简单的威胁手段：不换睡衣就靠近她的床，必使她大惊失色地及时屈服——她哪怕倾家荡产也得确保自己内衣接触区的绝对洁净。丈夫在外面有了绯闻，从此就很难再与她接近，因为她总有挥之不去的恐惧，倒不是不相信丈夫可以改邪归正，而是不相信丈夫的身体还可能清洁如初。她把丈夫的内衣内裤全部付之一炬，带着佣人用酒精擦洗丈夫坐过的沙发，没料到酒精太厉害，擦得真皮起了绉也褪了色，一套价值两万港元的新沙发就此完蛋，被她折磨得皮开肉绽，只好扔进垃圾车。她还要求丈夫用酒精洗身，气得老木脸红成了猪肝色，摔下一个烟头就冲出家门，又是整整一夜没回家。 他们后来的关系一直没法完全恢复，一直处于实际分居的状态，是不是就因为过不了酒精关，不得而知。 小雁在美国留学时，来香港开过一次学术会议，顺便来看过她，被她又是要换鞋又是要洗手地折腾了好一阵，才局促不安地坐下来。她在小雁面前呜呜地大哭，说我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彻底没有希望了，当初我们在太平墟的时候还一起写诗，现在我是永远也比不上你了，你现在参加国际学术呵呵呵，我的诗人梦只有靠你去实现了呵呵呵……小雁鼻子一酸，也动了哀情，只是觉得对方把诗歌与学术混为一谈，也不大明白国际会议上同样臭鱼烂虾多，没什么神圣。但她没法向对方说清楚这一切。 阿凤擦擦泪，说什么也要为小雁的大喜事好好庆祝一番，要到大饭店里去请吃法国大菜，还拉上一些朋友作陪，出门前又要小雁换装又要给小雁配项链夹睫毛，弄得小雁很不好意思。 吃过饭以后，阿凤想起了重要的事情，求小雁在美国为她买药，药品目录涉及抗衰老、慢性健忘，还有一些小雁闻所未闻的病名：什么思维奔逸症，什么雅皮士流感，还有中年孤独综合征…… “有这样的病吗？” “怎么没有？你看看这些书。” 小雁这才注意到，她家茶几边有整整一柜保健杂志和医学书籍。 “多多成绩上不来，也是病么？” “儿童注意力缺乏症，你没听说过？” “老木不回家……也是病？” “隔壁的秦太就是这么说的！”她睁大了眼睛。 小雁是读文科的，不懂什么医药，不知道眼下医学管得这么宽了，把文科的事务都管去了，她读文科还有什么劲？要是医学界将来还发明出一吃就诚实的药，一吃就勇敢的药，一吃就热爱和平服从法律并且关心人权自由和大气环境的药，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造不就可以寿终正寝？——她见对方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敢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把对方的药单子很当一回事地塞进了提包。 非医学化 另有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病都不是病，都来自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其极端如某些神秘主义者，认为病都是人造下的孽，只能靠积德行善来消灾。阿凤病重垂危之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个江湖高人。 她看来相信了这一点，突然完成了从科学到神秘的大跨度转变，家里成天香火不断诵经不绝。她死后留在抽屉里的一封信上还说：“我知道我根本没有得癌症，一切都是我逃不出的劫数。”这封信没有抬头，作为死后的遗物，就像她藏在抽屉里十几封其他的长信一样，不知道是写给谁的。 潜意识 关于弗洛伊德与笛卡尔的分歧，不需要我在这里饶舌。我倒是很愿意看一看他们对语言共同的迷恋。 弗洛伊德常被看作一个注重具象的人，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解。疯态与梦境确是他最喜欢观察的对象。梦中一顶上帝头上的尖顶纸帽，被他破译成梦者对“上帝”地位的渴慕；梦中一个形状奇特的桌子，被他破译成梦者那里“特殊的父子关系”；梦中一次登高远望，被他破译出梦者“自以为是”的品格……他的《梦的释义》和《精神分析引论》堪称解梦的示范之作，让很多追随者亦步亦趋，民间普及版的弗洛伊德大量涌现：深渊暗喻“孤独”，山峰暗喻“艰难”，飞龙暗喻“情感”，跌落暗喻“负疚”，裸体暗喻“丢脸”或“独立的愿望”，玻璃暗喻“担心”，隧道暗喻“软弱”或“缺乏自我认识”（载德国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星期日图片报》）。到后来，一切凸出尖物暗喻“男性生殖器”，一切凹陷容器暗喻“女性生殖器”，则是更多现代解梦者的共识，并一再出现在某些现代小说里。 显然，这一类释梦并未优待具象，恰恰相反，一象一言的机械对译，大大低估了象的多义性，大大低估了象在认识中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只是把象贬为言的一些固定图示。如果说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立言，曾经把感性具象逐出了知识圣殿，那么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确实将其请了回来，可惜的是，仍然只是视之为言语的臣仆，视之为一种理性的包装材料，当然只能等待剥除然后抛弃。他们对理性的独尊一如既往，明之于象又昧之于象，正如美国哲学家弗洛姆说：弗洛伊德“给理性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又是“理性主义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一语点破了弗洛伊德与笛卡尔在基本点上的暗中结盟（见《弗洛伊德及其哲学》）。 弗洛伊德一度支持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战争，与他对人类理性的过于盲从和轻信，不一定完全没有关系。与笛卡尔的不同之处在于，笛卡尔主义是一个数学家的哲学，相信“精神是一种理智（见《沉思二》）”，相信理智是人世的救赎，数学公式的理性当然是善的实现；弗洛伊德主义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的哲学，相信本能、欲望以及“潜意识”是更重要的生命本质，疯人院里的理性当然是恶的释放。“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见《精神分析引论》）”他曾经这样惊讶地发现。“人对人是豺狼——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和历史上的一切证据，谁有勇气站起来说不？（见《文明及其不满》）”他是这样大声疾呼。他是现代挥舞着科学大旗的一位性恶论者，虽然对传统道德偶有忸怩不安的骑墙态度，但寒意逼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其本质来说，与纳粹军队的铁蹄声和全球法西斯侵略战火形成了并非巧合的呼应——他是对战争的学术许可和学术宽赦。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欧洲大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动摇和摧毁了欧洲人辉煌的理性大厦。如果说大战的兴起打击了笛卡尔善的理性，击破了理性主义美梦；那么大战的终止则打击了弗洛伊德恶的理性，击碎了非理性主义迷乱——虽然“非理性主义”的命名并不妥当，严格地说只是理性主义的新一代变体。弗洛伊德也许没法解释，一场“人对人是豺狼”的战争，一场再自然不过和再正当不过的战争，一场在他看来完全是生命本质体现的战争，为什么终究山穷水尽不得人心？他也许没法解释，终止这场战争的只是恶还是另有强大的力量？在他所描述的“潜意识”这个心理密柜里，人们除了恶就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 弗洛伊德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得到必要的反省，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一个理想逐渐冷却和利欲不断膨胀的时代被奉为隐秘的精神教父之一，似乎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说善是一种精神伪装，如果他以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为预期读者，以官府机关、学界院校、宗教殿堂、鸡尾酒会以及各种高雅场所为他的预期理解情境，他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是石破天惊的真理；但如果他以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世界为预期理解情境，以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流氓强盗为预期读者，包括众口一词的舆论之下不是流氓强盗也要学成流氓强盗的人，他还能说恶是一种本能、欲望而不是一种外在意识形态的高压？ 本能在他的笔下蒙诬。大多数禽兽有欲望而没有贪欲，不需要温饱以外的珠宝、金砖以及貂皮衣，不需要发情期以外的春药、性具以及三x级影片，而且有舐犊的本能，有乐群的欲望，利己之余还有利他的一面。我见过的一条狗，武妹子家那条大母狗，叼到一只兔子都舍不得吃，一定要翻两座山跑三公里路，送到它狗儿子放养的那户人家去，其劳苦之状让人动心。你还要人类恶到这条狗的生理水准之下？当很多人因为利益争夺而变得六亲不认的时候，连禽兽都不如的时候，支撑这种恶行的力量到底是“本能”、“欲望”、“潜意识”还是某种意识形态？那些人在并不必要也并不实惠的贪欲驱使之下骨肉相残，到底是缘于自然本性还是缘于文化潮流的反复洗脑？ 意识在他的笔下腰斩。意识常以文化招牌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以文化暗流的形式出现，并不一定体现为冠冕堂皇的官方公开宣传，很多情况下是用不着说破的流行舆论，比如并不诉诸言词的表情，并不进入教育的声色感染，并不形成理论体系的情境暗示及钳制，再加上一些暗语化的插科打诨和闲言碎语，就像用“潇洒”或“个性化”暗示声色犬马，用“超脱”或“专业化”暗示袖手纵恶。一句话，意识更多地表现为“言下之意”，而言下之意总是充盈着言下之象，是象符主导而不是语符主导。这些东西作为“沉默的论述”（阿尔都塞语），作为超语言的意义示现，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畅行无阻，声势逼人，比很多“虚壳子”（王晓明语）式的官方口号更具有洗脑作用，是不折不扣的意识而不是什么混沌神秘的“潜意识”。 这位奥地利医生把“善”与“恶”的二元结构，僵硬对应于“意识”与“潜意识”的二元结构，制造了善伪而恶真的形而上新模式，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施压的不同方式，忽视了生活与人的复杂性，包括老木的复杂性。 老木这个人一直让我有些困惑： 一、他口口声声自称“流氓”和“混蛋”，以这种自称为荣，以敢于这样自称为荣。用他的话来说，他早就看透了这个世界，已经开天目了，这辈子要彻头彻尾做个恶人，哪怕死后下九重地狱。在这里，他的恶似乎不再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仅仅是暗示于梦境的“潜意识”，而是明明白白成天挂在嘴上的宣言，何“潜”之有？ 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只要是他主动来电话，只要是他在电话里慈祥可亲，没有什么正事，嬉皮笑脸地问寒问暖，甚至豪情万丈地突然对诗歌或徒步旅行有了兴趣，那一定是他喝醉了。我虽然不能从话筒里嗅出酒气，但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眼下飘飘欲仙的模样，拿着电话机跌跌撞撞要对世界上所有人表示爱心的急迫。然而只要他酒醒三分，口气和话题就完全回归日常。如果你在这时候打电话过去，最先听到的肯定只是一声低八度的“唔”，重浊之极，冷漠之极，好像他昨天刚刚约你徒步旅行，今天你就欠了他三百吊大洋，即便你给他报喜，说他手里的股票今天大涨，他也会深深警惕，掂量这个电话暗藏着的阴谋，思忖着迎头通击你的周密战略。最后一声“再见”，也必是万钧巨石挤压出来的一份生硬，毫无口舌的温润。 从这一发现开始，我注意到人与人真是不一样，“酒后吐真言”和“酒后现原形”也真是不一样，如果说有些人是一醉酒就恶，那么老木这样的人就是一醉酒就亲切，或者说一糊涂就亲切。他曾经说真他妈的真想抽自己一个耳光，因为那一天他居然在大街上给一个外地人指路，还用汽车捎了对方一程，事后一想，不是犯了脑膜炎么？不是应该到医院里去看病么？又有一次，他痛悔自己给受灾的太平墟学校捐款两万元，一不小心就当雷锋他爹了。他怒气冲冲跑来指着熟人们开骂，“你们这些王八蛋，昨天是谁给老子下套？是谁灌的酒？把老子当冤大头呵！” 他是崇拜弗洛伊德的，有趣的是，恰好是他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尖锐证伪：他的“潜意识”远远比不上“意识”那样恶，一旦神志昏乱，一旦非理性，就成了自己清醒时最为厌恶和最为痛悔的好心人。 伪善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比如，玩笑话说邪了也无妨，不当真便可。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比如善行。善行不宜行善者自己来说，甚至不可当作什么善行来记忆和思量。一想就变味，一说就变性，就像密藏的宝物一旦暴露就会风化和锈蚀，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一次顶风冒雨的什么什么，一次大汗淋漓的什么什么，一次慷慨的什么什么，一次还算勇敢的什么什么……都是你万万不可说的禁忌，记住，只能留在心底尽快地烂掉。一说出来就是卖弄，就是交易的开始，无非是要换来感激、赞誉、奖赏、或者来世的福乐、天国里的宠幸——那还是善吗？ 善不可说，还因为对善的确认很难。当年老木在乡下修水库时炸瞎了一只眼睛，实属高风亮节，但沽名卖勇的一时冲动，手忙脚乱时的可笑失手，未必不是故事的部分真相。随着时间的往后延伸，随着事物因果长链的展开，这一故事也未必能结下善果。他在哑炮爆炸的刹那间推开了一个民工，救了那人一命，谁能保证那人将来不是一个危害公众的坏人而是一个好人？这个问题有点残酷。就像我们资助某个孩子上学，谁能保证这个孩子出息了以后不会志大才疏和嫌贫爱富？而他的穷爹妈不会因孩子的出息而更受心身磨难？我们施舍了某个失业者，谁能保证我们解除了他的饥饿同时却没有伤害他的自尊？没有纵容他的懒惰？没有引诱他安于乞讨从而错过了再就业的机会？……这种常常让我们怯于细想下去的可能，怯于行动起来的部分事实前鉴，不能不成为善者那里一份高悬的疑问：你做了也就做了，凭什么认定自己做了善事而不是恶事？ 对于善来说，“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常常使行为的品格截然两分。一段原本未曾思索的自然经历，一旦进入言语，受制于修辞和叙事的成规，就被指派了一个拍卖待售的位置，一个独断造神的位置——这正是善者无话可说而伪善者更愿意喋喋不休的原因，是喋喋不休的道德自夸总是被人们深深怀疑的原因。老木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决不做傻事，从无道德自夸：他的一只瞎眼不再是排哑炮时炸掉的，是抢钱以后分赃不匀时被同伙剜掉的，是坐牢时与牢霸打架时被一伙犯人戳破的——故事如何说，全依临时的情况而定。他为自己排哑炮感到羞愧，感到可耻，同时发现伪装恶棍更容易被圈里人相信，还能增加他们的敬畏感，遇到麻烦时让他三分。 这就是自我诽谤的好处。在一个伪善者太多的时候，一个伪善识破业务广为普及的时候，把自己说坏、说浑、说下贱，才能得到舆论的认可甚至喝彩。自居流氓至少不被旁人觉得虚伪，无论败寇成王，真实就是垫底的人生得分。有意思的是，老木自以为流氓以后，一撞上不顺眼的人渣，比如为难他的官员，鄙薄他的文化人，仍然骂之为“老流氓”、“臭流氓”、“鳖流氓”，这就有点信口开河了。按照他流氓光荣的逻辑，岂不是把光荣称号到处封赏？如果那些人还不够流氓资格，他就不应该随意降低标准；如果那些人已够流氓资格，他就应该有幸遇到了更多同道，有了拥众而立的强势，没有理由怒气冲冲。还是按照他的逻辑，他为何不把“慈悲”、“忠厚”、“善良”、“崇高”等恶辞摔到那些王八蛋的头上去？为何不让那些家伙背上这些恶名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那些人是流氓但装得不是流氓，也只是打着错误的旗号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相当于曲线当流氓吧，无由被他过分谴责。 事情的解释，只能是他学坏还不够全心全意，基本上还属于生存策略的权宜之计。换一句话说，他此时仍在暗中留恋什么，崇敬什么，只是这个什么他已经说不出来。他的用语中已经完全消灭了“慈悲”、“忠厚”、“善良”、“崇高”一类字眼，只能通过对“流氓”的怒斥来反证这个什么的存在。他与伪善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失去了很多褒义词，又没法把褒义词真当贬义词，只能词义混乱地胡说。 就这一点而言，伪善的积极意义往往被忽略。伪善是善的庸常形态和模拟形态，表现为力不足者心有余，证明了善无法真实于实际行为之时，至少还真实于一种心理眺望。正如善不可说，一说就可能成了伪善，其实恶者也须慎言，一说就有善的悄悄到场，就把恶的合法性取消了大半。言语这个迷阵，使善与恶总是纠缠不清。 言、象、意之辩 iconology，曾被译为“圣像学”或“表象学”，新近被译为“意象形态”，可比照中文词“意识形态”。它鲜明凸现出“象”的符号功能以及政治和社会效应，指当代的意识形态不仅表现为言，同时也表现为象。 这一新译便于人们把文化观察从言语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在一个大众电子媒象日益取代文字印刷品而成为强力传媒的时候，当然恰逢其时，被有识之士接受。 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和推广运用，是欧美一系列新思潮的结果。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德国的现象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从英国到美国的大众文化研究，等等，是起码应该提到的几个重要事件。它们虽然方法和目标不尽相同，深度和成效参差不一，都构成了这一概念的文化景深，构成了针对欧洲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陆续造反——尽管决定性的胜利还远未到来。文字统治我们太久了，对理性的反省难免延及文字。尼采斥责文字为“上等阶级的发明”，索绪尔诅咒文字是“邪恶和专断的”。文字以外的一切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哑语和旗语（索绪尔）、玩具和酒（罗兰·巴特）、音乐（阿尔多诺）、绘画和身体（福柯）、电视（雷蒙·威廉斯）、广告与消费（鲍得里亚）、摄影（本雅明）、建筑（德里达），等等，都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纳入学者视野，成为正在被破译的对象。众多思想散点正在联结成线，蔚为潮涌大势，冲击着欧洲十六世纪以来以语言崇拜为基点的理性帝国。 “言”与“象”的关系问题无法回避。作为这一新思潮联盟的重要人物之一，法国学者福柯一直关注“非言谈”和“言谈以外”的事物。一九七七年七月，一位心理学者访问他的时候，他作了简明的解释：“概括地说，所有非言谈的社会领域，都是一种制度。（见《游戏的赌注》）”接下来，他用军事学校和一般学校那里建筑的监禁功能，证明这种无言制度的存在，即隐形权力的存在。在这里，福柯身上有他老师阿尔都塞的影子，后者曾大力主张读出所有文字空白中的言外之意，带头破译马克思《资本论》中种种“沉默的论述”及其社会意识形态隐因。福柯身上也有拉康的余韵，后者试图将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将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看做是“超我”压抑之下悄悄沉淀的潜意识——这是袭用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很自然，福柯在写作时最喜欢说到的圆形监狱及其塔楼上的监视器，总是被后来很多人看作“超我”的隐喻：这个深入人们内心而且至高无上的监视器，在世界这个无形的大监狱里，使权力对人类的文化监控内在化了，非语言化了。 不难看出，福柯在这里把言外之物视为“制度”与“权力”的禁言之物，是人为压抑和人为遮蔽的意识盲区，由此而来的推论当然是：一旦这种压抑和遮蔽解除——福柯与他的同盟者们就是在做这种政治斗争——这些盲区可以被照亮，也就是可以进入言说。这当然隐含着一种较为乐观的语言态度。人们甚至可以说，福柯虽然发动了一场对逻各斯的猛烈造反，依然对语言保持了基本的信任和期待，最终攻击点是“制度”与“权力”，而不是语言自身。 与此相异，语言自身是否有表达的局限，一直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我不知道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里有多少相关的思想遗产，比方印度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等等，在这一方面有过什么样的诘究，仅就中国而言，很多学者就走上了与福柯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直感叹语言工具本身的缺陷——与制度和权力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庄子说：“可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所不能论，意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见《秋水》）”庄子所称那个不能言传甚至不能意会的东西，似乎是一个超制度和超权力的普遍现象，是人们永远无法企及的认识彼岸。庄子还在《天道》里说过一个故事：一个车轮匠见国王读书，问陛下您读的是什么，听国王说是在读圣贤之书，竟讥讽了一句，无非是糟粕吧。国王大怒，欲斩车轮匠，最终却被他的一番话打动。车轮匠说，做车轮不容易，轴小便滑而不固，轴大则涩而不合，要做得不大不小恰到好处，全靠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是讲不出来的。父亲无法传授，儿子也无法学习。由此推想那些圣贤之书，不可言传之精微，最为可贵之所在，都随着他们死去了呵，留下的书还能不是糟粕？ 这算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可疑论，最早的非语言主义。 五百多年以后，汉魏时期王弼等学者又挑起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言、象、意之辩。王弼是这样说的：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象以观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可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可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之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从卦象出发，原理接通物象与事象。他把“象”看作比“言”更基本、更原真、也更可靠的一种符号。也就是说，“象”是第一级符号，“言”仅仅是第二级符号。因此，言不足以表达象，象也不足以表达意，在这样的逐级代理过程中，信息有不可避免的损耗。 与这种“言不尽意”论相反，同时代的欧阳建提出“言可尽意”论： 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何故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品名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些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 ——《全晋文卷一〇九》 欧阳建承认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但相信这种符号与事物有着精确对应关系，事物只有通过语言而被人们认识。这种观点如果推论下去，似乎就会通向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我们无法言说的事物，也就是我们不能认识的事物，而我们能够认识的事物，都是可以用言说的，不可能逃离语言之外（见《逻辑—哲学论》）。欧阳建在这里排除了“象”，当然是化约了“象”与事物之间的差异，正像他化约了“言”与事物之间的差异，表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风格：从不怀疑语言的客观有效性，从不怀疑语言的内涵恒定性——其内涵似乎普适于各种感觉经验的承担者，不可能溢出也不可能被抽空。 王弼与欧阳建都追求着绝对真理，看法虽然对立，却各有逻辑上的破绽和死穴，无法圆说。比如，王弼称世有不可尽之“意”，然而既在不可尽之处，就无法实证其存在，你能拿一个你没有的东西来给我看看？欧阳建假定“意”可尽，然而这一来便须禁绝任何新“言”，因为任何新“言”都是旧“言”未曾尽“意”的证明，你今天的新知岂不就是你昨天未曾企及的认识盲点？既然昨天的语言有未能抵达之意，为什么今天以及往后就可以自夸山外无山和天外无天？ 不管他们的看法是如何不同，较之于福柯一流欧洲学人，他们倒像是窝里斗的自家兄弟，共同忽略了“制度”与“权力”对语言的介入。这是中国古人较为天真和迟钝的一面。事情似乎是这样，福柯对语言的清理，一心追究哪些事物被排除出言说，看权力和制度暗设了哪些语言禁区，大概是一种意在社会改造的语言政治学。而中国古代学者们基于“天人合一”、“尽性穷理”的终极抱负对语言展开清理，一心追究事物是否可能被言说，看语言是否构成了自身的牢笼，大概不失为一种意在心智反省的语言哲学——其抱负之远大又不能不令人感叹和惊羡。 在人类漫长的认识历史上，他们分别代表了知识清理的两大方向，也是人们观测意象形态时两种可贵的提醒。 烟斗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也曾被比利时现代画家马格利特思考。他的一件著名作品《烟斗》反复被人们提及：画面上是一个大烟斗，文字说明偏偏是：“这不是一个烟斗。”在我看来，马格利特在这里做了两件事：一、他向观众发出警告，烟斗画不等于烟斗，物与象不是一回事，实象与媒象也不是一回事；二、他成功解除了语言与具象之间的定择关系，明明是一个烟斗，被说成“这不是一个烟斗”，象与言分离，烟斗之象获得了重新命名的可能。 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组的自由空间。 很多批评对《烟斗》的第一项意义比较关注，对第二项意义往往言之不详，包括前不久研究视觉的一本新著：《观看的实践》（美国m.sturken和l.carwright撰）。其实，物象的文字命名从来不是天经地义，作为一种临时性约定，在不断变化的生活和感受那里，总是有褊狭乃至荒谬之虞。为什么“监狱”一词必定指涉监狱的形象？为什么整个社会不可以被视为无形的监狱？为什么“贵妇”一词必定指涉贵妇的形象？为什么有些贵妇不可以被视为高价长包的妓女？为什么“帝王”一词必然专属于帝王的形象？为什么帝王不可能是权力和财富的真正奴隶？为什么不能把“奴隶”的称号配置给皇宫里一幅幅金碧辉煌的肖像？……既然如此，一个烟斗被画家言说成“这不是一个烟斗”，就不失为一个启示真理的寓言。 小小烟斗从此搅乱和折腾人类的神经。 虚词 画家马格利特画过《烟斗》以后说过：“在现实中，一个词语可以代替一个事物；在一个命题中，一个形象可以代替一个词语。”这与中国汉魏时期王弼等学者的意思相近。但他们有点粗心，比如忘记了虚词的存在。 虚词从来无象。“所以”是什么东西？“仅仅”是什么模样？“尤其”有没有质量或重量？“不但”如何得以被人们感觉？……这些虚词不指涉事物，而是指涉事物之间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人们对事物关系的描述，意在用逻辑之网把散乱事物编织成统一的世界图景。 火把水烧开了，人们编制出“因为”火烧“所以”水开的因果陈述——虽然这个陈述已经化略了水的纯度、大气压力、地心重力等更多相关条件，一因一果的单线链接并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不失为通向科学认识的起步。如果没有这些虚词，我们就只能看到互不相关的火、壶、水，包括水突然自冒热气和气泡，不可能得到“烧水”的理解性描述。由此可见，虚词因其无象，一开始就是最具风险的符号系统，但仍是人们进入逻辑思维的起码工具，承担着语言抽象化的高阶发展。孩子学习语言时，最难掌握的就是虚词，最容易出错的就是虚词。“因为妈妈回来了，所以小狗拉屎了。”这就是一个孩子既不能理解妈妈也不能理解小狗时的傻话，是虚词胡乱安装的常见情形。 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使人区别于动物是不够的，说虚词使人区别于动物才是较为妥当的。虚词是人的专利，是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最后一站，是人对动物最后的告别之地。人们完全可以使狗、猪、马、牛、鸽子、狗熊等“听懂”人语，在训练中造成它们对部分实词的条件反射，为主人叼来一只“袜子”或者乖乖地“出去”。但再高超的驯兽员也无法让动物了解“所以”、“仅仅”、“尤其”、“不但”等是什么意思，无法让它们叼一个“不但”来，或者向“而且”冲过去。动物无法像人一样，凭借虚词体系在逻辑思维的长途上越走越远，远征科学、哲学、政治、伦理，一直到现代文明各个最为奥秘莫测的各种知识前沿。 到了这一步，不仅是虚词，就是很多实词也无象了，至少是无日常之象了。人们的认识触须向更微观和更宏观的领域延展，各种事物关系更多地为人们所捕捉和联结，数词、副词、名词、动词等都越来越“虚”。“眼见为实”不足为训，日常感觉不能不一再受到怀疑、封存甚至彻底取缔。鲸长得像鱼，但不是鱼。蝙蝠长得像鸟，但不是鸟。改性的金属形态不变但品质变，改性的水泥外象依旧但功能新。再说，负数和虚数有象吗？质子、亚原子、基因密码有怎样的象？谁能描画出一个“生产关系”或“经济增长点”？谁能嗅到或者触到“语素”、“音位”、“思想”、“文化深层结构”？……这种知识的非日常化，使人类思维开始告别原始状态和儿童状态，理性主义者们有理由把逻辑而不是感觉，当作认识的高级形态，当作新的精神上帝。理性高于感性的现代通则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福柯依据他对法国的观察，认为十六世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是现代人告别古代人的临界点。十六世纪以后语言学、博物学、经济学三大学科的产生，带来了语言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高度抽象化，使很多词语已无法还原为“可见物”——比如生物学分类不再仅仅以植物和动物的“外征”为依据，解剖学正在揭示不可还原为物象的“有机组织”（见《词与物》）。 到今天，据有关统计，每年都有一千个左右的新科技词出现在英语中，造成词汇的迅猛增量，其中大多数为实词，却没有日常具象可供感觉。 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有象的话，那么纷纭万象刚好受到了抽象思维的大规模介入，无不面目一新。首先是象的改造。美术的透视法则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归功于他不仅是个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几何学家、解剖学家以及工程师。他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名作，以几何学和解剖学的精确控制，重新训练了人们的视觉，塑变了人们的空间，给具象注入了逻辑之魂，为后来几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审美奠定了理性的基石。接着是象的大量臆造。相对论、量子论、非欧几何、熵增加原理等现代科学思想，极大颠覆了人们传统理解中的世界。化学、核物理、生物等技术产业，几乎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景观。nature（自然）不再是nature（本质）。“自然”已经成了一件陈旧的遗物，一个原始的迷信，现代主义美学的历史一开始就是非自然、超自然、甚至反自然的历史。不难理解，现代主义的绘画常常奇诡得让人莫名其形，现代主义的音乐常常晦涩得让人莫名其声，连现代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也正在被鼓励大胆虚构，一切社会、政治以及伦理的思辨也都可作超现实的天马行空，飞扬出人们经验感觉之外——据说今天的真实就是一种文本，一种叙事和修辞，对这个世界诸多事务的了解，不再需要肉眼可及和伸手可触的事实作为价值担保。你站在巴黎蓬比杜文化中心面前，完全可以感受到现代人由此产生的美学自信，还有冲破自然常态的那种急切和狂热：蓬比杜中心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建筑隐喻，完全不像是一个文化机构，更像一个粗笨无比的大型化工厂。大小纵横的水管、汽管等本该藏起来的东西，全暴露在大楼的表面；墙面、窗口等本该呈现于外的东西，眼下全被遮挡于管网之后。整幢大楼就像一件大衣里外翻了个透，一只甲鱼的肠道、食道以及血管翻出来挂满全身，传统的“内”与“外”交换了位置。如果没有一种挑战“自然”的眼光，如果没有一种寻找“本质”的眼光，一个艺术中心如何会建成这等模样？ 现代主义是心造的充分自由，是一次符号大赦和符号解放，正在把人们吸入一个陌生的符号世界。在这个时候，何谓“虚”，何谓“实”，恐怕是不易说清楚了。 残忍 “文革”中每逢重大节日之前，或者生产大忙季节之前，乡下都常有批斗阶级敌人的大会。碰到台湾那边有大气球飘过来，投下反共宣传品和糖果饼干一类，民兵日夜布哨，斗争气氛就更紧张。但我们的生产队长汉寅爹并不擅长斗争，虽然也能拍桌子瞪眼睛，但说不出什么道道。挨斗的若是老人，若是满头大汗两腿哆嗦，他还会递上一把椅子过去让对方坐下。“你这个贼肏的，要你坐你就坐，站得这样高想吓哪一个？” 他横着眼睛呵斥。 这张椅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发现不仅仅是老队长，太平墟绝大多数农民也都有软心肠。我认识一位月桂嫂，地地道道的贫农，每次碰到这样的批斗会都要躲在家里，远远地听着口号声，倚着门框哀哀地叹气，眼眶红红的，说那些挨斗的人可怜呵可怜。她慌慌跑入房中去擦拭眼泪的身影，曾让我心头一震。我认识的武妹子，也是地地道道的贫农，但一直把同村的一位地主称为“五叔”，在阶级斗争最火热的时候也不改口，不改变见五叔必恭敬问安的晚辈礼节。看见他在路上急匆匆前去接过五叔的挑子，说什么也要帮对方挑回家去的身影，我也有过暗暗的诧异。他们被领袖誉为“革命的先锋”，似乎并没有革命的一股狠劲。 相反，倒是没有亲历剥削的某些人，包括某些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常常在阶级斗争中下手最狠。知青是外来人，无人情负担，也能成为这种场合的活跃分子。嵩山大队一位知青在回忆录里说过： 知青可以把文件读得清楚、明白；可以把口号喊得响亮、整齐。他们在批斗会上的发言更是让村民们大开眼界。尽管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们迅速接受的时髦理论，使他们自以为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你死我活性，比农民了解得更清楚。他们可以引经据典，说明地主富农们人还在，心不死；可以莫须有地从芝麻里挖出西瓜，把他们的祸心说得骇人听闻；可以煞有介事地警告农民，如果不狠抓阶级斗争，你们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甚至人头落地！他们用充满愤怒和仇恨的目光，金刚怒目式的表情，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农民宣讲革命概念、革命逻辑、革命推理，示范革命语气、革命表情、革命姿态以及革命胸襟。 ——程亚林文，载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他们一起走过》 这位回忆者没有说到更残酷的场景：有的知青可以把一个地主踢得胸脯咚咚响，可以用皮带把一个国民党的警长打得满面血流——外号“良种河马”的陶某就是这样一个志愿打手。他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闪烁其词，在城里没当过红卫兵，只看见过别人抄家和打人，大概心痒痒的没有机会，没想到下乡后操一杆梭镖当上民兵了，也能过上一把拳打脚踢的瘾。 显然，良种河马把一个老人的胸脯踢得咚咚响，已经不是游戏时的疯野（一点也不好玩），不是争斗时的愤怒（对方从不还手也不曾施加侵害），而是一种心理阴暗的残忍，其根据必定来自书本，来自一个关于敌人的定义。残忍是心硬如铁，是一种超感觉和无感觉的意志，因此亲身体验过阶级现实的人倒不一定残忍。他们亲历贫富差别以及利益冲突，有过不满甚至怨恨，但与具体的对立阶级朝夕相处，就是与具体的人朝夕相处。对方始终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衣食之态，有苦乐之容，有长幼之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当局外人咚咚猛踢这些可恶符号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感同身受的一丝战栗油然而生，可能会给这一个与己同形的生命体递上一张椅子。 并不是说农村就没有残忍。太平墟附近的d县和y县，一九六七年秋都先后发生过大屠杀风潮。据武妹子说，当时各县都是党政机构人散楼空，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机构自发建立，阶级敌人一家家被杀光，尸体顺着河水流到这里来，一度把河坝的水闸都堵塞。尸体在水里泡得又白又大，一个个像气球，娃仔们的石块扔过去，砸得有些气球叭地发出一声巨爆，煞是吓人，煞是有趣。武妹子曾经奉生产队之命到那里去埋尸和烧尸，看见尸体男的俯身，女的仰面，就是老人们说的“天盖地”。有一具女尸乳房高挺，身体滚圆，一丝不挂，面目已经肿胀得模糊不清，被好事者用竹竿一挑，有一个乳房就少了一半，另一半垮下来，耷拉在肋窝里；再一挑，另一个乳房像一团面浆垮落水中，粉红色的朽肉纷纷绽露开放，让围观者都一个个恶心得差点呕吐。武妹子看中了一个铜头烟管，挂在一个男尸的腰间，忍着恶臭下水游过去，竟然把烟管取回来了。没料到竹柄那一截奇臭，洗了十几遍还是臭味不散，最后只得丢进火堆烧了。烧了还不行，满屋子的东西都立刻透出腐尸味，连活人身上的皮肉也闻得让人心疑。武妹子大声骂娘，忙不迭地把刚刚烧好的一钵稀饭，端出去连钵带饭扔到了河里。 他说他一口气烧埋了四十多具尸体，淋上煤油之前都得把它们全都剖腹放气，以防点火后烧爆，炸得肉雨满天飞。只有一个女娃，大概还只有十多岁，看去实在可怜，就被他挖个坑埋了，算是带个全尸到阴间去。 他说，后来是陆军第四十七军的一部奉中央急令进驻该县，直升机在天上撒下紧急通告的传单，“摘南瓜运动（杀人潮）”才得以制止。有一个丢进砖窑里准备活活烧熟的小南瓜，在军人熄灭窑火时还有奄奄一息的哭声飘出，大概被救活了罢。 这一恐怖血案，后来成为一些作家、记者以及学者的话题。他们以此控诉“文革”中的兽性发作，也叹息中国农民革命的愚昧和残忍。其实，如果仔细听听武妹子的讲述，听听很多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再悉心查阅后来的有关调查材料，便可知道更重要的真相仍待进一步揭示。我是在d县采访时就听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d县的杀人，主要是县城里两大造反组织所推动：他们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都害怕被对立面指责为阶级斗争不力，便开始竞相杀人以示革命彻底，使一批批无辜者成了派别斗争的牺牲品。但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刚好都不是农民，是熟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些教师和机关干部。至于大屠杀的具体缘起，是s公社几个社干部晚上喝酒回家，路遇一地主分子，疑其设伏施暴，将其误杀，怕遭报复，再杀其全家。为了掩饰罪行，他们编造出阶级敌人即将全面暴动的谣言，使恐慌气氛之下的农民展开先下手为强的“摘南瓜”。但这几个公社干部也不是普通农民，大多是一些进入过学习班、培训班、党校的地方小知识分子，刚好是力图进入了现代文明的一族。至于参与行凶的一些农民，大多受到恐怖气愤的蒙蔽或强制，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女子是有名的“杀人婆”，据说一把马刀让十三个人身首异处，原因仅仅是她欠了集体几百斤粮食，还有一口失手砸烂了的锅要赔，不得不动手。 更重要的是，关于阶级的解释，关于阶级的极端化解释，源于一系列语言符号的复杂操作和反复灌输，恰好是一些知识精英所为。反思如果真正深入下去，我们就无法回避理论的血迹，语言的血迹：杀人者是如何在一种语言制幻术下麻木了正常情感，割一人头竟像删一符号全然若无其事。这是所谓“兽性发作”吗？当然不是。动物之间永远不会有这种大屠杀，永远不会有大批尸体顺流而下以致堵塞水闸的一天。只要吃饱了，不说猪狗牛羊，就是豺狼虎豹，也大多没有攻击倾向，更不会攻击同类。这是“蒙昧无知”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原始人之间不会有这种大屠杀，人类学家们对非洲、南太平洋群岛等地所有现代原始残存部落的调查，可以证明除非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并不会制造战争。夺地掠粮的互相残杀当然是有的，但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群类灭绝可说是闻所未闻。恰恰相反，只有知书明理的一些文明人，才有了一种全新的能耐，用宗教的、民族的、阶级的、文明的种种理论生产，把一群群同类变成非生命的概念靶标，于是出现了十字军征讨异教和印度分治时两教相残的屠杀，出现了德国纳粹铲除犹太人及其他异族的屠杀，出现了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亚洲扫荡所谓野蛮人的屠杀，出现了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革”中纯洁阶级队伍的屠杀……这些屠杀师出有名，死者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以至民间社会中的世俗暴力在历史论述里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 当被杀者成为一批批可以从容删去的符号时，杀人才可能变成一项无动于衷的作业，不会有任何道德的负罪感。 我们受益于阶级理论的创造，一如曾经受益于有关宗教、民族、文明的种种理论创造，如果没有这些创造，这颗星球至今只能是一片荒蛮和黑暗。但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语言体系的繁殖仅仅当作救世福音？正是在这些繁殖之下，小恶减少了，大恶却悄悄地临近，与各种社会进步成果形影相随。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昔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不失为一种清醒的洞察。 这一切是人的故事而不是动物的故事，是文明人的故事而不是原始人的故事。与其说大屠杀是兽性发作，不如说是人性发作；与其说是人性发作，不如说是理性发作，是理性的严重偏执和失控。可惜的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文化人用电影、小说、报告文学、回忆录乃至政策文件，刚好把这个历史颠倒了。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国大多数“伤痕文学”，将大屠杀这一些人性现象无端推卸给兽性，将文明的罪恶无端栽赃于本能、欲望、潜意识等生理自然——这样做当然省事，拍拍手就万事大吉。我们在一系列作品里流于人云亦云地清算悲剧，同时人云亦云地曲解悲剧，实际上为下一次悲剧的到来预留了入口。我们在悲剧过后忙于指责他人，似乎自己都是满肚子苦水的受害者，是咬着牙关和满脸悲容的真理守护者，唯低学历的大老粗以及其他群氓才是大悲剧的社会基础。我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举起庆功酒的时候，宣布一个明媚春天正在到来，似乎人们只要用文明反对野蛮，用知识反对蒙昧，用现代反对传统、用高学历反对低学历，就能永远告别苦难——没有人能对这结论表示异议。即使是那些已经被我们暗中指定涉嫌野蛮和蒙昧的人群，也都相信传媒上的英明真理。 他们似乎不明白，文明是不可以珍藏而是只能创造的，知识是不可以承袭而是只能再生的，再优秀的理性遗产，特别是人文理性遗产，也不能由几张现代高学历文凭来保质和保值，恰恰是只能在最大多数的实践者那里重新获取生命。 我在六年乡村生活后走进了大学校园，从此有了很多大学校友，参加过很多校友联谊活动，分享着一种社会中坚的自豪。说实话，我在这些活动中不大自在。有些热心人一再编印和修订校友花名册或者通讯录，上面一个个官职和学位赫然在目，传真号与手机号的有无多少也是微妙暗示。没有这些标识的一些校友姓名，显得有些孤单，有些寞落，似乎人生虚度，毕业后这么多年还是生活一片空白，穷酸得连个电话也没有。留个什么寻呼机号码或分机号码，只能让人笑话。联谊活动也常常设有会场，坐到主席台的自然是一些所谓成功者，做了官的，发了财的，出了名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提供过赞助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将来可能办点大事的，反正都不是等闲之辈，其意气飞扬和高声大气，也暗示着这个位置非他们莫属。这里与其说是校友联谊，毋宁说恰是平等校友关系的取消，是三六九等地一次次重排座次。排在最低等级的，当然是那些最忠实履行了校训的校友，比如，仍在教学岗位上的师范生，仍在工厂里忙碌着的工科生，仍在农田里奔波的农科生。他们在这种场合黯然失色，无足轻重，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他们似乎也很知趣，如果没有缺席，就坐在听众中最边缘和最靠后的位置，尽可能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校友们还是很热情的，特别是所谓成功了的校友们很热情，把一次次联谊都做成了热情的放大镜，使平时不易察觉的地位分化，任何微小的等级区别，都在放大镜下暴露无遗，纤毫毕现。 一位哲学教授在台上大谈德国，就像他每次发言时都以重音强调“我在德国的时候”，虽然也就去过那么短短的一次，虽然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受邀讲学而仅仅是一位服装小老板出资的游玩——这是我在德国知道的小秘密。他说他与一些德国名流谈得“太精彩了”，但到底谈什么，一到节骨眼顾左右而言他，似乎用中文谈不精彩的东西他只能用德文才谈得精彩。但这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搞西（方）哲（学）的”，正像有些学者宣称自己是搞康德的、搞尼采的、搞福柯的、搞存在主义的，俨然形成了一个学界的搞委会，搞就是目的，搞洋人就是目的，没打算惠及什么非洋人的俗事。到最后，他摸出几本书，给比较重要的校友签名相赠，顺便送上头衔颇多的名片。对不那么重要的校友则表示抱歉：“哎呀真是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会来，忘了给你带书呀真对不起。” 他在大家的恭维之下，更添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之感，痛恨社会上太不重视知识了，太不重视知识分子了，你们真是无法想象呵，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哎，不说了，不说了，还是说德国吧。 校友们见他摇头叹气，不知他受了什么迫害，一再要求他把话说完。他耷拉着一头长发镇定了片刻，强压心头冤屈，才愤愤说出事情的经过：昨天他走在路上，一个学校的行政干部居然不认识他，把他当成了电工，派他去厕所检修电路。其实他天生肤色较黑，加上这几天装修自家住房，衣着有点普通，如此而已。 “他怎么把我当成了电工呢？怎么可以把我当作电工呢？”他震怒得眼光发直，“那个家伙不学无术之辈，不就是吃一碗政治的饭么？不就是‘文革’极‘左’的那一套么？竟然把我当电工使唤？是不是还要我去掏大粪？” 几个校友觉得问题确实严重。 “你们看看，这就是哲学在中国的地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呵！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电工？怎么一说‘哲学’人家就听成了‘厕所’？只有两个字：震惊！震惊！这样的震惊我很久没有过了。” 我倒是真的震惊了，被他的震惊给震惊了。我不是一个电工但已不寒而栗，假如我连电工也当不上，是一个连下顿饭都不知在哪里的倒霉蛋，还能指望与这样的哲学套上什么近乎？我很快决定：他刚才托我交给杂志社的稿件不但不能发表，看也无须看。我还得交代编辑部的哥们，不论这家伙投来多少稿件，随稿寄来多么吓人的名片，统统枪毙，格杀勿论。事情很明白：一次半个月的德国之行就必须让他人牢记上千遍的家伙能有什么哲学？他不愿意当电工，为枉担电工名声彻夜不眠，就凭这一条他的哲学还能不臭？当他的哲学不能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依据，不能从电工、木工、泥工、农工、牧工及其他人的生活感受中获取血质，一大堆术语绕口令也压根就无意造福于这些社会最多数的人，谁能保证他的术语绕口令不会再一次构成人间的歧视和压迫？ 他的哲学已经冷漠，那么离残忍还能有多远？ 我没有兴趣听下去，没有兴趣听另外一些成功者对他的同情和声援，转身去看电视里的新闻。好看，好看，又打中了，有人正在电视机前欢呼。一场现代化的空中打击正在屏幕里进行。黑白卫星拍摄图像有点模糊不清，一个白色的十字准星飘忽着，终于锁定一幢房屋或一座桥梁，然后就有无声的烟火突然在那里炸开，一炸一个准，简直就像打电子游戏。我没有看见这场战争中的人，不知道轰炸之下是怎样的肤色，怎样的年龄，怎样的体形，怎样的肉片横飞和鲜血迸溅。如果说以前的敌人还是一个可以猛踢的胸脯，一个正在惨叫的人形，那么今天连这些近镜头也没有了，只剩下卫星在遥远外层空间的超然俯瞰，只剩下一朵又一朵烟火的缓缓开放，玫瑰花一般安详而美丽——那里就没有人吗？那里是一片无人区？或者那里已经没有哲学家以及所有上等人士所惦记着的人，因此就可以退到远远的长焦镜头之外成为一片灰蒙蒙的模型沙盘？ 战争变成了一场两手干干净净的游戏——这与战争的是否有正当理由无关，与战争指向恐怖主义还是反抗义士无关，要紧的是战争形式净化到了这种不见人血也不见人迹的程度，杀戮者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旁观者也必有一份心理的轻松——它至少可以在这一片花花绿绿的水果、瓜子、糖点前进行，可以成为精英们欢乐联谊会的一角，让我和他人剥着瓜子壳或削着果皮，闲得无聊的时候随意看上一眼。 极端年代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识字”就是理性的起步。《孟子》解释忧患：“君子多忧小人多患。”在孟子看来，常怀千岁之忧是理性人格的应有之义，是各类优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征——他们以字得忧，以字传忧，以语言对世界进行远程认知和远程规划，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来之利，超越个体之利而谋群体之利。 大利者，义也，道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道德的技术前提。这也是欧洲一些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如法国思想家孔德就认为，唯语言与宗教这两件神物可确保道德建设（见《实证哲学教程》）。历史上的豪杰之士均有过人之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忧其民……这一切匹夫之不能为，有赖于语言的支撑，有赖于语言所组成的信念，适时节制个人肉体的欲望，适时禁闭个人生理的本能，使人达到精神高蹈的境界。我们似乎可以说，语言所编织的理性是人生的现实镇痛剂和理想兴奋剂，语言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载体使古今中外的圣者烈士成为可能，使视苦为乐和视死如归的超人品格成为可能。 理性主义者可能忽略的是：语言毕竟是一种抽象符号，只能承担一种简化的表达，一开始也就伏下隐患。哪怕是解释一个杯子，也有“开口便错”（禅宗语）的窘境。说“杯子是一种用具”，但用具并不等于杯子；说“用具是物质的”，但物质的并不等于用具；说“物质是有属性的”，但有属性的并不等于物质……在无数个由“是”所联结的阐述中，在思维和言说的远行过程之中，每个环节的简化在悄悄地叠加累积，每个环节都有义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后可能绕出一个严重偏执的逻辑——酿出一幕幕历史悲剧也就不难想象。这还只是语言事故的寻常一种，远不是事故的全部。“宗教”、“民族”、“阶级”，“文明”等言词，就是在这样的事故中曾经由真理滑入荒谬，成为一些极端化思潮的病灶。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他回顾二十世纪百年风云的著作命名为《极端的年代》，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没有提到的是：极端者，教条之别名也，危害公益的语言疯魔也。最为极端的时代，恰是心智中语言最为富积的时代，是人类教育规模最为膨胀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巧合。 语言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实践有任何须臾的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大范围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觉以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教育机构，也许出于眼界的局限，也许出于行业利益的需要，重知轻行的根本性积弊难除。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还是有的，但更多的情况下，经济学教授没有当过工人也没当过商人，新闻学教授没有做过采访也没有做过编辑，伦理学教授也不一定是个道德楷模，拍马屁讲假话可能很不伦理。这就像自然科学的结论不是从大量试验中产生，或是在大量失败的试验中产生，言之滔滔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即便这些照本宣科是认真的知识传播，但知识从来都是特定实践经验的产物，倘若没有与学生们的实践经验碰上，就不会被激活，学得再多也是用不上的纸上谈兵，充其量是一些半成品，算不得严格意义下的知识。因此，所谓学习是一个把他人的知识重新激活的过程，是每一项知识都须从头开始生长的过程，没法直接照搬，无由抵减实践，而且读书越多就越需要实践的跟进和配套，重新激活知识的负担倒越重。同样可惜的是，在当今很多教育机构那里，“实践”一词变得有些暧昧了，似乎意味着下等人的劳作，是学子们额外的公益性奉献，在很多人看来只是道德的义务而不是专业求知的必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资格的考察只有关学历，而无关专业操作的资历；论文索引只罗列有关文献，而无须标注作者的生活实践背景。教育日益变得以文凭为中心，而文凭总是预订就业机会，是进入社会金字塔上层的高价直通车票，使所有无关应试的活动都越来越受到忽略和挤压。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只是指书本知识的爆炸。时间太不够用了，人的受教育期成倍扩展，就业期从十多岁推迟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有的人从挂着鼻涕进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后，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都淹没在书海里，鲜有机会走出校门。如果是当教授，则整辈子不出校门。即便有一点假日旅游，也远远不足以把空心化的语言转换成活生生的生命体验。 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的说法，关于“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的一系列说法（见毛泽东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有关谈话和批语），不幸已被人们淡忘。随着重建等级制成为潮流，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到边疆去的往事，已成为人们争相诅咒和忘却的一场噩梦——尽管在某些外国人那里还余韵残存——他们或是身处西方发达国家，对高价身份直通车的积弊有切肤之痛；或是身处最不发达的国家，根本无法搭上高价身份直通车。其实，改造教育的理想并非始于毛泽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王阳明语）”等，一直是中国先人的古训；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到民间去”、“教学做合一”、“穷苦和学问是好友”等（见《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论》等），至少也倡导在毛泽东之前。但毛泽东以国家最高权力发动教育革命，导演了世界知识史上风云壮阔的一幕，同时也不幸与领袖和人民的双重神化纠缠在一起，与革命的强迫化、简单化以及冤案迫害等纠缠在一起，代价过于昂贵，很多方面乱得不可收拾。这使任何相关讨论都变得敏感而棘手。这里的问题是，真知与谬见的混杂正是历史中的常态，我们无由对此束手无策。这里的问题还在于，“文革”中的极端政策是这样结束的：不是结束于言语的冲撞和理念的消长，从最根本上说，是结束于知识群体主流对国情现实真切的感受，对底层人民大众大规模的接近和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毛泽东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说获得了成果，那么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扎稳了根基，打掉了知识界的软骨症和幻视症，矛头首先直指“文革”的人权灾难，从而剥弃了教育革命污秽的外壳。 一个人用一只手打败了自己的另一只手，在失败中获得胜利，在胜利中遭到失败。这种奇怪的结果可能为当局始料不及。 人民与实践是消除极端思潮的良药。在中国当代史上，美式或苏式的体制神话，有关富人或穷人的阶级神话，瓦解于知识群体的汗水、伤口以及晒黑了的一张脸，瓦解于他们心灵中难以磨灭的生活印痕，也就是一场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这种生命底蕴在后来几十年反“左”或反右的思想冲突中一再隐约可见，深深影响着历史——并且以七十年代后期的抗议浪潮为显现起点。我与大川就是在那个时候到了北京，经过电话联系，经过对方反复盘问，凭着手里一本杂志作为暗号，在北师大门口的一个汽车站与陌生人接头。来人叫徐晓，后来成了北京一个活跃的编辑和散文作家。她领着我们见到了更多热情的陌生人，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在东四张自忠路一个私人住宅里，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无数的地下社团聚会在那时偷偷举行，油印的诗歌和论文在偷偷散发。我不想记述那个年头更多的人和事，只想说说那时候警察恐怖之下的交流气氛，简直到了一拍即合、一呼百应、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 朋友中有工人，教师，画家，工农兵学生，无业人员，当然绝大多数都有知青或五七干校学员的经历，但职业和专业的差别根本不构成交流的障碍，不构成利益立场之间的沟壑。朋友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托派，有唯美主义者，有谈佛论道者，有什么主义也不信或什么主义也不懂的人，但观念的分歧几乎微不足道，观念的标签下都有相似的感受，都有结束贫困和专制的急迫要求——观念只是抗议的不同方式。 多少年后，当我发现有道理没法同别人说通的时候，发现对话总是搅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总是回想起当年，对当年几乎全民性的默契深感惊疑。我不是说当年没有分歧，没有激烈甚至固执的辩论，而是说言语之争从来不被人们过分看重。当时真正的观念都写在脸上，一张来自北大荒风吹雨打过的脸，会使你无端地觉得信任；观念也写在眼里，一双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烈日烤灼过的眼睛，会使你无端地觉得可靠；观念也写在手上，一双挖过煤矿的粗硬大手，握一握就是无言的自我立场介绍；观念还会写在衣装上，一条脏兮兮的工装裤，带着车间里的油渍，会成为此人无须提防戒备的有力证明。观念不一定表现为理论，可以表现为一句民间的俗语或粗话，让旁人心领神会，相视一笑，省却很多说理的啰嗦；还可以表现为做饭时哼出的一句知青常听的歌，狭小蜗居里一个从五七干校带回城的粗木箱子，或是墙头一张报纸上铰下来的周恩来画像——主人对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不言自明。这一切使大家很容易找到话题，甚至用不着话题就能兴致勃勃并且情意相投。总之，一种相近的生活经验，使人们很容易用面容、眼睛、手掌、衣装等一切具象之物来说话，一种感觉的交融使言语之争即便没有迎刃而解，至少也可明绝暗通。 当时的言语一接上就有电，一接上就温暖。 有人可能并不这么看，可能认为“文革”的结束应归因于西方思潮的舶入，归因于中国人理性的恢复和重建，与荒废教育耽误学业的瞎折腾没什么关系。如果学校一直照常办下来，悲剧可能结束更早，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说未尝不可，而且一度也成为我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忽略了“文革”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灾难：巴尔干半岛，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一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高班生或绩优生，从未停止过西方式的世俗教育或宗教教育，其大批执政精英甚至直接留学于欧美院校，他们所统治的地域眼下却是世界上流血最多的环绕带。连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最初也都以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和亲西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为温床。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西方思潮即便是一笔最伟大的理性财富，如果止于语言复制品的大宗进口，是完全不能保证极端力量绝育的。不久前，我与作家格非一同出行。他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一个高才生班的班主任，说他班上的学生十分了得，刚进大学本科，英语就统统过六级，法语或西班牙语也各有绝招。明明是中文课的作业，有人偏偏写来英文一大沓，累得中文教师又翻字典又打电话求教，汗流浃背，胆战心惊，一个星期才能批改得下来。讲授外国文学也得千万小心，说不定就有学生在教室里站起来，把法文原版的《追忆似水年华》哗啦啦背上一段，证明老师对小说语言风格的判断完全不对。你难以想象这些小毛孩是受的什么教育，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小年纪怎么就掌握了那么多知识。格非还惊讶地说到一件事：开学时他让同学们竞选班长，两个候选人在自我介绍时都自称钢琴达到十级，厉害吧？但第三个走上台去大不以为然，说：“钢琴就不要说了，这里谁不会呢？怎么还算得上竞选条件？” 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 就是这一群天之骄子，这一批现代教育最为成功的精品，一批从吃奶的时候就被西方现代文明全方位喂养的当代人杰，有些看法却让格老师迷惑：一崇洋就恨不得马上废掉中国字，一反台独就恨不得明天开战，一谈环保就恨不得对污染企业扔炸弹，一骂“文革”就视父辈统统为白痴，每一种声音都尖锐得高八度，都是精神的易爆品。有一位学生还曾对他说：“老师，‘文革’有那么沉重么？都是你们这些作家虚构出来骗钱的吧？我就佩服毛泽东。说毛泽东整了人，哪个政治家不整人？不整人还玩什么政治呵？” 这位学生一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更是愤愤地宣布：“我看还是要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一批人，把他们关到牛棚里去！” 他对“文革”的满心向往不知从何而来。 “文革”当然是太久远了，完全是历史了。对于这些少年来说，毛泽东就同曹操、曾国藩、汉武帝、秦始皇一样，不过是些历史人物。而历史是一些可能有趣也可能乏味的文字，一些看也行不看也行的文字，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大疑大破？当清算教育革命的努力，一种关注人民和注重实践的努力，转眼之间被纳入了轻人民和轻实践的流行思想框架，一切信口开河已不足为奇。连法国这个民主自由之乡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奥斯维辛涉嫌虚构，酷吧？绝吧？很法国吧？连美国这个经济超级大国都有大学者站出来说孔子压根就没有这个人，酷吧？绝吧？很美国吧？为什么中国“文革”的历史就不容所谓后现代式的胡涂乱抹？ 细想一下，我对高才生们的看法都无须较真。他们对中国和外国还缺少亲历性的真情实感，即兴态度大多来自书本，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旅行，对与错都不是太重要。哪一天，他们突然有了新的旅行，进入了新的文字幻境，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恐怕也不是一件难事。 我对格非说，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两年前，两位外国朋友邀我与他们同过复活节，一起去看城堡和地中海海岸。海边的亚裔人很少，红男绿女的游客中常冒出几个洋娃娃，愣头愣脑地冲着我发问：你是日本和尚吗？你能表演中国功夫？……那里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海潮说来就来，刚才还只听到天边隐隐的哗哗声，转眼间就有冰凉的海水淹至大腿——我们离开那里只比公告牌规定时间晚了十分钟。我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安排，感谢他们对中国的一片热心。斯特劳教授正在写有关中国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委员会的论文，能历数中国的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胜地，能流利说出“知青”、“老插”、“三结合”、“四类分子”一类新式成语。“我们今天就是要当知青，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沿着毛泽东的五七道路前进！”他发动汽车后这样宣布。 离开城堡以后，我们的车驶出大公路，沿着海滩颠簸着驶入了一片偏僻乡间。“鸡！你们听，有鸡叫！”斯特劳欣喜若狂，停下车，朝一个废弃的农舍跑去，在那里寻找了好一阵，希望找到鸡的藏身之处。 “牛粪！”莫莉也有伟大的发现，“我闻到牛粪的气味了！太棒了！” 他们发现了一台收割机，上去摆弄了一下，遗憾这家伙太先进了，太不够意思。他们似乎想在这里发现一张木犁，一担粪桶，或者是几双草鞋，配上这蓝天绿地，那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和怀念，才能使今天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模有样，才能够让我这位中国人多一点他乡有故乡的亲切。 我们“插队”一天，用面包屑喂鸡，用矿泉水浇花，躺在干草堆上一边听鸡叫一边遥看蓝天，在海滩上脱得一丝不挂地享受天体日光浴——他们体谅我是个中国老土，不在乎我保留了一条比较下流的裤衩。在一个点着蜡烛的海边乡间饭店里，我们还发现一个来自美国的主妇很像阿庆嫂。美国的贫下中农大娘！是不是？斯特劳模仿她美国式发音，说要到屋后去寻找美国的胡传魁或刁德一，引得我们捂嘴而笑。此时的窗外月上中天，银色的光雾弥漫在这一片海滩，还有远处的山脉，给人一种山脉正在变软的感觉，正在远退的感觉。我们很不像知青地酒醉饭饱杯盘狼藉，很像知青地在烛光里唱了意大利的歌，唱了俄国歌，也唱了中国歌——他们居然会唱《造反有理》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居然会唱《北京的金山上》。他们都是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崇拜者，认为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制度使工人农民成了真正的历史主人，是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大创造。 我感到交谈的困难，不明白他们何以认定劳动人民在“文革”中成了国家的主人，更不明白他们后来主张中国应该解体为十多个国家的大分裂论，与他们对“文革”的热情万丈有什么联系。我不知道能说什么。我们今天是“插队”了，有了鸡叫，有了牛粪味，还有一个美国的阿庆嫂，道具和布景差不多齐全。我们走进这样一个舞台空间就可以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还可以在杭州、青岛、桂林、承德等旅游胜地“插队”，在各种关于中国的论文和论文和论文和论文里“插队”，于是就可以在地中海岸度过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美好夜晚？我知道他们志在打破对中国的妖魔化，不怀疑他们心存好意，但我无法追随一种纸上的纠错，也无法信任任何对纸上纠错的纸上再纠错。 德国啤酒很爽。因为太爽才使我扫兴。两位朋友太热情，因为太热情才使我悲哀。我真不愿意跟他们来这里上山下乡，不愿意在这个欧洲小酒店里排演过去的岁月，而且说不出什么道理。 地中海的月光很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过，东方的美不光是美，同时也是悲，是痛，是怜。 斯特劳和莫莉不知道我为什么兴奋不起来，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胃不舒服，还没走到住房门前就扶着墙哇哇大吐，把德国啤酒和整个地中海的美丽通通吐成一地污秽。他们说我肯定是受凉了，娇气得不适应插队了。 地图 我看到了蓝蓝的水，近得几乎伸手可及，水底的石脊和绿色苔衣清晰可见。我一阵恍惚以后才突然意识到，我是在万米高空之上的舷窗前，在飞机柔和的发动机声中，面对着南太平洋的一片大海，不是面对着一个台阶上的水盆。我不知道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海洋为什么如此清澈见底，所有海底的峡谷和平原都在阳光下一清二楚，透明得一览无余，大陆架像树根一样隆起来在一盆蓝水里延伸和潜伏。 我几乎能够嗅到海底山谷的鲜腥味。 我在一张活地图上移动目光。这张地图有海的蓝，沙滩的黄，田野的绿，山壁的钢灰色和赭锈色的岩层网纹，让我感到丰富和真切。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看纸上的地图，尤其不喜欢看行政地图：那种图像一大堆杂色补丁，把湖南涂成橘色，把湖北涂成灰色，把中国涂成粉红色，把越南涂成浅紫色，如此等等。我母亲就是出生在湖北，我去过那里，发现那里并不是灰色的生活，人们煮着姜茶，在雨天里顶着斗笠耕田，撑着小船在河里下网，闲坐在集市的麻石街边打瞌睡，与湖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我也去过越南，发现那里并不是浅紫色的生活，人们骑着自行车卖甘蔗，在木棉树下打扑克，商店里有可口可乐也有香港的武打片光碟，学生们玩了骑高马的游戏就去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如果没有招牌广告上那些拼音字母，你完全可以把这里误认为中国广东或者广西。我有一种惊异，有一种失望，准确地说，是一种被行政地图蒙骗了很久的感觉——那张纸有什么理由把浑然相同的生活割裂成不同色块？为什么要用灰色和浅紫色害得一个中学生想入非非？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圈定国、省、区、县的线条，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习惯用高原、平原、流域、山脉、海岸、盆地一类名称来标示我们的生活区位。比如，我从云南省到了湖北省，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我是从云贵高原沿湘江流域进入江汉平原？为什么不能更恰当地说是从北纬二十二度的亚热带来到了北纬三十二度的温带？ 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行政图当然是更重要的，牵涉到税收、治安、邮政、发钞、社会福利、人事任免等重要事项，牵涉到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随着国家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强大，随着生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演进，人们不能不要求地图制作者们把行政地图更当回事。 由此看来，地图是人类一面稍嫌粗糙和模糊的镜子，映射出文明的面容。《唐书/地理制》称：“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这当然是农业时代的地图。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地图编绘者，大多时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总是记录周详；最关心水源与灌溉，因此渠堰塘坝决不遗漏，田地与山林的标记也力求准确。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想象工业时代的地图编绘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机器相助，于是行舟的河道让位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最关心矿藏与冶炼，于是矿区与厂区的位置在地图上星罗棋布地冒出，沿海的贸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于渠堰塘坝，如果不宜完全删除，也只能在视野里渐渐隐没。十九世纪由外国商人绘制的一批中国地图，就是这样的状貌。你还可以想象西方殖民地图的编绘者，是一些挎着单发手枪和喝着葡萄酒的将军，在轰隆隆的一阵炮击后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当地的农业也不太在意当地的矿业，没有什么工夫去考察或者测量，更没有必要去顾及河势、山形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于是新的地图在庆典或谈判中产生，在占领者的鹅毛笔和三角板下产生，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简单的事情么。美洲与非洲的很多国界就是他们的杰作，一条条生硬的直线，沿纬线或经线画定，透出下笔者当年的仓促和漫不经心，透出欧洲将军们简捷明快的风格。 文明还在演变。对于眼下的有些人来说，农业的、工业的以及军事占领者的地图都不重要了。一个消费的时代正在到来，旅游图与购物图成为他们更常用的出行指南。这些地图在车站、机场、宾馆、大商场、旅游点一类地方出售，附录于图的多是高档消费场所的广告，多是出售珠宝、首饰、古董、高尔夫、自然风光、名牌时装、别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这些场所也总是色彩鲜明地标记在地图上，象形或示意的彩色图标，在地图上跃然而出，神气十足地遮盖了一个街区或者半个城镇，使其他社会机构黯然失色，连堂堂政府所在地也相形见绌。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地图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是为这些人的什么准备的。任何人都能够在这些地图面前意识到，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好多国家或地区，农业和工业都不再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获利最丰的新兴行业，恰恰以远离自然物质为普遍特征，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赚钱常常只靠一个人脑和一台电脑，写字楼几乎就是生财的最大印钞厂。人们还需要那些过时的地图吗？当这种轻盈的知识型经济迅速积聚社会财富，又以购物和旅游为获利者主要的消费方式，人们能不需要新的地图吗？ 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的出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原有关系。时间而不是空间成为距离更重要的内涵——这需要一种更新的地图。老地图以比例尺和实际长度实测为基准，作为马车夫和帆航水手时代的产物，只能描述一个刻板和同质的三维世界，对于今天的很多旅行者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长与短，让位于慢与快。根据交通工具的不同，从上海到郊县的渔村，可能比从上海到香港更慢。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比从北京到大兴安岭林区的某个乡镇更快。随着时间因素的引入，随着金钱兑换时间成为可能，随着高速公路和喷气客机航线的延展，一种四维地理学几乎呼之欲出：在这种新地理学里，各大经济核心地区之间实际上有了更紧密和更近切的联系，核心地区和附近边缘地区之间的距离反而遥远——我们不妨把这种距离称为“时间性空间”。一个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飞机当作随手招停的街头的士，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海、北京、台北、东京、新加坡之间来回如梭，感觉就是推开篱笆门在村子里串一串门。他若想跳出这个现代化交通网络，试着到本土的渔村或林区走上一遭，倒会有关山无限前路茫茫的为难——他可能会圆睁双眼：哇，拜托啦，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去？ 我们可以为他绘制这样一幅新图： 最近范围：@zk上海、北京、广州、东京、新加坡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内可达之处，加上平时常去消费的酒店、商厦、健身房、酒吧等场所。 次近范围：@zk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核心城市，即喷气客机半日以上一日之内可达之处；还有黄山、庐山、香格里拉、张家界、敦煌、西西里岛、凡尔赛宫、尼亚加拉大瀑布等旅游地，飞机若不可直达，或者航班不够多，便有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供汽车驶抵。建在顺德或宁波某个郊区的生产基地，也属这种情况。 较远范围：@zk境内和境外一切没有公路或者公路等级太低的渔村、林区、山寨、牧场等；还有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某个贫民区，虽然近在数百米之内，但开着汽车找不到路口，不知如何才能接近，如何才能驶入。 最远范围：@zk南极，北极，喜马拉雅山，外星空间；还有需要爬进去的小煤矿开采面，需要爬山数日或十数日才能看到的地质考察点或高山哨所，如此等等，同样是他无法想象的远方，几乎遥不可及的旅行目的地。 于是，他的实际生活空间是这样： 我们还可以运用“时间性空间”的新型比例尺，为其他身份的人绘出各自不同的地图。在这里，能够搭“波音的”人，与没钱搭“波音的”的人，地图显然会很不一样。 隐形地图的多样化，是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空间曲变，暗示各种生活模式相对封闭和分隔的趋向。不难想象，在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产生以前，人们即便有穷富的差异，大体上还生活在统一的地图里，生活在共有的空间之中。只要出行，坐轿或挑担都依循共同的速度和路线，有共同的生活形态逼近眼前，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很难被自己的社会地位完全封闭。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语）；所谓“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白居易语）；所谓“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施耐庵语）；都是在近切的具象对比中展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走出朱门，不难目睹农民的饥寒。印度作家泰戈尔走出朱门，不难耳闻乞丐的呻吟。中国作家鲁迅家境衰败，当然更容易与保姆、长工、农家孩子、人力车夫、穷困教书匠一类下等人打成一片，在字里行间留下挥之不去的沉重。这种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无时不在震击人的情感，是一部分贵族内心不安的信息之源，是当时整个知识界涌动人道主义和公共关怀的感觉之基。那一代精英人物也许无能越过海洋，但有幸把周围的人生看得更多，看得更真。 他们一出门，就闯入了“我在众生”的视界，只要有基本的感觉力，就不难获得“众生在我”的襟怀。 设想他们生活在现在，设想他们仍是贵族或准贵族，设想他们还享受着商业版税、股票收益以及顾问、委员一类身份的酬薪，那么即便没有入住纽约的长岛、洛杉矶的比弗利山或者长滩、西雅图的华盛顿湖、日本的东京湾、悉尼的玫瑰湾、香港的浅水湾、上海的紫园……至少也可以入住某个“高尚小区”的寓所。他们的宅前不会有路边邮箱，邮递员是要把邮件直接送进家的。他们的宅前有步行小径，显示出主人有足够的闲暇和安适。他们的窗外不会有任何闲人和闲车，保安机构会确保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宁静。他们会拥有姹紫嫣红的花园，幽深浓密的古树，纯净明丽的海湾，清新宜人的空气，甚至有黄昏时散散步的山间小道，还会得到周到殷勤然而不露痕迹的社区服务，唯独少了一件东西：穷人为邻。并非他们不愿意这样，是现代住宅建设体制不容许这样。与往日的情况迥然不同，现代社会的土地已经商品化，纳入周密规划，宅地成片开发，巨资投入之处，地价成倍飙升，环境幽雅一些的地段更是售出天价，一个平方米价值万元乃至数万元之上，一般购买者何以问津？怎可进入？这种小区周围的学校、医院、商店、俱乐部等服务设施也受制于地价，或者锁定了消费群，组成了统一的高价联盟，共同抬高了居民移入的门槛。因此，一般小人物根本用不着保安人员的驱赶，早就远远地退到那些富人们推窗时的视野之外。 等级之差正在化为地域之别，一个人用不着太多介绍，只要说出自己住在哪里，旁人就可以明白此人的社会地位，这是现代社会里普遍的新现象，体现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一种新型社会所要求的空间再分配。在这个多层等级结构的最顶端，富人们当然还可以走出宅区。但他们如果打算像前人那样走路或者骑脚踏车，将遇到无穷的烦恼和困难。高速公路之网正在截断很多原有的人行道，道路封闭化使徒步横越有上天之难，洛杉矶的很多居民早就有无路可走的愤怒。在美国的很多地方，自行车爱好者经过多次游行示威，也只争得了公路边一掌来宽的脚踏车专用道，只能在这条平面窄轨上骑一骑，忍看汽车刷刷刷地擦身而过，一个个肉跳心惊。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握有强大影响力的富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出行自由，家门早已被暗暗张开大嘴的汽车设伏。他们提着保密箱以及真皮挂衣袋，是一群现代文明的老老实实的俘虏，被名牌汽车一口吞下，被高速公路一路押送，被冷峻的机场候机厅一网打尽，最后被铁面无私的宾馆或酒店一举捉拿归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路上看不到什么穷人（高速公路上不容许脚踏车、摩托车、拖拉机行走，更不容许牛车、推车、挑担的行人出现）；在飞机上也看不到什么穷人（窗外只有蓝天白云，消费价格也足以把下层平民排除在外，比如排挤到破旧的长途客车或人货混装的轮船上去，脏兮兮的箩筐或编织袋在那里适得其所）；在星级宾馆和酒店里也只能看到与自己地位相近的官员、商人以及其他名流精英，各种有头有脸的人，在消费方式的意义上相当于自照镜子。他们极目四望，完全可以觉得好日子无非是对自己高素质的报偿，与穷人和穷地方没有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即便还有几分怜贫悯弱的文化惯性，也无法改变“朱门”与“朱门”跨越式对接的现实，无法发现他们一心怜悯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不是全部消失的话，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消失。 富人们当然还能看到一些穷人，比如说，接受服务的时候：这时候的穷人都穿着工作制服，严守服务规程谨言慎行；比如说，遭遇犯罪的时候：这时候的穷人是入室的窃贼、绑票的暴徒、或者是在繁华商业区投掷恐怖主义炸弹的凶犯。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穷人眼中的富人们也多是出现在享受服务的时候，是一些锦衣玉食的命运宠儿；或是在出现在反击犯罪的时候，迅速表现为强大的国家机器，表现为警察、法院、监狱、歧视性盘查以及b-52或者f-16的轰炸，对小人物的世界冷面无情。可以肯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看不到对方生活中更丰富和更细腻的纵深，看不到那个纵深里很多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细节。在分隔化的生活空间里被动就范以后，穷富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茫然无知，成了现代社会诸多盲症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常常比民族之间、宗教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的隔膜更严重，又与民族之间、宗教之间、行业之间、党派之间的隔膜相交杂——没有正常交往的日常感觉垫底，不仅理想中的阶级合作与互助不大可能，阶级斗争也势必恶质化。 在一个更加自由和宽容的世界，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时代，一种新的族群隔离在这里出现了。在一个信息交流和文化开放更加充分的时代，一个鲜见闭关锁国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封闭在这里形成了。 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在谋划和部署这一切，没有军队在布设路障和铁丝网，一切都是自发出现的，自由产生的，悄悄进行的。金钱和技术是看不见的手。 这种多层次的隔离与封闭，这种完全应该写入世界监禁史的隐形化分区监禁，使意识形态同时成为意象形态iconology，不仅是一个语言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具象清除和感觉没收的过程——或者完成于两个过程的互动。 我们也许可以寄望于传媒，寄望于书刊、报纸、电视、电话、电影、因特网等对感觉壁垒的穿透。事实上，有些坚守良知的传媒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让相互隔绝的族群定期探监：看不到实象，看看媒象也是好的。当然，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窥探权，理应承担更多的理解责任，还有反监禁的行动责任——哪怕当不了职业行动家，成不了我在前面《岁月》里说到的阿梅。他们应该知道，中国很多地方在划定贫困线的时候，把拥有电视机当作脱贫标志，可见贫困线以下的人已经不易接近传媒。很多广告商在选择传媒的时候，注重受众的购买力而不是受众的人数，可见大众媒体已不再自动等于主流媒体，高消费群体已经有了特殊的传媒圈选，对传媒的支持可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纽约时报》是希望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华尔街日报》是已经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美国人早就有了这样不必大众却务必主流的报纸，并且标举着引领报业的成功经验。显而易见，当这些传媒被广告商的雄厚资金喂大喂强，喂出所谓主流传媒的呼风唤雨，资讯筛选未必不受制于喂养者的利益，未必不受制于特殊受众的趣味、经验以及既有知识。透过一个主流传媒，你常常可以从栏目、选材、制作风格中隐隐感觉到广告商成天盯着的那些受众：他们是广告围追堵截的对象，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一些高薪工作机器，一些大机构最喜欢的文明雇员，一些齿轮和螺丝钉似的专业化白领，说话有点木讷，营养丰富于是胖得像个穿着吊带裤的大白鼠，人文兴趣淡薄于是在技术专业之外活得像个大龄娃娃，有漂亮的太太和私家汽车，对任何新款产品兴致盎然，下了班健身洗浴，网上玩游戏或翻翻时尚杂志。硬要参与社会的话，便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眼电视新闻。如果他们的社会态度多是一套主流传媒的流行腔，想必不会令人奇怪。 流行舆论常常告诉人们：中产阶级的雅皮就是这样，一个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就应该这样生活。 他们大多数不乏正义感——如果主流传媒正在鼓动正义；大多数也说变就变地追随偏见——如果主流传媒正在推销偏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态度是否正确，不在于传媒受制于权力与金钱的太多可能，而在于他们唯主流传媒的马首是瞻，脑袋逐渐被报纸和电视接管，正在日渐臣服于意识形态和意象形态的视听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认识活动中的公共关怀能否在他们的真皮沙发上自动生长。 他们肯定无法从传媒上看到我的一些穷朋友，这些穷朋友也无法从传媒上沟通更多样的人生和人性——他们还生活在报纸发行范围之外，生活在电视讯号覆盖之外，因为电视机是狭小家居里孩子读书的干扰，或者是领到救济费的障碍，还可能因为缴不起电费……我无法想象他们在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黑洞里怎样生存。我知道生存空间的分区监禁再加上信息分配趋利效应正在使很多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在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前几天我想去看一位老朋友就惨遭失败。不知什么时候，那里的旧房子全部拆除，变成了一个宽阔敞亮的立交桥建设工地，变成了吊车、打桩机以及各种陌生的工人面孔。我居然不知道他早已搬走，没法与他联系。我知道他没有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突然醒悟到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如果他不主动打来电话，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就永远与他分别了——在一个城市的茫茫人海里。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主动联系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事需要与我们联系：印象中的他很少串门也不找朋友借钱。 我看到地图还在改变，一座立交桥抹去了一张熟悉的面容，轰然截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习惯性往来。在这一个水泥的庞然大物面前，我的记忆也许会渐渐模糊，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个概念，一个似乎与我有过关系的绰号，比方说“鲁少爷”。 他曾经住在这里。 麻将 麻将是老朋友们聚会的主要节目。某个节日到了，朋友一个又一个电话打来，要我去聚一聚，说好久没有看见了，说谁谁谁回来了，谁谁谁也回来了，大家一定要聚，不来的罚款。我当然只能推掉一些杂事，应约去奔赴友谊。我没有料到，房门一开，哗哗麻将声迸涌而出扑面而来，几乎是拳打脚踢，扑得我倒退两步。围在几张麻将桌旁的人都目光直勾勾地紧盯桌面，没人看我一眼。我有点茫然，独自在一大堆堵在门前的鞋子里寻找拖鞋，好容易翻找到最后一双，粉红色，女式的，有点潮润和气味，将就着穿上——很多家庭都有这种让客人换鞋入内的习惯。 总算有人看见我了。给我一再打电话的周家瑞没有离座，在人群中伸长脖子，探出了脑袋。“坐吧坐吧，茶在那里，香烟自己拿，就在茶几上。呵？” 算是尽了主人的情意。 还有人也许看到了我的寂寞，“来来来，不会玩牌就啄鸟，好好学习么，大家培养你么！”啄鸟是指旁观者自由押注的方式，我后来才知道。 我啄啄鸟，啄得不错，居然赢了点钱，但仍然没有啄出太多的兴味，只好去阳台上加入三个女人的谈话。她们也不会麻将，互相修着指甲，互相钳夹眉毛，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但有点误入妇科诊室的感觉。 聚会就这样过去，一次又一次的聚会就这样过去，充满着麻将的哗哗声和突然炸开来的喧闹，是和牌的欢呼或者是对偷牌者的揭露，还有对麻将战术气呼呼的总结和争辩，直到大家疲乏地罢手，重新在门前一大堆鞋子里寻找自己的一双，找得拥挤而忙乱，屁股撞了屁股，或是脑袋碰了脑袋。大家碰得很高兴，也很满意。聚会不就是这样么？ 是的，你还要怎样？如果没有这几桌麻将，真不知道该拿聚会怎么办了。该说的事情都已经说过，不能说的事情就不说，麻将恰到好处地填补了时间空白。经过二十多年的回城生活以后，插友们越来越活得不一样。哪怕都是当工人的，有的厂子火了，有的厂子垮了；都是当教师的，有的职称升了，有的下岗走人了；同是当母亲的，有的儿子出国留学了，有的儿子犯罪入狱了。还能不能有共同的话题？操心社会和操心他人已不合时宜，那么还能不能有谈得拢的看法和情绪？如果不想争吵，如果不想在熟人面前没面子，如果更不想翻腾那些说了也白说的废话，当然就只能搓一把麻将了。你不能不承认，麻将是无话可说之时的说话，是生存日益分割化、散碎化、原子化以后的交流替代，是喧哗的沉默，是聚集的疏远，当然也是闲暇时的忙碌。麻将是新的公共黏合剂，使我们在形式上一次次亲亲热热地欢聚一堂。 我讨厌麻将也尊重麻将，是因为麻将使我有机会见到熟悉的面孔，这样的机会并不太多，正在一次次减少。人皆有限。人总是要结束的。一个将要成为白骨的人正在摸牌，一个将要成为腐泥的人正在出牌，一个将要成为化石的人正在点火抽烟，而电视屏幕里一个将要成为青烟紫雾的人正在介绍旅游节目并且哈哈大笑……这些人生时各别，若干年后将在死亡线的那一边雷同；或者说这些人生时聚首，若干年后将在死亡线的那一边各自东西你我相忘。 生活是一个化装舞会，我们在舞会上彼此陌生；生活是一条船，我们在船上命运与共同舟相济。生活是一条船上的化装舞会，我们在亲密的陌生中听到时光之冰在一块块嘎啦啦崩塌：终点正在逼近。 有一次，一个“知青酒楼”筹建，达雄以装修顾问身份在那里忙了几天，指导工匠们到处挂上草鞋、斗笠、蓑衣以及红袖章，门口设置了龙骨水车和犁靶，还辟出一块留名牌，让混得不错的一些人在那里插上名片，壮一壮知青的声威。开业的这一天，酒楼里照例摆了十几桌麻将。家瑞在一个包厢里被老木赢惨了，说什么也不玩了，三缺一，大家的目光便投向刚来的大川。大川与老木一直不和，手插在裤兜里不愿上桌，被旁人一再拉扯相劝，实在没办法，勉勉强强入座。多年之后他们总算坐到了一起，让我们暗暗惊奇也暗暗高兴。 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了地震一般，大川猛地把整个桌面朝老木掀过去，麻将四下里乱飞，让在场人吓了一大跳。原来大川刚才想收回一块牌，被老木顺口抢白了一句。事后据人们回忆，是说落地生根一类，是押房子卖老婆也得有牌德一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川最近刚好手头紧，把房子抵押出去了，以为对方是出言不逊，忍不住反唇相讥：“有老婆卖也不容易，怕只怕落下什么绝症呵。” “什么意思？”老木脸色一沉。 “谁觉得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怕输钱就不要来搓牌。” “我是怕输呵，一屋的假字画，几块套牢了的地，哪里输得起？” 老木明白话里的意思，把手中麻将往桌上一砸，酒气冲天的一声呸，起身就要走。有颗麻将溅到了大川的脸上。大川不是吃素的，来了个整个桌子底朝天。一片混乱之中，他们破口大骂，旁人还未听清楚骂了些什么，还未定下神来，一个果盘已经盖在大川脸上，红汁黄水五彩缤纷；一个空啤酒瓶立刻向老木的额头飞过去，在墙上砸出叭的一声巨响，鲜血立刻在老木脸上涌现。打死人了，要打死人了！你们疯了么？屋里爆开了各种尖叫。人们在混乱中也挨了些不明不白的撞击，好容易才把两头咆哮的狮子隔开，把他们按回各自的椅子上，大家都呼呼地出粗气。有人揉着腰，在收拾地上的碎酒瓶、麻将牌以及西瓜泥。 吴达雄轰走了挤进门来的好事者，将门狠狠关上，生气地说：“大川，不是我说你，相逢一笑泯恩仇么。凭良心说，老木今天没怎么样，对你也没有成见。事情早就过去了。前几天喝酒，他还说起你们两个那时候一起守野猪的事，一起半夜里游泳的事，连我听了都感动……” 老木一手捂住额头上的毛巾，冲着吴达雄大喊：“他刚才说老子黑。老子下过他的药？做过他的手脚？老子害过好多人但还真不想害他。前一段王麻子说要找个人当校长，我还说只有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电子脑壳，高才生，不像我们这些下三烂……” 说得突然有点哽塞，说不下去了。 大川听清这些话了，声音也开始异样，同样冲着吴达雄申辩：“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当初敲白铁桶到底是我吞了他的钱还是他吞了我的钱？那年当反革命，是我，把他的事情揽过来了吧？是我，说留下一个算一个吧？专案组相信了我的话，把他开脱了。我当时高兴，真的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为朋友……” 他咬咬嘴唇，转过脸去。 老木眼里冒出泪珠，“老子没见过这样无情无义的鳖，这样翻脸不认人的鳖。那年回城，我想他总会来送我一下吧，我准备了好多话。天下雨，汽车过了一班又一班，我还在站上等，一直等到天黑。我想吵架归吵架，他终归会要来的吧？鲁少爷都看见的，我一直站到天黑……” 他抹了一把鼻涕，“我一个人站在雨里哇……哇……我哪里是个人？我是个牛骑马踩的大傻鳖哇！”抽泣突然变成了号啕。 “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吴达雄把他搂在怀里。 形势对大川有点不利。他涨红一张脸，“好吧，我无情无义，我翻脸不认人，我是没有去送你。但你肺炎发烧四十几度的时候，是哪个背你走了十多里路？是哪个同汽车司机打架，一定要把你送到县里去？是哪个去饭店里为你讨……”他激动得一张脸突然歪曲了，吐出瘪瘪的字，“……讨那碗面？” “我记得是你，我是想报答你呵，祖宗！我下决心要记这一笔恩，做牛做马也要还你这笔情。祖宗！我这就给你下跪，给你当孙子。”老木甩开吴达雄，矮了下去，冲着大川嘣嘣连砸几个响头，再次吓了大家一跳。 “你还要我磕多少？还要磕多少才够？”他又撅着屁股朝地上砸出响声，额头上的血迹沾到了地上，“我还要给你姐姐磕头。祖宗！在北京的时候，她给过我粮票，给我买过火车票……” “我还要给你老娘磕头。我没有给她老人家送葬，我对不起她。她老人家给我补过衣服，织过毛衣，擦过煤油灯罩，我是想去给她老人家送葬的但我没有去哇……我是想磕头只是没地方磕哇……哇……” 老木跪在地上，哭成了一个泪人。几个女人抽泣着放出哀声，连大川也突然捂着脸埋下头去，没有发出声音，只有背脊剧烈地抽动，不知强忍什么辛酸事。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 大川抹抹眼，撞开门，大步冲出去了。随着门开，大堂里的音乐一涌而入扑面而来。球形彩灯在那里翻卷，播下七色光斑满地飞驰。铜号、沙锤以及架子鼓在那里轰击神经，一支老歌变成了流行舞曲，男女舞伴一对对在那里踏着红色的快四节拍，整齐地起伏顿挫和一同旋进。酒店老板赞助的这次春节知青大聚会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高潮。那里没有人注意这个包厢。 小青大声说：“你们哭什么呢？真是，不是来玩的么？哪来这么多猫尿？好了好了，都来玩吧。麻将在哪里？麻将……”话刚落音，自己又忍不住捂住脸再一次哭了。 沉默者 住进太平墟以后，有些亲友节假日里会来玩玩。一位亲戚是个好动的人，一早起来就出了门，早餐没有回来吃，中餐也没有回来吃，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说这山里真是不错，刚才他一个人爬山去了。我问他肚子饿坏了吧。他说一点也不饿，在山里一户农民那里吃了餐好饭，有柴熏肉，有小鱼，有鸡蛋和青菜，特别新鲜可口。他要付十块钱，那人说什么也不要，说见了面就是缘分，哪有收钱的道理。 我有些奇怪。从他描述的情况来看，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一条无人的峡谷，原来有两户农民都移民到山下的公路边来了。哪还有什么人家？ 亲戚说，确实有，他吃饱了这事假不了。 因为我的好奇，他详细说了说在那家的见闻：养了几头猪，养了一群鸭子，养了兔子还养了鸽子，反正有很多活物。主妇看来有些文化，言谈举止不像是乡下人，比方能解释山田的酸性和碱性，能解释石头是层积岩还是花岗岩，自称当过赤脚医生也管过猪场，集体猪场散了，就回家了。她的两只脚特别大。 我听得有些冒冷汗，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亲戚说的这家人太像鲁少爷夫妇，是我认识的朋友。但他们多年前就回城去了，不可能还待在这里。我还知道几年前他们的儿子不幸夭折，还知道鲁少爷后来给一个个体户推销轮胎，还知道他们住的房子已经拆迁，那里正在建一座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他们不可能在这条峡谷里。即便在，我住得这么近也不可能不知道的。 亲戚有些茫然，“是你记错了，还是我看错了？” 亲戚度完假，带上些瓜菜，带着老婆和孩子回省城去了。我按着他说的路线，走进了他说过的那一条峡谷。我希望他说错了，也希望他没有说错，希望鲁少爷确实就在前面，比方说是前不久偷偷搬家到乡下来的。我希望他像以前那样在大树下回过头来，或者在水田里抬起头来，说一句：“又是来找牛的吧？”我希望时间永远静止在那一刻，静止在他挂着泥点的一张黑脸上，静止在他踩着牛粪的一双赤脚上，静止在我们的相视一笑。我希望我后来知道的一切都是幻觉，包括他最后的不知去向，包括他从此沉默不语的传闻——他唯一的声音是进入洗澡房才可能爆发出的一句或两句歌唱“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或者“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旦走出洗澡房又成了哑巴。我希望这个除了在洗澡房就永远哑巴的人重新开口说话。 我没有找到他以及他的妻子。寂静挤压着耳膜，峡谷里杳无人迹，只有一行白鹭在万顷绿色中闪电般地掠过。 看来是我的亲戚遭遇幻觉了，或者是说错地方了。 乡下 你看出了一条狗的寒冷，给它垫上了温暖的棉絮，它躺在棉絮里以后会久久地看着你。它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它的感激。 你看到一只鸟受伤了，将它从猫嘴里夺下来，用药水疗治它的伤口，给它食物，然后将它放飞林中。它飞到树梢上也会回头来看你，同样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铭记你的救助。 它们毕竟是低智能动物，也许很快会忘记这一切，将来再见你的时候，目光十分陌生，漫不经心，东张西望，追逐它们的食物和快乐。它们不会注意你肩上的木犁或者柴捆。它们不会像很多童话里描述的那样送来珍珠宝石，也不会在你渴毙路途的时候，在你嘴唇上滴下甘露。 它们甚至再也不会回头。 但它们长久地凝视过你，好像一心要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好像希望能尽可能记住你的面容，决心做出动物能力以外的什么事情。 这一刻很快就会过去。但有了这一刻，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不再是没有过这一刻的世界。感激和信任的目光消失了，但感激和信任弥散在大山里，群山就有了温暖，有了亲切。某一天，你在大山里行走的时候，大山给你一片树荫；你在一条草木覆盖的暗沟前失足的时候，大山垫给你一块石头或者借给你一根树枝，阻挡你危险地下坠。在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触到一只狗或一只鸟的体温，在石头里，在树梢里。 你流泪了，抬起头来眺望群山，目光随着驮马铃声在大山那里消失。你看到起伏的山脊线那边，有无数的蜻蜓从霞光的深处飞来，在你的逆光的视野里颤抖出万片金光，突然间撒满了寂静天空。 2002年5月 附录一 人物说明 附录一 人物说明 这本读物中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人物，是因为叙事举证的需要，也是因为作者一时摆脱不了旧的写作习惯，写着写着就跑野马。当然，出现人物也许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能够标记作者思考的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境，为思考自我设限。作者相信不同的生活经验需要不同的解释，世界上没有绝对兼容和通用的真理，笔者也免不了“瞎子摸象”。因此，任何解释都不能强加于人：适用于这些人物的解释，不一定适合于读者所熟悉的其他人，那些笔者并不知道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物都出于虚构和假托，如果说有其原型的话，原型其实只有一个，即作者自己。书中人物是作者的分身术，自己与自己比试和较真，其故事如果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曾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或者差一点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何况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任何故事，包括某些作者观察所得，都受制于作者的理解、记忆以及想象，烙上了作者的印痕，无法由他人来承担全责。他人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合法身份，在法庭的证人席上作证，说事情确实是这样或事情肯定不是这样。 这样，本书只是法庭上的孤证，不要求被采信。 附录二 索引 附录二 索引 如果本书的某些部分可以看作理论，按照通行的学术规则，它必须有较为详细的文献索引，夹在文中或者附在书后。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作者的理论态度诚实与否，严谨与否，其知识谱系是否清晰，其学术资源是否深厚，庶几可假一份文献索引而被读者们一斑窥豹。我的朋友小雁读理论，常常是开卷之后先翻翻书后的几页，再决定读不读。她曾经把一本关于村社制度的新书扔到床下去了，说一看索引就知道作者根本不了解近十年来有关村社制度的研究进展，这样的人也敢写书？ 我的疑问是关于另一方面的：如果学术只需要这样的文献索引，如果作者与读者只满足于这样的索引，知识就可以从书本中产生了，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合法旅行了，就是几百本书产生的一本书然后加入到几百本书中去再产生下一本书的可悲过程了——文献的自我繁殖，在我看来无异于知识的逆行退化和慢性自杀。 知识是实践的总结，甚至是对实践的另一种表述，故知与行形二而实一，不事稼穑不为知稼穑，不务商贾不为知商贾，不行道义的高谈阔论不为知道义。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索引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经验，确保言说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作者的体会可以正确，也可以不正确，这不要紧，但至少不能是纸上的学舌。 因此，我愿意在本书后面附上这样的索引，算是对读者交代一下产品的产地、原料来源以及基本的配方——尽管很多人对此会耸耸肩不以为然： ?作者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参加红卫兵投入“文化大革命”，目睹过父亲所在单位以及自己所在中学的运动，目睹过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诸多表现，跟随高龄学生参与过校内外一些事件，包括参加全国大串联和在武斗中受枪伤。书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思考来源于此。 ?作者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从事各种农业劳动，组织过农民夜校和对官僚滥权现象的斗争，接触过知青中不同的一些圈子，包括当时一些有异端色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理想主义实验。书中对农民和知青的观察和理解，大多来源于此。 ?作者一九七四年以后重新进入城市，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以后从事过文化工作，与部分作家、批评家、记者、教师、理论家有所接触，经历过知识界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思想解冻及其各种风波，也经历过九十年代出现的激烈思想分化，包括有关“人文精神”的争论以及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书中对冷战结束以后现实变化的感受，还有对理性偏执性的反省，大多以此为据。 ?作者在大学时代参加过知识界的民间社团，参加过学潮；重新走向社会以后参加过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商业活动，接触到一些下海从商的知青朋友；主持过两个机构的管理工作，曾经以“作家深入生活”的名义，接受过某林业局和某市领导机关那里的短期兼职，后来回乡下阶段性定居，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复杂情形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和介入。书中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看法，对社会巨变时期朋友们人生际遇的感慨，与这些经历不无联系。 ?作者有过一些境外的出访和见闻，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的感佩和疑虑，只是一些凌乱随感，姑妄言之而已，应该说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以作基础。录之于书，是想提供一份中国人的感想速记，至少可以充作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个案性材料。 以上索引，如果不能有助于读者接受这本书的看法，不能有助于读者与作者共同面对具象这一片迷乱的符号领域，面对我们能够感受的日常生活亦即我们的生活，但起码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到笔者失误的经验局限。我期待批评，期待着跟上他人更广阔和更坚实的实践，只是不会关注那些书袋子和纸篓子式的批评，读不出多少人味的批评——哪怕它们附有吓人的文献索引。 附录三 主要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附录三 主要外国人译名对照表 （以首字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阿尔多诺（theodor w.adorno） 爱因斯坦（einstein albert） 柏拉图（plato） 鲍得里亚（jean baudrillard）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波德莱尔（baudelaire charles） 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 达·芬奇（ieonardo da vinci） 达尔文（charles darwin）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弗洛姆（erich fromm）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伏尔泰（voltaire） 福柯（michel foucault） 福塞尔（paul fussell）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富特文格勒（furtw ngler） 甘地（mahatma gandhi） 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ger） 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 贺拉斯（horace） 赫拉克利图（heracleitus） 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康德（immanuel kant）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孔德（auguste comte） 昆德拉（milan kundera） 拉康（jacques lacan）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 马克思（karl marx） 弥尔顿（john milton） 莫里斯（desmond morris）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牛顿（sir isaac newton） 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普列汉诺夫（georges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 索罗斯（george soros）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托尔斯泰（leo tolstoy） 韦伯（max weber） 韦伯龙（thorstein veblen） 维吉尔（virgil）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亚当·斯密（adam smith）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雨果（victor hugo） 附录四 《暗示》台湾版序 附录四 《暗示》台湾版序 李陀 我以为读《暗示》这本书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随意翻阅，如林间漫步，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喜欢轻松文字的人，这样读会感觉非常舒服。另一个法子，就得有些耐心，从头到尾，一篇篇依次读下来，那就很像登山了，一步一个台阶，直达峰顶。 这两种读法效果很不一样。我自己读此书，两种读法就都试过，虽然不是有意的。第一遍是乱翻，碰上哪篇就读哪篇，第二遍正襟危坐，一行行仔细读来，结果感觉是读了两本完全不同的书──不是我们平时读书那种常有的经验：同一本书，认真读第二次，我们会对它有不同的或是更深的理解，不是这样，而是确实感觉自己读了两本完全不同的书。 此书的两种读法，我想是韩少功有意为之，不但是有意为之，而且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预谋，甚至是为读者设下的一个圈套。在日常言说里，“圈套”这个词常常和某种心机、某种不怀好意相联系，那么，说这书里有圈套，是说韩少功对读者不怀好意吗？我的感觉是，即使不能说不怀好意，但也不能说里面没有一点恶意：仔细读了这部书的人一定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当代人和当代文明之间的荒诞关系的冷嘲热讽，以及在冷嘲热讽后面的脸色铁青的冷峻。我们似乎看到韩少功在努力微笑，但那微笑总是一瞬间之后就冻结在眉宇嘴角之间，而且，每当我们出于礼貌，或是出于本能，想回他一个微笑的时候，会在那瞬间感到一股从字里行间袭出的寒意，冰凉拂面，让你的笑意半道停住，进退不得。或许有的读者并不这样敏感，但是至少会感觉到在阅读中，自己和作家之间有一种一下说不清的紧张。我以为这种紧张是韩少功有意经营的结果，是他预期的效果：给你一个轻松读书的机会，但是你不能轻轻松松读我的书。 我自己第一次的阅读《暗示》的经验就是如此。刚刚拿到书的时候，由于有酷爱读笔记小说的习惯，我是以一种相当轻松的心情对待它的，为自己在现代写作的荆林里终于有机会碰上一片落花满地的草坪而高兴，觉得终于可以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不必犹如进入一座城堡，需经过重重暗卡和守卫，也不如进入一个迷阵，不得不在逻辑的层叠中经受曲径通幽的折磨。所以，不顾目录中的暗示──全书分四卷，各卷的题目显示卷与卷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我随手乱翻起来。开始感觉还不错，每看一篇，都有不同感受。读《抽烟》，全篇不足六百字，很像当前非常流行的报纸副刊上闲话闲说的小专栏文章（所谓报屁股文字）；读《粗痞话》，赞美乡野语言的粗鄙生动，不由得想起作家的那本在大陆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小说《马桥词典》；读《精英》，忍不住哈哈大笑，不能不佩服韩少功对海外bobo们的刻画是那样传神，可谓入木三分；读《麻将》，那是一篇苦涩的小小说；读《月光》，那是一篇文字如月光一样透明清洁的散文；读《劳动》，感动之余，不能不对“玩泥弄木的美文家”们由衷赞赏，心向往之。但是，读到后来，读到《仪式》、《语言》、《真实》诸篇，我开始端坐，在心里和少功辩论（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再后来，读《极端年代》、《言、象、意之辩》、《残忍》，那种初读时的轻松感忽然消失，并且似乎看到作家正在一个模糊的暗处讪笑自己。我一下明白，《暗示》不是一本轻松地可以用消闲的方式对待的书。此书之所以用小说的名义出版，之所以采取一种类似随笔的文体和形式，并不是为了讨好读者，更不是因为韩少功本人特别喜欢随笔这类写作形式，而是另有图谋。 与读者初识它的印象相反，《暗示》其实是本很复杂的书。 我想从它的附录说起。 一部书有附录，以理论和学术著作为多，小说就比较少见，常见的，一般是以“后记”煞尾，有余音绕梁的意思。但是《暗示》很特别。首先，韩少功这部书是以小说的名义出版的，可是有附录，而且有三篇，其中最后一篇还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主要外国人译名对照表”，表中共列人名六十七人，其中文学家艺术家十三人，其余五十四名都是哲学家、科学家和各类学者。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部文学作品，只看这附录，很容易觉得你手里是一部学术或理论著作，绝不会想到它是一本小说。韩少功为什么这么做？是给那些喜欢寻根究底的人查对起来方便？当然有这个作用，但是对于习惯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很少有人会有兴趣去做这类事，从约定俗成的阅读惯例来说，读者对非理论和学术著作也没这个要求。作家对此心里不可能不清楚。何况，就此书所涉及的“外国人名”来说，这个对照表并不完全，例如在《夷》篇里，说及巴赫和马奈等西方音乐家和画家共十一名，就全不见于对照表，还有，在《疯子》一节里，俄国精神病专家哈吉克·纳兹洛扬的“雕塑疗法”对支持作家“言”与“象”这二者“互为目录、索引、摘要以及注解”的观点有重要作用，但此人的名字也不见于表。那么，附这样一个表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明显是对学术著作的有意模仿，或者是戏仿（热爱后现代理念的人会说这是一种后现代的态度）。说戏仿，如果读者把这书是从头到尾细读一遍，寻觅在各篇小文里时明时暗的诸多思想线索，摸索其中在表面上显得破碎凌乱实际却贯穿全书的主题，你又会觉得此仿非彼仿，戏不全是戏，而是某种暗示：《暗示》只不过是“像”文学作品，作家通过此书思考和表达的，远非“文学”的视野所能涵盖。书中的大量短文虽然都不过是随笔、札记、短评、小散文和半虚构的回忆文字，文学味道很足，可是它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却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其中不少问题还是当前理论界正在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例如对“电视政治”、“进步主义”、“商业媒体”、“潜意识”等题目的讨论，都是如此。 韩少功在此书的“序”中更直接坦白，在这次写作中他真正关心并试图深入讨论的，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知识危机，是当代的知识活动在今日的战争、贫困、冷漠、集权等灾难面前如何无力，并且，为便于作这样的讨论，“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把文学写成理论？还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可能吗？这是认真的吗？这是不是一种文学的修辞，一种机智的说法？在《暗示》出版后，不少批评家都撰文讨论这本书的“文体破坏”和文体试验问题，有说成功的，有说不成功的，众说纷纭。但是我以为他们都没有认真对待作家“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个声明，更没有认真对待此书的“附录三”。其实，它是对声明的又一次声明：《暗示》要做的，就是要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可不是什么文体问题）。韩少功这么说绝不是一种修辞，他是认真的。 那么，就算我们暂时接受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种荒唐的说法，暂时认可这么做是可能的，我们还可以向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事情？这样做的必要性是什么？韩少功似乎料定会有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写下了“附录二：索引”。这个索引更耐人琢磨，首先，作为“索引”它一点不规范，实际上是含有作家自传的一篇短文，并且声明这个自传才是此书真正的索引；其次，这索引不但批评当代理论和学术著作对“索引”的规范，而且进一步批评过分重视文献索引就使知识的生产变成“从书本到书本的合法旅行”，成为“文献的自我繁殖”。 不仅如此，韩少功还在这索引里发表如下十分尖锐的意见：“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体验，确保言说的原生型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作者的体会可以正确，也可以不正确，这不要紧，但至少不能是纸上的学舌。”我想，很多人对韩少功这些看法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在今天，新闻援引其他的新闻，理论派生其他的理论，谣言演绎更多的谣言，意见繁衍更多的意见，都离不开“纸上学舌”，这是当代文明里，信息传播和知识生产的一个基本和必要的前提。甚至还会有人批评说，这种看法一点不新鲜，不过是传统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老调重弹罢了。 但是我希望读者注意韩少功在《暗示》中反复进行的一个异常固执的追问：如果人和社会都须臾不能离开语言，那么在言说之外又发生了什么？如果人要靠语言才能交流，才能认识世界，那么在言说之外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交流？在言说之外人有没有认识活动？以这个追问作线索来阅读这书里种种议论和故事，我相信读者即使不完全同意书中贯彻的思想，但也决不会认为作家对“纸上学舌”的质疑和忧虑是荒唐，或是老调重弹。 二十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社会也变成了“信息社会”（或者叫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里，人的认识活动有什么特点？发生了什么变化？由这样的认识活动所决定的现代知识又对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增进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吗？有益于减缓和消除人对人的压迫吗？尤其是，对认识和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种种巨大危险，如伴随大规模屠杀的战争、全球范围的穷富分化、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的破坏，当代人文领域的知识发展在总体上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正困扰着当代的思想家和知识人，二十世纪以来很多新的知识探索和理论发展，也在都试图直接或间接对它们做出回答，并且对当代知识的状况做出评估。例如福柯的话语实践的理论，鲍德里亚对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省和试图建立新的哲学范式的努力，都应该说与此有关。现在，韩少功以《暗示》的写作加入了这个讨论，而且切入的角度非常特殊：全书的一个基本理论兴趣是讨论“具象符号”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以语言符号为主要媒介的言说活动之外，还存在着以具象符号为媒介的认识活动，书中的很多故事、旅行随笔、抒情散文可以说都是对这种认识活动的描述、分析和讨论。只不过，作家的这些思考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相反，恰恰是对当代理论认识活动追求纯粹性倾向的质疑，并由此对当代知识的这种状况提出尖锐的批判。在《暗示》里，这批判主要集中于现代的知识发展越来越疏离、漠视具象符号对认识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依赖语言特别是文字符号这一现象（近半个世纪视觉文化的发达，似乎对此是个反证，但如果考虑到鲍德里亚有关simulacra的论述，实际上现代视觉文化更加剧了此种疏离），反复指出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大量理论、学说都是脱离实际生活、脱离实际问题的七宝楼台，无论多么瑰丽光明，实际上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大脑到大脑的合法旅行。在韩少功看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集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这些灾难如果从来不可能彻底根除，至少不应该在人们的心智活动中失控，不应在一种知识危机中被可悲地放大”。 说当代的知识发展有如飞机在航行中“失控”，这自然是个比喻，但却反映了作家对此忧虑之深，《暗示》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失控”的严重的警告。只不过，由于当世的知识精英们，或者对如此严重的危机熟视无睹，甚至把这危机看作在知识名利场上投机的机会，得意洋洋地大变名利魔术，或者由于沉溺于语言的抽象所带来的快感，把危机的讨论当作测试智商的一场比赛，高论迭出却都脚不沾地，这警告里还夹杂着冷冷的激愤和嘲讽——像一声声音量不高却清晰异常的冷笑，我相信它们会使很多敏感的读者感到不安，或者不快。 那么，为什么既然韩少功对理论问题有这样浓厚的兴趣，其关心和分析的问题又是涉及符号学这样前沿的理论讨论，作家不直接把自己的思考写成学术或理论文章呢？为什么非要采取“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样别扭的办法呢？一个现成的解释就是，韩少功毕竟是个作家，而不是理论家。但是，这至多是一部分原因，因为作家即使不愿意以一个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它也可以把这些想法写成杂文或文章，不一定非要把文学和理论掺和在一块儿。我以为，要回答这个疑问，读者要特别注意此书的附录一。 这个附录是个人物说明。《暗示》中有不少人物，其中老木、大头、大川、小雁、鲁少爷几个人还贯穿全书。从小说眼光看，这些性格鲜明人物本来都可以成为一本正儿八经的小说的主人公，包括书中那几个着墨不多可是活灵活现的次要人物，像绰号“呼保义”的流氓江哥，迷恋做生意但永远赚不了钱的老党员周家瑞，为了吃不到一顿肉就可以把朋友告密的“良种河马”陶姓知青，如果作家愿意，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铺排成精彩的短篇小说。韩少功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们当作实现把“理论写成文学”的文学成分融于叙事和议论之中，对此，作家虽然在附录一中有如下的自嘲：“这本书中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人物，是因为叙事举证的需要，也是因为作者一时摆脱不了旧的写作习惯，写着写着就跑了野马。”但是，我以为附录中的如下说明更为重要：“出现人物也许有一定好处，比如能够标记作者思考的具体对象和具体情景，为思考自我设限。”设限？设什么限？为什么设限？解释并不难：《暗示》的主题既然是批评当代的认识和知识活动由于忽视具象认识、忽视实践而形成严重的知识危机，那么它自己的写作——包括它的批评——就不能仍然走“从书本到书本”的路线，就得首先自己“确保言说的原生型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正是为此，叙述人“我”以及书中的具有一定小说性的人物不仅保持了写作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述、回忆、抒发、分析、说理虽然也要依赖语言和文字，但却源自活生生的生活实践，而不是立足于别人的写作，别人的思想。或许有人会质问：毕竟这些人物都是文学性的虚构，怎么保证他们在书中的思考和言说不是“纸上的学舌”？作家似乎也预料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在这附录里预先作了这样的回答：“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物都出于虚构和假托，如果说有其原型的话，原型其实只有一个，即作者自己。书中人物是作者的分身术，自己与自己比试和较真，其故事如果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曾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或者差一点发生在自己身上。”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韩少功这样的说明是否真能说服有类似疑问的读者，因为作家在《暗示》的写作里是出了一个自己给自己为难的题目，就是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个写作是否成功，既不能由书的发行量，也不能以到底拥有有多少读者的赞成来决定。历史上所有大胆探索者的命运都难免吉凶难料，只有把自己交给茫茫的未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韩少功如此为难自己，决不是一时兴起，还在《马桥词典》刚出版之后，他就说过：“我一直觉得，文史哲分离肯定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很晚才出现的。我想可以尝试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当然，不是为打通而打通，而是像我前面所说的，目的是把马桥和世界打通。这样可以找到一种比较自由的天地。” 我很赞成他这个想法。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到底在今天应该赞成和支持什么样的写作？但是没想到找一个答案是这么艰难，因为这不仅涉及对当今中国作家的写作从整体上如何评价，还涉及对二十世纪文学在整体上又该如何评价的大问题，不能不使我常常思而生畏。不过，一个看法在我的眼前似乎正在逐渐清晰，那就是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的逐渐成熟，近几十年的写作发展的历史应该是中产阶级一步步争取领导权，并且成功地取得了领导权的历史；这形成了一种可以叫做“中产阶级写作”的潮流，不管这潮流中的具体表现怎样花样百出（无论是畅销书写作，还是所谓后现代小说，都是这潮流里的不同浪花），它在总体上还是形成了一套影响着全世界的写作的趣味和标准。问题是，这套趣味和标准完全不适合非中产阶级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还有第一世界里面的第三世界），不仅不适合，在我看来，还根本上与他们状况和利益相悖，但是这些东西却在影响、控制着他们的思考和写作。这在近些年来的中国大陆的文学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很熟悉的一些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也在日益向中产阶级写作靠拢，使我更加着急不安，也让更加我期待有一种新的写作出现。正在这时，《马桥词典》出现了，给我带来一阵兴奋，它不是一般的“另类写作”，简直可以说是专门针对中产阶级趣味的另类写作。这正是我期望的东西。但是，新的忧虑也随之而来：韩少功往下还会怎么写？他还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吗？他能走多远？带着这些疑问我一直注意着韩少功的动静。 还是两年前的夏天，我和刘禾曾到韩少功的乡下家里去住了些天。他家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家门大开，常常有村里的农民来访，来访者通常都径直走进堂屋坐下，然后大口吸烟，大声说话，一聊就半天，据说乡里乡外，国际国内，无所不包（甚至还有中美撞机问题），可惜全是当地土话，我们根本听不懂。另一个是院子很大，其实是一片菜地，种的有茄子、西红柿、豆角、南瓜、黄瓜，当然还有湖南人最爱吃的辣椒，等等，甚至还有不少玉米。在那些天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韩少功，他赤着脚，穿着一件尽是破洞的和尚领汗衫，一条很旧的短裤，担着盛满粪水的两个铁桶在菜畦间穿行，用一柄长把铁勺把粪水一下下浇到菜地里。湖南的夏天是真正的骄阳似火，他的头上、肩上、胳膊上的汗珠一粒粒都在不断鼓动膨胀，闪闪发亮，像是一颗颗透明的玉米粒，但是会突然破裂，竞相顺着同样亮闪闪的黝黑皮肤滚滚而下，把汗衫和短裤浸泡得如同水洗。当时我就想，这样一个作家，不可能在写作上循规蹈矩。 现在我看到了《暗示》，不禁眼前总是浮起韩少功那汗如雨下，挥勺浇粪的背影。 我不知道别的读者会怎样看待这本书。我想，会有人不尽同意此书所表达的主旨，甚至不悦，还会有人对作家在有关理论和学术上发表的意见有异议，在很多细节上要同他争论，但我相信这是一本会使人激动的书，一本读过后你不能不思考的书。 2003年3月于美国密西根 现代汉语再认识 现代汉语再认识 注释标题 演讲整理稿最初发表于2005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时间：二〇〇四年三月 地点：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很边缘呵。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语文，按通常习惯简称为“汉语”，在很多时候指涉汉文、华文或者中文，即中国最主要的文字。请你们注意这一点。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中文的，后来他们文字独立了，与中文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其读音大多接近汉语。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夹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文逐渐与中文分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ɑ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听懂了，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由法国传教士制订方案，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语言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中文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中文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五十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据《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 tech，high 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他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中文的末日来临，因为中文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中文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文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中文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中文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中文输入不但不比英文输入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中文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文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文假名、韩文、越文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拢，但中文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做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文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 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就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中文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中文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文字。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中文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扬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质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中文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〇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耳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沙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文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世。他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一个“吃（喫）”字，上古音读qiɑ，现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读qi，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现代音读chi，进入了北方话。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喫）”。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喫）”。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适合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机。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文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观点”，point of 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on this side on other 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外来语丰富了汉语文，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这是事实。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词滥调。“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o或者cepa挂起钩来。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呵。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就是这个用法。“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打台独，是“打”；打美国，也是“打”。这是不对的（众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叫“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做“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庄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这同样是不对的。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他的“搞”，不说了（众笑）。总而言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文还可能分裂。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没有这种合法性，粤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记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闹出几十个独立的语种？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对我说过：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确实，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制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而且它一定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普通话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这就是很多粤语人士深感不满的原因，是他们忍不住要生造汉字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语都书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语种都要分崩离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英语就是这样的。有人估计：再过三十年，英语单词量可能是一百万。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学英语都只能学到沧海之一粟，各个地方的英语互不沟通或只有少许沟通，那还叫英语吗？再想一想，如果英语、汉语、西班牙语等这些大语种解体了，人类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现新的困难？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是两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文，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文？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文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种责任，使汉语文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西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以及其他西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西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西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众笑）？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众笑），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九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啰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西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别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浩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瑞士是个小国，但有四种官方语言，差不多每个人都得习惯多语种的交际。这个地方是最应该出语言学家的，后来果然就出了一个，叫索绪尔，saussure。此人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文字是什么？当然是中文。如果中文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白。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他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他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合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 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港台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揣着上岗证a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附录：对金立鑫批评的简要回应 注释标题 演讲整理稿最初发表于2005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对金立鑫批评的简要回应》发表于2006年百度网等。 朋友传来网上一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金立鑫先生对拙说《现代汉语再认识》的批评。我很高兴又一场关于汉语的讨论可以展开。看得出来，金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专业知识给我启发，但很多问题可能还需心平气和的讨论： 约定任何对话都需要基本语义约定，否则就会打乱仗。比如我们说人是能劳动的，就一定暂时排除了重残者、婴儿，等等；我们说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暂时排除了植物人、痴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说到“人”，才不会说岔。同样的道理，我们说“语言”，有时独指口语，有时兼指语言与文字，而且以后种情况为多。“汉语写作”、“汉语阅读”、“华语文学”、“华语媒体”、“语言学家”、“语言学界”等通行说法即为其例。我的演讲从此例，恐听众大意，还特别在开始处约定：“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无视这一约定，批评我多处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我只能感到无奈。其实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语”、“韩国语”、“英语”、“语言学家”、“汉语的发展”一类，几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语代文，或者以语兼文的，岂不是自己也在参与“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应该是“日文”吧？两种语言之间字同音异的现象是不是被说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评我演讲的“全文”，这不是事实。他所提到的《文汇报》刊载部分，只是编辑做的演讲摘要。演讲的全文发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杂志，收入我的《大题小作》（二〇〇五年）一书，并在很多网站刊载。如果金先生看过全文，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提出来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强调英语中也有成语，这其实是我早已说过的。我在演讲全文中只提到汉语（再次约定：指汉语文，主要指汉文）历史悠久，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成语的存量特别巨大，形成了汉语的相对特色之一。其实这是译员和译家们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实。 否定汉语金先生断言：“从来没有人说过汉语不好。”意思是我说很多中国人对汉语失去自信心纯属事实编造。可是，知名语言学家潘文国先生证明：“在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举国上下对本民族文字（往往还波及本民族的语言）大张挞伐，必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种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现象。”（二〇〇二，括号内为原文——引者注）直到几年前，读书界知名的《书屋》杂志还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长文，宣布汉语是一种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语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欧化与半欧化金先生说：“韩少功说他们（指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文字）‘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不是事实。”那么事实是什么？我说的欧化与半欧化，意思很明显，是指那种向欧洲表音文字靠拢的拼音化与拉丁化。这有越文的拉丁化为证，韩文的拼音化为证，日文的拼音化成分大增为证，汉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拼音化、拉丁化”方向为证——这里还暂不说词汇、语法等方面援欧入亚的大量现象。难道这一系列变化不是变化？不是“欧化或半欧化”？而是非洲化？中东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读音金先生说：“‘喫’在历史上是后起的，没有上古音，只有中古音……”这一说法也许有据。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语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读音在中古以后有变，为什么变化之前就一定无变？上古人诚然可以说“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说“食”？……这些至少可以存疑。笔者在大学时代师从的知名语言学家吴启主先生等根据湘方言的田野调查，发现读音为qiɑ2的“喫”在南方民间大量分布（即很多写作人书录的“呷”），曾推论“喫”有上古音，为qiɑ2，到中古才书面化。这一说可能有点大胆，但至少不是完全无稽。金先生只是依据至今不无争议的拟音成案，断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学术容异之量。更重要的是，我举“喫”为例，只是要证明音变字不变的汉语一大特色，证明“文字不一定跟着语音走”的另类规律，那么有中古和现代的两音为证已经足够。这才是不应避开的讨论重点。 语言霸权金先生搬出了索绪尔，强调口语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等等。这可说是部分的真实。但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索绪尔只是针对欧洲的语言状况做出理论总结，曾明智地指出汉字是另一码事，“这个符号（指汉字）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一九一六）从那以后，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r·harris），等等，都对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进行过激烈批评，更反对仅仅把文字当作语言的书面符号。我国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的作者胡以鲁先生，对中西文字的区别也有清醒看法：“（汉字）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吾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声音也。”（一九二三）再举个日常语言的身边例子，就说一、二、三、四吧，这些字在全中国各方言区范围内一字数音，一字数十音，那么这些字是对哪一种语音的记录？能记录得过来吗？中国人常见的读“别字”现象，难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导”法则（笔者语）在显现？ 语法霸权金先生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社团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语言中会存在非语法或反语法的结构存在！”（似删除最后两字才较为通顺——笔者注）这种语法中心论的强硬传统立场，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他仍有坚持的权利。不过，“不容忍”的标准是什么？谁是语法的最高立法者？仅就汉语语法而言，马建忠、王力、吕叔湘、赵元任、高名凯等语言学权威从来意见有异，各法不一。力求达成共识的努力也一再受挫，一九五〇年代的全国“暂拟系统”，一九八〇年代的全国“试用提要”，都遭到较为广泛的怀疑和争议。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据哪门哪派之法来裁决“不容忍”的对象？包括裁决上述他那句话最后两个字的是否合理、应否删除？即便今后有某种绝对统一之法（其实永不可能），从动态和发展的辩证观点来看，成法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一劳永逸，总是被各种“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笔者语）的语言实践所推动，得到一再的调整和改写。那么在新法达成之前，所有为旧法不容的语言新现象（不包括无谓的胡言乱语），不就是“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的创新有理吗？没有这种创新，不断发展的语法何来？天上掉下来的？ 资格金先生认为谈语言理论“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这可能过于傲慢。文学家天天写字，只能在个别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么？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可惜的是，诸多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金先生说“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题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这都是有益的提醒。我并没有想要“领导”他，更知道像这样的讨论不可能短期内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但金先生如果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他并不能代表语言学界（再约定：指语文学界），而且他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韩少功式的几个“外行”。 所以批评应冷静说理，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他大为不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媒体”身上来。 以上拙见，仅供金立鑫先生参考。 2006年10月 进步的回退 演讲 进步的回退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已译成法文。 时间：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地点：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戚和朋友。这是一种中国古代读书人“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位报纸记者跑到这个地方找我，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我说什么是现实？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就不是“现实”？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我问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 问题很明显：这里有对“现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回顾我们刚刚告别的二十世纪，从欧洲推向全球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浪潮，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甚至都曾用经济和技术的指标、甚至单纯用gdp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所谓“现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经济和技术只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经济和技术的活动也并不都体现为gdp，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谈到过的家务劳动，等等。在我这两年中的乡下生活里，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这些生命体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构成gdp。自产自给的各种绿色食品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换，也无法进入gdp的统计。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与gdp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我那位记者朋友看来，我是一个gdp竞赛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在中国当代主流媒体的话语中，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这样自绝于“现实”的，而“现实”、“幸福”、“发展”、“文明”，等等，都是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仅仅与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相联系。显而易见，“现代”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发达经济和发达技术的代用符号。于是很多人以美国的曼哈顿为“现代”的图标，而把仅仅离都市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之外的生活排除在“现代”之外，通常是耸耸肩，将这些明明是现代的事物、明明就存在于他们身边的事物，斥之为“传统”或者“古老”，并且在思想视野里予以完全地删除。 在一般语境之下，“现代”在中国是指十九世纪以后的岁月，在欧洲则是指十六世纪以后的岁月，可见这个概念不过是意指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人类极其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伟大进步，我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自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这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需要指出的只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那时候并没有中国现在的流行说法：“落后就要挨打。”人们惨痛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要灭亡”。一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一直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出现，世界历史的这一法则才得到改写。即便是这样，“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充分证明经济的技术的进步仍存在极大局限性：全世界拥有最大gdp的国家仍然无法保护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而且如果不消除这个世界很多地区日益严重的贫困、环境破坏、教育危机等积弊，即便我们有十个或二十个美国，恐怕也无法真正靠高科技战争来铲除恐怖主义，来铲除所有的本·拉丹。事情很清楚，就在九一一这一天，就像每一天那样，这个世界的不发达地区有两万多儿童死于贫困下的饥饿和疾病，但没有人为他们点上蜡烛，没有人为他们献上鲜花，更没有人为他们组成国际战争同盟，没收了我们视线的现代传媒甚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死亡的存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暴力和恐怖？这种隐形的暴力与恐怖难道不是九一一袭击最为重要的全球性背景？ 可以相信，很多不发达地区的这种被传媒漠视的绝望，正在演变成下一颗投向繁华都市的炸弹。一项调查表明，阿富汗极端势力的出现与该国的教育状况有直接联系。由于世俗的、西方化的学校收费太高，大部分青少年无法去这样的学校学习，而只能进入各种免费的伊斯兰宗教学校，接受一些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灌输。这正是本·拉丹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费日益增高从而使贫困家庭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在阿富汗以外同样广泛存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些年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某种向美国式教育市场化的“国际惯例”急切接轨，由于很多地方管理部门官员腐败性地“搭车收费”，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门疯狂追求垄断性利润，中国的很多社会公益性事业也在受到损害，很多乡村学校的收费在近二十年来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辍学。在我居住的乡村，初中辍学比例竟一度高达百分之四十。知识的阶层分化正在比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的各种犯罪难道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吗？当我们谴责这些本·拉丹这种“反现代化”逆流的时候，那个“现代化”的市场利润狂热追求，那个受益于贫富差距扩大并且由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等组成的社会主流，是否正在为自己埋下恐怖主义一类的隐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现代化”的骚动正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gdp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gdp至上的新意识形态正在掩盖这一类问题。包括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左派，他们能够看到跨国资本对发达国家内部弱势阶层带来的损害，却很难看到跨国资本正在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很难看到现代化繁荣与广大非受益地区各种极端思潮、专制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之间的共生关系。利益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盲视，正在使阶层与阶层、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盲视。因此，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所谓公正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这就是我欢迎进步但怀疑“进步主义”的原因，是我热爱现代但怀疑“现代主义”的原因。因为无论有多少伟大的现代进步，也只是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形态和结构，却并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个古老的道德难题或政治难题。现代的杀人与原始的杀人都是杀人，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现代的绝望与孤独同样是原始的绝望与孤独，难道有什么区别吗？中国古代一个大智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就是说在学习知识方面要做加法，在道德精神方面要做减法；也就是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有幸的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相对于经济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不会像电脑二八六、三八六、四八六那样的换代升级；恰恰相反，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个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后退”的书，其戏曲唱词般的叙事语言，使我们感受到无形的锣鼓节奏，感受到古代舞台上的温情和激情。余华先生的长篇小说《活着》，李锐先生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让我们关切一些中国当代下层贫民的伤痛，延续了中国从屈原到杜甫、到鲁迅的人道主义悲怀。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到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张炜的《九月寓言》，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更早的时候，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就坚守着文学的民间品格和批判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迷茫时期最早的思想闪电和美学突围。优秀的作品当然还不止这一些。作为“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作品，它们都与争当都市高级白领的中国某种现代流行心理构成了紧张与对抗。对于很多中国的评论家来说，对于很多读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家来说，这些作品都是“现代主义”的，应该贴上一个二八六、三八六、四八六之类的现代标签。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在实现一种进步的回退，不过是古代《诗经》和《离骚》在今天的精神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这顶流行的小帽子，无法恰当解释这些作品的功能和意义。 我一直是文学“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包括对法国尤奈斯库、普鲁斯特、加缪、罗伯葛里叶等诸多现代作家的激进探索充满崇敬和感谢——感谢他们拓展了文学领域里想象、技巧、文体风格的广阔空间，并且率先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清理和批判。但他们被戴上一顶“现代主义”的小帽子，同样是出于一种程度不同的误解。我相信，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主义者，同时也必定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因为他或者她知道：生活是不断变化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如此而已。因此当一个现代主义者还是当一个古典主义者，完全取决于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比方取决于我们观察一次屠杀，是观察它的技术手段如飞机、炸弹、卫星定位系统呢？还是观察这些技术手段之下我们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重逢的鲜血、眼泪以及深夜的烛光？在离纽约十分遥远的一个中国南方乡村里，面对全世界悼念九一一遇难者的闪闪烛光，我深深地相信：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与gdp所代表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潜藏在几千年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良知和同情，是我们读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瞬间的感动。为了传承这样的感动，“现代主义”文学与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一样，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明白这一点，是现代主义的死亡，也是现代主义的永生。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3年《当代文学评论》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时间：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地点：苏州 苏州大学文学院 中国新时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来说。一段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算起，到八十年代末的冷战结束。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恢复”，即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学传统，包括同学们在课本上可能读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啊，革命现实主义啊，在那个时候都获得了禁令的解除。不仅大量一度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也多是革命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补课”，表现为文化上闭关锁国状态结束以后，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既补了西方启蒙主义文学之课，也补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课。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时我也曾经翻译过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这种补课是一种狼吞虎咽，对于后来中国作家与国外同行进入同一起跑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庞大而优秀的翻译队伍，是我们的幸运。所以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和美国的文学，还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学。一个中国的读者，稍有读书兴趣，很容易数出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这种现象，在很多的国家，读者就没有这种幸运。我前不久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他们书店里边一看，发现书架上只摆着一些诗歌。作为一个以游牧为传统的国家，马背上歌手多，诗人也就多，这非常自然。但他们那里外国小说非常之少，理论和学术的译介更少。他们全国人口至今只有两百多万，出版市场相当于我们这里三四个县，不可能有品种齐全的翻译队伍，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出版机构。所以说一个读者熟悉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这是我顺便说到一点。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复”加上“补课”，有了内因与外因这两个推进器，于是有了文学的解冻和文学的繁荣。很多作家像井喷一样的抒发他们的情感，表达他们的思想，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个文学高潮。那个阶段，简单地概括一下，作家们大多以人性、人道为主要价值核心，这是一个层面；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制度取向，这是第二个层面。两个层面构成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主要面貌和大体方位，构成了所谓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基本内容。交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进入今天演讲会的主题，即看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的文学处境是不是有所变化？我们将遇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而我们的作家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我将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学们做一个简要汇报，然后我还会留一些时间，以便大家一起作进一步的讨论。 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探寻 九十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宣告结束。自那以后的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进速度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今年三月，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顺便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女儿。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购物，发现在美国比较低级的超市里，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货品都是中国制造。中、高档的超市里，made 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达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八十年代中国人出国，大多背着那种大“蛇皮袋”，见什么都买，见什么都想要，像鬼子进了村（众笑）。 也就是十多年，现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着大袋子，到中国来大买特买了。我们在洛杉矶机场取行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这种运到美国的大货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传送带，让管理人员手忙脚乱。我老婆不愿在美国买中国货，但总得给亲友们带点小纪念品吧，于是小心翼翼地挑选，挑了什么皮夹子，什么衣架子，还有别的小玩意，满以为挑的是地道美国货。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儿一看就笑，说你们肯定又上当了。她比较有经验，帮我们找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装角落里的made in china。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美国超市里买到不是中国出产的货品，眼下还真不那么容易。这与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形成了大相径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国的，说实话，我当时确实给震了，几乎觉得中国快要完蛋了。美国怎么这么好呢？公路修得好，楼房建得好，程控电话一拨，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那时候程控电话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神了（众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后，中国数以万计的产品遍布全球，在美国超市里也开始横行霸道。有些老外在这种超市里一转，能不感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吗？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牛皮哄哄，因为有些中国产品的利润大头还是外国投资者赚走了，生产这些东西的核心技术也多数不在中国人手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十多年的成果给予实事求是的回顾。 我们在看到这种成果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着的问题和困难。比方说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就业。这与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不光是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还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岗，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处于半失业或准失业的状态。有专家计算过，说有一亿五千万人在农村就足够了，就可以把全国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了。那么多余的八亿农民干什么去？没事干就打麻将，没钱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轻农民能到城里打工，算是很幸运了，但也是打着一些报酬非常低的工。我住在海口，注意过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们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军人的工资都涨到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资从两百来块涨到三千多，涨幅够大了。但大多数打工仔的月薪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间，几乎是零增长。还有很多农民连这种收入零增长的工也打不上！ 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富人，很多准富人，叫做中产阶级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挤得满满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贫困阶层，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家里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贫困而辍学的比例，近几年一直在令人心惊胆战地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贫困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而且是消费萎缩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就业压力将长期困扰我们，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回顾历史，欧洲在工业化的时代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们是怎样渡过了这一难关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洲从十六世纪就开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纪的前十年，每年还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万左右！欧洲总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据说是六千五百万。包括英国那些被“圈地运动”排挤出来的农民大多出国了，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都离开了欧洲，比方到美国去办农场，而且是那种奴隶制的农场，从非洲买些黑人来，种玉米，种棉花。美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才是汽车工业，才是罗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们还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烂”一船一船地装着，送到澳大利亚去，一靠近海岸，把这些人赶下船，然后掉转船头打道回府。几年前我到澳大利亚访问，那里的人告诉我，澳大利亚以前被叫作“海盗之国”。为什么？因为最先到达那里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欧洲排挤出来的，而且很多是罪犯。显然，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很多下岗人员是靠这种方式向外转移出去的。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强权优势，使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日本也搭了个末班车。大家可能知道，秘鲁有个前总统滕森，是个日本人。日本人怎么跑到南美去当总统？这后面的故事，是日本在工业化时代曾经向南美移民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在那里形成了强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础和背景。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发展机遇和转移压力的空间吗？我们下岗的工人，无业的农民，现在能够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鲁去打天下吗？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头缴几万块钱，出去被抓住了，还得当作“非法移民”给赶回来。当然，现在也有人出去。什么人？博士，硕士，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据说清华大学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去了欧美。但老弱病残一个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国，所有需要社会救济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负担都留在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高压锅。各种压力都在内部积聚。 我们曾经犯过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权力过于集中，越来越集中，最后变成了集权社会，出现了官僚政治、官僚经济以及官僚文化，祸国殃民，贻害深远。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包括我在内，坦白地说，很多人都怀疑社会主义，抱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象，至少也是一个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要发展，就得老老实实给欧美当小学生。“与国际接轨”呵，“按国际惯例办事”呵，等等，现在都成了我们报刊上的流行语。这里的“国际”，准确的解释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亚。当然，我们需要吸收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国际惯例”。但是，我们在人口、资源、文化传统等条件上与欧美国家有极大的国情差异。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不采自己的油，专采别人的油，我们能接这个“轨”吗？日本不砍自己的树，只砍别人的树，连筷子都从中国进口，我们能按这个“惯例”办事吗？美国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国变成美国，中国人也是每人一辆小汽车，恐怕会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吧？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也一味崇尚“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数以亿计的无业人口积聚起来，到时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深层矛盾开始浮现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会发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层面，反思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曾经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那么市场主义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车又出现了。首先是出现在日本，出现在韩国，现在又出现在北京。不过现在不叫人力车了，叫“生态出租车”、“绿色出租车”（众笑）。人力车原来在八十年代是被我们大家所唾弃的，所批判的，说这个不人道，一个人拉，一个人坐，形象恶劣，而且多落后呵，多原始呵，多不现代化呵。不是要搞“高科技”吗？不是要搞“先进生产力”吗？摩托车当然比人力车先进，汽车当然比摩托车更先进，汽车多当然比汽车少更更先进。如此等等。但这种理解恐怕是一个误区。发展生产力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考虑到环境保护，考虑到增加就业，汽车就不一定总是比人力车“先进”。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决议：重新疏通或者开通自行车的专用道，提倡市民们重新使用自行车。这是不是对抗先进的生产力？不是。这是要使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更符合国情的生产力，更能惠及人民大众。 我们必须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还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欧美，还要看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要看看发展中国家，看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东南亚都曾经有过非常骄人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个“虎”那个“龙”的。拉美在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见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当时他们看我们都像看乡下人似的。但是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贫富分化得太厉害，市场需求疲软，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恐怖主义也出现了，经济上越来越玩不转。只有一些有权有势的独裁者、腐败官僚、少数商人以及知识精英发了财。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的发展报告》说，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一直在发展市场经济。这对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寻找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关于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思考，当然也有文学界的参与。在这里，有两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的时间将近四五年，牵涉到很多学者与作家，中间还有一些比较没意思的插曲。这场讨论的焦点，是针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性”论和“人道”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仅仅表现为物欲甚至贪欲？是不是还同时包含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这是从价值层面的介入。从制度层面介入，则有九十年代后期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或者说是“新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这场论争促进了更深入的知识清理，并且向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深入，比如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并且成为冷战后全球性知识创新的一部分。问题太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时期的报刊。了解这些思潮，对于我们了解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对于我们判断一些文学现象，比如“私人化写作”、比如有关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争议，还有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演剧等，恐怕都是一个必要的广角视野。 第一个小题目就说到这里吧。 文化自我创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几个作家到法国，参加他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读书周活动。会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其中一个女教授，在演讲中把一个中国的女作家誉为“中国的卡夫卡”。另一个汉学家，则在演讲中把中国某作家说成是“中国的福克纳”。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作家李锐就生气，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话，说你像洋人、仿制品、克隆，就是夸你（众笑）！ 李锐后来上台发言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批评“中国的xxx”这一类高帽子，说得有些汉学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国作家为何如此不领情。其实这不光是文学的现象。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打听某某教授的近况。对方说他退休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海德堡。我吓了一跳，又打听另外一位教授。对方说，他也退休了，不来学校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曼哈顿东区。我说你们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钱呵，一退休都住到国外去了。他们大笑，说你以为他们出国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顿东区，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区的名字（众笑）。 我住在海南岛，知道海南岛广大革命人民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中国的夏威夷”。你们看看，还是洋名。这种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现象，证明我们很多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发烧友。这当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得承认，得学，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架子不能摆，也没资格摆。但是，模仿不是创造，甚至不是学习。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和糟践，恰恰是没有学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贵的创新态度和创新精神。 欧洲在历史上也曾经不发自己的烧，专发人家的烧，从印度和阿拉伯学来了数学，所以至今还使用阿拉伯数字，不是用罗马数字。他们还从中东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中国引入了纸张、印刷术以及火药。但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来文化当作创造性发展的资源，于是才有了他们独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等等。欧洲在十八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国风”的时期，中国的丝绸、中国的瓷器，在当时都是欧洲上流贵族的标志，了不得。就像我们现在戴手表要戴劳力士，喝酒要喝人头马。富人就得有这种派！或是电视屏幕上刮“韩流”，新人类就得有这个派（众笑）！中国的科举制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仑法典》加以吸收，于是有了后来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取代了他们历史上的贵族世袭制度。但欧洲人并没有照搬我们的科举，比方并没有考八股文，并没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们希腊、罗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度，科举与选举配套，创造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是科举（或者说考举）产生的，是铁饭碗，是稳定的；部长以上官员则取决于选举，是轮替的，是政治任命。这一套制度设计倒是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我们中国人看明白。“五四”运动时期，大家只注意到一个“德先生”，democracy，只注意到选举制，基本上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其他制度，更没有注意到文官考举制度其实是中国的出产，本来是可以“出口转内销”的，结果出口了就不内销了（众笑），甚至在原产地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放开了眼界，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资源方面有过于简单化和偏执化的毛病，落下了一个文化自卑的病根。胡适先生提倡“全盘西化”，鲁迅先生说不要读中国的书，对中医、京剧，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说了些过头的话。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加以检讨的。其实，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识，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实践的产物，有些具有普适性，有些并不具有普适性，无法照搬到中国来的。我举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知道同学们现在的教材是不是还这样说。但苏州出来一个大学者，叫钱穆，前些年已经病故于台湾，青年时代曾在你们这个苏州教过中学。据他的考证，在中国的历史上，奴隶最多的时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可以说中国就有一个“奴隶社会”呢？为什么说西方有过奴隶社会我们中国就一定要有奴隶社会呢？没有一个我们也要给他编出一个，有这个必要吗？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法国思想家，叫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学术圈子里谁不谈福柯，那就被人看成文盲啦。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认为监禁是欧洲现代社会的现象，是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到后来，学校的建筑，军营的建筑，其实都是按照监狱的原理建起来的，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内化的权利和制度，是对人的一种规限和训练。这种说法很有创意，很有启发性，但他说古代对待犯人不是杀头就是流放，说监禁到十六世纪后才出现，这些说法拿到我们中国来合适吗？我们中文中囚禁的“囚”字，很早就出现了，差不多是个象形字，一个框框把人关在里面，不是监禁是什么？我们的隶书，“隶”之“书”也，在汉代是监狱里通用的一种字体，因为那时监狱里干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写不了大篆小篆，就写这种比较简化的隶书，后来推广成了汉代的“今文”。隶书的普及，可以使我们想象当时的监狱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里关于监禁和“徒刑”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怎么能说到十六世纪后才出现监禁呢？怎么能把监禁的账单算在“现代性”的头上？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实践经验的表达，所以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文化创新来解决，不能靠复制照搬走捷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想复制西方，非洲就有个“been to族”，因为这些人一开口就喜欢说：i have been to……某个欧美国家，意思就是我去过哪个欧美国家，说得多了，人们就把这些人叫做“been to”。这些人算是精英，喝过洋水，或者还拿了洋文凭，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变成白皮。由于很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他们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到欧美去拿洋文凭。他们从小学开始也多是直接用欧洲教材，一开篇就读“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这应该是很西化了吧？多党制，市场化，基督教，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学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听说最近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国，其实这一点非洲早就做到了，只是没能够救非洲，基督教在那里的广泛传播，并没有使非洲很好地发展起来，也没有民主或自由起来。上帝也不是处处管用呵。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been to搞乱了非洲，用洋教条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创新能力。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been to？有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教条主义，都有这些been to的影子。 中国人从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创新能力，宋以后就不大行了，鸦片战争以来更是一个沉睡的时期，萎缩的时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这种能力消灭的时期。八十年代有作家说“我从不看中国的书”，可以得到满堂喝彩，好呵，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卫！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遭遇各种深层矛盾，这块土地上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不久前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一个叫温铁军，曾经以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获得过“长江读书奖”中唯一的论文奖。还有黄平，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个副所长。他们与更多的人一起，长期在农村做调查研究，终于发现在中国农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集体”；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并。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如果不容许自由兼并，就没有大农场化，就很难实现规模效益，是永远的“小农经济”。但一旦那样做了，可以预见，不要多久的时间，土地就会兼并到极少数土地所有者手里。照专家计算，为了实现最佳效益，雇用一亿多农民就够了，那么近八亿农民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了，就会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众笑）。社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消化这个庞大的无业、无地甚至无家的“三无”大军？ 西方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姓“社”或者姓“资”的药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到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国历史上任何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要反兼并。这些经验有个特点，就是“责任制”高于“所有制”。西方重“所有”，如果这个杯子是归我所有，那么我怎么处置都是我的权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国重“责任”，如果这个杯子归我所有，那么我可以享用它，但没有权利随意处置，比方说砸掉是不行的。这样，中国的“所有”实际上只是“有限所有”，是“责任”制约“所有”。钱穆先生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告诉我，清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国家的。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这是一种又公又私的制度，用现在的政策语言来说，叫做“统分结合”。这个里面有中国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入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西方社会，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国经验。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嘉映，留美多年，翻译过《存在与时间》这本很著名的书。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汉语哲学，因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所遭遇的问题，还因为每一个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比方说“道理”这个词，是logic呢？是reason？还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还有些做法学研究的，也是“海龟（归）派”，最近在清理我们的法与西方的法有什么不同，进而清理隐藏在法律里面的历史和文化区别，寻找新型的法治建设道路。比如“法”与“律”有什么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w还是legality？或者说是一种需要另外定义与描述的东西？这样，我们吃下了各种文化资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还有本土的猪肉，结果长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猪肉直接贴满我们全身。 我这里当然应该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说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说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种民间说唱和戏曲的文体。他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倒退。我们还可以看看张炜，好像上半年他也在这里做过演讲？我读过他发表在《现代作家评论》上面的演讲稿，好像他在这里跟我们的同学大谈儒家思想，谈读古书。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虑以后，才有这种兴趣的。我还想提到张承志、史铁生、陈村，等等。这几个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写小说了，准确地说是不写欧化的小说了。其实他们以前都写过非常欧化的小说，什么意识流，什么荒诞派，都玩得轰动一时。但他们突然都金盆洗手，转而写散文，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文章”。“文章”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叫做“小说”的，明清“笔记小说”里大部分就是这种东西。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至今还很有力量，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有“副刊版”，大量发表这一类作品。这与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报纸没有“副刊版”只有“书评版”，再不就是“娱乐版”，与我们中国的写作和阅读习惯有明显差异。我提到前面这些作家，他们探索的角度和力度并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学写作的唯一出路。我只是相信，上述这些作家这样做，不是要当国粹派，就像民俗旅游一样，专门做给外国人看。据我所知，汉学家对翻译这种“文章”刚好是不感兴趣的，是更愿翻译各种欧化小说的。作家们这样做，一定是出于他们真诚和自由表达内心的需要，是摆脱陈规以求爆发创造力的需要，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带偏见地同时利用西方资源和本土资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再被人们指认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或者“今天的司马迁”、“今天的苏东坡”。他们逐渐成为了他们自己。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大批中国作家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时候，中国新文学的成熟期就真正到来了。 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 我要讲的第三个小题目就是“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我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符号化？ 举个例子来说：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中学生也挂着bp机，其实也没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东西挺时髦的。有时候觉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电话亭去把自己call一下（众笑）。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的bp机就是个符号，不实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挂着貂皮大衣，有的一挂十几件。你们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国家，纬度接近赤道，她们买这个貂皮大衣干吗？根本就用不着、穿不上的。但是要买啊。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符号，与实用没关系，只表示她们的身份，表示我有钱、我体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张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这种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学，有时候穿衣也是穿符号吧，不一定是为了暖身防寒，而是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六十年代军装最好看，因为当时军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吃国家饭又是领导阶级。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装最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个“化”。我们还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说，旅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或者缅怀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个旅游点，包下一幢别墅就关起门来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觉起来，开着奔驰六〇〇走了。这是旅游吗？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没有看，但他来过这里了，或者还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的占有。 我也有过这样的旅游经验，那是在日本，一个日本朋友来导游，很热情，带着我到这个寺庙那个公园。到了就请韩先生站好，啪嗒照张相，然后说走吧。我说这不是还没看吗。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了，走吧（众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这样。但是傍晚回到宾馆，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冲印出来了，编成一册，上面还详细注明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人这种办事效率，还有严谨的风格，你一望可知。但问题是，这一天我没有旅游啊，只是伪造了照片册上一大堆旅游符号（众笑）。 旅游变成了一种符号，bp机、貂皮大衣、xo、劳力士手表、奔驰汽车等都是符号。这些文化的符号不断的重新改写、重新编定、重新批发，形成种种潮流。潮流在压迫和推动着我们，规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体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个性的人生？这些都由符号系统规定好了，与我们的实用需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小康现象。按照国际标准，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脱贫，就是初步小康。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可以达到年人均gdp一千美金了。这个时候，吃饭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谓恩格尔系数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们拿多余的钱干什么呢？按照报上的一个统计，现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开支，广义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来越大。这个开支用于打电话、看电视、看报纸、上网，主要是接受各种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如果说在一个很穷的社会，像我现在经常居住的那个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实在。你要给他一瓶人头马，他一定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给他一个劳力士手表，他甚至会觉得一钱不值。要这些东西干吗？能填饱肚子吗？能遮风挡雨吗？但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们不一样，大量的钱会用在符号的消费上。我们不是要买一个表，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样的酒。大量的社会的冲突和文化冲突会从这个方面产生。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符号化的人生。 美国有个已故的大经济学家，叫凯因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为了子孙的经济》。他预言经济学将来会退出时代的聚光灯，经济学家将来会变得用处不大，就像牙医，偶尔用一用。他这样预见，是因为觉得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旦解决，还要经济学干什么？但这位老先生显然估计错了。现在反而是经济学最牛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出来讲课，开价就是一万，是文学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温饱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经济发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商品和服务主要都是为了卖，for sale！卖就是一切。卖就是gdp和利润。为什么能卖出去？因为符号化的消费，占有化的消费，是个无底洞。顾客们可能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买，只是文化潮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必须占有，就像一个中学生觉得bp机必须占有，一个新加坡富婆觉得貂皮大衣必须占有。广告、电视剧、报纸专栏文章等，都在对他们做这种宣传。同学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已经变了，变成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了。 所以经济领域里的需求与满足，繁荣与危机，都变得虚幻莫测了，都有符号在兴风作浪。据报上简单的介绍，今年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人们还将进一步发现，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都是新经济学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现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 正是符号的兴风作浪，使一些穷人不一定有穷困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山区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说现在有饭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这样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个月吃两斤酱油吧，我们现在也吃酱油，日子真是好到头了（众笑）。你觉得他应该有贫困感，但是他没有。但我们有些人工资拿到两三千，存款有了五万、十万，穷困感特别强，老认为自己是穷光蛋。南京作家苏童有一次碰到我说，他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有些老板不容许他说不穷。你必须承认自己穷。你还不穷呵？完全是不由分说。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开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和成功感开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众笑，鼓掌）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现。问题是：这些符号是怎么运作的？怎么生产又是怎么消费的？是谁在制造这些符号？为什么制造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如何被解读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权力、制度、组织，资本、习俗、文化传统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宗教”这些符号。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民族”与“宗教”，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 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呵，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呵，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一个发言。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偷情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偷情，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说这样生产出来了，读小说的人就可能照着小说来理解生活，进而操作生活，于是不离婚的也离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着这些人生蓝本进一步被改造。小说与生活就出现互相复制，循环复制，由实到虚，由虚到实，最后怨男怨女满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众笑）。你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号运作的一种结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能写。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但我们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偷情？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开开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进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附：答问（选） 问：韩先生你好，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有几部通俗的小说发表就是作家了吗？ 答：我觉得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暗示了一种态度，对作家有很高的标准。我很赞成把作家的标准抬高一点。发表几篇通俗小说就算作家吗？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说我曾经当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协会要团结广大作家，包括发表几篇通俗小说的作家，哪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豆腐块”，也得承认和团结。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问题？ 答：中国当代小说在八十年代后，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对小说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比诗人、评论家更幸运，比理论界更幸运。中国的理论著作要翻译出去，要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小说很容易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强。当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就很高，据实而论，还是偏低。为什么？因为作品的质量还有缺陷，翻译也有障碍，还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进入汉学界。西方评奖，比方说评诺贝尔奖，西方参评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国作家参评的是翻译本。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中国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还须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还须等待中国国势强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来学习中文。显然，我们离这一天还非常遥远。 问：韩老师，请您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你在中国文坛的定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个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好。同学们大可不必读我的作品，可以读其他更优秀的作家的作品。 问：韩先生，有人说你在汨罗县隐居，但从你的报告看，你的思想不像在“隐居”。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居住呢？你的做法是否也有符号的意味？ 答：这位同学活学活用呵？把我的下乡看作是一种行为艺术啊？我下乡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口杂务很多，应酬很多，必须有一个办法逃避。第二，我从来认为人和自然的亲近很重要，古人说过，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种平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学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这个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类项，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亲繁殖。我觉得农民很有智慧，看问题一针见血，很多时候远非有些知识分子能比，是一种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智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选择了这种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农村。当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说，这是老韩作秀，搞行为艺术。这样看也可以，无所谓。 问：韩老师，你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经说过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吗？ 答：我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觉得一个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觉，最好要有感动。感动不是制造催泪弹，不是煽情，搞得眼泪哗哗流。感动是内心对内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温暖的东西，可以表现为高兴也可以表现为伤感。这个感动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会演变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头顶照耀。 问：韩老师，您一向是以比较先锋的姿态出现，曾经一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主流形态的政治小说模式，试图从文化角度使文学走向自身。九十年代，你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又试图打破传统的文体和传统理性视角。你认为在如今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快餐消费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肤浅的今天，你的探索意义何在？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今天，您认为您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变文坛的现状？ 答：我实在是管不了别人，只能管管自己。我的写作能够改变世界吗？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吗？我对此毫无奢望。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坏也没坏到哪儿去，只是有一些波动起伏，只是受到文学有限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吗？少数有时是一种优势啊，竞争压力小呵（听众笑）。在黑暗中，一个萤火虫就闪闪发亮，到阳光灿烂的时候，萤火虫反倒不能闪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当多数派的时候要提防着点。大家都炒股票的时候，股票可能就要狂泄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凭的时候，这个文凭可能就离贬值不远了。 问：韩老师，“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是否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是否会导致文学审美性质的枯竭？ 答：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理论或者思想是破坏感觉的，思想只对改造社会有用，对个人感觉没有用。但这个看法其实可以存疑。一个木匠对石头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一个渔民对草原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他们的这些感觉是训练出来的，离不开训练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觉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思想可能会封闭你的感觉，“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论，把很多人都训练成革命的机器人。但是有的时候，思想可以解放我们的感觉，开拓新的感觉空间和新的感觉通道。一个人接受了民族理论，就有所谓民族感情了。一个人接受了阶级理论，就有所谓阶级感情了。这里的感情就是感觉。所以我们不能把思想与感觉、文学与理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它们总是互相蕴含、渗透、制造、控制的。我这里说得理论化一点，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你们这一代，因为特定经历，在写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取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而我们这一代缺乏这种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历史关怀以及这种关怀上的文学理想，你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这一方向努力？ 答：我经常跟有些朋友说，即使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社会和历史，因为你不可能成天照镜子。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我们生态环境的变化吗？能不关心空气和饮水的污染吗？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你的教育和就业吗？能不关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吗？特别是在精神上，比如说快乐吧，你一个人能快乐得起来吗？当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乐，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能快乐吗？所以我说，即便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社会和历史。 问：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今日湖南文坛的情况，湘军还成军吗？湖南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怎样？毛泽东文学院的成绩怎样？ 答：湖南文坛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经常住在湖南，但都在乡下，与作家们接触少。湖南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们读过吧？最近还有写《国画》和《梅次的故事》的王跃文，写《沧浪之水》的阎真，都是很年轻的，非常聪明灵动，书也都卖得很好。湖南文学还是后继有人。至于建毛泽东文学院，我觉得倡议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个失误。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靠集资摊派建起来的，所以我曾给它列了三大“罪状”：一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二是违反企业法；三是违反艺术规律。盖个房子就能出作品吗？六千多万呵，如果设立一个基金，可以奖多少作家和评论家！这样钱才花在了实处。 现代汉语再认识 现代汉语再认识 注释标题 演讲整理稿最初发表于2005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时间：二〇〇四年三月 地点：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很边缘呵。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语文，按通常习惯简称为“汉语”，在很多时候指涉汉文、华文或者中文，即中国最主要的文字。请你们注意这一点。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中文的，后来他们文字独立了，与中文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其读音大多接近汉语。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夹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文逐渐与中文分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ɑ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听懂了，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由法国传教士制订方案，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语言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中文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中文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五十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据《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 tech，high 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他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中文的末日来临，因为中文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中文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文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中文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中文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中文输入不但不比英文输入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中文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文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文假名、韩文、越文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拢，但中文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做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文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 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就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中文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中文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文字。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中文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扬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质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中文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〇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耳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沙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文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世。他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一个“吃（喫）”字，上古音读qiɑ，现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读qi，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现代音读chi，进入了北方话。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喫）”。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喫）”。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适合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机。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文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观点”，point of 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on this side on other 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外来语丰富了汉语文，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这是事实。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词滥调。“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o或者cepa挂起钩来。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呵。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就是这个用法。“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打台独，是“打”；打美国，也是“打”。这是不对的（众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叫“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做“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庄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这同样是不对的。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他的“搞”，不说了（众笑）。总而言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文还可能分裂。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没有这种合法性，粤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记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闹出几十个独立的语种？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对我说过：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确实，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制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而且它一定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普通话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这就是很多粤语人士深感不满的原因，是他们忍不住要生造汉字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语都书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语种都要分崩离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英语就是这样的。有人估计：再过三十年，英语单词量可能是一百万。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学英语都只能学到沧海之一粟，各个地方的英语互不沟通或只有少许沟通，那还叫英语吗？再想一想，如果英语、汉语、西班牙语等这些大语种解体了，人类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现新的困难？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是两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文，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文？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文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种责任，使汉语文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西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以及其他西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西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西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众笑）？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众笑），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九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啰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西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别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浩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瑞士是个小国，但有四种官方语言，差不多每个人都得习惯多语种的交际。这个地方是最应该出语言学家的，后来果然就出了一个，叫索绪尔，saussure。此人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文字是什么？当然是中文。如果中文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白。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他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他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合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 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港台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揣着上岗证a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附录：对金立鑫批评的简要回应 注释标题 演讲整理稿最初发表于2005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对金立鑫批评的简要回应》发表于2006年百度网等。 朋友传来网上一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金立鑫先生对拙说《现代汉语再认识》的批评。我很高兴又一场关于汉语的讨论可以展开。看得出来，金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专业知识给我启发，但很多问题可能还需心平气和的讨论： 约定任何对话都需要基本语义约定，否则就会打乱仗。比如我们说人是能劳动的，就一定暂时排除了重残者、婴儿，等等；我们说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暂时排除了植物人、痴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说到“人”，才不会说岔。同样的道理，我们说“语言”，有时独指口语，有时兼指语言与文字，而且以后种情况为多。“汉语写作”、“汉语阅读”、“华语文学”、“华语媒体”、“语言学家”、“语言学界”等通行说法即为其例。我的演讲从此例，恐听众大意，还特别在开始处约定：“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无视这一约定，批评我多处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我只能感到无奈。其实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语”、“韩国语”、“英语”、“语言学家”、“汉语的发展”一类，几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语代文，或者以语兼文的，岂不是自己也在参与“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应该是“日文”吧？两种语言之间字同音异的现象是不是被说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评我演讲的“全文”，这不是事实。他所提到的《文汇报》刊载部分，只是编辑做的演讲摘要。演讲的全文发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杂志，收入我的《大题小作》（二〇〇五年）一书，并在很多网站刊载。如果金先生看过全文，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提出来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强调英语中也有成语，这其实是我早已说过的。我在演讲全文中只提到汉语（再次约定：指汉语文，主要指汉文）历史悠久，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成语的存量特别巨大，形成了汉语的相对特色之一。其实这是译员和译家们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实。 否定汉语金先生断言：“从来没有人说过汉语不好。”意思是我说很多中国人对汉语失去自信心纯属事实编造。可是，知名语言学家潘文国先生证明：“在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举国上下对本民族文字（往往还波及本民族的语言）大张挞伐，必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种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现象。”（二〇〇二，括号内为原文——引者注）直到几年前，读书界知名的《书屋》杂志还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长文，宣布汉语是一种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语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欧化与半欧化金先生说：“韩少功说他们（指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文字）‘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不是事实。”那么事实是什么？我说的欧化与半欧化，意思很明显，是指那种向欧洲表音文字靠拢的拼音化与拉丁化。这有越文的拉丁化为证，韩文的拼音化为证，日文的拼音化成分大增为证，汉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拼音化、拉丁化”方向为证——这里还暂不说词汇、语法等方面援欧入亚的大量现象。难道这一系列变化不是变化？不是“欧化或半欧化”？而是非洲化？中东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读音金先生说：“‘喫’在历史上是后起的，没有上古音，只有中古音……”这一说法也许有据。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语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读音在中古以后有变，为什么变化之前就一定无变？上古人诚然可以说“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说“食”？……这些至少可以存疑。笔者在大学时代师从的知名语言学家吴启主先生等根据湘方言的田野调查，发现读音为qiɑ2的“喫”在南方民间大量分布（即很多写作人书录的“呷”），曾推论“喫”有上古音，为qiɑ2，到中古才书面化。这一说可能有点大胆，但至少不是完全无稽。金先生只是依据至今不无争议的拟音成案，断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学术容异之量。更重要的是，我举“喫”为例，只是要证明音变字不变的汉语一大特色，证明“文字不一定跟着语音走”的另类规律，那么有中古和现代的两音为证已经足够。这才是不应避开的讨论重点。 语言霸权金先生搬出了索绪尔，强调口语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等等。这可说是部分的真实。但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索绪尔只是针对欧洲的语言状况做出理论总结，曾明智地指出汉字是另一码事，“这个符号（指汉字）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一九一六）从那以后，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r·harris），等等，都对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进行过激烈批评，更反对仅仅把文字当作语言的书面符号。我国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的作者胡以鲁先生，对中西文字的区别也有清醒看法：“（汉字）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吾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声音也。”（一九二三）再举个日常语言的身边例子，就说一、二、三、四吧，这些字在全中国各方言区范围内一字数音，一字数十音，那么这些字是对哪一种语音的记录？能记录得过来吗？中国人常见的读“别字”现象，难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导”法则（笔者语）在显现？ 语法霸权金先生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社团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语言中会存在非语法或反语法的结构存在！”（似删除最后两字才较为通顺——笔者注）这种语法中心论的强硬传统立场，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他仍有坚持的权利。不过，“不容忍”的标准是什么？谁是语法的最高立法者？仅就汉语语法而言，马建忠、王力、吕叔湘、赵元任、高名凯等语言学权威从来意见有异，各法不一。力求达成共识的努力也一再受挫，一九五〇年代的全国“暂拟系统”，一九八〇年代的全国“试用提要”，都遭到较为广泛的怀疑和争议。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据哪门哪派之法来裁决“不容忍”的对象？包括裁决上述他那句话最后两个字的是否合理、应否删除？即便今后有某种绝对统一之法（其实永不可能），从动态和发展的辩证观点来看，成法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一劳永逸，总是被各种“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笔者语）的语言实践所推动，得到一再的调整和改写。那么在新法达成之前，所有为旧法不容的语言新现象（不包括无谓的胡言乱语），不就是“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的创新有理吗？没有这种创新，不断发展的语法何来？天上掉下来的？ 资格金先生认为谈语言理论“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这可能过于傲慢。文学家天天写字，只能在个别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么？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可惜的是，诸多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金先生说“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题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这都是有益的提醒。我并没有想要“领导”他，更知道像这样的讨论不可能短期内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但金先生如果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他并不能代表语言学界（再约定：指语文学界），而且他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韩少功式的几个“外行”。 所以批评应冷静说理，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他大为不屑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媒体”身上来。 以上拙见，仅供金立鑫先生参考。 2006年10月 超越民族主义 超越民族主义 注释标题 主要内容最初发表于2004年《环球时报》，后全文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已译成韩文与日文。 时间：二〇〇四年十月 地点：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一 因特网上很热闹，争论点常常是中日关系、中韩关系或者中印关系。有些争论者爱拿“民族”说事，常常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比如，把日本少数坏人混同于所有“日本人”，把中国少数坏人混同于所有的“中国人”，于是，不是你骂我“洋奴主义”，就是我骂你“仇外主义”。争论一涉及民族问题就容易情绪化、标签化。 在我看来，洋奴也好，仇外也好，都是政治幼稚病的一体两面。那么在进入这种争论之前，我们最好得知道“民族”是怎么回事。 爱尔兰有个学者叫安德森（b·r·gorman anderson），长期研究民族主义理论，曾经有过一句名言，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在他看来，民族这个概念来源于想象，本身十分可疑，差不多是历史误读的产物。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分裂成数以千计的城邦国家，哪有什么“民族”？辨认身份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只知道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别，只知道你住这个村和我住那个村的区别，并不知“民族”为何物。“法兰西”、“英格兰”等，都是很久以后才折腾出来的说法。“爱沙尼亚”这个词，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使用。 语言常常被看成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果仔细考察，特定的语种其实不一定与民族有什么对应关系。全世界最大犹太人群体，即德系犹太人，以前通用意第绪语，但这种语言后来恰恰被犹太复国运动大力排斥。意大利在建国的一八六〇年，国民中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意大利语。这一类事实，总是被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民族”并不是古已有之，更不是天经地义。在罗马天主教霸权体系坍塌以后，“民族”是继城邦国家之后一种新的组织替代，使分崩离析的欧洲，重新找到了群体情感和利益单元，因此它是现代欧洲的一个产物。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说过，民族与民主颇有关联，是民主的一个载体。你们知道，古希腊式的城邦民主并不是全民选举，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妇女、奴隶以及乡下人并没有投票权。到后来，选民的范围逐渐扩大，但选民范围如果需要一个边界，民族当然就是最合适的身份设限。还有兵役制、纳税义务、教育及其他权益的分配等，也都不可能无限制地遍及天下，不可能见人就有一份，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这就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想象和划分，在历史上催生了民族国家。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者们首创国旗和国歌，更使民族概念获得了一种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入。 从那以后，“民族”就出现了，而且常常与“国家”同义。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的“联合国”，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即united nations。 二 这种欧洲的组织方案应该说很成功，而且很快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争相效仿。特别是在遭遇了十六世纪以后的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之后，欧洲以外的被压迫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民族”为号召，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行政沿革等方面或多或少的迹象，苏醒各自的民族意识，重绘现代的群体边界，借以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了民族解放理论。随后，又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俄国与美国当时还是新兴国家，没有多少殖民地的既得利益，所以都反对帝国主义，都支持弱小民族的造反，对当时的中国也比较同情。他们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全世界新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使新兴民族得以雨后春笋般涌现。应该说，这时候的民族主义仍然较多正面功能。正如欧洲的民主曾得助于民族国家，亚非拉后起的民族国家则首先促进了国际民主，对老一代帝国列强形成了四面八方的遏制和打击，也促成了新兴国家的现代体制建设。联合国不论强弱大小，一国一票，就是这种国际民主的体现。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多少甘地式的民族英雄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在埃及有纳赛尔，在印尼有苏加诺，在越南有胡志明，在中国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等。 不过，细心一点的人不难察觉，此时的民族，有些不再是欧洲那种严格意义下的民族了。比如“泛非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等等，只是诉诸文化或者地缘的根据，悄悄模糊了血缘种族的面目，给民族注入了新的含义，实际上是一种泛民族或者类民族主义。“拉丁美洲”是一个民族吗？不是，它只是一个地域。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已经混为一谈。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把西方民族理论拿过来，照葫芦画瓢，粗粗勾勒了汉藏满蒙回的“五族共和”，其实是绘制了一张让后人争议不休的草图。其中的“回”，是指“大回”，泛指维吾尔等西域族群，而不是指现在我们所说的“回”，即当时俗称的“小回”。这当然让回族民众不满意。这种不满自有他们的道理。说“五族”，可能同时夸张和忽略了辽阔中土上的一些群体差别。因此，后来从“五族”到“七族”，至十多族，二十多族，到五十多族……单子越拉越长了。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构成民族的要件到底有哪些？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答，也让人疑惑。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原来在“汉族”名下的很多群体，以苗族、壮族、侗族、瑶族等名义再次得到区分，带来了民族目录又一次爆炸式的增扩，直到近乎失控时才紧急刹车。在我现在居住的海南岛，有个临高县，语言比较特别。“临高人”就曾经强烈要求独立为一个民族，只是没有被国务院批准，没有赶上末班车而已。 划分民族并不是一项中国人所熟悉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次迟到的补课。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中国人那时候也谈“族类”，但准确地说，欧洲人以血缘划族，可谓之“种族”；中国古人以文化分族，不妨谓之“文族”。两者义涵并不是一样的。中国人以前只论“夏”与“夷”，都是意义模糊和很有弹性的文化概念。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里说过：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中国南方的吴、楚、闽、越，以前都是“夷”，后来融入了华夏文化，就由夷而夏；中国北方有些逐渐半蒙古化或半突厥化的群落，以前也是“夏”，后来疏远了华夏文化，就由夏而夷。不难理解，古代中国虽有文化上的对外歧视，也有国家利益上的对外设防，但不乏民族融合的柔性传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五代十国一百多年，夏与夷都在大规模杂交。唐代、元代、清代由非汉人执政，也带来了一次次民族大融合，所谓“长城内外是故乡”。“华人”或“中国人”的概念内涵由此变得十分丰富。 我们的老祖宗也没有什么森严的民族对外壁垒。汉代的外交主调是对北边“和亲”与对南边“怀远”，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兵。唐代长安则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化都市，各种胡音番调充盈朝野。明代的郑和率两万人的强大船队，直抵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东岸，不过是到处送礼品、拉关系，推广华夏文明，不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掠杀和敌意昭昭。直到民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还没有明显的边防，甚至没有严格的护照制度。那时候，朝鲜或越南的革命者，波斯或日本的商人，还有逃避迫害的欧洲犹太人，都可以在这里进出自由，基本上未受到民族身份限制的压力。这与同时代的欧洲大有区别。用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giddens）的话来说，中国那时候还是个传统国家，不是现代国家，“国家监视力”很不发达，因此只有“边陲（frontiers）”而没有“边界（borders）”。可以说，那样一个民族混杂和民族淡化的中国，显示了国家建制现代化之前的混沌粗放，也残留着一道中国式世界主义的文化夕阳。 三 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只是历史上一个阶段性的政治构造。换句话说，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各种交叠的共同体形式中被特别强化出来的一种。中国人以前上有“天下”，下有“家族”，都是非常重要的共同体概念。而强化“民族”，强化“国民”、“公民”一类身份，只是二十世纪才有的新鲜事。 但这种强化需不需要一个界限？越过界限会不会走火入魔？民族主义理论从西方传到中国，其实从来都是马马虎虎的，只是一种临时的政治识别标尺。尤其在当今，“民族”概念更是歧义迭出，五花八门，甚至解释混乱，暗藏祸端。有时候，部族也被视同为“民族”，如卢旺达的胡图族；教族也被视同“民族”，如波黑的穆斯林族；国族同样被视同“民族”，如多民族混成的所谓“美国人”、“新加坡人”、“阿尔及利亚人”，等等。某些特殊的地缘群体，如中国台湾某些居民，也可能披上“民族”的外衣，上演一场分离主义的运动。这就使民族问题变得十分错综复杂和敏感棘手。从社会与政治功能来说，一方面，民族意识可以“载舟”，即可以支撑和掩护某些弱势群体的合理反抗；另一方面，民族意识也可以“覆舟”，即常常把内部的政治怨恨和经济危机转嫁外移，把社会问题一律改装成族际问题，成为某些政客的障眼法——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三k党的白人种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恶质化的民族主义，给人类造成过重大伤害，实在是血迹斑斑。 正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的理论和威尔逊的原则一直在获得新的调整。“民族”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合理概念。“民族自决”权利在国际社会也不再无条件地自动生效。北爱尔兰想“自决”，英国不答应。魁北克想“自决”，加拿大不答应。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想“自决”，美国也不答应。如果不说大部分地方，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成了一个易燃易爆品，必须审慎以待。当前的“民族主义”，很大一部分不再寻求群体的聚合，而是更倾心于群体的分离，几乎只有单一的分离主义色彩；不再注重对内关切，而是更倾心于对外争夺，无不充斥着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的气味。特别是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大浪扑来，经济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关系剧变，正在深刻重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失去了天主教这样的全球性宗教制约系统，也失去了冷战时两大阵营这样的全球性政治制约系统，指挥中心一个个失灵，大家各行其是，各行其是又都要有个说辞，于是利益纷争最可能一一披上“民族”的战袍。 这时的“民族主义”，不仅仅经常是名实相离，而且往往是重利而轻义，隐伏着阴谋和贪欲的暗流。比如有些政客高扬“爱国”或“爱族”的旗帜，对同胞的贫困和灾难却视而不见，倒是把巨额私款偷偷存在国外，或是借战争以分军火商的红利，他们是真正地“爱国”或者“爱族”吗？又比如，某些群体在政客的蛊惑之下，己所不欲竟施于人，摆脱了异族的压迫之后，对内部更弱小的异族却又施霸道，阿尔及利亚内部的柏柏尔人，斯洛伐克内部的匈牙利人，就曾经有此悲剧。这些更弱小的“民族”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权益需要尊重和保护？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依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地缘一类根据，从而产生这种或那种共同体的认同感，不是一件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我相信，安德森说民族有赖“想象”，大概也不能判定“想象”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虚构。但无论过去和现在，人类对群体自身的认识，都不止“民族”这一个剖面。这种叙事在一时一地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更不意味着应该永远成为我们画地为牢的神咒，成为我们思想与情感的囚笼。日本军国主义确实让人厌恶，但一个作恶的日本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男人，一个高个子，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我们不会因此而迁怒和连坐所有的男人、高个子、b型血者，却独独要求所有的日本人为个别人的恶行承担罪责？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么？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desmond morris）就有过类似的疑问。 在每一条民族界限的那一边，其实都有我们熟悉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有普天下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众多同类。当代最精密的基因技术检测，也可证明他们与我们的差别，远远小于我们与动物的差别。为什么我们平时可以善待一条狗、一只鸟、一只熊猫，甚至一只老虎，可以为这种善待洋洋自得大吹大擂，有时却会对另一些同类的生命体怒目相视——乃至执刀相向？ 频遭外敌侵凌的时候，中国人无可选择，需要民族主义的精神盾牌，以推进救国和强国的事业。那么，当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大国舞台的时候，即便还无法进入民族消亡的融融乐园，但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至少是不可回避的文明责任。敬人者实为敬己，助人者实为助己，超越狭隘民族情绪和培养国际责任意识，实为当今日益重要的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资源，中国前人那种淡化民族和融合民族的历史实践，也许应该重新进入当代知识视野。中国前人那种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也许有朝一日将重新复活，成为更多黑色头发之下的亲切面容，为这个民族主义喧嚣了数百年的世界，提供一种重新辨认和情意对接的明亮目光。 我们需要争取这样一种可能。 谢谢大家。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 注释标题 记录整理稿主要内容最初发表于2005年《文汇报》与《湖南日报》。 时间：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二日 地点：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 你们要我来讲讲。讲什么呢？讲什么你们最想听？这位朋友说，你们最想知道怎么赚钱。那好，今天就来讲讲赚钱的方法。 要赚钱，首先要会算账。你们都很会算账，但有几笔账可能没有算： 第一，身体健康就是赚钱。现在医药费太贵啦，你赚了个几万、十几万，可能一场病就落得个倾家荡产，所以因病返穷已成了我们这里贫困的第一位原因。二十几岁就血压高，四十几岁就中风瘫痪，什么原因？与烟酒无度乱吃乱喝有没有关系？与你们荒废了油茶、不种油菜、常年大吃猪油有没有关系？与你们不注意学习保健常识有没有关系？与小孩子买零食不警觉伪劣食品有没有关系？你们看看智峰乡、三江镇那边，黑烟滚滚，烟囱林立，毒气呛人，因为很多人在那里做垃圾回收生意。他们可能会赚到钱，但空气和水的污染闹得一家家生病，到底合不合算？ 第二，教好子女就是赚钱。俗话说得好：穷人怕崽大。儿女好，穷家可以变富，反之富家必然变穷。人都是要老的，教好子女是父母最重要的中长期投资。有的人丢下孩子不管，到城里去赚钱。就算赚了大钱，但一个孩子吸毒了，或者一个孩子进监狱了，全家生活从此暗无天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教育子女尤其要重视品德和性格。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在对上司和下属没有责任感之前，首先是对父母没有责任感，拿父母当实践对象。你要他们到外面去占便宜，但这样的人，人见人防，人见人厌，是长沙话说的“不带爱相”，到哪里都是一团毒，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结果，在外面玩不转，只能回家来当血吸虫。家里有了这样的血吸虫，你留下十万、几十万也没有用，管不了他一辈子的。因为只要一个主意拿错了，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可能打水漂。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第三，警惕时髦就是赚钱。绝大部分时髦都是商家制造出来的，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要你不买十块钱一件的衣，要买一千块钱一件的衣，其实两件衣都只是保暖，样式差别也不大。还有些舆论，今天说双眼皮漂亮，明天说单眼皮漂亮；今天说红头发漂亮，明天说绿头发漂亮。你要是信以为真跟着跑，就是中了人家的奸计，傻乎乎地给人家送银子。有些电器产品，好几代的升级技术早就有了，但商家保密，不一次性推向市场，而是一轮轮来逼着你升级，一轮轮来掏你的腰包，使你本来只需要一个手机的，到头来买了五个手机；使你本来养了五头猪的，到头来等于只养了一头猪。你亏不亏？我们那些辛苦在城里打工的人，一年没有挣多少钱，回家的时候把钱换了些城里的时髦玩意儿带回来。看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我都觉得亏。 第四，简朴生活就是赚钱。花红一时，草绿四季。这句俗话说出了生活的大道理。富豪奢侈之家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最弱，因为成本太大，摊子太大，船大了不好掉头，爬高了摔得最痛。所以说富人是高危险行业，也是高烦恼群体，连每天吃饭都没有我们吃得香，一餐餐吃得皱眉头。这是一定的。经济学家说，这里有“边际效应”。你们不懂这个词，不过不要紧，你们只须看一些事实。比方富人家的孩子是比较难教好的，因为他缺少压力么。富人家也最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因为穷人没什么油水，罪犯找你干什么？在这一点上，安全感也是钱，比方说是养保镖、养大狼狗、砌高墙的成本。富人有了钱还要玩乐，开着车来我们这里看山看水，大惊小怪，享受大自然，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享受这一切，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样穷？富人有了钱还要健身，买个会员金卡，吃饱了就去健身房活动筋骨，出一身老汗，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也在活动筋骨和出汗，为什么就觉得这不是钱？ 最后一点，是说给五十岁以下的人听的：勤学多思也是赚钱。五十岁以下的人记忆力强，应该抓紧时间学点什么。据我观察，现在很多人不能生财，生了财也守不住财，主要原因是上当受骗。做生意上当，买私彩上当，买东西上当，进医院上当，找工作上当，走后门拜门子也上当——有些贪官污吏也没几句实话呵。市场经济以城市为先导，很多新事物首先是从城市里开始的，乡下慢了一步两步，普遍经验不足，以新手对付老手，不就很容易被人家吃掉？在经济学上，这叫“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城乡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是说，你有信息，我没有信息；你经验多，我经验很少，双方表面上看起来交易自由，在实质上却很不平等。所谓市场经济，很多人牟取暴利不靠抢，专靠骗，靠的是这个“信息不对称”。比方说产品广告吧，它把好处都说了，把缺点都隐藏着，让你傻乎乎地乱花钱。这还算是合法的行骗，但就原理而言，与非法行骗是同一回事。因此，大家要善于学习，要动脑筋，首先要学会防骗防宰。前不久不是很多人“买码（买私彩）”大栽跟头吗？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事在城市里少见？为什么那些“码老板”最喜欢来乡下蒙人？其实，只要有点基本的算术知识，也算得出这是个陷阱。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以后少打点麻将，多读点书报，多接触点高人。看电视时少看点武打片，多看些长知识和学本领的节目。不光要学科学技术，还要学习法律政策知识，市场经济的知识，包括学会辨别和判断各种宣传，这样才能缓解“信息不对称”状况，减少自己的无谓亏损。 说的这些，是在座各位都能做到的，不算怎么难。这样说，是希望你们能赚到钱，如果赚不了大钱，至少能赚到小钱，更重要的，是赚来金钱买不到的人生重要财富。 谢谢。 情感的飞行 情感的飞行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6年《天涯》杂志。 时间：二〇〇六年九月八日 地点：成都四川音乐学院 今天一走进四川音乐学院，我就有点吃惊。几年前我与音乐家金铁霖先生去国外访问，到过很多欧洲国家的音乐学院，发现那些学院都很小。但川音有这么大的校区，有学生一万六千多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听敖院长说，全国有大大小小的音乐学院几百所，大规模的音乐学院也有上十所，这更让我大开眼界。当然，中国应该有庞大的音乐学院，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音乐学院。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因为中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中国古人行“礼乐之治”。礼是指制度。乐是指文化。礼与乐构成了当时全部上层建筑的两大支点。可以想象，中国古代文化以音乐为龙头，如果那时有中宣部，部长肯定是音乐部长；如果那时有文化部和教育部，部长们也一定是音乐家（众笑）。我们现在发掘的一些汉墓或者秦墓，常常发现那里藏有大型的编钟或编磬，发现各种丝竹管弦，由此可知音乐在中国古代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有怎样成熟的创造和推广。 音乐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极为神圣。有过欧美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见总统和见市长可以穿便装，看电影和看画展也可以穿便装，但如果是进音乐厅，尤其是听古典音乐会，男男女女都少不了盛装礼服，有军功章的军人们还常常把军功章挂满一胸，如同去接受检阅。为什么？因为音乐厅就是圣殿，音乐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在很多人眼里代表了文化的最高品级和最初源头。古希腊的缪斯女神就是music（音乐）之神。如果考虑到欧洲漫长历史上音乐与宗教的不解之缘，那么欧美人对音乐特有的崇敬更不难理解。 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比方说战争总是伴随着偏执和仇恨，就是不好的东西。制度、舆论、习俗、学问一类隐含着利益要求，包括对特定阶级或特定民族的利益分配倾斜，对于不能从中受惠或从中受惠较少的人来说，也常常是不够好的东西。但唯有音乐——当然是指能够流传的音乐——这种不需要翻译的艺术，这种直接沟通心灵的超语言、超逻辑、超观念的表达，具有最敞开、最纯净、最温暖的品质，展现了每个民族至美的一面。 前不久，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各国人民的不满。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有所升温，正邪之争有可能被歪曲成族群冲突。很多日本人厌恶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也厌恶日本人。双方的一些愤青在网上对骂得昏天黑地。处理这一难题，我觉得有一个简便办法，就是让日本人多听听中国的音乐，比方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也让中国人多听听日本的音乐，比方说《四季歌》《拉网小调》《北国之春》《草帽歌》……这些日本歌曲怎么让我们恨得起来？产生了这些动人歌曲的民族怎么可以被我们一股脑儿地仇恨？我们怎么可以一时脑袋发烧，就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与少数几个右翼政客之间画等号？ 同样，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恐的“圣战”以后，自从他创造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似乎都有了准恐怖分子的可疑身份。一些中国人也在跟着瞎起哄。在这些人的眼里，虽然自己的一张黄面孔不是特别高贵，但低贱的人可以看不起更低贱的人，他们也摆出晋升候补的姿态，在伊斯兰族群面前寻找自我身份的优越。其实，这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的做法，正中极端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是伊斯兰世界里极端思潮的翻版和倒影。本·拉丹可能对此高兴不已。这一条我们暂时不往深里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伊斯兰？如果我们懒惰得不愿去采访和阅读，我们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斯兰的音乐吧？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吧？至少的至少，我们中国人可以听一听维吾尔等境内西部民族的民歌吧、包括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编写的那些情歌吧？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歌曲里同样充满着动人的善良以及美丽。歌曲里流淌出来的喜怒哀乐，同样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歌曲的创造者和传唱者几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蔑视甚至敌视。 音乐是灵魂的表情，是精神的芳香，是直接从心灵出发然后抵达心灵的情感飞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少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年我阶段性地居住乡村。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充满着山歌的乡村，眼下基本上一片寂静，歌手不知去了哪里。只有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办白喜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听到某些老人聚在一起唱唱丧歌，保留了一点本土音乐传统残迹。我在城市里也很少听到音乐。如果我不是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不是生活在西亚、欧洲、南美有关族群那里，我几乎很难听到咖啡馆里开心的合唱，很难听到地铁里大提琴或长笛突如其来的旋律，很难听到海滩边某个房间里飘荡出来的钢琴乐符，也很难听到深夜的街巷里，一两个或三五个醉汉，互相搀扶着或拉扯着，步履踉跄时唱出怀乡老歌——他们忧伤的嘶哑之声在夜空旋绕。 很遗憾，在我所到过的中国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哗啦啦的麻将声（众笑）。 我们当然还有音乐，有越来越便捷和精密的音乐设备，比方说留声机或mp3。一些优秀的音乐家们做出了非凡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我对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我们的乐曲更多出现在商业演出和政绩宣传之中，似乎离利润和权力越来越近，离心灵越来越远。有些“春节晚会”的演唱，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金碧辉煌，人海战术加人肉战术，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些豪华的三流杂技和激昂的配乐练声。我们的很多商业性演唱已无乐可言，只是刺激，只是造作，是作欢乐状或悲痛状，是假模假式的宣泄，是强加于人的闹腾，与心灵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听觉环境日益污染的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哑巴。只要离开了宣传和消费，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歌唱。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述古人的话：“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孟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什么是古人说的“淫”、“过”、“凶”、“慢”？那些虚张声势和虚情假意的音乐垃圾就是。这正是世道人心面临危机的一种表征，不是什么好兆头。更进一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音乐离心灵更远，而在于很多人的心灵本身在枯竭，在麻木，在冷漠，已经很难分泌出音乐。走在一些大街上，我有时会注意迎面而来的一些表情。我看见很多人穿着时尚而且体态俊俏，但我们很多儿童的脸上已没有天真，很多青年的脸上已没有热情，很多妇女的脸上已没有优雅，很多男人的脸上已没有刚毅，很多老人的脸上已没有慈祥……我看到更多的是目无定珠，神色紧张，面若冰霜，甚至贼眉鼠眼探头探脑，一脑门子官司（众笑）。你们在大街上是否也见过太多这样的表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音乐吗？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音乐？ 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哪怕是无调式，哪怕是用噪音，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先锋音乐，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一定是动人和动心的，是情感自然的奔流。现在有很多文艺家误把技术当作艺术，其实技术与艺术虽然互为依托，甚至互相渗透，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简单地说，技术是没有电的机器，没有血流的身体，有点没心没肺，只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载体，但本身并不构成价值。而艺术是人心之术，是有生命价值的技术，隐含着特别的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隐含着人生经验和精神取向，是叩问人心和唤醒人心的声波信号或者图像信号。这才是从艺者的“大道”。艺术的这一特点，使艺术与体育、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其他很多人类活动，有了最大的差别。 技术是可以教育的，而艺术不可以。我这里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子。常常有人问：文学写作有什么技术秘诀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的证据是：如果有这样的秘诀，那么普天下所有作家的儿女都一定是作家。因为哪有父母不把一件好东西传给儿女的道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作家儿女当作家的例子虽然有，但为数极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一度很喜欢办作家班，但这种作家班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有，同样为数极少。我们因此而不难明白，文学的技术可以传授和训练，但文学最重要的内核，即作家的生活阅历、情感经验、精神境界，等等，没法通过师生相授的方式，在课堂里进入教学。学位制度、教学改革一类在这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每一个人的精神历程和精神积累都独一无二，是人生实践和长期历练的结果。在几百个或几千个课时之内，一个人的心理蕴藏怎么可能就全面复制另一个人的心理蕴藏？ 技术是可以购买的，而艺术不可以。在眼下这个商品化世界里，不管是工业或农业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只要你出得起大价钱，大概都不难买到。但正像刚才一位同学在字条上提到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没有大投资的时候，倒拍出了很优秀的影片。一旦成了世界级的明星导演，一旦有投资商们趋之若鹜争相拍钱，《英雄》和《无极》却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他们是缺钱吗？不是。是买不到人才和技术吗？不是。他们在编排、拍摄、制作、宣传等方面大把大把地烧钱，已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忘记了电影不是有情节的广告片，不是一台体育嘉年华或科技嘉年华。电影最可贵之处在于动人和动心，在于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的有效传递，在于热血生命的和盘托出——而这一切只能由创作者靠长期的历练来积聚和生长，是任何投资商都无法随意占有的无价之物。钱多，固然能买来明星阵营，能买来明星阵营的雇佣劳动，但不一定能买来艺术家们的激情和灵感，以及灵感所依托的兴奋点，还有全部生活积累中沉甸甸的某一份隐痛。在这里，作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批评者，我并没有对他们丧失信心。相反，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优秀的导演们在更多的实践之后，能打掉一些技术迷信，再一次从自己的心灵出发。 几年前，我与几位作家到蒙古访问。因为我们带的蒙语翻译只熟悉中国的老蒙语，不大熟悉蒙古的新蒙语，加上蒙古能说英语的人也不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法与主人们交谈。那么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怎么打发？总不能只是傻笑、只是打手势吧？于是我们以唱歌代替交谈。几天下来，我把能想起来的歌都唱完了。有一位同行的广西作家名叫东西，特别能唱，很为中国人挣了些面子。但相比之下，我们对蒙古朋友们的歌唱天赋简直望尘莫及，也被草原上巨大无边和深不可测的音乐宝库深深震惊。一位司机，一位老师，一位官员，一位牧羊老人，他们一开口都成了天才的歌手，都成了蒙古的王洛宾。即便夜以继日地唱下去，他们也不会有曲目的重复，而且几乎每一支歌都朴素，上口，优美，奇妙，崇高，出神入化，变化多端，直击人心，汹涌着历史深处的情感浪潮。在这样的歌声里，再冷漠的心也会变得柔软。我们会为母亲感动，为骏马感动，为狼和小草感动，为泥土和蓝天感动。我们会有不知来由和毫无道理的泪水突然涌入眼眶。 我知道，在那一刻有灵魂之门的打开。我们在平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门，更不知道这样的门会在何时打开，会在什么信号密码的敲击之下打开。 比较而言，蒙古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我从歌手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有一种富裕之外的幸福，是生活得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今天来这里说说与音乐稍有关联的话题，只是想拜托和期待在座的诸位，今后不但要当技术家，更要当艺术家，不弃“小机”的同时更要不失“大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一个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同样成为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谢谢。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注释标题 记录整理稿最初发表于2007年《天涯》杂志和《深圳商报》。 时间：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地点：深圳平安保险培训中心 生态与生命的关系 感谢会议组织者给了我一个荣誉奖，把我最近一本书《山南水北》推荐为有关“自然写作”的读本。这本书确实是与我近年来的生活有关，记录了我在某个山村的一些感受和思考。 几年前，我到那个村子里面盖了一个房子，阶段性地去住一住。在座的有些朋友去过那里“农家乐”。那里确实是山之南水之北，林木丰茂，至少现在还丰茂。记得我刚去的时候，一位记者朋友跑到乡下找我，说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但是你这是不是同现代化背道而驰了？当时我笑了。我说，你在广州当记者，呼吸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空气，喝着比我这里糟糕得多的水，为什么你那里就一定是现代化？而我享受着好空气、好泉水、好蔬菜和好瓜果，还享受着比较自在和安宁的生活，倒不是现代化？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可见有一个逻辑前提我们需要澄清：金钱与经济是不是生活的全部？广州是中国发展非常快的城市，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也都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带。它们确实正在现代化。但也有一些数据让我们触目惊心。比如在广州血液检查中，人们发现中小学生血液的含铅量大大超标。空气污染也很严重，以至很多广州的朋友都知道，早晨参加户外健身活动反而危险。这都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弊端。 这就有了我们常常面临的选择。我也经常向农民提这个问题：你要命还是要钱？你首先得想清楚。这个提问的背景是：我们那片乡村眼下也出现了一些小造纸厂，是年产量不到三万吨、完全应该关停的那种。这种小纸厂一出现就是十几家，污染非常厉害。刚开始我劝农民抵制这种项目，但他们不以为然，说小纸厂能提供税收，能提供就业机会。但两年过去以后，他们的鸭子和鱼死光了，凡下田的人都得皮肤病，其中很多人还得了怪病，人到中年就夭折。农民们开始恐慌，又是闹事又是上访，要求关停这些工厂。事情就是这样，不撞南墙不回头，农民们吃到苦头才有所醒悟。他们说：还是命重要。即使只算经济账，在眼下医药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进医院就是几千几万，身体健康本身就是一笔大钱呵。 这些农民暂时想清楚了，但我们好多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经常还犯迷糊。他们常说“以人为本”，但做起事来多是“以资为本”。“资本”这个中文词很好，用来翻译capital可对应“人本”，对得还很工整，简洁顺口。“以人为本”是什么？就是要命。“以资为本”是什么？就是要钱。这是最通俗的解释。资本主义在很多时候不把人看作生命，至少不把大部分下层劳动者看作生命，而看作什么“人力资源”，什么“生产要素”。很多单位不都有“人力资源开发部”吗？这里隐含着一种看法，即人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因素，是有价格的，是进入成本的。当然，人确实是劳动者和消费者，具有重要的经济性能。经济学家偶尔把人不太当人，不必被我们过多指责。但人命关天，金钱不关天，人的无价性质和无价地位，是不能完全用金钱来界定的。 “以资为本”，才会把人分成购买力强和购买力弱的三六九等，并由此建立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资为本”，才会把生态环境当作一种有价或无价的资源，给予不顾社会后果的利用，只要这种利用有助于资本扩张和经济发展。其实，作为一种生命体，人首先需要空气、水以及阳光。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是大自然平等赐给每个人的免费财富。但我们的某些理论表述和官方政策常常无视这一条，只考虑gdp。有些权贵人物甚至只考虑几个非法所得的小钱。他们往往会说，有“资本”才有“人本”，钱多才能幸福。这种观念通过大众传媒已给大家一次次洗脑。但事情真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至少在很多时候，gdp与人的幸福并没有必然相关。倒是生态环境破坏得很厉害的时候，gdp可能会相应升高。比方说空气坏了，我们就建氧吧。一建氧吧，gdp就上升了。比如说我们的水不行了，我们就喝瓶装矿泉水。一喝上这个，gdp肯定又上升了。再比如人居环境恶变以后，人们就要千方百计往外跑，去旅游区度假，于是航空业、宾馆业、餐饮业、汽车业、旅游业等的gdp肯定更上升了。由此可见，“资本”活跃的时候，“人本”反而可能受到威胁。gdp升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可能在下降。这种高消费、但低质量的生活，被当作现代化的生活，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这里还只说到人的生理状况，没说到心理层面。为什么以前中国很多寺庙都盖在环境优美的地方？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因为在那些地方，便于排解我们的心理垃圾，调适我们的心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到山清水秀的乡间去度假？因为“山能平心，水可涤妄”，穿一条牛仔裤去骑骑马，拿条鞭子去放放羊，可以帮助都市的上班族实现心理修复，让他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积累下来的怒火或焦虑，在周末得到排解，好好地喘上一口气。古人说见景生情，说山水怡情，都暗含着良好生态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经验。我曾看到一个统计资料，是西方一些科学家自己做出来的。他们说美国人的心理障碍出现比率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而这个比率在印度是百分之五，在非洲是百分之二。美国不是最有钱吗？不是gdp最高吗？不是最为都市化吗？为什么心理问题反而更多？这里面有很多原因，而都市化以后过于拥挤和紧张的生活，由钢铁水泥扭曲了正常生态的生活，可能是其中一条。 当然，有了雄厚的资本，可以改良生态。这也是人类的有效经验之一。我们并不是一看到钱就神经紧张。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所谓改良只是转移，只是生态代价的不平等再分配，比如洋垃圾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富裕地区的森林保护，以贫穷地区的森林滥伐作为消耗替代。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要保护我们的生命，真正从每个细节上来落实“以人为本”，我们应该构建节约型社会，建设低消费但高质量的生活，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提倡的“低物耗现代化”。中国人从国情和传统出发，在这方面应该大有所为。换句话说，中国实现人均gdp超过美国，充其量只是对世界的一个小贡献。如果中国能找到一种低物耗现代化之路以区别于美国，那才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 生态与文化的关系 人不是一般的生命，是有文化的生命。文化是怎么来的？似乎是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宗教家折腾出来的。其实这一看法过于肤浅。 往深层次看，所有文化形态后面都有某种生态的条件和诱因，广义的生态元素，包括地理、气候、物种等，总是参与了对文化形成的制约和推动。比如说我们眼下正迎接二〇〇八的北京奥林匹克比赛。奥林匹克源于古代欧洲，后面就有生态原因，有游牧群体崇拜身体和争强斗勇的一些习俗特征。田径、射箭、赛马等，练出男人的一身肌肉疙瘩，这与游牧人的战争、迁徙、娱乐等密不可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奥林匹克这方面先天不足。因为古代中国人享受着宜农宜耕的自然条件，以农耕生活状态为主，不会像欧洲人那么好动和好斗，喜欢坐下来扎堆，喜欢喝茶聊天和吟诗作对。投枪、铁饼、击剑、马拉松等，中国古人玩不了，也不会感兴趣。 有一本书曾经说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前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作者赞叹法国的皇帝，说多么高雅，多么亲民，比中国的皇帝好多了。当时我看到这一段就想笑，觉得这个作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跳舞是游牧文化的遗产，是欧洲人的传统。你想呵，游牧人到处漂泊，野营的夜晚特别冷，烧起一堆篝火之后，能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无非就是唱歌跳舞了。我们中国西北、西南、蒙古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没有定居条件的牧民，也是能歌善舞的，没什么奇怪。这与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有多大的关系？中国皇帝有毛病，但会画画、会写字、会作诗、会著书的不少，乾隆下江南的雅事还多着呢。法国人不必为此大惊小怪，然后说中国的皇帝一定比法国的好。在这里，跳舞还得有个物质条件：皮鞋。跳芭蕾，跳探戈，跳踢踏舞，没皮鞋就没效果。中国农耕群体习惯穿草鞋和布鞋，没有游牧人那么多皮革制品，起码在行头上就不占优势。 我在这里不是主张地理决定论和生态决定论，但考察文化如果不关注生态，肯定是一种盲目。什么土壤里长什么苗，什么生态里长什么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揭示文化的成因和动力。中国人使用纸张比欧洲人早了约一千多年，因为中国的农耕群体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草木造纸就有最大发生概率。有了这一步，较发达的出版，较发达的教育，较发达的儒生阶层以及科举制，随之而来也有了较大发生概率。这是一个重要的因果链，虽然不构成因果链的全部。同样，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以植物药为主的中医也就不难理解，《本草纲目》这样的中医宝典才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医与藏医的区别。藏族地区高寒地带，植物品种相对较少，所以藏药多用矿物和动物入药，形成了它的特色。与之相关的另一现象是，当藏民在地广人稀的雪域高原，连求医问药都变得十分困难，可能几百公里之内见不到人，更别说见到医生了。人在恶劣自然环境里，只可能觉得命运不可捉摸。人的无知感、无力感、无常感会沉重压在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许就会应运而生，应运而强。汉族旅客去西藏参观，常常会觉得很多藏民顽强的宗教意识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细心体会一下他们的生态与生活，就不会简单化地指责他们“蒙昧”。 不仅传统文化后面常有生态原因，现代文化也是如此。美国人特别擅长发明机器，科技和工业特别发达，生态就是诸多幕后角色中的一个。往远里说，欧洲人到达北美洲的时候，一是打仗和屠杀，杀了不少人；二是带去传染病，病死了不少人。五千万印第安人从北美洲消失，整个大陆有点空空如也。作为生态重要一环的人口，出现了锐减。那么有活谁来干？没办法，他们就买奴隶。买了奴隶以后还不够，就得自己干。很多老一代美国总统都是自己盖房子，自己当木匠，以至现在很多美国人还是特别勤劳，节假日里都自己修整草坪。我们常说中国人勤劳。其实中国人总体上来说比不上美国人勤劳，比如富人大多不会去修整自己的草坪。这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美国的人手少，人工贵；中国的人手多，人工廉。欧美新教主张“劳动是最好的祈祷”，其生态根据也是他们人口不够多，比如欧洲进入工业革命时，总人口还不到一亿。 接下来，发明机器当然是解决人手不够这一难题的更好办法，美国人因此发明了很多机器。连开瓶盖和削苹果都有机器，福特汽车、波音飞机等更是顺理成章。欧洲人喜欢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电影——电影就是艺术的机器化。欧洲人喜欢泡酒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麦当劳——麦当劳就是饮食业的机械化。在这一方面，好些欧洲人还有文化抵触，觉得美国佬是一些机器狂。 麦当劳也好，好莱坞也好，是美国机器文化的一种特产，因全球化而扩展到全世界。凭借现代交通和传播的技术，这种文化横移现象在当代特别多、特别快，构成强大的潮流。因此，就当代都市文化而言，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相对来说变得比较模糊。不是吗？我们不是牧民也可以跳舞，不在西藏也可以信从活佛，不在美国也可以吃麦当劳，我们似乎有理由忘记生态这一档子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赖以生长文化的某些生态条件虽已瓦解，但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化、潮流化、泡沫化、快餐化，并不总是使人满意，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抵制和反抗。在这个时候，人们不难发现，这种多样性和原生性的减退，与全球都市生态单一化是同一个过程，与高楼、高速路、立交桥等人工环境千篇一律密切相关。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关系，在这里也许恰恰可得到一个反向的证明。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很多文化创造者坚持多样性和原生性，用独特来对抗复制潮流，用深度来对抗快餐泡沫。他们总是会把目光更多投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特有的生态与生活，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资源。一些被都市从自然生态中连根拔起的人，似乎正在重新伸展出寻找水土的根须。 他们会成功吗？我们还可以观察。逐渐趋同和失重的现代都市文化，会不会是我们人类文化的终点？我们也需要继续观察。 保护生态从心灵开始 一九九九年《天涯》杂志在海南召开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座谈会，产生了一个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南山纪要》，后来有了英文、日文、法文等各种译本，在人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当时我们就在会上提出，环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是谁在破坏环境？谁在从这种破坏中获利？是什么样的体制和思潮在推动和支持这种破坏？ 解决环境问题确实需要技术，也需要资金。问题在于，全世界现有的资金和技术已足以解决人类喝水的问题、呼吸空气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土质恶化的问题，等等，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美国那么有钱，但退出《京都协议》，为这一点还同英国盟友闹矛盾。几年前有美国国防部一个秘密研究报告泄密。这个报告说，全球温室效应继续加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大西洋暖流停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全球气候激变，雪线大步南移，英国可能成为另一个西伯利亚，荷兰可能全部沉没，如此等等。我看过地图，发现雪线将抵达中国的武汉，长江以北将一片冰天雪地。美国这个报告使很多人震惊。那一年我在青岛见到几位中科院地质科学方面的院士，据说温家宝总理曾把他们找去，问南水北调工程还搞不搞。英国布莱尔首相看来也很关切这个报告。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一直向美国布什总统施压，希望美国回到《京都协议》，采取行动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布什觉得美国反正不会变成西伯利亚，所以不着急。这也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行事逻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高于一切。我在乡下时看到有些农民对林木乱砍滥伐，感到十分无奈。因为木材的行市一涨再涨，于是任何劝说和禁止都没有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卖原料，赚了小头。政府收取税费，赚了中头。商人倒卖牟利，赚了大头。大家组成了破坏环境的利益联盟。至于造成的恶果，谁都没去想。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局外人，包括很多对此深感痛心的人士，也可能是这一恶行的帮凶，甚至是隐秘的元凶，比他们过错责任小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这样说？我得解释一下木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据我了解，村里农民砍下来的木材，一部分拿去给小煤窑做坑木。这个我暂时不去说。木材的另一个用途就是送去造纸。中国眼下的纸张需求太大了。一个月饼可以有六七层的包装，要不要纸？一份报纸可以上百个版面，要不要纸？……纸张需求就是这么强旺起来的，木材的高价位就是这样出现的，农民的砍伐狂潮就是这么拉动起来的。 我记得台湾在八十年代还有个规定，每份报纸的版面不能超过十六版，超过了就要受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定，但他们顺应所谓历史潮流，把这个很好的禁令给废了。其实，现在每份报纸的新闻内容并不太多，大部分版面是商业广告。广告同包装一样，是一种促销的商业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利用人类愚昧和虚荣的促销手段。比如说我想吃一个月饼，但我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就只好去看广告，相信那些广告上的花言巧语。我还想把中秋节过得很体面，于是专买那些豪华包装的月饼。自己吃也好，送给别人也好，都能体现某种不凡的身价。这样，月饼还是那个月饼，我们并没有多吃一点什么。但我们的愚昧和虚荣，支撑了广告业和包装业的畸形扩张，使千吨万吨的纸浆因为一个中秋节而无谓消费，对森林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此，我强烈呼吁社会各界来推动立法，就像台湾曾经限制报纸版面一样，就像政府前不久限制月饼包装一样，在更大范围内来限制广告业与包装业，限制那些严重耗物和耗能的非必需产业，保护我们的稀缺资源。市场自由还要不要？当然还要。但市场自由不能凌驾在社会责任之上，只能在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限度之内。 当然，如果大家都少一些愚昧和虚荣，少一些贪欲，这些非必需的产业就不攻自破，不限自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建设绿色的生态环境，实现一种绿色的消费，首先要有绿色的心理，尽可能克服我们人类自身的某些精神弱点。 在这一方面，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思想资源其实是很宝贵的。佛家戒杀生，说出家人不能吃肉，客观上就有一种环保作用。因为摄取同样的热量，所需要的谷物如果是一，那么通过饲养动物所消耗的谷物大约就是十四。两者差别非常大。我们在这里不一定要提倡素食，但没有必要的大鱼大肉海吃海喝，既不利于身体健康，也无谓增加了生态压力。这是一定的。古代道家主张“见素抱朴”，“顺其自然”，对大自然采取非常尊敬的态度。《礼记》里还具体规定不能伤青苗，不能伤幼畜；不招待客人就不杀鸡，不祭祖宗就不宰羊。《吕氏春秋》里还规定春天不能进山伐木，等等。这些都是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老祖宗们还非常注意克制人的贪欲。宋代儒家说“存天理灭人欲”，被当代知识界主流理解为禁欲主义，其实是制造了一大假案。我查过宋人的原著。程颐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天理”？“天理”就是“奉养”，指的是建宫室、谋饮食等人的正当需求。那么什么是“人欲”？“人欲”就是“人欲之过”，是人为制造的欲望。“欲”在他们的语境里其实是指贪欲，所以他们主张大力铲除之。这与孔子在《论语》里说的“惠而不费”一脉相承。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实惠，但不要浪费，要尊重人的正当需求，但限制人的过分贪欲。 这种对“惠”与“费”的区分，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相当于西方人对needs与wants的区分，即对需求与欲求的区分。但西方人很晚才关注这种区别，比如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来加以强调。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们错了吗？不，没有错，而且对得特别光荣，因为他们很早就区分了needs与wants，很早就提出了健康的生活态度。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主流知识界很急切，一心追求强国富民的大跃进，所以戴上有色眼镜，把本土文化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妖魔化，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他们以为这样做才能“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大家才能幸福。其实，前人不是傻子，也在追求幸福，并没有愚蠢地否定“人本”。之所以反对贪欲，其宗旨正是朴素的人本主义。他们指出“欲以害生”，就是指出贪欲将危害生命和生存。这有什么不对呢？看看我们的周围，过分的饮食，过分的男女，不正在损害很多人的健康吗？把环境破坏完了，把资源消耗光了，人类还能活到其他星球上去？ 只有共同的幸福，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生态的保护和建设才有希望。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困惑与信心 困惑与信心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2年《传记文学》杂志。 时间：二〇一二年一月 地点：海口泰德酒店“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 这两天听了很多人的发言，心里很感激。活了这么多年，我到这年纪已经有点毛深皮厚，自以为听好话不会晕头，听坏话也不会上火。有些意见我得再想想，慢慢消化，吸收大家的智慧。 有些朋友以为韩老师狡猾，干什么事都深谋远虑。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多面手，又写作、又翻译、又编辑什么的，其实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小说不是天天写得出来的，不是天天有写的，写不出的时候总得干点别的事情吧？又有人说，老韩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像一个战士，现在的写作中怎么多了不少暧昧、模糊、徘徊？怎么不再碰触敏感的热点问题？这话说得不假，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是事实。但这与深谋远虑无关，却是我心存困惑、甚至纠结的自然结果。在八十年代，我还是个年轻人，总觉得事情很简单，要改革，要民主，要市场，要现代化……对不对呢？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对。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得更深远一点，也许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的战斗也好，批评也好，在眼下遇到了很多障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深水区。敌人的面目和方位已不太清楚，甚至自己可能就是敌人。 这里需要说到两点： 第一个问题，通俗地说：心坏了。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深重的道德危机，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真空状态。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可以扪心自问：我愿意做一个好人吗？准备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准备好到当年的白求恩那样？或者说我愿做一个坏人吗？准备坏到什么程度？当犹大，当希特勒，是不是心一横也可以当了，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是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做，还是不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一直是暧昧的、躲闪的，或者不敢逼问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时代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好人，那么捣乱、造反、革命，会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改朝换代？会不会只是赌场上的赢家换人，这个赌场的游戏规则却被我们继续延续下去，被大家永远所认同？如果反抗者只是为了成为新的统治者，那么这种战斗的意义是不是在变味？ 第二个问题，通俗地说，是说脑子坏了。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以为眼下存在着一种知识危机，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孔见刚才评价我的两本书，他的说法很对我心。他说《马桥词典》是力图对公共语言进行一种清理，《暗示》更进一步，力图对语言本身进行一种清理。我一直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语言所推动、所构造、所表达的知识是不是可靠？会不会正在把我们引向一种歧途？韩毓海关于货币和语言的比喻，我很赞成。语言与事实的分离，确实就像货币与价值的分离，是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我说过的语言的“空心化”危机。于是出现了书本的左派对抗书本的右派，泡沫化的激进对抗泡沫化的保守，对抗得很热闹，但可能都与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去甚远，完全脱离实际。真理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事实恰恰是，工人们和农民们从来不极端，各种极端主义的荒唐从来都是一些读书人折腾出来的。我在《暗示》里，曾经特别不暧昧的、不模糊地、不徘徊地猛烈批判了当今的教育制度和知识、文化、学术体制，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这种批判得不到多少喝彩，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担心一种院校派的、高学历的、精英化的知识生产，正在把我们的战斗引向一种代价高昂的胡闹，幻象化的自欺欺人。 这就牵涉到“文革”。批判“文革”，否定“文革”，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我们在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有两个误区。第一是把“文革”的道德假象当成了道德，于是否定“文革”似乎就必须把道德打掉，搞一个去道德化运动。这个逻辑显然是混乱的：如果我们觉得“文革”太道德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在“文革”中做坏事的人做道德忏悔？既然我们要去道德，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对手倒是一定要讲道德？第二，是把“文革”对知识的毁灭，仅仅当作书本和学历的蒙难，于是“文革”后的重建知识权威，就成了高学历挂帅，知识生产重新精英化，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把以前与工人、农民、士兵打交道的经历，看作一种屈辱，一种苦难，一种蒙昧。这样，一个是去道德化，一个是去实践化，对“文革”的批判就是这样滑向歧途。这也许就是当前“心坏了”和“脑坏了”的重要前提和直接原因之一。 一个是道德危机，一个是知识危机——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定时炸弹给清理掉，我们的战斗会变成一个什么？我们大胆介入热点，甚至写出几个文学原子弹，会不会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会把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大？会不会不但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些福祉，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在这些方面，我确实困惑，没有想清楚，因此经常有写作的停顿和犹疑。 大家还说到了“左”与“右”。我是“文革”的过来人，经历了家破人亡，看到了更多比我家庭还惨的人和事。不光是中国，还有前苏联、朝鲜、柬埔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怎么能说是一个简单和偶然的失误？这当然需要深刻反省。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就没问题吗？从殖民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到最近欧美的金融危机……只要稍稍诚实地面对事实，就不必相信另一种神话。我以为，一个为中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得为美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右派才靠谱。反过来说也一样，一个为美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要为中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左派才像话。 前一段，我上网看了一下，发现中国的左派不是一个，是好多个，自己内部也在开打。右派也不是一种，有好多种，也在内部互相掐架。情况特别复杂。但就大体的词义约定而言，“左”是指社会主义，“右”是指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主义不但互相斗争，很多时候也互相造就，互相强化。这就是说，所谓“左”常常是“右”成就的，“右”又常常是“左”助产的，二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比方说，“文革”的前夕，一九六五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右派发动政变，据后来一些西方调查机构的统计，大概屠杀了两百万左翼人士。这种恐怖，从某种意义上催产了中国的“文革”恐怖，使中国“阶级斗争”“反帝反修”的神经高度绷紧。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文革”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知识分子群体对红色时代的满肚子苦水，以及出于人之常情的怨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神话是否会少一点狂热和偏执？中国知识群体主流对西方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印度、俄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同行，但这种国情是怎么形成的？是否正是“文革”的自然反弹？ 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正是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在我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模糊、犹豫、谨慎、左右两难，多条战线应战，批判指向不再简明和单一，让很多朋友不大满意了。我对此表示歉意。在办《天涯》的时候，我们尽量发出多种声音，包括自由主义大牌人物也来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天涯》并不是无立场，不是左右逢源和到处讨好。韩毓海说《天涯》最先提出“科学发展观”，是过誉了，但讨论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等，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等，《天涯》从来没有犹豫过和模糊过。如果说这就是“新左”，《天涯》也只能坦然接受。这样做其实并不讨好，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大人物点名批评我们，其罪名就是我们杂志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被认为是给社会抹黑，违反了宣传纪律。当然，现在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敏感了，但当时几篇文章就差一点演化成为主编去职的严重事件，却是事实。 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太多兴趣读理论，不过是喜欢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做一点思考和表达。在一些人认为利益至上的时代，认真的思考似乎有点傻，有点out。《天涯》没法实现畅销，甚至读者还在一点点减少。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思考者的一切努力，包括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美好的社会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社会，但一旦到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时候，思想似乎就只能退场了，甚至必须滚蛋了。在危机与灾难到来之前，社会需要一种幸福的沉睡，一种安乐的梦乡，需要娱乐，需要开心，不需要刺耳的声音。想一想，那些把读书当作吃药的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你们逼着他读鲁迅，逼着他读托尔斯泰，但他为什么要读？他不愁吃饭，不愁穿衣，家里有父母可啃，凭什么要折腾那些艰深和沉重的话题？凭什么不能去热爱更爽的电子游戏？当然，事情会继续发展，危机和灾难会使社会产生对精神、文化、思想的渴求，会重新呼唤真理，重新呼唤英雄，重新呼唤坚定的行动，但我们不能站在职业利益的立场上，比如，为了让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关注，就希望社会多一点灾难，早一点陷入危机——那样做当然也很不道德。这里，也许有一个我更大的困惑。我会心情非常复杂地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祝福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幸福，但我知道这种幸福的世界一定是平庸的世界，就像一个少见疾病的时代，必定是良医迅速减少的时代。 眼下，在中东，在非洲，在南亚和中亚，几乎天天出现人肉炸弹，很多地方都在流血。我相信那里的人民对真理特别地渴求，希望有更好的理论和文学，使他们知道该如何行动。至于中国，说一句关起门来说的话，如果现代化建设大体顺利，如果中国人都成功地富裕起来，我们在座的恐怕没有多少好日子——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缺吃少穿，而是指大家可能无所作为。在所谓“娱乐至死”的强大浪潮面前，我们得认命，得忍受读者一批批地离去。当然，这不会是历史的终点。人类的末日肯定不是明年的二〇一二年。我曾经在这一点上问答过记者的问题。我说，我近期不乐观，长期不悲观。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努力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幸福亦即平庸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会滑向危机和灾难，那么，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准备很多思考，准备很多的理论和文学，就像老鼠挖洞准备粮食一样，以备未来之需。一种良好的文化准备，也许能使全社会将来对危机和灾难的反应，使全社会大规模的行动，更多一些建设性。有建设性和无建设性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能避免以暴易暴，避免一种黑暗代替另一种黑暗，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循环。因此，这种文化准备的意义，不在于眼下市场的畅销或者权力的奖赏，而在于未来的读者，在于我们对真理的信心。 刚才很多人说，老韩在海南也做了一点事情，对我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我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感谢同事们一路走来的支持和帮助。其实我并不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有什么成效。《海南纪实》曾发行到一百二十万册，《天涯》改版将近一百期，我前后推出十几本书，这一切改变了中国吗？改变了中国的万分之一吗？可能根本没有。但这可能不是什么问题。我在中年以后，已经觉得自己有点没心没肺——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再在乎成果，不再在乎得失和毁誉，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就会有一往无前之力，干什么都会高高兴兴。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我确实很享受在海南这二十多年的过程，哪怕我为编辑一篇文章花掉一整天的时间，哪怕为此忙得我打出十几个电话，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哪怕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没有什么反响，或者只是影响了两三个人，二三十个人，也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事情的关键，是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有趣味，值得去做。剩下的一切就不再成为问题。 我有点虚无，但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只是相信，对结果的适度虚无，或者说适度超脱，恰恰是顽强和热情的来源，能使自己少受伤，少颓唐，少抱怨。比方说，今年二月，海南省的文联、作协换届，我准备下台走人，本来写好了一个换届工作报告，用心总结了一下工作，费了不少工夫。但临到开大会，时间有点紧，报告没宣读，估计大多数代表也没怎么看。但没用上就没用上，无所谓呵。以这样一种心情，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的白忙活，一点也不妨碍我兴致勃勃地开会。就算我一个人给自己偷偷地做了一场报告，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我给自己写小说了，给自己编杂志了，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而且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点中国人的习惯，顾及我的情面，没有狂轰滥炸。但话里听音，我能听出一些潜台词，会认真地考虑大家的意见。当然，考虑意见并不等于我就一定能够做到你们期望的那个样子，因为能力不行，各种各样的原因会牵制我。但我会把你们的批评作为一种鞭策和推动，这是没问题的。 一个人可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这一辈的作家，六十岁左右的，其实大多已进入一种危机状况。创造能量不够了，经验资源和文化资源都不够了，有时强打精神地保持一种产量规模，也只是发挥余热而已。真正的写作像一种恋爱，但老家伙们还能恋多少爱呀？还能再一次激情燃烧吗？好吧，让我再尝试一本书，或者两本书。能亮出多大一点火花，天知道。 村官的为人处事——在新任村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村官的为人处事 ——在新任村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6年5月《湖南日报》。 时间：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地点：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 这几年乡村发展走上快车道，广大村干部功不可没。沿着大路在这个乡跑上一圈，可以看到七八成农户已盖上了新楼房，其中很多比我老韩住的要洋派，要好。这就是证明。你们盖了这么好的房子，还要我到外面去为你们找“扶贫”单位，我都不好意思去开口，这怪谁（众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智峰村书记的房子差不多是村里最差的。有些村官屁股下还是两个轮子（摩托），比不上很多农户的四个轮子（汽车）。这不是他们的耻辱，是他们的光荣。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先忧后乐的村官值得我学习。 当村官要受很多委屈。就像有人说的，头上顶一捆草，任人踩来任人捶。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大道理是这样讲。但还有一句话：当家三年狗都嫌。你在位的时候，帮人家办了九件事，第十件事没办好，人家还是会有意见。所以只要你在位，不可能听到太多的好话，你放心好了。但群众终究会讲公道的。一般来说，在你退位三五年后，他们与你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了，有了前后两三任领导的比较了，民意就开始回归正常和理性。群众就会把哪个好哪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最后形成的口碑肯定是恰如其分。这一点你们也放心好了。 以前日子穷，村官不好当。三天两头就要上户去收“上缴”，人见人烦，人见人躲，三五成群叫花子一样（众笑）。现在农业税没有了，叫花子变成了散财童子，不管收钱，只管发钱，村官是不是可以舒舒服服？也不见得。 第一个原因是：钱多事情多。比如定低保户，发补贴款，新事吧？好事吧？但要是定得不公平，大家就要跳脚骂娘。建垃圾站，立几盏路灯，也是好事吧？但后续管理有麻烦，张家说垃圾站离他家太近，有臭气；李家说路灯离他家太近，招蚊子。同样有人不满意。如此等等，都是经济发展以后的新矛盾，只会越来越多。 第二个原因：眼高要求高。眼下人人有手机，天天看电视，因此群众见多识广，看大了一双眼睛。特别是八〇后、九〇后大多学历高，有个性，有进城务工经验，维权意识强，抗争手段多，动不动就给你拍照上网曝光，甚至添油加醋纠缠不休，孙子比老子难侍候呵（众笑）。你要是还老一套，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第三个原因：农民增收难度加大。说实话，前些年大家增收主要是靠外部“输血”，比如政府补贴项目不断增加，城镇务工价格一涨再涨。但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要吃完了，这种增收空间不大了。长乐镇的砖厂老板前不久买来四个机器人，雇工减少大半，产量翻了三番。这说明什么？说明务工价格上涨不是无限的，你再涨，人家就去找机器人，没你什么事了。农民增收最终还要靠回过头来，向土地要效益，在田土山水上做文章——这当然比以前要难得多。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 中国的官很多。最难当的是两头，一是总书记，二是村干部——就是各位在座的“土地菩萨”（众笑）。为什么呢？村干部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各种琐碎矛盾，但硬手段少。我以前在机关里待过，碰到个别胡搞乱来的员工，可以警告、记过、降职，甚至开除，有一本《公务员法》是尚方宝剑。但你们有这些手段吗？没有。一样也没有。你能开除农民的一把锄头和两只粪桶？村干部也缺少流动性。人家乡上的小赵书记，以后可以流动到其他乡镇，也可以去农业局或者财政局，但你们村干部顶多是从村头流动到村尾，就算到城里置了房，还是这里的“钉子户”，要与村民们永远相守相处。所以义波夫子说到的顾虑我理解。他说要是把后生都得罪了，我百年以后上山，靠自己钻出棺材爬上去呵（众笑）？这样看来，一是硬手段少，二是流动性差，决定了“土地菩萨”很不好当。牌子不大责任大，善始容易善终难。 今天我要给你们几条建议，概括成三个“一”，仅供参考。 一、一身正气。古人讲过，老百姓“不畏严，畏廉；不服能，服公”。村官中凡是讲话硬气的，大家愿意跟着走的，肯定是为人正派一身干净。庙里的那个关帝爷，如果一见好事先往胯下扒，如何能镇邪降妖？大家还会去供他香火？今天，我特地要来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你们都要看一看。里面的“村务公开”“民主决策”，都是规定动作，做得好要做，做不好也要学着做。 村官也是人，也想吃香喝辣，这不是错。但你欠了私人的钱没还，那叫民事纠纷；你黑了公家的钱，那叫刑事案件。不是吓唬谁，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区别大了去了。法律有规定，民事案件诉讼期一般为两年，过期了就不再受理；但刑事案件一旦立案，追诉期可以无限，一直追到你死。民事案件败诉了，大多是被罚款，一般不用坐牢；但刑事案件中定了罪的，肯定要坐牢，把儿孙的脸面都丢尽。换句话说，同样是钱，但公家的钱是高压线，碰不得的。 我建议你们有时间的话去三个地方看看。一是要看看监狱，就知道走多了夜路总要碰鬼，世上没有后悔药。二是要去看看火葬场，就知道钱乃身外之物，一蹬腿，一闭眼，只留下后人一个说法，万贯家财与你没有关系。三要爬到智峰山顶去看一看，一看就知道天地很大，自己很小，自己那点烦恼或者得意更小，没什么了不起。沧海桑田，人间天道，我们对天道得多少有点敬畏之心。 二、一个声音。先说一件事。我一个朋友的子女特别有出息，我去请教过教育经验。这一家的母亲说，有什么经验呵？狗仔都教得好，哪有人不能教好的？原来她以前在电视里看人家驯狗，发现驯狗最要紧的是口令不能乱，始终保持一致。这一条很简单。其实，不光是教子女，带好一个村也靠这个简单的道理。 你想想，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谁还信你的？书记这样说，村长那样说，群众听谁的？下级这样说，上级那样说，村里还不乱成一团？实践证明，凡乱成一团的地方，问题不在群众，一定在领导，尤其在领导的朝令夕改、言而无信，政出多门，互相拆台，不能统一信号，因此公共信用和领导力彻底崩溃。 要防止这样的情况，一把手要特别注意调研和沟通，尤其是班子内部要多沟通，多走走，多听听，不要随便开会。有了七八成把握了才能开会。既开了会，那就要坚决执行决议，打井要出水，杀猪要见血，说到的一定要做到，这样人家才能把你的话当话，一句顶一句。最怕的是这种人：开会时假兮兮地要大家讨论，公议结果他又不认账，这样的会何必开？如果估计公议的结果会抵触法律与道德的底线，那就宁可独断专行，不要讨论和投票；如果不会过底线，那就必须尊重民意，哪怕结果不太如意，一团狗屎也要吃下去。在小事情上，民主犯错了，以后靠民主来纠正和修补就是，重要的是不能自乱规矩。 三、一片钥匙开一把锁。前面说了，村官硬手段太少，只能靠沟通、说服、动员，功夫都在一张嘴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村官就是一个嘴皮子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乡下尤其如此。所谓做人“外圆内方”，“外圆”就是要讲感情，给面子，方法灵活，因势利导。多讲几句客气话会死人吗？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群众也是夸出来的。先把感情讲通了，把气氛讲对了，再来讲原则，讲“内方”。 有一次，有个村民因为利益矛盾硬要堵路，谁都讲不通，结果义爹去讲，说当年修这条路的时候你老爹大雪天还来挑土，你爹修的路你当儿子的来堵呵？这一下讲通了。 又有一次，有个村妇因为利益冲突要上门泼粪，谁都讲不通，结果平求去讲，说你泼粪不要紧，打破头也不要紧，怕就怕你家娃儿学了样，今后到社会上去要吃亏呢。这一下又讲通了。 他们为什么能成功？就因为他们知己知彼，因地制宜，一事一策，一片钥匙开一把锁。义爹的道理是，对孝子，就要把道理往先人那里扯。平求的道理是，对慈母，就要把道理往后人那里扯。同样，对求利益的要多算利害账，对好面子的要多算荣辱账，对党员干部要多讲党纪国法，对善男信女要多讲因果报应，对新潮人士要多讲国际规范，对流子烂仔要多讲江湖规矩……这在理论上有个说法：叫找到“路径依托”，利用好对方的文化心理存量。 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用人也要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所谓圆的不稳，方的不滚，丝瓜南瓜各有所长。对那些贪财的，你就不能让他们管钱。对那些只会做傻事的，你就不要靠他们拿主意。这样，避开他们的弱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全村的工作才能活起来。 一个好村官，好在哪里？好就好在能团结各种有弱点、有毛病、有短处的群众一起来办事，办成大事和好事，而不是靠一些圣人君子来抬举你这个土地菩萨。群众如果都是圣人君子，那就不需要村官了，随便找个木头墩子戳在村委会就行（众笑）。 谢谢大家！ 文学的变与不变 文学的变与不变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启示录》，2016年。 时间：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地点：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主持人蒋济永：请来韩老师，我们很荣幸。我们这个“人文基地”的创建，就是缘于九十年代，当精神失落的时候，现已成为国家的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作家群里面，有三位很显著的人物，一个是张承志，另一个是张炜，还有一个就是韩老师，他们高举人文精神的大旗，而且是以自己的实践，这差不多二十年来，扎根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以文化寻根和人文精神坚守的姿态，由他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根来向中国也向世界传达了这种精神。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聆听他，把他的东西跟我们现身说法。 好，我们欢迎。 韩少功：向各位青年朋友们学习，我们今晚上做一个简短的交流。题目在屏幕上已经有了。说实话，我刚才有一点吃惊，发现来的人特别多，让我联想到八十年代，中国有一个叫“文学的井喷时期”。那时候文学期刊动不动就发行几十万甚至百多万，作家走到哪里都很吃香，如同歌坛的“天王”“天后”，可以听到粉丝们的尖叫。当时很多青年广告征婚，都标榜自己“爱好文学，爱好哲学”。但也就是几十年过去，现在如果还有人那样征婚，肯定被好多人看成神经病。在网络上，“文青”似乎已是一个负面用词。江苏电视台有一档征婚节目，相亲男士们如果在那里宣称自己是文学青年，通常被相亲女士们叭叭叭灭灯最快。国外似乎也好不了多少。有时候我们在那里做讲座，来了十来个人，主持人却喜不自胜，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了”。 十来个人就算“很多”，这文学未免也太惨了点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据实而言，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文学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的认知功能弱化。在没有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的时代，作家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报告人，文学是主要的信息工具。那个时候的文学家很幸运，怎么写都有人看，都让人觉得新鲜、珍贵、很有用。思想家荀子说：“天下不治，请陈诗。”这就是说，中央要了解情况，要安邦治国，要发动文学家来写诗，相当于写现在的国情调查报告。汉代出现了一种叫“赋”的文学品种，其特征就是铺陈白描，如果写到华科大，必定是其上如何如何，其下如何如何，其左如何如何，其右如何如何，日月山川，木石虫鱼，面面俱到，不厌其详。欧洲人也差不多。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托尔斯泰写一个修道院，也可以有几页甚至十几页的静态细节描写，使文学具有某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含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各科知识，有一点“汉赋”的风格。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那些作家过于啰嗦，差不多是话痨，让人不耐烦。其实那时的文学就相当于今天的电视黄金时段，报纸的头条新闻，作家们的“啰嗦”自有正当的理由。当然，时至今日，我们有了文学之外的各种新兴信息工具，了解彼得堡，不一定要通过托尔斯泰的小说；了解巴黎，不一定要通过波德莱尔的诗歌。虽然文学还是多种信息工具之一，还有个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虚构化等不可替代的长处，但它的垄断地位或霸权地位确实一去不返。电视、互联网的出现，可能给文学书刊的发行量今年划掉一个零，明年再划掉一两个零。强大的新闻业呼风唤雨，已经使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其他的信息工具。 二是文学的娱乐功能弱化。我小时候逃学和旷课，常常是因为迷上了一本《水浒传》或《林海雪原》。那时候的娱乐方式不多，因此诗歌就成了美酒，戏剧就成了节日，小说就成了快乐大本营。在《红楼梦》的大观园里，几个富二代偷偷摸摸读《西厢记》，在正人君子眼里就算“不正经”，是“玩物丧志”。诗歌的地位也很低下。宋代学者朱熹曾经誓言“决不写诗”。陆游是大诗人，却需要经常自我惭愧，说自己的诗不过是“闲言语”，大概大家都觉得诗歌属于不正当场所，高大上人士在那里偶然出入，一旦被曝光就有失体面。戏剧、歌星、笑星一类的地位就更低了，一直被列入“倡优”之列、“三教九流”之列，从业者的身份很low（低），更别说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时至今日，据说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正在到来。娱乐的方式和装备五花八门日新月异，娱乐业成了呼风唤雨牛皮哄哄的朝阳产业。相比之下，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唐诗宋词等突然都成了“严肃”文学，“严肃”得像数学，连某些文科学子也觉得这是一种苦差事，一点都不爽。如果不是为了应考升学，他们何必认识鲁迅这种老头子？他们可能更愿意去打电游、蹦迪、k歌、旅游、看走秀、看球赛……再不济也要玩玩手机。世界各地都有孩子们在抱怨：你看我老爸老妈多坏，周末还要在家里读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还有娱乐性吗？还会有粉丝吗？当然还会有。只是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和教育的人，对文学不一定乐得起来，因此它越来越像一种“小众”产品，其娱乐性正在大量流失，向其他娱乐方式转移而去。 三是文学的教化功能弱化。“教化”这个词可能让很多人不以为然。不过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文化的、有教化的。假如有人说，你叫他亲爹，他给你十块钱，恐怕多数人都不会干；如果这个价码提到一百万，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前一个事实，无非是证明绝大多数人还是有道德准则。后一个事实，则证明道德准则高的人不会太多。这个或高或低的弹性准则，显然就是文明教化的结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古代欧洲的主要道德教化工具是宗教，但中国除了西藏、新疆等地，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其替代工具就是四书五经，其中有《诗经》，“诗”也成了“经”，成了最高指示。乡下老百姓讲道理，动不动就会拿关公、岳飞、孙悟空、诸葛亮、包公来说事，实际上去戏剧和小说里找根据，找天经地义和“心灵鸡汤”。这就是学者钱穆所说：中国人“伦理是艺术化的”。也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说：中国宗教力量不够强大，因此得“以美育代宗教”。这个美育主要指文艺，当然包括文学。 自进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宗教或儒学逐渐衰颓，文学的教化功能就更被放大了。“上帝死了”，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应运而生，成了上帝的代用品。“打倒孔家店”以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家的作品，曾是一两代人的精神路标，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命运。作家在那时候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想想看，能管理灵魂的，不就是上帝或准上帝吗？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历史常态，至少在眼下，就总体而言，价值观的迷茫和混乱倒好像是首先从文学家那里开始。作家阿来说过：打开你们的手机，查一下各大文学网站排名前十的小说吧，恐怕大多数都是吃喝玩乐，甚至男盗女娼。在很多时候，鼓不鼓励自己的孩子们读小说，已经让很多父母十分纠结。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物质化和个人化的“小时代”，文学家根本不必要、也无能力充当精神教主的角色。因此，每一年都有所谓作家财富排行榜炒作得热闹非凡。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同行们都吃香喝辣，但财富如果能够成为评价作家成功的一个标准，那么按照同一逻辑，我们是否也该评选最富的公务员、最富的法官、最富的和尚、最富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些评选显得荒唐，那么有关炒作是否都在向人们发出可疑的价值信号？ 综上所述，认知、娱乐、教化三种功能的弱化，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中哪些属于不可逆的变化，哪些属于可逆的变化，不容易看明白。由此产生的困境不全是因为文学界无能，而是因为文化生态正在出现剧烈变化，我们适应也许还需要一个过程。 世界上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可逆的变化，比如秋天过去了，春天还会再来；另一种是不可逆的变化，比如人死了没法复生，脑袋割了没法接上去。一个电子数码化技术的时代，看来就是典型的不可逆变化，就像人类有了纸张以后，无法再回到没有纸张的时代；有了印刷术以后，无法再回到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不过，当这种不可逆变化与可逆变化两相交错，我们又该怎样小心地辨析和把控？事情常常是这样，变中有常，变中有恒，变中有不变。传统形式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看来正在相对收缩，但换一个角度看，作为广义的文字之学，文学似乎反而进入了一个疯长阶段，正在迅速地扩张和繁荣。手机段子不是新的小品？博客是不是新的随笔？流行歌曲是不是新的诗词？电视连续剧是不是新的长篇小说？……这些新产品虽然跨媒体或多媒体，但都富含文学元素，离不开文学的支撑和推动，几乎就是改头换面的文学大升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得来看一看，有关文学的哪些基础性命题还值得再提一提。 其一，人类永远需要语言文字。多年前，电话普及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大家都不写字了，但一旦博客、微博出现，网友们写字其实更多。到后来，电视、视频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又认定“读图时代”到来，文字还是可能要作废。不过这种算命仍然不一定靠谱。我们都相信音像技术及其产品将在未来的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没错，但钱锺书先生很早以前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没法画出来。比如说爱情，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我的心”，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刺穿心脏吗？用“放电”来比喻爱情，同样是不可画，你画一些插头、插座、电线，还是画电闪雷鸣金光四射？文学的修辞之妙，常常表现词语的错接、重组、巧配、虚拟，超越实体原貌和物理逻辑，因此不可画，也不可拍摄，是“读图”够不着的地方。不仅如此，“窗含西岭千秋雪”，这里的窗、岭、雪都可以入图，但“千秋”没法入图。“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里的门、吴、船可以入镜，但“万里”同样没法入镜。抽象功能一直是语言文字的优势，是人类智能的最大动力和基本支撑。“社会”“思想”“文化”“代沟”“生产关系”“存在”……这一切抽象概念更无法图像化，只能交付给语言文字来管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缺少了这些概念，回到一个只有画面和声响的世界，人类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会不会回到老鼠和猴子的思维状态？ 其二，人类永远需要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一个纸醉金迷的物质化时代，是很多特殊原因造成的，不会是人类历史的终点。钱当然很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么，但是在温饱线以上，对于个人幸福感来说，钱的边际效应其实会逐步减退。吸毒、犯罪、邪教、精神病等并不全是贫困的产物，恰恰相反，到常常是物质财富增多时的伴生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已经宣布，精神病眼下已成全球非传染病中的第一大病患，这当然与全球性的价值观混乱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继续警惕伪善，警惕各种有害的意识形态强制，确保人的精神自由。但二十世纪以来几乎失控的恶搞上瘾，无论右派左派的造反成癖，并不能改变这样一种事实：人终究是一种群居生物，需要共存和互助；终究是一种高智能生物，需要文明和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有情有义”不过是人之为人的一条价值底线。有一次，我在家门口遇到一场车祸，看见一辆高档豪车撞倒一辆自行车，受伤者是那种穿着破旧的农民工。当时围观者议论纷纷，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说这个开车一看就是有钱人，这次不被狠狠地讹一笔，恐怕脱不了身。另一种是说这个受伤者肯定倒霉，没看见人家范儿足来头大吗，撞了你肯定只能是白撞！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两种议论者都只关心钱，却不关心地上的流淌的血，没想到首先要去打一二〇急救电话！在座各位中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肯定知道，一只鸡看到另一只鸡被宰杀时也会颤抖的，一头牛看到另一头牛被宰杀时也会流泪的，为什么人看到人血时反而麻木不仁？这是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如果连人的动物性本能都被统统洗掉了，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洗脑离社会危机还会有多远？ 如果文学与一般的娱乐还有所区别的话，价值观的真伪、高下、清浊当然是鲜明的分野，有情有义当然是最重要的识别标志。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并不需要多少新观念和新技巧，更不需要高成本和高科技。远古人能做到的，现代人没理由做不好。奇怪的是，眼下有些专家对高成本和高科技用心太多，不惜砸重金，不惜拼老命，一个劲地拼浮华、拼奇异、拼明星阵营、拼三d和声光电……偏偏对情和义用心太少，对当代生活中情和义的观察、体验、表现、创造用心太少。戏不够，鬼来凑。戏不够，钱来堆。由此产生的文化空心化和快餐化，与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空虚正好构成了一体两面。 其三，好作家永远需要经验和学养两种资源。眼下有一些投资文艺创作的“公司”，以为文学生产可以工业化，是一些可能的吸金项目，因此雇一些枪手，包几间套房，收罗一些资料，搞几次策划，再签合同下定金，似乎就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炮制精品力作了。有些政府首长也相信这种生产方式，动不动就建园区和赏重金，对这种文化建设“大手笔”感觉特舒坦。要说服他们，说文艺不能如此急功近利，靠钱砸不出来，说好多“神剧”和“雷剧”就是这样闹出来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文学从来没法大跃进，不可能工业化，要不然华尔街为何没有包揽文学奖？一度富得流油的海湾各国，为何也没冒出几打托尔斯泰或曹雪芹？……文学繁荣有赖于各种条件的因缘聚合，特别是依赖作家们的素质，依赖他们亲历性的生命痛感以及刻骨铭心的人生体悟。一般来说，好作家并不是篇篇都好，好作品也不是句句都好，真正构成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作品之魂的那些所谓“诗眼”“文眼”“戏眼”，其实就那么一点点。但正是这个“一点点”，是开花结果的种子，即使在好作家那里也极为稀缺，而且都是一次性消耗，没法用工业化的手段来加以复制，更没法靠金钱来速成和助长。 这种稀缺资源只能靠作者“行万里路”慢慢熬出来的，靠“读万卷书”慢慢酿出来的。“万里路”不是指旅游，是指经验资源的积累。“万卷书”不等于文凭，是指学养资源的积累。这两种资源互生互动，意味着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甚至“国家不幸诗人幸”，“文章憎命达”，是一个在困顿和危机中的成长过程。眼下，中国正在迈向小康，作家很容易当了——其实也不那么好当了，因为很多人都都市化、精英化、甚至职业化，靠国家供养和市场庞大这双重福利，日子越过越滋润，越过越热闹。我们肯定不忍心再把他们关进“牛棚”，或逼他们去打仗、耕田、扛包、流落街头，甚至混进流寇海盗……但如果他们对生活的体察，仅仅依靠餐桌上刷的几个段子，靠街头几张八卦小报，靠观光式的若干次“下基层”，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只是眼红红的要成功，一开始就没想当一个好作家，不愿接受“万里路”和“万卷书”的长期苦熬，那我们就只能干着急。我们就算砸下成千上万的项目经费，恐怕也还是拔苗助长。 据最新的消息，人工智能已经被引人文学创作，比如日本、美国就有人尝试用机器人写诗和写剧本。这有何不可？特别是对那些配方化的、套路化的、类型化的写作而言，眼下的不少“枪手”——以前叫做“文匠”的，差不多就像肉质的机器人，为什么不能机器来替代他们？为什么机器人不可以干得更好、更快捷？机器人既然可以下棋，干掉一个个棋手，当然也可以生产文学，干掉一个个作家。也许可以相信，在各个生产领域，大部分中、低端劳动将来都可能逐步被人工智能接管，文学没有理由例外。但事情有另一面，人类各个生产领域都永远需要高端劳动，需要创造性奇迹，文学同样没有理由例外。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机器人不能活得像人一样丰富，不能像人一样生老病死、生离死别、沉浮冷暖、恩怨情仇，那就没法提供这种源泉，就只能“聪明”地翻新一些二手货、三手货、四手货，永远停留在快餐化的低端产能。经验和学养这两种资源意味着特定人生的充分蓄积，是生长某种精神奇迹的长期功课，是文学领域里高端劳动的必备前提。至少到目前为止，谢天谢地，机器人对此还力所不及。而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人的最终价值和最高价值，用任何逻辑程序不足以模拟的价值，也许正是在这里昭然若揭。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性相近，习相远 性相近，习相远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家、翻译家、批评家高端论坛’。 时间：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地点：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几十年前，我是一个初中生，遇上“文革”中全国学校的停课，所有的图书馆也一关了之。但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仍难以遏止。有一天，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我和几个同学爬墙上梁，摸到校图书馆的上方，破开天花板，当了一回偷书贼。一大包偷走的图书中，有一本叫《红与黑》。 红与黑？是红道与黑道的血拼吗？是一个关于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故事吗？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法国小说，与革命和路线八竿子打不着，却居然有令孩子们惊心动魄的爱情与性。从那时起，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少图书馆窃案频发，大批印刷物被学生们偷出，进入了民间“黑书”市场，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莫泊桑、大仲马、小仲马、梅里美、莫里哀、罗曼·罗兰、卢梭、左拉、福楼拜、波德莱尔、兰波、伏尔泰、乔治·桑乃至拉伯雷的作品……这个长长的名单足以证明，法国文学即便在“文革”前的红色中国也蔚为大观。傅雷、王道乾、李健吾、郑克鲁等翻译家的手笔脍炙人口，给读者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异域，以致当时任何一位文青——哪怕是红卫兵，若说不出《九三年》或《卡尔曼》，都不大好意思在圈子里混。 遥远的法国与中国似有不解之缘。早在一八九八年，由林纾主译的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第一本进入国门的西方小说。林纾一生并不懂外文，靠助手口译才得以完成一百多部译作。可以想象，那一代人的破冰之举艰苦卓绝。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包括法文在内的西文是一种表音文字。双方基质大异，长期绝缘，凝聚其中的生活经验被一万多公里的距离所分隔，被数千年的不同历史所分别塑造，要实现一种全口径对接实在太难。林纾的一些译句就曾引起争议：“拂袖而去”，欧洲人没有长衫大袖，如何“拂”？“挑灯夜读”，欧洲人不怎么用油灯，如何“挑”？“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摆”，这一类让后人摸不着头脑的硬译，与其说是出于对原文的误解，更像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寻常事故——中国人从无握手这种礼仪，看不懂两手相接“使劲摇摆”大概也情有可原。 在更抽象、更精微的词意层面，中文里的“道”怎么译？英文里的being（是，在，存在，生命等）怎么译？哪位译者对这一类词语不是望而生畏，直到把自己折腾得抓狂？后来，《马赛曲》《国际歌》在中国山地红军那里得到广泛教唱，正像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在更后来的法国“红五月”学生运动中引人注目——二十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这激情一幕令人惊异。中法两个民族之间，文化性格的近似值明显偏高，堪称一奇。然而后人不难看出，全球化不等于全球同质化。激情一幕终究没有持续太久。究其原因，双方革命者的相互认同，自有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原因；而他们之间的相互误解，同样受限于双方在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差异。 《三字经》是中国民间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其开篇第二句就是“性相近，习相远”，源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论语》。有一次我访问印度某大学，应主人的要求解释这一句，曾将其英译为people are similar in nature，but diverse in culture。即“人们在自然本性上相似，在文化上却多样”。当时我深深震撼和折服于文化先贤这一对人性最重要、最深刻、最精辟的描写，相信即便在全球化时代，这一简洁表达也仍然颠扑不破。就像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所理解的：“人都只有一条命，都只有一个脑袋一个生殖器以及手足四肢，而这一切无论中西并无二致。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断不会差异到哪里去的。”比如，“勇敢一类美德而不是懦弱一类丑态，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里都受到肯定和敬重，没有什么差异可言”。但“在另一方面，人当然也有种族和性别的生理所属，还离不开阶级、行业、社区、国家、地理、历史的种种生存环境，而这一切从古至今都殊分有异，由此产生的文化却实在共同不到哪里去的”。 在这里，“同”和“异”的交织，或说“相近”和“相远”的两重性，决定了文学上可译和不可译的并行不悖，对于文化交流既构成了永恒的动力，也构成了永恒的障碍。眼下，从动漫到立交桥，从快餐到流行音乐，很多文化现象都呈现出更多的全球化风格，相似甚至雷同的面目屡见不鲜，包括有人争相把肤色做白和把头发染黄。即便如此，全球化仍然只是一种全球的“杂种”化，若往细里看，往深里看，这一种“杂”和那一种“杂”，经常杂得不一样，并非那么整齐划一。 比如堕胎、同性恋等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差不多是基督教的伴生物，作为特殊的西方文化品种，让中国人不大看得懂。只有当中国读者了解到基督教对同性恋的严厉压制，包括历史上公开动用死刑的迫害，才可能少一些大惊小怪。美国某机构一九九九年评选出《全球同志小说一百强》里无一中国作品，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同性恋，或缺少相应的文学表现，而是中国对这种行为虽不乏偏见，却缺少基督教的背景，缺少足够的全方位高压强度，相关的逆反也就很难积蓄出巨大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历史上揪心的病亡率和低生育率，与中国“人满为患”的国情迥异，则可能构成了这一文化差异后面更为隐秘的物质条件。 同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学。现代西方人多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对中国式的“官本位”生活经验较为陌生，因此对中国长盛不衰的“官场小说”也不易找到感觉。不论是着眼正面的“改革小说”，还是着眼负面的“反腐小说”，这些读物大多以神秘的官场内幕、紧张的权斗情节、个人的传奇色彩、强烈的世俗关切，汇聚大众的注意力，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有效拉升相关的发行量，甚至持续占据各种书店的畅销书架——在西方的同类书架，这些读物的替代品通常不过是一些警匪、侦探的故事。 由此可见，不同文明之间可通又不得尽通，“习相远”仍是一种持续的制约。无论全球化潮流如何覆盖，歌德所提倡的“世界文学”仍会短斤少两，表里有别，亦有亦无。受制于传统和现实的各自引力，全球文化产出并不能一一对齐，包括各种衰减或放大机制、诱发或屏蔽机制、幻化或扭曲机制，总是会隐伏在文明的纵深，造成不同文化之间某些兴奋点和理解力的错位，造成各种对外文化误读，使人类一次次再度面临精神裂痕。 当然，人们大概不必过于沮丧。事实上，若无统一的标尺，世人就无法测出谁高谁低。若无相同的视觉神经，世人也没法区分你黑我白。这话的意思是，人类对真善美的基本价值认同，作为区分差异的“标尺”和“神经”，一开始就是四海同理天下共约的，一开始就是天生天然“全球化”的——哪怕世界上从无道路、海船、互联网一类交流工具。换句话说，“性相近”构成了辨识“习相远”的前提。林纾甚至认为：“欧洲小说与中国古文义法完全相通。”这种惊人判断至少也说对了一半，否则我们就没法解释翻译的强大动力为何源源不断，没法解释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从来并不缺乏兼容性。作为这种说法的新近证明之一，是出版商业化及其相关质疑正成为当下遍及全球的议题，也几乎是天然“全球化”的——那种商业化，以疯狂逐利为普遍特征，正在支持一种低俗、弱智、势利、虚情假意的比赛，拉出了一道明显的文明下行线，于是独立变成冷漠，怀疑变成虚无，自由变成轻狂，狗血再狗血成了不少文化奸商的吸金利器，几乎印证了半个多世纪前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警告：“在现代生活中……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见《惶然录》，一九九一年英译版）当下宗教之间、族群之间、政派之间、发展模式之间常见的偏执敌意，总是离不开这一类垃圾文化的兴风作浪，比如国人纷纷唾弃却层出不穷的抗日“神剧”，其最大的危害，只能是增加中国受众对日本的厌恶，同时增加日本受众对中国的厌恶。这肯定是军国主义亡灵最为高兴的结果。 不同程度和五花八门的“神剧”化，无论是夸张自我还是社会，无论是折腾恋情还是科幻，作为文化工业的必然产物，正在侵蚀文明根基。这是一个全球性困境。我的很多同行对此都表现出忧虑、困惑、自省以及顽强抗争。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法国人、德国人、韩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在这一刻，他们以不约而同的表情和劳作，实现了全球化时代不约而同的精神聚集。 在这一刻，肤色、语种、习俗等都不太重要了，他们也许可以说： 今夜我们都是人。 这个世界有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中国人和法国人，如此等等。但还有一种重要的区分标准：有心肝的人和没心肝的人。这种区别可能比地缘性的文化区别更为重要，也更加难办。 文理互盲，还是文理互补——在北大网文论坛的讲话 文理互盲，还是文理互补 ——在北大网文论坛的讲话 时间：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地点：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 主持人邵燕君： 二〇〇四年我在北大做了一个评刊论坛，带着一帮学生逐年评点最重要的、有创新性的代表作。那一年，我们选的年度作家就是韩少功老师。为什么？因为他那一年他发了四篇小说，每一篇都在不同向度有形式的创新。 评刊工作做了六年，后来不做了。说得白一点，我带不动学生了。八〇后、八五后的学生进来了，迫于学院体制的压力跟着我读，但知识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非常切近地感觉到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我就开始跟他们混在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东西，刚开始是网络文学，后来是动漫，现在也开游戏课。就像当年您写《马桥词典》一样，一开始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下课请他们吃饭，让他们“现在说你们自己的话吧”。结果那一顿饭我完全听不懂，不管是他们讲的内容，还是他们用的黑话，我全听不懂。 就像您当年做《马桥词典》，后来经过我们五六年的努力，做成了现在给您看的《破壁书》，就是从亚文化、二次元粉丝文化的各个部落各整理了一套黑话，做成了一部词典。我们有一个最自然的参照、致敬的对象，就是韩老师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马桥词典》，它是寻根文学十年之后的硕果。 这算是第二次跟韩老师无意间相逢。没想到，我们这个学期正在做一个研究，本来是关于网络文学抄袭，后来我们发现了背后的软件写作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此前研究的关于网络文学与整个二次元文化的数据库写作、人工智能、vr又深切地相连。正当觉得阻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您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韩老师又一次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又碰到一起了。机缘巧合，我赶紧就抓住机会，把韩老师劫持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刚才都是闲话，下面就请韩老师给我们讲一下他最新的想法。 韩少功： 我是来求教的。刚才邵老师讲的那一篇文章，暂定《读书》杂志第五期发表，已提前给一些同学传阅了。（邵：都给了。）那么我今天就不再重复，而是想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把人工智能稍微扩大到高科技，看一看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看一看文学的主体和客体都可能发生哪些变化。我想至少得注意三点： 第一，科技一直在改变文学以及文化的生态 科技与文学其实关系十分密切。我举两个例子。一是纸张的发明。很多人曾说中国以前没有史诗，事实上，藏族有《格萨尔王》、蒙族有《江格尔》、苗族有《亚鲁王》《开天辟地》，都是长篇史诗。汉族好像确实没有史诗，钱穆先生的解释是，原因是纸张发明早。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西汉纸远在蔡伦之前几百年就出现了，就使用了，因为方便书写，不必依赖口传的方式，因此《史记》《汉书》等就成了汉族的史诗。欧洲当然不一样，直到十三世纪以前主要是用羊皮纸，既昂贵又笨重，所以他们古代的文学，从史诗到悲剧，主要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书写是他们的短板。亚里士多德谈poetry有六个标准，台词、情节、人物、主题、场景、声调——完全是一种“剧”的概念，是叙事性的说唱作品，与我们说的“诗”相差较远。总之，欧洲与中国在文学体裁、继而在文学传统方面有明显区别，背后看不见的推手就是纸张。 再举一个艺术上的例子：绘画。工业时代以前，欧洲的画种主要有二，一是肖像画，二是风景画——当然还有一些宣传宗教的壁画。出现巨大的改变，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特别是视觉领域里照相机的出现，让风景画、肖像画几乎突然就变得多余。后来出现塞尚的印象派、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超现实主义，都是弱化纪实功能，用中国人的说法，是从“写实”转向“写意”。俄国、中国后来的油画风格潮流大变，比欧洲晚了一两拍，但也是不得不变，我们现在去中央美院看，很多大一学生也不画素描了。当然，喜欢纪实的、工笔的，就像文学中就喜欢格律诗的，还会有，还可能出现天才，但从总的潮流来看，照相机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推手，最终逼得绘画艺术的生态体系大为改观。 由此看来，文科生切不可以为科技与自己没关系。 第二，新科技正在改变什么 我不是科技方面的专家，仅仅是与大家做一点杂感式交流，谈一些现象。有一位记者说我善于“前瞻”。哪有什么“前瞻”呢？都是当下已经发生的事。 比如说空间。通讯技术对我们的时空感觉改变最大。我们经常不知道邻居是谁，甚至连亲人都疏远，但地球那一方的某个人可能从早到晚都在与我密切联系，“天涯”与“比邻”在普遍交换位置。以前的文化差异经常是由地缘因素决定，什么南方/北方，亚洲/欧洲，等等。但现在地缘差异越来越小，倒是时间差异、代际差异越来越多。就像刚才邵老师一直在强调八五后、九〇后——哪怕相差几年，都可能造成语言上不相通。网上一个八〇后在一堆九〇后里插话，九〇后可能会说，骨灰级的，一边去。学术体制好像没跟上这种变化。社科院有英国研究所、美国研究所、阿拉伯研究……有没有八十年代研究所、九十年代研究所、一九九五后研究所？ 超地缘、超代际的差异也在虚拟空间生成和加剧，暂时叫“网群差异”吧。一方面，是互联网促进全球化，不光中国的孩子追韩剧、美剧，好多国外人也在追中国的网络小说。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催生“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比如，以前很多国人移居海外后，特别想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学外语、交外国朋友、建立当地人脉，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倒是现在有了微信，成天活在同胞、老乡的圈子里。我有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亲戚，现在每天发十几条湖南的消息，比我还像湖南人。很多海外华人的圈子越来越封闭，完全成了在海外的飞地型和孤岛型的文化群落。据说西方的很多中东、中亚难民也有这种情况，通过社交软件，天天讨论《古兰经》，把欧美的基督徒们给急死。西方曾经大为自信的文化同化能力，曾经美好的全球化愿景，突然被微信这种东西大打了折扣。 再说说知识。互联网等新工具使我们学习越来越方便，知识越来越多，据说将来可用纳米材料做成超微芯片，直接植入人体，省去我们的潜心苦读，省去所有的学校。但也并不全是好消息。比如，我们很多知识都是来自屏幕，很多人是屏幕面前长大的一代，脱离社会、脱离实践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前中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可以开始工作。现在呢，从幼儿班开始，三十多岁还是博士后，几乎半辈子在校园里。我在哈佛大学还见过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博士生在那里混。不是说实践产生知识和激活知识吗？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尝一口梨子。但是现在“梨子的滋味”都产生于书本和屏幕，用一百本书产生第一百零一本书，从1000g文件产生第1001g文件，“知道分子”满天下。知识的碎片化、复制化让人担忧。有一个中国作家写了一部小说，说的是女大学生晚上卖身。其实这故事来自小报上一篇关于日本的报道。凑巧的是，小说发表两三年后，一个日本学者又根据这个小说，写了一篇论文，进而研究整个亚洲的什么什么……一个二手变三手、三手变四手的知识旅行就这样形成了，知识的不断镜像复制就这样形成了。记者、作家、学者在这一过程中都各得其利，但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反而伏下了某种风险？ 我以前还只是担心文科太脱离社会和实践，以为理工科毕竟有实验、有实习，比文科要好。但我有位年轻人从美国回来告诉我，眼下很多理工科的实验们也掺水了。以前是用很“原始”的方法做实验，比如，手工操作量杯、试管、试剂，虽有点危险性，但化学实验的体会很深刻，入心入脑。现在呢，大多用模块化的、半成品，甚至半智能化的工具来做实验，就像用傻瓜照相机来学摄影，安是安全了，顺是顺利了，摄影到底学得怎么样呢？对光圈、速度、聚焦等技术要点领会得如何？恐怕是有疑问的。 再来谈谈民生。最近很多媒体和专家在热议人工智能。凯文·凯利最近有三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有一本叫《out of control（失控）》。他是个乐观派，说像维基百科这种东西，大家参与编写都不要钱，使用也不付费，这叫“数字化的社会主义”，好像个个都是活雷锋。马云还说：现在有了大数据，搞计划经济毫无问题。不过知其一，还得知其二。机器曾经替代我们的体力，现在开始替代我们的智力。好事吗？好事，大家更有闲工夫爽一把了？生产效率还会突飞猛进？但由此而来的就业问题可能就比较难办。特朗普在美国上台，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一就是为美国人创造更多就业。当年美国一个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当上中产阶级，赚很多的钱。全球化之后，那种好日子慢慢不见了。很多工作机会流失国外，被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抢走了。其实专家们说，特朗普更大的克星是人工智能。即便这些工作机会今后能回到美国，也不会落到那些高中毕业生手上。郭台铭说，他在中国大陆雇佣了几十万工人，五年之内要裁减掉百分之九十，他的富士康将变成“黑灯工厂”。他去美国会不会也使这一招？ 我在文章里也提到，二〇一六年底谷歌宣布他们新一代的翻译机出现，减少旧式翻译机的毛病百分之六十以上。今后除了文学翻译比较难搞定，一般的商务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大概都可以搞定，那么外语系的孩子还有多少能就业？中文系也很悬。现在很多报社已经开始用机器人写新闻稿，保险公司、司法机构、社会团体等也开始使用机器人秘书。即便是最低一等的，那些兜底性的再就业岗位，保安、保洁什么的也可能好景不长。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的软件，完全可以机器化，将不需要那么多保安。保洁可以用扫地机，我女儿家里就有个扫地宝宝，很便宜，没电了它还能自动找插头充电。报纸上有两个数据，一是估计以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失业，二是估计失业率在百分之四十二以上。但不管哪一个数据，都会让整个社会玩不下去。别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玩不了。你让这些失业者都去干什么？晒太阳、斗地主、跑马拉松？或者都可以白吃白喝？如果那样，干活的人又怎么心理平衡？ 最后谈谈价值。基因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一些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可以治了，一些不孕不育的问题可望解决，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说不定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让生活焕然一新。但转基因食品到底是否安全，至今还闹得沸沸扬扬的。更重要的，有一个以色列的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本《人类简史》，一本《未来简史》，在中国都出版了。他是比较悲观的，认为基因技术一旦同市场化原则结合起来，就会造成“生物等级制”。有钱人可以买优秀基因，穷光蛋就只能基因低劣，基因优化权掌握在富人手上，很多人一开始就输在娘肚子里。他说，“我们可能正在打造一个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这件事与文科的尤其意义重大。因为人文人文，文科就是人科，文学就是人学，以尊重人类生命为最重要的价值前提，以人道主义为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所谓真，就是确保人类的认知可靠。所谓善，就是追求人类的利益共享。所谓美，就是提供人类感官的愉悦形式。这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如果基因技术推出各种仿生产品和类人产品，那它们还算不算“人”？如果那些活物不是来自父母，不过是基因公司的产品，五腑六脏、手足四肢都不过是纳米材料、或其他生物材料，那它们还能不能享有“人权”？伤害一个这样的产品，是犯有反人类罪呢，还是同抛弃一台电脑差不多？高规格和低规格不同配置的基因产品，在“人格”上该平等吗？不断的修补和置换，可以让很多产品不“死”，那么“生”又有什么值得大吹大擂？如果无性、无婚、无亲、无伦的活体产品满天下，那么以“爱”与“死”为永恒主题的文学还有何用，还能让人读得懂？……美国一个大发明家库兹韦尔，说二〇四五年前将实现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的完全融合，就是人和机器的完全融合。如果他说对了，赌对了，人类漫长的文科历史——包括你们研究的网络文学，差不多就进入死亡倒计时了。 第三，人文精神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按照库兹韦尔的说法，新科技不是在扮演上帝，而是已经成为上帝。问题只是在于，新的上帝是否足够仁慈？我们似乎不知道，很难知道。 也许我们眼下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文理互盲，精神危机。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分科太细、太窄，现在很多文科生无视科技，不懂科技，大概是“君子不器”吧，以为只有一口文艺腔才是高大上，用法文或英文谈点诗歌、戏剧才有范儿，才有x格。与此同时，不少理科生特别迷信科技，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是用一种对待宗教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在我的文章里，被称为“数理逻辑的一神教”。比如，不少专家用医学、生理学来处理社会和精神的问题，说有人不快活，是缺少快乐的基因，说美国人选择当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那也是基因方面的问题，是他们的祖宗就决定了的。这也太扯了吧？经济学家们不懂数理方程，都没法在圈子里混，都没法开口。但特朗普上台，你们用那些个方程测算成功没有？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你们那些数理逻辑的伟大作用上哪儿去了呢？ 十八世纪以后，所谓“上帝死了”，人文学科兴旺并取而代之。没想到，眼下全球性的宗教、邪教大举回潮，甚至极端主义的原教旨化。和尚道士、神父牧师很吃香，眼下家里稍有几个钱的，都要在墙上挂个金刚经或心经，结交一两个仁波切，似乎信仰问题要重新交给神学来解决。人文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他们的影响力、感召力、说服力到哪儿去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精神病的人数正在不断地攀高，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五年的十年之间就增加了百分之十八，每年造成自杀人口一百多万。一方面是高度物质化，另一方面是重新神学化，这已经构成了人类精神危机的基本面貌。 另一种选择是文理互补、重建价值——也是我觉得正确的选择。我们是人，按照庄子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掌握新科技，是要走科技服务人类的正道。既要警惕物质化，又要防止神学化。既不要迷信科技，又不可拒绝、害怕、远离科技。其实我们作为人，并不需要事事都高科技。比如我吃饭，有一双筷子就行，如果给我一个吃饭的机器，我肯定不高兴。我散步、打拳、跑马拉松，也都很低科技，用不着用高科技武装到牙齿。再说，作为一种精神体，我们价值观的创造和坚守，也不一定非高科技不可。李白用毛笔写诗，我们用电脑来写，就一定写得过他？当然，从总的方面来看，文、理双方总是互相滋养、互相渗透、互相推进的。凯文·凯利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孩子”，需要人类不断给它“灌输价值观”，因为辨识和创造价值观，是人类的长项和优势，恐怕永远无法被机器人所取代。凯文·凯利这种援文入理的态度，是一个有智慧的启示。 启蒙时代以前，人类很多时候靠神学来管理价值观，后来因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现代人文学科成长起来，才以文科取代了神学，即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与此同时，也是得益于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科技反过来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有一本著名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在书中指出，当年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并不是来自一个逻辑实证主义的直线积累过程，而取决于新旧“范式”的更迭，取决于这种更迭后面人类主体的心理变化。很多时候，在不利证据更多的情况下，新范式也可能因社会心理、文化潮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实现不可思议的不战而胜。这就证明，人文也一直在促进科技。 库恩这本书被视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五本哲学著作之一。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文理互补、重建价值的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理双方反而要那样傲骄，要互相关上大门呢？为什么要那样怯于承认自己知识专业的有限性，不愿以更大的视野来关切当代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价值观的重建问题呢？这里面是否多多少少已经暗藏了一些准神学的态度？ 没有科技的文科，只能是变种神学。 没有人文的科学，也只能是变种神学。 听说在座的有文科生，有理科生，这很好。虽然我们各有专攻，但就像古人说的，为术有别，为道相通。我们只有在互相补充、滋养、推进中，才能做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迈过二十一世纪这一道大坎。 谢谢大家。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 时间：二〇一七年四月二日 地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每天产生的文学产品几乎都是天量，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你花一辈子也可能读不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大家都会同意，应该择优而读，以便提高读书效率，防止精力和时间的浪费。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优”？什么是经典？ 今天，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 什么是经典 所谓“经典”，只是一个弹性概念，一直缺乏精确的、公认的、恒定的定义尺度。首先，市场空间能成为一个衡量标准吗？不能。民国时期的张恨水，鸳鸯蝴蝶派大师，畅销书第一人，其作品发行量总是百倍、甚至千倍地超过鲁迅，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鲁迅没法同日而语。艺术上相似的例子，有韩国的“鸟叔”，以“江南style”骑马舞风靡全球，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跳，其实就是中国人早就跳过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种。他肯定是个成功人士，但大概不会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舞蹈家，不可能拿他与杨丽萍等相提并论。接下来，作品长度能成为经典的一个衡量标准吗？也不能。四书五经——五经稍长一点，就说四书吧，还有《圣经》，唐诗宋词，都篇幅短小，但它们的经典地位无可怀疑。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契诃夫、中国的鲁迅、阿根廷的博尔赫斯，都没写过长篇小说，但文学史不可能把他们的名字给漏掉。最后，一时的名声地位和社会影响，似乎也不能成为经典的衡量标准。诗人陶渊明生前名气并不大，钟嵘撰《诗品》，只是把他列为“中品”。他受到推崇是宋代以后的事。孔子似乎比陶渊明更倒霉，生前到处投奔，到处碰壁，有时连饭也混不上，自我描述为“丧家之犬”。他被统治精英集团重新发现，重新加以包装和营销，奉为儒家圣人，是在他逝世几百年后的事。 我们排除上述假标准以后，当然不是不可以设定经典的大致标准。我试了一下，想提出这样三条： 一是创新的难度。前人说过，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这样做的是庸才，第三个这样做的是蠢才。由此可见创新之可贵。创新是经典作品的首要特征。古典小说《西游记》，实现动物、人类、神鬼的三位一体。虽说此前的《淮南子》《山海经》已含有零散的神话叙事，但像《西游记》这样大规模的神话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创意，上了一个大台阶，你不服不行。在英美社会的多次经典小说评选中，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其实这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很难读，我就没读完过。但它被很多人推崇备至，如果有什么道理的话，恐怕就在于它的意识流手法，深入到人类的潜意识，揭破了幽暗、迷乱、但非常真实的另一个精神空间。同时代的伍尔芙、福克纳也尝试过，但乔伊斯做得更彻底、更高难、更丰富多彩，因此成了一座里程碑，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块头。 二是价值的高度。创新不是猎奇和搞怪。创新贵在思想艺术的内涵，看作者能回应人类重大的精神问题。中国汉代有个东方朔，是那个时代的笑星，段子王。如果拿他和另一个笑星卓别林相比，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高下立见。卓别林不光是搞笑，不光是娱人耳目，他的《摩登时代》批评工业化对人的“异化”，至今还是深刻的启示，能与黑领、蓝领、白领打工仔们的现实感受接轨。他的《大独裁者》抗议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专制，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还看过他晚期的一个作品《舞台生涯》，风格大异，差不多是悲剧。这样，他的笑不止是反讽，经常透出同情、悲伤、愤怒、深思，有很多层次，有多方面的才华释放，显然把那些只会挤眉弄眼的二、三流笑星甩下了几条街。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谢灵运与陶渊明。谢是著名的山水诗人，他那些诗虽然华丽，虽然优雅，但好像都是旅游诗，是在度假村里写出来的，多少有些花式小资的气味。陶渊明就厚重和宽广得多。他的诗里有劳动，有民众，有情怀与气节。“盥濯息檐下”，这一句是说收工回来，在屋檐下接水，洗洗脸，洗洗脚。“壶浆劳近邻”，这一句是说提一壶米酒或汤水，找农友们聚饮和聊天。想想看，如果没有深切的乡村感受，没在艰难困苦中摸爬滚打，这些句子如何能写得出来？ 三是共鸣的广度。这里的“广度”，不是指曲低和众的那种畅销和流行，而是指作品具有跨越时代和地域的能力，跨越阶级、民族、宗教的能力，具有某种普适性与恒久性。鲁迅《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典型。其“精神胜利法”，以前被人们说成是“国民性”，其实哪止是“国民性”呢，应该说在哪里都有，在哪个时代都有，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弱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也是一个老“梗”。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一厢情愿、不自量力、入戏太深的家伙，那些自恋和自大的家伙，通常还会说“这就是个堂·诘诃德”——可见这一形象已深入人心，可能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需要说一下的是，这些作品普适天下，并不是因为作者一开始就四处讨好，八面溜光，擅长文学的公共关系。事实上，他们都有强烈的个性，甚至有特定的阶级立场、民族认同、宗教倾向，在有些读者那里可能形成接受障碍。只是他们的文学超丰富，以至对于读者来说，它们的一些异味和苦味已可忽略不计。我们现在读李白和杜甫，几乎不在乎他们是否“愚忠”。我们现在读莎士比亚，也几乎不在乎他是否轻视女性，是不是个“直男癌”。 我暂时想到的就是这三条。 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三美俱全当然不容易做到，但一个经典或接近经典的作品，至少要在一两条上达标吧，由此才能产生那些奠基性的、指标性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学成果，即我们所说的经典。 在这里，标准可粗可细。你们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标准。我这三条并不能保证你们考试得分，你们不必记录，不必在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提出经典的十四条标准，有兴趣的同学不妨也去找来看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经典不是你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我看这一条就很不错，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很实用、很简便的鉴别方法。 二 经典如何形成 经典来自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借助文学史、教科书、词典等权威工具的认定。应当指出，这种认定总是来自于一种建构与和淘汰两种力量的对冲，即一个“加法”与“减法”反复博弈的过程。 先来说说“加法”。 政治可以做加法。二十世纪中国有两个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与张爱玲，所谓二“玲”。两人又都写过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前者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陆受到热捧，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后者叫《秧歌》，在海峡对岸受到热捧，被某本文学史誉为“史上最优秀的小说”，胡适也称之为“不朽之作”。显然，这些热捧都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政治营垒。时过境迁，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去阅读这些作品。回过头去看，我们会觉这二“玲”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其实都是都市富家才女，都不大了解乡村和农民，不合适写这种土改题材，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写得生硬、单薄、概念化，在所难免。她们可获得一时的宣传效果，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作品的光环难免逐渐黯淡。 金钱也可以做加法。我读过台湾导演李安的一本自传。书中说到当年营销电影《卧虎藏龙》。据说光是营销策划书叠起来，就有一米多高。四个营销团队，配上各种翻译人才，分头扫荡全球各大洲。最忙的时候李安一天要接触十几拨媒体，说得自己喉干舌燥。整整一年下来，游说、宣讲、研讨、广告……这全都是烧钱。他们最后成功了，影片获得奥斯卡奖，但这个获奖背后，金钱的作用不言而喻。据说，眼下的烧钱的方法更多了。为了炒热某部作品，动员媒体，请出专家，组织活动，广告轰炸，制造新闻，操纵网上“水军”发帖和打分，安排粉丝献花、献吻、尖叫、泪奔、人海沸腾，甚至给票房、收视率、排行榜造假，这一切都是某些公司的设计和投入，一切都是钱。资本过去就没闲着，眼下更在文化领域里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 宗教也可以做加法。阿凡提是一个文学典型，一个民间智者的形象，在维吾尔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其实在辽阔的伊斯兰文化覆盖区，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岛、土耳其等地都有他的陵墓、故居以及纪念物，可见他的影响范围之广。但基督教地区的读者对这个名字大多会陌生，为什么？因为在文学影响力的构成中，有宗教因素的权重。更极端的例子是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很多伊斯兰教民认为它严重亵渎和冒犯了真主，非常愤怒。伊朗甚至悬赏追杀作者，为此引起外交危机，与多个西方国家断交。相反，某西方国家却让这本书获得重奖，使之一时间成为最为热门的畅销书。由此看出，在一个作品是否经典化的问题上，宗教有时也没闲着。 最后，知识界当然在做最重要的加法。知识群体并非一个统一整体，各有各的生存依附机制，但就其职业特点、身份处境来说，还是有一些相近之处。他们像一群棋友，日深月久之后，也会形成共同的兴趣传统，还有大致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去草根民众那里做一个调查，可发现他们更喜欢《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的好几位底层亲戚就觉得《红楼梦》没多大意思，成天喝酒、吟诗、生闲气，闷不闷呢？《红楼梦》最终在四大古典小说中位置最高，看来完全是知识群体的偏好所决定。且不说曹雪芹的文字修养，就说那些喝酒、吟诗、生闲气、人生悲情等，读书人偏偏就懂这个，就喜欢这个。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大多是男性，一有科举梦，二有美人梦。一部《红楼梦》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伤口，最“闷骚”的几寸柔肠，戳到了他们的“点”。这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最受他们欢迎，是一个道理。我们把这一点说破，很重要。文学主要是属于读书人的，是由读书人来创作、来传播、来评论、来教学、来写入历史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更展开一点说，是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这个文学最大的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这个有闲、有小钱、有文化的群体，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知识并不是中立的、纯洁的、所谓“天下公器”那样的，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这一发现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全球的思想潮流，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权力之手，即政治、金钱、宗教、知识精英的作用，以及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当然，对福柯可作补充的是，这些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也并不能做到一劳永逸。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力因素总是被逐渐消解，“加法”是可以被“减法”对冲的。换句话说，一个文学作品能否立得住，最终还是靠思想与艺术的硬道理。一切质量不够的作品，即在创新难度、价值高度、共鸣广度等方面不够达标的，在一个较长时段的沉淀后，最可能被主流民意排除出局。我要说的一个例子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它是“文革”时期的八大样板戏之一，不能说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背景和色彩。不过当“文革”这一页翻过去，极“左”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像《海港》《龙江颂》等样板戏完全被人们遗忘，《红色娘子军》却是一个例外。它一直在演，一直受到欢迎。我每次看演出，几乎都听到观众们潮水般的热烈鼓掌。特别是它的音乐，出自吴祖强等作曲家之手，确实很精彩，确实很有力量，至今在网上也是下载的热点曲目。在时间这个减法大师面前，在主流民意这个无情的减法大师面前，这个作品成功经受住了考验。这就是说，同样借助了“加法”的作品，能否挺过“减法”的淘汰，结果大不一样。 一般来说，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建构是人为的，淘汰却是自然的；“加法”是偶然的，“减法”却是必然的。因此经典化必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一本文学史都不是终点，都不是最终判决，都可能被后来n本文学史改写。在这里，时间是必要的检验条件。借用卡尔维诺的话，被“重读”是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这是指什么意义下的重读？是一天之后的重读？还是一周之后？一个月之后？……我以为，较为可靠的门槛，至少是十年，最好是三十年。这就是说，三十年后还能被人们重读和再议的作品，能够成功经受三十年“减法”考验的作品，大概才有了经典的起码资格。 三 如何阅读经典 现在很多青年觉得经典作品难读，不好读。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得避免自己被流行文化快餐败坏口味，可能还要注意一些方法。 一、现场还原。经典大多是前人的作品，总是呈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当下读者有经验隔膜。要克服这种隔膜，需要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设身处地，知人论世，在阅读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现场，减少进入作品的障碍。眼下活在都市的人，习惯于使用煤气和电磁炉，从没烧过秸秆和柴禾，对“人烟”这个词可能不会有多少感觉。他们从未经历过乡村生活和农业文明，一看到冒“烟”，那还不打电话119报警？当代人习惯于手机视频通话，大概也不容易对长相思、长相忆、长相恋这一类苦情找到感觉，不容易对渡口、远帆、归雁、家书这一类意象怦然心动。还有文学手法的差异也是这样。我曾说过，汉赋作家们为何那样喜欢白描铺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什么那样喜欢写静物，写个街道或修道院，一写就好几页？他们这样写是不是太啰嗦？要知道，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视，汉代人更没有照相机，作家是让人们了解异域世界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不那样“啰嗦”，不那样详细报告，读者可能还不答应，还不满足。他们那样写的合理性，只有放到当时的现场里，才能被我们同情地理解。 二、心智对接。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必牛皮哄哄，以为自己有了飞机和电脑，就在一切方面都远超前人。其实，财富、科技是可积累的，是直线进步的，是不妨厚今薄古的，而在道德、智慧等方面却未必。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聚焦于女性地位：一个不愿成为男人“玩偶”的新女性，如何打破自己的婚姻困境。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继续讨论这一话题。现在时间过去了一两百年，那个时代早已翻篇，但易卜生、鲁迅所说的问题解决了吗？看看时下的电视剧，有多少个新款“娜拉”还有那里哭哭泣泣，叫叫喊喊，一言不合就出走，不是去西藏就是去海南。据几天前报上公布的数据，全国一年之内有五百多万例离婚案，涉及一千多万人，如果以十年计，就是一亿多人。这里面自觉悲愤、深感茫然的“娜拉”何止千万！不难看出，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不论财富和科技积累到什么程度，人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穷达沉浮，都面临一些长久甚至永恒的难题。前人和我们差不多是同一张试卷面前的考生。那么，如果读经典是有意义的话，无非是这些作品提供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能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面对人生考题不得其解，能与前辈同学切磋一番，或向他们打一个“求助电话”，何乐而不为？在这个意义上，读经典就是读自己，读自己的难事和大事，这样才可能读出一种饥渴感和兴奋感。 三、多元互补。经典并非绝对真理，并非万能和终极，而且各有局限与缺失。好药没有用好的话，就是毒药。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好而知其短”，不要相信一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可以包打天下。一个小学生，没有恋爱经历，读《红楼梦》肯定是不合适的。一个初入职场的青年，最需要立志，打拼奋斗是第一要务，你给他讲《六祖坛经》，说有就是无，得就是失，打拼就是不打拼，赚钱就是不赚钱，肯定是坑人。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把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马克思的底子打好，缺乏坚实的理性和逻辑训练，一上来就“后现代”，天天给你玩“解构”，玩“能指”，肯定也只能把自己给废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红楼梦》不好，或《六祖坛经》不好，或“后现代主义”不好。事实上，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是多元互补的百味良药，但切切不可乱用——使用时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条件、因任务目标，组成不同的阅读配方，产生最好的组合效应，否则就无异于东施效颦，甚至是谋财害命。我经常被一些公共媒体要求提供推荐书目，总是感到很为难。因为我从不相信“万能药方”“通用药方”，不相信一纸书目可以适用需求各异的读者，因此只能请小编们谅解。 四、以行求知，以创求知。读经典不是复制知识。饱读诗书如果只是读成个书呆子，读成一部留声机，就不如不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知识都需要用实践来激活，来检验，来消化，来发展创新。陆游说：“纸上读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说：“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根据这种知行观，读书、上课、拿文凭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教育”，同学们戴上方帽子时不必高兴得太早。只有读懂了人生与社会这本“大书”，在生活中尝过酸甜苦辣，才有一个教育过程的相对完整，才能使知识进入我们的血肉，成为真正可靠、可用的知识。各种知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升级。有些外国批评家赞扬中国当代文学，常用“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一类概念，倒是让当事的一些作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复制品说不上有多光荣，有多大出息。古人早就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只有超越老师，做好自己，有所发明和创造，才是对经典最好的致敬和学习。我相信，任何一个够格的作家都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米兰·昆德拉之轻 序跋 米兰·昆德拉之轻 注释标题 此文为译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跋，作家出版社，1987年。 一 文学界这些年曾有很多“热”，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又有了隐隐的东欧热。一次，一位大牌作家非常严肃地问我和几位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东欧？东欧人的诺贝尔奖比拉美拿得多，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位作家担心青年人视野褊狭，当然是好意。不过，当我打听东欧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出乎意料的是，他与我们一样，也未读过任何一部东欧当代小说，甚至连东欧作家的姓名也举不出一二。既如此，凭什么严肃质问？还居然“为什么”起来？ 有些谈话总是使人为难。一见面，比试着亮学问，甚至是新闻化的学问，好像打扑克，一把把牌甩出来都威猛骇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都显得手里绝无方片三之类臭牌，非把对方压下一头不可。这种无谓的挑战和征服，在一些文人圈并不少见。 有服装热，家具热，当然也会有某种文学热。“热”未见得都是坏事。但我希望东欧文学热早日不再成为沙龙空谈。 二 东欧文学对中国读者来说不算太陌生。鲁迅和周作人译述的《域外小说集》早就介绍过一些东欧作家，给了他们不低的地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支等，早已进入了中国的书架。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浮特（jaroslav seifert），其部分诗作已经或正在译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东欧作家。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区。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眺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冲击。同中国人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面临今后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荡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多是小语种，有关专家缺乏，译介并非易事。再加上有些人不乏“大国崇拜”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为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北美读者盛赞南美文学；而伯尔（heinrich boll）死后，国际文学界普遍认为东德的戏剧小说都强过西德。可见时装、金钞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相关的。 三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身为作家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才送给我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欧美热销的时候。《新闻周刊》载文认为：“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新水平。”《华盛顿邮报》载文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华盛顿时报》载文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有位美国学者甚至对我感叹：美国近年来没有什么好东西，将来文学的曙光可能出现在南美、东欧，还有非洲和中国。 自现代主义兴起，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没有主潮成了主潮。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西方各个方面的好评，自然不是一例多见的现象。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书评家和读者们如此兴奋？ 四 我们得先了解了一下昆德拉其人。他一九二九年生于捷克，青年时期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与电影。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当教授期间，他带领学生倡导了捷克的电影新潮。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占领了布拉格之后，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昆德拉，终于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他移居法国，由于文学声誉日增，后来被法国总统特授公民权。他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一九六八年以前），长篇小说《笑话》（一九六八年），《生活在他方》（一九七三年），《欢送会》（一九七六年），《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 他移居法国后的小说，多是以法文译本首先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遗憾的缺失。 五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军队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下，以“主权有限论”为理由，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主权遭到践踏，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等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的艰难岁月。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这一切，能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得不够，但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还有他们有时难以避免的虚弱和消沉。 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正是孕生于对昨天种种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和愤激的、理智和情绪的、深刻和肤浅的批判。 历史伤口不应回避，也没法回避。 六 中国作家们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因思想的贫困和审美的粗糙，这些作品的大多数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黯然失色。 昆德拉也写政治和社会，但如果以为他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情绪，揭露入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也是乐于并长于这种误解的。对于他来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入侵事件充其量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层面的无情剖示。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色发浪并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美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共产党官员同样露出媚俗的微笑，欧美上流明星进军柬埔寨与效忠苏联入侵当局的强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这才是昆德拉。作者以怀疑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什么是媚俗？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了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他甚至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眼下几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新的kitsch。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从中逃脱。 这样，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一个超政治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nal return或译：永远轮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这种观念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因是因非”和“不起分别”。这本小说英文版中常用的indifferent一词（或译：无差别，无所谓），也多少切近这种虚无意识。但是，也许需要指出，捷克人民仍在选择，昆德拉也仍在选择，包括他写不写这本小说，说不说这些话，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非此即彼，并不是那么仙风道骨indifferent的。 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相缠绕和自我矛盾。 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并不多见的某些作家那样，以小说作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谎言，困惑目光触及一个个辩证的难题，两疑的悖论，关于记忆和忘却，关于入俗和出俗，关于自由和责任，关于性欲和情爱……他像笔下的那个书生弗兰茨，在欧洲大进军中茫然无措地停下步来，变成了一个失去空间向度的小小圆点。 七 在捷克文学传统中，诗歌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不难看出，昆德拉继承发展了散文笔法，似乎也化用了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片断体”，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数码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几百字和两千字之间。整部小说像小品连缀，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拈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西方社会的形形色色，折射出从捷克到柬埔寨的宽广历史背景。 他并不着力于（或许是并不擅长）传统的实写白描，至少我们在英译本中未看到那种在情节构设、对话个性化、场景气氛铺染等方面的深厚功底和良苦心机，而这些是不少中国作家经常表现出来的。用轻捷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用轻松文体开掘沉重的主题，也许这形成了昆德拉小说中又一组轻与重的对比，契合了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电影理论中内容与形式必须对立冲突的“张力（tension或译：紧张）说”。 如果我们没忘记昆德拉曾涉足电影，又没忘记他爵士乐手的经历，那么也不难理解他的小说结构手法。与时下某些小说的信马由缰驳杂无序相反，昆德拉采用了十分特别而又严谨的结构，类似音乐中的四重奏。有评家已指出：书中四个主要人物可视为四种乐器——托马斯（第一小提琴），特丽莎（第二小提琴），萨宾娜（中提琴），弗兰茨（大提琴）——它们互相呼应，互为衬托。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主要旋律。托马斯的窗前凝视和萨宾娜的圆顶礼帽，则成为基本动机在小说中一再重现和变奏。作者似乎不太着重题外闲笔，很多情境细节，很多动词形容词，在出现之后都随着小说的推进而得到小心的转接和照应，很少一次性消费。这种不断回旋的“永劫回归”形式，与作品内容中对“永劫回归”的否决，似乎又形成了对抗；这种逻辑性必然性极强的章法句法，与小说中偶然性随机性极强的人生经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张力”。 文学之妙似乎常在于张力，在于两柱之间的琴弦，两极之间的电火。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张力，有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张力，有情绪与情绪之间的张力，有词与词或句与句之间的张力。爱森斯坦的张力意指内容与形式之间，这大概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要求形式脱离内容，恰恰相反，形式是紧密切合内容的——不过这种内容是一种本身充满内在冲突的内容。 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比如昆德拉，他不过是使自己的自相缠绕和自相矛盾，由内容渗入了形式。 而形式化了的内容大概才可称为艺术。 八 有一次，批评家李庆西与我谈起小说与理念的问题。他认为“文以载道”并不错，但小说的理念有几种，一是就事论事的形而下，一是涵盖宽广的形而上；从另一角度看去也有几种，一种事关时政，一种事关人生。他认为事关人生的哲学与文学血缘亲近，进入文学一般并不会给读者理念化的感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即为例证。只有在人生问题之外去博学和深思，才是五官科里治脚气，造成理论与文学的功能混淆。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对小说中过多的理念因素仍有顽固的怀疑。且不说某些错误的理论，即便是最精彩的论说，即便是令读者阅读时击节叫绝的论说，它的直露性总是带来某种局限，放在文学里，与血肉浑然的生活具象仍无法相比；经过岁月淘洗，也许终归要失去光泽。我们现在重读列夫·托尔斯泰和维克多·雨果的某些章节，就难免这样感慨；我们将来重读昆德拉的论说体小说，会不会也有这种遗憾？ 但小说不是音乐，不是绘画，它使用的文字工具使它最终摆脱不了与理念的密切关系。于是哲理小说就始终作为小说之一种而保存下来。现代作家中，不管是肢解艺术还是丰富艺术，萨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等又推出了一批色彩各异的哲理小说或哲理戏剧。 也许昆德拉本就无意潜入纯艺术之宫，也许他的兴奋点和用力点，在艺术之外还有思想和理论的开阔地。已经是现代了，既然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健全发展，既然人的理智与感觉互为表里，为什么不能把狭义的fiction（文学）扩展为广义的literature（读物）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难以严格类分的“读物”。第三人称叙事中介入第一人称“我”的大篇议论，使它成为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而且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现代主义先锋技巧与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结合。作者似乎想把好处都占全。 九 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在于语言的色彩、节奏、语序结构等所寓藏的意味。文学写人心，各民族之间可通；文学得用语言，各民族之间又不得尽通。我和韩刚在翻译合作中，尽管反复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简洁、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但由于中西文水平都有限，加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天然鸿沟，在语言方面仍有种种遗珠之憾，错误也断不会少——何况英译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捷文原作的语言品质，更在我们掌控之外。 因此，对这本由捷文进入英文、又由英文进入中文的转译本，读者得其大意即可，无须对文字过分信任。 幸好昆德拉本人心志颇大，一直志在全世界读者，写作时就考虑到了翻译和转译的便利。他认为捷文生动活泼，富有联想性，较能产生美感，但这些特性也造成了捷文词语较为模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为了不使译者误解，他写作时就特别注意遣词造句的清晰和准确，为翻译和转译提供良好基础。他宣称：“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这使我想起了同行张承志的观点、更早是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观点：好的文学是一种美文，严格地说起来，美文不可翻译。作为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昆德拉与克罗齐的观点尽管对立，可能各有依据。但无论如何，为推动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翻译仍是必要的——哪怕只是无可奈何之下做一种浅表的向外窥探。我希望国内的捷文译家能早日直接译出昆德拉的这部作品，或有更好的法文或英文译者来干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译本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 十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 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社会改革和建设的责任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认知的坦诚与严肃，是基于对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探索精神，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交道。 1987年1月 记忆的价值 记忆的价值 注释标题 此文为知青回忆录《我们一起走过》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 当那一段用油灯温暖着的岁月渐离我们远去，“知青”这一个名词是愈来愈生疏了——尤其是对于流行歌哺育下的新一代来说。时光匆匆，过去之前还有过去，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井田制，忘记了柏梁体，忘记了多少破落王府和寂寞驿站，为什么不能忘记知青？ 毕竟有很多人忘却不了。 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新月，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某位白发老妪，还有失落在血色晚霞中一串串牛铃铛的脆响……这一切，常常突破遗忘的岩层，冷不防潜入某位中年男人或女人的睡梦，使他们惊醒，然后久久难以入眠，看窗外疏星残月，听时间在这空阔无际的清夜无声流逝。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深的梦境已系在远方的村落，似乎较难容下后来的故事。哪怕那故事代表电大或函大文凭，代表美国或日本的绿卡，代表个体户酒吧里的灯红酒绿，它们都显得模糊和匆促，匆促得无法将其端详，更无法在梦境里定格出纤毫毕现的图影——如那远方的村落。 缘由也简单：多因了苦难。 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唯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繁盛的感受和清晰的画面，存之经年而不腐败。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一场巨变是如此盛产记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生被抛入穷乡僻壤，移民运动规模空前绝后。这些青年衣衫褴褛，心身憔悴，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一任命运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们常常守着油灯企盼未来。他们带着心灵创伤从那里逃离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际，竟带走了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 这梦境仅属于他们自己。不仅后辈人将讨厌任何用作炫耀和教诲的苦难，连他们曾密切相关的友人，也毫无义务要把他们的苦难看得特别要紧。我曾返回当年务农的乡村。陌生的新一代农民已行行列列地高大着，对寻访旧地的知青只能漠然。一些旧相识已多衰老，谈起往事也只能闪烁其词只鳞片爪，像谈起远古一个模糊传说。除了找到旧墙上半块褪了色的油漆“语录牌”，算是当年遗迹，那里没有纪念碑。 不会有纪念碑，不会有金质勋章，不会有档案馆史料办离退休老知青活动中心，甚至未能熬过那岁月的一些男女学友，远方的坟前不会有鲜花和新土年复一年。关于遥远村落的梦境，只能默默地属于他们自己。 当然不值得沮丧。时光总是把苦难渐渐酿出甘甜，总是越来越显示出记忆的价值。作为人的证明，记忆缺乏者只能是白痴，是禽兽。作为生的证明，生命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除了记忆可还有别的什么？难道是电视和冰箱？或是吃过了又拉过了的酒肉？幸福已存在了上下数千年，并不是电器时代的专利。幸福也将伴随人类继续下去，行将经历谁都阔绰得根本不用电视和冰箱当然更不靠油灯照明的时候。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任何人都幸福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获得记忆的富有。 步入中年的知青们，历史已在他们记忆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使他们继续长旅人生时，脊梁多了几分承托和依靠。他们也许会因此而欣慰，而充实，而通达，多一些前行的沉着。 由我几位朋友通过一份杂志《海南纪实》开始征稿，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最后编辑完成的这本《知青回忆录选》，就是献给这些人的。愿他们在睡梦惊醒时，这本小书能悄悄地陪伴他们到天明。 1990年5月 无我之我 无我之我 注释标题 此文为英文版《方方中短篇小说集》序，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 一个人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一样，也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不一样，便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记得方方曾经写得很俏皮，动笔就密植刻薄话。她也能玩魔幻，跳大神似的兴云布雨以假乱真。读者鼓掌要她再来一个的时候，她却早已卸装。她似乎没想到要按照读者和批评家的订货单，保质保量地信守什么风格，不负众望地坚持住名牌造型，永远沐浴在聚光灯下。 洞明之人永远是有啥就说啥，想啥就写啥。近几年，“新写实”小说瞩目于中国文坛，方方又被誉为这一潮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成了读者须重新认识的一张面孔。说实话，“新写实”的名目有点缺乏含义，这顶帽子不能套住各种各样的脑袋，即便补上“生活流”“后现代”“生态小说”之类缀饰，尺寸还是过于宽大，不成其为帽子。不过，方方应该由此而感到高兴。当批评家没法从前人的帽店中挑出合适她的一顶，这证明她已经有点不伦不类。超群者不伦，独特者不类。批评家为难之日，常常是小说家成功之时——创造的性灵已高高飞扬在批评框架之外。 其实，方方的近作很容易理解，只是容易到了有点难的地步。可以想象她动笔时毫无竞技心态，喂过孩子洗过碗筷之后，把近旁的什么随便瞥上一眼，拿起笔就写。她就近取材，不避庸常，特别能体会小人物的物质性困窘，也不轻率许诺精神的拯救，其作品散发着俗世的体温，能使读者们联想到自己的邻居、同事、亲朋及自己。文学与生活已没有界限，就像某些后现代艺术家，能使往后的观众把任何平凡琐屑之物都疑为艺术展品。她力图避开任何理性的价值判断，取消任何创世启蒙的隐喻象征，面对沾泥带土的生活原态，面对亦善亦恶亦荣亦耻亦喜亦悲的混沌太极，她与读者一道，没法借助既有观念来读解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经验，也就把理解力逼到了死角。“这有什么意义呢？”《桃花灿烂》中星子的一句话足以问倒古今哲人。 好的小说总是像生活一样，具有不可究诘的丰富、完整、强大，从而迫使人的理解力一次次死里求生。方方的近作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只能使某些热衷于形式的批评家含糊其辞。她像个群众文化工作者，使用公共化的语言，平易近人直截了当的方式，既是俗事便干脆俗说。她的故事是步行，实用，耐久，自然，便于把读者引向各种视角和各种景观，出入往返十分自由。这种叙述显然不是狐步、蹉步、太空步，没法让读者惊心动魄并盯住局部细看。这有什么不好吗？据说现代人主张创作主体的强化，作者应该成为作品真正的主角，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最好的内容应化作形式……这些当然是十分益智的见解，被我多次热烈拥护。不过，还有另一条见解现在很少有人说，也是应该好好说的。那就是，最好的形式应该化作内容，最好的“怎么说”应该化作“说什么”，最好的作者应该在他们的叙述对象里悄悄消失，从而达到“无我”之境。 无我便是大我。古人的《史记》“荷马史诗”等多是无我亦即大我的作品，以其天真朴素的气象，奠定人类心灵的基石。换句话说，无我之我，说到底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态度。它意味不造作，不欺世，不哗众取宠。它意味着作者不论肤浅与否，聪慧与否，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诚实的声音。当越来越多的面孔变成谎言的时候，诚实是上帝伸向我们的援手，是一切艺术最可靠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方像其他优秀作家一样，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心魂。 1991年1月 比喻的传统 比喻的传统 注释标题 此文为法文版《女女女》自序，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1991年。 《女女女》不是一篇关于女权主义的作品，也不是一位男人发泄厌女症的刻毒。事实上，这位作者是热爱女人的，并觉得这个世界的毛病大多要由男人负责，由那些商界政界学界里装模作样的男人负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男人比女人丑恶。男人是泥，女人是水。 但这篇小说并不接触这样的主题。另一方面，作者对任何主题、对任何因果关系的概括都觉得不无可疑。随着叙述推进，他的思考总是充满失败感，比如对肯定与否定的奔赴，对乐观与悲观的奔赴，常常适得其反。中国有些古人（如禅宗）曾用闭口不言或打哑谜来应付这种困境。同样，作者在这里也只能回归到“吃了饭就去洗碗”这样原始而简单的生活信念。在他看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其心灵比较安全，能够抵御浩繁哲学教条的侵扰——虽然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解决。 幺姑是一位东方礼教训练之下贤良克己的女人，与我们十分敬重的其他善良人不同，造物主给了她一个中风致瘫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窥视她内心隐藏的仇恨，并以此测试了周围更多善良人的同情心。她似乎是长在人类脸上的一个痂疮，使体面的我们不免有些束手无策。她的死亡也是一句漫长难耐的符咒，揭发人性境况的黑暗，呼唤上天仍赐给万物以从容而友好的笑容。 如果我们把世界大战或五谷丰登都看作某句符咒的应验，并不会使某个中国乡下农民感到特别荒唐。我也是一个乡下人。没有西方科学理性的侵入，中国乡下人并不缺乏对世界的见解。比方说，他们会振振有词地断定，某个人的死亡与地震有某种关系，某一棵怪树与邻近一位妇女的不孕有某种关系。民间传说中这一类丰富的见解，是另一种知识，另一种逻辑。它不过是把假想当成了真实，或者说，是把假想中或多或少的真实因素加以强化，用来支撑自己面对世界的信仰。 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当然是荒唐的、不实用的、有损国计民生的。但有意味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笃信不疑的种种“真实”，不也是不断被查证出或多或少的假想因素吗？地心说与日心说都过去了，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什么的也将要过去，科学理性总是有局限的，有时还会使我们心胸狭窄，性灵呆滞，比方说我们真的认为，某个人的死亡与接下来的地震这两者之间毫无关联——尽管这个想象有些夸大甚至永难证实。 事实上，科学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假如征兆、报应、机缘、参悟、幻觉、宿命、巫术、神话等全部被科学排斥，假如真实不能得到假想的滋养的佑助——就像西方早已发生而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么美就没有了，生命的丰富性就没有了，文学作品乃至语言中的比喻也不会有了。几乎每一个比喻都隐含着对科学的背叛，都是假想对真实的拒绝和超越。把女人说成花，这是最普通的比喻。一个是人，一个是植物，把人说成是植物，这不真实，不符合科学。但比喻通常就是在这一些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寻找它们的相关，指示它们某种共同的本质。比喻不过是把科学所割裂的世界，予以艺术的联系和整合，表现或还原另一种真实。因此越是精彩的比喻，本体与喻体之间就越具有科学所判定的差异、阻隔、距离，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不会把女人比作女人，只会比作花、星星、流水、鸟或诗。在这个意义上，比喻总是在寻找对科学最强烈的对抗。 比喻是文学的基因，几乎寓含了文学最基本的奥秘——在语言日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今天，它仍然顽强固守人类的神性，人类的美。那么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一——尤其是民间文学传统之一，就是不仅仅把比喻当作修辞手段，而是当作对生活本质的理解，由此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这样的作品会有些似是而非，甚至鬼鬼怪怪。我希望法国的读者能够给予理解。 如果我的小说无助于这种理解，那是笨拙无能所致。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1991年5月 平常心，平常文学 平常心，平常文学 注释标题 此文为黄茵《咸淡人生》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黄茵这本书本来不适合由我作序，因为我遇到什么事爱瞻前顾后，寻根究底，而她想什么似乎都不愿往深里去，瞬间即止，感觉便可，女性化喜乐哀愁飘忽而零碎，全无定数，不能让我过瘾。 但读完这一百篇，我又庆幸她不似我这般拘泥于前后与根底，才保持了自己生活感受的率真、简捷、鲜活以及稚拙，才能在生活里俯拾皆美。美是不可能有什么定数的。淡抹是美，浓妆亦美。自由之轻与责任之重都可闪耀光辉，全看你有无对美的敏悟。黄茵爱吃，爱旅行，爱音乐，爱交朋友且爱把男士统统称为“男孩”，常在凡人小事中捕捉开心根据和爱慕目标，形成了她特别的人生。这等好福气，恐怕主要是因为她尚未被成人思维污染太甚，有时发点小脾气，生点小哀怨，闹点小事故，也不会怎么严重，只存在于一个个瞬间世界。 她是着着实实如孩童般生活也希望别人都如孩童的。说这不深刻，也对，这一百篇自然不是《圣经》，不是《资本论》，甚至适宜在儿童商店出售，但深刻也常有危险，常被我等平庸之辈拿来肢解美感，干些成年人的蠢事。正如一些半吊子学者，倘若他们一看见花，便想起花的拉丁学名以及纲目科属、产地、用途、化学成分，或想起花的传说掌故以及名言警句、人格比附、意旨寄托，那么深刻倒是深刻了，但较之于一位叫叫喊喊的采花少年，他们心中少了多少花季里的惊喜！ 说黄茵完全是孩童也不对。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忧患的低声部渐强。她居然开始羡慕活得完全传统的父母，开始思考自己烧菜与挣钱的某种终极意义，开始茫然于自己对潇洒与平实的两难选择……在黄昏时空荡荡的居室里，活得如一位沉重哲人。当这些现代的超级自疑冒出来时，我暗暗为她捏了一把汗。这些问题不去深究也罢，若深究又不得彻悟，用她的话来说是不得“通透”，高处不胜寒，便会苦矣哉黄茵。 一个人要有点智慧并不难，智慧得有些傻头傻脑就不容易了。普天下知识人士（尤其是知识女性）谈起人生多悲苦之言。他们一读书便心大，想追求某种高层次活法，但他们的知识又往往不够通透，悟不到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福才是美的大道理，所以常被知识所累，倒不如愚笨一些的草民，多少还能守住几分执著与宁静。 古人推崇平常心，这实是人生智慧的精要。我愿黄茵穿越超级自疑的惊涛骇浪后，仍能通向一片平常心的绿岸，仍能通向她快快活活的厨房和旅途，并在那里收获更多不瞻前不顾后不寻根不究底的美。倘若不是那样，她就只能被所谓知识活活毒害了去——如同时下众多焦灼男女，苦海无边。 黄茵对写作也是平常以待的，拿起笔就像聊天，于是运用短章随笔这种体裁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很久以来，小说太像小说，散文太像散文，太显技巧与规则，种种专家化的文字面目日渐生异，最后只能退到自家圈子里热闹，与读者没有多大关系。看那种文字，如同观赏舞台上的高难度表演，端坐而仰视，看久了难免乏力。因此很多人眼下更需要亲切而随意的聊天，需要某种聊天式的文学。小说家们重拾随笔、小品、游记、书信、日记等“日常体”，便是可能的一种动向。自然，这不应成为取巧和偷懒，而且并非所有的聊天都是文学，比如在主席台上对着话筒聊的，多是政策；在菜市场或办公室里聊的，多是新闻；唯有夜深人静之时与密友对床长谈的内心隐秘，才可能是文学。黄茵的这一百篇里，很多篇便是这样的文学，读者不难从中读出雨的凉意和夜的静寂，读出孤灯余晖。 黄茵的平常心给我快乐，她使文学重返平常人的努力，我也很赞成，于是便说几句这样不咸不淡的话。 1991年7月 在后台的后台 在后台的后台 注释标题 此文为林建法等主编《中国作家面面观》序，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 一 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多年前是学生民主运动领袖。当时有个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脸上必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淌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作自己生活的。于是，贵族可能自居聂赫留朵夫，罪犯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一再塑造出很多人的履历。 同样道理，六十年代的很多青年穿上旧军装奔赴边疆，九十年代的很多青年穿上牛仔装投奔股市，双方也许并无生理自然的不同——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得吃喝拉撒，其热情和兴趣迥别，那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着装时尚，都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学或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起码它不可能把人变成狗，或变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确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面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出一块脸上的伤疤，以及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二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最在行的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个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家，最警觉“天性”“本性”“自然”“本原”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原初和本质的人性，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掏出来的只有语词、句法、文化策略一类，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过，法国人爱喝酒也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喝，这没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社会团结的隐形规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法国人酒杯里的意识形态还那么容易入口？ 面对人的各种行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隐藏于自然中的文化，却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后一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意识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没有选择臭污水？文化的运行，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和制约？ 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实践。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对母亲、情人以及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敌意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进入曹雪芹平静的眼眸，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中也可以读出“人”。 三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语言常有的粗糙。 当今很多学人从罗兰·巴尔特那里受到启发，特别重视文本，甚至宣布“人的消亡”。应该说，这种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如果把文本论变成文中无人的唯文本论，就可能成为另一种偏视症，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纯技术主义，不过是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到头来，因漠视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批评的价值支点，唯文本论就有点半身不遂，难以远行。 其实，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林建法先生和时代出版社继《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把读者们读过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文与人的互相参证。这一类书，好像把读者引入小说的后台，看作家在后台干了些什么，离开舞台并且卸了装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继续慷慨或继续孤独，是不是还有点扶危济困的高风亮节，是不是依旧成天寻乐并随地吐痰。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编者这次没忘记另一些幕后人物——编辑。把他们也纳入视野，后台的景观就更为完整。 看一看后台，是为了知人论世，清查文学生产的真实过程。论世暂且不说，知人其实很难。后台并不一定都是真相的保管箱。这里的人虽然身着便装，言说口语，都是日常态，但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却不好说。印象记一类多是当事人或好友来写，看得不一定全面，有时还可能隐恶扬善以便悦己或谀人。即便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的文化在暗中制约。虽然不至于会对照一本《牛虻》来设计和操作爱情，但每个人从小就接受的伦理道德，现实社会里国籍、地位、职业、习俗、流行舆论、美学潮流、政治处境等规训，都可能让人们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矫饰自己，伪造自己，把自己的扭曲、变态、异化当作真实的“自我”——换句话说，后台不也是一个广义的前台？ 周作人投靠侵略者政权。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虚无失态还是怯懦媚权？是某种文化背叛的政治延伸，还是某种私愤的政治放大？抑或他只不过是偶然的一时脑子里进水？……也许这些因素都存在，不过是在不同情况下随机重组而已。他扪心自问，可能也不大看得清自己，更遑论旁人和后人。有些人根据他的政治表现，把他的前期定为革命文学家，把他的后期定为反动文学家，显得过于简单，也不无失真的危险。 由此可知，知人论世也常常落个一知半解，不一定总是很可靠。 生活是一个更大的舞台。这个舞台的后台纵深几乎无限，不是轻易能走到头的。 四 人的真实越来越令人困惑，也是一个千古难题。 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对真实满腹狐疑，提倡“疏异化”，就是喜欢往后台看，把前后台之间的界限打破，对文学的看家本领“拟真”大胆怀疑。小说家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让他笔下的人物寻找他们的叙述者，写下所谓“后设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将小说的后台示众。这些方法后来侵入音乐、绘画、电影，已成为文艺新潮之一。创作本身成了创作的主题，艺术天天照着镜子，天天与自己过不去。艺术家们与其说仍在阐释世界，毋宁说更关注对世界阐释的阐释。 这是本世纪新文化的特征之一。这个自我清查运动的特点是长于破坏性，短于建设性。它不断揭破虚假，冲击得真实感的神话防不胜防和溃不成阵。但造反专家闯入后台的消极结果，是真实无处可寻，真实从此成为禁忌。神话一个个被消解后，一层层被消解后，先锋们只好用反秩序的混乱、无意义的琐屑、非原创的仿戏，来拒绝一切理解和知识，来迎头痛击人们的认识欲求，给满世界布播茫然。 这种认识自戕，具有对伪识决不苟且的可贵姿态，但它与自己的挑战对象一样，也有大大的软肋，比如过于理想主义地看待真实，似乎觉得凡真实必须高纯度，容不得一点杂质，因此它就像宝矿一样藏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世上有这样高纯度的真实吗？事实上，那样的矿点并不存在，但矿点并不存在并不值得人们绝望。真实是什么？真实不是举世难寻的足赤金，而是无处不在的空气，就像虚假一样，或像虚假的影子一样。对任何虚假的抗争，本身就是真实的显现。当布莱希特从战争废墟和资本伪善那里汲取了愤怒，当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假象展开挑战，他本身就是在呼吸真实，就活在真实之中——不论他对戏剧追求“真实”这一点是多么狐疑。 当然，一旦他成为明星，成为沽名者和牟利者的时尚偶像，相关反抗也可能沦为作秀和学舌，成为虚假透骨的表演、毕业论文、沙龙趣谈、纪念酒会以及政客嘴里的典故。这就是说，真实离虚假只有一步之遥。 五 真实差不多是一种瞬间事件，依靠对虚假的对抗而存在。因此它是重重叠叠文化积层里的一种穿透，一种碰撞，一种心血燃烧，这在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那里都是如此，在任何文学现象里都是如此。 人们远离襁褓时代的童真，被文化深深浸染和不断塑造，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各种文化角色，但未尝不可呈现自己的自然本色。只是这种本色不可远求，只存在于对虚假的敏感和拒绝，存在于不断去伪存真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本色与角色相对而言，自然与文化互生互动。在文学领域里，这既是作家走出层层后台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读者越过层层前台去理解作家的过程。每一次智巧的会意，每一次同情的共振，每一次心灵的怦然悸动，便是真实迎面走来。 读任何书，读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1991年7月 多嘴多舌的沉默 多嘴多舌的沉默 注释标题 此文为散文集《夜行者梦语》自序，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 我所说的，我并不那么相信。 甚至连刚才说的这一句，也可以立刻使我陷入踌躇和犹豫。 比方说，“我”是什么意思？物质的我为男性，七十多公斤，由骨血皮肉组成，源于父母的精卵以及水、空气、阳光、粮食、猪肉等一切“非我”的物料，“我”就由它们暂时组合并扮演着。那么心智的“我”呢，从儿时学会第一个词开始，每个人都接受了先于他存在的文化，脑袋里的概念来自父母、朋友、教师、邻居、领袖、学者、新闻编辑、广告制作者、黑压压的大众等一切“非我”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来只是历史和社会的某种代理，某种容器和包装。没有任何道理把我的心智单独注册为“我”，并大言不惭地专权占有它。 换一个主词来看吧——“相信”是什么意思？人类几千年来“相信”的真理，总是不断被新的认识超越，暴露出不值得过分相信的褊狭和肤浅。而且“相信”意指赞同、信任、认定，是一种理智行为。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已暗示了一种前提：人是理智的，是能够而且乐意接受真理的，是一些讲道理有礼貌也不会随地大小便的高等物种——我们在描述猪狗时从不用“相信”这个词，就自证了这个词的高尚人性。但是，“相信”在欲望面前一直是脆弱的，我们“相信”人类应洽处自然，同时却会毫不犹豫地污染和破坏环境。我们“相信”暴力十分邪恶，同时却会一直漠视甚至制造这里那里的流血。贪欲一次次在心底暗燃，常常不被理智遏止；相反，“相信”一再成为这种隐形改造工序的许可证和障眼法，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 只要稍加注意，语言就显得如此令人举步艰难。那么语言所垒砌的思维大厦，如何能使人安居？ 任何一个词，都是某种认识的凝定，也是对现实大大简化了的命名，就像用一纸结婚证来象征婚姻和爱情。认识的主体在不断流变，认识的对象也在不断流变，它们组成并不断置换词语的隐秘含义，层层叠盖，错综复杂，暧昧不清。它们只有在某种读解默契之下，才能被人们有限地跟踪和探明。因此，结婚证不等于婚姻和爱情。语言符号总是与真实所指或多或少地疏离，如同禅宗宣称的：凡说出口的，不是禅。 语言同时体现着人类认识的成就和无能，语言使人们的真知与误解形影相随。如果说语言只是谎言的别称——这也是至少说对了一半。但我们还是需要言说。包括禅宗，除了棒喝踢斩之类公案，他们不比别人说得更少。 于是，一种新的言语观出现了。言语者总是对自己的所言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对语言的信用指数深怀戒慎——当他抨击“恶”时，他知道恶也是人类文明的动力之一，甚至是激发、孕育、锻造、标测“善”的基本条件。他“表现”孤独时，他知道孤独一经表现，就已悄悄质变为炫示、哗众、叫卖、求赏，成了一种不甘孤独、不愿孤独，而且渴求公众目光的急迫展销，如此等等。在这里，人们面对陷阱密布的语言当然不必闭嘴，各种表述仍将是有意义的。新的言语者只是强调：为了让心智从语言困境中解放出来，人们也许不必许诺任何终极结论，不必提供任何稳定的一点，不必设置任何停泊思维的港湾。 对于艺术家来说，恐怕尤其是如此。科学求真，是有限之学，最终落实于对物的操作，在操作中必须非此即彼。艺术求美，是无限之术，一开始就是心的梦幻，免不了虚实齐观是非相因物我一体，更少一些确定性。科学家与艺术家都会有言语的自疑，都习惯于多嘴多舌的沉默，但科学家可能会说：我虽然不那么相信我的话，但在眼下既有的条件下，只能相信。艺术家可能会说：我虽然相信我的话，但面对时空无限，我只能不那么相信。 好吧，暂且让我武断地相信这一切。 1992年12月 走出围城 走出围城 注释标题 此文为林建法等主编第三辑《当代作家面面观》序，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 这本书是三方对话，一方是批评家，一方是创作家，一方是编辑家——其实编辑常身兼二职，既有批评也有创作，只是把批评意见和创作构想都写进了稿笺，融入别人署名的作品之中，隐在出版物的万千气象之后。 三方均为文学的生产者，但各有所司，各有所专，具有不同的实践历程与知识视角。因两位主编的促成，他们相约于此书，以文解人，以人证文，算是一次借助笔墨的近距离交流。 自九十年代来，文学热潮渐退，文学活动趋少，圈内人见面机会不如从前，倒也有一份相忘于江湖的散淡和自在。即使有缘把臂，似乎也鲜有八十年代那种激情的切磋和争论，鲜有战友式的同仇敌忾与甘苦相知。时光飞逝，八十年代的朴质和浪漫俱往矣，九十年代显得更加成熟，也更加世故；有更多的独立，也有更多的疏离——人们相会之际仍能妙语连珠大笑生风，只是文学话题越来越少。扑克、古董、保龄球、养身术、流行笑话、欧洲杯足球赛等，正占据文学原有的位置。 是文学已经谈完了吗？或者说，成天表现出亢奋的文学反而涉嫌小儿科的弱智和多动症？ 生活是文学的母胎，而九十年代以来的生活正在模式化。作为出版市场大国的受益者，文人们眼下大多有了中等阶层的滋润日子，房子住大了，家具换代了，职称升高了，赴宴与出镜也多了，穷乡僻壤穷街陋巷的往事已渐模糊。屈辱生涯成了透支的自叙，穷小子们大多退出了视野，正远离沙发和浴缸所侍候的神经末梢。文人们终于有了应有的幸福，但幸福的代价，是他们从各个社会层面和各种生活经历中拔根而出，不再是来自遥远现场的消息报告人。他们大多被收编到都市白领的身份定位，不经意中已被训练出通行的消费习惯，连关闭电视后的一个哈欠，也有差不多的规格。正像俄国老托尔斯泰说的：幸福者有共同的幸福，不幸者有各不相同的不幸。他们正是因为幸福而变得彼此雷同，与圈内人的相见，差不多是镜中自照，差不多是自己戴上假面前来握手寒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双方来一次掏心掏肺的深谈，能获得几多惊讶？ 观念是文学的种子，而九十年代以来的观念正在流行化。据说有人已宣告“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指对历史的认识已终结。怀疑到此止步，批判逾期作废。善与恶，独与群，意识与潜意识，现代与前现代……这一套知识已经构成了圆通的解释体系，完全够用的几把尺子，似乎足以测示世界上任何悲剧或闹剧，勘定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对于有些文人来说，他们不再用生活孕育思想，就只好尾随大街小巷里的众口一词，把自己的脑袋交给流行媒体。即便还偶有商榷，还偶有争议，也不过是我用这把尺子时你刚好用了另一把，或是我从下量时你刚好要从上量，我量左时你刚好要量右——度量的标准本身并无不同。一本本流行的哲学或经济学，批发出太多相似的观念、口吻、修辞手法以及衍生读物，传染病一样改变着文学，使太多言说变得似曾相识又无迹可求，使八十年代的个性解放，终于会师于某些脱口而出的套话。事情到了这一步，交流岂不是有点多余？那么多研讨会、报告会、名人对谈是否热闹得有点空洞？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步入中年，有了中年的厚重也有了中年的迟缓，有了中年的强健也有了中年的疲乏——生活模式化和观念流行化不过是常见的文明病，是现代社会里文人被专业化、科层化、精英化、利益体制化后新的危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永葆青春，就得再一次走出围城，再一次向广阔的生活实践和敏锐的知识创新开放，再一次把自己逼入陌生的前沿。事情得从头开始，甚至得从文学以外的功夫开始。 眼下这本第三辑《当代作家面面观》，为文学带进了很多新面孔，也带进了很多新的话题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开放的意义。作为读者之一，我把它看作一张缓缓打开的大门，引我进入围城之外新的风光。 1994年8月 圣战与游戏 圣战与游戏 注释标题 此文为繁体中文版《圣战与游戏》自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公司，1994年。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佛经中也不缺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与时下众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什么关系。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唯一的高智能物种，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条理分明振振有词的思辨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认真、顽强以及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人们，如同空谷足音，让人们进入一种丰沃的宁静。 1994年10月 美丽的大眼睛 美丽的大眼睛 注释标题 此文为《刘舰平小说选》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 刘舰平第一本小说集名为《堂堂男子汉》，其人体魄雄健，臂力超群，在角力游戏中鲜有对手。尽管如此，朋友们还是愿意用“漂亮”甚至“妩媚”这些较为女性化的词，来描述他的面容——尤其是他的眼睛。 大约十多年前，这双美丽得几乎让人生疑的眼睛开始夜盲，继而视野残缺，最后被确诊为一种极其罕见的先天性眼疾。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眼疾将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无可避免地导致患者完全失明。 一切可尝试的治疗方案都尝试过了，还在尝试下去。但坦白地说，他的双眼里已经渐生黯淡、涣散、迟钝，就像灿烂星星正缓缓熄灭。他和亲友们仍在等待奇迹。但如果现代医学最终不能保住他的视力，他就将进入一片永远的黑暗——这种沉重的可能一直悬在他头上，甚至已经超前进入他一次次自我调侃式的心理预习。在那片黑暗里，当然还会剩下很多声音。凭借这些声音，一个人可以找到它们各自的来处，一些大的或小的、软的或硬的、冷的或暖的、动的或不动的物体。世界万物将被一个最简单却是最重要的标准来区分：是障碍或不是障碍的，能把腿脚撞痛或不撞痛的。 对于他来说，腿脚上的痛感将成为世界一切事物的形象和意义。 这就是盲人的世界，某一类残障人的世界。在我看来，“残障”的定义有些含混不清。如果一个人患上胃病、关节炎、高血压，甚至割去半个肺或拿掉一只肾，抑或血液里流淌癌细胞，同样是损坏身体，但人们并不会将其称为残障。可见“残障”是一个特殊概念，并不完全是一个测定健康的概念。“残障”指涉人的视、听、触、言、行、思等能力，与佛经里“六根”与“六识”的范畴相当接近，虽然所言生理，意旨却偏向心理，几乎是一种佛学化的生理概念。 其实，从个人感知世界这一方面来说，有谁可以逃脱生理局限？有谁可以无所不能？我们无论有多么健康，也缺乏狗的嗅觉、鸟的视觉、某些鱼类的听觉。我们听不见超声波，看不见红外线，声谱和光谱上大部分活跃而重要的信号，一直隐匿在我们感官之外。在生物界更多灵敏的活物看来，整个人类庶几乎都是“残障”的。直到最近一两个世纪，我们依靠望远镜才得以遥望世界，依靠航天机才得以俯瞰世界，依靠核反应堆和激光仪才得以洞察世界。在拥有更高科学技术的人们看来，前人可怜得连一张高空航拍照片都不曾领略，对世界的了解是何其狭窄和粗陋。这种状态与健康人眼中的“夜盲”或“视野残缺”，似乎也没有太大距离。 局限总是相对而言。人不是神。人一直被局限所困，还将继续被局限所困——即便正常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依循介入世界的无限欲望，以不断突破和超越自己生理局限的过程，构成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人们靠科学拓展对物界的感知，同时也用哲学、宗教、艺术拓展对心界的感知，比如，从文学史上最初一个比喻开始，寻找声音的色彩，或色彩的气味，或气味的重量，或重量的温度，或温度的声音，就像一个盲人要从一块石头上摸出触觉以外的感觉，摸出世界的丰富真相。这几乎就是文学的全部所为。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文学最根本职事，就是感常人之不能感。文学是一种经常无视边界和越过边界的感知力，承担着对常规感知的瓦解，帮助人们感知大的小，小的大，远的近，近的远，是的非，非的是，丑的美，美的丑，还有庄严的滑稽，自由的奴役，凶险的仁慈，奢华的贫穷，平淡的惊心动魄，耻辱的辉煌灿烂。文学家的工作激情，常来自他们的惊讶发现，发现熟悉世界里一直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 舰平起步于诗歌，后来远行于小说和散文，可见眼疾并不妨碍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东西。 他最近刚经历了一次眼科手术。不管这次手术的效果如何，他今后的新作将展示出越来越宽阔的视野。 1996年5月 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注释标题 此文为张柠《叙事的智慧》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 我与张柠还没见过面，只是看过他几篇批评文章，又因为《天涯》一篇文稿的关系，与他有过一两次电话的交谈。老实说，对于他的研究，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他的很多阐述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他的博学常令我惊异。从我已读到的有限几篇文章来看，这位批评家至少已经配置了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如佛学与易经）等多种批评方法，学接今古，识涉中西，理法操演不拘一格。对多种知识资源的汲纳和占有，使他的批评总是不时洞开文明史的纵深空间，接引读者与人类的智慧相遇。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似乎并不执迷于方法，在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时，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他不是方法的仆役、发烧友或者宣传推广机构，一方面是大胆运用各种方法，另一方面则较为注意特定方法对于特定批评对象的适用性，眼药水不会抹在脚上。他也明白方法的局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解读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他的批评“不过是众多互文的一种”。这种实践者的通达当然赢得了我的信任——因为看破了方法之短，所以最有可能用好方法之长。 二十世纪从独断论之下解放出来，加上文化资本的超常膨胀，一串串的新主义、新学派、新方法正从学院里涌现，让人目不暇接。随手捞上一个作家，都可以变成课题，然后养活几个文学教授。随便摘取文学作品中的一只蝴蝶、一纸病历，或两个特异的修辞句型，也足以让某些批评家展开言之凿凿的逻辑体系和话语空间，在学术讲坛上建构流派。这是一个众声喧腾的时代，方法辈出和方法超产的时代。 照理说，方法没有什么不好。方法是以逻辑组结起来的知识体系，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认识进一步逼近事物真相的手段。没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如何能够检测出萝卜里面的维生素？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如何知道萝卜里面还有糖？还有氨基酸？还有水？还有空气？……对文学的深度分析就是这样展开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文学是这样一种萝卜，并不是萝卜中各种成分简单的相加，更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种成分。测出维生素固然很重要，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面有，白菜里面同样有，而且臭烘烘的垃圾里面也会有。执迷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维生素主义”治天下，于是杰作与垃圾无从区别，真前卫与仿前卫成了一回事，优质解构与蹩脚解构成了一回事。他们甚至会把根本不会写小说的人，把最可笑的学生腔，也当作文学的流行品牌，来印证自己方法的胜利。 由此可见，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明心见性，是美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万法同宗，批评家也许更需要倚重于他自己用来创造、选择、运用、超越乃至扬弃各种方法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们与作品最本质的相互关切。张柠潜心于他的作品论，并且说过，他对忽略“文学性”的批评抱有警惕，也不赞成“用不合国情的西方术语来强说”中国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的全部具体所指，但我相信他正在获得一种驾驭方法的眼界和能力，正在保护和复活理法中的智慧，器识中的性情，方便多门之下精神的无限丰富性。 一个成熟的作家或作品常常是多解的代数式。如果要借用“主义”来抽象，这个作家或作品可能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既是古典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既是形式主义的，也是历史主义的；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直觉主义的……严格地说，优秀的文学总是超主义的心智奇迹——至少是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其实，优秀的批评何尝不也是如此？没见过面的张柠也许能同意我这一点感想。 1996年9月 傩：另一个中国 傩：另一个中国 注释标题 此文为林河《古傩寻踪》序，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圣经》中记载了人类远古时期的洪水故事，中国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里同样有洪水的故事。《圣经》中的人类始祖叫noah（诺亚），中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则叫noya（傩亚）。这些巧合和相似意味着什么呢？ 这仅仅是很多历史谜团中的一个，也是林河先生这本书极力要探明的问题之一。本世纪以来，有助于揭破这些谜底的文化人类学获得了长足发展，改写和重构了人们的一个个历史观、文化观、哲学观、艺术观。但对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相当陌生，以致他们在大谈弘扬传统或反叛传统时，在投入中西文化比较一类时髦话题时，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还不大认识这一个字：傩。 傩，音nuo，或no，意为神鸟，后引申为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活动。中国广大农村至今还十分活跃的傩戏、傩祭等，显示出这个字极强的生命力。林河先生研究“环太平洋傩文化圈”，把他以前的楚、越文化研究纳入了傩文化这个更大框架中，为清理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进而做出了有关的新解释。 除了少数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似已成了学界定论。北京周口店六十九万年以前的“北京人”，陕西一百万年以前的“蓝田人”，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七十年代以来一连串考古新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特别是长江流域金沙江畔元谋地区，发现了距今四百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化石，继而又发现了大溪文化、高庙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使“黄河源头”说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林河先生从考古学取“死”证，从民俗学取“活”证，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包括把“龙文化”与“旱粮文化”连接，把“凤文化（傩文化）”与“水稻文化”连接，以丰富的材料，证明后者就是神农氏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从长江流域发轫，辐射全国，最后登堂入室，在商、周时代达到了权威的顶峰并且统一中国。在“龙”与“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凤”文化是更早熟的文化主体，只是到了周代以后，礼制确立，神权旁落，“傩”才被驱逐到中华文明圣殿之外，成了文人雅士们不屑一顾的“怪力乱神”，被两千年来的宫廷正史所遮蔽。 在林河先生看来，周代以后的文化已经分为上、下两层。作为上层的儒家正统的礼制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它的深度影响范围，毕竟只在占人口百分之五以下的士大夫之中；而作为下层的傩文化，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中一直长盛不衰直至二十世纪，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后者是他心目中的“民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重要和更真实的中国。这将导致对有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结论的挑战：中国是雅驯的？是君臣有序的？是男女有防的？是重农轻商的？……凡此上层文化的特征，一旦到了宽阔的傩文化世界里，无不可以被迥然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结论所替代。于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不得不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说，文化人类学曾经或正在破除文化史上的欧洲中心“一元论”，那么林河先生的傩史研究，至少也在中国范围内显示出消解性和颠覆性的力量——一个是“黄河文化中心”，一个是“儒家文化中心”。这两点不再是无可怀疑。 我曾随林河先生作过一些田野调查工作，在民族文化史方面尊他为师，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度过了一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当然，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对他在今后研究中更多注意方法论的希望，更多注意西学资源及相关工具的建议，只是出于一个局外人的感觉，仅供他参考。同样是从这种感觉出发，我一直相信，林河先生的研究——尽管眼下还不是特别完善和周密，是人们至今重视得远远不够的一笔宝贵财富，终将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别开新局，获得一种革命性的拓展和推进。 1997年3月 当年对床夜语 当年对床夜语 注释标题 此文为胡锡龙《村夫野语》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我在中学时语文成绩不好，作为知青下乡后，逐步学习文学写作，得益于很多老师的指引和帮助，胡锡龙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中文科班出身，这在当时的小小县城里并不多见。可惜那时节“文革”阴云悬之不去，使他的身上多了一些拘谨之态，在机关里供职免不了总是低眉顺眼。两只粗布袖套常随身配备，显示出当时知识分子终于工农化的流行形象。 他其实是一个开朗人，不乏村夫式的朴质和热心，毫无某些读书人的酸腐。他一手筷头行草的绝活和有求必应的楹联创作，更使他与城乡百姓尤其是引车卖浆者流建立了天然的联系。下班之后，如果有了二两酒或一壶好茶，他也少不了朋友面前的天南海北放言无忌。我有幸是他当时私下里过从甚多的朋友之一，有幸从他那些坦诚交谈里获得了许多语文的知识和经验，算是补上了社会动乱给我耽误的部分课程。有一次，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效果不佳，自己也有些沮丧。他事后及时把这一失败诊断为“体裁错误”：该写成小品的，你居然做开了论文么。这话一语破的，至今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作为一种实践心得和临场判断的智慧，这种诊断能力不仅很难从一般课堂学取，在时下诸多博士和教授那里似乎也不多见。 我离开汨罗已有二十年，与锡龙偶有书信往来，但并无太多联系。近日读到他写的一些散文，倍觉亲切和欣喜。常常穿戴粗布袖套的他，在文书和楹联中毕其大半生，大概无意靠文字来轰动或传世，但他关于告别父母爬上大山远游求学的动人记忆，让我鼻酸；他关于潇洒看透权势与金钱的夫子自道，让我亮眼；他在文史、民俗、文字、思想时论等方面的拾遗补阙，为文明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一砖一瓦，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当然，这些文章里透出我熟悉的口气，熟悉的生活，熟悉的情怀，更使我的思绪不时飞向当年，飞向当年金黄色的油菜地，或大雪掩盖了的乡间小路。在那条小路的尽头，在乡间某个黄泥小屋里，一盏闪闪飘忽的油灯之下，锡龙与我抽着最廉价的香烟对床夜语，有不知人间汉魏的飘然世外之感。待起身小便之时，忽听屋顶之上一只大鸟呼啦啦惊飞而去而不知所终。 我想，有那样的夜晚，一生便不再贫乏，也不再冷寂了吧。 1997年5月 文学是纸上的梦 文学是纸上的梦 注释标题 此文为陈立平《黑狼笔记》序，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文学是纸上的梦——这样说大体不错。这些梦可以表现得清晰，如托尔斯泰的作品；也可以表现得狂乱，如尤奈斯库的作品；可以是对美好的向往，如沈从文的《边城》，也可以是对现实的呕吐，如卡夫卡的《城堡》。梦当然也有高下之分。比如同做人生美梦，沈从文梦得凝重和素雅一些，而畅销书作家琼瑶的俊男美女和花前月下，便梦得轻浅和华丽一些——于是有些苛严的批评家，便将后一类作品称之为“中学生的白日梦”，视为梦的次品。 反过来说，既然文学是纸上的梦，那么梦当然也是无墨的文学，至少也是文学的重要基因。这就是说，无论年老或年幼，无论其知识孰多孰寡，每一个人其实都从不缺少文学创作活动；作家与非作家的距离，也就并无万里之遥。夜深人静之时，一个呵欠过后，人人都可能有些昏昏然的文学勾当，进入半个沈从文或半个琼瑶的身份。 这种枕上的全民文学活动，在很久以前只是被文士们偶尔拿来，给予技术性的采用，于是成为贾宝玉对太虚幻境的一段魂游，成为蒲松龄笔下诸多美色妖精，如此等等。直到奥地利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潜意识理论被广泛接受，梦与文学的关系才更为密切，梦的资源才在文学家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开发。首先，较之显意识的浅梦，潜意识的深梦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破译对象。其次，作为对现实和理性的超越，梦境的非现实、非理性一面，终于登堂入室，喧宾夺主，移为许多作家的心智主体，成为他们构建世界新的框架、动力、底色、兴奋点以及语法总则。在这个意义上，一部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学史，看来不过是把人类的梦越做越大了，也越做越深了。 很久以前，我对做梦这件事也很有兴趣。而眼前这本《黑狼笔记》的作者，集三百余梦于一书，对梦的研究当然比我要做得更认真，也更富有成果。这本书是一个人心理暗区的袒露，也是公共社会生活的折射和倒影；是现实世界的破碎，也是碎片在个人精神深处的重新组合与链接。这样的记录和分析有什么意义吗？我不能说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我读到它时会不时想到卡夫卡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尤奈斯库的剧本，而那些经典篇章确已拓展了我们对文学的定义。我也不能说它是一部心理科学作品——因为“心理”能否“科学”起来，能“科学”到什么程度，首先就是一个问题，在我心目中一直存疑。接下来，科学要求量化，而梦很难量化。科学注重可重复性，而梦很难重复。那么一些高度个人性的素材片断和零散表达，在何种意义上能纳入学科研究的视野？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本有趣也有益的读物，是一个人追求自我深度认识的尝试。当然，人是文化的动物，对人的任何认识都不可能抵达所谓纯粹和绝对的自我，包括我们的梦，也难免受到文化的制约，必有时代和社会之别，必有族群和阶级之异，必有他人的文本和信号渗透其中，不是什么天降神物，很难拿来孤立地求解。我们对梦的破译，即使有录梦如实的前提，也会受制于我们既有的知识准备，特别是在当下，受制于弗洛伊德所开启的精神分析范式。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这本书的释梦部分虽然益智，但有点过于“弗洛伊德”化，稍有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之嫌。我相信，由义生象，由象生义，在心理转换过程中都有无限可能，是一个多元和多向的开放空间，任何一一对应的象/义关系勘定，即便有很多道理，也仍然会留下局限。读者不妨把这些说法当作释梦的多种角度之一，当作多种可能性之一。 从江湖术士的旧式释梦，到各种文学和心理学的现代释梦，我们的知识越来越接近各种心象的谜底，当然也有可能正在越来越远离这样的谜底——那掠过心头的一轮海上明月，我们的文字最终能将其打捞起来？ 这是一个疑问。 我们这些捞月者，无法最终捞到月亮，却可能摸索到心智的美玉和宝石，还有色泽缤纷的彩贝。这至少是一种希望。 1998年6月 与遗忘抗争 与遗忘抗争 注释标题 此文为廖宗亮《走出青青山》序，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与廖宗亮好些年没见面了。最近接到他的信，很高兴为他这一本作品集写序。 我翻阅他的部分书稿，发现其中有一篇竟是写我的，写某年寒冬我曾为他新生的孩子取名。我十分吃惊，对此事已毫无印象。 我能够记得他当年黑黑脸庞上的笑容，记得他敦厚的惊讶或焦急之貌，当然还记得我们曾一起渡过汨罗江，沿堤岸观看牛和飞鸟，坐在乡村小学的操场里看星斗与流萤，凑在他家昏黄的油灯下推敲诗歌和剧本……问题是，他是否还能记得起这些情景？是不是他也会对江边的某一头牛怎么也想不起来？ 人的记忆很不可靠。我们的往事总是在遗忘中流散，被时间慢性谋杀，于是身后常常只留下一片空白。贵贱沉浮，冷暖忧乐，在这一片空白中当然已经都无从区别，于我们来说也就毫无意义。如果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一种向身后无限倾泻着空白的人生，与猪狗的状态，与痴傻者的状态，其实并无二致。这种失记如果不造成迷狂错乱，倒会是生理学上的一件咄咄怪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是对遗忘的抗争，是对往事的救赎，甚至是一种取消时间的胆大妄为——让难忘的一切转化为稿纸上的现时性事件，甚至在未来的书架上与我们一次次重逢。 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性才能够获得记忆的烛照，才能够获得文明史的守护和引导。本书作者在写作中珍藏、清理、复活自己的记忆：关于阴暗岁月里铭心的耻辱，关于清贫日子里访友的欢欣，关于沉醉高山流水时的物我两忘，关于观察一虫一草时的偶有所思……毫无疑问，他的笔迹实际上也是在编织一个精神世界，让自己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俗现实中再次寻求和确证人生的意义。在这里，我不能说他的第一本集子已完成了这一点，也不能说他在体验、知识、写作技能等方面的局限不再构成他的障碍；恰恰相反，每一个写作者都面临漫漫长途，作为业余作家的他更是这样。但写作并不是一种历史丰碑预制活动，不是一种意在赢得喝彩的竞技表演，从最本质上说，写作是个人与自己的对话，是对自己记忆的咀嚼和消化，从而养育自己的未来，与他人并无太大关系。 我被他的记忆所打动，也为他记忆的富有而深感欣慰。 1999年6月 老体裁遇到新世俗 老体裁遇到新世俗 注释标题 此文为王山主编‘末路狂花——世纪末小说系列’总序，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 在历史上，作家们曾是大众娱乐的供给方，因此每一种文学体裁都受到过道德家的歧视。 先是诗词歧视。古希腊人柏拉图曾经宣称，哲学与诗歌之间永远有“旧仇宿怨”，这正是中国道学家们“诗词害道”说的意思。宋代程颐指诗歌为“闲言语”，朱熹发誓“决不作诗”，连大诗人陆游也申明“文词终与道相妨”，对自己写诗常加忏悔。 后有戏曲歧视。中国诗歌在唐宋后总算获得了正统地位，歧视对象便轮到了戏曲。元代的戏曲最为繁荣，但被当时最权威的典籍文库《四库全书》排斥在外，拒不述录。《西厢记》一类作品被儒士们视为“淫词艳曲”，连暗中神往的林黛玉一开始也要假惺惺地斥之为“混账话”，以示自己一身清白。这情形，如同当今优等女生为讨得教师和父母的欢心，便夸耀自己一心热爱数学和钢琴，不可招供玩了电游。 小说歧视的故事当然更长。清末王国维一改学界偏见，著戏曲研究多种，使戏曲终有高尚名分。于是京戏遂为“国戏”，政要巨商鸿儒纷纷以充当梨园票友为雅事。新文化主将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也多涉笔戏剧，让进步和革命的男女们把剧院入得更加放心。我当时随长辈去看戏，就有去博物馆或科技馆以继承严肃伟业之感。比较起来，当时的“小”说虽也在政策宽大之列，但仍有“小”的卑琐出身，而无“国说”之尊，仍让很多人暗暗存疑。比如“爱情”、“接吻”“破鞋”一类让人心惊肉跳的直白字眼唯小说里可觅，于是孩子们在书包里藏一本这样的野书，大有前面所说林黛玉式的惴惴不安，算不上正大光明之举。 到二十世纪结束，小说歧视基本上已得解除。但是从诗词到戏曲再到小说，诸多体裁所受道德歧视的一步步减压，其实也是这些体裁一步步告别盛期的过程，是大众的感官满足和欲望宣泄在这些体裁里一步步潮退的过程。这真是得中有失，乐中有忧，历史的辩证法竟如此无情。 文学本是俗事，以近俗、容俗、言俗为发达之本。然山外有山，俗外有俗，小说再怎么俗，一晃眼就已经俗不过商业化电子视听产品了。不久前，我去一个街头影视放映厅闲逛，发现一大群青年正拍椅子起哄，要求老板把王朔的一个作品换成香港“猛片”。我记得王朔多年前还被批评家指认为中国“俗”主，可仅仅时隔数年，他在这些观众眼里已太啰嗦了，太正经了，太高雅了，太不怎么“猛”了，必须在起哄声中退场。可以想象，其他那些作家累人不浅的小说，更是热销地位渐失，娱乐功能锐减，不再成为大众文化主潮，差不多已成为无韵之宋词和无乐之元曲，有了青铜色彩和文物意味。古代道学家们倘若活到今天，面对声色迸放的电游、mtv、动作片和色情片，恐怕是宁可让子女们正襟危坐大读小说的。 小说不大能追得上世俗化的更新换代，小说即便浓妆艳抹，也渐多沉静和端庄的面容，这是小说的不幸还是小说的大幸？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小说当然不会消失，盛期已过的诗词和戏曲也依然有用武之地，足以使我们宽心。不过就大体而言，小说的功能弹性，并不能取消体裁特点对作者的制约。这个形式选择内容的道理，只要想一想用七律来做广告的别扭，用京剧来唱星球大战的荒唐，用胡琴来拉爵士和摇滚的力不从心，大概就不难体会。这就是说，小说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小说可以多变，却无法万能。每一种体裁都有所长也有所短，都有审美能量的特定蕴积，因此便有这种能量的喷发或衰竭之时，非人力所能强制。这也意味着，随着社会生活的流变，随着一些新兴媒介手段不可阻挡地出现，每一种体裁都可能出现悄悄的角色位移，比如从青春移为成熟，从叛逆移为守护，或者从中心移向边缘。 小说家们呼风唤雨的时代已远，小说的“边缘化”越来越多地成为业内话题，这当然与人类的感官开发和欲望升级有关。可以设想，也许要不了多久，更为新潮的大众文化产品——包括直接植入大脑和肉体的娱乐芯片便可轻易跨越技术障碍，被商家们一一推向市场，连电影电视都很快会沦为夕阳产业。这难道不是已见端倪的前景么？老体裁总要遇到新世俗，炫目的现代化正使一切文化成规迅速地过时和出局，正使人们被自己的欲望驱赶得气喘吁吁而不知所终。这是一个小说曾经为之前驱和呼唤的时代，也是一个小说正在因此而滑入困顿的时代。今天的小说，能否避免昨日宋词和元曲的命运？ 或者问题应该是这样：面对这种可能的命运—— 小说还能够做什么？ 小说还应该做什么？ 1999年12月 一个守约者 一个守约者 注释标题 此文为杨晓萍《枫叶红了》序，花城出版社，1999年。 所谓七七级是“文革”结束后最早考进大学的群体，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同学们中除了少数高中应届的娃娃生，大多带着胡须或面皱，是来自农村、工厂、军营的大哥大嫂甚至大叔大婶。人人都有苦斗血泪，个个都有江湖功夫。这种高龄化使校园里多了一些沧桑感，于文科教学来说则不像是坏事。先读生活这本大书，再来读教材这本小书，七七级眼中的字字句句也许就多了些沉重。 我与本书作者杨晓萍就是这一届的同学，考进了同一所大学，分配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小组。岳麓山下，枫林似火，四年的同窗岁月现在回想起来恍若一梦。印象里，她在组里同学中年龄偏小，身体也弱，却是一种热情开朗和急公好义的高能物质，声音很占地方，公共事务中多有她的存在。她发动群众扶贫济困，主持公道惩恶纠顽，自然也少不了登台献艺载歌载舞，有一次跳出木偶舞，给我很深的印象。 毕业前夕，全组同学在我家临别聚会，约定五年后的同月同日再来这里相见。说实话，这一浪漫约定并没有被所有的人当真，或者很快被多数人在忙碌日子里忘却。对于散布在天南海北的同学们来说，这一规划大概也确实难以实行。但五年后的敲门声还是响起来了，不是邮递员上门，也不是左邻右舍来访，而是一张风尘仆仆的笑脸出现在门口，让我吃了一惊。 说实话，我也把这件事忘了，好半天才明白她冒出来的理由。 只有杨晓萍没有忘。只有她一个人来了，越过漫长的时光，越过山山水水，从遥远南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赶赴一个同学们差不多都忘却了的约定。她孤零零离开我家的时候，踏几缕斜阳，想必心中一片黯然。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文学？那么我想说：这就是文学。文学不是大学里的教科书和繁多考题，不是什么知识和理论。从本质上说，文学是人间的温暖，是遥远的惦念，是生活中突然冒出来的惊讶和感叹，是脚下寂寞的小道和众人都忘却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消费化、功利化的时代，这样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罕见，却也越来越珍贵。 五年之后又是五年，我因工作需要移居海南，七七级同学都不常见面了。即算碰上有些热热闹闹的大型重聚活动，那些名录册里关于官职或学位的显目标注，那些从来都属于资助者或成功者的讲台，总是让我找不到多少同学的感觉，更找不到多少文学的感觉。我常在这种场合搜寻缺席的人影，包括杨晓萍。幸好，最近接到了她的电话，又读到了她的文章，算是知道了一点她后来的情况。当年我目送她背影远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心中是能够生长出文学来的，是能够生长出诚挚和智慧的，这甚至不需要用什么出版物来加以证明。我甚至想说，当出版更多受到市场或权力的制约，更多关涉到稿酬、名声、职称、官位，一句话，当文学越来越像一门产业时，书本里的文学倒可能流失一尽。 这值得一切写作者悉心警觉。 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杨晓萍的新作感到高兴。我希望同学们都能读到这本书。我们这些失约者，也许可以通过这本书把她多年前那次扑空的来访永远接纳在我们深夜的灯下，接纳在我们的心里。 1999年12月 给孩子们一条建议 给孩子们一条建议 注释标题 此文为《当代作家短文示范精品》序，湖南少儿出版社，2001年。 了解作家们的当代写作，从这种前沿性写作中获取经验，增强自己在语言把握、结构营造、意旨提炼、情感表达等方面的能力，对于青少年来说确有必要。湖南少儿出版社编印这本《当代作家短文示范精品》，对于小读者们来说很有意义。 当然，写作并无绝对真理，再优秀的作家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高峰，再精美的文章也不是什么不可超越的极限。人皆有短长，文皆有得失，因此小读者面对范文，大可不必顶礼膜拜，更不必亦步亦趋，而应养成一种独立分析的习惯，好的就取而学之，不好的就弃而戒之，使自己对前人写作有一种多角度把握。 这样做并不是要对作家吹毛求疵，更不是与前人们较劲从而虚构自我的优越。正如古人说：不知其短，焉知其长。知其短是知其长的必要条件，正如阴影是光明的必要条件。发现作家们笔下的不足，或者说还可以改进的空间，其实是为了更好地领会和学习他们，也是对前辈们最可靠的尊敬。 因此，我常劝一些小读者，一方面要悉心揣摩范文的长处，另一方面又不妨去敏锐发现作家们笔下一切可增删、可修改、可调整、可润色的地方，甚至不妨当一当小老师或小编辑，试着去改一改范文。能改一字就改一字，能改一句就改一句，能改一段就改一段，看能不能改得更有意思。这种修改其实可作为作文训练的一个重要项目，即便改糟了也不要紧——改糟了同样能得到宝贵心得。 学习的目的不是复制，而是创造，是服务于创造的鉴赏和判断——而这一切只能在比较、选择、尝试、验证、推敲、斟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换句话说，那种不别精粗和不分高下的囫囵吞枣，那种见名人就全面崇拜和全面模仿的鹦鹉学舌，只能与有效的学习背道而驰。那种对范文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只准盲目叫好，不准大胆质疑，结果总是把范文讲得枯燥乏味，像一道致人两眼昏眩手足无措的强光，掩盖了范文的真实面目，也扼杀了学生们可能的亲近和热爱。 文有法，却无定法；文有范，却无恒范。这是我们读各种范文时务必胸中有数的大前提。小读者们，上面这两句话可能不大好懂，却是值得我们背诵并且永远牢记在心的。 2001年3月 知识危机的突围者 知识危机的突围者 注释标题 此文为卢周来《穷人经济学》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作为一个琢磨文学的人，当一个经济学的合格读者尚且不易，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作序当然更是十分不合适。抱愧地说，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来评价这本书里的观点和思路，还有背景和影响。 好在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为专业读者而写的，好在经济学本身关乎大众的世俗生存，是一门社会性很强的知识，一般来说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体温。一个普通读者即使不熟悉某些术语，仍可大体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亲切或冷漠、坚实或虚浮、准确或紊乱，甚至用鼻子一嗅，就不难判断些说道能否与自己的经验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理论家越来越多文字的空转和语言的迷宫，是必要的高深还是无根的病相？说是谈中国，但有英国公式而没有中国农民佝偻的背影，有美国概念而没有中国工人汗渍的气味，有某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大堆图表、引征、注释、索引，却永远没有中国老百姓的惊讶、迷惑以及一声叹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中国经济操典，岂能不让人生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诸多前辈所尊崇，在现代却继之不易。一个现代学者可能是这样生存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博士后，除了偶有假日旅游，几乎大半辈子都封闭在语词和书卷里，然后有了高薪、轿车、网球、出国签证以及高尚社区寓所。他们研究军事却可能从未经历战火，研究政治却可能从未斩获政绩，研究经济却可能从未在车间、农田、工地、货栈、股市、海关那里摸爬滚打，甚至从未独立地赚过一分钱。英国一位著名学者d·莫里斯说过：将军一旦可以远在后方，一旦不再直面鲜血和尸体，是否会使战争变得更加轻率和残酷？这一悬问其实点破了现代知识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正在远离实践，而且理论者正在更多地受制于利益分配区位的局限。 知识是生活的产物。丰富多样的当代中国正在孕育人类新的大知识和大学问。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资源、人口、地理、历史等国情条件迥异于西方的国家，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盛产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使无论欧美左派或右派的思想遗产，都无法准确描述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识界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新思想和新学术的增长点之一，最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最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以及非洲等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头的精装译本里。可惜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敏感了这一点。可惜现代知识体制和现代生活模式常常阻碍某些人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来说，迈开两腿、出身臭汗，走出书卷局限和身份束缚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真理永远在别人的嘴上，在流行和强势的话语那里。他们宁愿鹦鹉学舌，一万遍重复“买跌不买涨”的所谓一般需求定律，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服装厂那里发现靠涨价反而促销的另一种真实；他们宁愿邯郸学步，一万次重复所谓“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满足公式，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富有的收藏家和一个饥饿的打工者之间，发现了价值的曲变，发现理论的断裂，发现了经济学后面深深隐藏着的利益制约和文化制约——因此一个生活领域里的真知一旦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就完全失效（见本书内文）。他们似乎并不缺少知识，比方昨天曾熟悉报纸上的莫斯科，比方今天正熟悉电视里的纽约曼哈顿，他们只是对自己身边的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总是盲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折腾一些空转和迷宫，他们还能说出些什么？ 卢周来在这本文集里奔波于社会的各区域和各阶层，出入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理和感受，知行相济，道术相成，展现了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知识创新的勃勃生机和闪闪锐锋。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无法具体评价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赖他的治学态度。我相信，作为现代知识危机的突围者之一，周来与他的众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继往开来于人间正道的大事。 因此，他的理论求索无论长短得失都弥足珍贵。 2002年1月 找回南洋 找回南洋 注释标题 此文为蔡葩《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洞归顺朝廷的故事。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板块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偏移，帝国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闽南语系”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是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与相望，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同样富有南洋文化的血脉。所谓“南洋”，就大体而言，“南”者，华夏之南也，意涉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包括深眼窝与高颧骨等马来人种的脸型，显然也是印度人与中国人在这里混血的产物。至于“洋”，海洋也，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十六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洋火”“洋油”“洋葱”“洋灰（水泥）”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 眼下从中原来到海南，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大概是先辈侨民从海外带回的建筑样式。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以至文昌县为全国著名的“排球之乡”，几乎男女老少都熟悉这种洋体育，对太极拳与少林拳倒是较为陌生。还有语言：“老爸茶”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爸”是bar的误译。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奥洒（球出界）”，当然也分别是my ball与out side的音译。如有人从事跨语际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 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闭关锁国”，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唐、元、明等朝代的“国际化”盛况，即使只是特指明、清两朝，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不适合同属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并非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五百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曾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围，受帝国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自然成了十六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理念广为流播之前，亚洲多数国家的管辖边界和主权定位并不怎么清晰，海关、央行、国籍管理等诸多国家体制要件尚未成熟——以至于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到二十世纪末才得以勘定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但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一千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为革命旗下活跃的身影，其倡导现代化的纷纭万象，非后来的海南人所能想象。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直到反美的“印支战争”期间仍余绪未绝，比如在胡志明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十分模糊。 不过，“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川农民大众，成为革命的主力，是中国现代史上后来的情节。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是从南洋开始的革命获得了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当然也是中国革命者们“民族国家”理念初步成型的表现。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直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或北京是不方便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推广，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这一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九龙闹水，有喜有忧。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里通外国”“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已不复存在。“南洋”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概念，而是一段越来越遥远并且被人们怯于回忆的过去。 南洋历史，南洋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还有南洋与中原互动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都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课题——其研究需要更多人力投入。眼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从香港和澳门最终撤走，随着“10+1”（东南亚十国加中国）互助蓝图的展现，随着经济跨国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浪汹涌，重提“南洋”恐怕并非多余。 这并不是要缅怀往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而是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获得一种人类共同体多重化与多样化的知识视野——还有善待邻人与远人的胸怀。 2003年3月 心学的长与短 心学的长与短 注释标题 此文为孔见《赤贫的精神》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孔见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有时甚至退避人后沉默寡言，对世事远远地打量与省察，活得像影子一样不露形迹。但他笔下文字奇像竞出，学涉东西，思接今古，一行行指向时空的宽阔和深远，让人不免有些惊奇。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他的学识蕴积，但他不愿有冬烘学究的生吞活剥；可以看出他的文学修炼，但他无意于浪漫文士的善感多愁；可以看出他的现实关切，但他似乎力图与世俗红尘保持一定距离，不会在那里一脚踏得很深；还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苦斗，但他大多时候保持一种低飞和近航的姿态，谨防自己在信仰或逻辑的幻境里迷失，一再适时地从险域退出，最终停靠于安全而温暖的日常家园。于是他的文字有一种亲切和从容的风格，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就像朋友之间的随意聊天。即便有深义，有险句，也多藏于不动声色之处，成为一种用心而不刻意的自然分泌，一种深思熟虑以后的淡定与平常。 孔见锁定了一些高难度的人生逼问，把自己抛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战场，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知识的可能，关于道德与事功，关于幸福与死亡……这些逼问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而仍无最终谜底示众，于是在一个竞相逐利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里，如果没有被人遗忘，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疯魔。但孔见是一个披挂着现代经验和现代知识的古老骑士，顽强地延续着人类对人生智慧极限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理解能力的挑战。 在一般的知识谱系里，这些悬问是虚学而非实学，属于上帝而不属于恺撒，在一个越来越务实的知识界那里日渐处于边缘位置，其正当性正在被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的诸多人士怀疑。但作者所遭遇的逼问人皆有之，在当下甚至人皆累之，正是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深刻运动的产物，本身就是实学不可忽略的部分。而离开了这一切心灵的牵挂，忽略了人类精神运行的坐标和轨迹，任何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只适用于机器人，无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实践，没有理由值得人们特别信任。孔子从“洒扫应对”通向他的治国安邦，是以人为本的；柏拉图视人格为“内在政治制度（inner political system）”，从人格剖析开始他的社会设计，甚至是以心为本的——这些先贤在求知中内外并举，虚实相济，并不像某些后人想象的那样幼稚。 当然，世上没有抽象而普适的人，没有抽象而普适的心，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病”。青年之我异于老年之我，富人之我异于穷人之我，连婴儿也有遗传差异，并无统一规格。如果剥离了具体人心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寻求一种放之四海或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我”，只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事故——无非是“我”这个词让人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可以将其抽出来孤立地求解，可以将其供起来放心地依恃。 事实上，各归其“我”的抚慰万能亦无能，虽然用心向善，却无助于揭示和排除任何人生疑难。有人已经这样做过。他们才智过人心志远大，于是求解生命终极之being（所是，所在），求解一切知识的元知识，一切学科的元学科，如同要谋得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结果呢，无不滑入迷宫般的nonbeing（虚，虚无）。这一类语言事故发生在本质主义的思路上，是虚学最容易落入的陷阱。他们如果没有成为西方式的神学家，囿于一种专断的虚无；就会成为中国式的玄学家，溺于一种圆通的虚无。而纵欲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等并不能因此得到理性地克服，甚至恰恰成为这些神学和玄学的必然变体。原因很简单，除非自杀，虚无是无法操作的——当心灵独守虚无之际，一旦进入社会行为的操作，这份虚无就一无所用了，心灵就自动缺席和弃守了，让位于世俗的随波逐流乃至无所不为，是最可能的结局。 盛产神学的地方多见偏执和战争，盛产玄学的地方多见苟且和腐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提供的启示。 因此，人心之学如果是必要的话，如果能够更为成熟和坚实的话，应更善于在具体现实条件下展开问题和解决问题，更善于将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知识援入人生思辨，从而将终极关怀落实为现实方案，使天道真正实现于人间，所谓良医“因病立方”和圣人“因事立言”是之谓也。出于特定的知识资源和个人喜好，孔见这些文章里还残留一些神学和玄学的传统表述方式，颇有商榷余地，但也不被我过于在意。他心事浩茫所针对的现实处境和现实对象，还有在切入这些处境和对象时相关的精神标尺，也许更值得我们会心地解读。 2003年6月 为语言招魂 为语言招魂 注释标题 此文为欧阳昱译著《英语的故事》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学语言，其实是最简易之事。一个人可能学不好数学，学不好哲学，学不好园艺或烹调，但只要没有生理残障，又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再笨，也能跟着姥姥或邻童学出流利的言语。即便是学外语，一般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赋和才华，你把几百个或几千个小时砸进去，何愁不能换上一条纯正的伦敦皇家之舌？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举国上下的英语热。近两亿学生娃娃哗啦啦大读英语，热得也许有点过了头，在英语发展史上也算罕见的奇观。但英语热了多年，有些中国人一旦用英语，还是挠头抓腮，半生不熟，有七没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自觉愚笨无比——其实，这种自惭也过了头。 英语难学至少有以下原因： 汉语以方块字为书写形式，是一种表意语言，与英语一类表音语言有天然区隔，在历史上风马牛不相及，长期绝缘，基质大异，各有固习和定规。比较而言，印欧语系虽然品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耳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耳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续着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各个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南欧或中欧人学习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没有进入的凭借。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十六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着世界上的辽阔版图。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他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有力推动，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和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高达五十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化带来的超大化，大得让人绝望。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书，没有岁月的一本日历，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学习英语的人来说，眼前这本《英语的故事》十分重要。作者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等人给学习者们提供了必要的补课。它拒绝语言学中的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从语言中破译生活，以生活来注解语言，用一种近似语言考古学的态度，将读者引入历史深处，其细心周到的考察，生动明快的笔触，恢复了语言与生活的原生关系，重现了语言背后的生存处境和表达依据，使一个个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词语起死回生。这是一本为词典找回脉跳、体温以及表情的书，是为语言学招魂的书。它甚至不仅仅是一本语言史，而是以英语为线索，检索了英语所网结的全部生态史、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学领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当然包括了文学史——读过此书之后，像我这样的文学读者，对莎士比亚、詹姆斯·乔伊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想必也会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对一般文学史里的诸多疑团可能会有意外的恍然大悟。 因此，在一个中国全面开放的时代，一切对西方有兴趣的读者，一切知识必须涉外的学者、记者、商人、教师、官员以及政治家，都能从这本书中获益，都能透过英语之镜对西方文明获得更加逼近和入微的观察。 本书的译者欧阳昱，长期旅居英语国家，是一个诗人兼小说家，有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的丰富经验，在此书的翻译中经常音意双求，源流兼顾，形神并举，有一些译法上别开生面和饶有趣味的独创，颇费了一番心血。个别词语如“币造”（coin原意为币，引申意为生造或杜撰），出于词汇上援西入中的良苦用心，虽不易被有些读者接受，却也不失勇敢探索之功，为进一步的切磋提供了基础。 2004年2月 归家的温暖 归家的温暖 注释标题 此文为湖南省汨罗市文联征文集《汨罗美，家乡美》序，2004年。 当水泥和钢材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繁殖出彼此相似的高楼、道路、超市以及加油站，各种地貌特征逐渐模糊和消失，我们的家乡记忆还何以寄托？当一种物质化的个人主义态度，正逐渐割断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群体的关系，使任何家园都被换算成开发和经营的数据，不过是计算器上一笔笔商业价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对家乡保持特别的思念？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明使我们富裕和强大，却可能把我们从日常情理中连根拔起，在精神上无家可归。 作为一个定居农耕民族，中国一直以家庭为价值基点——家族只是这一概念的延展，家乡则是这一概念的再延展。叶落归根，游子悲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众多有关家乡的词语都浸透了一种动人情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并不常见。比如那些从欧洲走向美洲、澳洲、非洲的亿万移民，习惯了马背或航船，多少带有喜迁乐游的性格，目光总是投向前方而不是身后。其中有多少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常常惦记家乡、歌颂家乡、投资建设家乡，乃至愿意回迁和终老家乡？老华侨们千里寻根的故事，我们能在其他国度听到多少？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家乡是乡土、乡亲、乡谊、乡俗的生动舞台，也是秘藏情感记忆的一片重要矿脉。那一片祖居之地，总是使怀古追远的意境油然而生。那一片生养之地，总是使和亲睦邻的气氛扑面而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感和群体感也许原产于斯，并且在世界文明交汇中，至今仍默默释放出恒久而强大的磁吸能量。事实上，家乡是一个人走向世界的入口，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坐标轴心。不可以想象，一个对过去缺乏关切的人，对未来能有多少担当；一个对脚下这片土地冷漠的人，对遥远异乡的土地能有多少热情——这个世界确有很多美丽丰饶之地，人们完全可以移居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定要固守热土一隅；但一个没有家乡情怀的人，一个永远在忙碌追逐而无暇回望的人，不管到了哪里，大概都只有欲望的漂流，而缺失爱愿的方位。 一个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使安土重迁不合时宜，家族裙带和地方壁垒一类旧习也行将瓦解。中国人的定居农耕文明因其滞重和衰老，不得不接受浴火再生的阵痛，包括接受现代生活对家乡这一概念的洗刷。但这一洗刷如果意味着家乡的取消，意味着疲惫心灵对乡土、乡亲、乡谊、乡俗不再感光和留影，事情则变得有些可疑。文明以人为本，不是以物为本，因此人的情感、人的审美、人的心灵皈依仍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灵敏测点，家乡也许仍可继续为我们测出文明的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家乡是现代文明反思的起点之一，因此它不是一个向后看的话题，而是一个向前看的话题；不是一曲怀旧者的挽歌，而是一个进取者的自我逼问。 由湖南省汨罗市文联组织的这一次“汨罗美，家乡美”征文，历时一年多，佳作迭出，华章满目，是一次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也是现代化进程之下众多心灵苏醒之后的一次激情相聚。我有幸以汨罗为第二家乡，又有幸阅读了这次征文的部分作品，再一次感受到了归家的温暖。 2004年8月 重新生活 重新生活 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 小说作者与其他人一样，经历着即用即废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说作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可在纸上回头再活一遍，让时间停止和倒回，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于是年迈者重历青春，孤独者重历友爱，智巧者重历幼稚，消沉者重历豪迈。 因为小说，过去的时光还可以提速或缓行，变成回忆者眼里的匆匆掠过或留连忘返；往日的身影和场景还可以微缩或放大，在回忆者心里忽略不计或纤毫毕现。从这一点上来说，重新生活也是修改生活和再造生活，是回忆者们不甘于生命的一次性，不甘于人生草图即人生定案的可恶规则，一心违抗命运的草草从事，力图在生活结束后再造另一种可能，就像拿着已经用过的一张废车票，在始发站再一次混进车厢里远行。 捏着废车票再一次获准登车旅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废车票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多次生效——这就是小说写作及其阅读的特权。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是笔者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是笔者在重新生活时不得不多看两眼和多待一刻的驿地。这里只有一些凡人小事，在这个浮嚣的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笔者在这里补上一些端详或者一些远眺，添入一些聆听或者一些触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已经上路。哪怕是一条隐没在大山里的羊肠小路，也可能在这里焕然一新和别有风光，其陌生气息让自己吓一大跳。 小说于我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比方说，小说能够果腹和暖身吗？能够取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以及新闻吗？恐怕不能，恐怕很难。但小说至少能弥补过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说，至少能洞开一种新的过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于心的发现，增收一种更加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对此已感激不尽。如果读者们能从中分享到一丝微笑或一声叹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 2005年3月 行动者的启示录 行动者的启示录 注释标题 此文为阿宝《女农讨山录》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 从此就记住了这样一个作者的名字：阿宝。 从此就知道身旁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人：在沉沦的时代奋进，在迷乱的时代清醒，在侏儒的时代做孤胆英雄。 事情发生在海峡对岸的群山之中，在一片累积雾珠、云影、鸟音、落叶以及静静月光的山坡谷地。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寻求环保农业的可能，历时数载，独身躬耕，披荆斩棘，摩顶放踵，只为了用一颗心灵来亲证真理，使文明的价值变得可以触摸和抓握，不再是高谈阔论者的概念。 她带回了一本科学的书。虫鸟、草木、水土、建筑、果农技术等，在这里都得到了细致的检验和研究，不失为第一手的宝贵知识。其图文配合的教科书样式，更透出作者的认真、严谨以及耐心。如果我们要深度了解自然，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当作野外作业时小小的百科指南。 她带回了一本文学的书。山野生活的细致镂刻，涉世感受的灵动速写，一再受挫时的情节多变，山水放怀时的诗意凝沉，都使这本书成为充满情趣的散文和小说，成为现代社会的牧歌。哪怕是书中一段议论体的穿插，其文字也大多挟风带雨，明快甚至凌厉，不时迸溅出感觉的光点，让我们一次次动心。 她带回的这本书还是尖锐和炽热的人文哲学。当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的洪流淹没一切，环境问题既绷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绷紧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正在出现深重的恶变。各种强势话语致人昏昏，构成了危机本身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从繁荣中看到剥削，从发展中看到亏损，从优雅中看到杀戮，从科学中看到偏执和欺诳，甚至从贫弱者那里看到了与权势者同构相仿的心理倒影。她并没有高调的精神洁癖。相反，正因为她投身最底层和最前沿的实践，每一步都纠缠着自省下的道德两难。也许，只有把自己逼入这样的两难，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出历史的丰富与诡异，才能分辨出必要的代价和强加的代价，诚实的正义和虚夸的正义。 其实，她带回的不是什么书，而是无法用体裁和学科来分解的血肉生命，是一个知识游侠成败荣辱皆成文章的说了就干。六年前，我移居中国南方一个山村，在那里盖了一栋房子，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在那里种菜，养鸡，植树，结交农友，参与一些乡村建设。在读到这本《女农讨山记》之后，我才知道此山远非彼山，才知道世上还有更多猛士的背影足以令我欣喜，也令我惭愧，催我更加坚定和奋发。 无论在哪个时代，真理永远只是“心身之学”而非“口舌之学”，无行之知不为知也。这个时代不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困难更多或困难更少。区别只在于，这个时代比以往时代更多一些真理的面具：论坛、著述、文凭、学衔以及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常常使求知者陷入暗中逐利的知识迷局。因此，求知之道在于言词更在于行动，在于说法更在于活法，常常只以决于求知者能否收拾行囊走向实践，能否走向充满着尘土、汗水以及伤痛的长途。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行动者的启示录。 2005年7月 “文革”为何结束 “文革”为何结束 注释标题 此文为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上溯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成本很低的一次自我更新。 其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这一切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恰好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换人（领袖去世等）的小变并不一定带来改制的大变。即便是改制，也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甚至离不开某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红旗渠为代表的全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研发和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矛头直指思想文化专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友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投入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种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民主”的党内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人道主义”的党内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二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力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望尘莫及。他的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运动”，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乱被叫停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英国广播公司）或者voa（美国之音）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所有造反不过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很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复位 “文革”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一九六七年文）。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当时虽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出局。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入了国家机器。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冷战政治双方都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他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一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二者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红卫兵“联动”等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等地个别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精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传统？……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正如同样是二十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入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回忆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约两千万知青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合理的怨恨，成为他们日后投入抗争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时，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至于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更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人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干籍和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但不一定成为他们乐意讲述的话题。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吃西餐、坐享专车等“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这种“下放”毕竟还不太像严酷惩罚。在更大范围里，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几分巴结乃至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的“五七道路”——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的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表达，也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即便这种关怀夹杂个人情绪，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是批判，但“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一旦释放完毕，有些精英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回望门第和权位，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甚至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的锁链，只是要让社会大多数落入极金主义的囚笼，那么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曾低估了民众的不满，低估了精英们屈从姿态后面的不满，以历史上罕见的“下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种重要岗位。此时新思潮已经入场，新中有旧。旧营垒已经复位，旧中有新。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一九七四年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已预示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四·五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比方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凡是派”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 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未成品，有时甚至不过是应急运动，是经验的随机把握。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但未能阻止“文革”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历史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绝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绝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交通事故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怀疑和终结的。今天，“文革”已结束三十年了，已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但这样做，如果只意味着迁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必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强国的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色“怀旧”之潮伏下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乱，自我封嘴，盲目跟潮，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的半个世纪——“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国情认知迷宫前的一把锈锁。 2005年7月 小说是“重工业” 小说是“重工业” 注释标题 此文为海南省小说创作丛书‘海岸文丛’总序，海南出版公司，2005年。 自己写过些小说，不免对这种体裁有些偏爱，总觉得小说既是文学体裁之一，又不失为文学的基础产业，就像素描在美术中的地位，田径在体育中的地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地位。 这并不是说小说特别优越。其实，好小说往往有诗的品格，也往往有散文的手法自由和意态平实。甚至可以说，一个好小说家必是诗和散文的知音，总是善于从其他体裁那里获取营养，不断从其他工种那里得到启发。我就曾在好几次会议上，呼吁年轻的小说家向诗人跨界学习。 但营造人物与情节，讲求叙事的精细和厚重，构成了小说与其他体裁形成美学公约数后的剩余，即小说不可取消的特点。那么什么是人物？人物就是生活的主体。什么是情节？情节就是生活的过程。作为对人类生活的表现，文学如果失去了对生活主体与生活过程的近距离、多方位、高强度、大规模的形象产出，绕过了人物与情节这两大要件，当然就有主要功能的缺失，怎么说，也会留下致命的虚浮和残损。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自从纸张与印刷技术得到普及，小说在大多时候总是构成文学市场里的主要产品，小说家一般来说也总是成为作家群体中的多数。只要翻一翻中外各种文学获奖作品目录，我们大概不难知道这一色彩斑斓的事实。有人说诗歌是文学的少年，散文是文学的老年，而小说自然就是文学的壮年了。从这个喻义上来说，一个人不可没有青春期的激情，也不可没有老成期的通达，但人世艰辛常常还靠年富力强的一辈来肩负——这也许就是小说不可推卸的文学中坚之责。 我所供职的海南作家协会，从一开始就破除旧体制，未设置专业作家岗位。作家们一律业余化，下班以后再进入书房。这有利于作家们扎根社会生活，但对于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写作这种时间和精力的高耗型作业，又可能造成了一些困难。这便是海南小说创作更需要支持的理由。始于九十年代的“海南作家丛书”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先后出版了三十多本，就是以小说新作为主的，意在为小说家们提供更多园地。最近，“海岸文丛”一套十六本小说集，由海南省作家协会编选，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再度支持下推出，也是为了进一步展示海南小说创作成果，为小说家们提供新的助力。 我相信，这里的小说家们各有长短，各有精粗，但他们共同呈现出来的丰沃感受、独特见识、灵巧技艺，将使读者们获得难忘的阅读经验，展示出海南文学远航一片更为明丽和辽阔的水域。 我们为他们拉响致敬和送行的汽笛。 2005年8月 语言之外还有什么 语言之外还有什么 注释标题 此文为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敬文东先生兼事小说与理论，在这本理论里不免流露出小说家的余兴和积习，不时冒出比喻的嗜好、形容的冲动、戏说与大话的口吻，差不多上演了一出理论脱口秀，或是说书人嘴里的章回哲学。 令人捏一把汗的是，这位说书人选择了一个艰深得不能再艰深的话本，玄奥得不能再玄奥的回目——向“话语拜物教”发起挑战。 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以来，人们发现世界只能在语言中呈现，主流哲学因此几成语言学、文本学、话语学。但大破诸多幻象之后，很多人也兴冲冲一头扑进了语言囚笼。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闭嘴（维特根斯坦语），那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连假定的客观真实也缺乏依据和毫无意义。这样，在他们那里，世界开始消失，镜片而不是景物成了观测对象，耳膜而不是声音成了倾听对象，传统定义下的自在之物，如果偶尔还被谈及，却已渐失人间气息，渐失触感和重量，眼看就要坠入虚无黑洞。 我理解敬文东此时的不安，包括他对某些同路人的敏锐生疑。在他看来，同样不安的那些人虽然重提社会与历史，摆出了一种针对话语崇拜的另类姿态，但他们的社会与历史仍限于纸面叙事，只是一些符号和修辞的浮影，其反叛，无异于语言vs语言的窝里斗，口水pk口水的体制内造反，以逆子之名行孝子之实——这种疑问同样深得我心。 事实上，“窝里斗”本身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里方可得到辨认。时值现代社会，一时间院校猛增，印刷机狂转，书本知识爆炸，科层化与专业化一统天下，白领与蓝领的社会鸿沟日深……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事件，使大多文科雇员只能寄生于文本，呼吸于文本，想象历史和社会于文本。对于这些文本生物而言，真要从文本的十面埋伏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尤其是某些长期浸淫于西方逻各斯传统的一根筋人士，若想一步跳出自己的肉身，谈何容易！ 这就是说，话语崇拜教差不多就是现代校园产物，是文本过剩时代的产物，却并非纸老虎一只。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们没法找到非语言的认知通道，没法找到超逻辑的实证坐标，没法测出隐在文本纵深的实在之基，实在之根，实在之重力，那么一不留神同样会深陷话语迷阵，不一定比我们的对手走得更远。 在这里，敬文东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尽力充分准备——这表现在他对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现代西学资源的广泛涉猎和梳理。他尽力周到谋略——这表现在他在笔下稳打稳扎，瞻前顾后，细心布局，重阵推进，哪怕在某些细节里死缠烂打也在所不辞。他当然还有乾坤独断一往无前的气概——这表现在他不吝赞许也不避挑剔，大胆学习也大胆怀疑，时时活跃着一个独立的大脑，与各种学术经典平等过招，从严对练，即便在光环闪烁的前辈面前，也有六经注我的大志，决不心虚和腿软。我匆匆读完此书以后的感觉，是胆大后生竟一个人发动了淮海战役或平津战役，一心要面对人类的千年难题立言，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神圣王国里再度立法，其志不可不赞，其创新的活力不可不奇。 是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也要重建理性和认知力吗？当然是。 问题是如何重建。 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单向运动格局里，这种宽辐和深度的反思并不多见。至于他是否赢得了这场战争，或者说他斩获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其装备有何优越又有何缺陷，其战法有何成功又有何失误，其攻势在何处强劲有力又在何处虚弱不支……这一切尚需行家们事后仔细评点，非此处一篇短序所能详叙。作为友人之一，我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启发，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向作者讨教、商榷以及争辩，只能留待日后饶舌。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着手行动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敬文东已置身于知识危机的突围前沿，已奋不顾身跃出掩体，投入了一次文本深处的求真之旅，一场重新为人类找回真知与真相的方法之争、智识之争、意义与价值之争。 在我看来，面对一个人文知识界越来越无根化和空心化的时代，这一场意义深远的世纪之战无可回避。 愿有更多的志士前来关注和参与。 2006年8月 修订的理由 修订的理由 注释标题 此文为九卷本‘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总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 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象、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供后人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成左右。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出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不是很充分。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相机剪裁。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2007年7月 空谈比无知更糟 空谈比无知更糟 注释标题 此文为韩文版《阅读的年轮》自序，韩国青于蓝出版社，2008年。 这是一个精神病高发的时代，有关惊人数据一次次被刷新。究其原因，不仅可归为人际冷漠、贫富分化、竞争过度等社会问题——就像众多专家说的那样；还可能是因为意见过于拥挤与纷乱。 精神病就是心智乱。既然是“多元化”了，甚至“怎样都行”了，那么事情就开始变得麻烦。一个学生娃应该当个好孩子还是坏孩子，而且什么是“好”，什么叫“坏”，“好”要好到哪个分上，“坏”要坏到什么程度……光是这些追问，就足以让很多人头大。 更遑论历史、宗教、艺术、国家、革命等宏大议题，几乎都是各说纷纭和各有其据的迷局。 传统社会渐渐远去，价值观相对统一而稳定的时代从此不再，人们的惶惑迷茫数不胜数。一个活在当代的人，常把敬畏当愚蠢，视服从为丑闻，于是缺乏上帝或圣人的引领，耳朵里又无时无刻不充塞着喧沸众声，比如被脸书、推特、微博、微信之类追逼得手忙脚乱。如果没有能力消化分歧看法和对立观念，就如同在狂饮暴食之际没有一个好胃，最可能生病；又如海量文件接入电脑之时没有一个好cpu，最可能死机——越来越多的精神事故，大概都爆发在“多元化”这一片雷区。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求知其实面临着高风险，不会比原始部落里的风险更少。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我们也许需要一点辩证方法，需要善解是中之非和非中之是，更准确地说，是看到什么条件下“是”可以成“非”，而什么条件下“非”可以为“是”。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攥一把万能标签胡乱贴，而善于在知识迷局中去粗取精，趋利避害，总揽全局，统驭各方，不至于从“多元化”的狂欢滑入“虚无化”的泥沼。同样是为了降低风险，读书也许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与激活，需要我们从日常经验和社会行动中汲取活力，恢复各种词句的现实体温，还原知识与人生的真切联系。这样，我们才能从语词的无限淹埋下杀出一条生路，把书读活，读通，读踏实，读出活生生的人，读出人与生活的智慧，摆脱那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泡沫化膨胀，不至于沦为空谈化的“知道分子”。 博闻广识一旦变成了空谈，其实比无知更糟。 韩国与中国，虽有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差异，但两国互为近邻，共享传统，也一同面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各种知识难题，无异于别后重逢的同桌学友，散后复聚的并肩旅伴，当然需要思想的分享，需要双方知识界相互的帮助和支撑。感谢韩国青于蓝出版社的热心，感谢译者白云池的辛劳，感谢白永瑞先生的鼓励和崔元植先生的推荐，初版于十多年前的拙作《阅读的年轮》这次将在韩国面世，可望得到韩国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教，也使韩国读者对邻国的思想文化状况略多一些了解。 因为这一点，我深感荣幸之至。 2008年2月 治学的道与理 治学的道与理 注释标题 此文为谢少波论文集《另类立场》中文版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本科毕业以后，觉得自己英文太烂，我经常骑着脚踏车回母校去外语系旁听。其时谢少波先生正在那里执教，给过我不少方便，还定期为我私下辅导，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我们在杂乱破旧的教工宿舍楼里曾醉心于英文的诗歌与小说，共享湘江之滨一个文学梦。 稍感意外的是，他出国留学和工作以后，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历史与社会，成为一个视野日益广阔的研究者和批评家，近年来更是活跃在国际学界，对一系列重大议题常有忠直发言，是全球性文化抗争中的一名狙击手和爆破手，一位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主潮的思想义侠。 他出于“后现代”师门，操持现代西方的语言学、解构主义、文化研究一类利器，擅长一套西洋学院派战法。但他以洋伐洋，入其内而出其外，以西学之长制西学之短，破解对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话语霸权。对“现代性”语义裂变的精察，对西方特殊性冒作“普适性”的明辨，对不同品格“人文主义”的清理，对“新启蒙”与“新保守”暗中勾结的剖示，对跨国资本以差异化掩盖同质化的侦测……都无不是墨凝忧患，笔挟风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杀伤力。 作为一位华裔学者，神州山河显然仍是他关切所在，是他笔下不时绽现的襟怀与视野——这既给他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参照，又有利于他拓展出一片创新理论的疆域。不难理解，他以多语种、多背景、多学科的杂交优势，穿行于中西之间，往返于异同两相，正在把更多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文化资源带入英语叙事，力图使十三亿人的千年变局获得恰当的理论显影，以消除西方学术盲区。 这当然是一项极有意义又极有难度的工作。想想看，一个没有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传统、殖民远征舰队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惊醒，一头撞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迷阵，不能不经历阵痛和磨难——其难中之难，又莫过于陌生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反应，莫过于循实求名。迄今为止的争争吵吵证明，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异数，最大的考题。无论是植根于欧美经验的西学话语，还是植根于农耕古史的国学话语，作跨时空的横移和竖移，恐都不足以描述当今中国，不足以诊断现实的疑难杂症。因此，援西入中也好，援中入西也好，都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像很多同道学人一样，少波十分明白这一条。他有时候多面迎敌，一手敢下几盘棋，不过是在杂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创新，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艰难孕育。 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他谈到庄子及其他中国先贤在理论中的“模糊性、歧义性、不确定性”。这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涉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其实，中国老百姓常说“道理”，“道”与“理”却有大不同。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体，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达”之物，理只是“下学”之物——下学而上达，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见《论语·宪问》）。可惜的是，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旧习，重理而轻道，或以理代道。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的时代，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最可能在话语征伐中陷入无谓的自得或苦恼。他们也许不明白，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离开了对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在一些具体理法上圆说了如何？不能圆说又如何？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 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其失误常常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理”，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道”，在大关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马。比如，作者在本书中谈到的“他者”之说——在成为一个概念与逻辑的问题之前，它更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吧？若无一种善待众生的宏愿，相关的细察、深思、灵感、积学等从何而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敬重谢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说我更推崇他的为学之道；与其说我欣悦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我更欣悦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 在一个大危机、大震荡、大重组日益逼近的当下，他也许做得了很多，也许做不了太多，这都并不要紧。但他与诸多同道共同发起的知识突围，他们的正义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经让我听到了希望的集结号，看到了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缓缓升起。 2008年8月 历史终究是生活史 历史终究是生活史 注释标题 此文为繁体中文版随笔集《历史现场》自序，香港三联出版公司，2009年。 从史实到史学，大体上是一个抽象和提纯的过程，如同一个苹果变成苹果干、苹果汁、苹果酱、苹果粉乃至各种化学元素。这一过程的好处，是历史变得便于保存（文字可防遗忘），便于携带（制成书籍或光碟），便于延时性品尝（让后人们理解与思考前事），但这样做的风险在于苹果园的风光不再。日后的读书人一不小心，就可能以为当年苹果树上挂满了化学方程式。 还原苹果园的现场，是史学家们最大的野心，却几乎是不可能抵达的绝对彼岸。于是新历史主义者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就宣称历史如同文学，不过是一种叙事虚构。这当然有些夸张，至少无法得到考古学、文献学、田野调查的足够支持。但他们防伪打假的严厉态度，对苹果干、苹果汁、苹果粉、苹果酱乃至各种化学元素的满腹狐疑，也许不是一无是处。这至少让人们明白，在史学与史实之间，在文字叙事与鲜活事实之间，还有一个还原现场的艰难任务。谁也没有资格拍胸脯夸耀自己已一步跨入了真相。 我是一个写小说和散文的，关注活生生的人间百态。出于这一习惯，在读史的时候免不了在字里行间心驰神往，常常依托今人以推想前事，想看清文字后面的人与生活，看清当年的环境、资源、细节、场景、工具、性格、心情、故事、习俗，等等，不大满足意识形态的逻辑图谱。由此积下的若干点滴心得，当然微不足道，大概连远眺苹果园也算不上，一时不慎而误入西瓜地或香蕉地也说不定。不过，这样读史至少比较有趣，眼前的一切会生动许多，会多一些形象、质感乃至气味。高调一点地说，历史终究是生活史，拒绝还原与有限还原还是不一样的，还原不成功与压根儿不打算还原也是不一样的。 在此就教于各位方家。 2009年11月 诗的形式美 诗的形式美 注释标题 此文为范晓燕《风裳水珮》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我不擅诗，但常被某些诗句震击，最乐意向诗人鼓掌，有一次还花费自己整月的工资，买来一堆民间油印诗刊，在朋友圈广为散发并为之大吹大擂。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自那以后，我大概仍算得上半个诗读者，一般来说，既为不少诗坛新作而一再惊喜，也为某些诗作的泡沫化而渐生困惑：比如有些诗的情感造作（想必那家伙只是冲着镜子开发灵感），有些诗的意象枯涩（想必那家伙正操一本词典狂搜奇词怪语），有些诗人笔下语言的肥肥大大松松垮垮（比写一张借条或收条更不用心似的）——白话诗就是这样一种口腔随处排泄么？ 据说旧体诗容易束缚人的思想感情，当然是事实。为文造情或以辞害意的四言八句，乃至文言政策体、格律口号体，实为一大流弊。不过，把诗体革命理解为信口开河，理解为随意分行的大白话，自由排列的词汇表，放任无拘、恣意胡为、捡进篮子都是菜，则可能是受制于末流译诗的误导，出自于对西洋诗的误解。事实上，把译诗当作原诗很不靠谱。大多数西洋诗原作也是讲求声韵效果的，其精美处若未能呈现于译作，只能赖译者，或翻译本身的局限。 文学毕竟是文学，不可缺少一种形式美——或者说是一种积蕴并融化在形式中的“潜内容”，即文化、历史、哲学、道德之全部隐形信号，乃至心律、耳膜、血流、气息、神经的生理所需。在这一方面，汉文学形式美源远流长，其声韵经验至为丰饶和深厚。作为数千年来百炼千锤的美学遗产，且不说粘对、骈偶、词曲制式，光是汉字四声、五声乃至九声（如粤语）的声调乐感，较之于拉丁语族与日耳曼语族的两声结构，就曾让不少西洋人士惊羡。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丢人吗？莫非这些东西一度被误用为枷锁，就得被今人一股脑儿地弃之若敝屣？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写小说、写理论、写新闻、写公文、写广告或招牌，甚至一个民间草民开口说话，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讲求语感和语趣，包括词句的品相与搭配，包括节奏与旋律的贴切，难道一个诗人写诗，写文学中的文学，倒是必须口腔随处排泄？ 因一次南方访学的机会，与范晓燕久别重逢，谈及以上感想，竟获得她的赞同，让我快慰与欣喜。据说她由此坚定了写诗之志，更令我意外。她长期从事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又有现代诗词写作实践，当然比我更有资格谈诗。她的诗作既得古法，又多新意，自成一体，多彩多姿，一再用“新古代”和“旧现代”的文字幻境，把读者引向电子世纪的烟波细雨，都市岁月的绿荷黄鹂，飘出超市或汽车的伊人裙裾，还有眼看就要投入开发或销售的霞染江天……这些白话新诗，自由而轻快，字里行间却又不时闪烁出李清照式的缠绕，辛弃疾式的铿锵，常给人不知今夕何夕之疑。诗人呼吸着现代的绚丽、拥挤、忙碌、浮嚣、富饶、厌倦、凉薄以及凌乱，却又深怀一个千年长梦，总是把想象托付给日月山川，凝定于春雨或落叶。这种瞬时与永恒的自我精神紧张，始终深隐于诗体形式的某种古今交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古典诗体美学的一种现代复活吗？至少，不失为汉诗进化的宝贵探索之一吧？ 范晓燕是我大学同学，虽在另一个班，其诗名却早得我闻，一男生曾在课堂上以手抄诗示我，其中便有她不胫而走的少作。几十年后，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她仍能“诗意地栖居”于千年长梦，已足以值得人们尊敬和羡慕。 我应再一次鼓掌致敬。 2010年6月8日 古与今的相互缠绕 古与今的相互缠绕 注释标题 此文为欧阳星凯摄影集《洪江》序，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 用文字来述评图像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文字是抽象的，而图像是具象的；文字是时间性的，而图像是空间性的。因此我常常羡慕摄影家和画家：他们具有形象表达的天然优势，更方便和更直接地切入人类情感。这也是我在欧阳星凯先生摄影作品集《洪江》面前不免踌躇的原因：在他扑面而来的视觉轰击面前，一个饶舌者该从何说起？ 对于在江南生活过的人来说，这本作品集里的洪江多少有点似曾相识。老砖墙，木板房，石板街，苍黑的檐瓦，磨损的门槛，依门的女孩，来路不明的邻居，每天黄昏时防火的巡查者……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度过了童年，也因此骇然一惊，似梦非梦，感慨于洪江古镇里的历史凝固。在这里，空间区隔也是时间距离。历史并没有收藏在古籍里，而是似乎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不常去的一些角落，一如南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马孔多小镇发现了《百年孤独》。这本作品集就是一本视觉性的《百年孤独》。 作者用光圈来发掘，用焦距来勘测，用快门来叹息，用取景框来追问，表现出时光打捞和岁月积攒的强烈兴趣，完成了一次有深度、有规模、有情感体温的文明发现。作为一个写过几本书的人，我倒是在他的镜头下看到了不少文学元素，觉得画面中很多台词、倒叙、情节、性格、命运呼之欲出，甚至觉得每张照片都是某部小说里跳出来的插图。作者特别重视人物——这就是文学。作者特别重视边缘或底层的人物——这也就是文学。作者还特别注重对话关系——这更是文学的基本技法。病卧老妇与自己青春玉照的对话关系，斑驳老墙与少年时装的对话关系，无聊度日与旧时革命标语的对话关系，破旧小屋与西方色情照片的对话关系……都向我们洞开了历史的裂缝，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故事。 我们不一定听懂了这些故事，这些深藏着隐痛、梦幻、感怀、倔强的人生断面。这不要紧，视觉艺术的好处是，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故事来注入画面，进入洪江的各种可能性，进入各种无限的理解和想象。艺术从来就是在多义的紧张中生长的，换句话说，艺术就是我们与世界无数次惊讶的重逢。 洪江地处大湘西，即古代“夜郎国”的一部分。据说，“夜郎自大”是因为夜郎人确实有理由自大，有资格为那里的繁荣与发达而雄视八方。以洞庭通中原，以酋水通巴蜀，以沅水通云贵乃至东南亚，在航运为高科技物流方式的时代，大湘西构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殖胜地——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不断证明了这一点，包括跨国商队出没的遗迹，都给后人都留下了历史猜测的巨大空间。洪江，一座古商城，无疑是这一片暧昧不清浩瀚无际大历史抛给今天的一块化石，含有丰富的人文密码，留待后人逐一破解。星凯先生在这块化石里一扎数年，念兹在兹，耿耿于怀，摸爬滚打，深刨细掘，肯定是从那些皱纹、手足、砖瓦、阡陌、旗幡、昼夜突然发现了历史的入口。快门之声就是敲门之声。 像很多艺术家一样，他一次次叩问岁月，其实并不是要当文化的守灵人，也没有文化的恋尸癖，不过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痴迷和压抑不住的冲动，想在洪江这块大化石面前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到哪里去？ 一般的观众，也许会怀疑艺术家对往事的兴趣，会希望他们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当下，对准大楼房和立交桥，还有五光十色的现代时尚。这并非过分的要求。不过，人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记忆能力，因此拒绝记忆的文化只是危机的文化，至少也是一种不够格的文化。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大楼房与美国的大楼房有多少差别？北京的立交桥与南京的立交桥有何不同？现代化带来了生活的舒适与便捷，但也使全世界的城市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城市，导致了千篇一律和千部一腔，即文化的同质化。陕北的窑洞、北方的四合院、江南的吊脚楼，正因钢铁和水泥的普及而全面消失。几近批量生产和定型仿制的流行音乐、青春小说、动作电影，正因电子通讯手段的发达而覆盖全球，造成多样性的濒危。可以肯定的是，旧日的洪江也无法定格于博物馆。随着河运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一度依附河运的各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改变，一切根源于这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器物、制度、习俗、表情、语词、体态也将迥异于从前——古商城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意义，星凯先生的向后看，确实近乎一种文化的临终关怀，虽然温暖却充满着无奈，虽然庄重却也夹杂几许悲凉。 不过，文化常常是新中有旧和旧中有新。历史是现在时的，总是靠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选择、新的需求而不断重新得到“发现”。与此同时，历史又总是为新的创造提供资源，提供经验和灵感，路径和依托。一位生物学专家曾经告诉我：优质基因的植物物种，常常不是现代农业不断繁殖后的种子，而是某种“原始种”，即含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特定基因的物种，一般只能在坟墓或其他类似地方找到。在这里，基因技术是“今”，而原始种是“古”，因此发现“原始种”这个事件亦古亦今，古与今以一种互相缠绕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意义上，星凯先生在洪江的向后看，其实也是向前看，是发现过去也是发现今天，是创造今天也是创造过去。因为他以及更多同道的努力，洪江就不仅是物质的洪江，而是一个有文化记忆和精神深度的洪江，人们怎样观看洪江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本身是现代洪江的一部分。 新的洪江正在诞生，也一定会诞生的。如果人类还有出息，这个地方将不是一个仿古赝品，就像现在有些人大举制造假民俗、假古董、假文物以忽悠游客那样；也将不是一个仿洋赝品，就像现在有些人恨不得垫高鼻梁、染黄头发、换上一身洋血以便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轨那样。新的洪江，或说整个新的中国，应有一个有独特文化创新魅力的未来，是人类文明多样化盛景中灿烂的一枝。到那个时候，人们将会发现，像欧阳星凯这样的抗争者与求索者，曾为我们做了多少难能可贵的准备。 2010年8月 回答一个世纪之问 回答一个世纪之问 注释标题 此文为《琼崖红色记忆》序，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 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人口不足一亿；而眼下中国起码相当于那时的十个欧洲。美国经济起飞时每桶原油价格一美元左右，而当今中国正遭遇这个价格百倍以上的疯涨。可以比较的悬殊条件远不止于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乱、极贫、极弱的烂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九十年，其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直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不久前预测：中国将在五年（按ppp计算）或十五年（按gdp计算）后取代美国，实现经济总量全球第一。 环顾全世界一百多个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类国家，这样的成功并不多见。其原因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吗？当然是。但答案不会这样简单。因为非洲早就有市场经济，东欧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拉丁美洲、南亚等早就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甚至全盘复制西方的宗教、政体、教育、文字以及土地私有制，但那里并未出现全方位的持续快进，甚至很多国家至今仍困于饥饿与战火。被誉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一九四九年尚比中国略富，二〇一〇年却是总量和人均gdp均只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两个人口大国应该说都有不错的发展，但差距不幸被一再拉大。印度的腐败指数，即便由西方有关机构来一再核查，也比中国难看许多。 这样看来，对中国式成功的原因探索，须延展到市场经济之外，须延伸到改革开放之前，即从“后三十年”延伸到“前三十年”，延伸到更为久远的一九二一或一九一一。历史是一张无法剪碎的大网和一条无法割断的长河。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一系列成果，包括民族主权独立这样的政治遗产，包括“两弹一星”、“全民扫盲”这样的经济和文化遗产，作为改革开放的基础打造和条件依托，作为中国特色的另一剖面，不应排除在视野之外。同样，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诸多学费，包括惨痛的“大跃进”和“文革”，作为改革开放的教训资源和校正依据，也不可讳言。这就像我一位朋友的比喻：一个人吃到第三个馒头的时候感觉自己饱了，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一个、第二个馒头，你那第三个馒头的神力何在？ 哪怕前两个馒头里夹杂了糟糠甚至泥沙。 可惜的是，近年来对历史的虚无化乃至妖魔化，在某些人那里几成时尚。他们清算革命代价，指斥革命过程中的失误、过错以及假革命之名的罪恶，这都没有错，不失为总结经验教训的直言和善言。但如果这样做，竟是一心让中国换轨为菲律宾或乌干达的道路，有什么智商可言？如果说革命的代价令人揪心，但革命前是否就没代价？不革命是否就免代价？革命所针对的极乱、极贫、极弱，革命所终结的国土沦丧、军阀混乱、饿莩遍地、流民如潮、欺男霸女、烟馆娼楼、买办资本独大，等等，岂不是人民更加难以承受的大祸？显然，革命并不能许诺一个馒头就吃饱肚子，更不能许诺一个馒头就是天堂的门票，但革命是卑贱者最后的权利，是各种两难选择之下的迫不得已和特事特办，是救国救民者的慷慨赴义和替天行道。少数后人置身局外的夸夸其谈，其历史“洁癖”如果不算幼稚，便是居心不端——他们无法接近中国革命的最大真相，也必然曲解当今时代的丰富内涵。 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琼崖红色记忆》，编选了一百多位作者回忆父辈革命史迹的纪念性文章，重温琼崖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和激情岁月，扩展历史眼界，再现先烈的音容风貌，表达了新一代人崇高的时代礼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认识视角——当今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历史深处一步步拼出来、扛出来、磨出来、熬出来的，几乎在每一寸土地都烙下了痛苦与牺牲。事实上，如果说这个千面中国难以琢磨，实为当今全球学界公认的一大谜团，那么求解这一谜团的最初线索，也许要从很多年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某个深夜开始，从很多年前一个儿子或母亲离家远行的某个拂晓开始，从很多年前一些普通男女泪流满面或血溅五步的生死一刻开始。这本书朴素地讲述一个个这样的时刻；换句话说，是与长眠地下的千万亡魂今夜重逢，共同回答一个世纪之问。 2011年5月 想象一种批评 想象一种批评 注释标题 此文为繁体中文版《韩少功随笔集》序，台湾社会科学杂志社，2011年。 当代最好的文学，也许是批评——这当然是指广义的批评，包括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思想批评等各种文字。 这种揣测可能过于大胆。 如此揣测的理由，是因为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已经告别信息稀缺的时代，进入了信息爆炸或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拐点之前，没有网络、电视、广播以及发达的报业，文学家是生活情状的主要报告人；文学作品享受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优势，更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特质，成为效率最高和广受欢迎的信息工具，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与人生。但在拐点之后，如果不是对文学鉴赏有特别的训练与爱好，通过波德莱尔去了解法国，通过托尔斯泰去了解俄国，通过鲁迅和沈从文去了解中国人，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已很不够用，至少是不太方便。现在的情况是：细节与叙事不再是文学的专利，段子、微博、博客、视频、报刊、电视剧等都充满细节并争相叙事。每天揣着手机和敲击鼠标的很多人，不是信息太少，恰恰是苦于信息太多、太繁、太乱，以至自己的大脑形同不设防的喧嚣广场，甚至是巨大的信息垃圾桶，常处于茫然无绪和无所适从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不饿了，而是暴饮暴食之际需要一个好胃，来消化铺天盖地的信息淹没。 文学当然还能继续提供信息增量，而且以其具象化、深度化、个性化的看家本领，成为全球信息产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广大受众更迫切、更重要、更广泛的需求，似乎不再是这个世界再增加几本小说或诗歌，而是获得一种消化信息的能力，关系到信息真伪的辨别，信息关系的梳理，信息内涵的破译和读解——这不正是批评要做的事情？即使就文学本身而言，当文学日益接近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虚肿，一种富有活力的批评，一种凝聚着智慧和美的监测机制，难道不是必要的自救解药？ 把批评总是视为文学的寄生物，既不聪明也不公正。体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从唐诗到宋词，从宋词到元曲，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从来不会消亡，但会出现演变，包括体裁高峰形态的位移。那么，在一个正被天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批评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新的精神前沿，以及最有可能作为的创新空间？批评——那种呼啦啦释放出足够智慧与美的批评，那种内容与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评，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应运而生，成为今天无韵的唐诗和宋词？ 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一点勇敢甚至猖狂的想象。 我不是批评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批评写作的学习者。收入这个集子的部分文章，与其说是与读者对话，不如说首先是与自己对话，是帮助自己消化繁杂信息的一点尝试，以协调感性与理性、实践与书本，防止消化不良之后的病入膏肓。感谢陈光兴、彭明伟等台湾同行的帮助，让这本文集与台湾读者们见面。我知道，海峡两岸多年来受制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轨迹、文化实践，展开对话并不容易。双方依据不同的语境，因事立言，因病立方，会形成不同的兴趣重点、知识性格以及言语习惯。但同为中华文化的传薪者，大家共同努力于批评的写作和阅读，因应当下这个万花筒似的文化大变局，以继续精神的发育成长，也许不失为与时俱进之举。 欢迎指教。 2011年5月 镜头够不着的地方 镜头够不着的地方 注释标题 此文为三卷本《韩少功汉语探索读本》序，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 影视产品挤压纸媒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前者传播快，受众广，声色并茂，还原如真，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 没错，如果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实情、实景、实物、实事，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落入螳臂挡车之势，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不过，再想一想就会发现，文学从不限于实录，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优秀的文学实外有虚，实中寓虚，虚实相济，虚实相生，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钱锺书先生早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大意）。说少年被“爱神之箭”射中，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同样的道理，今人说恋爱者在“放电”，你怎么画？画一堆变压器、线圈、插头？ 画不出来，就是拍摄不出来，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其实，不仅比喻，文学中任何精彩的修辞，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表现于节奏、色彩、韵味、品相的相机把握，引导出缺略、跳跃、拼接、置换的变化多端，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总是令拍摄者为难，没法用镜头来精确地追踪。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思辨化。钱先生未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动物，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认知，有归纳、演绎、辨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所谓“白马非马”，具体的白马或黑马或可入图，抽象的“马”却不可入图；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但“动物”“生命”“物质”“有”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概念，精神远行的诸多妙门，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若没有文字，脑子里仅剩一堆乱糟糟的影像，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会滑入幼儿化、动物化、白痴化？屏幕前“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式的恶嘲，指涉那种声像垃圾桶一般的大脑，越来越奇葩的大龄卡通一族，岂不会一语成谶？ 一条是文字的感觉承担，一条是文字的思辨负载，均是影视镜头所短。有了这两条，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汉语写作的坚守、发展、实验也并非多余。恰恰相反，文字与图像互为基因，互为隐形推手。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我从事文字写作多年，眼高手低，乏善可陈。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热情关注，以汉语实验为选材角度，以文体变革为谋划焦点，在二〇一一年有关台湾版本的基础上，推出这一套三卷集，并借用我多年前的一句话“想得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以作散文与小说的各自题示。这种编辑思想和编辑手法，在我看来都别具一格，其复兴汉语写作的大志也令人欣慰。 至于实际效益，则有待读者检验了。 2012年1月 前世今生长乐镇 前世今生长乐镇 注释标题 此文为周明剑等主编《湖南省长乐古镇文化》序，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 四十多年前，我初中毕业后下乡务农，落户汨罗县天井公社，位于长乐的西南边。我与农友们挑运竹木薪炭一类常常路经这个古镇，对这里的甜酒、麻石街、临江旧庙等印象很深，总觉得这一切必有神秘来历。十多年前，我应朋友之邀，筑庐于汨罗市八景乡，就在长乐的东北方，与古镇仅有一山之隔。平日里要购买液化气，办理邮政事务，置办一些日常用品，如此等等，都需要我驱车入镇，混迹于熙熙攘攘的客流中，近距离见证这里日新月异的现代演变。这样，我虽无长乐户籍，但几十年来与长乐频频相遇，人生轨迹几乎绕着这个古镇转了大半个圈，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长乐，乐其天乐其道长其人也。我在文学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这一地名，但局限于游人看客的零星印象，缺乏深入查考，有时候记忆夹杂想象，不免写得闪闪烁烁。在这些时候，我特别希望有一本关于长乐的工具书，能准确而周详地发掘人文史料，为我们揭示出古镇前世今生的全面真相，也让外人进一步认识长乐有所方便。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书眼下终于诞生了。 这几乎是一个抢救性的工程。感谢周明剑、余耀宗、陈太初、游泳、李望姿、王友槐、刘泽龙、鲁育民等各位热心人的辛苦工件，眼前的这本书对长乐的建制沿革、族源、宗教、建筑、语言、艺文、民俗、传说等做了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展示，既有历史的纵深，又有文明的广角，既有“田野调查”式的大规模采风实录（如歌谣部分等），又有颇具专业水准的高精度治学解疑（如方言部分等），因此无论就体量还是品质而言，都达到了令人惊喜的高度，可谓筚路蓝缕，集腋成裘，功德无量。考虑到这本书的编撰和出版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参与者们的家园情怀和文化自觉，更是让人感动。 长乐是湖南省众多古镇之一，是全国辽阔土地万千家园里偏僻的一角。在中国进一步城镇化的现代热潮之下，古镇还在继续发育成长。建设一个经济强镇、环境美镇、文化雅镇、平安福镇的重大挑战，还需长乐各界人士心力与物力的巨大投入，需要管理者的责任担当和智慧谋划。毫无疑问，作为一本地方精神史，《湖南省长乐镇文化》不失传薪之功，将帮助古镇人民传承历史，开创未来，积养内涵，打造形象，赢得一个更加辉煌未来。我相信这也是本书所有参与者的热切愿望。 2013年1月 思想史的侦探者 思想史的侦探者 注释标题 此文为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公司，2014年。 侦探小说常被归类为俗文学，大多配以花哨或阴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读物摊位，吸引市井闲人的眼球，被他们心惊肉跳却也没心没肺地读过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如同一个经学院要办成夜总会，一个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读书人看来纯属胡闹。 本书作者刘禾却偏偏这样做了。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这本书的结构主线，是考证纳博科夫（nabokov）小说中一个叫“奈思毕特”（n e s b i t）的人物原型，因此全书看上去仍是文学研究，西方学界常见的文本细读和资料深究，教授们通常干的那种累活。不过，作者的惊人之处，是放弃论文体，换上散文体；淡化学科性，强化现场感；隐藏了大量概念与逻辑，释放出情节悬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围、物质细节……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就这样横里杀出，冠以《幽影剑桥》或《魂迹英伦》的书名都似无不可。这也许不是什么学术噱头。用作者的话来说：“（文本分析）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智力游戏，和下棋、推理小说和数学的博弈论差不多，这些领域之间既隔又不隔。”“任何人只要获得文本分析的诀窍，运用起来则放四海而皆准，适用于历史、法律、经济、文学以及任何需要诠释的生活对象，为什么？因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显然，作者对拆字法的兴趣并非动笔主因。她对历史人物的知人论世和语境还原，对生活暗层和时代深处幽微形迹的细心勘验，对权力和利益在相关语词后如何隐匿、流窜、整容、变节、串谋、作案的专业敏感，如此等等，与柯南·道尔的业务确实相去不远。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因此，一部思想史论潜入侦探故事，其法相近，其道相通，两者之间并无太大的文体区隔。 “奈思毕特”几乎是一个隐身人。据传记作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透露：巴特勒，一个保守党政客，曾任英联邦副首相，就是柰思毕特面具后面的那一个。传说纳博科夫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指认。但本书作者很快找出一系列重大疑点，证明这一指认很不靠谱，颇像纳博科夫的文字游戏再次得手，伪造现场后脱身走人。 从这一些疑点开始，飞机一次次腾空而起，作者混入熙熙攘攘的旅行客流，其侦探足迹遍及英国、法国、瑞士等诸多历史现场，寻访证人，调阅证词，比对证物，一大批涉案者随后渐次浮出水面。作者看来也不无惊讶，这个以“牛（津）（剑）桥故事”为核心的关联圈里，竟有地位显赫的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雷赫特、霍尔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里尔克、奥威尔、艾略特、海耶克、徐志摩、萧乾、尼卡（纳博科夫的表弟）等，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一份可观的知识界名人录，一大堆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个神秘的n e s b i t从中串结成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一旦走出声名和地位的世俗光环，都有政治面容真切显影，后人无法视而不见。在那个资本主义如日初升的年代，全球知识界似乎初遇现代性裂变。无论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如贝尔纳、李约瑟、魏丁顿等），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如布雷赫特等），这些大牌科学家清一色左倾，“剑桥帮”几成红色老营，被英美情报机构严防死打。这是一个疑问。人文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普利斯特利、里尔克等走左线；奥威尔、尼卡等向右转；艾略特不太左却恶评《动物农场》；纳博科夫相当右但又与同门诸公格格不入。当毕加索忽悠“四维空间”艺术时尚时，似乎只有徐志摩这样的穷国小资，才对西洋景两眼放光，小清新萌态可掬，未入住剑桥也未在剑桥正式注册却写出了一大堆剑桥恋曲，其文学观却七零八落，跟风多变，能对齐主流舆论便行。这又是一连串可供思考的疑问。 一幅五光十色的知识界众生相，一种几被今人遗忘的政治生态图谱，较之于百年后全球性的理想退潮和目标迷失，较之于当下阶级、国家、文明、种族、性别的冲突交织如麻，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作为一部献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备忘录，作者在这里以小案带出大案，从小题目开出大视野，终于走向政治思想史的世纪追问和全球审视，重拾前人足迹，直指世道人心，再一次力图对人格、价值观、社会理想给予急切唤醒。 因大量采用叙事手法，作者轻装上阵，信笔点染，灵活进退，以一种东张西望处处留心的姿态，布下了不少传统文论所定义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剑桥高桌晚餐时男士们一件件刻板的黑袍，与默克制药公司职员谈及任何专业研究时的吞吞吐吐，看似两不相干，如联系起来看，倒是拼合出当代西方社会的某个重要特征：既有宗教的顽强延伸，又有商业化的全面高压。当年波斯米亚风气之下的裸泳和开放婚姻，与美国校园里“光身汉”吃官司与狱中自杀，看似也是些边角余料，开心小桥段，如稍加组合与比对，却也轻轻勾勒出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流变。更可能让中国读者感慨的是：当年有仆人给学生们一一上门送饭的奢华剑桥，仍让出身于俄国贵族的纳博科夫难以忍受，当然是比他锦衣玉食的魏拉公馆寒酸太多；而中国明星学者梁启超只能蜗居巴黎远郊，差一点被冻死，成天须靠运动取暖；他的同胞北岛，一个瘦削和忧郁的流亡诗人，近百年后仍只能静守北欧冰天雪地的长夜，“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在这里，表面上平等而优雅的文明对话后面，书生们最喜欢在书本中编排的国际名流大派对后面，有多少利益、财富、资源的占有等级早已森然就位，有多少当事人困于阶级和民族生存背景的深刻断裂——看似细微末节的这一切，难道不也在悄悄说破重大的历史奥秘？ 由此说来，闲笔也是主旨，叙事也是论说。由氛围、形象、故事组成的感觉传达同时也是理性推进，更准确地说，是对理性的及时养护与全面激活。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论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态条件，于是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一些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但文科理论的有效性在于解释生活，解释人与社会，不在于其他。如果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些说法，还要知道这些说法是何人所说，在何种处境中所说，因何种目的和机缘所说，从而真正明白这些说法的意涵和指涉，那么就不能不把目光越过说法，抵近观察当事人的活法，去看清构成某种活法的相关氛围、形象、故事——也许，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理性与感性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或可为这种观察提供便利。 形式从来都是内容的。本书作者的文体选择，与一种还原语境与激活历史的治学思路，看来是写作的一体两面。 据她所述，侦破之旅一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次叩门剑桥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就吃了闭门羹。因一封联系信函石沉大海，反复解释和恳求最终无效，冷冷的管理员不给她任何机会： “对不起，没有事先预约，就不能进档案馆。” 她只能绝望地离开。 读到这里时，我觉得这一小事故如同隐喻。我们都没拿到幽灵的回执，永不会有历史彼岸的邀请，只能在黑暗中与自己相约，奔赴永无终点的求知长旅。 2013年8月 序韩氏家谱 序韩氏家谱 注释标题 此文为湖南省澧县韩氏新编族谱序，2013年。 自工商活跃交通便捷，生民迁徙日繁，族群与故园不复重合，唯姓氏如薪火永续，承血缘标识，载历史思忆。 以姓氏领结家谱，生物专家或疑其遗传网络有漏，启蒙高士或疑其父权主线有偏，然尽孝行悌乃人类精神之底蕴，慎终追远为中华文明之深基，其漏其偏，不掩家谱之善，于上敬祖、于下睦亲，感恤众生，德泽社会，不失为民间之朴风良俗也。 韩门一系可上溯周代姬姓，自始祖万受封于韩地，遂为韩氏百代之启。先祖韩光于明代嘉靖年间（公元一五二二年），自鄂荆迁湘澧，迄今繁衍十数代，可谓根深叶茂，丰沃千里。历世同祖胞亲生生不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修身齐家，济民报国，于农于工于文于武百业有成，或娶或嫁或守或迁八方归誉，历祖若知，当欣慰于九泉；众裔如闻，必振奋于来日。炎黄大家庭煌煌史册，自有我门英才卓士丰功伟绩辉耀其间。 诚谢宗亲韩绍祖、韩显峰等急公好义之士，不辞劳顿奔波南北，不避繁杂辑校今古，遍集零落以求不遗，精理目序以保不紊，终得韩氏家谱续编凡百万字，以为我族人寻根思源之凭，感恩怀德之依，增益亲情厚积乡谊之据，功莫大焉。谨以为序。 2013年11月 直面其心 直面其心 注释标题 此文为刘一平书画印集《莫非》序，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 一平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两人务农之地相近，后又分别供职于县里两部门，仅一墙之隔。他天资聪颖，书法、美术、文学、声乐、象棋、篮球、乒乓球等无师自通，上手即高手，友人无不惊羡。但聪明人的风险是什么都玩得转于是什么都玩，时间一长也就成了广谱药丸和游击大侠，能遍地开花，专业识别度却稍显模糊。 术业专攻其实也有风险。古人曾说“内美”与“修能”。专攻者勤学苦练一大堆知识和技法，实质上是传承前人经验，对接文化成习，以求作品接受面最大化。但旧识易壅蔽心灵，匠技易淹没情志，一旦入而不出，“修能”便伤其“内美”。这里有内外兼修的两难。太多从艺者一辈子克隆前贤，高仿古法，更像是一些业务兴隆的复制专家。 从艺术史的谱系看，一平远离宋元，趋近明清，重意而轻于形，求道而慎于术。用他自己的话说：“道高于术，道法自然。”“艺术中的法非永恒不变，先有法，后有变法，最后无法生万法。”其实他对于明清前辈也仅取其神，并不愿亦步亦趋。因此，他的书、画、印皆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天马行空，很难纳入任何批评程式的框架——包括明清文人写意传统那一路。 换句话说，与其说这里是一些可供观赏和解析的作品，毋宁说更像作者心境的随机成像，一个人内心密码的纷纷裸示。与其说观众可读他的手，可读他的脑，毋宁说更须直面其心。 比较能给我感觉的作品有：《回家》的飘忽步履必定是指向草庐之门。《渭城朝雨》恍如石匠字和铁匠字，是劳动号子一声声砸出来的。《焉能摧眉》充满民间野性，恰似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大出一口恶气。《知行合一》有桀骜不驯睥睨天下的雄强。《楚风寻我》形如披头散发上天入地的楚徒。《出入平安》都给人一种紧张感，布下某种易爆的危机气氛。《酒》《随意》《两幅泼写的字》像神魔并出，大闹天下，驰骋万里。《佛魔一念间》《生生不息》等初看如胸透胶片，或噩梦截屏，黑压压的致人惊骇，但一种浑身是胆金刚怒目式的威猛尽出其中。《阿哥阿妹在深山》的亲昵娇憨实在太可爱了。《毛古斯》隐藏了小屁孩顽皮捣蛋的劲头。《我》和《虎寿》分明是笑出来的字，与《乐》和《心如月性似风》那些醉出来的字相映成趣，都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乐。《开心》是跳动和踊跃，相当于管弦锣鼓交织的欢腾。《悠悠寸草心》无异于乖孩子想家，小眼睛眨巴眨巴，襁褓之梦忽在目前。《天涯比邻》的寥落感和孤独感让人恻然不已。《逝》是一曲幽幽通向远方的阳关三叠。《自强求缺》有一种俭朴、低调、清高的隐形标高。《守正出奇》掩不住淡定、慎独、大巧若拙、外圆内方的悄悄自许。《卜素朴素》放达而飘逸，宠辱两忘，目无今古，禅定不为，差不多是一声声云外鹤鸣。《无穷》《给弟弟路平的酒字》等则有亲切的点染，柔情的流淌，阳光的泼洒，空阔而静寂的逝者如斯，一瞬即万世的时空凝固…… 这些视觉造型有的朴拙，有的狂放，有的萌态可掬，有的仙气回环，还有些意蕴亦虚亦实，忽近忽远，才上眉头又上心头，我也难以寻找和捕捉。合上画册，一声唏嘘，一平还有多少胸中块垒需要在纸上燃烧与迸放？ 艺术是寂寞的，“无法生万法”的艺术家更有寂寞长途，与齐声鼓掌万众欢呼市场天价注定无缘。他想必对此已有所准备。 我与他见面不多，联络也疏，遥想当年乡下的雨夜对床已恍若隔世。好了，谢谢他一册《莫非》抵达，让我有机会重返当年，在想象中点燃一盏油灯，听他在雨声中把自己此生娓娓道来。 2013年11月 大自然因人而异 大自然因人而异 注释标题 本文为繁体中文版《山南水北》序，台湾人间出版社，2014年。 四十多年前，红卫兵退出中国“文革”舞台，都市中学生绝大部分都被动员上山下乡，去穷乡僻壤摸爬滚打，接触土地、农民、社会底层传统。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因缘再续，我避开都市的诸多应酬和会议，与妻子回到当年务农之地，盖了一个房子，在那里种菜植树，抗旱排涝，晴耕雨读，一晃又是十五个年头。 准确地说，是十五个半年——因每年秋收后我们都返城越冬，处理若干家务和公务，也让自己能保持左看城右看乡的不同视角。 与都市不同，乡村景观要恒定得多，其山脊线和溪流声越过千年甚至万年，几无时间痕迹。于是这里的明月、野渡、鲜花、飞鸟、竹篱、樵夫等，早已成为文学中的陈词滥调，小资笔下的心灵脂粉和美文味精，与当地居民却没有太大关系。一些令雅士们惊艳的红叶，其实是脱水或失温的表征，想必是树木备受折磨之状，不一定值得赞美。一些时尚男女所赏玩的流萤，其实意味着虫害迫近，把菜园、瓜园、果园送入危机时刻，足以让某个农夫焦灼。作为现代生产力的庞然怪物，一条水泥公路割去了往日的马帮和独木桥，常被旅游者觉得大煞风景，但由此带来的物流畅通，包括钢材、水泥、塑料、玻璃、电器的进村入户，倒可能让山民们欢天喜地。 由此看来，所谓“自然”因人而异，因文化和财富而异。乡村不仅仅是风景画，不仅仅有浪漫主义消费的保留节目，还有自然中的人。这些人五花八门，其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沉浮福祸的平凡故事，同样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些人不是隐居两年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以《瓦尔登湖》著称），更不是带上旅行装备去咬咬牙狠狠心待上三两周的仿梭罗，而是在这里搭上了一辈子。因此，他们的形迹构成了对自然更直接、更深入、更可靠、更活化、更具有历史感和生命感的诠释，潜入人类骨血中深藏不露。若离开了他们，目光越过了他们，任何人笔下的自然都有几分可疑，也许不过是盆景的放大，恒温花房的延展，几首田园诗的现场模拟再现，甚至是某些霸权者施展文化劫持和生态剥削的伪自然——恰恰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的严重误解。当事人无论如何激动或深情，与这一片天地里众多他者的真相其实仍相去甚远。 二〇一三年冬，我应邀在台湾讲学一月，有机会游历这里的美丽山河，有机会与不少农民、志工、有关专家交流乡村建设的经验，交流某种走近自然的体会。感谢台湾人间出版社的热情相约，这一本《山南水北》增修版能在海峡对岸面世，算是我与这些朋友交流的继续。 我相信还有更多别样的自然有待我们前去认识。 2014年3月 萤火虫的故事 萤火虫的故事 注释标题 此文为文摘集《夜深人静》自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 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文革”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种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就像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别人抢在先？ 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是因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入乡村，眼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识一无所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也是留给我意外的谋生手段——至少能在县文化馆培训班里混个三进两出，吃几顿油水稍多的饭。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挠头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学那里明白“论点”与“论据”是怎么回事，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明白词组的“偏正”关系如何不同于“联合”关系。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呵文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一个孩子只要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宋代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一两拍而已。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从欧洲十七世纪到中国二十世纪（史称“启蒙时代”），人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科学史家t.s.kuhn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都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古印度、古中东、古中国、古希腊等地几乎不约而同的文明大爆炸（史称“轴心时代”），还鲜有哪个时代表现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过，“轴心”和“启蒙”都可遇难求，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心智上无须长大，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兑点忧伤感，作为小资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着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中产阶级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空间。 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诗人”眼下已成为骂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诗人！”这说法不无夸张，玩笑中却也透出了几分冷冷的现实。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 坦白地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滋生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繁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闹腾正在现实中咄咄逼人，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 这样也很好。 2014年11月 从内心开始 从内心开始 注释标题 此文为精装插图版《日夜书》和《山南水北》总序，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 唐代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曾指出写作的两个目标：一是“立言”，二是“胜于人”。在他看来，前一目标比后一目标更重要。 这一区别显然是相对而言。 我这里想补上第三个目标，或者说第三种状态：不得不写。这是指五味杂陈的感受郁积于怀，不吐不快，非说出来不可。这样的写作不一定能争胜，更不一定能立言，甚至一开始就不过是自说自话，私事私办，不大考虑市场需求和公共评价，只求对自己做一个交代。换句话说，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差不多是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 《山南水北》和《日夜书》大概就是这一类作品。这两本书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忧伤、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际，千年变局。天地之间，惟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当真理多元化几成常态，一个文本消费的时代里众声喧沸，那么多一点针对自己的检索和诘难，是否比提高声调拉开架势说服他人更为迫切？就这样，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 或者说，文学在很多时候本该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像呼吸，就像漫步和入梦，无须太多高难动作的拼比。 承蒙友人不弃——感谢刘锦琳先生策划，何立伟先生配画，安徽文艺出版社继《马桥词典》等四卷之后再次诚邀合作，使这一套精装配图丛书逐渐成形。借此机会，《山南水北》在二〇〇六年作家出版社初版的基础上略有修补，《日夜书》在二〇一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的基础上略有增删。特予说明。 2015年1月 经典：加法与减法 经典：加法与减法 注释标题 此文为《香港文学》杂志2015年7月号卷首语。 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 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这样说的意思是，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却不大够得着。权贵对公文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在这里，较小的公约数常常离不开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的特定推力；而较大的公约数则有赖于知识界更为广泛的通则和共鸣。 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甚至捞不到一个较小公约数？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不一定天经地义。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说人类较为广泛和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逐渐淘汰。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发现、开发、释放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一些“资源大户”，比如《西游记》（佛教文化资源）、《聊斋志异》（道教文化资源）、《三国演义》（王侯文化资源）、《水浒传》（江湖文化资源）等，也是各得先机，各成气象，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马、张恨水一类超级写手，再热闹也还是偏轻偏小，在大指标上不给力，最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不难看出，经典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里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 换句话说，前者是运之所成，靠机缘；后者则是命之所限，靠实力和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其实皆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对冲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学史的再度检验。 2015年6月 附录 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 附录 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 注释标题 最早发表于《天涯》杂志2000年第一期，后译为日、韩、英、法、德、西等各种文字。 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办、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协办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来自中国以及美、法、澳、韩等国的作家和学者张炜、李锐、苏童、叶兆言、格非、乌热尔图、方方、迟子建、蒋韵、黄灿然、蒋子丹等三十多人与会。 二十五日晚，在三亚市南山生态文化苑，参加这次会议的部分学者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就环境生态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座谈。参加座谈的有黄平（《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李陀（《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主编）、陈燕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复旦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南帆（福建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王鸿生（河南省文学院研究员）、耿占春（海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等。韩少功（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为会议东道主出席座谈 注释标题 同时主持记录稿整理。 。部分其他人员及外国同行列席了座谈。 现在呈现出来的，是根据座谈者的发言和相近思路整理出的一个提纲，以期作为继续思考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环境生态并非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全球范围的环境生态一直在恶化，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温室效应，有害气体排放量急增，臭氧层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不仅危及人类的物质生存，而且加剧了全球和地区范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族群的冲突乃至危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物质资源相对缺乏（在全球排名一百六十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接轨”的步伐加快，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迅速激烈化。近年来，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等地的快速荒漠化，华东、华南等地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危害着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剥夺着他们的生存权利；许多城市的垃圾公害和食品污染也正在对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威胁。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有百分之三十的水资源遭到污染，百分之三十三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上千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点七五，这意味着环境生态代价几乎将抵消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从整体上说，淡水缺乏，水质与大气污染，土质退化，耕地减少，水土流失，酸雨增多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需要对此质疑是：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对环境生态进行必要的和基本的保护的科学技术，全世界的资金也足以用来解决诸如水质大面积污染、大气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但环境生态恶化还是在进一步步加剧。这说明，环境生态破坏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环境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水资源都严重缺乏，但即使是在这些严重缺水的地区，仍然不时掀起大兴土木的热潮。高级宾馆高档写字楼层出不穷，而一个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的设计供水，居然是每天一吨。很明显，只是笼统地说缺水，不是毫无意义吗？不足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每年需消耗全世界年开发能源的百分之三十四。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发达国家，每年需消耗全球能源的百分之八十。但与此同时，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利益，至今仍然拒绝在全球保护大气的国际协议上签字。那么，笼统地说大气污染需要治理有什么意义？究竟是所有的人都缺水、都在污染大气，还是一部分人缺水、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是哪一部分人缺水、哪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缺水、大气污染这类问题，仅仅是个科技问题，或者，仅仅靠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吗？ 从性质上说，环境生态问题涉及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如何分配，而这种占有、利用、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社会领域和社会过程的关注、反思、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作家、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 环境生态和发展的问题，常常被构造成二元对立和两难的困境：似乎要发展，就要破坏环境生态；要保护环境生态，就只能牺牲发展和忍受贫穷。这种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流行话语正在很多人那里内化成某种“常识”或“共识”，阻碍人们对发展与环境生态问题做任何严肃而富有积极意义的探讨。 关注环境生态问题，并不是要追捧极端的环境生态主义神话，不是要建立凡生命（甚至包括病毒）、凡自然之物（包括洪水）都必须崇拜和保护的现代泛神论，也并不否定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以及更早期的其他文明形式长期以来与自然界的确存在着的紧张关系，并不否认人们追求日益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合理性。 但是，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的相对平衡，不也是“舒适”的应有之意吗？而且，这种相对和谐与相对平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相对成功的范例。今天，无论是在海南，在云南，还是在山西，在江西，我们都可以看到某些局部地区有很多发展与环境生态良性循环，从而增进了当地人民福祉的生动事例。各种文明形式与自然的冲突如果说曾经已经发生，丝毫也不能说明如今坐视环境生态的恶化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而在“发展”与“环境生态”两者之间建立非此即彼的两难关系，通常情况下是对掠夺性破坏性开发的辩护。 大规模、高速度的环境生态恶化趋势，并不是历史上的常态，而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出现的现象，是全球性发展主义思潮和体制性开发带来的恶果。在这里，“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们的正当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目标。而所谓“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展社会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包括贫富悬殊拉大、环境生态恶化，等等。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有的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再生产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环境，损耗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忽视环境生态问题，常常把环境的代价、健康的代价等排除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同时也忽视人文协调和社会整合，使社会的伦理、信任、安全、亲情、团结、互助等社会赖以维系和延续的基础日益崩溃。发展主义的话语是一种唯物质主义，唯增长主义，甚至是唯gdp主义。 这种发展主义的话语体系存在着很多盲区，比如关于增长的统计就常遮掩人类生存的真相：大量砍伐森林以满足木材业和市场的需求，如生产木质家具、纸浆、一次性木筷等，这一类生产拉高了gdp，但这些生产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如制浆过程对河流的污染、林木减少导致水土流失又降低空气质量），却没有从gdp总值中扣除。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护健康，人们又不得不购买矿泉水（富人或中产阶级甚至需要乘飞机去其他地方度假以呼吸新鲜空气），而对矿泉水的购买和度假的消费等，更增加了gdp。这样，一次破坏竟成为gdp的两次增值，“美好生活”就是这样被再生产出来的！ 国民生产总值（gnp）或本地生产总值（gdp），是对社会总体收益进行估量的一些必要概念，但这一类统计如果成为唯一的社会进步的指标，巨大的环境生态代价和社会/伦理代价便会被掩蔽起来。而且，这种统计并不反映出增长的主要获利者有多少人、是什么人，主要代价承担者又有多少人、又是什么人。这种以货币来衡量价值的方法，也总是将未纳入货币流通过程的劳动（如家务劳动、志愿服务、亲友互助、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等）和其他代价（环境生态破坏，健康损害、安全损害、尊严损害、信赖损害等），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因此掩盖了增长之下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和不合理。 增长至上和财富至上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启蒙时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唯科学主义以及历史决定论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也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一轮全球性扩张的产物。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订的发展主义蓝图之下，少数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及亚洲“四小虎”）由于战后种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因素，实现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这被描述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战后接受发展主义模式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如发展主义所许诺的那样发展起来，或者在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社会、政治、环境生态代价，有些甚至日益陷入了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 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大约四十个国家的经济比十年前更糟了，非洲、南亚、拉丁美洲乃至昨日的超级大国俄罗斯，都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即便排除冷战时期的政治性援助等因素不计，“四小虎”的成功与四十个国家的不成功，也充分显示出全球发展主义浪潮中的不均衡性和排他性。事实上，发展主义不是一种包容性强而是排除性强的丛林游戏，正如它不能解决贫富差异问题而只能带来更大的贫富悬殊一样，它也没有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大范围和程度的环境生态问题。这是由它本身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它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所决定的。 发展主义所到之处，更多的自然物变成了“资源”，而一旦具有这种“资源”的价值，这些自然物就在被迅速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本土的或全球的资本/技术的依附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在权力垄断和资本扩张的体系之下，这些集团总是用这些“资源”去满足少部分人的需要，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 这一过程通常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名义下进行的。问题是：如今人们层出不穷的欲望并不是原生和自然的，而是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扩展逻辑下，由跨国性财团和传媒广告公司联姻精心建构的，完全不同于生命种群万代不变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环境生态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例如一家一辆汽车，一人多件貂皮大衣，每周打打高尔夫球，每年到避暑胜地度假……显然都是当代消费文化引导和谋划的产物，与人的所谓自然属性（即使有的话）并无直接关系。这种非自然的消费欲望正在大大加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事情往往是，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这类欲望，多数人的饮水、呼吸、衣、食、住、行等基本而正常的需要反而受到了极大限制。这也是忽视乃至取消人们更多非物质性欲望（情感的、尊严的、安全的、审美的等）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这里，发展主义恰恰是以少数人“高级”（奢侈）的欲望去压抑多数人“低级”（基本）的欲望。它不仅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而且使人类多维度、多层面的“幸福”，只剩下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从而对人类的欲望构成了严重的扭曲和践踏。 全球性环境生态恶化是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发生的。据联合国开发与计划署《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已从一九六〇年的三十比一扩大到一九九〇年的六十比一，又扩大到一九九五年的七十四比一。 需要指出的是：特定的“贫困”概念，是在发展主义的语境中才出现的，并且在这样的语境下也才有意义。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生活结构被打破，许多地区的人都先后被卷入了片面追求利润的“增长”和盲目追求集中的“规模”的进程：土地被征用，家园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人口外出漂流，战争和动乱也比以前有增无减，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从而真正沦入了赤贫。 人们在阐述环境生态问题时常用“人类”、“发展”、“现代化”这一类过于抽象的词语，而它们常常遮蔽着现实中的差异：是什么人在“发展”和“现代化”？什么人被排斥在“发展”和“现代化”之外？是哪一些“人类”在受害于环境生态恶化，而哪一些“人类”在环境生态恶化的过程中大获其利？……显然，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必须以反思和清理各种普遍主义的话语为方法论前提，至少须防止以习语代替思维、以话语代替事实的反实践态度。 发展主义在中国 世界总人口的约五分之一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成功解决发展与环境生态的矛盾，对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针对民族积弱甚深情形的一种政治选择。但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赚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破坏环境或毁灭生态是硬道理。现在，“中国特色”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口头禅，而真正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足。这就使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欧美早期的发展模式为“现代化”的样板和“赶超”目标。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其早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同时伴随着对外殖民、贩奴、侵略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掠夺基础上的，本土的人口/资源矛盾因为大量向外移民而得到缓解，域外的资源因为其政治/军事霸权和经济/文化霸权而得到控制和支配，核心国家（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五）和边缘国家（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之间的依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确立。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可以得到缓和；在经济发展出现萧条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则得到强化和加剧，并引发各种危机，包括战争。这种“以外疏内”“以外养内”“以外安内”的现代化过程，是他们利用了特殊的历史条件的特定发展道路，是后发展国家不可能重复和照搬的。 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都值得中国学习和吸收，但中国不仅在国情方面大大不同于欧美，所面临的时代与上两个世纪也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各国不仅已经拥有先发的优势，而且已占有在金融、电子等高技术和无污染产业里的优势。而与众多在发展主义模式下正在被“郊区化”和“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被迫廉价出卖资源，在被迫从事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产业。发达国家可以不砍本土的森林而用域外的木材，不采本土的石油而用域外的石油，包括用取自发展中国家的丰厚利润来缓解本土的各种矛盾，来维持本土的相对良好的环境生态。但是，在既有的全球体系和世界格局下，中国已不能通过向外移民的方式来缓解本土的人口/资源张力，相反，只有极少数精英正在被强国有选择地吸纳；中国也不可能向外转移环境生态代价，相反，中国正在接受“夕阳产业”的进入和转移，正在为此牺牲自己的森林、草原、河流、土地。最近出现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垃圾还通过不法商家一次次运往中国。 因此，中国只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坚持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路，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这既是对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的贡献，也是对欧美现代文明所蕴含的创造性精神的最好的学习。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以恢复和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逐步得到社会的重视，并被国家确定为发展战略；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权势和利益集团忽视乃至取消社会公正、忽视乃至取消保护环境生态的开发方案，甚至与某些跨国资本势力的掠夺性开发联手，从而导致了种种反社会的恶果。姑且不说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例证，即便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和草原地带，由于某些大资本集团开发触须和国际市场收购网络的渗入，由于某些管理机构的腐败性纵容和配合，老鹰、狐狸、羚羊等急剧减少，加上过度放牧，特别是以破坏草原植被为代价的山羊过度放养，一方面使羊绒和皮毛的超额利润流向了少数新富集团，另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生物链，导致了鼠祸猖獗、植被毁坏等极为严重的环境生态灾难。然而，这一类正在危及广大民众基本生存条件的开发活动，居然常常被描述为“改革”的政绩和“搞活”的图景。 这些现象常常被有些人以“阶段论”给予辩护。“阶段论”认为现在的环境破坏只不过是阶段性的，中国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先污染后治理”。诚然，任何人都能理解，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局限，通常会造成破坏与治理之间的时间差。但“先污染后治理”并不是一项通则，更不是发达国家的普遍事实，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的破坏根本没有得到过治理，只不过是将破坏的后果转嫁给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将一批批高污染产业逐步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很多环境生态的破坏是无法在事后得到治理的，比如物种的灭绝就是一次性事件，比如土地的荒漠化，就须穷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努力，才可能予以缓解。更重要的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应该为人的生存服务。当掠夺式开发已经危及人的呼吸、饮水、生命健康的时候，当洪水、干旱、毒气等已经使很多人含恨而亡的时候，当我们“豁出生存搞发展”的时候，“后治理”还有什么意义？当这种“后治理”是由某些在破坏中获利而根本不承担任何代价的人来宣扬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主张吗？ “代价论”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环境生态破坏是人类为增长必须支付的代价，不值得大惊小怪。这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同样能够让人理解，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可以白得好处而从不付代价的程度，何况中国长时间来的积弱状态更决定了代价——包括环境生态代价——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值得注意的是：“代价论”的滥用，常常有利于维护一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安排，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和悲剧几乎都可以在“代价论”的粉饰下获得其合法性：殖民主义也带来了科技的传播，侵略战争也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官僚集权体制也曾促进了gnp的提高……这些都可以被有些人视为“成绩和代价”、“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都可以在“代价论”的逻辑下得到肯定。因此，对“代价论”必须具体分析。问题不在于发展有没有代价，而在于这种代价是否超过了社会或社会中某些阶层可以承受的程度？这种代价是由谁来承受？比方说，“代价论”的制造者们是否也在与受害者们共同付出代价？事实很明显，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全世界非核心国家的居民主体并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发展主义带来的好处，核心国家的贫困阶层也没有或很少分享这种好处，但恰恰是占全球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他们，在风景区没有度假别墅，没有定期出国度假的机票，甚至正在失去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森林、草原、河流，正在承受环境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后果。 另外，不能不提到“残余论”。这种说法认为当前一切社会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等发达社会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持这种观点的人，看到了中国五十年代以来“人定胜天”“赶英超美”等盲目经济行为和经济体制对环境生态的忽视和破坏，但没有看到这些过程内含的“进步”、“增长”、“工业化”等基础性观念，其实是与西方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同出一源；他们看到了在集权的计划体制内的浪费和腐败现象及其对环境生态的重大破坏，但抹杀了这种“化公为私”正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场表现，大规模的“化公为私”更常常是以联系资本集团的裙带关系为直接支持和必要条件。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侧重阶级斗争与社会关系，在环境生态方面存在知识盲点，而且正是这一点突显出它与西方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恰恰是值得我们反思与清理的。但这种反思与清理，是以重建社会的公共性为道德前提和价值尺度的，与废弃社会公共性的“市场浪漫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借口“效率”以反对或压抑“公正”的发展主义思潮，毫无共同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在发展主义最为风行的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是世界公认的环境生态最为恶化的地区；在发展主义最受尊奉的九十年代，也是全球臭氧层破坏、酸雨增多、海水污染、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时代。这说明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旧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之物，而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人类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我们只有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而不是以一国为分析单位，只有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而不是以一两个年代为观察视域，才能较为清醒地认识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才能较好地反思和纠正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中出现过的错误，包括破坏环境生态的错误。 文学、文化工业、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观念能够如此迅速获得普及，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工业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和扩张。文化工业借助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电影、广告、流行歌曲等，一方面生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整套文化价值和是非标准，迅速地破坏、颠覆人们的传统道德，另一方面还将发展主义的一整套观念思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 八十年代以来，体现发展主义观念的种种文化产品大量上市，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文化生产的最显著特征。其中“成功人士”不仅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与八十年代早期的“寻找自我”运动以及人性论思潮紧密相关，与八十年代晚期很多人对“中产阶级”的想象以及市场化进程紧密相关——当然，西方、港台的商业文化的大举输入也是一种重要动力。据一位评论家的分析，“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一般是这样的：中年，多半为男性，微胖，受过良好教育，有美貌的妻子，有调皮的儿子，驾名车，出入高级宾馆及高消费场所，拥有欧陆风情的住宅，打高尔夫球，去大剧院……而这样的形象，常常被很多人视为人生理想的目标，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指南。问题在于，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的真实原因总是被掩盖了，他们中不少人靠勾结、欺诈、叛卖、残酷以获取暴利的肮脏，他们中不少人忍受劳苦、孤寂、侮辱、盘剥而终于出人头地的辛酸，都化作了他们脸上空洞的微笑。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的含义也大大地被扭曲了，人生价值的丰富性也被粗暴地单一化了，因为这些形象无一不在标榜高消费的富贵奢侈豪华，而从不具有任何道义、责任的指涉，与贫困关切、生态关切、人文价值关切毫无关系。他们是钱的化身，是消费的化身，是社会等级化的化身。他们总是成为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众美学代理——因为一个等级森严和高消费的发展中国家，总是更容易出现对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更容易强化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关系。毫无疑问，他们遮蔽现实和误导公众，将严重危及健康的市场经济以及文明发育。 与“成功人士”符号相关的还有一系列时尚潮流。时尚成了精神的上帝，成了国家权力之外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时尚使一切“旧”的东西贬值，而“新”的，亦即“现代”的、“世界”的，统统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于是，摇滚乐和流行歌无论好坏都是好的，民乐和京剧无论好坏都是坏的；大哥大、保密箱无论有用与否都是要有的，四合院、自行车无论方便与否都是要丢的。这一系列潮流背后，是跨国商品的倾销和商家高额利润的赚取，其单一化和强制化，更扼杀了人们精神的丰富性和个异性，一步步取消了人们在文化上应有的判断力。因此，当真正腐“旧”不堪的文化糟粕，如“三陪女”、“拜财神”、麻将赌博乃至无知迷信被当作最“新”时尚的时候，被当作“现代”与“世界”文化流行色的时候，最为痛恨传统的众多新潮派人士，倒很少例外地津津乐道趋之若鹜。他们在文化上貌似激进主义的先锋态度，常常伴随着他们最为古典和老派的堕落。这是消费主义文化极为寻常的景观之一。 文学是文化生产中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说，面对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浮现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很多作家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和艺术准备，甚至在纷纭多变的世俗生活中迷失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创作倾向值得回顾和检讨。一种出现在某些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里：作者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压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较为生动的再现，却时常采取了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的立场，比如总是将新富人士美化为新的救世主，为所欲为、欺行霸市、嫖娼宿妓、行贿受贿的行为也常常被谅解或者得到羡慕，而下层百姓则被要求对这些人逆来顺受。这种“强人救世”、“富人救世”的作品，向读者散布着绝望的情绪，指示着低头屈服的出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另一种倾向出现在某些表现个人世界的作品当中：作者抛弃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大叙事，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个体价值的确立，在艺术形式上则常有现代主义的奇异和狂放。但这些作品中的相当部分时常滑向了人性论，用人性论的本质主义来抹杀“人”的历史性（人的主体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似乎人性即人欲，而人欲是自然的、原真的，因而是神圣至尊的，完全掩盖了现实生活中所谓“人性”赖以形成的全部文化过程和全部社会关系，制造了一种绝缘独立和一成不变的人性神话，与发展主义的哲学逻辑一脉相通。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还有浓厚的消费主义色彩，虽然有时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但对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向往却不时跃然纸上。有些作品还表现出极端自私主义色彩，不断渲染对他人、对社会的冷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时流露字里行间。金钱是生活的意义；美女和美酒是感觉的源泉；趁社会分化刚刚开始赶快捞上一把……成了这些作品对读者的隐性教导。这种写作当然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天然盟友，差不多是一种超前消费指南和社会钻营须知。即便这些作品虽然有时也会貌似“先锋”，但不可避免地相互雷同和自我重复，日益显出时尚快餐文化的通俗品格。 结语 一次新的思想创新正在世纪之交临近。 保护环境生态，当前已成为重建社会公共性迫切的现实课题和重要的思想入口，也成为最有社会动员力的行动旗帜之一。但这个问题并非新世纪问题的全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须有开放和多元的空间。考虑到环境生态标准也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中打压对手的筹码，考虑到某些人崇拜自然而恶待父母的奇怪世相，考虑到某些绿色恐怖主义的施暴行迹……南山座谈的参加者们深知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这一次座谈能通向今后更多角度和更多层面的思考和批评，通向更为成熟和健康的社会实践。 要做到这一点，超越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思想定势至关重要。人类/自然，市场/政府，社会/国家，现代/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增长/贫困，发展/环境，等等，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具有貌似强大的解释效能，正在成为各种媒体上的流行话语，却正在妨碍人们对历史和现实做出真切而准确的诊断。 我们面对中国的问题，必须从这些日益沦为教条和迷信的思想定势中解放出来，从各种个人既得利益地位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中国因特殊国情，注定要在现代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承受环境生态的超常压力，中国的知识界也因此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开始思想和文化的创新。这可能正是一种幸运。 完美的假定完美的假定 关于社会与历史 完美的假定完美的假定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6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很多人会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三十年代”，批判资本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能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士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红皮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是每一次左向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无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评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做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现代化昌荣，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十年，会怎么样？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物极必反，阴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杂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粗糙。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三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下来然后送去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现实感，拒绝相信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吸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称社会主义也必须吸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导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音乐。在一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起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 四 吉拉斯的理论深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变成鬼脸。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入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的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须教授也无须副教授无须研究生也无须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美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o for ugly（对丑的情欲）》，一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很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入美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小日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开始，忘却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安全设备。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享受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nterest（利益）与interest（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一类词语，当作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我们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偶尔面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才会发现我们少了点什么。不，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丰富，但我们最终没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理想的自由，只是千差万别的行尸走肉。没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装优美设备精良的诸多球赛，一场场看去却没有及格的水准，没有稍稍让人亮眼的精神记录。 五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1。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日出。 严格地说，精神的√-1，还有“自由”、“虚无”、“人性”、“自我”、“真实”，等等，只要没有丧失经验的常识，谁会相信现实中的人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可以修炼出完全绝对的“虚无”呢？可以找到完全抽象的“人性”？可以裸示完全独立的“真实自我”？……但是，如果因而取消这一类概念，取消这些有益的假定，我们很难想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比较起来，在很多人那里，理解“理想”比理解其他假定要困难得多，总是让人大皱眉头，不管加上多少限定成分的作料，配上多少美言名言格言的开胃酒水，还是咽不下这一个词。这并不妨碍他们正在努力——也在要求人们努力——理解世俗，理解唯利是图，理解摧眉折腰和卖友告密，理解三陪小姐和红灯区，理解用红包买来的文学研讨会，理解十万元养一条狗，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偏偏不讲中国话。 理解是个意义含混的词。理解不等于赞同。理解加激赏算是理解，理解但有所保留算不算理解？理解但提出异议算不算理解？提出异议但并没有要求政府禁止没有设冤狱也没有搞打砸抢，为什么就要被指责为白痴或暴徒式的“不理解”？驳杂万端的世俗确实是不可能定于一格的，需要人们有更多的理解力，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是世俗，远没有中产起来的更多退休工和打工仔也是世俗；星级宾馆里的欲望是世俗，穷乡僻壤里的朴实、忠厚、贫困甚至永远搭不上现代化快车的可能也是世俗；商品经济使这里富民强国是世俗，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商品经济造成贫富差别、环境污染、文化危机等等弊端也是世俗，对后者保持距离给予批判的人，其优劣长短生老病死，本身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斯世斯俗，是不是也需要理解？“世俗”什么时候成了一部分人而且是一小部分人的会员制俱乐部？ 滥用“理解”、“世俗”一类的词，是一些朋友的盲目和糊涂，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文字障眼术，是不便明言的背弃，周到设防的勾搭，早已踩进去了一脚，却继续保持局外者的公允和超然，操作能进能退的优越。这些人精神失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怯于把话说个明白的过程。 其实，真正的理想者不需要理解，甚至压根儿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着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计索取理解的回报，如果他对误解的处境焦急和愤懑，对掉头而去的人渐生仇恨乃至报复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么他就早已离理想十万八千里，早已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须以他人的利己为条件，为着落——绝不是把利益视为一种邪恶然后强加于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赞同的众多异类作为永远忠诚奉献的对象。他们不会一般化地反对自利，只是反对那种靠权势榨取人们奴隶式利他行为的自利。而刻意倡导利他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当他们手里拿着奴隶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会一般化地反对庸俗，只是反对那种吸食了他人血肉以后立刻嘲笑崇高并且用“潇洒”、“率真”一类现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颂崇高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此时的他们可能正在叩门求助，引诱他人再一次放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而是非理想的极端化、恶质化、强权化——其中包括随机实用以巧取豪夺他人利益的伪理想。 六 历史上，暴君肆虐、外敌入侵或者天灾降临之际，大多数人须依靠整体行动才能抵抗威胁，理想便成为万众追随的旗帜，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脚本。对于理想者来说，这是一个理解丰收的时代。但好心人不必因此自慰，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上”的种种喜报。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统一，作为理想畅行一时的基础，不可能恒久不变。 理想者更多理解稀缺的时代。在人们的利益更多来自个人奋斗的时候，社会提供一种利益分割、贫富有别、鼓励竞争的格局。这时的理想无助于一己的增利，反而意味着利益它移，于是成为很多人的沉重负担，成为额外的无限捐税，无异于对欲望的压迫和侵夺。他们即便对崇高保持惯性的客套，内心的怀疑、抗拒、嘲弄以及为我所用的曲解冲动却一天天燃烧如炽。这没有什么。好心人不必因此悲哀，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下”的诊断。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分离，作为理想一时冷落的主要原因，同样不会恒久不易。 舍利取义是群体自保的需要，却不是个体的必然。宗教有一种梦想：使大众统统成为义士和圣徒。每一种教义无不谴责和警戒利欲，无不指示逃离世俗的光明天国，而且奇迹般地获得过成千上万的信众，成了一支支现实的强大力量，成为历史暗夜里一代一代的精神传灯。不幸的是，宗教一旦体制化，一旦大规模地扩张并且掌握政权，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就是毁灭于外部，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染上满身鲜血，浮现出狰狞面孔。 左派的“文革”是一种仿宗教运动，曾有改造大众的宏伟构思。他们用世界大同的美景，用大公无私的操行律令，用一个接一个交心自省活动，用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查禁大扫荡大批判，力图在无菌式环境里训练出一个没有任何低级趣味的民族。这场运动得助于它的道义光环，曾鼓动人们的激情，甚至使很多运动对象都放弃心理抵抗，由此多少掩盖了运动当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不智。但一场以精神净化为目标的运动，最终通向了世界上巨大的精神垃圾场。比较来说，当时的人们还能忍受贫穷——生活毕竟比战争年代要好很多，人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失去对革命的信任。人们最无法容忍的是满世界的假话和空话，是遍布国家的残暴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是权贵奢华生活的真相大白。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当年，都有铭心的记忆。时间流逝，常常使以往的日子变得熠熠闪光引人怀恋。某些左派寻求理想梦幻的时候，可能情不自禁地举起怀旧射镜，投向当年一张张单纯的面孔。是的，那个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贫有所怜，弱有所助，那个时候很少妓女和吸毒和官倒，那个时候犯罪率很低很低，但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即便说明当时的人们较为淡泊钱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淡泊钱财没有什么了不起，钱财只是利益的形态之一。原始人也不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赖以生存的神佑和人肉。下一个世纪的人也不一定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信息、知识、清洁的空气或者季风。我们无须幼稚到这种地步，在这个园子里争夺萝卜的时候，就羡慕那个园子里的萝卜无人问津，以为那些人对白菜的争夺，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拥抱。 “文革”当中，利欲同样在翻腾着，同样推动无义的争夺——只是它更多以政治安全、政治权势、政治荣誉为战利品，隐蔽了对住房、职业、级别、女色的诸多机心。那时候的告密、揭发和效忠的劲头，一点也不比后来人们争夺原始股票的劲头小到哪里去。那时候很多人对抗恶义举的胆怯和躲避，也一点不逊于后来很多人对公益事业的旁观袖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那是一个理想被万众高歌的时代，是理想被体制化的强权推行天下武装亿万群众的时代。但那些光彩夺目的理想之果，无一不能被人们品尝出虚伪和专制的苦涩。 那是一次理想最大的胜利，也是理想的毁灭和冷却。 七 都林的一条大街上，一个马夫用鞭子猛抽一匹瘦马，哲学家尼采突然冲上去，忘情地抱住马头，抚着一条条鞭痕失声痛哭，让街上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从这一天起，他疯了。 格瓦拉会不会疯呢？——如果他病得最重的时候，战友偷偷离他而去；如果他拼到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他的赞美者早已撤到了射程之外；如果他走向刑场的时候，才知道根本没有人打算来营救，而且正是他曾省下口粮救活的饥民，充当了置他于死地的政府军的线人。 吉拉斯会不会疯呢？——如果他发现自己倡导的改革，不过是把南斯拉夫引入了一场时旷日久的血腥内战；如果他记忆中当侍者的老人，后来不过是沦为老板一脚踢出门外的难民；如果他思念中的拉货或站岗的青年，后来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巨商，呵斥着一大群卖笑为生的妓女，而那些妓女，一边点着闪光的小费一边大骂吉拉斯“傻帽”。 理想者最可能疯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导致疯狂（比如诗痴）；理想是美丽，美丽容易导致疯狂（比如爱痴）；理想是自由，自由容易导致疯狂（疯者最大的特点是失去约束和规范）。理想者的疯狂通常以两种形态出现：一是“文革”，二是尼采。“文革”是强者的疯狂，要把人民造就成神，最后导致了全民族的疯狂。尼采是弱者的疯狂，把人民视为魔，最后逼得自己疯狂。“他们想亲近你的皮和血”，“他们多于恒河沙数”，“你的命运不是蝇拍”……尼采用了最尖刻的语言来诅咒自己的同类。这种狂傲和阴冷，后来被欧洲法西斯主义引申为镇压人民的哲学，当然事出有因。 尼采毫不缺少泪水，毫不缺少温柔和仁厚，但他从不把泪水抛向人间，宁可让一匹陌生的马来倾听自己的号啕。我也许很难知道，他对人民的绝望，出自怎样的人生体验。以他高拔而陡峭的精神历险，他得到的理解断不会多，得到的冷落、叛卖、讥嘲、曲解、陷害，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最后只能把全部泪水倾洒一匹街头瘦马，也许有我们难以了解的酸楚。马是他的一个假定，一个精神的√-1，也是他全部理想的接纳和安息之地。他疯狂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存在下去，无法再与人类友好地重逢。 他终究让我惋惜。孤独的愤怒者不再是孤独，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高的绝望者不再是崇高。如果他真正透看了他面前的世界，就应该明白理想的位置：理想是不能社会化的；反过来说，社会化正是理想的劫数。理想是诗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蓝图；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于众的社会体制。理想无望成为社会体制的命运，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命运，总是显得相对幼小的命运，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恰恰是它永远与现实相距离并且指示和牵引一个无限过程的可贵前提。 在历史的很多岁月里，尤其是危机尚未震现的时候，理想者总是一个稀有工种，是习惯独行的人。一个关怀天下的心胸，受到一部分人乃至多数人乃至绝大多数人的漠视或恶视，在他所关怀的天下里孤立无援，四野空阔，恰恰是理想的应有之义。一个充满着漠视和恶视的时代，正是生长理想最好的土壤，是燃烧理想最好的暗夜，是理想者的幸福之源——主说：你们有福了。 美好的日子。 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走入了熙熙攘攘的街市，走入了陌生的人流，走入了尼采永远不复存在的世纪之末。我走入了使周围的人影都突然变小了的热带阳光，记起了朋友的一句话：我要跳到阳光里去让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我。我忘不了尼采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 在《创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说：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星，你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他们。 1995年10月 附注：有关争议及后续反应 《完美的假定》引来文坛争议。如《作家》杂志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篇题为《商品化与消费化：文化空间的拓展》的对话录中，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天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张颐武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做一种比较机械的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刘心武又说：“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了。”笔者对此感到奇怪，遂致信《作家》编辑部：“我得说明一下，这些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该信发表以后，张颐武与刘心武都无答复，但随后张颐武发动的“马桥风波”风生水起。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上指控笔者《马桥词典》“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照搬”他人之作，《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数十家报刊及中央电视台据此开始报道“剽窃”、“抄袭”、“照搬”事件。 完美的假定完美的假定 关于社会与历史 完美的假定完美的假定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6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一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很多人会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三十年代”，批判资本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能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士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红皮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是每一次左向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无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词，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评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做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现代化昌荣，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十年，会怎么样？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物极必反，阴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杂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粗糙。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三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下来然后送去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现实感，拒绝相信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吸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称社会主义也必须吸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导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是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光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音乐。在一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起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的日子显得空洞而苍白。 四 吉拉斯的理论深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变成鬼脸。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入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的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须教授也无须副教授无须研究生也无须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美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o for ugly（对丑的情欲）》，一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很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入美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小日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开始，忘却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安全设备。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化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享受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nterest（利益）与interest（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business（正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一类词语，当作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我们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偶尔面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才会发现我们少了点什么。不，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丰富，但我们最终没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理想的自由，只是千差万别的行尸走肉。没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装优美设备精良的诸多球赛，一场场看去却没有及格的水准，没有稍稍让人亮眼的精神记录。 五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1。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日出。 严格地说，精神的√-1，还有“自由”、“虚无”、“人性”、“自我”、“真实”，等等，只要没有丧失经验的常识，谁会相信现实中的人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可以修炼出完全绝对的“虚无”呢？可以找到完全抽象的“人性”？可以裸示完全独立的“真实自我”？……但是，如果因而取消这一类概念，取消这些有益的假定，我们很难想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比较起来，在很多人那里，理解“理想”比理解其他假定要困难得多，总是让人大皱眉头，不管加上多少限定成分的作料，配上多少美言名言格言的开胃酒水，还是咽不下这一个词。这并不妨碍他们正在努力——也在要求人们努力——理解世俗，理解唯利是图，理解摧眉折腰和卖友告密，理解三陪小姐和红灯区，理解用红包买来的文学研讨会，理解十万元养一条狗，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偏偏不讲中国话。 理解是个意义含混的词。理解不等于赞同。理解加激赏算是理解，理解但有所保留算不算理解？理解但提出异议算不算理解？提出异议但并没有要求政府禁止没有设冤狱也没有搞打砸抢，为什么就要被指责为白痴或暴徒式的“不理解”？驳杂万端的世俗确实是不可能定于一格的，需要人们有更多的理解力，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是世俗，远没有中产起来的更多退休工和打工仔也是世俗；星级宾馆里的欲望是世俗，穷乡僻壤里的朴实、忠厚、贫困甚至永远搭不上现代化快车的可能也是世俗；商品经济使这里富民强国是世俗，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商品经济造成贫富差别、环境污染、文化危机等等弊端也是世俗，对后者保持距离给予批判的人，其优劣长短生老病死，本身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斯世斯俗，是不是也需要理解？“世俗”什么时候成了一部分人而且是一小部分人的会员制俱乐部？ 滥用“理解”、“世俗”一类的词，是一些朋友的盲目和糊涂，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文字障眼术，是不便明言的背弃，周到设防的勾搭，早已踩进去了一脚，却继续保持局外者的公允和超然，操作能进能退的优越。这些人精神失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怯于把话说个明白的过程。 其实，真正的理想者不需要理解，甚至压根儿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着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计索取理解的回报，如果他对误解的处境焦急和愤懑，对掉头而去的人渐生仇恨乃至报复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么他就早已离理想十万八千里，早已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须以他人的利己为条件，为着落——绝不是把利益视为一种邪恶然后强加于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赞同的众多异类作为永远忠诚奉献的对象。他们不会一般化地反对自利，只是反对那种靠权势榨取人们奴隶式利他行为的自利。而刻意倡导利他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当他们手里拿着奴隶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会一般化地反对庸俗，只是反对那种吸食了他人血肉以后立刻嘲笑崇高并且用“潇洒”、“率真”一类现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颂崇高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此时的他们可能正在叩门求助，引诱他人再一次放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而是非理想的极端化、恶质化、强权化——其中包括随机实用以巧取豪夺他人利益的伪理想。 六 历史上，暴君肆虐、外敌入侵或者天灾降临之际，大多数人须依靠整体行动才能抵抗威胁，理想便成为万众追随的旗帜，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脚本。对于理想者来说，这是一个理解丰收的时代。但好心人不必因此自慰，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上”的种种喜报。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统一，作为理想畅行一时的基础，不可能恒久不变。 理想者更多理解稀缺的时代。在人们的利益更多来自个人奋斗的时候，社会提供一种利益分割、贫富有别、鼓励竞争的格局。这时的理想无助于一己的增利，反而意味着利益它移，于是成为很多人的沉重负担，成为额外的无限捐税，无异于对欲望的压迫和侵夺。他们即便对崇高保持惯性的客套，内心的怀疑、抗拒、嘲弄以及为我所用的曲解冲动却一天天燃烧如炽。这没有什么。好心人不必因此悲哀，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下”的诊断。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分离，作为理想一时冷落的主要原因，同样不会恒久不易。 舍利取义是群体自保的需要，却不是个体的必然。宗教有一种梦想：使大众统统成为义士和圣徒。每一种教义无不谴责和警戒利欲，无不指示逃离世俗的光明天国，而且奇迹般地获得过成千上万的信众，成了一支支现实的强大力量，成为历史暗夜里一代一代的精神传灯。不幸的是，宗教一旦体制化，一旦大规模地扩张并且掌握政权，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就是毁灭于外部，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染上满身鲜血，浮现出狰狞面孔。 左派的“文革”是一种仿宗教运动，曾有改造大众的宏伟构思。他们用世界大同的美景，用大公无私的操行律令，用一个接一个交心自省活动，用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查禁大扫荡大批判，力图在无菌式环境里训练出一个没有任何低级趣味的民族。这场运动得助于它的道义光环，曾鼓动人们的激情，甚至使很多运动对象都放弃心理抵抗，由此多少掩盖了运动当局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不智。但一场以精神净化为目标的运动，最终通向了世界上巨大的精神垃圾场。比较来说，当时的人们还能忍受贫穷——生活毕竟比战争年代要好很多，人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失去对革命的信任。人们最无法容忍的是满世界的假话和空话，是遍布国家的残暴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是权贵奢华生活的真相大白。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当年，都有铭心的记忆。时间流逝，常常使以往的日子变得熠熠闪光引人怀恋。某些左派寻求理想梦幻的时候，可能情不自禁地举起怀旧射镜，投向当年一张张单纯的面孔。是的，那个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贫有所怜，弱有所助，那个时候很少妓女和吸毒和官倒，那个时候犯罪率很低很低，但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即便说明当时的人们较为淡泊钱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淡泊钱财没有什么了不起，钱财只是利益的形态之一。原始人也不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赖以生存的神佑和人肉。下一个世纪的人也不一定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信息、知识、清洁的空气或者季风。我们无须幼稚到这种地步，在这个园子里争夺萝卜的时候，就羡慕那个园子里的萝卜无人问津，以为那些人对白菜的争夺，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拥抱。 “文革”当中，利欲同样在翻腾着，同样推动无义的争夺——只是它更多以政治安全、政治权势、政治荣誉为战利品，隐蔽了对住房、职业、级别、女色的诸多机心。那时候的告密、揭发和效忠的劲头，一点也不比后来人们争夺原始股票的劲头小到哪里去。那时候很多人对抗恶义举的胆怯和躲避，也一点不逊于后来很多人对公益事业的旁观袖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那是一个理想被万众高歌的时代，是理想被体制化的强权推行天下武装亿万群众的时代。但那些光彩夺目的理想之果，无一不能被人们品尝出虚伪和专制的苦涩。 那是一次理想最大的胜利，也是理想的毁灭和冷却。 七 都林的一条大街上，一个马夫用鞭子猛抽一匹瘦马，哲学家尼采突然冲上去，忘情地抱住马头，抚着一条条鞭痕失声痛哭，让街上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从这一天起，他疯了。 格瓦拉会不会疯呢？——如果他病得最重的时候，战友偷偷离他而去；如果他拼到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他的赞美者早已撤到了射程之外；如果他走向刑场的时候，才知道根本没有人打算来营救，而且正是他曾省下口粮救活的饥民，充当了置他于死地的政府军的线人。 吉拉斯会不会疯呢？——如果他发现自己倡导的改革，不过是把南斯拉夫引入了一场时旷日久的血腥内战；如果他记忆中当侍者的老人，后来不过是沦为老板一脚踢出门外的难民；如果他思念中的拉货或站岗的青年，后来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巨商，呵斥着一大群卖笑为生的妓女，而那些妓女，一边点着闪光的小费一边大骂吉拉斯“傻帽”。 理想者最可能疯狂。理想是激情，激情容易导致疯狂（比如诗痴）；理想是美丽，美丽容易导致疯狂（比如爱痴）；理想是自由，自由容易导致疯狂（疯者最大的特点是失去约束和规范）。理想者的疯狂通常以两种形态出现：一是“文革”，二是尼采。“文革”是强者的疯狂，要把人民造就成神，最后导致了全民族的疯狂。尼采是弱者的疯狂，把人民视为魔，最后逼得自己疯狂。“他们想亲近你的皮和血”，“他们多于恒河沙数”，“你的命运不是蝇拍”……尼采用了最尖刻的语言来诅咒自己的同类。这种狂傲和阴冷，后来被欧洲法西斯主义引申为镇压人民的哲学，当然事出有因。 尼采毫不缺少泪水，毫不缺少温柔和仁厚，但他从不把泪水抛向人间，宁可让一匹陌生的马来倾听自己的号啕。我也许很难知道，他对人民的绝望，出自怎样的人生体验。以他高拔而陡峭的精神历险，他得到的理解断不会多，得到的冷落、叛卖、讥嘲、曲解、陷害，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最后只能把全部泪水倾洒一匹街头瘦马，也许有我们难以了解的酸楚。马是他的一个假定，一个精神的√-1，也是他全部理想的接纳和安息之地。他疯狂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存在下去，无法再与人类友好地重逢。 他终究让我惋惜。孤独的愤怒者不再是孤独，博大的悲寂者不再是博大，崇高的绝望者不再是崇高。如果他真正透看了他面前的世界，就应该明白理想的位置：理想是不能社会化的；反过来说，社会化正是理想的劫数。理想是诗歌，不是法律；可作修身的定向，不可作治世的蓝图；是十分个人化的选择，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于众强加于众的社会体制。理想无望成为社会体制的命运，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命运，总是显得相对幼小的命运，不是它的悲哀，恰恰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恰恰是它永远与现实相距离并且指示和牵引一个无限过程的可贵前提。 在历史的很多岁月里，尤其是危机尚未震现的时候，理想者总是一个稀有工种，是习惯独行的人。一个关怀天下的心胸，受到一部分人乃至多数人乃至绝大多数人的漠视或恶视，在他所关怀的天下里孤立无援，四野空阔，恰恰是理想的应有之义。一个充满着漠视和恶视的时代，正是生长理想最好的土壤，是燃烧理想最好的暗夜，是理想者的幸福之源——主说：你们有福了。 美好的日子。 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走入了熙熙攘攘的街市，走入了陌生的人流，走入了尼采永远不复存在的世纪之末。我走入了使周围的人影都突然变小了的热带阳光，记起了朋友的一句话：我要跳到阳光里去让你们永远也找不到我。我忘不了尼采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 在《创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说：他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星，你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他们。 1995年10月 附注：有关争议及后续反应 《完美的假定》引来文坛争议。如《作家》杂志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篇题为《商品化与消费化：文化空间的拓展》的对话录中，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天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张颐武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做一种比较机械的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刘心武又说：“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了。”笔者对此感到奇怪，遂致信《作家》编辑部：“我得说明一下，这些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该信发表以后，张颐武与刘心武都无答复，但随后张颐武发动的“马桥风波”风生水起。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上指控笔者《马桥词典》“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照搬”他人之作，《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数十家报刊及中央电视台据此开始报道“剽窃”、“抄袭”、“照搬”事件。 多义的欧洲多义的欧洲——答法国《世界报·辩论》编者问 多义的欧洲多义的欧洲 ——答法国《世界报·辩论》编者问注释标题 最初为法文版，发表于1995年法国《世界报·辩论》杂志，后发表于同年的《海南日报》，收入随笔集《海念》。 亲爱的韩少功先生： 《辩论》杂志是《世界报》集团编辑的一本人文社会科学月刊，拟请一些不同国家的作家表达他们对“欧洲”的感受。在最近与a谈过并读了她翻译的一些你的作品之后，我相信我们的公众将有极大兴趣读到你在这方面的文章。 在我看来，与主题有关的下列问题是可以分析的：——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你怎样看待欧洲？——对于你来说，欧洲的存在是一个大陆，还是涵盖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一个称号？——欧洲文化遗产对于你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影响？——被欧洲国家所大体分享的政治原则，是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这些问题仅供参考。 祈盼你积极的回答。 你忠实的：m·卢克伯特 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 尊敬的m·卢克伯特先生： 我在法国有几次短暂的停留。我猜想自己在贵国即便侨居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要想对法国作一全面而准确的评价，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不要说对整个欧洲了。这正像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四十年，这个中国还是每每让我感到陌生。说这些，是想申明我在接到您的约稿之后一直感到为难。 对于中国人来说，遥远的欧洲歧义丛生。我的祖父把欧洲叫做“番毛”，他的欧洲是铁船、传教士、鸦片贸易以及叫作番毛的红头发人。在我父亲眼里，欧洲意味着化学、交谊舞、中国的英租界和法租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我女儿的欧洲是汉堡包和格林童话。至于我的邻居青年小王，他津津乐道的欧洲包括性解放、吸毒、牛仔裤（可能是美国的）、卡拉ok（可能是日本的），以及可以骂倒一切的个人主义时尚（不知道是哪里的）。曾经有两个青年农民，想过上好日子，决意投奔西方，好不容易跑到离他们家乡最近的城市，看见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便高兴地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方，并且开始打听国民党在哪里（他们认为西方肯定被中国国民党统治着）。这就是说，霓虹灯象征着他们的西方，与香港，与台湾，与国民党，都是同义语。 这没有什么奇怪。从来没有统一的“欧洲”，没有标准化的“欧洲”概念，即便对欧洲人自己来说，恐怕也是如此。英国人认为他们属于欧洲吗？土耳其人、俄罗斯人乃至北非人和中东人，认为他们不属于欧洲吗？什么是欧洲文化，也从来说法纷纭。印度人讲英语，南美洲人讲西班牙语，非洲人流行基督教，亚洲人爱上西服，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地方的文化可能还是陌生多于熟悉。其实，一种文化兴盛扩展的过程，就是它在接受者们那里分解和异变的过程，让文化原创者们无可奈何。佛教传出印度，便有了各个不同的“佛教”。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中国，也就有了连毛本人也会要大吃一惊的“毛泽东思想”。那么欧洲呢？它能不能对那两个投奔霓虹灯的农民负责？能不能对他们的“欧洲观”负责？ 反过来说，一种文化被人们分解和异变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种文化的扩张能量。欧洲无疑不是一块版图，而是当代最强势文化的摇篮。它的科学、文艺、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还有它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等，早已越过洲界，影响了中国最近三四代知识分子的心智与命运——正是这些人约定了欧洲国家美好的译名：英国是“英雄之国”，德国是“道德之国”，法国是“法理之国”，瑞典和瑞士是“祥瑞之国”，欧洲那个大儿子美利坚则是“美丽之国”。已经一个世纪了，欧洲大举进入了中国的图书馆、大学乃至小学的教材——从学习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开始。这不仅仅因为欧洲是富强的，更重要的是，欧洲是当代创造制度的最大专利者：从刑法到会计制度，从代议制到交通规则，人类一个个生活角落，都先后染下欧洲的指纹。当代大多数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成果，都多少透出欧洲人的奶酪味。 说二十世纪是欧洲的世纪，并不过分。但二十世纪的这张脸上，也不无病容和触目惊心的伤口。人类两次最大最残酷的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在这个未结束的世纪里，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人类史上最糟糕的环境危机，也是出现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还有更重要的是心理污染：财富成了孤独和空虚的豪华包装。知识成了谎言和贪婪的巧伪之技。现代主义文艺在经历了挑战意识形态统治和伟大起义之后，日渐沦为沙龙时尚，常常成为夸张的挤眉弄眼，成为自大狂们廉价的精神吸毒，与空洞的表情相联系。 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欧洲的错失，而愿意将其看作整个人类心智能量的局限——当然也包括欧洲人在内。我在法国的时候，碰到很多法国人惊讶的提问：“太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讲法语？”中国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惊讶。相反，如果一个白人或者黑人能够讲中文，中国人倒是说：“太奇怪了，你怎么会说中文？”这种区别暗示了两种态度：中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唯一的世界，远方还存在着其他的世界。而那些惊讶的欧洲人（当然不是欧洲人的全部），则可能认为他们代表世界的全部，他们曾经拥有的《圣经》、民主、市场经济、法式面包和晚礼服，当然还得加上法文或者英文，应该成为世界的通则。 这是一个危险的警号。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造，需要保持多样性的互相对抗和互相补充。优秀的文明，其优秀只是体现在它能激发优质的对抗和优质的补充，而不是取消这种对抗和补充。世界是不可能定于一式的。英国人的信念，不一定能适用意大利。欧洲人的经验，也不一定能移植其他大陆。用天主教反对堕胎的教义，显然无法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的困难。东方的集权主义和儒家道德哲学，也不大可能成为治疗欧洲社会弊端的良方。一种文明是很多特定条件的产物，简单移植他方必是危险之举，是文化帝国者的愚行。 因此，争论两种文明哪个更好，常常是无聊的市井话题和孩子们餐桌上的学问，就像争论萝卜和白菜哪个更好，没有什么意义。好萝卜比坏白菜好，但不能代替白菜。好白菜比坏萝卜好，但也不能代替萝卜。努力种出更好的白菜和更好的萝卜，才是有意义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不过是农民的常识。 “欧洲”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被视作文明的全部——也只有这样，它本身才能避免衰竭。这片大陆已经演出了人类史上动人的一幕，它在正义和智慧方面所达到的标高，毫无疑义地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意义。但同样毫无疑义的是，它只是文明的一个阶段，只是欧洲文明的一个阶段。即使忽略它的弱点，即使是它最好的政治遗产、经济遗产、文化遗产，处在未来的入口，也面临着怀疑和批判的巨大空间。如果欧洲人自己不预留这个空间，不走向这个空间，欧洲以外的其他的民族将来就会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 地球并不算太大，只是条小小的船。欧洲更不算太大，只是这条小船上的一角。欧洲的事，也是所有地球人的事。正像某些发展中国家“全盘西化（欧化）”的口号，同样应该被欧洲人警觉。因为这并不是欧洲的荣耀，那种天真的文明复制企图，正好背离了他们所向往的欧洲，背离了欧洲的精神——如果欧洲仍在燃烧着创造。 此致 敬礼 你忠实的：韩少功 1995年1月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9年《天涯》杂志，已译成韩文。 持中国护照进入有些发达国家，常常会遇到移民局官员较为费时的盘查。有时堂堂签证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机票和美元还是不管用，说关那边有朋友等着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还是屡屡出现，气得当事旅客悲愤莫名。我就差一点遭遇过这种事。在这个时候，一道入关黄线让国家这个抽象之物变得真切可触起来。 查得这样严，据说是企图混过关的中国非法移民很多。这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不容忍移民（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主张人的言论权和示威权，但还无心保护自由移民权——其诸多国内政策是不能在国家间贯彻的。这也不奇怪，中国已按美国标准弱化了户口制度，让农民工大量自由入城了，但假如中国向美国自由输送五十万电工、五十万木工、五十万剃头匠，美国岂不乱了套？岂不哇哇叫？他们的剃头匠还能在一个脑袋上轻轻松松赚上三十美金吗？中、美剃头匠还能如此天经地义地“同工不同酬”？ 这种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样说可以让人理解。但有些理论家宣称这种强国剪裁出来的“自由化”是弱国的唯一幸福指南，就让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这条黄线面前理解“国家”或“国家的消亡”吧。 我这次入境，是为了参加韩国汉城的一个会，跨过黄线大体还算顺利。会议主题是“寻找东亚身份（searching for east asianidentity）”。有趣的是，主题虽关“东亚”，但与会者都吃欧洲风格的饭菜，住欧洲式样的宾馆，这一类寻常多见的景观，大概也构成了德里克先生“全球化激发了本土化”一说的恰切隐喻。应该说，会上有不少优秀的发言，如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就再一次给我“旁观者清”的证明。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比中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思维和感觉中的盲区：梁启超蔑视黑种人和红种人，认为能与白种人争霸全球的只有黄种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国人。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实际是主张全盘现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运动仍然把中国以外的亚洲排除在“东方文明”之外。至于梁漱溟，他举目四顾，将天下三分，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个印度文明，比梁启超和胡适多了一大片南亚的视域，但这种宏论仍然只会使东亚、中亚、西亚、东南亚其他诸多族群惊讶不已和顿觉寒心。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在中国知识界的习语中，“东、西比较”基本上是“中、西比较”，大中华主义的大尾巴总是藏不住。这当然只能导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国有没有“亚洲”？ 正是在当年这种知识背景之下，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在日本倡导“东洋文化”以抵抗“西洋文化”的演讲时只言中、日，对朝鲜半岛的忽略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为此，对他充满敬意的朝鲜人也不得不将这种大国主义斥之为“轻率”和“卑劣”。 其实，众多中国的现代精英岂止是心目中没有“亚洲”（即没有东亚、南亚以及中亚），他们的“欧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繁华的西欧，不会有东欧或者南欧；他们的“美洲”视野里其实也只有闪光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会有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这样较为弱小的存在。强盛和威权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成了人们逢迎或者竞争的对象，也就成了人们在建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时的有色镜。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同样是俄国的一般情形：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国土延绵于亚洲，尽管当年拿破仑将莫斯科称为“亚洲的都市”，但有多少俄国人愿意接受亚洲人的穷酸身份？如果不是由于亚洲经济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繁荣，俄国首脑是否愿意屈尊于“亚太经合”论坛来凑热闹？这当然也是其他国家的一般情形：很多日本人士不是早就耻于与俺们为伍而主张“脱亚入欧”么？很多英国人士不是一直暗续帝国余风因此将自己视为欧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颠”么？ 一旦跨越国界，以求生存、求发展、求昌盛为主题的民族现代化就常常有排它品格和霸权品格。国界那一边的启蒙和解放（如欧洲的自由主义体制），常常成为对国界这一边的歧视和压迫（如当年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这就是内外有别的潜规则，就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曾经扮演过的双重角色，也是梁启超等中国精英曾经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 当然，民族国家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在即将完结的这个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声隆隆和黑烟滚滚，跨国的地区主义或世界主义同样并不鲜见，一次次进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这大概也是很多中国人对“东亚”一类概念深怀戒心和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申正浩先生认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亲日派（朝鲜）”和“汉奸（中国）”中确有不少卖身求荣之徒，对他们仅仅施以道德谴责却只能是过于简化历史。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曾幻想着借日本的实力来实现“亚洲复兴”或者“东亚复兴”，以抵抗白人殖民统治和西洋文明侵压。这与道德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在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当法国、英国殖民政府在日军的攻击下溃败之际，当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对共产国际联英、联法以抗击法西斯的战略部署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欢呼民族的“解放”，出门夹道欢迎黄皮肤的日军。汪精卫在越南发表亲日理论，正是以这一情况为背景。只有当大和种族优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之后，很多人的“亚洲梦”或者“东亚梦”才得以破灭。一次极右翼的跨国地区主义实践，最终成为这些亚洲人终身的人格耻辱，成为亚洲各国遍地焦土的灾难。 左翼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过一次次跨国共同体的尝试。“工人无祖国”是社会主义的经典信条。当列宁的国际主义热情在斯大林手里被冷冻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之后，中国人立即感到了寒意。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放眼天下，提出了“亚非拉”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作为这一理论体系最为典型的实践，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一个跨国革命组织。他们在广州召开会议并与中国总理共谋地区的合作与互助，在异族同志那里得到无私援助，感受到温暖的兄弟氛围。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南援，包括中国红卫兵和知青在内的志愿革命者们，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缅甸去从事国际解放事业，甚至在那陌生的远方喋血大地。然而民族国家体制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人们很快就觉得“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的大锅饭不合时宜，一旦分解为“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老战友之间不久就血刃相见，在中国与越南之间，在越南与柬埔寨之间，边界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终于发生——其满目新坟的前线场景曾使我深感刺痛。炮声意味着：工人有祖国，现代化事业有祖国。马克思和列宁所痛恶的某种“爱国主义”终于复活。于是，当年对印度支那的国际主义无偿援助，在今天众多中国精英看来，如果不是可耻的罪恶，至少也是傻鳖和冤大头的愚行。 我在小学时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在中学时到火车站参加过援越物资的搬运。我现在不再会有“输出革命”的盲从，但也并不认为当年国际主义关切本身有什么可笑，更不认为一个以邻为壑寸利必争的国家更具文明的高贵。中国人现在钱多了，但白求恩式的热情可能比以前少了。在这一点上欧洲人看来比我们强，至少很多英国人在香港回归中国时还能同中国人一起摇着小旗上街欢呼，这种“卖国”之举如果发生在中国，岂能为国人所容？进入九十年代，欧洲共同体成为超国家体制的又一次实验。事实上，正是在欧洲发生的这一进程，激发或者复活着地球这一边诸多“中华经济圈”、“东南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之类的想象，而著名的捷克自由派总统哈维尔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他“民族国家消亡”说的政治抒情。 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的欧洲，在银行、海关、部分防务及部分外交等方面准国家化的欧洲，在融合欧洲民族国家裂痕方面，在推动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确有伟大的前景。但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冷冷地说过：“如果统一的欧洲对我作为一个小国的公民不感兴趣，那么我对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不感兴趣。”类似这样的不和谐音，在葡萄牙、荷兰、丹麦等一些国家，在感到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利益受到忽视和损害的弱势群体那里并不少见。这当然还只是内部的情况。在这个共同体的外部呢？正是这个共同体不顾内部的激烈争议，用导弹和战机使俄罗斯日益不安，用狂轰滥炸使南斯拉夫半废墟化——而南斯拉夫本身也几乎是个微缩共同体，作为东欧地区市场经济昨日的先行者和优等生，这个多主体联盟，由民选总统剥夺了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权，战乱所造成的难民潮更使整个欧洲恐惧。 白永瑞展望的“东亚”和“亚洲”，是比这些共同体更好的“东亚”和“亚洲”么？ 冷战已经结束，市场经济释放着新一轮活力，这被看作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大举光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麻烦和动乱，那也总是被很多人描述为对资本主义人间正道的偏离或背离。在这些人看来，只有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才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才意味着侵略和战争，而这种旧症唯有“自由主义”的一帖良药才可以救治。这样的看法有苏联在阿富汗和捷克的行迹为证，但还是过于笼统，也过于乐观和时髦。他们忘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恰恰是实行民主选举制的德国以及“维新”成功的日本，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以及“维新”失败的中国。这样的文字虚构也无法与我的个人经验接轨。我曾经去过东南亚、南亚等一些周边较穷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我的某些同行者无论在国境这边是如何崇拜自由和民主，如何热爱西方体制并且愿意拥抱全世界，但只要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只要目睹邻国的贫穷与混乱，他们就不无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傲慢和幸灾乐祸——非我族类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不上眼。 我相信，他们一直声言要拥抱的全世界不过是曼哈顿，一定不包括眼前这些“劣等”、“愚顽”的民族；如果现在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完全有可能有殖民者的八面威风。 在富人面前套近乎和讲团结，然后在穷人面前摆架子和分高下，这当然没有什么难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算不上什么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只能指称那些居然对抗现代文明潮流的行为，那些居然冲着西方发达国家闹别扭的行为，包括挨了导弹以后跑到人家大使馆前示威的行为——似乎民族主义的示威比自由主义的导弹更加危险。不难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近年来学界风行一时的“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似乎“救亡”曾耽误了“启蒙”，而“启蒙”就一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说这种叙事纯属阴谋搅局，也愿意相信这种叙事有一定的有效范围。但面对这些艰难的概念工程，我更愿意听一听越南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青年们在抗议美国入侵的时候高呼口号：“美国佬滚回去！”但接下来的一句是：“把我们也捎上！” 这一显然出自虚构的政治笑话得以流传，当然是因为它揭破了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的真实心态，揭破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暗中转换——它们看似两个面孔而实则一个主义，常常在很多人那里兼备于一身。于是这些人时而是悲愤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或其他国家）正妨碍他们过上好日子；时而又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跟随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既恨美国又爱美国，通常的情况是：这种恨由爱来“启蒙”（美国幸福我们也得幸福，美国称霸我们也得称霸）；这种爱也总是由恨的“救亡”来实现（不扳倒美国我们如何能成为下一个美国？或者与美国平起平坐？）。他们常常被自己的影子吓一大跳，对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愤愤然鸣鼓而攻。 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与自由主义有瓜葛。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发展”、“进步”的不同方式，都采用了民族国家这种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都得借重军队守土、法院治罪、央行发钞、海关截私等一切利益自保手段，都难免民族主义情绪的潮起潮落。在这里，发展主义的强国梦想在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改良一类成果的同时，也常常带来邻国深感不安和痛苦的对外扩张——这与民族国家合理的自尊、自利、自卫常常只有半步之遥。同样的道理，这种发展主义的强国梦想，也可以有一种延伸和改头换面，比如，给民族国家主义装配上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缓冲器或者放大器，带来“大东亚共荣”以及“印度支那革命”之类的实践教训。 来自美国的德里克先生在听白永瑞发言的时候，给我递了一张字条，上面抄录了一首中国流行歌：“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这首歌当然可以证明中国人并不缺乏一般意义的亚洲意识，尤其是考虑到这首歌出现在一九八九年后中国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统一制裁之际，当时的中国人更容易想起同洲伙伴。我对他说，我并不担心中国人没有“亚洲”。在我看来，只要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旦与美国、欧洲发生利益冲突，中国人的亚洲意识肯定会很快升温，国土上没有美国军队驻扎的中国难道不会比日本、韩国更容易“亚洲”一些？何况“儒家文明经济圈”一类说法早已层出不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重构“亚洲”的各种心理草图。我的问题是：中国人有了“亚洲”又怎么样？中国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亚洲意识？换一句话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怎样才能培育一种健康的亚洲意识、亦即敬己敬人、乐己乐人、利己利人的亚洲意识？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不得不回顾“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如果这一现代性经典信条已不可动摇，那么接下去，“本国利益优先”或“本洲利益优先”的配套逻辑只能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来防止各种政治构架（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全球的）不再成为利己伤人之器？ 以集团利益为标榜，在很多情况下常是虚伪之辞。稍稍了解一点现实就可以知道，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义一定是反民族的——只要看看某些“爱国英雄”正在把巨款存入西方的银行，正在通过西方客户把子女送出国，正在对国内弱势族群权益受损以及生态环境恶化麻木不仁，就可以知道这种主义之下的“民族”名不符实。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义也一定是反全球的——只要看看某些高扬全球主义的跨国公司正在用产业和资本的频繁快速转移，加剧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制造新兴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崩溃，正在进一步扩大全球的地域贫富差距和阶层贫富差距，就可知道这种“全球化”只是全球少数人的下一盘好菜。因此，重构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价值检讨的问题，甚至是清理个人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重构一个美好的亚洲，与其说我们需要急急地讨论亚洲的特点、亚洲的传统、亚洲的什么文化优势或所谓经济潜力，毋宁说我们首先更需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追问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费他整整一生的时光。” 我想，德里克和白永瑞两位先生倡导的“批评的地区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也许包含了这种广义的自省态度。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很早以前就期待过“世界政府”。这种期待在当时还是诗意的预言，在眼下却已成为现实需要的施工方案。作为一个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民族国家的疆界显然只便于对土地、矿山、港口的控制，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电子符号的时候，当人类的生存威胁也来自废气的飘散以及臭氧层破坏的时候，这种疆界无疑正在变得力不从心和陈旧过时，至少已经不够用。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控制，正如旧时的经济需要民族国家。各种“超国家”的地区政府或全球政府势不可缺，其出现大概只是迟早问题。作为同一过程的另一面，各种“亚国家”的地方主体也必将千奇百异——“一国两制”已启示了这种自治多样化的方向。这样一个由民族国家演变为全球多层次复合管理结构的过程，当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业务，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就不操这份心吧。我只是对这一过程中的价值脉跳稍有兴趣，比如白永瑞由“东亚共同体”言及对韩国境内非法移民深表同情的时候，言及狭隘韩国利益应让位于宽阔亚洲情怀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温暖，并正是循着这一线温暖进入了他的理论。 “东亚”意味着东亚人共同惦记着散布各地的中国非法移民，惦记着日本的地震和酸雨，惦记着朝鲜的饥饿和韩国的币值，惦记着俄罗斯远东的森林和狩猎人的歌谣……带着这种东亚的温暖回国，我在机场候机厅看到电视里中国五十周年庆典的游行场面。美国cnn对这一庆典的报道照例不会太多，除了给漂亮的红衣女兵较多性感镜头，反复展示的是中国df-31远程导弹通过天安门广场。记者和客座评论员的声音一次次出现：“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这是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这是可以打到美……”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则在播放观众们的兴奋之态，至少有不下三个中国人在受访时冲着镜头断言：“下一个世纪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 这两种电视节目真是很有意思的对比。美国人的戒意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导弹毕竟不是一瓶瓶巨型的茅台酒。中国人的自豪当然也可以理解，在积弱几个世纪之后，一个民族的复兴前景无法不令人激动。但仅仅这样就够了么？美国人如果不能把中国的成就看成是全人类的成就，如果不能由衷地为之喜悦和欣慰，这样的美国人是不是让人遗憾？中国人如果只是想开创一个“中国人的世纪”，而无意让这一个世纪也成为希腊人的世纪、越南人的世纪、印度人的世纪、南非人的世纪、巴西人的世纪以及——美国人的世纪，这样的中国人是不是让人恐惧？ 在境外观看有关中国的电视，每个人大概都会有别样的感受。 1999年10月 第二级历史 第二级历史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杂志，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品牌经济 两种皮带在质地、款式、功能等方面相差无几，使用价值相差不大，但价格差别竟可高达数倍乃至数十倍，这实在让人惊异。 问题在于品牌。一种皮带是名牌，另一种皮带不是名牌，这就是价格畸差的主要根据。在当今大多数商家和顾客看来，这种现象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品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标，或者一个简单的公司商号。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常常比相关有形资产更为重要。如果说品牌在市场胜出之初，还需要产品在质地、款式、功能等等方面的优越因素，赚的是老实钱，但这一切在品牌确立之后，就如同挣脱了大地引力的飞行，重荷骤然减轻，奇妙之境随之展现。品牌自身已经有了独立价值，有了自我再生和自我增殖的魔法。越是名牌越可以高价，越是高价就越像名牌。在品牌消费心理的惯性推动下，品牌可以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符号一种顾客的心理感觉。有些人买一块“劳力士”已不仅仅是为了计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买入气度、身份，还有文化潮流的参与感——这种文化潮流网结着高楼大厦、航天客机、郊区周末、民主政体、泳池美女、慈善捐款、信用金卡、故乡老街、体育明星刘易斯或者乔丹等迷人意象，而这些意象由品牌开发商们通过一系列开发活动来给予设计和提供，由已有的品牌消费者们身体力行地印证和重演，在立体的和持续的舆论浪潮之中不时与我们耳目相接。 作为商界共识，品牌正在成为人类经济生活中新的太阳，新的王权和霸业。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只不过是这种王权和霸业的负面证明。稍稍关心一下我们周围的事实就可以明白，事情正在起变化。从包装投入和广告投入的不惜血本，到商家们对政治、文化、体育活动的全面介入，品牌塑造热浪正在使生产成本越来越多地（很多时候超过百分之五十）投向文化形象的产出，使顾客钱款也越来越多地（很多时候超过百分之五十）花费在文化感觉的购入。毫无疑问，它意味着商品的文化内涵急剧增量。 消费程度不同地变成了心理现象的消费，生产程度不同地变成了心理现象的生产。人们的认同感、荣耀感、身份感一类东西，正在进入车间里的流水线，在那里热火朝天地批量制作然后装箱待发。其结果，经济一方面越来越远离某些人最为注重的使用价值和劳动投入；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诡变着另一些人最为注重的交换价值和供求关系，似乎正使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虚拟化，即文化主导的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差不多变成了文化。 明星文化 明星也是品牌，不过是文化领域里的品牌。一般来说，明星内含心血和创造性劳动，是使用价值的承担；同时满足着某种社会需求，实现着对交换价值的敏感反应——在明星造就之初的阶段恐怕尤其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类似承担和反应都能星光灿烂。如果暂时撇开漫长历史对文化的沉淀和淘汰，就短期效应而言，名声和质量之间常常并没有严格的相关。同样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一幅优秀的画作，一种优秀的学术，倒很可能隐伏在星系之外的黑暗里无法光照市场。这说明，明星并不等于经典。优秀差不多是经典的全部条件，却不是明星的全部条件。在质量大体相当的二者（或多者）之间有一星胜出，甚至质量相对低下者竟然化星而去，这样的事情不算合理却也正常。 在很多时候，明星是文化以外某种力量介入的结果。这种力量可以体现为政治控制，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则更多体现为商业操作。近年来《苹果日报》在香港引起的报业大战，杀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风声鹤唳，已经成为商业资本介入报业和控制报业的惊心一幕。把某某歌星或者某某演员“包装”起来，现在也成为很多公司的商务话题，成为他们眯缝着眼睛在市场上寻找利润时的灵机一动。他们不是传统商人，不在文化专业里，并不会使他们对文化有隔行之感，更不妨碍他们造就文化明星时的自信和救世军式的威风八面。他们说得很明白，他们只是做“包装”，意思是不干预甚至不过问明星的内涵。他们不在乎这些内涵是高雅还是通俗，是古典还是前卫，是批判现实还是顺应现实，他们只是尽商家之职，给这些明星一种物质化存在形式——而这一点，只有他们的钱可以做到。广告轰炸、市场争夺、形象营构以及文化制作本身的技术高档化，这一切都需要钱。他们的洞察力往往不错。因为他们常常能够利用和造就出一批倾心于“包装”并为之发烧的文化顾客，利用和造就出这些顾客的消费趣味，从而使自己的钱大有用武之地。 比方说，他们的客户里有很多这样的爱乐者：在接受音乐时，音乐中的情感和技艺并不重要，而乐器的昂贵，剧院的豪华，还有数字化唱碟的技术等级，更让他们津津乐道。他们的客户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藏书族：购买书刊时，书刊中的思考和问题并不重要，而书刊的摩登装帧和集丛规格（高额的设计费和印制费）、编委或推荐人的显赫名气（大笔聘金和公关开支）、作者在传媒上获奖的消息、开会的消息、出国的消息、离婚的消息或者遇险的消息等（一切隐藏在作品之后的酬金、会议费、旅费以及媒体宣传费用），更成为他们掏出钱包时脑子里的主要闪念。 明星“包装”运动的一般结果，是文化的明星化，是文化的明星集权和明星专制，是明星爆出而文化淡出，是大批追星族的文化判断水准一步步下行，只剩下他们物质化的追逐狂热，指向明星们的曝光率、t恤衫、发型、故居、画片、周末、签名、婚姻、命相、外祖母、迷人的笑容或者冷面，还有让人们揪心的胃病或者帕金森氏综合征。对于商家来说，这一切无疑都意味着不可不为之摩拳擦掌的潜在商机。他们终于和他们的顾客一起合作，找到了一种在“精神”中共享“物质”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也作金元响，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投资业务，在拘泥于经典概念的文人们眼里，当然已经程度不同地虚拟化了，进入了经济主导的形态。 于是，文化差不多变成了经济。 一方面是品牌经济，是物质的文化异态；另一方面是明星文化，是文化的物质异态。这种逆向的运动和演变，将编织出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怎样的生活？当经济和文化的界限在这里日渐模糊和消融，我们继续使用“经济”或者“文化”这些词语时，是不是需要一种必要的小心？ 持有价值 新加坡是一个纬度近于零的国家，长夏久热。奇怪的是，这里的貂皮女装却行情颇佳。有的女士甚至家藏貂皮盛装十几件，还频频去商店里的貂皮前流连忘返。她们的貂皮显然不是用来穿的，即便去寒带国家旅游也完全不可能这么多皮毛加身。这就是说，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与她们的流连忘返毫无关系。但她们压抑不住对貂皮的持有欲望。持有而非使用，是购买的主要动因。持有可能带来一种愉悦，可能意味着安慰、关注、尊严的收入，意味着回忆和憧憬的收入。经常把貂皮拿出来示人或者示己，心里就可能美滋滋地踏实好几分：这东西张太太有，我也有。 这种对貂皮的消费，暴露了商品在使用价值之外，已经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属性：持有价值。 其实，不光是狮城女士的貂皮与实用性无关，也不光是当今越来越多的服装在男女消费者那里藏多于用，符号储备的意义多于用物储备的意义，在更多的消费领域里，人们的购物行为也让传统经济学家们觉得可疑起来。bp机都是用来通讯的吗？恐怕不是，众多穷国的中学生腰里都别着它，但无从用起。哲学名刊都是用来阅读的吗？恐怕也不是，众多高雅之士把它买来搁在书架或者餐桌旁的显眼之处，并不打算真正翻上几页。风景旅游区是让人亲近大自然的，然而有些游客千辛万苦驱车赶到这里，到头来几乎什么也没干，甚至对山光水色看都没有看一眼，只是把自己关在宾馆里打一夜的麻将或者看一天的电视。他们并不在乎这里的自然怎么样，他们只在乎这里的风景区很著名，是上流人周末或节日应该来消受消受的地方，是不可不来的地方——而他们已经这样干了，事情就已经完结。 这些人的消费，显然只是一种持有（bp机、哲学名刊、旅游风景区的名声以及其他一些人们认为很好的东西）的实现，因此品牌和明星当然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光所向。他们的需求不能说不是一种真实，不能说不是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却已经大大偏离了实用（包括备用）的需要，偏离了传统经济学曾经奉为基石的使用价值，正在被扑朔迷离的心理/文化信号所虚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身上如火如荼的持有需求，是第二级需求，是需求的转喻和能指。难怪f·杰姆逊总是在日本、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而不是在穷国，更多地发现生活“能指化”现象。在我看来，所谓“能指化”，不过是对虚拟经济和虚拟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需要指出，第二级需求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多了文化这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正在使供求关系出现扭曲和失常。既然偏离了人们的实用，市场或可容纳的商品数量，或可出现的商品价位，便不再可能以人口一类的数据作为测定基础，而只能被变幻莫测的文化潮流所左右。消费已不再是自然行为，而是需要“引导”的，是“引导”出来的变数。文化潮流可以刺激某些商品的超常生产，却不会对潮流突变前后的生产过剩和市场动荡负责，更不会对这种生产加之于自然资源的恶性榨取负责。照某些传统经济学家预测，地球的有限自然资源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支持人类生存，因为人类需求尽管有弹性，却仍然有限，比如一日三餐就是一个基本限度。然而，现代人的持有需求正在取消这个基本前提，它的重要特征恰恰就是无常和无限，它使一食可费千金，一乐可费千金，使市场变成一个突然出现在现代社会里的无底洞——再多的貂皮大衣也不一定能将其填满。如果我们的商品生产在利润驱使之下，开足马力去填补这一巨大的空间，如果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变成这样一种“无限制资本主义（美国学者语）”，可以肯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只可能迅速加剧。不光是貂皮，这个星球上所有资源都将很快地耗竭一空。 这个无底洞应该让人不寒而栗。 持有价值的条件 持有价值古已有之。比方说我一直没有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读明白，没读出什么兴趣，但书店里有这一套书的时候，我还是急切地把它买了回来。似乎没有这一套书，我书柜里文化格局就不大完整，自己就有点不大放心。 我一直以为，这种行为不过是一种虚荣追求，属于人类普遍的弱点，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以这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总是很容易把什么问题都打发掉。 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持有需求离不开虚荣却不等于虚荣。作为一种大面积大规模涌现的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潮流，它显现出特定的区位和轨迹。至少，在财产私有体制之外，持有价值大概是不可想象的。稍有一点历史经验的人都可以记得，在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的当年，人们天天都会需要吃喝拉撒，需要使用价值，却很难产生持有兴趣。持有多余的三套棉被或者五处住房，即便不受查究，也是不可理喻的怪诞——因为这除了是一种累赘和麻烦的保管服务，根本不可能给持有者带来什么好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会对空气、泥沙、野草、海水等产生持有热情，没有任何人对气象台一类公共服务设施会产生持有冲动，比如说没有人会牛皮哄哄地说他名下有三个气象台，就像有些人夸耀他名下有三座别墅。作为社会的共有资源和财产，从空气到气象台永远在私权范围之外；对于人们来说，它们永远只有使用价值，不可能诱发出持有的需求。义务的公物保管员毕竟不是什么美差。 持有价值也不大可能产生在贫困线以下。在那条线以下，穷人都很朴质，只可能朴质。他们不会觉得貂皮比羊皮更保暖，不会觉得保暖之余的貂皮或羊皮还有什么用途。他们最讲实际，除了肠胃之类器官的生理需要，他们不愿意为任何“不中用”的东西花上半个铜板的冤枉钱，对上等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这证明持有需求是一种剩余购买力的表现，是一种小康现象、富裕现象、发达和准发达社会的现象。人在这种社会里，生存已不成其为问题，体面的生存才会成为问题，关于体面的符号构造和符号流通才会成为问题，才会成为人心所系的要务，并且重塑人们对待商品的态度。 最后，发达的传媒手段和强大的文化传播，也是产生持有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查一查我们身边那些品牌和明星并不生效的地方，那里一般是孩童、老人、乡下人，还有一些不大关心时务的人，比如说，有点“呆”气的潮流落伍者。这些人花钱讲究实惠，关心冰激凌的口味但不会在乎它的品牌，喜欢好听的歌曲但不会在乎歌手的名气。这不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钱（他们很可能不缺钱），而是因为他们较少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较少接受从报纸、电视以及邻居那里传来的广告信息，对时尚不怎么感光。他们是文化潮流的边缘人或者局外者。在他们身上，至少在消费的这一层面上，更多地表现着人的自然和本真面貌。他们也会要求体面，关于体面的概念同样也会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受制于审美和功利、个性和公众、经验和幻想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以及各种各样因素之间互渗和互动的过程。但他们受年龄或别的什么原因所限，置身于文化潮流之外，持有价值就不能使他们兴奋起来。可惜的是，这样的消费者并不为多数商家喜爱。很多商家的金矿只能在人们的持有需求那里开掘。当全球进入传媒信息时代，这些商家正在利用电子大众传媒的高速扩张，把大众成功地改造成“受众”，正在全面引导和训练着大众的消费态度。为了尽可能地不放过漏网者，专门针对小孩、老人、乡下人以及其他不识时务者的商业宣传手段也正开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本真的生存，或者说大体上自然而本真的生存，还有多大的可能来抵抗文化工业的强制？ 有意思的是，文化工业在当今的兴盛一时，恰恰是大众亦即“受众”自己造成的。对文化工业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来自大众在温饱之后的消费重心偏移，来自大众对符号和感觉的购买，包括对每一件商品里广告成本的自愿支付，包括通过广告公司对一切无线电视和无线广播的间接性支付——人们不必有享受免费服务的窃喜。文化工业正是依赖这些钱，依赖人们在持有需求方面的财务安排，才得以聚水养鱼，得以弹足粮充和兵多将广，形成独立和日益壮大的产业，并以雄厚实力进一步开发和调教大众亦即“受众”的持有需求，进一步源源不断地制作出品牌或明星的时尚。在一个传统权威广受挑战的时代，人们总算找到了替代之物，让时尚正在成为新的权威，由大众供养并反过来强制大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持有价值并非永恒和普遍的现象，不过是私产体制、富康阶段、传媒社会以及文化工业的产物——而文化工业与持有需求互为前提，互为血源和母体，是人们自己造就出来然后再来造就自己的力量，是自己的异在、异变和异化。 文化工业的出现，正在空前加剧出自然人与文化人的紧张，每一个人自己与自己的紧张。 贫困与贫困感 我曾相信，任何不能充分运用数学方法的学问，都不能称其为科学。不过，一个也许无知的问题一直在跟随着我：数量化方法如何适用于心理/文化现象？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蒸汽机和棉花的生产销售数量化，甚至可以把教育、出版及其他高智能产业不无牵强地数量化——把智能描述成工业货品的模样，但我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持有价值？能不能努一把力，弄出几个关于人们持有价值的开发、流通、储存、分配的数学模型？ 但愿是可以的。但愿有朝一日，任何一种心理/文化现象，这些忽有忽无、忽聚忽散、忽大忽小的东西，统统在电子计算机的规划和控制之下，不再使有些经济学家们神色茫然。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计算贫困，还可以计算贫困感。 一般来说，贫困产生着贫困感；但同样是一般来说，前者与后者似乎又并没有必然联系。勉强温饱的人，常常可以自得其乐和自觉其足，在穷乡僻壤悠悠然哼着小调。我访问乡下的时候，为了让这些农民相信眼下天天吃肉的日子算不上皇帝的日子，相信还有比这里更清洁、更漂亮、更富足的村庄，常常得费尽口舌。他们听我说起美国，常常会哈哈大笑：“你诳人！” 比较而言，倒是很多丰衣足食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家里有了彩电、冰箱、vcd、万元存款，还觉得自己可怜兮兮，简直他妈的活得不像个人。有时候，他们的委屈在肉碗面前也可能有些动摇，他们的一些邻居和朋友却及时地帮助他们坚定，用“外面世界很精彩”的种种传说，逼着他赶快放弃高兴一下的念头。有一位作家曾在南方某个座谈会上就这样百思不解：“我还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周围的人非让你觉得穷不可！”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国，传媒上告诉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费“人头马”、“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影视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华宾馆里一身名牌地发布格言。在这种超高消费的比照之下，什么样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们的贫困感呢？因为自觉贫困，因为自觉贫困深重，人们当然没有理由要安心本职工作及其工薪收入，没有理由不去业余走穴、投机宰客甚至贪污腐败。贫困感像感冒一样的到处流行。这种贫困感不但发生在真正的穷人那里，更多时候发生在不那么穷的人们那里——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触传媒，更有条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费动态，并为之愤愤不已。常常是，对品牌和明星的持有欲望，还有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受挫，遮蔽了他们自己实际的富裕。 只要稍稍深入一下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并不是中国人都在喝“人头马”，也并不是喝“人头马”的中国人都腰缠万贯——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家里其实连一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就像挂着bp机的中学生，可能还有学费之虞；穿着名牌衬衫的人，可能还得借钱治病。超前消费只不过是穷人对体面的某种预支。这些人视持有价值重于使用价值，因此并不是想喝酒，而是想喝“人头马”的品牌，喝出自己进入现代生活潮流的感觉，喝出自己想象中西方男士和女士的那种美轮美奂，于是购买力自然指向了高价。他们推动了“人头马”在中国的热销。同样的道理，他们这一类消费者也推动了“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等的热销，让西方商家一次次大跌眼镜，惊叹中国的市场真是秘不可测。他们按照“劳力士”在上海的销量，一度以为上海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巴黎。他们不明白，持有价值以及公费腐败共同促成的这一超高消费壮观，大大遮蔽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包括这些消费者中很多人实际的贫困。 对贫困和富裕的双重遮蔽，就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社会科学有一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命题眼下在很多学科似乎正在重新复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种被意识的存在。于是命题就可以改变成一个绕口令似的说法：被意识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被意识的贫困，被意识的富裕，常常与真实相去甚远。而且凭借心理/文化信号的传播，两种被意识的存在可以互相激发和互相强化；越怕被别人看作穷人就越要竞富，越看见别人竞富就越觉得自己是穷人。虚拟化的贫困和富裕，就是这样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交叉震荡，最后导向深刻的认知危机。 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真实？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其中也正在增殖虚拟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没有挫折、孤独、无聊等，不，即便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社会不公和人生不幸仍会显露出严酷相。但解决难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难题。很多现代人也许并不缺乏解决难题的本领，倒是可能被层层叠叠紊乱而失真的文化信号，弄得失去了诊断自己和诊断环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小说就是这么说的。由此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主义讨论中常用的一个词：“焦虑”。“焦虑”与“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虑”却莫名；“痛苦”很具体，“焦虑”却抽象。“痛苦”是一个生活性概念，“焦虑”则是一个生存性概念。如果说“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独、无聊等，那么“焦虑”则是被意识的挫折、被意识的孤独、被意识的无聊等——而一切意识正在被文化潮流强度干预和塑造，已经变化万端、飘忽不定、虚实相生、真伪难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它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不过是一种文本感染，不过是一些广告并发症或者影视后遗症。 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带有传统意味的“痛苦”只是我们人生的外趋性危机，而“焦虑”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内趋性危机，主要是对危机的认知本身出现了危机。 这是第二级危机。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性解放，民主，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其强势主要来自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富有活力的体制安排和人才精英的汇集，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种只是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这个品牌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国，甘心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少了很多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文雅风格，对穷国和弱国也基本上放弃了殖民统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经平等。 目下大、中学生们的玩“酷”之风，就是典型的美国产品，最早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经由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再进入中国大陆。因为它总是与影视里的冷面猛男相联系，结果，潇洒、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风格就成了它的注解。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酷”的东方之旅似无任何暴力性质，而且在所到之处几乎都激起了愉悦、敬佩乃至甜蜜蜜的爱慕，同市场经济一起成为全球化可喜进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细地考查一下就可以发现“酷”牌文化对于强国和弱国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酷仔酷哥们常常穿着牛仔服（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兰地（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英雄虎胆地玩飞车（汽车是美国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着电话机座皮鞋也不脱就跳上了床（电话技术和保洁器具需要从境外引进），常常在生死关头遇到了美丽的碧眼姑娘（要有这样的艳遇就必须带上钱到那里去）……这种文化一般来说也提供了正义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识，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拓开了输出产品和技术的空间，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增加了赢得民心和政治要价的筹码。社会心理开始出现倾斜。新的依附关系，新的权利支配关系，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经悄然就位。 进一步说，影视里的“酷”星们很少埋头读书，而这是教育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很少大汗淋淋地打工，而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遭遇东方式的“走后门”和是非不分的庸众，而这是中国人经常要面对的现实。他们的文化神话吸引着我们，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推动了一个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的经济改革；但另一方面，它在年轻一代发烧友们那里引起的走火入魔，显然遮蔽了这些国家的某些重要现实，遮蔽了社会机体发育不良的一个个危机。当我看到很多无意读书、不会打工的青少年却掀起了喝洋酒的热潮，掀起了考“本”学车的热潮，就不免觉得流行文化的符号剥削与符号压迫有点酷，即残酷——因为这几乎是一种符号致残事故，因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车，连就业都不够资格。更要命的是，中国的土地和能源状况也永远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汽车消费。 没有人会对这种人格残疾负责。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的自由至高无上，如果“酷”一类的文化符号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剥削、压迫乃至摧残效应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词和学科地位的新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伽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益对手。事实上，不同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bbc一类传媒巨头身后伟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约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实都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变成仇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作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很难说是出于传媒的阴谋。由某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他们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恶意的共谋，却有各自的私心。他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球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当今实际上正在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他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文化份额。时间长了，他们甚至成了一些缺肝缺肺的技术人，并无自己确定的立场，陷入各种符号迷阵而无力自拔。 文化似乎已经自由了，但文化工业无法完全摆脱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入，即使在较好的情况下，它也常常是一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的“传媒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工业是一列制动闸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很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第二级历史 冷战结束以后，有些人欢呼全世界进入了“历史的终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语），断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将征服全球。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呈现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的一种最终选择。 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文化需求，转向与这种需求相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不久。 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市场、专制/民主、左/右诸多两分法模式，对它已力所不及。这个世界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可能以符号化财产和符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这种分配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思想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1997年8月 喝水与历史 喝水与历史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3年《读书文摘》杂志。 有些中国人到欧美国家旅游，见宾馆里没有准备热水瓶，不免大惊小怪，甚至有点没着没落。他们如果不打算喝咖啡或者喝酒，就只能在水龙头下接生水解渴，不是个滋味。好在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是商店里有矿泉水出售，二是欧美有些宾馆为了适应东亚游客的习惯，开始在客房里配置电热壶。 中国人习惯于喝开水，没开水似乎就没法活，即使是在穷乡僻壤，哪怕再穷的中国人，哪怕穷得家里没有茶叶，也决不会用生水待客。烧开一壶水必定是他们起码的礼貌。这个情况曾经被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记在心上。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人喝开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 喝开水有利于饮水消毒。开水喝多了，虽然可能失去欧洲人口舌于水的敏感，不能像传说中的土耳其人那样细辨泉水、井水、河水、湖水的差别，但生病概率一定大大降低。于是可以理解，古代的欧洲文明的宏伟大厦常常溃于小小病菌的侵噬。黑死病、伤寒、猩红热等，一次次闹得欧洲很多地方十室九空，以至“掘墓人累得抬不起胳膊”，“满街是狗啃过的尸体”——史家们这些记载至今让人惊心动魄。著名文学著作《十日谈》的产生，据说就始于一群男女藏入佛罗伦萨地下室里以躲避瘟疫时的漫长闲谈。 中国人热爱开水，这一传统很可能与茶有关。中国是茶的原生地。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包括老英语中的chaa以及新英语中的tea，分别源于中国的北方语和闽南语。《诗经/邶风》中已有“荼（茶）”的记载，汉代典籍中多见“烹茶”，可见饮茶必烹，必烧开水，此习俗的形成至少不会晚于汉代。喝开水传统又很可能与锅有关。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中国化铁为水的浇铸技术比欧洲早发明十个世纪”。《史记》中有“汤鼎”一词，《孟子》中有“釜瓯”一词，都表明那时已广泛运用金属容器，堪称高科技产品。相比之下，游牧人还处于饮食的烧烤时代，面包也好，牛排也好，架在火上烧一把了事，到喝水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合用的加温设备。 中国古人还有农耕民族丰富的草木知识，进而还有发达的中医知识。宋代理学家程颐强调“事亲者不可不知医”。因为要孝悌亲人，就必须求医问药，甚至必须知医识药，医学发展的人文动力也就这样形成。春秋时代的中国就有了扁鹊和仓公这样的名医。成于汉代的《黄帝内经》、《诊籍》、《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等，更使中国医学的高峰迭起。事情到了这一步，技术条件有了（如锅），资源条件有了（如茶），更重要的文化条件也有了（如巫医分离、以孝促医等），喝开水保健康当然就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相比较之下，在少茶、少锅、少医的古代欧洲，喝开水的传统如何可能？欧洲也有优秀的医学，但按照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说法，西医的成熟来得太晚，晚至抗生素发明的现代。他在《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感慨：至十九世纪中期，“人们才发现西医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这当然是指旧西医那些放血、灌肠、禁食之类的折腾，有时竟由修鞋匠一类游民胡乱操持，大多出自一些莫名其妙怪诞无稽的想象。据说大诗人拜伦就在灌肠管下给活活灌死，其情状想必惨不忍睹。 作为中国保健传统的一部分，喝开水实为民生之福。 几乎是出于同样原因，在漫长的历史上，学历再低的乡村农民，也大多懂得一些草药土方或推拿技巧，好像中国的成年农民都是半个郎中，碰到小病一般不用他求——这种几乎百草皆药和全民皆医的现象，为农耕社会里民间知识的深厚遗存，虽对付不了某些大病难疾，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但作为一种成本极为低廉的医药普及，曾帮助中国人渡过一个个难关。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期，承受着医药价格高涨的中国人，尤其是缺乏公共保健福利的广大农民，如果没有残存的医药自救传统，包括没有喝开水的好习惯，病亡率的大大攀升恐难避免。可惜的是，这种受古人之赐的隐形实惠，倒是被很多现代人盲视。有些享有保健福利的上层精英，不过是读了几本洋书（肯定不包括《水母与蜗牛》等）就大贬中医中药，更让人吃惊不小。 不过，福祸相因，利弊相成，喝开水未必就没有恶果？ 人的寿命很长，人口数量很多，在一定条件下就不会好事变坏事？比方说，中国没有欧洲十五世纪前一次次流行病疫造成的人口大减，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浪潮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又比方说，中国古人避免了放血、灌肠、禁食一类瞎折腾，但人口强劲繁殖又构成巨大人口压力，构成了巨大的粮食危机，从而使重农主义势在必行。再往下走一步，从重农主义出发，安土重迁、农尊商贱、守旧拒新、家族制度等都变得顺理成章。一旦粮食出现缺口，人命如草、官贪匪悍、禁欲主义、战祸连绵等也就难以避免……这样想下来，足以让人心烦意乱和不寒而栗。十七世纪末，一些传教士从空荡荡的欧洲来到中国，觉得中国人吃肉太少，委实可怜。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流行病疫使欧洲人口减至六千万以下，欧洲哪有那么多荒地来牧牛放马？另一位名叫卡勒里的神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比马贱，官员们不坐马车而坐人轿，“轿夫的一路小跑竟如鞑靼小马”。他不知道，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清代初期的一亿再次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力的承受极限，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人命是没法珍贵得起来的，人道主义也就难免空洞而遥远。一旦陷入这种困境，不管有多少好官，不管有多少好主义，社会离灾荒和战乱这一类人口剪除大手术不会太远，脚夫们大汗淋漓又算得了什么？ 面对危机的社会，思想家们能诊断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祸因，但是否漏诊了人满为患这一条更为深远之因？是否漏诊了导致人满为患的各种条件——包括喝开水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创造？ 在人满为患的刚性条件之下，光是吃饭这一条，就不可能不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和灾难化。如果没有控制人口之策（如计划生育、独身主义，等等），如果也没有增加食品之策（如江河治理、增产化肥、发明杂交水稻，等等），诸多制度层面的维新或革命，诸多思想层面的启蒙或复古，终究只有治标之效，只是隔靴搔痒和事倍功半，甚至左右俱失和宽严皆误，一如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纯属“无聊的胡闹”。 端起水杯的时候，想起这些纷纭往事，一口白开水也就变得百味交集了，为历史上的成功者，也为历史上的失败者。 2003年6月 哪一种大众 哪一种大众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6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说到“大众”，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实，再大之众也没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特权。小农经济的大众与游牧经济的大众，显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内的大众与伊斯兰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大众，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联系，所谓大众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品质以及性能。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数据大小，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即便这种统计真实可信，对于相关讨论来说也远远不够。 在工业消费社会形成以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人们做出这种区分，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与“精英”两个类别，大为异趣。精英与贵族当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多数文化精英出身于贵族阶层，使这两个概念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被后人经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体制实现以前，贵族不仅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财富，也主宰了学术、教育、宗教、戏剧以及绘画，成为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包括用科举考场或者贵族沙龙，吸纳贵族圈以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将其纳入主流体制。文化的腐灭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钱人的事。 当然，贵族一旦精英起来，常常把批判锋芒指向贵族以及贵族制度本身，显示出贵族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他们的批判性、平民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理想，确立了“精英”的应有之义，成为精英们的文化标志。看一看托尔斯泰的传记、勃勒东的博物馆，还有泰戈尔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们的形象渐渐清晰。那是一种根植于锦衣玉食、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贵族逆子们的浴火新生。对于这一些不安的灵魂来说，大众是他们自救的导向和目标，并且在他们的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向往中，闪耀出神圣的光芒。“劳工神圣”、“大众化”、“到民间去”等观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知识界潮流，并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他们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托尔斯泰等），或者试着描写车夫、奶妈、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鲁迅等）。当革命的大潮汹涌而来，更多的知识精英直接投入到大众行列，亲身参加土地改革、战争、建设等历史实践，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滚打，“改造世界观”，力图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贵族烙印，诀别自己以前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的腐败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后来的“文革”，无论有多少极端政策让知识分子暗暗生疑，但单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一条口号，就具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足以摧垮知识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们乖乖就范。在这里，运动当局对他们轻而易举的征服，不仅仅依靠权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历史的自我惩罚，利用了精英们的富贵门第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特征：对大众深怀愧疚并且或多或少的无知。 对于精英们而言，大众几乎一直是贫困的同义语，是悲惨命运的同义语。光是这一条，就足以使大众获得神圣地位，并且成为精英们愧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这种历史情结带入现代的工业消费社会，事情就有些可疑和可笑了。这个社会正在对财富和利益的分配格局给予重构，如果发展正常和顺利的话，如果国民福利制度成熟的话，穷人将变成小众。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两头小、中间大”成为分配常态，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白领贵族”、“电脑贵族”、“广告贵族”、“股票贵族”等，正在成为他们各自的别号。与这个大众或者行将大众起来的群体相比，与他们的火旺日子相比，倒是文学和哲学有了寒酸味，一切人文学科的兴趣，常常只能在一些清贫者那里存活。除了少数幸运者出人头地（比如获奖或写出了畅销书），一般来说，对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创造的担当，常常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收入渐薄的原因——而他们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他们如果不想成为工具式技术专家，如果不想变成社会这个强大盈利机器上的从属性部件，就得准备在一个金钱和利欲主导的社会里，接受边缘位置。他们不仅无法再向大众分送土地，连他们的思想和趣味，也大多只能出现在朴素而且印量很少的书刊里，甚至苦苦寻找着出版机会；而那些豪华的、花哨的、昂贵的而且一定是畅销的书刊，更多地容纳着时装、美容、家具、高尔夫、风水术、生意经，显示出社会对俗文化的强大购买力，显示出社会的主要财富正在向中产阶级化的大众转移。他们回头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几乎与大众交换了贫富的定位。 在这些地方，大众富起来了，至少是比较富了，而且开始与时尚结盟，这也许是事情另一方面变化。大众在往日的贵族专制下，基本上与文事无缘，远离各种传播媒体，当然处于文化时尚之外。时尚只是上流社会里的景观。从文风到官仪，从食谱到花道，只有贵族才可能附庸风雅，追随外部世界一个个潮流的引导。那时的大众文化，或者叫做俗文化，不过是民间文化的别名，具有自生自灭、自给自足的特点，呈现出质朴和原真的生命面貌，类似一种自然生态群落，常常历时百年乃至千年而恒定不变。一首民歌，一唱就是几代人或几十代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消费时代的市民文化大有差别，却一直没有得到过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同为“大众”喜闻乐见，但市民文化与民间文化大异，具有非自然的特征，受到文化工业的制约和支配，几乎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情况下，男女发型、饮食习惯、消闲方式、政治观念乃至日常习语，都被电视、小报以及广告所指导和训练。一个女中学生的微笑，都可能带上了好莱坞的商标，并且随着潮流的更迭不断有新品牌推出。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大众原生的文化，而是大众从少数文化制作商那里所接受的潮流文化，充其量也只是大众被潮流改造之后的文化。有意思的是，就像往日的大众处在时尚之外，现在轮到一些精英来充当这种寂寞和疏离的角色。任何一个愿意保护自己精神个性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都可能比一个普通的餐馆女招待，更缺乏有关流行歌星和新款家具的知识，缺乏美容和时装的知识。他们是一群落伍者，一些差不多有自闭症嫌疑的独行人，对很多社会风向茫然无知。也只有这一个小众，才可能对昔日的大众文化，对那些旧民歌、旧传说、旧演艺、旧民居等不入时的劳什子，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回头看一看历史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惊讶：他们心目中那个存在于民间文化中的大众到哪里去了？他们奔赴的这个自然态民间，为何突然间变得人迹寥落？ 清除财富的腐蚀，警觉时尚的污染，是精英们从贵族营垒里反叛出走时的重要功课。今天，当财富和时尚迅速移位，成为大众的义涵和背景，精英们对这样一个全新大众也许会感到有些陌生，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这一时代的巨变有什么不好吗？也许不，因为它是精英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社会变革目标，是民主和人道主义原则来之不易的胜利实现。但这一变局将会如何开启文化新的走向？精英们今后的新的文化动力和新的文化资源将从何而来？他们与大众的关系，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两难：他们是拒绝他们一直心神向往的大众呢，还是应该在大众那里停止他们一直矢志不移的反叛？ 这些问题已超出本文所设定的范围，该由另一篇文章来探讨。有关的价值判断，相信也是一条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的险径。如前所说，本文只是想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之前，清理一下“大众”的具体内容，给不同类型的大众一点区分。 这种区分可能是讨论的必要起点之一。 1996年11月 主义向人的还原 主义向人的还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天涯》杂志。 以前只听说过“文学是人学”，似乎其他学问就与人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当然大可怀疑。 世界上存在过没有角色的演出么？存在过人不在场的主义么？有一个美国学者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里，发现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广义相对论取代牛顿引力论，如此等等，并非仅仅取决于客观逻辑过程——当时的新理论并不比旧理论多一些实证根据。事实上，科学革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的变化，甚至受制于科学家的个人经历和个性因素。 这样，他把科学的革命归因于人心演变，差不多就是把科学也当成了“人学”或半个“人学”。既如此，与人、人性、人生血缘更为亲近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有什么理由目中无“人”和笔下无“人”？社会科学是一种又一种抽象，具体地说，是对一些大活人身上某些现象的抽象。但抽象的同义语也就是不同程度的简化，就是去象而得义、去义而得言、去小言得大言的不断简化过程。比如把中国的痞子、西方的痞子、古代的痞子、现代的痞子、学术的痞子、市井的痞子、盗亦有道的痞子、穷凶极恶的痞子……统统拿来取同而去异，抽象出一个“痞子主义”或“玩世主义”或“虚无主义”。在近年来文化界有关讨论中，有人以此来指涉一切反道统、反体制的文化态度，于是我们便常常听到所谓“痞子”的合理性。有些人的立论是：与专制主义比较而言，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要痞子不要贪官；我们并不赞成痞子，但所谓痞子们对极“左”的颠覆和瓦解作用却不可否定。 这种说法也许不无学理价值，不乏一定的现实根据。可惜的是，一旦把主义还原为人，“痞子主义”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大而无当，不大管用了。一旦我们到九十年代中国随便嗅一嗅，随便瞥一眼，就可以发现九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更不是以前老一辈的年代，就可以发现今天现实中大凡痞子，既与贪官有所区别，但更多时候又与贪官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两害相权”云云纯属书生们的虚构。 今天的痞子已经不大有草寇罗宾汉和窃贼时迁的道义（他们非利而不为），也少有美国嬉皮士们的边缘性（他们正在或已经学会了走门子攀上官家）。在专制主义遗毒犹存的社会土壤里，痞子和贪官的作恶，在大多数情况下离不开相互勾结，利益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而且俗称“官匪一家”更体现于他们文化心理上的同质：一个没有流氓心态的官员决不会成为贪官，一个没有贪官心态的平民也决不会成为流氓。贪官只不过是在朝的流氓，流氓不过是在野的贪官。如此而已。 一个欲“痞”心切的青年曾公开宣称：“要是现在‘四人帮’上台，我肯定要投靠上去！”在这一类可爱的坦白面前，所谓痞子/贪官的二元对立论，所谓二元格局里孰高孰低的百般计较，有多少现实依据可言？有多少学问的智慧可言？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所谓世俗主义。世俗主义的传统内涵，来源于欧洲几个世纪以前世俗社会对宗教专制的反抗，恰恰是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闪耀着启蒙的光辉，是今人值得借鉴的思想遗产之一。针对中国“文革”对人性的禁锢，重新肯定世俗人生以及人的正当欲望，也是社会走向进步和开明的重要标志。但如果以世俗主义来打杀人文精神，来讥嘲道义、理想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承担，这就好比自己同自己的影子大打出手决一死战，学理上的逻辑混乱已让人生疑。把主义还原成人以后，更可看得几分明白：在今天的现实里哪有什么老少咸宜奸忠共享的“世俗”！以权谋私是“世俗”，打工谋生也是“世俗”；车匪路霸是“世俗”，守法经商也是“世俗”；嫖娼纳妾是“世俗”，谈情说爱也是“世俗”；弄虚作假尔虞我诈是“世俗”，勤奋工作发明创造也是“世俗”……一句话，有掠夺者的“世俗”，也有劳动者的“世俗”，不可混为一谈。提倡道义、理想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承担，正是要抗击前一种有害社会亦即有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世俗”，而保护后一些有利于社会亦即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世俗”，这一道理难道还需要费尽口舌地反复唠叨吗？还有什么特别费解之处似乎须有博士或博士后的文凭才能明了吗？ 可以设想，在一个连道义原则和精神尺度都在知识分子眼里被视为羞耻、禁忌、废物的社会里，在一个无序状态因此而愈演愈烈的社会里，堂皇而笼统的“世俗”论会遮蔽什么？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结果，将会有利于广大劳动者，还是将有利于少数掠夺者？ 劳动者与掠夺者云云，这样原则上说说，比笼统的“世俗”论多了几分清醒，但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有关学理即使到了这一步仍会有隔靴之虞。是的，把掠夺者与劳动者两分，是一种必要而有益的抽象。然而在今天的现实情境里，如此抽象两分的事物，在很多人那里常常兼备于一身——这也是我们并不少见的现实经验。所谓“掠夺”，所谓“抢”，是以权谋利的俗称。贪官如王宝森者流的“抢”，当然很好理解。但一个普通教师也是可以“抢”的，比如乱收学费并且索要学生家长厚礼——虽然他在另一方面却是辛辛苦苦的劳动者，甚至被医院里的什么人“抢”过。一个普通的个体摊贩也是可以“抢”的，比如造假贩假并买通监管人员而逍遥法外——虽然他在另一些方面也可能是一个守纪守法的劳动者，甚至被供电部门、交通部门的什么人“抢”过。权有大小之分，恶有重轻之别。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抽象两分的事物，在大活人们那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腐败现象的义愤指责，常常掩藏着内心深处的羡慕。对社会公道的热情呼唤，又常常不过是最虚无、最实惠、最虚伪地将其为我所用以售其私。很多劳动者一有掠夺的机会并不心慈手软，而很多掠夺者在掠夺之外也常常有劳动的酸甜苦辣。 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的重要国情的另一面。 把人分成左、中、右的方法并非时时都有合理性。社会之善，不仅仅是指标准善人，而是指大多数人善心善行的一面；社会之恶，不仅仅是指标准恶人，而是指大多数人恶心恶行的一面。如果只是在书本上改造社会，把学理上的概念两分构想为现实中的队列两分，进而把抗击掠夺的正义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虽然可能打掉几个贪官，大快人心于一时，缓解社会矛盾于一时，但治标并不能治本，除病并不能断根，仍然可能留下无数贪官再生的后患。这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教训所在。 主义还原到人之前，主义是满好论（抡）的，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情形就十分复杂了，问题也就丛生不绝了。 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为了自救引入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只有在一批革命者清理了教条束缚之后，真正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才有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才获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功。自那以后，半个世纪以后的中国，“立国、立人”（鲁迅语）的任务仍未完成。可以相信，这片土地上的很多知识分子，眼下正在再一次面临着如何有效利用各种思想资源的问题，面临着如何克服教条混战而成为一个实践者的问题，面临着在实践中获得把握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智慧的问题。要谈主义，更要谈问题，要把主义从天上请到地上，在不断问题化的过程中变成有血有肉的真知。 毫无疑问，人是一切问题的问题，是最大、最深刻的国情。主义如不能向人还原，就只能永远是华丽的文字游戏。 1997年6月 自我机会高估 自我机会高估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8年《芙蓉》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赌场里没有常胜将军，入赌者总是输多赢少，连一个个赌王最终也死得惨惨。但无论这一高风险是如何明白无误，无论胜出概率在专家们反复计算之下是如何的微小，赌业自古以来还是长盛不衰。赌徒们从来不缺乏火热的激情、顽强的意志以及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眼中多是成功，没有失败，总是把希望情不自禁地放大，诱导自己一次次携款前往。 在这里，赌业显现出一切骗局的首要前提，显示出一种人类普遍的心理顽症：自我机会高估。 自我机会高估不仅支撑赌业，也是诸多强权和罪恶的基础。“文革”那些年，人们虽然经济状况大体平等，政治上却有三六九等森严区分。奇怪的是，很长时间内多数人对这种地位分化非但不警觉，反而打心眼里高兴：革命的“依靠对象”觉得自己比“团结对象”优越，“团结对象”觉得自己比“争取对象”优越，“争取对象”觉得自己比“打击对象”要安全和体面——即便是一些灰溜溜的知识分子，也暗暗盘算着自己如何荣升“工农化”和“革命化”之列，相信灾难只会落在邻家的头上。机会非我莫属，倒霉自有他人，如此幻想使一批批潜在受害者同时成为伤害者，大家共同推动了政治倾轧，直到运动结束方大梦初醒，发现人人都窝着一肚子冤屈，没有几个赢家。 眼下，政治歧视渐少，人际之间的经济差距却在拉开，甚至出现了以掠夺国民财富为主要手段的腐败型暴富。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怨恨腐败的同时，对腐败者的威风和奢华却不无羡慕，对滋养着腐败的拜金文化居然心神向往，对贫富过度分化甚至兴高采烈——尽管他们大多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下层。他们无非是面对新一轮的时代博彩，照例高估自己的机会。不能骗得省长的批文，至少也可吃吃单位的公款吧？不能吃吃单位的公款，至少可以向学生家长要点红包吧？不能向学生家长要红包，至少还可用假文凭捞个职称吧？不能用假文凭捞职称，至少也可倒卖点假烟假酒吧？……很多人憧憬着自己的美事，算计着眼前的飞蝉，却不知黄雀在后，自己更有宰杀之虞。这一种由层层幻想叠加起来的普天同欢，使腐败逻辑开始合法化和公理化，蓄积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旦破产和洪水到来，一旦崩市和骚乱出现，受害者肯定不仅仅是少数可怜虫。 无望当上赢家之后，才可能怨恨赢家。不幸的是，赢家的规则就是全体赌徒曾经甘愿服从的规则。所有输家的“候补赢家”心态，最终支持了赢家的通吃；所有输家那里“别人遭殃”的预期，使自己最终被别人快意地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机会高估意味着人们自寻绝路，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其实源于我们自己。 制度易改而人性难移。正是受制于人性这一弱点，社会改造才总是特别困难：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改造者需要面对既得利益者（赢家）的反对，还经常面对潜在受害者（输家）的心理抵抗。历史上一个个危险的政治、经济、文化潮流，通常就是在赢家和输家身份不太分明的情况下，由大多数人共同协力推动而成——可惜很多历史描述都忽略了这一点。只有当失控的历史之轮一路疯狂旋转下去，离心力所致，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到局外的清醒中来。但到了那个时候，事情就有些晚了。即便历史流向还可以向合理的方位调整，即便人们又一次学会了抗议、揭发、反思、抹鼻涕、比伤疤、高论盈庭、大彻大悟，但苦酒已经酿就，过去的代价已不可追回。有什么办法呢？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吗？是的，但这里是指觉悟了的人民。从人民的未觉悟到已觉悟，往往有漫长时光，有一个受害面逐渐扩大的过程。在这种变化到来之前，人民——至少是人民中的多数——也常常充当自掘陷阱的帮凶，使有识之士非常为难。因为能够“学而知之”（孔子语）的毕竟不多，“困而知之”（孔子语）的才是多数。正因为如此，忠告的效果往往有限，忠告无法代替聆听者的切肤之痛，常常要倚重于忠告者最不愿意发生的灾难，才能激发出人民的觉悟和行动。 请注意：这些灾难，这些反复上演的历史悲剧，总是在人们得意洋洋自我机会高估的时候悄悄逼近。 1998年8月 货殖有道 货殖有道 注释标题 原为某县域经济座谈会上的发言，最初发表于2002年《当代》杂志，原题《货殖两题》。 中国古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门徒子贡也是生意高手，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其事迹载于《史记》。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丰富知识，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即“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唯物质主义和唯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所谓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就是古人的经济道德纲领。又有“齐民”一说：“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为经济道德目标。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以“齐民”，便是承前人货殖之道，坚持以民为本的实业方向。 笔者对文学以外话题一直慎言。然货殖既为齐民之术，与万民相涉，凡民皆有建言资格，于是才有如下不吐不快的两则感想。 关于数据 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模范村，注册常住人口一千余，年人均利润数十万，全村居民住进了统建小洋楼，享受公费医疗、公费就读等福利。这当然是骄人的成绩。但深入了解一下便知，这些利润的创造者远不止常住居民，另有一万多外地民工在这里打工，只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进入当地人口统计，也就未纳入人均利润核算，于是他们创造的利润全部转移到当地户籍的一千多人名下。“人均”利润就是这样拉高的：至少拉高了十倍。 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大概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统计，否则外地打工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被完全抹杀。当然，在正常情况下，打工者拿到了工资即劳务费，比无业者要强。但常识又告诉我们，摊入成本的劳务费并不意味利润分配。也就是说，在上述案例里，一万多人创造了利润，却由一千多人来享受利润，包括享受利润带来的高福利——可能的权力腐败尚不考虑在内。这种分配的依据，当然是上述那种至少虚增了十倍的人均利润统计，是把外来打工者统统删除以后的所谓经济奇迹。 中国人口众多，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以至从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公务员、教师、记者、军警等从业者的工资一般增长了一、二十倍，但底层打工者月薪仍在三百元到五百元之间徘徊，几乎一直无增长。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么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冻结性低廉，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低廉，就是诸多原因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参与利润分配的庞大打工群体，更多承担了繁荣之下的牺牲，并且在一种十分可疑的经济统计之下，其牺牲被合理化了，自然化了，隐形化了。这种统计不仅掩盖了一个模范村的真相，同样也大大折扣了农民工对都市经济繁荣的贡献，大大折扣了中、西部外出务工群体对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的贡献——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让人目眩的“人均”高产值和高利润，无不包含这些群体的心血——只是他们通常被排除在有关统计的人口分母之外。结果，这些地区的增长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力低价输出似乎没关系。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比方说谁都会知道深圳对贵州的“支援”，但谁会知道在这种支援之前有贵州对深圳的输血？ 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一些真实数据，受制于统计方法的预设，受制于导控者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就会成为有选择的数据，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数据。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纳入有关企业或地区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数据必发生巨大变化。这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区的“政绩”合理缩水，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对经济获得更可靠的知识，获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种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论家常常夸耀经济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却不知他们的私利和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五百强可算另一例。这种大吹大擂的评选只是关注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五百强”不一定是“五百优”或者“五百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和议员庇护，公司内部严重的分配不公可能会被社会舆论忽略。这一切都关涉到很多人的利益——常常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据说从来只关心利益的经济学偏偏不在乎这些利益，在评选这“强”那“强”时从不采集和公示这些方面的数据，不对更广泛和重要的得失给予评估。 公司当然不能亏损，当然不能没有利润，这是一条市场经济底线。但是不是利润越多就越好？产值越高就越好？对于公司广大员工来说，对于全人类公共利益来说，那些在经济竞争中既有优胜之“强”，同时又能在“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等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不是更值得全社会尊敬和表彰？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年度评选？ 评胜选优不讲公共利益，是利润和资产挂帅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偏执暗伏其中。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就业、环保、分配公正等正是经济学应有之义，不应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应落实为公司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不能停留于某些经济学家业余的道德空谈。这些指标的长久缺失，这些数据被某些利益集团本能地反感和拒绝，暴露了诸多经济学所谓“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的可疑，暴露了这些经济学的深刻危机：充其量只是一种公司经济学而不是社会经济学，是以小利损害大利的经济学，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经验背景，难免有一些统计盲区，那么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和国际环境并不宽松的人口大国，一个在就业、环保、分配公正方面正面临超常压力的后发展大国，国情如此特异，理论就不可照搬。其经济学如果同样缺失这些指标，鹦鹉学舌的后果肯定无“齐民”之效，反有误国与祸民之虞。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创新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这是一个紧迫而切实的起点。 关于市场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句流行标语，出现在很多田头村口，当然是很好的说法。但“修了路必然富”的逆定律并不成立，因为开路不是挖金元宝，道路通达之处可能富，也可能穷。据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的道路越来越多。 在没有交通便利以前，一个中国乡下青年结婚成家，几千元的家具开支只能就地消费，让当地木匠来赚。一旦有了公路，这笔钱就可能坐上中巴或者大巴，进入广州或者上海家具商的腰包，那里的家具一定款式更多，在大批量和集约化生产之下也一定价格更廉。这就是路网拓展以后购买力向经济核心地区集中的寻常例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地区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以及政治优势将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其商品反过来更容易倾销边缘地区，使那里的很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淘汰出局。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边缘地区找不到什么出路的人才，在父母和社会支付了越来越昂贵的教育成本之后，将进一步流向核心地区。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前者便不再可能复制后者的产业结构并且与之竞争，只能拱手交出产品深加工的能力和利润，一步步沦为纯粹的原材料供应方。不难想象，一块芯片换几十吨木材，这样的“平等”的市场交换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也正在中国的富区和穷区之间出现。 落后地区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高附加值农业，等等。但只要相关消费力仅限于少数富人，与大面积的人口无缘，比如，与普通市民与村民无缘，那么生产者就只是在争夺一个很小的市场，高附加值农产品就太容易过剩。反季节瓜菜、鲜花和草木、牛奶和肉鸽，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愿意享受，但在多数人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自然生理需求无法变成市场需求——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真实含义。当生产者一拥而上的时候，物多价贱，物贱伤农，生产什么就积压什么，高附加值可能变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负附加值，进一步削弱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力，形成一种低收入→低消费→更低收入→更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因此，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说法不是不对，但必须以扩大市场需求为前提，以国家加强利益分配调节力度从而使大多数人手里有票子为前提的前提。否则需求持续不足，先行者还有点赚头，盲目跟进者就要大栽跟头。 这就是沿着公路网络而迅速扩张的市场化。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趋势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但这种趋势的另一面将是各种资源的加速流动，如得不到有效调控，便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东部与西部已加剧了横的差距。竖的差距近年来也触目惊心：五级财政结构中，顶端的中央财政金潮滚滚，县、乡两级财政却寒风习习，借钱缴税成了基层普遍现象，只是一直被各种“政绩”掩盖。这两种差距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费升级”，狂购奢侈品和囤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学、求医、求生的困难——连广东这样的富省都有相当多的市县拖欠职工工资。不管是依据哪一种统计，中国已逼近或超过贫富差距的危机临界点。 市场能自动造就公正吗？能自动带来均富和普惠吗？ 一国之内的市场尚不可能，全球市场就更不可能。因为国家有政府调控能力，而全球没有政府，更缺乏调控手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要腐败还在可控范围，只要行政权威尚未完全丧失，至少可采取下列政策缓解贫富矛盾： 一是让农民工去城里打工。尽管都市已有严重的失业压力，尽管有些都市当局曾企图清退农民工以保市民就业，但中国的政策仍然禁止劳工市场壁垒，使都市大门一直向农民工敞开。这样，农民工尽管不能分享利润，尽管压低了城里的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有些收入——在很多乡村，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较的是，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富国要求投资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却不容许移民自由。一般来说，人家只需要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只要你的硕士和博士，绝大部分劳工都得作为“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富国的境外投资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这种投资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产业却总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劳动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还是优先母国的就业群体。 二是国家以税收调节分配，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以富补贫，比如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增强中下层的消费力，以非市场手段“扩大内需”。光是前不久的农村“费改税”，中央财政就再拿出四百亿以缓减农民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口（另一统计说缺口更大）。将来建立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担责任，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可以比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缺乏政府调控，既没有全球税，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债务，或者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富国并没有扶贫的法定责任，国际“慈善”事业力度总是相当有限。正是针对这一点。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给予补偿。这位首相一句话点中了穴位，但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大人物们都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谈穷国不开放市场就永无繁荣之日，谈富国对穷国的发展做出了多少无私奉献。 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了一部分，至少是对了一小部分。若以全球为一个利益单元，全球化和市场化无疑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人类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对抗这个潮流，以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常常是保护落后，保护低品质的国际“乡镇企业”。但这些话也有虚假。因为全球远远还不是、甚至永远不会是人们唯一的利益单元。各国的国界还在。各国财政还没有“合灶吃饭”和统一调度。因此，在一个心系五洲体恤万国的全球政府建立起来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选择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资经营的全球化，没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光是没有全球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全球性财税体制对分配的调控，这两条就暴露出全球市场的致命缺陷——它不是一国市场的简单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需求不足等等，将很难得到缓解。不久前，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上，穷国与富国在修改规则方面分歧严重，谁也不让谁，可见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爱心的别名。人们对此不必过于天真。 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农民确实可能搭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车。但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也可能因为村前一条公路开通，因为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身不由己的卷入，被这列快车甩得更远——失控的市场经济或缺德的官僚经济，都可能是这条公路前面的陷阱。在这里，面对国内媒体对市场化众口一词的赞颂，把丑话说在前头，把风险和困难讲足一点，可能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更为理性地观察经济现象。 2002年9月 人情超级大国 人情超级大国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一 走进中国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脉络分明，气氛肃然，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这些宅院繁殖出更庞大的村落：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子孙满堂的景观也寻常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称谓不胜其烦，常令西方人一头雾水。英文里的亲戚称谓要少得多，于是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o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o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亲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法律至上和“n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和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总是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说，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习惯于浪迹天涯，“家园”概念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地方，他能把哪里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孟子》里也有一个故事，更凸现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事态可有两种反应。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标尺可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的政治和伦理。但无论他们如何规划天下，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成为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教门连锁店。一六二〇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仅止于实用，缺乏古希腊从赫拉克利图、德模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就大体而言，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直到工业化的遥遥领先。 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理？——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古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当中国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时候，欧洲古人却重在“格理致知”。当中国古人的知识重点是从修身和齐家开始的时候，欧洲古人却展开了神的眼界，一步跃入世界万物背后的终极之being——他们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游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二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子，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斗牛、舞蹈，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奥林匹克运动，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彪悍生活的痕迹。这可能是欧洲人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涌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的岁月。 当然，古欧洲人不光有游牧。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雨水和温暖，却也有过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有过农业的繁荣。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并非主流。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非汉族主政，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直到二十世纪前夕，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其历史只有“绵延”而没有“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高龄恐龙，不能不了解文明源头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游牧人，显然比一个农耕人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进行利益方面的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不存，辈分失效，年长并不自动意味着权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也就不易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那么谁能成为老大？显而易见，一种因应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无可避免。 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成年男子平等组成，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却不可能有投票权。这当然没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始就并非全民做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的一席政治盛宴，弱败者不可入席。 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影响力。随着越洋拓殖和商业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的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民主权利……这就是民主的逐步发育过程。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民主已力不从心，民主的内容和形式还将有后续发展。如果没有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欧盟”、“亚盟”、“非盟”一类机制，如果没有全球性的权力分享和权力制衡，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巨型多头怪兽，一身而数心，身同而心异，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这是一个新的难题。 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徇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丁学良教授写道：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但人们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教授十多年后再去台湾，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处，选举的公正性当然大打折扣。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中国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民族，一个“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关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即便在一个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里，人们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总是在新环境里迅速复制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毛爷爷”和“毛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皆习以为常。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一类苦恼：公章代表公权和法度，但没有私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就经常不太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总是使民主变得面目全非。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心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的虚构和重建。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讳尊者）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讳熟人）。一位警察曾对我说，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甚至算不上亲属，也开口就是伪证，没几句真话。这种“见熟就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不胜其累，还有悬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 民主与法制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避难就易，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既然法制都是办一些“人情案”，那么人们还凭什么要玩这种好看不好用的政治游戏？解决纠纷时，宁走“黑道”不走“白道”，就成了很多人的无奈选择。显而易见，这是欧式民主与欧式法制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 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往西方，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中国人也曾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包括排除世袭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订时的重要参考。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但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到来，瓦解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以家庭关系经验来应对公共生活现实，以“人情票”和“人情案”来处理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公共管理事务，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灾难。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情应到此为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亲缘方式不适合大企业，但用于小企业常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认人、认情、认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团队团结如钢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创下了经济奇迹。又比如说，人情不利于明确产权和鼓励竞争，但一旦社会遇到危机，人情又可支撑重要的生存安全网，让有些弱者渡过难关。有些下岗失业者拿不到社会救济，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亲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彩电或搓麻将，靠的不正是这一份人情？这种民间的财富自动调节，拿到美国行得通么？很多美国人连亲人聚餐也得aa制，还能容忍人情大盗们打家劫舍？ 很多观察家凭着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即将霸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想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中国要实行欧式的民主和法制，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资源，实是一件难事；但承受经济危机倒不缺文化传统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一个理论管天下，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与“事情”。 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处置人事少不得内方外圆，方方面面都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让三分”、“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语，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嫌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汲收掉。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据钱穆）。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制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形不成大势。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算是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说到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的一份模糊，既无纯粹的公产制，也无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人走的从来不是一路。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语），“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任制承包经营”，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弊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多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很多学者不大习惯这种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的财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的教内财产共有，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的毛泽东也暗生疑窦。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直到美国工业化初期还广获认可），也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以“私”为基，既没有印度与俄国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没有中国郡县制国家和康有为《大同书》之大“公”。可以想象，这种文化一旦与工业化相结合，自然会催生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一类学人，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理论。与此相异的是，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最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董仲舒在这里强调“众人之情”，差不多是个半社会主义者，但求一个社会的均衡的安定：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财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中和”精神重于“零和”规则，私中寓公，以公限私，其制度也往往有一些特色，比如乡村的田土公私共权，表土为私有，底土为公有，国家永远持有“均田”的调剂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土地私有制，较为接近当今的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可能不是实现生产集约化和规模经济的最佳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花开别处：第一，使暂时无法得到社保福利的农民有了基本生存保障；第二，进城的农民工有了回旋余地，一旦遭遇经济萧条，撤回乡村便是，与欧洲当年失地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巨大区别，不至于导致太大的社会动荡。在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很多中国的企业订单大减，但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为中国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农民工的抗风险能力，非某些学者精英所能体会。 由此看来，“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的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后来也曾师从美国，到底将走出一条什么道路，眼下还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以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和人口国情，不可能完全重复苏联或美国的道路，不可能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二元死局里憋死。如果说欧洲代表了人类的第一阶现代化，苏联和美国代表了人类的第二阶现代化，那么假使让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进入第三阶现代化，中国一定会以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向世人展示出较为陌生的面目。 四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大明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下西洋，航线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几乎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伦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刚刚才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 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拜会当地领袖，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劝说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原来，他们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来一把公关活动和微笑外交。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以“王道”而不是“霸道”为手段。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历史学家们猜测，朝廷财政紧张应该是主要原因。于是中国人只好撤离大海，把无边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欧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在纽约出版的《利玛窦日记》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有装备精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求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 但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领中国这一份情。 这样的教训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入危机，包括绝情无义就成了很多人的最新信念。尽管中国人说“事情”、“情况”、“情形”、“酌情处理”等等，仍有“情”字打底，仍有“情”字贯串，但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已不再有太多现实意义。很多中国人开始学会无情：革命革得无情，便出现了六十年代的红色恐怖；赚钱赚得无情，便出现八十年代以后太多的贪官、奸商、刁民以及悍匪。某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宣传品上这样说：“行骗要先易后难，首先要骗熟人、朋友、亲戚……”这与“文革”中很多人首先从熟人、朋友、亲戚中开始揭发举报一样，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传销组织的万众狂热和呼声雷动，也让人觉得时光倒退，恍若又一场“文革”正被金钞引爆。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位，正在政治暴力或经济暴力之下承受重击。人们不得不问：中国还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民族吗？当然，同一事物也可引出相反的问题：“吃熟”和“宰熟”之风如此盛行，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中国还有太多人情资源可供利用？ 所谓改革，既不是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现实，正如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奢望一步跳上月球。因此，整合本土与外来的各种文化资源，找到一种既避人情之短又能用人情之长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就成了接下来的重大课题。 往远里说，这一课题还关联到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光有知识与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些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这句话表现出言者对现代化的及时反省和热切期盼。 事情已经很明白，一个不光拥有技术和财富的现代化，一个更“善”的现代化，即更亲切、更和合、更富有人情味的现代世界，是爱因斯坦心目中更重要的目标。如果这种现代世界是可能的话，那么它最不应该与中国擦肩而过。 2001年9月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7年《天涯》杂志。 “民主”仍是一个敏感的词，被有些人说得吞吞吐吐——只有美国总统布什这样的人才把“民主价值”和“民主联盟”当一碗饭，走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这也难怪，民主的概念与体制本是西方所产，从游牧时代一直延伸到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那里的民主虽一度与古代的奴隶制相配套，一度与现代的殖民主义相组合，但毒副作用大多由民主圈之外的弱势阶级（如奴隶）或弱势民族（如殖民地人民）消化，圈内很多人感受不会太强烈。他们即便也痛苦过、危机过、反抗过，但堤内损失堤外补，圈外收益多少可有助于减灾止损。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更多的印象来自官吏廉能、言论自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圈内的民主红利，有足够理由为民主而骄傲。有机构宣布：世界上前十位最廉政国家中有九个实行民主制。仅此一条，就不难使民主成为很多人的终极信仰乃至圣战目标——十字军刀剑入库以后，民主义军的炸弹不时倾泻于外。 后发展国家似乎有点不一样。它们移植民主既缺乏传统依托，也没有役奴和殖民等外部收益以作冲突的回旋余地，各方一较上劲就只能死嗑。一旦法制秩序、道德风尚、财政支持、教育基础等条件不到位，民主大跃进很可能加剧争夺而不是促进分享。小魔头纷起取代大魔头，持久的部落屠杀、军阀割据、政党恶斗、国家解体和管治崩溃，成了这些地方的常见景观。迄今为止，二十世纪一百多个“民主转型”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在民选制和军政府之间来回折腾，在稳定与民主面前难以两全，前景仍不明朗。自以为民主了的俄罗斯、新加坡等不入西方政界法眼，蒙受一次次打假声讨。靠全民直选上台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更被视为恐怖主义。中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民主，引发了时旷日久的混乱与分裂，后来靠多年铁血征战才得以恢复稳定和统一国家。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红色民主同样导致灾难，最后借助全面军管和反复整肃才收拾残局。毫无疑问，很多过来人对此心存余悸，对民主化的性价比暗自生疑。民主教练们虽然硬在一张嘴，硬在台面上，实际上也经常无所适从。美国就支持过皮诺切特（智利）、苏哈托（印尼）、马科斯（菲律宾）、佛朗哥（西班牙）、索莫查（尼加拉瓜）等多个独裁者。据前不久《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当伊拉克的爆炸此起彼伏，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的智囊们立刻向政府建言：必须在伊拉克建立独裁。 大多后发展国家似乎一直是民主培训班的劣等生和留级生？是这些地方的专制势力过于强大和顽固吗？是这些地方缺少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杰出的民主领袖？抑或这些野蛮人从来就缺少民主的文化遗传乃至生理基因？…… 这些问题都提出过的，是可以讨论的，然而误解民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误解源自无知，源自操作经验太少，源自很多人只是在影视、报纸、教科书、道听途说中遥望梦中天国，对具体实践十分隔膜。这些误解者最可能把民主当成一首抒情诗而不是一张施工图，缺乏施工者的务实态度、审慎研究、精确权衡、不断总结经验的能力，还有因地制宜除弊兴利的创造性思考。一般来说，抒情诗多发生在大街和广场，具有爆发力和观赏性，最合适拍电视片，但诗情冷却之后可能一切如旧。与此不同，施工图没有多少大众美学价值，不能给媒体提供什么猛料，让三流演艺明星和半吊子记者使不上什么劲。它当然意味着勇敢和顽强的战斗，但更意味着点点滴滴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牵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及手艺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人们马虎——否则某根大梁的倾斜，一批钢材或水泥的伪劣，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前功尽弃。 成熟施工者们还必明白物性万殊和物各有长的道理，不会用电锯来紧固螺丝，不会将水泥当作油漆，更不会坐在沙滩上坐想高楼。这就是说，他们知道民主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知其短故能用其长。 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现有民主，其实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有一用就可能出错的地方： 涉外事务——用民主治理内部事务大多有效，反腐除贪、擢贤选能，伸张民意等是人们常见的好处。但一个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顾客的钱包。一个地区决议建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邻区的航运和灌溉。一个个国家的民选议会还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和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就曾打上入侵者或宗主国的民主烙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得到民主声浪的催产：一旦议员们乃至公民们群情激奋，本国利益最大化顺理成章，一些绥靖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议案就得以顺利通过民主程序，让国际正义原则一再削弱，为战争机器发动引擎。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故，与其归因于小人操纵民意，毋宁说是制度缺陷的常例。民主者，民众做主也，意指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果这一界定大体不错，那么以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等为单元的民主，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从一开始就违背这个原则：外部民众是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却无缘参与决策，毫无发言权与表决权。这算什么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是否有重大设计缺陷？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半聋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内善而外恶？ 涉远事务——群体如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表现于追求现时利益最大化，对远期利益不一定顾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时利益近视，所谓远得不如现得，锅里有不如碗里有，只是时间长了才显现为令人遗憾的自伤疤痕。美国一九九七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分遥远。美国长期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明日的滔天洪水。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美国了吗？——那时候的美国民意于此刻尚待初孕。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那时候的美国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场。于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另一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民本并不是准确对接。正是为了抗议这一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组织者最喜欢找一些儿童来诵诗、唱歌、发表宣言、制定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性的儿童参政不过是预报未来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轻远的功能偏失。 涉专事务——民众常有利益判断盲区，就算是民意代表都高学历化了，要看懂几本财政预算书也并非易事，更遑论其他。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远见卓识者在选票上并不占有优势，特别是在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话题上，如果不辅以知识教育与宣传的强力机制，那么民主决策就是听凭一群外行来打印象分，摸脑袋拍板，跟着感觉走。由广场民众来决定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功罪，由苏维埃代表来决定沙皇和地主的生死，由议会来决定是否修一座水坝或是否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这样的决策并无多少理性可言，不过是独裁者瞎整的音量放大。不久前，中国一次“超女”选秀大赛引起轰动，被一些外国观察家誉为“中国民主的预演”。有意思的是，能花钱和愿花钱的投票者能否代表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文艺实行“海选”式大民主，很可能降低社会审美标准，错乱甚至倒置文明的追求方向。文艺如同学术、教育、金融、法律、水利或能源的技术，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也要适度民主，但民主的范围和方式应有所变通。对业内很多重大事务（自娱性群众文艺活动一类除外）的机构集权似不可少——由专家委员会而不是由群众来评奖、评职称、评审项目，就是通常的做法；用对话协商而不是投票的方式来处理某些专业问题，也是必要的选项。专家诚然应尊重群众意见，应接受民众监督机制，但如果放弃对民众必要的引导和教育，人民就可能异变为“庸众”（鲁迅语），民意就不是时时值得信任。否则孔子就会不敌超女，《红楼梦》就会被变形金刚覆盖，色情和迷信网站就可能呼风唤雨为害天下。也许经历过不少痛苦经验，柏拉图一直主张“哲学家治国”，在《理想国》一书中认定民主只会带来大众腐败，带来“彻底的价值虚无”（no one of anyvalue left）。《论语》中的孔子强调“上智下愚”，与商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说相近，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贤儒圣主。他们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天真构想不无可疑，但他们承认民众弱点的态度却不失几分片面的诚实，至少在涉专事务范围内可资参考。人们在“文革”期间质疑工宣队和农宣队全面接管上层建筑，在市场化时代质疑用市场（包括部分工农兵在内的消费者）来决定一切，特别是决定人文与科学的价值选择。他们只是受制于某种时代思想风尚，不敢像古人那样把零散心得做成理论，说得那么生猛和刺耳。 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张“精英加权制”（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说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绝于时代——不拍民众的马屁，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一个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如何能这样业余和菜鸟？贵族统治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须随之改变。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现代领袖，无论他们是高喊“人民万岁”还是高喊“民主万岁”，其实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这当然没错。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基点，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是一切恶政和暴政终遭天怨人怒的裁判标尺。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还需要提出： 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 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得上一个政坛老手。在不久前出版的《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他指出“铅字共和国”正在被“电视帝国”侵略和占领，电子媒体已可以成功对民众洗脑，“被统治者的同意”正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据他回忆，他的竞选班子曾建议投放一批电视政治广告，并预计这笔钱花出去以后，他的支持率可以提高几个百分点。他开始根本不相信这种计算，但叫人大跌眼镜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是错的而助手们是对的——一张张支票开出去以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果然准确上升到了预估点位，民众的理性竟然如期被逐一套购。人们不难看出，这个时代已用电视取代了竹简，已用光缆取代了驿道，很多人的大脑不过是一些电子声色容器，民意的原生性和独立性易遭削弱，民意的依附性与可塑性却正在增强。在很多时候，政治就是媒体政治，民意可以强加给民众，由权力和金钱支配的媒体正在成为庞大的民意制造机，“可以在两周之内改变政治潮流”（戈尔语）。不仅如此，组织集会造势是要花钱的，雇请公关公司是要花钱的，“涮楼”（港台语）拜票是要花钱的，延揽高人来设计候选人的语言、服装、动作、政策卖点等也是要花钱的……美国总统竞选人都必须是抓钱能手，必须得到财团、权贵、部分中产阶级等有效出资者的支持，手里若没有一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就只能死在预选门槛之外。一个中国的贪官也看懂了其中门道，因此贪污千万却一直省吃俭用家贫如洗。据他向检察机构交代：他积攒巨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投入竞选（见海南省戚火贵案相关报道）。可以想象，如此高瞻远瞩的贪官在中国何止一二？他们都已明白：只要大家都爱钱，烧钱就是购买民主的硬道理。在一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在专制者几乎都转型为资产者的情况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原教旨已变成“n元一票”的民主新工艺。 政教合一结束以后，不幸有金权合一来暗中补位。选民们放弃投票的无奈和冷漠流行病一般蔓延，是这一事态的自然结果。 人们就不能采取更积极一些的反抗么？比方说，用立法来限制各种政治、资本、宗教势力对媒体的控制？比方说，限制主流媒体的股权结构和收入结构，从而确保它们尽可能摆脱金钱支配，尽可能体现出公共性和公平性？……再不济，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为赞赏的“抽签制”（某些基层社区已经用这种方式来产生维权民意代表）来替代选举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释和避开一点劣质民主之害？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殚精竭虑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对金融、贸易、生态、交通、玩具、化妆品、宠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师满街走，法规文本车载斗量，但不论是民主行家还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创新方面都经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一般来说，找一个万能的道德解释，视结果顺心的民主为“真民主”，视结果不顺心的民主为“假民主”，成为很多人最懒惰也最便利的流行判断，差不多是一脑子糨糊的忽热忽冷。权势者更不愿意展开相关的制度反思和政治辩论——因为这只能使貌似合理的现存秩序破绽毕露，使权力合法性动摇，危及他们的控制。他们更愿意在“民众神圣”一类慰问甜点大派送之下，继续各种熟练的黑箱游戏。 民众并不是神，并无天生的大爱无私和全知全能。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护，需要反误导、反遮蔽、反压制、反滥用的综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专制的效益优势：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会更安而不是更乱，经济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权更能得到保护而不是暴力横行性命难保……特别是在涉外、涉远、涉专等上述事故多发地带，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补不容轻忽。从更高标准来看，一个企业光有董事会民主和股东会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更合格的企业民主一定还包括员工民主（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顾客民主（价格听证与监管制度）、社区民主（环境听证与监管制度）等各个层面，包括这个丰富民主构架下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泪企业”、“霸王企业”、“毒魔企业”在民主名义下合法化。《公司法》等法规在这方面还过于粗陋。一个民族国家光有内部民主也是有隐患的。考虑到经贸、技术、信息、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现实，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顾到“他者”，要包括睦邻和利他的制度设计——就像欧盟的试验一样，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国防、金融、财政权力从民族国家剥离，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民主机构，以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义的利益盲区，减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至于欧盟与“x盟”之间更高层级的民主共营构架，虽然面临着宗教、文化、经济等令人头痛的鸿沟，但只要当事各方有足够的诚意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进入想象。 可以预见，如果人类有出息的话，新的民主经验还将层出不穷。一种以分类立制、多重主体、统分结合为特点的创新型民主，一种参与面与受益面更广大的复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层还是全球的范围内都可以期待。作为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民主面临着新的探索旅程。 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百年来在体制变革方面寻寻觅觅进退两难，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长不多，有时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终结果是损害民主的声誉，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窒息人们对民主的深度思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中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这样分别使军人铁腕成为当时的民心所向。从这一点看，专制僵化症与民主幼稚病是一体两面，共同阻滞了政治改革，使各种山大王和家长制至今积习难除。 丘吉尔有名言：民主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尽管集权乃至专制也能带来社会稳定，也能支持经济发展，但至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的繁荣如同白细胞不足的肥体，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量与日俱增，需要更灵便、更周密的信息传感系统和调控反应系统。一个官吏体系掌控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和财政资源，如无民众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团，无异于定时炸弹遍布各处，造成“矿难恐怖主义”、“药价恐怖主义”、“污染恐怖主义”一类让人应接不暇，也使体制内忙碌的消防队成为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身处一个因特网和高速公路的时代，民众的知情触角已无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么黑客手段，就能轻易穿透任何铁幕，其相应的参与、分享、当家做主等要求如未及时导入建设性的政治管网，不满情绪一旦积聚为心理高压，就可能酿成破坏性的政治风暴。事实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再成功的现代君王也总是危险四伏。当年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劲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君，刚被英国女王授了勋章，刚被国际社会誉为改革模范，马上就死在本国同胞的乱枪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 只是丘吉尔的名言还可补充，即民主不仅是“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而且民主本身还有问题，至少还可以更好，还需要换代升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实现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个复杂世界里实现民主形态的更多样和更合用。以民主进程中后来者的身份，后发展国家缺乏传统依托，却也没有传统负担，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仅参考借鉴西方的普选制、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制等管理经验，还可以博采本土的一切制度资源，比如君权时代的“禅让”制、“谏官”制、“揭贴”制、“封驳”权等，比如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多党参议”、“民主生活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比如改革时代的“法案公议”、“问卷民调”、“网上论坛”、“ngo参与”、“消费者维权”……这一切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有助于善政的举措，都可以通过去芜存菁而得到整合与汲取，从而让人们真正放开眼界解放思想，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决所谓民主“水土不服”的难题；同时也丰富和扩展民主内涵，走出有中国特色和开拓意义的民主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一个文明复兴大国在追求富强的进程中理应有此抱负和责任，不可缺失制度创新的智慧。 几年前，笔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学者兼欧盟官员。他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交往习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导笔者走进一座旧楼，参观他们主办的妇女手工活培训班、职工读书沙龙，还有社区青年的环保画展，说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为分裂而孤独的个人“原子”状态就正是专制的理想条件，人们只有经常在一个共同体内交流、参与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强民主的意识与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达，包括尽可能消解某些误导性宣传。在他看来，欧盟民主的希望与其说在于电视里某些政治秀，不如说更在于这些老百姓脸上越来越开朗而且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为此争取更多的预算、义工以及跨国性讨论。 这是一个满头银发的长者。 可惜我的几个中国同行者听不懂他的话，对劳什子手工活一类完全不感兴趣，一个个东张西望哈欠滚滚，只想早一点返回宾馆。连译员也把“民主”一词译得犹犹豫豫，好像老头说跑了题，好像自己耳朵听错了话——这些鸡毛蒜皮与伟大的democracy能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在他们看来，只有大街和广场上的激情才够得上民主的劲道。 我也曾举着标语牌走向中国和他国的大街广场，但我知道，民主要比这多得多，要繁重的深广得多。 此时的银发长者有点沮丧，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正是这尴尬一刻，成为本文的缘起。 2007年9月 张家与李家的故事 张家与李家的故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9年《天涯》杂志。 从前有一个张家，时运不济，父亲早故，又遭火烧与水淹，家里穷得叮当响。这一家有三个儿子，都长得虎头虎脑，眨巴着可爱的大眼睛。但母亲掐指一算，全家收入只够一个人上学，于是狠狠心，将机会给了老大。 “你记住，”母亲在村口送别老大时说，“全家勒紧肚皮供了你一个。你在城里好好读书，若有出头之日，不要忘了两个兄弟。” 老大咬住嘴唇，点了点头。 留下来的老二、老三虽然有些失落感，偷偷叹一口气，但也没有多言。他们觉得事情别无选择，于是按母亲的安排，一个去种地，一个去砍柴烧炭，都干得十分卖力。他们知道，只有多挣钱，让大哥学业有成，才能带回全家的希望。 如果这个村子里人都穷，大家会觉得这事顺理成章。不巧的是，这村居然还有个李家，牛肥马壮，地广田多，还开了榨房和染房，高门大宅里经常飘出肉香。他家三个儿子都在城里上学，遇到学校放假，便穿着皮鞋、戴着墨镜、哼着小曲回了村。这就有了点麻烦。比方，他们会对张家的老二、老三说：“你们只有老大去读书，这事通过了民主程序吗？” 张家两个娃娃茫然不知，面面相觑。 “你们愚蠢吗？不是。你们懒惰吗？也不是。你们是来历不明的野种吗？更不是。人生而平等。为什么只有你家老大读书，而你们在这里做牛做马？多不公平呵。” 张家老二说：“我们家没那么多钱……” “没钱不讲民主了？没钱就不讲人权了？没钱就不讲普世价值了？天外奇谈，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是把你家老大读书的钱拿来平分，你们至少都可以穿上皮鞋。” 张家老三说：“妈说，皮鞋没有布鞋好……” “愚民，愚民政策！” “我家与你家不同……” “是不同，但最大的不同，是你们缺乏独立思考，总觉得爹妈放屁也是香的。就凭这一条，你们一辈子活该受穷。” 启蒙者恨铁不成钢，摇头叹气地走了。 张家老二倒没什么，只当一阵风过耳。倒是老三对新名词有点动心。虽不懂什么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但他一直暗中羡慕李家少爷们的皮鞋。想到这里，想到伤心处，他不好好砍柴烧炭了，不但对母亲拒交炭款，而且成天闹着要支钱，要查账，要分家散伙，还有宁做李家犬不做张家人一类恶语，气得母亲火冒三丈扇了他一耳光。事情到这一步，他悲屈得更有根据了，捂着脸去李家诉苦时，启蒙者看看他脸上的红肿，都十分同情和愤慨：“太专制了吧？太暴力了吧？什么人家呢！” 他们对张家远远投去鄙夷的目光。 一晃好些年过去了。张家老大学业有成，果然有出息，在江湖上打下一片天地，连李家人也刮目相看，想同他联手做生意，经常请他吃吃饭，喝喝茶。但老大没忘记已故母亲的嘱托，把两个兄弟接到城里，陆续为他们找到生计，还分别盖上了房子。老二很感激，抓住老大的手忍不住一阵鼻酸：“兄弟没出息，如今只能借你的光，惭愧呵惭愧。” 老大也有些鼻酸：“什么话呢？当年不是你们流血汗，我也不可能有今日。我欠你们的太多。” 此时只有老三嘟嘟哝哝，对房子并不满意。在他看来，房子不够大也不够高，特别是式样不时髦，没用上琉璃瓦和大理石板。何况过去的时光不可追回，一座房子能抵消他多年来砍柴烧炭的委屈和痛苦吗？能抚平他内心中累累伤痕吗？他相信，如果当年母亲是送他读书，眼下他肯定比老大更威猛，别说几座房子，就是整个老皇宫或整个金融区，他肯定也可以买下来的。 “好日子你一直过着，大好人这下你也做了。”老三对老大冷笑一声，“你又有钱财又有善名，左右逢源，好处占尽呵。” 老大听出话中有音，说不出什么，闷闷地走了。 老大在街上遇到李家三兄弟，黑黑的脸色引起了对方注意，在一再追问之下，只好道出原委。三位老校友都同情他，大有天下精英是一家的深情厚谊。其中一位大声说：“你怎么这样脑残呢？以前我邀你来入股，你不入，要省钱，原来就是要做这些傻事呵？凭什么说你欠他们的？当初你妈让你读书，肯定是你读得好，他们读得赖。退一万步——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学成才？” 老大支吾：“当年我是读得好一点，但话不能这样说……” “还能怎样说？人生而自由，自由就是优胜劣汰。谁落后，谁活该。谁受穷，谁狗熊。” “你言重了，老三今天只是对房子不太满意……” “那是仇富，想吃大锅饭。” “我去想办法把房子再做好一点就是，他不就是要琉璃瓦么……” “可怜人自有可恶之处，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呵？你这是保护落后，鼓励懒惰，支持腐败！” “……” 李家三兄弟还说了一大堆，包括人情网、大锅饭、道德理想主义十恶不赦，祸国殃民，完全违反普世价值等等。这些话听上去不无道理，让老大思前想后，几天来无心茶饭。 李家人这样说说也罢了，要命的是张家老大有一个儿子，还未学成立业，就在歌舞厅同李家三位爷混出一个熟，听来听去也动了心，每次回家就埋怨父亲是木瓜脑子，跟不上时代潮流。这儿子早就不喜欢两个叔叔，觉得这两个臭乡巴佬，特土气，特笨蛋，特不要脸，简直是血吸虫。如果不是给他们找生计盖房子，父亲对儿子何至于这样出手小气？别说名牌的球鞋和手表，恐怕早给他一台红色法拉利的车钥匙了吧？ 他把李家的说辞照搬一大堆，见父亲仍默然无语不为所动，便跺着脚威胁：“那好，你既无情，我就不义。你把银行存折交出来，我同你分家，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你反了你？” “你心里没我这个儿子，我心里就没你这个爹。” “你姓张，你是张家人，这是你的家！” “我爱这个家，可谁爱我呢？实话同你说，我明天就到李家做儿子去！” 父亲脸色大变，一时胸堵气结，扇了儿子一耳光，把他扇到墙角去了。事情到这一步，儿子当然悲屈得更有理由了。他捂着脸去李家诉苦时，李家三兄弟看看他脸上的红肿，再次表示同情和愤慨。“太专制了吧？太暴力了吧？什么人家呢！” 他们再次对张家远远投去鄙夷的目光。 就这样，张家多年来不平静，似乎永远是个问题家庭。即使张家人后来都富裕了，体面了，出人头地了，但好吃好喝有说有笑也无法使这一家洗脱历史污名。连张家一代代后人回忆往事，也觉得脸上无光，也承认往事不堪回首，比方扇耳光肯定是不文明和反人性的吧——丢人，实在丢人呵。可耻，实在可耻呵。 至于李家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只能按下不表。我当然希望李家不要出现夭折，不要出现火灾和水灾，不要遭遇癌症和瘫痪，不要有人吸毒与坐牢……总之，我希望这一家诸事顺遂，洪福齐天，财务状况永远良好，千万不要出现多个孩子只有一份学费的现象，否则我不知该对他们怎么说了，更不知张家人反过来对此会怎样启蒙和拯救了。 2009年3月 看透与宽容 关于人生与道德 看透与宽容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新创作》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谢谢你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小说，并不辞劳累地写下这些字来。文字是理性的产物。你运用文字，实际上就已经把感觉筛滤了，分解了。这样你训练了自己的理性，却损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觉。因此我不得不费力来译解你这些字，揣度你内心中那些情绪化了的意思。 揣度别人是很困难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见得容易多少。《女女女》写过这么久了，尽管我现在能尽力回忆当时写作的心境，但时过境迁，当时心境是绝对不可能再完整重现了。因此作者的回顾，事后的创作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创作情状复合，是并非不值得怀疑的。人不能把脚两次伸进同一的流水里。任何心理活动，任何创作，也许都具有“一次性”。 还是来谈点别的吧。你提到的禅宗、东方神秘主义，等等。我知道，在现在一些文学圈子里，谈佛谈道颇为时髦。我并不认为研究宗教——这一份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作者来说是不必要甚至是很危险的，也不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将很快消亡。只要人类还未能最终驾驭自然和人类自己，还不能铲除杜绝人类一切刺心的人生矛盾，人类的灵魂深处就还会隐着某种不宁和茫然，就还会有生成宗教的基础。即便是一种精神鸦片的麻醉作用，对于某些缺乏勇气和力量来承受痛苦的人，要麻醉就让他们麻醉吧。这样做不是很人道吗？不就是医生们常干的事吗？但我对宗教又不无怀疑。我不喜欢它们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种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康德说：道德是一种自我律令。任何迫于外界权威压力而不是出自内心的道德行为，都只是伪善。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他们没有爱，只有欲。他们的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取衣食的手段而已。香港一位大法师在他的著作里也说过，只有极少数的教徒才是真正有宗教感的。这想必是实情。 比较起来，禅宗的中国味道和现世主义色彩，使它显得可亲近一些。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法无法，念无念——你不觉得这里面闪耀着辩证思想的深刻内核和基质吗？但作为教派，禅宗也有“南能北秀”一类为争正统而互相攻讦的历史，显得并不那么超脱和虚净；也有妄自尊大故弄玄虚繁文缛节大打出手，使那种清风明月似的禅境同样叠映上诸多污迹。 也许，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被异变。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 但我能理解很多作者对宗教的兴趣。在我看来，这种兴趣表现了他们创造现代新人格新智慧的急迫追求。他们处于改革的动荡之中，处于中西文化撞击的隘口，身后是残破的长城和一片暖土，前面是大洋那边的陌生的摩天大楼和滚石乐中的吸毒——到底选择什么？这当然是似乎很学究气的问题。在西方，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理想主义的否定到现实主义的肯定，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温文尔雅舒服安闲，很多青年人终于接受现实而变得安宁起来了。他们就这样活下去。但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没有。西方叫嚣似的滚石乐，使我们听到了他们某种需要充实和慰藉的心灵躁动。而更重要的问题当然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当上嬉皮士或雅皮士，就够了么？ 历史赐予厚爱，让中国人付出数倍于其他民族的代价来重建人生。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神圣显赫的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眼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无所谓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他们的“看透”，将成为在中国复活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障碍。这种障碍不一定来自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不具有；不一定来自强大的组织体制力量——他们往往吊儿郎当游离组织之外。这种障碍是来自他们制造了一种流行的人生意识，来自他们对社会传统习尚、情绪、思维方式等等的一种破坏式检验。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他们客观上并没有出世和消极，而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了社会，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更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对这些家伙，我们唯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看一下他们那种矫饰或袒露的狭小胸怀、浅薄思维以及小霸主、小法西斯分子的人格素质。西德作家伯尔说：将要进入自由的人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学会如何运用自由，否则自由会把他们毁灭的。伯尔这句话似乎是对中国现实的预见。我们某些同胞至今还未体会到，自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他人的解放。那种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是现代公民的自由，而只是封建帝王的自由——即使这个帝王穿上了牛仔裤在大街上哼着小调，但他屁股上的传统烙印仍让人恶心。 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的实有。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仍是执迷。 看透与宽容，应是现代人格意识的重要两翼。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他心智的高远与处世的随和结合得十分自然。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他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无傲气，常常知其不可而为之，只缘了“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只缘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种真正的东方式的看透与宽容，东方式的大彻大悟大慈大悲，亦是你说的那种齐生死、等凡圣、平愚智、一有无的人生境界。 也许你会说，看透不就是“看破红尘”吗？宽容不就是“普度众生”吗？那么你是对宗教表示认同？我觉得，如果今人的人生意识中出现了与传统宗教的相通相接之处，这是并不奇怪的。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也可辨出康德、黑格尔等前人甚至古希腊哲学的基因。但我更愿意把这种心态意向称之为审美化的人生信仰。它将避免宗教那种非科学甚至反科学、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缺陷，却能继承和发展前人对人生奥秘的探索，顺应着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如星光把人们导出漫漫的精神长夜，导向和谐、幸福和坚强。它不会许诺终极的目标，只是昭示奋进过程本身的意义。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创见。很多前辈都说过，以后很可能用美育来代替宗教。细想是有道理的。 写上这么多，其实我多次下决心戒写这类胡言乱语。说这些，实是愚蠢之极。 1986年8月 词语新解 词语新解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生活的不断丰富变化，也就有了语言的不断丰富变化。国外常有新词词典出版以跟踪动向，搜新抉奇，框定规范以方便普及流通。笔者仿其制一试，汇成若干条，意在清理个人体会，其实与语词学无关，当然也就不宜通用。 记忆——被欲望筛选或改写了的往事，能为欲望提供更多振振有词的理由。 潇洒——享受了别人善良的帮助，立即耸耸肩，指斥善良是虚伪透顶的鬼话。 浅薄——大胆行动的宝贵能源，因此历史常常由浅薄者创造，由深刻者理解。 造反——要求民众为了以后的利益，先牺牲现在的利益；要求民众为了对外争取民主，先习惯内部的不民主。 慈善主义——贵族们自我拯救的心理减肥操，对贫民们物质剥夺之后的精神剥夺。 科长——比副科长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义务，对不好笑的话哈哈大笑。 门窗防盗网——良民与罪犯互换场地。 便携式电话——时下的一种荣耀，通常表示受他人役使的时间由八小时无偿地扩大至二十四小时。 家用健身器——懒惰得连大门都迈不出去的人，表示自己也爱好体育的威武物证。 名片——印上越来越多的职务头衔以强调自己缺乏自信，这一点让他人一见面就知道，而且带走备忘。 现代佛庙——（一）佛教旅游开发公司或佛道联营旅游开发公司；（二）吸收对来世幸福的投资，与股票市场差不多。 傲慢——对小人物可以傲慢，对顶头上司以外的鞭长莫及难以报复的大人物都可以傲慢，傲慢者都懂得这一条安全规则。 拜年——熟人们对日渐衰老之躯的相互年检。 闲暇——很多人最累最慌最无聊最难熬到头的刑期。 文学——花言巧语。 伪劣作家——做派最像作家的人。 作家协会——除反常的情况，通常是一些已经不写作的人代表所有作家向政府和社会要钱并把钱花掉。 后现代主义——眼下一切不好解释的文化现象都可由其统称。 人生痛苦——文化人吊膀子时的流行话题，常佐以不那么痛苦的吃喝玩乐并给你看手相。 最高智慧——说三个问题时知道哪一个是主要问题。如此而已。 阿q——差一点火候的庄子。 美德——一种使近从者感到压抑而使远观者赞叹的精神现象，因此美德总是属于书上的古人。 孩子——使很多夫妻重新找到话题的精神救援品。 无知——被电视机培育出来的无所不知，在信息爆炸时代日渐普遍的现象。 自由——常常比专制更为可怕。自由使低能者与卑劣者暴露无遗，没有客观原因可供自我开脱和自我安慰，一切责任自己承担。 老实——弱者最后的社交资本。 孤独感——很想受到别人注意的感觉，并经常说给别人听。 a总统——很像a总统的那个人。 1992年5月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2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安乐死的问题正争议热烈，其实，未知生焉知死？我们该讨论一下安乐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废，戴月荷锄归。（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就只能宿破庙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了“安贫乐道”论的另一版本，一种退化了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乐，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炫目前景。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随着物欲得到充分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长，并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能不能够make fun？）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看电视没意思，电视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爱呵恋呵，表示漠然的向往；对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呵苦呵，表示漠然的共鸣。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如果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两天。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短。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率。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自行车算什么？自行车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无限的攀比对象强入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现在简单啦，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凡·高的画在拍卖，和尚道场可以花钱定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订出钢产量、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和病床数目等等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人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和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办法，以把它们纳入发展规划然后批量生产。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你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你驱车奔赴。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友善、有趣、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气恼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能含糊其辞，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己的信任。而富贵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难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东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永恒难题。只是现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实是一桩遗憾。应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干，没有人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列车。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对局中人构成日益增强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过是上帝同人类开的一个严酷玩笑，是对人类的强化考验。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于艺术探索、政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干家——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 1992年10月 夜行者梦语 夜行者梦语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读书》，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一 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觉得悦耳和体面。 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欧文、傅立叶、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 人类的某些弱点与生俱来，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肉体，包括脸皮、肠胃、生殖器。即使作最乐观的估计，这种状况也不会因为有所谓后现代潮出现就会得到迅速改观。 二 有一个著名的寓言：两个人喝水，都喝了半杯水，一位说：“我已经喝了半杯。”另一位说：“我还有半杯水没有喝。”他们好像说的是一回事，然而聪明人都可以听出，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一个概念，常常含注和载负着各种不同的心绪、欲念、人生经验，如果不细加体味，悲观主义者的半杯水和乐观主义者的半杯水，就常常混为一谈。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页，神会心胸。即使有满房子辞书的佐助，他们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概念真正读懂。 说说虚无。虚无是某些现代人时髦的话题之一，宏论虚无的人常被划为一党，被世人攻讦或拥戴。其实，党内有党，至少可以二分。一种是建设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和茫然；一种是消费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首先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圣者和流氓都可以怀疑爱情，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慎于风月；而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忌，见女人就上。 尼采说：上帝死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有了更多的责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上帝死了，人就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周围拥挤着的这些无神论者，其实千差万别。 观念总是大大简化了的，表达时有大量信息渗漏，理解时有大量信息潜入，一出一入，观念在运用过程中总是悄悄质变。对于认识丰富复杂的现实来说，观念总是显得有点不堪重用。它无论何其堂皇，从来不可成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是人性的质检证书。正因为如此，观念之争除了作为某种智力保健运动，没有太多的意义。道理讲不通也罢，讲通道理不管用也罢，都很正常，我们不妨微笑以待。 三 虚无之外，还有迷惘，绝望，焦虑，没意思，荒诞性，反道德，无深度，熵增加，丧失自我，礼崩乐坏，垮掉的一代，中心解构，过把瘾就死，现在世界上谁怕谁……人们用很多新创的话语来描述上帝死后的世界。上帝不是一个人，连梵蒂冈最近也不得不训示了这一点。上帝其实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代表摩西十诫及各种宗教中都少不了的道德律令，是人类行为美学的一种民间通俗化版本。上帝的存在，是因为人类这种生物很脆弱，也很懒惰，不愿承担对自己的责任，只好把心灵一股脑交给上帝托管。这样，人在黑夜里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人就前行得较为安全。 上帝据说最终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时候，一个身陷战俘营的法国教书匠，像他的一些前辈一样，苦苦思索，想给人类再造出一个上帝，这个人就是萨特。萨特想让人对自己的一切负责，把价值立法权从上帝那里夺回来，交给每个人的心灵。指出他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差别是很容易的，指出他们之间的相同点更是容易的。他们大胆构筑的不管叫理性，叫物自体，还是叫存在，其实还是上帝的同位语和替代品，是一种没商量的精神定向，一种绝对信仰。b·j·蒂利希评价他的存在主义同党时说：“存在的勇气最终源于高于上帝的上帝”，“他是这样的上帝，一旦你在怀疑的焦虑中消失，他就显现。” 尼采也并没有摆脱上帝的幽灵。他的名言之一是：“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羞愧，这是第一阶段，待到终点，他也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羞愧。”问题在于，那时候为什么还要羞愧？根据什么羞愧？是什么在冥冥上天决定了这种羞而且愧？ 人类似乎不能没有依恃，没有寄托。上帝之光熄灭了以后，萨特们这支口哨吹出来的小曲子，也能凑合着来给夜行者壮壮胆子。 四 一个古老的传说是，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灵，每个人的心中都活着一个上帝。 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就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非神化的胜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车道。这是“人本论”严肃学者们大概始料未及的讽刺性结果。 二十世纪的科学，从生物学到宇宙论，进一步显示出人是宇宙中心这一观念，和神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一样，同样荒唐可笑。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界一时冲动的结果，没有至尊的特权。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是几个书生强加于人的世界模式，随便来几句刻薄或穷究，就可以将其拆解得一塌糊涂——逻辑对信仰无往不胜。到解构主义的时候，人本的概念干脆已换成了文本，人无处可寻，人之本原已成虚妄，世界不过是一大堆一大堆文本，充满着伪装，是可以无限破译的代码和能指，破译到最后，洋葱皮一层层剥完了，也没有终极和底层的东西，万事皆空，不余欺也。解构主义的刀斧手们，最终消灭了人的神圣感，一切都被允许，好就是坏，坏就是好。达达画派的口号一次次被重提：“怎样都行。” 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 唯一不行的，就是反对怎样都行之行。在这一方面，后现代逆子倒常常表现出怒气冲冲的争辩癖，还有对整齐划一和千部一腔的爱好。 真理的末日和节日就这样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阳光明媚，人潮拥挤，大街上到处流淌着可口可乐气味和电子音乐，人们不再为上帝而活着，不再为国家而活着，不再为山川和邻居而活着，不再为祖先和子孙而活着，不再为任何意义任何法则而活着。萨特们的世界已经够破碎了，然而像一面破镜，还能依稀将焦灼成像。而当今的世界则像超级商场里影像各异色彩纷呈的一大片电视墙，让人目不暇接，脑无遐思，什么也看不太清，一切都被愉悦地洗成空白。这当然也没什么，大脑既然是个欺骗我们已久的赘物和祸根，消灭思想便成为时尚，让我们万众一心跟着感觉走。这样，肠胃是更重要的器官，生殖器是更重要的器官。罗兰·巴特干脆用“身体”一词来取代“自我”。人就是身体，人不过就是身体。“身体”一词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彻底决裂，物人与心人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这一天，叫做“后现代”。 “后现代”正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同步推进着。鱼与植物的基因混合，细菌吃起了石油，猪肾植入了人体，混有动物基因或植物基因的半人，如男猪人或女橡人，可望不久面世，正在威胁着天主教义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到那时候，你还能把我当人？ 五 欧洲是一片人文昌荣、物产丰饶的大陆。它的盛世不仅归因于科学与工业革命，还得助于民主传统，也离不开几个世纪之内广阔殖民地的输血——源源不断的黄金、钻石、石油、黑奴。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与中国不同的是，欧洲的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叔本华、尼采、萨特，差不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们少年成长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老井，而是巴洛克式的浮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锦衣玉食，是优雅而造作的礼仪，严密而冷酷的法律，强大而粗暴的机器，精深而繁琐的知识。这些心性敏感的学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种种盛世危言。 他们的宣示在中国激起了回声，但是这宣示已经大多被人们用政治／农业文明的生存经验——而不是用金钱／工业文明的生存经验——来悄悄地给予译解。同样是批判，他们不言自明的对象是资本社会之伪善，而他们的中国同志们不言自明的对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们对金钱的失望，到了中国，通常用来表示对没有金钱的失望。一些中国学子夹着一两本哲学积极争当“现代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了穷人的救命粮。 个人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中国的萨特发烧友们玩过哲学和诗歌以后，最容易成为狠宰客户的生意人，成为卡拉ktv的常客和豪华别墅的新住户。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急迫劲头，让他们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诧异。而个人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于是海德格尔赞赏纳粹，萨特参加共产党，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权，让他们的一些中国同道们觉得特傻帽。这样看来，西方人也可能把穷人的救命粮，当成富人的减肥药。 当然，穷人的批判并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档次，不一定要学会了发富人的脾气，才算正统，才可高价，才不叫伪什么派。在生存这个永恒的命题面前，穷人当然可以与富人对话谈心，可以与富人交上朋友，甚至可以当上富人的老师。只是要注意，谈话的时候，首先要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也必须知道，自己是很难完全变成对方的。 六 请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设想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独处幽室，或独处荒原，或独处无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义和法则吗？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高和下流都没有对象，连语言也是多余，思索历史更是荒唐。他随心所欲无限自由，一切皆被允许，怎样做——包括自杀——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这种绝对个人的状态，无疑是反语言反历史反文化反知识反权威反严肃反道德反理性的状态，一句话，不累人的状态。描述这种状态的成套词语，我们在后现代哲学那里似曾相识耳熟能详。 但只要有第二个人出现，比如鲁宾逊身边出现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样了。累人的文明几乎就随着第二个人的出现而产生。鲁宾逊必须与星期五说话，这就需要约定词义和逻辑。鲁宾逊不能随便给星期五一耳光，这就需要约定道德和法律。鲁宾逊如若要让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导，比如服从分工和讲点卫生，这就需要建立权威的组织……于是，即便在这个最小最小的社会里，只要他们还想现实地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样都行”了。 暂时设定这种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肉体。在一切上帝都消灭之后，肉体最终呈现出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没收了自己的狂欢，成了自己的敌人。当罗兰·巴特用“身体”取代“自我”时，美国著名理论家卡勒尔先生已敏感到这一先兆，他认为这永远产生着一种神话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话行将复辟（见《罗兰·巴特》）。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哲学。 物化的消费社会使我们越来越容易成为独处的幻想者，人际关系冷淡而脆弱，即便在人海中，也不常惦记周围的星期五。电视机，防盗门，离婚率，信息过量，移民社会，认钱不认人……对于我们来说，个人越来越是更可靠的世界。一个个商业广告暗示我们不要亏待自己，一个个政治家暗示你的利益正被他优先考虑。正如我们曾经在忠字舞的海洋中，接受过个人分文不值的信条，现在，我们也及时接受着个人至高无上的时代风尚，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明星，都被他人爱得不够。 七 时旷日久的文化空白化和恶质化，产生了这样一代人：没读多少书，最能记起来的是政治游行以及语录歌，多少有点不良记录，当然也没有吃过太多苦头，比如蹲监狱或参加战争。他们被神圣的口号戏弄以后谁也不来负责，身后一无所有。权力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们远离权力，苦难可赚荣耀的时候他们掏不出苦难，知识受到尊重的时候他们只能怏怏沉默。他们没有任何教条，生存经验自产自销，看人看事决不迂阔一眼就见血。他们是文化的弃儿，因此也必然是文化的逆子。 这一些人是后现代思潮的天然沃土。他们几乎不需要西方学人们来播种，就野生出遍地的冷嘲热讽和粗痞话。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虽然没有列于文化谱系，也未经培植，但天然品质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它是思想统制崩溃的必然果实。反过来，它的破坏性，成为一剂清泻各种伪道学的毒药。 “后现代”将会留下诗人——包括诗人型的画家、作家、歌手、批评家等等。真正的诗情是藐视法则的，直接从生命中分泌出来。诗人一般都具有疯魔的特性，一次次让性情的烈焰，冲破理法的岩层喷薄而出。他们觉得自己还疯魔得不够时，常常让酒和梦来帮忙。而后现代思潮是新一代的仿酒和仿梦制品，是高效制幻剂，可以把人们引入丰富奇妙的生命景观。它恢复了人们的个人方位，拓展了感觉的天地，虽然它有时可能失于混沌无序，但潜藏在作品中的革命性、独创精神和想象力的解放显而易见，连它的旁观者和反对者也总是从中受益。 “后现代”将会留下流氓。对于有心使坏的人来说，“怎样都行”当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论执照。这将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来命名粗暴，以超脱来命名懒惰，以幽默来命名欺骗，以法无定法来命名无恶不作，或者干脆以小人自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在社会管制严密的情况下，人人慎行，后现代主义只能多产于学院，成为一种心智游戏；那么在社会管制松懈之地，这种主义便更多流行于市井，成为一种物身的操作。这当然很不一样。前者像梦中杀人，像战争片，能提供刺激、乐趣、激动人心，而后者则如同向影剧院真扔上一颗炸弹——谁能受得了呢？因此，对后现代主义配置的社会条件不够，就必有流氓的结果。 诗人总是被公众冷淡，流氓将被社会惩治。最后，当学院型和市井型的叛逆都受到某种遏制，很多后现代人可能会与环境妥协，回归成社会主流人物，给官员送礼，与商人碰杯，在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学位，要儿女守规矩和懂应酬。至于主义，只不过是今后的精神晚礼服之一，偶尔穿上出入某种沙龙，属于业余爱好。他们既然不承认任何主义，也就无所谓对主义的背叛，没有许诺任何责任。最虚无的态度，总是特别容易与最实用的态度联营。事实上，在具体的人那里，后现代主义通常是短暂现象，它对主流社会的对抗，一直被忧心忡忡的正人君子估计过高。 在另一方面，权势者对这些人的压制，也往往被人们估计过高。时代不同了，众多权势者都深谙实用的好处，青春期或多或少的信念，早已日渐稀薄，对信仰最虚无的态度其实在他们内心中深深隐藏。只要是争利的需要，他们可与任何人亲和与勾结，包括接纳各种晚礼服。不同之处在于，主义不是他们的晚礼服，而是他们某种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他们是后现代主义在朝中或市中的潜在盟友。 这是“后现代”最脆弱之点，最喜剧化的归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分解和破碎，是现代主义燃烧的尾声，它对金灿灿社会主流的批判性，正在被妥协性和认同倾向所悄悄置换。它挑剔和逃避了任何主义的缺陷，也就有了最大的缺陷——自己成不了什么主义，不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情和坚定，一开始就隐伏了庸俗化的前景，玩过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义的躁动和后主义的沮丧，是夜行者短时的梦影。 如果“后现代”又被我们做坏，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夜天茫茫，梦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我睁开眼睛。我宁愿眼前一片寂黑，也不愿当梦游者。何况，光明还是有的。上帝说，要有光。 1993年2月 性而上的迷失 性而上的迷失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译成英文。 一 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性算不上人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草木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是电磁场中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奇怪。谁会对好些哆哆嗦嗦乱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神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性对象晕头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性的禁忌，始于人们对私有财产、家庭体制、人力资源等务实性需求。性的浪漫化刚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神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精神酿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灵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级的色情电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们目瞪口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操x》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旋起一场场快乐的风暴。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口而出，泄露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人们也可以从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辨出性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浪漫情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间性致盎然和性味无穷的交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性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种种狂欢节是人类性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性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性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人性密码，译解成了宣言、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情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使之成为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入了人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二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再往下说，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设想要是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高烧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让自己放心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唯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几乎干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词，可能使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人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人们承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公众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圣殿。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作为最早的性解放先锋，舞蹈家邓肯女士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经常酗酒，胡吵乱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及时行乐一旦失度，还可能稀释快乐的质量，毁灭家庭的安全，面临冷漠、厌倦、体弱、早衰、吸毒、艾滋病、性变态、无家可归之类可能的苦果。如果有人去红灯区宣言，说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苦恼，进而达到人生幸福至境，这种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的性，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或社会当局赖账。我们可以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权。美国的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倒是破禁者们揣着自己有限的苯乙胺，面对着前后两茫茫的自由，是不是要倒抽一口冷气？ 三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一个女子找到了一个她的意中人，如果受到对方婉言拒绝，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你不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的东西？世事无常，生命苦短，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如果被对方纠缠不休，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根据情况随时各派其用。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是她瞄上了人家的丈夫，婚姻的荒谬性肯定就会脱口而出。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党？ 理论、观念、概念一类，一到实际生活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喟叹人生、操弄格言，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强迫等手法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爱难而拒爱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欲望而漠视他人的欲望，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欲说。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头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身之处。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欢读书这一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繁复而混乱，尤其不适宜有些呆人来逐字逐句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个弗洛伊德强调性欲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罗兰·巴特、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延异”、“解构”、“颠覆”等字眼来威慑听众，大力标榜自己的自然状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罗兰·巴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性和虚妄性，拒绝这一种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难逃文化浸染。他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割席，开始了天才性的叛逆。用他们来伸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性”，哪儿跟哪儿？ 有些人从不注意弗洛伊德和罗兰·巴特的差别，不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注意孔子和庄子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别，时髦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术语搜罗起来，一股脑儿地用上。就像一个乡下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上。这倒是一种pastiche——拼凑，杂拌，瞎搅和，颇有后现代风味，把一张五颜六色的脸作为时代标准像。 四 一直有人尝试办专供妇女看的色情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寥落。不能说男性的身体天生丑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说妇女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破礼教——某些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么？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体不太被女性看重，没有出版商想象的那种诱惑力。女性对男体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对女性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女人与男人并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性地认为，男性天生地有多恋倾向，女性天生地有独恋倾向，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人想到兽，似乎男人多兽性，常常适合“兽性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人想到很多鸟，似乎女人多鸟性，“小鸟依人”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可靠。女性来自人类进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性，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性交往的机会，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来，不会比男人更呆。 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只要不是卖笑卖身，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但大多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学位之类简易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性多把相貌作为次等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大多无情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性高潮。 从这一点来看，男人性活动可说是“色欲主导”型，女人性活动可说是“情恋主导”型。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情人或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捷琳娜一类宫廷“淫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性恋，多半有肉体关系。而女子的同性恋，多半只有精神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财产、学历等等为证），并常常自诩“酷爱文学和音乐”——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性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被金钱或权势所迷，其市场业务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物化仪式。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或余韵，是色欲的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需要我们在讨论时留有余地，不可滥用标签。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和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和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多姿多彩，对装模作样不会过多挑剔。 五 黑格尔认为，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毋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美国的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灵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 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国家首脑，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无敌”，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的男权中心更加巩固，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做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份，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哪怕虎背熊腰其外，却有鸡肠小肚在内，不免令人失望。招致“负心汉”、“小男人”、“禽兽”之类的指责，就是常见的结果。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事事要插一嘴，事事要占个强，以刀马旦风格南征北战，也难免令男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没女人味”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恋解放在影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性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力图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英国作家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抒情的快食品么？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公寓，常常感到自己身处巨大监狱里的单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与生理的同性恋不同，文化的同性恋是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的产物——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 六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性的态度？其原因在于神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女人并非天然的精神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女性是否也会断然抛弃爱情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爱情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女强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大多女性隐在历史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也许该感谢男人），得以悠闲游赏于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也许该再感谢男人），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无需政权无需信用卡也无需冲锋枪，她们只需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和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灵性”或“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上，历史似乎让灵性或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某种补偿。因此，女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爱情对色欲的平衡——一切对物欲化人生的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不取决于某些词不达意胡乱做秀的女权闹腾。 七 人在上天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养育一些功成名就律身苛严的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会播种一些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通常从两个不同的极端，都感受到阳痿、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改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光芒。 1993年8月 伪小人 伪小人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青年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说真话不容易，让人相信真话也不容易。如果我说不喜欢名牌西装，这话就很难让人相信。很多人惊诧之余，总是从狐疑的笑目中透来诘问：你是买不起就说葡萄酸吧？你是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是不是刻意矫俗傲物装装名士？是不是故作朴素想混入下一届领导班子？……他们问来问去，怎么也不觉得这只是个服装的问题。我无论怎样真怎样实地招供，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核准。这些人不相信也不容忍现在还有人斗胆不向往不崇拜不眼睛红红地追求名牌奢华，他们已经预设了答案，只须招供者签字画押。他们不能使招供者屈服的时候，就只能瞪大眼恍然大悟：世故，见外，城府深，这号人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哈哈哈。 他们宽容地大笑，拍拍你的肩膀，表示完全理解并且体谅了你的假话——因为他们也经常需要说假话，这没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勇气说真话么？你是否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你不想当局长不想贪污公款不愿意移居纽约不喜欢赴宾馆豪宴不在乎大众对文学的冷落没兴趣在电视台出镜也没打算调戏发廊小姐？这当然不是真话的全部。这些真话当然也不像交通规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问题是这些话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排除于理解范围之外，你能向他们缴出怎样的真实？ 从来没有通用的真实，没有符合国际标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敌我兼容的真话。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人们只能理解自己理解中的他人，都有各自对真实的预期。同他人谈话，与其说是想听到真实，毋宁说更想从对方获得对自己真实预期的印证和满足。正像十多年前，拒绝奢华之举必须被当事者坦白为对地主分子的仇恨和对毛主席的忠诚，才会使首长和记者心满意足；而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切行为如果没有基于争名夺利的解释，就很不正常，很不顺耳，很有点世故搪塞之嫌。 时尚握有定义真实的强权，真实总是被某种社会潜意识来选择或塑造。革命的辉煌已经落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真实性不再是无可怀疑。在这个某些人心目中金钱至上的世纪末，当然是俗人、庸人、小人最能成为真实的标准蓝本。为了活得被别人认可真实，为了获得围观者赏赐的“真实”桂冠，很多人忙不迭地躲避崇高，及时热爱大街上人们热爱的一切，及时羡慕大街上人们羡慕的一切，就是说，必须操着流行词语一脑门子官司地非利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用失血的干笑填满每一次交际。如果我们还没有把自己彻底地改造成一张钞票，为了进入某些人的理解，就必须把涉嫌君子的那一部分言行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很有犯罪感地愧对他人。在一个以真实为时尚的时代，人们的真实就这样被时尚没收。在一个以个性为时尚的时代，人们的个性不得不对时尚百般逢迎和绝对臣服。谁敢落在时代的后面？ 真君子和真小人其实都是较为罕见的。大多数人装君子或装小人，无非是从众心切，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和防卫手段；或者是向行情看涨的时尚投资，图谋较高的利润回报。在今天，小人身份几乎已是反叛伪道学的无形勋章，而且可以成为一切享受的免费权。只要狠狠心，谁都可以得到。小人无须对自己的行为作啰啰嗦嗦的道德解释，今天与你拉手拍肩，亲热友情一番，要你帮他赚钱帮他扬名也陪着他玩玩感情，明天就可以翻脸不认人，以小人这张超级信用卡结算一切账单，了却一切责任和指摘。既是小人，当然可以无情无义和无法无天，当然可以说假话造假账流假泪谈假爱，谁能对小人认什么真？这就是当小人的实惠。他们的物质实惠之后还要把所有被他们利用过的人判为小人，不承认帮助和被帮助有什么不同，不承认人间还有什么好意。因此他们永远不欠谁，走到哪里都潇洒——这就更添了心理实惠。 除了潇洒，强行把自己打成小人还有一个特别好处，就是主动糟践自己反倒更容易诱钓他人的赞誉。在这个高科技时代，凡事都不能傻干和蛮干，倘若一开始就把自己端成个君子，好话讲得太多，人家一齐要求兑现时你岂不作难？因此，最好事先降低一点对方的期待值，把自己往坏里夸张，夸张到对方不忍心的程度，到时候你再兴之所至做一点不那么小人的事，给对方一个意外的惊喜，对方岂能不欣喜过望？其实这也是先抑后扬和欲擒故纵的手段，一条曲线做君子的路线，在实际生活中每每成功行之有效。但恰恰就在这里，自诩小人者泄露出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居然还暗暗想着给人好感，居然暗藏着君子梦。与真君子的不同点只在于，他们策略高明一些，做起来会省力一些，投入少而产出多，是成本较为低廉的君子制作术。 这样看来，当一个真小人还不是太容易，当来当去，一走神就还会怀念当君子的虚荣，还会鬼使神差往君子的神位上蹿，落下一个“伪”字。这正如某些伪君子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小人嘴脸，是同样的道理。 伪小人作为伪君子的换代产品，是对伪君子的逆反和补充，也是一种文化敌伪势力，属于广义的打假防伪对象。伪小人从根本上说与多数人一样，不那么坏，也不那么好，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的伪术可能使他们在时风中趋利避害，多得到一些什么。可惜的只是，有一样东西失去以后就永不可复得，那就是他们常在流行歌中所期盼的：真实。 真实是现代人常感困惑的难题。 1996年10月 作揖的好处 作揖的好处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青年文学》杂志和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中国人以前对外部世界疑惧而排斥，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国人原来叫“胡人”，从西北方的陆路来，带来胡椒胡麻胡琴胡笳胡饼，还有“胡说”，此词基本上用作贬义。后来又把外国人叫“洋人”，他们从东南海路上来，带来洋油洋火洋枪洋炮洋葱，还有“洋相”，也基本上用作贬义。“胡说”与“洋相”两个词，分别含聚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对外开放时的心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所残留的语言化石，进入字典。 时至今日，国民们不大说西方人的坏话了。相反，进口商品成了荣耀，出国留学令人神往。即便是痛心疾首捍卫着国粹的传统派们，只要随便朝他们瞥一眼，也就知道他们实际上活得非“胡”即“洋”。玻璃，钢笔，热水瓶，电灯，沙发，自来水，汽车……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源于西方文明呢？人们连语言也越来越多洋味，坐“的士（taxi）”，打“扩（call）机”，这一类时髦语言由南向北席卷全国。湖南某地一些汉子用脚踏三轮车拉客，车子还是车子，现在却叫做“踩士”。借用了“的士”的后一半，似乎就沾染了现代气息，就暗示了一种新潮的享受，好让市民听得顺耳。果然，这个词立刻在公众口语中流传开来。只是苦了将来的词源考据家，要查出这个词是英语的嫡亲子还是私生子还是私生子之外侄，恐怕得费一番周折。 “踩士”不足为训，“士”一下就能沾上多少光？就能使乘客舒服多少？其实，外国并非什么东西都好。就说握手吧，这种西方礼节已在中国全面普及，但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它实在比不上我们传统的作揖。 一是卫生。握手可传播某些细菌病毒。握手时双方中如有一方的手沾泥带水，也会给另一方带来不舒服。而中国的作揖，施受双方完全没有身体接触，即便到传染病医院去慰问一大群病人，回家后也无须急匆匆先去卫生间洗手。 二是省时。当代人的交际繁多，假如一个人会见十多位客人，与每位都握一次手，便要握得很耐心。假如十多个人同时会见十多位客人，那更要握上好一阵工夫。既然说时间就是金钱，为何不用作揖这种方式来惜金？一拱手，顷刻之间，以一当十乃至当百，即便有成千上万的客人，也都接受了你的亲切。 三是优美。人在握手时含胸曲背，低头引颈，姿态实在不太好看。如果交际双方的身高差距太大，握手更多见窘态。身高者有折腰之累，身低者有足悬之险，难免把某种庄重的外交或某种欢乐的重聚，搞得有点滑稽。作揖则无须有这种担心，完全可以昂首挺胸，立身如柱，气宇轩昂，雄姿英发，高出手高悬臂抱拳一合，充分展示美的体形和美的气度，让周围的人眼睛一亮——壮士也。 四是自主。人们多有这样的体验：握手时，有一方已伸出手来了，另一方没有看见或故意装作没看见，使对方的手停在空中缩也不是，不缩也不是，时间一秒秒过去，尴尬透顶。有时也有另一种情况：刚才没看见的一方突然看见了，赶忙补救，虽然已把对方的手挽救了并已紧紧握住，但怠慢或疏忽已经造成，心中难免留下歉意。这种多发性事故，暴露了握手这一方式最恼人的缺点——它必须由双方协调配合，同时动作才能完成。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交际家，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摸索，临场仍需要聚精会神，才能掌握好自己出手的时机。这种事干多了，没有不累的道理。比较而言，作揖当然比握手简单多了，完全是自主的，任何人想出手就出手，想什么时候出手就什么时候出手，完全不受对方目光及其眼神的制约，决不可能被对方冷落得进退两难，遭其他人暗笑。 对于某些人来说，作揖还有一个最后的好处，就是在进见大人物时比较能派上用场。握手大体上是一种平等之礼，不管双方孰尊孰卑，也不管双方内心中或傲或谦，至少在表面上，就握手这一行为本身来看，双方是平等的，都得伸手，以示相互的尊重。按通行的规矩，大人物还得先向小人物伸手，预付真实或虚假的诚恳，现代文明风范就是如此温暖着我们。问题是，常有些权势者没有这种教养，端着架子，拉着腔调，根本不屑于与小人物握手。碰到这种人，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死皮赖脸抢上前去把他或她的手抓过来握一通吧？你总不能没有任何表示就冷清清地见面或告辞吧？你想分到一间小小的住房，或者你想晋升科长，想把儿子塞进学校重点班，想套购和倒卖国家计划物资，这些活动怎么礼貌而顺利地进行？在这种时候，你很可能会想起作揖，甚至会情不自禁地作揖。作揖适用于不平等的交际。作揖可以有回礼，也可以没有回礼，还可以没有回礼但得到一句“免礼啦”之类的随意安抚，因此它可以成为阿谀者、巴结者、攀附者、奉承者、邀宠者的单向礼貌。有些人把难度较大的公关，说成是“到处作揖”，就是这个道理。 显然，作揖的最后这一条好处，是属于奴隶的好处。 中国音译过很多外来词。英语中有kowtow，则是中文“叩头”的音译，因为英国以前根本不存在这种礼节，无法意译。“作揖”也是中国特有的国粹，看来也只能音译过去，丰富他们的字典，让他们再长一点见识，领略神奇的东方文明。我得再一次说，我衷心希望西方人能喜欢这一个词，能爱上作揖，并将其推广全球，蔚为风气，进一步美化人类的礼仪——当然，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上述第五条好处不再为世人所需。 1992年10月 个狗主义 个狗主义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有一种说法，称国门打开，个人主义这类东西从西方国家传进来，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这种说法其实有点可疑。我们大唐人的老祖宗在国门紧锁的朝代，是不是个个都不贪污不盗窃不走后门？那叫什么主义？ 欧美国家确实以个人主义为主潮，让一些博爱而忧世的君子扼腕叹息，大呼精神危机。不过，就一般情形来说，大多数欧美人自利，同时辅以自尊；行个人主义，还是把自己看作人。比方说签合同守信用，不作伪证，不随地吐痰，有时候还跟着“票”一把绿色环保运动抗议核弹或热爱海鲸。这种欧美式个人主义我们尽可以看不起，但可惜的是，在我们周围，更多的是签合同不守信用，是毫不犹豫地作伪证，是有痰偏往地毯上吐，是不吃点国家珍稀动物就觉得宴席不够档次。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在干部的率领下制造假药——你说这叫什么主义？恐怕连个人主义也算不上，充其量也只能叫“个狗主义”——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 有些人一辈子想有钱，却没想怎么当一个有钱“人”。 人和狗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人活着不过就是饮食男女，那么狗也能够“食色性也”，并无差别。细想人与狗的不同，无非是人还多一点理智、道德、审美、社会理想等等。一句话，人多一点精神。西方的现代化决不是一场狗们的纯物质运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宗教改革，他们以几个世纪文化精神建设来铺垫现代化，推动和塑造现代化。有些西方人即便沦为乞丐，也不失绅士派头的尊严或牛仔风度的侠义，就足见他们骨血中人文传统的深厚和强大。与此相反，我们的现代化则是在十年文化大破坏的废墟上开始的，在很多人那里，不仅毛泽东思想不那么香了，连仁义道德、因果报应也所剩无多，精神重建的任务不免更为艰巨。我们不常看到乞丐，但不时可以看到一些腰缠万贯者，专干制造假药之类的禽兽勾当。 没有一种精神的规范和秩序——哪怕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规范和秩序——势必侵蚀和瓦解法制，造成经济政治方面的动乱或乱动，就像打球没有规则，这场球最终是打不好的，打不下去的。以“社会”为主义的国家，欲昭公道和正义于世，理应比西方国家更具精神优势，能为经济建设提供更优质的精神能源——起码应少一些狗眼看人、狗胆包天、狗尾摇摇以邀宠之类的狗态。 1993年10月 人之四种 人之四种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韩少功散文》。 在钱的面前，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能赚钱而不迷钱，可谓全人或至人。生财已经不易，能将钱财看透，保持美好的心灵追求和人格面貌，更为难能可贵。这种人身心俱强，义利兼备，内外双修，庶几乎全矣。 第二种，无能赚钱亦不迷钱，还可称之为雅人。安贫乐道，不失为传统的雅士风范。这种人可能是利益争夺中的弱者，却能找到自己的精神支点，于淡泊处世中自得乐趣，仍可一生安适和快活。 第三种，又能赚钱又迷钱，就只能算作俗人了。一般来说，这种人是大多数，构成了社会的底色和基础。他们因文化视野窄，精神趣味少，一辈子只能与钱碌碌纠缠。孔子说小人言利，抱着很瞧不起的态度。其实只要他们遵法守纪自食其力，还应该得到他人的理解与尊重。 第四种，无能赚钱但偏偏迷钱。这种人不好怎么说，恐怕叫做废人才合适。废人一无可取，什么事也不能干，什么好处也要贪，财迷心窍却只能被别人养着，差不多是一些嗡嗡乱窜四处叮血的蚊子。 被大锅饭喂久了的人，长期靠行政特权牟利的人，最容易成为废人。一见到市场经济浪潮扑来，他们可能也吵吵嚷嚷“下海”，但从来都是坐着旧式特权的旅游船或救生船，并不真正识水，也根本不会游泳，一旦船沉了，必定呛死。 长期来偏食消费电视广告的人，长期来欲火旺盛而文化失血的人，也最容易成为废人。他们不会游泳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可以站在岸边捡点小螺小贝，过点小日子，但一旦把自己的胃口吊得太高，见别人抓了大鱼就两眼血红，成天在岸上团团转地做着大鱼梦，当然最终只能苦了自己。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市场社会，经常会遇到钱的问题。回避钱，既不可能，也不应该。钱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动力，能有效激发大众层面的进取心和创造性。但钱也并非万能。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阳光、空气、水，其实就与钱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人际的和睦、心灵的充实、情趣的活泼、人格的高贵等生命价值的重要内容，更不是钱能买得到的。尤其是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舍己救人的烈士，他们的义举与金钱无涉。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有点乏味？有否有点丢人？是否有点令人遗憾和恶心？ 我们应该有现代的时装、现代的楼房、现代的汽车和飞机，但更应该有更多活得有人样的现代人——这块土地上至少不要成为废人充斥的垃圾场。 1993年5月 心想 心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读书》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完美的假定》。 一 平常听到“做学问”的说法，有点不以为然。这个词有点像时下另一个很时髦的舶来词：“做爱”或者“造爱”——似乎爱是做（make）出来的，只是一种技术和手段，可以在实用手册中被设计被规定被训练指导。只要操作得法，人们都可以做出仿纯真或仿潇洒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语自有所长，但偏爱人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滥，“做友谊”、“做快乐”、“做钱”等，让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文与人一，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文学就是人学……凡此等等的评鉴，曾经指示了典范的特征，测定出昨天的标高。 一个中国人想到孔子，脑海里肯定首先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东方式的导师风貌：清高而勤勉，坚强而严正，硬得像块石头，始终承担社会责任并热心教育，似乎总是穿着有点式样古怪的长衫，坐着牛车奔波列国不可而为地宣传理想，拘泥小节有时却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远离厨房远离女人远离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们对孔子的这些印象，不一定与野史或正史有关，而是来自《论语》本身的人格内蕴。 还有尼采。尼采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毋宁说更是一种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语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后人逐一透析，字字确解。但他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孤独、绝望、极度敏感以及无处倾泻的激烈，是任何一个读者不难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书斋里的推究，不过是他心灵的一道伤口，是他的长期的脑痛和半失明的双眼，是他对社会普遍性伪善浑身发抖的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马时迸涌的热泪。 尼采的脑子坏了。大学问家在一般人眼里，总是有脑子坏了、不够圆通、不够机灵的感觉。 三 人与文不可分离，故有汉语词“人文”。古往今来的人文济济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认，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着恒久影响力的作品，决非小聪明和技巧所能支撑。学问越研究到后来，越接近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智慧和情怀融为一体。对于那些人文前驱来说，他们在孤灯长夜里面临的重大选择，不是想什么的问题，而是愿意想什么的问题——情感和人格总是成为思维的路标；不仅是怎么想的问题，更是怎么活的问题——“想法”是“活法”的同义语。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常常为此把自己逼入险恶，逼入一辈子的困顿，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作品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和取舍，都适宜用人来命名：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雨果主义，甘地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而在更早以前，曾经主导人类精神的各大宗教，其《圣经》差不多就是史传，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迹记录，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读本。 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以人来命名主义才渐渐显得有些罕见了，渐渐为人们不大习惯了。人与文的关系，似乎不再是简单而鲜明的主从关系（或者从主关系），源流关系（或者流源关系），体用关系（或者用体关系）。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隐退和模糊，已经无关紧要。文过其人，文远其人，文悖其人，这一类现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别了个体手工的时代，遗留着手温并且印刻着工匠独特标记的成品日渐稀有。工业式批量产出的文化很难呈现出个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过于操作化和消费化的词句、论点、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无华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属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诸如“后结构”或“后现代”。人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作或消费一百个主义，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这些主义后面的人。 这是一个悄悄的变化。 四 变化最早出现在建筑和摄影——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机器，也需要很多钱，最容易一步步沦为工业资本的器官和部门，改变文化的个体手工性质。不难理解，人就是在这些领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踪。美国的a·沃霍尔，一个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同时用五十张彩色和黑白的梦露头像拼贴新作，用汤罐头和肥皂盒装配新作。他发现原作的意义已不存在，原作就是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于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 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本身倒不像是复制，不像是机器人的拟音——他何须急匆匆地自愧为人？ 五 安迪·沃霍尔处在一个机器无往不胜的年代。工业不断造出新的文化设备，大学便是其中之一。从表面上看，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教师不过是技工，教室不过是车间和流水线，毕业生则需要面向市场的广告和推销。大学不再秉持旧时代那种“全人”或“通才”的神话，只是以工业为蓝本，实行越来越细密的分工，把学生训练成适销对路的专业技术。它越来越被人们视作一个有效的投资项目，被纳入利润的核算和规划，学会对市场拉拉扯扯表示亲近。 大学发育了强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学科就范，却不能像对待理科那样，给文科提供足够的实验手段。于是，人文分离的可能性大大超乎从前。一般来说，一个现代人是这样走进文科的：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还读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整整读去一个人的半辈子。他或者她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只是没法将其——身体力行，吃了梨子以后再来说梨子的滋味——这种原始而理想的认识模式，似乎带有过多的农业文明意味，在当今的资讯时代已显得迂阔。他需要吞下的课程太多，课余时间只够勉强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观光旅游，要他亲历更多的实际人事无疑是苛求。他们当然可以像毕加索或高更那样，去寻找非洲或少数民族，去文明的边缘发掘人的原真和丰富，问题是，这种觉悟和勇气，越来越被视为老派、累人、不讨好的愚行，实行起来也不无困难。因此，除了特别的例外，大学意味着文化日渐远离原型，只有一大堆间接的、复制的、再生的、缺乏经验亲证的知识。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忧虑文科大学要不要办，要怎么办，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工业打破了以往的知识垄断，消除了以往的知识短缺，却大规模普及和加剧了文科的无根状态——这表现在爆炸似的资讯增量中，一个人要成功地保持知识的实践品质，要坚持精神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相对来说十分困难。这倒不是说知识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动，只是说资讯爆炸，对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个脑袋都塞满异己经验，肩上差不多长着别人的脑袋，或长着一个潮流文化的公共脑袋。 作为人性的载体，作为价值观的沉积和凝固，文科知识的无限增聚也可以使大学成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产地——如果学人们不能用生命将其——重新灌注心血。 六 文本论正在变成唯文本论。这种现代流行哲学消解自然，颠覆真实，宣布“能指”后面没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实，一句话：梨子的概念并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无处可寻。美国“新批评”及其各种学术盟友提倡纯文本研究，认为文本就是文本，真理取决于修辞，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至于文本与作者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既没有必要研究，也没有可能研究。 这种哲学对传统人文具有一定的消毒功能和灭杀功能，暂且放下不提。有意思的是，人们不妨瞥一眼这种理论的特定背景。它发动于工业时代，生成于欧美都市的学院氛围之中，可谓应运而生，适得其所——这种哲学的产地确实盛产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产词语的操作，观念的游戏，结构的单性繁殖，逻辑的自我复写，还有总显得头重脚轻的各色文化精英。没有亲历战争的人阐释战争，没有亲历苦恋的人咏叹苦恋，没有亲历英雄业绩的人在大写特写英雄……美国一些大学喜欢办写作训练班，就是在鼓励学院才子们做这种技术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不再来自生活，不再来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实际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动力和素材。从书本中产生书本，从书本所产生的书本中产生书本。他们是一千部哲学孕育出来的哲学家，是几千部电影浸泡出来的电影家。技术化成了常见的归属，血管里更多地淌流着油墨和激光盘的气息。积重深厚的文化外壳里日渐空心。 这就是“主体的丧失”吗？就是消解派哲学家们所预言和向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场”吗？ 这是唯文本论的胜利——一个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确实如期而至，有目共睹，总算结束了关于人的浪漫神话，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个重要剖面。这当然也是唯文本论的失败——它成了文本高产区“自然”而“真实”的产物，明白无误地“指涉”和“反映”了事实，与文本动物们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不无密切相关。它是一种都市生活须知，是一种学院症及其学院症抗体。它与现代人的感受契合，得到现代人经验的确认，因此不仅仅是文本。它的正确性最终喜剧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现实世界里显影——只是这个世界已没有多少人味，更准确地说，没有多少人的实践。 七 我们欢欣鼓舞地走进工业，但有些辞典对工业的解释并不怎么准确，不怎么完整。工业的要义也许不在于规模和生产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万里长城不是工业），不在于采掘和制造的劳动方式（石匠和炼丹术不是工业），更不仅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厨子没有工业家的感觉）。 突破人类演变的临界点——工业的意义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狩猎，种植，牧养，手工业，工业以前的种种生产，只不过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低度导控。这种导控多少改变了自然的某些形态（比如把羊关进圈牢，把木头做成木椅等等），但基本上不触及自然的本质。世界仍是以自然为本的。工业则不是这样。工业以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制造一个地球化学失衡和重构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头，塑料是新的木头，路灯是新的月光，计算机是新的人脑……工业解脱着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同时一块块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们诱入一个高技术——技术为本的世界。人们走入大都市的高楼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峡谷，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旧梦。 工业放大了人的力量，不过，“工业化”是一个必须慎用的危险用语。工业不能完全取代农业，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鲜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个性、原创性、真实性等等，隐藏着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暗示着人道的初原和终极。而工业则意味着制造、效率、实用、标准化、集团行动以及统一体市场，一句话，工业鼓励着事物的非自然化。 对于自然来说，非自然化与自然构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对抗性张力。但这不意味着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业，甚至让工业原则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国有一批机器狂，预言电脑将胜任写诗歌和小说的职能。有人曾给枪匪设定程序，给警察设定程序，给狗、女人、狂风暴雨设定程序，一键启动，一篇侦探小说差不多就在电脑里哗哗哗自动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个像样的粗坯。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无由被小说家们怀疑和轻蔑。事实上，当代大量平庸的小说家，其编造功夫不见得比电脑更强。在他们那里，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开打和床上戏成了调味品，慷慨激昂的鲜血只不过是“做秀”的红油彩，随时都可以在脸上抹出来。文章既有了定法，编成技术手册或电脑程序就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更进一步说，文化的技术化早已开始，比如化妆品是技术的美色，公关术是技术的亲情，世界语是技术的新语言，跨国集团是技术的新国家。肥皂剧、通俗歌带、袋装人生指南、政治宣传套话、微缩景观公园、心理速成训练班等，这些个性含量越来越少的仿制和组装，为什么不能让电脑来干？ 可以肯定，只要做出更为精密和奇妙的软件，电脑就一定能在将来承担更复杂的文化功能，把一批批文化人无情赶入失业的人群。 八 先锋曾经意味着独特和叛逆，是一切意识形态统治的天敌。但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拟，一切感觉都可以设计，反体制姿态当然也可以被视作某种冷门开发项目纳入市场。人们可以设计出先锋们怪异的头发，语无伦次的癖好，还有孤独、怀疑、虚无的冷目。问题在于，如果这种目光仅仅出于设计，源于参考书目，没有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打底，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坚定，缺乏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拒绝，一转眼就可能被市场行情吸引，投向邻居们有钱的好日子。 先锋们内心中的神圣一旦冷却，就与奸商无异。这些仿先锋的冷面，多是早期风格或表面风格，是玩给学院派批评家看的。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也可以玩出绝不虚无的广告利润，绝不焦虑的太太读物，绝不孤绝的民族团结仇外反霸热情——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此时心目中的读者和观众，已经易为俗众或别的重要购买者。 他们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书呆子才会认真看待这种变化并且深究原因和种种差异。技术化的文化也从无自己真正的美学主张，或者说从来就能兼容一切美学主张。一个崇尚相对性的全民狂欢节里，什么都被允许。如果说它的“相对”之中有什么“绝对”，如果说它有恒定不变的什么特点，那就是仿制：从新潮到古典，从具象到抽象，从消解到重建，从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纳，一切都可以仿制。就像工厂以销定产，今天生产校园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务市井。他们的想法无数，但特点在于所有的想法均与活法无关，或者说只与最实惠的一种活法有关——以“想法”牟利。因此，他们的反叛只是偶尔使用的策略，“策略”成为他们最合意的用词。他们热心结伙，勉力造势，乐于在组织和潮流中放弃个人风格。他们“炒作”的标新立异，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才子版，甚至与官僚版同出一炉。他们即便披挂着先锋表情，那也是市场竞争的一时需要，竞争者都有一颗火热的通俗心。 恶之花也成了塑料花，在货柜上光彩耀目。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文本在繁荣的声势中高速空转，越来越与人们的心灵绝缘，越来越远离人。 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运动出来捍卫人道与人权。 九 在电子传媒诞生以前，同样也有劣质文化，比如八股和台阁体。那时候的文化垃圾也肯定是文坛里的多数，只是被时间淘汰，大多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作品，在电子传媒中也同样存在，而且永远会存在。人们无须夸大现实的灾情过于忧心忡忡。 不同点在于，工业化以前的文化，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质朴少文，无缘文墨，经常被拒于文人圈之外，连看一场戏也如同稀罕的节日，很难有文化虚肿或者撑死胀死。因此，他们亲历多于虚言，实践多于理论，生命本原多于文化规限。他们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谚、民风、民俗，给人一种精神野生物保留区的景象。 不难看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化时代的市民文化不是一回事。市民文化缺少自然的底蕴，是在水泥和塑料的环境里长出来的，追随着报纸和电视广播的时尚，是潮流、组织、技术力量的外来强加，一招一式一娇一嗔都透出名牌味和明星味，多见文饰造作和跟风多变的特点。尽管如此，随着电子传媒的发达，民间文化正在受到这种市民文化强有力的感染、瓦解以及排挤，正在成为珍稀物种，需要人类学家和博物部门的保护。 电子传媒是整个文化工业的主机。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容量十分巨大，拼命向创作者榨取心血。如果心血不够（也许有个恒量）就只好掺水假冒。它的产量也太高，所造成的文化过剩超过了社会正常需求（也许这里又有个恒量），形成了对人心高强度干预，形成一种压迫。如果人们缺乏相应的消化能力，缺乏自控和自净的有效机制，人与文的良性互动结构就可能破坏，类似于其他事物失去了阴阳平衡、正负平衡或ph值平衡。可惜的是，直到最近，电子传媒还没有露出医生的面容，对人们经常提出节食的劝告。恰恰相反，它不断鼓励消费，鼓励文化的暴饮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对文化的囚禁，把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统统吸引到它的面前，纳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样式综合，以几个甚至几十个频道的天网恢恢，把很多人的闲暇几乎一网打尽，对他们给予势不可挡的声色轰炸和视听淹没。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很容易感到乏味。一部关于非洲饥民的杰出电视片，最初还可能使观众震惊，但日复一日地播放大同小异地重复以后，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人们在熟视无睹中麻木不仁，兴味索然，同情心逐渐泯灭。揭示就是这样最终导致了遮蔽。波黑战乱，“文革”暴行，红军长征，地震和“挑战者”号爆炸，都成了一些电视事件，一些同肥皂剧混同一片的视听消费，最终让观众一边打哈欠一边乜斜着眼睛漠视。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也很容易感到无力。他现在不是面对一个村庄或一个公国，即使遇到对抗也容易保持自信。他现在凭借一方荧屏已加入了地球村，深深陷入了无限广大和纷纭的现实，面对着一个个他很难阻挡和动摇分毫的潮流。电视看多了，人的个性空间相对缩小。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庞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现实做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荧屏。 最后，乏味之后，无力之后，人们还可能接受电子传媒对自己的重新定型。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很快成为大众习语。一部《爱你没商量》，使“没商量”也在几周之内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词。人们就是这样交出了自己的语言。在美国片《浮华世家》之后，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妇女也急忙忙交出自己的服装、发型乃至发色，一切都照剧中主人公的做派重新开始。人们还经常轻易交出自己的政治观念（比方爱上美国体制），艺术趣味（比方爱上流行歌星），乃至性——在西方的一些学校里，当同性恋成为影视热门题材之后，当某个明星的同性恋经历被电视炒开之后，曾经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学生在调查中振振有词拍胸脯，承认自己是双性恋或者同性恋——但生理学的研究和统计证明，这个比例一般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三。 在这里，同性恋已经不是人的自然，是文化影响和强制的结果。 十 有些人曾经抱怨，当今好些文化人不用心来写作，只用手来写作。现在请想一想：如果让那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学生来写作，即便他们全是用想法来表现活法，他们能写出怎样的真实？如果他们的同性恋确有其事，这样的真实算不算真实？ 技术染指生命，正在淡出“非自然”的阶段，迈入“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术正在用鱼和植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冻的新土豆和新烟草。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可能破译出生命的基因密码。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将造出新的鲜花，新的树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人。到那个时候，你能说它不是自然？ 同样道理，当电子传媒塑造出人们新的同性恋、新的痛苦和欢愉、新的斗殴和漂泊、新的经历和立场，到了那时候，你能说这些不是人生的真实？ 仿生人，工业的某种最高级作品，工业逻辑的必然指向和最终梦想——几乎同真人一模一样，大脑同样发达，甚至也有情感，只是不再来自母胎，不再来自血肉和情爱，不再有人的全部丰富性——他们（它们？）是可以成批成套产出的制品。就是在去年，一九九三年，《纽约时报》轰动性地报道美国两个科学家，j·霍尔和r·斯蒂尔曼在实验室里利用胚胎细胞分离，成功地复制出了四十八个新的人类胚胎，其中有两个居然成功地活了几天。高科技的新人种正在叩响历史的大门，教廷，政府，伦理学教授，贫民区的母亲，都为此不安和恐慌。但他们还未意识到，仿生人的诞生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室，也在其他地方悄悄进行。比如那些政治专制和商业专制的语言暴力，正在谋杀人心，正在批量生产出空洞的目光、呆滞的表情、对一切随波逐流无动于衷缺肝缺肺的物质化存在，其人生永远只有权势和时尚这唯一的向度。在那些人的脸上，不是分明呈现出仿生人的近似面目？ 十一 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人是不断变化演进的。人在很久以前可能有鸟的锐目，有狗的好鼻子，有老鼠对地震的预感能力，当然也可能有乱伦的无知和胡来。文化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也失去了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获得了新的人性表现——说这是进入了本能和遗传的文化积层，没有什么不对。 人们还会往前走，凭借文化的创造走向深不可测的未来。但无论怎么变，人永远是一种文化的自然，或说是自然的文化。自然是文化的重力，没有重力的跳高毫无意义。自然是文化永随其后的昨天，永贯其身的母血，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脱离不去的土地——一旦脱离这块土地，绿叶只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叶。在这个意义上，仿生人代表着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图，初露技术化的杀机。仿生人的生理性复制或文化性复制，都意味着人这一特定物种的自杀——即使有些人把这些复制描述得十分美妙。 历史常常只有通过灾难才得以向前推进。蒸汽机在十八世纪一声汽笛拉响的时候，欧洲弥漫着普遍的乐观情绪，竞相欢呼这“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恩格斯语），甚至相信新技术将帮助人类消除一切帝制和贫困。直到世界大战频频引爆，蒸汽机延伸成坦克和轰炸机，在硝烟中向生命扑来，人们又差点落入了失望的深渊。杜桑的《下楼梯的裸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沃霍尔镜头下的电刑椅，莫不表现了机器对人的异化、奴役以及残暴。对工业技术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为很多文化人当中风行的主题，颇有点中国古人“绝圣弃智”的遗韵。 其实，技术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任何新技术还将成为人类的陷阱——包括电脑。从眼下的情况来看，电脑诚然可以实现信息分享，把人与世界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监控一旦撤除，电脑也可能造成新的阶级分裂：一方是编程和网络控制寡头，集中着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利；另一方则是普通操作者大众，越来越成为电脑的奴仆和附庸，从算术“傻瓜化”开始，到照相“傻瓜化”，开车“傻瓜化”，家居生活“傻瓜化”等等，最后可能丧失人的基本技能，丧失人的主体性：除了按按键钮，什么事也不会做。知识寡头批发一块芯片，就可以规定人的全部生活。到了这个时候，新的上智与下愚，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势必成为普遍话题和公共逻辑——电脑将为新一代集权专制主义提供强大技术基础。 这还只是可能的险境之一。 十二 六十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j·凯因斯一眼看破技术崇拜的狰狞。他较为乐观地预测孙子一代的情况，说那时候人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凯因斯预告了一个阴暗的百年。 从那时起，人类一次次在日益技术化的世界里苏醒人性的理想，绿色和平思潮一次次扬起救亡征帆。绿色和平思潮不仅仅是环保运动或反核运动，以六十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为标志，正发育成一套完整的并且是实践的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哲学，对生命的恶质化全面阻击。它直指人心，从根本上反对侵夺他人和榨取自然的态度，力图重构健康生活方式。它明智地区分了两种技术：一种能增强人的技能和尊严，另一种把人的劳动移交给机器，而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和牺牲品。它并不反对技术，只是要呼吁人比商品高贵，比效率和利润更重要，因此每一项技术都应成为非暴力的技术、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也就是达到佛教“正命”境界的技术。它的乌托邦品格使它成为弱者，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永远强大，一次次优美地复活并且指示人们精神自由的方向，指示洁净、清澄和圆明的生命之境——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乌克兰的草原，孟加拉湛明的天空，长江和黄河碧透的流水。 生命之境是外在物态，更重要的是内在心态。也许，比拯救一只麻雀和几棵树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人们投入精神的自救——永远保持一种文化生力，不断获取营养又不断清除污秽，给自己的每一个日子留下真情实感，留下人心的自然。 这是一个想法，也是一种活法。 十三 有些人曾经嘲笑中国的用语，比方用“心”想而不用“脑”想，不符合解剖学的常识。这当然不无道理，也曾被我赞同。但细细一想，真正燃烧着情感和价值终决的想法，总是能激动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关涉大脑之外的更多体征，关涉到整个生命。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庸常时代，人类精神等待一次新的圣诞，一次血泪中新的太阳东升——这样的日子正在潜入每一个平常日子。它显然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不光是一个或很多个聪明脑袋就能解决的问题。它等待一代或几代优秀的人全身心投入，等待千万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来组成抵抗和创造。 真理的周围没有掌声、喝彩和赏金，而且总被这些东西热乎乎地养育成虚伪。真理常常是寒冷和荒凉，勇敢进入者全凭正大的一念，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技能。 不科学也罢，不能与其他语言沟通也罢，我现在更愿意使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词——心想。 用一生中全部怦然动心的回忆和向往。 1994年8月 乏味的真理 乏味的真理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8年《芙蓉》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人们常使用这样一些词语：“真理的宝库”、“真理的光芒”、“真理的乳汁”、“真理的鲜花”、“真理价值连城”，如此等等。言下之意，好像真理是一些万民渴求的紧俏品，甚至是珠宝店里闪闪耀眼人见人爱的珍奇。其实，这里恐怕隐下了一些误会。 真理其实没有特别可爱的面孔。比方说吧，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想发财致富，想找到生存的“乳汁”、“鲜花”以及“光芒”四射的“宝库”。这当然是很朴实和很美好的愿望——我等凡夫俗子都难免这样的念头。但我这位朋友的运气似乎太糟，首先在一个做房产的骗子公司那里套进了好几万，接着又落入一桩非法集资案的陷阱。最后，他又投资一个果园，但没多久就发现他的经理不辞而别去向不明，所有股东的资本也随之灰飞烟灭。这类故事通常的公式化结局当然用不着我多说。总而言之，我这位朋友步步皆错，错到最后连喝口凉水也碜牙，实是苍天无道，人世无情，他在茫茫暮色中不可能没有一腔离骚式的悲情。 骗子当然应该拿来绳之以法，但受骗者的一再轻信也让我惊异。说集资的分红回报率起码可达到百分之三百（好像不是做生意而是买一台印钞机来印钱），说新房住满八年以后购房款可全数退还房主（好像中国的雷锋已经多得不行于是分流到房地产领域大献爱心）……这些明显可疑的疯话有谁信呢？我这位老哥偏偏就信，我这位有副高职称的知识分子偏偏就信。旁人任何好意的规劝，任何理由充分根据确凿逻辑严密的参谋性分析，不论辅以多少生动感人的历史教训现实经验，也会被这位老哥付之一笑。他吃三堑也不长一智，有一种要同劝告者对着干的劲头，一次次乐颠颠往骗局里送钱。 你拿他这样的人有什么法子？我事后才体会出自己的浅薄。我以为道理是有用的，经验是有用的，实在是太低估了谎言的力量。其实，世上谎言不绝，证明谎言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比方说，它可以给很多人相信谎言时的快乐——这种谎言许诺不劳而获的机会，相比之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说教，要富裕就得老实干活的陈词，如果不是混账话，至少也只能使很多人无精打采。又比方说，谎言还虚构出一夜暴富的奇迹，相比之下，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警训，一镐挖不出个金娃娃的啰嗦，如果不是万恶的精神压迫，至少也会让很多人断掉生活中最后一线希望。我这位朋友也是人，既然没有劳动的愿望，也或多或少缺乏劳动才能，但总还得有个念想吧？总还得有个追求快乐心情的人权吧？现实感对他来说就那么重要？他花钱买回一程又一程快乐想象的权利，为什么要被所谓真理剥夺一尽？ 向他揭示真实，向他预报即将发生的真实，无异于没收他的快乐权，确有不人道之嫌。他不受骗也没摊上什么好，既没有当上国家副总理也没有当上集团公司总裁，那么他完全没必要对真理兴致勃勃和毕恭毕敬。对于这类人来说，真理从无抚慰功能和引诱魅力，是石头而不是珠宝，是汗水而不是美酒，是工地而不是天堂，比谎言要黯淡得多，要乏味无趣得多。比较之下，倒是谎言最富有人情味，更善解人心和深谙人情，凡人们奢望得到的一切，谎言都投其所好地给予许诺——虽然一次又一次不能兑现。但下一次的不确定性还能让人心动：“万一是真的呢？”受骗者无论如何生疑，于心不甘的顽强却足以抵消所有疑虑，成为侥幸之念的最后支撑。这就是说，只要奢欲不绝，不论怎样荒唐的谎言都永远不乏吸引力和感召力，不乏摄魄勾魂的魔法，不愁没有人入套。 我原来以为，一加一等于二，地球是圆的，人总是要死的，走多了夜路要碰鬼，乌鸦遮不住太阳，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些真理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让人接受。我原来还以为，只要受了教育，揣上了文凭，出席过什么研讨会，人们就成了知书达理的高人，至少也是准高人。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些“以为”本身就是自己越读书越蠢的证据。其实，真理不存在着可不可能被人接受的问题，只存在着人们愿不愿接受的问题；不存在能否说得通的问题，只存在着人们是否愿意把它说通的问题。真理几乎不是什么学问，只是突破奢欲囚笼的勇气，只是直面现实和担当责任的勇气。 所谓“利令智昏”一类格言，早就表达了前人对人类智能的深刻洞察。财富使奢者不智，名声使骄者不智，美色使淫者不智，玩乐使逸者不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利欲之心，一旦恶性膨胀，都可以使我们与真理分手而去，使我们对真理本能地逃避和本能地拒绝。谎言就隐藏在我们自己身上，随时可能轰隆隆地爆发出来。 1998年8月 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的陌生人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8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一 那一天下雨，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和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即将经济崩溃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说不好法语，只能在华人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同胞面前夸张，否则他怎么能为自己十年穷困漂泊做出解释？怎么能为自己放弃专业前景找一个合适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极不满意，甚至怒火冲天，但不愿意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谣言当批评，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为中国争体面，以便让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日子变得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当白人雇主把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人们的报纸上爆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人无比怜悯和惊疑（这样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绿卡，但那一个小本还未烙上他的深度情感，并不能让他的生命从头再来。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富人区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里瞎吹中国人的气功、美食、孙子兵法，在电视机前为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说中文而暴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二 文化identi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的问题，是文化交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异域在船头的海平面浮现，当超音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链接，立刻出现了动摇。人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人、黑奴、远征军、难民、留学生、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深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在剧增，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世纪，是一个路上人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口和候车室开始的世纪。文化认同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官员作身份甄别，很多人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人至上，却一个劲时兴着类属认同，即划线站队的identity，当然很有意思。这不是什么庸人自扰的怪念头。同样作为分类学的爱好者，中国人也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作贬义词，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性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惯性爱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后的民族主义冲突，更使一些学人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题材，更愿意把一场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人们在分类目录面前自报出身和接受检查，非此即彼地选择自己的归属——这种热闹事态的背景，是美国学者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国家排斥和限制外来移民的喧嚣，连法国这样的人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过歧视移民的最新法案。 困难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今之人已大多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重性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人；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却是影视消费上的洛杉矶人；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人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人，是这个小时的这个人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人……这一个个多边形和多面体，这些数不胜数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杂种与那杂种之间还有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派发标签的出身政审意味是否有些草率不智？ l·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文化多重性的状态。我那位巴黎熟人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随机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并无出格和危险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存在。如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移民，隐喻化的“移民”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这里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一代在身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很可能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减退之后，其性解放躁动很可能易为对情义的持守。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是人格在岁月航程中停靠在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轻狂，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会失去轻狂的本钱，也许将很快在时间魔术之下重返平实。一切适龄性的心理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版图上频繁流浪。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累积和叠加文本，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是振振有词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成了口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合理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些什么，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一本什么书。如同他哼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头出售什么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折腾出另一副病容。 还有地位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人非圣人，只要活着便有利欲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偶然定位，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人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内造外保”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供职于铁路行业的人可能对高电价愤愤不已，这也是生活中的寻常。屁股指挥脑袋，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在阶级之外也适用于行业、民族、性别等其他领域，然而作为或然性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当法国学者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在很多人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性的怀疑，复活了人们对利益的敏锐嗅觉。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出各种学术和知识的人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很多人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不愿热衷的东西（如流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进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子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做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性抛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三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人。热情而浪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头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人性在无神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口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他知道口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人，理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需要侍候，当“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过，“启蒙”过，“存在主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荡之潮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一类大标签，在人群中进行分门别类。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入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军队入侵，当局清查和迫害这些自由人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逼向人们的目光和食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这位主人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一种耻辱。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在这样的指头下签名——何况这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出以指相逼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逼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头无法进入历史，却无法被昆德拉忘记。作为一位读者，我同样无法忘记的问题是：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人和虚荣的商人有太大的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情的前卫和矫情的复古有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侵蚀。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也不会不经常在盟友那里感受到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营那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括在某一个表情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的可能。 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我不再有划线站队的兴趣。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主张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如果带来某种串通纠合和党同伐异，那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就会成为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危险的历史谎言。 四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典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指越是穷人越少挣钱的机会，越是富人就越有生财的空间，两方面都呈极化发展。其实，这种极化或者极端化现象并不限于经济活动。一个说话风趣的人，总是得到更多喝彩鼓励，得到更多大家出让的说话机会，于是一张嘴越说越顺溜，越顺溜就越可能风趣。一个左派人士，总会有很多同道者为伍，形成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左派观点所需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资源也就源源不断。一旦这个网络出现了对外屏蔽，局中人不左得登峰造极，倒会成为反常结果。 极端化的逆过程是匀质化——这种现象其实也不少见。一个高明的创意产生了，一定会有很多人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共同平庸。一个人若表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人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头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暴力带来暴力的报复，阴谋带来阴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牙还牙的结果，常常是冲突双方的手段和风格越来越趋同，即便其中一方曾经代表正义，但也在相互复制的过程中，与自己的敌手越来越像一回事。 极端化也好，匀质化也好，悄悄改变着我们而不为人所察。而这两种过程常常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成为人们复杂的互动轨迹，交织出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间悲喜剧。特别重要的是，这两种过程都显示出人的社会性：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人性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十八世纪科学家d·霍夫斯塔特通过对一些蚁群兴衰的研究，用他那令人目眩的“蚂蚁赋格曲”，揭示出一只单独的蚂蚁，与生活在蚁群中的同一只蚂蚁，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属性和功能有极大的差别。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整体也使各个局部深刻地异变。这就是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整体效应”说和“大数规则”说——可惜还被很多人文学者漠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与一个同他者发生关系的人，处于人群整体和人群大数中的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没有文明，后者会有文明，因此文明只是社会的增生物。我们即便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里天马行空，也没法成为一枚绝缘棋盘的棋子，逃脱社会对我们的塑造。我们这些人形蚂蚁生息在家庭、公司、社区、种族、阶级、国家以及各种共同体“大数”里，与他人相分而极端化，与他人相同而匀质化，碌碌乎而不知所终，却有了文明的收益和代价。 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在中国复兴，作为对“文革”噩梦的报复，权威专制所取消的个人欲望和个人差异，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种鲜血换来的解放至今使我们受益。个人首先回到了诗歌里，然后回到了辞职书上，回到了旅行袋中，回到了如火如荼的私营企业那里。当然，个人有时候也会成为过于时髦的宣言。一个作家在会上说：“艺术家的眼里从来没有社会，我只写我自己。”另一个评论家说：“除了我的真实，难道还有别的什么真实？” 我猜测这些人们争相独立的解散口令只是一种情绪，只是情绪之下的词不达意，不必过于认真地对待——这种连自由派主将哈耶克也力图避开的“原子”个人主义并不让我失望，我失望的只是这些人如果不借助一些花哨修辞，常常在三句话以后就没法往下说——而我一次次等待着他们的下回分解。作家要写真实，写个人，写欲望，这都很对，但有一个也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真实和个人？才算得上毫无社会污染的绝对天然？这种态度，起码无法区分原始人乱伦而文明人敬亲的欲望，无法区分唐代人乐肥而宋代人好瘦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吸毒而有些人品茗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田园渔樵而有些人功名将相的欲望。所有这些区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还是文化训练和社会塑造的结果？ 在另一方面，个人的千差万别，可以证明权威专制的不合法，却不能证明人的社会性是一种虚构，不能证明这些差别是取决于基因或天意的某种神物。因为这些差别不是整体解散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整体组合的产物，是整体充满着活力的证明。任何物质在非组织状态下只可能松散、匀质、彼此雷同、整齐划一，如同月球表面的景观，而生物多样性正好是它们被组织在某个统一系统里的特征，是诸多个体互相滋养、互相激发、互相支撑、互相塑造的水到渠成。事实上，对个人差别的尊重和保护，不是一个人在月球上的自我折腾，恰恰相反，它明白无误地受动于社会并且反过来参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性意味着个人活在整体之中，不仅表现为旗帜、口令以及队列，更重要的，它只有通过造就个体差异才得以体现；个别性则意味着整体活在个人之中，不仅表现为有些人的遗世独立，悲泪独饮，玄机独悟（包括触摸自己的皮囊对社会概念百般迷惑），更重要的，它的丰富内涵只有随着人们从中破译出种种社会密码，才可能一步步相对显现。在那个时候，作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我”是这一个马而不是那一个象的建制化过程，才可以被真正地谈论，而不是自恋者的神话。 五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差不多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是里斯本的一个小职员，终身孤绝和木讷，甚至不愿意外出旅游，用他的话来说，“不动的旅游”，即躺在椅子里面向夕阳的幻想，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去世，生前写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欧洲人发现，并且引起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他对群体行动充满着怀疑，曾在《惶然录》里说：“革命者和改革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用中国的话来说，他似乎注重独善而轻忽兼利，在今人看来似不无偏见。我翻译的时候差一点想把这一段话漏掉，以防这种看法对中国的改革紧迫性给予抹杀，对中国众多改革者有所伤害。我最终没有那样做，不仅仅是尊重原作，而且因为文字删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他的忧虑其实也是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萨特、鲁迅等有识之士的一贯忧虑。他们总是在维新、造反、政变、革命那里看到肮脏浮渣，字里行间难免一声叹息。很自然，在某些人眼里，他们如果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阶级觉悟或者民族觉悟不够高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些站在时代之外的可笑书生。连鲁迅也被很多左派的“奴隶总管”们鞭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我很怀疑，某些个人主义者高兴得不是地方，可能把佩索阿错认为同道。这些人也在嘲笑改革和革命，但他们与佩索阿相差太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他们的嘲笑是因为那些社会运动对他们的个人利欲没法满足或满足得不够，而佩索阿的怀疑则是因为那些运动不能、或者不足以警戒人们的个人利欲。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向外贪求，佩索阿的个人主义（如果这个命名是合适的话）则是一种自我承担。毫无疑问，在佩索阿看来，那些成天眼睛红红觉得天下人都欠了他一笔的人，那些自己从无快乐而只能对外索取利益的人，正是他笔下可疑的形象，那种人间邪恶的“根源”所在。 道理很简单：自我承担纯属个人事务。只有向他人争夺和宣战的癖好，才需要联合乃至勾结，才需要组织乃至帮派，才需要权威乃至专制，才需要集体主义的热情动员乃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集体不是个人的对立物，而是个人的相加和放大，是个人利欲的最佳面具。如果这一过程得不到理性控制，如果个人利欲得不到制度化的合理安排和疏导，那么事情的结果就只能是：少数人将以“集体”名义中饱私囊，并且必然大力展开对“个人”的无情剿杀——如果那些人拒绝臣服于这个“集体”的掠夺。 这是一种从劣质个人主义到冒牌集体主义的逻辑过程，是革命和改革中常见的阴影——但利欲恰恰是这一阴影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佩索阿在怀疑改革和革命，不如说他在怀疑逃避个人承担和各种打伙求财——不论它是否打着改革或革命的旗号。 我很遗憾，从佩索阿引出的这个关于私欲的话题，在当今有点不合时宜。佩索阿早就死了，从狄更斯到鲁迅的思考也早已烟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逐渐学会迁就现实，不再苛求社会变革既能除制度之弊，还能除人心之恶。变革就是变革，只能做它能做的事。变革无须把大家带入君子国。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都是发展优先和利益优先，很多人更愿意把变革看作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看作“一切向钱看”的现实操作。作为相应的知识生产，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也一直在变化，比方“精神”、“灵魂”、“道义”乃至“社会公正”一类词语日渐稀少——有一位美国学者甚至对我说，“精神”这个词太有法西斯味道，充其量也只能让浪漫的法国人或者神秘的中国人去玩玩，进入美国学术主流一定是会让人怪异。这样，主宰现代教育和学术的雅皮们，通常是一些领带打得很好的人，薪水很高而且周末旅游很开心的人，夹着精装书兴趣广泛但表情持重而且很有分寸感的人。他们如果没有受雇于政治或商业机构，便身居深深校园，慎谈主义，尤其慎谈精神。他们只谈问题，特别是逻辑和功能的问题，总是把问题作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处理。“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成了科学正统风范，成了主流知识分子的文明标志。在他们的推动之下，不仅精神被划入心理咨询和医学的业务范围，不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技术化和工具化，连文学艺术也开始时兴“价值退场”的空虚和“感情零度”的冷漠——作者们常常用“无奈”呵、“多元化”呵、“面对现实”呵这些含混的词，来消解和搅和一切可能的愤怒和热爱、抗拒与妥协。各种文本游戏散发出机械部件的寒光。 也许，我们并没做错什么。既然科学在精神难题方面力不从心，我们就只能在精神问题悬置的前提下来谈一谈为哲学的哲学、为经济的经济、为艺术的艺术、为性的性——何况这些noheart（无心灵）的技术工作也能惠及于人。我们避免了往日理想主义者可能的退避（理想破灭时）或者强制（推行理想时），成为一些称职能干的知识职员，至少也可以成为一些潇洒自得的知识玩家。 当然，精神问题还被人谈着，只是被另外一些人来谈而已。政客把精神当作效忠的纪律，奸商把精神当作公关的窍门。更重要的是，当科学不能为人们提供理想的时候，邪教就会来提供幻象；当知识分子不能为现实提供诗情的时候，各种江湖骗子就会来提供癫狂。“人民圣殿派”、“奥姆真理教”一类组织乘虚而入，接管了学者和作家曾经管理着的领地，在辽阔的民间开始为精神立法。连中国的气功和商品传销这些日常世俗活动，也在迅速重建道德教条的权威，弥漫出宗教仪规和宗教组织的气息，让人们觉得“文革”式的造神热浪一不小心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当然是一个讽刺：一个科学随着航天飞机君临一切的时代，居然也成为各种迷信“大师”和“圣父”来启导人生的时代，成了他们生逢其时大显身手的年月。 我无意苛求科学。我只是想知道，科学在有些人那里怎样变得没心没肺，然后怎样逐渐弱化乃至取消了直指人心的批判。我只是想知道，这种技术意识形态怎样与江湖骗子们的大举重返民间实现共谋。 六 当年很多烈士正被众多后人在茶余饭后讪笑，而死者中的他似乎更有可笑的理由。他是一个有钱人，因为新派儿子的影响，因为尖锐社会危机的触动，他决意向自己所属的阶级挑战。他把自己的好马、烟土、田地以及所有家产拿出来分配给穷人，捐赠给革命军队，成为自己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他得到的回报竟是一些造反农民把他当作劣绅，当作革命的对象，给了他一颗子弹。在那个混乱年代，这类事故没法完全避免。 不明不白的死，使他成了人们的一个禁忌，连亲人都不愿多谈这件事，而历史更有理由把他忽略。但他在遗言中还嘱咐儿子继续站在穷人一边，并且在我的想象中远望河流和山峰，远望秋日里枯黄色草坡，流下了一滴清泪。枪声响了，很快就淹没在漫长的寂静之中。他一头栽入土坑的时候，他所热爱着的人们终究没来帮上他多少忙，没有为他树碑、立传、追封或者给予特别的思念，因此他这一段故事完全成了个人私事，是完全个人性的选择。 他是一个果断消灭自己既得利益的富翁，是一个决然背弃了另一个自我的自我，完全违反了某些常理。就像老人能够理解青年目无祖制的激进，国学家能够欣赏西学家鸣鼓而攻的智慧，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同情另一个行业的艰辛，一个民族的人能够欢呼另一个民族的幸福，他完全摆脱了人在利益格局中的惯性和定势，成了一个带血的异数。他的生和死，证明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自由是对制约的超越，特别是对利益制约的超越，是生物进化过程中高级群类的神圣标志。我经常想起电视片《动物世界》中令人惊心的一幕：一只幼豹闯入了野牛群，咬住了其中的一只，数以千计的野牛居然带着它们的利角一哄而散纷纷逃窜，其中当然有那垂死生命的父母和兄弟。它们不明白把牛角集中起来足以驱杀入侵者，也压根儿没打算这么去做。在这种下贱的逃亡面前，我不能不向遍体血痕却仍然狂奔救子的犬类致敬，不能不向断手残足却仍然舍身护家猛扑敌阵的蜂群和蚁群致敬，不能不向刚刚倒在枪声中的那个人致敬——他是人，属于进化高端的群居智能生物。当他所告别的财富和他所撞上的枪口都只准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当身边的一切关系和理解都驱使他那样，而他偏偏可以这样；在这一刻，生命体的低级法则瓦解了，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也黯然失色了——谁还能阻挡这样的个人？谁能阻挡他的自由？ 我遥遥地打量这个无名的前辈，打量我在乡下得来的这一段故事，也许得感谢人类社会在造就庸常的同时，也造就了奇迹，在危机的时刻照亮长夜，使我们不安和惊悸。我们知道他不是天外来客，只是一个普通人，仍然受到种种社会制约——不过是在社会需要大义的时候，需要英雄的时候，需要忘我者来慨然救赎的时候。这种时候是人类理想的复活节。和很多人一样，他的个人化精神高蹈，不过是整体利益所需的一种社会自救行动，与自私一样同属自然现象。生物学家们说，有利它行为的生命物种更能承受危机，更有强势发展的可能。生物学家们还说，一个生命系统通常具有自我修复机能，比如人体在生理失衡之时，会出现白血球的突然增生，直到它的数目达到健康所必需的标准——那么众多烈士莫非就是人类这一生命体所需的白血球？ 对于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大局转危为安常常需要局部牺牲。这是一种残酷。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残酷，如果社会自我修复机能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消失，到了那时候，人类这个盘踞于地球或聚或散或伸或缩或闹或静并且已经向太空伸出了触须的庞大生命体，就只有无可避免地崩塌和腐烂。 正因为这一点，面对当年的一声枪响，我决不会参加茶余饭后的哄笑。 我平庸岁月里的耳膜在久久寻找那一声枪响的余音。 1998年4月 遥远的自然 遥远的自然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已译成韩文。 城市是人造品的巨量堆积，是一些钢铁、水泥和塑料的构造。标准的城市生活是一种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这大概是城市人越来越怀念自然的原因。 城市人对自然的怀念让人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大能接受年迈的父母，却愿意以昂贵的代价和不胜其烦的劳累来饲养宠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可忍受外人的片刻打扰，却愿意花整天整天时间来侍候家里的一棵树或者一块小小草坪。他们遥望屋檐下的天空，用笔墨或电脑写出了赞颂田园的诗歌和哲学，如果还没有在郊区或乡间盖一间木头房子，至少也能穿上休闲服，带上食品和地图，隔那么一段时间（比方几个月或者几年），把亲爱的大自然定期地热爱一次。有成千上万的旅游公司正在激烈竞争，为这种定期热爱介绍着目标并提供周到服务。 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什么呢？寻找氧气？负离子？叶绿素？紫外线？万变的色彩？无边的幽静？人体的运动和心态的闲适？……事实上，文明同样可以提供这一切，甚至可以提供得更多、更好、更及时。氧吧和医院里的输氧管可以随时送来森林里的清新。健身器可以随时制造登山时的大汗淋淋和浑身酸痛。而世界上任何水光山色的美景，都可以在电视荧屏上得到声色并茂的再现。但是，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取消人们对自然的投奔冲动，如果文明人的一个个假日仍然意味着自然的召唤和自然的预约，那么可以肯定，人造品完全替代自然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的，是氧气这一类东西以外的什么。 也许，人们不过是在寻找个异。作为自然的造化，个异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完全相同，没有两个生命的个体完全相同。这种状况对于都市中的文明人来说，当然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罕。他们面对着千篇一律的公寓楼，还有千篇一律的汽车、车间、电视机、速食品以及作息时间表，不得不习惯自己周围的个异的逐渐消失。连最应该各各相异的艺术品，在文化工业的复制浪潮之下，也正变得面目相似，无论是肥皂剧还是卡能画，彼此莫辨和新旧莫辨都为人们容忍。现代工业品一般来自批量生产的流水线，甚至不能接受手工匠人的偶发性随意。不管它们出于怎样巧妙的设计，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类型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个异之间的差别。它们品种数量总是有限，一个型号下的产品总是严格雷同和大量重复，而这正是生产者梦寐以求的目标：严格雷同就是技术高精度的标志，大量重复就是规模经济的最重要特征。第一千个甲型电话机必定还是甲型，第一万辆乙型汽车必定还是乙型，它们在本质上以个异为大忌，整齐划一地在你的眼下哗哗哗地流过，代表着相同功能和相同价格，不可能成为人们的什么惊讶发现。它们只有在成为稀有古董以后，以同类产品的大面积废弃为代价，才会成为某种怀旧符号，与人们的审美兴趣勉强相接。它们永远没法呈现出自然的神奇和丰富——毫无疑问，正是那种造化无穷的自然原态才是生命起点，才是人们一次次展开审美想象的人性标尺。 也许，人们还在寻找永恒。一般来说，人造品的存在期都太过短促，连最为坚固的钢铁，一旦生长出锈痕，简直也成了速朽之物，与泥土和河流的万古长存无法相比。它甚至没有遗传的机能，较之于动物的生死和植物的枯荣，缺乏生生不息的恒向和恒力。一棵路边的野草，可以展示来自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的容貌，而可怜的电话机或者汽车，却身前身后两茫茫，哪怕是最新品牌，也只有近乎昙花一现的生命。时至今日，现代工业产品在更新换代的催逼之下，甚至习惯着一次性使用的转瞬即逝，纸杯、易拉罐，还有毛巾和袜子，人们用过即扔。这种消费方式既是商家的利润所在，于是也很快在宣传造势之余成为普遍的大众时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工业正在加速一切人造品进入垃圾堆的进程，正在进一步削弱人们与人造品之间稳定的情感联系。人们的永恒感觉，或者说相对恒久的感觉，越来越难与人造品相随。激情满怀一诺千金之时，人们可以对天地盟誓，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面对一条领带或者一只沙发盟誓？牵肠挂肚离乡背井之时，人们可以抓一把故乡的泥土入怀，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取一只老家的电器零件入怀？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 如果细心体会一下，自然使人们为之心动的，也许更在于它所寓含着的共和理想。在人们身陷其中的世俗社会，文明意味着财富的创造，也意味着财富分配的秩序和规则。人造品总是被权利关系分割和网捕。所有的人造品都是产品，既是产品就有产权，就与所有权和支配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个人占有还是集团占有，任何楼宇、机器、衣装、食品从一开始就物各有主，冷冷地阻止权限之外的人僭用，还有精神上的亲近和进入。正因为如此，人们很难怀念外人的东西，比如怀念邻家的钟表或者大衣柜。人们对故国和家园的感怀，通常都只是指向权利关系之外的自然——太阳、星光、云彩、风雨、草原、河流、群山、森林以及海洋。那么多色彩和音响，尽管也会受到世俗权利的染指，比如局部地沦为庄园或者笼鸟，但这种染指毕竟极其有限。大自然无比高远和辽阔的主体，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被任何人专享和收藏，只可能处于人类公有的状态。在大自然面前，私权只是某种文明炎症的一点点局部感染。世俗权利给任何人所带来的贫贱感或富贵感、卑贱感或优越感、虚弱感或强盛感，都可能在大山大水面前轻而易举地得到瓦解和消散——任何世俗的得失在自然面前都微不足道。古人已经体会到这一点，才有“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一说，才有“山可镇俗，水可涤妄”一说。这些朴素的心理经验，无非是指大自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慷慨接纳，几乎就是齐物论的哲学课，几乎就是共和制的政治伦理课，指示着人们对世俗的超越，最容易在人们心中轰然洞开一片万物与我一体的阔大生命境界。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自然的全部。人们在自然中可以寻找到的，至少还有残酷。台风，洪水，沙暴，雷电，地震，无一不显露出凶暴可畏的面目——人们只有依靠文明才得以避其灾难。自然界的食物链方式则意味着，自然的本质不过是千万张欲望的嘴，无情相食，你死我活。敦厚如老牛也好，卑微如小草也好，每一种生物其实都没有含糊的时候，都以无情食杀其他生命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即便在万籁俱寂的草地之下也永远进行着这种轰轰烈烈的战争。文明发生之前的原始初民，同样是食物链中完全被动的一环。山林部落之间血腥的屠杀，也许只是一种取法自然并且大体上合乎自然的方式，只能算作野生动物那里生存斗争的寻常事例。他们还缺乏文明人的同类相惜和同类相尊，还缺乏减少流血的理性手段——虽然这种理性的道德和法律也可以在世界大战一类事故中荡然无存，并不总是特别可靠。 由此看来，文明人所热爱的自然，其实只是文明人所选择、所感受、所构想的自然。与其说他们在热爱自然，毋宁说他们在热爱文明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与其说他们在投奔自然，毋宁说他们在投奔自然所呈现的一种文明意义。他们为之激情满怀的大漠孤烟或者林中明月，不过是自然这面镜子里社会现实处境的倒影，是他们用来批判文明缺陷的替代品。他们的激情，不能证明别的什么，恰恰确证了自己文明化的高度。换一句话说，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常常不过是对现存文明品质的某种测试：他们正是敏感到文明的隐疾，正是敏感到现实社会中的类型化正在危及个异，短效化正在危及永恒，私权化正在泯灭人类的共和理想，才把自然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文明符号，借以支撑自己对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及自我改进。他们对自然的某种绿色崇拜，不仅仅是补救自己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补救自己的精神内伤。 迄今为止，宗教一直在引导着文明对自然的认识。寺庙和教堂总是更习惯于建立在闹市尘嚣之外，建立在山重水复之处，把人们引入自然的旅途。迄今为止，艺术也一直在引导着文明对自然的认识。音乐、美术、文学的创作者们，无一不在培育着人类对一花一草一禽一畜的赞美和同情，无一不明白情景相生的道理，总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美好情感的舞台和背景。他们如果不愿意止于拒绝和批判，如果有意于更积极的审美反应，表达更有建设性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眼光就免不了要指向文明圈以外，指向人造品的局限视界以外，不论是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其诗情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自然的抚慰之下苏醒。他们的精神突围，总是有地平线之外某种自然之境在遥遥接应。赤壁之于苏东坡，草原之于契诃夫，向日葵之于凡·高，黄河之于冼星海，无疑都有精神接纳地的意义。 正是在这里，宗教和艺术显示了与一般实用学问的差别，显示了自己的重要特征。它们追问着文明的终极价值，它们对精神的关切，使它们更愿意在自然界伸展自己的根系。 作为文明活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并不代表人与自然的唯一关系。在更多的时候，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为特征的经济活动构成了文明主流。现代的商家甚至可以从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中洞察到潜在利润，于是开始了对感悟和感动的技术化生产，开始制作自然的货品，拓展自然的市场。宗教已经受到了市场的鼓励，其建筑正成为旅游者的诸多景点，其仪规正成为吸引游客的诸多收费演出。艺术同样受到了市场的鼓励，正以奇山异水奇风异俗的搜集和展示，成为吸引远方客人的导游资料或代游资料。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艺术门类正被日益壮大的旅游业收编，主宰着人与自然的诗学关系，搜索着任何一块人迹罕至的自然，运用公路、酒吧、星级宾馆、娱乐设施等等，把天下所有风光一网打尽并制作成快捷方便的观赏节目；至少也可以用发达的视像技术，用风光照片、风光影视以及异国情调小说一类产品，把大自然的尸体囚禁在广为复制的各种媒体上，变成工业化时代的室内消费。 旅游正在成为一场悄然进行的文化征讨。它是强势地区与弱势地区互为“他者”的交流。它的后果，一般来说是强势文明的一体化进程无往不胜，也是文明向自然成功地实现扩张、延展和渗透。它带来了新的市场、利润以及物质繁荣，当然是人类之福。但它一旦商业化和消费化，也可能带来物质欲望对精神需求的挤压和侵害。对于当今的很多文明人来说，有了钱就有了自然，通向自然之路已经不再艰难和遥远。问题在于：在这种吸金网络所覆盖的自然里，我们还能不能寻找到我们曾经熟悉的个异、永恒以及共和理想？还能不能寻找到大震撼和大彻悟的无声片刻？这种旅游业正在帮助人类实现着对自然的物质化占有，与此同时，它是不是也可能遮蔽和销毁自然对于人类的精神性价值？ 如果说微笑中可以没有友情，表演中可以没有艺术，那么旅游中当然也可以没有自然。这是一个游客匆匆于今为盛的时代，是一个什么都需要购买的时代：自然不过是人们旅游车票上的价位和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正在扑面而来，已经送来了旅游产品的嘈杂叫卖之声、进口啤酒的气息、五颜六色的泳装和太阳伞。也许，恰是在这个时候，某一位现代游客会突然感到：他通向自然的道路实际上正在变得更加艰难和更加遥远。他会有一种在旅游节目里一再遭遇的茫然和酸楚：童年记忆中墙角的一棵小草，对于他来说，已经更加遥不可及再会无期。 1997年6月 爱的歧义 爱的歧义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一个口号用得最滥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口号大可怀疑的时候。“佛法”一旦随处可闻，空门便难免纳垢。“革命”一旦不绝于耳，红旗便难免变色。同样的道理，当流行歌、主持人以及节日贺卡动不动就“爱”起来的时候，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爱的危机是不是已经来临？ “爱”的含义过于笼统，容易导致误解。一个人爱吃红烧肉，爱看枪战片，爱去高档时装店挥霍公款，这算不算爱？如果算的话，那么这种无须劳力和劳心的享乐，相当于天上掉馅饼，当然是很多人最为惬意的事，也是最容易的事，用不着旁人一再鼓动和号召。 不大容易的爱，如爱踢足球，需要在绿茵场上大汗淋漓；爱下围棋，需要在棋盘前殚思竭虑；爱一位情侣，需要殷勤照料热心帮助甚至在危难时刻生死与共。相比较而言，这种爱以某种付出为前提，具有较高难度，并非所有人都能体会和拥有。聊可安慰的是，正因为有了难度，爱的乐趣也就有了相应的深度和强度，比如情侣之间的牵挂和激动，非一盘红烧肉的滋味可比。 难度最大的爱，可能让一些人望而生畏。这是一种根本没有回报的付出，与爱者本人的利欲与乐欲完全分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近乎沉重的责任，近乎痛苦的牺牲，甜蜜感已流散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能把爱支撑下去？我看到一个儿子把他的病母孤零零抛弃在家，情愿在歌舞厅里发呆或者在马路上闲逛，也不愿意回家去帮一把。我并不怀疑这位儿子对母亲爱意尚存，如果母亲健康、清洁、富足、甚至美丽，他一定会表现出更多对母亲的亲近。如果母亲去世，他也可能痛心不已甚至深情怀念。但他不过是用一种对待红烧肉的爱，来对待母亲——不愿意有所付出。毫无疑问，他一定也会用这种方式来爱朋友（假如这个朋友既有钱又有权），爱国家（假如这个国家既不贫困也不落后），爱真理（假如这种真理可以带来丰厚的现实功利并且像免费午餐一样唾手可得），等等。他怎么可以承认，他的内心中缺乏爱呢？ 爱是有等级的，随着付出的多少，随着私欲含量的增减，发生质的变化，完全不是一回事。也许，以欲代爱，是最低的等级，可谓兽的等级。爱欲结合，是第二等级，庶几乎是人的等级。至于无欲之爱，爱久病的老母，爱丑陋的邻童，爱荒漠的土地，爱竞技场上获胜的敌手，爱无情抛弃了你的国家和民众——当然是最高等级，只能是神的所为了，只能是人心中神的指示和许诺。人不是神，要求所有的爱者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无私奉献的伟大和崇高，当然是一种苛求。问题在于，用一个“爱”字抹杀红烧肉与母亲的差别，混淆情感的不同等级，是中文、英文、日文乃至世界上大多数文字迄今尚未纠正的重大缺失之一，是一切无爱者最为乐意利用的文化事故。 这个事故最大的后果，就是使“爱”字常常显得虚假和肮脏，让我一听就浑身冒出鸡皮疙瘩。 1995年11月 佛魔一念间 佛魔一念间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已译成英文。 一 佛陀微笑着，体态丰满，气象圆和，平宁而安详。它似乎不需要其他某些教派那样的激情澎湃，那样的决念高峻，也没有多少充满血与火的履历作为教义背景。它与其说是一个圣者，更像是一个智者；与其说在作一种情感的激发，更像是在作一种智识的引导；与其说是天国的诗篇，更像是一种人间的耐心讨论和辩答。 世界上宗教很多，说佛教的哲学含量最高，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十字和新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穹，使人们在对神主的敬畏之下建立人格信仰的道德伦理，佛学的出发点也大体如此。不过，佛学更使某些人沉迷的，是它超越道德伦理，甚至超越了神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思维荒原，几乎触及和深入了古今哲学所涉的大多数命题。拂开佛家经藏上的封尘，剥除佛经中各种攀附者杂夹其中的糟粕，佛的智慧就一一辉耀在我们面前。“三界唯心”（本体论），“诸行无常”（方法论），“因缘业报”（构造论），“无念息心”（人生论），“自度度人”（社会论），“言语道断”（认知论），“我心即佛”（神义论）……且不说这些佛理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真理，仅说思维工程的如此浩大和完备，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不能不被视为佛学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不可不提，那就是佛学的开放性，是它对异教的宽容态度和吸纳能力。在历史上，佛教基本上没有旌旗蔽空尸横遍野的征服异教之战，也基本上没有对叛教者施以绞索或烈火的酷刑。佛界当然也有过一些教门之争，但大多只是小打小闹，一般不会演成大的事故。而且这种辱没佛门的狭隘之举，历来为正信者所不齿。“方便多门”，“万教归一”，佛认为各种教派只不过是“同出而异名”，是一个太阳在多个水盆里落下的多种光影，本质上是完全可以融合为一的。佛正是以“大量”之心来洽处各种异己的宗派和思潮。到了禅宗后期，有些佛徒更有慢教风尚，所谓“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拜佛，不读经，甚至视屎尿一类秽物为佛性所在。他们铲除一切执见的彻底革命，最后革到了佛祖的头上，不惜糟践自己教门，所表现出来的几分奇智，几分勇敢和宽怀，较之其他某些门户的唯我独尊，显然不大一样。 正因为如此，微笑着的佛学从印度客入中国，很容易地与中国文化主潮汇合，开始了自己新的生命历程。 二 佛家与道家结合得最为直接和紧密，当然是不难理解的。道家一直在不约而同地倾心于宇宙模式和生命体悟，与佛学算得上声气相投，品质相类，血缘最为亲近。一经嫁接就有较高的存活率。 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中追踪了佛禅在中国的足迹。达摩西来，南天竺一乘教先在北方胎孕，于大唐统一时代才移种于南方。南文化中充盈着道家玄家的气血，文化人都有谈玄的风气。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属于当时文化格局中的南方。与儒墨所主导的北文化不同，老庄开启的道家玄学更倾向于理想、自然、简易、无限的文化精神。南迁的佛学在这种人文水土的滋养下，免不了悄悄变异出新。牛头宗主张“空为道本”，舍佛学的“觉”字而用玄学的“道”字，已显示出与玄学有了瓜葛。到后来石头宗，希迁著《参同契》，竟与道家魏伯阳的《参同契》同名，更是俨然一家不分你我。符码的转换，因应并推动了思维的变化。在一部分禅僧那里，“参禅”有时索性改为“参玄”，还有“万物主”本于老子，“独照”来自庄子的“见独”，“天地与万物”、“圣人与百姓”更是道藏中常有的成语。到了这一步，禅法的佛味日渐稀薄，被道家影响和渗透已是无争的事实。禅之“无念”，差不多只是道之“无为”的别名。 手头有何士光最近著《如是我闻》一书，则从个体生命状态的体验，对这种佛道合流做出了新的阐释。他是从气功入手的，一开始更多地与道术相关涉。在经历四年多艰难的身体力行之后，何士光由身而心，由命而性，体悟到气功的最高境界是获得天人合一的“大我”，是真诚人生的寻常实践。在他看来，练功的目的决不仅仅在于俗用，不在于祛病延寿更不在于获得什么特异的神通，其出发点和归宿恰恰是要排除物欲的执念，获得心灵的清静妙明。练功的过程也无须特别倚重仪规，更重要的是，心浮自然气躁，心平才能气和，气功其实只是一点意念而已，其他做派，充其量只是一线辅助性程序，其实用不着那么重浊和繁琐。有经验的练功师说，炼气不如平心。意就是气，气就是意，佛以意为中心，道以气为中心。以“静虑”的办法来修习，是佛家的禅法；而以“炼气”的办法来修习，是道家的丹法。 追寻前人由丹通禅的思路，何士光特别推崇东汉时期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老子是不曾谈气脉的。老子的一些后继者重术而轻道，把道家思想中“术”的一面予以民间化和世俗化的强化，发展成为一些实用的丹术、医术、占术、风水术等等，于汉魏年间蔚为风尚，被不少后人痛惜为舍本求末。针对当时的炼丹热，魏伯阳说：“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并斥之为“欲黠反成痴”的勾当。他的《周易参同契》有决定意义地引导了炼丹的向内转，力倡炼内丹，改物治为心治，改求药为求道。唐以后的道家主流也依循这一路线，普遍流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乃至“炼虚合道”的修习步骤，最终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主张殊途而同归。 身功的问题，终究也是个心境的问题；物质的问题，终究也是个精神的问题。这种身心统一观，强调生理与心理互协，健身与炼心相济，对比西方纯物质性的解剖学和体育理论，岂不是更为洞明的一种特别卫生法？在东土高人看来，练得浑身肌肉疙瘩去竞技场上夺金牌，不过是小孩子们贪玩的把戏罢了，何足“道”哉。 三 每一种哲学，都有术和道、或说用和体两个方面。 佛家重道，但并不是完全排斥术。佛家虽然几乎不言气脉，但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之类的概念，并不鲜见。“轻安”等气功现象，也一直是神秘佛门内常有的事迹。尤其是密宗，重“脉气明点”的修习，其身功、仪轨、法器、咒诀以及灌顶一类节目，铺陈繁复，次第森严，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道士们的作风和做法。双身修法的原理，也与道家的房中术也不无暗契。英人李约瑟先生就曾经断言：“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是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 术易于传授，也较能得到俗众的欢迎。中国似乎是比较讲实际求实惠的民族，除了极少数认真得有点呆气的人，一般人对于形而上地穷究天理和人心，不怎么打得起精神，没有多少兴趣。据说中国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据说中国虽有过四大发明的伟绩，但数理逻辑思维长期处于幼稚状态，都离不开这种易于满足于实用的特性。种种学问通常的命运是这样，如果没有被冷落于破败学馆，就要被功利主义地来一番改造，其术用的一面被社会放大和争相仿冒，成为各种畅销城乡的实用手册。儒家，佛家，道家，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或绿色思潮……差不多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这种命运，一不小心，就只剩下庄严光环下的一副俗相。在很多人眼里，各种主义，只是谋利或政争的工具；各位学祖，也是些财神菩萨或送子娘娘，可以当福利总管一类角色客气对待。 时下的气功热，伴随着易经热、佛老热、特异功能热、风水命相热，正成为世纪末的精神潜流之一。这种现象与国外的一些寻根、原教旨、反西方化动向是否有关系，暂时放下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蕴积极深，生力未竭，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予以开掘和重造，以助推进社会进步，以助疗救全球性的现代精神困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开始了的一个现实过程。但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气功之类的这热那热，大多数止于术的层面，还不大具有一种新人文精神的姿态和伟力，能否走上正道，导向觉悟，前景还不大明朗。耍弄迷信骗取钱财的不法之徒且不去说它。大多数商品经济热潮中的男女洋吃洋喝后突然对佛道高师们屏息景仰，一般的目的是为了健身，或是为了求财、求福、求运、求安，甚至是为了修得特异功能的神手圣眼，好操纵麻将桌上的输赢。总之一句话，是为了习得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神通。这些人对气功的热情，多少透出一些股票味。 神通利己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或者应该说很好，但所谓神通一般只是科学未发明之事，一旦生命科学能破其奥秘，神通就成为科技。这与佛道的本体没有太大关系，因此将神通利己等同于道行，只是对文化先贤的莫大曲解。可以肯定，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地步，要求得人心的清静妙明，将是人类永恒的长征，不可轻言高新技术以及候补高新技术的“神通”（假的除外），可以净除是非烦恼，把世人一劳永逸地带入天堂。两千多年的科技发展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这也就是不能以“术”代“道”、以“术”害“道”的理由。杨度早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文中就说“求神不必心觉，学佛不必神通”；“专尚神秘，一心求用，妄念滋多，实足害人，陷入左道”。 这些话，可视为对当下某种时风的针砭。 四 求“术”可能堕入左道，求“道”也未见得十分保险，不意谓从此就有了一枚激光防伪标识。 禅法是最重“道”的，主张克制人的物质欲望，净滤人的日常心绪，所谓清心寡欲，顺乎自然，“无念为本”。一般的看法，认为这些说法涉嫌消极而且很难操作。人只要还活着和醒着，就会念念相续不断，如何“无”得了？人在入定时不视不闻惺惺寂寂的状态，无异于变相睡觉，一旦出定，一切如前，还是摆不脱现实欲念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熊十力曾对“无我”的说法提出过怀疑，认为这种说法与轮回业报之论自相矛盾：既然无我，修行图报岂不是多此一举（见《乾坤衍》）？业报的对象既然还是“我”，还被修行者暗暗牵挂，就无异于把“我”大张旗鼓从前门送出，又让它蹑手蹑脚从后门返回，开除以后还是留用，主人说到底还是有点割舍不下。 诘难总会是有的，禅师们并不十分在意。从理论上说，禅是弃小我得大我的过程。虚净决不是枯寂，随缘决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也是念，当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了——何士光也是这样看的。在他看来，“无念”的确义当为“无住”，即随时扫除纷扰欲念和僵固概念。六祖慧能教人以无念为宗，又说无念并非止念，且常诫人切莫断念（见《坛经》）。三祖曾璨在《信心铭》中也曾给予圆说：“舍用求体，无体可求。去念觅心，无心可觅。”——从而给心体注入了积极用世的热能。 与这一原则相联系，佛理中至少还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一是“菩提大愿”，即佛决意普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二是“方便多门”，即从佛者并不一定要出家，随处皆可证佛，甚至当官行商也无挂碍。三是“历劫修行”，即佛法为世间法，大乘的修习恰恰是不可离开事功和实践，因此治世御侮和济乱扶危皆为菩萨之所有事和应有义。 这样所说的禅，当然就不是古刹孤僧的形象了，倒有点像活跃凡间的革命义士和公益事业模范，表现出英风勃发热情洋溢自由活泼的生命状态。当然，禅门只是立了这样一个大致路标，历来少有人对这一方面作充分的展开和推进，禅学也就终究吸纳不了多少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及自然科学，终究保持着更多的山林气味，使积极进取这一条较难坐实。人们可以禅修身，但不容易以禅治世。尤其是碰上末世乱世，“无念”之体不管怎么奥妙也总是让人感觉不够用，或不合用。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鲁迅，右翼的胡适，都对佛没有太多好感，终于弃之而去，便是自然结局。在多艰多难的复杂人世，禅者假如在富贵荣华面前“无念”，诚然难得和可爱。但如果“无”得什么也不干，就成了专吃救济专吃施舍的寄生虫，没什么可心安理得的。虫害为烈时甚至还少不了要唐武宗那样的人，来一个强制劳改运动，以恢复基本的经济结构平衡。在另一方面，对压迫者、侵略者、欺诈者误用“无念”，也可能是对人间疾苦一律装聋或袖手，以此为所谓超脱，其实是冷酷有疑，怯懦有疑，麻木有疑，失了真性情，与佛门最根本的悲怀和宏愿背道而驰。 这是邪术的新款，是另一种走火入魔。 佛魔只在一念，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就大体而言，密宗更多体现了佛与道“用”的结合，习密容易失于“用”，执迷神秘之术；禅宗则更多体现了佛与道“体”的结合，习禅容易失于“体”，误用超脱之道。人们行舟远航，当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提防心路上的暗礁和险滩。 五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具有革命意义的量子论，发现对物质的微观还原已到尽头，亚原子层的粒子根本不能呈现运动规律，忽这忽那，忽生忽灭，如同佛法说的“亦有亦无”。它刚才还是硬邦邦的实在，顷刻之间就消失质量，没有位置，分身无数，成了“无”的幽灵。它是“有”的粒子又是“无”的波，可以分别观测到，但不能同时观测到。它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人们的观测手段，取决于人们要看什么和怎样去看。 不难看出，这些说法与佛家论“心”（包括道家论“气”）几乎不谋而合。人们没有理由不把它看成是一份迟到的检验报告，以证实东土经藏上千年前的远见。 佛学是精神学。精神的别名还有真如、元阳、灵魂、良知、心，等等。精神是使人的肌骨血肉得以组织而且能够“活”起来的某种东西，也是人最可以区别于动物的某种东西——所谓人是万物之灵长。但多少年来，人们很难把精神说清楚。从佛者大多把精神看成是一种物质，至少是一种人们暂时还难以描述清楚的物质。如谈阿赖耶识时用“流转”、“识浪”等词，似乎在描述水态或气态。这种看法得到了大量气功现象的呼应。在很多练功者那里，意念就是气，意到气到，可以明明白白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有气脉，有经络，有温度和力度。之所以不能用x光或电子显微镜捕捉到它，是因为它可能存在于更高维度的世界里而已。也许只要从量子论再往前走一步，人们就可以完全把握精神规律，像煎鸡蛋一样控制人心了。在这一点上，很多唯物主义者是他们的同志。恩格斯就曾坚信，意识最终是可以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证明为物质的。 这些揣度在得到实证之前，即便是一种非常益智的而且不无根据的揣度，似乎也不宜强加于人。洞悉物质奥秘的最后防线能否突破，全新形态的“物质”能否被发现，眼下没有十足理由一口说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精神只是一种物质的话，那么就如同鸡蛋，是中性的、物性的、不含情感和价值观的，人人都可以拥有和运用——这倒与人类的经验不大符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称所有洋洋得意之态都是“有精神”，显然将“精神”一词用作中性。但在更多时候，人们把蝇营狗苟称为“精神堕落”，无意之间给“精神”一词又注入了褒义，似乎这种东西为好人们所专有。提到“精神不灭”，人们只会想起耶稣、穆罕默德、孔子、贝多芬、哥白尼、谭嗣同、苏东坡、张志新……决不会将其与贪佞小人联系起来。这样看，精神又不是人人都可以或者时时都可以拥有的。它可以在人心中浮现（良心发现）；也可以隐灭（丧失灵魂）。它是意识、思维的价值表现并内含价值趋力——趋近慈悲和智慧和美丽，趋近大我，趋近佛。 佛的大我品格，与其说是人们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客观自然，只是它如佛家说的阿赖耶识一样，能否呈现须取决于具体条件。与物理学家们的还原主义路线不同，优秀的心理学和生命学家当今多用整体观看事物。他们突然领悟：洞并不是空，而是环石的增生物。钢锯不是锯齿，而是多个锯齿组合起来的增生物。比起单个的蚂蚁来，蚁群更像是一个形状怪异可怖的大生物体，增生了任何单个蚂蚁都不可能有的智力和机能，足以承担浩大工程的建设（见b·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理，单个的人如果独居荒岛或森林，只会退化成完全的动物。只有组成群类之后，才会诞生语言、文化、高智能，还有精神——它来自组合、关系、互助、共生，或者叫做“场”一类无形的东西。 这样说意味着，人类的精神或灵魂就只有一个，是整体性的大我，由众生共有，随处显现，古今仁人不过是它的亿万化身。这也意味着，灵魂确实可以不死的。不是说每个死者都魂游天际——对于人类这一个大生物体来说，个人的死亡就如同一个人身上每天都有的细胞陈谢，很难说——都会留下灵魂。但只要人类未绝，人类的大心就如薪火共享和薪火相传，永远不会熄灭。个人可以从中承借一部分受用，即所谓“熏习”；也可以发展创造，归还时“其影像直刻入此羯摩（即是灵魂——引者注）总体之中，永不消灭”。这是梁启超的话，他居然早已想到要把灵魂看成“总体”。 精神无形无相，流转于传说、书籍、博物馆、梦幻、电脑以及音乐会。假名《命运交响曲》时，贝多芬便犹在冥冥间永生，在聆听者的泪光和热血中复活。这就是整体论必然导致的一种图景，它可以启发我们理解精神的价值定向，理解为何各种神主都有大慈大宥之貌，为何各种心学都会张扬崇高的精神而不会教唆卑小的精神——如果那也叫“精神”的话。究其原因，精神既来自整体，必向心于整体，向心于公共社会的福祉，成为对全人类的宽广关怀。 因此，把人仅仅理解为“个人”是片面的，至少无助于我们理解精神。既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既然“人群”大于“个人”之和，那么精神就是这个“大于”之所在，至少是这种所在之一。由此可知，“个人”的概念之外，还应该有“群人”的概念。所谓入魔，无非是个人性浮现，只执利己、乐己、安己之心，难免狭促焦躁；所谓成佛，则是群人性浮现，利己利人、乐己乐人、安己安人，当下顿入物我一体善恶两消通今古纳天地的圆明境界。 作为这种说法的物理学版本：以还原论看精神，精神是实体和物料，可以被人私取和私据，易导致个人囿闭；以整体论看精神，精神便是群聚结构的增生物，是一种关系，一种场，只能共享与融会，总是激发出与天下万物感同身受的群人胸怀——佛家的阿赖耶识不过是对它的古老命名罢了。 精神之谜远未破底。只是到目前为止，它可能是这样一个东西，既是还原论的也是整体论的，是佛和魔两面一体的东西，大我与小我都交结其中的东西。 汉语中的“东西”真是一个好词。既东又西，对立统一，永远给我们具体辩证的暗示。 六 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坦山和尚与一个小和尚在路上走着，看见一个女子过不了河，坦山把她抱过去了。小和尚后来忍不住问：你不是说出家人不能近女色吗？怎么刚才要那样做呢？坦山说：哦，你是说那个女人吗？我早把她放下了，你还把她一直抱着。小和尚听了以后，大愧。 事情就是这样。同是一个事物，看的角度不同，可以正邪迥异。同样一件事情，做的心态不同，也势必佛魔殊分。求“术”和求“道”都可以成佛，也都可以入魔，差别仅在一念，迷悟由人，自我立法，寸心所知。佛说“方便多门”，其实迷妄亦多门。佛从来不能教给人们一定之规——决不像傻瓜照相机的说明书一样，越来越简单，一看便知，照做就行。 世界上最精微、最圆通、最接近终极的哲学，往往是最缺乏操作定规且最容易用错的哲学，一旦让它从经院走入社会，风险总是影随着公益，令有识之士感情非常复杂。而且从根本上说，连谈一谈它都是让人踌躇的。精神几乎不应是一种什么观念什么理论，更不是一些什么术语——不管是用佛学的符号系统，还是用其他宗教的符号系统。这些充其量只是谈论精神时一些临时借口，无须固守和留恋，无须有什么仇异和独尊，否则就必是来路不正居心不端。禅宗是明白“观念非精神”这一点的，所以从来慎言，在重视观念的同时，又不把观念革新之类壮举太当回事。所谓“不立文字”，所谓“随说随扫”，所谓“说出来的不是禅”，都是保持对语言和观念的超越态度。《金刚经》警示后人：谁要以为我说了法，便是谤我。《五灯会元》中的佛对阿难说：我说的每一字都是法，我说的每一字都不是法。而药山禅师则干脆在开坛说法时一字不说，只是沉默。他们都深明言语的局限，都明白理智一旦想接近终点就不得不中断和销毁，这实在使人痛苦。 但不可言的佛毕竟一直被言着，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渐渗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细胞。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轮新的佛学热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倾心或关注佛学的文化人，是一长串触目的名单：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欧阳竟无、杨度……一时卷帙浩繁，同道峰起，高论盈庭，这种鼎盛非常的景观直到后来“神镜（照相机）”和“自来火（电）”所代表的现代化浪潮排空而来，直到后来内乱外侮的烽烟在地平线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一下就沉寂了将近百年。 又一个世纪之交悄悄来临了。何士光承接先学，志在传灯，以《如是我闻》凡三十多万字，经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勇敢长旅。其中不论是明心启智的创识，还是一些尚可补充和商讨的空间，都使我兴趣生焉。我与何士光在北京见过面，但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贵州人，似乎住在远方一座青砖楼房里。我知道那里多石头，也多雨。 1994年12月 重说道德 重说道德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0年《天涯》杂志。 一 很长一段时间里，“道德”一词似已不合时宜，遇到实在不好回避的时候，以“文化”或“心理”来含糊其辞，便是时下很多理论家的行规。在他们看来，道德是一件锈痕斑驳的旧物，一张过于严肃的面孔，只能使人联想到赎罪门槛、贞节牌坊、督战队的枪口、批斗会上事关几颗土豆的狂怒声浪。因此，道德无异于压迫人性的苛税与酷刑，“文以载道”之类纯属胡扯。与之相反，文学告别道德，加上哲学、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纷纷感情零度地no heart（无心肝），才是现代人自由解放的正途。 柏拉图书里就出现过“强者无需道德（语出《理想国》）”一语。现代人应该永远是强者吧？永远在自由竞争中胜券在握吧？现代人似乎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病倒、不会被抛弃、不会受欺压而且是终身持卡定座的vip。因此谁在现代人面前说教道德，那他不是伪君子，就是神经病，甚至是精神恐怖主义嫌犯，应立即拿下并向公众举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针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舆论围剿，不就在中国不少官方报刊上热闹一时？ 奇怪的是，这种“去道德化”大潮之后，道德指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了流行口水。道德并没有退役，不过是悄悄换岗，比如，解脱了自我却仍在严管他人，特别是敌人。美国白宫创造的“邪恶国家”概念，就出自一种主教的口吻，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很多过来人把“文革”总结为“疯狂十年”，更是摆出了审判者和小羔羊的姿态，不但把政治问题道德化，而且将道德问题黑箱化。在他们看来，邪恶者和疯狂者，一群魔头而已，天生为恶和一心作恶之徒而已，不是什么理性的常人。如果把他们视为常人，视为我们可能的邻居、亲友乃至自己，同样施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条件分析和原因梳理，那几乎是令人惊骇的无耻辩护，让正人君子无法容忍。在这里，“去道德化”遭遇禁行，在现实和历史的重大事务面前失效——哪怕它正广泛运用于对贪欲、诈骗、吸毒、性变态、杀人狂的行为分析，让文科才子们忙个不停。在一种双重标准下，“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更不要说希特勒）这一类议题似乎必须道德化，甚至极端道德化。很多人相信：把敌人妖魔化就是批判的前提，甚至就是够劲儿的批判本身。 这种看似省事和快意的口水是否伏下了危险？是否会使我们的批判变得空洞、混乱、粗糙、弱智从而失去真正的力量？倒越来越像“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那里不时入耳的嘶吼？ 二 敌人是一回事，主顾当然是另一回事。当很多理论家面对权力、资本以及媒体受众，话不要说得太刺耳，就是必要的服务规则了。道德问题被软化为文化学或心理学的问题，绕开了善恶这种痛点以及责任这种难事；如果可能的话，不妨进一步纳入医学事务，从而让烦心事统统躺入病床去接受仁慈的治疗。一个美国人曾告诉我：在他们那里，一个阔太太如果也想要个文凭，最常见的就是心理学文凭了。心理门诊正成为火爆产业，几乎接管了此前牧师和政委的职能，正在流行“情商”或“逆商”一类时鲜话题，通常是大众不大明白的话题。 据说中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至百分之三十二（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文汇报》），而最近十二年里，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数分别翻了一番多和近一番（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如此惊人趋势面前，人们不大去追究这后面的深层原因，比方说分析一下，“情商”或“逆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属实如常，而另一些不过是“社会病”，是制度扭曲、文化误导、道德定力丧失的病理表现。病情似乎只能这样处理：道德已让人难以启齿，社会什么的又庞大和复杂得让人望而却步，那么在一个高技术时代，让现代的牧师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开一点药方，摆弄一些仪表，也许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也更让不少当权大人物宽心：他们是很关爱你们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对你们的抑郁、焦虑、狂躁、强迫、自闭之类无权干预，对写字楼综合征、中年综合征、电脑综合征、长假综合征、手机依赖综合征、移民综合征、注意力缺乏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等等爱莫能助。你们是病人，对不起，请为自己的病情付费。 并非二十四小时内的一切都相关道德，都需要拉长一张脸来讨论。很多牧师和政委架上道德有色眼镜，其越位和专制不但无助于新民，反而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腐败和混乱的一部分，也一直在诱发“去道德化”的民意反弹。对同性恋的歧视，把心理甚至生理差异当作正邪之争，就是历史上众多假案之一例。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颁布精神大赦，取消道德戒严，广泛解放异端，让很多无辜或大体无辜的同性恋者、堕胎者、抹口红者、语多怪诞者、离婚再嫁者、非礼犯上者、斗鸡走狗者、当众响亮打嗝者或喝汤者都享受自由阳光，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有恶，不意味着所有的精神事故都像小肠炎，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只有物质化、技术化、医案化的解决之法。最近，已有专家在研究“道德的基因密码”，宣称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个人品德是由基因决定（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四日俄罗斯《火星》周刊），又宣称懒惰完全可以用基因药物治愈（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英国《每日快报》），更有专家宣称政治信仰一半以上取决于人的遗传基因（二〇一〇年《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如果让上述文章中那些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瑞典人、以色列人研究下去，我们也许还能发现极权主义的单细胞，或民主主义的神经元？能发明让人一吃就忠诚的药丸，一打就勇敢的针剂，一练就慷慨的气功，一插就热情万丈的生物芯片？能发明克服华尔街贪欲之患的化学方程式？……即便这些研究不无道理，与古代术士们对血型、体液、面相、骨骼的人生解读不可同日而语，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实验室都无法冒充上帝。 否则，制毒犯也可获一小份科技进步奖了——他们也是一伙发明家，也是一些现代术士，也在寻找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只是苦于项目经费不足，技术进步不够，药物的毒副作用未获足够的控制，可卡因和k粉就过早推向了市场。 事情是这样吗？ 三 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是义与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没有那么虚玄，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弟弟帮哥哥与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老哥看来是可歌可泣的仗义。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争，对国族之外是争利，在国族之内是慷慨悲歌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还可能大爱无疆，爱及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银河星系，把小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此大爱其实也是放大了的自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人类家园，打理家园是确保主人的安乐。如果有人爱到了这种地步：主张人类都死光算了，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那他肯定被视为神经病，比邪教还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世俗，充满人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配方案，一种让更多人活下去或活得好的较大方案。一个人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口，也让儿女吃一口，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纲领的道德义士——虽然在一个网络、飞机、比基尼、语言哲学、联合国维和警察所组成的时代，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犹太—基督教曾提交了最为普惠性的福利分配方案。“爱你的邻居！”《旧约》这样训喻。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人”视若宠儿，一心让陌生人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神，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人为自家骨肉的情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神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怪力乱神”，不大习惯人格化、传奇化、神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神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头神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人们头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人权”具有神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人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神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有什么招？ 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十九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人民情怀，在神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入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人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性——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人。 这样，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人民”未死，只要“人民”、“穷人”、“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神圣光辉，世界上就仍有潜在的大价值和大理想，传统道德就保住了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情，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投入“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last day（最后的日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先人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人入骨的亲历性记忆。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人对理性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飙，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人民”是否也会走下神坛？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人之死（man is dead）”一语所不曾揭破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标举“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暴、虚伪、贫穷、混乱等内情震惊世人，使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人民性”、“人民民主”一类词蒙上阴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温雅的理论家们却也有权质疑“人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性、本质性、神圣性、政治性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入棚户的码头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奴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潮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人与工人之间几乎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交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人民”、“穷人”、“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人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股票等等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或通过媒体鼓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虚幻的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人民”正在被“股民”、“基民”、“彩民”、“纳税人”、“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过分崇拜私有化、市场化、金钱化的竞争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人民已经开始解体。特别是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情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人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性外交更火爆。地摊上的色情和暴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乱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阴癖打天下。在所谓人民付出的人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人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日本）拉近距离。身逢此时，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精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女，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人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人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 五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使无家可归的心灵暂得栖居。商人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永远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交际和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人，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爱心模范，不时在粉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人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人见人爱的可心之物。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神婆巫汉，也会热情推出“心灵鸡汤（包括心灵野鸡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公电母，说不定再加一点好莱坞温情大片的甜料，让人们喝得浑身冒汗气血通畅茅塞顿开，明白利他才能利己的大道理，差不多是吃小亏才能占大便宜的算计——也可以说是理性。 不否定自私，但自私必须君子化。不否定贪欲，但贪欲必须绅士化。理性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可持续、更有效、特文明的高级个人主义，就是善于交易和互惠的无利不起早。这有什么不好吗？考虑到“上帝”和“人民”的联手远去，放低一点身段，把减法做成了加法，把道义从目的变为手段，不也能及时给社会补充温暖，不也能缓释一些社会矛盾，而且是一种最便于民众接受的心理疏导？当一些人士因此而慈眉善目，和颜悦色，道德发情能力大增，包括对小天鹅深情献诗或对小兰花音乐慰问，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起码一条，相对于流氓和酷吏的耍横，相对于很多文化精英在道德问题上的逃离弃守和自废武功，包括后现代主义才子们精神追求的神秘化（诗化哲学）、碎片化（文化研究）、技术化（语言分析）、虚无化（解构主义）等，文化明星与神汉巫婆还算务实有为，至少是差强人意的替补吧。他们多拿几个钱于理不亏。 很多高薪的才子并没有成天闲着。他们对道德的失语，其实出自一种真实的苦恼——或者说更多是逻辑和义理上的苦恼。说善心不一定出善行，这当然很对。说善行不一定结善果，这当然也很对。说恶是文明动力，说道德的历史化演变，再说到善恶相生和善恶难辨因此道德无定规，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层面来看，无疑更是大智慧，比“心灵鸡汤”更有学术含量和精英品位（坦白地说，我也受益不少）。不过，用诗化哲学、文化研究、语言分析、解构主义等把道德讨论搅成一盆糨糊以后，才子们总还是要走出书房的，还是要吃饭穿衣的。书房里的神驰万里，无法代替现实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说，一位才子喝下毒奶粉，会觉得这是善还是恶？会不会把毒奶粉照例解构成好奶粉？会不会把奶粉写入论文然后宣称道德仍是假命题？会不会重申幸福不过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意见和叙事法，因此喝下毒奶粉也同样可以怡然自得？……书本上被他们争相禁用的二元独断论，在此时此刻却变得无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喝，还是不喝，是一个问题。 生气，还是不生气，是后现代主义无法绕过的学术大考。 独断论确实应予慎用。人间事千差万别，一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尺子显然量不过来。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面子对有些人而言是利益，对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交响乐是有些人生命的所在，在另一些人那里却不值一提。由己推人不等于认可一厢情愿，有些人对宗教徒的关怀也实属形善实恶：把寺庙改成超市，说面纱不如露背装，强迫斋戒者赴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强烈仇恨，构成文化误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情况下，有些人还完全可以把豪宅当作地狱，把自由视为灾难，把女士优先看成男性霸权的阴谋……但是，无论利益可以怎样多样化、主观化以及感觉化，无论文化可以怎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要人还是人，还需要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权，酷刑和饿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成为美事，鲁迅笔下的阿q把挨打当胜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性。这就是说，“由己推人”向文化的多样性开放，却向自然的同一性聚结；向善行方式的多样性开放，却向善愿动力的同一性聚结——多样性中寓含着同一性。对当代哲学深为不满的法国人阿兰·巴丢（alain badiou），将这种道德必不可少的普世标准和客观通则，称之为“一个做出决定的固定点”和“无条件的原则”（见《哲学与欲望》）。他必定痛切地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于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强加于人的胡来，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可能的恩惠。同样，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宗教的信仰，理性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了无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这种糨糊状态，毒奶粉也就不妨亦善亦恶了——不过这就是某些哲学书中要干的事？就是他们忙着戴方帽、写专著、大皱眉头的职责所系？就是他们飞来飞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评审会的专业成果？他们专司“差异”擅长“多元”，发誓要与普遍性、本质性、客观性过不去，诚然干出了一些漂亮活，包括冲着各种意识形态一路下来去魅毁神。但如果他们从过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虚无论，在一袋毒奶粉面前居然不敢生气，或生气之前必先冻结满脑子学术，那么这些限于书房专用的宝贝，离社会现实也实在太远。学术的好处，一定是使问题更容易发现和解决，而不是使问题更难于发现和解决；一定是使人更善于行动，而不使人在行动时更迟钝、更累赘、更茫然、更心虚胆怯，否则就只能活活印证“多方丧生”这一中国成语了：理论家的药方太多，无一不是妙方，最终倒让患者无所适从，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不用说，现代主流哲学自己倒是应接受重症监护了。 六 一种低阶、低调、低难度的道德，或者说以私利为圆心的关切半径，往往是承平之世的寻常，不见得是坏事。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国家不幸英雄幸，这已经道出了历史真相：崇高英雄辈出之日，一定是天灾、战祸、社会危机深重之时，必有饿殍遍地、血流成河、官贪匪悍、山河破碎的惨状，有人民群众承担的巨大代价。当年耶稣肯定面对过这样的情景，肯定经历太多精神煎熬，才走上了政治犯和布道者的长途——这种履历几乎用不着去考证。大勇，大智，大悲，大美，不过是危机社会的自我修补手段。耶稣（以及准耶稣们）只可能是苦难的产物，就像医生只可能是病患的产物，医术之高与病例之多往往成正比。 为了培养名医，不惜让更多人患病，这是否有些残忍？为了唤回小说和电影里的崇高，暗暗希望社会早点溃乱和多点溃乱，是否纯属缺德？与其这样，人们倒不妨庆幸一下英雄稀缺的时代了。就总体而言，英雄的职能就是要打造安康；然而社会安康总是会令人遗憾地造成社会平庸——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我们没法让丰衣足食甚至灯红酒绿的男女天天绷紧英雄的神经，争相申请去卧薪尝胆，过上英雄们赢来的好日子又心怀惭愧地拒绝这种日子，享受英雄们缔造的安乐又百般厌恶地诅咒这种安乐。这与寒带居民大举栽培热带植物，几乎是同样困难，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于下面的话，当然是可说也可不说的：事情当然不会止于平庸。如果没有遇上神迹天佑，平庸将几无例外地滋生和加剧危机，而危机无可避免地将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里弗似的循环故事不免乏味。 高级的个人主义，差不多是初级的群体主义——两相交集不易区分的状态，不仅是承平之世的寻常，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熟悉之便。这话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爱则已，一爱便遍及陌生人，就可远渡重洋千辛万苦地去异国他乡济困扶危。idealism，欧式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常伴随这种刚性划一的行事风格。这种爱，接近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是儒家颇有保留的高调伦理。与此相区别，中国古人大多习惯于社会的“差序格局”（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亲疏，别远近，划等级，是一种重现实、重人情、重差序的爱，其道德半径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波纹式地渐次推广和渐次酌减（后一点小声说说也罢）。《孟子》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见《滕文公下》）。还指出：如果同屋人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了。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后人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人深谙人情或说人之常情，因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除非特殊的情况，儒家说“成己成物”，佛家说“自渡渡他”，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性，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见“爱你的敌人”（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也没有“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荡。这一种“中和之道”相对缺少激情，不怎么亮眼和传奇，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暖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这样的多义性被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论语》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强调“为仁不富”，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关击柝”（打更）的小吏（见《万章下》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似乎更为苛刻，颇有侵犯人权之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财物，连儿女也不得家养私有，还应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 eat together）”——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肯定会吓晕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干，师生们肯定会愤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文革”的“改造思想”，然后一哄而散，甚至喷泪狂逃。 显然，中外先贤的经验是“抓小放大”和“抓上放下”，营构一种平衡的精神生态结构。他们差一点说明白了的是：道德责任不应平均分配，精英们既享受良好教育资源，就不可将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因此必须克己，必须节欲，必须先忧后乐，办事时必取道德同心圆中的相对外圆直至最大圆——此为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一义。这个最大圆叫“人民”或“天下”或“大家伙”都行，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来承担导向性的高阶道德，与低阶道德形成配套和互补，以尽可能平衡社会的堕落势能，延缓危机的到来。不无讽刺的是，一直追求平等目标的现代人类，历经多次启蒙和革命，至今未能实际上取消权力和资本的等级制，却首先打掉了道德责任等级制。一直勤奋好学酷爱文明的现代人类，在百般崇敬中外先贤之后，对他们的重要忠告却悄悄闪过。对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殴，首先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领域而不是底层民间，成为不太久之前媒体上的真实故事。法制也使精英们更多受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下，他们终于得见天日，解除了柏拉图、孔子那一类糟老头强加的额外义务，“砖（专）家”和“教兽（授）”——特别是戴上官帽和握有股权的一窝蜂抢先致富，而且更有条件去调动司法资源，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也有更多的话语资源，把自己的恶行洗白。 这才是人们忧心于道德重建的主要现实背景。 七 利己是动物学的一条硬道理——承认这一点无需太多智慧。同样需要一点智慧的提醒是：人类是一种特殊动物，一旦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个体和群体的双重性。拉丁词persona（人），其字面原义是“传声”、“声向”，已标注了人的互联特征，甚至半社会主义的倾向。离群索居的成长，对于乌龟或狗熊或有可能，对于人却不可能。这用不着危机下团结奋争的场景来证明，想一想无时不在的语言文字就够了——没有这一公共成果，一个野人更接近于猴子。 个体——这东西有形、易见、好懂，而群体性则有点抽象，就像砖瓦什么的好懂，房屋结构原理却不大好懂。但如果世界上没有房子，砖瓦就只会是泥土，永远不会成为砖瓦。这里有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使n型部分（比如泥土）演变为n型部分（比如砖瓦）的道理。人们总是太依赖直观，容易看到有形物而忽略其他，因此惦记一下群体关系，惦记一下义，并非特别容易。把中东人肉炸弹和贵州失学少年想象成自己的家事，更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价值观迷茫，即荀子说的“利克义者为乱世”，差不多就是一种人类紧急解散的状态，一种砖瓦们齐刷刷要求从房屋退回泥土的冲动，每个人从n型部分退回n型部分的冲动。 有些问题很朴素：为什么不能当犹大？为什么不能当希特勒？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家天下？为什么不能弱肉强食欺男霸女？为什么需要人权、公正、自由、平等以及社会福利？为什么不能做假药、毒酒、细菌弹、文凭工厂、人肉馒头以及儿童色情片？……如果利己成为唯一兴奋点，如果“利益最大化”无所限制，那么这一切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某个夜深人静之时，击破很多人的难为情或者脑缺弦，是迟早的事。并没有特别坚实的理由来支持否定性结论，来推论你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这是理性主义的最大系统漏洞，逻辑帮不上忙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情是，如果大家都不再难为情和脑缺弦，如果人们都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人生真谛看了个底儿透，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考虑到法治体系并非由机器人组成，心乱势必带来世乱，一旦精神自净装置弃用，社会凝结机能减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隐形世界大战就开始了，直至官贪民刁而且越来越多的身份高危化——从矿工到乘客，从食客到医生，从裁判到交警，从乞丐到富翁，从税务局到幼儿园。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已在发生？同时发生的事情，是左派或右派的政策主张也不是由火星人来推行的，大家一同陷入道德泥沼的结果，只能是轮番登台后轮番失灵，与民众的政治“闪婚”频破，没几个不灰头土脸。有时候，即便经济形势还不错，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强多了，但官民矛盾、劳资纠纷、民族或宗教冲突等仍然四处冒烟地高压化，一再滑向极端主义和暴力主义。人们很难找到一种精神的最大公约数，来超越不同的利益，给这个易爆的世界降温。 到了这个时候，文明发育动力的减弱也难以避免。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科学和艺术虽贵为社会公器，却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与个人名望、王室赏赐、公司利润、绝色佳人等密切相关，于是“包荒含秽”（程颐语）是为人道——这并没有错。不过，包荒含秽并不是只有荒秽，更不是唯荒秽独贵。即便是就事功而言，某些清高者一事无成，不意味着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个比一个更会掐指算钱。特别是在实用技术领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高端而又最基础的某些前沿，很多伟大艺术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么多差一点饿死的画家和诗人；很多科学也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转化或无望转化为产业技术的重大发现，比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公布的二十三个难题，还有陈景润那迷宫和绝路般的（1+1）。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的文明大爆炸，至今让后人受惠和妒羡的思想界群星灿烂，包括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百家并起，恰恰是无利或微利的作为，以至苏格拉底孑然就戮，孔子形如“丧家犬”。十六世纪以后的又一次全球性文明大跨越，时值欧洲大学尚未脱胎于神学经院，距后来的世俗化运动还十分遥远。出入这里的牛顿、莱布尼兹、伽利略等西方现代科学奠基人，恪守诫命，习惯于祈祷和忏悔，从未享受过发明专利，不过是醉心于寒窗之下的胡思乱想，追求一种思维美学和发现快感而已，堪称“正其宜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急其功”（董仲舒语）的西方版。 人类史上一座座宏伟的文明高峰已多次证明：小真理是“术”，多为常人所求；大真理涉“道”，多为高士所赴。大真理如阳光和空气，几乎惠及世界上所有的人，惠及人类至大、至深、至广、至久却是无形无迹的方面，乃至在常人眼里显得可有可无，因此并无特定的受益对象，难以产生交换与权益，至少不是在俗利意义上的“有用”。不难理解，寻求这种大真理往往更需要苦行、勇敢、诚恳、虚怀从善等人格条件，需要价值观的暖暖血温。高处不胜寒，当事人不但少利而且多苦，只能是非淡泊者不入，非担当者不谋，非献身者不恒，差不多是一些不擅逐利的呆子。 一个呆子太少的时代，一个术盛而道衰的时代，我们对如火如荼的知识经济又能抱多大希望？“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师？”不久前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临终前的悬问，是提给中国的，也不仅仅是提给中国的吧？ 八 结论是：一种缺失了“上帝”和“人民”的道德信仰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或者说新的“上帝”观和新的“人民”观是否需要、该如何建立？——显然，如果文明可能绝处逢生，那么这一逼问就绕不过去。 悠悠万事，唯世道人心为大。 2010年8月 本质论浅议 关于文学与文化 本质论浅议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1年《文艺生活》，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文学界讨论文艺反映生活本质这一问题时，焦点往往大致有二：一是文艺应不应该反映生活本质；二是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在这里想来说几句。 一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绝对本质” 水的本质是什么？古代人只能把它看成“五行”之一，有人还断言它属于北方，“主冬令之气”。后来化学产生了，门捷列夫又创元素周期表，人们始知水不过是一种氢氧化合物，相对前人来说，似乎可以自诩认识到水的本质了吧。然而时至今日，人们的认识又深入到原子结构内部，认识到原子核、质子、中子、电子、层子，对水可做出更科学的解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的后代今后还可能揭示出更多关于水的奥秘，揭示其更深的本质。由此看来，即使对一滴水的认识也是不可穷尽的。所谓认识，不过是通过揭示不同层次的相对本质而逐步深化，指向无限。 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恐怕也是如此。一个“四人帮”，一九七六年有人说它是“极右”，一九七八年有人说它是“极左”，现在又有人说它是“封建主义”……但对“四人帮”的本质，我们今天也不能打包票说已经穷知，不能宣言这方面的认识已经终结。科学和哲学迅猛而无限的发展，将使我们一步步更深刻地剖析“四人帮”。 因此，所谓“本质”是分层次来谈的；认识本质是相对而言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有“初级本质”、“二级本质”等等提法。只有主观教条主义者和庸俗经验主义者，才自以为独具慧眼，一劳永逸地把握了某个事物一成不变的“绝对本质”，从而发出种种无知妄说。严格地说来，“本质”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一部文艺作品，只要作者在其中投入了严肃的心血，那么这部作品总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事物“本质”。比如，有些“伤痕文学”尽管有缺陷，但它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残存的官僚特权等，相对于“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相对于以前那些一味粉饰太平的作品，不就反映了一定的“本质”吗？如果硬要扣上一顶“歪曲本质”的帽子，那么照此推演，我们怎么来看待前人的作品？是否要把李白、曹雪芹、托尔斯泰都一棍子打死？ “本质”这个概念不必搞得很神秘。在列宁看来，本质与规律性是相近的概念，本质就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简单地说：反映本质，就是反映规律性。故不论古人或今人的作品，凡反映了一定规律性的作品，就是反映了一定的本质。即算只是反映了较为“初级”的本质，我们也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客观地给它一定的地位，不必对其求全责备和滥加鄙薄。 二 不存在脱离现象的“纯粹本质” 本质只是人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抽象（是英语中的what，而不是that），因此从来不能具体地存在，只能通过现象来表现。白马的本质是“马”，但抽象的马在哪里有呢？只有具体的某白马、某黑马或某黄马。本质的“马”潜在于具体的诸马之中。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符合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这种不“直接符合”，这种现象中含有的非本质因素，并不值得我们沮丧和烦恼。因为没有这些，就无所谓现象。科学与文学，都是从研究现象开始的。区别在于：以逻辑思维为手段的科学，当它们抽象出本质以后，就把现象抛弃了，抽象的成果通过理论直接向人传达。而运用形象思维的文艺创作，在认识和揭示事物的本质的全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可感的有关现象，亦即我们常说的文学形象。 有些教科书常常强调文艺是反映生活本质的，多年来对这一观点过分的强调和不正确的解释，使人们对“现象”见而生畏，退避三舍。如果说某部作品“只反映了现象”，那简直是“歪曲生活”、“思想浅薄”或“倾向反动”之类的同义语，重则对其横加批判，轻则将其划入末流。其实，既然本质和现象密不可分，那么文艺要反映本质，必然要借助现象；文艺描绘了现象，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本质。有什么必要害怕现象呢？山水诗、花鸟画等等，似乎只反映了“现象”，不也有很多传世之作吗？《诗经》、《离骚》、《史记》、《汉书》等等，并未反映出有些教科书所要求的“社会本质”，但它们对人民不也是有益无害吗？不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吗？ 想撇开现象去认识和反映本质，不仅有违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与文艺的基本规律相径庭。也许，有一些人并不反对反映现象，但他们认为现象有两类，一类是非本质的，不反映本质的；一类是很“典型”的，也就是能表现本质的。他们要求作者只捕取后者。可问题在于，这种只表现本质，不杂有任何非本质因素的现象哪里有呢？让作家描写这种与本质“直接符合”的现象，要求文艺只反映本质，不反映任何一点非本质的东西，怎么做得到呢？试想，如果写一革命人物，只准写他们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等伟大的“本质”，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列宁和斯大林？怎么来区别毛泽东和刘少奇？怎么来区别孙中山和宋教仁？……企图反映“纯粹本质”，是很多作者失败的原因。十八世纪欧洲一些古典主义作家，着意宣扬他们认为很“本质”的理性，把笔下人物当理性传声筒，结果导致了人物概念化。我国宋代不少诗人以理入诗，议论为诗，想越过现象单刀直入揭示“本质”的“理”和“道”，结果诗作味同嚼蜡。“四人帮”统治文坛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本质论”带来的千人一面令人生厌。 三 反映生活与反映生活本质 一件作品，反映生活与反映生活本质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生活与生活本质，作为两个概念，有细微而重要的差异。“生活本质”是抽象物，是人们认识的成果，更多地与作品的主观思想性相联系；“生活”是具体物，是人们认识的对象，更多地与作品的客观形象性相联系。 文艺与哲学、科学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但把作者认识生活的成果传达给他人，更重要的是把作者认识生活的对象也和盘托出，尽可能完整真实地传达给他人。这当然要求我们把反映生活看成是比反映生活本质更基础的方面。可惜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自信悟到“本质”之后，就以这个“本质”作模式来挑选斧削具体的“生活”，为我所用地改造原始素材，以求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本质”。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如前面所述，现代科学并不能使我们夸耀自己无所不知，一个作者的认识能力永远有限，那么怎能担保你悟到的“本质”就是这方面认识的顶峰？在你大胆挑选斧削“生活”的时候，不担心你肢解歪曲生活吗？你为什么不更忠于生活，更信赖读者，尽量完整真实地把认识对象传达于人？曹雪芹表达了他对大观园“本质”的认识，这并不妨碍他比较客观地描写大量丰富的人和事，较同时代某些黑幕讽刺小说来说，较少“思想模式”的痕迹，较少图解主题的勉强。这部书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它反映“生活本质”，不如说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生活”。正因为这样，《红楼梦》才成为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历久不衰，以至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倾向都显得不怎么重要了。他对宝、黛等人的认识，即对大观园生活“本质”的认识，由无数后人争争吵吵地修正和延续发展下去，几乎是一个未完成式。 强调客观形象性，当然不是主张照相式地罗列生活现象。文艺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纯客观的文艺是不会有的。作者在处理生活素材时，所取所舍，所详所略，当然受他世界观、艺术观的制约，创作过程当然有主观的参与。但各个作者，其主观参与的方式有不同（有的好用理性理论，有的善取直觉直感），参与的力度也有强弱之差，主观成分有相对的多少之别。我的想法，只是希望主观因素参与不要超过正常的限度。作品倾向应该从生活画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主观思想性应建立在客观形象性的基础上。 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看，“本质”尊于和高于“生活”的论调，曾给我国文坛带来很多思维大于形象的作品，理念总是榨瘪了真实的人。不少作者都自愿或被迫地成为好为人师的廉价说教者，文艺完全等同于教育宣传。一些很不错的作者也曾因此吃过亏。“四人帮”时期暂不提，只说十七年那些反映合作化，歌颂大跃进的作品，曾几何时赶中心、跟政策，一个比一个更显“本质”，可这些东西当年车载斗量，如今还可原版再印的屈指有几？也许有人会归怨于当时上级“批发”的“本质”错了，以为那些作品仅仅是一个倾向性正确与否的问题，其实不是。治病要治本，文艺的根本出路在于遵从艺术规律，恢复文艺的正常机制，用“文艺反映生活”这个不太容易造成误解的口号，取代“文艺反映生活本质”这个较易造成误解的口号；至少也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或者作前者的注脚。不然的话，很多人就可能把认识对象和认识成果的关系倒置，仍难摆脱图解主题的荒唐轨道。 现实中已有这种倾向——丢了“歌舞升平”的旧套子，又来“哭哭泣泣”的新套子。政治标签虽已更换，文学的僵硬模式却仍在延续。应当指出，个别表现“伤痕”有缺陷的作品，倒不是因为他们如有些批评家所言太多讲求了客观真实；恰恰相反，是因为作者太想表现主观意念，太想图解自己发现的某些“本质”，结果背弃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与粉饰文艺在艺术上殊途同归，失之于概念化和简单化。 1981年3月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1年《小说选刊》，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一段历史出现了昏暗，人们就把责任归结于这段历史的直接主导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德性，似乎只要他们的心肠好一点，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场浩劫灾难。但我以为原因不完全是如此。 从四五运动到“三中全会”，我们民族正在恢复生机。一场大手术之后，人民渐渐停止了痛楚的呻吟，恢复了平静。人们想查一查环境，查一查病史，看那个毒瘤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们当然首先会把目光投向年长的一辈，投向那些曾经教诲过和领导过我们的人。 我当过知识青年。我知道的一个国营农场有个负责人，是部队转业干部，对手枪和绑腿有深厚的感情。他身先士卒，干劲冲天，在大办农业过程中流下辛勤的汗水，对亲人和下属也要求得十分严格。但他好几次晚上提着枪，用“演习”的办法来考验下属的“阶级立场”。他看不惯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有次为了追捕一个“违禁”幽会的小伙子，竟一气跑了几里路远……结果很多干部和青年都怕他。 在我还访问过的另一些农场里，也有一些老资格的革命战士。他们立志务农，比起那些贪恋沙发与卧车的人，他们是有朝气，有事业心的。但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曾不懂经济，不善管理，结果地上草比苗高。有一个农场发放寒衣，得靠领导的“老红军”面子四处募捐求援。另有一个老场长，有钱大家用，有烟大家抽，对供给制和“大锅饭”一往情深。但正是这种平均主义，使职工们的积极性日趋低落…… 这些人的故事就像代数中的“同类项”，鲜明地显示了共通点。他们像一个个音符飞出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旋律；像一个个散点，逐渐连成了一道明晰的轨迹——于是，我就有了笔下的“张种田”。 我本来可以把张种田的优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战士，写他身经百战艰难创业，与人民群众血肉情深，在反动帮派势力的淫威之下威武不屈，等等。当然，为了让他更生动，也可以写一写他性格上的小缺点，写一写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这样写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这样处理过一些素材。 我本来也可以把张种田的缺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蜕化变质的昏君骄臣，写他独断专行、骄横自大、思想僵化、盲目无知，最终被人民唾弃。当然，为了使他更丰富、更可信，可以写一写他偶尔显露的人性闪光，写一写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丰功伟绩……这样写恐怕也未尝不可，我也这样处理过一些素材。 但我撕掉几页草稿后突然想到：为什么要回避生活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活原型削足适履，以符合某种意念框架呢？难道对笔下的人物非“歌颂”就要“暴露”？伟大和可悲，虎气和猴气，勋章和污点，就不能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我对自己原来的观念怀疑了。我想：人物的复杂性是应该受重视的。何况我们是在回顾一段复杂的历史。 为了更理解这个张种田，我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我希望在动笔前看清张种田的主要精神特质。显然，不能说主观蛮干、简单粗暴是他最主要的弱点。这是次要的。这些弱点并没有妨碍他在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大显身手。梁山好汉的前鉴，“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朴素的阶级仇恨等等，使张种田们在抗日和驱蒋的斗争中力大无穷和聪明无比。那么，为什么他后来竟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仍然是忠诚的、热情的，甚至并不缺乏智慧。但他越肯干，就越具有灾难性，就越增强了与人民的隔膜。“好人”与“好人”之间也心不相通。人们发现他与科学矛盾着，与民主矛盾着，于是民心涣散，民生凋敝，野心家倒是在他的羽翼下生长。他的“社会主义”还能剩下一些什么？除了“供给衣”、“大锅饭”、烟酒“共产”的慷慨外，人们只看到了一个茅草地王国。这个王国的土地上，徘徊着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家长制的幽灵。 农民战争被经济建设高潮代替，农业国将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因此张种田们的落伍是必然的，他不过是实现悲剧的工具。而且他的忠诚无私，他的坚强和豪爽，是不是使他的人生更具悲剧性从而更值得我们感叹？ 我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但我还是写了。我羡慕理论家的严谨准确，但并不想把一切都剖析得明明白白。除了传达思想，我更希望抒发郁结于心的复杂情感。 1981年2月 学生腔 学生腔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3年《北方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文学创作的一大障碍是“学生腔”。这是一种远离实际生活，与形象思维相径庭，与大众口语规律相违背的书面语，多出于学生及其他知识分子笔下。 它的主要语法特征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过多使用虚词。所谓言之有物，就是言之多实词，虚词在一般情况下只是实词的辅佐，多用来标志词语的逻辑关系。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往往生活阅历不够，笔下缺乏内容，最容易在虚词中拖泥带水。笔者在小说《月兰》中有这样一段话：“……于是我马上召集男女老少，按照工作队的布置，首先批斗了一个富农分子，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打肥料之仗’的口号下，宣布了工作队的一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养鸡养猪数目……”可以发现，这完全是公文材料的语言，短短一段中虚词拥挤，“于是”完全不需要，“按照”也属生硬，“并”与“在”与“以”连在一起，大结构套小结构，更是别扭繁琐。就算是写公文，这种语言也不算通顺，进入小说就更成问题了。好的小说提供生活的真实画面，注重语言的生活化甚至口语化，在有限篇幅内传达更多实在的信息，不能不讲究虚词运用的俭省。 （二）过多使用半虚词。半虚词是实词与虚词之间的中间状态，因其半虚，所含信息量也非常有限。据语言学家王力的意见，副词就是介于实词与虚词之间的词类，具有半虚化特点——程度副词恐怕尤为如此。在一篇前不久得奖的小说里，出现过这样的语言：“它毕竟太奇特、太巧妙了呀！……这夜，是多么迷人，多么美呵！”可以想想：“多么美”是什么样的美？“多么迷人”是怎么个迷人法？这里没有具体形象描绘，“太”与“多么”之后的结论缺乏依凭，难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相仿的句子还有“雨后青山格外秀丽”，“这件衣服非常好看”，“花儿分外漂亮”等等。这些句子里的程度副词（格外、非常、分外等等）基本上是废话，说了不如不说。而究其原因，是作者没有什么可说，只好空空洞洞地激动一番。有一位老作家说过，他写出作品后总要把作品反复看两遍，把“非常”、“多么”之类的话能删则删。这种经验之谈值得我们注意。 （三）形容语程式化和套路化。有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生活感受少，读他人作品倒多，因此不易创造出独特的语言，包括独特的形容语，一下笔往往鹦鹉学舌，照猫画虎，因袭前人的表达。有些人描写少女时，总喜欢用这样的句子：“鹅蛋形的脸”啦，“五官安排得非常端正”啦，“一对水灵灵、会说话的大眼睛”啦，“一副适中的身材和一副动人的美貌”啦……作者倒是把人物形态写得很周到，但很可惜，读者心中仍只是迷雾般的影像。心理学中有一种“感觉适应律”，指感觉随着刺激的持续或重复而效应递减。一种形容语即便很精彩，但如果用得太滥，它造成的感觉量经过无数次递减，已经极为微小，应该被作者小心躲避，不能误把糟粕当宝贝——如果不能句句出新，至少在作品的最紧要处，在作者表达思想情感最着力的地方，应注意创造新的语言，包括新的形容。正因为如此，韩愈疾呼“陈言之务去”，陆机感慨“怵他人之我先”，俄国作家富曼诺夫说：“最糟的莫过于老一套形容语，不但不能把概念和形象解释清楚，反而会使它们模糊不清。” （四）修饰语和限制语太多，以至句子太长。“……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由无数波浪形的五线谱和豆芽儿似的音符组成的图案的天花板……却一直向往走进这庄严的厅堂来听全院最出色的教授的讲课。”这是最近发表于某杂志一篇名家小说的句子，实在让人读得有些紧张吃力。现代中国作家用白话文写作，白话者，应明白如话。书面语尽量靠拢口语，缩小语与文两者之间的距离，恐怕是一个正当要求。理论著作尚且应当如此，小说更自不待言。据观察，通常人们“一句话”只能说十个字左右，至多也超不过十五个字。中国古代有四言、五言、七言诗，即使形式自由的“古风”，长句也很少有超越十字的。这就是受语言习惯限制的一例。外语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英语中的连词用得特别多，还有关系代词、疑问代词、连接副词等等也起到连词的作用。大量使用连接词，借连接词处理语气停顿，使英语中出现了很多长句。亦步亦趋的翻译，生吞活剥的模仿，使不少作者养成了写欧式长句的习惯，不仅增加阅读的困难，而且过多的状语和定语很容易淹没中心词，淹没事物的主要特征，让读者反而不得要领。叶圣陶曾在《评改两篇作文》中提出一个具体办法：不仅各分句之间一般应有停顿，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分句，如果太长的话，也可在其中适当的位置插入标点，或作适当改写以利顺读。这个建议似不难实行。 “学生腔”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表现，如生造词语，如用词富丽堆砌，这些问题已被某些批评家指出多次了，这里不必重复。 有些人对自己的“学生腔”深为不满，努力增强自己的语言表现能力，只是由于方法不当，可能又滑入另一些歧途，带来“学生腔”的一些变态。比如说“洋腔”：有些小说里外来语成堆，外来句型太多，使笔下人物都成了穿中国服装的半个洋人，满嘴都是“西崽”（鲁迅语）语言：“晚安”、“深表遗憾”、“你忠实的朋友”、“亲爱的公民”……如果这是为了表现某些特定生活领域和特定人物，可另当别论，但把这些话强加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一律以洋为趣，以洋为美，岂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这样的创作有多少生活根据？又比如“古腔”：有些作者好古奥，求典雅，企图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中寻找出路，不失为丰富语言之一法。但这种学习和开发，决不是机械的搬演，而是所谓含英咀华，得其神似，去粗取精，化旧成新，摸索一套融化古人语言同时接近现代口语的文学语言。王力指出：近一二十年来，有白话文后退而文言文复活的迹象，不少青年作者为古而古，笔下出现一些缺乏生命力的古代语汇，冷僻生涩，诘屈费解。早在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也说过：“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一副什么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勾出一点轮廓给我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抄来的……”他又说：“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 我们应当提倡语言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和容许作者们各自带上异色异彩。但这与嗜“古”崇“洋”有明显区别。一“洋”二“古”，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语言上残留的影响，也是“学生腔”发展下去的两大陷阱，值得我们警惕。 “学生腔”在中国形成有各种原因。“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兴起，给小说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但现代小说语言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由于大量舶来外国思潮和外国文艺，外国语言也极大影响了中国文学，一方面促进了白话文的成熟，打击了文言文；另一方面又造成某种“洋”风弥漫于文坛，以至当时好些文学家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乡土文学掀起浪潮，作家向群众学习语言，运用方言俗语几成时尚。以周立波、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活跃文坛，具有乡土色彩的文字，对外来语的消极部分给予了一定的抑制。但是，由于方言俗语本身还需要整理和改造，由于对古代语、外来语和方言俗语的吸收和消化远非一日之功，因此形成一种发达的民族现代语言，还有一个漫长过程。要求这种语言由文学界进入教育界，其过程就更漫长了。 小说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程度很高的语言，必须生动鲜明地再现社会生活。鲁迅修改《阿q正传》时，阿q手里相对抽象的“钱”，就变成了相对具体化的“银的和铜的”。沈从文写《边城》时，连一些抽象的时间概念也不放过，总把它们化为相对具体的声、光、色来表现。如用龙舟竞渡的蓬蓬声，来暗示端午的到来；用山水花鸟的变化，来标志四季的更换。老托尔斯泰修改《复活》十几遍，对女主人公的描画一次次予以自我否定，直到“鲜明生动”了才罢休。于是，玛丝洛娃“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的颜色，使人们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比喻和白描，使她立刻区别于文学画廊里其他女性肖像。 再进一步说，小说语言与散文和诗歌的语言相比，更接近大众口语。前人很多“话本”、“章回小说”，一直体现着文、言一家的特点。当然，现代的很多小说已与“话本”的意义相去甚远，更依赖于阅读而不宜于讲述，但从大体来看，口语是大众的语言，集中了大众的智慧，往往具有极大创造性，总是能给书面语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鲁迅与赵树理都曾纳大量俗词俚语于笔下。艾芜对大众口语也有过精深研究，说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词头丰富，谚语极多，具体形象，含蓄精练。而贯串其中的基本特点，是民众“最爱使用具体形象化的句子”，比如，把阿谀有钱人说成“抱大脚杆”，把不识字说成“灯笼大的字认不得一挑”，如此等等，让人一听就感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大众口语并非天然合理。元朝戏曲中的“直下的（忍心）”，“净办（安静）”，“倒大来（十分）”等，就意思含混而费解，看不出有什么保留价值。当前有些小说中的“搞”字句，如“搞工作”、“搞棉花”、“搞对象”等，也显得过于粗糙，只能扰乱读者的思绪，中断读者的感受，无益于文学。因此，向大众口语学习并不是尾巴主义和照搬主义，如果不能去粗取精和厚积薄发，“学生腔”即便戴上了破草帽，穿上了烂裤衩，折腾得自己灰头土脸，还是可能一身奶气未脱，一开口就酸得让人为难。 1980年7月 也说美不可译 也说美不可译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内刊，1993年公开发表于《椰城》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奇妙至极的心绪往往难以言表，所谓妙不可言；精美非常的文字常常难以翻译，我们可以称之为：美不可译。 即便从宽泛的角度来理解翻译也是这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这些文言古诗倘若译成白话，还剩下多少趣味？故郭沫若大诗翁以及众多中诗翁小诗翁的楚辞今译，可作教学的工具，终究不能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更无法流传广远。方言和方言之间的转译也总是令人头痛。一段南方的民间笑话，若用北方话讲出来，言者常有言不达意的尴尬，闻者常有何笑之有的失望。长沙现代俚语中有“撮贵贵”一说，译成普通话即是“骗人”。但“骗人”绝不及“撮贵贵”能在长沙人那里引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贵贵”能使长沙人联想到某种约定俗成的可爱亦可笑的形象，笨拙、呆憨、土气十足，却又受到某种虚假的尊重，而响亮的去声重叠音节又极为契合这种特殊心理反应时的快感。字面的意义固然可以传达出去，但语言的神韵以及联想意义（association meaning）却在翻译过程中大量渗漏而去。 汉语内部的同质翻译尚且如此，汉语与西语之间的翻译，一种表意文字与一种表音文字之间的翻译，自然更多阻隔。几年前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译入英文，其中“肩头开花裤打结”，译成了“衣服穿得很破旧”；“人总是在记忆的冰川前，才有一片纯净明亮的思索”，译成了“只有当激动过去之后，人的思维才变得清晰和平静”。诸如此类。应该说，这是一篇属于那种比较倚重故事情节的小说，文字也简明和规范，是法国新小说家让·里加杜所界定的“words of adventure（历险的词语）”，较为易于翻译的。但在译者笔下，仍留下了累累伤痕。我很难想象，某些小说本土情调浓郁，又有独拔倔强的审美个性——特别是像林斤澜、张承志、何立伟的某些篇什，堪称现代小说中之拗体，一把句子中见风光，更倚重语言而不是倚重情节，完全成了“adventure of words（词语的历险）”，其精细幽微处如何译得出来？每次耳闻这些作家的作品已经或即将被译成外文，我就暗暗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优秀的译家当然还是有的。用原作来度量译作也不恰当。但多年来闭关锁国政策，使不少译者很难有条件到西方去扎下十年二十年，很难使自己的西文精纯起来，这也是事实。至于洋人，能说流利的洋话，同写出精美的洋文，恐怕还是两码事，这与国内一些中文教授也可能写不好一首中文诗歌或一篇中文小说，是同样的道理。庞德的英文大概不算坏，他译过李白和白居易，译作《中国》在美国颇负盛名。不过他的诗译不过是借唐诗二白的两挂长衫，大跳自己意象派踢踏舞和华尔兹，偶有目误，把两首拧成一首，不分大字小字，把题目引注之类统统译成诗行，俨乎然排列下去，也朦胧奇诡得令美国读者不敢吱声。太白乐天在天之灵，对自己名下这些洋字母密密麻麻，可有“走向了世界”的欢欣和荣耀？ 有些遗憾，是译者的译德或译才欠缺所致，这个问题还好解决。两种语言之间天然和本质的差异，却是不那么好解决了。 英美人似乎天性好乐，对快乐情感体味得特别精微，有关的近义词随便一用就是二三十个，而且多有形态之差和程度之别，我在翻译时搜索枯肠，将“高兴”、“愉快”、“欢欣”、“快活”、“狂喜”、“兴高采烈”等等统统抵挡上去，还是感到寡不敌众薄力难支。一个lean，中文的同义词却显得富余：“俯身”、“探身”、“倾身”、“趋身”、“就过去”、“凑过去”、“靠过去”……可以多制少细加勾勒变化多端。灵敏的译者，碰到这种情况往往只能以长补短，整篇译完后用词量总和大体相当就算不错。 英语中常见的gentleman，一般译为“绅士”、“先生”、“男士”；privacy，一般译为“隐私”、“隐居”、“私我”。但还是不恰切。反过来说，某些中文词也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完满的代用品。朱光潜先生说过，“礼”和“阴阳”就不可译。“风”、“月”、“菊”、“燕”、“碑”、“笛”之类在国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氛围和联想背景，也不是外国人通过字字对译能完全感觉得到的。去年有朋友李陀在西德谈“意象”，被外国专家们纷纷误解和纠缠不清。我以为减免这些误解的法子，至少是将“意象”音译或再创新词，不能袭用旧译image。image一般用作形象、图像、想象，对“意”似嫌忽略，对中国艺术中把握“意”与“象”之间互生互补关系的独特传统，更是没有多大关系。不注意到“意象”一词的不可译因素，轰轰混战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从词到句子和篇章，翻译的麻烦就更多了。 随意落笔，单复数的问题不可忘记。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单就译这个象征性很强的标题来说，就得踌躇再三。是译成一个透明的红萝卜呢，还是译成一些透明的红萝卜呢？在感觉细腻的读者那里，一个与一些所提供的视觉形象很不相同。中文中不成问题的问题，一进入英语便居然屡屡成了问题。 对主语和人称也不可马虎。“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汉语读者决不会认为这两句诗有什么残缺和阻滞，然而译家必定皱起眉头，来一番锱铢必较地考究：是谁入城市？是我？是你？是他或者她？是他们或者她们？想象成“你”入城市，读者可以多一些怜悯；想象成“我”入城市，读者可多一些悲愤……汉诗从来就是任由读者在叙述空白中各择其位各取所需，于朦胧幻变中把读者推向更为主动积极的感受状态，但英文不行，不确定人称，后面的动词形式也就跟着悬而不决。用英语语法无情地切割下来，美的可能性丛林常常就剩下现实性的独秀一枝。 英文是以动词为中心来组织“主动宾”句子的空间结构，以谓语动词来控制全局，一般说来，不可以无所“谓（语）”。“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鸡声茅月店，人迹板桥霜”……汉语用语素块粒拼合出来的这些句子，依循人们心理中天籁的直觉逻辑而流泻，虽无谓语，却是不折不扣有所“谓”的，有严格秩序的。但它们常常使英文译者爱莫能助，难以组句。 还有时态问题。中国人似乎有特异的时间观，并不总是把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区分得清清楚楚。虽然也很现代化地用上了“着”、“了”、“过”等时态助词，但这方面的功能还是弱。文学叙述常常把过去时态、一般现在时态、现在进行时态模棱含混，读者时而深入其内亲临其境，时而超出其外远远度量，皆悉听尊便少有妨碍。这个特点有时候在文学中有特殊功效，我在小说《归去来》开篇处用了“现在”、“我走着”等字眼，但又不时冒出叙说往事的口气。英译者戴静女士在翻译时首先就提出：你这里得帮我确定一下，是用过去时态还是用现在时态。结果，一刀切下来，英美人精密冷酷的时间框架，锁住了汉语读者自由的时间感，小说画面忽近忽远的效应，顿时消除。 自然，对时态注重有时又成了西方文学的利器。克·西蒙写《弗兰德公路》，运用了很多长句，用大量的现在分词给以联结，以求变化时间感觉，使回忆中的画面仿佛发生在眼前。这种机心和努力，中文译本很难充分地传达，读者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来，只能隔墙看花，听人说姿容了。 这样说下来，并不想证明中文就如何优越。有些语言学家曾经指出过，英文文法法网恢恢，以法治言，极其严谨、繁复、绵密，也许体现着英美人逻辑实证的文化传统。而中文似乎更适合直觉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也更简练直捷。这些判断即使出于名重资深的大专家之口，恐怕也还是过于冒险了一些。 英文的词性变化特别方便，~ing可沟通动词和名词，使之互相转换；诸多动词带上~al或~ful等等，即成形容词；再加上~ly，又成了副词；加上~ment或~ness一类，则成名词。词际组合能力因此而得到强化，常能造出些奇妙的句子，也是美不可译。比较起来，中文的词性限制就僵硬一些，词性的活用因无词形的相应改变，也视之为不那么合法的“活用”而已，屡屡被某些语法老师责怪。近年来好些作家热心于一词多性，如“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天蓝蓝地胶着背”；“一片静静的绿”（引自何立伟的《白色鸟》）。这就是把形容词分别动词化，副词化以及名词化，类如某些英语词后面缀上~ing或~ly或~ness时所取的作用。“（某老太太）很五十多岁地站在那里”（引自徐晓鹤《竟是人间城廓》中写人倚老卖老的一句），更是把数量词也形容词化了（换一种文法来说则是副词化了），同样是突破词性限制，力求与英语的词法优势竞争。只要这类试验更能达意传神而不是瞎胡闹，我都以为没什么不好。 与此同时，西方语言也在徐徐向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靠近，比方英语中的修辞限制成分有前置倾向，德语中有“破框”趋势，等等。 但形成全球统一语言的目标恐怕尚十分遥远，是否可能，也基本上处于根据不足的空谈之中。语种纷繁各异，其长短都是本土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先于作家的既定存在。面对十八般兵器，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来凝定自己的思想情感，自然要考虑如何扬己之长，擅刀的用刀，擅枪的用枪；同时又要补己之短，广取博采，功夫来路不拘一格。 语言不光是形式，也是内容。用“女子”、“女人”、“妇女”、“娘们”虽表达同一个woman的内容，但语感很不一样，也寓含了很多意义，也是很内容的。旧的语言研究重在语法，忽视语感，这是理性主义给语言学留下的烙印。如果说语法是理性的产物和体现，那么也许可以说，语感（口气、神韵、声律、节奏、字形、上下文构成的语势等等）则充盈着非理性或弱理性的感觉辐射。如果说语法更多地与作者的思想品格有关，那么语感便更多地与作者的情感品格有关，常常表现为某种可感而不可知的言外之意，某种字里行间无迹可求的情感氛围。古人提出“文思”之外的“文气”。“气”是什么？“我书意造本无法”；“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东坡语）诗人那种说不清的创造过程，不正是“文气”使然，不正是某种情感的涌动和对语言的渗透和冶制吗？ 现在已经有了翻译机。但至今的实验证明，翻译机“可以译出文字，不可以译出文化”（美国翻译理论家赖达语）；可以译出语法，不可以译出语感；可以译出文思，不可译出文气；可以译出作者的思想品格，不可以译出作者的情感品格——终究不能给文学界帮上多少忙。 情感、直觉、潜意识，也是人生一大内容，更是文艺的主要职能所系。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它们仍无精密把握，于是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也基本上局限于语法。语感究竟是怎么回事，仍只有一些只鳞片爪的揣度。可以苛刻地说，语言学家都只是半个语言学家。倒不是他们无能，本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然，语法和语感在具体语言那里是互相渗透的，不可截然二分。这些都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暂时不往深里纠缠。我们只是需要知道翻译的局限，尤其是拿一些美文来译，免不了都要七折八扣、短斤少两、伤筋动骨、削足适履一番。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尤在于语感，在于语言风格。鲁迅先生的杂文翻译出去，有时就无异于普通的批判文章，汉语特有的某些幽默、辛辣、含蓄都大大失血。杨宪益夫妇合译的《红楼梦》是不错的，然而国内一个英语系学生可以读懂英译本《红楼梦》，却不一定能读通中文版《红楼梦》，可见英译本还是把原作大大简化了。闻一多先生说：“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经不起翻译的。你要翻译它，只有把它毁了完事”；“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林语堂先生说：“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遂岌岌不能自存，凡艺术文大都如此。”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甚至早就宣布“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译的”，翻译不过是一种创造，not reproduction，but production（不是再造品，而是创造品）。一切对语言特别下力的作家，努力往作品中浸染更多本土文化色彩和注入更多审美个性的作家，总是面临着“美不可译”的鬼门关。碰不上好的译家，他们就只能认命。 据此也可知，一切外来文学译作的语言风格，很可能不过是译者的风格，读者不必过分信赖。据此还可知，图谋把自己的译作拿出去与洋人的原作一决雌雄，拿个什么世界金奖，以为那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实无异于接受不平等竞技条约，先遭几下暗算再上角斗场。 我们对这种事无须太热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要义恐怕还在于胸怀世界，捧一泓心血与人类最优秀的心灵默默对话，而不在于文学出口的绩效是赤字还是黑字。当然，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平常心对待翻译，不妨把文学进出口事业看作一项有缺失却十分有益的工作。文学中的人物美、情节美、结构美等等，大体上是可译的。捷克作家昆德拉还想出一个办法。他说捷文词语模棱灵活，比较适于文学描写，但也比较容易误译。因此他写作时尽量选用那些准确明晰的字眼，为译家提供方便。他认为文学应该是全人类的文学，只能为本民族所了解的文学，说到底也对不起同胞，它只能使同胞的眼光狭隘。昆德拉是个流亡作家，远离母土遥遥，他很清楚他是个为翻译而写作的作家，他的话当然不无理据。但上纲上线到“全人类文学”云云，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人类并不抽象，不是欧美那些金发碧眼者的专用别称。比方说：十亿中国人不也是“人”的大大一“类”吗？ 1986年10月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2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二律背反——这个词由康德首创，一般用来表示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彼此对立。正题与反题针锋相对，但似乎都有颠扑不破之魔力，于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烦恼，引起永不休止的争执和探索。 其实背反就是矛盾，矛盾并不可怕。有矛盾才有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有矛盾才证明人们的认识还大有可为。 文学创作中是否也有“二律背反”？ 作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当然很对。中国早有古训：“文以载道。”文学总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怎么少得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大家，其创作曾明显得益于他们精深的理论素养。茅盾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了阶级分析法，不大可能写出《子夜》。鲁迅若不是接触了达尔文和尼采的理论，也不一定写得出《呐喊》和《野草》。理论是启发智慧磨砺思想的利器，是进入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必经之途，也是一个作家写出黄钟大吕之作的重要依托。 且慢，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难道就错了吗？中国也早有古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文学主要是用形象思维，任何正确的概念都无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丰富内涵。相反，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形象，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不要提出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的苛求吧，给作者的艺术直觉留下地盘吧。曹雪芹并没有剖析封建集权社会的高深理论，不也写出了理论家所写不出的《红楼梦》？萨特是作家中的理论富翁，但他的小说是不是倒少去了很多活气和灵气？ 作者须照顾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显而易见。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应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传说古代白居易的诗能传诵于妇童之口，遍题于寺观驿站之壁。还传说柳永的词也颇能深入群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代更不用说了，天安门革命诗歌不胫而走，蒋子龙的乔光朴几乎家喻户晓，这岂是钻进“象牙塔”的结果？这个传统难道不应努力继承？……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关心的主题，对他们可能不太习惯的手法，常常抱着谨慎的态度。 慢点，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是否就荒诞不经？少数读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置于什么范围而言？湖南花鼓戏的观众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多数。儿童文学也不能引起“大多数”青壮年的兴趣。思想艺术价值更不取决于作品读者的多寡。《红楼梦》的读者就比《七侠五义》的读者少，也肯定比香港电影《三笑》的观众少。王蒙和高晓声的作品，也不一定比通俗读物《王府怪影》更畅销。我们还是让各种风格的作品各得其所和各有地盘吧，让作者们抛掉迎合读者的顾忌，大胆表现自己的个性吧。只要是真正“曲高”，“和寡”算得上什么罪名？ 作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人呓语。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舞文弄墨者必干政事。他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无异于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其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不应该被后人忽视。 且慢，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中央高层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是总结了“文革”的教训，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着力于“纵情山水”的兴趣，“独善其身”的追求，还有对情致、气韵以及独特“妙语”的艺术探索，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这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务。 作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似不必怀疑。孟文浩荡，庄文奇诡，荀文严谨，韩文峻峭……古人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废名等人的作品，即便遮去了署名，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现，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今天写得“土”，明天又写得“洋”；今天来点京味体，明天又来点“傅雷体”，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样的作者岂不是自乱阵脚，失去了自己稳定的思想见解和专深的艺术追求？…… 等一等，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难道就不可确证？风格应该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根本不必要定于一，囿于一。血管流血，水管流水，作者成熟了就自然会有风格，完全不必人为地去“注意”。更何况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作者成熟的标志哩。苏东坡既有“大江东去”的铿锵之声，也有“似花还似非花”的清音柔唱，并不把自己禁锢在豪放派或婉约派的圈子。辛弃疾唱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壮景，也写过“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的田园小照。他们从来不忌题材、手法和情调的多样化。现代的海明威也很有几套笔墨，当代的王蒙也很有几把刷子……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每一次较成功的创作，都需要从零开始，需要找新的题材、新的思想、新的手法、新的情调，非如此不会引起自己的创作欲，非如此也不会令读者满意——包括提醒你注意“统一风格”的某些读者。这步步求新实际上很容易改变既有风格。如果背上“统一风格”的包袱，独尊一家，独尚一法，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倒是不利于创作的吧？ 背反现象好像还很多。比如：作者写不出时不要硬写，这是对的；写不出时不可松劲，卡壳之时要决心克服困难，创作难度越大越可能写出好东西，这说法好像也不错。又比如：作者要勤写多写，力求高产，熟能生巧么。这是对的。写多了容易滥，好作者“工夫在诗外”，不重写作而重体察和酝酿，根本不必求于“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样说恐怕也难以驳倒……文章无定法，创作没有一定之规，大概确是前人的甘苦之言。面对复杂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现象，以白诋青的偏颇无疑是害人的，害青年的。 但如果笼统地说文章有多法，创作素有“两可”之规，这说得太灵活，太玄奥，在具体实践中容易导致无所适从，恐怕也无益于青年。 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面前十分悲观，认为那些命题只暴露了幻想和荒谬，难题永远无法解决。后来，著名科学家玻尔提出“互补说”，认为一些经典概念的任何确定运用，将排斥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些条件下，是阐明现象所同样不可少的。玻尔用“互补”来调解“互斥”，提出了“确定运用”和“条件”，对人们解决类似的认识难题有所启示。在玻尔这样的智者眼里，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离开这些必要的界定，讨论任何具体命题就都成了无法定论的玄学，出现背反的迷雾也就毫不奇怪。一个国家的革命经验，对于另一国可能就不完全适用；一个作者今天的经验，对于他的明天可能就不完全适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辩证法活的灵魂。 人们不应希望一劳永逸，不应希望万能而通用的文学药方。评说者也许只应去具体分析作者和作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使其扬长避短，各得所用。作者们也许只应具体分析自己的现状，反省缺点，清查条件，再加上自我设计，从而决定自己遵循何种创作指导。这样，上述命题可能就会因时因地各自找到适用域。 黄连甘草，木梁石柱，各得其宜。矛盾的经验也就会统一起来，像人的两条腿，把人导出玄学迷宫，把文学创作导向进步提高。 这样做是很麻烦的。但世界上只有机械教条才最省力气。这不奇怪。 1982年7月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 注释标题 本文回应钱念孙、王蒙等对《文学中的‘二律背反’》的批评，最初发表于1983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文学家们的经验，常有差别。各人各说，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天地极其丰富广阔，作者有思想、气质、素养、兴趣等方面的差别，作品有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等方面的差别。不同的作者进行不同的实践，当然会有侧重点不同的体会。而我们面对前人的经验，当然不应把它们视为一成不变的规律，机械搬用，句句照办。应讲究灵活变通，讲究革新发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感于此，我才有了《文学创作中的“二律背反”》一文。文章是编辑部约写的。他们的原意是要我谈谈自己的创作。我的作品又差又少，不好谈，于是冒昧地谈及其他。文章中有不少创作谈式的语言：“较高的”，“较多的”，“读者的口味”，等等。这些概念未经精确定义，在缺乏语义默契的朋友之间，容易导致误会。 比方，我说到理论素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之后，又指出另一种现象：“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钱念孙在《上海文学》今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引述上文时，把后一句漏掉了，然后努力证明理论修养与概念化图解没有必然联系。这没有错。但谁说过有这种“必然联系”呢？“常常”不是“必定”，“很多作者”不是“所有作者”。 又比方，我谈到作者可多读理论之后，又指出不必苛求一切“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并非不要基本而必要的理论基础。针对此，钱念孙努力证明创作不能离开“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这也大致不错。但是谁说过作者可以根本脱离一定的思想理论呢？我也没有。 我借用“二律背反”这个词，用背反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尖锐鲜明地揭示其中的矛盾，以方便讨论。这与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不大相干。我还说过：笼统说二律“两可”，这种说法“太灵活，太玄奥”，“无益于青年”。又说，背反就是矛盾，而矛盾的经验可以“统一起来”，“像人的两条腿，把人导出玄学迷宫”。不难看出，我不赞成把矛盾双方绝对地割裂并孤立起来，而承认矛盾也不等于把对立绝对化。很多人都曾经用背反的形式来提出问题。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正题），同时又是有限的（反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正题），又是纸老虎（反题）。这些特定意义下的说法，正体现了辩证的睿智。钱念孙对这种表述手法也许不太习惯，他说：“承认正题，必然就要否定反题；而承认反题，则必然要否定正题。这个道理，就和我们不能同时说一张纸是白的，又说它不是白的一样。”其实，辩证法正是认为白中有不白，不白中有白。这种讨论中辩证认识的抽象表述，和实际生活中常规判断，是两回事。钱念孙的原则只是小学生的真理。 钱念孙态度基本上认真，谈风格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有几段较为充实入理。他重视矛盾的统一性，引述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指出两种规定“各自的片面性”，指出矛盾双方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容，这也很好。我愿顺着他的思路再作点补充：尽管人们可以把矛盾双方抽象出来考察，但在具体事物那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即所谓“孤阳不生，孤阴不成”（王夫之语）。如作品风格的多样性和一致性，两者关系确是如此。不过，事物两重性，在具体表现中可能显示出主次，有侧重。有些作家的多样性是呈“显性”，一致性呈“隐性”，表现为风格多变的作家；而有些作家以一致性为“显性”，多样性为“隐性”，表现为风格稳定的作家——但隐性并不是绝对地隐而不显，更不是不存在。人们的认识通常只捕其大概，当然会得出些有片面性的正题或反题。还须指出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显性与隐性可能互相转换，就像人的两条腿，有时左腿在前，有时右腿在前。两条腿缺一不可，由此才有创作的长征。 以上，也许能解除一些误会，消除一些语义阻隔。当然，钱念孙与我的争论并不全是误会的产物，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是确实有分歧的。 我曾谈到，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之中，而相对真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钱念孙对此未加评说。但是，他觉得正反题都有“片面性”，当我提到它们都具有一定真理性时，他就感到“出人意料”。按照他的逻辑，片面的就必定没有真理性——这岂能不让人惊讶？单说光是一种波（未同时补说光也是一种粒子），算是“片面”；单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未同时补说它们也是真老虎），也有“片面”之嫌。但这里面都没有真理性吗？认识事物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并递进到更高一级的全面。“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了它的新的方面。（恩格斯语）”在认识长河里，相对片面相对粗浅相对低级的认识里就毫无点滴真理？而真理非得是绝对全面绝对深刻绝对高级的认识顶峰不可吗？有了这个逻辑，下面的一切就是很自然的了：钱念孙面对文学创作中的“二律背反”，驳斥所有反题，保护所有正题，以此来展示“出路”。在他那里，承认正题就必定要否定反题；靠正题就够用了，唯正题不可动摇。反题呢，几乎是不应提及的谬说。 我不曾否定正题中的真理成分，问题是，当某些命题被独尊为绝对定律，被看成无所不包无有例外的定律，被看成不可再补充再探究再发展的认识顶峰时，真理性的光辉，也许就熄灭在机械论的“出路”里了。 我觉得也许应该注意到三个方面： 一、用具体分析的眼光，看本质的层次性。“本质统一”，是钱念孙解决矛盾的一把钥匙。比如他承认“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矛盾，但他论证“从本质上说”“并不矛盾”，于是，问题似乎就没有意义，问题似乎已经解决。可怀疑的是，矛盾的对立难道就是非“本质”的？是表象或假象的？就可以不在意不深究？“本质”是一个常被滥用的词。应该指出，事物在不同层次呈现出不同的本质，正如人们用显微镜观察一滴水，随着镜头放大倍数的增加，可以看见微生物，细胞，分子，一个层次一个世界。把不同层次的问题强拉到一起来讨论，没什么意义。恩格斯说：平面几何里有直线和曲线的对立，但“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然而恩格斯并不认为直线和曲线就没有区别和对立，不认为平面几何只是非本质性的玩意儿。显然，一定层次内的对立和另一层次内的统一，具有不同的本质意义，它们不可互相替代。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在一定条件下，曲高和寡会转化为曲高和众，“阳春白雪”可以变成为大多数读者能欣赏能评议的“下里巴人”（尽管那时又可能有新的“阳春白雪”）。大而言之远而言之，作者与读者是方向一致共同前进的。但并不能由此认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矛盾已成历史陈迹。同样是大而言之远而言之，在每一个不同时代，都存在各各不同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而且它们真实地对立着。面对这种真实的和本质的对立，怎么办呢？斩一留一你死我活吗？截长补短整齐拉平吗？不，也许应该容许和鼓励某种“不一”，让它们各用所长，共存共荣。如果你谈对立，我就谈统一；你谈平面几何，我就谈微分学，用“本质统一”来了结一切具体矛盾，那么，这种单一而绝对的“本质”模式，只会把活生生现实挤压成干瘪的单面标本。 二、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因果的概然性。“单线因果”，是钱念孙分析矛盾的一种方法。比如，他说：“只有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原因），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生活（结果一），从而很好地表现生活（结果二）。”这种推理通常说来没什么不可。如同人们说水受热而升温到摄氏一百度（原因），就会蒸发（结果一），就会使蒸气冲开壶盖（结果二）。但在精确分析之下，描述就还需要补充。众所周知：水的蒸发还依赖特定的大气压力及水纯度等等，这些因素又牵涉到后面更复杂的因果网络。而作者呢，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比方有丰富的生活感受，有联系实际运用理论的能力，有良好的艺术直觉和文学技巧，那么他纵然有一肚子好理论，也不一定能很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从逻辑上说，要解释一种必然结果，须确定全部原因亦即全称条件，这样做太困难。因此通常对因果的描述，尤其是对一因一果的描述，带有一种近似性、概然性。由此不难理解，在复杂的文学天地里，理论家与思想家之间，思想家与文学家之间，不是严格的互等。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可能塑造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避免概念化和图解化。同时也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不一定不走概念化和图解化的道路；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就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从一部文学史中找出这两方面的例证都不难。这些不确定联系，说明有多种概然因果关系在交织着起作用。作者创造艺术形象，有的主要靠生活感受触发（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理论）；有的主要靠正确理论启迪（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生活）。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旁人对这种多因一果和主因各别的复杂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出各种侧重点不同的命题，其实都有真理成分，都值得我们考究和利用。 三、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真理的局限性。王蒙有一个好观点：“最好最公认的文学规律，也有例外。”不能因此而否定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容许有例外。正确的理论总会碰到它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纯属正常。王蒙的疏忽之处在于，规律所不能概括的“例外”，不会是脱离了一般的特殊，不会是无规律和超规律的怪物，不过是寓含着某种人们尚未认识的规律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外就是未知规律的呈现，更应受到重视。对它的无知和欲知，常常是认识发展的可贵起点。在辩证法看来，理论有普遍意义，方能体现真理的绝对性；理论的效用局限，方能体现真理的相对性。如此两分，才是正确的真理观。我们常说作者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才能较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但屠格涅夫理论素养并不很高，思想也远不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那样进步和深刻，他的作品却比《怎么办》和《谁之罪》更获佳评。曹禺写作《雷雨》时，也没有得益于理论，后来人们概括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甚至还感到奇怪哩。我们又常说，好作品总是被多数读者喜欢的，从发展观点来说“曲高”必然能“和众”。但李贺的诗，奇奇怪怪，至今也不见得“和众”。鲁迅的《野草》，相对《呐喊》来说，恐怕也显得有点“和寡”。可是，要是没有《雷雨》和《野草》，要是没有屠格涅夫和李贺，大家不会有一点遗憾吗？ 种种例外说明：一个作者的经验，不见得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写这一篇或这一段的经验，在写下一篇或下一段时可能不“通用”，可能被“证伪”。真理探求者不会为此悲观沮丧，或者无所作为，抱怨于天。像钱念孙勇敢捍卫的那些正题，人们承认它们是前人实践的科学总结，在主体认识不断趋向和逼近客体实在的无限过程中，它们代表了重要的方面，是应该继承，应该研究，应该推行应用的。它们在今天和明天还大有作为。但正如古人说：“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对待那些命题，也应该知其“短”，知其“适用域”有限的一面，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发展它。好比载舟覆舟——知水害方能得水利，知水之不能才能用水之所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局限”造就了巨匠和英才。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基本看清钱念孙的思路了。他从许多矛盾的现象中，筛选出一批于己有利的例证，然后用“单线因果”的推演，从例证中引出命题；最后，他回过头来用“本质统一”的包纳，把矛盾着的例证统统粗暴塞入自己命题之下。 与此相反，我们主张用具体分析的眼光，整体联系的眼光，不断发展的眼光——即用辩证法的观点，来思考和讨论文学创作。这样，我们也许会变得实事求是一些，眼界开阔一些。举目眺望，文学天地里有无穷无尽的矛盾。这些不是理论上早已穷知了的问题，而是实践中要靠一代代作者不断探求才能相对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永远伴随着苦恼和劳累的问题。它的“出路”存在于人们活生生的历史活动中，不能指靠某些独一无二的绝对化定律一劳永逸地作最终解决。我们在大步迎向一个个矛盾之前，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看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讨论方法是否对头。 金代文学家王若虚说：“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南宋诗人吕本中说：作文“无定法而有定法，有定法而无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看来，前人早就在认真对待文学创作中的“二律”或“多律”，希望扬弃各种片面的“定体”、“定法”，求得一种闪耀辩证思想光辉的“大体”、“活法”。我们在更高的基点上来继续这种思考，显然应该比前人更有出息。 1983年2月 文学的根 文学的根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5年《作家》杂志，获《作家》评论奖，后收入随笔集《世界》，已译成英文、法文、荷文、意文、德文、日文等。 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 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吻合。但楚文化留下的痕迹毕竟已不多见。从洞庭湖沿湘、资、沅、澧四水而上，可发现很多与楚辞相关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但众多寺庙楼阁却与楚人无关：孔子与关公均来自北方，释迦牟尼来自印度。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 两年多以前，一位诗人朋友去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了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似有明显差别。后来，我对湘西果然也有更多发现。史料记载：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已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后来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苗族传说中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山中）。苗族迁徙史歌《跋山涉水》就隐约反映了这次西迁的悲壮历史。看来，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说，是不无根据的。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作家有一个如何“寻根”的问题。 这里还可说一南一北两个例子。 南是广东。有些人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实香港也有文化，只是文化多体现为蓬勃兴旺的经济，堂皇的宾馆，舒适的游乐场，雄伟的商贸大厦，中原传统文化的遗迹较为稀薄而已。在这里倒是常能听到一些舶来词：的士、巴士、紧士（工装裤）、波士（老板）以及ok一类散装英语。岭南民间多天主教，很多人重商甚于重文，崇洋甚于崇古，对西洋文化的大举复制，难免给人自主创新力不足的感觉。但岭南今后永远是一块二流的小西洋么？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粤人分四，“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唯耕垦为活：四曰疍户，舟居穴行，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探海为生。”这里介绍了分析岭南传统文化的一个线索。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岭南文化在中西文明交汇中再生，也许还得在客家、俚人、东人、疍户那里获取潜能，从自有文化遗产中找回主体的特性。 北是新疆。近年来新疆出了不少诗人，小说家却不多，可能是暂时现象。我在新疆时听一些青年作家说，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骨血。我对此深以为然。新疆文化传统的遗产丰富多样，其中俄罗斯族中相当一部分源于战败东迁的白俄“归化军”及其家属，带来了欧洲的东正教文化；维、回等民族的伊斯兰文化，则是沿丝绸之路来自中亚、波斯湾以及中东；汉文化及其儒学在这里也深有影响。各路文化的交汇，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是应该催育出一大批奇花异果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及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学，不就是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吗？如果割断传统，失落气脉，守着金饭碗讨饭吃，只是从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伤痕文学”的主题和手法，势必是无源之水，很难有西部文学独特的生机和生气。 几年前，不少作者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介绍一个萨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引起轰动。连品位一般的《教父》和《克莱默夫妇》也会成为热烈话题。作为一个过程，这是正常而重要的。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旨在探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都是极有意义的新题。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 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依托。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时行的名称和时行的领带，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马《安东尼》等作品中的当今人物，郁闷而多幻想，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气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岿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 在这里，丹纳几乎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见解不需要我们完全赞成，但他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分析不无见地。中国作家们写过住房问题和冤案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注意到乡土。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庙，北京除了一片宫墙，那些林立的高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点缺乏个性；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于是，一些长于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深入胡同、里弄、四合院，深入所谓“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凝集历史和现实、是扩展文化纵深的手段之一。 更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统。它们有时可被纳入规范，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那样。反过来，所谓“礼失求诸野”，有些规范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流入乡野，默默潜藏，如楚辞风采至今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承托着我们规范文化的地壳。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上层文化绝处逢生，总是依靠对民间不规范文化进行吸收，来获得营养和能量，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 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对外来文化过敏。相反，只有放开眼界，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各种异己的文化因素，才能最终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点似应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国优秀作家与相关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我们无法身临其境，缺乏详尽材料加以描述。但作为远观者，我们至少可以辨出他们笔下的有脉可承。比方说，美国的黑色幽默与美国的牛仔趣味，与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等笔下的“不正经”是否有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小说和戏剧，与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甚至与旧时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觉派”，与佛禅文化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交替使用，参与了从荷马到当代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来自艺术界。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现代派画家。但他真诚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倒是很少提及现代派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界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南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香水，在某些人那里都成了时髦。但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然后“复出”，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之言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和黄河广阔流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思想和制度，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仍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也许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诸方面都颇有知识。他谈到了对苗族服装的精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1985年1月 东方的寻找和重造 东方的寻找和重造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文学月报》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去年，因为写了一篇《文学的“根”》，我被“商榷”多次了。没料到有这些反响和效果。当时用了“根”这个词，觉得不大合适，同几位朋友商量过，一时又没找到更合适的词。“寻根”，很容易同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混同起来。现在其实是各说各的，七嘴八舌，谁也听不清谁。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 当代中国作家中，中年层受苏俄文学影响较重，像张贤亮，明确提出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蒋子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至于青年一层，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强劲发展，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现在二十几岁的，都写得几首朦胧诗，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对屠格涅夫、契诃夫什么，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响，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横移，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吃牛肉和猪肉，不是为了变成牛和猪，还是要成为人。 现在西方关心东方的文化，其中不乏猎奇者，仍然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我指的是另一种，是科学界、哲学界、艺术界的有识之士。他们研究微观，比方研究“夸克”、“量子”，发现了有与无的动态关系，有相通的一面，于是惊叹庄禅学说中有无互渗互变的观念。笛卡尔、莱布尼兹对中国的八卦太极，也早就十分推崇。经济学界也有同样的动向，世界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霸”的经济起飞刮目相看，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调节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有很大的潜力和前景，不同于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管理。 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东方文化重新活跃的势头，但我们自己倒不太注意。像湘西的蜡染布，在美国的某些高级沙龙里很时髦，湘西的锦袋，北京上海的姑娘背得很起劲，但湘西人自己不怎么喜欢。我们一去，那里的青年吹木叶，不吹苗歌，吹港台流行曲。 东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想说清为时过早。但可以描述出几个模糊的坐标。比方说，思维方式的直觉方法。东方的思维传统是综合，是整体把握，是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庄子的文章就是对世界直觉的也可以说是形象的把握。这不同于西方式的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西医以解剖学为基础，西药以化学分析为基础，中医中药则把人体看成整体，讲究综合调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还有思维的相对方法，以前叫做东方朴素的辩证法。所谓因是因非，有无齐观，物我一体，这些在庄禅学说中特别明显。《黄帝内经》中谈阴阳，也不是说谁优谁劣，绝对判定，而是因时因地进行具体辩证，从而发展成为一套阴阳相对的宇宙模型。这种思维如果离开科学基础，当然就成了玄说、鬼话。日本的中医不是这样，既从西方引进了化学分析，又发挥中医之长，这就是很聪明的做法。 至于审美方面，朱光潜、闻一多、李泽厚都说过很多，认为东方偏重于主观情致说。说楚文化的特点是浪漫主义，其实就承认它是主观表现型的。又如中国书法，写什么字，什么内容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讲究情致心态的流露，推崇创作主体的风骨和气韵。中国的现代小说，基本上是从西方舶来，很长一段与中国这个审美传统还有“隔”，重情节，轻意绪；重物象，轻心态；重客观题材多样化，轻主观风格多样化。 当然，观念更新并不是一切，思维和审美的灵魂还是大德大智。现在是东方精神文明的重建时期。我们不光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这十几年，还要为更长远的目标，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影响社会意识和社会潜意识，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做出贡献。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东方精神文明所具有的博大真诚与智慧应该是施及一切包纳一切的，当然也应投注于当前艰难卓绝的改革事业。对社会改造有直接功利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和鼓励，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文学应该多样化：可以让人写西医式的作品，也可以让人写中医式的作品。我写过西医式的，也在写中医式的。目的是一个，养身治病，不敢说治社会，首先治我自己。 1986年4月 信息时代与文学 信息时代与文学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4年《新创作》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人们越来越忙了。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已被现代立体交通网所分解。社会化生产使人们习惯于交际和奔走，走出县界、省界和国界，走出一个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从亚洲到非洲，从地球到月球，航天事业正实现真正的“天涯比邻”和“天涯咫尺”。人们的精神空间也由于现代信息工具的发达而得到高速拓展。邮路四通八达，电信瞬息万里。即使在辈辈相传的赵家庄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从电视中饱览北京盛况，从报纸中领略中东风云，通过磁带体会贝多芬的辉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万千气象，密集信息正越过“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沉寂，突然涌到我们这些显得十分狭小的大脑中来。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通过电视机收到几十个频道的二十四小时全天播映；你可以拿起电话机直接拨号通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用电脑终端与中心图书馆取得联系，随时查阅图书馆任何公共资料……这一切迹象使人们朦朦胧胧产生一个概念——信息社会。 空间越大，时间就越紧。精神领域里这种空间与时间的函数关系，理所当然地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切费时的信息传达方式已逐渐被人们疏远。开会要短，说话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学即文字之学，也在面临考验。古典戏曲的缓慢节奏，已使大批青年远离剧院；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作为时间上的高耗品，其读者也在减少——只有极少的杰作能造成例外。与几年前人们较多闲暇的情状相比，现在人们忙得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来光顾短篇小说。邮局统计，在报刊发行量暴涨的形势中，一九八三年全国竟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文艺刊物发行量下跌。这里除了有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对文学形成压力。文学作者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非文学性报刊应运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载有密集信息的文摘报刊为读者所欢迎。他们还眼睁睁地看到，尽管作家们使出浑身解数，但下班后的人们往往更多地坐到电视机前去了。影视文学，声像艺术，正在使人们津津然陶陶然。一张广播电视节目报，眼看将成为文学报刊只能望其项背的洋洋大报。 文学正在汹涌而来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吗？ 我们已经失去了恐龙，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长袍马褂……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都会万寿无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历史久远的事物都面临末日。人类还存在，还需要用符号来表达感情，那么被誉为“人学”的文学，理应无缘受到文物部门的垂顾。这是一个确实却稍嫌笼统的回答。也许，为了进一步讨论文学是否消亡，我们还须探明文学特有的价值，看它对于人类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长处——任何事物有所长就不会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当我们清点文学之长时，也会冷静而惊愕地发现，随着电子声像手段的广泛运用，文学曾有的某些长处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职能正分让或传交给其他信息手段。这种动向虽然令人沮丧，却也是确实的。 文学无法在平面写实方面与影视竞争。远古时期没有什么文学，最早的“文学”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么的。古希腊艺术家普遍认为“艺术摹仿自然”，主张文学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国古人也首先提到“赋”，即强调铺陈直叙，摄万象、状万物。因为没有摄影，更无影视，文学义不容辞地要独负写实重任。因此，你要知道云梦泽吗？请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东”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洒洒，把东西南北、山石草木写得无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汉的出征英姿吗？那么可在《水浒》中随便挑出一首战场诗，作者用墨如泼，把天地人马刀枪剑戟写得面面俱到。作者对实写物象的这种劲头，还体现在巴尔扎克对一栋楼房或一条街道的数十次描写中，体现在雨果对一所修道院数万字的介绍中。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观察到自己未能观察到的事物，从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然而，今天的人们如果要知道云梦风光，去看看摄影画报不是更简便吗？如果要知道沙场壮景，去看看宽银幕战争片不是更痛快吗？不仅省时，而且声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强烈。它能用直接的有声有色来取代文字间接的“有声有色”。屏幕上几个镜头，往往功盖大篇文字。 叙事诗越来越让位于抒情诗，至于小说领域，不仅大场面大事件的题材越来越多地分让给影视，不少小说家也不再热心于铺陈物象，艺术触须更多伸向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伸向那些更能发挥文字优势的领域。这不是说不写实，比如徐怀中《西线轶事》所描写的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梁山好汉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征杀。但作者在战况交待和战场描写方面寥寥数笔带过，笔墨始终倾注于男女战士们的心态。不是从外形观照来再现战争，而是以内心窥探来表现战争。作者也写到红河、战车、木棉花等诸多物象，但显然不再是那种刀枪剑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写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变形的——即收聚于作者主观审美焦点。不难看出，“物象”型小说，更适宜改编为影视，而“心态”型小说，一旦搬上屏幕就会损耗掉大量内容和光彩。也许，小说这种由“物象”型到“心态”型的转变，是在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小说扬长避短参加竞争的自然转向，是它力图使自己有别于影视的自然趋赴。 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在古代人那里，奏疏和塘报仅为宫廷所用，对下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道的功用。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物，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体。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载道”、“讽谏”、“劝世”，即强调它的直接教化作用。《国语·周语》载：“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下不治，请陈诗。”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进小说中来。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体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长官还靠下属“献诗”来了解下情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中去寻找“太史公曰”？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宣传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发挥一己之长。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转向“缘情”；由“言传”转向“意会”；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情绪以感人；即由宣传教化转向陶冶感染。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种“写中心、唱中心”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歌德诗”和“讽谏诗”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后大量描写征夫、思妇、游子、寒士等题材的抒情感怀诗。到今天，活跃诗坛的大量诗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赢得读者。代表小说创作高峰的已不再是思想功利较强的史传小说和黑幕小说——这些日益被传记作品和新闻作品代替。当代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复杂性格分析。随手举手头王安忆的《流逝》为例，作者及笔下人物评议政治，评议人生，评议世间众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赵家媳妇那段关于生存意义的大段内心独白，全是理论，类似情形在《捕蛇者说》里根本没有。但《捕蛇者说》表面上不太说理，实际上以理念为纲，推出明确单一的主题；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实际上以情绪为纲，议论为传达情绪服务。两者的根本性指归不同。《流逝》的主题是什么？赵氏家族在运动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还是值得庆幸？赵家媳妇终于得到的“实惠精神”是朴素还是平庸？……据说编辑部当时对此都各执一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未来文学大致方位的又一个坐标点——“感悟”型。 重心态甚于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发展中的文学正在趋长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时强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这当然是大体而言，不能概括有个别。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既说“侧重”就不是说“唯一”——心态离不开物象，感悟离不开思想，矛盾的双方面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问题只是：它们在什么样的层次中进行了什么样新的组合？在新的机制中，孰纲孰目？孰表孰里？ 演变就是演变，并不意味着演变前后有什么高级和低级之别。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各有价值，但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学是必然有所演变的。这种演变过去就有。我们已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都带来一次文学体裁门类的增加和分化。各门类间或有交叉，有叠合，有杂交品种。理论与文学结合可以生出文学宣传，包括活报剧、杂文、朗诵诗、哲理小说等等。新闻与文学结合可以产生非虚构文学，即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等。 正由于门类越分越多，因此各门类就该有自己更确定的功能和更专擅的范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不善于扬长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近来有不少电影导演已经认识到，真正好的小说是难于改成电影的，好的小说题材往往不是好的电影题材。其实在小说与戏剧、小说与新闻之间的问题何尝不是如此？以前有过一段小说戏剧化，现在又有些作者热心于小说新闻化，靠匆忙采访抓素材，靠道听途说找热门，靠问题尖锐造影响，这样的小说既缺乏新闻的真实性魅力，又无小说艺术性魅力，其实不足为训。 七十二行，各有长短，十八般武艺，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用途，认识了这一切，就是大有作为的开始。两千多年前，一群土人在荒漠的黄河流域唱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绝没有想到今后还会有词赋、小说、桐城派、浪漫主义和电视连续剧。今天，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文学的具体面貌，但我们至少应该指出：要让文学在“信息爆炸”中巩固和开拓阵地，找到文学的独特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1984年9月 好作品主义 好作品主义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小说选刊》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有人曾经问我：你写的《归去来》这些作品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回想起来，一个作品产生的过程是复杂的，想把每个环节、每种元素都剖析清楚并分类入档，恐怕只是徒劳。 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我都非常熟悉，因为我曾经是他们的邻居或亲友。当我在稿纸前默默回想他们的音容笑貌，力图用逼真的笔调把他们细细地刻画出来，自觉是在规规矩矩地作现实主义的白描。但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给丙崽添了一个很大的肚脐眼，在幺姑的身后垫上一道长城，甚至写出了“天人感应”式的地震，就似乎与其他什么主义沾边了。 我一心写出人物的典型性，向字里行间渗入我的思考——或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或是关于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在做现实主义作家们都在做的事。但写着写着，我微弱而模糊的理性思路被某种氛围所淹没，被某种意象所摆脱，被某种突如其来的情绪所背叛。当一只金色的大蝴蝶飘飘摇摇地飞来，当叽叽喳喳的鼠声越来越洪大，当一角老凤般的飞檐在我面前静静地升起，我不能不使我的笔为之耽留。我感到自己正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迷失，乃至消失。于是我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想起了艾略特的《荒原》，想起了蒙克的油画《呐喊》等等这些现代派味道很足的作品。 我就是这样糊糊涂涂写下去。我相信一个人的创作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前不久看过的某一张报纸，动笔前与某位客人的交谈，墙上的某一幅画，窗外的某一棵树……这一切都可能制约着你就这样而不是那样写下来了。甚至天气——我这两篇作品都是冬天写的，身边有一个炭盆，它常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只有冷冷的白灰。 好在作者无须都成为文学理论家，就像母鸡下蛋并不需要懂得什么下蛋理论，猫捉老鼠并不需要懂得什么捉鼠的理论，一个人写作时不必在乎什么主义不主义。好在作品也并不是因为够格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才一文不值或身价百倍的。 我是个杂食类动物，口味较宽。既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喜欢现代主义的作品。读得兴起入迷的时候，我忘记了他们是否有标签，或是否应该有个标签。我同时也发现，在那些宏伟辉煌的文学高峰周围——不管这些高峰属于哪一种“主义”——总是围绕着很多幼稚嫩拙者、复制模仿者、造作卖弄者、哗众取宠者、趋时附势者。而这样的作品，往往还占多数。 各种路数的作品都良莠不齐，大概不是什么今天的新奇发现。那么，我们可以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怀疑现代主义，也可以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来轻蔑现实主义，但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立场——一个更重要的立场？我们是否应该站在现实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以及一切什么主义的好作品的立场上，来批评现实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以及一切什么主义的次品、赝品、废品？来批评一切虚伪、贫乏、庸俗的文学？ 《大珠禅师语录》中有一段话。有客问慧海法师：“儒佛道三教，为同为异？”慧海法师回答：“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而不在教之异同。”一位佛门法师并不排斥儒、道两家，这种闪耀着东方大智大慧的态度，是十分有兴味的。其实，文学中也是迷悟由人，而不在主义之异同，不在概念观念手法流派之异同。文学的概念都是由人而生，为人所用。过分拘泥执著于这些概念，在概念与概念之间斤斤计较，你死我活，削足适履，大概就会由悟而迷了。大概就会忘记一件更要紧的事。 更要紧的事当然是：把作品写好。 自然，真正的大量者不弃小机，会重视“主义”的功用，会鼓励各种路数的探索包括一些确有价值的偏激。但真正的大量又决不是小机，大量者不会把概念观念手法流派等等本身当作文学，而能在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神会心领一种文学的绝对值，看到一切好作品所共有的灵魂：真诚与智慧。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人类这颗共有的灵魂朝各个不同方向的投照和外化。 这就是不成主义的好作品主义。 1986年7月 灵魂的声音 灵魂的声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1年《小说界》杂志和《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作者和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业性义务，小说读者是越来越少了——虽然小说家们的知名度还是不小，虽然他们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窃或新作获奖之类的消息更多地成为小报花边新闻。小说理论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给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丧失，于是只好从政治和经济那里借来“改革小说”之类的名字，从摄影和建筑艺术那里借来“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字，借了邻居的帽子出动招摇过市，以示自己也如邻家阔绰或显赫。 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庸众，忘恩负义，人阔脸变。他们无情地抛弃了小说家，居然转过背去朝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但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已很难再使我们惊讶。惊讶是小说的内动力。对人性惊讶的发现，曾推动小说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涨涌的浪峰。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曾以昭示人的尊严和道义而使我们惊讶，“现代主义”小说曾以剖露人的荒谬和孤绝而使我们惊讶，那么，这片叶子两面都被我们仔仔细细审视过后，我们还能指望发现什么？小说家们能不能说出比前辈作家更聪明的一些话来？小说的真理是不是已经穷尽？ 可以玩一玩技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在汽车、饮料、小说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技术引进的初级阶段往往有点混乱，比方用制作燕尾服的技术来生产蜡染布，用黑色幽默的小说技术来颂扬农村责任制。但这都没什么要紧，除开那些永远不懂得形式即内容的艺术盲，除开那些感悟力远不及某位村妇或某个孩童的文匠，技术引进的过程总是能使多数作者和读者受益。问题在于技术不是小说，新观念不是小说。小说远比汽车或饮料要复杂得多，小说不是靠读几本洋书或游几个外国就能技术更新产值增升的。技术一旦廉价地“主义”起来，一旦失去了人的真情实感这个灵魂，一旦渗漏流失了鲜活的感觉、生动的具象、智慧的思索，便只能批量生产出各种新款式的行尸走肉。比方说用存在主义的假大空代替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假大空，用性解放的概念化代替劳动模范的概念化。前不久我翻阅几本小说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实在活得无聊，如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的几句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蛮荒怎样随意性怎样散装英语，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的内容（——我很不时髦地使用“内容”这个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为偷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为乏味，所以怨天尤人满面悲容。这当然是文学颇为重要的当代主题之一。但历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之后，最高水准的精神收获倘若只是一部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这种文坛实在太没能耐。 技术竞赛的归宿是技术虚无主义。用倚疯作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来欺世，往往是技术主义葬礼上的热闹，是不怎么难的事。聪明的造句技术员们突然藐视文体藐视叙述模式藐视包括自己昨天所为的一切技术，但他们除了给批评家们包销一点点次等的新谈资外，不会比华丽的陈词滥调更多说一点什么。 今天小说的难点是真情实感的问题，是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的问题。 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 尼采宣布过西方上帝的死亡，但西方的上帝还不及在中国死得这么彻底。多数西方人在金钱统治下有时还多少恪守一点残留的天经地义，连嬉皮士们有时也有信守诺言的自尊，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和风度。而中国很多奢谈民主的人什么时候少数服从过多数？穿小鞋，设圈套，搞蚕食，动不动投封匿名信告哪个对立面有作风问题。权势和无耻是他们的憎恶所在更是他们的羡慕所在。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 这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当然只会生长出空洞无聊的文学。幸好还有技术主义的整容，虽未治本，但多少遮掩了它的衰亡。 当然，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胡人张承志离开了他的边地北京，奔赴他的圣都西海固，在贫困而坚强的同胞血亲们那里，在他的精神导师马志文们那里，他获得了惊讶的发现，勃发了真正的激情。他狂怒而粗野地反叛入伙，发誓要献身于一场精神圣战，用文字为哲合忍耶征讨历史和实现大预言。我们是他既需要又不需要的读者，这不要紧。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西海固而踏上了现代旅途，异族读者可以尊重但也可以不去热烈拥护他稍稍穆斯林化的孤傲，甚至可以提请他注意当代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和更为现实的屠杀——至少每天杀人数万乃至数十万的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来补充张承志的人性观察视域。但对小说来说，这些也不是最要紧的。超越人类自我认识的局限还有很多事可做，可以由其他的作品来做，其他的人来做。要紧的是张承志获得了他的激情，他发现的惊讶，已经有了赖以为文为人的高贵灵魂。他的赤子血性与全人类相通。一个小说家可以是张承志，也可以是曹雪芹或鲁迅，可以偏执一些也可以放达一些，可以后顾也可以前瞻，但小说家至少不是纸人。 史铁生当然与张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较少丑恶相与残酷相，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这些圣战者单兵作战，独特的精神空间不可能被跟踪被模仿并且形成所谓文学运动。他们无须靠人多势众来壮胆，无须靠评奖来升值，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并且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他们常常无法被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来认领，因为他们笔下的种种惊讶发现已道破天机，具有神谕的品质，与“主义”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世界完全自足。 当新闻从文学中分离出来并且日益发达之后，小说其实就只能干这样的事。小说不能创汇发财。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 1991年9月 无价之人 无价之人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文学评论》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耻言赚钱，是中国文士们的遗传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小人重利君子重义。这些潇洒而且卫生过分的语录，多是吃朝廷俸禄或祖宗田产的旧文人茶余饭后制定出来的。我们这些君子不起来的人姑妄听之。其实君子也言利。我读李叔同先生的书信集，对先生的俊逸孤高确实景仰。先生才具超凡，终弃绝繁华遁入空门，可算现代文化史上一大豪举，非我等凡胎所能踪随。然书信集中，企盼好友施助钱财以资治经访道的话，也不少见。读后便窃以为，雅士的伟业很多时候还需要俗人掏钱赞助，若无施主们的俗钱，先生如何雅得下去？如何空得下去？这一点心得，想叔同先生也不会见责。 作家们关注赚钱，其实是个迟到的话题。不能赚钱，当儿女当父母的资格都没有，不具人籍，何言作家。以前有国产的大锅饭可吃，作家可风光得有模有样，读者围，记者追，更有旅游笔会的大宴小宴，政协人大之类会议上的阔论高谈。作家们一踏上红地毯就差不多最爱谈改革。很多人不明白，正是他们所渴望所呼吁所誓死捍卫的改革，即将砸破他们赖以风光的大锅饭，把他们抛入动荡而严峻的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尝一尝稻粱谋的艰辛，尝一尝斯文扫地的味道。求仁得仁，好龙龙至，何怨乎哉。 中国要强民富国，至少还缺乏上亿的赚钱能手，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曾经略嫌拥挤的文坛，如果有潜伏多时的实业英才，不妨扬长避短去挑战商场，实业生财也是篇难做的大文章。能养活自己便不错，至少除却了寄生者的卑琐。说不定到时候还捐出个医院或体育馆什么的，兼济天下，功德彪炳。就算不捐，一个人吃喝玩乐花光了，也能促进消费繁荣市场，我们读了点经济学对此都想得通。至于已经面临生活困难的人，更要早打主意早动手，补上谋生这一课，不可三心二意犹豫不决，不要期待救世主，不要以为改革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这是好心的大实话。 当然，赚钱者或准备赚钱者，不必从此便从钱眼里看人。很多人当不了实业巨子，若执著于学问或艺术，将来基本上免不了相对清贫，这也是一种选择，没什么关系。穷人也是人，无须一见到有钱人的别墅、轿车、“大哥大”之类就自惭形秽自叹衰老，正如面对穷乡僻壤的瘦弱饥民时，不必自觉优越和自诩青春。穷人也可以爱好文学，就像有权爱好喝酒或钓鱼。世界上从来就有人比作家阔绰，但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文学。世界上也从没有文人赚钱就必先崇拜金钱甚至不容许旁人斗胆继续淡泊金钱的规则。赚钱就赚钱，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当老师当木匠当部长当足球中锋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气壮，但改行并不是晋升提拔。离开文学或准备离开文学，不意味着从此便无端拥有更多对文学的鄙弃资格和教导权，也不意味着因此就有了富人俱乐部的优先入场券。 我们的建设还在打基础和起步的阶段，还没达到值得大惊小怪的程度，多一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也乏善可陈。要说折腾钱，我们在老牌欧美发达国家面前还只是低年级新生。但当年活在欧美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衰老感，也没有刮青自己的脸皮往实业家堆里钻，没去工商界奉领改革文学的指示。巴尔扎克喜欢钱，宣言要赚完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铜币，但他的作品是资本社会贪婪、奸诈、虚伪的揭露大全。福克纳身处赚钱高手云集的美国，但也并没有愧疚自己对故园乡土的痴迷，并没有后悔自己曾失足文学，反而声称自己一辈子就是写“家乡那邮票大的一块地方”，平静的目光投注于某位贫贱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监测人性的荒寂和美丽。 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远未赶上亚洲“四小龙”，但金钱与文学并不绝对同步，并不是直线函数。“四小龙”的文学纪录仍差强人意，即便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也是羞耻而不是光荣，是外激型现代化常见的先天不足症候之一。可以谈一谈的是多年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在创作后期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着力追求和表现静美，与东山魁夷等艺术家的画风一脉相接。甚至还有怀疑和反感现代化的诸多言词，颇有落伍时代之嫌。但正是他本身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成为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要是没有他的《雪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我们会不会为日本感到遗憾？ 有钱是好事，这句话只对不为钱累不为钱役的人才是真理。如果以为哪儿钱多哪儿才有美，才有时代特色，才有自我价值，才有文学的灵感和素材，那么鲁迅和沈从文当年就得去上海滩十里洋场办公司，那么现在所有偏远地域的作家就得统统住进大都市豪华宾馆，否则就别活了。这当然是拜金者的无知。文学从来不是富豪的支票。相反，在很多时候，文学恰恰需要作家的自甘清贫，自甘寂寞——如果这是超越功利审视社会人生的必要代价的话，如果这是作家维护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代价的话。优秀的文学，从来就是一些不曾富贵或不恋富贵的忘（亡）命之徒们干出来的。轻度贫困是盛产精神的沃土。 商品化的文学正在滚滚而来，甜腻的贺卡式诗歌热潮行将过去，宾馆加美女加改革者深刻面孔的影视风尚也行将过去，老板文学的呼声又将饰以“改革”、“时代感”之类的油彩而登场了。这种呼声貌似洋货，其实并非法国技术丹麦设备美国口味。这种呼声常常在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深圳、海口等）不绝于耳，常常在以前很穷而现在稍微有了些钱的地方（比方说不是纽约也不是巴黎甚至香港）不绝于耳，当然也很正常。我们并不会因为历史上没有好的老板文学就说现在也行不通，我们也不会因为过去反对粉饰官场而现在就必定反对粉饰商场。我们拥护一切创新的人，等待他们或迟或早地下笔，写出新作。 其实，我们最反对的只是光说不干：你写一两个试试！ 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决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厚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制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迷财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地站住。 站立才是改革的姿态，才是现代人的姿态。站立者才能理解人的价值，包括对一切物质世界创造者保持真正的敬重。卓越的实业家们，以其勃勃生机和独特风采，给作家们的创作输入新的变因。他们的荣辱苦乐，必然受到作家的关注。够格的实业家们也必然与够格的作家们一样，对历史有冷静的远瞩，对人生有清明的内省。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最灿烂的光辉，能够燃烧起情感和生命的光辉，不是来自金币而是源自人心。不管身居朱户还是柴门，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是我们的情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垂垂老迈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儿女。人无论有多少缺陷，仍是我们这颗星球无价的尊严和慰藉。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陈旧的话题，而且卑之无甚高论。 1992年6月 道的无名与专名 道的无名与专名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0年《唯美》杂志和境外《今天》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本世纪初，文言文受到挑战的时候，白话文似乎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不太像“天下之公器”。其本身已彰显特定的人文价值，已经自动履行着民主、科学、大众化、现代性等表达功能，与旧体制相对抗。在这个时候，形式就是内容，载体已成本体。白话文是反专制的语言，是反道统的语言，是人民大众通向现代化的团队口令和精神路标。一切阻碍政治和经济变革的腐朽势力，似乎都只能在文言文的断简残帛中苟活。 从这一段史实出发，人们很容易怀疑语言的工具性、物质性、全民性以及价值中立性。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至少也可以说，在语言的深处，有某些特定社会价值观念在暗中驱动和引导。貌似公共场所的语言，其实是一家家专营店，更像是性能特异的地脉和土质，适合特定的价值理念扎根——文言文的土壤里就长不出现代性的苗。 时间稍稍往后推移几十年，事情出现了另一些变化。当文言文已悄然出局，白话文广为普及一统天下的时候，它的价值特征便开始模糊。它还是“民主”和“科学”的语言吗？“文革”恐怖的社论和大字报正是用白话文书写的，倒是陈寅恪一类旧文人的文言文还多一些人格独立和学术真知。白话文还是“大众化”的语言吗？某些新潮作家用白话文写的论文或小说，比同样内容的文言文还晦涩费解百倍，相形之下，倒是庄子、司马迁、苏东坡、归有光等人的墨迹更有平易近人的风格。显而易见，此时的白话文还是白话文，但它已经扩展为公共场所，吐纳八方，良莠杂陈，其价值的专适性和定向性已不复存在。一次语言革命，终于在胜利中自我消解。 广义的语言还包括对语言的实践运用，即言语活动，这既是语言的具体实现，也是语言的演变动力。鲁迅与姚文元说着同样的白话文，但在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这一层面，又不能说他们说着同样的话。他们同于语言而异于言语。同样的道理，朦胧诗与“样板戏”的冲突，口语体与翻译体的冲突，八十年代以来诸多小说探索与既有文学模式的冲突，都构成了言语的多向运动，构成了白话文内部的紧张，也制约了白话文未来的总体走向。特别是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热潮，常常使人联想到白话文出现时的革命气氛。当时人们最惊讶的不是这些诗的内容：英雄、知青、爱情、白桦树、红玛瑙等等，在其他诗体里同样出任过角色。但谓之“朦胧”的言语形式本身，已传达了足够信息，已定位了感觉解放和个人主体的人文姿态。无论朦胧诗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当时大多没有把言语方式仅仅当做一种技术问题和形式问题，都敏感到“怎么说”本身就隐含着“说什么”：破坏语法常规，无异于挑战传统政治权威；而废弃标点和韵脚，简直就是对清教主义伦理和极权主义哲学的反叛。在这种情况下，朦胧诗作为“样板戏”、“新华体”、“党八股”的异端，促成人们思维和感觉的重构，一度成为危险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政治扑杀，当然在所难免。 有意思的是，言语的价值定位很快到期作废。朦胧诗永远是“感觉化”的言说吗？当商业广告中皮鞋、时装以及胃服宁药片的推销文案如歌如诗也一片朦胧的时候，人们只有经济人格的算计而独独没有感觉。朦胧诗永远是“个人化”的言说吗？至少，不到几年工夫，它同样可以用于政治宣传中的领袖颂歌、圣地怀旧、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连最为体制性的言说也都能够朦胧得云遮雾罩，一个标点和韵脚都不给你留下。到了这一步，朦胧诗不再是艰难的垦荒，而是流畅的滑行和飞翔，广为普及，蔚为时尚，终于被所有的价值系统接纳，而自己曾经有过的价值特质却在这一过程中悄悄流散。 在这里，言语活动同样再一次经历着与价值的遭遇和告别。 事情就是这样：做大了就可能做完。任何一种言说大概都免不了一种在拥戴和热爱中衰亡的命运。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但十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跟进者便成了庸才和蠢才。鲁迅深刻，但不能保证一切仿鲁迅都能深刻。沈从文优雅，但不能保证一切仿沈从文都能优雅。恰恰相反，任何言说的词汇、句式、章法、意象、旨趣都在遗传和感染扩散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原创的标高，只留下缺血的仿冒。 这样看来，言语中的价值注入，常常是不可重复的初恋，是一次性事件。言语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新生，不能再生，更不能成传家宝一代代往下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鲁迅、沈从文等一切有价值的汉语写作，与其说是肯定他们的言语，毋宁说是肯定他们对言语的创造；与其说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言语的价值光辉，毋宁说我们是在怀恋和追忆他们创造那种言语时所爆发出来的价值光辉——那只是一道闪电，虽然定格在书卷，却无法挽留。只有糊涂虫才企图通过模仿来对那些言语的活力实现收藏和占有。 白话文与大众性的联姻很短暂，朦胧诗与感觉化的联盟也并不牢固，这一类现象证明，语言也好，言语也好，任何形式和载体可以与特定的人文价值有一时的相接，却没有什么牢固不变的定择关系。语境变，则含义变，功能变。这如同日常生活中，一句脏话，此时可以表示厌恶，彼时也可以表达亲昵；一句红卫兵的口号，昨天可以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恐怖，今天却成为怀旧时的亲切或者表演中的搞笑。有那么多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中国人，眼下听到“文革”语录歌时居然一往情深，心花怒放，这种最常见的语言经验，足以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极其脆弱，没有一成不变的连接。 这没有什么奇怪。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格局以及生命实践的各种复杂条件，任何语言都只是一些奇怪的声波和墨迹，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什么神圣。鲁迅的表述一旦离开了鲁迅的语境，就完全可以移作他用，比如成为政治运动中的语言暴力。沈从文的表述一旦离开了沈从文的语境，也完全可以一无所用，比如成为三流文人在一篇篇酸文中无聊的引征或抄袭。当然，与此相反的逆过程，比方说在语言中变废为宝和点石成金的过程，也同样存在。李锐的小说《无风之树》差不多是一场语言的泥石流，其中夹杂着很多“文革”时期的套话，即那些言义相违或有言无义的语言僵尸。但这些材料在李锐的语境里获得了一种反讽意义，呈现出新的价值，无异于僵尸复活。在这里，创造并非生造，推陈出新常常也是翻陈为新（i·乔伊斯造出一些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可算是出于偶然的需要）。语言遗产在模仿家那里的死亡，在创造家那里则可能是休眠，是燃煤生成之前的腐积，将其翻用于恰当的语境，就有热能的成功激发。因此，语境是语言的价值前提。语言生命（鲁迅、沈从文等）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成为僵尸；而语言僵尸（“文革”套话等）也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焕发出生命。创造家们既非复古派亦非追新族，其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对具体语境的敏感、判断、选择以及营构，从而使自己在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语境里获得最恰切有效的语言表现——价值就是在这个时候潜入词语。 中国禅宗强调“道隐无名”、“言语道断”、“随说随扫”，表达了前人对任何语符最彻底的不信任。他们的“道”不可以在任何静止和孤立的表述里定居，同时也可以在上述任何表述中降临，包括说粪说尿，说金说银，都可以释佛。他们对语符与义涵之间这种任择（arbitrary）关系的洞察，比索绪尔或者德里达的类似觉悟更早。 当然，任择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体现为定择关系的随机改变，却不体现为定择关系的完全取消。应该注意的是，应该承认的是，在现实中，言与义的关系一旦择定，也常有相对恒稳的状态。就像钟表与时间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或者货币与财富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改变这些关系虽然可能，却非易事——人们经常只能在陈规和习惯中权且安身。日常生活中的忌语，作为言义定择关系最僵化最神化的产物，就是这样被接受的：因为母亲不可亵渎，母亲的名谓也就不可亵渎；因为信仰是不可背叛的，信仰的习语也就不可背叛，哪怕用“上帝”来取代“真主”、用“先生”来取代“同志”、用繁体字的“派对”来取代简体字的“扎堆”，也可能引起严重的文化冲突、政治纠纷乃至血刃相见。在这个时候，名似乎就是实，事物的符号俨然就成了事物本身，成了事物的替代物和有效凭证，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对物质世界和利益关系的遥感/遥控装置——话语的冲突几乎代理着人们对现实体制的重新安排。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定的情况下，白话文会成为政治，朦胧诗也会成为政治，一切新的小说形式也会成为政治。人们的价值指认可以被相应的语符暂时锁定，不得不在语言冲突中表现为固守或强攻。 连最不信任语言的禅宗，也有滔滔不绝的说教和针锋相对的辩难，可见在很多时候，语言还是有意义的，word并非时时可以脱离相应world的重力牵制，作轻浮无定的任意飘荡。 道隐“无名（言义任择关系）”与道涉“专名（言义定择关系）”各有其适用域，语言的游戏化与语言的权力化，也各有其合法性。这无非是我们观察语言时，超出具体语境之外或切入具体语境之内，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较为积极的事态里，“游戏”说可以瓦解语言的价值神话，恢复语言无限多变的空间；而“权力”说可以使语言“空心化”的狂欢适时降温，恢复人们对语言必要的价值审查和价值要求。 在谈到人类理性的时候，德国人马克斯·韦伯采用价值/工具的二元模式，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做出区分。在我无能创新语符的时候（瞧，这就是作为既有语言之奴的时候），我愿意借用他这一模式，施之于有关语言的观察。语言到底是（工具）载体还是（价值）本体？我无法做出定于一端的回答，而且相信回答只能取决于人们从何种角度观察，并且把特定语言现象置于何种语境：比方把白话文置于本世纪初还是本世纪末的不同语境。我还相信，在实际生活那里，这种略嫌粗糙的两分模式还省略了很多东西，比如，省略了价值的强表现及较强表现、弱表现及较弱表现等等分寸，使我们只能粗而言之。价值像是一种流体，随着现实人生的推动，在语言工具中忽多忽少，忽聚忽散，忽驻忽行，忽来忽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纷纭万状。更确切地说，语言价值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取决于语言与这些条件的结构性关联。因此，在现实及其语言表现的不断流变之中，我们永远只能靠语言去捕捉价值，又无法把价值永远存入既有的语言之网。 这样，倡导白话文也好，推崇任何一位作家的语言品格也好，可以是一时的价值义举，却不会有长久的价值专利。 人类在寻找价值的语言长途中，永远是成功的徒劳者。而这正是人类的幸运：语言总是处于垦荒和探险的状态。 1998年12月 偏义还是对义 偏义还是对义 注释标题 原题《即此即彼》，最初发表于1992年《海南师院学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语言学中曾有“复词偏义”一说，指两个意义相反的字联成一词，但只用其中一个字的意义。如常听人说：“万一有个好歹，我可负不起责任。”这里的“好歹”是指歹，不涉好。“恐有旦夕之祸福。”这里的“祸福”，是指祸，不涉福。 《红楼梦》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褒贬”二字在这里是被人责难的意思，有贬无褒。《红楼梦》名气很大，以至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下这一词条：褒贬，释为贬抑之义。 顾炎武先生指出，《史记·刺客列传》中“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得失，偏重在失。《史记·仓公传》“缓急无可使者”，缓急，偏重在急。《后汉书·何进传》中“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成败，偏重在败，等等。顾先生的《日知录》搜列这一类例证，后来被很多学人都引用过。 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大家沿用已久，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不必太吹毛求疵。梁先生遗憾之余宽怀大度，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恨恼不已，誓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温和可亲；那么钱钟书先生则像一个更为通晓法律的文字律师，严正可敬。他指出这类现象不过是“从一省文”的修辞结果，如《系辞》中“润之以风雨”，其中省了该与“风”搭配的“散”字；《玉藻》中“不得造车马”，其中省了该与“马”搭配的“畜”字。此种法式，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 不过，无论以“约定俗成”通融，还是以“从一省文”辩护，其实都是持守同一立场，奉行同一法度，即形式逻辑之法。这都让我有些不满。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限。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逻辑陈规。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祸者福所倚，福者祸所伏，福祸同门，好事与坏事总是相辅相成，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笔者在乡下时，常得农民一些奇特之语。某家孩子聪明伶俐，见者可能惊惧：“这以后不会坐牢么？”某家新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见者可能忧虑：“哎呀呀人只能死了。”笔者曾对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只是喜中有忧，担心太聪明会失其忠厚，导致犯罪；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真伤感。”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非一般形式逻辑所能容纳和表达。 语义源于人生经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从这一点看，《系辞》称“吉凶与民同患”，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不算怎么费解。《正义》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吉凶与民同患”的强词，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如此固守某种语言定法，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慧。 从一省文，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规则。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则是否定生活辩证法对语言的渗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无益于语言的生命。“不要落得人家褒贬”，也许（仅仅是也许）在《红楼梦》中只用偏义，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也可以被捧杀，对褒贬皆警惕以待。一个“杀”字统摄褒贬，没法用“从一”之规强迫鲁迅先生“省”去褒贬的任何一方。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这种语言的表达，不能没有法理的运用。很明显，当法理与生活两相冲突的时候，削足适履地让生活迁就法理，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正确阐释和运用“惧人褒贬”的对义，更益人神智，更能释放出语言的文化潜能。 复词可以对义，单词也可以对义。笔者较为赞同钱钟书先生对单词对义的态度。他指出汉字中某些一字多义同时合用的现象，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等，皆为“汉字字义中蕴含的辩证法”。在这里，钱先生终于不像一个刻板的护法律师了，更像一个万法皆备于我的思想勇将和革命党徒。 黑格尔鄙薄汉语不宜思辨，夸示德语能冥契妙道，举“奥伏赫变”一词为例，分训“灭绝”与“保存”两义。后来歌德、席勒等人用这个词，或是用来强调事物的变易和转换，或是用来强调矛盾的超越和融贯，均深谙德意志辩证之道，用得妥帖，没有辱没这个词的精髓。钱先生举示这一例子后，嘲笑黑格尔不懂汉语，妄自尊大，称汉语中这类语言奇珍也十分富有，叹中德遥隔，“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牛马风”，“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如《墨子·经》中就说过：“已：成，亡。”此为单词对义的范例。成与亡二义相违相仇，同寓于“已”。若指做衣，“已”便是成；若指治病，“已”便是亡。 其实无论成亡，都是一件事情过程的终结，本可齐观。任务完成之时，也就是任务除却之时。目标达成之地，也就是目标消逝之地。《红楼梦》中有“好了歌”，宣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盛与衰邻，成以亡随，这几乎是对“已”字最人生化的反训和分释。如果再加诘究，可发现这些对义的单词，多是动词，多是对事物运行过程的抽象描述。过程就是过程，故合以一词；目的殊别，故分以对义。以一词纳对义，也许便是彰过程而隐目的、重过程而轻目的的心智流露，深义在焉。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干”字，大概是动词中最为抽象化的一个。若用于“干事业”，义为成就；若用于“干掉那人”，义为消灭，凡此等等。洞明之人还明白：干掉了某人，也可能“成就”了某人的名节；干成了一番事业，也可能便“消灭”了对这项事业的迷恋以及追求快感。“成就”与“消灭”互为表里，矛盾常常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呈示否极泰来的前景。一些对义性的动词，莫不就是因为切合了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而日渐为人们所习惯？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和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复词也好，单词也好，无论笔者的理解有无附会，它们的对义现象所散发的辩证法意味，不能不引人流连驻足。眼下，这些语言现象作为珍贵的文化遗存，长有所识长有所用者毕竟越来越少了，少于某些文字专家的整饬挞伐之下，少于芸芸俗众的智力退化和衰竭之中。形式逻辑之法所滤净的世界非此即彼，越来越精确和清晰，越来越容不得看似矛盾的真理，看似浪子的天才，看似胡搅的创造。可以想见，如果再被电脑翻译机改造一番，这类似乎“不合逻辑”的文字将更被斩草除根。在那种情况下，文字的丰富生态已变成一批批标准化货品，规规矩矩，乖头乖脑，足敷实用，只是少了许多自然之态和神灵之光。 借钱钟书先生一言：“为承学之士惜之。” 1992年10月 Click时代的文学 click时代的文学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9年《海南日报》，已译成法文 click是弹指击键的声音，是信息高速公路上人潮奔涌的嘈杂脚步。遥想今后，购物在click，治病在click，游戏在click，打仗在click，谈情说爱也在click……文学当然也难逃芯片和网络的一统天下。这可能是传播技术对未来文学演变最大的制约因素。 传播技术一开始对文学的品质和功能没有太大影响，正如初创时的电影并非独立艺术门类，不过是傻傻地用镜头记录舞台剧而已。click文学眼下也并非独立的文学形式，只不过是代笔代纸代书刊的一种手段，没有特别的了不起，能否与传统定义之下的文学闹分家，至少眼下还说不大准。不过看了一些网上的文学，特别是非商业网站的一些自由创作以后，有几点印象倒是暗存心头。 一是这些作品（比如有些段子）常常无固定版本和个人作者，你续一段，我添一节，他又删几行，兴之所至，信口开河，七嘴八舌，众人接力，基本上是搞群众运动。 二是这些作品（比如有些博客）常常无盈利之谋，无偿发行，免费取用，与版税和稿酬以及出版利润毫无关系，纯属参与者们的自娱自乐，大体上是现代出版体制之外的基层业余活动。 三是这些作品（比如有些视频）常常带有多媒体特征，配声配画甚至载歌载舞，文字手段与其他视听手段混杂运用，不再是专业文人的专业文字，文字重新与声音和色彩结为一家。 可以看出，这种电子网络上的自由创作，亦即群体性的、非盈利的、多媒体的文学，不就是重现原始口头文学的诸多特征么？网上这些现代作为，我们的老祖宗们不也差不多茹毛饮血地干过么？数得上的区别恐怕只在于：原始人那里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等现场性的“多位一体”，在漫长历史之后变成了荧光屏上远程传输的“多媒体”。添入一个“媒”字，费了我们数千年工夫。 以上是我在去年海南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据说后来还被人载述发挥，并引起过报刊上的讨论。当然，我这样说并无信而好古之意，只是觉得所谓这世界常常“旧”中有“新”，如再旧的原教旨主义，也必出自今人们新的选择、新的阐释、新的建构。这世界也常常“新”中有“旧”，如再新的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也无法剔净刮光自己体内旧的传统资源——包括旧而又旧的文字符号，还有旧而又旧的基本形式逻辑。 似乎茹毛饮血的click文学，只不过是“新”“旧”难以截然两分的又一例证。眼下，我被告知已进入一个新世纪了，人都在变，包括长袍换西装，轿子换飞机，小妾换小蜜，皇帝换总统，长寿仙丹换基因工程，如此一来文学焉能不变？但文学的内容、形式、传播技术如万花筒无论如何多变，筒内的人生、人性、人道三原色恐怕又是变不到哪里去的。人，人呵人，只要还是既个体又群体的文化生物，就免不了人际之间沉浮冷暖的各种处境和喜怒哀乐的无限情感，就免不了表达情感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的是哈欠，有的是鲜血，当然也铁定无疑。 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不变文亦不变。在我们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和三头六臂之前，click文学可能是我们有些眼熟的新面孔之一。 1999年3月 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 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 注释标题 最初以法文和英文发表，后收入随笔集《文学的根》。 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否新，而在于它是否好。因为求新之作大多数并不好，正如袭旧之作大多数也是糟粕。但这样一个观点不容易被当代的人们所接受。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们大多习惯于一种对“新”的崇拜：从世纪初的“新”文艺、“新”生活、“新”潮流，到九十年代的“新”感觉、“新”写实、“新”体验，这些文学口号及其文学活动总是以“新”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来确认自己进步和开放的文明姿态。在很多时候，新不新，已经成了好不好的另一种表述。很多作家一直在呕心沥血地跟踪或创造最“新”的文字。于是一位中国批评家黄子平曾经说过：创新这条狗，追赶得作家们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总是被确定为“现代”的对立之物，是必须蔑视和摒弃的。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因涉及传统便曾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是寻封建主义的文化，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区别只在于：一个以策划社会主义的延安为“新”世界，而另一个以资本主义的纽约或巴黎为更“新”的世界。 事实上，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在中国都曾披戴“现代”的光环，“新”的光环，都曾令一代代青年男女激动不已。 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我对这些批评基本上一言不发不作回应。因为我对传统并没有特别的热爱，如果历史真是在作直线进步的话，如果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必须以否定传统为前提的话，那么否定就否定吧，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守灵人一样为古人而活着。问题在于，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与所谓传统一刀两断，中国文学新潮十多年来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并且在一种“后现代主义就是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解释之下，最终实现了与金钱的拥抱。无论前卫还是保守，似乎一夜之间都商业化了。妓女、麻将、命相、贵族制度等都作为“新”事物广泛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里，进而成为很多文学家的兴奋点。有一位知名“后现代主义”作家，竟用半本诗集来描述和回味他在深圳和广州享受色情服务的感觉。这当然只能使人困惑：难道金钱有什么“新”意可言？难道妓女、麻将、命相、贵族制度等等不是中国最为传统的东西？文化激进主义的叛逆者们，什么时候悄悄完成了他们从生活方式到道德观念最为迅速和不折不扣的复“旧”？ 在这里，我对这种命名为“进步”的复旧不作评价，即使做出价值评价也不会视“旧”为恶名。我只是想指出：完全脱离传统的宣言，常常不过是有些人扯着自己的头发要脱离地球的姿态。事情只能是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传统”与“现代”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互相渗透互相缠绕的关系。正如阅世已深的成年人才能欣赏儿童的天真，任何一次对“传统”的回望，都恰恰证明人们有了某种“现代”的立场和视角，都离不开现代的解释、现代的选择、现代的重构、现代的需要。因此任何历史都是现在时的，任何“传统”事实上都不可能恢复而只能再生。一位生物技术专家告诉我，为了寻找和利用最优的植物基因，他们常常需要寻找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的“原生种”，必须排除那些在当今农业生产环境中已经种性退化了的常用劣种。显然，这种似乎“厚古薄今”的工作，这种寻找和利用“原生种”的工作，不是一种古代而是一种现代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现代生物技术，我们连“原生种”这个概念也断不会有。 正是基于与此类似的逻辑，如果我们不是面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复杂现实，如果我们不是受到各种现代文学和文化新思潮的激发，“传统”这个话题也断不会有。一个中国评论家单正平曾在文章中用了一个词“创旧”。这个词在中国语法规则之下是有语病的，读者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创（造）”从来只可能与“新”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词汇中从来只有“守旧”、“复旧”、“怀旧”等，而没有“创旧”一说。但我需要感谢这位评论家，因为他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观念来了一次深刻的怀疑，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语言上来了一次颠覆和瓦解。“新”出于创造，“旧”也只能出于创造，因为所有的“旧”都是今天人们理解中的“旧”，“创旧”的过程就是“旧获新解”、“旧为新用”的过程。 这个评论家在使用“创旧”这个词时，是面对中国当今的这样一些文学作品：相对于都市里的“新”生活，这些作品更多关注乡村里的“旧”生活，比如张炜、李锐、莫言等作家的小说；相对于五四以来纯文学的各种“新”文体，它们更像是中国古代杂文学的“旧”文体，包括体现着一种文、史、哲重新融为一体的趋向，比如，汪曾祺、史铁生、张承志等作家的写作。当然，更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旧”还在于人文价值方面的薪火承传。中国正在迅速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正在经历实现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这双重的挤压，正在承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各方面的变化和震荡。每个人在这个大旋涡里寻求精神的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是必然的，而这种进入如果是一种创造性的吸收而不是机械性的搬用，那么各种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被重新激活并且被纳入作家们的视野也就是必然的。正像张炜先生指出过的：儒家在五四运动以后曾遭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全面的批判，但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重义轻利”的人生观，在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的商业流行文化的全境压进之下，正在成为一些中国人重建生活诗学的“新”支点。我相信，皈依伊斯兰教的张承志，信奉佛教的何士光，投身基督教的北村，这些作家也是在各种“旧”的思想文化遗存中，寻找他们对现代生活“新”的精神回应。 正像我不会把“新”当作某种文学价值的标准，我当然也不会把“旧”当作这样的标准。特别是在文学正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商业化的当前，怀旧、复旧、守旧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最“新”的文化工业，产生太多华丽而空洞的泡沫和垃圾。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崇拜——包括“新”的崇拜和“旧”的崇拜都很有些可疑，都可能成为文学创造的陷阱。在另一方面，我更不愿意把文化的“旧”“新”两分，等同于“中”“西”两分，而很多中外学者常常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些人眼里，中国文化的时间问题也就是空间问题，“传统”就是“中国”，而“现代”就是“西方”。但上述中国作家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并非原产于中国，同样也并非原产于“西方”一词所指的欧美。我们该把印度和中东往哪里放呢？是应该把它们看作“新”还是“旧”呢？这只是随手举出的一个小例子，不能不让我们的西方崇拜论者或中国崇拜论者谨慎行事。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文化的生命取决于创造，而不取决于守成，而任何创造都是“新”“旧”相因，“新”“旧”相成的，都是一次次传统的现代再生。因此任何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都用不着担心自己在广泛的文化汲取中传统绝灭，正像任何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都用不着担心自己在“传统”继承中搭不上“现代”的高速列车。作家们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成果都视为自己可资利用的资源，完全可以不关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年龄”或文化“肤色”问题，只应关心自己能否把下一部作品写得更好。在此我郑重建议：作家们今后在一般情况下不要再讨论这个“传统”或者“现代”的话题——这一点，请关心这个话题的各位同行给予原谅。 2000年2月 强奸（的）学术 强奸（的）学术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青年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有一天，一个男人在某公共场所——比方说一个旅游区较为僻静的角落，强奸了一个女人，被游客或保安人员当场抓获扭送派出所。照理说，这桩案子有目共睹，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法办就是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简单如我这样的凡人，即便把事情想过来又想过去，即便有十个脑袋把天下的学问研过来又究过去，恐怕也不会觉得有别的什么结论。其实，这便是我等的无知。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理外也有理。理非理，非理理也。谁说强奸者就必定无理呢？谁说一个流氓就不可能获得同情和辩解呢？如若不信，且往下细看。 “动机免罪”法：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这位男人的行为从现象上看确实有所过失，但看问题必须看本质，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同时考虑他的动机。很明显，他是要杀害这个女人吗？不是。他是要抢夺这个女人的财产吗？也不是。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有什么恶意。恰恰相反，他不过是爱这个女人，一心想亲近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以一种可能不太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心愿。而一个人的爱，无论怎么说也不是罪过，反而是一种高尚动机，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医生也有可能因为不慎而出现手术事故，但这位医生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信念走进手术室的，你们能依据偶然一次事故的后果，给这位医生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吗？ “主流抵过”法：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这位男人今天来旅游，没有买门票吗？没有买车票吗？吃饭没有给钱吗？喝酒没有付账吗？违犯了交通规则吗？破坏了公共财物吗？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他爬山，赏花，洗脸，买香烟，哼小调，上厕所，脱大衣，没有一件事有错，没有什么行为违法。他对那个女人的行为可说确实不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就是对这位女士，他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曾经为她赶走了可怕的狗，为她打开了汽水瓶盖，等等。我们看问题要看主流，要分清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的二十三小时零五十分钟里都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优秀公民，你们为什么无视主流抹杀主流而偏偏要揪住他那个不过十分钟的小节不放呢？你们把局部当全部，把支流当作主流，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岂不是有欠公正和宽容？ “比下有理”法：毫无疑问，我也同你们一样，极端厌恶和反对一切粗暴行为，视公道和法律为自己的生命。但事情总要一分为二，就说强奸吧，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较而言的话，强奸总比杀人好吧？（杀一个人也比杀十个人好吧？……此类推论暂且不提。）强奸也比“文革”冤狱密布冤案如山的政治恐怖要好吧？（“文革”政治恐怖比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要好吧？……此类推论也暂且不提。）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延安”还是“西安”的问题，分清一个有错误的同志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前进中的缺点和反动腐朽本质的界限。我感到奇怪的是，大敌当前，那么多杀人在逃犯你们不去抓不去管，那么多一心想恢复“文革”的极“左”势力你们不去与之抗争，你们的良知和勇气，就是抓住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吵吵闹闹大做文章么？你们这样干的同时，放过了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巨资而且比这个男人可恶百倍的更大流氓，这是何其势利！何其怯懦！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一心诛杀窃钩者，是不是要给普通劳动人民脸上抹黑？是不是要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些权贵集团中的隐身流氓比小人物更有道德感？ “曲解套敌”法：很明显，这位男人刚才扑向那个女人，亲嘴、摸大腿、解衣扣，确属不雅动作。但是请注意：这不过是每一个成年男人都可能有过的行为，没有什么奇怪。他的所谓举止粗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正是坦白、率直、真性情的体现，没有伪君子和道学者们的人生假面。问题是，诸位先生如此道貌岸然，你们就没有过男女关系？就没有摸过女人的大腿？我就是说你，你不要躲！你刚才慷慨激昂了老半天，你不是也结过婚么？说不定还搞过婚外恋吧？你不摸女人的大腿，你身边这个小孩是如何生出来的？你说呵，说呵！你到底摸过没有？摸过？还是没摸过？好，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不是耶稣，不是圣人，那还在这里装什么孙子？这年头谁不知道谁！你们自己心里也明白，你们比起你们抓住的这位先生来说，同样有一肚子不可告人的花花肠子，而这位先生不过是有勇气把你们隐秘的一闪念变成了行动。如此而已。你们有什么资格对他进行虚伪的指责？ “假题真做”法：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我同意你们把他带走，但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不能是非不分真假颠倒遗祸社会。刚才是谁说的：以后要禁止单身男人旅游，要禁止单身女人抛头露面，起码也要禁止公园里一男一女的可疑接近。这是什么话？我要再问一句：这是什么话？那位先生你不要狡辩，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们这一伙的意思！我不是傻子，不会听不懂。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吧，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还有人居然如此无视人权，居然要剥夺所有单身男人和单身女人的旅游权以及恋爱权，这种对人性的残暴扼杀，难道不是比一两件性骚扰案件更可恶？难道不是更具有危险性么？说这种话的人，到底要把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他们是在打击什么强奸吗？不，事实很清楚，他们动不动就要告官的真实目的，是要召回专制封建主义的幽灵，重建一个禁锢人性的社会，取消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也是最神圣的自由。我们能答应吗？对，你们说得对：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 “构陷封口”法：当然，我还要指出一点，这位被你们视为受害者的女人，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今天一个人出现在这里？旅游区的女人这么多，为什么这件事不发生在张三的身上，不发生在李四的身上，不发生在你们这么多可敬女士们的头上，却偏偏发生在她的头上？你们看看，她浓涂艳抹，花枝招展，还长得这么丰满，不，是这么性感，这一切还不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吗？她几乎天天来这里一个人游荡——这不是我说的，是刚才两位先生说的。她几乎总是对所有的单身男人都暗送秋波，拉拉扯扯——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刚才两位女士说的。你们不信的话就去问他们（可惜他们已经走了）。我们大家也可以对这些事情展开调查和讨论。事情只有深入地调查和讨论才会真相大白。这位女士，你有胆量接受大家的调查吗？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你结婚没有？离过婚没有？在婚前和婚后你同多少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大家不要笑，我在问她呢。你为什么总是在这一带对男人……真是奇怪，你做的事刚才大家全都一目了然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已经走了的“他们”现在变成了“大家”）？你如果不是心里有鬼的话，怎么可以回避事实？ “君子无争”法：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已经真相大白。我并没有袒护谁的意思，不，我对任何女人和任何男人的违法行为都极其反感，包括反感你们抓住的这个男人。也许他确实像你们证实的那样无耻和下流，既然如此，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同小人纠缠有什么劲？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是不是太抬高他了？这件事很无聊，掺和无聊的事本身就是无聊。这件事很恶劣，对恶劣的事情兴致勃勃穷追不舍，本身也是一种恶劣。这样的小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从来不在正人君子的视野之内，不会让正人君子过分认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李叔同先生与小人纠缠呢？什么时候见过钱钟书先生、朱光潜先生、沈从文先生与小人纠缠呢？真正得道的人，无念无为，六根清净。有知识、有教养、有阔大胸怀的人，不会花费工夫去同世界上数不胜数的小人们斤斤计较以至吵吵闹闹推推搡搡地恶相百出。这实在太没意思了。群众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公道自在人心。任何小人最终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有自信心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话，那么就不必依靠派出所而让历史来做出应有结论吧。 …… 这“法”那“法”都用过以后，事情会怎么样呢？强奸嫌疑犯会不会被送到派出所去给予法办呢？我难以预料，也暂且按下不表。我要说的是：如果一桩简简单单的强奸案都可以说出个翻云覆雨天昏地暗，那么真碰上一些大问题或者大学问的时候，比方什么“人文”呵，什么“存在”呵，什么“美学”呵，什么“现代”呵，什么姓“社”还是姓“资”呵……道理还简单得了吗？“共识”和“公论”一类美妙之物还可以通过大交流、大讨论、大辩论来获得吗？即使这个世界上的人统统成了文凭闪闪职称赫赫并且学富五车满嘴格言的知识阶级，即使我们可以天天夹着精装书学术来学术去的，我们就离真理更近了吗？ 依我看：难。 实在太难。 诗曰： 现代前难后亦难， 话语争霸百家残。 死的说活言无尽， 圆的说扁舌未干。 学问易改性难改， 掩卷应觉人境寒。 书山此去多歧路， 世间悲喜从头看。 1997年5月 岁末扔书 岁末扔书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一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毫无必要——遍读。面对茫茫书海，择要而读，择优而读，把有限的时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笼统地说“开卷有益”，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必定误人不浅。这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 在我看来，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可读之书。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勃发出思维和感觉的原创力，常常刷新了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这些书别出心裁，独辟生面，决不会人云亦云；无论浅易还是艰深，都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不会用套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炸和术语倾销。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广读或选读、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但它们作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是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是可翻之书。翻也是一种读法，只是无须过于振作精神，殚思竭虑，有时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一般来说，翻翻即可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但收罗和传达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稀释于文，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获。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或可使人娱心，做劳作之余的消遣，起到类如跳舞、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这些书在任何时代都产量极丰，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是营养有限但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误作治病的良药，偶有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倒也没有坏处。 三是可备之书。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束之高阁。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也不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是因为它们一时还用不上，是晴天的雨伞，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将来能不能用，也不大说得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只关乎未来的谋生之用。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对它们给予收集和储备，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 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即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力的隐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乌七八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虚怀才能求知。及时忘记应该忘记的东西，坚决清除某些无用和无益的伪知识，是心境得以“清”“虚”的必要条件，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健康发育的空间开拓。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我读书不多，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自觉对优秀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说还有点出息，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嗅出气味不对，立刻掉头就走。每到岁末，我总要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出一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家哄抬出来的名作，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我的经验是，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还有什么闲工夫犹疑他顾？ 从这个意义来说，出版印刷业日渐发达的年代，也是扔书的勇气和能力更加显得重要的年代。 1994年12月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9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独断论一再遭到严打的副产品，是任何人开口说话都成为难事，因为没有哪一句话可以逃得了“能指”、“神话”、“遮蔽性”一类罪名的指控（翻译成中国的成语，就是没有任何判断可以摆脱瞎子摸象、井蛙观天、以筌为鱼、说出来便不是禅一类嫌疑）：甚至连描述一个茶杯都是冒险。我们不能说茶杯就是茶杯，不能满足这种正确而无效的同义反复。那么我们还能怎么办？如果我们有足够勇气向现代人的语言泥潭里涉足，说茶杯是一个容器，那么就“遮蔽”了它的色彩；我们加上色彩描述，还“遮蔽”了它的形状：我们加上形状描述，还“遮蔽”了它的材料；我们加上材料描述，还“遮蔽”了它的质量、强度、分子结构以及原子结构乃至亚原子结构……而所有这些容器、色彩、形状、材料等等概念本身又需要人们从头开始阐释，只能在语义“延异”（diffé rance，德里达的自造词）的无限长链和无限网络里，才能加以有效——然而最终几乎是徒劳的说明和再说明和再再说明。 假定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无限言说的终点，假定世界上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和研究中心以及足够的笔墨纸张来把这一个小小茶杯说全和说透，以求避免任何遮蔽性的确论，果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面对车载斗量如山似海的茶杯全论和茶杯通论，还可能知道“茶杯”是什么东西吗？还能保证自己不晕头、不眼花也不患冠心病地面对这个茶杯？如果这种精确而深刻的语义清理，最终带来一种使人寸步难行的精确肥肿和深刻超重，带给我们无所不有的一无所有，那么我们是否还有信心在喝完一杯茶以后再来斗胆谈谈其他更大的题目？比如改革？比如历史？比如现代性？ 这样说，并不是说虚无主义没干什么好事。不，虚无主义的造反剥夺了各种意识形态虚拟的合法性，促成了一个个独断论的崩溃——虽然“欲望”、“世俗”、“个人”、“自由”、“现代”这样一些同样独断的概念，这样一些同样可疑而且大模大样的元叙述，被很多虚无论者网开一面并且珍爱有加。这当然也没有什么。现实的虚无情绪总是有偏向的，总是不彻底的。有偏向或者不彻底的虚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可以构成积极的知识生产。问题在于，在一种夸大其词的风气之下，虚无论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独断，一种新的思想专制。虚无论使人们不再轻信和跪拜，但它的越位和强制也正造就一些专擅避实就虚、张冠李戴、霸气十足但习惯于专攻假想敌的文字搅局专家，正传染着一种洒向学界都是怨的奇特心态：几乎一切知识遗产，都被这些野蛮人纳入一股脑打倒之列，至少也被他们时髦地避之不及。 宁可虚无，不可独断，宁可亵渎，不可崇敬，这样的知识风尚本身有什么合法性吗？正如我们无法在没有任何“遮蔽”的苛求下说明一个茶杯，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在或多或少“遮蔽”的情况下，在语言本身总是难免简化、通约、省略、粗糙、遗漏、片面以及独断的情况下，来说明一个秋天的景色，一个人物的脾气，一种观念要点，一种社会体制。在这里，严格地说，投照必有暗影，揭示只能是定向的，总是意味着必要亦即良性的遮蔽。或者说，或多或少的遮蔽恰恰是定向揭示的前提，是思考有效的必要前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言才能有所言，有所不思才能有所思。倘若我们不眼睁睁地无视有关茶杯亚原子结构等其他一切可贵然而应该适时隐匿的知识，我们就无法说明茶杯是一个圆家伙。极而言之，我们至少也要在某些“准独断”或“半独断”的思维共约和语言共约之下，才能开口说任何一件事情，才能采取任何一个行动。 真理与谬误的差别，并不是像很多现代学人以为的那样——是虚无与独断的差别。真理有点像公因数，是多数项组合关系的产物，为不同知识模型所共享。在瓦解诸多独断论的过程中对这种公因数小心提取、汲取以及呈现，恰恰是虚无论可以参与其中助上一臂之力的事情，是虚无论可能的积极意义所在——假如它是一种严肃的思考成果，不至于沦为轻薄的狂欢。 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分化，需要良性的多元互动，于是不可回避知识公共性的问题，包括交流的语用规则问题。打倒一切，全面造反，宁可错批三千也决不相信一个，这种态度可以支持不正当的学术竞胜，营构某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但对真正有意义的知识成长却没有多少帮助。在差异和交锋中建立共约，在共约中又保持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是人们走出思维困境时不可或缺的协力互助。这种共约当然意味着，所涉语义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有条件的，并不像传统独断论那样许诺终极和绝对。因此它支持对一切“预设”的反诘和查究，但明白在必要时必须约定某些“预设”而存之不问；它赞同对“本质”和“普遍”的扬弃，但明白需要约定一些临时的“本质”和“普遍”，以利局部的知识建制化从而使思维可以轻装上阵运行便捷；它当然也赞同对“客观真实”的怀疑，但并不愿意天真浪漫地时时取消这一认识彼岸——因为一旦如果没有这一彼岸，一旦没有这一彼岸的导向和感召，认识就失去了公共价值标尺，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一共约的态度是自疑的，却在自疑之中有前行的果决。这种共约的态度是果决的，但果决之余不会有冒充终极和绝对的自以为是和牛皮哄哄。可以看出，这里的共约不仅仅是一种语用策略，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命题。它体现着这样一种知识态度，既不把独断论的“有”也不把虚无论的“无”制作成神话。与此相反，它愿意方便多门，博采众家，在各种符号系统那里寻找超符号的真理体认，其实际操作和具体形迹，是既重视破坏也重视建设，在随时可以投下怀疑和批判的射区里，一次次及时建立知识圣殿。套用一句过去时代里的俗话来说，这叫战略上要敢于虚无，战术上要敢于独断。 现代知识既是废墟也是圣殿，更准确地说，是一些随时需要搭建也随时需要拆除的临时建筑。知识之间的交流，是各种临时知识建制之间一种心向真理的智慧对接，当然就是一场需要小心进行的心智操作，离不开知识者们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会心，离不开必要的理解力和学术道德。可惜的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商品化和实利化，正在侵蚀这种公共秩序的心理基础。我们仍然热爱着真理，但常常只爱自己的真理，即自己找到的真理，无法爱上他人发现的真理。专业于国学的人可以嘲笑西学家不知中国，专业于西学的人可以挑剔国学家不懂西方；碰到人文学者可以指责他不懂经济，碰到经济学家则忍不住地要狠狠侃他一通海德格尔和尼采。你说东我就偏要同你说西，其结果当然是双双宣布大胜。“完全无知”、“可笑至极”一类口气大得很的恶语在论争中信手拈来；学理上倘没法接火便信口指责对方的“官方背景”或者“完全照抄”、“自我炒作”，做场外的恐怖性打杀，抢先给自己筑建道德优势。在这样一些“三岔口”式的扑空和虚打之下，在这样一些左右逢源和百战百胜之下，知识还重要吗？不，知识所有者的世俗利益，倒成了语言高产中最隐秘的原型语言，成了文本繁荣中最隐秘的原型文本。 真理被虚无之时，就是真理最容易实利化之日。现代的话语的游戏化和话语的权利化，分别引领着虚和实的两个方向，但这两条路线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内在联系，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现代传媒输送着太多的学术符号，现代教育培育着几乎过剩的学术从业者，因此我们选择某个学术立场，可能是出于兴趣和良知，出于人生体验和社会使命的推动，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仅仅取决于知识生产的供求格局和市场行情，甚至取决于符号游戏中一次次“学术旅行”或者“学术洗牌”。一个最烦传统的人可能误取古典文学学位，一个最愿意做流氓的人可能投机法学专业，一个性格最为自负专断的人却可能碰巧写下一篇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论文。这样做是要顺应潮流，还是要钻营冷门，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话语一旦出自我口，就很容易被言者誓死捍卫。它们本身不再是游戏，而关涉到面子、聘书、职称、地位、知名度、社会关系、知识市场的份额、出国观光访问的机会、在政权或者商界的座席——这些好东西已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权利可以产生话语，那么现代社会中的话语也正在产生权利，产生着权利持有和权利扩张的火热要求。 同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将越来越少，而我的真理会越来越多。真理不再能激起愚人才有的肃然起敬，正在进入同时实利化和虚无化的过程——任何知识都可以被轻易地消解，除非它打上了我的产权印记，据此可以从事利益的兑换。 即使到了这一步，即使我们都这样没出息，这样的狂欢仍无法宣告知识公共性的废弃。毕竟还有很多人明白，知识的四分五裂和千差万别，不过是知识公共性进一步逼近精微之处的自然产物，包括公共性的困惑与茫然，恰恰是人们对真理终于有了更多共同理解的反证。道理很简单，若无其同，焉得其异？一群互相看不见（缺乏共同视界）的人不可能确定他们容颜的差别，一群互相听不懂（缺乏共同语言）的人不可能明白他们的言说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能把差别越来越折腾清楚，不正是由于我们正有效依托和利用共同的知识基础？一个知识者不是鲁滨逊，不可没有学理资源的滋养（来自他者的知识兼容），也少不了顽强的表达（通向他者的知识兼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从来就是公共的，不是什么私藏秘器。即便是唇枪舌剑昏天黑地的论战，如果不是预设了双方还有沟通的可能，如果不是预设了某种超越私我的公共性标准，谁还愿意对牛弹琴地白费气力？也许正是有感于这一点，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才不避重建乌托邦之嫌，不惧重蹈独断论覆辙之险，提出了“交往理性”。他是提倡对话的热心人，希望人们共约一套交往规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真诚宣称（sincerity claim）”，即任何话语都力求真诚表达内心。 他怀抱一种建设者的愿望，几乎回到了最古老最简单的良知说。这种关于良知的元叙述，这种非技术主义的道德预设，肯定会受到一些虚无论者精确而深刻的学理攻伐，想必也得不到多少逻辑实证的支持。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项共约，我们这一群因为私利而日渐绝缘——互相看不见也听不懂的人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吵吵嚷嚷的昏天大战里重返真理之途？在哈贝马斯这个并无多少高超之处的建议面前，在他即将遇到的各种似乎高超得多的解构和颠覆面前，我不能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智者有一天居然发现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即便前者速度是后者的五倍，兔子赶到乌龟原在位置的时候，乌龟肯定前行了距离s；兔子跑完s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5；兔子再跑完s/5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25……以此类推，无论有多少次兔子赶至乌龟的此前位置，乌龟总是会再前行一点点。在这一过程中，差距将变得无限小，但不论怎么小也不会变成无。考虑到这个小数可以无限切分下去，那么兔子当然只能无限接近乌龟，却不可能赶上乌龟。 推理的结果怎么可以这样？ 智者的推理应该说无懈可击，但也让人感到十分荒唐，因为兔子事实上一眨眼就超过了乌龟。这只兔子只是给人们一个重要提醒：某些无懈可击的逻辑过程有时也会成为幻术和陷阱。与智者的严密推论相反，将“无限小”化约为“零”，尽管在一般逻辑上说不通，但这样处置可以描述兔子的胜出结局，更具有知识的合法性。而这种非理之理或理上之理，正是微积分的基石之一。 作为来自实践的苏醒和救赎，各种学理都没有绝对合法性，总是依靠非理之理和理上之理来与智慧重逢。 兔子的胜利，是生命实践的胜利。因此，独断论也好，虚无论也好，一旦它们陷入自闭盲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种种自我繁殖的逻辑里跳出来，成为一只活生生的兔子，甚至是只一言不发的兔子。 1999年6月 饿他三天以后 饿他三天以后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8年《芙蓉》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译成韩文。 中国人想把自己变成欧美人，最大障碍恐怕来自肠胃。如果不是从小就被西餐训练，老大不小的时候再来舍豆腐而就奶酪，舍姜葱河蟹而就半熟牛排，大概都如临苦刑。世界各地唐人街的众多中国餐馆，就是这一饮食传统的顽强证明。因此，全球文明一体化的问题可以在餐桌以外的地方大谈特谈，但只要到了腹空时刻，即便是身着洋装满口洋腔的黄皮白心“香蕉人”，大多还是流中国口水，打中国食嗝，大快朵颐地与欧美人差着和异着——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并不能说，每个人的肠胃都是民族主义的。或者至少不可以说，这种肠胃民族主义有什么绝对和永恒。我常常冒出一个念头，想做一个极为简单的文化试验：随便捉来一个什么人，饿他三天以后会怎么样？对于一个饿得眼珠子发绿的人来说，奶酪之于中国人，豆腐之于欧美人，味道会不会有些变化？饮食的文化特性在这家伙身上还能撑多久？ 结论也许不言自明：一阵疯狂的狼吞虎咽之下，豆腐奶酪都化约为几乎无味的热量，如此而已。所谓饥不择食，也就是饥不辨味，饥不辨文化也。在逼近某种生理极限的时候，比如在人差点要饿死的时候，曾经鲜明和伟大过的文化特性也会淡化、隐退甚至完全流失。 这么说，文化差异只是饱食者的事，与饥饿者没多少关系。它可以被吃饱喝足了的人真实地感受、品味、思考、辩论乃至学术起来，可以生发出车载斗量的巨著和五花八门的流派，但一旦碰上饥饿，就不得不大打折扣。换句话说，人吃饱了就活得很文化，饿慌了就活得很自然；吃饱了就活得很差异，饿慌了就活得很共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一般来说，我既是文化的多元主义者，也是文化的普遍主义者，取何种态度，常取决于我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谈话者，比方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刚刚吃过早餐的人。 其实，文化差异也只是成年人的事：他们可以折腾东方式的家族主义，或者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但幼儿们抹鼻涕抢皮球玩泥巴，无论黑毛黄毛白毛全一个德性。文化差异也只是健康者的事：他们可以折腾东方人的经验主义，或者西方人的公理主义，但一旦患上肺癌之类，彼此之间同病相怜乃至同病相契，病榻上的一声声呻吟断无什么民族痕迹。当然，文化差异更是安全者的事：醉拳与棒球的区别也好，儒家与基督的区别也好，华夏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区别也好，统统以论说者们好端端活着为前提。设想这些人遇上了大地震或大空难，遇上了凶匪悍盗的剿杀，在要命的生死关头，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更多还是共同性更多？他们表现出来的逃窜或者奋战，表现出来的怯懦或者勇敢，能挂到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标签之下？能成为哪一个民族国家的专利？难道中国人视勇敢为荣，而西方人就偏偏视勇敢为耻？难道中国人想活，而西方人就偏偏想死？ 即便他们在逃窜或奋战的时候，有的显棒球遗风，有的显醉拳余韵，即便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在生死关头还所剩有几，但在活不活命的问题上，还能不能“多元”？如果无法“多元”，那么使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续的一切观念、意识、制度、精神是否更能呈现共同的品质？或者这一切观念、意识、制度、精神都不应摆上文化讨论的桌面？ 命之不存，文化焉附。人都只有一条命，都只有一个脑袋一个生殖器以及手足四肢，而这一切无论中西并无二致。由此而产生的文化不会差异到哪里去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词典里，婴儿呼叫母亲的语言都是一个样：mama。这种婴儿全球主义和吃奶世界主义当然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这正如“勇敢”一类美德而不是“懦弱”一类丑态，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里都受到肯定和敬重，没有什么差异可言。 在另一方面，人当然也有种族和性别的生理所属，还离不开阶级、行业、社区、国家、地理、历史的种种生存环境，而这一切从古至今都殊分有异，由此产生的文化实在共同不到哪里去的。特别是在远离饥饿、远离绝症、远离危险、远离童稚或垂暮等半动物状态的时候，就是说，在远离某种生理自然极限的时候，人们完全可以活得各行其是各得其所，所谓文化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有效域才得以多元，才得以五彩缤纷百花齐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样差异就可以怎样差异，要怎样冲突就可以怎样冲突，冒出一百个亨廷顿或一百个萨义德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 只是不要忘了，参与文化讨论的高人们不要忘了：任何命题都面临有效域的边界，比方我们很难受得了三天饥饿——这是我们谈论文化特性时的重要边界。 漠视这一类边界，任何真知都是谬误。 1998年5月 读书拾零 读书拾零 注释标题 以上三篇最早分别发表于2006年《第一财经》报、2002年《北京青年报》、2015年《南方周末》。 关于《骑兵军》 很少有作品具备巴别尔《骑兵军》这样多的商业卖点：作者的惨死，犹太人的悲情，哥萨克的浪漫，红色的恐怖，艺术上的独特风格，甚至还有西方教派之间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别尔与商业无关，与任何畅销书作家没有共同之处。一般畅销书作家是用手写作，高级畅销书作家是用脑写作，但巴别尔是用心写作，用心中喷涌出来的鲜血随意涂抹，直到自己全身冰凉，倒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刑场。在倒在刑场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纸上已经流尽。 巴别尔站在一个历史的压力集聚中心，一个文明失调的深深痛点，在白炽闪电的两极之间把自己一撕两半：他是犹太诗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欧罗巴的一方；也是红军骑兵，是贫困、暴力、旷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远有视野重叠：既同情犹太人的苦难，也欣赏哥萨克的勇敢；既痛惜旧秩序虚弱中的优雅，也倾心新世界残酷中的豪放。他几乎散焦与目盲，因为各种公共理性对于他无效，眼前只剩下血淋淋的一个个生命存在。换句话说，他集诸多悖论于一身——这是他作为个人的痛苦，却是他作为写作者的幸运。 第一流作家都会在黑暗中触摸到生活的悖论。老托尔斯泰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徘徊，维克多·雨果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疑，但巴别尔的悖论是最极端化的，是无时不用刀刃和枪刺来逼问的，一瞬间就决定生死。这使他根本顾不上文学，顾不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情境交融，虚实相济、乃至学接今古那一套文人功夫，甚至顾不上文体基本规定——他只能脱口而出，管它是文学还是新闻，是散文还是小说。 大道无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无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天数，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很多。就像中国诗人多多说过的：这样的作品出一部就会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会多一部。 他在法文与英文中成长，浸淫于欧洲现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欧洲两大边缘性族群：其一是犹太人，给欧洲注入过正教与商业，却在集中营和浪落旅途成为欧洲的弃儿；其二是斯拉夫人，为欧洲提供过大量奴隶和物产，却一直被西欧视为东方异类——其“斯拉夫”（奴隶）的贱称，无时不在警示这种冷冷距离。这两大族群缺乏权力体制的掩护，承受着欧洲文明转型的特殊代价——巴别尔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因此，《骑兵军》不是一个关于苏维埃的简单故事。书中的种种惨烈，源于文明之间的挤压，也许更多源于自然的物竞天择和历史的删繁就简。它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将来也可能出现在另外一片大陆。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难念的经。种族和宗教是欧洲的敏感问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稍觉隔膜。当今中国读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区，比如，西欧与北美，而且只是看它们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如果我们也看看欧洲的“郊区”甚至“远郊”，比如，斯拉夫地区、南欧、北非、中东，我们的西方观才可能更完整。掩卷而思：巴别尔在谴责谁呢？我们又能谴责谁呢？欧洲文明在灾难中前进，一如其他文明一样，我们没法改变这一点。我们能谴责那些报复压迫的压迫，还是激发凌辱的凌辱？该谴责那些无力阻止戮杀的诗歌，还是实现了秩序和胜利的暴力？ 也许，我们只能叹息人类的宿命。 2004年10月 关于《病隙碎笔》 史铁生躺在轮椅上，大多时候都在抗争着沉重的呼吸与高烧的体温，每隔两天还得去医院做透析，即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我曾经与他谈到行为艺术，他笑了笑，说一个人活着，一次次洗滤自己的血，这还不算行为艺术？ 欧洲伟大的当代科学家霍金在轮椅上思索着宇宙，写下了《时间简史》；中国的作家史铁生则在轮椅上思索着人和人生，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还有最近这本由何立伟配画的《病隙碎笔》。我是在《天涯》杂志上陆续看到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来。一边看一边想：这本身都是奇迹，或者说也是常例——身体的虚弱正好迫压出心智的强大。 铁生知道危险随时悬在头上，因此他必须抓住病魔指缝里遗漏出来的每一刻，把自己还未完成的思考进行下去。什么是人的欲望？什么是人的灵魂？什么是真实以及什么是爱愿？……他已经没有工夫也毫无兴趣像很多作家那样，在文学陈规中绕圈子，耍招势，而是用最明快的方式直指人心，直指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尖端和终极的价值悬问。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一个连宗教也大多在投资来世福乐的世俗化国度，铁生有价值的饥渴却没有特别的神学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满着活泼知识而没有偏执迷信，他的言说仍然平易近人而从不故作虚玄，但他的理性足迹总是通向人生信仰，融入一片感动和神圣的金色光辉。在这个意义上，《病隙碎笔》几乎是一个爱好科普知识的耶稣，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风琴乐声中阅读的童话，是一种在尘世中重建天国的艰巨努力。在当下中国能这样做的人，数一数，除铁生之外恐怕也就不多了。 《病隙碎笔》是一部人学，一部心学。什么是心？什么是精神或灵魂？设若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或者月球上，他会有精神或灵魂吗？他连语言和思维都会迅速退化，还怎么会有感动、爱情、道德、志向等神物？据此可知，精神是一种高智能生命的群体现象，是维护人类安全和幸福的群体意识沉积，因此杀一人可能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这种行为伤害了人类的一部分，也就是伤害了人类；吃一碗饭却很少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稻麦五谷尚处人类范围之外，其存亡就不被灵魂所牵挂——这显现了灵魂的管理边界。灵魂与肉体当然有关系，用铁生的话来说，灵魂是“爱的信奉”和“辽阔的牵系”，类如一种“无限消息的传扬”，它与肉身的关系，是一种“消息”与“载体”的关系。这就是说，灵魂这种公共物品可以呈现于个体大脑却从来不隶属于个体大脑。个人的肉体连同大脑可以消失，公共的灵魂却亘古常在。当铁生突然感到书架上几千本书其实是“全有关联”的一本大书的时候，他已经抵达了灵魂追问的理性最前沿位置，已经逼近精神现象的谜底，并且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整体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在这种哲学看来，整体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因此锯子的本质是锯齿的组合而不是任何单个的锯齿，蜜蜂的本质是蜜蜂的群体而不是任何单个的蜜蜂。正像铁生愿意把几千本书看作一部多卷本大书那样，这种哲学更愿意把人看作是活了几万年并且布满全球的一个雾状生物，灾荒和战祸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溃烂，和平与繁荣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营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的灿烂群星则构成了这个雾状生命的闪烁心思。总而言之，这种哲学需要一种奇特的想象，一种把“人”从“个人”中解放和超脱出来的想象。 “个人之于人类，正如细胞之于个人，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见《病隙碎笔》之五）铁生已经进入了这种想象。这也是整体人类在当代的伟大发现。因为铁生并不仅仅是铁生，而是铁生所参与和承传的心流，是无数陌生人共同构成的精神长征，将其命名为史铁生，或者命名为屈原、莎士比亚、贝多芬、爱因斯坦等，只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临时指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细胞”的每一个人都终会消亡，但并不影响公共灵魂继续燃照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悲哀于一己的消亡，也就是人类共同体个别细胞的消亡，有什么道理吗？既然如此，灵魂怎么可能会死呢？中国前人说“视死如归”，就暗示了肉身只是一个临时寓所而我们的灵魂来于整体终将又要“归”于整体。正是读着这本《病隙碎笔》，我看见铁生将轮椅轻轻一推，就跨越了生与死，跨越了瞬间与永恒。 把个人想象成“细胞”、“音符”一类局部，当然并不是要废除人的个体性，并不是要强加一种集权伦理。整体是由众多局部组成的，只可能由众多局部组成，因此任何对局部的伤害也就是对整体的伤害——除非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特殊处境，整体的保全可能需要有个别局部的牺牲。铁生对这一点是很清醒的，因此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地方，他甚至更多采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姿态，对历史上种种压迫个人、盘剥个人、取消个人的专制叙事保持深深警觉。其实这不仅仅是个人主义，也是整体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历史上那些压迫、盘剥以及取消，同样是对整体的掠杀，“文革”也许就是难忘的一例。更进一步说，“文革”罪错并不仅仅是对某些个体形成侵害，同时也是族受其戕和国受其伤。正因为如此，铁生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味放纵欲望，倡扬自由的同时，常常用爱愿来补充和诠释自由，对市井化的放辟邪侈——如果说这也俗称为个人主义的话——同样保持了深深警觉。 这是一场腹背受敌的双向抵抗，而且是面对一系列不可能靠理法推演而只能在具体实践那里相对解决的难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剥夺了他人自由的自由？什么是爱愿？什么是妨碍了他人爱愿的爱愿？富贵者与贫贱者的两份自由相冲突时怎么办？指向小鸟和指向邻居的两份爱愿需取舍时怎么办？……灵魂并不能提供一本实用通行手册，并不能预制实践者在现实中分寸各异的随机判断。这便是宗教的局限，是终极价值追问的局限。 这种追问昭示着精神方向，但并不会指定每个人的日常路径。这种追问是与上帝的对话，是思想的天马行空，但并不能取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世俗思辨和权宜安排。术可乱道，这是没有错的；然善无独行，亡术亦非道——中外先贤一直奋斗在这种道的有术和无术之间。 铁生并没打算在《病隙碎笔》里完成一切。每一个圣哲即使没有躺入轮椅，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切。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人类灵魂不同的入口，通向共同的幽深、广阔以及透明，在书架上向我们默默敞开。 2002年1月 关于《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朱雀城》 有些朋友说，他们从杂志上读到了黄永玉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我听后略有一点担心，因为《收获》是个双月刊，间隔周期长，历时五年才连载完这个长篇，读者如果读得断断续续，感觉可能有些零碎。我在杂志上读过它，后来把单行本连贯地读一次，两轮读后感有相当的反差。 有关争议可能与这种反差不无关系。有人说，黄先生写得不怎么专业，甚至写得不像小说。还有人承认他不乏精彩笔墨，但整体上如何评价，好像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方法。我能理解这些人的非议。比如，小说里有时候一下冒出几十个人名，叫读者如何记得住？有时候冒出一大段关于西方哲学的议论，插入乡野生活场景是否有些生硬？……可以肯定，一个二流作家也能把这些局部处理得更“专业”，但这个作品独特而丰富的生命质感，还有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却是众多一流作家也难以企及的。作者天马行空，无法无天，撒手撒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投入了一种另类的、狂放的、高傲的、藐视一切文学成规的写作，大概一开始就没把“专业”太当回事。 小说写得像回忆录，跟着时间走，长藤结瓜或说十八扯的方式，并无一个核心事件，更缺乏整体的戏剧化结构。在很多人看来，小说得有情节链的起承转合，就像主持人英达先生演过那些话剧和影视片。其实这只是欧洲小说传统的一部分。欧洲小说主流从史诗、悲剧等表演艺术脱胎而来，焦点结构是其普遍特征，以至胡适先生留学西洋后，用西方标准来看中国小说，觉得除了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古典名著都算不上“小说”。但钱穆先生强调中、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比如说，中国发明纸张最早，因此最大的文学遗产是散文而不是戏剧。《史记》中的本纪和列传已有生动的小说元素，但通常不被归入小说。《四库全书》中的“小说”类文本，绝大部分更像散文。如同俄国人从不区分小说与散文，只区分“散文”与“韵文”，就主流小说传统而言，我们不妨说，西方是“后戏剧”的，中国则是“后散文”的，黄先生这部《清明上河图》式的多焦点长卷，与“后戏剧”当然有相当距离，却差不多是“后散文”的延续和再现，甚至是某种散文化小说的国标正统。我们不必用洋教条来削足适履。 也许恰恰是这种文体开放性，成全了他泥石流一般的记忆释放和情感奔腾，百科全书式的认识布局。“故乡思维”可说是他的天机自供。这不仅表现在他好用方言，重视民俗和野史，更表现在观察角度与情感焦点“土”得掉渣，固守老湘西的不散之魂。王伯、隆庆、狗狗以及一条狗深山避难的故事曾让我热泪盈眶。这一段足可拍出一部好电影。王伯身为女仆，“豹子一般的女人”，对小主人狗狗的深厚母爱，与“阶级主义”的左翼逻辑似乎无法对接。她与猎户隆庆超越性爱的大情大义，穷乡僻壤的“柏拉图之恋”，与“欲望主义”的右翼潮流似乎也无法对接。但这一幕偏偏就是发生了，因根植于特定的伦理、气质、精神、价值观、潜规则而显得合情合理，一步步逼出了读者的震惊与心碎。相比之下，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分裂……那些远方的“仿西方”运动超出“故乡思维”之外，便常常成了这本书里稀薄的远景，外来的袭扰。这与湘西人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注意到作品中出现过很多杀人场景，注意到作者常常将其前因后果闪了过去，似乎不愿过多着墨，就不难知道湘西并不是世外桃源，同样卷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再生的剧烈阵痛。“故乡思维”忘情的缅怀、痛惜、倾诉、呼号，连同它不时的迟疑和沉默，恰好体现了两个时代之间对话的难度，构成了百年悲情的全部丰富性，包括对接和错位，包括显影和遮蔽，包括能对焦的和难以对焦的各种如烟往事。 作者的文字造型力非同寻常，常常只用几十字或几百字，就勾画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足以让众多时尚作家汗颜。这一长列争奇斗异的人物群像，或贵或贱，或老或少，或洋或土，或汉或苗，大多处于一种天真与彪悍、质朴与高雅、英雄气与无厘头的奇异混合，很难纳入意识形态的识别图谱。对于我们这些读惯了巴金、茅盾、张爱玲的读者来说，多少有点“文艺腔”的人来说，构成了智商和经验的一次巨大挑战。我相信这些都出于作者顺手拈来，不算什么难事。湘西话是西南官话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第二大方言体系。古代“黔中郡”的府治就设在湘西沅陵。在更早的时候这里叫“夜郎国”，曾引出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为什么会“自大”？因为哪怕是依《史记》里的零星记载，夜郎国也曾是一个外贸大国，借酋水和沅水的航利之便，相当于有了当时的“高速公路”，外通缅甸、印度、波斯、西亚等地，内接巴蜀和中原，出现过经济繁荣和文化汇聚的一时之盛，以至在石刻画里，古人笔记里，由东南亚大象列队的物流景象也常在这里出没。在里耶、高庙等地晚近的考古新发现，足以使人们对这一片土地重新审视，也一定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中的湘西，理解那些偏居南方一角的山民，何以从不缺乏追番逐洋的开放风格，居然一直具有问鼎天下的家国关怀——莫非是先人的一脉遗风未绝？显然，黄氏“故乡思维”从这里生长出来，根系深远，基因强劲，时值国门大开国运丕变，承载一个古老文明最顽强的坚守和最艰难的演进，不能不留下一个特别的故事。 黄先生喜欢打趣，不愿意太正经，乐为“浪荡汉子”，但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能看出，他内心深处其实温暖而柔软，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一山一水都心怀悲切，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情怀党，与其顽皮捣乱的表面形象形成了精神张力。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因一本《百年孤独》享誉全球，我更愿把黄先生这本书看作《百年悲悯》。即便我预感这本书面临翻译的重重困难——有作者自己的原因，更有东、西方文化相互包容的时代障碍，但在我心目中，就总体而言这部作品已是堪比《百年孤独》的一大文学收获。 2014年6月 感觉跟着什么走 感觉跟着什么走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9年《读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已译成韩文和意大利文。 “跟着感觉走”是八十年代的流行语之一。当时计划集权体制以及各种假大空的伪学受到广泛怀疑，个人感觉在中国蓝蚂蚁般的人海里纷纷苏醒，继而使文学写作突然左右逢源天高地广。传统理论已经不大灵了。“理性”一类累人的词黯然失色，甚至成了“守旧”或“愚笨”的别号，不读书和低学历倒常常成为才子特征——至少在文学圈里是如此。感觉暴动分子们轻装上阵，任性而为，恣睢无忌，天马行空，不仅有效恢复了瞬间视觉、听觉、触觉等等在文学中应有的活力，而且使主流意识形态大统遭遇了一次激烈的文学起义。 “跟着感觉走”，意味着认识的旅途编队终于解散，每个人都可以向感觉的无边荒原任意抛射探险足迹。每个人也都以准上帝的身份获得文字创世权，各自编绘自己的世界图景。 但这次感觉解放运动的副产品之一，是“感觉”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隐形元叙述在知识活动中悄然定型，带来了一种以反理性为特征的感觉崇拜。很多独行者在这一点上倒是特别愿意相信公共规则。 一般而言，文学确属感觉主导下的一种符号编织，那么感觉崇拜有什么不好吗？跟着感觉走，如果能够持续收获感觉的活跃、丰富、机敏、特异、天然以及原创，那么我们就这样一路幸福地跟下去和走下去吧。问题在于，才走了十几年，感觉的潮向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当一位青年投稿者来到我所在的编辑部，凭“感觉”就断言美国人一定都喜欢现代派，断言法国女人绝不会性保守，甚至断言中国最大的不幸就是没被八国联军一路殖民下来……这种“感觉”的过于自信不能不让我奇怪。在这样的感觉生物面前，当你指出西方文明的殖民扩张曾使非洲人口锐减三亿，曾使印第安人丧命五千万，比历史上众多专制帝王更为血债累累，这些毫不冷僻和隐秘的史实，都会——遇到他的拒绝，嗅一下就嗤之以鼻：骗什么人呢？他即算勉强接受事实，但用不了多久也会情不自禁地将其一笔勾销——他的“感觉”已决定他接受什么事实，同时不接受什么事实。这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就算拿到西方的编辑部大概也只能让人深感迷惑吧？ 这一类感觉分子现在不愿行万里路（搓麻与调情已经够忙的了），更不想读万卷书（能翻翻报纸就算不错），但他们超经验和超理性的双超运动之后，感觉并没有更宽广，倒像是更狭窄；不是更敏锐，倒像是更迟钝。一些低级的常识错误最容易弹出他们的口舌。 眼下关于文学的消息和讨论，越来越多于文学本身。一些人在不断宣布文学的死亡，好像文学死过多少次以后还需要再死。一些人则忙着折腾着红利预分方案，比如计较着省与省之间、或代与代之间的团体赛得分，或者一哄而上争当“经典”和“大师”，开始探讨瑞典文学院那里的申报程序和策略。与此同时，冠以“文学”名义的各种研讨会上恰恰很少有人来思考文学，尤其没人愿意对我们的感觉偶尔恢复一下理性反省的态度——谁还会做这种中学生才会做的傻事？ 其实，九十年代很难说是一片感觉高产的沃土，如果我们稍稍放开一下眼界，倒会发现我们的一些重要感觉正悄悄消失。俄国人对草原与河流的感觉，印度人对幽林与飞鸟的感觉，日本人对冰雪和草叶的感觉，还有中国古人对松间明月、大漠孤烟、野渡横舟、小桥流水的感觉，在很多作家那里早已被星级宾馆所置换，被写字楼和夜总会所取代。如果说“自然”还在，那也只能到闹哄哄的旅游地去寻找，只能在透着香水味的太太散文里保存。即便一些乡土题材作品，也使读者多见怨恨和焦灼，多见焦灼者对都市的心理远眺，多见文化土产收购者们对土地的冷漠。感觉器官对大自然的信息大举，使人几乎成了都市生物，似乎有了标准化塑料人的意味，不再以阳光、空气以及水作为生存条件，也不再辐射特定生态与生活所产生的特定思想情感。 在很多作品里，对弱者的感觉似乎也越来越少。“成功者”的神话从小报上开始蔓延，席卷传记写作领域，最终进入电视剧与小说——包括各种有偿的捉刀。在电视台“老百姓的故事”等节目面前，文学不知何时开始比新闻还要势利，于是改革常常成了官员和富商的改革，幸福常常只剩下精英和美女的幸福。成功者如果不是满身优秀事迹，像革命样板戏里那种党委书记，就是频遭隐私窥探，在起哄声中大量收入人们恋恋不舍的嫉恨。而曾经被两个多世纪以来作家们牵挂、敬重并从中发现生命之美的贫贱者，似乎已经淡出文学，即便出场也只能充当不光彩的降级生，需要向救世的某一投资商叩谢主恩。在这个时候，当有些作家在中国大地上坚持寻访最底层的人性和文明的时候，竟然有时髦的批评家们斥之为“民粹主义”，斥之为“回避现实”、“拒绝世俗”。这里的逻辑显然是：人民既然不应该被神化那就应该删除。黑压压的底层生命已经被这些批评家理所当然排除在“现实”和“世俗”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体制，才是他们心目中一个民主和人道主义时代的堂皇全景。他们连好莱坞那种矫情平民主义也不擅摆设。他们不知道大多数成功者的不凡价值，恰好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造福于人类多数，而不是他们幸为社会“丛林规则”的竞胜者，可以独尊于历史聚光灯下，垄断文学对生命和情感的解释。 最后，关于个性的感觉也开始在好些作品中稀释。如果说，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在八十年代曾是勇敢的个性，那么在今天已成为诸多娱乐化作品中“贫嘴雷锋”们的共同形象，已经朝野兼容蔚为时尚，就像摇滚、麻将、时装、美容、电子宠物等，一转眼成为追随潮流而不是坚守个性的标志。卡拉ok取代了语录歌，国标舞取代了“忠字舞”，弃学下海成了新一轮知青下乡，你不参与其中简直就是自绝于时代。市场体制确实提供了个性竞出的自由空间，但在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利欲专制又截堵了个性生成的很多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地域、民族、宗教等诸多界限的迅速铲除，也毁灭了个性生成的某些传统资源，与法西斯主义和革命造神运动的文化扫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具有隐形特点和“自由”的合法性。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坚守个性倒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获得感觉也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昆德拉曾宣称，性爱是最能展现个性的禁域。但恰恰是性爱最早在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起来：每三五行就来一句粗痞话，每三五页就上一次床，而且每次都是用“白白的”、“圆圆的”一类套话以表心曲——这就是有些人自作惊讶的“隐私”？《上海文学》最近一篇评论还发现：恰恰是有些“个人化写作”口号下的作品，不仅文风、情节、人物上彼此相似，连开头和结尾都惊人地雷同，这到底是更个人化还是更公共化？ 我们可以抹甘油以冒充眼泪，可以闹点文字癫痫以冒充千愁百怨，但我们没法掩盖在很多方面的感觉歉收甚至绝收——除了颓废业务还算人气旺盛。颓废在这里不是贬义词。颓废可以成为大泻伪善的猛药，是人性多变的真实底线。但文学如果离开了对自然、弱者、个性的感觉，就不能不失重和失血，连颓废也会多几分夸饰叫卖的心机，成为一些寄生者扎钱的假面。 也许，时代已经大变，我们在足以敷用的宣传品和娱乐品之外已不再需要文学，至少不再需要旧式的经典标尺。比如说，我们的视野里正在不断升起高墙和大厦，而“自然”不过是一种书本上的概念，不再是我们可以呼吸和朝夕与共的家园。我们无法感觉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再重要的东西，也不必对这些东西负有感觉的义务。更进一步说，在某种现代思潮的强词之下，我们“感觉残疾”的状态也许正是新人类的标准形象。人类中心的世界观，正鼓励人们弱化对自然的珍重和敬畏，充其量只把自然当作一种开发和征服的目标。功利至上的人生观，正鼓励人们削减对弱者的关注和亲近，充其量只把弱者当作一种教训和怜悯的对象。而直线进步和普遍主义的文明史观，正强制人们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膜拜，把“时尚”与“个性”两个概念悄悄嫁接和兑换，让人们在一个又一个潮流的裹挟之下，在程程追赶“进步”和“更进步”的忙碌不堪中，对生活中诸多异类和另类的个别反倒视而不见。这就是说，文学跟着感觉走，感觉却没有信马由缰畅行天下的独立和自由，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隐形河床里定向流淌。大而言之，它被一种有关“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所引领，在自由化资本体制与集权型官僚体制的协同推动下，进入一种我们颇感陌生的感觉新区。 这里当然还会有感觉，还会有感觉的大量生产和消费，只是似乎很难再有感动。 当红顶儒商一批批从心狠手辣的“剥削者”形象转换为救世济民的“投资家”形象，当近代民族战争一次次从“爱国主义”的英雄故事转换为“抵抗文明”的愚顽笑料，意识形态霸权的新老变更轨迹已不难指认，而作者们的感觉已很难说纯洁无瑕。意识形态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文学并没有洁癖，各种偏见从来不妨碍历史上众多作家写出伟大或比较伟大的作品，也不妨碍作家们今后写出伟大或比较伟大的作品。只是偏见一旦成为模式和霸权，意识形态才会成为一种强制和压迫，现实才会受到习惯性曲解，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深度受害才会危及艺术与人。在这里，以为感觉永远是“个人化”的从而永远安全可靠的说法，至少是对这种残害不加设防的轻浮自夸。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纯属天然的感觉。幼儿与成人的感觉不可能是一回事，原始人与现代人的感觉也不可能是一回事。石匠对布料没有感觉而水手对草原没有感觉。把感觉当作与生俱来的个人天赋或者丹田之气，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恋者神话。更重要的是，回归个人感觉之道也各各相异。当年庄子是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法来求得“涤除玄览”之功，禅宗是用“六根清净”、“无念无为”之法来通达“直契妙悟”之境。与此相反，很多自比庄禅的现代非理性分子，却把感觉仅仅当作身体欲望到场的产物，通常是兴高采烈地奔赴声色犬马万丈红尘，用决不亏待自己的享乐主义，来寻求超越理性的通灵法眼——这一种多放任而少节制、多执迷而少超脱、多私欲而少公欲的社会实践，当然也会留下感觉，只是这些花花感觉可能会多一些市井味和妈咪味，与众多文化石匠和文化水手的感觉相去甚远。那么，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感觉崇拜者的无意疏忽，还是消费主义体制设局诱导的大获成功？ 凭借科学技术，很多文化商家甚至在预告感觉工业化时代正在到来，似乎有了电子网络、人工智能、克隆技术一类以后，人们的任何感觉都可以在工作室里自由地虚拟、复制、传输以及启动运作，每一个人只要怀揣某种消费卡，都可以成为无所不能的感觉富翁。我并不怀疑技术神力，正像我相信石器、铜器、印刷、舟船、飞机、电视等已大大改变我们的感觉机能，已经有效介入人性的演进。然而技术都是人的技术，虚拟感觉仍然源于制作者的感觉经验，因此只能是一种第二级替代品；特别是这种替代品供给被市场与利润主导的时候，它势必逢迎主要购买力，大概很难对所有的心灵公平服务。至少到目前为止，“虚拟技术已经在飞机驾驶训练、商店购物乃至个人性爱情境方面得到了运用，但设计专家们并没有考虑设计软件模拟老鼠打洞的声音，再现麻雀飞过稻田的景象，或者让人们体验握住一把沙子的感觉”（引自南帆《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文，一九九八年）。即便有那么一天，现代科技可以虚拟死囚家属向警察缴子弹费的感觉，可以虚拟穷孩子抱着一块砖头当洋娃娃的感觉，可以虚拟抗恶者被受益民众出卖的感觉，可以虚拟脑子里一片荒原以及故乡在血管里流动的感觉……问题是：那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些感觉？ 如果人们不再愿意接入这些感觉，是因为这些事件已不再存在于现实，还是人们的感官已被文化工业改造得冷血，已经对这些活的现实冷冷绝缘？ 感觉是一种可以熄灭的东西，可以封存和沉睡的东西。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感觉与理智时时刻刻相互缠绕，将其机械两分只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语言的粗糙。正因为如此，当感觉与理性的简单对立被虚构，当感觉崇拜成为一种潮流并且开始鼓励思想懒惰，感觉的蜕变就可能开始了。一个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过程，即思想僵化被感觉残疾取代的过程，感觉与特定意识形态恶性互动的过程，就可能正在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如果还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的话，面对这种恶性互动的危机，它是否需要再一次踏上起义之途？ 1999年5月 好“自我”而知其恶 好“自我”而知其恶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2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自我”是新时期文学中的王牌概念之一。我十分赞同作家珍视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自我，反对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同质化，还有那种全知全能指手画脚的教化癖。 但前人说过：好而知其恶。我也明白，“自我”一词本身未免过于笼统、简单以及含混，一旦离开了对话者之间的语义默契，就可能成为一剂迷药。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自我”确实在一些人那里诱发自恋和自闭，作家似乎天天照着镜子千姿百态，而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比如，闹出一些酒吧加卧床再加一点悲愁的标准化配方，见诸很多流行小说。“自我”甚至成为某些精英漠视他人、蔑视公众的假爵位，其臆必固我的偏见，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这一说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个实利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在一个权贵自我扩张资源和能量都大大多于平民的所谓自由时代，这一说法的经验背景和现实效果，当然也不难想象。好比羊同羊讲“自我”可能没有什么坏处。但把羊和狼放在一起任其“自我”，羊有什么可乐的？ 一个人并没有天生的自我。婴儿的自我与成人的自我就不可同日而语，而前者除了吃奶欲和排泄欲，有什么可供认识和表达吗？从婴儿到成人的过程，岂能在一面镜子前封闭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学常识的人知道，一个生物个体的特异，不是这个个体遗世独立的结果，恰恰是诸多个体组成了系统并且在系统中持久交流与冲突的结果。倒是不能构成共生性系统的众多个体，只能像沙子一样匀质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这就是说，自我只能产生于社会环境与文化过程，公共群体几乎是自我之母。 在这一方面，有些照镜专家好谈佛老。其实佛学一直力破“我执”。大乘佛教倡导“自度度人”，也是担当社会责任的。佛教重“因缘”，内因外缘就是对一种环境系统的描述。唯识宗将“依他起性”列为要旨第一条，强调任何“种子”在转化为“现行”的过程中，有赖于他者的作用，纯粹的自我从来不可能生成（见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唯识思想论集》）。有些照镜专家还好谈海德格尔，其实也是爱错了对象。海德格尔不太懂得整体主义，但还不至于在他的林中小路上自摸成癖。《存在与时间》中最有洞见的部分，恰恰是他发现了“自我”差不多是一个行骗的假面。他是这样说的：“此在总是说：我就是我自己；但也许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时候它说得最为起劲。”连“冷漠相处”也是一种“共在”，“这与互不关联的东西摆在一起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承认“无世界的单元主体”，倒是强调“此在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世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见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他差不多用了整整半本书，来说明自我与外部世界是怎样一开始就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不容人们一厢情愿地机械两分。 引用这些说辞很可能让人扫兴。这无非是有感于时下一些人理论上的混乱，若不稍加澄清，很可能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作家当然大多是个体户，作家当然有别于记者、法官、社会学者、慈善家、政治领袖，等等。这要求作家经常内省式地回到个人体验，回到自我的感觉、经历、记忆以及想象，也是回到理解他人和理解社会的最可靠入口。我只是怀疑有些人错把慈母当仇敌，以为只有脱离社会才能找到自我；也怀疑有些朋友错把险途当捷径，不知道“表现自我”其实意味着极为苛刻的标准和极为危险的任务，恐怕不宜成为群众运动，更不宜成为青少年的流行娱乐。自我是有不同质量的。当自知阅历贫乏的时候、感受肤浅的时候、人格卑微的时候，我情愿躲在技巧的后面，做些没出息的工匠活计，而不敢赤裸裸跳出来以一个丑陋“自我”使他人受惊狂逃恶心翻胃。就像一个功底深厚的歌唱家，唱得越轻松就越有状态；如果一个初入歌坛的音盲来提前玩一把轻松和秀一把轻松，岂不会一塌糊涂？ 孔子主张因类施教，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借用这一格式，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成熟入世者以上，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不可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上，可多言自我也；成熟入世者以下，宜少言自我也。事情至少得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尚处经验和学识的欠缺阶段，以学习为要务，似应特别注意防火、防盗、防“自我”，不必去参加仿卢梭或者仿卡夫卡的高风险冒进。一不小心成了先疯（锋）派和前伪（卫）派的怪胎，靠扮鬼脸发尖声来混生活，恐怕就是不折不扣地自毁其我了。 2002年6月 写作三题 写作三题 注释标题 最初陆续发表于2003年《小说选刊》杂志。 个性 我近年来的印象中，很多小说不解饥渴，有时候十几页黑压压的字翻过去，脑子里可能还是空的。包括读自己的有些小说，也成了一件需要强打精神不屈不挠的苦差，比读理论和新闻还要累人，岂不奇怪？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暗含着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探。 据说这是一个个人化写作的黄金时代，奇怪的是，人们紧急解散以后并没有各行其是，倒是更加潮流化的步调一致，包括作品中很多新派少年，变得一律地横（叫做酷？），一律地疯（叫做炫？），成天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正如蔡翔先生总结的“个人性成了一种新的普遍性”——倒不如在个性据说受到深重压抑的时代，鲁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写出的人物一个是一个，神采殊分，命运各异，合情合理，入筋入骨，至今还在人们记忆中呼之欲出。这样看来，个性并不是孤芳自赏的产物，倒是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一些忘我者可能更富有个性。一个婴儿的吃奶和排泄，算什么个性？一个人总是把自己孤立在私宅或者荒漠，能有什么样的个性？个性是人进入社会化和历史化的产物，一如争奇斗艳的自然物种，其差异刚好是它们组成共生系统的结果，是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支撑以及互相冲突的结果。不能植根公共文化积累的个性一定是空虚的，不能承担公共事务重荷的个性一定是轻浮的。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人生轨迹如果统统指向利益，很不幸，当然就只能相互重叠，都成了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 作家不是记者、法官、教长、社区工作者等，不能不顽强坚持个人的视角，不能不是广义的个人主义者。但个人视角是为了更真切地洞察社会与历史，不是时时对准自己的超大豪华肖像。恰恰相反，把聚焦时时对准自己的肖像，这种视角与旧时政治、宗教的意识形态宣传无异，是另一种全民障眼法，是观察视野的自动放弃与任人没收。我们现在不妨重读一下卡夫卡的《城堡》，他是成天在咖啡馆和卧室里自己与自己犯傻吗？还可以重读一下马尔克斯的《超越爱情的永恒死亡》和《没有人与之写信的上校》，这些小说揭示了拉美资本化进程下的血泪人生，岂无强烈的公共关切和社会热情？可惜的是，我们曾对此有目无珠，仅仅把这些作家的先锋性解读为个人性，解读为人人自封上帝式的轻狂。这是八十年代的严重事故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假上帝们后来齐刷刷地滑入叙事的“空转”和“失禁”，把读小说变得一种苦刑，大概不值得特别惊诧。 技术 在中文语境里，“艺术”的思维特点是以直觉为本，不拘泥于任何理法和规则。苏轼就崇尚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曾夸耀自己的写作“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这种说法后面有一大堆理论的支持，如“文无定法”（王若虚语），“文无定体”（吕本中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语），都有直觉至上的味道。中国人习惯于把“艺术”与“匠术”相对立，尊前而贬后。如果说哪位文学家是“文匠”，有“匠气”，简直是骂人。 欧洲古人并不是这样。单从英文来看，“艺术”与“技术”同义，“艺术家（artist）”一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置换成“匠人”和“手艺人”（artisan、craftsman等），这在中国人看来一定很奇怪。他们的艺术与直觉是对立的，见于亚里士多德的措辞：by art or by instinct（靠艺术抑或靠直觉）；艺术又与自然对立，见于贺拉斯的措辞：of nature or of art（艺术的抑或自然的）。亚氏曾经把科学分成三种，其中的实用科学干脆就等同于艺术：applied science（or art）。可见，这里的艺术，与古希腊人造船术和古罗马人练兵术是同一码事，既“关书”又“关理”，是文有定体和文有定法的。这个传统直到现在还余绪未绝，美国一些电影理论，对电影制作照例有详细规定：过了几分钟该做什么，过了十几分钟该做什么，统统有法可循，马虎随意不得。 中国人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西化了，如谈小说必谈“情节”、“人物”、“主题”三大法统，就是承接西方传统。但中国人轻视技术训练，连大学里的作家班，对技术也不敢往深里讲和往细里讲。鲁迅先生劝人“不要相信小说做法”的话，吓得大家对技术躲得远远的，一动笔总是把自己想象成天才而不是工匠。这倒是有点中国人的脾气。不过，天才或说英才总是少的，大部分作家写一般的作品，作为一种合法职业，就得有起码的职业技术。天才或说英才也总是从庸才成长起来的，在成长的初始阶段，技术教育和训练恐怕不可免。这就像一个优秀球员在竞赛场上踢球如神，怎么踢都是妙，但基本功得靠训练场上一招一式地练出来，须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有些小说在第一页就出现了七八个人物，这叫读者如何记得住？这是太不注意把握节奏的技术。有些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开口都贫嘴，俏皮话密植，搞笑术地毯轰炸，其实过了头不怕互相雷同和抵消？就不怕真到紧要处反而使不上劲？这是太不注意把握反差对比的技术。还有些小说的煽情是硬煽，比如总是让英雄得胃病，让美女淋冷雨，搞得读者欲悲反笑，情绪短路，感觉串味，颇受折磨。其实煽情不是什么难事。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作品要在唤取“恐惧”与“怜悯”，具体做法是：坏人做坏事，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坏人做好事；好人做好事，也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好人做错事。最好的悲剧，一般是在亲人关系中产生怨恨，或在仇人关系中产生友爱。显然，《奥赛罗》和《雷雨》这一类作品，深得亚氏艺术（或技术？）的精髓，果真搅起了一代代受众的心潮起伏。 我们完全可以瞧不起这些套路，但慎用技术不等于不懂技术，自创技术更不等于不要技术。倘若我们这些低能儿多读几本老祖宗的技术操作手册，我们不一定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至少可以不写最糟的作品，比方说不至于用悲情去胳肢读者，在煽情的时候缘木求鱼。 错误 美国人策划过一次人机象棋比赛，结果是一台叫做“深蓝”的电子计算机战胜了国际棋王。这场赛事虽然带有游戏性质，规则与评价方法不一定公正合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活物吓一跳。我们是人，能吃，能喝，能上班，能打领带，能谈哲学并且患高血压，自以为是天下独尊的智能生物。但我们的智能已经敌不过芯片了——它今天能赢棋，明天就不能干一点缺德的什么事？比方说搞一次政变上台当总统然后像饲养员一样把我们圈养起来？ 幸好有一本科学家的书。我忘了这本书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写的，只记得书中一个最让我放心的结论：电脑是永远没法战胜人脑的。理由是：电脑尽管有人脑无可比拟的记忆容量，望尘莫及的计算速度，甚至还可以有人的学习、选择以及构想能力，但电脑缺乏人最重要的本领——犯错误。这就是说，芯片的工作永远是“正确”的，永远遵循着逻辑和程序（哪怕是某种模糊的逻辑和程序）；而人脑（谢天谢地！）却可以胡来，可以违规，可以“非法法也”，一句话，可以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用非逻辑和超程序的直觉方式来跃入真理。 这似乎是让人惊喜又不无沮丧的结论：原来，人类的专长，人类的优越，人类智能赖以自得的最后支点，其实就那么一条：犯错误。 错误可以是成功之母。水稻不育系原本是植物的错误（或说缺陷），一经生物学家利用，倒成了发明杂交水稻的起点。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没有一本优秀的诗歌或小说，是循规蹈矩写出来的。把女人比作鲜花，把土地比作母亲，这些比喻初创之时，不都是物类混淆的“错误”么？把声音当作色彩来写，把味觉当作触觉来写，这些手法对于科学而言，不都是感觉乱套的“错误”么？没有前人胡思乱想地犯下这些个“错误”，怎么会有今天的文学？所谓“文匠”，就是一字一句都太“正确”了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家从来都是人类思维陈规和感觉定势的挑战者，“犯错误”简直是他们的一种常备心态。把动词写得不像动词，把悲情写得不像悲情，把回忆写得不像回忆，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他们在这些胆大妄为中，必定犯过很多一钱不值的错误；但这些代价之后的收获，是他们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正确，不断洞开令人惊异的审美世界。 柏拉图先生一生追求正确，最仇视文艺，说文艺家说话从来没个准，不要说了解物体的性能，就连了解物体的形状，也可以此时说大，彼时说小，可以此人说长，彼人说短，这样的莫衷一是与真理无缘，与政治原则更是格格不入，应视为一种恶劣的内在政治制度（a bad inner political system）。其实，柏拉图也没正确到哪里去，一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他那些有关物态大小或长短的执见，就变得不堪一击，并无永远的合法性。他似乎不知道，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科学领域里，共识常常都源于异议，真知常常都启于偏见，文学监护着人类认识的多样性，是天生的异议专家和偏见专家，虽然也常犯下错误（柏拉图倒也说对了一面），但可以避免最大的错误：平庸。 平庸者充其量是一些披着人皮的芯片，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很多事情，但与创造不会有什么关系。 2003年5月至8月 附：偷换了前提的讨论 《小说选刊》编辑部： 谢谢你们转来孟繁华先生的文章。我欢迎任何人的批评。孟先生当然也有批评之权，只是他这篇文章里一开始就有前提偷换，让我困惑与为难。在我那篇短文里，我明明只是说到小说中“两个较为普遍现象”，而且通篇以第一人称来说事，把自己当作批评对象，怎么就成了我对小说“总体”和“全部”的偏执性“裁判”？在孟先生的词典里，“较为普遍”可以引申出“全部”、“总体”的意思吗？ 恐怕不能吧。我们说改革使人民“较为普遍”致富，是否就可以引申出“全部”致富？是否就否认了贫困人口的存在？我们说制假售假现象“较为普遍”，还常常冠以“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一类用词，是否就可以引申出中国商业的“总体”败坏？是否就否认了好或者较好的商家仍然存在？孟文不过是强调：好的小说还是有的，还是很多的，这我完全同意，在以前很多文章里也表达了同样看法。问题是：谁反对过这一点？ 在不太久的过去，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纠缠，常常成为政治棍子，让任何社会批评都如履薄冰，最后只能噤若寒蝉。文学界人士眼下经常批评商业、教育、体育、司法、政治等方面的负面现象，包括一些较为普遍或者非常普遍的负面现象，遇到对文学的批评或自我批评，最好不要过于敏感。其实，孟先生文中也承认小说中有“大量”烂俗的写作，表现为“都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白领、官员、小姐、妓女、床上行为、歌厅舞厅、宾馆酒吧、海滨浴场等是常见的人物和场景”（——以上均引自孟文）。作为一个读者，我愿细心体会他这一批评的合理性，愿细心体会他的善意关切，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方去指控他居然把“白领”、“官员”与“妓女”并提，并且把“白领”、“官员”、“中产阶级”、“都市小资产阶级”统统一棍子打死。如果我也来吹毛求疵，举一两部作品为例，以证明上述人物身份和上述消费场景，并不妨碍这个作品成为优秀作品，我觉得这没有多少意思，更不会因此窃喜于自己论辩的胜利。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致 敬礼！ 韩少功 2004年3月9日 批评者的“本土” 批评者的“本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译成法文。 谈本土文化这一类问题有些危险。因为如何界定“本土”，很难说得清楚。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都是西方文化的登陆点，大体上都充斥着仿英、仿俄、仿美、仿日的复制品，从建筑到服装，从电器到观念，都仿出了不洋不土的热闹。即便在乡村里，恐怕也不容易找到高纯度的本土文化样品。我原来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庄，够偏僻的了。可是不久前我重访旧地的时候，发现那里已有了卡拉ok，有了旱冰场，青年人大多穿上了牛仔裤——这是哪一家的“本土”？ 这当然不是文化现状的全部，在众多的舶来品之外，我们当然还可以找到传统，找到很多华夏文明的遗传迹象。问题在于，这些遗传迹象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稍加辨析，就很可能发现其中不那么“本土”的血缘。我熟悉的农民，他们指示当下时刻的用词，不是“现在”，不是“眼下”，而是可以土得掉渣的“一刹（那）”。略备佛学知识的人都明白，这个方言词其实来自梵文，是从印度舶来的外国话。连他们追溯族源时最常用的开场套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云云，也是经不起清查的。盘古是谁？先秦两汉的诸多典籍无一字提到这个人，直到本世纪初，中、日史家们才考证出，盘古尸体化生世界的神话模式是由印度传入中土，于是我们尊奉已久的祖先之神，原来也有外国籍贯。 这可能让我们有点沮丧，却是国粹派们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已经与当时称作“西域”的异邦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杂交。宋代以降，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又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非洲实现了大规模的文化互动。到今天，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中国文化又正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现全方位的交汇与融合，常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个时候来谈“本土”，岂能不慎？ 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本土”不可谈，或者不必谈。也许，我们没有纯而粹之的本土文化，并不妨碍我们有不那么纯也不那么粹的本土文化，包括这种不纯不粹本身，受制于一方水土的滋养，也与别人的不纯不粹多有异趣。在中国落户的盘古，不会与落户日本的盘古一样。在中国高唱的卡拉ok，与在法国高唱的卡拉ok肯定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漫长的岁月里，在全球文化大同的神话实现之前，人性与文化的形成，还是与特定的历史源脉、地理位置、政体区划等条件密切相关的。作家一旦进入现实的体验，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这种文化表现为本土社会、本土人生、本土语言的总和，也表现为本土文化与非本土文化在漫长历史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成果总和。有些拉美作家用西班牙语写作，有些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他们尚且带有母土文化的明显胎记，诸多只能使用汉语的中国作家，现在居然畅谈对本土文化的超越，当然还为时太早，也有点自不量力。他们兴致勃勃的“西化”追求或“国际化”追求，总给人一种要在桃树上长出香蕉的感觉。 但是，除非是作一般化的文化讨论——我偶尔也有这种兴趣——我还是不大喜欢谈“本土”，尤其是在空白稿纸上寻找自己的小说或散文的时候。在我看来，一种健康的写作，是心灵的自然表达，是心中千言万语在稿纸上的流淌和奔腾，无须刻意追求什么文化姿态。一个作品是否“本土”，出于批评者的感受和评价，不宜成为作者预谋的目标。这就像一个人的漂亮，只能由旁人来看，而不能成为本人的机心所在。再漂亮的大美人，一旦有了美的自我预谋、自我操作、自我感觉，就必定作姿作态，甚至挤眉弄眼，把自己的美给砸了。因此，“本土”也好，“时代”也好，“前卫”也好，“元小说”也好，这一类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事后批评的概念，事后研究的概念，而不是创作的概念；是批评者的话，而不是作者的话。倾吐心血的作家关切人类普遍的处境和命运，其文化特征是从血管里自然流出来的。他们没工夫来充当文化贩子，既不需要对自己的本土出产奇货可居，也不需要对他人的本土出产垂涎三尺。把中国写成洋味十足的美国，当然十分可笑；把中国写得土味十足然后给美国看，大概也属心术不正。世界上评估文学的最重要的尺度只有一个，就是好与不好，动人与不动人。离开了这一点来从事本土或非本土文化资料的收集，是各种旅游公司的业务，而不是文学。 文化的生命取决于创造，不取决于守成。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用不着担心自己的文化传统溃散绝灭，正像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失去个性。作为一个作家，他或者她完全可以不关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定位问题。对于他或者她来说，刻骨铭心的往事和引人神往的奇想能否燃烧起来，创造力能否战胜自己的愚笨，这样的挑战，已足以使其他的事情都变得不值一谈。 1996年12月 文体与精神分裂症 文体与精神分裂症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3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文学的根》。 眼下，一个学者不写理论专著，倒去写一些接近文学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学术体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职称也肯定争不到研究经费，只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穷途末路的自弃。同样，一个作家不写正宗的“纯”文学，倒去写一些接近理论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艺体制接受。他会被同行疑惑，被文艺爱好者拒绝，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尽的敷衍。 现代体制所要求的文化生产，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而且在一种流行的误解之下，专业化一开始就定制了相应的生活方式与意识方式。事情似乎是这样：学者不需要关注感觉，不需要积累和启用个人经验，其郁闷、欣喜、愤怒、感动一类日常情绪反应，虽然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却不宜在学术过程被问题化和课题化，只能被视为治学生涯的危险干扰，必须全力排除。他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地忙碌下去就够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学舌，也是他从业的心血成果。同时，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会人文知识视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男盗女娼，道听途说，似已构成自足的文学乐园，才艺的高下充其量只体现于通晓或奇诡的手法选择。这种情况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权利厌学、无知、浅见、弱智以及胡言乱语的人，专业经营小感觉和小趣味。至于追问笔下故事是否承担着价值意义，是否回应了世道人心中紧迫而重大的难题，只能让很多作家打出疲惫的哈欠。 这是一种文体分隔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一个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智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经病，没有任何人会成天操一嘴理论腔或者操一嘴文艺腔，把他人吓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在人类心智发育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这种日常的意识与言说直接产生文献，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体，几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仅从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国先贤大多具有这样的全能风格，从古希腊哲学到《圣经》与《古兰经》，西方诸多奠基性的文化经典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表达感到不习惯。 事情到后来才发生变化。随着儒学在中国颓败和宗教在欧洲坍塌，文化生产大规模重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层分明的需要，渐次纳入了专业化体制：理论与文学开始分家，甚至小说与散文也开始分家，甚至议论性的杂文与叙事性的散文也开始分家。尽管有托尔斯泰、尼采、雨果、鲁迅、罗兰·巴特等人，仍然表现出对文体分隔的不适与谋反，仍有一种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达欲望，但就大多数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职，专业定位日益与自己的生存常态告别。偶有越位的文体客串，顶多只能算业余兴趣，不足为训，无关宏旨。写出最像理论的理论，写出最像文学的文学，才是大家更为惦记的目标。 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人们的术业有专攻，各求其长，各用其长，资源优化配置，写作更加职业化与技术化，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相关人力培训也更有效率。同时，专业化写作并不强求专业化阅读，读者们完全可以上午读理论，下午读文学，一天之内频繁跑场与换道，采用杂食性精神菜单，在各种特色产品中博采众家然后自融一炉。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人文兴盛，就呈现这样一种百体俱兴、百体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面，使我们毫无理由对文体分隔过于担心，而且足以对这一趋势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 问题在于，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便，而是形成一种模式化强制，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不是作者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作者，到了这一步，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文化生产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这正像分类竞技的现代体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块，离人体健康其实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智性与感性的有机互动关系被割裂。人们或是认为理性比感性更“高级”，从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以及列宁那里继承对感觉的怀疑；或是认为感性比理性更“本质”，从尼采的“酒神”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那里继承对理智的蔑视。还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不光是一种文体，它构成了学者们获得感觉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理论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偶得一些漂亮的文学化修辞——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太难。文学也不光是一种文体了，它同样构成了作家们获得理智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文学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搬弄几个深奥的理论化辞藻——做到这一点同样不是太难。 人类的理智与感觉终于被不同文体分头管理，被学者与作家分头管理。而管理者们在日益职业化与技术化的竞争压力之下，画地为牢，自我囚禁，单性繁殖，自我复制，直至陷入精神枯竭和绝育的境地。他们心智空空却自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言词滔滔却总是对当下重大的精神逼问视而不见或者避实就虚。他们使出版物汗牛充栋，但人们仍是阅读的饥民，常常在书店里翻了半天，不知道有哪一本可读。 阅读的饥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对文本中的理性与感觉一并失望。 一个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的社会里，文化过剩的真相其实是文化缺位。以前是“文学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文学并且高于文学了。以前是“理论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理论并且高于理论了。从表面上看，文化营销轰轰烈烈五彩缤纷，但世界历史和现实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的解释系统力不从心，越来越不能与人们内心最深处的焦虑接轨。倒是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摸爬滚打过的普通人，总是有书本之外太多惊人的故事和太多奇妙的想法，为文人墨客们闻所未闻。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文士们的忙碌表示疑惑。理科学子也有足够的理由瞧不起文科弟兄的几句酸腔——这种高等院校内外的普遍现象，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这样一个文明高峰的现代社会里倒是邪教迭出。特别是美国九——事件以后，原教旨极端宗教主义、原教旨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帝国主义以及原教旨等级主义……以各种准邪教的方式卷土重来，在很多地方一呼百应大获人心。这些思潮基本上用不着理论和文学，却使理论与文学无法招架一触即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潮都具有精神分裂的特点：或是理智到教条主义的程度，强词夺理，冷血无情；或是感觉到享乐主义的程度，声色犬马，纵欲无羁。很多人就是这样缺乏完整人格，其偏执、自闭、僵固以及欲罢不能是常有症状。问题是：知识界对此是否毫无责任？那些泡沫化的理论和泡沫化的文学，是不是促成了这一场精神危机？那种人类理智与感觉被分隔管理以后的双双失血，双双无根，双双恶变，是不是终于面临着精神分裂以后的如期反应？ 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说：“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见《惶然录》） “疯人院”的最大心理特征就是感觉与理智失衡，是感觉脱离理智的控制，或者理智缺乏感觉的支撑。因此，现代社会的修复，不能不从人的心智修复开始。在这里，对文体的关注，也许是我们必要的基础性作业之一。我们当然不必要也不应该统统投入跨文体和多文体的写作，不必要也不应该接受对任何形式的迷信。但我们至少应该心脑并用，通情同时达理。“通情”的理论就是富有经验感觉积蕴的理论，哪怕最为枯燥的思辨推理中也伏有情感的脉跳。“达理”的文学就是富有思想智慧积蕴的文学，哪怕最为冲动的诗情画意中里隐有思想的重力。很自然，我们还应该对文体分隔壁垒抱有必要的反思与警觉，对某些“非典型写作”援以宽容。这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这只是无法禁锢的心灵自由，让我们自己在写作之前，首先成为一个精神健全的常人，像常人一样来感知与言说这个眼前的世界。 2003年3月 从循实求名开始 从循实求名开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0年《天涯》杂志，原题《慎用洋词好说事》。 关于“xx化” “现代化”这个词已用得耳熟能详。但何谓之“化”？依中文的用法，推广、普遍、完全、彻头彻尾谓之“化”。那么彻头彻尾的现代化是什么模样？筷子很古老，不要了吗？走路很古老，不要了吗？窗花与陶器很古老，不要了吗？农家肥料与绿色食品肯定古已有之，还要不要？特别是在人文领域里，孔子、老子、慧能、苏东坡等很不“现代”，怎么不要以后又要了？天人合一、实事求是、惠而不费、守正出奇等等，在不同时代虽有不同表现形式，一如男女求爱可以抛绣球也可以传视频，战争屠杀可以用弓矛也可以用核弹，但它们的核心价值能不能变？或该不该变？把它们都“现代化”一下是什么意思？ 现代很好，特别是很多现代的器物很好。我眼下写作时就惬意地享用着现代电脑，还离不开现代的供电、供水、供热系统，离不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各种成果。即便如此，“现代”仍是一个容易误解的词，而英文中的-sation或-zation已经可疑，译成中文的“化”便更可能添乱。 这个词抵触常识，折损了我们的基本智商。谁都知道，无论怎样“革命化”的社会，很多事大概为革命力所难变，比如食色之欲、基本伦常、很多自然学科等等。无论怎样“电气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用不着电器代劳，比如，教徒祈神、旅者野游、孩儿戏水等等。无论怎样“市场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不遵市场法则，比如，法院办案、义士济贫、母子相爱，等等。无论怎样“民主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不走民主程序，比如将军用兵、老板下单、艺人独创，等等。这就是说，世上很多东西，即便是好东西，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彻头彻尾的“化”。 倒是千篇一律的“化”必定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化”必定缺乏生机与活力——这是从热力学到生态学一再昭告的警示。世上的生态系统、文化系统、政治或经济系统等一旦进入同质状态，就离溃散与死寂不远。那么革命、电气、市场、民主一类哪怕是好上了天，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有效，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有效，不必顶一个“化”字的光环，被奉为万能神器和普世天宪。 关于“xx主义” “主义（-ism）”也是意识形态的权杖。这个词在汉译过程中还不时加冕一个“唯”，如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成了“唯物主义”，审美主义（aestheticism）成了“唯美主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成了“唯理主义”。于是既“主”且“唯”，如同天无二日和国无二君，大大强化了一元独断的霸气——其根据和好处到底是什么，至今没有个像样的交代，却实在该有个像样的交代。 有没有简约、尖锐、偏执乃至极端的思想适合“主义”一词？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情况并非全部，也不是多数。特别是在多元而开放的环境里，在人类文化丰厚积累之后，凡成熟、稳定、耐打击、可持续的思想体系，几乎都有内在丰富性，不过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下各有侧重，如此而已。当今的大多社会主义者不会因“社会”而仇视个人和市场经济。当今的大多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因“自由”而仇视平等与国家监管。他们均离各自的原教旨甚远，也都不会排拒孔子、柏拉图、佛陀、耶稣、达尔文、爱因斯坦这样一些共同的思想资源。这就是思想大于“主义”的常态。那么，描述这样一些思想组合体与多面体，是不是可以有“主义”之外更合适的说法？如果创新一些更合适的说法，撤掉一些玩命pk的主义擂台，那么多年来捉对厮杀不共戴天的“公正”与“自由”之争，“民主”与“自由”之争，“民主”与“社会”之争，“社会”与“共和”之争，作为很多有识之士眼中的小题大做甚至无聊虚打，是否可以少一点？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诚然有主要特征，但这种特征是表还是里，是果还是因，是相对甲还是相对乙而言，也常被人们粗心对待，于是“主义”的单色标签常常过分放大某些信号而删除其他信号，聚光某些因素而遮蔽其他因素，很容易把事物简单化，甚至混乱化。十九世纪的俄国和美国都冒出资本家，又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奴隶，那么对这种资本加奴隶的共生体拦腰下刀，将其命名为“资本主义”而非“奴隶主义”，用“主义”削足适履，似乎并无充足理由。另一个例子是：古代中国确有近似欧洲的采邑、藩镇、领主、封臣等“封建”现象，但也有中央官僚集权漫长历史，有文明国家体制的早熟迹象，与欧洲的情况大有区别。漠视这种区别，把大分裂的欧洲等同于大一统的中国，进而等同于集体村社制多见的印度和俄国，用一个大得没边的“封建主义”帽子打发纷繁各异的千年人类史，打发宗族、帮会、教门、官僚等各种权力形态，也显得过于粗糙。显然，“封建”一词在多数情况下大而不当；谈“封建”更不一定意味着到处颁发“封建主义”。一旦竖起主义大旗，有些问题倒可能让人越辩越晕，越辩越累，越辩越怒目相向，直到离真理更远。 主义之争，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中文版《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85页，第二十一卷541页附录，第三十七卷432页，第三十七卷446页，第二十二卷81页——看来马克思早已嗅出了主义的危险，不满思想的标签化。 邓小平多年前提出“不争论”，也一定是有感于“姓社”与“姓资”的主义之辩不过是麻烦制造者，是妨碍大局的乱源。这种闭嘴令，算是没办法的办法，是纸上主义都不够用和不合用的时候，舍名求实的一时方便。 两个主义已经够折腾人了。如果把西方成千上万的主义都引入东土，从费边主义到萨特主义，从修正主义到保守主义，从货币主义到福利主义，从达达主义到天体主义……这些高分贝理论尖声一齐登场，诚然热闹，诚然让人开眼，诚然让学者们业务兴隆并且接轨西方，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主义”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条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种疗救社会的综合方案，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的全部实践智慧，如何能装入一两个单色标签里去？身边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人要市场但少一点“市场主义”的狂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许可以少走点弯路？如果美国人要资本但少一点“资本主义”的偏执，他们也不至于对金融资本失去节制，一头栽进二〇〇八年的金融风暴吧？ “主义”一次次成为制动闸失灵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边界。 思想与文字的一体两面 近百年来，一批热衷于西学的中国新派精英确有革新之功，但谭嗣同、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力主废除汉字，甚至有人主张全民改说法语，差一点闹到了“凡中必反”与“凡旧必弃”的激进程度。不过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下面的问题。 中国人以前不说“主义”和“化”，大概与所用的语言文字有关。在论及人文话题时，中文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比如大国小家合之为“国家”，公道私德合之为“道德”，内因外缘合之为“因缘”，活情死理合之为“情理”……这一类复词如双核芯片，应付两面，布下活局，对关联事物实行综合平衡和动态管理。作为先贤们“格物致知”的语言特产，这类词长于兼容和整合，长于知其一还知其二，连很多含义对立的事项也常常在中文里组合成词（东西、利害，痛快，褒贬等），几乎都难准确西译。这与中国古人喜欢“利弊互生”、“福祸相倚”、“因是因非”、“法无定法”一类说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以道驭理，谓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总是充满着辩证的多义指涉，很难孤立地、绝对地、静止地定义求解，因此上述词语无非是实现一种八卦图式的阴阳统筹，以中庸、中道、中观之法协调相关经验——这几乎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辞方法。包括一些借道日译而产生的译词，也仍然顺从这种修辞惯性。 与这种语言相区别，很多西方语言文字呈现出某种词义原子化和单链化趋向——虽然也有复词和词组，也可表达兼义，但单词大多单义，单词贵在单义，单义词库日益坐大，为人们的线性形式逻辑提供了最好舞台。古希腊哲学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论的，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赎之爱，是一神论的，习惯于非我必邪的争辩、指控、裁判以及战争。它们都免不了追求词义的精纯和逻辑的严密，甚至都有一种几何学的味道，长于理法推演，志在绝对普世，因此不管是来自雅典的“格理致知”还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爱”，两相呼应，一路穷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变的、孤立的神圣天理。在这一过程中，真实（true）高于事实（fact），因逻辑推演而身份高贵，以至fa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种外来的物产和知识进入欧洲词汇。同是在这一过程中，对抽象的再抽象，对演绎的再演绎，使他们产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语言，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具，诸如being，nonbeing，other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for- itself- ness……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头大，真是要译出高血压和精神病来。显而易见，这种语言确保了精密，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 两种主流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很多西方人曾不满意理法霸权，很多中国人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强大声浪。中国学人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虚玄、圆滑、散乱、空洞、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冲动，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比如，当今的“国家”实际上是指国，与家没有太多关系，兼义变成了偏义——科学家、法学家、神学家不正是需要这种精密的语言吗？现代社会不正是需要这种言说的明确无误吗？不过，这种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改造后的“国家”一词仍然兼有国土（country）、国族（nation）、国政组织（state）等义，很遗憾，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乱，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更重要的是，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构成了深入改造的难点。比如，“情理”就很难由兼转偏，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任何事情必须办得入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废，所以“情理”必须是一个词，是一回事，不可切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闹出一个“情理主义”，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双头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义”和“理智主义”，大多中国人又肯定觉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个人分尸两段。 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留下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 不仅“情理主义”说不通，“标本主义”、“刚柔主义”、“知行主义”等也肯定不像人话。这证明大多中国人处理标与本、刚与柔、知与行之类问题，还是顽强坚持和持久怀念一种整合、互补、兼济、并举的态度，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干，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语言影响思想，还是思想影响语言，中国语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尽可能全面地、相对地、变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压缩了一元独断论的空间，使“主义”和“化”一类词用得不大方便。中国古人的儒学、墨学、经学、玄学、理学、心学等都很难简化为一个主义。经过二十世纪的西化狂潮，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文化自觉的逐步苏醒，一些进口的单色标签也在逐渐凋零。“革命化”、“市场化”、“集体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类口号，经人们现实感受一再淘洗，在当今不是已退出历史，就是被用得十分节制。很多外来词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条件，比如中国老百姓较能接受大众与精英的结合，因此“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听上去总有点刺耳，不易说得理直气壮，始终难以响亮起来。谁要是拍着胸脯自封“精英主义”或“大众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必是自找没趣和自砸场子。 当然，“现代化”一词还未被更好的说法取代，姑且约定俗成地用着，以照顾人们的习惯和情绪。但多年来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已经被“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等多种附加成分所拓展，词组越来越长，内涵越来越繁，已让很多西方人难以适应，不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旧标签的小心弥补和修整，或可视为一种名理上的破蛹待飞。 自主实践须自主立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迎头相撞，恩怨交集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大概含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利益的共享与摩擦，比如，抗日战争期间的国人比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会与藏独闹事期间的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摩擦。第二是制度的融合与竞比，比如，引入市场和民主的时候，国人比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东南亚、美欧日经济危机的时候，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竞比。 其实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却更隐形，即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纳与超越。百年来时风多变暗潮迭起，但不论是仿俄还是仿美的激进革新，中国人都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学术，包括车载斗量的外来词，遍及哲学、宗教、科学、法学、文艺、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极大扩展和丰富了国人的视野，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近似值。检点一下诸多新型学科，如果说国人因此对西方欠下一笔大人情，恐怕并不为过。在这里，即便是“xx主义”和“xx化”也是重要的舶来品。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态，知道偏重、偏好、偏见本是生态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不可或缺——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在此从略。 不过，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居一个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类生理基因遗产，却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承，又无法完全活得一样和想得一样。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物的描述，拿来描述中国事物并不一定合适；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物时已有误差，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夸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条主义，倒算得上一个真实的“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不幸地反复发作。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软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却念念不忘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一定要比附欧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国他民的思维操典，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 其实，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可译又不可全译，比如，中文里的“道”就很难译，英文里的being也很难译，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难译之处多是某种文化最宝贵的优长所在，是特殊的知识基因和实践活血之蕴藏所在，最值得人们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轻易地外译，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换句话说，一个毫无难度全面对接的翻译过程，通常是一个文化殖民和文化阉割的过程，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性消失的过程，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创新的民族来说，无异于声频渐高的警号。 从这一角度看，创新文化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创新词语，弘扬文化的高端业务之一就是输出词语，包括不避翻译难度、增加翻译障碍、使翻译界无法一劳永逸的词语，哪怕造成理论对外“接轨”大业的局部混乱和一时中断也无妨——这有什么可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岔了就暂时岔一岔，说懵了就暂时懵一懵，可持续的差异、隔膜、冲突难道不正是可持续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个不岔也不懵的美满结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结局。 作为文化活力与生机的应有之义，作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规表现，历史一再证明，富日子里不一定绽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众家之长，避各方之短，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在一种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做到循实求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也非常紧急。 如果这一片土地上确有文化复兴的可能。 如果这里的知识群体还有出息。 2009年11月 扁平时代的写作 扁平时代的写作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0年《扬子江评论》杂志。 作家最好不要过多惦记前辈的纪念馆。那些纪念馆展示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高蹈，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在时过境迁的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失灵。如果把大师当摹本，在纪念馆里凝定梦想，立志成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么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长矛的天真出征。 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产；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恐怕也不够用了。 人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 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网络、影视、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作家就是一个个信息中心，是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的主要报告人。只要不是写得太烂，他们怎么写都新鲜，怎么写都开眼，怎么写都有好奇的读者，其小说、散文、剧本、诗歌都是“黄金时段”和“报纸头条”——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如果他们心一横，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足以爆破整个社会认知成规。问题在于，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至，对人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比作家总是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文学“信息量”偏少已成为读者们普遍的抱怨。作家们即使操弄个性化、具象化、虚构化、深度化等祖传利器，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确已难度大增。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一定是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夜总会、旅游、动漫、选秀、t台等尚未普及的时代。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日，诗歌如同美酒，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具有娱人耳目的相对优势。洛阳纸贵、凿壁穿光、一书难求、接力夜读等情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在于，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窃窥人性隐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即使是讲故事，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有什么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学文科生，把鲁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文学的文字美、结构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应训练的读者那里正成为入门颇难的智力运动项目，正在日益小众化与专业化，难道不是极为正常的结果？ 有些变化是可逆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一如以往纸的发明、印刷的发明，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入了陌生水区。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几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民主化”的文学是否可能？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 这当然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从原则上说，由编辑、审查、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每一个ip地址自由发声，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全民批评权的运用，也是一种有益的破坏性检验。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还可能日益滚大和坐大。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在受众们暴饮暴食式的阅读之后，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一旦肠胃已经吃坏了，再多的良药也都无济于事。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是真理的脱颖而出；有些潮流泯灭民众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多数人的理解力构成潮流的边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进一步说，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跟踪购买力的所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随众不随寡，视高深、高难、高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特别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力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类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飙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搭成，真理永远缺位。真理也许还是有的，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恋、自闭、自利的各种强辞，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这不过是社会沦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无心也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精神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隐在主流受众的视野之外——在生态、经济、政治等重大危机逼近之前，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况大体如此。 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也不乏轮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先知、导师不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迎合多于独行，公关造势优于埋头苦干，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在这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无须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实为摊档上的寻常。正因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不得不到处奔走，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让人开心的狂生或浪女就这样火了，又冷了——到后来，很多人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争相点击只是为了自秀高明和比拼刻薄，于是火就是为了冷，或者说火本身就是冷，感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灵的冷。每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二〇〇八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美国佩尤研究中心二〇〇四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媒体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对cnn信任值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二，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 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如果人们在这个美妙时代里什么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不要储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又不愿缴税（见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句话，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奢求什么东东来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那么这种“减肥可乐”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终的一无所有？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尽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情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换句话说，“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赎。今天的教训是：没有教化的自由已经成了另一种灾难。 2009年11月 寻根的条件 寻根的条件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9年《上海文化》杂志。 什么是“寻根”？寻什么“根”？怎样去“寻”？你寻到了什么？……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事情就不好谈。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正是考虑这一点，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 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上至主义与体制，下至厕所与厨房，世间万物无不文化。那么跳进“文化”这个辽阔泥潭里起舞，还想勾搭出什么共识，只能是找死。即便是约定了边界和规则，以木代林、同床异梦、阴差阳错、头痛医脚也常是讨论时的乱象。 也许可以换一种办法来谈。比方问一问：什么不是“寻根”？什么地方没有“根”？什么时候没法“寻”？……这种排除法，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面造型和全景检阅，但至少可缩小范围，就近设置定位参照，让大家尽可能对接思路，减少七嘴八舌的虚打与误杀。 权且一试。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景观之一，所谓“寻根”或“文化寻根”大概算不上普遍现象，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学新法。就是说，它大概不适用于所有中国作家，更遑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比较而言，爱情小说、探案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市青春文学等，都具有传染性和输出空间，几乎是全球普适品种，有可能在任何群体那里开花结果——但“寻根”不是。只要稍稍放开眼界，就可发现这一尝试，特别是群体性的尝试，其实受制于诸多条件，似乎不那么好仿造与移植。 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建国史，除少许印第安保留区里的文化遗迹，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来文化，有什么“根”可寻？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依陈序经先生《东南亚古史研究》里的说法，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罕有文字史，漫长历史一片晦暗无法探知，有多少“根”可寻？战争、屠杀、流行病、有言无字、典籍流散之类事态，一旦把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打入时空黑洞，作家们“寻根”就难以想象。让那里的贾平凹们写出“秦汉”，那里的李杭育们写出“吴越”，那里的阿城们写出“庄老”……恐怕是强人所难。 美国人可域外寻“根”，如长篇小说《根》的作者寻到了非洲，不过他寻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缘谱系，不足以掀起“文化热”。非洲当然也是文化富矿区，艺术与巫术的特色尤为触目。据说东非是人类最早发源地，古埃及比古中国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然而，中国后来避免了解体与换血，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国家在十八世纪以后遭受深度殖民，其语言、宗教、教育、政体几近欧化，以至很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连娃娃们也在舶来的教材前高声齐诵“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曾与欧洲共享古罗马帝国版图，在人种融合、文化杂交、政治统辖的过程中面目逐渐漂白，至今被很多人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至少是“欧洲”的郊区或表亲。到了这一步，对于这个半生不熟的黑欧洲或灰欧洲来说，对于操一口法语或英语的很多作家来说，他们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个文化本土？ 一种另类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资源，一份大体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构成了“寻根”的基本前提。在这里，资源并非高纯度，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中，杂交串种乃普遍命运。不过，此杂种与彼杂种还是常有区别。作为一个亿级人口的共同体，中国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文字没有换（不似南亚等），宗教没怎么改（不似非洲等），人种没怎么变（不似南美等，更不似北美和澳洲），还是杂得有些特殊。 接下来的问题：这种特殊资源如何被发现、被唤醒、被启用？往根本上说，文化资源的活态呈现就是生活与人，那么这些生活与人是怎样进入作家的视野？怎么变成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理论批评？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寻根”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莫言、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等。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都有一共同特点：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知青这个名谓，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这样，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就难免哗啦啦的一吐为快。 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这并不重要。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何种审美风格、何种政治立场，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下放”既是社会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于是，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伤痕”式政治抗议，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心里太多印象、故事、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赞赏“寻根”（如汪曾祺，如张悦然），但履历所限，就只能另取他途。换句话说，所谓“寻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但就其要点而言，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通常以焦灼、沉重、错杂、夸张、文化敏感、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小说，包括不少杰出的历史小说（姚雪垠、二月河等）、乡村小说（赵树理、刘绍棠等）、市井小说（邓友梅、陆文夫等）等拉开了距离。 有意思的是，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寻根”摩拳擦掌之日，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也能旁证这一点。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其实，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全球中上层生活圈的西方化。比如一种由城区、大学、超市、快餐店、汽车潮、媒体市场、女性主义、中产阶级职场、散装英语或法语、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进步”与“文明”的尊荣。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民间、走向本土、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在陌生人那里发现、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 如果没有一次充满伤痛的下放，如果没有高强度的履历反差和身份分裂，很多写作者也许就只能揣着差不多的文凭，出入差不多的高楼和汽车，结交差不多的同事与宾客，继续都市白领和金领的小日子，然后在咖啡馆、电影院、旅游线路以及档案卷宗那里，投入同质化、准同质化、半同质化的各种虚拟与感叹——尽管感叹也有雅与俗的各种款式。他们当然可以图谋突围和反抗，甚至可以壮怀激烈地宣言和奔走，穿上印有格瓦拉、披头士、梭罗、特里萨修女一类头像的t恤衫，在各种聚光灯下气冲牛斗。但如果他们终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道，突围和反抗就只会是一堆符号游戏，不会是全心身抵押与托付，不过是以“口舌之文”冒作“心身之文”。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个别人也可能走出潮流与体制，爆出星光灿烂的三两个案，但一个文学新异群体的出现，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几乎同时同地联袂登场相互呼应，进而推动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持久的“文化热”，其发生概率则似乎太小。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难以重复的，显然也非大多数当事者所愿。“寻根”者的特殊资源也有限，不一定能支撑他们的文学远行。不过，走出几步与自囚禁足还是不一样。从今后远景来看，作家们被教育体制、从业模式、流行风尚等统一收编难以恒久，不会是什么“历史的终结”。新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宗教挤压、革命推动、生态灾难等，总是会造成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迟早会使某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换人生，走向新的写作资源，包括经验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是非西方世界一个幽灵，还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体和兴风作浪。美国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所说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还有其他有专家补充的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等，完全可能在什么时候重获一种苏醒与激活机制，进入文学书写，甚至是大规模的文学书写，释放感觉、审美、文化的能量，与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纪对话——上述这些文明的积蓄地至少值得抱以希望。 显然，中国八十年代的所谓“寻根”不是什么文学妙方，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应该说不足为怪。 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国学热”的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如果人们不是特别健忘，便可知“寻根”曾经几同污名，在八十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如贺敬之等），指“寻根”背离了“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回到“封建主义文化”的危险动作；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如刘晓波等），指“寻根”是“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反动，纯属对抗全球现代化的螳臂当车。不难看出，这两种批评政治标尺有异，却分别延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大破四旧”和“全盘西化”的两种实践，分别展现了苏俄西方和欧美西方的强势背景，透出了某种外来意识形态共同的面包味与奶酪味，显然是异中有同，甚至是一体两面。它们的联手打造了一种文明进步观，力图把本土这个话题打入遗忘。 但对话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开始了。 这一类对话能否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则正在和将要考验参与者们的能耐。 说到这里，基本不涉及对“寻根”或“文化寻根”的绩效评估，更不意味着对各种文明体系做出全面价值判断。 清理该现象的三两相关条件，只是为了今后讨论多一点方便。 2009年6月 读书卫生须知 读书卫生须知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5年《今晚报》。 把书籍当作人类的精神食粮，是一种常用的比喻。谁都知道饮食须讲卫生，但摄入精神食粮是否也有类似的道理？如果片面理解“开卷有益”“知识改变命运”一类励志格言，一味地读读读，不分缓急主次，不分清浊良莠，会不会也读出精神上的“肥胖症”“冠心病”“半身不遂”？ 对身体关切得无微不至，对心理的健康却马虎潦草——这显然没道理。也许，有关管理部门早该联合组建一个“阅读卫生委员会”，设立学科，分派课题，召集专家，深入研究并广泛宣传，为大众颁布相关的卫生标准。比方说，有几条至少是不该漏掉的： 不暴食。人不可饮食过量，阅读的节奏和规模其实也须保持在合理范围。身处一个知识爆炸和信息过剩的时代，遍读天下书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刷屏刷到手抽筋，翻书翻到两眼黑，倒容易读坏胃口，读乱心智。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说，“学”要与“思”两相匹配，若不给“思”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脑容量，“学”便可能沦为一知半解，生吞活剥，杂乱无序，甚至严重消化不良。这种激进阅读不把自己读成一个庞杂信息的垃圾桶，恐怕也难。 不偏食。人需要营养均衡，其阅读面也应合理分布。专业知识太窄，心理自闭多见，如此等等，与当下很多人的阅读范围褊狭经常互为因果。相反，让阅读跨专业（理科生读一点文科书籍，反之亦然）、跨年龄（老年人读一点青年读物，反之亦然）、跨立场（激进派读一点保守派作品，反之亦然）、跨文化（基督徒读一点儒家经典，反之亦然）……来一点多元互补和远亲杂交，必有助于人们开阔视野，健全心智，快乐人生。知识从来是一个共生互联系统，从来就是在不同知识的比较、砥砺、融合、激发、交锋中成长。知识食谱太偏，永远只读那些对口味、无难度、增虚荣、迎合一己之好的东西，肯定会把自己读成营养不良的一根病秧子。 不错食。任凭娃娃们接触暴力、色情的读物，肯定是一种心理上的“病从口入”。长时间泡在快餐文化里，也无异于把零食当主食，伏下重大的健康隐患。在人生经验缺失或错配的情况下，年少者读《红楼梦》是石上种豆，打拼者读《五灯会元》是缘木求鱼，消沉者读虚无主义是雪上加霜，浅学者读后现代主义是饮鸩止渴……垃圾读物暂且放下不提，即便是那些富营养食品，其实也都有风险，一旦缺乏相应的接受条件（阅历、心态、基础知识、实用需求等），就如浓甜之于高血糖，肥腻之于高血脂，再好的东西也可能成为毒药。在这里，治病并不都是“大方子”就好，读书也不都是大部头、大品牌、大偶像就好。多一点因地制宜，多一点循序渐进，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多运动（实践）促消化。书本并不等于知识。知识更不等于能力。以文字记录前人实践经验诚然是人类一大优势，但把学历和文凭看作高智能招牌，却是很多现代人对教育的严重误解。读书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教育”。因为任何书本都只是对知识的一种简化描述，以其复制知识尚有七折八扣，那么激活知识和创造知识，作为教育更重要的功能，就更谈不上。王阳明说过：“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这话的意思是，读书的成功不在于学舌，而在于有为；不在于照搬前人结论，而在于探知前人的得失过程和操作智慧，从中汲取创造性能量，进而推动自己在新条件、新问题、新任务情况下的“知行合一”。否则，新闻学博士没当过记者，战役学博士没打过仗，政治学博士没当过官也没造过反，工商学院mba高才生从未在市场上自力更生地做好过一单业务……他们的高头讲章如何能让人放心？这样的教育会不会误人子弟祸国殃民？显而易见，完善的教育，成功的读书，其实须延伸到摸爬滚打上天入地的相关实践中去，延伸到活学活用的一辈子中去，把“读”的过程变成一个“做”的过程，把口舌之学变成心身之学。这就像一个健康人总是要靠运动、劳动、行动来增强胃动力，把食物输入最终转化成自己的心灵手巧和身强力壮。 …… 这样的一些卫生常识，说一说也许不算多余。 2015年3月 心灵之门 心灵之门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9年《人民日报》。 经常遇到有人提问：文学有什么用？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包括一些犹犹豫豫考入文科的学子。他们的潜台词大概是：文学能赚钱吗？能助我买下房子、车子以及名牌手表？能让我成为股市大户、炒楼金主以及豪华会所里的vip？ 我得遗憾地告诉他们：不能。 基本上不能——这意思是说除了极少数畅销书，文学自古就是微利甚至无利的事业。而那些畅销书的大部分，作为文字的快餐乃至泡沫，又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街头书摊上红红绿绿的色情、凶杀、黑幕、财运……一次次能把读者的钱掏出来，但不会有人太把它们当回事吧。 不过，岂止文学利薄，不赚钱的事情其实还很多。下棋和钓鱼赚钱吗？听音乐和逛山水赚钱吗？情投意合的朋友谈心赚钱吗？泪流满面的亲人思念赚钱吗？少年幻想与老人怀旧赚钱吗？走进教堂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赚钱吗？做完义工后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赚钱吗？大喊大叫奋不顾身地热爱偶像赚钱吗？……这些事非但不赚钱，可能还费钱，费大钱。但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是否会少了点什么？会不会有些单调和空洞？ 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文化的和有精神的，在于人总是追求一种有情有义的生活。换句话说，人没有特别的了不起，其嗅觉比不上狗，视觉比不上鸟，听觉比不上蝙蝠，搏杀能力比不上虎豹，但要命的是人这种直立动物比其他动物更贪婪。一条狗肯定想不明白，为何有些人买下一套房子还想圈占十套，有了十双鞋还去囤积一千双，发情频率也远超生生殖的必需。想想看，这样一种最无能又最贪婪的动物，如果失去了文明，失去了文明所承载的情与义，算不算十足的劣等物种？是不是连一条狗都有理由耻与为伍？ 人以情义为立身之本，使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一直有文学的流淌。在没有版税、稿酬、奖金、电视采访、委员头衔乃至出版业的漫长岁月，不过是靠口耳相传和手书传抄，文学也一直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向人们传达着有关价值观的经验和想象，指示一条澄明的文明之道。这样的文学不赚钱，起码赚不出什么李嘉诚和比尔盖茨，却让赚到钱或没赚到钱的人都活得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因此它不是一种谋生之术，而是一种心灵之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修养。把文学与利益联系起来，不过是一种可疑的现代制度安排，更是某些现代教育商、传媒商、学术商等乐于制造的掘金神话。文科学子们大可不必轻信。 在另一方面，只要人类还存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线，文学就肯定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哪怕是恶棍和混蛋也常有心中柔软的一角，忍不住会在金钱之处寻找点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呼吸从容、目光清澈、神情舒展、容貌亲切的瞬间，在心灵与心灵相互靠近之际，永恒的文学就悄悄到场了。人类文学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你眼前的新生之门。 2009年11月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7年《读书》杂志。 一 人工智能，俗称机器人，接下来还要疯狂碾压哪些行业？ 自“深蓝”干掉国际象棋霸主卡斯帕罗夫，到不久前“阿尔法狗”的升级版master砍瓜切菜般地血洗围棋界，江山易主看来已成定局。行业规则需要彻底改写：棋类这东西当然还可以有，但职业棋赛不再代表最高水准，专业段位将降格为另一类业余段位，只能用来激励广场大妈舞似的群众游戏。最精彩的博弈无疑将移交给机器人，交给它们各自身后的科研团队——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人从不下棋。 翻译看来是另一片将要沦陷之地。最初的翻译机不足为奇，干出来的活常有一些强拼硬凑和有三没四，像学渣们的作业瞎对付。但我一直不忍去外语院系大声警告的是：好日子终究不会长了。二〇一六年底，谷歌公司运用神经网络的算法（algorithm）催生新一代机器翻译，使此前的错误大减百分之六十。微软等公司的相关研发也奋起直追，以至不少科学家预测二〇一七年最值得期待的五大科技成果之一，就是“今后不再需要学外语”。事情似乎是，除了文学翻译有点棘手，今后涉外的商务、政务、新闻、旅游等机构，处理一般的口语和文件，配置一个手机app（应用软件）足矣，哪还需要职业雇员？ 教育界和医疗界会怎么样？还有会计、律师、广告、金融、纪检、工程设计、股票投资……那些行业呢？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个乐观派，曾炫示维基百科这一类义务共建、无偿共享的伟大成果，憧憬“数字化的社会主义”。阿里巴巴集团的马云也相信“大数据可以复活计划经济”。但他们未说到的是，机器人正在把大批蓝领、白领扫地出门。因为大数据和“云”计算到场，机器人在识别、记忆、检索、计算、规划、学习等方面的能力突飞猛进，正成为一批批人类望尘莫及的最强大脑；并以精准性、耐用性等优势，更显模范员工的风采。新来的同志们都有一颗高尚的硅质心（芯）：柜员机永不贪污，读脸机永不开小差，自动驾驶系统永不闹加薪，保险公司的理赔机和新闻媒体的写稿机永不疲倦——除非被切断电源。 有人大胆预测，人类百分之九十九的智力劳动都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最保守的估计也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这话听上去不大像报喜。以色列学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不久前预言：绝大部分人即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再加上基因技术所造成的生物等级化，“我们可能正在准备打造出一个最不平等的社会”！是的，事情已初露端倪。“黑灯工厂”的下一步就是“黑灯办公室”，如果连小商小贩也被售货机排挤出局，连保洁、保安等兜底性的再就业岗位也被机器人“黑”掉，那么黑压压的失业大军该怎么办？都去晒太阳、打麻将、跑马拉松、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旦就业危机覆盖到适龄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哪怕只覆盖其中一半，肯定就是经济生活的全面坍塌。在这种情况下，天天享受假日亦即末日，别说社会主义，什么主义恐怕也玩不了。还有哪种政治、社会的结构能够免于分崩离析？ 数字社会主义也可能是数字寡头主义……好吧，这事权且放到以后再说。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不能不想一想文学这事。这事虽小，却也关系到一大批文科从业者及文学受众。 二 不妨先看看下面两首诗： 其一： 西窗楼角听潮声，水上征帆一点轻。 清秋暮时烟雨远，只身醉梦白云生。 其二：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 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 两首诗分别来自宋代的秦观，和另一位ibm公司的“偶得”，一个玩诗的小软件。问题是，有多少人在两首诗前能一眼分辨出“他”和“它”？至少，当我将其拿去某大学做测试，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富有阅读经验和鉴赏能力的专才们，也多见犹疑不决抓耳挠腮。如果我刷刷屏，让“偶得”君再提供几首，混杂其中，布下迷阵，人们猜出婉约派秦大师的概率就更小。 “偶得”君只是个小玩意，其算法和数据库一般般。即便如此，它已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真伪难辨，更在创作速度和题材广度上远胜于人，沉重打击了很多诗人的自尊心。出口成章，五步成诗，无不可咏……对于它来说都是小目标。哪怕胡说八道——由游戏者键入“胡说八道”甚至颠倒过来的“道八说胡”，它也可随机生成一大批相应的藏头诗，源源不断，花样百出，把四个狗屎字吟咏得百般风雅：“胡儿不肯落花边，说与兰芽好种莲。八月夜光来照酒，道人无意似春烟。”或是：“道人开眼出群山，八十年来白发间。说与渔樵相对叟，胡为别我更凭栏。”……这种批量高产的风雅诚然可恶，但衣冠楚楚的大活人们就一定能风雅得更像回事？对比一下吧，时下诸多仿古典、唐宋风、卖国粹的流行歌词，被歌手唱得全场沸腾的文言拼凑，似乎也并未见得优越多少。口号体、政策体、鸡汤体、名媛体、老干体的旧体学舌，时不时载于报刊的四言八句，靠一册《笠翁对韵》混出来的笔会唱和，比“道八说胡”也未见得高明几何。 诗歌以外，小说、散文、评论、影视剧等也正在面临机器人的野蛮敲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早已尝试机器写作。几十年下来，得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这一雄心勃勃的探索过关斩将，终得茧破化蝶之势。日本朝日电视台二〇一六年五月报道，一篇人工智能所创作的小说，由公立函馆未来大学团队提交，竟在一千四百五十篇参赛作品中瞒天过海，闯过“星新一奖”的比赛初审，让读者们大跌眼镜。说这篇小说是纯机器作品当然并不全对。有关程序是人设计的；数据库里的细节、情节、台词、角色、环境描写等各种“零部件”，也是由人预先输入储备的。机器要做的，不过是根据指令自动完成筛选、组合、推演、语法检测、随机润色一类事务。不过，这次以机胜人，已俨如文学革命的又一个元年。有了这一步，待算法进一步发展，数据库和样本量进一步扩大，机器人文艺事业大发展和大繁荣想必指日可待。机器人群贤毕至，高手云集，一时心血来潮，什么时候成立个作家协会，颁布章程选举主席的热闹恐怕也在所难免。 到那时，读者面对电脑，也许只须往对话框里输入订单： 男1：花样大叔。女1：野蛮妹。配角：任意。类型：爱情/悬疑。场景：海岛/都市。主情调：忧伤。宗教禁忌：无。主情节：爱犬/白血病/陨石撞地球。语调：任意…… 诸如此类。 随后立等可取，得到一篇甚至多篇有板有眼甚至有声有色的故事。 其作者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机器，也可能是配比不同的人（hi）机（ai）组合——其中低俗版的组合，如淘宝网上十五元一个的“写作软件”，差不多就是最廉价的抄袭助手，已成为时下某些网络作家的另一半甚至另一大半。某个公众熟悉的大文豪，一个多次获奖的马先生或海伦女士，多次发表过感言和捐赠过善款的家伙，在多年后被一举揭露为非人类，不过是一堆芯片、硬盘以及网线，一种病毒式的电子幽灵，也不是没有可能。 法国人罗兰·巴特一九六八年发表过著名的《作者之死》，似已暗示过今日的变局。但作者最后将死到哪一步，将死成什么样子？是今后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都将在硅谷或中关村那些地方高产爆棚，让人们应接不暇消受不了以至望而生厌？还是文科从业群体在理科霸权下日益溃散，连萌芽级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也统统夭折，早被机器人逼疯和困死？ 技术主义者揣测的也许就是那样。 三 有意思的是，技术万能的乌托邦却从未实现过。这事需要说说。一位美籍华裔的人工智能专家告诉我，至少在眼下看来，人机关系仍是一种主从关系，其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特别是一旦涉及到价值观，机器人其实一直力不从心。据说自动驾驶系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系统眼下看似接近成熟，但应付中低速还行，一旦放到高速的情况下，便仍有不少研发的难点甚至死穴——比如，事故减损机制。这话的意思是：一旦事故难以避免，两害相权取其轻，系统是优先保护车外的人，还是车内的人（特别是车主自己）？进一步设想，是优先一个猛汉还是一个盲童？是优先一个美女还是一个丑鬼？是优先一个警察还是三个罪犯？是优先自行车上笑的还是宝马车里哭的？……这些yes或no肯定要让机器人懵圈。所谓业内遵奉的“阿西莫夫（asimov）法则”，只是管住机器人永不伤害人这一条，实属过于笼统和低级，已大大的不够用了。 美国电影《我是机器人》（二〇〇四年）也触及过这一困境（如影片中的空难救援），堪称业内同仁的一大思想亮点。只是很可惜，后来的影评人几乎都加以集体性无视——他们更愿意把科幻片理解为《三侠五义》的高科技版，更愿意把想象力投向打打杀杀的激光狼牙棒和星际楚汉争。 其实，在这一类困境里，即便把识别、权衡的难度降低几个等级，变成爱犬与爱车之间的小取舍，也会撞上人机之间的深刻矛盾。原因是，价值观总是因人而异的。价值最大化的衡量尺度，总是因人的情感、性格、文化、阅历、知识、时代风尚而异，于是成了各不相同又过于深广的神经信号分布网络，是机器人最容易懵圈的巨大变量。舍己为人的义士，舍命要钱的财奴……人类这个大林子里什么鸟都有，什么鸟都形迹多端，很难有一定之规，很难纳入机器人的程序逻辑。计算机鼻祖高德纳（donald knuth）因此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已经在几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领域超过了人类，但是在那些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情上，还差得很远。”同样是领袖级的专家凯文·凯利还认为，人类需要不断给机器人这些“人类的孩子”“灌输价值观”，这就相当于给高德纳补上了一条：人类最后的的特点和优势，其实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听上去是否有点……那个？ 没错，就是价值观。就是这个价、值、观划分了简单事务与复杂事务、机器行为与社会行为、低阶智能与高阶智能，让最新版本的人类定义得以彰显。请人类学家们记住这一点。很可能的事实是：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揪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是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技术主义者看来恰恰是在这里严重缺弦。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实现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以便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已在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也不会一无所获，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包括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还是只能让机器人懵圈。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糊涂乱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生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处理价值观的能力超强而且特异，其实不过是依托全心身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再自然不过，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就可能要瘫痪全部数据库——铁板钉钉的好话怎么就不是好话了？凭什么a就不是a了？凭什么各种定名、定义、定规所依存的巨大数据资源和超高计算速度，到这时候就不如人的一闪念？甚至不如一个猩猩的脑子好使？ 从另一角度说，人类曾经在很多方面比不过其他动物（比如，嗅觉和听觉），将来在很多方面也肯定比不过机器（比如，记忆和计算），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人类智能之所长常在定规和常理之外，在陈词滥调和众口一词之外。面对生活的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其文学最擅长表现名无常名、道无常道、因是因非、相克相生的百态万象，最擅长心有灵犀一点通。人类经验与想象的不断新变，价值观的心理潮涌，倒不一定表现为文学中的直白说教——那样做也太笨了——而是更多分泌和闪烁于新的口吻、新的修辞、新的氛围、新的意境、新的故事和结构。其字里行间的微妙处和惊险处，“非关书也，非关理也”（严羽语），常凝聚着人类处理一个问题时瞬间处理全部问题的暗中灵动，即高德纳所称“不假索就能完成”之奇能，多是“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谭元春语），“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汤显祖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语），“此处无声胜有声”（白居易语），其复杂性非任何一套代码和逻辑可以穷尽。 四 如果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只能想象，机器人写作既可能又不可能。 说不可能，是因为它作为一种高效的仿造手段，一种基于数据库和样本量的寄生性繁殖，机器人相对于文学的前沿探索而言，总是有慢一步的性质，低一档的性质，“二梯队”里跟踪者和复制者的性质。 说可能，是机器人至少可望胜任大部分“类型化”写作。不是吗？“抗日”神剧总是敌我威。“宫斗”神剧总是王痴、妃狠、暗下药。“武侠”神剧总是秘籍、红颜、先败后胜。“青春”神剧总是小鲜肉们会穿、会玩、会疯、会贫嘴然后一言不合就出走……这些都是有套路的，有模式的，类型化的，无非是“〇〇七”系列那种美女＋美景＋科技神器＋惊险特技的电影祖传配方，诱发了其他题材和体裁的全面开花。以至眼下某些同类电视剧在不同频道播放，观众有时选错了台，也能马马虎虎接着看，浑然不觉主角们相互客串。街坊老太看新片，根本无须旁人剧透，有时也能掐出后续情节的七八分。在这里，一点政治正确的标配，一些加误会法或煽情点的相机注水，这些人能做的，机器也都能做，能做个大概齐。一堆堆山寨品出炉之余，有关的报道、评论、授奖词、会议策划文案等甚至还可由电脑成龙配套，提前准备到位，构成高规格的延伸服务。 机器人看来还能有效支持“装x族”的写作——其实是“类型化”的某种换装，不过是写不出新词就写废话，不愿玩套路就玩一个迷宫。反正有些受众就这样，越是看不懂就越不敢吱声，越容易心生崇拜，因此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诗，空城计有时也能胜过千军万马。评论么，更好办。东南西北先抄上几条再说，花拳绣腿先蒙上去再说。从本雅明抄到海德格尔，从先秦摘到晚清，从热销大片绕到古典音乐……一路书袋掉下来，言不及义不要紧，要的就是学海无涯的气势，就是拉个架子，保持虚无、忧伤、唯美一类流行姿态。“庆祝无意义”（米兰·昆德拉语）！遥想不少失意小资既发不了财，也受不了苦，只能忧郁地喝点小咖啡，找人调情之时，能说出多少意义？脑子里一片空荡荡，不说说这些精致而深刻的鸡毛蒜皮又能干什么？显然，过剩的都市精英一时话痨发作，以迷幻和意淫躲避现实，这些人能做的，机器也都能做，能做个大概齐。无非是去网上搜一把高雅和玄奥的句子，再搓揉成满屏乱码式的天书，有什么难的？ 还有其他不少宜机（器人）的业务。 “类型化”与“装x族”，看似一实一虚，一俗一雅，却都是一种低负载、低含量、低难度的写作，即缺少创造力的写作，在ai专家眼里属于“低价值”的那种。其实，在这个世界的各个领域里，“高价值”（high value）工作从来都不会太多。文学生态结构的庞大底部，毕竟永远充斥着我等庸常多数，主流受众有时也不大挑剔，有一口文化快餐就行。那么好，既然制造、物流、金融、养殖、教育、新闻、零售、餐饮等行业，已开始把大量重复性、常规性、技术性的劳动转移给机器，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文学当然概莫能外。在这一过程中，曾被称为“文匠”“写手”的肉质写作机器，转换为机器写作，不过是像蒸汽机、电动机一样实现人力替代，由一种低效率和手工化的方式，转变为一种高产能和机器化的方式，对口交接，转手经营，倒也不值得奇怪。只要质量把控到位，让“偶得”们逐步升级，推出一大批更加过得去的作品也不必怀疑——何况“偶得”还有“偶得”的好处。它们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送礼跑奖，也免了不少文人相轻和门户相争。 显然，如果到了这一步，机器人的作家协会好处不算少，可望相对地做大做强，但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恐不易出现新一代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等巨人的身影。这就像制造、物流、金融、养殖、教育、新闻、零售、餐饮等行业无论如何自动化，其创造性的工作，“高价值”的那部分，作为行业的引领和示范，至少在相当时间内仍只可能出自于人——特别是机器后面优秀和伟大的男女们。 五 问题重新归结到前面的一点：人机之间的主从格局，最终能否被一举颠覆？一种逻辑化、程式化、模块化、工具理性化的ai最终能否实现自我满足、自我更新、自我嬗变，从而有朝一日终将人类一脚踢开？……不用怀疑，有关争议还会继续下去，有关实践更会如火如荼八面来潮地紧迫进行。至少在目前看来，种种结论都还为时过早。 话不宜讲得太满。在真正的事实发生之前，所有预言都缺乏实证的根据，离逻辑甚远，不过是一些思想幻影。那么相信、或不相信、或半相信这种幻影，恰好是人类智能的自由特权之一。换句话说，也是一件机器人尚不能为之事。 人机差异倒是在这里再次得到确认。 一九三一年，捷裔美籍数学家和哲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发布了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证明任何无矛盾的公理体系，只要包含初等算术的陈述，就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即一个系统漏洞，一颗永远有效的定时炸弹。在他看来，“无矛盾”和“完备”不可能同时满足。这无异于一举粉碎了数学家们两千多年来的信念，判决了数理逻辑的有限性，相当于一举釜底抽薪，给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泼了一大盆凉水。 看来，人类不能没有逻辑，然而逻辑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语言、理论、各种知识等人之所言（名）是灰色的，言之所指（实）却常青。换句话说，由符号与逻辑所承载的人类认知无论如何延伸，也无法抵达绝对彼岸，最终消弥“名”与“实”的两隔，“人”与“物”的两隔。数学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要命的略欠一筹。不知是人类之幸还是人类之憾，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卢卡斯（colin lucas）正是从这一角度确信：根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机器人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 这就是说，改变人机之间的主从关系永远是扯淡，因为人类至少能承认逻辑的有限性，并且一直是智能>逻辑。 哥德尔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一个似乎过于清静的中小型城市。这里曾诞生过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等，更有很多市民引以为傲的哥德尔。走在这里几乎空阔无人的小街上，我知道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二十世纪百名最伟大人物中，哥德尔位列数学家第一，还知道当代物理学巨星霍金一直将他奉为排名最高的导师。我在街头看到一张哥德尔纪念活动的旧海报下，有商业小广告，有寻狗启事，还有谁胡乱喷涂了一句： 上帝就在这里 魔鬼就在这里 这也许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这意思大概是，哥德尔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因为数学是如此自洽相容；也证明了魔鬼的存在，因为人们竟然无法证明这种相容性。 是这样吧？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乎哥德尔。美国著名发明家、企业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就是一个技术主义的激进党，其新锐发声屡屡被大众传媒放大，看来最容易在科盲和半科盲的大多数那里引起轰动，被有些人热议，以平衡自己无知的愧疚感。据他多次宣称，人类不到二〇四五年就能实现人机合一，用计算机解析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和情感，“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将融合”为“新的物种”。时间是如此紧迫。这种新物种将很快跨越历史“奇点”（singularity），告别人类的生物性漫漫长夜。在他看来，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新时空里，在科学家们的新版创世论之下，新物种不是扮演上帝而是已经成为上帝，包括不再用过于原始和低劣的生物材料来组成自己的臭皮囊，不再死于癌细胞、冠心病、大肠杆菌（听上去不错），不再有性爱、婚姻、家庭、同龄人、儿女和兄妹什么的（听上去似不妙），是不是需要文学，实在说不定……总之，你我他都将陷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魔法大故事里去。 等一等，请等一等。我的疑问在于，文学这东西要废就废了吧，但关于上帝那事恐怕麻烦甚大，需要再问上几句。 一个小问题是这样：如果那些上帝真是无所不知，想必就会知道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全员晋升上帝就是消灭上帝，超人类智能的无限“爆炸”（库兹韦尔语）就是智能的泛滥成灾一钱不值。有什么好？相比之下，欲知未知的世界奥秘是何等迷人，求知终知的成功历程是何等荣耀，既有上帝又有魔鬼的生活变幻是何等丰富多彩，人类这些臭皮囊的学习、冥想、争议、沮丧、尝试、求证、迷茫、实践、创造及其悲欣交集又是多么弥足珍贵，多么让人魂牵梦绕。在那种情况下，没有缺憾就不会有欲求，没有欲求就是世间将一片死寂。上帝们如果真是无所不能，如果不那么傻，想让自己爽一点，最可能做的一件事，恐怕就是拉响警报，尽快启用一种自懵、自停、自疑、自忘、自责、自纠，甚至自残的机制，把自己大大改造一番，结束乏味死寂的日子，重新回归人类。 难题最终踢到了上帝们的脚下。它们如果不能那样做，就算不上全能上帝；如果那样做了，就自我废黜了万能的特权。 我并不是说，那些上帝是仁慈的——就像不少技术主义者惴惴祈愿的那样。 库兹韦尔先生，我其实很愿意假定有那些上帝，也假定那些上帝并无什么道德感，甚至心思坏坏的太难搞定。不过它们即便一心一意地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恐怕也只有那种“自私”的选择。 那一种纠结就绝无可能？ 2017年1月 重要译名双语比照 重要译名双语比照 （以首字汉语拼音为序） a 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阿拉贡（aragon，louis） 阿兰·巴丢（alain badiou） 埃利蒂斯（elitis，odysseus） 艾略特（eliot，thomas stearns） 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艾特玛托夫（Чnhгn3 Аntmatoв） b 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巴别尔（isaac babel） 柏拉图（plato）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毕加索（pablo picasso） 勃勒东（breton，andré） 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 伯尔（heinrich boll）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布鲁诺（giordano bruno） c-d 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gavrilovich） 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戴维斯（paul davies） 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德里克（arif.dirlik） 德模克里特（democritus） 德钦丹东（thahtun，thakin） 邓肯（isadora duncan） 狄更斯（dickens charles） 笛福（daniel defoe）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蒂利希（paul tillich） 东山魁夷（オリジナルリトグラフ） 杜桑（marcel duchamp） e-f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凡·高（vincent van gogh）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福柯（michel foucault）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福山（francis fukuyama）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富曼诺夫（a.hmnftj） g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高更（paul gauguin） 哥仑布（c.columbus） 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h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哈维尔（vaclav havel） 哈耶克（salma hayek）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海明威（emest hemingway）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赫尔岑（Гepцeh，Алekcahдp nвahoвnч） 赫拉克利图（heracleitus） 黑格尔（hegel）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胡司（john hus） 惠特曼（walt whitman） 霍夫斯塔特（douglas r.hofstadter） 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 j-k 吉拉斯（milovan djilas） 加缪（albert camus）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卡夫卡（franz kafka） 卡勒尔（jonathan culler） 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ruz） 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康德（immanuel kant） 康帕内拉（campanella tommaso） 克·西蒙（claude simon）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昆德拉（milan kundera） l-n 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 劳伦斯（laurens van der post）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利玛窦（ricc matteo） 林肯（abraham lincoln） 路德（martin luther）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罗素（russell，b.a.willian） 马克·吐温（mark twain） 马克思（karl marx）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蒙克（edvard munch） 密茨凯维支（adam mickiewicz）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聂鲁达（pablo neruda） o-p 欧·亨利（o enry） 欧文（robert owen） 庞德（ezra pound） 裴多菲（sandor petofi） 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乔伊斯（james joyce） s 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 萨特（jean pa ulsartre） 萨义德（edward w.said） 塞浮特（jaroslav seifert） 莎士比亚（wlliam sshakespeare） 圣西门（comte de saint simon）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t 汤因比（arnold toynbee） 提香（tiziano vecellio） 屠格涅夫（turgenev，ivan sergeevich） 托马斯（lewis thomas）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 托尔斯泰（Лeвhnkoлaeвnчtoлcton） 陀思妥耶夫斯基（Ф.m.Дoctoeвcknn） w-z 沃霍尔（andy warhol） 显克微支（henryk a.a.p.sienkiewicz） 亚当·斯密（adam smith）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尤利西斯（ulysses） 雨果（victor hugo） 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岁末恒河 远方 岁末恒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作家》，后收入散文集《精神的白天与黑夜》。 出访印度之前，新德里烧了一次机场，又爆发登革热，几天之内病死者已经过百，入院抢救的人则数以千计，当局不得不腾出一些学校和机关来当临时的医院。电视里好几次出现印度军警紧急出动在市区喷洒药物的镜头，有如临大敌的气氛。 我被这些镜头弄得有些紧张，急忙打听对登什么热的预防办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岛以前也流行过这种病，直到近十来年才差不多绝迹，但对这种病较有经验的医生还算不少。一位姓凌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登革热至今没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预防口服药品可言。考虑到这种病主要是靠一种蚊虫传染的，那么唯一的预防之法，就是长衣长裤长袜，另外多带点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气温转凉，长衣长裤长袜已可以接受。但我没有料到，紧紧包裹全身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各种防蚊药剂，用来对付印度蚊子仍是防不胜防。星级宾馆里一切都很干净，只要多给点小费，男性侍者的微笑也应有尽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脸，嗡嗡蚊声仍然不时耳闻，令人心惊肉跳，令人心里“登革”。有时，几位同行者正在谈笑，一些可疑的尖声不知从何处飘忽而近，众人免不了脸色骤变手忙脚乱地四下里招架，好端端的一个话题不得不中止和失散。 出于一种中国式的习惯，我对眼前的飞蚊当然决不放过。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动作总是引来身旁印度人惊讶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错了什么。 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给我们准备了防蚊油，并且告诉我们，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度，大多数人都持守戒杀的教规，而且将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驱赶，但断断不可打杀。对于我两手拍出巨响的血腥暴行，他们当然很不习惯。 我这才明白了他们一次次惊讶和疑惑的回头。 也明白了登革热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们幸福了，那一百多条死于登革热的人命怎么说呢？人类当然可以悲怀，悲怀一切植物、动物乃至动物中的蚊子，但人类有什么理由不悲怀自己的同类？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积善的纪录看得比同类的生命更为重要？ 在印度，不仅蚊子，人类以外的其他各种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头常有呼啦啦的猴群跳踉而过，爬到树上或墙上悠闲嬉耍。每一片绿荫里也必有松鼠到处奔窜，有时居然大摇大摆爬上你伸出的手掌。还有潮水般的雀鸣鸦噪，似乎从泰戈尔透明而梦幻的散文里传来，一浪又一浪拍打着落霞，与你的惊喜相遇。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似乎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动物园，置身于童话。不必奇怪，你周围的众多公共服务机构也常有一些童话式的公告牌：“本展览馆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这时间表达方式与钟表无关，只与太阳有关，早已被新闻、法律、教材以及商务文件久违，大有一种童话里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来是各种动物杂处的乐园，后来人类独尊，人类独强，很多地方的景观才日渐单调。我在中国已经很少听到鸟叫。那些儿时的啁啁啾啾一一熄灭，当然是流失到食客们的肠胃里去了，流失到中国人花样百出的冷盘或火锅、蒸笼或烤炉里去了，流失到遍布城乡灯红酒绿热火朝天的各色餐馆里去了。中国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么都敢吃，什么都要吃。一个宗教薄弱的世俗国家，一个没有素食传统的嗜肉性大众，红光满面大快朵颐成了人际交往的普遍表情。人们正在吃得一个又一个物种几近绝迹，随着食文化的发达繁荣，眼看着连泥鳅、青蛙一类也难于幸免。我一位亲戚的女儿，长到八岁，至今也只能在画册上认识蝌蚪。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但绝无中国这么多对于动物来说恐怖万分的餐馆。这当然让刚到此地的中国人不大习惯，有时候搜寻了几条街，好容易饥肠辘辘地找到了一家有烟火味的去处，菜谱也总是简单得让中国食客们颇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圣物，不论野外有多少无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厨的。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猪肉也是绝大多数餐馆的禁忌。菜谱上甚至极少见到鱼类，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鱼，两地的习俗不知是否有些关联？可以想见，光是有了这几条，餐桌上就已经风光顿失，乏善可陈，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么珍奇荤腥了。在这样一个斋食和节食几乎成为日常习惯的国家，我和朋友们不得不忍受着千篇一律的面饼和面饼和面饼，再加上日复一日拿来聊塞枯肠的鸡肉。半个月下来，我们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减肥的状态，眼球也吧嗒吧嗒似乎扩张了几分。 咽下面饼的时候，不得不生出一个疑问：印度的军队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是否有点力不从心？印度的运动员们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热量？如何能保证他们的体能，足以抗衡其他国家那些牛排和猪排喂养出来的虎狼之师？难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奥运会上，偌大一个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块奖牌。这一可悲的纪录原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倒让我觉得顺理成章。 也许，素食者比较容易素心——相当多数的印度人与竞技场上的各种争夺和搏杀，一开始就没有缘分。 他们看来更合适走进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寺庙，在那里平心静气，无欲无念，从神主那里接受关切和家园。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大概就会像我所见到的很多印度老人，成为一座座哲学家的雕像，散布在城乡各地的檐下或路口。无论他们多么贫穷，无论他们的身体多么枯瘦衣着多么褴褛，无论他们在乞讨还是在访问邻居，他们都有自尊、从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们的目光里有一种对世界洞悉无余的明亮。 一块奥运奖牌的结局在印度引起了争论，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对体育政策、管理体制、文化传统的分析和批评。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对我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不需要金牌。” “为什么？” “你不觉得金牌是体育堕落的表现？你不觉得奥运会已充满铜臭？这样的体育，以巨额奖金为动力，以很多运动员的伤残为代价，越来越新闻化和商业化了，不是堕落是什么？”他再一次强调：“我们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谐的生活。”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班加罗尔一个剧院门口，等待着一个地方传统剧目的演出开始。由于一九九六年度的世界小姐选美正在这个城市举行，他们也七嘴八舌抗议这种庸俗的西方闹剧。 我们用英语交谈。说实话，英语在这里已经印度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很不好懂，其清辅音都硬邦邦地浊化，与英美式英语的差别，大概不会小于普通话与湖南话的差别。我们代表团的译员姓纽，英语科班出身，又在西北边陲与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交道多年，听这种英语也有些紧张，脸上不时有茫然之态。我比起小纽来说当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听我们的英语毫无障碍，收支失衡的语言交流大体还可以进行下去。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印地语译员，很难深入这里的社会底层，很难用手势知道得更多。 英语在这里仅仅是官方语言之一，只属于上流人士以及高学历者，普通百姓则多是讲印地语或其他本土民族的语言——这样的“普通话”在印度竟多达二十几种。换句话说，这个国家一直处在语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语言分裂，也有阶级的语言分裂。他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秦始皇，主体社会至今人不同种，书不同文。他们也没有诸如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大手术，贵族与贱民的分离制度至今存留如旧。这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文化的大一统。我没法知道的，是社会的裂痕阻碍了他们语言的统一，还是语言的裂痕阻碍着他们阶级的铲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着英语的引导，你当然只能进入某种英国化的印度：议会、报馆、博物馆、公务员的美满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学，还有独立、博学、优雅并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国电视和阅读美国报纸的知识阶层。但就在这些英语岛屿的周围，就在这些精英们的大门之外，却是残破不堪的更广阔现实。街道衰老了，汽车衰老了，棚栏和港口衰老了，阳光和落叶也衰老了，连警察也大多衰老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抄着木棍，活得没什么脾气，看见哪一辆汽车大胆违章，只是照着车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时候，他们搂着木棍或老掉牙的套筒枪，在树影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车乱窜，任尘土蔽天日月无光。所有的公共汽车居然干脆拆掉了门，里面的乘客们挤不下了，便一堆堆挤在车厢顶上去，迎风远眺，心花怒放。乘着这样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车驶入加尔各答市恒河大桥广场，你可能会有世界轰的一声塌下来的感觉。你可以想象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废墟，任何汽车都是破铜烂铁，还可以想象街上拥动着的不是市民，是百万游牧部落正在浩浩荡荡开进城市并且到处安营扎寨。这些部落成员在路旁搭棚而居，垒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积着太多的阳光。他们似乎用不着穿什么，用不着吃什么，随便塞一点面渣子入口，就可以混过一天的时光，就可以照样长出身上的皮肉。他们当然乞讨，而且一般来说总是成功地乞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印度有很多餐馆，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寺庙。他们以印度人习惯施舍的道德传统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为自己衣食的稳定来源。 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老警察们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再多几倍或几十倍的警力又能怎么样？ 幸好，这里的一切还没有理由让人们绝望。交通虽混乱，但乱中有序；街市虽破旧，但破中无险。他们的门窗都没有铁笼子一般的防盗网，足以成为治安状况良好的标志并且足以让中国人惭愧。外人来到这里，不仅不会见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人在街头滋事，不仅不会遭遇割包和抢项链，不仅不会看到公开的色情业和强买强卖，甚至连争吵的高声也殊为罕见。印度人眼里有出奇的平和与安详，待人谦谦有礼。最后，人们几乎可以相信，这里的老警察们睡一睡甚至也无关紧要。 一个不需要防盗网的民族，是一个深藏着尊严和自信的民族。也许，印度教的和平传统，还有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最可能在这个民族的清洁和温和里生长。我曾看过一部名为《甘地传》的电影，一直将甘地视为我心中谜一般的人物。这个干瘦的老头，总是光头和赤脚，自己纺纱，自己种粮，为了抗议不合理的盐税，他还曾经带领男女老少拒食英国盐，一直步行到海边，自己动手晒盐和滤盐。说来也有趣，他推翻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性壮举，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巨资，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门就行。和平大进军——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于是他身后的队伍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直至覆盖在整个地平线上，几乎是整整一个民族。碰到军队的封锁线，碰到刺刀和大棒，他们宁愿牺牲决不反抗，只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让自己在刺刀和大棒下鲜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场的新闻记者都闭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镇压者的目光和双手都在发抖，直至他们惊恐万状地逃离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并且最终交出政权。 甘地最终死于同胞的暗杀。他的一些亲人和后继者也死于暗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频频得手的暗杀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倒是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经验和能力。他们既然不曾反抗军警，那么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对付暗杀。 作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南斯拉夫的铁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弹不发地完成了印度的独立，堪称二十世纪的政治奇迹和政治神话之一。也许，这种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处，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处：一种印度教的政治，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来自甘地对印度的深切了解。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不过是政治天才给一个贫困和散弱到极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种最可能强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种最切合民情也最容易操作的斗争方法——比方在军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来或躺下来就行。 在尚武习兵的其他民族看来，这简直不是什么斗争，不过是丐群的日常习惯。但正是这种日常习惯迫使英国政府和议会低头，使西方世界很多男女对天才的甘地夹道欢迎崇敬有加。 现在，很多印度人还坐在或躺在街头，抗议危及民族工业的外国资本进入，抗议旧城区的拆迁，抗议水灾和风灾以及任何让人不高兴的事，或者他们也无所谓抗议，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发，坐着或躺着已成了习惯。时过境迁，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英国军警，而是一项项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计划。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个伟大的目标所点燃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成了赤脚长衫的圣雄，个个都强大无比。但这种坐着或躺着的姿态一旦继续向未来延伸，也许便成为一份历史的沉重负担，甚至会轮到每一届印度政府头痛不已。二十世纪末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正在铁壁合围，没有一个大陆可以逃避挑战。那么，哪一个政府能把眼前这个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压压人海组织进来，管理起来，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住房、食品、教育以及工作机会？从更基本的一点来说，哪一个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竞逐、而流浪者都服从纪律？如果不能的话，即便甘地还能活到现在，他能否像创造当年的政治神话一样，再一次创造出经济神话？ 换句话说，他能否找到一种印度教的经济，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质繁荣，并且再一次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我们将要离开印度的时候，正赶上加尔各答地区某个民族的新年日，即这个国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个。一排排点亮的小油灯排列台阶，零星礼花不时在远方的空中闪烁。节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丽五彩缤纷，一朵朵在节日的暗香中游移和绽放。只是这种沙丽长于遮盖，缠结繁复，是一种女神而非女色的装束，有一种便于远观而拒绝亲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装那样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风格来引诱冲动。 这里的节日也同中国的不一样：街上并无车水马龙，倒有点出奇的灯火阑珊和人迹寥落；也没有觥筹交错，倒是所有的餐馆和各家各户的厨房一律关闭——人们以禁食一天的传统习俗来迎接新的岁月。他们不是以感官的放纵而是以欲望的止息来表示欢庆。可以想象，他们的饥饿是神圣，是幸福，也是缅怀。这种来自漫长历史的饥饿，来自漫长历史中父亲为女儿的饥饿、兄长为妹妹的饥饿、儿子为母亲的饥饿、妻子为丈夫的饥饿、主人为客人的饥饿、朋友为朋友的饥饿、人们为树木和土地的饥饿，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神秘仪礼，成为他们隆重的节日。 母亲，你回来吧，回来吧， 你从恒河的滚滚波涛里回来吧， 你从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里回来吧，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 …… 河岸上歌潮迭起。这就是恒河，在印地语里发音“刚嘎”，浩浩荡荡地流经加尔各答。 这使我联想起西藏的“贡嘎”机场，与之声音相近，依傍恒河的上游，即雅鲁藏布江。“刚嘎”与“贡嘎”是否有什么联系？是否就是一回事？司机给我翻译着歌词的大意，引我来到这里观看人们送别嘉丽——恒河两岸亿万人民的母亲，他们在每一个新年都必须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着身子，年轻而秀丽，在神位上的标准造型倒有点怪：惊讶地张嘴悬舌，一手举剑，另一只手提着血淋淋人头。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法弄明白关于这位女神的全部故事，只知道在一次为人间扫除魔鬼的著名战斗中，她杀掉了二十几个敌手，也最终误杀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颗人头。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如梦初醒地伸长了舌头。 从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远的惊讶和孤独。 已经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间庆典即将结束。人们拍着鼓，吹着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载歌载舞结队而来，在恒河岸边汇成人海，把各自制作的嘉丽送入河水，让大小不等色彩纷呈的惊讶和孤独随流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处。这是他们与恒河年复一年的约定。 看得出来，这些送神者都是穷人，衣衫不整，尘土仆仆，头发大多结成了团，或者胡乱披散。他们紧张甚至恐慌地两眼圆睁手忙脚乱大喊大叫，一旦乱了脚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摇摇晃晃。他们发出呼啸，深一脚浅一脚踩得水花四溅，从河里返回时便成了一个个癫狂的水鬼，浑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闪耀着亮珠。但他们仍然迷醉在鼓声中，和着整齐或不够整齐的声浪大唱，混在认识或不太认识的同胞身旁狂舞——与其说这是跳舞，倒不如说他们正折磨自己的每一个骨节，一心把自己粉碎和溶化于鼓声。 一个撑着拐杖的跛子也在跳跃，拐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母亲；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母亲。 恒河的对岸那边，几柱雪亮的射灯正照亮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照亮了那个风靡全球的红色大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远去的嘉丽高扬血刃回眸一瞥，她永远伸长舌头所惊讶的，也许不是丈夫的人头落地，而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预知的新世纪正悄悄来临。 我抬起头来看彼岸急速地远退，留给我无限宽阔的河面。 1997年2月 岁末恒河 远方 岁末恒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作家》，后收入散文集《精神的白天与黑夜》。 出访印度之前，新德里烧了一次机场，又爆发登革热，几天之内病死者已经过百，入院抢救的人则数以千计，当局不得不腾出一些学校和机关来当临时的医院。电视里好几次出现印度军警紧急出动在市区喷洒药物的镜头，有如临大敌的气氛。 我被这些镜头弄得有些紧张，急忙打听对登什么热的预防办法。好在我居住的海南岛以前也流行过这种病，直到近十来年才差不多绝迹，但对这种病较有经验的医生还算不少。一位姓凌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登革热至今没有疫苗，因此既不可能打预防针，也没有什么预防口服药品可言。考虑到这种病主要是靠一种蚊虫传染的，那么唯一的预防之法，就是长衣长裤长袜，另外多带点防蚊油。 新德里的深秋，早晚气温转凉，长衣长裤长袜已可以接受。但我没有料到，紧紧包裹全身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各种防蚊药剂，用来对付印度蚊子仍是防不胜防。星级宾馆里一切都很干净，只要多给点小费，男性侍者的微笑也应有尽有。但不管有多少笑脸，嗡嗡蚊声仍然不时耳闻，令人心惊肉跳，令人心里“登革”。有时，几位同行者正在谈笑，一些可疑的尖声不知从何处飘忽而近，众人免不了脸色骤变手忙脚乱地四下里招架，好端端的一个话题不得不中止和失散。 出于一种中国式的习惯，我对眼前的飞蚊当然决不放过。有意思的是，我出手的动作总是引来身旁印度人惊讶和疑惑的目光，似乎我做错了什么。 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给我们准备了防蚊油，并且告诉我们，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度，大多数人都持守戒杀的教规，而且将大慈大悲惠及蚊子。蚊子也是生命，故可以驱赶，但断断不可打杀。对于我两手拍出巨响的血腥暴行，他们当然很不习惯。 我这才明白了他们一次次惊讶和疑惑的回头。 也明白了登革热的流行。 生活在印度的蚊子真是幸福。但是，蚊子们幸福了，那一百多条死于登革热的人命怎么说呢？人类当然可以悲怀，悲怀一切植物、动物乃至动物中的蚊子，但人类有什么理由不悲怀自己的同类？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积善的纪录看得比同类的生命更为重要？ 在印度，不仅蚊子，人类以外的其他各种活物也很幸福。新德里街头常有呼啦啦的猴群跳踉而过，爬到树上或墙上悠闲嬉耍。每一片绿荫里也必有松鼠到处奔窜，有时居然大摇大摆爬上你伸出的手掌。还有潮水般的雀鸣鸦噪，似乎从泰戈尔透明而梦幻的散文里传来，一浪又一浪拍打着落霞，与你的惊喜相遇。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似乎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动物园，置身于童话。不必奇怪，你周围的众多公共服务机构也常有一些童话式的公告牌：“本展览馆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这时间表达方式与钟表无关，只与太阳有关，早已被新闻、法律、教材以及商务文件久违，大有一种童话里牧羊人或者王子的口吻。 地球本来是各种动物杂处的乐园，后来人类独尊，人类独强，很多地方的景观才日渐单调。我在中国已经很少听到鸟叫。那些儿时的啁啁啾啾一一熄灭，当然是流失到食客们的肠胃里去了，流失到中国人花样百出的冷盘或火锅、蒸笼或烤炉里去了，流失到遍布城乡灯红酒绿热火朝天的各色餐馆里去了。中国人真是能吃。除了人肉不吃，什么都敢吃，什么都要吃。一个宗教薄弱的世俗国家，一个没有素食传统的嗜肉性大众，红光满面大快朵颐成了人际交往的普遍表情。人们正在吃得一个又一个物种几近绝迹，随着食文化的发达繁荣，眼看着连泥鳅、青蛙一类也难于幸免。我一位亲戚的女儿，长到八岁，至今也只能在画册上认识蝌蚪。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但绝无中国这么多对于动物来说恐怖万分的餐馆。这当然让刚到此地的中国人不大习惯，有时候搜寻了几条街，好容易饥肠辘辘地找到了一家有烟火味的去处，菜谱也总是简单得让中国食客们颇不甘心。牛是印度教中的圣物，不论野外有多少无主的老牛或肥牛，牛肉是不可能入厨的。由于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猪肉也是绝大多数餐馆的禁忌。菜谱上甚至极少见到鱼类，这使我想起了西藏人也不大吃鱼，两地的习俗不知是否有些关联？可以想见，光是有了这几条，餐桌上就已经风光顿失，乏善可陈，更不可能奢望其他什么珍奇荤腥了。在这样一个斋食和节食几乎成为日常习惯的国家，我和朋友们不得不忍受着千篇一律的面饼和面饼和面饼，再加上日复一日拿来聊塞枯肠的鸡肉。半个月下来，我们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减肥的状态，眼球也吧嗒吧嗒似乎扩张了几分。 咽下面饼的时候，不得不生出一个疑问：印度的军队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他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是否有点力不从心？印度的运动员们是不是也素食？如果是，如何能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热量？如何能保证他们的体能，足以抗衡其他国家那些牛排和猪排喂养出来的虎狼之师？难怪，就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奥运会上，偌大一个印度，居然只得了一块奖牌。这一可悲的纪录原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倒让我觉得顺理成章。 也许，素食者比较容易素心——相当多数的印度人与竞技场上的各种争夺和搏杀，一开始就没有缘分。 他们看来更合适走进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寺庙，在那里平心静气，无欲无念，从神主那里接受关切和家园。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大概就会像我所见到的很多印度老人，成为一座座哲学家的雕像，散布在城乡各地的檐下或路口。无论他们多么贫穷，无论他们的身体多么枯瘦衣着多么褴褛，无论他们在乞讨还是在访问邻居，他们都有自尊、从容、仁慈、睿智、深思而且十分了解熟悉你的表情。他们的目光里有一种对世界洞悉无余的明亮。 一块奥运奖牌的结局在印度引起了争论，引起了一些印度人对体育政策、管理体制、文化传统的分析和批评。果然，也有一位印度朋友对我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不需要金牌。” “为什么？” “你不觉得金牌是体育堕落的表现？你不觉得奥运会已充满铜臭？这样的体育，以巨额奖金为动力，以很多运动员的伤残为代价，越来越新闻化和商业化了，不是堕落是什么？”他再一次强调：“我们不需要金牌，只需要健康和谐的生活。”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班加罗尔一个剧院门口，等待着一个地方传统剧目的演出开始。由于一九九六年度的世界小姐选美正在这个城市举行，他们也七嘴八舌抗议这种庸俗的西方闹剧。 我们用英语交谈。说实话，英语在这里已经印度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很不好懂，其清辅音都硬邦邦地浊化，与英美式英语的差别，大概不会小于普通话与湖南话的差别。我们代表团的译员姓纽，英语科班出身，又在西北边陲与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交道多年，听这种英语也有些紧张，脸上不时有茫然之态。我比起小纽来说当然更加等而下之。幸好印度人听我们的英语毫无障碍，收支失衡的语言交流大体还可以进行下去。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印地语译员，很难深入这里的社会底层，很难用手势知道得更多。 英语在这里仅仅是官方语言之一，只属于上流人士以及高学历者，普通百姓则多是讲印地语或其他本土民族的语言——这样的“普通话”在印度竟多达二十几种。换句话说，这个国家一直处在语言的四分五裂之中，既有民族的语言分裂，也有阶级的语言分裂。他们历史上没有一个秦始皇，主体社会至今人不同种，书不同文。他们也没有诸如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大手术，贵族与贱民的分离制度至今存留如旧。这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文化的大一统。我没法知道的，是社会的裂痕阻碍了他们语言的统一，还是语言的裂痕阻碍着他们阶级的铲除和民族的融合？ 循着英语的引导，你当然只能进入某种英国化的印度：议会、报馆、博物馆、公务员的美满家庭、世界一流的科研基地和大学，还有独立、博学、优雅并且每天都在直接收看英国电视和阅读美国报纸的知识阶层。但就在这些英语岛屿的周围，就在这些精英们的大门之外，却是残破不堪的更广阔现实。街道衰老了，汽车衰老了，棚栏和港口衰老了，阳光和落叶也衰老了，连警察也大多衰老了。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抄着木棍，活得没什么脾气，看见哪一辆汽车大胆违章，只是照着车屁股打一棍就算完事。很多时候，他们搂着木棍或老掉牙的套筒枪，在树影下昏昏大睡，任街面上汽车乱窜，任尘土蔽天日月无光。所有的公共汽车居然干脆拆掉了门，里面的乘客们挤不下了，便一堆堆挤在车厢顶上去，迎风远眺，心花怒放。乘着这样自由甚至是太自由的汽车驶入加尔各答市恒河大桥广场，你可能会有世界轰的一声塌下来的感觉。你可以想象眼前的任何房子都是废墟，任何汽车都是破铜烂铁，还可以想象街上拥动着的不是市民，是百万游牧部落正在浩浩荡荡开进城市并且到处安营扎寨。这些部落成员在路旁搭棚而居，垒石而炊，借雨而浴，黑黝黝的背脊上沉积着太多的阳光。他们似乎用不着穿什么，用不着吃什么，随便塞一点面渣子入口，就可以混过一天的时光，就可以照样长出身上的皮肉。他们当然乞讨，而且一般来说总是成功地乞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印度有很多餐馆，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寺庙。他们以印度人习惯施舍的道德传统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为自己衣食的稳定来源。 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老警察们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再多几倍或几十倍的警力又能怎么样？ 幸好，这里的一切还没有理由让人们绝望。交通虽混乱，但乱中有序；街市虽破旧，但破中无险。他们的门窗都没有铁笼子一般的防盗网，足以成为治安状况良好的标志并且足以让中国人惭愧。外人来到这里，不仅不会见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人在街头滋事，不仅不会遭遇割包和抢项链，不仅不会看到公开的色情业和强买强卖，甚至连争吵的高声也殊为罕见。印度人眼里有出奇的平和与安详，待人谦谦有礼。最后，人们几乎可以相信，这里的老警察们睡一睡甚至也无关紧要。 一个不需要防盗网的民族，是一个深藏着尊严和自信的民族。也许，印度教的和平传统，还有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最可能在这个民族的清洁和温和里生长。我曾看过一部名为《甘地传》的电影，一直将甘地视为我心中谜一般的人物。这个干瘦的老头，总是光头和赤脚，自己纺纱，自己种粮，为了抗议不合理的盐税，他还曾经带领男女老少拒食英国盐，一直步行到海边，自己动手晒盐和滤盐。说来也有趣，他推翻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性壮举，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巨资，一旦拿定主意，剩下的事就是默默走出家门就行。和平大进军——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片平原走向另一片平原，于是他身后的队伍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直至覆盖在整个地平线上，几乎是整整一个民族。碰到军队的封锁线，碰到刺刀和大棒，他们宁愿牺牲决不反抗，只是默默地迎上前去，让自己在刺刀和大棒下鲜血淋淋地倒下。第一排倒下了，第二排再上；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再上……直至所有在场的新闻记者都闭上了眼睛，直至所有镇压者的目光和双手都在发抖，直至他们惊恐万状地逃离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并且最终交出政权。 甘地最终死于同胞的暗杀。他的一些亲人和后继者也死于暗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频频得手的暗杀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倒是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经验和能力。他们既然不曾反抗军警，那么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对付暗杀。 作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南斯拉夫的铁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弹不发地完成了印度的独立，堪称二十世纪的政治奇迹和政治神话之一。也许，这种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处，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处：一种印度教的政治，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来自甘地对印度的深切了解。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不过是政治天才给一个贫困和散弱到极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种最可能强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种最切合民情也最容易操作的斗争方法——比方在军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来或躺下来就行。 在尚武习兵的其他民族看来，这简直不是什么斗争，不过是丐群的日常习惯。但正是这种日常习惯迫使英国政府和议会低头，使西方世界很多男女对天才的甘地夹道欢迎崇敬有加。 现在，很多印度人还坐在或躺在街头，抗议危及民族工业的外国资本进入，抗议旧城区的拆迁，抗议水灾和风灾以及任何让人不高兴的事，或者他们也无所谓抗议，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发，坐着或躺着已成了习惯。时过境迁，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英国军警，而是一项项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计划。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个伟大的目标所点燃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成了赤脚长衫的圣雄，个个都强大无比。但这种坐着或躺着的姿态一旦继续向未来延伸，也许便成为一份历史的沉重负担，甚至会轮到每一届印度政府头痛不已。二十世纪末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正在铁壁合围，没有一个大陆可以逃避挑战。那么，哪一个政府能把眼前这个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压压人海组织进来，管理起来，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住房、食品、教育以及工作机会？从更基本的一点来说，哪一个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竞逐、而流浪者都服从纪律？如果不能的话，即便甘地还能活到现在，他能否像创造当年的政治神话一样，再一次创造出经济神话？ 换句话说，他能否找到一种印度教的经济，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质繁荣，并且再一次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我们将要离开印度的时候，正赶上加尔各答地区某个民族的新年日，即这个国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个。一排排点亮的小油灯排列台阶，零星礼花不时在远方的空中闪烁。节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丽五彩缤纷，一朵朵在节日的暗香中游移和绽放。只是这种沙丽长于遮盖，缠结繁复，是一种女神而非女色的装束，有一种便于远观而拒绝亲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装那样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风格来引诱冲动。 这里的节日也同中国的不一样：街上并无车水马龙，倒有点出奇的灯火阑珊和人迹寥落；也没有觥筹交错，倒是所有的餐馆和各家各户的厨房一律关闭——人们以禁食一天的传统习俗来迎接新的岁月。他们不是以感官的放纵而是以欲望的止息来表示欢庆。可以想象，他们的饥饿是神圣，是幸福，也是缅怀。这种来自漫长历史的饥饿，来自漫长历史中父亲为女儿的饥饿、兄长为妹妹的饥饿、儿子为母亲的饥饿、妻子为丈夫的饥饿、主人为客人的饥饿、朋友为朋友的饥饿、人们为树木和土地的饥饿，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神秘仪礼，成为他们隆重的节日。 母亲，你回来吧，回来吧， 你从恒河的滚滚波涛里回来吧， 你从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里回来吧，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 …… 河岸上歌潮迭起。这就是恒河，在印地语里发音“刚嘎”，浩浩荡荡地流经加尔各答。 这使我联想起西藏的“贡嘎”机场，与之声音相近，依傍恒河的上游，即雅鲁藏布江。“刚嘎”与“贡嘎”是否有什么联系？是否就是一回事？司机给我翻译着歌词的大意，引我来到这里观看人们送别嘉丽——恒河两岸亿万人民的母亲，他们在每一个新年都必须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着身子，年轻而秀丽，在神位上的标准造型倒有点怪：惊讶地张嘴悬舌，一手举剑，另一只手提着血淋淋人头。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法弄明白关于这位女神的全部故事，只知道在一次为人间扫除魔鬼的著名战斗中，她杀掉了二十几个敌手，也最终误杀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颗人头。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如梦初醒地伸长了舌头。 从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远的惊讶和孤独。 已经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间庆典即将结束。人们拍着鼓，吹着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载歌载舞结队而来，在恒河岸边汇成人海，把各自制作的嘉丽送入河水，让大小不等色彩纷呈的惊讶和孤独随流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处。这是他们与恒河年复一年的约定。 看得出来，这些送神者都是穷人，衣衫不整，尘土仆仆，头发大多结成了团，或者胡乱披散。他们紧张甚至恐慌地两眼圆睁手忙脚乱大喊大叫，一旦乱了脚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摇摇晃晃。他们发出呼啸，深一脚浅一脚踩得水花四溅，从河里返回时便成了一个个癫狂的水鬼，浑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闪耀着亮珠。但他们仍然迷醉在鼓声中，和着整齐或不够整齐的声浪大唱，混在认识或不太认识的同胞身旁狂舞——与其说这是跳舞，倒不如说他们正折磨自己的每一个骨节，一心把自己粉碎和溶化于鼓声。 一个撑着拐杖的跛子也在跳跃，拐杖在地下戳出密密的泥眼。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母亲；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母亲。 恒河的对岸那边，几柱雪亮的射灯正照亮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照亮了那个风靡全球的红色大瓶子。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远去的嘉丽高扬血刃回眸一瞥，她永远伸长舌头所惊讶的，也许不是丈夫的人头落地，而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预知的新世纪正悄悄来临。 我抬起头来看彼岸急速地远退，留给我无限宽阔的河面。 1997年2月 你好，加藤 你好，加藤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散文集《然后》，已译成日文。 一 加藤四岁的时候就到了北京，进了一所幼儿园，是班上唯一的日本孩子。他与同学们一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小兵张嘎》。孩子们玩战斗游戏的时候，他的日本身份似乎使他最适合扮装日本鬼子，但他决不接受这种可耻的角色，吵闹着一定要当地下武工队员，当八路军的政委。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很有趣：八路军里怎么冒出一个日本政委？母亲遇到了幼儿园的阿姨，说你看这孩子就是要强，老师，拜托了，你就给同学们做做工作，让他当上八路军政委吧。 其实，日本母亲用不着拜托中国阿姨。小伙伴们都喜欢加藤，一再把战斗的指挥权优先交给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正式建交之前来到中国的。当时居住北京的外国人很少，也少有专门招收外国小孩的幼儿园。但加藤的父母很乐意让小孩与中国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假日里来加藤家做客，顺便给加藤带来一点礼物，包括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没料到八路军小政委在家里也坚守抗日阵地，一见太阳旗便怒从心头起，将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跺了两脚。 瑞典朋友大惊失色，不知道一个日本孩子怎么可以这样。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释了孩子的幼儿园和孩子看过的电影，客人才惊魂稍定地坐下来，理解了一个孩子反常的粗野和激愤，理解了一面日本国旗在当时纯正北京腔里的含义。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抗日动员，是一首战争年代里燃烧着悲愤和仇恨的出征之歌。 二 现在，加藤即将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开着德国汽车出没于东京的车水马龙之中。他不会再那样粗暴地对待日本国旗了，不会再那样简单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继续学习中文，专业研究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希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种愿望也许是他父母的心理遗传，甚至是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人生经历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像他的几位青年朋友一样，离开那个显得较为狭小的九州岛，来到新大陆传播知识和技术，也希望在这里寻找和建设自己的理想。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日本政权高层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国东北乃至华北丰饶的矿产、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为了争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为了抗拒西洋大国的挤压，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展——这成为那个时代启蒙维新逻辑的自然结论，不会让任何新派人士惊诧。民主几乎与殖民两位一体。“大东亚主义”等等说辞就是这个时候涌现在日本报纸上的。日本议会民主运动主将和早稻田大学的创始者大隈重信，同时成为当时挟“二十一条”以强取中国山东的著名辩家。人们在诸多说辞下即便伏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利益指向，却基本上共享着一种踌躇满志的向外远眺和帝国理想。 理想主义青年自发的援外扶贫，最终被纳入了官方的体制化安排，纳入了日本军部对伪满洲国的政治策划。加藤的母亲后来说，加藤的外祖父当时受蒙蔽了，终于同意出任伪满洲国的公职，成了一名副县长，位居中国人出任的傀儡县长之下，却是实际上的县长。他忙碌于繁杂政务废寝忘食，真心以为东亚共荣能在他的治下成为现实。为了抵制无理的强征重赋以保护地方权益，他甚至常常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好几次面对武夫们气势汹汹的枪口。他没料到中日战争的爆发，而且在战争现实面前对日本疑虑渐多，但他无法摆脱历史大势给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 悲剧结局终于在这一天匆匆到来：苏联红军翻过大兴安岭后势如破竹横扫东北全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理所当然地被捕入狱，接着被枪决，踉踉跄跄栽倒在一片雪地里。他是一个敌伪县长，似乎死得活该。没有人会对这种判决说半个不字。也没有人在战争非常时期苛求胜利者的审慎：那些俄国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细细辨察官职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习惯啰嗦的审判程序。 这是新政权的判决。与旧政权一样，中国人此时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窜到西伯利亚的中国流民乃至盗匪穿上苏式红军军装，跟随苏联人的坦克回来了，被宣布为临时的执政者。但这种宣布是用俄语完成的。 很多年以后，日本天皇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职的日本官员授勋，抚慰死者的亲属。加藤的外祖母拒绝了丈夫应得的勋章。她曾经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苦熬多年，她回国后一直以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个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压，有太多的理由获得政府的奖赏和补偿，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勋章。在中国的经历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够超越大海，能够对“国家”和“民族”这类神圣大话下的一切热闹保持敏感的戒意。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一家四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她们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国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码头上命令一切乘客脱下身上的衣服，劈头盖脸给他们一把滴滴涕药粉，防止他们带来国外的肮脏和病菌。她护住三个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冷冽的寒风中突然觉得，她真真切切地回来了，但一片呛人的药粉迎面扑来之际，她心目中的故国反而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她热爱日本但拒绝了日本天皇的授勋，而且让女儿从师于鲁迅的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儿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再返中国续写父亲在黑土地上中断了的故事。 三 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但日本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各种党派和民间团体组团到中国去访问，毛泽东的著作和周恩来的画像在日本的书店和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很多日本热血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美国驻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各个社会领域意气风发，往日最为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了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到了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为人民服务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在日新月异的广阔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能够让他们兴奋不已。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介绍，引起了日本读者一片惊讶和轰动。中国政府放弃日军侵华的战争索赔，相对于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国库收入巨款，红色大国的国际主义慷慨情怀更使他们备觉温暖。 在当时的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新中国是一个神话，实施了刚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会结构大变革。虽然这个国家还较为清贫，但它代表着最优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烧着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圣土。不难理解，当庆祝“四人帮”下台的锣鼓鞭炮在北京爆响，当中国革命中的诸多罪恶和人权灾难随后在媒体上曝光，海峡那边很多日本友人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更多一些绝望和迷茫。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再一次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众多知识分子曾经把日本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去求取启蒙和维新的救国之道，后来却被日本的大炮隆隆迎头痛击；那么现在，众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曾经把中国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来寻找独立和革命的救国之道，最终却被中国突然亮出来的累累伤痕吓得浑身冰凉。 历史再一次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开了个玩笑：继中国误解“先进”的日本以后，日本也误解了“先进”的中国。一个维新梦，一个革命梦，先后在很多人那里一一破灭。双方不得不从头开始，不得不开始重新相互认识的漫长过程。 误解难以避免。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同于英、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印、巴或者希、土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为一度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其交往动机中更暗伏一种发展道路及其社会制度的寻优和竞比，意识形态的制幻剂常常带来更多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灭，意识形态的放大器也就会大大膨胀怨恨或者轻蔑，加剧两国关系的震荡。从“停滞落后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语）到“一无是处的日本”（竹内好语），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可以更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先进”模式的光环下穷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维新。但这种取代，只是使“先进／落后”的视轴来了一个上下倒置，源自欧洲的单元直线历史观却一如既往，一心追赶先进文明的亚洲式焦虑和亚洲式迫切一如既往。 向西方工业化看齐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亚洲人免不了有点慌不择路，也就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热以及随之而来的骤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亲向我讲述他们在北京目睹江青等人被捕时的中国，目睹北京市民和学生连夜庆祝游行时眼中激动的泪水，他们当时的感受十分复杂。他们既无意拥护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对江青的崇拜和声援，也无法认同一些右派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幸灾乐祸，还有对中国文化的顺手诛杀。他们几乎再一次听到了当年中日战争爆发的炮声，颇有些一时的手足无措。 中国革命的这次重挫和转向，不能不启动思想和情感上的地壳运动，中日之间再一次山重水复。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就可以看得明白，“进步／落后”的标尺在二十世纪两度失效之后仍然没有废弃，而且在东欧和苏联崩溃之后更增神威，正在迅速比量出各种冷漠和歧视的最新根据。很多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论和很多中国人的“殖民不够”论重新获得了活力。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战争问题向韩国正式道歉而至今不向中国正式道歉，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国内舆论主流暧昧的纵容，这里的潜台词十分清楚：赤色支那无权受此大礼。 有意思的是，被轻蔑者有时也能熟练运用轻蔑的逻辑。很多中国人此时虽无制度的优越感，虽处十年动乱后的贫困，但即使在全中国风行和泛滥着丰田汽车、索尼电视、本田摩托、尼康相机、富士胶卷、东芝电脑以及卡拉ok的时候，即便是那些热烈向往资本主义的新派精英，对“小日本”的轻蔑也暗中储备，常常一触即发，与他们对欧美的全心爱慕大有区别。他们崇美而贬日，厚西洋而薄东洋，能忍美国之强霸，却难容日本之错失。他们似有模糊的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的直觉，其中不便明言的潜台词更是微妙而且耐人寻味。他们不过是流露出一种日本人同样熟悉的区别法则，不过是觉得自家邻居的黄皮肤和黑头发不足为奇，也不足为尊，无法代表最先进的文明和最先进的人种，因此必须扣分降级。“小日本”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么？日本人炫目的现代化虽然让人眼红，但仍不足以改变“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他们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牛皮哄哄？ 这样，自以为已经“脱亚入欧”的很多日本人觉得无须再高看中国，而渴求“全盘西化”的很多中国人从另一个层面上把轻蔑目光奉还给日本，不能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就像他们不能接受某个同村老乡突然抢先得到了城市户口和高级职称。歧视“落后”的飞去来器伤人最终伤己。两个文化相近经济相依的邻国，两个地理上仅仅一水相隔的邻国，反而面临着越来越遥远的心理距离。 加藤的父母无法改变历史，他们复杂的感受看来只能深埋内心而被人遗忘。他们拥抱中国的努力，包括他们翻译的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中国革命作品，还有对中国技工赴日培训等各项友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无法不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讥嘲。这些傻书生，他们当时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现代化的富足繁荣吗？他们当时不是可以吃香喝辣披金戴玉条条大路有“丰田”吗？他们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跑到中国来瞎折腾？ 何况他们对于中国似乎无恩可报，倒是有伤难愈。加藤母亲的童年是在中国监狱里开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国被处决的。中国东北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罪案卷宗，其中指控他聚敛民财和三妻六妾之类均属不实之词。这些历史旧账是不可能得到重审甄别的——档案馆的中国官员这样冷冷地告诉他们。 哈尔滨，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从今以后是不再去那个地方的。那么中国呢，外祖父没有写完的故事在这里再一次面临今后的无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点行装，是不是应该再一次告别这片广阔的大陆？ 四 我没有见过面的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在日机轰炸下的难民人流里。我岳父的堂兄也是在日军的湖南南县大屠杀时饮弹身亡，尸骨无存。这使我在东京成田机场听到日本话和看到日本国旗时心绪复杂。 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国度过，这是我没想到的。由于汉文化的农历新年已经退出日本国民习俗，更得不到日本法律的承认，西历亦即公历的新年便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节日。政府、公司以及学校都放了一周左右的长假，人们纷纷归家与亲人团聚。街上到处都挂起了红色或白色的灯笼，还有各种有关“初诣（新年）”的贺词或敬语。但一个中国人也许会感触到隆重喜庆之中的几分清寂，比如这里的新年没有中国那种喧闹而多一些安静，没有中国那种奢华而多一些俭约，连国家电视台里的新年晚会也没有中国那种常见的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花团锦簇，只有一些歌手未免寻常的年度歌赛。如果说中国的除夕之夜像一桌豪华大宴，那么此地的除夕之夜则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适合人们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地静静品尝。 我在沉沉夜幕中找到加藤一家，献上了我的一束鲜花，意在表达一个中国人对他们无言的感激。我知道我们之间横亘着将近一个世纪的纷乱历史，纷乱得实在让人无法言说唯有长叹，但人们毕竟可以用一束鲜花，用一瞬间会意的对视，重新开始相互的理解。 让我们重新开始。 加藤的母亲请我吃年糕，是按照加藤外祖母的吩咐做成的，白萝卜和红萝卜都切成了花。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种米粑煮萝卜的年饭别具一格，堪称素雅甚至简朴。其实日本传统的饮食虽有精致的形式，但大多有清淡的底蕴。生鱼、大酱汤、米饭团子，即使再加上荷兰人或者葡萄牙人传来的油炸什锦（天福罗），也依然形不成什么菜系，不足以满足富豪们的饕餮味觉。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国菜和法国菜那样风行世界的原因。 同样是用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日本传统的服饰也相当简朴。在博物馆的图片资料里，女人们足下的木屐，不过是两横一竖的三块木板，还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们身上的裤子，常常就是相扑选手们挂着的那两条布带，也缺乏裤子的成熟形态。被称作“和服”或者“吴服”的长袍当然是服饰经典，但在十八世纪的设计师们将其改造之前，这种长袍甚至尚无衣扣，只能靠腰带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临时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传统的家居陈设仍然简朴。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家具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与否的标志，这一标准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无法与中国民间多见的太师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龙凤雕床比肩。也许是地域窄逼的原因，日本传统民宅里似乎不可能陈设太多的家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也习惯于四壁之内的空空如也。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浓色重彩花哨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规，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么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细巧妙一些的器具。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也不能不让人心惊。正是在这一个个暴露出历史荒芜的遗址面前，一个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设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为轰动媒体的奇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考古学家也许是对日本的过去于心不甘，荒唐中杂有一种殊可理解的隐痛。 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强大生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但日本在二十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传统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侦破的密码。这一个岛国昔日确实没有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的东方最先强大起来，最先交出了亚洲人跨入现代经济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粝的、边缘的、清苦的过去，倒会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内有粮荒外有敌患，但教育法规已严厉推行：孩子不读书，父母必须入狱服刑。如此严刑峻法显然透出了一个民族卧薪尝胆的决绝之心。直到今天，日本这一教育神圣的传统仍在惯性延续，体现为对教育的巨额投入，教师的优厚待遇，每位读书人的浩繁藏书，还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读书风尚：一天上下班坐车时间内读完一本书司空见惯，一个少女用七八个进修项目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部填满纯属正常，一个退休者不常常花点钱去学点什么，可能就会被邻人和友人侧目和白眼──即便这种学习有时既无明确目的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日本人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危机感，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股脑地学完，永远不落人后。 这种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士农工商”，日本的“士”为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统为王道而非儒学，与中国的文儒传统迥然有别。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灭德川幕府，成功实现明治维新，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主导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汲收“汉才”以及“（荷）兰学”，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导致了“神风敢死队”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才在“和平宪法”下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这一武士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日本的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政治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穷，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年皇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却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日本的清苦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职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轻术，这些中国儒生的饱暖之议在日本语境中影响甚微。基于生存的实用需要，日本的各业职人一直是广受尊重的阶层，在江户时代已成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坚实基础。行规严密，品牌稳定，师承有序，职责分明，立德敬业，学深艺精，使各种手工业作坊逐渐形成规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贸易和技术，立刻顺理成章地蛹化为成批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甚至一直延伸为日本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直到今天，日本企业的终身制和家族氛围，日本企业的森严等级和人脉网络，还有日本座座高楼中员工们下班后习惯性义务加班的灯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帮时代职人的遗迹。日本不一定能够被人认为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国或者文化大国，但它完全具有成为技术强国的传统依托和习俗资源。造出比法国埃菲尔铁塔更高的铁塔，造出比美国通用汽车更好的汽车，造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干线、机器人、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对于职人的后代来说无足称奇。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资本主义给日本换了血，不如说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里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扎根，并且发生了变异性的开花结果。 有趣的比较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因此，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日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还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人文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这样，种子在土地里发芽而不能在石块上发芽，在不同的土壤里也不可能得到同样的收成。人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制度崇拜，人们关于左转姓“社”还是右转姓“资”的简单化纠缠，常常都遮蔽了一个民族在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后面更多重要的因缘。 整个九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徘徊萧条中度过，让很多中国人也困惑生疑。我在日本访问期间问过很多日本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到一脸脸的茫然，没有听到特别详细和明确的回答。也许是以前投资过热了，也许是美国不再忍受贸易赤字了，也许是日本没有赶上新经济这一趟车，也许是金融和行政改革不力，也许外务省和大银行能知道个中原委吧，也许……我相信这些“也许”都有道理，能给我思考的启发。但我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日本的武士传统和职人传统在百年之间已经能量耗尽？或者说，是不是这两大传统已经不再够用？ 情况已经在变化。科学正在被自己孕育出来的物质主义所畸变，民主正在被自己催养出来的个人主义所腐蚀，市场正在被自己呼唤出来的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巨魔所动摇和残害。情况还在继续变化。绿色食品的原始和电子网络的锐进并行不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如麻。进入一个技术、文化、政治以及社会都在深刻变化和重组的新世纪，日本是不是需要新的生存视野和人文动力？ 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多一点从容和持守？是不是需要在职人的精密勤勉之外多一点想象和玄思？ 还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追逐“先进”文明的狂跑中冷静片刻，重新确定一下自己真正应该去而且可能去的目标？ 五 加藤说，东京各路地铁每天早上万头攒动，很多车站不得不雇一些短工大汉把乘客往车门里硬塞，使每个车厢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透风，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对鼻子的几乎都压成了人干。但无论怎样挤，密密的人海居然可以一声不响，静得连绣花针落地好像都能听见，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经济十字军。这就是日本。 我说，中国各个城市每天早上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戏的，跳国标舞的，打太极拳的，下棋打牌的，无所不有。这些自娱自乐的活动均无商业化收费，更不产生什么gdp，但让很多老人活得舒筋活络，心安体泰，鹤发童颜。当年繁华金陵或者火热长安里市民们的尽兴逍遥想必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中国。 加藤说，很多日本人自我压抑，妻子不敢冒犯丈夫，学生不敢顶撞老师，下属更不敢违抗上司，委屈和烦恼只能自己一个人吞咽。因此日本的男人爱喝酒，有时下班后要坐几个酒店喝几种酒，喝得领带倒挂眼斜嘴歪胡言乱语，完全是一种不可少的发泄。提供更多舒解郁闷的商业服务也就出现了，你出钱就可以去砸东西，出钱就可以去骂人，客人一定可以在那里购得短时的尊严和痛快。这就是日本。 我说，很多中国人圆滑处世，包括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伪军数量之多和易帜之快一定创世界之最。这些伪军中当然有附强欺弱的人渣，但也有相当部分是所谓脆卵避石，屈辱降敌并不妨碍他们后来明从暗拒阳奉阴违，甚至给皇军使阴招下绊子，私通八路见机举义。这些人可说是见风使舵投机自保，也可诩之为借力用力以柔克刚。他们毫无原则但也不拘泥教条，当不成烈士却也不一定全无心肝，常常在多种人格之间随机应变直到最后投靠安全的真理。这也是中国。 加藤还说了很多。他说到加藤家先父是德川幕府的重臣因而是明治维新中的反动派，说到东京禁用廉价汽油名为加强环保实则是欺侮穷人，还说到东大学生发明了一种软件可以把任何文章都转换成校长大人可笑的文体……说得我哈哈大笑。但他和我都知道，无论我们怎样说下去，我们也无法把中国或者日本说清楚。何况我们说的中国甚至很可能也是日本的隐面，我们说的日本也可能就是中国的隐面——语言总是很容易引人陷入思想泥沼。 加藤还是操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普通话。他带我去参观东京都博物馆。我们在这里遇到一群日本少男少女，像中国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中也有好些人把头发染成了黄色，以此宣示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离经叛道的美学，更宣示他们对欧美文明的向往。有意思的是，这些化学造就的黄头发，走到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区时，突然看到了美军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东京都等日本城市的轰炸。这里没有解说员，简略的几张图片下也没有详尽的说明文字，博物馆似乎对那一段历史既无法回避，又须尽量保持沉默，至少也要对当年十几个城市的遍地废墟闪烁其词──美国毕竟是当今日本最重要的盟国。但馆内的扬声器里持续不断地传出当年的实况录音，有警报器的尖啸，有战机的俯冲和射击，有炸弹的爆炸，隐约可闻楼房的坍塌和日语形成的哭喊，然后又是连绵不绝的嘈杂音响。这种令人惊恐的战场录音在这里已经回响了多年，看来还将永远地在东京的这一角展馆飞绕盘旋下去，成为很多日本人偷偷咽入内心的记忆。 我不知道设计者当时为什么安排了这样循环不断的录音播放。设计者是要让人们记住什么？而眼前这些黄发少年，对这种现代化的轰炸有何感受？今后能记住什么？ 我们就要分手了。 我对青年加藤说，海南三亚也有穆斯林居住，欢迎他以后来海南岛做调查研究。我希望他能在海南岛或者别的地方留下加藤家第三代人的中国故事。来日方长，这个故事还刚刚开始。 2001年2月 草原长调 草原长调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是2002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天边最后一抹火烧云熄灭，浓浓夜幕低压四野，长夜便开始在热气骤退的草原上流动。天地间只剩下黑暗里点点流萤，一撮篝火。牧民们披上御寒的大皮袄，端起盛满马奶酒的大碗，看铁皮罐下跳动的火苗，一股暖流自然从肺腑升起涌向喉头，化为一种孤独的声音，缓缓的，沉沉的，滔滔而来。 这种声音是不需要聆听的。草原上地广人稀，极目茫茫，游牧者寻居各自的草场，使最近的邻居也可能在几十公里之外，因此歌唱永远指向虚空，是对高山、河流、草地、天穹的一种精神依偎，从不需要他人的理解。相比之下，中国江南民歌的戏谑，西北民歌的倾诉，北方戏曲的叙说，以农耕社会的群居为背景，都是唱给人听的歌，太具有文字属性和世俗气味，不适合在这样的寂静中生长。 这种声音又是期待聆听的。歌声总是悠长，才能随风飘送很远；音域总是自由而宽广，乐符才能腾升云端以便翻山越岭。这些歌声隐藏着一种飞向地平线那边的冲动，如同一种呼号，因此只能是慢板而不可能是快板，只能是长调而不可能是短调，只能是旋律的回肠荡气而不可能是节奏的复杂多变。在一个无需登高就可以望尽天涯的草原，在一个阔大得几乎没有真实感的空间，一个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喷发声流，不可能不用这种呼号来寻找遥不可及的耳膜。 也许，蒙古长调就这样产生了。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 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辽阔无际的草原 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 一轮红月亮悄悄地升起来。长调潮涌，缅怀着故乡，表达着爱情，也记录着历史和知识——哪怕对一匹马的生长过程，也可以用一岁一曲的方式，把马从小唱到大，循环反复的套曲，配合着歌者相互递让的一个酒碗，既是育马的课程温习，也是怜马的悲情倾吐。 这使蒙古人成了一个最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部融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一二〇六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汗登基，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剌子模、俄罗斯、波斯、日耳曼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少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是这样写着：“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 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 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终于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 他们的历史总是传说，更准确地说是传唱，是神奇和浪漫的歌声，却不一定是真实，于是大多成为闪烁其词的“秘史”，充斥着各种“秘旨”和“秘址”，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是一堆虚虚实实的谜团。他们是要忘记这一段历史吗？是从来就不需要历史吗？对于他们来说，最真实的一份历史，也许总是潜藏在和声四起时歌手们肃穆持重的目光里，潜藏在音浪高旋时歌手们额上暴突的青筋里，是他们长调中一个音符的战栗或一个节拍的陡转： 一只狼在仰天长啸 一条腿被猎夹紧咬 它最后咬断了自己的骨头 带着三条腿继续寻找故乡 …… 歌手的眼里有了泪光，也有了历史。他们的历史只易被感觉而不易被理解，等待着人们的心而不是脑。 他们的先民重新回到了本土草原，几乎一无所有。先民对世界的摧毁差不多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正像他们大规模改进过世界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任性而为。东方的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以及炼铁高炉，曾随着他们的背影向西方传播。还有宗教的跨大陆交流，勇武精神的跨血缘渗入，曾沿着他们的泥泞车辙延伸远方。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过了什么，直至自己再一次在世界史中悄然退场。这样，当大陆西端的另一些游牧者从草原扑向海洋，目光瞄准了美洲和亚洲的海岸，以远航船队拉动了贸易和工业，东端的这一些弟兄却没有听到汽笛的余音，草原上一片宁静。 欧亚大陆的游牧文明至此东西两分。作为东方的这一支，他们不仅与“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擦肩而过，而且被工业化、民主制度、基督教改革的现代快车弃之而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还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书写着一种俄国蒙族和中国蒙族都不懂的新蒙文，是一个特别小的语种。以至人们观察四周的目光，常常会从他们的头顶越过，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一般蒙古人也不易窥探到外部世界。 应该说，语种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但知识生产与经济生产一样，都有规模效益的问题。小语种无法支撑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对思想文化的引进难免力不从心。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尚且常有出书之难，蒙古出版市场不及中国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四五个县的市场，委实有些太小，难以咽下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经典。这使我走入乌兰巴托闹市区的书店时，感受到草原文化的缤纷炫目，也感受到起码有学术译介的明显不足。没有笛卡儿全集，没有尼采全集，更没有福柯和普鲁斯特全集，这当然很正常。架上书大多是诗歌（他们主要的写作体裁），大多是配了图画的少儿诗歌（少儿是这里最能形成规模的购书群体），同样也很自然。这使我突然间理解了一切小语种国家知识生产之难——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多年前可能就不会果断恢复中文的地位，韩国知识界近年大概也不会展开讨论：是否需要回归汉文或者索性改用英文？这些深谙洋务的民族终于明白，知识竞争是比资本竞争更为根本性的竞争，丢掉老语种（如中文或拉丁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历史资源，没有大语种（如英文、中文或西班牙文）就难以充分利用域外资源。他们选择国语不仅需要捍卫民族尊严，而且须有利于整个国民知识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在整个世界知识生产格局中抢占要津——这不是送一些学子出国留学就能奏效的。 蒙古人不是新加坡、韩国那些单瘦文弱的君子，也不大瞧得起南边那种牛马吃草般的素食习俗，还有那种对数字的精明，对器物制作的机巧。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经济就那么重要吗？技术就那么重要吗？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深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 不，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 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人无异。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绝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祖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和“批孔”。 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的痛苦震荡。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 蒙古同样在进行改革和发展，但他们必然走上自己独特的旅途，其体制仿造不免要打下诸多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暖，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账不一定算得很清楚，骑手之间传统的礼仪和风采却断不可少。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和高山和天空。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并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他们似乎以歌立命，以歌托生，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他们也只是把高楼当作新的毡包，把汽车当作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党制的国会当作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 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2002年9月 笛鸣香港 笛鸣香港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8年《海燕》杂志和《天涯》杂志。 进入香港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楼瘦长如棍，一根根戳在那里顶着天，让观望者悬心。 在全世界都少见这种棍子，这种用房屋叠出来的高空杂技。它们扛得住地震和狂风吗？那棍子里的灯火万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惊恐于自己的四面临虚和飘飘欲坠？ 我这次住九楼，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还有几分安稳。套间四十多平方米，据说市值已过百万。家居设施一应俱全，连厨房里的小电视和小花盆也不缺。但卧房只容下一床，书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厨房更是单人掩体，狭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时吓一大跳，发现客厅里竟冒出陌生汉子。细看之后才松了口气，发现对方不是强盗，不过是站在对角阳台上的邻居，透过没挂上窗帘的玻璃门，赫然闯入我的隐私。 他不在客厅里，但几乎就在客厅里，朝我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在玻璃门外继续浇洒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伦还是汤姆？ 我不知该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机构里的职员更是如此。这些海伦或者汤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没有祖传老宅或千万身家，一般都只能钻入这种小户型，成天活得蹑手蹑脚和小心翼翼，在邻居近如家人的空间里，享受着微型的幸福与自由。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港人们擅长螺蛳壳里唱大戏，精细作风举世闻名。在这里，哪怕是一条破旧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补和打扫得整洁如新。哪怕是廉价的一碗车仔面或艇仔饭，也总是烹制得可口实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会被某位秘书当成大事，精心地打印、核对、装订、折叠、入袋，封口……所有动作都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后双手捧送向前，如呈交庄严的国书。 正因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楼密度、汽车密度，却仍是很多人留恋的居家福地。海伦们和汤姆们，即自家族谱里的阿珍们和阿雄们，哪怕在弹丸之地也能用一种生活微雕艺术，雕出了强大的现代服务业，雕出了曾经强大的现代制造业，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种整洁、便利、丰富、尊严以及透出滋补老汤味的生活满足感。毫无疑问，细活出精品，细活出高人，各种能工巧匠应运而生，一直得到外来人的信任。有时候，他们并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进设备，只是凭借一种专业精神与工艺传统的顽强优势，也能打造无可挑剔的名牌产品——这与内地某些地方豪阔之风下常见的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总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些称之为mall的商城同样有港式风格。它们是巨大的迷宫，有点像传统骑楼和现代超市的结合，集商铺、酒店、影院、街道、车站、学校、机关以及公园于一体，钩心斗角，盘根错节，四通八达，千回百转，让初来者总是晕头转向。它们似乎把整个城市压缩在恒温室内，压缩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于是人们稍不留心，就会错觉自己在酒店里上地铁，在商铺里进学堂，在官府里选购皮鞋。想想看，这种时空压缩技术谁能想得出来？这种公私交集、雅俗连体、五味俱全、八宝荟萃、各业之间彼此融合、昼夜和季节的界限消失无痕的建筑文化，这种省地、节材、便民、促销的建筑奇观，在其他地方可有先例？ 一代代移民来到这里打拼，用影碟机里快进二或快进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际，打工或者消费，哪怕问候老母的电话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张风景照也可能处于紧急状态。“你做什么？”“你还做什么？”“你除了这些还做什么？”……熟人们经常一见面就劈头三问，不相信对方没有兼职和再兼职，不相信时间可以不是金钱。显然，这种忙碌而拥挤的社会需要管理，近乎狂热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种规则，否则就会乱成一团。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肯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维多利亚港湾两侧乱哄哄黑压压的殖民地，面对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独独不缺梦想的香港，不会掏出什么民主，却不能不厉行法治。他们把香港当做一个破公司来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严刑峻法、科层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伦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励行乞！”这种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大悖东方佛家与道教的理法，也从欧洲舶来香港街头。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会，可能几个月前就开始预约和规划了。电话来又电话去，传真来又传真去，快递来又快递去，参与者必须接受各种有关时间、地点、议题、程序、身份、服装、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项之类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后还得再次确认，传真告知以后还得书函告知，签了一次字以后还得再签两次字，一大堆文牍来往得轰轰烈烈。不仅如此，一次主要时间只是用于交换名片、介绍来宾、排队合影再加几句客套话的空洞活动结束之后，精美的文牍可能还会尾随而至：关于回顾或者致谢。 不难想象，应付这种繁重的文牍压力，很多人都需要秘书。香港的秘书队伍无比庞大当然事出有因。 也不难想象，港人在擅长土地节约之余，却习惯了秘书台上日复一日的巨量纸张耗费，让环保人士愤愤不满。 但没有文牍会怎么样？ 口说无凭，以字为据。没有关于招待、合同、动议、决策、审计、清盘、核查、国际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据，出了差错谁负责？事后如何调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权利又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来说，法治就是契约之治，就是必须不断产生契约的文牍之治——虽然文牍癖也有闹过头的时候，比方说秘书们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车载斗量的文牍，使香港人几乎都成了契约人，成了一个个精确的条款生物和责任活体。考虑到这一点，在庞大秘书行业之后再出现庞大的律师队伍之类，出现数不胜数的诉讼和检控，大概也不难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称这里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称呼就得循规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学里的这三个称呼等级森严，不可漏叫更不可乱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x教授”称呼明天立马消失，相关的待遇和服务准时撤除，相处多年的秘书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气大幅度调整。这种情况——包括不至于这般极端的情况——当然都让很多大陆人和台湾人深感不适，免不了摇头一叹：人走茶凉呵。 但人走茶凉不也是法治所在么？倘若事情变成这样：人走了茶还不凉，人不在位还干其政，还要来看文件，写条子，打电话，参加会议，消费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后拥，有关契约还有何严肃性和威慑力？倘若人没走茶已凉，人来了茶不热，有些茶总是热，有些茶总是凉……那么谁还愿意把契约太当回事？ 契约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须尽可能把感情与行为一刀两断，用条款和责任来约束行为。这样，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却不失为公法之幸，能使社会组织的机器低摩擦运转。面子不管用了，条子不管用了，亲切回忆什么的不管用了，虽然隐形关系网难以根除，但朋友的经济意义大减，徇私犯科的风险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乱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头的电子眼，市政秩序却井井有条，少见司机乱闯红灯，摊贩擅占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业，行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违规抽烟，遛狗留下粪便……官家的各种“公仔（干部）”和“差佬（警察）”也怯于乱来。哪怕是面对一个最无理的“钉子户”，只要法院还未终结诉讼，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预算损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最终改道易辙。 因为他们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违规必罚，犯禁必惩，一旦出了什么事，就有重罚或严刑在等着，没有哥们儿或姐们儿能来摆平，也难有活菩萨网开一面。那么，哪个鸡蛋敢碰石头？ 无情法治的稍加扩展就是无情人生——或者这句话也可反过来说。 这样，人情与秩序能否兼得？在难以兼得之时我们又如何痛苦地选择？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说起来，香港人并非冷血，每日茶楼酒馆里流动着的不全是社交虚礼，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别是节假日里，家庭成了人性取暖的最佳去处，合家饮茶或合家出游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图景随处可见，显现出香港特别有中华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妇贤，其情殷殷，其乐融融，构成了百姓市井的亲情底色。 这些人不习惯西服革履，更喜欢休闲便装；不习惯道貌岸然，更愿意小节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挂着小腰包光顾赛马场和彩票。与之相联系的是，他们的阅读大多绕开高深，指向报上的地方新闻和娱乐八卦，还有情爱和武侠的小说。他们使用着最新款的随身听、数码相机、mp4、便携宽频多媒体，但大多热心于情场恩仇和商界沉浮一类粗浅故事——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电影里的常见内容。内地文化人对此最容易耸耸肩，摇摇头，讥之为“文化沙漠”。其实这里图书、音乐、书画、电影的同比产出量绝不在内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龙卧虎。稍有区别的是，他们的文化主题常常是“儿女情”而非“天下事”，价值焦点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国”，多了一些就近务实的态度，与内地文化确实难以全面接轨。黄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做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文学从总体上说最少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特别品种，值得研究者关注。据他说，学子们对这个话题曾不以为然。 学子们也许不知道，他们与大多港人并没有共享的单数历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当局管理着这一块身份暧昧的东方飞地，既不会把黄肤黑发的港人视为不列颠高等同胞，也不愿意他们时常惦记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之根，那么让他们非中非英最好，忘记“国家”这一码事最好——这与一个人贩子对待他人儿女的态度，大体相似。这种刻意空缺“国家”的教育，一种大力培养打工仔和执行者而非堂堂“国民”的百年教育，也许足以影响几代人的知识与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先辈们难享国家之惠，也少受国家之害，遥远朝廷在他们眼里实在模糊。当中原族群反复受到外来集团侵掠或统治，那里的国家安危与个人的生死荣辱息息相通，国与家关系密切，一如杜甫笔下的“国破山河在”多与“家书抵万金”相连。这是一种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高比率重叠的状态，忧国、思国、报国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齐”通向“治平”的古训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强的逻辑力量。与此不同，香港偏安岭南一角，面对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虚弱的东南亚，一片来去自由、国界含混、治权凌乱的南洋。在这样的地缘条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九七回归，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抽象的“国家”在哪里？“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义？ 大多数港人也修身，也齐家，但如果国家若有若无，那么“治国平天下”当然就不如“治业赚天下”更为可靠实用了。这样，他们精于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会像京城出租车司机们那样乐于议政，不会像中原农民们那样乐于说古。内地文化热点中那些宫廷秘史、朝代兴衰、报国志士、警世宏论、卫国或革命战争的伟业，在这里一般也票房冷落。国家政治对于很多港人来说是一个生疏而无趣的话题。更进一步说，如果国家的偶尔到场，不过是用外交条约把香港划来划去，使之今天东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张，明天姓李，一种流浪儿的孤独感也不会毫无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儿——香港不过是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一个。想一想，这个流浪儿是应该责难还是应该抚慰？他们的文化在经受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得到几分理解？ 一九九七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红旗下大喊一声：“回家啦——”但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比如有相对的贫穷，有较多的混乱和污染，有文化传统中炽热的国家观和天下观。但无论人们是珍爱这个家还是厌恶这个家，“国家”终于日渐逼近，不可回避了。 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诗人北岛说，他曾经遇到一个保加利亚人。那人说保加利亚乏善可陈，从无名人，连革命家季米特洛夫还是北岛后来帮对方想起来的。但那人觉得这样正好，更方便他忘记自己的国族身份，从而能以世界文化为家。出于类似的道理，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机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 无可选择的是，国家是现代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历史上的国家功罪俱在，却从来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帜、帽徽、雕像、诗词、交响乐、博物馆、哲学家们的虚构。对于一九九七年以后的很多港人来说，即使抗英、抗日的伤痛记忆已经淡薄，即使内地输血香港的贸易秘密被长期掩盖，但国家也不仅仅意味着电影里的“内战”和书刊里的“文革”，而有了电影与书刊以外的更多现实内容。国家是化解金融危机时的巨额资金托市，是对数千种产品的零关税接纳，是越来越值钱的人民币，是越来越有用的普通话，是各种惠及特区的人才输入、观光客输入、股市资金输入、高校生源输入、廉价资源产品输入……一句话，国家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真切可触的利益，正在散发出血温。 即便有些人对这一切不以为然，即便他们还是贬多褒少，但无论褒贬都透出更多北向的关切，与往日的两不相干大为异趣了。即便有些港人还不时上街呛声某些中央政策，但这种呛声同样标示出关切的强度。 汶川大地震后，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楼的一扇窗前，听到维多利亚港湾里一片笛声低回，林立高楼下填满街道的笛声尖啸，哀恸之潮扑面而来。各个政党和社团的募捐广告布满大街，各大媒体的激情图文和痛切呼吁引人注目，学生们含着眼泪在广场上高喊“四川坚强”和“中国坚强”，而高楼电子屏幕上的赈灾款项总数纪录，正以每秒数十万的速度不断跳翻……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变，一块殖民地的心灵流浪大概行将结束。 我隔着宽阔海面遥望港岛，那一片似乎无人区的千楼竞起，那一片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如神话中寂静而荒凉的巨石阵。 我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远得看不见而已。 2008年6月 仍有人仰望星空 仍有人仰望星空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新创作》，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也许中国历史太悠长，人们便不愿意回忆，这有一次次捣毁文物和焚烧典籍的运动为证；也许美国历史太短暂，人们便太愿意回忆，这有遍布美国的繁多纪念雕像为证——有的雕像甚至只是纪念中国人常常看不上眼的某次小战斗或者某位小兽医。 “文革”二十周年的纪念，在国内一片关于物价和走后门的嗡嗡议论声中，几乎静悄悄地过去了。在美国，却有众多的报告会、讨论会、书展、电影周海报——有我们熟悉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决裂》、《红旗渠》等等。 红卫兵在美国鼎鼎有名。有几次讨论会中，我向洋人谈起鲁迅、巴金、沈从文，面对着一脸脸茫然，我不得不赶紧插入有关注解。但谈起红卫兵，red guard这个词他们都懂。我还察觉到，当我提到自己曾经当过红卫兵，他们眼里都闪示惊讶，暗暗吞下某种疑惧。 五光十色的美国电视中常常出现一个串场的胖大家伙，箍一套窄小的草绿色军服，臂佩红袖章，腰束宽皮带，动不动就傻乎乎地拳打脚踢或蛇行鼠窜，袖章上就有汉字“红卫兵”。我到达爱荷华那天，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来机场接我，当他听说我曾经是红卫兵，立刻眼露惊悸，停下车招呼他的同伴：“来来，我们把这个家伙丢下车去！” 我明白了，在很多海外人的眼中，中国红卫兵就是土匪，是纳粹冲锋队。一代人在那个年代流逝的青春之血，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几缕脏水。 而这种看法，已不可更改地载入了全人类的思维辞典将直至永远。 我说还是不说呢？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向他们说清楚，“文革”远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不像一些“伤痕”影片反映得那么简单。我得说明红卫兵复杂的组织成分和复杂的分化过程，说明了红卫兵在何处迷失和在何处觉醒，说到当时青年思潮中左翼格瓦拉和右翼吉拉斯的影响，再说到“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后的改革进程……但我发现，他们总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随即去切牛排或开啤酒，看来没有听下去或问下去的兴趣。灯红酒绿，室温融融，也许这个问题是不能在异国的餐桌上谈清楚的。 谈清楚了又如何？种种伤痛与他们没有关系。我对洋人们在餐桌上是否有更多的谈资和笑声得那么负责吗？ 奇怪的是，在红卫兵千夫所指的美国，居然还有红卫兵公开活动。这是在旧金山，夜已经很深了，我与另一位朋友好容易找到一家偏僻的电影院，看一部正在获得好评的电影《长城》。这部影片表现一个美籍华人带着白人老婆及子女回北京探亲的前前后后，展示中美文化的异和同。观众不时大笑。据说此片后来在国内演过，却没有引起多少笑声，自然是因为观众对美国社会缺乏了解，不能会心于影片的幽默。 我们看完影片，在影院大门口碰到一位正在分发传单的姑娘。传单上不是通常那种食品广告，而是毛泽东像和《白毛女》剧照：喜儿劈腿大跳把来复枪高高举起。然后有黑体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 我发现这位姑娘金发碧眼，身体清瘦，薄裙下面两条裸露的腿在深夜的寒风中微微哆嗦，手臂还拢着一大堆沉重的传单。 “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弗兰姬。” “你到过中国吗？” “没有。”她脸上浮出苍白的微笑。 “你为什么赞成‘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希望。没有革命，这个社会怎么能够改造？” “我是中国大陆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在这些照片拍下来的时候（我指了指传单），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包括我的老师，包括我的父亲。还有很多红卫兵，因为一封信或一篇文章，就被拉出来枪毙……” “人民在那个时候有大字报，有管理社会的权利。” “不，最重要的权利，是被利用的权利，是进入监狱和效忠领袖的权利。你懂不懂‘效忠’？懂不懂‘牛棚’？……” 她认真倾听着，没有表示附和，只有怯怯的微笑。 我们友好地交换了地址，我答应寄一些有关“文革”的材料给她。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是英国人，正在美国从事职业革命。她和一些红卫兵同志在旧金山合租了一处房子，靠打零工为生。 又有几家商店熄灯了。天地俱寂，偶有一丝轿车的沙沙声碾过大街，也划不破旧金山的静夜。弗兰姬扬扬手，送来最后一朵苍白的微笑，抱着传单横过大街——大街空阔得似乎永远也走不过，永远也走不完。 回到旅馆，我细看了一些传单的内容： 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中国亿万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投入了工人阶级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特别是推翻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从下至上，创造了很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记得赤脚医生吗？造反学生首创性地走下农村向农民学习并同时传播造反精神；工人农民和科学家一起把科学研究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小说、戏剧、绘画、电影、芭蕾等等把工农兵推上舞台，成为主宰社会的英雄；工人举行政治辩论并在工厂张贴大字报。这些地震般的事件激动了全球每个角落的亿万人民…… 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久违的语言当然有一种滑稽味道。但我笑不起来。也许任何深夜寒风中哆嗦着的理想，都是不应该嘲笑的——即便它们太值得嘲笑。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洋人。一位住在芝加哥的股票经纪商，有次为了纪念先父的诞辰，在某大学以他父亲赫赫大名设置了一项奖学金，仅此一项就随意花掉了八十多万美金。他鹤发童颜，脸上渗出粉红色的微笑和富足感，把我迎进了他绿林深处的别墅，自称是共产党要消灭的资本家。在几乎是押着我细细观赏了他的厨房、餐厅、客厅及灯光设备以后，他抓拿着怀中一只大白猫笑了：“在中国有多少幢这样的住宅？……十幢？五幢？”然后用一阵哈哈大笑自己做了回答。 我还想起了另一对芝加哥夫妇。两人早出晚归出门挣钱，斗志昂扬地把一天天生命变换成分期付款单上的购物，以致周末妻子也常常在家接待生意人而无暇探望父母。妻子又怀孕了，那天小儿子猛踢妈妈的大肚皮。父亲惊讶地问：“你踢妈妈干什么？”小崽子恨恨地说：“我不是踢妈妈，我是踢弟弟。我要让他现在就知道，我是他的老板！” 这些也是美国人。那么我能接受哪一种人的美国呢？是深夜街头的弗兰姬，是押着我羡慕他家客厅的股票商，还是立志要用脚尖来奴役弟弟的小老板？ 后来，我才得知，像弗兰姬这样的极左派在美国还有一些。我收到另一张传单，标题是《我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党》。当时我正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生会大楼前的广场中啃土豆条，肩头扛着阳光的光热。很多学生夹着书本，端着纸杯热咖啡，熙熙攘攘在广场中听政治演讲。更多的学生匆匆而过对劳什子演讲无暇一顾。高台上有十来位男女举着标语牌：“巴解组织加油！”“以色列杀人犯！”“我爱卡扎菲”——其中“爱”字照例以一颗红心替代。有人在话筒前张合着嘴巴，听不清楚。台下闹哄哄地发出咒骂和升起很多拳头，喷散着酒气和奶酪味，用以干扰演讲和保卫以色列。一位肥胖的大胡子冲着台上怪叫了一声，引起了哄然大笑。人更多了，散发传单和推销可口可乐的人也就更加有所作为。明信片销售摊上有总统夫人南希的头移植到电影演员史泰龙的身上，赤膊上阵，手持卡宾枪——唯胸前添加了一抹乳罩，雌雄难辨。 警察们走来。他们肥大的屁股后头挂着电棒、手铐、步话机以及左轮手枪，一应俱全晃晃荡荡。他们抄着毛茸茸的手臂，在人群中游来转去，帽檐下泄出冷冷的目光静观阵势。青年们也不怕他们，有时就在某位警官的鼻子尖下互相唾沫横飞大吵大闹，似乎越有警察越来劲。 也许这有点像英国的海德公园。据说每天中午都有集会辩论，各种言论都受到一七九一年《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好几届总统都想取消但都未能取消的言论自由之法。于是警察只能临场监视，君子动口不动手，警察管手不管口，手铐为武斗者时刻准备着。 美国国会则是朝中的海德公园了。走进那座略显阴暗和笨重的建筑，你可以看见一排排空坐椅，那些不断生长出选票和议案的坐椅。会场周围的走廊上，耸立着一尊尊著名政治家的雕像，默默注视着后来人。这里有共和主义者，有废奴运动领袖，有工业财团的喉舌，有奴隶主，有激进革命党，有基督徒，有小农利益的忠实卫士——当然也包括尼克松，这位因促进中美邦交而得到中国人好感的朋友，又因为“水门丑闻”而被美国人诅咒的魔鬼。尼克松的下台，也是统治者对民众的屈服，令美国人常常自得。 我的一位同行者问：“南方奴隶主不是很反动吗？怎么把他们的代表也供奉在这里？” 美方主人笑了笑：“不，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反动派也很伟大。” 类似的问题出现在一片古战场。一位青铜铸成的南军将领罗伯特·李，金戈铁马，挺立在高台上收缰远眺，静观着明净的蓝天和白云。几位台湾留学生正在与美国人讨论废奴运动和南北战争。 “在你们美国人看来，究竟北军代表正义，还是南军代表正义呢？” 美国讲解员似乎有理由对这种中国式的问题表示微笑：“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南军不完全是代表奴隶主，重要的是代表南方自治权利，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和中央集权，因此南军是在维护联邦制和宪法。南方有南方的正义。” “那么怎样评价林肯？怎样评价北军？有没有一种比较权威的公论？” “没有。很多问题，在美国不会有公论。” 中国人对这种回答多半感到一头雾水。 讲解员的话中当然有某种真实。美国确实没有绝对统一的意识形态。这里甚至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准，各个时区的钟表自行其是，并不遵循首都时间，你旅行必须时刻注意调拨自己的手表。这里也没有统一的邦州法律，你在马里兰州的餐馆里可以吞云吐雾，在纽约市的公共场所抽烟就可能被罚款。这里也没有那种遍及东西南北中的住房标准化，沿着大街看去，高楼大厦各具姿态绝少雷同。在这样的街区里穿行，一孔车窗扫描着无穷无尽的个性展露，如果这时有一个人在身旁告诉你，在美国找不到统一的工资系列、统一的艺术方针、统一的生活方式、统一的新闻口径、统一的政府机构模式，乃至统一的英语普通话标准，你也许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没什么不可理解。 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单独地代表美国，这是美国的一大特征。很多城市都有唐人街，也有日本街、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语的黑发果农，操挪威语的黄发麦农，专门种植蔬菜的意大利大汉，祖籍在波兰的采煤青年，纽约市哈勒姆区晒着太阳的黑人老太，还有中国农历年时欢跳着的男女店主——这全是美国。十九世纪以来，络绎不绝的移民继续漂洋过海拥入这片新大陆，各种文化随着吱吱呀呀的车辙碾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植入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平原或者越过落基山直抵太平洋沿岸。它们共同组成了美国故事，构筑了多元化的现实。在纽约市自由女神足下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大陈列馆，一个查阅家谱的电脑中心。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你按照父母姓名字母顺序，便可以从电脑里敲出他们的生平家世及照片，甚至可能敲出他们各自的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那些与你血缘相连的陌生面孔和陌生名字。荧屏几乎纷纷展示着全世界每个民族的服饰、容貌和文字。 我突然明白了，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美国人，而美国只有复杂的世界人。 那么，一个国家的政体，常常就是切合其文化背景的自然选择或最优选择吗？ 美国也有过战争，像南北之战。也有过政治运动，像麦卡锡主义浪潮。但这个国家终究不曾出现单质的大一统，如中国汉朝以后的“独尊儒术”直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各种文化圈谁也吃不下谁。战争和政治的强权最终还是被多元化文化所化解，所稀释，成为一个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一段段可以好恶褒贬的往事，很难至高无上地统治一切。因此一位美国人在回答中美差别这个问题时，曾经说：“你们中国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在我们美国，真理有很多个。” 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概括，可以与他争论。争论在这里是家常便饭。美国人似乎并不把争论、攻击以及帽子棍子之类看得很可怕。他们挑剔调侃之时，心里可能是赞同你的；他们频频点头淡淡微笑之时，心里可能是反对你的。 美国的自由当然还包括曼哈顿四十二街红灯区，那里有性影院、性商店、性杂志、性表演，比比皆是。脱衣舞厅总是撩门帘半边，让别人瞥见里面疯野的观众和聚光灯下扭腰撅臀的条条身影。书摊上的无聊杂志，翻得翘角卷边乱糟糟的，散发出一种污浊腥腻的气味。杂志封面上的那些脱衣女，是否也向往过尊严，向往过男人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向往过温暖的家庭和儿女对自己的亲近？谁能走近她们，在那些花了几个钱来狂呼乱叫的醉汉面前，给她们轻轻披上衣服，把她们送回家去？美国确实有很多自由，但也有脱衣女出卖肉体的自由，有醉醺醺的色鬼们来凌辱女性的自由，有奸商们利用人类的堕落来大发横财并且比众多诚实的劳动者和创造者活得更神气活现的自由。 为了争取自由，曾经有过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一次次浴血抗争，千万人头落地，那时候西方人的命并不比中国人的命值钱。当年慷慨赴死的先辈，是否愿意看到他们的女儿或孙女儿，如今正在享受着自由卖身的权利？是否知道她们的顾客，正在自由地吸毒，自由地豪赌，自由地醉生梦死，自由地视前辈献身精神为狗屎不如的“傻帽”？ 自由也是能被人类污染的。 英国学者赫胥黎老人说过：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 有更加美妙的人性吗？ 有更多欢乐更为合理的社会吗？ 我走进纽约一条清冷的小街，这里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路边多见纸屑，龟裂的水泥块，还有几辆未回收的破汽车瞎眼塌鼻的。墙上被喷漆涂画得乱糟糟，脏话、漫画和标语交错，七嘴八舌互相嘀咕着永不完结的人生苦恼。这些字多数难以辨认，但有一条歪斜的标语赫然醒目： 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谁涂上去的呢？ 我想是我自己。如果我碰巧投生在美国，当上一名汽车修理工什么的，也许会在某种衰老了的教堂钟声中，涂上这句话，让后来一位来自中国的人觉得眼熟，驻足良久。我是为他而写的。 1987年3月 访法散记（外一篇） 访法散记（外一篇）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2年至1996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旧梦巴黎 抵达巴黎的当天，主人引我们登上蒙巴拉斯最高的摩天大厦，俯瞰巴黎全景。此楼约七十层，在法国算是第一高楼。 脚下的巴黎，灰蒙蒙一片，多少显得有些老旧和拥挤。若除去卫星城，真正的巴黎并不算大，至多相当于北京二环线以内的老城区，汽车用二十来分钟可以穿城而过。绝大多数楼房高约四五层，保留着十八、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窄门窄窗，厚壁厚墙。砖铺的小街，圆拱顶的门窗，带黑铁雕栏的小阳台，都使人想起高老头之类人物的活动背景，也疑心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不知什么时候会从某个教堂里冲将过来。 巴黎之小，还体现在此地人爱用小桌、小椅、小楼道、小房间、小电梯等等。餐桌小若棋盘，咖啡杯小若酒盅，而我所住那个旅馆的电梯间，如容两人就有四壁的紧紧压迫，最后必定模压出我们对巴黎电梯古典美的深深恐惧。但法国主人洋洋得意地问我们对旅馆感觉如何：“这可是巴黎的老旅馆之一，我们精心为你们选定的！” 法国人有灿烂的昨天可以骄傲，常常看不起大模大样的美国建筑。蒙巴拉斯摩天大厦全是黑色玻璃墙面，颇具现代风采和美国味，但很多法国人一直对其十分愤怒，认为这个怪物破坏市容，非炸掉不可，誓欲除之而后快。 埃菲尔铁塔也有类似的故事。当初铁塔是为一个博览会而临时搭建起来的，待博览会结束，本该撤除。但有人觉得这傻大黑粗的铁塔也别有风味，留下来作巴黎景观之一如何？这个建议立刻引起舆论大哗，很多市民投书报纸，认为巴黎乃著名高雅文化之都会，正人君子岂能与此等丑物共处共存？如若铁塔不除，他们就永远迁出巴黎移居别处，决不苟且偷生！这场争吵热热闹闹好些年，吵累了也就算了，铁塔总算还是保留下来，赚了不少游客的钱。 如今，巴黎市政府还规定，以后的现代摩天大厦均只能建在郊区指定的地域，不得随便挤入老城区。他们没法把可口可乐、摇滚乐和牛仔裤等等“文化入侵”挡在城外，至少还能守住建筑，以维护法兰西传统的尊严。 巴黎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旧梦里，并不断清洗和修补这个旧梦。生活在旧梦中的人通常是老人，他们怀旧；通常是女人，她们喜欢幻梦。巴黎是适于老人和女人待的城市。这是我最初的印象。 大排档 在法国最痛苦不堪的事，就是与有些洋人共进晚餐。以我口味之褊狭和顽固，我实在尝不出那些生白菜和生鱼片有多好，怎值得在餐馆里从晚上八点坐到深夜一点？有时身旁被主人安插着既不懂中文也不能说英语的粮食商或中学教师，大家吃一吃又等一等，等一等又吃一吃，努力奉献出微笑、手势和礼貌的点头，实在太累。到后来，我总是上身尽量后倾，让左右两边的洋人能越过我大说法语，算是与人方便。 巴黎人又特别喜聚和惜别。尤其是在晚上，尤其是出席家宴，法国客人起身告别，中国人千万不要傻乎乎地以为人家就会走——离出门时间还早着呢。即使已筋疲力尽哈欠滚滚，主客双方还得忍着，还得继续说呵说，包括站在门口说上好一阵。在很多巴黎人看来，没有这种马拉松式的一别再别，友情就得不到文明的证明。 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宣布：从明天起我一定要独自吃晚饭。 大多法国人天性闲散，不把时间太当钱，尤其是晚上泡餐馆，吃当然在其次，主要是如北京人那般神“侃”。按他们餐馆的规矩，坐客比站客要多付钱，坐在外面要比坐在里面多付钱。坐在外面就像坐在海南的大排档了。一到下班时分，巴黎街头的大排档总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巴黎的天气一日三变多阴多雨，人们难得在太阳光下坐一坐，这大概是大排档盛行的根据之一吧？不过没有太阳的时候，人们也喜欢一排排坐着看街，那大概就别有原因了。我曾怀疑那里的离婚率太高，旷男怨女鳏夫寡妇无处消闲，便来饱览街头风景，也算热闹一番以解心中的清寂？或者是闲适之姿已成了法国时尚，已成法国人某种精神图腾仪式，不这样就不能证明自己身上的贵族遗风以及高雅趣味？ 鲁迅先生说小说产生于闲逸，闲逸才会传说故事。也许法国几个世纪的文学繁荣，倒得益于这种大排档。试想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侃”爷来侃上半夜，能不“侃”出些巴尔扎克和萨特来？据说很多法国青年不愿意当老板，情愿进入工薪族，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让自己太忙碌太有铜臭味，一定得腾出更多时间来容纳休闲和艺术。这与美国或德国的主导信念真是大异其趣。很多法国女人更蔑视功利和贪欲，女子忧道不忧贫，天生丽质命系文艺，以天下文艺为己任，以至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的专家绝大多数为女性，开一个文学会，常常就像是开妇联会。有留学生告诉我：一些研究文学的女子吃少睡少，也没什么正式职业，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活的。我也见到一位攻汉学的女大学生，发现她装了一肚子关于吕洞宾的真真假假传说并自鸣得意。却不知这吕洞宾将来能否换来饭钱——据说她给人家看护小孩的临时职业就快没有了。 闲逸之风自然无助于工商，这与中国的情况相仿。法国人约会，迟到十分钟乃至半小时的现象十分常见。以此悠悠斗美国或德国人之碌碌，自然经济上要矮去一截。我到《世界报》印刷厂去参观，车间设备多数陈旧，油墨纸张的世界里居然还有好些人随意抽烟，委实把我吓了一跳。经理也没把这当回事，跟着员工们三两相聚，胡吹海侃，大概同样把车间视为大排档了——这样的企业，拿到中国来也是该整顿和改革的吧？ 大排档是巴黎生活的一部分，是废话生产之地也是妙语生产之地，甚至是很多孤独法国人的精神家园。 艺术压迫 假如说七十年代的北京像个大政府，八十年代的香港像个大百货公司，那么巴黎无论什么时候都像个大博物馆。数以万计的人杰才俊进入这个世界艺术之都，成天胡思乱想争奇斗艳不让巴黎安宁。数以千计的博物馆和画廊也藏龙卧虎，足令外来游客看累、看蠢以及看疯——据说有位诗人就是在凡·高自画像面前发作神经病的。 从名扬四海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到默默无闻的某个小酒吧，经法国人艺术眼光几个世纪来的精细雕琢，都勃勃辐射出美的热能，烤灼观赏后的感叹。法国人很在乎自己与别人活得不一样。哪怕在一个小酒吧里，一堵没有粉刷的土墙，两个粗糙的啤酒桶，几把代替壁灯罩的草扇，也总要被处置得别出心裁不同凡俗，使你深深欣悦于法国人的创造性，感受到一个民族的艺术富有和艺术挥霍，乃至一种艺术无微不至和无处不在以后的压迫，几乎透不过气来。 法国人玩生活。富有富玩，穷有穷玩。有一个破旧的电话机商店，橱窗里是用老式电话机和旧电线旧零件拼成的图案，也别有趣味。另一个商店专营石头，主人把各种色彩和各种形状的石头取来稍作加工，也就成了抽象艺术，成了或悲寂或幽默或热烈的精魂，可为主人卖得银钱。 最无用的地铁废票也被他们玩着。像中国一些民间艺人编织草虫草鸟，常有法国人在地铁站收集废票，随手编成飞禽或人脸什么的，编好了，插在什么地方就走了。你没法找到这些不求报酬的匿名艺术家。 法国政府力图充当艺术爱好者。与很多西方国家不一样，法国设有文化部，而且是内阁第一大部，地位在国防部、外交部之前。尽管移民压力沉重，管理当局仍然十分风雅地特许外籍艺术家滞留法国，优惠提供长期签证，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慷慨得多。又建造外籍艺术家大楼，免费或低费供一些疯男女吃住，夸示其大庇天下寒士之雄心。巴黎的公共厕所收费，公园和某些博物馆倒是免费，显然需要政府狠狠心拿出钱来补贴。 卢浮宫的古典艺术肥厚得几乎腻人，任何游客都没法将其完全消化。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抗德，法国人把卢浮宫的珍贵展品全搬上火车，依托铁路与敌人躲迷藏，一直到战争结束才驶回巴黎。所有展品的包装搬运都是由法国男女义务干的。更重要的是，经战争劫难，护卫展品的不少人死了，而展品一件未损一件不少，也未被谁塞一点到腰包里去。这真是一个奇迹。 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法国人就是为了保护巴黎的建筑艺术免遭轰炸，向德国侵略者不设防地敞开了城门，不惜俯首称臣。艺术与气节在轰炸机下不可两全的时刻，法国人能做怎样的选择呢？ 很多法国人没有选择气节。问题是，如果因艺术而放弃气节，那么这种艺术是否比一片抗击强暴的废墟更让我们感动？ 诺曼底祭日 诺曼底海滩举世闻名，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联军大举反攻时的登陆点。当地电台记者问张辛欣访问此地的目的，我开了句玩笑：“让中国新文学也在诺曼底登陆。”说得记者也笑了。 海滩靠近刚城。该城在战火中被炸毁大半，仅有几个古旧城堡和教堂得以幸存。游客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大块弹片在绿茵草地上兀然冒出，被人们小心保存下来，成为一座座纪念雕塑，成为战争钉入今日的黑色记忆。 刚城十二万人口，整洁而宁静，先辈大多葬身战火，但不是遭纳粹杀害而是死于美军轰炸机之下。故刚城人民虽仇恨希特勒，但提起诺曼底之役另有复杂情感。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是否正义，是生者讨论的问题，对死者来说没有意义。只有深深厌恶战争的人，才有资格代表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是正义战争的胜利似乎也不值得庆祝，不应该庆祝——这种胜利应充满着沉痛和哀伤，充其量只是一种非失败的失败。 但胜利者是热衷于回忆和庆典的。时值诺曼底战役四十四周年，很多英美老兵胸前挂满缤纷勋章，来这里旧地重游，在街上挺着大肚子壮怀激烈牛气得很。我向他们鼓掌，但也担心他们会招来某些窗口射来的恨恨目光。 不少死者的后人居然也热衷庆典——把庆典当作活跃当地经济的发财机会。这几天，刚城商贾们兴高采烈，争相倾售战时的破钢盔旧军旗以及各种纪念品，搜刮旅游者的腰包。他们不需要为死人活着，不需要向那些当年投来炸弹的美国老兵和德国老兵保持仇怨或同情，只是兴奋地点着钞票。 六月六日，登陆战役纪念馆落成庆典隆重举行，市长给我们送来请柬。儿童们在主席台前升起了所有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国旗，各国军乐团依次入场。显得颇不正经的爵士乐如旋风卷来，给盛典注一剂牛仔风味，令全场嘻嘻哈哈地活跃，一听便知道是美国佬入场了。苏联乐团则奏响激烈而严峻的《马刀舞曲》，似乎不苟言笑，仍有苏维埃的声威。东德和西德均有乐团参与，受到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此时已不计胜败敌我，掌声成了大家共同的语言，无须翻译的世界语言，炫示着人类的宽厚、大度以及健忘。最后，有法国军乐团压轴，高奏着《马赛曲》，于是观众席上很多白发老兵立刻自动地肃立举刀，刀尖在阳光下爆出刺目的光芒。 密特朗总统和总理也来了，从巴黎坐直升机直抵会场，徐徐降落。大概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工作人员布置会场时，竟忘了给土坪大量洒水，结果哒哒哒的机翼卷起满天黄尘，使恭候在停机坪的一大帮衣冠楚楚者，市长、将军、大使以及其他达官显贵什么的，全被尘浪扑打得尘垢满身，狼狈不堪。 总统只好装着全然不知道，抓住那些脏手照例握起来再说。 此时，一大片白色海鸥从海滩那边遮天盖地飞来，十分优美和壮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诺曼底的四万亡灵，在向故人们送来白色的倾诉和绝望——于哑默无声的飞翔之中。 外省人 乘火车去圣·纳赛尔市，法国西海的一个边远小城。独自远行，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看各种告示牌，以英文度之也可猜出个七八成。很多法文词与英文词同源而近形。 列车十分整洁和舒适，整个车站似无人管理，自动订票，自动检票，人人都低声说话，或各自看书报。尤其是头等车厢里集纳着人们的尊严，谁都不苟言笑，一脸上流人物的傲慢持重，决不轻易开口向邻座搭腔。这与小酒吧里的情形迥异——小酒吧是脱去一切尊严感之后的男性精神浴室，谁都可以拍别人的肩膀，大讲粗话，猛说隐私，哈哈大笑。 到车站来接的是c。法国人初识时须称对方的姓，熟了才可以呼名。c即是名。他胡子未修理，衣装乱而旧，爱喝酒，英语有点烂，如place总是发言为base。你须张耳细听，才可慢慢猜出他的意思。为了让他听懂我的话，我常常不得不按照他的习惯也把音发错，真是冤枉。看来这里能说英语的人，比巴黎少多了。 不能多说，只好多喝。c领着我一家家酒吧串过去，进去就座，坐下就喝，弄得我有些紧张而且晕头，头重脚轻地踉踉跄跄。小地方的人通常比较热情。电影院给我免费入场证，汽车公司给我免费搭乘证，我醉醺醺地一一笑纳。 圣·纳赛尔只有七万人口，街市总是很清静。第二天，c来看我，能说出我与他分手之后独自干了些什么，去了哪些地方，令我大吃一惊。他说他是早上坐咖啡馆时听来的，似乎各咖啡馆里都在议论这个新来的中国人，全城人都在交换和总结着有关我的情况——我暗自庆幸还不曾去过下流场所也不曾干坏事。c又介绍我去认识一个个既不懂英语更不懂中文的警察、酒店老板、卡车司机，敲定一个个吃饭的计划。我苦于酒量有限，对这种热情的“吃喝风”颇为恐惧，只能把“no”字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坚定，使c不免有些扫兴。 后来，他还是让我见识了他的几位文学朋友。一位是右脚有点跛的阿根廷老头，教授拉美历史，写过不少小说，只是总要在厕所里耗去很长时间，大概是腿不灵便的缘故。但他的眼光极亮，温和而善良，一看就是那种善解人意的好老头。还有位女记者叫安娜，总是在义务性张罗各种文化活动。据说她与朋友们筹资出版一些文学作品，但大半是赔本，因此得花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来讨钱，拉赞助。 c醉了，说的英语更不可解了。他又说了很多，我只能木然。我调侃他：“你别跟我说法语，别跟我说意大利语！”他哈哈大笑：“你不懂法语是好事，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可能觉得人家很聪明。要是听懂了，你就会发现法国人说很多蠢话和废话。”——他说自己在南美洲旅游时，就有过这种类似的经验。 他说这些话倒是很聪明，而且让我听得懂。 他说他更愿意住在小城市，不愿意长久待在巴黎。巴黎人有什么呢？与你分手时常常热情洋溢，约定再见，就是不约定具体时间和地点。你对这种模糊空洞的约定切切不可太认真——他一再瞪大眼睛警告我。 c还多次在我面前表示，他的生活中至少有八位女人。但他瞧不起妇女，抱怨现在每一天都似乎成了妇女节，抱怨巴黎那些解放妇女简直同男的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占个强，那叫男人还活不活呵？话头一转，他吹嘘自己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干，可后来我到他家里去时，发现他酒醒之后其实什么都干，包括做饭和涮碗，包括给妻子点火抽烟，包括为妻子拿鞋子寻袜子拍灰什么的，对妻子的每一文学观点都热烈拥护并加以深入论证。他实在不愿赞同妻子的共产主义信念，但也不敢怎么争辩。 他妻子d是本地人，幼儿园的教师，曾开车带我去看她的娘家，访问小河边的一个村庄。我们在小河里撑船，看周围的沼泽地，芦苇荡以及野鸭子。她惊讶我居然会撑船，我说这没什么奇怪，我下乡六年，是个乡下人。 她总是提心吊胆注意着远处一匹马，担心那匹马突然冲过来。我这才发现，这里有很多野马，威严挺立，昂首四顾，守护着西海岸的宁静。 男人的风度 不记得是哪一张报纸载文称，从整体上说，法国男人的风度在世界上该算首屈一指。与这些高卢人的后裔相比，美国人太过粗放，英国人略嫌拘谨，德国人的目光有些冷漠，日本人和中国人则难掩浮躁。法国男人出门前总要刮脸梳头，即便是巴黎的乞丐，也时常有衣着光鲜风度翩翩者。法国的男人尤爱展示自己对女性的宽容体谅。他们开车，有偶尔违反一下交通法规的癖好，自娱自得于自由不羁的国民性，但只要见女士横过马路，便远远地减速、停车，无论豪华奔驰或破烂卡车一律如此。排队买电影票，从未见过男士插队，“夹塞子”的只会是女流。她们也从不会招致男士的指责。从队列中发出不满嘘声的，只会是女子。如果这些心怀不满的女子旁边恰好有男伴，那男伴必定将她搂近身旁，温存地哄着，直到前面那女“塞子”买到票离去为止。 好男不与女人斗，好男不计女人过，这种对女人的优宠是否也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照顾甚至蔑视？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正是这样提出疑问的。“女士优先”之类的法则常常宠出她们的恼怒。她们甚至还指责现存语言是男人的语言，因此她们很难用言语来真正表达她们的感受和主张。 法国男人对这种指责仍然微笑以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想想看，男人当到了这份上，还要怎么办？ 他们立如柱，坐如钟，不辱“男士”这一个词——英语中，“男士”与“绅士”同为gentle man，词义源于优雅、高贵、温和、耐心等等。法国男人大概算得上欧洲这一文化传统最精致的体现。 报纸上还说了一件事。前不久，一个黑大汉喝醉了，在某地铁站无故打人，从这个车厢闹到那个车厢，连劝解者也挨了几记乱拳。几个车厢的法国男人皆立如柱坐如钟，似乎没看见，继续关心着自己手中书报的艺术或哲学。唯一北欧男子路见不平，去与黑大汉论理，结果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眼看着司机也不敢管，最后还是一些妇女忍无可忍，组成人墙，保护了那位北欧人，把事情了结。比起某些法兰西先生们来，那位北欧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劳而无功，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在脂粉们的救护下一跛一跛离去，自然是十分缺乏风度的。 我当然喜爱那些法国男人的风度——在没有醉鬼向我暴力攻击的时候；正如我激赏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闲适、飘逸、超脱和虚净——在没有外敌横行和暴政肆虐的时候，没有人血横流的时候。美一不留神就成了丑。美不可凝固为一种仪态和一种时尚，人们是否明白这个道理？ 我相信法国男人们也明白这个道理——那些创造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的男人，在革命和战争中流汗流血的男人。他们可能有种种女人不能原谅的毛病，但如果出现在这一天的地铁站，至少不会在暴行面前优雅地袖手。 发民主财 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到唐人街吃饭。饭后付款，餐馆女老板面带愧色，合掌鞠躬，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收了你们的钱。我有些奇怪。吃饭埋单，天经地义，她何出此言？ 朋友出门后告诉我：这位女老板是被国内来的一些民主派吃怕了。那些人领了法国政府的生活费，但今天在这个餐馆开民主讨论会，明天在那个餐馆开民主研究会，统统吃饭不给钱，好像是从浴血奋战的前线归来——老子吃你几餐鸟饭还要给钱？ 原来如此。这使我想起自己当年在某林业局挂职副局长，常跟着书记或局长到下面去开会，白吃白喝不算，饭后每人还白拿一条烟。你如果想洁身自好又不得罪同行，不拿烟可以，但千万别拒绝，最好是含含糊糊去上厕所，等他们把烟塞进皮包后才返回来装聋作哑。老百姓把这种会叫作“现场（尝）会”、“常（尝）委会”。有意思的是，执政党中有人热衷此道，反对派中也有人“会”术高超，只是把会名稍改，开到外国的唐人街来了。 我这位朋友旅法多年，也算是一个民主派，每每对许多同志的表现痛心疾首。他又说起一件事。前不久闹了一场“民主广播船”的风波。其实，台湾当局早就通过很多渠道，表示不容许这条船去台湾近海对大陆广播，不愿意因此添麻烦。旅法的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一直瞒着洋人们，仍然到处慷慨激昂，准备勇敢献身，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模样，骗得洋人们纷纷掏钱赞助。结果，少数人把洋钱赚足了，但隆重的起航誓师大会上，只有傻乎乎的外国各界要员前来致辞欢送，只有一些受雇的洋水手登船出发，但汽笛一拉响，船上清一色的洋面孔，连一个中国猛士也没有。 船至非洲某港口，有一位台湾记者登船采访，算是船上唯一的中国种。 这条二手船踉踉跄跄，一路上又是轮机有毛病，又是冰箱不制冷，走得十分艰难。好容易到了中国海域，船上人才知台湾方面早有禁令，不免大呼上当。回头看去，当时慷慨激昂的中国人裹胁赞助款，早已无影无踪。 “唉，”我这位朋友叹气，“外国人幼稚得像中学生，哪是中国人的对手？” 在他看来，很多外国人确实显得幼稚、简单、书生气、一根筋，即使叛逆得吸大麻或裸体上街，仍不失欧洲人文传统的种性，比方说他们经常会认真地对待宣言口号。其实，时代渐入世纪末严冬，信念越来越多地成为利欲的面具。在好些人那里，钱就像数学中的零：零乘以任何数都等于零，那么钱乘以任何宣言口号都等于钱——这是隐藏在一切政治演算之后的基本公式。故专制能发财，民主亦能发财。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没有资格来谈论宣言口号，尤其没有资格与某些中国政客打交道。 我们多少懂得这一点，但这种国产世故是值得我们深感荣耀还是深感耻辱？ 我与朋友坐在卢森堡公园里，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落叶飘零，石头椅子很冷，很冷。巴黎正一寸寸融入金色的夕阳。 我心归去 我在圣·纳塞尔市为时一个月的“家”，是一幢雅静的别墅。两层楼的六间房子四张床三个厕所全属于我，怎么也用不过来。房子前面是蓝海，旁边是绿公园。很少看见人——除了偶尔隔着玻璃窗向我叽里哇啦说些法语的公园游客。他们无一例外是来找公共厕所的，这幢公园边孤零零的房子，只可能被他们误认为厕所。 我向这个友好的民族一次次声明：这里不是厕所。 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耐的冷清，恐怕连流亡的总统或国王也概莫能外。这个城市不属于你，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既定的目标，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语法语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遁。从巴黎带来的华文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前面是寂静的深谷——不，连深谷也不是。深谷还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头破血流，使你感触到实在。那里不是深谷，那里什么也没有，因此你跳下去不会有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 你把吊灯作第六次或第六十次研究，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开始发疯了。移民的日子是能让人发疯的。 我不想移民，好像是缺乏勇气也缺乏兴趣。c曾问我想不想留在法国，他的市长可以办成这件事，他父亲与法国总理也是好朋友。我说我非常热爱和羡慕法国，但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守仓库或卖家具？当文化盲流变着法子讨饭？即使能活得好，我就那么在乎法国的面包和雷诺牌汽车？ 很想念家里——似乎是有点没出息。倒不是特别害怕孤寂，而是惦念亲人。我知道我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是她们的愉快和安定感。我坐在柔和的灯雾里，听窗外的海涛和海鸥的鸣叫，想象母亲、妻子、女儿现在熟睡的模样，隔着万里守候她们睡到天明。电话就在身边，随时可以通话。市长说政府可以为我付费。当然，电话太多会对不起法国的纳税人，隔着大洋谈谈怎么做面条的事，她们听了也会觉得滑稽和奢侈。我要女儿从电话里爬过来看看大西洋，她说我没有那么小，怎能从电话线里爬过来？ 爱国主义有时成为政客的骗术。是爱国土（country），是爱国族（nation），还是爱国府（state）？中国的“国”字多义，常常含糊以用。而且从逻辑上说，如果爱国主义是成立的话，那么下延爱省主义乃至爱县主义，上延爱洲主义乃至爱球主义，也是可以成立的。没有道理不让人爱他县、他省、他国的土地，比方说爱一把日内瓦或亚马逊河。但我相信，即便欧洲的“祖国”这个词几乎成了纳粹“光头党”的标志，即便有人因此而特别反感这个词，但他或她也没法不时常感怀身后远远的一片热土——因为那里有他的亲友，至少也有他的过去。 时光总是把过去的日子冲洗得熠熠闪光，引人回望。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各种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激动。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瘠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这哪里对呀？也许舒伯特在歌颂宫廷或爱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浑的男声独唱都应该是献给故乡的。就像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二胡都只能演奏悲怆，即便是赛马曲与赶集调，那也是带泪的笑。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中含悲。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我得心虚地供认，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将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会对故乡办公室里的阴谋和新闻广播中的虚假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古人“游子悲故乡”的情怀——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萍漂四方的游子无论怎样贫困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量幸福。 1989年至1992年 万泉河雨季 万泉河雨季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3年《当代》杂志，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 当年农场接到了通知，全县组织革命样板戏移植汇演，各单位必须拿出个节目。场里几个女生奉命开始合计。她们不会唱京剧，又嫌花鼓戏太土，一边铡猪草一边胆大包天地决定：排《红色娘子军》！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芭蕾剧，是要踮脚的，是要腾空和飞跃的，是体重呼呼呼地抽空和挥发，身体重心齐刷刷向上提升，有点脱离现实从而羽化登仙那种。投入那种舞曲，像剧照里的女主角一样，一个空中大劈叉，后腿踢到自己后脑，不会把泥巴踢到场长大人的脸上去？ 我们只当她们在说疯话。不料好些天过去了，几个疯子从城里偷偷摸摸回来，据说在专业歌舞团那里得了真传，又求得姑姑和表哥一类人物的指教，当真要在猪场里发动艺术大跃进。虽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哒哒咿哒哒地念节拍，有模有样地压腿，好像要压出彼得堡和维也纳的风采。场长不知道芭蕾是何物，被她们哄得迷迷糊糊，说只要是样板戏就行，请两个木工打制道具刀枪，还称出一担茶叶，换来几匹土布，让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缝制出二十多套光鲜亮眼的红军军装。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两七折八扣，高难动作一律简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县上对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红军服装上台做一套广播操，也不会让人过分失望。《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就这样排成了。万泉河风光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作为提琴手之一，我也参与了这次发疯，而且与伙伴们分享了成功。老炊事员的胡子掉了也没被观众计较，党代表的鞋子飞了也没被观众非议，提琴齐奏不小心乱成一锅粥也能热热闹闹混过去，至少没有出现其他公社演出队那样的事故，比如布景突然垮塌，砸得台上的侦察英雄两眼翻白东倒西歪。 哑巴戏也好看，也热闹，农民这样说。我们在县、地两级汇演都拿了奖，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多少年后，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演出之后，一片宽阔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的驾驶室避雨，见工棚里远远投来的灯光，被窗上的雨帘冲洗得歪歪斜斜。我透过这些滑落的光流，隐约看见伙伴们在卸装和收拾衣物，在喝姜汤，在写家信。曲终人散，三位主角已被专业艺术团体通知录用，有些人则琢磨着“病退”回城的可能。我们伟大的舞台生涯将要结束了。 我知道粗陋的道具服装将不会再用，上面的体温将逐渐冷却，直到虫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还知道熟悉的舞乐今后将变得陌生，一个音符，一个节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与我有过什么关系吗？ 我已冻得哆哆嗦嗦。 二 十多年以后，我迁往海南岛，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红棉树以及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噩梦，被人们争相唾弃和忘却。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银珠跳动或孤鸟飞掠般的旋律，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 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起程的，不想惊扰他人，几乎是偷偷溜走。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满街的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卖甘蔗、卖报纸、弹吉他、睡大觉，然后交流求职信息，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呵……”一声鼓动请愿的呼喊，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需要有一点停顿，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大陆同胞”一词也合乎情理：我们确实已经远离大陆，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想到这一点，脚下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船板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 “人才”是当时海南民众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大概源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说法。同单位一位女子曾对我撇撇嘴：“你看那两个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气，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实她是指两个三陪女。三陪女也好，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符合“人才”的定义。 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要买熊吗？熊的胆汁贵如金，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龙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买条军舰吗？可以拆钢铁卖钱，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诸如此类，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没有什么事不能想，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也不会令人惊讶，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争当你的供货商，条件是你得先下定金。 海南就是这样，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联结，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 “人才”拥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惶惑。特别是女人才们的一大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她们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干家务：买菜，洗衣，带孩子，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真是不成体统匪夷所思。阿叔，你好辛苦呵！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走过去好远，还回望再三，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我后来才知道，海南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我后来的后来还知道，个中原因是他们的女人太能干，不光包揽家务，还耕田、砍柴、打鱼、做买卖、遇到战争还能当兵打仗——《红色娘子军》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纯属普通和自然。 这些海岛女人大多有美艳的名字：海花，彩云，喜梅，金香，丽蓉，明娘，美莲……大方而热烈，热带野生花卉般尽情绽放，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典雅、温良，吞吞吐吐。 这些海岛女人大多还有马来人种的脸型，那种印度脸型与中国脸型的混合，透出热带女人的刚烈和坚强。她们钢筋铁骨，赴汤蹈火，在所有男人们辛劳的地方，都有她们瘦削的身影出没，一个个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连满街机动三轮车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让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热带的阳光过于炽热了。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出于生存的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同样能把武器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敢死队员，甚至眼都不眨，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鱼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全部生活压力只能由女人们承担。也许正是这种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她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 这种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 三 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作为《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比如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另一个女兵被割下头颅，但她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遭遇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 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之后，生活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谋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其中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有些官太太和地主婆在日后的抗日斗争中又为国捐躯——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但这种没有诗意的生活，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特别是在娘子军被迫解散以后，女人们回到世俗生活，面对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而不是显赫的心路历程，也许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只是这些代价不再容易进入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身体盖上一件衣衫，再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在生产样板戏的那个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已到了极端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把她们推向严厉的政治拷问：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是不是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你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剧情更为复杂。 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前夕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到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破烂如网，床头只有半碗叮满苍蝇的剩饭，浓浓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 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才发现这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但门窗上都有封锁空间的粗大木头，如同在对付一只猛兽。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革”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娘子军的什么班长，眼下虽已获得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平日关住她，是怕她乱跑。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员这样说。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呵呵，这没有什么好看的。另一个人说。 我心里一沉，突然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踮着脚移动的女兵，朝红旗和彩霞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再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匹匹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是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四 我在海南省a县生活过一年，经常走过城中心红色娘子军沉默的石头塑像，看见塑像下常有两个卖甘蔗的女孩，有时还有几个老人在地上走棋。这里是万泉河下游，从九十年代开始，成为旅游观光业开发的目标。日本的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海南的开发商在这里升起一座座星级酒店，带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也带来了大批浓涂艳抹的女子，给空气中增添一些飘忽身影，一丝丝暧昧和诱惑的香水味。 一般来说，她们在白日里隐匿莫见，到夜里才冒出来，四处招摇，装点夜色。如果临近深夜，她们觉得业务还无着落，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游人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她们的利爪可能已经伸入了车窗；游人刚进入客房，她们猖狂的敲门或电话可能接踵而至，甚至一头冲进门来赖在床上，怎么也轰不走。她们尖利的怒目，此时总是投向进入男人身边的女人，把漂亮脸蛋当作最大的灾星和仇敌，或当作越界入侵者。她们用外地口音大喊：“哪来的骚货？这样不懂规矩？他娘的把她打出去……” “解放海南要靠红色娘子军，建设海南要靠黄色娘子军”，这一类戏语到处流行——虽然流莺飞燕在海南以外的地方同样不少，虽然海南女子倒是极少与之为伍——她们再穷也自有不娼不丐的特殊传统。 “扫黄”的运动说来就来。一到这时候，风尘女们作鸟兽散，待风声过去，又偷偷地挎着小皮包聚合起来，在角落里忙着描眉眼抹口红，一堆大陆口音叽叽喳喳，俄罗斯或者越南的女子可能也混迹其中。在她们的出没之处，其实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隐伏在不远处的茶馆里或者大树下，喝茶，抽烟，打牌，睡觉，聊天，打游戏机，看录像带，不时放出一个长长的哈欠。他们衣冠楚楚，不是打工者，不是游客，但总是在这里游荡，每天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收钱——等着某个女子把赚来的咸钱送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点数，由他们拿去吃喝。让人迷惑的是，有些女子居然把这个程序完成得急不可耐，票子还没有在手里捏热，就会气喘吁吁地跑来上缴，兴奋得像要及时入库，然后忙不迭地再投入新的拉客卖身。 我很晚才察觉到这些隐身的小白脸，也无法不为之惊讶。这些吸血鬼居然不承认自己下流，按照他们的说法，别人谋生只需要投入资本或者体力，他们可不一样，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因为他们付出的是感情，准确地说，是爱情。他们脸上挤出一丝坏笑，常常拍着胸脯向你保证，他们是那些风尘女的情人，给她们感情的慰藉和未来的寄托，包括在她们哭泣的时候去擦擦眼泪，在她们病倒的时候去找找游医，在她们被警察抓走以后去缴钱赎人……这桩桩事都容易吗？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是见义勇为，舍己利人，因此收入合理，毫不在乎“吃软饭”、“放鸽子”一类恶名，不在乎世人对他们的鄙薄——碰到这样的房东或者邻居，他们缩头缩脑，脸上有讨好巴结的谄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地自卑，甚至觉得你们这些打工者和生意人算什么东西？哪有他们的一份轻松和潇洒？ 他们也许曾让自己的女人生疑，但女子们沦落如此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而一种毫无指望的日子是否过得下去？爱是女人之魂。生活中一个哪怕最卑微的女人，一个对世界万念俱灰的女人，也不能没有爱这个最为脆弱的死穴。即使没有可靠的家，一个虚幻承诺也常常可以成为她们的镇痛毒药。有一天，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赶来，把自己的女人从嫖客怀抱里拉出来，揪住她的头发，狂扇她的耳光，猛踢她的胸脯和屁股，然后把她像只死狗一样拖向归程——这个女人立刻受到了同业姐妹们的羡慕，甚至让她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至于她们自己，当然得现实一点了，既然无缘这种幸福的惨遭暴打，无缘这种光荣的口吐鲜血与遍体鳞伤，那么男人的唬弄也只能让她们弃之不忍。 一位警察告诉我：在这些女人中间，大约七成受到这种荒唐盘剥。这位警察还让我惊讶地得知，一些未能养上“鸽主”的女子，甚至会觉得前途渺茫，至少在同伴面前脸上无光，会急切地寻找与攀比，真是邪门了。她们常常倾其所有，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地甩出去，供养一个几乎注定无法兑现的承诺。 一个脂粉凌乱的疯女走过来了，又哭又笑的，嘴上有明显的血痕，短裙子被撕破，脚下的高跟鞋只剩下一只。她一见黑色小汽车就扑上去，像只彩斑壁虎死死贴在前窗上，对着车里人大喊：“我没有存折我没有存折！”…… 没有人知道这只壁虎后面的故事。 也没有人把她领入医院或者领回家门，更没有一支姐妹们组成的军队前来为她复仇——眼看就要天黑了，雨点正在飘落，热带雨季的阵雨总是准时抵达。在一个和平的、世俗的、市场化的逐利时代，革命已经远去，嘹亮的军号声已经没入宁静，没有人愿意多管大街上的闲事，包括为一个下贱的疯女人停下步来——虽然她们承担过各种暧昧的收费和罚款，让某些地方官员享受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虽然她们曾经为很多商家争来客源或取悦贵客，提供过金灿灿的大把利润；虽然她们还一次次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写进作品，承受着先锋们欲望的发泄，包括性奴的苦楚已被描写成性解放的狂欢。法国最近一本特别走红的小说，除了痛斥伊斯兰教，就是盛赞泰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色情业：真是美妙的全球化呵，既能缓解欧美中产阶级的性苦闷，吸收掉这个世界上太多危险和无聊的荷尔蒙，又能给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增加收入，岂不是最符合人性？凭什么要受到伪善者的指责？ 一位著名的中国理论家也在立论，一心证明“红灯区”的重要意义：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美容业、交通业、服装业、医药业乃至银行业，无不受到这一行业强有力的拉动，而资金由富区流向穷区或者由富人流向穷人，还有哪一个渠道比女人的肉体更高效和更平稳呢？ 就在不久前，革命因压抑人性蒙受恶名。某书记对女知青的诱奸，某政委对女演员的逼婚，都是一桩桩触目铁证，使新派人士们悲潮滚滚，把栏杆拍遍，将所有阶级姐妹都牵挂心头，恨不能拔剑出征替天行道。奇怪的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眼下面对灯红酒绿里的日常强暴却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对社会上流行的鸨婆哲学也总是及时理解。喜儿不从黄世仁，琼花反抗南霸天，在他们看来甚至纯属不智与多余。他们已经展开理论上大规模的宽容，让诱奸和逼婚合理化。只要把压迫者的鞭子，由权力换成了金钱就行——这只是因为他们过去未曾获取权力，没混成什么书记或者政委。 在他们看来，人性当然是重要的，但与卑贱者无关。 五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回到内地的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去看再度上演的《红色娘子军》。这位朋友也曾在海南打拼，办过一个农场，后来被一场台风吓得屁滚尿流。他一出门，几百颗扑面而来的沙粒就射进了他的皮肉，到医院手术台上把一颗颗沙粒从肉洞里夹出来，竟花了血淋淋的整整六个小时。他说海南的雨季太潮湿了，台风实在太可怕了，你在那破地方还混个什么劲儿？ 大幕徐徐拉开。惨淡阴森的灯光下，水牢情景浮现，镣铐的金属声哗啦作响，满身鞭痕的女主角缓缓起舞，在聚光灯下用每一个细胞挣扎，用每一个骨节悲诉，向一个她看不见的上空伸出空空双手……在这个舒适的大剧院里，看得出，那是一双没有挨过鞭打的手，纤细，柔软，瘦弱，嫩滑，也许只适合掩口浅笑或月下拈花，或泡在什么品牌洗浴液里。 接下来是四个女奴的中板群舞。年轻演员们个头高挑，技巧娴熟，对肢体应该说有足够的控制，但看上去仍是柔弱无骨，缺乏岩层般的粗粝和刚强，即便一齐举臂显露出身上条条鞭痕，但那红色分明不是鲜血而是人体秀的油彩。她们给人失真的感觉，串味的感觉，不时透出华尔兹或者伦巴的风韵。再接下来，红色娘子军的群舞也好不了多少。一群热带丛林里的伪奴隶，倒像是一群香港太太或者纽约洋妞，搬弄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大刀和步枪，表达着她们十分隔膜的忧伤和愤怒。 但还是有很多人鼓掌。 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让琼花死里逃生的时候，孤苦无告的琼花被女兵们如林双手热情接纳的时候，琼花来到政委就义现场找不到身影于是向空无四周一遍遍追问和悲诉的时候……生死相依的情景，义重如山的表达，如此久违与罕见，暗暗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剧场在升温，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并且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连我身边的朋友也拼命鼓掌，只是事后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他说他还哭了，却不明白一个ktv常客，一个差不多劣迹斑斑的老色鬼，今夜泪水为何而流。 我发现不少人都在泪眼花花。 对新一代演员的挑剔，对当年样板戏政治背景的警觉，似乎都足以取消鼓掌的理由。但我无法否认的是，当熟悉的乐浪在我体内呼啸，当舞者的手足一一到达我视野中预期的区位，这出观看过好多回的芭蕾剧，眼下还是给我一种初看的新鲜。它不再是威严样板，不再当红与流行，在今天甚至退到了边缘位置，于是刺目的强光熄灭，让人们得以睁开双眼，重新将其加以辨认。我似乎惊讶地发现，这个故事中的人性其实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温暖得多。 这个作品不是曾经用刀枪吓坏过很多温良人士吗？如果高举刀枪有违人性，那么在你陷入恶棍围剿的时候他人统统袖手旁观倒成了人性？如果奴隶造反有违人性，难道在你横遭欺诈或暴虐的时候他人转过头去伴大款拍马屁倒成了人性？今天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为一个烈士的献身而苦苦痛泣；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把人间的骨肉情义默默坚守心底。如果——如果——如果这种痛泣和坚守都已陈腐可笑，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把面色紧张的贪欲发作当成伟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压迫与剥削，革命所力图消除的压迫与剥削，在今天是否正成为人性复归的美妙目标？ 也许我已经老了，见过了太多人事，于是弦惊之处忍不住鼻酸，似乎为不能确定身份和不能确定面目的什么人伤心——你是谁？你就是那个我一直熟悉但从未见过面的你吗？那个我一次次错过的你吗？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挡住落向你的皮鞭？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将走投无路的你接纳和庇护？也许，你不必过于悲伤和绝望，你至少还能听到掌声，听到四面八方经久不息的掌声，再一次在剧场里实现对革命的重申。革命是什么？革命确实是仇恨，是暴乱，是狂飙，是把天捅下来，但革命无非是暗无天日之时人性的爆发，是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因此也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虽然革命大旗下同样可能重现罪恶，常常使革命变得面目不清，让回望者难以言说。 我也无话可说。 我擦擦眼角，止住一颗下滑的泪水。 2003年4月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9年《美文》，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轻轻地一震，是船头触岸了。钻出篷舱，黑暗中仍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身边同行者的三两声惊呼，报告着暗中的茅草、泥潭或者石头，以便身后人小心举步。终于有一盏马灯亮起来，摇出一团光，引疲乏不堪的客人上了坡，钻过一片树林，直到一幅黑影在前面升了起来，越升越高，把心惊肉跳的我们全部笼罩在暗影之下。 提马灯的人说：到了。 这是一面需要屏息仰视的古祠高墙。墙前有一土坪，当月光偶尔从云缝中泄出，土坪里就有老樟树下一泼又一泼的光斑，满地闪烁，聚散不定。吱呀一声推开沉重的大门，才知道祠内很深，却破败和混乱，据说这里已是一个公社的机关所在地，早已不是什么古祠。我们没见到什么人（那年头公社干部都得经常下村子蹲点），唯见一留下守家的广播员来安排我们的住宿，后来才知道他也是知青，笛子吹得很好。他举着油灯领着我们上楼去的时候，杂乱脚步踏在木梯上，踏在环形楼廊高低不平的木板上，踏出一路或脆或闷的巨响。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胡乱碰撞，惊得梁下的燕子和蝙蝠惊飞四起。 这是一九七五年的一个深秋之夜，是我们知青文艺宣传队奉命去围湖工地演出的一次途中借宿。 这也是我第一次靠近屈原——当我躺在木楼板上呼吸着谷草的气味，看着木窗栏外的一轮寒月，我已知道这里就是屈子祠旧址。当年的屈原可能也躺在谷草里，从我这同一角度远眺过天宫吧？ 我很快就入睡了。 若干年以后，我再来这里的时候，这里一片阳光灿烂灯红酒绿。作为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个旅游景区，屈子祠已被修缮一新，建筑面积也扩大数倍，增添了很多色彩光鲜的塑像、牌匾以及壁画，被摆出各样身姿的男女游客当作造型背景，亦当作开心消费的记录，一一摄入海鸥牌或者尼康牌的镜头。公社——现在应叫做乡政府，当然已迁走。年轻的导游人员和管理人员在那里打闹自乐，或者一个劲地向游客推荐其他收费项目：新建的碑林园区，还有用水泥钢筋筑建的独醒亭、骚坛、濯缨桥、招屈亭等等。当然，全世界都面目雷同的餐馆与卡拉ok也在那里等待游客。 水泥钢筋虚构出来的历史，虚构出来的陌生屈原，让我不免有些吃惊。至少在若干年前，这里明明只是一片荒坡和残林，只有几无人迹的暗夜和寒月，为何眼下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亭台楼阁？这么多红尘万丈的吃喝玩乐？旅游机构凭借什么样的权力和何等的营销想象，竟成功地把历史唤醒，再把历史打扮成大殿里面色红润而且俗目呆滞的一位营业性诗人？可以推想，在更早更远的岁月，循着类似的方式，历史又是怎样被竹简、丝帛、纸页、石碑、民谣以及祠庙虚构！ 被众多非目击者事后十年、百年、千年所描述的屈原，就是在这汨罗江投水自沉的。他是中国广为人知的诗人，春秋时代的楚国大臣，一直是爱国忠君、济世救民的人格典范。他所创造的楚辞奇诡莫测，古奥难解，曾难倒了一代又一代争相注疏的儒生。但这也许恰恰证明了，楚辞从来不属于儒生。侗族学者林河先生默默坚持着他对中原儒学的挑战，在八十年代使《九歌》脱胎于侗族民歌《歌（嘎）九》的惊人证据得见天日，也使楚辞诸篇与土家、苗、瑶、侗等南方民族歌谣的明显血缘关系昭示天下。在他的描述之下，屈原笔下神人交融的景观，还有天问和招魂的题旨以及餐菊饮露、披花戴草、折琼枝而驷飞龙一类自我形象，无不一一透出湘沅一带民间神祀活动的烟火气息，差不多就是一篇篇礼野杂陈而且亦醒亦狂的巫辞。而这些诗篇的作者，那位法号为“灵君”的大巫，终于在两千年以后，抖落了正统儒学加之于身的各种误解和矫饰，在南国的遍地巫风中重新获得了亲切真相。 我更愿意相信他笔下的屈原。据屈原诗中的记载，他的流放路线经过荆楚西部的山地，然后涉沅湘而抵洞庭湖东岸。蛮巫之血渗入他的作品，当在情理之中。当年这一带是“三苗”蛮地。“三苗”就是多个土著部落的意思。“巴陵（今岳阳）”的地名明显留下了巴陵蛮的活动痕迹。而我曾经下放落户的“汨罗”则是罗家蛮的领土。至于“湘江”两岸的广大区域，据江以人名的一般规律，当为“相”姓的部族所属。他们的面貌今天已不可知，探测的线索，当然只能在以“向（相）”为大姓的西南山地苗族那里去寻找。他们都是一些弱小的部落，失败的部落，当年在北方强敌的进逼和杀戮之下，从中原的边缘循着河岸而节节南窜。我曾经从汨罗江走到它与湘江汇合的辽阔河口，再踏着湘江堤岸北访茫茫洞庭。我已很难知道，那些迎面而来的男女老少，有多少还是当年“三苗”的后裔——几千年的人口流动和混杂，毕竟一再改写了这里的血缘谱系。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见那些身材偏瘦偏矮的人种，与北方人的高大体形，构成了较为鲜明的差别。他们“十里不同音”，在中国方言版图上形成了最为复杂和最为密集的区位分割，仍隐隐显现着当年诸多古代部落的领土版图和语言疆界。当他们吟唱民歌或表演傩戏时不时插入“兮”、“些”、“耶”、“依呀依吱”等语助词时，你可能会感到屈原那“兮”、“兮”相续的悲慨和高远正扑面而来。 楚辞的另一面就是楚歌。作为“兮”字很可能的原型之一，“依呀依吱”在荆楚一带民歌中出现得太多。郭沫若等学者讨论“兮”应该读ɑ还是应该读xi的时候，似乎不知道ɑ正是“依呀”之尾音，而xi不过是“依吱”的近似合音。作为一种拟音符号，“兮”的音异两读，也许本可以在文人以外的民间楚歌里各有其凭。 这些唱歌人，即便在二十世纪中叶现代革命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候，也仍然惺忪于蛮巫文化的残梦。我落户的那个村子，有一个老太婆，据说身怀绝技，马脚或牛脚被砍断了的时候，只要送到她那里，她把断腿接上，往接口处吐一口水，伸手顺毛一抹，马或牛随即便可以疾跑如初。人们对此说法大多深信不疑。村子里的人如果死在远方，需要在酷热夏天运回故土，据说也有简便巫法可令尸体在旅途中免于腐烂。他们捉一只雄鸡立于棺头，这样无论日夜兼程走上多少天，棺头有雄鸡挺立四顾，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尸体清新如旧，雄鸡则必定喷出一腔黑血，然后倒地立毙，想必是把一路上的腐毒尽纳其中。人们对这样的说法同样深信不疑。他们甚至把许多当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样进行巫化或半巫化的处理。一个陌生的铜匠进村了，他们可能会把他当作已故国家领袖的化身，崇敬有加。某地的火灾发生了，他们也可能会将其视为自己开荒时挖得一只硕鼠鲜血四溅的结果，追悔莫及。他们总是在一些科学人士觉得毫无相干的两件事之间，寻找出他们言之凿凿的因果联系，以编织他们的想象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合规合矩地行动下去。 他们生活在一块块很小的方言孤岛，因语言障碍而很少远行。他们大多得益于所谓“鱼米之乡”的地利，因物产丰足也不需要太多远行。于是，家门前的石壁、老树、河湾以及断桥便长驻他们的视野，更多地启发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遐想。他们生生不息，劳作不止，主要从稻米和芋头这些适合水泽地带生长的植物中吸取热能；如果水中出产的鱼鳖鳝鳅一类不够吃的话，他们偶尔也向“肉”（猪肉的专名)索取脂肪和蛋白质——那也是一种适合潮湿环境里的速生动物。这样，相对于中国北部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巫蛮很早以来就有了户户养猪的习惯，因此更切合象形文字“家”（屋盖下面有猪）的意涵，有一种家居的安定祥和景象，更能充当中国“家”文化的代表。 他们当然也喜好“番（汨罗人读之为ban1）椒”，即辣椒，用这种域外引入的食物抵抗南方多见的阴湿瘴疠；正如他们早就普遍采用了“胡床”，即椅子，用这种域外传来的高位家具，使自己与南方多水的地表尽可能有了距离。“番”也好，“胡”也好，记录着暧昧不明的全球文化交流史，也体现出蛮巫族群对外的文化吸纳能力。当欧洲一些学者用家具的高低差别（高椅/低凳，高床/低榻，等等）来划定文明级别时，这些巫蛮人家倒是以家具的普遍高位化，显示出在所谓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前卫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团（坐具）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具）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惭愧。 我们可以猜测，是多水常湿的自然环境，是农业社会的定居属性，促成了他们这种家具的高位化。当然，我们还可以猜测，正是这相同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分散、保守以及因顺自然的文化性格，无法获得北方部族那种统一和扩张的宽阔眼界，更无法获得游牧部族那种机动性能和征战技术，于是一再被北方集团各个击破，沦落为寇。 我曾经发现，这里的成年男人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这种不无僵硬别扭的姿态，曾让我十分奇怪。一个乡间老人告诉过我：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就是说，即便他们已经不再是战俘和奴隶，即便他们的先民身为战俘和奴隶的日子早已远去，无形的绳索还紧勒他们的双手，一种苦役犯的身份感甚至进入了生理遗传，使他们即便在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里，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这种遗传是始于黄巢、杨么、朱元璋、张献忠、郝摇旗、吴三桂给他们带来的一次次战乱，还是始于更早时代北方集团的铁军南伐？这种男人的姿态是战败者必须接受的规范，还是战败者自发表现出来的恐慌和卑顺？ 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过这种姿态。作为一种相关的推测，他说荆楚之民称如厕为“解手”（在某些文本里记录为‘解溲’），其实这是一种产生于战俘营的说法。人们都被捆绑着，只有解其双手，才可能如厕。“解手”一词得到普遍运用，大概是基于人们被捆绑的普遍经验。 他们远离中原，远离朝廷，生活在一个多江（比如湘江）多湖（比如洞庭湖）的地方，使“江湖”这一个水汪汪的词不仅有了地理学意义，同时也有了相对于“庙堂”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当年屈原的罢官南行，正是一次双重意义上的江湖之旅。传统的说法，称屈原之死引起了民众自发性的江上招魂，端午节竞舟的习俗也由此而生。其实，“舟楫文化”在多水的荆楚乃至整个南方，甚至远及东南亚一带，早已源远流长，不竞舟倒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娱乐与神祀相结合的民间活动，与屈原本无确切的关系。这种活动终以北来忠臣的名节获得自己合法性的名义，除了民众对历史悲剧怀有美丽诗情的一面，从另一角度来说，不过是表明江湖终与庙堂接轨，南方民俗终与中原政治合流。这正像“龙舟”在南方本来的面目多是“鸟舟”（语出《古文穆天子传》），船头常有鸟的塑形（见《淮南子》中有关记载），后来却屈从于北方帝王之“龙”，普遍改名为“龙舟”，不过是强势的中原文明终于向南成功扩张的自然结局——虽然这种扩张的深度效果还可存疑。 一些学者曾认为，中国的北方有“龙文化”，中国的南方有“鸟文化”。其实这种划分稍嫌粗糙。不论是文物考古还是民俗调查，都不能确证南方有过什么定于一尊的“鸟”崇拜。仅在荆楚一地，人们就有各自的狗崇拜、虎崇拜、牛崇拜、蜘蛛崇拜、葫芦崇拜、太阳崇拜，等等，或者有多种图腾的并行不悖，从来没有神界的一统和集权。他们在世俗政治生活中四分五裂的格局，某种弱政府乃至无政府的状态，与人们的神界图景似乎也恰好同构。我曾经十分惊讶，汨罗原住民几乎不用“可惜”一词，而习惯用“做官”一词代替：说一张纸弄坏了，说一碗饭打泼了，说一头猪患瘟疾死了，凡此等等都是它们“做官”了。这里面是否包藏着一种蔑视官威和仇怨官权的胆大包天？ 北方征服者强加于他们的绳索，并不能妨碍他们的心灵还时常在体制之外游走和飞翔，无法使他们巫蛮根性灭绝。一旦灾荒或战乱降临，当生存的环境变得严酷，这一片弱政府甚至无政府的江湖上也会冒出集团和权威，出现各种非官方的自治体制。在这样的时候，“江湖”一词的第二种人文含义，即“黑社会”，便由他们来担当和出演。宁走“黑道”而不走“红道”，会成为老百姓那里相当普遍的经验。一九七二年我还是个知青，曾奉命参与乡村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书工作，得知我周围众多敦厚朴质的农民，包括很多作为革命依靠对象的贫下中农，大多数竟是以前的“汉流”分子。“汉流”即洪帮，以反清复明为初衷，故又名“汉（明）流”。我后来还知道，这个超体积帮会曾以汉口为重要据点，沿水路延伸势力，在船工、渔民、小商中发展同党，最后像传染病一样扩展到荆楚各地广大乡村，在很多村庄竟有五成到七成的成年男子卷入其中，留下日后由政府记录在案的“历史污点”。其实，这个组织在有些地方难免被恶棍利用，但多数人当年入帮只是为了自保图存，有点顺势赶潮的意味，少数忙时务农闲时“放票”的业余性帮匪，也多以杀富济贫为限，与其说是反社会罪恶，不如说是非法制的矛盾调整。 有意味的是，他们一直坚持“汉流不通天”的宗旨，决不与官府合作。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影子官府，并没有活在体制真空。他们还有“十条”、“十款”的严明法纪，以致头目排行中从来都缺“老四”与“老七”——只因为那两个头目贪赃作恶违反帮规而伏法，并留下“无四无七”的人事传统以警后人。他们奉行“坐三行五睡八两”的分配制度，更是让我暗暗感叹：病者（睡八）比劳者（行五）多得，劳者（行五）比逸者（坐三）多得，可以想见，这种简洁而原始的共产主义，在社会结构还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对于众多下层的弱者和贫者来说，会闪烁着何等强烈诱人的理想之光。 当时同在南方渐成气候的红军，其内部的战时分配制度，难道与它有多少不同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江湖南国正是多事之地。一个千年的中央王朝，终于在它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绽开了自己的裂痕以及呼啦啦的全盘崩溃。英豪辈出，新论纷纭，随后便是揭竿四方，这其中有最终靠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湘鄂赣红军及其众多将领，也有最终归于衰弱和瓦解了的“汉流”及其他帮会群体，在历史上消逝无痕，使江湖重返宁静。同为江湖之子，人生毕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终局。 在我落户务农的那个地方，何美华老人就是一个洗手自新了的“汉流”。他蹲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完全想象不出他十八岁那年，就是一个在帮会里可以代行龙门大爷职权的“铁印老幺”——他操舟扬帆，走汉口，闯上海，一条金嗓子，民歌唱得江湖上名声大震，一刀劈下红旗五哥调戏弟嫂的那只右手，此类执法如山的故事也是江湖上的美谈。他现在已经老了，挂着自己不觉的鼻涕，扳弄着自己又粗又短的指头，蹲在箩筐边默默地等待。 保管员发现了他，说你的谷早就没有了。 他抬头看了对方一眼，然后起身，用扁担撬着那只箩筐走下坡去。他好几次都是这样：一到队里分粮的日子，早早就来到这里蹲着，看别人一个个领粮的喜悦神色，然后接受自己无权取粮的通知，然后默默地回去。 他太能吃了，吃的米饭也太硬了，太费粮了，以致半年就吃完了一年的口粮，但他似乎糊涂得还不大明白这个事实，没法打掉自己一次次撬着箩筐跟着别人向谷仓走来的冲动。 后来他去了磊石，那个湘江与汨罗江的汇合之地。据说在围湖修堤的工地看守草料和竹材，因为大雪纷飞的春节期间没人愿意当这种差，他可以赚一份额外的赏粮。但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不幸就死在那里。当地人对他的死有点含含糊糊，有人说，他是被湘江对岸一些盗竹木的贼人报复性地杀了，也有人说，他死于这一年特有的严寒。但不管怎么样，他再也不会蹲在我的面前拨弄自己粗短的指头。 汨罗江汇入湘江的磊石河口，我也到过那里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望无际的河洲，那河湾里顺逆回环的波涛交织着一束束霞光，那深秋里远方的芦花是一片滔滔而来的洁白。那一片屈原曾经眺望过的天地，渺无人迹。 金牛山下一把香， 五堂兄弟美名扬， 天下英雄齐结义， 三山五岳定家邦。 …… 江上没有这样的歌声，没有铁印老幺何美华独立船头的身影，只有河岸上的芦苇地里白絮飞扬。 1998年5月 布珠寨一日 布珠寨一日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散文集《海念》。 布珠，是湘西保靖县一个小小山寨。 寨名布珠，另叫“布足”、“不足”、“不住”也无妨，我看当地乡干部们把它写成各式各样，不拘一格，大概怎么写都行，只是把它们当作土语的译音。像这里很多奇怪难解的地名一样，原初词义往往埋藏在谐音的汉字里，死了，无迹可寻。 当初第一个叫出bu zhu的人，发声时的惊喜或哀愁，已湮灭在茫茫的大山之中，化作了深秋时节的某片落叶或某只野鹿的低鸣。 乡政府的秘书对我说：“你要去布珠？不要去了吧？三十七年来，县干部去那里，也只有两次。” “为什么？” “太难走了。那是我们乡的西双版纳。” 他说话的时候，我瞥见他身后的地坪里，横七竖八躺了些墓碑坯子，都有一个插楔，像短短的龟头。这些石坯表面平滑，空白，不知在等待谁的姓名。 我憎恶这些鬼头鬼脑的石坯，更加决计要去布珠了。去布珠不能乘车。一大早我就下了河，搭乘木船溯流而上。清冽冽的河水流得很急，从船底下冒出一圈圈旋涡。遇上白浪花花的险滩，有些汉子便卷起裤脚下船，把纤索扣在肩头，屁股翘起来，头颈向前撅挺，下巴几乎要锄着卵石和草叶尖。他们对一河碧水极为默契，有时在水波平稳处拉得十分卖力，有时在激浪翻腾处反倒伸直腰杆放松纤索，为某一句粗话哈哈浪笑——行外人对这一切看不明白，但只要仔细看上一段，便知道他们或急或缓或劳或逸都必有其理——船已经爬上滩来。 船靠拢一个寨子，把我们卸下。我们穿寨而过开始登山。钢色岩壁大块大块地烙进目光，压迫着眼球，使你的全身开始抽紧，而且找不到树木，找不到人和水，来缓解眼球的紧张。连喘息和诅咒也开始变得干枯。 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枯山上还有人迹。向导是下山来接我的村长。他说布珠的先人原来住在辰州府，有次赶山猪，竟赶到了这里，飘了一把火，发现这里的土很肥，“肯”长麦子，便在这里安家了，一住就是几百年。 真是这样吗？我到过好些深山里的偏僻小寨，听人们说起他们的先人，也都是原住大州大府的，都有过荣华富贵的往昔。那么他们当初是因什么样的信念而弃绝都市遁入荒野？抑或关于往昔的传说，只是他们一种虚荣的杜撰？ 我说，山寨如此偏远，交通不便，寨里的人不想迁下山去么？ “住不惯的。”村长理由充足地笑起来。他说，有一次寨里某人进了趟县城，钱袋被劫贼偷去，以后便很少有人随便进城。都传说街上的小偷厉害，标致的女人更会勾魂，只看你两眼，就让你把钱财乖乖地送过去。再说，布珠人不大会算数，做买卖总是吃亏。布珠人也不会讲官话，一嘴土话丑死了，城里人哪能听得懂？——因此布珠人最多只去附近的墟场上转一转。 “就从不想出去闯闯世界？” “莫想的，莫想的。” 路越来越险了，有时窄得只能容人侧身蟹行。崎岖小径马马虎虎黏在岩壁上，旁边便是让人气短目眩的幽幽深涧。山谷里的风又冷又猛，鼓得人轻如薄纸，飘飘晃晃的，不由人不腿软，怯怯向前探去，总是迟迟才踏到硬实，迟迟才相信自己已经踏到了硬实。 我们又翻过两个坡，过了个山口，钻过一片桐树林子，总算遥遥看见前面山上几柱袅袅蓝烟，看见了山寨。那是些黑苍苍的木屋，拥挤交错，分成两窝，相距不算太远，据说容纳了百多人口和十多头牛。牛是很小时被男人背上山的，养大了再出力——这当然是山路太窄以至大牛无法上山的缘故。我注意到，村口有两条狗打量着我，还有四五个后生上来围观。他们戴着黄便帽，或穿着化纤质料的喇叭裤，完全是小镇上的时兴装束，倒也没有我想象中的披茅挂叶。 村长冲着其中一位说话了，好像很不高兴，咕哝着我听不懂的什么。事后村长解释，他刚才是批评那个后生太懒。这家伙有五兄弟，唯有他讨了个老婆，但老婆很快就嫌他，跟老四睡去了，使他气得闷了几天，一直没下地干活。这还不该骂么？他自己不争气，还打算老婆来养他？那女子嘛，当然也是水水的（意思是不太好），恶，半傻，还好吃——好货哪肯嫁到山上来？ 我们进了这位老大的家门。屋里暗得什么都看不清，隐隐有张床的影子在暗中潜伏，上面似乎有旧絮一堆，不知沤制过主人多少思念女人的残梦。浓烈的酸臭味似乎是堆积的某种固体，我退半点，嗅不到了，进半步，鼻尖又碰撞了它。居然没有椅子。门边的鼎锅里有半锅黄乎乎的包谷糊，冷冷的，被挖去了几团，挖空之处便积有浅浅汁水——大概这一锅已被主人吃过两三顿了。 老大笑了笑，敬给我烟丝。他舔烟纸的时候，露出焦黄的牙齿，很稀疏。 “日子过得下去吗？”我通过村长的翻译问他。 “有肉吃了，有肉吃了。” “你不要发愁。打扮得漂亮点，到山下再去讨一个妹仔来呵。” 黑脸裂开了几道肉纹，像是笑。村长再次翻译：“他说，莫害了人家女子。” 门口围着几个后生，嘻嘻谈笑，遮蔽得屋里更暗。他们同村长说话，我听不懂，仅仅可从一大堆声音中捕捉几个耳熟的词：“乡政府”、“汽车”、“汽油”一类，用的是汉语，他们只能音译的外来语。粮食在他们嘴里则成了“妈妈”。大概他们把粮食视同乳汁，而乳汁源于妈妈，就有了这种叫法吧？细想下去，千万母亲终身劳苦，直至形神枯槁，不确实是粮食一般被孩子吃掉了？可惜，唯有布珠人能用词语顽强标示着这一事实。 我听懂了，他们表示惊奇的叹词则是：“了了！” 我告诉他们电视有什么用途。 “了了！”他们显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他们，应该办学校，上学校，学会乘除法以及物理化学。 “了了！”他们摇着头，觉得太难。 他们都有生动的脸，属于自己表情的脸，像浸透了阳光和神话的一颗颗野果，勃发出红鲜鲜的光彩，不似都市上班族那般经常呆滞和漠然。 我看到村长又在呵斥着他们，稍后他才向我解释：“这些骚牯子……以为你带了一队女子来了。” “什么意思？” “说起来话就长了。”他给我点燃烟，“六年前省妇联两位干部来了，了解情况。其中一位大姐心善，看见这里引水管冻炸了，鸡又发了瘟，直流眼泪。她走了以后，后生们就一传十十传百，说省政府会派三十个妇女上山来扶贫，解决单身汉的问题。” 后生们听到这里，此伏彼仰地笑开来，有人在抹鼻涕。 我得说实话：“对不起，我这次一个妇女也没带上山来。” 他们眼中透出了对政府的失望。 我这才注意到，自进寨以来，我很少见到女人，即便见到两三位，也或瞎或跛多少有点残疾。温柔的女人们到哪里去了？女人是水。她们当然流向富庶的地方，流向城镇，流向工业。村长告诉我，这个寨子大约一大半男人是光棍，为了接上香火，寨内近亲通婚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于是残疾人便一窝窝地多了。 缺少女人的寨子，也就缺少了秩序和整洁。这里的房子都建得马马虎虎，大半是草棚，最好的也只是半瓦半草。木墙板参差不齐疏疏漏风，好几家没有装大门，看来也没打算装了——他们缺少女人甚至就缺少了私有的界线。你可以想象男人们并不把这些房子看作“家”，无论昼夜都没必要掩门，敲门也纯属多余从无回应。他们男人之间酒气醺醺的亲密，不需要用门来隔断。 但他们把坟墓建得非常宏伟而精致，哪怕是一个小孩夭折，墓室也必用方方正正的大岩砖砌成，有堡垒般大小，威风凛凛。高大坚实的墓碑总是被细心打磨出来，或圆或方的线条极其精确，一丝不苟，其石料更是细密坚固殊为罕见。我不知道人们对墓碑如此重视和考究，是否表达着他们的某种信念。也许生存只是羁旅，死亡才是永存，墓地才是无限漫长岁月的居室，因此需要一张真正可靠的门——墓碑。这些墓碑无非炫示着死亡对生命的诱惑，对众多低矮草棚的诱惑。 墓地密密匝匝生长着很多芭茅，有蝴蝶飞舞。 这天，我就住在村长家——寨子里最富足的一户。他拿给我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但小匣子已经坏了，没法让我享受现代文明。他让我吃了腌麂肉、虎肉干以及野藠子，十分惭愧没有猴肉了——猴子都被山那边的四川佬捉光了。他还慷慨地让我洗手洗脚。我虽然知道水泉在两公里之外，虽然不愿挥霍他家的水，但没法抗拒他的热情。昏暗中，我把双脚伸入木盆，触到了水里的饭粒以及滑溜溜的什么杂物，不知道这是洗过了什么的汤水。我没法在油灯下看清，也没敢问。 火塘里跳跃着一堆火苗，牵动着旁人眼中金色的光点。好些男人来了，背负着黑暗，用一只大碗传递着辣辣的包谷酒，说着热乎乎的话。有一位后生能说些汉话，告诉我赶山猪的故事。他说老山猪最狡猾，懂得人言的。所以打山猪的话都必须规定暗语，讲反话，说东边，意思就是西边或者南边。不然的话，只要发现野猪的人向同伴一叫喊，老山猪听到了，你说它往南边跑，它就掉头朝别的方向跑。它跑起来经常蹑手蹑脚，看准了时机才猛冲，冲你个措手不及。有时候，它专挑有人声的地方冲，知道没有人声的地方反而有埋伏，有枪口。一般来说，打第一枪的人没什么危险，打了第二枪，山猪才会发烈。这些家伙气力大得吓人，两颗獠牙一分，足有几尺宽，像两把大刀杀得草木哗哗哗直响，冲起来排山倒海。这种老山猪打死之后，你在它身上可以发现好多处伤疤，都是它一次次在枪口下死里逃生的记号——它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英雄哩。 他们又说，打白面狸可用夹套，也可以等它们自己来“跌膘”的时候去抓。白面狸一到冬天就要跌膘的，自己爬上树去，一次次跌下来，要跌好多天，跌瘦了，跌得不痛了，才进洞去过冬。它们跌得昏头昏脑的时候，最笨。 但有一老人叹了口气，说现在大河里有了机器船，山上也在拉电线，阳气越来越重了，猎物就越来越稀了——动物都是属阴的。 火苗所照亮的一张张男人的脸，也都沉默而忧愁。工业夺走了他们的女人，也正在夺走他们的猎物，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在火塘边喝着残酒回忆。 一个光屁股小孩也在火塘边抢酒喝，稚嫩的生殖器晃晃荡荡，如同一蒂脆嫩的胚芽——它将要生长出枝繁叶茂的家族，喷放出整个人类么？ 第二天，我起床时两腿全是痒痒的红斑，不知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跳蚤臭虫滋生的缘故。我本来想在这里住上三四天，终于有点熬不住。村长看出了我的心思，要提前送我回乡政府去。我们在一排排高大坚实的墓碑之前走过，在布珠人神奇的昨天之前走过。不远处有两只白山羊，挂着长长的胡须，鲜红的眼睛盯着我，十分平静安详——眼圈红得像刚刚哭过了漫长一夜。 咩咩咩——它们柔软的嘴唇挪动了，引得满山的羊都应和起来，咩咩咩咩咩，分明是此起彼伏的冷笑，在山谷里浩浩荡荡地流淌。而这两只羊一掉头，欢快地蹦上了山坡。 它们在冷笑什么？ 村长托我把一包麂肉干捎给他儿子，他儿子是布珠唯一的大学生，去省城读书和工作已经六年，从没有回过家。 “你不捎信让他回来看看家？”我问。 “他不愿意回来的。”村长略显苦涩地笑了笑，“我也不要他回来，不要他回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送了我一程又一程，已经看见河湾了，还不愿意回去。也许他当年送儿子去省城也是这般情景。他知道儿子不再回来。他知道我这一去也不再回来。他微笑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远远地走吧，不要回来，不要回来——甚至不要回头。 布珠永远是孤独的，不需要人看望。 我猛地回过头去。老村长不见了，眼睛红红的白山羊不见了，只有钢色的岩壁和岩壁溢满视野。布珠已被重重叠叠连绵接天的群山席卷而去。 妈妈——布珠教给远行游子们对粮食的称呼，也终将被群山席卷而去。 1987年7月 山里少年 山里少年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3年《文汇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a乡小学九月一日秋季开学，但初中部没有任何动静，教室里空空荡荡。原因是报到注册的学生太少，学样只得停课两周，让老师们分头下村去搜寻学生，劝说他们重返课堂。据老师们说，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较高，情况好的话，他们最终能把七成左右的学生稳定到毕业。 初中生流失成了农村新的现象。学习枯燥无味而且负担重，造成了孩子们的厌学。读了书仍无就业保证，正在使家长们失望。钱当然是更重要的问题：在国家教育部门反复整改过后的二〇〇二年，最低一档的收费标准，是小学一年级新生的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后补课、试卷、资料、校服、活动、保险、卫生等方面的开支。一个孩子如果想读上高中，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更意味着一场洗劫。据现行法规，农村的义务教育范围不包括高中，于是这里高中的收费较为自由。一个学生为此差不多得花费年均万元，用农民的话说：打个瞌睡也有价钱，你就权当自己已被学校里绑了票。这种文明的大规模“绑票”，使农村高中风光无限，而且成了乡镇企业普遍滑坡以后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财源。在这个财政困难的县，所有的县属高中不仅得不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反而每年都得像工商企业一样，向县财政上缴所谓数以百万计的“利润”，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恐怕也是惊世奇闻。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是小学一年级三百多元收费，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类收费的近一百倍——而这同一时期内的稻谷价格只增长了五倍，猪肉价格只增长了六倍，竹材价格甚至不升反降。这意味着，慢进快出之下，农民从这些年市场化进程中即算获得了收益，也通过教育这个渠道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刮走了。我身边的事实是：李本仁为了供养儿子上高中，只得带着老婆和女儿倾巢出动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和蛛网封门的家。周家老迈则听任老婆在东莞给人家老板当二奶，还给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床之时也不愿老婆回家。他说：“多干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儿子今年要考大学了。” 就在他们家破人去之时，钱却哗哗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远方的城市：这个省众多出版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利润来自教材和教辅，富有得就像一位编辑夸耀的：“单位上除了老婆不发，其他什么都发。”出版社与某些教管部门、学校、书店等组成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而且垄断化的受益同盟，无异于组成了巨大的抽血机器——他们的员工住进了新楼以后马上又要换上更新的楼，一批批公费游玩了港澳以后又要去游玩欧美。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对教材限价的国家政策还大为不满，说这将破坏改革开放，将毁灭所谓出版发行领域里“社会主义的主渠道”。 受益方当然也不是没有压力。根据市场交换的规则，对方一手交钱，你就必须一手交货，比方学校就得交出文凭。这才能算作买卖公平。a乡的很多初中文凭就是这样颁发出去的，哪怕一个初中毕业生还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题目。但家长既然交足了钱，就有权获得正当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文凭不再是对知识和能力的衡量，更像是一种市场上的有价证券。然而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a乡教师们在高价卖出一张张文凭以后，自己一堆堆的培训证书也是高价买来的。他们奉命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仅要参加各种业务考级：普通话、计算机、教学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没有中专文凭的要考中专、没有大专文凭的要考大专、没有本科文凭的要考本科……所有应考者都得参加培训，所有受培训者都得交钱，至于交了钱以后是否参加培训，参加培训是否真能学有所获，就不那么重要了——那不过是交易之外的虚文。因为离县城很远，有六十多公里，路费不堪重负，a乡教师们每逢周末只是推选代表去县城听课，到后来连轮值代表也不履行职责，若没赶上汽车，就去种菜或者钓鱼了。但这一切并不特别要紧，与文凭的获取并没有关系。据说省里来的王琳讲师对此非常惊讶。她脑子里只有老式概念，一心想让学员们在取得文凭之前获得最多的知识，因此把培训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准备。 但她发现学员们开始是迷惑不解，继而怒不可遏。“我们都交了钱的，还要我们学得两眼发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他们大声说，“你们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绝学员们的宴请和送礼，又拒绝透漏考题，结果几乎成了人民公敌，被学员们的罢课整得灰头土脸。她甚至成了培训主管部门不欢迎的教师，再也没有收到过授课邀请。显然，她只是一个干扰文凭交易游戏的麻烦制造者。 教育就这样远离了知识，当然也就远离了正常人格。我在a乡的走访一次次滑入困惑。我发现这里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大多是没读多少书的。我认识的老李家虎头，只读过初中，是个木匠，但对任何机器都着迷，从摩托到门锁均可修理，看见公路上一辆吊车也要观察半天，是一位百家相求的“万事通”和“百能里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富足。我认识的另一个后生，即周家峒的献仁，更是连初一也没读完，忙时务农，闲时经商，偶尔也玩一玩麻将或桌球，但并不上瘾，已经娶了个贤惠妻子，见邻居有困难都乐呵呵地上门相助，走在山路上还哼几句山歌。与此相反，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下地干活也是突围的出路之一。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和怀才不遇。 我曾经想帮助这样一位知识青年，就让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从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学会打字，更没有学会查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玩电子游戏，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奖号码——a乡的地下私彩这两年正是高峰。他对我投来疑惑的目光，不相信央视网站和港府网站上没有猜码的暗示，也不相信香港影星张国荣没有做过变性手术。他再一次证实了我的愚蠢：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万恶的电脑使儿子成天在荧屏上寻找知音和安慰，更为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对父母有更多蔑视和冷漠。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责怪我，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他们提来一只母鸡，对我送来的现代化千恩万谢。 我能说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说，只能庆幸那台电脑终于成了一堆破烂，庆幸一个备用硬盘还扣在我手里，当时没有一股脑都交给他儿子。我还知道有一场危险的念头正在脑子里升温：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辍学，没有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我是否应该庆幸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尚有大量的山里少年未来得及受到现代精英教育的心理污染和精神残害？ 这个念头似乎荒唐——但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地方的教育已经使事情变得这样荒唐，对于巨大的边缘化社会群体来说，一方面是读不起书，一方面是读了书以后更加无能为生，甚至无心向善，以至山里人也许需要用失学和辍学来护佑人心，阻止下一代人向充满着蔑视、冷漠以及焦灼不宁的惨淡日子滑落。 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两难之境。 山里人是朴实善良的。他们的家居正堂里，常常供着“天地君亲师”的排位，显示出“师”是社会道德的最后支撑，是他们心中最后的寄望。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师”，这个人心中最后的依恃，也在市场化的拜金主义大潮下崩溃，他们将会走入一个怎样的未来？而这个千万人的未来能否被现代精英们绕过去？ 正因为如此，我想起了我并不很熟的王琳讲师。她也是从农村来的，肯定也背负着沉重甚至辛酸的故事，但她顽强坚守着教育最基本的定义，人生的每一步，包括在一场文凭供求游戏中无奈退场，也许都有我们不易察觉的伤痛。我向她遥遥致敬，希望她有一天能重返山乡，接受我一碗清茶的尊敬。 2003年9月 世界 世界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4年《花城》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还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 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注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一场文化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因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会于心，但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精彩。他们被尊为区域性名人，但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作者可以在艺术上平庸得一塌糊涂，唯独有一点上却绝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做派吓得两眼发直，大气都不敢出，于是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之际，既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追究。让记者高兴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懂得在诉苦之余还应加一点文化作料，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比方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汽车赛一样来看绣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制造者更应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张用方言做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的语言专制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暗，结果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办法来充塞版面和空洞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但语言品格的退化眼下在更多地方表现为鄙俗化，表现为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语言的暴力，但它排泄在流行歌曲和野鸡小报里，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诱发出油滑、浅白、混乱、人云亦云，还有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相配合，无法用来演出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经常标榜道德造型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只合适男盗女娼醉生梦死的恶俗读物，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是憎恶“文革”的，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脱不了“文革”的流行词语和常用句式，每到哗众之时，对旧时代的做派、手势、歌曲等等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突然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下贱的语言潮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着官腔和流氓腔的语言繁殖，那么必定已病相深重。 七 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割让——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主人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与人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描述历史和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尊重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 谈主义很容易简单化，摆出一个民族主义的爱国英雄姿态，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和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戏说了一种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老成和审慎。他们是名楼名车的买主，却已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兴趣。他们的目光正在越出国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因此他们往往比外交官更熟悉伦敦或芝加哥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虽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却通过便携电话正追踪着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荧屏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在中国的临盆和成长。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难。如果他们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港办公司，当然会警惕藏独或港独的游说。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的中文热，比方说让香港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当然也感到了热烘烘中文的压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经据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表白。比方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限，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符号和利益载体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不光是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新高扬民族的战旗，连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常用词。“本国优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多见。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既然上帝不再出现在裁判席，既然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理想，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充当民族的胶黏剂？于是，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 九 “民族”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实际上是它的词义日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等等。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〇年的调查中，美国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种”的美国，只好用爱国主义来置换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难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批抛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电视机使我们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以及歌谣，一幅幅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还能不能在其中寄寓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唯有语言。是一种倔头倔脑的火辣辣方言，突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语言是如此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唯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语言，是各个民族决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m·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服从英语霸权，情愿忍受太多的麻烦，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协商。这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也把语言视为重要战线。反抗中心，挑战主流，保卫文化多元性，少数激进人士甚至拒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他们宁愿狭隘也决不卑屈，宁愿孤立也决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叫“政治正确”，其英文简称叫pc，与个人电脑的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昆塔”。 血迹未干的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丧失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狭隘一种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哈哈嘲笑？ 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只是保卫一盒录音带的无谓代价？ 十 有一种表达的困难。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场演讲对于他们来说很乏味，让人失望。他们目光涣散，东张西望，甚至连连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后一排的西蒙——谢谢你一张孩子脸上遥远的笑容给我安慰。 他们敷衍地鼓了掌，没有提问的兴趣，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总算熬过了不可忍耐的停电，现在光明大放，可以好好乐一乐了。他们向那个刚才谈女人内裤的作家微笑，向那个刚才谎称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请教，请那个出示绣花鞋并且当众流泪的作家去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他们离开我，离开了一个失败者，一件滞销产品。他们希望有趣味的谈资，有印象的表演，有独特性的刺激，观众总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必要对乏味客人表示过多的关照和礼貌，更没必要费气力来探究什么方言。 有一个人甚至眼中透出讥嘲，对我刚才的违拗给予报复：“你是湖南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请问下一个最伟大的湖南人是谁？——不包括你。” “好吧，我听说你也是a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请问a大学下一个最伟大的人是谁？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克制地笑笑，把不甘罢休的目光暂时落入纸咖啡杯。 我必须这样回答，还击这一类无聊的挑衅——不管他是大报记者，还是学院院长、出版商、文学大奖的评委。这种来自东方的不恭，当然更令他们不快。 我再一次失败，这几乎在意料之中。我苦于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少缺少语言的机灵，来挽救败局。我得承认自己的平庸和笨拙。这没有什么。我宁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也不愿意哗众表演，比方掏出一只可疑的绣花鞋。我甚至不会玩一次仇外的偏激，宣布自己就是国粹派，就是看不起他妈的西方，就是仇恨莎士比亚以及一切白人文学的霸权——那样也容易，至少是一种极致，一种风头，一种未必得到赞同但至少可引人注目的惊险节目。经验证明，很多西方人宁愿遭遇敌手，也不愿意承受乏味。 我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是读过莎士比亚的，是喜欢欧洲文学的——从我在乡下的知青户开始。那时我和同学们在下乡前偷袭了学校图书馆，胡乱偷了一些书，来打发乡下阴暗的雨季。 那个美丽的语言世界让我永远怀念。 我终于明白，语言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别的什么，都承载和沉积着人的经验，人的思维和情感，推动了人脑的发育和进化，完成了人群的联系和组织，使人具有人性。作为先民的遗赠，语言守护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能，也担当着人类文化共同性的可能，使人们得以在差异中融合，在交汇中殊行。 我们接受了过于复杂和零碎的地图，我们的肉体分泌出彼此相违的利欲，唯有真理的声音，一种高远澄明嘹亮的精神，可以跨过国境，穿越不同的肤色和发色，为全人类彼此相同的心灵所倾听——如果心灵和心灵都还醒着。 即使面对空空如也的座位，我也仍然这样说。 十一 地球并不算太大，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一个人走出县，走出省，当然也可走出国，可以爱其他的国家。正像我们不可想象黑人都留在非洲，白人都守住欧洲。我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常常并不比国内的朋友离我更远——无论是地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那么也就无须大惊小怪。 区别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是否还有同情和热爱——在热爱远方的土地之前，你是否热爱脚下的土地？我们从脚下的土地开始了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后，一次次从陌生中寻找熟悉，让遥远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无限往事。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人口和太多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如同一张磨损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就埋葬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你没法重新选择童年或少年，一只口哨，一个铁环，一个打兔草的竹篮，或者一盏雨夜里瓜棚的孤灯，都先后遗失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母语，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荒唐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这样的人，也是远方黑压压的那些你陌生的人。 1994年8月 笑容 笑容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5年《新闻出版报》。 中国书展在巴黎举办期间的一天，几个中国作家应邀在一华人家里餐聚，照例七嘴八舌地抬杠逗乐，不时发出哈哈大笑。在场的法国驻广州总领事跟着笑，然后感叹：中国真是一个快乐的民族。要是十个法国作家坐在一起，气氛一定会拘谨和沉闷，绝没有你们这样的开心。 此人是个中国通，所言也不像是客套。 中国人确是一个爱笑的民族。即便是身处困境，即便生活在似乎不应该笑的日子里，也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坏事变好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此等等，自我宽解和苦中作乐的能力仍然很强。听听老北京或老长沙的市井聊天，读读老舍的《骆驼祥子》和鲁迅的《阿q正传》，沉重苦涩里不时透出中国人的苦笑，与耶稣受难式的西方悲情不大一样。 再说，眼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笑声渐多的时代。对比近一百年前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已表现出东土复兴之象。对比近一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现在的文化西传也让人兴奋——光是在这次书展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法译作品就数以百计，老中青几代作家，有的一两本，有的五六本，其翻译质量和接受程度虽可存疑，但仅就品种数量而言，较之法国文学对中国的进口，如果不说是顺差，至少不再是逆差。不但如此，更多的年轻作家还在一批批进入法国汉学界的视线，阎连科、东西、魏微、李洱、红柯、盛可以……这些名字不一定被所有中国读者熟悉，但已经在那边口口相传，已经或可能将要成为译家们下一步捕捉的热点。这种关于中国文学的近乎热炒，当然是中国人不会拉长一张脸的理由。 中国人较少西方礼仪的规驯，笑起来大多任性而为，无所节制和忌惮，一笑就爆，一笑就闹，一笑就烂了一张脸，有点野生物种纯属天然的味道，在巴黎优雅的社交场合叭叭叭地绽放，无异于一次次噪音施暴。面对西方人的暗暗惊疑，我曾经想做一点解释和辩护。我说，笑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受到文化制约的心理表现和生理形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天然的笑容其实日趋少见，更多的笑容正在由好莱坞一类霸权媒体批发。比方你在新生代电视一族的脸上，分明可以发现都市化的笑容一号、笑容二号、笑容三号……微笑或浅笑，嘲笑或媚笑，都常常浮现出影视明星们的规格和标准，是影视样板对日常生活的表情强制，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表情移植，于是村姑如今也可笑如上流贵妇，小白脸则可能刻意绷紧一张牛仔或警长的酷脸。 我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个意思的。这一说，把听众们逗乐了。但也看得出来，那一刻他们大多笑得有点不自在，大概都在意识和检讨着自己的笑容，甚至下意识避开我刚才指出的标准一号或者二号。只有一个胖老太，不再分寸准确地嫣然或粲然，竟笑得前俯后仰不能自持，事后对我说：“你们中国作家说得太有意思啦，哈哈哈！” 对听众们搞笑，对于访法的很多中国作家来说不是难事。所以几十场座谈会下来，多是气氛热烈笑声满堂，让东道主十分满意。不过，用笑声来打发一切问题，包括绕开或折扣很多严肃的问题，便成了耍小聪明的噱头，失之于中国文化里的轻浮和油滑。未谐而笑，无乐而笑，应付人事之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急匆匆地笑上一大脸，也有过分的卑恭逢迎之嫌，多少透出了一点弱势民族惯性化的心理虚疾。我旁听了一些座谈会，远远观看台上的动静。说实话，单从形体美学的角度来看，我喜欢中国人的笑，但也觉得某些同胞的笑脸过多，或者说笑的不是地方，比如在该紧张之际油滑得过于轻松，比如在该轻松之时逢迎得过于紧张，如此等等。相比之下，进入人类命运和思想艺术追求等严肃话题时，有些法国作家脸上那种认真劲头，那种端庄、持重、沉稳、聚精会神、两眼逼视、眉梢微挑等等，无论出于本真还是带有几分造作，都显得更为可爱和可敬。 人家高卢人功夫深着呢。从武士传统和教士传统中修炼出来的这一套面容遗产，从都市社交沙龙里打磨出来的这一套面容纪律，不是我等随便模仿得了的。 何况世界上还需要各种认真，何况世界上很多思想情感毕竟在笑声之外。一个时刻正在到来，那个时刻你想视而不见却无法回避。在这一个正在到来的全球性严峻大变局面前，中国文学也许应该更多一些不笑的表情——像鲁迅先生盯着我们时的一脸肃静。 2005年月11月 守住秘密的舞蹈 守住秘密的舞蹈 注释标题 此文最初发表于2016年《十月》杂志。 总统的尴尬 飞行三个半小时，转机等候四小时； 再飞行十四小时，转机等候五小时； 再飞行九小时……差不多昏天黑地两昼夜后，飞机前面才是遥遥在望的安第斯山脉西麓，被人称为“世界尽头”的远方。 随着一次次转机，乘客里中国人的面孔渐少，然后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消失了，甚至连说英语的男女也不多见，耳边全是叽叽喳喳的异声，大概是西班牙语或印第安土语，一种深不见底的陌生。但旅行大体还算顺利。只是不再有机场提供行李车，行李传送带也少得可怜以至旅客们拥挤不堪热汗大冒，一位机场人员还把我和妻子的护照翻来翻去，顿时换上严厉目光：“签证？” 我有点奇怪，把美国签证翻给他看，告诉他数月前贵国早已开始对这种签证予以免签认可。 他似乎听不懂英语，又把护照翻了翻，将我们带到另一房间，在电脑上噼里啪啦查找了一阵，没查出下文；翻阅一堆文件，还是没找出下文，最后打了一个电话，这才犹犹豫豫地摆摆头，让我们过了。 这哥们对业务也太生疏了吧？ 这几个月里他就没带脑子来上过班？ 接待我们的s先生听说这事哈哈一笑，说智利的空港管理已属上乘，拉美式的乱劲儿应该最少。想想不久前吧，中国总理前来正式访问，女总统亲自主持的迎宾大典上也大出状况，音响设备播放不出国歌。有关人员急得钻地缝的心都有。中国总理久等无奈，只好建议，不要紧，我们来唱吧。女总统于是事后向歌唱者们一再道歉和感谢：你们今天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呵。 这一类事见多了也就没脾气。临到开会了会议室还大门紧锁，钥匙也不知何处。好容易办妥了留学签证和入学手续，上课一天后却不知去向。约会迟到不超过半小时的，已是这里最好的客户。领工资后第二天还能在酩酊大醉中醒来上班的，已是这里最好的员工。你能怎么样？一位在墨西哥打拼多年的广东b老板还说，有一次，几个有头有脸的墨方商业伙伴很想同中国做生意，他把他们带到广交会，特地设一豪宴，替他们联系了局长、副市长什么的，但等到最后也没等来求见者。更气人的是，事后问他们为何失约，为何关手机，他们在夜总会玩得正爽，笑一笑，就算是解释了。 b老板说，笑笑还是好的呢，不然他们会搬出九十九个理由来证明自己根本没错，比如中国人为什么要做金钱的奴隶？ 其实拉美人不都是这样粗枝大叶、吊儿郎当、寻欢作乐甚至好吃懒做，不都是“信天游”“神逻辑”的主儿。但放眼全世界，连智利这样高度欧化的国家也有盛典上的离奇尴尬，其他地方掉链子的还会少？ 军人政权频现大概也就事出有因了。在过往的百年动荡里，大凡后发展国家都挣扎于农业文明溃烂过程中的贫穷和愚昧，面对社会“一盘散沙”的难题。要聚沙成塔，要化沙为石，要获得一种起码的组织化和执行力，如果不依重政党（如俄国、中国）和宗教（如伊朗），大概就不能不想到军人了。当混乱与高压的两害相权，总得挑一个轻。当自由与温饱无法两全，光在理论上把它们捏拢了搓圆了，又管什么用？军队是一道整齐而凌厉的色彩，具有统一建制、严格纪律以及强制手段，配以先进通讯工具，还有大多数领军人的较高学历。一旦遭遇社会危机，这道色彩便最容易在各种力量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碎片化社会最后的应急手段。于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炮声是最有效的发言，右翼的布兰科（巴西）、翁加尼亚（阿根廷）、阿马斯（危地马拉）、阿尔瓦雷斯（乌拉圭），德弗朗西亚（巴拉圭）等，左翼或偏左翼的贝拉斯科（秘鲁）、卡斯特罗（古巴），阿本斯（危地马拉）、贝隆（阿根廷）等，都是穿一身戎装走向国家政治权力巅峰。 中国人所熟悉的切·格瓦拉，记忆中定格为头戴贝雷帽的那位现代派耶稣，日后被流行文化不断炒卖的那位正义男神，献身于玻利维亚山地战场，其实也是这众多故事中未完成的一个。 与格瓦拉不同，智利前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他用坦克攻下了国防部，然后下令两架英国造的“猎鹰”战斗机升空，至少向总统府所在的莫内达宫发射了十八枚导弹，一举剿灭了民选总统阿连德——这件事曾在中国广为人知。这一幕狂轰滥炸，我在四十多年后聂鲁达博物馆的小电影上才得以目睹。播映厅里突然浓烟四起。观众面前的飞机俯冲尖啸。当时头戴钢盔的总统拒绝投降，操一把ak47，率几十个官兵正在做最后抵抗，再一次留下现代骑士的悲壮身影。作为他的密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社会主义者，聂鲁达却帮不上什么忙。他所能做的，就是坐在我眼下抵达的这个海滨别墅，这个著名的船形爱巢，在政变的十二天后郁郁而终。他留下了第三任漂亮的妻子和桌上大堆的革命诗和爱情诗。 有意思的是，皮诺切特以密捕和暗杀著称，欠下了三千多（另一说是近两万多）条人命的血债，日后受到国际社会几乎一致的谴责。但他的经济政策在智利一直陷入争议。至少很多人认为，正是他治下十七年的强制改革，使自由化行之有效，赢得了经济提速，奠定了日后繁荣的基础——这样说，是不是不够“政治正确”？是不是涉嫌给恶名昭昭的军人独裁洗地？其实危地马拉人评价他们的前总统阿本斯也是如此。尽管很多人厌恶那位左翼军头的土地改革、没收买办资产、反殖反美的外交政策，恨不能将其批倒斗臭，但大多数还是承认，至少是私下承认，他左右政局的十年（一九四四—一九五四）算得上该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十年——这事又能不能说？ 眼下，无论左翼右翼，将军、校尉们的背影都逐渐远去，太多往事成了一笔糊涂账。很多当事人已不愿向后人讲述当年。何况流行的这主义那主义，已把往事越说越乱，越说越说不清了。 “谁是皮诺切特？”一对智利青年男女面面相觑，没法回答我的问题，只能在酒吧里继续玩手机。 “甲级联赛里没一个这样的球星呵。”另一位睁大眼睛。 我没法往下问。 莫内达宫在窗外那边一片清冷，早已消除了墙垣上的弹痕累累，只有一群鸽子腾空而起悠悠地绕飞。 群楼的天际线那边 飞机降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夜幕缓缓落下了。时间还早，但这个七百万居民的大都市已静如死水，连中央闹市区的街面也空荡荡，除了昏昏路灯下三两黑影闪现，大概是流浪汉或吸毒者。商家们都已关门闭户，到处一片黑灯瞎火，连吃个三明治的地方也没法找。我们没备随身食品，看来今天得苦苦地饿上一夜了。 一个特别漫长和寂静的夜晚。 受饿的原因不难猜想。第二天一早，发现宾馆大门以紧锁为常态，保安大汉须逐一验明客人身份才放行出入。几乎每个小店都布下了粗大的钢铁栅栏，用来隔离买卖双方，以至走入店铺都有一种探监的味道。陪同我们的s女士感叹，哥伦比亚诞生了文学巨匠加西亚·马尔克斯，却以毒品和犯罪率闻名于世。不要说街头抢劫，就是入室打劫，我的妈，她刚来两个月就有幸领教过一回。 在她的指导下，我们绷紧神经，全面加强戒护，但百密难免一疏，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到麦德林的第三天，时时紧捂的挎包还在，单反相机等也一五一十安然无恙，但就在挤上轻轨车的瞬间，导游的手机还是不翼而飞。 他是热心前来带我们观光的一位前外交官。 我们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们由轻轨转乘缆车，很快就腾空而起，越过屋顶和街市，进入了麦德林楼群天际线的那一边。恍若天塌地陷，轰的一声，浩如烟海的棚户区突然在眼前炸开，顺着山坡呼啦啦狂泻而下，放大成脚底下清晰可见的贫民窟，一窝又一窝，一堆又一堆，一片又一片，似乎永无尽头永无尽头。砖头压住的铁皮棚盖，偏偏欲倒的杂货店，戏耍街头的泥娃子，扭成乱麻的墙头电线，三五成群的无业者，还有随处可见的污水和垃圾……梅斯蒂索（混血群体）的妖娆脸型和挺拔身姿，就是高鼻、卷发、翘臀、长腿的那种，出入这一片垃圾场，注解了欧洲血脉的另一种命运，足以让很多中国人恍惚莫名，也惊讶不已。 据联合国机构估计，超过四分之一的拉美城市居民住在这种建筑的“矮丛林”，构成了包围一座座城市的贫困海洋，其中以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的巨大规模最为壮观。照理说，巴西和墨西哥，两个地区强国被很多拉美人一直视为“次等帝国主义”，二鬼子似的角色，够风光的，够牛气的，它们尚且如此，麦德林这一角又算得了什么？连阿根廷这个二战结束时的世界经济十强之一，拉美的白富美和高大帅，也野蛮地逆生长，从一个发达国家一路打拼成发展中国家，一度下探年人均产值两千多美元（二〇〇二），麦德林又能怎么样？ 显而易见的是，失败的农业政策抛出了失地农民大潮，虚弱的工业体系又无法将其吸纳，只能把他们冷冷地阻挡在此。各种相关的改革半途而废。说好的“涓滴效应”并未显灵，利润并未自动得到扩散和分享，至少未能越过城市群楼的天际线。都市资产阶级这匹小马，“还未发育就已经衰老”（加莱亚诺语），怎么也拉不动贫民窟郊区这辆大车。 一座摩登建筑光鲜亮丽，鹤立鸡群，冲着我们放大而来。导游说，这并非本地贩毒集团的善举（这样的善举有过一些），而是欧洲某国援建的一个图书馆。这事当然值得鼓掌和献花——教育扶贫不失为国际会议上的高尚话题。但图书馆情怀可感，一尊高冷的知识女神却有点高不可攀，与四周棚户区的生硬拼贴让人困惑。想想吧，当西方强国数百年来强立各种城下之盟，把拉美脆弱的国家主权像钟表零件一个个拆卸，靠一种低价购买资源/高价倾销商品的简单模式，包括用炮舰和奴隶制开启这种模式，用银行家、技术专利、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延续这种模式，从这里吸走了海量的土地、黄金、白银、矿石、蔗糖、石油、木材、咖啡之后，再戳几个孤零零的情怀亮点，是否更像富人的道德形象工程，不过是捐赠者玩一把风度自拍？ 几个图书馆真是法力无边，能释放神奇的爱和知识，一举化解掉这遍地黑压压脏兮兮的经济发展废料？ 即使它们能哺育出来一些大学生，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再一次迅速流失，不过是为强国及时供应的小秘或“码奴（程序员）”？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最先用来描述拉美的流行概念。这种含糊的说法常把板子打在穷国自己身上，只说其一不说其二，似乎并未揭破事情的最大真相。很多拉美人不会忘记，获过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自豪地宣告：“我拿到了运河！”引来美国听众们的如潮欢呼。这话的意思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大哥伦比亚，实现了巴拿马的分离，获得了一条连接两大洋的战略性通道。作为对受害国的补偿，美国只是支付了两千五百万美元。 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图书馆的价格。 西蒙·玻利瓦尔（一七八三—一八三〇）被誉为南方的“华盛顿”，以一生见证了拉美的旧痛新伤，一次次资本盛宴留下的满目苍凉。这位被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拿马六国所共尊的民族之父，眼下已化为广场上神色忧郁的雕像。他曾目睹油田和矿井积尘弥漫，街道满是泥泞，商店已成瓦砾，旧楼房千疮百孔。一些失业者携带钢丝锯潜入臭水潭，把废弃的油管或井架一节节锯下来，当废铁变卖以聊补生计。一座座掏空的矿区陆续坍塌，把美丽山峰塌得面目全非，只剩一个空架子。据说每到风雨之夜，人们就能在这里听到往日机器的震天轰鸣，听到当年神父为死亡奴工们做弥撒的呼号，看到天空闪电中一张张布满血污的脸。 孤独的雕像当年还看见了复活节前，原住民在游行队伍中演示一种奇怪仪式，一种恐怖的集体受虐狂热。他们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前行，用鞭子猛烈抽打自己，抽得自己全身皮开肉绽，似乎在渴求死神早一点降临。“太好了！我感到天越降越低，末日要降临了！我信仰虔诚！我盼望接受审判！”一个印第安后裔喜极而泣地这样呼喊。 民族之父闭上了眼睛，临终前对一位叫乌达内塔的将军说： “我们永远不会幸福。” “永远不会！” 似乎是印证雕像的那一预言，很多拉美人日后不幸沦为罪犯。有人说，法律在拉美“得到尊重但不必执行”。在正义和罪恶之间，一些游击队形象模糊，出没于山地或丛林，用血与火发泄深仇大恨，偶尔或经常靠毒品交易支撑财务（有些政府也如此）。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他们旗号各别，但似乎并未把旗号真当回事，没怎么过脑子，无法将其落实为有效的社会建设。“大猩猩中尉”“讨厌鬼”“秃鹰”“红皮人”“吸血鬼”“黑鸟”“平川让人恐惧”……他们的首领绰号也大多这样，更像是出自于神话、梦幻以及醉酒，有怪力乱神之风。不用说，随着全球思潮的转向，随着政府军逐渐增添了震爆弹、直升机、卫星制导技术，流寇们不大容易成气候，有关故事正越来越少。 如果“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外来词不好使，多少有点水土不服，总是用着用着就串味，那么天主教当然是更便捷的思想资源。天主教在拉美树大根深。一九六八年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正是在麦德林召开，其文件中首次出现“解放”一词，涉及和平、公义、贫困、发展主义等尖锐话题，形成了“解放神学”的起点，亦为三年后古铁雷斯神父《解放神学》煌煌大著的先声。这种神学强调穷人立场和社会行动，无疑是一种贫民窟的神学，宗教中最有现实关怀的一脉，最接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脉，其影响波及非洲和亚洲。梵蒂冈教廷后来也对其给予部分包容。 不过，政教分离的传统毕竟在那里，正如我在麦德林的一座教堂里，曾听到神父如此善诱循循：“可怜的人，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不要害怕自己经受那么多痛苦。贫穷只是伤害了你们身体，你们的灵魂却永远是自由的。”“有那么一天，相信吧，你们也能飞往幸福的天堂。”显然，这种“解放”不还是远离人间而仍在天堂？ 神父们披挂长袍，能抗议，能济贫，能抚慰众生，但他们能分身无数天地通吃，具体处理好金融危机、铁矿贸易、it技术、英阿两国争夺马岛之战这样的俗事？或者，能助产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像当年新教伦理那样，助产“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语），进而翻开整个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像当年写下《太阳城》的康帕内拉修士和写下《乌托邦》的莫尔修士那样，助产一种共产主义理想，再现苏维埃运动的世纪赤潮？ 我很好奇。 我只知道，贫民窟的神学，最终得用贫民窟的事实来检验和亲证。 南北渐行渐远 尤卡坦半岛的平原天高地阔，墨绿色热带丛林一望无际。常常是数百公里之内渺无人烟，也没有公路服务区和加油站。长途大巴不但要备足燃油，还须自备厕所，因为乘客一旦离开车厢，哪怕只走出七八步，也会立刻遭遇毒蚊的包围和攻击——看似宁静的风景里其实杀机四伏。 如果中途抛锚，唯一的脱险办法就是打电话，等待警方的拖拽车。 玛雅文化遗址奇琴·伊察就坐落在这片丛林。这里有金字塔、天文台以及环形足球场。如果说医学曾领跑古老的印加文化，那么玛雅文化的强项无疑是天文学、建筑学以及艺术了。足球场的声学结构至今成谜。也就是面对石砌的四方看台，不知得助于何种巧妙的建筑设计，裁判位置上发出的人声，竟能清晰地传达给远远的球员，丝毫不输北京天坛的回音壁，相当于原始的扩音器。玛雅先民们的赛制也惊世骇俗：经过多番苦战后，当球队队长将球踢进高高的石圈，胜负决出，全场欢呼，这位明星队长得到的最终奖赏，竟是戴上花环后旋即被砍头——众多砍下的头颅已雕刻于石碑，组成了漫长碑廊，至今仍在昭示荣耀和幸福。 那一种幸福观，那一种逻辑和文明，只能让大多现代人惊疑。 玛雅有过巨大而繁荣的城市，但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的命运相似，这一切长期被湮灭，直到很久后才得以部分发现。这也许是因为有关典籍和文物流散，也许是掩盖历史更有利于反衬外来殖民者的救世功德。确实，殖民者来了，从海平面那边来，带来了奇异和高效的犁、玻璃、火药、轮子、滑膛枪、大帆船，同时也带来了无情的战争屠杀，还有意外的生物灾难——据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在《印第安人与文明》中估计，由于对新的疾病没有任何抵抗力，近半数印第安人在接触白人后就苍蝇般的一堆堆死去。 不过，五千万（另一说为六千万）印第安人的消失主要发生在北美——否则，南边就不可能留下这么多混血的后代，不会流淌着这么多褐色面孔。一位读过《马桥词典》的读者说，这里有关混血的命名特别多。描述白男配褐女有一个词，描述白女配褐男又有一个词。描述混血二代配一褐另有其词，描述混血二代配一白也另有其词。还不够繁琐是吧？他们描述混血三代配一白或一褐，居然还是各有其词……他说，这与你那书中提到的海南岛渔民涉鱼词汇量特别大，可谓异曲同工。 据《全球通史》指认：殖民者在拉美杀人，比北美那边杀人相对要少。这一点值得重提。相对于培根、孟德斯鸠、休谟等新派精英一脸的冷傲，拒绝承认自己与新大陆“卑贱的人”同类，坚持三六九等人种分类的“科学”，倒是保守的梵蒂冈有点看不下去。教皇保罗三世于一五三七年发布圣谕，称印第安人为“真正的人”，建议以归化代理杀戮——这似乎对天主教所覆盖的拉美影响甚大，也戳痛了启蒙新派的一根软肋：几乎给殖民暴力铺垫过理论依据。不出所料，后来有人怀疑这一圣谕的真实性，甚至怀疑相关说法不过是出于天主教对新教的嫌隙与成见，一如所有批评资本主义的言论，只要是出自梵蒂冈，都可能被疑为别有居心。怀疑者以此维护“启蒙vs保守”的标准化现代史观。但无论如何，档案馆里天主教传教士们（如卡萨斯等）的信件，载有对新教人士暴行的明确痛斥，却是事实。上述有关混血的词汇遗存，也不失为相关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混血的拉美，一个浅褐色加深褐色（为主）的拉美，与地图上那个白色（为主）的北美，逐渐形成了令人惊心的明显色差。哪一方杀人更多，眼下往摩肩接踵的大街上随便一看便知。 好吧，多杀和少杀都是杀，两大教派的道德总账也许不必细算。有意思的是，还是依《全球通史》的说法，有其利必有其弊，正因为南方殖民者杀人相对少，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于是更容易远离劳动，更容易生活腐败。这真是又一次历史之手的戏弄。当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里热火朝天胼手胝足大生产之际，拉美的富人们在这里却有太多的黄金和白银，太多热带的肥田沃土，而且身处印第安人稠密区，有太多仆役可充当“白人的手和脚”……承蒙主恩，这样的好日子，当然只剩下闲逸、玩乐、艺术了。对于他们来说，改革和开拓不是什么急需，“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深宅大院里花天酒地，看日升日落秋去春来，浑然不觉南北人口的明显色差，正一步步转换为南北经济的落差。 两个美洲从此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p教授对我愤愤地说：“技术？这里有什么技术？统统没有！”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才知并无大错。对方的意思是，拉美看上去越来越像“西方”的一大块郊区。在这一片文盲充斥的广阔地域，几十个国家捆在一起，其科研投入总量也仅及美国的两百分之一。地区经济巨头阿根廷，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不及韩国的六分之一。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工业还处于初级加工的低端，大学里的理工系科很不像样，或干脆就没有，怎么也办不起来。巴西的钢铁、汽车、飞机一直领跑拉美经济，但也挡不住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进口品大规模覆盖，从天上到地下，眼看就要占领消费者们的全部视野。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穷且快活着，散漫且浪漫着。事情也许是这样，浪漫的另一面本就是散漫？闲得无聊、远离俗务、意乱情迷从来就是艺术的小秘密？好了，不管怎么说，拉美算得上五光十色的激情高产地。这是一个吉他的拉美，伦巴舞和桑巴舞的拉美，诗人帕斯的拉美，秘鲁领巾和巴拿马大草帽的拉美，麦当娜和嘻哈音乐的拉美，盛装狂欢节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人才辈出的拉美……墨西哥在多次民调中，还显示出全球最高的国民幸福感指数。没错，在这里走错路都能撞上美女，见识她们各种动人的线条，包括前汹涌而后昂扬的妖艳s，以至世界性的历届选美活动中，来自委内瑞拉和波多黎各的冠军频现。在绿茵场上，贝利、罗纳尔多、梅西等巨星所带来的拉美旋风，一再让全场球迷们热血沸腾，鼓号齐鸣，声震如雷，天崩地裂，似乎不把球场折腾出东倒西歪之感，那就不叫看球；看球后不去鼻青脸肿口吐血沫地打一架，那也不是真正的球迷。干，干，干，往死里干，干那个猪屁股，你大爷来了就得这样干……他们所拥戴所欢呼的光辉雄性们，那些肌肉奔腾的豹子，因此屡屡得手，至少拿下国际足坛半壁江山（还未算上同有拉丁文化背景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那些球星）。 涂鸦也是一种典型的散漫行为。它源于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不过那个破街区恰好属于拉丁裔居民，就文化版图而言，相当于拉美的延伸——出于历史的原因，拉美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文化/血缘飞地，遗落在美国那边。出入那里的臭小子们，简直如同原始人，随处涂画已成恶习，居然把象牙塔艺术从高贵的画院和博物馆里一把揪出来，放归草根大众，变成即兴的、不要钱的、狂放不羁甚至暴力的色彩。他们操着油彩喷枪探头探脑，喷出各种猥亵的、欢乐的、神秘的、天真的、愤怒的、恐怖的、绝望的、淫荡的、忧伤的匿名墙绘。巨鳄与精子齐飞。骷髅与鲜花共舞。骂娘与圣谕对飚。奇怪的是，这种放大版的“厕所艺术”，近乎艺术黑社会帮派的勾当，竟很快风行全美洲，传染到全球各地，几乎改变了所有都市的景观。一些惯犯还暗中联络，划定战区，分头出击，速战速决，一夜之间把某个城市的主要墙面全部重新涂鸦一遍——此之谓all city bomb，他们得意洋洋的“炸街”！ 看这些墙绘，不免想起墨西哥的马科斯——其实也是一个“炸街”高手。这位哲学教授曾醉心于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理论，出任萨帕塔解放军“副司令”，却从不说司令是谁，留下一个空白的符号。接下来，他蒙面、戴墨镜、挂耳麦，披挂子弹袋、操几种流利的外语，擅长使用儿童画和民谣，自称同性恋者和后冷战时代的共产党，又留下一个迷彩的符号。他领导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原住民起义，于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那天一度攻入首都，引来十多万民众欢呼，狠狠地“炸”了一次街，“炸”了一次世界。连总统也不能不对他客气三分。但他的子弹袋里全是假弹，战士们手里也全是些木头刀枪，简直是一场起义秀的道具。用观察家们的话来说，用国际文化界最流行的概念来说，那不过是冲着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打了一场后现代主义的“符号战争”。 在纪录片《有一个地方叫恰帕斯》中，他回忆自己的一天： 就像降落在另一颗行星。语言，环境是新的。你好像是外部世界的局外人。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你：离开。这是一个错误。你不属于这里。而且是以一种外语说的。但是他们让你知道，这里的人民，他们的行为方式；这里的天气；它下雨的方式；这里的阳光；这里的土地；它变泥泞的方式；这里的疾病；这里的昆虫；思乡病。你被告知，你不属于这里。如果那不是噩梦，那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死者的日子。 几乎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的语言。 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作家，出版过小说《不宁的死者》和诗歌散文集《我们的词语是我们的武器》。也许很多人不习惯这种语言，听不大明白，不易进入艺术化的政治，即那种博尔赫斯化或马尔克斯化的政治。但从墨西哥城万人空巷的盛况来看，从国内外媒体和艺术家们血脉贲张的激动来看，很多当地人倒是特别能听懂这种语言，与他灵犀相通。 虽然这种语言与政治家缜密和冷冽的思考相去甚远，与严密的组织、周密的谋略、可持续的政治运动相去甚远。 最终也未能争回多少原住民的土地。 故事从拉丁欧洲开始 德国学者韦伯曾把欧洲一分为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称“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尤其是受到高等技术教育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与此同时，“天主教徒很少有人从事资本主义的企业活动”。 他的前一句，指向北方的英国、德国、瑞士以及北欧地区；后一句则指向南方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大部分法国等地。毫无疑问，在他的眼里，一条线画过去，前一个是“新教欧洲”，其优势是“理性化”“理性化”“理性化”（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多见“集中精神”“律己耐劳”“责任感”“严格计算”“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冷酷无情的节俭”等人格特点，因此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源头。至于后一个“天主教欧洲”，怎么说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考虑到他的“天主教欧洲”与拉丁语族和拉丁文化的覆盖区大面积重合（爱尔兰等地除外），这一地域大概也可称为“拉丁欧洲”。 不妨暂且这样约定。 很多东方人习惯于把欧洲打包处理，不注意韦伯的这一划分，就像很多西方人分不清中国的儒家和道教，分不清京剧和越剧，分不清山东人和广东人的脸型。这样的“西粉”或“中国通”都委实太多。韦伯大概最恼火这种混淆。事实上，从总体来说，新教欧洲一开始就压根儿瞧不起拉丁欧洲，甚至敌视这些无纪律、缺乏自觉性、只知寻欢作乐的懒汉，一些既不懂洛克（政治学）也不懂斯密（经济学）更不懂康德（哲学）的家伙。看看那些夸夸其谈情绪不定的破落骑士吧，多血质，好冲动，异想天开，只会“信天游”和“神逻辑”，充其量只配泡在剧场或酒店里玩一把激进艺术。那真是艺术吗？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和意大利的《十日谈》，早已透出了这种没落社会的气息。美酒、狂欢、奢侈品、巴洛克风格等，不过是这种精神衰亡的回光返照。在英、美输出的知识谱系里（见诸百度百科所列“字典上的解释”），弗拉明戈不仅仅被定义为西班牙歌舞，还被贬为一种可疑的人生态度：“追求享乐，不事生产，放荡不羁”，“生活在法律边缘”——新教人士的嫌恶感已呼之欲出。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发现了新大陆，突然有了一大块缓冲空间，北方那些勤奋而冷峻的工业家，总有一天忍无可忍，肯定要把这些拉丁佬逐出欧洲——就像双方曾在共同的十字架下，横扫环地中海地区，联手把伊斯兰教成功地挤压出去。 历史没有出现那一幕，也许纯属偶然。 一五八八年，英国大败西班牙。一八一五年，英国大败法国。法国代办事后还在酒会上被英国外交大臣当面羞辱：“好了，胜利的荣耀属于你们，不过随之而来的灾难和毁灭似乎毫无荣耀可言。恰恰相反，工业、贸易以及与日俱增的繁荣肯定属于我们！” 法国代办吞下了整个拉丁欧洲的羞辱。 此时欧洲人正在一窝蜂不断拥向新大陆。新教人群主要向北，拉丁人群主要向南，两个欧洲搞了一次分头对口输出。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新教人群胸怀上帝优等子民的使命感，还有实现理想的满满自信，在北方杀出了一片空荡荡的天地。即使买来一船船的非洲黑奴，人手还是明显不够。人工价格随之一直居高不下。依某些史家的说法，没有比美国人更爱发明机器的了，没有比美国人更爱劳动的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劳动是最好的祈祷。”新英格兰人确实是这样说的。无耻的乞讨必须禁止，富人再有钱也必须自己动手干活，《英国济贫法》和《基督教指南》（巴克斯特著）就是这样分别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移民的生活图景逐渐别具一格。牛仔裤——打工仔的工装裤，后来几乎成为全民流行服，大败旧贵族的口味，却洋溢着劳动的自得和光荣。总统穿上它去盖房子，议员或教授穿上它来割草，都特别方便合适。高脚凳——适应一种半站半坐的姿势，一种没打算全身放松和持久放松的匆匆状态。喝一杯廉价啤酒或杜松子酒然后就要去干活的大忙人，最习惯这种屌丝支架，使之很快流行于各地酒吧，然后进入美国的大学、电台以及政府机构。还有快餐，特别是汉堡包——网上曾有一个段子如此调侃，“舌尖上的美国”无非就是大汉堡、小汉堡、圆汉堡、长汉堡、厚汉堡、薄汉堡……这说得很损。不过美国人的口味确实不能恭维。法国、意大利人眼中的这种“狗食”（笔者一位法国朋友语），居然一吃两百年，吃得一年四季一个样，吃得全国到处一个样，居然还吃得兴高采烈。哪怕身家万亿的大亨，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的那种，一口气裸捐了万贯家财，富得同钱结了仇似的，也能把这单调得不能再单调的干粮吃得津津有味。唯一的解释：他们在这里不仅是吃汉堡，而且是吃习惯，吃性格，吃文化，吃人生信仰，吃“天职”情怀，吃先民们“冷酷无情的节俭”（韦伯语）传统，吃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生理遗传——还能有别的解释？ 韦伯并不否认新教欧洲与天主教欧洲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逐渐变得北中有南，南中有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也不否认资本主义正在被骄奢贪纵所败坏，一步步打了折扣。但“理性化”加上“劳动狂”，显然是他眼中新教伦理的价值核心，圣徒式资本主义的最大奥秘。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南北战争，不过是两个欧洲的故事上演2.0版，是双方披上新马甲，在新大陆换一个场地再度交手。此时的美洲南北已分化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虽然李将军手下军官们的素质明显胜出，但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经济学家们深思熟虑的历史新篇。新英格兰地区以强大的工具理性和经济产能，最终击溃了南方各州的冒险家、投机商、封建庄园主。战争的结果，是工业资本主义以关税法、宅地法以及幸运搭车的废奴法案，完全主导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这还无异于从墨西哥那里夺得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以后，新教美国以制度和文化的胜利，确证了对拉丁佬们的全面优势，迅速巩固了南方的新边界。 墨西哥大幅度南移边界，得到的补偿只不过是一千五百万美元，外加三百二十五万美元的债务减免，差不多又是一个图书馆的价格。 再度交手的结果早有定数。 眼下，站在美国的南方海岸，一步跨到茫茫大海那边似乎也很容易，就像电子信号和喷气飞机去哪里都容易。墨西哥的坎昆，就是一个美国人常去的地方。一个以前的小渔村，转眼已变身为灿烂的国际旅游城市，宾馆区高楼竞立，差不多上千家一望无际，顶级品牌的酒店五光十色应有尽有。更有一些会员制的休闲庄园禁制森严，深不可测，豪车出入，一般的奔驰和宝马在那里都有点拿不出手。作为美国的“后花园”，美式英语是那里的通用语，白人们搭载着邮轮或私人飞机蜂拥而去，塞满了海滩、餐馆、大街、高尔夫球场。褐色的本地人当然有，但几乎都是小心翼翼的侍者，迅速闪避的保安员、清洁工、行李员、服务员、司机、船工，一旦碰到你的目光，便会友好地摇手和微笑。 生意这样火，旅游经济形势大好，他们为什么不笑？ 比起很多失业者，他们得到小费后为什么不笑？ 不过那种笑的规格统一，来得太密集和太迅速，不像是出于好客的天然，倒是出自某种训练和规定，不能不让人略有迟疑。也许，笑不应是单向的，不能是职业化的，得有些具体理由才对。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最好也把自己当成vip，从邮轮或私人飞机上走下来的世界公民，轻松一些就好，平和沉静一些就够。遇到冒犯时大睁圆眼，用印第安土语大发一顿脾气，可能更给人亲切之感。 那样的南方其实更让人开心。 我心里这样说。 不要为我哭泣 “谁是皮诺切特？” 谁是洛克、斯密、康德……以及那个马克斯·韦伯？说那些老帮菜烦不烦？——很抱歉，女士们先生们，提到这些名字不合时宜，令人扫兴。很多人不会对这些感兴趣，不觉得这与他们所热爱的西方有一毛关系。 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事情很简单，太简单，“西方”就是不累人的好事，就是好事呀好事呀好事。西方就是摩天楼，就是豪华别墅，就是夜总会，就是d罩杯性感妞，就是动作大片，就是戴上墨镜去旅游，就是时尚消费杂志，就是最新款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就是戴一顶华丽帽子的巴黎女郎感觉，束一条名牌领带的伦敦绅士感觉，喷几个顶级乐团的赫赫大名然后有登上世界文明顶峰的感觉。网上已有女大学生贴出广告，她愿意应招援交，价格可以面谈，服务一定超值，原因是她要买一支iphone6。 我无话可说。 拉美人一定觉得这种小广告似曾相识。我知道，在很多欠发达地区，或前殖民地区，或文化低理性地区，更不要说这三种状况叠加的地区，都有西方阴影下的众多梦游者。有些小资、文青、学渣一旦想“开”了，走出这一步并不难。越穷就越想消费，越消费就越觉得自己穷。西方那个广告中的五彩天堂都快把他们逼疯了。非洲曾有一个词been to（到过），戏指那些最爱同西方攀点关系的小新派，因为他们嘴里最多出现ihave been to……这样的句子，炫一下自己在欧美的游历。我也特别想发明一个词，一个缩合词，像英语中的china与america合成为chimerica（中美国），来描述某种半土半洋、又土又洋、内土外洋、土穷酸洋时尚的夹生状态，一种对西方气喘吁吁两眼红红的爱恨交加。 这话的意思是，一部西方史很大程度上已被他们误解，被他们鸡零狗碎地淘糨糊。西方最好的东西，或者说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核心，即韦伯眼里的“理性化”和“劳动狂”，正被他们齐心合力地扼杀——且不说这两条是否留下了重大盲点，即便照韦伯说的办，小新派们也最像一伙反西方分子，“到过”们、“看过”们、“听过”们是隐藏最深的西方文明掘墓人。 因为他们恰恰是不理性，不劳动，厌恶理性，厌恶劳动。 他们甘冒学业荒废的风险，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也要一支iphone6。这个账怎么算也万分奇离。 接下来的事不难想象。不需要太久，当他们发现自己挤不上现代化快车，失败者最方便的心理出路，就是去神秘兮兮的雨林、天象、传说、术士、荣耀祖先、哈里发神学那里寻求抚慰，然后揪出一个不可或缺的魔头，对眼下糟糕的一切负责。作为一种韦伯眼中失去灵魂的资本主义，消费迷狂已如美妙的吸毒、华丽的自杀、声威赫赫的虚无，不仅制造出太多失败者，不仅放大了他们的失败感，而且正大批量培育他们的冷漠、无知、浮躁、偏执、绝望……为事态的另一个前景做好准备。英国作家奈保尔早就注意到，很多伊斯兰极端分子其实够摩登的，至少是曾经够摩登的，满脑子时尚资讯不少，对新潮电器熟门熟路，刚去宾馆开房以便偷窥泳池洋妹，流出世俗化的哈喇子，一转眼却可能变成虔诚教徒和蒙面杀手。这样的瞬间变脸耐人寻味。据媒体报道，前不久巴黎的11.13恐袭案中，主凶之一哈斯娜“对伊斯兰教义其实毫无兴趣”，倒是喜欢牛仔帽，喜欢好烟好酒，经常挎上新男友在夜店里瞎混。另一主凶阿巴乌德接受过私立教育，可见不怎么差钱，也是经常出手阔绰，是个在酒吧和夜总会生了根似的“花花公子”。 中国成语：学坏三天，学好三年。很明显，夜店消费主义离夜店恐怖主义只有一步之遥，都是三天之内可以轻易上手的业务。换句话说，金钱并非有效的防暴装置，更非极端思潮的解药。事情倒像是这样：消费主义的虚火有多旺，恐怖主义的势能其实就有多大。在瞬息万变的生存竞争中，极端贪欲最容易变为极端空虚，狂热谄媚最容易变为狂热怨恨，西方的铁粉最容易成为西方的仇寇——区别可能仅仅在于： 前者还混得下去，后者混不下去了。 前者对弱者冷漠，后者开始把冷漠范围覆盖强者——并且碰巧（也是必须）为冷漠找到了一个神圣的名义，比如，宗教或民族的名义。 就宗教和民族而言，拉美与西方多少有些亲缘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因此再闹翻也像个穷亲戚，属于某种内部人的分裂，离血腥的“圣战”稍远——正如他们在历史上一次次远离了世界大战。这当然是幸运。但对于某些梦游者来说，这也是痛醒的一再延迟。在我抵达拉美的半年前，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先生去世了。他的一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喷涌出对现实炽热的反思和批判，对“拉美化”这种全球最严重贫富分化的痛切剖示。这本书曾在波哥大长途汽车上被一个姑娘诵读，先是给女友读，然后给全体乘客大声读。作为一本禁书，在军政府大屠杀的日子里，它还曾被一个圣地亚哥的母亲偷偷珍藏于婴儿尿布之下，以便带给更多的读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没钱买书的大学生竟在一周之内跑遍附近所有书店，寻找尚未卖出的这本书，一段段接力式地读完它，直到自己缩在墙角读得泪流满面……这也是拉美，让人屏住呼吸的一个褐色板块，一种逼近的梦醒。当a女士对我说她最自豪于哥伦比亚人的“精神”时，我想到了这一切。 回头看去，他们所传承的拉丁语族，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巨流，至少曾孕育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共和保卫战，还有几个世纪来拉美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斗争，没有任何理由低估这种文化的血性和能量。 没有任何理由低估这一切对人类的启迪。 don't cry for me—argentina！ 飞机越过安第斯山脉，其时耳机里正传来麦当娜的歌唱，电影《贝隆夫人》的主题曲，曾在电影拍摄现场让四千多名围观民众泪光闪闪的一缕音流： 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 事实上我从未离开过你。 在那段狂野岁月中， 我一直疯狂拼争。 我信守我自己的诺言， 不要将我拒之千里。 …… 贝隆夫人出身卑微，小时候绰号“小瘦子”，是一个穷裁缝的私生女，十五岁那年当上舞女，成为社交场所知名的交际花，直到遇上贝隆将军，后来的改革总统。贝隆推动了国家工业化，抗拒英、美强权，为下层民众力争社会福利，得到她的全心支持。即便丈夫后来下台蹲进监狱，她也决不言弃，仍奔波于全国各地，为平等和民主呐喊，为妇女争取投票权，为失业者、单亲家庭、未婚母亲、孤寡老人、无家可归者维权抗争，被誉为“穷人的旗手”。但正是这一切触怒了上流社会，“婊子贝隆”“艾薇塔婊子”等词曾经充斥大小媒体。“婊子！”“婊子！”“臭婊子！”……贵族男女和无知市民们一次次投来香蕉皮和鞋子，要把她轰下台去。 直到三十三岁她永远倒下的那一天。 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她擅长舞蹈，熟悉华尔兹和狐步，也是弗拉明戈的“阿根廷玫瑰”。源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这种舞蹈，眼下经常跳成了一种俗艳的商业表演，一种单薄的欢乐或色情诱惑。其实，这种舞是复杂的、纠结的、撕裂的、尖锐的，热情又痛苦，敞开又隐秘，倾诉又沉默，目光中交织了鼓励和禁止。舞者们并无芭蕾的清纯，也无华尔兹的高贵，倒是有一种孤冷和顽强的风格，往往是耸肩，昂首，眼神落寞甚至严厉，与舞伴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手中响板追随靴跟踏出的铿锵顿挫，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眉梢、指尖以及腰身回望内心沧桑。按一位中国作家的说法，真正的弗拉明戈很难看到，从不会出现在剧场，只有经朋友私下联络，人们才可能进入夜幕下某处不起眼的小巷小门，在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坐在少许“内部人”中，听直击人心的吉他声怦然迸发，地下宗教仪式般的肢体暗语已扑面而来。 舞者通常是中年妇人。黑裙子突然绽放遮天之际，她们的命运就开始了。 她们假定你读懂了暗语。 2015年12月 渡口以及波希米亚 渡口以及波希米亚 一 一个跨国流动的族群，幽灵般在欧洲各地出没。英国人称之为吉卜赛人，俄罗斯人称之为茨冈人，西班牙人称之为弗拉明戈人，法国人则称之为波希米亚人……他们的深肤色和大眼睛，他们在流浪旅途上的吉他、歌舞、水晶球、大篷车、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处流淌的悲情与浪漫。 他们把自己称为罗姆（rom），即吉卜赛语言中的“人”。 法国人眼中的这些波希米亚，像乔治·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当然是来自以前的波希米亚王国，即当今捷克的属地。其实，最早的吉卜赛人据说来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学的w教授告诉我，只是波西米亚国王曾对这些流浪者给予庇护收留，签发旅行关防文书，因此给了他们又一个故乡。 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罗姆人比例，但数百万波希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最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铣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删减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传欧洲艺术之魂，以至bohemian，一般译为“波希米亚”，既有早期的人种意义，也有后期的地域意义，至今仍是自由、热烈、另类、性感、优雅、颓废的集大成符号，一种生活时尚的多彩密码。吉他、涂鸦、梵香、石木手链、周游世界的冒险，似乎总是释放出民间的神秘野性。流苏、褶皱、大摆裙、大理石花纹的重色调，包括深蓝、深黑、大红、大绿、橘红、玫瑰红以及“玫瑰灰”，则透出中世纪的晦涩，蓄聚了岁月的大起大落与层层叠叠。这种艺术情调是欧洲最柔软的一块，连傲慢的现代资本在这里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美学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为流行文化的小资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亚（b）＋布尔乔亚（b）的最佳组合。所谓嬉皮与雅皮兼容，自由与财富两全，像资本家一样有钱，又像艺术家一样有闲、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确幸们最大梦想的调色盘。据说一个标准bobo的形象就是这样：既有蓬乱的头发又有无比讲究的内裤，既有天价皮质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裤，既有后现代的极简主义全套家具又有老掉牙的裸铁风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会所的脸面又能接受大麻……热情万丈地做一把公益事业也时有可能。他们是一些奢华的另类，高贵的叛徒，满嘴文艺腔的当代英雄，反抗主流却早已暗中领导主流。 波希米亚终于从街头巷尾进入了沙龙和时尚杂志封面。 但他们离罗姆人的出发地已有多远？ 二 当年弗兰兹·卡夫卡也许就是这样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那家印度人的餐馆，下行约两百多步，再经过那个德国人的钟表店，进入瓦茨拉夫广场。在街口拐角处，他照例看见了操弄手摇风琴的卖糖老汉。 他也许继续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盏盏煤气街灯下走过，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熟悉气味，然后远远看见了市政厅大楼高高的尖顶，还有旁边的伯利恒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几乎头炸欲裂的时候，听到了钟楼上自鸣钟应时的当当敲响。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窜下来，溅起街面积水并惊飞几只鸽子，引来某个临街阳台上的狗吠。他几乎绕过了老城广场。就在广场那边，赫然耸立的市政厅大楼上，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象征这片土地上四个族群：“欲望”“虚荣”“死亡”“贪婪”，其中最不堪的“贪婪”当然派给了犹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犹太崽，在这些街巷蛇行鼠窜，是这个广场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个阴暗灵魂。 布拉格一片红瓦黄墙，群楼荟萃，千塔竞立，集众多教堂、城堡、宫殿、剧院、碑塔、雕绘老桥于伏尔塔瓦河两岸，任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各种建筑风格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一个晚霞下的金色童话。它曾被无数参访者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欧洲文化的聚宝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这只童话里活得并不安宁——我已在这里至少参观了他五六个旧居，都是隐在窄街小巷里的那种，采光明显不足的那种。我惊讶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个窝不断地搬来搬去，东躲西藏似的，惊弓之鸟似的。是要躲避父亲、躲避某个女人，还是躲避市政厅大楼上那种日日示众的指控？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在美丽的布拉格不过是一个影子，一种破碎而凌乱的若有若无，以至全世界轰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写下一篇著名的日记，只有一句话： 德国对俄国宣战了，下午去游泳。 这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国此前一天向俄国宣战，以配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的进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大战最终席卷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一千万人丧生，三千万人伤残，并大大改写了欧洲地图。中欧最辉煌的时代由此一去不返——这是指继神圣罗马帝国坍塌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短暂的奥匈帝国也再遭肢解。作为满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亚从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难想象，面对这样一场历史风暴，在故国家园大难临头之际，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镜和泳裤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会热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过，一个犹太少年蜗居在杂役们的破房子里，连一个父亲也沟通不了，连自己的婚姻也屡屡失败，又拿什么去撼动国家战争机器分毫？特别是身处中欧这地方，无论是德意志那样的西方强邻，还是俄罗斯那样的东方大国，都无不汹涌着对犹太人的敌意，无不出现排犹、仇犹的暗潮。他这只小蚂蚁又能做些什么？满眼望去的基督徒们几乎都相信是犹太人出卖和杀害了耶稣，都相信犹太人应对欧洲的黑死病承担罪责，更相信“贪婪”的犹太人正在吸走众生之血……这种恶感每天就昭示于市政厅那座大楼。那么德国战胜俄国，或俄国战胜德国，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欧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不管西望还是东望，又能望来一些什么？ 这个影子选择游泳，选择个人主义，显然不那么令人费解。 正是从这里开始，卡夫卡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以《判决》《审判》《城堡》《洞穴》等作品，与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一道，后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和图腾，开启了以自我和感觉为核心的二十世纪美学大潮，孕育了日后遍及全球的文艺青年。 他生长于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也许并非巧合。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亚人从这个渡口开始流落他乡，卡夫卡不过是沿着笔头里涓涓不绝的蓝墨水，从这里开始逃亡于内心自我。 三 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承受了二十世纪太多的灾难，上演了一出出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戏。 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军队战车隆隆，尘土蔽天，闪电式地成扇形突破边境线，一举占领苏台德地区，踹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人们望风而逃。可为什么是德国？德国不正是中欧居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福地吗？不正是新教活跃的解放区，而且是本地同道们惨遭天主教镇压之后的投奔之地吗？不正是现代大牌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们扎堆式井喷，而且是中欧少年争相前往求学的希望之地吗？不正是新式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绚丽夺目，以至商人、技工、企业家们津津乐道的模范之地吗？……连卡夫卡也在学习德语，准备前往德国深造或就业。没料到经济危机一来，“老师”便翻然变脸。自一九三七年德、意、日三国最终结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的最后一步，同盟最优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逼英、法两国妥协，切下苏台德这一块肥肉。 这一地区有大量德语人口，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也描述过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侵凌的故事。历史总是复杂的。英、法等听任这一变局发生，听任波希米亚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没有他们的难处。但强权的逻辑一旦确立，战争机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态的文明社会也不会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残忍。受害的首先是弱势一方。德军即便把这里当作伪满洲国式的“被保护国”，也开始把大批犹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中营和刑场，仅在布拉格西郊一个村子就杀光一百九十九名男人，差一点杀光全部孩子（仅有八个年龄最小的被领养）——后来由国际社会设定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惊天惨剧。其实，受害的最终也少不了强势一方。就在这个苏台德，数年后因纳粹德国战败，竟有二百二十三万德语居民被新政府驱逐出境，其财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只要比较一下中国建三峡水库，耗时多年，耗资千亿，广泛动员十九个省的物力，也只安排了水库移民一百五十万——就不难明白远超此数的德语难民是个什么概念。他们净身出户，哭号于途，一时间死伤万千，并且从此沦为一块记忆空白，断不会有什么国际节日以为抚慰。 混乱的剧情还在继续。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晚，布拉格机场同意一架苏联民航客机因“机械事故”临时迫降，不料客机一降落，冲出机舱的却是数十名苏军特种兵，直扑指挥塔台和其他制高点。几分钟后，一个满员空降师乘三十多架运输机，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一架的节奏空降布拉格。由苏、匈、保、东德近三十个师组成的华约地面部队，分四个方向越过边界，合围捷军营地，逮捕执政党领袖杜布切克。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让国民们再一次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些苏联佬来干什么？他们的坦克凭什么黑烟滚滚，竟在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广场横冲直撞？如果说当年德军入侵，还依仗着西方科学、工业、学术和文化的骄人气焰，那么苏联佬呢，那些愣头愣脑的大头兵，太像顿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亚的农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是来卖土豆还是来看马戏的？ 诚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穷棒子的政权，并从纳粹手里解救过半个欧洲；苏联把人造卫星最早送上太空，让美国也不能不忌惮几分；是苏联的经验让中欧、东欧这些红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国营工厂、廉租国民公寓、少年宫和工人俱乐部，福利性的医疗、教育、供暖、供水、供电系统，以至早期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样，曾热情讴歌红色革命美好的新生活……但社会主义的乡巴佬终究魅力不够，一旦耀武扬威就更让人没法忍。正像昆德拉后来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述的，人们对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欢的节日”。这就是说，他们并未动刀动枪，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围绕坦克起哄，吹口哨，大跳华尔兹，大跳踢踏舞，朗诵歌德或荷尔德林的诗篇，用扩音器播放德沃夏克和莫扎特的名曲。漂亮的姑娘们还爬上坦克，不由分说地搂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献花和献吻……整得对方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与其说这是反抗，不如说更像戏弄，像取笑，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蹂躏。事实上，英语slave（奴隶）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语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个卑贱民族的语言胎记。特别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东斯拉夫人，叫喊“乌拉”一类蒙古语的老粗，当然更像是来自蒙古（或称亚细亚）的野蛮物种，要赢得中欧、西欧的尊重并不容易——这是二十世纪意识形态冷战所掩盖的另一个剧本。相比之下，虽然布拉格曾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来，它毕竟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业心脏和天主教重镇，其繁荣程度曾远超巴黎和伦敦，在文明等级的排序下一直深藏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内心自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冲突、经济落差、文化异质等诸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剖面，“布拉格之春”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一种文化回归事件，一种身份苏醒事件，是迟早都要到来的又一次欧洲史断裂。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此前的匈牙利。 可惜的是，文化蹂躏并不能驱退乡巴佬的坦克。布拉格这一次照例表现了足够的抗议、不合作、沉默与冷目、地下电台舆论战，但除了查理大学一个学生企图自焚抗议，辱国现实似乎仍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变。这种情况竟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苏联自行解体，多少有些沉闷。人们如果稍微把目光移开一下，就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是被苏军侵占的国家，贫穷得多的阿富汗，既没多少科学也没多少工业的一个亚洲小国，却能坚持长达七年的游击战，仅凭借他们的头巾、赤脚、馕饼、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册《古兰经》，就打得外来的现代化强大军队灰头土脸，到处丢盔弃甲，最终被迫签约撤军而去——与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点什么？ 时值“布拉格之春”四十八周年纪念日，我在瓦茨拉夫广场观看庆典，也只看到一些二流摇滚歌手，在舞台折腾出一些夸张姿态，唱出一些虚头巴脑的爱呵愁呵明天呵，赢得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背景屏幕上再现的黑白老照片，当年的坦克和旗帜，在又一轮洛可可化的历史缅怀之下显得过于陌生，有点不搭调。 不难理解，昆德拉当年就对这个民族表达过困惑： 一六一八年，捷克的各阶层敢做敢为，把两名奥皇钦差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一六一八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但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甚至长达几百年之久。 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昆德拉就是在苏联坦克前想起这些的。 四 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jone lukacs）回望二十世纪，称“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八九年，仅持续了七十五年。” 作者划定这个七十五年，显然是要凸显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一九八九（柏林墙倒塌）这两个节点。前一个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前半个世纪遭遇重挫，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土崩瓦解，殖民主义地盘丧失殆尽；后一个节点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后半个世纪也遭遇重挫，包括苏联解体和整个东欧红色版图的全面易帜——那一段真是戏剧性的一日一变呵，法国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每播完一条东欧国家变色的消息，就忍不住补上一句：“各位观众，还没有中国的消息。” 一前一后，风水轮流转。作为两次大规模的现代制度探索，两种苦涩的历史教训，二者构成了人类二十世纪的主要遗产。不无巧合的是，这两次大震荡都曾以捷克为最初震源之一。只是这一片各方应力反复交集的震源区，倒是一直显得平静，显得温和与柔软。似乎很多当事人已习惯了忍受多于抗争，犬儒多于铁血，散弱多于团结，因此既没有多少行动也没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学家们的目光跳过去。他们的前人可不像是这样的。布拉格广场上矗立着胡思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学的老校长，比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仅四十五岁被腐败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云天，斗篷呼啸而去，其悲怆的目光触抚人间，构成了英雄主义一大丰碑。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们波希米亚的血性、能量、历史主动性如今还在？ 也许，很多当事人都像卡夫卡一样，转过背“游泳”去了，亦如昆德拉后来一本书名所宣示的，“庆祝无意义”去了。 一种逻辑关系在这里也令人疑惑：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 与十九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二十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退场者，更多“游泳”者，即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不论是阴郁的卡夫卡，还是奢华和逍遥的“布波”一族，二十世纪的“文青”们更多一些颓废和虚无的思想底色。这些人避开了各种宏大叙事的专断与胡夸，常在文学艺术这一类个人化事业上别有活力，心细如丝，异想天开，独行天下，包括在捷克这一弹丸之地形成瞩目的文化高地。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昆德拉、哈维尔……光是享有世界级别声誉的文学家，在这里就能数出一大串，远非众多其他民族能比。但这一冲击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废墟。事情似乎是这样：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细如丝就是过敏症，异想天开就是幻想症，独行天下就是自闭症……而这正是当代很多“文青”常见的人格特点，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输出的才子形象，也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说的：“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于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历史的悖论再次让人吃惊，一块文化高地放在另一个坐标系里，就可能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一种无奈的国运滑落，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捷克差不多就是这样。它不仅与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连捷克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斯柯达汽车，民族工业最亮丽的百年名片，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于一九九一年落于德国大众公司之手。 斯柯达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泪下，很多司机在街头一齐鸣笛，发出他们民族品牌最后一声倾诉。时任国家总统的文学家哈维尔，倒是在与大众公司总裁大谈“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后来确信“民族国家的消亡”，宣称“民族主义是一面最危险的旗帜”。 也许他对国民们的安抚并非完全无据。特别是在中欧平原这里，国家边界总是多变，所谓民族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欧地区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意味着这里与东、西两端根脉相连，在历史上既倾心西方也属意东方。当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说“让别人去打仗，我们结婚吧”，把十几个女儿分别嫁往欧洲各国王室，想必就有一种到处结亲戚的跨国主义愿景，想把整个欧洲过成一家人。呵呵，那个“欧洲的丈母娘”尚有如此情怀，哈维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新时代的对外团结大叔？ 哈维尔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赞许。二〇〇三年捷克派出八十名军事警察参加伊拉克战争，比德、法的拒战态度更让美国欢心，被美国国防部长誉之以“新欧洲”。可惜的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总是一个浪漫故事。也就是一二十年后，英国冷冷地宣布“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强悍地宣称“美国优先”，世界各地突然间政治强人竞出，重新绷紧国家利益冲撞的神经……如此看来，哈维尔当年的一厢情愿还是有点文艺腔了。或者说，知识界主流力图对二十世纪做一个抒情化的处理，还是过于简单。 人们该继续“庆祝无意义”吗？ 该继续“游泳”去吗？ 当然可以。 但短暂二十世纪（仅七十五年）之后的世界，一头是消费主义的物质化压迫日益加剧，另一头是极端化的宗教力量大举回潮，无不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活跃的心理基因。看来个人主义也是容易上瘾的，甚至是权力、资本、宗教上瘾的新一代隐形根源。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宣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百分之十一，预计到二〇二〇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其中二〇〇五至二〇一五十年间的患者数猛增百分之十八点四，每年造成高达一百万患者的自杀，其相当多数更像是某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体生物/化学反应。在这些自杀者的个人资料里，我们经常看到满是文艺腔的逃避心态和厌世言语。 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最为辉煌的一个建筑经典，苔藓年久月深，雕像琳琅满目，是外国游客日日川流不息之处。乞丐和卖艺者也就盯住了这里。衣衫褴褛的画家、乐手、民俗艺人大多出手不凡。特别是男女提琴手一听就是专业水准，琴弓之稳，指位之准，情绪之细腻和精准，让不少游客惊讶不已如闻天籁——到底是欧洲！到底是波希米亚呵！他们纷纷朝地上的帽子里扔下三两个硬币。 可波希米亚是不该用硬币打发的。不是吗？ 我没有投下硬币，只是在人流中匆匆而过，情愿被他们看成是一个吝啬的亚洲佬，一个对艺术无动于衷的野汉子。 2017年2月 我家养鸡 流痕 我家养鸡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4年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我上小学后不久，正碰上困难时期，碗里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到处都有人议论粮食短缺的问题，说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被饥饿逼得出外逃荒，更多的人被饿出水肿病——父亲就患了这种病。他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用指头在肌肤上随意戳一下，就戳出一个小肉窝，久久不能恢复原状。 街上什么东西都贵得吓人，而且没有什么吃的可买。出现了很多乞丐，三五成群的，浑身散发出臭气。更可怕的是一些劫犯，专抢吃的东西。有次我看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刚走出店门，手中一只热腾腾的馒头就被一个小劫犯呼的一下抢去了。工人模样的人马上追过去，揪住那人的头发便打，大哭大喊，硬要用水果刀杀了小劫犯。但任凭他怎么打，劫犯既不还手也不闪避，只是缩着脑袋大口吞吃，噎得自己两眼翻白，一晃眼就把那只馒头吃得干干净净。 哪怕下一分钟就要砍头枪毙，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口粮标准一再减低。政府提倡用瓜菜来代替米粮。但那时候瓜菜也很难买到。早上去买菜，得带上一种购菜卡，根据卡上的购菜限量标准，每人可买上二两或四两。很多小学生也挤在菜店前的长长队伍里，伸长颈脖对那些售货员大喊：“爷爷——”“奶奶——”“大姑姑——”他们竞相讨好售货员，无非是为了在买菜时能多得到一个小萝卜或一根小苋菜。 父母想尽了办法来让我们姊妹四个不至于饿倒。有一次，爸爸弄回了很多红薯藤，说要在红薯藤里提取淀粉。我们挑了一根藤，咔嚓一折，见断口果然渗出星星点点的白色浆水，看上去很有希望，于是一个个都欣喜异常。可是我们将这些红薯藤放到锅里煮熬了好半天，仍然只得到半锅黑黑的水，又苦又涩，像是苦口的药汤。用筷子捞一捞，半点儿能塞塞肚子的固体物质也找不着。 家里吃饭也开始计划配给。每天早上，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切下一块细糠饼，将细糠饼的大小厚薄仔细比较，怕分配得不公平。到中午吃饭时，则把半锅饭搅得泡泡松松的，往桌上每只碗里装上一勺，就不可能再多了。我是最小的孩子，拿的碗也是最小的。每次我都眼勾勾地盯着哥哥姐姐的大碗，觉得母亲对他们偏心，让他们吃得多。其实后来我也慢慢看出来了，哥哥和姐姐也都眼勾勾地盯着我的碗，在羡慕嫉妒我碗里的丰满。 出于对父母的畏怯，我们都不敢争吵。默默地咽下一丝口水，然后默默地离开饭桌上学去。 有一天，妈妈从乡下探亲归来了，带回半布袋蚕豆，半布袋红薯丝，还有大小四只鸡！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带给了我们很多欢乐和想象。我想象以后鸡能生很多蛋，而那些蛋又能变成小鸡，小鸡长大以后又能生蛋。 给鸡找食的任务当然交给了孩子。每天放学以后，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鸡，有时还带回几个同学，让他们也能来逗逗鸡，见识这些颇为珍奇的小动物，共享我的幸福。然后，我就提着小竹篮出去挖蚯蚓，或是网捕飞虫，或是去路边拔拔青草和捡捡烂菜叶。为了找到足够的鸡食，我得走很远很远，天黑时分才能回家。 哥哥姐姐比我忙，正准备考初中或考高中。他们常常为了赶作业而不能陪我出去找鸡食。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生出几分不满，觉得他们对鸡无情无义。 更可恼的是，他们俨然已是半个大人了，经常附和着父母，用大人的腔调来提供杀鸡理由，把不怀好意的目光投向小动物。他们说，鸡不是人，养大就是让人吃的么，何况我们好久都没闻到肉味了，喉咙里都能伸出一只手来了。他们议论着应该杀那只黑的，然后再吃那只白的……这种议论总引起我一场大吵大闹大哭。 不准杀鸡！——我吼得天昏地暗。 尽管一次次抗争，鸡还是一只只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生蛋最多的黄毛母鸡，一个对我家餐桌贡献最大的英雄。这只鸡孤零零的，在小院子里踱来踱去，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朋友，似乎有些害怕，一见人就惊慌地躲避。直到放学时分，我去给它喂食，对它说说话，把它摸一摸，它才显得十分温顺，对我表现出亲近和信任。我压它低头，它就久久地低头。我压它蹲伏，它就久久地蹲伏，非常听话。它的眼睛老投注于我，好像看我还有什么吩咐。一声声“咕咕咕”，似感激，似撒娇，又似不安地诉求什么。 为了让它多生蛋，父亲以前给孩子们分饭时，总在锅里剩一口留给它，让它吃点精粮。后来，全家饿慌了，父亲说人还吃不饱，还管得上它？于是就把它那一份口粮取消了。我觉得不忍心，每餐饭都在自己碗里留一口，去小院里拨给它。 爸爸说：“你自己也没吃够，不要留给它了。” 我一声不吭端着饭碗走开去。 爸爸叹口气：“这孩子……” 最揪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最后一只鸡也不生蛋了。那几天父母好像在悄悄议论什么，我一跑过去听，他们又不说了。我还是提心吊胆，成天警惕着大人们的一举一动，看是否有杀鸡的迹象。如果有，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依，一定要拼命大闹一场，闹得家里天翻地覆。爸爸肯定看出了这一点，一会儿安慰我，说不会杀鸡的；一会儿又说服我，说出很多人比鸡重要的道理……这些使我的心情越来越乱，也越来越沉重。 终于，这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小院子里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沾满糠粉的鸡食盆，而厨房里飘来一丝鸡肉的香味。我明白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知道一切都晚了。我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里扑倒在床上，伤心地大哭起来。我在哭泣中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大人们是很坏的，而我终究也要变成大人，我也会变坏。这个想法使我恐惧。 几块鸡肉被夹到我的碗里，是母亲特意留给我的。一餐又一餐，它被热了一次又一次，但我还是没有去碰它。 1987年1月 戈壁听沙 戈壁听沙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3年《湖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六十年代末，一小群中学生曾想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其中便有我这个初中生。那次逃窜未遂的记忆被悠悠岁月洗刷模糊之后，直到去年，我才寻得一机会西出边关。 据说我去得不是时候，草原已枯萎，河流已干涸，葡萄园已凋零，肃杀寒风把梦境中的缤纷五彩淘洗一尽，只留下一片沙海。沙丘，沙河，沙地，沙窟，举目茫茫，大地干净。不管你什么时候在车上醒来，疲乏地探头远眺，看见的很可能仍是一片单调的灰黄，无边无际又无声无息，让人觉得车子跑了几天却仍留在原地。沙地上常见曲曲波纹，或紧密或空疏，层层如老人肌肤的皱折；每一层当风的那一坡面，还稀稀薄薄地披一抹灰黑，似古老的沙漠生出了一层锈。 这里的时间好像也锈住了，凝固了，不然那几根狰狞白骨，何以历久不腐？而那条通向远方的寂寞小路，玄奘三藏是否刚刚扶杖引马目光坚定地离去？ 人们不喜欢沙。其实细想一下，葡萄和哈密瓜适宜在沙土里生长，坎儿井这种特异的水利工程也是沙漠特产。因为多沙缺水，人们洗手靠铜壶吝惜地浇淋，脏水也被铜盏承接留备它用，这才有了精湛的铜品工艺。因为尘沙扑面，妇女们都习惯轻柔的头巾和面纱——而且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她们多有长长的睫毛，这才给戈壁添上了神秘的妩媚。沙的严酷，使人们更为勤勉和勇敢，于是市场上有了丰富的羊奶、羊皮以及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匕首。沙的单调，使人们向往热烈，于是荒原上有更多的彩裙，冬不拉和月下奔放的歌舞。那林立的清真寺呢，那显目的油绿色彩和新月图案，也许是对黄沙烈日的补充；而充满着对自然和命运敬畏感的孤零零的祈祷呼号，也许更易于出现在风暴里和荒凉的沙海之中吧。 我想，壮丽的西部文化是不是从我手中这一捧沙砾中流出来的？ 这里的人种和文化是多元交汇型。俄罗斯族相当一部分来自战败的白俄，带来了东正教；蒙古族同样作为军人的后裔，带来了喇嘛教；伊斯兰文化源自西亚；而儒家文化则来自关内。直到五十年代，这里还流通着英镑、卢布、马克和“袁大头”，还流散着各种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枪炮。当文化用枪炮来体现的时候，密密火舌就把西部焚烧得进一步沙化了。我曾在汽车上看到不少干干的河谷，问起来，当地人也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只是说那些河早就不存在了，仅隐约闪烁在老人传唱的民歌里。于是，我就只能默默注视这些河的尸骨，干瘦，痉挛，像一个个问号葬在风沙深处。 西部汉人不少，但没有当地的汉方言，因为汉人多为外来者，都说普通话。解放以后，曾有几批汉人迁入，主要是：王震部解放军约三万；陶峙岳起义部队约八万；来自湘鄂京沪等地的知识青年数十万；此外还有为天灾人祸所驱来的“盲流”。解放初期，政府考虑到性别的平衡，曾从各地迁入女性入疆。我在这里遇到好几位青年，问起来，他们的母亲多是湖南人。 这些伟大的母亲和她们的亲人，与西部各民族一道，真正开始了对沙的征服。据说当年解放军为投资军垦，节省军费，每人每年少发一套军服，而且军服都没有衣领和口袋，省下一寸算一寸。白日汗淋全身，夜晚围炉取暖，反正军营里鲜有女性，官兵们赤条条来去倒也无牵挂。中央知道官兵太苦，曾给他们一人补发了几百块钱。但他们口袋里的光洋叮当响，就是买不到什么东西。 一位医院护士还向我说起她以前的一些知青伙伴。她们初入疆时，怕附近劳改营的歹徒，怕野兽，怕鬼，晚上不敢上厕所。团场给她们发的马桶，经干燥的风沙吹打，早已扭曲开裂不能用。于是她们只能紧闭房门，一个人哭起来，女伴们就陪着哭一夜。有位女子想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带着一个提包独身外逃，结果迷路在大沙漠中。找到她时，发现她双腿已经冻坏，只得将大哭大闹的她送往医院，锯掉双腿…… 在乌鲁木齐，在喀什和石河子，我在陌生的人影中默默地寻找，想知道谁是当年那位锯去双腿的城市姑娘。我甚至想，要是十六年前我来到这里，我会是这人海中的谁呢？是那位蹲在墙角咬着羊肉串、不时用油光光的袖口抹嘴的大胡子吗？ 戈壁滩收纳了太多的血汗和眼泪，但这一切流入疏松沙土，很快就渗漏了，无影无踪了。一捧捧沙砾，竟全是同样的灰黄色，没有任何痕迹。 远古时期的戈壁似乎是较为繁荣的。西域早就是中国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还证明，这里存在过石器时代，而东亚很多民族与这些石器有着奇妙的关系。黄帝族和炎帝族（羌族一支）都是从西北游牧区先后进入中原。苗史专家们曾推测苗族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后东迁中原以至西南。一些土家族史学者也曾认为土家族为伏羲之后，源于甘肃，并以龙山县彭何两姓均自称“陇西堂”为证。研究古代服装的沈从文先生，曾认为今天的苗装，可能保留了西部原始氏族的服饰特征。王国维的《读史》诗则开篇就是：“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又说：“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如果这些古代民族都是源自西部，或者至少说——它们曾一度被西部的山川所养育，那戈壁滩真是一个孕生中华民族的巨大子宫。上下几千年，它输送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族远去，流尽了血，自己却枯缩了，干瘪了，只剩下一片静静的荒沙，还有几声似乎沙化了的鸦噪。 谁能说清我们祖先当时离乡背井披荆斩棘长途迁徙的原因？谁能说清这神圣的发祥地为什么一瞬间竟沙化出如此的静穆？我在吐鲁番的历史文物馆里看到了一具木乃伊。这是一位体态丰腴的少妇，长长的黑发很美丽，干瘪下陷的腹部更突出了骨盆的宽大，一身皮肤均为绛紫色，隆起的肌肉像蟑螂壳子，使人感到里面很空很轻，感到她确实已经死去，不大可能重新站起来。她惊慌地拧着眉头，目注长空，双唇中填着一只半卷着的大舌头，像咬住了一句刚要说出口的话。她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出这灰黄色历史的秘密吗？ 我静静听着，她终于没有说，只有室外呜呜咽咽的风沙声。 那是戈壁在哭泣罢，是思念它孕育的东亚亿万子孙而哭泣吧——戈壁滩如此干枯，以致没有泪水了，只有这呜呜咽咽的干泣。 我突然想起，十六年前我鬼使神差地要远赴西域，一定是在睡梦中听到了这哭泣，有一种孩子对母胎下意识的眷念和向往。 我离开新疆时没有坐飞机，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多地看沙和听沙。火车昏沉沉地摇晃着，因为路基多沙，松泡，不宜高速。坐在对面的是一位维族青年，他告诉我，政府正在考虑运用日本专家在中东治理大沙漠的经验，中外合资，来绿化戈壁。当然，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我们会有钱的——他笑着说，抽了口莫合烟。 我点点头。这时，车头长啸了一声，拉着列车掠过张掖，向河西走廊的出口奔去。我感到我正在从母腹中第二次诞生下来。 1983年12月 那年的高墙 那年的高墙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光明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母亲的老家在湖北西部，与父亲的老家相隔不远，但分属两个县。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很少听父母说起那里。唯一与老家有联系的，是我对爷爷的印象。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斑驳的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了，那边就有了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向我们摇着一条女人的头巾：“阿毛，拿洋火来——” 我吓得不得了。 疯子是在学爷爷的腔调。爷爷是瞎子，要抽烟的时候，总是这样朝家里有动静的地方发出呼唤。除此之外他很少说话。他经常穿着灰色长衫，坐在阶檐下晒太阳，听我们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眼皮间或微微张扩一下，显出他还是个活人。他圆圆的脑袋很柔和，像一只褪了毛的猫头。有时候我故意不给他火柴而给他一块瓦片，或者躲在他身后不吭声，他也不发火，咕哝几下，又朝刚才有动静的地方呼唤：“阿毛，拿洋火来呵——” 他在我们家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回乡下去了。后来就听说，他死了。那时的我不会注意他是怎么死的，也不会久久地记住他。只记得他每一餐要吃很硬很硬的饭粒，而且夜里有点发梦癫，常常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喊叫：“来了！”“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此而已。 倒是邻家的疯子总是重演他的语调，要时时提醒我们什么似的。街坊邻居的小把戏们对疯子兴致勃勃，也纷纷模仿他的模仿。 “阿毛，拿洋火来——” “阿毛，拿洋火来——” 像是一大群幼龄爷爷的大合唱。 父亲非常生气。拿来一根竹篙，扑打得墙砖叭叭响，把疯子轰下去了。但墙那边还有敲桶的声音和爷爷永不消失的留言： “阿毛，拿洋火来——” 父亲操一把菜刀往墙上碰得当当响：“你再疯，你再敢过来，我剁了你的手，割了你的舌头！” 墙那边终于安静下来。 我还是睡不着。一直给我摇扇子的爸爸早已鼾声响亮，扇子滑到竹床下。姐姐也蜷曲着身子入梦，一条沉沉的大腿压在我肚子上。我仍然看着高墙上的夜空，看流星偶尔飞过。我很着急，怕疯子再次冒出墙头，甩砖头或放火什么的。家里人怎么还能这样睡大觉呢？我想把家里人都叫起来警惕邻家的夜袭，但又怕他们笑我胆小。他们正睡得香甜，睡出很劳累很不高兴的样子，总是皱着眉头或者哎哎哟哟地呻吟。 我总算熬到了很安全的白天，我去外边玩，见邻家的孩子擦着鼻涕朝我笑。“阿毛——” 我讨厌阿毛这个名字，装着没听见。 他们更加来劲了：“阿毛，你的瞎子爷爷呢？” “阿毛，我们到你家院子里玩玩好么？” 我退入门，把门紧紧关上。我很少同邻家的小孩来往，母亲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让那些野崽子进院子。我现在有一把红红绿绿的木刀，看守这张门就更加坚定和勇敢了。那两个小孩还是要进来，挤门，嘻嘻笑，而且不怕我的木刀。一不小心，我的木刀在门缝里夹断，我气得哇哇大哭。他们见势不妙，赶快溜了。 他们没有这样的木刀，更没有我家漂亮的庭院和房子，只有糊在脸上的鼻涕，旧鼻涕干成壳子了，又糊上新鲜鼻涕，层层叠叠，像糊鞋底的浆子。南边的一家姓王，姐弟两个总是打架，互相骂娘，然后父亲抄着扁担来把他们统统打出门去。有一次当姐姐的躲在我家大半天不敢回去，用竹竿去偷取她家的饭篮——她家厨房正好有一个窗口对着我家的院子——居然成功了，让我觉得非常激动。王家的父亲还经常自杀，而且总是去街头那口公用水井。据说他好几次等井边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就光着膀子，冲着井口烧香，叩头，骂子女不孝骂自己腰子痛有风湿，然后向东南西北的各路神仙一一谢罪，再往井口里钻。但他每次都没死成，只要别人一放下绳子或竹竿，他就紧紧抓住了。每次的结局都是这样，不免有些单调得有点让我失望。我总是听母亲向罗家的女人打听他的下落。“他哪里舍得死呢？下去洗个澡。”罗家女人这样说。 但罗家女人连连叹气地去王家，好像要去分担什么悲痛，为善后这件惨案做点什么。 罗家在我家北边。罗家女人的屁股肥大无比，我总是担心她洗澡时一屁股坐下去，就会把脚盆里的水挤得一滴不剩，甚至把整个脚盆沾起来。她时常摇摇摆摆来访，讨点米潲水或者烂菜叶，以便养大她家的猪；有时候还来我家院子里寻点车前草，说是用来煎药治病。她特别关心街对面的俞三婆婆，差不多每次都要向我母亲叹息：“哎呀呀对门街上的俞三婆婆没有细崽子没有九多……”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九多”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只记得她一口气说这么长的句子时有腔有板就像唱歌，很好听。 罗家再过去，就是张家。张家老头卖西瓜，拍着搓衣板似的胸脯说保证是红瓤。顾客当场剖开，白的。张老头又愤愤拍着搓衣板：“甜哇，你吃你吃！虽说白瓤但它甜哇！” 至于西邻，就是疯子家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最瞧不起这一家。有一次我问，他们姓什么？ “屙吃困。” “屙吃困是什么？” “你想想，一天到晚只是屙屎，吃饭，困觉，不叫屙吃困还能叫什么？剥削阶级都叫屙吃困。” 我觉得好笑。 父亲朝墙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呢。”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怀娥铃就是小提琴，就是当年高墙那边偶尔飘溢过来的好听的声音。那时我以为父亲指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比方说是鼻涕，是尿湿了的床单，是电影里狗特务的电台耳机之类。 我和哥哥姐姐很快把邻家奇怪的名字编成了整齐有力的口号，诸如“屙吃困狗屎棍”、“屙吃困锅里蹦”什么的，准备用来对付疯子的挑衅。不料疯子很快就不见了。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去墙那边交涉，以转业军人和革命干部的身份，终于迫使他们家把疯子送去了医院，也就把爷爷的声音送走了。从此，墙那边除了偶有一两声咳嗽之外，再无任何声音，寂静得令我奇怪。我怀疑那一边的人早已经死了，死去很久很久了，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外人从他们家门前来来去去，还以为那里有一户人家。 其实那里还有人，还有一位母亲和兄妹俩。疯子是他们的什么人，我不知道。我有一次用竹签挖蚂蚁窝，在墙基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发现那边也是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挤着，甚至爬上了一角屋檐。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有这么些毛呢？丑不丑呵？难道大人都有这种丑物么？ 我看看自己开裆裤，没有发现毛，觉得有点高兴，也有点扫兴。 晚上乘凉，我看着星空，终于忍不住问姐姐：“屙吃困家里有好多好看的花，你看见过么？” 姐姐不怀好意地眨眨眼：“哈哈，你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 “没有，没有。”我急了。 “不，你一定是到他们家去了！哈哈阿毛今天到屙吃困家里去了！”她在竹床上翻了一个跟头，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奇耻大辱。竹床吱吱呀呀响。 “我去了是狗。只有你才去，只有你才去！” “你说了，他们家的花好看！” “我没说好看，我没说好看。” “你就是说了，你就是说了！你赖！” 我愤怒地猛扑上去，把姐姐推下竹床。她的两腿朝天虚蹬了几下，有尖声放了出来，是哭了。父亲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的鼻子下面一片血光。父亲骂我，她就哭得更加有劲头。 我气冲冲地走出门去，看外面昏昏的街灯。罗家女人在那边摇着大蒲扇：“阿毛，来来来，我给你掐痱子。我喜欢你。” 我装作没听见，没有去。 好几天我没与姐姐说话。为了昭示我对屙吃困一家的蔑视依旧，我第二天就用泥巴把那道墙缝塞住了。我还很解恨地朝那边的房顶上扔了两个石头，怒气冲冲地喊：“打倒屙吃困——” 墙那边没有声音。墙那边的回答推迟了二十年，成了机械冲床咣当咣当的某种恐吓——那边已经改成一个街办小工厂了。我重返旧居，回忆起一九六五年我家离开了这里。就在离开这里的第二年，我的父亲死于“文革”最初的迫害浪潮。尽管他把我那位逃避农民斗争的地主爷爷送回乡下去交给农会，尽管他把我家的这所房子捐献给了国家，他还是没有被革命阵营接纳，没有逃脱厄运——这些事是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的。 旧居已经苍老。原来的砖房外又搭建了一些偏棚，如同繁殖出一些寄生物，把小院子都挤占完了。我以前住的那间房，眼下成了一个饮食店，门前堆着一筐白生生的猪骨或牛骨。父亲的那间房则成了一个五金铺，但蛛网封门檐草森森，看来早已倒闭。西墙竖着一辆胶皮板车，上面还挂着尿片。 没有人认识我。当年的罗家、王家、张家等等全换上了一些陌生的面孔。我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搬走了。 至于疯子那一家，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只有墙基的蚂蚁依旧，仍在一线线地爬行。它们从二十多年前爬到了现在。我想起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孩子们就常常玩蚂蚁。我用一只死苍蝇分别引出两个窝里的蚂蚁，让它们分头回去报信，引来各自的蚁军争夺蝇尸昏天黑地大战。看着蚁头蚁肢蚁钳纷纷被咬下来，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常常唱出电影里的战斗音乐为它们助威。 1993年5月 走亲戚 走亲戚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6年《福建文学》杂志，获同年福建文学奖，后发表于1997年香港《明报月刊》，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 三伯伯来看我们。三伯伯就是三姑妈的意思。老家很少对妇女的称呼，女人大多用男人的称呼，只是在称呼前面加一个“小”字，比如姑妈就是小伯，姐姐就是小哥。 三伯伯的男人在躲日军的时候去了贵州，给共产党送药品，被国民党特务杀了。也许幸好他这一死，三伯伯一直守寡，穷得靠卖盐茶蛋为生，经常忙了一天还赚不回半升红薯。土改时她被划成手工业者的成分，又是烈属，成了革命依靠对象。让她当了几个月的妇女会会长，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一年水灾，她的茅房被水漂走了，日子实在没法过，便把儿女两个送进城来，托付给我父亲。大表哥被我父亲带入部队，当了兵，还读了军校。大表姐则在城里继续读书。据说大表姐初来时一头的虱子，母亲洗了三大盆碱水，又给她剪一个男头，才把她剪出个有鼻子有眼的人样。她的书当然也没有读好，母亲带她去考城北女中时，她还总是把“手”字写成“毛”字，把“目”字写成“木”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要写错，“常”字上面总是写成“宀”。父母后来一说起这事就要笑。 他们兄妹两个年幼失父，所以特别懂事和用功，也给我家很挣面子。大表哥后来当了空军军官，大表姐读完中专后去了西北一个矿山，也是劳动模范。他们的成绩总是成为父亲教训我们的理由。你们看看，大哥哥入党了，大姐姐立功了，还当上工段长了……父亲带领我们索性取消了表哥表姐的“表”字，让我们一家自豪得更加完满。 我对那一段没有什么印象。我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比方说我出生以后第一个抱我的是大姐姐，她当时还惊慌地说，舅妈舅妈，这伢儿怎么这么难看？一身的毛呵！我也愿意相信父母的说法，我在街上走丢了的那一次，大姐姐听说此事时正在洗脚，她立刻吓得哭了起来，鞋也没来得及穿，赤着脚就跑出门去找我，狂奔乱喊简直疯了一样……我应该记得这件事情的，不知为什么居然记不起来了。是不是我真的脑子有了什么毛病？ 每逢开学，我们姊妹几个便兴奋地等待，等待工作在外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寄来礼物。钢笔、球鞋、计算尺……都是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贝，一般还有十元或二十元的学费。其实我是白等和傻等，因为我还没有上学，即便上学也永远在家里处于幼稚的地位，没有资格得到那些赠品。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把那些东西分给了哥哥姐姐，桌子上光光了。他们高兴，我也跟着高兴，跟着他们在几间房子之间不停地窜来窜去。 二 父亲死了之后，我们首先通报的亲戚就是他们——三伯伯当时就住在表哥那里，在北京某部队大院。 很久没有回信。我问过母亲，不料她冷冷地说：“你说谁？” 我说：“大哥哥没有来信么？” 她说：“回没回，我不晓得。” 我说：“他应该来信的。” 她说：“你以后不要提起他。” 我感到有点不妙。后来才知道，大哥哥是回过信的，只是回信较为冷淡，除了埋怨舅舅自绝于党和人民之外，没敢再说别的什么，甚至没有提到他母亲是否伤心。整篇信还没有写满一页纸。 母亲当时没太顾及对方的处境，没考虑人人自危的整个政治大形势，一怒之下撕了信，又拿出两百多元钱，立马寄去北京，算是彻底清偿了这些年他们的资助。她只是寄钱，没有写一个字。 其实我们家这时候并无还钱能力。因为父亲的失去，家里没有一个人能挣回钱，包括农场里的我姐。父亲的积蓄也撑不了多久，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紧起来了。母亲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好几次去打听有没有地方愿意雇人写大字报，但人家一看这家庭妇女的模样，都觉得这种谋职滑稽可笑。她又想去给人家做保姆，遭到子女的全体反对，而且在一个革命化的时代，雇保姆似乎不是件光彩事，没有人给她提供机会。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整齐排列在桌上，然后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我也帮她调派着这些小硬币，看着它们银光闪闪地列阵待发，心里十分踏实。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以至我到现在还保留了嗜咸的恶习。我们退了一间房，变卖了一些家具，直到上级机关最终办下了遗属抚恤卡，让母亲和我每月能领到一份钱，最困难的危机才算熬过来了。 父亲的政治结论仍然前景不明。每到晚上，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母亲同睡一床，总是不由自主地搂抱她的双脚，怕她离开我去当保姆，更怕她一时想不开寻短路。节日和假日的时间漫长得令人生畏。邻家来了客人，锅盆碗盏叮叮当当，笑语和肉香朝我家里灌，使我不得不关紧门窗，或者用铁锤敲打什么，发出些惊天动地的声音，以便扫荡自己的心烦意乱。这个时候母亲也不耐孤寂，会带我去街上走走，其实没什么目的，不是要买什么东西，只是把一个个商店胡乱看去，或者挤在充满狐臭和汗臭的人群中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能够在“文革”之外来展开命运的想象么？不能。因此我们只能在大字报中寻找希望，比方看到一些教授、演员、将军的自杀，就知道同难者众多，不幸遭遇彼此彼此，我们如果不因此而宽心，但至少可以少一些孤立之感。比方我们还看到北京或上海的形势逆转，看到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批判，使曾经红极一时的派别正土崩瓦解，那么迫害家父的那一派是否也将好运不长？——这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暗自高兴的想象。虽然我后来知道这种想象纯属无稽，发现那些迫害者还是在节日里炖出肉香，对什么人倒台了或者什么路线结束了，一点也不着急。 我们不能在大街上安居，因此我最害怕的时候是往回走，在凉粉担子当当小锣敲出的深夜里走回熟悉的大院，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房门——咔嗒一声，门锁开了，一手推开满屋的黑暗。我们怎么又回到这个小屋？我们为什么只能回到这个小屋？我拿这个漫长的夜晚怎么办呢？ 三伯伯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长沙的。我猜想表哥一接到钱就知道我母亲误会了，但很多事情没法明言，也不便由他这个军官来说，只好请老人走一趟。三伯伯就这样带着四岁的小孙女南行，一路上停停走走，最后在一片荒地下车——据说整个铁路线处于半瘫痪状态，火车站被红卫兵占领，列车没法进站。她们是半夜下车，两眼一抹黑，摸索了好几个小时，到天亮时分才跌跌撞撞找到我家。我听到楼下有人喊，推开窗子一看，只见一老一少两张满是煤灰的黑脸，四只眼睛眨了眨，似乎是笑了，根本没法分辨谁是谁。一个旅行包丢在地上，看来她们已再没有气力把它拎起来。 “你们找谁？”母亲问。 “快叫舅外婆，快叫哇这丫头！”是湘西老家人的声音。 “你是德芳……”母亲怔了片刻，露出了惊讶之色，很快又把神情整顿得非常冷淡，“你怎么来了？” 我高兴地跑下楼去把她们接了上来。三伯伯一进门就抱着母亲痛哭，母亲则显得冷静许多，虽然也红了眼圈，但连连劝三伯伯去洗脸，去换衣，去吃面条。三伯伯当然吃不下，冲着一碗面条又哭。 三 小姑娘对大人们的哭声有点害怕，偷偷向我身边挤靠。她叫小红——那年头叫这个红那个红的小孩很多。 她第一次见到我，却不怎么畏生，很快就胆敢揪我的鼻子和耳朵。她也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判定为小红，比如图书上的小兔、红旗、苹果、小房子、风筝等等，她一看见就笑，一笑就指着说：“这是小红。”然后继续翻页寻找下去。 离开图书以后，她对我的一个大贝壳羡慕不已，也指着它宣布：“这是小红。” 我得意洋洋把哥哥带回家的一颗手榴弹找出来，向她讲解这家伙的威力。“这也是小红吧？” “不。”她不喜欢粗粗黑黑的军用品，让我不免扫兴。 我指着桌腿上一颗冒出头的锈钉子：“这是小红。” “不，不！”她更急了，“这是你，是你！”她想了想我的名字，总算想出来了，“这是小叔叔！” 我指着我的一双破布鞋：“这也是小红？” 她气得跑过来要打我，追得我东逃西躲，怎么也没法摆脱她要抓要撕的两只小手，最后只好逃进男厕所。“我要屙尿了！” 她毫不犹豫冲进来：“我要看你撒尿！” “哈哈，你是女的，怎么进了男厕所？” 她想了想这个问题，撅着嘴退出门去。 我是真要小便了，但没料到刚解开裤子，突然听到小红的哈哈大笑——她极其狡猾地又溜进来，弓腰缩头，手指我的裤裆：“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我看见小叔叔的鸟鸟啦！” 我来不及拉裤子，当下窘得一脸通红，心想怎么碰上了这么个疯丫头？ 她一路欢呼着跑回家去。三伯伯哭笑不得，拍了她脑袋一下，责怪她这么大了也不知羞。她背靠奶奶，黑白分明的眼珠朝上翻了一下。 三伯伯拉着她要走了。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就要走，要走到哪里去。后来我从另一个姑妈与母亲的谈话中，才知是母亲请她们走的。母亲太要强了，坚决不受三伯伯退来的两百多元钱，也不愿她住在我家，说是担心我家连累他们。我的另一个姑妈叫四伯伯。她几乎要哭了，说她住在工厂集体宿舍里，十几个人一间房，都是睡高低床，有些女工还有妇科病，厕所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大人就不说了，小孩子怎么能住在那种地方？天呵，天呵，我拿她们怎么办呀？嫂子你心别太狠……母亲仍然冷冷地说，我们这样的贼窝子，怎么敢高攀他们革命干部？ “你不要翻老账了。他们当时也不是没办法吗？” “我不是翻老账。我是怕她们这一次来，与我们扯来扯去，到时候又添上新账，影响他们的前途。我可担不起这个罪责。” 母亲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无理。大院里还是迫害者们当权，警惕的目光经常有一下没一下地投向我家，谁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事？这样，三伯伯她们无处安身，在这个城市只待了两天就走了。我瞒着母亲去找过她们一次。她们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房间很暗很潮湿，我进房门后好一阵才能看清房里确实有人，确实是她们。三伯伯呆坐着，还有二十几个小时才能上火车，但她无事可干就只能呆坐着。小红在哭，脸上被蚊子咬出十几个红点，又被自己的手指抓出了一道血痕。三伯伯闪闪烁烁地说道旅店蚊子臭虫太多，又说没什么没什么，这孩子真是太娇气。“痒什么呢？一点都不痒。蚊子咬几下痒什么？” 她坚决不允许小红的皮肤痒起来。 她说有苹果，定要洗给我吃。出去寻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水，便说用毛巾擦擦算了好不好？ 我吃了半个苹果，然后带小红出去玩。我让她骑在我头上，从中山路游到黄兴路，想好好地当一回叔叔。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只能带着她多看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说街头的爆米机，药局里的老虎皮，还有消防队红色的救火车等等。我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总算还好，有一个小店里卖绿豆沙，五分钱就可买一碗——我的钱刚够。我买了一碗让她吃，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她掩藏着自己的高兴，吃了一小口，眼睛朝上翻了一下，像是看头上油漆剥落的楼板。她的短腿吊在椅子上，不停地前后甩动。 我吐了一泡口水，抹在她脸上的红斑上，说孙悟空被蚊子咬了就是这样止痒的。她笑着说她已经不痒了。 也许是吃高兴了，她说：“小叔叔，我给你唱支歌好吗？” “你唱吧。” 她从悬吊双脚的高凳上跳下来，背着双手，冲着一个脏兮兮的墙角鞠躬敬礼，把这里当成了演出舞台。刚要开口，她又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我脸上没有抹红呀。” “不要红，你就这样唱吧。” 她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 她咿咿呀呀唱得不太清楚，我开始没听明白，一旦听明白了便顿觉恐惧，继而愤怒：“不要唱了！”我大喝一声。 她吓了一跳。 “唱得一点也不好！”我恶狠狠地说。 她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火，哇哇哭乱了一张脸。后来被我拉着往回走的时候，两脚乱蹬乱踢，把鞋带都踢散了。 四 我以为小红会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件事的，这是我的错误。十几年后她再见我的时候，已经是通体散发出成熟气息的大姑娘。她对那一天早已没有任何印象，只是一个劲要我洗手。她的未婚夫以及大哥哥全家都一个个热切地要我洗手，对我的手争先恐后地给予关心，使我擦了三道肥皂也暗自惭愧。 他们为我摆上了丰盛的饭菜，安排了防疫病的公筷，然后神色紧张地讨论流行病，流感、流脑、乙肝、甲肝、二号病等等。她的未婚夫说了一个乡下人边揉面边揪鼻涕的笑话，小红，哦不，现在是小虹了——对他投去开心和欣赏的目光，抿着嘴带头笑了，于是全家也哈哈大笑。 首都的周末之夜充满笑声。小虹关切地问我是怎么来他们家的。我说坐地铁。他们立即齐刷刷惊恐地睁大了眼，说你怎么能坐地铁？地铁最危险了，万一断电什么的怎么办？万一有传染病怎么办？他们强烈要求我今后坐公共汽车，再不就打个电话来，让你大哥哥派车去接一接。 吃完饭，表哥披着他的将军服，正要同我说说中东战争。他的几个下级探头探脑来求见首长，进门后立即熟门熟路地把小筐荔枝和小箱鱿鱼送进厨房，并且对包括我在内的首长家人一一强加媚笑。表嫂嗔怪地说，老王你怎么又这样？被称作老王的理直气壮：“这有什么？我这次出差广东，一点也不麻烦么！” 表哥只好放下中东战争，去与他们在客厅里应酬。我无事可干，只好看看他家的书柜，看看成套的党史、军史、哲学以及政策。书柜旁边挂有一只巨大的龙虾标本，冲着我张牙舞爪。 表哥送走了客人，又过来与我聊天。他说你还在作协工作么？你们文艺界也真捣蛋。你看现在那些流行歌，成天就是爱呀爱的，战士要是都爱来爱去，还怎么打仗？ 我想说明作协不等于文艺界，我更不是文艺界，没法对流行歌负责。 他没等我申冤就说：“我不准他们唱了！” “你这不是违反政策吧？” “哪来那么多政策？打得赢就是最大的政策！” 然后，他再次叮嘱我下次来不要坐地铁了，地铁太容易出事。 我说：“我坐公共汽车，不会坐地铁了。” “对，不能坐了。” “我不坐了。” “我马上要出差。不过不要紧，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住什么招待所？那多不卫生，就住到家里来么，这不就跟你家一样？好不好？嗯，我跟你说，不要坐地铁了呵。嗯？” 我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是再次谈地铁还是谈招待所？我只能含糊地点头，看他急匆匆地寻找话题，似乎心事重重没话找话。 我有点后悔到这里来了。我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骑到大哥哥的肩上，抢过他的军帽或者挂上他的皮带，而且愚笨得总是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个问题，那么来这里做什么？三伯伯已经去世，死于咯血，死前常闹耳鸣。我只能瞥一眼她睡过的那间房，那张床。那张床拥抱过一位老人的夜晚长达几十年——她给过我苹果，长相也与我极其相似——亲人们都这样说。因此我忍不住想象我的鼻形，我的眉形，我脸颊的线条，曾一次次淹埋在那张床上的黑夜里。那是不是我呢？为什么那不是我呢？如果说人都是首先以其面相而存在并且被人认知的，那么床上的面相为什么不就是我的一部分？ 是我曾经在那张床上咳嗽然后耳鸣和咯血？ 母亲曾经一直不让我们子女来这里走亲戚，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就是那样做的。那一次我下火车时太晚，没法去找住处，我宁愿提着沉重的行李包走去天安门，在广场坐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去敲响大哥哥家的房门——尽管我知道那繁密的灯海里有我的亲人，是的，是亲人。我在广场橘黄色的灯雾里抱着双臂，有点冷。 我那次离开北京时听另一个来京的亲戚说，大哥哥一家在“文革”中其实也很难。他每次随军队去制止武斗，都是带血回家，一进家门就偷偷溜进厨房，洗掉脸上或身上的血迹，偷偷给自己包扎或换药，不让老母亲知道真相。亲戚说这话的时候，眼里红红的。 这些事都很遥远了，以后会更加遥远，被我淡忘。就像小虹一样，我以为她至少可以记住绿豆沙，我下定决心踏进这张家门，至少还可以同她说说这件事。 但她不记得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 哪怕她能记住这首曾深深刺痛我的歌也是好的。不，她也不记得了。她的大眼睛里纯净得什么也没有。 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说返程机票已经订好，是明天的飞机（其实是五天后的飞机），我今天算是告别了。真是不巧，真是不巧。表哥全家都为此遗憾。小虹送我去汽车站。她问我什么时候再来。她把她原来读中学时的那幢教学楼指给我看，把他们家原来住的破楼房指给我看，把她现在取牛奶、游泳、看电影、定做蝙蝠衫的地方指给我看。她偏转头的时候，乳房高挺突出。 我毫不怀疑，长安街上秋夜里流淌着的橘色光潮，能够哺育太多这样美丽这样爽朗这样充满自信的少女。 她以前的名字叫小红。 这是小红。 1992年5月 第一张书桌 第一张书桌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7年《小说界》杂志。 一觉醒来才发现两脚泥，只是靠一夜体温的炙烤，加上盛夏天气的烘焙，泥浆已干成了泥壳，在床单上纷纷剥落泥渣。这有点奇怪，上床前我居然没洗脚？昨晚居然累得东倒西歪一头扎进了呼呼大睡？再说蚊子，那些微型杀手这一夜是嘴下留情，还是根本没法咬醒一个鼾声如雷的死人？ 想一想，昨晚能摸到床、没摸错床已是幸运了，不像那一次，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睡了，一头栽到水沟里。 知青时代就是这样子。无边无际的累，物我两忘的累呵累，填满了烈日下或风雪里的日子。有一天，救星终于出现，是公社杨秘书发现黑板报上我的粉笔字不错，抽调我去公社抄材料。当地人把这种轻松差事叫做“吃楼火”，词义来路不明。大概“楼”是指大宅子，能待在大宅子里烤“火”的家伙，当然是有富贵之命，至少也是时来运转，值得大家羡慕嫉妒恨。 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抄材料就是手工复写。杨秘书让我复写各种公文，还有他最为头痛的新闻报道——退稿率太高了，搞得他很没面子。经过深入反思，他认定投稿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邮路遥远，自己每次动手都太迟，于是决意加大写稿的时间提前量。比如还未开镰，他就抢先报道贫下中农喜送公粮；还未下雨，他就早早预测广大群众奋勇抗洪；离国庆节还有十几天，他就精确想象人们在节日里如何“深有体会地说”“豪情满怀地说”“一把抓住解放军首长的双手眼含热泪地说”……这种稿子抄得我目瞪口呆。这个胖子何等神通，把人家十几天后的泪水都流出来了？ 时空穿越也无济于事，还被报社或电台回信怒斥为“胡闹”和“弄虚作假”。他这才苦着一张脸说：“怎么办？怎么办？你还有什么办法？” 又说：“是不是要送点西瓜去？” 在他谦恭的促请之下，我不忍袖手和暗笑，便复写兼顾修改，无非是去掉他的一些语法硬伤，删掉一些八股套话，再加点新鲜事例什么的，终于使他的退稿率后来有所降低。他乐癫癫地为我倒茶水和切西瓜不在话下。他最爱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从此也时常飘扬在公社机关的房前屋后。 县里大概也注意到这个公社在媒体上的能见度提升，于是常有电话打来，抽调我到县里写材料。这种“楼火”就吃得更爽了。几乎每个月我都有几天不用出工上地，而是衣冠楚楚牛头马面地入住县城招待所，每天得伙食补贴五毛，食有荤腥，夜有电灯，还有服务员来扫地送开水。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吧。什么是上层建筑？这就是上层建筑吧。不过县级官员比杨胖子难侍候，每次审稿都会有意见，每个参审人都水平高，哪怕以高克高互相消耗，甚至把自己绕晕，最后又回到第一审时的意见。自发现这种否定之否定规律，我便避繁就简，近道超车，每次完稿后决不再急于送审，而是拖到最后时刻，几乎是逼着领导把初审当作终审，只可能务实地说说人话——这就是说，不给他们高来高去的闲工夫，不给他们折腾下属和绕晕自己的机会。 这一招果然有效。有一位部长还曾笑眯眯地表扬：“好，很好，你比杨眼镜强多了，他的文章经常是越改越乱，越改越没法看。” 这是指机关里一个戴眼镜的秘书，可怜的老杨。 这样，我就有了许多送审前的多余时光，忙一闲三，经常无所事事。恰逢一九七〇年代初全国文化形势回暖，很多文艺院团恢复了自创节目的演出，省、地、县各级文艺刊物也都重新出版。在一个知青朋友的鼓动之下，我在招待所里闲着也是闲着，吃了五毛补贴后也得消遣，便胡乱凑些四言八句，关于诱蛾灯的（星火万千，美好诗情呵），关于水库大坝的（锁住龙王，气势非凡也），好像是诗，就算是诗吧，后来居然也印成了县刊上的铅字——眼看着一颗文艺小新星就这样意外地冉冉升起。 杨秘书特兴奋，因为文艺作品也在上稿率统计范围之内，任何铅字都算是全公社的文宣成绩。他觉得脸上有光，立刻赏我一张煤油灯，带玻璃罩的，有鱼形灯嘴助燃增亮的，简直是高科技，比黑烟滚滚的棉油灯盏强多了。为了让我抓紧时间创作一台文艺宣传队的节目，一位姓刘的公社宣传委员也投入到对我的关爱，听说我没桌子，便带我去了学校，逼着校长给了我一张学生用的双人课桌。 这是我走入社会后第一张书桌，一米来长，一尺多宽，有一个双层夹板和娃娃们留下的一些刻痕。工区里的员工们以前只配有床和木凳，人们平时写信也只能就着箱子或床沿，因此我的这张桌略显怪异，堪称奢侈，很让伙伴们震惊。想想看，在桌上再摆一个笔筒，立一排书（最好是精装的），插几枝花（油菜花或南瓜花都行），不就有知识分子的风雅兮兮和气势非凡了？房间主人若不文思如涌壮怀天下哪还说得过去？ 这张小桌伴我三年多，助我写出过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花鼓戏一类，当然还有杂乱的感想和素材，后来进入了小说或散文，包括早期的《月兰》和《西望茅草地》。杨秘书当然也在这张小桌上进入了我的日记。比方说，他一上路便不时高唱进行曲，用时下的语言说，活成了一个快乐的表情包。又比方说，他有一条又脆又亮又尖的娘娘嗓子，总是担当领呼口号的重任。他怕农民们听不清、喊不齐，常常把一句长口号截分成几个短句，于是一句“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经他逐一分别领喊，大家喊是喊齐了，但前后两句分明成了惊心动魄的反动口号，竟被喊得地动山摇。这一事已被我写入了后来的《马桥词典》。他的金嗓子还多次用于民兵队列操练。大概是恼火一些人分不清左右，甚至听不懂“左”和“右”，他灵机一动，找来一些草绳，给每人的左脚缠上一根，于是口令便成了“草脚——肉脚——草脚”，或者“（向）草脚——转”“（向）肉脚——转”……还别说，这一招管用。形象的“草”呵“肉”就是比抽象的“左”呵“右”好记，如同电视剧比理论书要好懂，你不服还不行。大家的智商立即提升，队列动作马上整齐许多，据说后来还在什么竞赛中一举夺奖——这事有几分神奇，将来说不定会被我写入哪篇小说的。 多年后，我重返这里的时候，发现两排土砖房早已换成钢筋水泥楼，集体茶场也早已被私人承包，眼前全是陌生面孔。我在房前屋后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往日陈迹，除了半块语录墙，两台锈成了废铁的揉茶机，一个隐没在丛生蒿草中的废弃猪场。山水之间的人迹总是转瞬即逝。出乎意料，我吃饭时还看见了厨房墙角里一张课桌，其木纹、刻痕、样式都十分眼熟，不过它眼下已蒙上了枯黑烟垢，还有不少水泥凝结成的斑块，大概曾被泥匠们拿去搭过跳板，当过脚手架什么的。 桌下有几个腌坛，桌上则胡乱堆放了一些杂物，包括一个可口可乐的大瓶子，不知装了些什么。 我默默看了它一眼，然后告别主人走了，上了汽车，上了火车，上了飞机，直至海角天涯。我很奇怪临别前自己为什么没去把那个桌面摸一下。 其实我常常想起它。 2016年8月 漫长的假期 漫长的假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8年的《钟山》杂志和境外《今天》杂志。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这时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这时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顶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战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拥而下，手忙脚乱地狂找水龙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沓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美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脑袋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的红军意识突然苏醒，那叫一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痉挛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了过去。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志，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那战争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以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湖（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打算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 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再也不逃学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另一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招考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断层”、“垮掉”一类概念是否用得过于笼统？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传薪其实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文革”以后三十年，为何反而爆发出了中国最强劲的经济成长？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有机构发书读或赠书给你读时，反而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他们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亮出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缴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才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酝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你说的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拿着空瓶去打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我们一具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 收水费 收水费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家庭》，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我居住河西的时候，所在那一幢住宅楼有四个门道，每一门道五层，每一层左右两户，共计十户人家。每到月底，供水公司的收费员来看一下总水表，给各门道填发收款通知。几天后，待各门道的水费集中了，收费员再来总取。这样，我们这个门道每月得轮出一个经手人，帮供水公司逐户抄表收费。 我也当过经手人。这是我结识邻居的机会，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逐月积累下来的一沓收费表上，他们都只有房号，只是房号。比方说，我就是三号。 十号每月的用水量总是大得惊人。大概这一家孩子多，而且全家正轰轰烈烈生产致富，不知从何处接来一大包一大包的旧塑料袋，把它们拆开，洗净，装包，再送到某个工厂去。家里成了小作坊，工业用水的消耗自然非同一般。敲开十号的房门，机器哒哒声和流水哗哗声立即扑打我满脸满怀，使我面肌隐约发麻。应门的常常是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孩，小圆脸黑乎乎的。户主呢，在堆垒如山的原材料和成品那边，大概手头正沾着活，或者不方便爬过山来，只是从里屋抛出一两句粗粗的嗓音，算是忙者的回礼。小孩显得很懂事，立刻把我引向水表，搬开挡道的鸡笼、脚盆、锄头，还有几大包产品，手脚十分麻利。完成这浩大复杂的工程之后，水表才从卫生间的一角探出头来，你才可以用扬腿劈胯的高难动作，让一只脚越过某个高高障碍，探向湿漉漉的水泥地，让上身尽可能趋近鸡粪味，也趋近水表。“又是十八吨半！”小孩看清了表上的数字，向父亲传报了陪同核查的结果，不再说什么，熟练地找来一支烟和一盒火柴递给我。我不要，他便把烟叼到自己嘴上，笑得天真而淳厚。 八号的用水量总是最小的，小得简直如用香油，没法不让人生疑——他们会不会用破坏水表的手段偷水？八号门外的楼道已被这一家侵占，是一个日益扩张的废旧用品仓库，竹篓、旧铁炉、破竹床、包装木箱或纸盒，钩心斗角地靠墙堆码，如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展品，把楼道挤得日渐狭窄，只容人们侧身通过——行人免不了常对八号门报以白眼或嘀嘀咕咕。要是扛一辆单车从这儿经过，那就更为难了。稍不小心撞坏了一块藕煤，这家的女人就会拿着藕煤碎块找上门来，罪证确凿，非让你赔偿不可。不过这一家倒不乏革新能力，比如去他们家不用敲门。门旁有一按钮，你按一下，便可听得门内隐约悦耳铃声。后来我听说那是男主人用一台破电子钟改装而成，足见其心灵手巧。待铃声落定，男主人一张脸从门缝里露出来，脸瘦鼻尖，两眼眯缝，直到看清来人，才笑容可掬并且让门缝更为扩展。收费似乎惊动了他全家。几双神形酷似的眼睛齐刷刷在他身后汇集，都警惕地盯着我，如列阵迎战乞丐或窃贼或敌国特使，使我不由自主心怯腿软，进退无措。八号男人一定从我的脸上看到了怀疑，反复说明他家用水少的原因：拖地板用洗过菜的水啦，洗脚用洗过脸的水啦，冲厕所用洗过脚的水啦，再加上家里人口少（？），再加上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岳母家吃住，家里一个月用不了多少水，等等。这与那些用磁铁块控制水表的偷水贼岂可同日而语？说实话，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看他家的水表，黄锈水弥漫在表内，看不大清楚。八号男人说不用看，他已经查过了。墙上贴着一张纸，就详细记载着他历次预先自查的数据，算是对收费工作的紧密配合。 九号住着一对退休老夫妻。老头大半辈子在银行工作，与钱打交道，因此对窃贼最为提防，所以他家的门最难敲开。你不仅要重重敲门，还必须大声呼叫，主人听出来人的声音耳熟，才会来开门的。这一家不仅有防盗铁门，木门上还有铁栓、安全链、大大小小三把锁，组成了立体的钢铁防线，即使主人自己，不大费一番周折也是开不了门的。想那些溜门小偷，对此一定会望而生畏吧？就算是偷得三金两银，也会被麻烦得口吐鲜血吧？老两口对有幸入门的客人都很热情，泡糖茶，递香烟，端上水果。房内别有洞天，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几枝月季在客套话的滋润下盛开着触目的嫣红。银行退休干部正在喝中药。说起门，他感慨最多，消息也最灵。他说晚报已经刊载了，哪儿哪儿遭窃，哪儿哪儿被抢，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真是不能不防呵，以至他出门时把所有的存折都贴身带着以防万一。他见我也有同感，立刻建议我借收水费的机会，把各家各户串通一下，大家订一个联防轮流值班制度，或者雇请保安人员增岗加哨，他情愿出一份钱。 七号的门上贴着剪纸的大红喜字，自然是一处新婚香巢。小两口不知在哪里工作，每天都早出晚归。我白天敲不开门，只得晚上再去试试。查看水表时，我发现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哗白流，提醒主人之后，七号男人这才来关了水。他说他没听见水流声，原来厅里乐声大作，又是港台又是欧美又是红军歌曲联唱，立体音响轰击着青春岁月。粉红色的朦胧光雾里，几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另一位女士坐在男友的膝盖上，娇嗔地由对方喂上一颗颗葡萄。在另一间房里，有很多空酒瓶和一堆果皮纸屑，还有大堆黄澄澄的木料，看来主人还准备打制家具，构造更新更美的生活。七号男人留着小胡子，十分豪爽，哗地撕破烟盒，给我递上进口的美国烟，还说要介绍一条“右腿”陪我跳一圈，让我享受一下贴面舞的美味，享受一下熄灯舞的魂销时刻。对于水费，他根本不在意，说算多少都可以，怎么算都可以。一张大钞票塞给我还不让我找还零钱。“你要找钱就是骂人！”他瞪大眼冲着我一个劲地豪爽。 四号则永远宁静，总是紧闭着门。主人姓什么，是干什么的，这里无人知晓。好像这一户只住了一位中年男子，我偶有一次见他弓着背出门去，不知此前他何时潜入自己的房间，真有点神出鬼没。他也不认识任何人，前几天才与我点过头，现在我敲开门，他又问，你是谁？来找谁？我说我是你邻居，来收水费的。他说，收过了怎么又收？我说每个月都要收的。他哦了一声，明白了水费是怎么回事，把我引向电表的方向。我说，水表在卫生间里。他又哦了一声，拍拍自己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从他家的水表可以看出，他用水极少，大概除了喝水，是很少擦地板、洗衣服乃至做饭菜的。屋里空空如也，家徒四壁，确实没什么家具，一个床垫放置墙角便算是床了。地上倒是堆码着很多书，有几本线装书摊开了，书内夹着一些冒出头的纸条。我说下个月该轮到他来收水费了，他吓了一跳，紧张得脸色灰白，说他对数字最糊涂，不能干这种事，他决不收水费也不收电费。我说每家都要轮上的。他想了想，说硬要这样逼他的话，他就让他姐姐来帮忙。在这一个交谈过程中，他始终没有问我姓甚名谁，当然问了也没用，他记不住的。他在这里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传说，一个似有似无的假定，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真正的邻居。 一号在我家的楼下，在这十户人家中显得最为风光无限。门前的空地被栅栏一隔，就成了他们的私家花园，种上了各种奇花异草，还有盆景假山，揽黄山漓江等南北景象天下名胜于一园。常见一群群陌生人来此干活，用陶砖垫出园中小径，或用水泥灌制成预制构件，再搭出花园旁的偏房。这些人干活很卖力，干完活不吃饭就走，连茶水也不多喝。他们对一号男人“科长”前“科长”后的，常有点头哈腰的讨好之态。科长背着手指点他们干活，也常常踱步小径观赏满园春色。他和蔼可亲，是个公共事务的热心人，好几次发动组织邻居们签名上书市政府，要求在附近增建医院，要求改善自来水的水质，如此等等。他家负有浇灌使命，用水却不算多，全仗一辆市政洒水车定期前来输水。他家水表也维护得最好——曾有陌生人笑吟吟地上门检修，发现有点问题，立即换上新产品，就像维护他家的电饭锅、电视机乃至电源插座。科长一听说这个月各户用水之和又与总水表显示的数量有较大差距，便背着手沉思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方法。他说一定有人偷水，损害公共利益。很可能是八号搞了鬼名堂，应该对八号进行严肃思想教育。他也常批评七号忘记关水龙头，水顺着楼道哗哗往下淌，虽说是自己付钱，但浪费了国家财产么。年轻人啦，不懂得过日子的甘苦，也不懂得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见到我来收水费，他不给我递烟，也不准我在他家抽烟，对我的支气管和肺叶关怀备至，甚至背诵抽烟致癌的各种统计数据，一边说还一边清嗓子，似乎数据也很恶毒，他对通过了数据的嗓子必须及时检查清理。 二号处一号之侧，住着颇为拥挤的四代共六七口人，经常爆出婴孩们越来越洪亮的啼哭。当家的人称孟爹，也退休居家，常去钓鱼和打牌。他对身旁一号的动静最为关注，一见我上门，就抢先要查阅一号的用水数量。从近几个月数字的变化，他老谋深算地判断，一号不但装了热水器，这个月肯定又添置了全自动洗衣机。“他家里有钱，有钱呵。他家细细最近进了外贸公司，欢欢也在做大生意。这叫什么？这叫钱找钱，钱结伴。越是有肉吃的人，就越有肉汤泡饭呵……”他这一番评说引出长叹，不知是赞叹还是悲叹。他家的卫生间窗子被木板全部封闭，漆黑一团，白天查看水表也得动用手电筒或划火柴——似乎电灯坏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电灯修好，孟爹不以为然地说，修它干什么？一不在这里读书，二不在这里记账，那么大个坑，还怕屁眼屙不中么？这就让我无话可说。 最难收来水费的人家该算六号。六号住着一对夫妇，都在剧团工作，离了婚，因为找不到房子，只得暂时“非法同居”于此，已有一年多时间了。男的常常不在家，是否另有新欢外人不得而知。女主人声称他们的财务早已分开，她只能付她的那一半水费，决不给那个臭杂种垫付或代付。数着角票分币的时候，她还气咻咻地说她完全不该付这么多，因为她用水省，总是在剧团洗了澡才回家，哪像那个家伙，出油汗，出黑汗，每天臭烘烘，一双鞋子没几桶水是洗不干净的。要不是她心软，她根本不会给那家伙洗鞋子，让他娘的打赤脚。我说，既然你还为他洗鞋子，是不是还有复婚的可能？她杏眼圆睁：“洗鞋子是洗鞋子，爱情是爱情，这完全是两回事！”她又说：“你以为离婚很奇怪是么？其实没什么。有人说，中国人以前见面就问‘吃了么’？现在见面就问‘离了么’？时代不同了嘛。我在我的同学中间，算是离婚最晚的啦。”她果然没为前夫垫付或代付一分钱，显示她追求爱情义无反顾的决绝之志。这实在让我为难。大概觉得为难了我，她请我吃一颗糖以作补偿，然后继续去电吹她的一头长发。 最后还剩一个五号，是不用去收水费的。这里原住着老少两个女人，后来少的死了，老的也死了。关于死因，这里的人都吞吞吐吐不愿说，我也不想说。据说人死后阴魂不散，房子里总是闹鬼。有一天深夜，差不多整幢楼的人都听到这房子里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像是柜子或桌子倒了，但谁也不敢开门去黑屋子里查看。六号常说，常听到隔壁有脚步声，有女人轻轻哼歌的声音，恐怕是真的出鬼了。七号也说，那套房子窗子都关了，风都吹不进去，但一到夜里那里怎么有房门的吱呀吱呀呢？不是幽灵出没又是什么？他们说得邻居们一个个后脑皮僵硬，小孩子往大人身后躲。一号男人劝大家不要迷信，说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大家只要多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就不会相信这些鬼话。邻居们不服气，纷纷质问他，你辩证了，你唯物了，但那天晚上你没听见巨响么？你去看过一下没有？你不也是缩在屋里大气不出？……这一说，科长便支吾，便脸红，背着手去看他的仙人掌算了。 后来，房产公司安排别的人家来入住五号，那户人家兴冲冲地来看房子，但一听说闹鬼，就大惊失色，一去不返。 因此五号房至今一直空着。 收费表中的五号名下，月月都是空白。这也没什么，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要奔赴空白。只是五号少女竟走在我们的最前面，倏忽而逝，我完全没有料到。我对她的面目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她每天夜里归家，大概是在中学晚自习后归家，一上楼梯就必定超前地朝三楼大喊一声：“外婆，开门——” 楼道的路灯总是坏了，她在黑暗中用高声大叫为自己壮胆吧？她的高声呼叫与故意重踏的脚步渐成定规，成为这里夜晚的一个部分。一旦消失，夜深人静之时，我仰望泼入窗口的银月，会觉得夜晚缺失了什么。 五号房的铁窗很快锈了，木门也蛀眼密布，落下厚厚的粉尘。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像摘下枝的果子，失了灵魂的躯壳，没有了生命，腐朽得特别快。常常有老鼠从五号房门下面的缝里钻出来，使过往的行人发出一声尖叫，震落心头的喜悦或愁闷。有时候，一枝来历不明的白丁香，会出现在五号门前，不知是什么人所赠，不知是为什么而赠——这是我的想象。 终于，我向供水公司的收费员缴足了水费，包括为六号男人垫付了他该缴的那一半。我的事情就算是完了。 1992年6月 能不忆边关 能不忆边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9年《中国作家》杂志。 从未见过这么多军卡、大炮、坦克以及车载火箭，串成一条盘山绕岭的铁龙，连接了长天两端的地平线。铁龙是暗红色的，蒙上了红土地的尘垢。 都停车了，天地间顿时一片寂静，数以万计的人在路边一齐撒尿。他们灰头土脸，纷纷搓去耳后的泥，吐出嘴里的沙。在他们周围，树叶、草叶以及水磨房都红若铁锈——不知起于何时的滔天尘浪正顺风而去，使路南一侧的天地变色。 枪口幽幽缄默。刀刃闪闪流盼。一箱箱炮弹是亲切的枕头和床榻。四〇火箭筒或八二无后座炮成了玩具，或者说牌桌上的刑具，挂在倒霉蛋的脖子上，一直要挂到他杀出败局。扑克已洗牌好几轮了，好几轮了，有人不耐公路塞车，用步话机纷纷呼叫。骂娘的，喊天的，摔话筒的，口音南腔北调。 据说前面的坦克翻下山了。据说前面有敌方特工的情况。还听说前面两支部队在争路，互不相让……消息五花八门，不知哪一条是实。挂着伪装网的北二一二在逆行道上窜来又窜去，一副要解决问题的样子，似乎也没解决什么。 我们被安排到附近一处农舍。旁边是破旧小学。警卫员拿来压缩饼干和午餐肉罐头，不知又从哪里找来几棵白菜，打出一锅热汤。当地官员和老乡也来了，押来两个来自敌方的小贩，没有身份证明的那种，是不是探子，一时无法查明。他们又连连说对不起，称前面过去的部队实在太多，粮库早已搬空，猪羊统统变成了白纸借条，战时体制么，乱了，谁都是先下手为强。他们眼下两手空空，愧对远征之师，但还是带来了半桶黑米粑粑。一位老人说：这些粑粑是“解放饼”，以前叫“关公饼”，蘸了鸡血的，掺了剩饭的，你们非吃不可，一定得吃。 “鸡”谐音“吉”，意在逢凶化吉；“剩”谐音“胜”，意在旗开得胜——这当然是老乡们好心的小迷信。 几个警卫员盯住了采访组，白天给我们带路，防止误入雷区；晚上严禁我们户外活动——即便我们记住了口令，紧张过度的哨兵也可能稳不住指头，没等到口令就射出一梭子弹。据说这种事已有先例。 受长官们关照，我们不可能去最前线，顶多是在停战期间沿着交通壕进入前沿，在掩体里探探头，叉叉腰，像旅游者观看风景。前面的山川一片宁静，草茂林稀，薄雾轻云，三两鸟雀不时绕飞。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张家湾或王家坝子么，凭什么吓得我们一路蹑手蹑脚屏声息气？ 敌方特工的渗透时有所闻——据说前不久我方一个师级野战医院惨遭偷袭。这使后方也成了前方，大家对任何外人都神经兮兮，无论男女，无论是否说中国话，总得多盯上两眼，枪口先对准再说，枪机保险全部打开。据战士们的经验，对中国话还要更多警惕才是，前不久敌方特工就是靠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子，骗过我方哨兵，在偷袭中占了便宜。 突然有人一声怪叫：“有情况——”接着就是哒哒哒一串枪响，让我们都惊出一身汗，紧急分散和藏身。我趴下的地方是一堵土墙的墙根，朝门里偷偷探一眼，发现这里原来是臭烘烘的茅房。 片刻之后有人高喊：“不要打！不要打！……”原来前面晃动草丛的后面，不过是一头牛——我随后也看清楚了。 要不是有人叫停得快，可怜那头老牛就会顿成肉筛子。 阎团长赶过来，大骂手下人神经过敏，没看清就狂呼乱叫。他后来向我们叹息，说好多年没打仗了，甚至不大练兵了，政治运动翻来覆去，连营团级长官也多是嫩秧子，到这时候能不紧张吗？听说有的人当了几年种水稻和盖房子的兵，枪都没摸过几回，初上战场时根本不敢伸头，只会对天开枪。更严重的是，有的长官连地图坐标也不会看，带着队伍上了山，把自己的位置报错。结果炮群一个基数的急速射，队伍就在自家人的炮火覆盖下血肉横飞找不到北——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肯定没想到过这种死法。 第一批伤员从前线送过来了。无腿的，无手的，号叫的，挣扎的，一片血肉模糊和浓腥刺鼻，使“战争”这个抽象的词，已经听得耳熟但仍然有点虚幻的词，突然变得尖锐和沉重，轰然砸了过来。我的腿已经有些发软。事情是真的了——虽然我已经十多次这样想，但无法不再一次严重地想到。 军营里醉酒几成常态。当官的喝，当兵的喝，大概都想用几口酒壮胆，也洗却一些闹心的事。阎团长醉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我们在一个叫沙岭的地方再遇m团的那个晚上。他领着手下人刚参了一次不算大的战斗，眼睛红红的，嗓子已沙哑，浑身一股酸臭，当着我们的面豪饮无度还谎报军情：“报告，我正在带人抢修便桥，正在山上砍木头……您就放心吧，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他丢下话筒，满不在乎地咬下一个瓶盖：“喝！满上！谁都不准耍奸！” 这天晚上没见他砍木头，却见他至少吹下两瓶茅台。喝红了脸就骂天骂地。先是骂什么姓魏的在后方装病，临阵脱逃，推责耍奸，王八蛋，龟儿子。然后骂y团谎报战功，臭不要脸，也是王八蛋，龟儿子。最后骂后勤系统盖大楼有钱，买进口车有钱，吃得一个个浑身长膘，就是要命的钢盔缺货——“这头盔是金子打的还是银子打的？是高科技产品做不出来？还是嫌我们这些尿壶脑袋不配？” 我听说过，这个团的钢盔短缺三分之二，带钢板的防刺鞋也迟迟不到位，因此很多伤员不过是被竹签铁钉伤了脚。 在他烂醉如泥倒在床下之前，上面的政治官员也难免狗血淋头：“吃饱饭没事干呵？嘴巴皮子谁不会耍？站着说话不腰痛，今天一个通报，明天两个文件，以为我们下面这些人在拍皮球捉蚂蚱？优待俘虏，秋毫无犯，唱歌打快板，挑水割稻子……操！害死我们多少弟兄。他们自己怎么不来玩玩？” 两个警卫员把阎团长架回团指挥所去。“郝团长我告诉你，我得听我的。”他临走时一把抓住我，把我当成友军兄弟，“千万不要听他们放屁！要想少伤亡，你就得狠，就得王八蛋，就得把政策擦屁股……” 送走这位酒鬼，我与一位同行大摇其头：这样的团长也能打仗？ 终于从四十倍的潜望镜里看到了敌人。一个光膀子男人，歪戴草帽，穿一条白短裤，操铁锹维修工事。另外两个上半身也露出来了，似乎合力搬运着什么。在他们上方，一片灌木林那边，一线曲曲折折的散兵工事若隐若现，有沙包、油桶、粗树干，还传来断断续续的人语——此时的山谷太静，声音常常变得远近莫辨。 他们看上去像是平民，老少混杂的乌合之众。但这些人靠一个连或一个排的小规模，化整为零，时进时退，凭借有利地形，一直与我方主力死缠烂打。据说迄今为止是一比一的伤亡率，比教科书上的常规比率“攻三守一”要好得多——这是司令部记者招待会上的通报数据，但闻者大多生疑：怎么从前线下来的伤员那样多？ 坦克在这种山地放不开手脚，只能纵排单行。一遇必需减速的弯道，这种坦克常常是肩扛火箭筒的活靶子，还会成为后续坦克要命的路障。后续坦克一阵咣咣咣地硬撞和强挤，才可能挤开前面的损毁坦克，重新打开通道，简直是要活活地把自己逼出屎来。炮群倒是我方一大优势，一吼就是红了半边天，地动山摇，烟火蔽日，天昏地暗，把山头削平，把地翻筛几遍，炸出一片片无氧的窒息区，炸出一座座十几年内难长草木的光山秃岭。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敌方主力在战争初期就是缩，就是躲，就是忍，倒是发动民兵和老乡来死扛，让你拳头砸跳蚤，明枪对暗箭，很多时候打得犹豫和别扭，也打得特别惨烈——这大概是官兵们火冒三丈的原因之一。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了一个血流满面的敌军伤员，好心地用急救包简易处理，再把对方背下战场。但对方在摇晃中醒了过来，悄悄旋开背负者腰间的手榴弹盖，乘人不备拔出了拉火环…… 一些战士冲进了一条小街，只发现几位老人，对路边一个放牛娃也没在意。但他们随后总是被冷枪袭击，先后有一个炊事员、一个电话兵、一个排长莫名其妙地倒下。杀手到底在哪里？他们把街前街后再搜索了一遍，一无所获之下，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放牛娃。有人上去搜身，果然在对方衣袋里发现了一支手枪，枪管还热。事情到此就难有其他结果：少年杀手挣脱逃跑之际，哇哇大哭的士兵们一齐开火，密集的机步弹把小小背影几乎拍成了一片肉质粉末。这还不够，坦克又冲上去再把凌乱残体再碾压一遍…… 在另一个村子，战士们累得大口喘气，浑身汗湿，喉舌冒烟，但不敢随便喝水。一只头戴棉帽的鹰走过来了，其实不是鹰，是一位干瘦如鹰的老妇，看了战士们一眼，漠然地走开去。看到这位老妇去田边一口浅水井喝水，几个战士放下心来——她能喝，大家当然也能喝。没料到这几个呆子一步踏入圈套，不一会就口吐白沫，嘴唇乌黑，眼球暴突，硬挺挺地倒在水井边。其中一位临死前没忘记朝水井甩了一束手榴弹，以防其他战友跟着中毒。不难想象，那个成功诱敌的老妇也没走多远，丧命在村口。战士们看得心里发毛的是，老妇竟然嘴角含一丝微笑…… 官兵们哭诉着这些故事，清理战友尸体时泪流满面，事后还可能发出一声声号叫，互相头顶头地揪扯或厮打，用这种办法来尽力平静自己。奇怪的是，悲伤之泪常常是最大的战斗力，是最纯质的忠诚和最烈质的勇猛。用阎团长的话来说，有伤亡了，有大伤亡了，谢天谢地，仗倒是好打多了——当活生生的战友不再醒来，当朝夕相处的面孔突然爆成肉泥，哪怕两分钟前还多愁善感的书生，哪怕一分钟前还吓得尿裤子的软蛋，都可能泪流满面，眼一红，牙一咬，变成狂怒的疯子。“要那么多政治工作做什么？”阎团长曾经冷笑，“见血，死人，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 d城、f城、r县、三四二高地、七七三河口……后来好几个速决战，也许就是在泪雨横扫之下一一搞定的。特别是打到k河时，明明说不得过河，但疯了一样的士兵哪管命令？哪有工夫理解命令？师部一个参谋说，当时连长叫不住或找不到排长，排长叫不住或找不到班长，班长叫不住或找不到战士，全乱套啦。一些士兵跑得帽子没了，鞋子掉了，甚至没子弹了，但光着脚丫子也在k河那边多追了七八里。连炊事兵也抓颗手榴弹狂追——其实你追上去能有多大用呢？就不怕大家到时候饿肚子？ 小夏因为打架和赌博，高中没混完，没人管得住，父亲才花钱买人情，把他送入部队“劳动改造”——这是他自己说的。 出征途中，他也被剃成了光头，镜子中的小波浪发型从此不再。他没法逛街下馆子，压缩饼干的又咸又甜让他翻胃欲吐。好在早操取消了，不查内务了，没人找他唠叨旧社会了，他可以多睡觉，熄灯号之后收听美国的广播也没人管——这时候的军营空前自由，自由得让人稍稍不自在。人人都写下了遗书，于是预备烈士之间怜爱大增，宽容大增，好脾气大增，增得你心里发憷。胸前满满四个弹夹更是随意喝酒和骂娘的权利。用小夏的话来说：这时候谁还敢得罪人？不怕老子在战场上打黑枪么？ 他知道自己贪生怕死，只是不知事到临头时更丢人，擦拭过上百遍的冲锋枪没放一弹就不翼而飞。事后想起来，不知它去了哪里。当时炮火向前延伸，冲锋号吹响，高地上人影错乱，子弹打得石屑和碎叶狂飞，自己没看清敌人也没看清战友，一声哇，捂着双耳就钻进石头沟。 他不知自己怎样脱离了战场。肯定是跑晕了头，等他缓过气来，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孤身面对一片山谷。他不敢去找部队——枪都丢了，还有脸见人？不会被军事法庭打入大狱？ 他继续一路狂跑，朝着地平线上家乡的方向。 事后证明这主意也不靠谱。且不说可能的地雷，且不说饥饿、风雨以及毒蛇，他一身军装足以惹祸，碰上敌人小命难保。到第二天，他已经一身泥污一脸泪，在青苔上一步滑倒滚至坡底，把逼迫自己参军的父亲骂了个体无完肤死有余辜。现在他该怎么办？他会饿死或摔死？要是落入敌手，他是不是得准备投降？是不是要下跪、谄笑、写悔过书并且去广播电台大声宣读？……就在绝望的一刻，他听到了坡下林子里有人声，仔细一听，竟是中国话，中国话呀！事后才知道，那也是一支打穿插的部队，多是广东籍士兵，正急匆匆直扑w县城。 “同志——”他忍不住大喊一声，哇的一声哭了。 对方发现了这一脸泪水，问他的名字、部队番号，拍拍他的肩膀，用猪肉和黄豆罐头把他喂得两眼翻白。 “算你运气好。要是碰到敌人，不把你开膛破肚才怪。”一位长官这样说。 后面的故事，是我采访其他官兵而得知的。这个连伤亡很大，特别是在穿插的最后阶段，原计划是部队过完了才炸桥，没料到工兵忙中出乱，这个连还没过河，桥已经轰的一声炸塌。大部队奉命对w县城准时发动侧攻，无法回援和等待，只能狠狠心留下这个五连自寻出路。于是，在接下来的突围中，连级干部全体阵亡，排级干部伤亡过半，加上野战电台丢失，大家完全是群龙无首。几个党员组成的临时支部商量来又商量去，意见难以统一，不知如何是好。小夏在一旁看得着急，看得冒火，忍不住跳出来骂娘，说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年呵？在这里孵蛋呵？再这样屎不屎尿不尿的，不想活是吧？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不想活，问题是谁能给一个活法。 不要说了，听我的！这个陌生面孔不把自己当外人，把指南针夺过来，摆上几个石头比画，三下五除二，就决定了突围方案。对不同的意见，他左一个“你脑袋被门夹坏了”，右一个“你脑袋被鞋底拍瘪了”，一张臭嘴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辱骂。 他算哪一盘菜？但有些人知道他，这外来户身手灵活，测射程，爬绳梯，打火力点，都颇有能耐，刚上手的喷火器居然也能玩得转。 凭什么听你的？有人又问。 知道俺大伯是什么人吗？军长见了都得立正，吓死你！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很及时，吹牛和嘴臭也无伤大雅。他不过是利用自己当年聚众群殴时的战法，带着大家见弱就欺，见强就溜，包括一路丢水壶，丢弹夹，丢军帽，虚虚实实，扰乱和引开追兵。在最后断粮的日子里，还是靠前人渣或准流氓的经验，他放烟熏走一窝野蜂，用满满几头盔的蜂蜜，补充了大家体力。 在团部的战情报告里，这个五连在几天前已“全体殉职”。看到“夏连长”带着三十几个人奇迹般归来，首长们真是惊喜过望。但这位编外连长的一条腿没有回来。当时他一脚踩出不祥之感，顺势急滚，已来不及了。他眼睁睁地看见熟悉的腿、熟悉的鞋袜、熟悉的破烂布片随着泥雨喷放而腾空而去，在烟浪中旋转，在天空中飘摇——那一刻在他的记忆里宁静而且漫长。 奇怪的是，他还一直有这条腿的感觉，比如还能感觉到膝盖的痛，脚跟的痒，只是摸到那里的时候，只能摸到一条空空的裤管。他不再说一句话，圆睁双眼目光发直。躺在后方医院以后，床头出现了师首长、大红花、红领巾、大堆慰问信以后，还是这个样子。护士说，十多天了，他每天晚上睡觉也大睁双眼，眼皮一直合不下来。 一匹白马奇迹般地从敌后归来了。这肯定是哪个侦察排或通讯班的，肯定经历过战斗，满屁股血渍就是证明。 战士们猜测，它想必听到了山顶上高音喇叭中的对敌广播，听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熟悉的音乐，才得以翻山越岭，找到归家的方向。 正是它的归来，让师部有了一个新决定：山顶上的高音喇叭改为最大音量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广播，高瓦数的探照灯也在入夜之后一齐射向敌后，为那些可能还幸存的士兵，可能还幸存的马，指引回家的路。 但很多人没有回来，包括那位阎团长——他与我前后相处过几天，满嘴的酒气和牢骚话曾让我暗暗惊讶，把几个干部子弟从连队抽调团部罩起来，大有媚上营私之嫌，更让我失望和小看。没想到后来的事情是这样：采访组离开之后不久，他带着一个摩托化营插入敌后，不料途中遇到伏击。他在乱枪之下多处受伤，不愿当俘虏，不愿再痛苦，便开枪自杀了。据逃脱了的士兵描述，敌人放火烧毁了团长那辆吉普。因此事后能找回来的，只剩下团长一颗帽徽，一个皮带扣，还有一个烧变形了的水壶。 我知道，他经常用这个水壶装酒。 他经常就是摇着这个酒壶说些不着调的怪话。 我来到安葬烈士墓园，向阎团长和他的战友们献上了一束野花。一位本地老妇在我身旁哭得厉害——其实她不是死者的亲人，连熟人也算不上，不过是路过这里，丢掉竹杖，捂住嘴巴，折腰便哭，声音如微弱的猫嚎。也许，她只是见不得死人，看不得伤心事，一看就得止不住长嚎。也许，她只是可怜这些娃娃们没有亲人相送，可怜这些死者往后很难被人们长久惦念，更是为自己将来可能的忘却而痛彻心扉。 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墓园另一侧有几具待葬的敌军尸体，也被老妇哭了一番。一位本地汉子，大概是她的亲戚或邻居，对此感到很没面子，跺着脚粗声埋怨：“老糊涂了呵？你哭错了，哭错了，哭乱了套了么……” 老妇还是一意孤行地揪出一把把鼻涕。 她也许没怎么哭错。不是吗？当娃娃们放下武器，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吧？都有父母抓挠过的头发，都有弟妹攀爬过的肩膀，都有老师打量过的一脸腼腆或倔强，都有日晒雨淋过的古铜色皮肤和血迹斑斑的衣衫……她一个老太婆都看清楚了，已经不需要看到别的什么了。 以为还有大战，但似乎没有了。前方连日来一片宁静，转送重伤员的直升机也不再光临，营区渐渐恢复了早操和卫生检查，但因为驻军太多，以至营前的渠水半个月来一直是浑如泥汤，泥汤洗刷之下的大家实在卫生不到哪里去。 偶尔传来冲锋号和喊杀声，飘来一浪浪刺鼻硝烟，不过那只是摄制组补拍镜头。北京来的摄影师没赶上趟，或没胆上战场，但又不能没有冲锋杀敌的镜头，便让官兵们一次次事后排演，累得大家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拍到第三遍。效果还不够理想，官兵们只好疲惫不堪地往山下撤，再一次等待烟火师的安排，等待导演的举旗发令。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孙主任，一个自带梳子、香波、熨斗、吹筒以及成天埋怨没有净水洗澡的制片人。在z城再遇他的时候，他领着摄制组一伙从西线回来，大概导演和补拍了更多好镜头，声称当年的国家级大奖他是拿定了。也许是几次聊天聊出了兴致，他打电话让某政委送几箱茅台酒来的时候，也给了我两瓶。他让市政府公费安排名胜景区四日游的时候，把我和老王头也拉上面包车。“有一个熄灯舞会，很好玩，很现代派的，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他说得神色诡秘，笑着挤一挤眼睛。 我们在景区的这里或那里拍照留影，看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日本的新电影，吃着公费开支的各种佳肴美食直到杯盘狼藉。客人们在席间交换购物经验，并且按孙主任的要求，无论买什么都索要发票，没有货名和人名的那种，交给他去处理。 我对这种发票收集略有诧异，终究没说出什么。 眼前一片灯红酒绿，似乎离战争很远，离山坡上的军人墓园很远——虽然它们不过就在起伏山脊线的那一边，在苍茫夜色之下。我们与那里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是他们牺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吗？我们就是他们需要拼死保卫的同胞、人民以及兄弟姐妹吗？我恶狠狠的疑惑挥之不去：这里的游赏和享乐，海吃和豪饮，还有可疑的发票，是否真值得他们在山脊线那边赌上自己的性命？ 很多战争都发生过了，很多人为我们挡住了子弹和刺刀。好了，自从有了这些死亡，自从有了生存机会的不平等分配，有了人类生命的大笔删除和大块空白，幸存者的日子成了奢侈，成了负债，甚至是一种肥厚的无耻。 我把发票交给孙导时忍不住这样想。 谁还愿意与我说说墓园？说说整个山坡上的茫茫白色？说说白色坟碑一排排延绵到山顶的惊人视野？ 洪某，徐某，刘某，李某，宋某……碑面上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们是谁的兄弟？谁的儿子？谁的邻居和同桌？他们在蓝天慢慢旋转的那一刻倒下，在山林与河湾最美丽的那一刻倒下，再也不能回到故乡。 因为战场上遗体凌乱不易清理，这些埋入异乡的不乏完尸，但也可能只是一条腿，一只胳膊，甚至一个笔记本或一顶军帽。偶尔错误地埋入别人甚至敌人的尸骨，也说不定。因为国家困难，按当时币值，这些人的家属只能获得三百元抚恤金——我听到这个数字时立刻想起19管车载火箭，想起丛林里那一排排发射架的缓缓升起。据说每发火箭弹造价两万。那就是说，当号令旗一举，在火海腾升和空气撕裂的声音中，仅一个单车齐射就是近四十万，就是近两千血肉之躯的市场价格刷刷刷呼啸而去？ 这种火箭其实太老旧，也便宜。我还没说到89式40管或122型50管的车载火箭，没说到b-52战略轰炸机和094核潜艇，没说到巡航导弹和航空母舰……无战的天国至今距离人类仍然遥远。那么这些现代战争装备天文数字般的造价，这些人类社会中最精美的恶毒和最昂贵的虚无，总是使任何高额抚恤金的比值都几可忽略不计，生命价值一次次在刹那间狂贬至零。 一位总部首长从北京来了，听说墓园一事大为生气，称这件事办得太缺心眼，简直是猪脑子当家。搞得惨兮兮的一片，不会影响士气么？不是浪费土地和材料么？依这位首长指示，依当年淮海战役中的做法，烈士们集中下葬，大墓一个，大碑一个，搞个隆重的追悼会，事情就齐了。 墓园施工停了几天，但最终没有改过来，原因是c军军长的固执。我远距离地见过这位军长一次，知道他脸黑，脖子短，丑得像个烤红薯，平时喜欢骑马而不喜欢坐车，喜欢蹲着吃而不喜欢坐着吃，走起路来咚咚咚的谁也跟不上。作为一个出身木匠的老粗，他也许确实缺心眼，不懂什么政治，甚至满脑子旧观念。“凭什么我的兵都要大合葬？他们没捞个好活，难道还不能得个好死？” 他激动得一脸黑肉更丑陋了。“到时候当爹妈的，来烧一把纸，摆一碗饭，说几句话，总得有个地方吧？” 说得军部的人都没吭声。 “以前家属来探亲，都有一个单独房间。以后他们要是来走一走看一看，你拍着胸口想想，把他们往哪里带？一个活人不见了，连个名字也不给留下？” 有两个小干事差点哭了。 “你们就这样去回话，说这个错误我犯到底了——” “军长，军长，听说上面很冒火……” “他们冒火，我还要骂娘呢！” 军长把帽子朝桌上一甩，把袖口一挽，去工地指挥施工，用马鞭指着这个或那个，把工兵营的汽车和推土机轰赶得飞跑。依他的命令，不但要照计划分葬，还要一人一口棺材，一人一面国旗裹尸。事后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就因为这种胆大妄为的抗命，他背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在军党委会上做过检讨。 十多年后的一天，我持旅游签证进入当年的敌国。这个国家早已回到和平与建设。离边境不远的h市眼下到处是广告、商铺、机动车、叫卖声、流行音乐，还有偷偷求兑美元或者人民币的小孩。仿欧的宾馆大堂里，墙面光可鉴人，花丛芳香扑鼻，服务员大多说得出几句汉语。导游就更不用说了——小姑娘能唱中国当红电视剧里的插曲，抖几个中国最新的流行词，让客人们兴奋不已。 同中国一样，这里已全无当年战争的影子，就像那件事不曾发生。即便很多战事仍受到隆重纪念，但遗忘十多年前的那一段，似乎成了当事双方的默契。你在这里找不到老墙上的弹孔和老树上的弹片，更找不到有关纪念馆、印刷品、影视片以及老兵聚会，甚至很多时尚青年对你的提问茫然无知。在一再追问之下，导游姑娘也只是淡淡一笑：“没什么呀，兄弟之间有时也要打个架呵。” 宴会中的当地旅游局官员也这么说。 杂货小店里的老伯和老婶也这么说。 我当然也会——这么说。 简直是出自同一套标准答案，是统一的删除格式。当然，人们记住了战争又怎么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记住了，往日的交战国只是在欢呼和彩旗之下军舰互访。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记住了，往日的交战国只是在礼炮和花雨之下军乐队同台演奏。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已经褪色与风化，后人在碰杯，在拥抱，在握手和飞吻，一笔勾销了沉重宿怨。我们文雅而富裕，我们用现代文明人足够的宽厚、仁慈、友善以及热情，让天上的亡灵困惑或者欣慰，痛苦或者快乐——他们在外交礼仪中将成为暧昧的过去。作为和平的代价，他们的意义似乎正实现在他们被避讳、被含糊、被遗忘的时候。换句话说，遗忘成了他们最崇高也最残酷的一枚无形奖章。 但活着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怎么能遗忘？是否要等到所有亲历者和当事人也都被遗忘的那一天，文明的奖章才最终得以生效？ 我不知自己该困惑还是欣慰，该痛苦还是快乐。也许是，也许都不是。我在这里无法入睡，只得去寂寞的路灯下信步闲逛，买了一瓶水。我不会再打听什么，不会再打听一个伤员和手榴弹的故事，一个放牛娃和手枪的故事，一个老太婆和水井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我年轻同胞的故事。我相信，导游姑娘不会知道这些，甚至没兴趣知道。她眼下只关心如何去中国留学，让她的中文更流利，今后做生意更方便。 但我以水代酒偷偷浇洒在地，为很多人。 为今夜涌上心头的一张张面孔。 不，还有战马的面孔。 2009年4月 阳台上的遗憾 阳台上的遗憾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以人为转移，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说起来，似乎南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北人较为遵从客观实际。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降雨量偏多，云雨当头时四野茫茫，如果行人没有随身携带指南针，就很难像在北方多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又比方说，北方平原地较多，建房不常受到地形限制，可以建得四向方正，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入人心，很难有南方的一份模糊和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建筑也就多有蛮风留影。尤其到海口市一看，这里尽管地势平坦，并无什么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少有直的和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种种偏门和曲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以及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种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它们不像北方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梁的定向都不越雷池，严格遵循天理与祖制。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合。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某些宅院与北方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比方有一些耳房和偏间，可供主人安置男仆和女佣。这些宅院也是很讲究家族合和的，有东西两厢，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庞大宗亲体系，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大团圆。在那大堂里正襟入座，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油然而生。倘若在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宅院里咳血和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成了比血缘更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人口的节育化和一胎化，旧式宅院的两厢三进之类已十分多余。要是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节约用地成了绕不过去的硬道理。中国十多亿人都要住好房子，岂能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古建筑风格诚然需要保护，某些老街和古镇诚然值得珍惜，但今人不是为古人活着的，高楼大厦就在很多时候只能是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人对四合院一类津津乐道，不分青红皂白地怀古和恋旧，我们不必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显现新的社会结构，展拓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较为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统一着所有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不分东西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侵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甚至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品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拔地升天，正把天空挤压和分割得十分零碎，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文士张潮在《幽梦三影》里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雅趣，连同它所根植的旧式宅院，似乎已被高楼大厦永远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相当多数如今已习惯于一边吃着快餐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旅游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在汽车疾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 这不能不使人遗憾。 遗憾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 1995年5月 四月二十九日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标题 最初以法文发表于1995年法国《观察家》，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四月二十九日，我的女儿平安无事，上学没有遇到车祸，玩耍没有摔断胳膊，也没有什么男同学欺侮她，用一块石头或铅笔盒把她砸得头破血流。报纸上说，有一个孩子这一天里被黑帮绑票，黑帮拿了赎金之后还是撕了票。警察发现的孩子，是水缸里已经腐臭的碎尸。我在夕阳中听到女儿的声音，是她放学归家时的歌声，从远远的楼下传上来，我这才确认死者是一个四川老板的孩子，不是我的女儿。 四月二十九日，我的母亲活得很平静，没有吐血，没有昏迷，没有大病之中的那种幻觉，从床上跳起来硬说门后藏着一个姓王的仇人，让我对着空空的门后感到毛发倒竖。她也没有乘人不备跑到街上去，然后让我们全家满街去寻找。她也没有自虐式地穿最破的衣、最破的鞋，对桌上的好菜视而不见，只是用一杯开水下饭，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吃。她在这一天的风铃声里，是一个健康而和善的母亲，在窗子那边埋头做针线。看我来了，同我谈谈天气，谈谈阳台上跳动的风铃声和花草。 四月二十九日，我依然活着，依然吃了早饭，依然吃了早饭还吃中饭，吃了中饭还吃晚饭。我没有被官员敲诈，没有为了乞求盖上一个图章而对官员满脸谄笑，并塞给对方一个红包。我没有被小贩坑害，没有吃下买来的伪劣食品之后冷汗大冒腹内绞痛，被送进医院后动手术看到输血管里红红的液体翻着气泡。四月二十九日，我在这晴天少云的一天里没有听到警报，没有在四散奔逃的人潮中挨炸弹，被一具无腿的尸体绊倒在地并发出绝望的喊叫。我的四月二十九日里没有地震，没有癌症，没有空难，没有解聘的通知，没有小报记者们的诽谤浪潮。我的四月二十九日只是书房里慵懒的哈欠，还有几个友人不太重要的电话。有一个电话是天津作家蒋子龙打来的，他说尽管那边有一个副主席踢烂了一张门，他还是打算来参加海岛上的笔会，过两天就能与我高兴地见面。 我也给几位亲人或朋友打了电话，发现他们都还活着，声音都很丰满，是一种来自啤酒和海鲜席的声音。 四月二十九日，我在漫长历史中喝了茶，在浩阔的宇宙里洗了一个头。我在秦始皇修长城之后修剪自己的指甲，在波黑的大炮声中唱着《美丽的西班牙姑娘》。我听见时间在钟表上流逝，在初春的树枝上生长，在远处工地上的起重机上尖啸，在我的大脑里一层层累积。我摸着自己的头发，好像感触到了自己是一个自己。 四月二十九日是幸福的一连串突然。 1994年4月 海念 海念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散文集《海念》。 满目波涛接天而下，扑来潮湿的风和钢蓝色的海腥味；海鸥的哇哇声从梦里惊逃而出，一道道弧音终没入寂静。老海满身皱纹，默想往日的灾难和织网女人，它的身上已长出木耳那倾听着千年沉默的巨耳——几片咬住水平线的白帆。 涨潮啦，千万匹阳光前仆后继地登陆，用粉身碎骨欢庆岸的夜深。 大海老是及时地来看你。 大海能使人变得简单。在这里，所有的堕落之举一无所用。只要你把大海静静看上几分钟，一切功名也立刻无谓和多余。海的蓝色漠视你的楚楚衣冠，漠视你的名片和深奥格言。永远的沙岸让你脱去身外之物，把你还原成一个或胖或瘦或笨或巧的肢体，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一个原始的人。 还有蓝色的大心。 传说人是从鱼变来的，鱼是从海里爬上岸的。亿万年过去，人远远地离开了大海，把自己关进了城市和履历表，听很多奇怪的人语。比方说：“羊毛出在狗身上。” 这是我一位同行者说的。这样说，无非是为了钱，为了获得变节的理由，为了获得他一直所痛恶的贪污特权。他昨天还充当沙龙里的演员和票友，玩玩血性的民主和自由，今天却为了钱向他最蔑视的庸官下跪。当然也没什么，他不会比满世界那么多体面人干得更多，干得更漂亮。 你的拒绝使你陷入了谣言的重围。谣言使友情业兴盛，是这些业主的享乐。你的所有辩白都是徒劳，都是没收他人享乐的无理要求。他们肮脏或正在筹划肮脏，所以不能让你这么清白地开溜，这不公平。他们擅长安慰甚至拉你去喝酒，时而皱着眉头聆听，时而与服务员逗趣说笑，没有义务一直奉陪你愤怒。或者他们愤怒的对象总是模糊，似乎是酒或者天气，也可能是谣言，使你在失望的同时继续保持着希望。他们终于成了居高临下的仲裁者和救助者，很愿意笑纳你的希望，为了笑纳得更多便当然不能很快地相信一加一等于二。 你期待民众的公道，期待他们会为他们自己的卫士包扎伤口。不，他们是小人物，惹不起恶棍甚至还企盼着被侥幸地收买。真理一分钟没有与金钱结合，他们便一哄而散。他们不愿掺和矛盾，不想知道得更多而且一再恐惧得直哆嗦。他们突然减少了对你的眼光和电话甚至不再摸你孩子的头发，退得远远的，退到远远的安全地带，看诽谤与权谋从眼前飞过，将你活活射杀在地，看你鲜血冒涌。他们最终会鼓动你爬起来，重返岗位去捍卫他们的几个小钱——你怎能撒手丢下他们不管？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呢？ 事情就是如此。你为他们战斗，就得为他们牺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们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买的希望。 你是不是很生气？ 现在想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真生气了，当了几天气急败坏可怜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记了理想者从来没有贵宾席，没有回报——回报只会使一切沦为交易，心贬值为臭大粪。 决心总是指向寒冬。就像驶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远去的背影不再回来，毫不在乎岸边那些没有尸骨的空墓，刻满了文字的残碑。多少年后，一块陌生的腐烂舷木漂到了岸边，供海鸟东张西望地停栖，供夕阳下的孩子们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关于老狗的歌。回家啰——他们看见了椰林里的炊烟。 人是从海里爬上岸的鱼，迟早应该回到海里去。因为海是一切故事最安全的故乡。不再归来的出海人，明白这个道理。 你也终归要消失于海。作为一条爬上陆岸的鱼，你没有在人世的永久居留权，只有一次性出入境签证和限期往返的旅行车票。归期在一天天迫近，你还有什么事踌躇不决？你又傻又笨连领带也打不好，但如果你的身后有亲情的月色，有友谊的溪流，有辛勤求知和拍案而起，你已经不虚此行。你在遥远山乡的一盏油灯下决定站起来，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权势面前腿软，都认定下跪是时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这并不特别困难。 同行者纷纷慌不择路。这些太聪明的体面人，把旅行变成了银行里碌碌的炒汇，商店里大汗淋漓的计较，旅行团里鸡眼相斗怒气冲冲的座位争夺。他们返程的时候，除了沉甸甸的钱以外什么也不曾看到，他们是否觉得生命之旅白白错过？上帝可怜他们。他们也有过梦，但这么早就没有能力正视自己儿时的梦，只得用大叠大叠的钱来裹藏自己的恐惧，只得不断变换名牌衬衫并且对一切人假笑。 你穿不起名牌，但能辨别什么是用钱胳肢出来的假笑，什么是由衷而自信的笑——这圣战者唯一高贵的勋章，上帝唯一的承诺。 你背负着火辣辣的夏天，用肩头撞开海面，扑向千万匹奔腾而来的阳光。你吐了一口咸水，吐出了不知今夕何夕的蓝色。有一些小鱼偷偷叮咬你的双腿。 这是一个宁静的夏日。海滩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人，一个黑影，在小树林里不远不近地监视着你。终于看清了，是一位瘦小干瘪的老太婆，正盯着你的饮料罐头盒耐心等待。旅游者留下的食品或包装，都能成为穷人有用的东西。 你有点耻辱感地把易拉罐施舍了她。她抽燃一个捡来的烟头，笑了笑：“火巴。” 你听不懂本地人的话。她在说什么？是不是在说“火”？什么地方有火？她是在忧虑还是在高兴火？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谶言。 她指着那边的海滩又说了一些什么。是说那边有鲨鱼，是说那边发生过劫案，还是请你到那边去看椰子？你还是没法明白。 但你看到她笑得天真。大海旁边的一切都应该天真。 你将走回你的履历表沉默，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什么也不用说。你拣了几片好看的贝壳，准备回去藏在布狗熊总是变出糖果的衣袋里，让女儿吃一惊。你得骑车去看望一位中学时代的朋友，你忙碌得在他倒霉的时候也不曾去与他聊聊天。你还得去逛逛书店，扫扫楼道，修理一下家里的水龙头——你恼人地没看懂混沌学也没有赢棋甚至摇不动呼啦圈，难道也修整不好水龙头？你不能罢休。 你总是在海边勃发对水龙头之类的雄心。你相信在海边所有的念头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一定都是海的馈赠，是海的冥隐之念。 大海比我们聪明。 大海蕴藏着对一切谶言的解释，能使我们互相恍然大悟地笑起来。 1991年9月 灯下心情 灯下心情 注释标题 以上最初分别发表于1995年《今日名流》杂志、2005年小说集《报告政府》以及2004年《韩少功自选集》，为三本作品集的代序或代跋。 南方的自由 海南岛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内地舞台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天边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一九八八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道路上连一个像样的红绿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诱惑着我。 我喜欢绿色和独处，向往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岛。 事实上，这个海岛很快也不那么安静，因为建立经济特区，因为一个时代的发展机遇，它云集商贾，吞纳资财，霓虹彻夜，高楼竞起，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一个新的生长点，聚散着现代化的热能和民族的欲望。但是，作为一种代价，在很多地方，这种经济高热似乎总是以某种文化的低俗化为其代价。公众的目光投向了金钱，无暇投向心灵。港式明星挂历和野鸡小报成了精神沦陷区的降旗纷纷飘扬。流行话题灼干了拜金者们的闲暇和判断力，甚至起码的正义感。很多文化同行对此不能不慌，不能不开始内心深处高精度的算计和权衡。 在身边人影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不迫——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不需要你预付悲壮。 初上岛的两年时间没有写作，为了生存自救也为了别的一些原因，我主持了一本杂志的俗务。我不想说关于这个杂志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说说我对它的结束，惋惜之余也如释重负。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太累，因为它当时发行册数破百万，太赚钱。钱导致人们的两种走向：有些人会更加把钱当成回事，有些人则更加有理由把钱看破。在经历了一系列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成功以后，在一群愤世嫉俗者也志得意满之后，在一群清高文士也要靠利润来撑起话题和谈兴的时候，在环境迫使人们必须靠利欲遏制利欲靠权谋抵御权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必须放弃，必须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你不应当放弃，不必要放弃。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产业就可以与你没有关系。一些断断续续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些文章不是美文，也没有什么高深，尤其在时下的文化淡市，甚至连标题也很难招引什么读者。我完全知道。因为种种原因，严肃的写作在当前差不多确实已经成了一种夕阳产业，甚至是气喘吁吁的挣扎。我也完全知道。但这些丝毫也不妨碍一个人在遥远的海岛上继续思考，继续凭一支笔对自己的愚笨作战，对任何强大的潮流及时录下斥伪的证词。 这是我在南方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今天，大街上的自由都有太多的口香糖味而引人生疑。比如“免费”，比如“闲暇”，比如“奢侈”，比如“不负责任”……这些乐事在英文中确实都与“free（自由）”共名，都分享着“自由”的含义。这个词条中恰恰没有诸如“独立思索”之类的地位。但人们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认识到这个英语词的浅薄。人的自由是这些，但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正好相反，自由常常表现为把自己逼入绝境，表现为对这些词义的熠熠利诱无动于衷。 自由也许意味着：做聪明人不屑一顾的事——如果心灵在旅途上召唤我们。 1993年10月 重新生活 写小说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小说作者与其他人一样，经历着即用即废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说作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可以在纸上回头再活一遍，可以让时间停止和倒回，在记忆的任意一个落点让日子重新启动，于是年迈者重历青春，孤独者重历友爱，智巧者重历幼稚，消沉者重历豪迈。 因为有小说，过去的时光还可以提速或者缓行，变成回忆者眼里的匆匆掠过或者流连忘返；往日的身影和场景还可以微缩或者放大，在回忆者心里忽略不计或者纤毫毕现。从这一点上来说，重新生活也是修改和再造生活，是回忆者们不甘于生命的一次性，不甘于人生草图即人生定案的可恶规则，一心违抗命运的草草从事，力图在生活已经结束以后，再造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就像拿着一张废车票，在始发站再一次混进车厢里始发。 捏着废车票再一次获准登车旅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废车票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多次生效——这就是小说写作及阅读的特权。 我翻翻自己的小说，不过是进入重新生活时不得不多看两眼和多待一刻的驿地。这里只有过一些凡人小事，有过一些平淡的年月日，在这个浮嚣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笔者在这里补上一些端详或者一些远眺，添入一些聆听或者一些触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已经上路。哪怕是一条隐没在大山里的羊肠小路，也可能在这里焕然一新和别有风光，其陌生的光彩和气味让自己吓一大跳。 小说于我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吗？比方说小说能够果腹和暖身吗？能够取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以及新闻吗？恐怕不能，恐怕很难。但小说至少能弥补过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说，至少能洞开一种新的过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于心的发现，增收一种更加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对此已感激不尽。如果读者们能从中分享到一丝微笑或一声叹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 2005年6月 镜中的陌生人 这些作品都署有我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往事依稀，恍若隔世，我难以回忆起这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它们的缺点和优点，似曾相识却令我惊讶。它们来自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来自什么样的知识启迪？其中有些句子，因何种愚钝或何种机灵竟成了这等模样？这都让我有几分茫然。 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我写的，那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决心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他们就不应与这个姓名有什么关系，纯属其他人的言说。 出于一种好奇，我想知道这个同名者的一切，很想知道他在短暂而仓促的人生中，怎样在车站出发，怎样在雨夜里发病，怎样在大街上疾行或者呆坐，怎样曾把日子挥霍得不假思索漫不经心，直至某一天看到镜子里的成年沧桑大吃一惊——我对他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心酸和抱歉。以我现在的阅历，我肯定还能挑剔出他的诸多幼稚、轻率、浮浅以及盲目，在很多问题上甚至会与他展开激烈的辩论。欧洲作家齐奥兰（e·m·cioran）想必就是在自己的旧作前，写下了那句话：经过一段特定的经历之后，我们应该给自己改名，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人（after certain experience, we should change names, since we ourselves are no longer the same）。 很不幸，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和基因。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有一点同名而异实，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勉强共享一个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高速地更新换代，在生理微观层面万世悠悠；我们身上更流动着一群复数的自我，在不同的生活处境和文化谱系中各行其是，只是一旦时过境迁，就在遗忘中成为单数的这一个，定格于当下的孤立肉身。 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没有葬礼的死亡经常发生，没有分娩和啼哭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人即众生，众生即一人，一次次在精神上分身或者转世，并且在回忆中习惯性地冒领一个个同名者——正像我们也会习惯性地排拒一个个异名者，以为他们真的与我了无干系。 作为时间的证据，文学写作将这一切记录在案，让一个人身上众多的自我别后相逢，让这个同名者俱乐部成员们有相互打量和审视的可能：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不是说我们彼此可以不负责任，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可能多一份旁观的清醒——在现在，也在将来。 作品就是这样一面奇怪的镜子，让我从镜中看见了陌生人。 2004年3月 一九七七的运算 一九七七的运算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人民日报》华南版，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初未能使我动心。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我一开始十分怀疑。因为此前不久那次流产了的高考我也参加过，自信考分不低，不料后来冒出一个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冒出一场全国性的“反复辟”运动。在我当知青的那个县，据说所有的考卷没评分就封存起来化了纸浆，给我一种大受其骗的耻辱感。我自认为从此多了一分清醒，不再相信在领导印象、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之外，还能有什么公正考试。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高考一事不闻不问。适逢有关方面安排我采写一本有关革命历史的书，我被遣往湘西、江西、陕西等革命老区收集资料，频繁整装出差，出入于炮火隆隆的历史，完全成了一个备考热潮的局外人。直到考前不久我回到单位，发现周围差不多所有的青年朋友都已经报名，发现他们把复习要点和重点公式一类贴满墙壁备忘，这才有心头的七上八下。有一个平时写家信都要借纸笔的人，也拿着几何难题得意洋洋地考我——凭着他那一沓乱七八糟的数学题，竟声称他正在北大和武大之间做志愿选择。这真让我吓了一跳，也有点不甘心。 这样的刺激受多了，我终于却不过朋友们的纷纷鼓动，抗不住革命形势的轰轰烈烈，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确定参考，算是拿命运再赌一把。我的复习时间已经不多了。屈指一算，最薄弱的数学科目也只有十来天的业余准备时间。这就是说，对于我这个初一之后就下乡务农的人来说，我差不多每天要攻下一本数学，每天要啃下两三册历史或地理，才能马马虎虎地把应考内容过一遍。至于从严要求精心准备，从何谈起！ 好在那一年的数学考得不难，让我差点一举拿下满分。好在那一年的所有科目都考得不算难，而且高考几乎成了一项新鲜的改革壮举，考生们像当年的红军和八路军一样在社会上广获支持。单位上点名放假以便我专心复习功课，同事们热情为我打探消息和收集复习资料，教育局开办了一些免费的备考辅导班，名义上尚未取消的家庭政治审查在实际上也变得十分宽松……凭借方方面面的这些关照，几个月以后我居然得到了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当时我再一次出差旅行，正在大西南的一列夜行列车上，看车内的旅客睡得七歪八倒，看窗外黑浪般的山影悄然无声地汹涌而来。 我这才隐约感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一纸录取通知书对于我的命运有多大改变，也从不相信这份通知书注定与我在一九七七相逢。我似乎永远会是我。但如果没有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大学对于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后来很多生活事件对于我来说也可能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伴。他比我年长几岁，老高三的高才生，聪明而且好学，只是因为当年已经成家，有家庭负担的拖累，就没有参加那次高考。这一机会的错失使他一直待在他那个国营工厂里，一直到工厂在市场竞争中破产，一直到他在郊区靠喂猪谋生。我后来见到他的时候，他因夫妻的不和，女儿的失业等等闹得满脸憔悴，目光微弱而涣散，背也过早地弯曲如弓。 他支吾了一下，几乎不想说话。 如果全国恢复高考能早一年，早两年，早三年……大学教室里的那个座位为什么不可能属于他而不是我？若干年后满身酸潲味的老猪倌就为什么不可能是别人而不是他？一个聪明而且好学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教授、大夫、主编、官员或者“海归”博士从而避开市场化改革下残酷的代价和风险？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个人，是人世间的一颗微尘，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和时代，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所谓小势可造，大限难违，是之谓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无法向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热烈致敬。我从老朋友一张憔悴的脸上知道，在命运的算式里，个人价值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不是加法的关系，而是乘法的关系，一项为零便全盘皆失。作为复杂现实机缘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我们这些社会棋子无法把等式后面的得数仅仅当作私产。 这道最简单的算题，无论何时都不该被我们算错。 1997年9月 杭州会议前后 杭州会议前后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0年《上海文学》杂志。 有些中国人喜欢赶外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新名词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名词用得合不合适。“另类”呵，“偶性”呵，“此在”呵，“不及物”呵，这些舶来语有时用得牛唇马嘴，但只要用上了就有足够的酷和炫，足以让某些听众肃然起敬。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进口名词水货的推广商。 类似的情形其实在外国也有。有些汉学家吃中国这碗饭，于是也得赶中国时髦，比如文章里没有一些最新动态似乎就不成样子，也不管这些动态是否真有价值。“寻根”呵，“稀粥”呵，“凹凸”呵，“棉棉”呵，这些文坛快讯下面常常没什么像样的研究，但只要一手甩出几张消息牌来，其论文也就有了中国通的气派，让同行们不敢低看。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国文化的快嘴包打听。 虽然都是赶时髦，但中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国赶潮者要的是新材料，进口业务重点并不一样，甚至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决定的交换格局。全球化就得讲究全球分工，正像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出技术加上发展中国家出原材料，便合成出皮鞋、衬衣、电视机。因此在有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学术批评上也只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能提供点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 这也没什么，中国人讲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学术批评当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计较各方对外贸易的什么顺差或逆差，什么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问题在于，诚实而能干的跨国研究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总是为数有限，对来自异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一旦误读和误传得离了谱，事情就可能会闹得有点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说到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一九八四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 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起码还有点发言权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历程？ 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一九八四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牵头召开的，杭州市文联等单位好像也有参与。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充满着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印象中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当时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们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八十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但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说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们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是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被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受到重视。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虽然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已见诸《参考消息》，但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也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的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没有拿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很兴奋的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一百从而在杭州组建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以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这种描绘被后来很多批评家和作家信以为真，于是在这一种描绘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多奇异和浪漫发挥。 当然，批评文章也得有趣味，写出黑白两分的棋场拼杀或球场争夺当然更热闹也更好看，更方便局外人来观摩和评点，但我怀疑这样写出来的文坛门派武打图景，就像我们对以前“创造社”、“语丝派”、“第三种人”、“山药蛋”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就像我们以前对国外“新小说”、“荒诞派”、“垮掉的一代”等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也杂有过多的简化、臆测、夸张甚至扭曲，与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不可尽信的。前不久法国有权威材料披露毕加索晚年曾对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誉为立体主义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的，这可能就得让很多艺术批评家一时不知所措。 可见切合实情的知人论世并不容易。一个作家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开列一个简明的配方表，即便开列得出来也不足为据。作家们之间的意识观念有没有差异呢？当然是有的。对这种差异有没有必要来给予分析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门派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 “文化寻根”意识的浮现，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等是重要推手，贾平凹、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虽然有关言论不多，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重要呼应。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政治化走到尽头后的自然求变，是全球化激发本土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批下乡或回乡知青作家生活经验的如期发酵。但正如我说过的，“寻根”只是有关作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并非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寻根”不可能孤立发生。作为当事人之一，我相信自己在当时写作《归去来》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文学写作的滋养，包括受到马原、残雪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我感谢他们。而我这些作品中的弱点，比如生硬之处、造作之处、虚浮之处、偏颇之处，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的宽容，包括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对“寻根”之举实在看不顺眼，但还是不失风度和不失厚道，给予了尽可能的尊重，没有发动政治或道德的打杀。我同样感谢他们。 我感谢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温暖和亲切，使我们这一代写作人得以走过昨天。 当时有一次我和冯牧、朱小平三人同一趟列车从北京前往长沙，免不了车上的长谈。冯牧老先生于我大有文坛宗师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对我当时的写作给予了坦诚而温和的批评。我当时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但没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我就在天涯海角听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悔：当时目送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车站人海中，我完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起码事后也应该写一封信，以答谢他对我的一片好心。 回想起八十年代的匆匆日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一类挥之不去的遗憾。 2000年11月 八景忆雪 八景忆雪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8年《湖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由于移居海南，已经多年没有看见下雪。这次回乡探亲，刚下飞机时还只听见机翼上有沙沙雪子响，进得城来却已经满目皆白，积雪掩道。汽车爬到一个斜坡时突然力不从心，手刹、脚刹以及大轰油门全不管用，车上人也来不及跳车，只能眼睁睁地随着打横的汽车向后滑——幸好身后没有悬崖。这样的事情在热带海南真是不可想象。 我回乡之前已同老李在电话里约定，这次度假，全家随他到八景老山里走一走。李是我当年插队时的领导，与知青相交甚好，后来到老山里任职一干就是八年，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其实我当年的一些“插友”，当年也曾在老山里落户。那时的八景，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冰雪景象，总是与雪地里一行曲曲折折的孤寂足迹相连——因为下雪才有农闲，有闲我才可能进山访友，而无雪的八景我根本无缘相见。我曾一次次兴冲冲地步行三十来公里，奔赴雪山里的火塘、趣谈、烤红薯、口琴声和《三套车》，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讨论。 我当然知道，同学们眼下早已不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回城并且眨眼工夫就已被忙碌生计镂出了额上的皱纹，已经在下岗的话题和麻将的哗哗声里生出了白发。也许是久违的缘故，这些日渐解散的男女形体线条，这些热闹的话题和麻将，使我不无陌生之感，使我常常有点词不达意。我一次次把梦中三十来公里的雪地足迹抛向他们，又一次次地清楚地明白，那足迹的尽头会有太多的空白。 我不会玩麻将，也无力让这些老友免于下岗，免于艰难生存中不无必要的自我麻醉。也许我的八景之行只不过是对某种空白的突围，去寻找某一只旧梦的残迹。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一场壮剧或悲剧已经散场，演员早已纷纷离去，而我只能去探访冰天雪地里一片空空荡荡的舞台和布景，弯腰拾一缕袅袅的余音。布景仍是大雪，仍是高山流水扑面而来。汽车呻吟着从一段深深的泥泞中挣扎出来之后，潜入了八景的谷地。路边仍有一间木屋，但那位女同学早已不再在这里喂猪。山那边仍有一列红泥土屋和一个球场，但那位男同学早已不再在那里当夜校民师。他们不再会从窗子里突然探出一张绽笑的脸，让我看见他们破烂的棉袄，还有脸上的泥点或头上的柴灰。 他们的八景峒甚至面目有变：大坝拔地而起，高峡绽开平湖，一个水面浩阔如海的大水库淹没了往日的家园。当机动渡船在水上剪开碧波并且剪碎一匹匹雪山倒影，我知道当年的知青点和很多山民的旧居，就在这些哗哗倒影之下，在湖水黑暗的深处，由那些鱼龙寂寞地守候。 山里太静了，静得任何一丝足音或一声喘息都赫然膨胀了好多倍。不仅当年的知青们早已离开了这里，连山里的好些农民也正在迁出山外去闯荡世界，留下路边一栋栋或一间间的空房，留下了鸟啼的空空回声。老李告诉我，附近还有两个大水库，三湖相接，风景秀美，可惜没有人来这里开发旅游。他见到他的熟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含糊其辞，把我们这一家外来人描述成一个可能的投资者，夸张我们的身份和财富背景，似乎要强迫我们一家成为山民们眼里兴奋的闪光，在这多雪的年关，给乡亲们送一线致富的希望。 一群水鸟从岸边的丛林里惊飞而起，没入远处一片皑皑白雪之中。我不是投资者，但不想更正李的含糊和夸张。我能够理解八景的希望——如果不抓住旅游这条出路，如果不把这里的青山绿水变成商品，我不知道这些寂寞山民怎样才能与现代的资本洪流接轨。但我也知道旅游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想象高速公路把购买力和各种垃圾同时源源不断地送来，可以想象不久之后在这里灯红酒绿的度假村、烧烤场、太阳伞、游艇以及日本的电声设备和美国的可口可乐。我可以想象山里的女儿们怎样浓妆艳抹地去表演一些夸张的所谓民俗，而山里的少年们怎样穿上呆板的保安制服并且过于谦恭地去接受小费。到那个时候，人们也许会实现温饱和富足，但是就我的记忆来说，八景这一剧不仅是演员们已分飞离散，连最后的舞台和背景也都会彻底更换，幻变成金光闪闪的假香港或者伪曼谷——那也许不错，但它还是八景么？还是我的梦乡么？ 那是不是记忆大幕最终落下来的时候？ 一段岁月最终成为空白的时候，还会有大雪吗？还会有雪地里独行人留下的曲折足迹吗？而那些足迹又会通向什么人的不眠之夜？ 我在问你。 你知道我在问你但并不期待回答。 你知道很多事我不会说出来。你还知道汽车碾着残雪驶下大坝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过像是从一张巨大的老照片中逃出，从依稀往日一头撞入了陌生而耀眼的现实，向公路尽头的地平线飞驰而去。 1998年2月 母语纪事 母语纪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兴冲冲地乘机从美国直飞香港，心想就要到中国人的地盘了，总算可以把中文大讲特讲了，也就是说口腔可以不再惨遭英语折磨了——我的蹩脚英语确实与口腔刑具无异，常常一个单词卡住，就把我卡得满头大汗两眼发直。 傍晚时分，飞机在九龙启德机场降落。我从舷窗里已经看到机场周围诸多广告牌上久违的中文字：香烟、旅店、西洋参等等，一个个字都让我激动万分，似亲人在列队迎候我远游归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出机场就傻眼了，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傻耳了。无论是的士司机，还是小店老板或路上行人，都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而且只要我说国语，他们大多给我一种茫然或厌恶的脸色，像对待一个叫花子。一辆黑色汽车开到我的面前，怪叫一声，突然刹住，上面跳出几位黑衣港警将我团团包围，还是哇啦哇啦地塞来我不懂的话。直到我情急之下冒出一句：what it's happened ？他们才重新打量了我一眼，客气了许多，说这个这个，他们是公事公办检查证件，看我一个大陆人的模样，看我深夜独行还提一个旅行包，颇像案犯携带作案工具，所以不得不生出几分疑心。他们对此表示缩锐（对不起啦）。 一场虚惊对于我来说倒也没什么，看港警们的风驰电掣动作神速，也让我亲历了一下警匪片的气氛。我大为不快的只是，这些黑发黄肤的同胞居然对国语疾言厉色，对英语恭敬有礼，把香港当什么地方啦？英语不就是一种语言吗？凭什么在全世界畅通无阻而且到了中国的地盘还可充当高等人士的通行证？英语不就是擂的死（女士）和煎特焖（先生）以及狗粪（女朋友）吗？不就是花生屯（华盛顿）、牛妖（纽约）、我太花（渥太华）以及没得本（墨尔本）吗？不就是全世界风尘仆仆的逼得你死（生意）以及好莱坞那些酸的馒头（多愁善感）和爱老虎油（我爱你）吗？……为什么我到了珠江流域还要受这种鸟语压迫？还不能自由呼吸中国人的母语？ 我怒气冲冲，在心里把国语大大地自我优越了一把，这才在警车消失的大街上吞下一口恶气。 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自那以后，我每次到香港，都发现中文的地位居然节节升高。先是机场有了亲切的国语广播，接着很多商店的招聘广告都申明会国语者优先。最后，在接近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已经不容易见到我的几位内地朋友了。他们忙呵，忙着各种各样的国语业务，常常是约我餐馆吃一顿饭，还没说上几句话，就急匆匆要到培训班或者某人家去当国语先生，据说不少高官和巨商都是他们的学生。这使我十分开心，情不自禁地在大街上把国语说得理直气壮威风八面，似乎我是香港人民不请自来的免费语言教练，甚至我就是刚吃完牛腩粉的中国主权，已经提前来接管香港了。我自知这有点可笑，因为国家外交部并没有派我来充当语言先遣队，香港流行英语其实也不算什么缺点，相反倒是这个城市较为国际化的特征之一。我只是高兴没有人再来找我一口国语的麻烦，高兴自己见证了国语的耻辱地位终于结束。 一位西方语言学家曾经说过：一种语言的地位指数，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的数量（这一点上汉语比较牛皮）；取决于这种语言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经典的数量（这一点上中文的表现曾经还不错）；还取决于这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全部物质财富总和的多寡（这一点上中文的排名可惜至今仍然靠后）。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耻辱地位的结束，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军队轰隆隆的车队即将开进香港这个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罗湖桥海关那边八十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正在全球的文明舞台上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香港人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一点。 当然，同样是从这一公式来看，中文若要彻底结束自己的耻辱地位，路还长着呢，决不是我在香港大街上大叫几声所能奏效的。 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来的时候，我有再多的汉语也没使上什么劲，只能在家看看电视。其时我的书桌上多是英文资料，因为我正在翻译一本书。我得坦白地说，尽管我觉得英文有很多毛病，但它还是一种很丰富很漂亮很了不得的语言，不会比中文更高级也不会比中文更低级。要说低级，只有那些一句外语也没嚼烂、却操着一张国产嘴巴对西方世界一个劲地要全盘崇拜或者全盘说不的人，才一定是低级——其发言资格起码就殊可怀疑。你先把人家的字母表整明白了再来全盘地指点江山行不行呢？你要爱要恨悉听尊便，但首先多一点对西方的深度了解行不行呢？ 我缺少这种深度了解，所以我拒绝各种全盘之说。我拿起电话与一个在香港的朋友通话，听他说说香港的大雨、回归庆典以及股市上的回归概念大行情，然后我顺便鼓励这位老知青别光顾着发爱国财，从长远来看咱们还是要把外文学好，至少要把英文学好：英哥丽媳（英语）万得福（好得很）呵。 1996年6月 我与《天涯》 我与《天涯》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视界》杂志，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协会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我终于接受领导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 说心里话，我对作协这一类机构是抱有怀疑的。由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类文学衙门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已经活力渐失，更有少数在市场化的无情进程中败相层出，苟延残喘。有些在这类机构里混食的人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向政府和社会要点小钱然后把这点小钱不明不白地花掉。这类机构正当的前途，当然应该是业余化和民间化，但革命没法冒进，原因是现有人员得有个地方吃饭。这就是我也当不成改革英雄的处境。 我明白，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只能上一点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在我看来，作协其实并没有太多正经事情可干，比如作家从来不是什么作协培养出来的，开餐馆、拍广告等“以副养文”又有不务正业和自我糟践之嫌，算来算去，别把杂志社的编制和经费浪费了，也算是件事吧。 《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八十年代曾经还不错，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中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门觉得你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新闻出版局的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的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这种困境并没有使我感到绝望，倒是使我暗暗满意和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事逻辑。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经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 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士，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随和以及不失公道，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没有估计错，她终于在我强词夺理的鼓动下同意伸出援手，暂时中断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接下这一个烂摊子。她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已经办过好几本杂志。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从另一方面说，本人的人生原则，向来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学自传中，我还非常潇洒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而且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改初衷。可是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为一捧烫手的栗子改写人生。 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是不会对朋友说不。我曾经开玩笑说，幸好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将是最容易成为窝藏或窝赃犯的人选，这时要把这一捧烫手栗子塞给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韩少功。他对我说，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但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因为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穷急了眼的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简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我在会上谈到了杂志改刊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我也与一位身为文学理论家的朋友在茶馆里深谈了很久，鼓动他来出任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或者兼职副主编，但他对此基本上没有兴趣，在以后的电话里可以与我东拉西扯问寒问暖但从来不谈到杂志。我知道，他的怀疑或冷淡并没有错，他没有理由和义务要把自己的精力搭进这个已经死到临头的《天涯》，并且对我的远景描绘信以为真。 产品改型 编杂志就是一种生产，需要有良好的管理和技术，需要产、供、销环环流畅。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天涯》首先面临着原料不足的障碍。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黯淡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样纷纷投入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扎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的前卫和崇高之举。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决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埋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这就是说，虽然有史铁生等一些优秀作家的鼎力支持，但《天涯》仍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这句话事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入的语言勘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入内”的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们都注意到了编辑的特殊做法：比如对原稿中的错字病句只标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种资料的真实原貌。 《作家立场》的栏目也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按照英文writer的含义来定义“作家”，即把一切动笔写作人都纳入“作家”的范围，当然就使很多学者都有了参与《天涯》或者说与文学会师《天涯》的机会，《天涯》也有可能从三流文学来稿中突围出来，得以开发和吸纳文学家之外的广阔文化资源。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堤外损失堤内补”、“作家少了学者上”的策略。我和蒋子丹都预感到这个策略行之有效，因为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大潮渐退之后，经过国际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新的矛盾正在浮现，人们对现实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正呼之欲出，九十年代初期关于“后现代主义”和“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呈现出一次新的再启蒙即将到来的征兆。相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疲惫和空洞，这一次轮到理论这只脚迈到前面来了，于是再启蒙首先是在思想界发动，理论而不是文学成为这个时候更为重要的文化生长点。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次再启蒙使这个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再一次有了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完全改写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版图，在很多方面刷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纪录。关于市场化问题、全球化问题、环境与生态问题、民主与宪政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道德与人文精神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问题、教育问题、传媒问题、腐败问题、农村与贫困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后来都逐一成为《天涯》的聚焦点。《天涯》参与或发动了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是这一再启蒙的推动者，也是这一再启蒙的受益者。一批作家化的学者和一批学者型的作家在我们的预期中走上了文化前台，释放了挑战感觉和思维定规的巨大能量。作为这一过程的另一面，这些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了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大大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更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许别有价值，但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道》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一九九七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导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范闻彰”就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 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入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一图多议》则是一个列于卷首的小栏目，其功能相当于餐前的开胃酒或者小冷盘，调动读者往下读的胃口。它必须有一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配以两三则观点相异甚至对立的短论，构成正反相攻、阴阳互补、见仁见智的思想张力和辨证视野。这些短论有的是特邀作者写来的，有的是从报刊文章中摘来的，实在没有合用的文字了，编辑们就一人分配一个观点也临时对练起来。事实上，编辑们在很多问题上常常观点各异，差不多每天都在多议甚至多吵，整个办公楼里就这间房子里的高声争吵最爆。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一九九九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大大方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至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入不正当场所”。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管理改制 蒋子丹为改版开始了全方位的劳碌。组稿是她的强项，一过晚上九点就是长途电话半费的时间了，她的电话打击点总是从中国最北边的地区开始，逐次南移，最后落向广州，使早睡的北方人和晚睡的南方人在睡前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议。 现在，排版设计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在杂志社决定自己排版出片后，最初几期都是她守着电脑员折腾出来的，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让两家来接人的丈夫都哈欠连天地一等再等。发行也必须成为她的强项：为了弥补订阅数量的不足，她开始习惯与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老板讨价还价，在一切经营圈套面前明攻暗守，有时打出几十个电话才能追回一笔小小的书款。到后来，她还必须开车，接送编辑们上下班，这是因为整个机关没有专职司机；她还必须看病，为大家充当医疗顾问，这是因为好几次医生的误诊都被她及时纠正。有人已经建议在她的办公桌上摆一个牌子：蒋半仙，门诊费每次十元。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君特·弗兰克（g·frank)老头访问海南，住了三天以后曾经说，蒋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见到的作家中最没有作家毛病的人。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实干和行动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行动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玛刀。行动者大概总是比旁观清议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闲工夫，也总是容易比旁观清议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团体的本能。 但蒋子丹一旦把团体赛当作个人赛来打，也显露出一个团体的机能失调。这并不是主编的光荣，更不是我这个社长的光荣。在后来的几年里，为了减缓压力充实力量，编辑部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手。郑国琳是最早加入进来的，一位小说家，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却老是为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鸣得意，号称当过公司的经理却老是在计算页码和字数时一错再错，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自我批评从而人缘极好。张浩文也是一位小说家，是热心推广电脑和网络的“张工”，其实调来前的身份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因此自从他调入，编辑部里多了好些盗版软件和现代主义教条，也多了好些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争吵马拉松，让人先喜而后烦。李少君则是最年轻的一位，面若大学一年级新生，从而被蒋子丹取名“李大一”。他本职工作在报社，算是《天涯》的兼职编辑，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的作家和学者们有较广泛的交往，刚好弥补了编辑部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如郑国琳瞪大眼睛说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 这些人都算得上我们在海南这地面上淘来的金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刚来时都还较为缺乏刊物编辑的经验，每人一天得退上几个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为审读者他们也还有学养的不足。编辑部订阅了《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批评探索》等数种英文期刊，但能够读懂外刊大要的编辑为数不多。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中国在报刊图书出版这一块到九十年代还是官营计划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随便拿到什么地方去办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调来任职的，光是户口、住房、编制、职称等等因素，就足以使远在边地的《天涯》无法自由和广泛地利用全国人才资源。这使《天涯》在承受产品销售市场化的压力的同时，还没有享受人才利用市场化的好处。 为了对这一点作出弥补，我们尝试着聘请编外客座编辑，其中有两名特聘编审：李陀和南帆。关于这两位，蒋子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坛上公认的忙人，可是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约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正闲着，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闲（贤）达。李陀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对公益事务永远充满热情，并非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听说我和韩少功又在张罗一本杂志，他的反应差不多到了兴高采烈的程度。出国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对办刊物有过一些想法却没有机会实现。那天下午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茶座里一直谈到天黑，还意犹未尽，又一块吃了晚饭才算完。跟李陀谈编辑业务，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芙蓉》杂志当编辑，每次进京组稿都会先到李陀那儿去报个到。毫不夸张地说，李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稿向导。他几乎知道每个活跃着的北京作家近来正在写什么，眼下在不在家。更要紧的是，他一直以优秀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关注着正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的文学新人，为他们的成果摇旗呐喊，促成文坛对他们的接纳，这个名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凡是那时候的文学圈里人都会有印象。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差不多是一个文学“星探”。 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回到海口后，我把这事向韩少功汇报，他果然非常赞成。 杂志的另一个特邀编审是身居福州的评论家南帆。他是一个在当今文坛上很少能见到的朴实、诚恳，学问做得踏踏实实却不乏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从来不事张扬很具平常心的人。一九九五年底，韩少功到上海去开会，与南帆同住一室，几个晚上的谈话，让他对这个以前并不太熟识的同仁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随后便也产生了邀请他担任特约编审的想法。韩少功对我说，他感觉南帆不光读书读得很扎实、头脑清醒、悟性不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与为文的心状非常健康，与文坛上那些到处拉帮结派，以评论作人际交易谋取虚荣实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难得的同道。 两位外援可以在业务上参与，但并不能取代编辑部这一母体的改造。在这一点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书生气。我很明白，现行人事体制的积弊，主要是“铁饭碗”和“大锅饭”总是诱发人的惰性以及社会上常见的内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铁哥们或者大好人纠合在一起也总是难免其衰。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只要一个人没有严重的违法犯纪，是不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而只要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而不受到处罚，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绪就要大受挫伤，整个团体的向上风气就会掉头而下，到一定的时候，连好些初衷不算太坏的领导和群众都会有大势难违于是不如自己捞一把走人的恶念。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时的海南省作协就处在这种危机的边缘，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多，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更有权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比着看谁更有本领不做事。 当然，我失望于这种体制的时候，对市场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种状况并没有浪漫幻想。我曾经目睹甚至亲历过一些所谓体制外的民营企业，那里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铁饭碗”，竞争的压力确实使人们不敢懈怠。但那里的现实问题是太缺少刚性的体制约束，因此要么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剥削和压迫令人心寒；要么是“暴民”式的内讧之下频繁政变、连连休克，多数短命的企业最终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死。这就是说，如果说体制内多见腐败慢性病的话，那么体制外就多见腐败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价。我曾经主持过的《海南纪实》杂志社是一个梁山聚义式的团伙，在海南建省之初的体制空白中，就遭遇过这种急性病。一旦发生危机，在体制外那个自由天地里，没有暴力的权力简直一钱不值，遏制腐败的权力往往软弱，依托腐败的权力往往强大。我听说好些民营企业竟然纷纷抢戴“国有”的红帽子，甚至顽强地申请成立企业“党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在无奈之下想回过头来借助一些体制遗产来维系企业的内部秩序呢？这种“城内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的现象，使热热闹闹的体制改革中透出了怎样的尴尬？ 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天涯》都须防疫在先，须兵马未动体改先行。这种改制是保守疗法中的激进，就是把企业民主这个往日革命化（书记专权）和当今市场化（老板专权）都遗弃了的东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工资这一块不好动，就先从别的方面下手。整个机关以及《天涯》杂志社开始实行一种季度民主考评制，相当于每个季度来一次民选并且加上“生产队记工”。其内容是每个人的表现按“德、能、勤、绩”四个项目接受全体员工的无记名投票打分，然后每个人的得分结果与奖金发放和职务升降挂钩。当然，这个制度主体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为了削弱个人关系和情绪的因素，每次统计平均分时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了体现对岗位责任的合理报酬，每个人的得分还辅以岗位系数，即重要岗位人员的得分自增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十五。还比如，为了照顾中国人十分要紧的脸面等等，得分情况并不公示，但每个人都有查分的权利，以确保考评的公正和透明。等等。 我在事前的模拟测试中已经算出，根据这种新法，一个优秀的普通员工完全可以比一个慵懒的领导多拿到两倍多的奖金，可以有可靠的升迁机会。这种奖优惩劣的力度可能已经差不多了。 在《天涯》后来所有的制度实验里，这个考评制可能要算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法。可以想见，现在人人都有一票，所有员工都握有打分权，任何不良行为都暴露在群众的监督之下，都会直接带来自己利益的减损和体面的丧失。果然，少数坐惯了轿子的党员干部只经过了一两次打分，就灰头土脸混不下去了，最后自动提出要求调走或要求提早退休，再不就转过来要求抬轿子，为了得高分而争着抱群众这条大粗腿。这真是民主起义带来的意外收获：机构的减磅瘦身居然轻易实现，省了好些手脚，杂志社的周邻环境也大大改善。连我自己也好几次品尝了这种民主的沉重打击，只是因为我有时候窝在家里写东西，我在这些季度的出“勤”得分就敏感地刷刷往下掉。在这个时候，我一边不无委屈，一边又高兴大家真他娘的动了真格，连老韩的面子也不给了。 我想起了当年丘吉尔的求仁得仁。当议会根据他设计的规则用选票把他轰下台时，他闻讯从浴缸里跳了起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呵！ 好吧，我现在也只能挺着肚子尽力模仿着老丘的风度。 我们在选票上开始一步步学习运用民主和法制。我们逐渐发现，民主程序设计是必须悉心讲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由评委们票决青年文学大奖就采用过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觉得民选的候选人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在文艺界各个协会中作协的换届最顺，没有什么人敢去说情要官。 这里也得说一说，民主这一帖药也非万能。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比如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见，我们要花几万元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要花几万元来从事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或者要花几万元投入编辑工作的电脑网络建设，只要说用投票来决策，虽然有些人不会计较自己的奖金损失，但肯定也有些人会神秘兮兮的，肥水不落外人田么，不劳者不获食么，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众的主流意见。你能让大家都像上帝一样都想到全人类和千秋万代？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点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进一步说，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而需要理智的民主给自己装一个安全制动闸。 这一类民主“治内不治外”、“治近不治远”的折腾，走一步看一步，终于使《天涯》走出了危险期，元气多少得到了滋养。《天涯》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中得以自强，我想都得益于这些安内然后攘外。《天涯》当然无意成为教会，磕磕碰碰的情况也不会少，但无论中外客人，凡是访问过《天涯》的都对编辑部的效率和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编辑在家里深夜读稿或校对，让他老婆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现在还有这样为公家干活的？我也觉得一些同事好过了头：怎么少君半夜十二点还来电话说稿件？有一个客户甚至觉得《天涯》的员工都颇有个体户黑汗水流的劲头，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你们到底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家单位？也许在他看来，一个来自公家单位的人不要点回扣不拖拖拉拉实在是情理不容。 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的简单化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从来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 “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已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已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其实，“新左派”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早一代，是出现于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现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联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阳刚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作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权贵和“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些。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实。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场”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来，是实际生活经验让我的头脑里多出了一些问号。我在一九八八年来到海南，亲历这个海岛市场发育和资本扩张的潮起潮落，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其他人那里积累印象和体会，寻找着思考的切入点。在我的身边，三陪女冒出来了，旅游化的假民俗冒出来了，这是“传统”还是“现代”？警察兼任了发廊的业主，老板与局长攀成了把兄弟，这是“国家”还是“市场”？准脱衣舞在官营剧团的《红色娘子军》乐曲里进行，“文革”歌碟在个体商人那里违法盗录，还有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发烧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革命文化”还是“消费文化”？……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私有制”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而“多党制”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洁政府”了，因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对阵“新右”或“新自由主义”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这个时候的“新左派”可算是第二代，与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文学“新左派”其实已经很不相同。比如曾被指为“新左派”的很多人对汪晖的很多看法并不赞同，在很多问题上先左而后右，或者此左而彼右。作家李锐就是其中一个。李锐与我相识多年，被蒋子丹称为“热血中年”，似乎是一种高温反应材料，不激动就不能出洞见，不激动就不能妙语连珠，在公众场合总是热血得让夫人蒋韵大惊失色并连连扯他的衣袖。他写小说在境内外都有盛名，而且所谓“马桥风波”的一场思想报复事件中，在我被打成“文坛窃贼”满身污水的时候，他愤而操笔，仗义执言，完全不顾及自己将要承受的压力和代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当时《天涯》在欧洲已因“新左派”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褊狭的理解，中国人在九十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不是这两者的对抗，老左派把守权力，新右派崇拜资本，而我们必须像李锐说的那样“左右开弓”，对权力和资本都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以促成人民的市场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这是我为温铁军一篇好文章改拟的标题，以取代他的原题《现代化问题笔记》。如果硬说神圣的“资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们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顶有点别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 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实相告：我一直认为“新左派”里面鱼龙混杂，有的人不仅有问题，问题还大着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开出“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救世药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想象力的缺乏和生活经验的贫乏感到遗憾。当有些高调人士在强国逻辑之下把中国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等人权灾难当作“必要代价”时，我觉得这些红色英雄其实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当年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同样是在“必要代价”的逻辑下屠杀着印第安人和各国左翼反抗群体。左派接过右派的逻辑来批判右派，这种儿子不认老子的事情怎么想也荒唐。 正是基于这一担忧，《天涯》也发表过很多与“新左派”相异或相斥的稿件：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设性的辩难。其中任剑涛的长文《解读新左派》至今是有关网站上的保留节目，是全面批评汪晖的重头文字之一。朱学勤、刘军宁的文字也被我们多次摘要转载。有一篇检讨和讽刺美国左派群体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还是我从外刊上找来专门请人译出发表的。可惜这样的文章还太少，更多的来稿往往是在把对手漫画化和弱智化以后来一个武松打猫，虚报战功，构不成真正的交锋。我一直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回应汪晖、王晓明、陈燕谷、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几只真正的大老虎来跟他们练一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和一把稀泥处处当好人，更没有挑动文人斗文人从而招徕看客坐地收银的机谋，我们只是想让各种思潮都在所谓“破坏性检验”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质量的争鸣。这是我在编辑部经常说的话。 我在编辑部里还说过，人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绝对真理，因此无论左右都可能有肤浅之处；但只有一种肤浅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两种或多种肤浅之间形成的对抗，才有可能使大家往后都少一点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天涯》的版面更多地提供给“新左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围，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类似媒体都向资本主义体制暗送秋波或者热烈致敬的时候，《天涯》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可能只剩下一种肤浅，即最危险的肤浅。 我想我能够以此说服编辑部内的思想异己者。与很多局外人的想象相反，《天涯》编辑部里倾向“新左派”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占多数。郑国琳几乎每每都要跳起来与主编争辩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线错误。这与国内外文化界的情况大致相仿。连诗人北岛在巴黎批评美国式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之后，也在会后差点受到围攻，人们不能容许朦胧诗居然有《国际歌》的气味。 当少数派并不是受勋得奖，但多数派的人多势众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象将来的某个时候，一旦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媒体都活跃着“新左派”的时候，“新左派”的衰败和危机也可能就不远了。如果《天涯》那个时候还在，肯定又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我的幸运在于，我的想法得到蒋子丹及同事们的宽容和支持，包括他们毫不客气的挑剔和置疑，都尽可能迫使我兼听，打掉我的一些片面。蒋子丹以前并不太关心理论，有时被陈嘉映或者李陀关切出一颗理论雄心，大张旗鼓地搬几本理论去读，要么是无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么是记住几个有趣的句子然后就心满意足，无异于断章取义见木不见林。她在学究们的理论面前打了一个哈欠之后，不大像是用思想来思想，而是用感觉来通达思想，是靠实践经验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里航行。奇怪的是，她后来在理论判断和理论表达上也常有高招出手。对于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时似乎更愿意用对人的感觉来决定对这个人思想的好恶。她说南帆的思想很诚恳，这是因为南帆给她的印象很诚恳，比如处处想着别人的难处，到海口来开会只要能省钱坐不上直飞班机也不要紧。她说黄平的理论很朴实，这是因为黄平给她的印象很朴实，比如身为洋博士并且刚刚被美国财长约见，但马上像搬运工一样给编辑部从北京随身携来两大箱书，见会议缺了口译员便自动顶上一直译到喉干舌燥，决不会在见过财长以后就决不屈居译员身份更不能流臭汗。相反，一个盛气凌人指令编辑们“安排版面赶快发表”的“新左派”，和一个出过一趟国就此后数年里每文必称“我在巴黎时”的“新右派”，在她看来都是一路货色，其思想在她看来也差不多是一路货色，肯定都过不了她的终审。她多次狡辩道：主义是人的主义，她认人不认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婆娘们就是这么搞的！ 其实，细想一下，这也差不多是我这个非婆娘的原则。我也总是更愿意读出稿件后面的人。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还说过：“我景仰美的敌手，厌恶平庸的同道，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那些热情而天真的错误。”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对“左”如格瓦拉和“右”如吉拉斯等一些优秀的前人表示了赞美。这是汪晖不大赞同的。 他当时来海口参加一个长篇小说的讨论会，坐在角落里几乎始终一言不发，那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淡淡地说：“你似乎认为世界上只有好人而没有好的主义，这恐怕有问题。” 事隔很久以后，我才大致揣摩出他当时正在思考和筹划什么，并愿意有所理解。但我不会收回我的话，这大概是出于一种文学专业的顽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主义易改，本性难移。嚣张的左派和嚣张的右派都是嚣张，正直的保守和正直的激进都是正直，而且一个认为大款嫖娼是经济繁荣必要代价的人，当年很可能就是认为红卫兵暴殴是革命必要成本的人；一个当年见人家都戴绿军帽于是自己就非戴不可的人，很可能就是今天见人家都染红发于是自己就要非染不可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反对的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势利。古今中外一切真理所提倡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东西，甚至是同一种东西，比方说同情心。 这一类本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在社会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它创造或消解着主义，滋养或腐蚀着主义，它使各种主义最终沉淀成一种日常的神色面容，让我们喜好或者厌恶。 在这个意义上，《天涯》力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属于任何派。这个“派”字怎么听也有抱团打架或者穿制服喊万岁的味道，有大活人被压制成纸质标签的味道。 翻过一页页空白 《天涯》改版后五年了，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或者说没有能力做。我们一次次把深藏于心的想法移交明天。《天涯》甚至至今也还没有实现我最初的一个渺小目标：发行三万份。每年年底邮局报来的征订数字虽然略有增加，虽然已经令有些同行羡慕，但都让我们沮丧。想起当年办《海南纪实》每期都是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真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使发行量至少不低于亏损临界点，我们在开始那两年曾经费尽心机，斯文扫地，向公司经理和军队首长游说，向各大学文科院系发信，出国开会都背着样刊找书店，甚至厚着脸皮一次次给报纸写文章，文章中千方百计把《天涯》的名字捎带上。干这种事的时候真是来不得什么清高。南京的王干先生后来说我在文章中给《天涯》做广告，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并没有错，他要讥讽要追究当然只能由他。至于他说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是我和《天涯》用“广告套路”鼓捣出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恶意搅水的小伎俩，在每一次思想冲突中都不会少见。 《天涯》从来没有轻松过。用单正平的话来说：几乎把每期都当创刊号来编。用郑国琳的话来说：每天都是考试。这本杂志在今天虽然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阶段，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还只是有了个开局。它的理论部分仍然不够活泼诱人，我们没办法苛求理论家们在对真理负责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利润负责。它的文学部分也还很薄弱，艺术栏目更是一直没让我们找到感觉。在缺稿的时候幸好还有蒋子丹的一些朋友来帮着撑住：方方、张欣、蒋韵、迟子建、张洁、王安忆、范小青、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徐晓斌、徐坤、张抗抗、毕淑敏，等等，但一代新的文学先锋仍在我们的等待之中。只有行内人才知道，书刊市场的竞争更趋惊心动魄，思想文化的旅程前面仍是山重水复。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在我从事编辑工作近二十年以后，我觉得社长这个职位应该让给更年轻的人了。 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一九九九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很多人多年不见，面容已经悄悄走形。比如几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还是个毛头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发暗的沧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见我的白发肯定也吃了一惊，只是不一定把这种吃惊残酷地向我通告。 那几天真是把会开疯了。除了正式的议程，人们意犹未尽，邀请阿里夫·德里克（a·derrik）教授加开讲座，介绍美国思想学术最新成果，邀请黄平也加开讲座，介绍三峡工程和农村乡镇企业的现状，以至大会生出了无数自发性的小会，以至最后一天从三亚回到海口以后，有人见别人整理行装便着急：“怎么就不开会了？” 入夜，他们在海滩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滩上一行行足迹看去，暗夜中不见他们的身影，只有说笑声在腥咸海风中远远地飘来。 我在一棵椰树下听着这些声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凡教授家里，看到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国著名学者佩利·安德森（p·andson）谈他家庭以及谈他父亲的长文，使我感到亲切。因为安德森两年前访问海南岛时，是我陪着他去寻访他父亲的遗迹，在海口市面德胜沙老城区一带转悠，还因为开车误入单行道而被警察罚款。当时他无意中问起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得知《天涯》讨论过的种种话题，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他说这些都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怎么感觉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以后给他邮寄刊物。但他并不懂中文，让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奇怪也有点滑稽。 我想象他在离海南岛很远的地方打开一本《天涯》，翻过一页页他根本不认识的字。也许那正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种最为正确的阅读方式：任何字与词都是过眼烟云，都是雪泥鸿爪，都是不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只需要轻轻抚过这些空白的纸页，只需要在触抚中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另一双手的体温。 那么，我和同事们五年来也只不过是编出了一本本空白无字的《天涯》，五年来向读者说了很多的同时又什么也没说。《天涯》将来还要一年年说下去，但同时一年年又什么也不会说。连绵无际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伪证：空白在法庭上从来不足为凭。 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 好了，同事们已经一致同意我辞去社长，把我的名字从杂志版权页社长名目下撤除。我祝他们下一步干得更好，而且留下一个私人茶杯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说以后来串门时还可能用得着。 2000年9月 南岳星夜 背影 南岳星夜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文汇月刊》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四人帮”倒台前不久，炎炎盛夏，天气酷热。湖南省一个文学创作班在南岳半山亭开办。半山亭招待所位于衡山半山腰，这里山如铸铁，水似流银，杂树环合，苍松庇盖，绿荫深处成天迸发出震耳欲聋的蝉鸣大合唱。至夜晚，明月松间照，蝉鸣消失，继之而起的是泥蛙与石蛙的呼唤，此起彼伏。石蛙的吼声最古怪也最响亮，有金属共鸣般的嗡嗡声。 入学习班者多是年轻人，其中大多数对政治形势已有隐隐疑惑，动笔兴趣不大，成天偷偷摸摸地打探什么。有一个人中途闯上山来，声如洪钟，眼镜片后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一种大将气派和兄长风度——熟悉他的人都戏称他“莫公”、“莫老爷”。 他就是莫应丰，后来名震全国的一位作家。他好玩，一上山就喝酒和唱歌，还乐为人师地抓住几个青年，凭他在艺术学院声乐专业的那点底子，办了个“速成声乐班”，早晚都得吊嗓子和练呼吸，唱中外民歌。无奈学员鲜有天赋，鸭公嗓、蛤蟆嗓、破锣嗓一齐叫唤，闹得招待所昼夜不宁。在房客们的取笑和抗议之下，以后的声乐授课只好搬到野外僻静处进行。 莫应丰指导我们从音乐进入文学，曾给我们出了一道有趣的考题：先让我们听两支风格各异的民歌小调，然后嘱大家依小调风格各写一篇散文，要求文章与乐曲在神韵情致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唱的两首曲子，其一描写北方村姑，乐曲里透出村姑形象的朴质、沉静、腼腆；其二描写南国少女，乐曲里透出的少女形象似显活泼、妩媚、轻佻。我们仔细聆听了好几遍，但要把音乐化作文学，实在不那么容易。 莫应丰的全方位培训计划还包括戏剧。他说要找一个话剧剧本来，由大家参与演出，看谁能演好老人、官员以及小偷。如果把难度降低一点，他就随意设计一些小品情境，给我们指点各自的角色，由我们去体会角色，自行设计动作，自行编造台词……这种游戏也足足让我们兴奋了几天。 除此之外，最为开心的活动当然是游山。 几天下来，我们跟着莫老爷钻遍了半山亭附近的山林。与半山亭遥遥相对的是磨镜台。磨镜台上有石刻“祖源”二字。据说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怀让曾在此以砖磨镜，喻示愚僧靠坐禅而求悟的荒谬，启发了高僧道一：原来禅并不执著于行住坐卧，是讲求自由和活泼的。辞磨镜台而北上，约行十五里，便到南天门，可见门旁的大石头，还有石头上“平真正诚”四个大字。过了南天门，所谓“登天”了，不久就抵达南岳最高处——祝融峰。峰顶有残破古庙，大瓦均为铁铸，大概是怕被疾风卷去。墙垣全是花岗岩，是此处最经济也最实用的建筑材料。我们登上祝融峰时，正是深夜子时。放眼一望，头顶疏星亮，脚下众山小，茫茫大夜给人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感觉。如果你在这里纵目遥望，可在北方的一片黑暗中隐约见得长沙、株洲、湘潭及好几个县城的灯火群。偌大一个三湘，广运纵横，如今俱收眼底，差不多成了一个沙盘模型，又不由得不让人振奋激动起来。 峰顶招待所的床位已满。记得为了等到第二天早上观日出，我们几乎冻了一晚。 莫应丰此时刚写完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满脑子山区趣事。他兴致勃勃介绍起石蛙——模样如何，习性如何，吃起来味道如何，好几次还带着我们顺着那金属共鸣般的声音前去寻找，只可惜没找到什么，倒被一条倏然而逝的长蛇吓个半死。 南岳也有莫应丰所未见的奇观。一天黄昏，我们看见路边一条寸多宽的长长黑带，弯弯曲曲上不见头下不见尾。我们初以为是水流，细看才知是密密蚂蚁阵，免不了大吃一惊。莫老爷兴奋得像个孩子，拊掌大叫起来，又推推眼镜蹲下去，仔细观察蚂蚁如何过沟、如何爬陡壁、如何迎敌自卫。到最后，他沿着长长黑带，定要去寻找蚂蚁大军的尽头，一直领着我们离开道路，在山林里瞎钻了一两里路，看黑带仍无止境，看天色渐暗，只好遗憾地作罢。 乍看起来是游玩取乐，其实难掩心情的沉重——这些天来，朋友们天天分析报刊动态，偷偷传播着各种“政治谣言”：关于总理逝世，关于唐山地震，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透露的财政赤字，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情……学习班竟成了密谋反抗“四人帮”的秘密处所，提供了结交同志和畅吐真言的机会——只是主办方一直蒙在鼓里。莫应丰无所顾忌，陈词激烈，常出独特见解，自然成了聚会的头儿。当时的气氛和心情，有他游南岳一诗为证： 腾云直上祝融峰， 一望三湘脚底平。 提步恐伤蝼蚁众， 俯身惜叹大江清。 呼天怒骂无名氏， 投石惊闻地震声。 我与衡山铸一体， 不移半寸趋时风。 这些“反诗”当然只能传于密室。 这一天，朋友告诉我，莫应丰早已躲在浏阳县写了长篇小说《将军梦》（出版后改名为《将军吟》），题材是军队中的悲剧，主题是抗议“文革”专制。两位朋友叮嘱：“好，现在你是第七个知道这本书的人了，千万保密！说出去，莫公和我们就要人头落地。” 我听了大吃一惊，也肃然起敬——莫应丰真是条汉子！ 舍性命以求真理，伸正气以抗强权，要是中国的作家都如此，中国怎能没有救？中国的文学怎能没有救？充斥着全国报刊的假大空之风还何愁不除？我从朋友口中得知《将军梦》的部分情节，也略知一点莫应丰的经历：他是农民的儿子，因生计困难没读完大学，后来当过兵，进过文工团。有意思的是，进文工团的时候，他居然穷得穿草鞋……朋友的介绍中更使我动心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深夜，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的一间僻静土房里，一位身材结实的汉子正在灯下奋笔。桌上有亲人来信——对他的写作极不理解。桌上有收音机——正播着天安门事件的重大新闻。家忧国患，沉重而苦涩，压在心头。这个男子汉望着窗外朦胧月色，看着那淡蓝色的流雾和黑糊糊的山林，关掉收音机，抹去两把热泪，又把稿纸摆正，正襟危坐，沙沙写下去……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老莫，当时你也想起鲁迅这两句诗吧？ 听说你写完《将军梦》后，随手疾书一绝： 含辛茹苦愤无私， 百万雄兵纸上驰。 泪雨濯清千里目， 将军一梦醒其时。 听说你把《将军梦》原稿偷偷交给朋友藏起来之后，还笑着说过一句话：“伙计，我现在可以死了。” 毛主席病危的“政治谣言”传上山以后，半山亭更紧张了，朋友们常常是在松林深处作彻夜谈。这种时候，莫应丰总是精神抖擞，预测局势，鼓舞斗志，又嘱咐大家都准备一笔旅费，以备应急之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还得跑吧？ 下山这天，已是一九七六年的九月底，是祖国翻天覆地的前夕。大家的心情紧张而激动。可庆幸的是，南岳之聚，使各路反叛者会师，都认识和结交了一群文学同道，由此更增添了结束“文革”的信心。 整个学习班期间，莫应丰拒绝为当时“反走资派”文学写一个字，只写了一篇田园散文《桃江竹》以交差，坚守了他“不移半寸趋时风”的诺言。 这篇散文我看过。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字体极为遒劲漂亮——后来我才知道他还应邀写过招牌，题过书名，一手翰墨卖得钱；他的文辞也清丽淡雅——后来我才知道他既长于写阳刚粗犷的政治故事，也工于阴柔秀美的人生情感，笔墨路数不拘一格。 可惜，这篇散文当时发表不了，后来朋友们各忙各的事，我也没去打听它的下落。 1983年2月 笑的遗产 笑的遗产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2年《中国作家》，获同年《中国作家》散文奖，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已译成法文。 我女儿数她的亲人，总要数到游，一位曾经带养她的保姆。 人与人相识是缘分。那一年我家搬迁河西，妈妈体弱，我和妻都要上学或上班，孩子需要托一位保姆白天带养。经熟人介绍，我们认识了游。她就住在我们附近，两家相距约五六十米，门前的树荫相接，蝉鸣相应。 游其实还没到湖南人可称娭媘（奶奶）的年龄，五十岁左右，只是看着儿子打临工挑土太辛苦，为了让他顶职进厂，自己就设法在工厂提前退休。她心直口快，心宽体胖，笑的时候脸上皮肉隆起两个半球，挤得眼睛都不见了，发过酵一般的肥胖肉身上波动着笑浪。她的哈哈大笑是这个居民区的公共健身资源，你茶余饭后，常常可听到这熟悉的笑声远远传来，碎碎地跳入窗口，息落在杜鹃的花瓣上或者你展开的报纸上，增添你心境的亮色。 孩子开始畏生，哭着不要她。不过没有多久孩子就平静下来，喜欢她的笑声了，试着用手去抓拿她的胖脸以及肥甸甸乳房。她乐呵呵笑得嘴巴更为阔大。把脸避过去，又突然“呷”一声，还一个鬼脸，让孩子觉得刺激和有趣。她可以把这个简单的游戏，认真地重复无数次，无数次与孩子笑成一团。 孩子从此多了一位奶奶。当孩子可以咿呀学语的时候，孩子便不时结结巴巴报道她在游家的业绩。比方拉了屎，撒了尿，打翻了茶杯，屁颠屁颠地跟着奶奶去买菜，每次都得到一个油饼，有时还得到一条小活鱼。 游奶奶常对孩子说：“你不姓韩，姓游。” 孩子说：“我姓韩，也姓游。” 游奶奶说：“你长大了赚了钱，给不给我用？” 孩子说：“我给游奶奶买油饼。” 游便喜得一把搂住她，老幼两张脸紧贴，紧得自己浑身一阵颤抖。“我的好孙子，我的好孙子咧！” 游的丈夫也是个退休工人，擅长白案厨艺，做面点首屈一指，常被这个那个饮食店请去帮忙，一去几个月不回家。两个儿子在工厂上班，一个迷钓鱼，一个好小提琴，工资都不太高，又都在恋爱阶段，自然缺钱花，在家里混吃混喝不算，有时还找母亲要补贴，要是抢白上了，就声粗脸黑的。游奶奶常常红着眼圈来说：“我那两个化生子还不如我韩寒，我哪有多少钱呢？还是我韩寒心痛奶奶，我一哭，她也哭，还给我抹眼泪，要我吃油饼。”说着又落下一串泪来。 韩寒便是我女儿。 游还偷偷地告诉我母亲，她月子里落下了病，在“文革”中又被打伤了腰，还有血压高和血糖高，她是为了多给儿子挣几个结婚钱，才答应当保姆的。但她男人不心疼她，还有点老不正经的毛病，丧德的家伙呵……每次说到这里，她便哭自己命苦，我母亲也跟着抹眼泪揪鼻子。 游满心欢喜的事是二儿子找了个漂亮对象，只是那妹仔脾气大，有次碰上小两口吵嘴，竟给了未来丈夫一耳光。游奶奶报告这一治安事件时惊惧失色：我当娘的都舍不得打他——如今的女子都这样凶神恶煞么？ 南方的夏天很热。到深夜了，屋里还如烤箱，一切家具仍热烘烘地扎手，把凉水抹上去，暗色水渍飞快地被分割，然后一块块竞相缩小，蒸发至无。人热得大口大口出粗气，都怀疑自己浑身有熟肉气息。连蚊子在这种夜晚也少多了，大概已被烤灼得气息奄奄锐气顿失。孩子在这样的夜晚当然睡不安，刚闭眼一会儿又哇哇燥醒。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听到楼下有人叫唤，到阳台上细细辨听，才知有人在叫孩子的名字，是游奶奶来到了阳台下的暗夜里。她驮着沉沉一身肉，气喘吁吁爬上楼道，被我们迎进家门。她说在家里就听到远远的哭声，怎么也睡不着。她听得出是韩寒在哭，可怜可怜，这鬼天也太热了，你们也太累了，她说什么也要把孩子抱到她那儿去。 她并没有特别的降温妙方，只可能是彻夜给孩子打扇，或者抱着孩子出门夜游不止，寻找有风的去处。我们依稀听出，孩子到那边就不哭了。 整个夏天，她家最凉爽的竹床，最通风的位置，都属于我家孩子。太阳总是落入运输公司那边的高墙，夜色纷纷从下班工人们的提包里掏出来。游奶奶早早往门前的地坪喷水清暑，把竹床放置梧桐树下，至少水洗两遍，准备我女儿晚上的快乐。她儿子不小心坐了竹床，她立刻大声呵斥：“这是给你坐的么？你们后生子好足的火气，一个热屁股，坐什么热什么。走走走，没有你的份！” 儿子只好嘟嘟哝哝地去另找椅子，坐着给我女儿折纸船。 日托差不多成了全托。我们要给她加工钱。她惊吓得坚决不收，推来推去像要同你打架。最后好不容易收下了。但从此不但为孩子买油饼，还买雪糕或甜话梅什么的，几乎每天都买，加倍偿还在孩子身上。 游奶奶的身体渐不如从前，医生说她心脏有毛病。正好这时候孩子也大了，该上幼儿园了，我们便把她送往外婆家——那里有一个不错的幼儿园。那儿离我家比较远，孩子每个星期只能在周末回来探家。 孩子刚去的那几天，游奶奶失魂落魄，不时来我家打听孩子近况。听说她开始有些不习惯幼儿园，每天早上哭着闹着不愿去，游便眼泪哗哗流。“造孽，造孽呵，这么小的人，怎么能离开家呢？我去，我马上就去，把她抱回来。你们不要管我。以后就归我带着她。你们也不要给工钱。我们一家子还少了她一口饭？”她横蛮不讲理地抹着眼泪鼻涕回去，请邻居帮她看住家，自己带上雨伞，摇摇摆摆准备出门远征。 我们劝止她，也不告诉她那个幼儿园的地址。她后来还是瞒着我们去了，先是找错了地方，周折了大半天才找到幼儿园。门卫不认识她，不让她接孩子甚至不让她进大门看一眼，规矩得有点刻板。她在大门外朝内瞄了几眼，没有看见什么，断断续续听见了我女儿的声音，又哭湿了衣袖。她提去的一袋苹果只得提了回来。 我后来才知道，她还瞒着我们干过好些事。我女儿喜欢兔子，一言说出，游奶奶便去乡下寻购小兔，命令儿子做兔笼和割兔草。有一次，附近很多妇女鬼鬼祟祟成群结伙，去远郊一个地方朝拜菩萨。游奶奶听说那菩萨很灵，也去为我女儿烧香许愿。她回来后有点不好意思，偷偷地说：“我是居委会干部，又是共产党员，是不能搞那号事的。管它咧，人家都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说完忍不住红着脸哈哈大笑。 我女儿从幼儿园到学校，一天天长高了。每个星期六回家，离家还老远，她就要从我肩头跳下地，疯一样朝游家跑去，直到扑向游奶奶肥软的怀抱，一扎进去就拔不出来。游家总是有很多邻居的孩子，游家常有些乡下来的亲戚，用拖拉机运来藤椅、砧板、鸟笼以及瓜果在游家门前就近推销，也推销着乡音和乡野阳光的气息。孩子们疯疯地赖在那里看热闹，久久还不愿回家。我们用雪糕或图书引诱女儿归来，总是被她还一个白眼。她甚至经常要求在游家睡觉过夜，弄得我妻和我母亲都有点空空的失落感。母亲说：“这孩子真姓游呵？” 一九八八年我家迁居海南岛。女儿每吃到一种新奇的热带水果，就会说，游奶奶来了，要让她尝尝这个。游泳在一个美丽的海滩，她就会说，游奶奶来了，我要带她来这里玩。我摄下一沓彩色照片，她总是挑出她最好的几张，说要寄给游奶奶和妹妹——这是指游家近来所得的一个孙女。 她给游奶奶写过一些信。游不识多少字，回信大多是请人代笔的，自己附几句在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像小孩子所写。她的每封回信内容大致相似，都是惭愧自己没文化，没法写很多信，然后惊叹我女儿的信能写这么长，学问真是越来越大了，真是了不得，这样大的学问真是了不得！ 她托人捎来丈夫做的一些糕点，可惜路途遥远，糕点到海南时都馊了，没法吃。她来信说，她秋后准备腊鱼和腌辣椒，等我出差去湖南时取回，但我一直没找到机会。 我担心她的心脏病。我曾想象在某一个深夜，她的心脏病发作了，丈夫不在家，儿子也不在家，她爬下床想叫醒邻居，但终于未能坚持爬到大门口。她不是一直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么？在我离开她时，她还捉住我的手说得满脸惧色泪花闪闪。我知道，我的女儿可以陪她，可以帮助她，但我还是一天也没耽搁地拉着女儿走了。在她最需要帮助的那个深夜，我的女儿竟不在她身旁而远在千里之外，我们也不在她身旁而在千里之外，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我没有把这样的想象告诉女儿，怕她接受不了一个没有游奶奶的世界。吃到一种新奇的热带水果，她还会说，游奶奶来了，要让她尝尝这个。 她还是经常给游奶奶写信，也经常收到游奶奶的回信，捧着信纸一次次仰天大笑。我有点吃惊的是，她怎么一笑就特别像游奶奶的神气？她的脸，上半截像我，下半截像她妈，但她的笑毫无疑问来自游家：笑得那样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尽情而忘形，笑出了一种很醉、很劲、很疯、甚至很傻的劲头——也许人快活至极的时候，都有这种疯头傻脑的冲动？我记得经常在游家出入的那群邻居小孩，一个个都有这种笑，习性相传，音容相染，游家笑遗传给他们，完全是相同的规格相同的品种。 游奶奶不论面临多少疾病也不会离开人世的。这不在于她会留下存折上五位或六位的数字，会留下新闻报道里的官阶或学衔，不，她的破旧家具和老式木烘笼也终会被后人们扔掉。但她在孩子们的脸上留下了欢乐，一朵朵四处绽放。 秋雨连绵，又是秋雨连绵。我即便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岛，也会以空空信箱等候她远来的笑声。 1991年10月 然后 然后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1年《湖南文学》，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朋友莫应丰患癌症住在医院时，我曾赴长沙看他。当时他身体肿胀，已脱原形，脑门上还有医院用来标记放疗位置的几处紫红色线痕，森然割裂了他的笑容——更显得陌生。他已不能说话。往事历历与感慨种种，竟只能在哑默的目光对视中流逝，在我们相互握紧的双手中抚碾成虚无。 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身患癌症，实际上已病入膏肓，大限迫近。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脑子已有障碍，被人搀扶着走路，总是不自觉并执拗地连连向左转去，似乎寻找遗落在左方的什么东西。而另一异兆是，他时常昏昏然目注上空，喃喃自语，好几次冒出一句疑问：“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什么？逝者如川，然而有后，万物皆有盈虚，唯时间永无穷尽，莫应丰是在惊恐于此吗？岁月茫茫，众多“然后”哪堪清理，他在搜寻什么？在疑问什么？一生中最后的目光停落在记忆中的哪一年哪一日？ 当年以“地下文学”抗争极“左”暴政，终于获大奖步高位好评如潮从者如簇的莫应丰，声洪气旺，挺胸昂首，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困锁病床，变在瞬息，恐怕也是他及朋友们都未曾料及的。他患病的消息传到海南时，我在省政府大门口遇到张新奇、贺梦凡等熟人，无不闻讯而失色，久久掩面泣于街市。其时初建特区熙熙谋官攘攘赴利之人海中，朋友们大多为生计而奔忙，匆匆的日子里终究还有泪的珠光，总算使人还感到人世的温润。 莫应丰与我初识时，骑一辆破旧脚踏车，常常在年轻得多的朋友中混。他好聊天，有时聊得太晚，年轻人都感到精力不支，他身为大哥却毫无倦容，常常忍无可忍地揪耳朵，把瞌睡者一一揪醒，责令大家陪着他继续聊。作为犒劳，他会翻找出一些残菜剩酒，亲自把炊，为朋友们服务，并领受关于他饮食趣味低俗不堪的指责。 青年作家们爱与他接近，重要的原因是他热心助人，从不忌才。谁有了创作构想，他会真诚地为你参谋，完善布局，修改词句，推荐发表，兄长式的全套服务还包括他对疏懒者不断的警训和号召。至于对他的创作，年轻人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判和嘲讽。初识他的何立伟，曾将他自鸣得意的一篇论文指教得一塌糊涂，让旁人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没想到莫应丰仍然笑呵呵，仍然频频点头，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即便朋友骑到他头上去，人们也可从他那气出丹田的朗朗大笑中，感受到一种坦荡和淳厚，一种信任，一种安全。在如今鬼鬼祟祟太多的文坛，仅此一条，大概也足以让人们忘记莫应丰的种种其他弱点。 他写得很多很快，像很多新时期作家一样，大多文章是为改革开放的急务而作，而他们的抱负，也一直未局限在文章之内。很自然，由文学而仕宦，中国文士的传统人生轨迹，轻易限定了莫应丰后来的日子。我们可能遗憾他没有像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等那样终身与书册为伍，但那不仅需要淡泊的生活趣味，需要丰厚的学识蕴积，还需要种种具体生存条件，其活法并非一般文人所能随便选择的。仕与不仕，只能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 莫应丰后来当官了。到职的前夕，他在一位朋友狭小的房间里踌躇满志，并郑重拜托大家：将来如果我僵化了腐败了，你们一定要不客气地骂我，不要丢下我不管呵。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似乎也相信，某种旧体制乃至人类的全部弱点，是不难被三两改革家征服的，是不难被一两次政治手术摘除的。 他就这样离我远去。 然后呢？一晃几年，他领导的机关似没有多少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有人说他官做得很好，有人说他的官做得很不好。很确实的一点是，他被众多的会议苦恼着，有时迟到，有时早退，有时在首长眼皮下瞌睡，甚至呼呼喷出酒气。 而时光，一晃就几年过去了。 他越来越嗜酒。旅行包里总有装备齐全的酒具，入夜总是四处寻捕酒友。据说有一次实在没找到，便站在家门口向路上的某陌生汉子使劲招手，请对方入家来喝酒，弄得对方疑疑惑惑的。 他有太多的苦恼需要用酒来浇洗吗？他难道不知道，对于一颗总想特立独行的心灵来说，为官就是拘束就是苦恼而且从来如此于今为甚吗？其实，岂止是为官，就是发财、出洋、归隐、恋爱、堕落、行善，等等，这些活计干长久了，要干得滋味无穷都颇不容易。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 莫应丰终究是男子汉，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他说他不准备再当官了，要回到平民的生活。一九八八年春，我迁居海南后，他也来海南筹办农场。不再有香车宝马和前呼后拥，他十分非厅级地自己买票登车，在火车上没有卧铺乃至座位，就挤在汗臭浓烈的民工堆中从长沙一直站到广州。到广州后感冒发烧，在招待所里形单影只，便买来两斤绿豆熬成稀粥度日。 他戒了烟也基本上戒了酒，到朋友家吃饭，面对满满一桌菜他什么也不尝，只想喝点稀饭。他说他开始天天写日记了，要重新做人了。他说他在海南定居以后，要把老爹从乡下接到长沙去住新房子。假如我们去长沙时他不在，只要我们去敲门，叫声“莫爹，我们是应丰的朋友”，莫爹就会照顾我们食宿，一切都无问题。 他刚刚为一件什么事被朋友叶蔚林训了一通，但他嘱咐我们：“老叶年纪比你们大，要是你们有了钱，要分一些给他用呵。你们就在这里，要好好照顾他。” 他办事不再张扬，甚至不多话，决不麻烦别人。成天骑一辆旧脚踏车独自在烈日下奔波，回来就在简陋的食堂里默默就餐。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是，癌细胞正在他的身体内部静悄悄生长，一串串丰艳地进入成熟。 一位朋友去找他，敲门无人应。第二天再去，仍是如此。直到服务员来开门打扫卫生，才发现他病卧床上已有三天，唇白，面黑，毯子滑落在地上。他说他听见了敲门声的，也明白是谁来了，只是无力答应罢了。 他就这样匆匆开始并匆匆结束了他的农场梦。命运是如此残酷，在他以放弃全部权势和舒适为代价，准备重新生活的时刻，竟轻易地将他逐出了人生赛场。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不过是如此普通而廉价的机会。 命运也是如此仁慈，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仍赐给他勇气和纯真的理想，给了他男子汉的证明。使他一生的句点，不是风烛残年，不是脑满肠肥和耳聩目昏，而是起跑线上的雄姿英发，爆出最后的辉煌。 夜雨对床应有时 这是莫应丰在癌症病房托人捎给我们几位朋友的苏诗摘句，算是他最后的叮嘱。是的，他还应该有机会与我们对床长谈的，也许在他创办的农场里，在某间茅舍中，听芭蕉夜雨，听椰涛呼啸……他爱喝的酒，我们准备着。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是他请我这个小青年喝茅台，那时这种酒还昂贵而稀罕。他最后离开海南之前，我拿出一瓶藏珍很久的茅台酒请他喝。我家里很少有酒，那也是第一次有茅台待客。我有一种莫名的惶惧：难道冥冥之间上天已暗示了他的归期，着意让我以一瓶茅台来还清一切，了结一切么？ 不，不要这样，不能这样。 生者仍在忙碌，仍在走向一个又一个无可逃避的“然后”，而莫应丰已经去了，一去已逾两年。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莫，莫，莫。 1990年12月 美国佬彼尔 美国佬彼尔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湖南文学》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hello！hello！你好吗？约翰！亲爱的，史密斯！……机场迎候厅里的男女们各自找到了翘首盼望的亲友，笑着迎过来扑向我左边或右边的身影，献上鲜花、亲吻、握手、紧密的或疏松的拥抱。微笑之浪退去之后，只留下我和张先生的清冷。 仿佛前面有一双眼睛盯着我。看清楚了，是藏在高度近视眼镜片之后的眼睛，透出老朋友般会心的微笑。我好像见过这北欧型的面孔，这修长瘦削的身材，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他双唇张了一下，没错，是在叫我，是那种洋调调的中国话。即便如此，一片英语海洋里的这三颗久违的中国字也击中了我们的全部惊讶。 他是美国新闻署派来的代表吗？我们狼狈误机，早作了下机后流落街头的准备。 我上前握手，用英语问好。 “你不认识我了？”他依然眯眯笑着说中国话。 “对！你不就是——” “华巍！” 他自己已经报上家门。 华巍是他的中国名字，英文名则是威廉·华德金斯，昵称彼尔——我现在不得不向身旁莫名其妙的张先生作点介绍。三年前有一位记者朋友问我，愿不愿意见一位美国人。我问何许人也。对方说是一位在湖南医学院执教的青年，曾接受过他的采访。因为这位老外曾跳下粪坑为中国人捞取过手表什么的，颇有雷锋之风范，事后这位老外也跟着开玩笑，说他就是美国的雷锋，雷大哥。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他来过我家，在我家吃过饭，洋式高鼻子吓得我两岁的女儿躲在外面大半天没回家。餐桌上他又告诉我一个英语词：皮蛋叫做千年蛋(egg of thousand years old)。我发现他中文很好，读过《三国演义》和《水浒》，还知道华威先生在张天翼的笔下形象不佳，所以断断乎不让我们把他的名字写成“华威”，一定得写成“华巍”。 他对长沙方言更有兴趣。据说有一次他外出修理自行车，遇到车贩子漫天要价，气得推车便走，还忍不住回头恨恨声讨一声：“你——撮贵贵！” “贵贵”是长沙现代俚语。有人说“贵”原指陈永贵，后泛指乡下人，又演变出呆子憨佬的意思。此话出口，令车贩子立刻瞠目。 我没料到，在华盛顿机场会重逢这位老友，更没想到，他到美国新闻署打工，将是我们此次旅美全程的陪同兼译员，将与我们共度昏昏然之一月。 “你们都没有穿西装，太好了，太好了！”他注意到我的汗衫，忙不迭扯下自己的领带，“我以为中国人都喜欢西装，以前我陪几个团都是这样，太什么——”我揣测他正在搜寻的中国词，严肃？刻板？拘束？作古正经？“对对，太作古正经！”他很准确地选择了一个成语，“你们穿西装，我也得穿，你们打领带，我也得打。这是规矩。其实我实在讨厌领带，太讨厌了！” 我望着车窗外郊区的房舍和绿草坪，缤纷色块从公路尽头向车头四周飞快地放射。 “真好，太好了。”他还津津沉醉于自己颈脖的解放，把那条细如绳索的廉价化纤领带胡乱塞入衣袋。 我记起当年在长沙，他也是不怎么精心装修自己外表的，那间湖南医学院的小房间里，杂志书籍凌乱地堆在地板上，床上乱摊着一些衣物和照片——他在非洲摄下来的。我想练练英语口语，而他更爱讲中文，屡次压下我的英语表现欲。他用中文对“清除精神污染”发牢骚，用中文讨论中国的“文革”和庄子。有一次我提到，在庄子看来，万物因是因非都有两重性，包括财富、知识和自由。故思想专制可能锻造出严密而深刻的思想家，如康德和黑格尔；而思想自由也可能批量生产出一些敏锐活跃然而肤浅的家伙。 我说的时候，注意到他背靠凉台栏杆，背靠月色朦胧中一片树影黑森森，摇着头，有居高临下者讥讽的微笑。 我不能认定这微笑恶毒，甚至不明他的思路，只能怀疑一位即算能说“撮贵贵”的西人，真正了解东方文化的精魂并不那么容易。 他领我们到乔治区玛波雷宾馆找到房间，随即大张旗鼓搜寻中餐馆，弥补我们一路上西餐之苦。他也热爱着中餐，说中国落后，至少在吃的方面还很先进。 第一餐，我很中国式地抢着付了账。第二餐，张先生也执意做了东道主。彼尔操圆珠笔在餐巾纸上列式算出各人应摊钱数后，察觉为时已晚。他不安地苦笑，如坐针毡，长长背脊一次次向椅背退抵，投降式地举双手连连挥摆：“下次不要这样，再不要这样啦，在美国，照美国人的习惯办事吧。” 我们不再忍心对他施以精神折磨，只好从此各自付账，让他的圆珠笔大有作为。 我必须说，餐桌上圆珠笔的操演功夫大概并不代表美国人的悭吝，即使他们还有很多令中国人乍看起来得撇撇嘴的举动，比方说声势浩大地扬言要回送礼品，但进入商场忙碌好一阵以后只给你买来一张小画片；比方说三番五次盛情邀请你去家里做客，到头来餐桌上只有一碗面条加几根烤香肠。现在不是谈文化很时髦么？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文化，不宜由外人轻率褒贬。美国特有的文化还包括他们在岔路口停车让人并鼓励行人先走的摆手和微笑，包括他们众多援救贫弱的募捐义演以及男女老少的慷慨解囊，包括他们对他国文化知之甚少但又对他国政治指挥甚多……笼统地比较中美两国的文化和人性，总有几分风险。 想在短期访问中看透美国，更是不可能——尤其是访问那些办公楼的时候，沉甸甸的静谧和肃穆中，女秘书的握手和微笑都训练有素，男士们持重简洁的言辞使你公务之外的谈兴都骤然熄灭，无处可寻。负责我们访问活动安排的是美国国际教育中心（iie），一个与政府很接近的非政府组织，上受新闻署之托，下与各地小团体相连——比方说美国某些“国际好客者协会”的地方志愿者组织。出于一片好心，他们让我们访问一些与亚洲事务和艺术有关的机关，进行办公楼大串联。有些约见不无益处，比方说去美国笔会中心，去亚洲协会，去国会图书馆，包括在国会图书馆内用电脑查阅中国“文革”时期的大报小报。我居然看到了全套《湖南日报》，似乎第一次发现“文革”期间的党报排得那么稀，字体那么大，陌生而又熟悉。 我更有兴趣于办公楼以外的生活。只有几天，彼尔也对访问的办公化有些厌倦，常常在会见途中东张西望，偷偷递来眼色：“ke4不ke4（走不走）？” 主人即使懂中文，也懂不了这种长沙土语。连同行的东北人张先生也只能大惑不解地干瞪眼。 “ke4！”我恨恨地说。 我们礼貌地告辞出门，彼尔总是回味刚才猖狂的联络方式而自鸣得意。 我们用省出来的时间去教堂，去贫民区，去酒吧，去交易所，去精神病院，去大大小小的画廊，用目光把偌大一个美国胡乱叮将过去。彼尔在教堂和画廊方面较有知识，又对各种建筑兴致勃勃。他引我们冒雨参观了著名的越战纪念碑。纪念碑是个狭长的等边三角形，黑色碑面晶莹照出人影，又迭出五万多越战中阵亡官兵的姓名密密，任人影缓缓一路抹过去。碑前一些花束和字条都被雨打湿了，委地飘零。一张字条是：“汤姆，爱德华叔叔很抱歉，他不能来看你。”另一张是：“汉森，我们都记着。”一个失去双腿的老兵戴着黑礼帽，在碑前的雨雾中推着轮椅转来转去，不知在寻找什么。而远处三个美国兵的雕像用疲倦忧郁的眼光，远远凝望着这边的花、轮椅以及碎碎的字条。 彼尔在那些名字中找了半天，让我们好等。最后，他说找到了与他同名的另一个威廉·华德金斯，一位陌生的死者。 他总算找到了自己。 他又引我们去看各种大厦，常常不由分说就往前跨出大步——他的腿太长，几步撩出去，就加剧了我们的气喘和精神紧张。 “算了，老看大厦没什么意思。” “不不，好看。” “你乡下人呵？不就是地毯、电梯、玻璃窗吗？” “不不，好看。一本本书，都是纸和字，那就无须看了吗？” “不一样就值得看了吗？两堆大粪也会不一样。” 我还没来得及雄辩，他的长腿又嗒嗒嗒撩到前面去了，一颗脑袋悠悠然东张西望。 他的两条长腿，一定来自这种随心所欲的个性，而鹤立鸡群的身高，遥遥领先的步伐，无疑又强化了他的高超感和先进感。于是，我们之间的种种争论就是自然了。有一次我们就广岛事件又各施唇枪舌剑，他说不在广岛丢核弹日本就不会提早投降，我说受害者多为平民，这颗核弹公理不容，别以为你们美国做的事都是对的。他说历史上很多事对错兼有说不清楚，我说有大错或者小错，有较好或者更好，还是可以选择判断。这类争论当然是不了了之，由几杯啤酒或可乐打下句号。 他对个人生活的捍卫也十分果敢。讨厌抽烟，会当面请你把烟头掐灭。想要睡觉，会敲房门请你们说话悄声。一点面子也不给，冷不防给一团和气的中国人一点小小尴尬，完全是那种缺肝少肺的美国德性。有时候他甚至忘记译员的本分，毫不含糊地代你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用他的感受和观点接管你的回答权，同蓝眼睛们滔滔不绝。幸亏我还懂些英语，既能欣赏他的坦率和博识，也知道他对中国的了解还欠火候。比方说，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中国人都不知道朝鲜战争的真实过程，都不知道苏联大肃反和《古拉格群岛》，都不知道二次大战初期苏德的复杂关系和美国人民为抗日所做出的牺牲，都迷恋于日本电器法国香水和美国牛仔裤，都以为美国人个个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谁见了都可以揩油，都鄙薄农业而敬仰人造卫星以为仪表闪闪那才是科学……说实话，听到这些一孔之见，尤其听到这些话引起蓝眼睛的哄笑，我总是有一种越来越增强的恼怒，对他毫光熠熠的眼镜片越来越无法容忍，终于正色插嘴： “only some of them（只是某些中国人）！” 那一刻我爱国爱得十分豪壮，也爱得有些孩子气。其实，大多数蓝眼睛对中国大多没有恶意，包括彼尔。他有时还是弱点自知的，在华盛顿见面不久就把检讨作在先了：“我的缺点就是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 我同他开玩笑，叫他“美国佬”。 他嘿嘿笑着：“对，我是个美国佬，洋鬼子。打倒洋鬼子！” 这位洋鬼子毕业于耶鲁大学，在非洲和台湾教过书，又旅居中国大陆三年。妻子是一位湖南妹子，姓吴，个头小巧，心性机敏而温柔，厨房手段却不怎么够段数。我与彼尔和张先生分手，独自先行赴明尼苏达州时，就是她那一头朴素的短发和一口湖南话在机场接我。从她口里，我得知她原是一位护士，因学英语结识了彼尔。一开始朋友和家人都反对这门婚事，她自己也犹豫再三，怕沾上找洋人骗钱的恶名。但扛不住彼尔离开中国后三天两头写信恳求，一年后又风尘仆仆专程飞往中国……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彼尔家门前的草坪上。深蓝色的晴空中，一束白云从天边向头顶飞撒过来，拉成丝丝缕缕的诗意。屋后一大片绿莹莹的林子里，小溪流着夕阳，有什么鸟在明尼苏达州的深秋里种下一颗颗好听的叫声。 我决意到彼尔家里小住几日，是为了看一看普通的美国乡村，呼吸一下美国家庭内烤面包的气息和主妇们的唠叨。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父亲在美国驻欧洲空军中服役多年，现领着退休金又开着一个并不怎么盈利的家具修理小店。他腰板很直，纤纤瘦腿拖拉着笨重的大皮鞋，很少讲话。常常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回头一看，他还坐在桌子那一头，从眼镜上方投来微微带笑的目光，触抚着属于他的老伴和儿女。目光中的满足和慈爱，使人不能不联想到美利坚初期青铜色的清教，还有新教教堂里的管风琴声。 根据家庭禁烟宪章，他常常起身捶捶背，偷偷地去车库或工场躲着抽上一口烟。他很高兴以我为烟友，还引我参观他集邮一般收集起来的各种工具。他送我一把自制铝尺，还有他的名片，盖有“华继班”印戳。发现印戳没盖得很清楚，他蘸上印泥，哈口气，稳稳地垫住膝头再盖。 中文名字是儿子给他取的，取继承鲁班伟业之意。 彼尔的母亲很富态，极富同情心地唠叨一切。小吴说她预先得知我们要来，忙碌了好几天，反复向媳妇学习做中国菜和泡中国茶。她的晚年中有饭前祈祷的严格家规，有几大冰柜的自制果干果酱以及泡菜，还有对电视中美国小姐竞选节目的极大兴趣，堪称富有。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彼尔的弟弟，满嘴胡须的大卫。前不久彼尔寄来信和书，我回了信，竟忘了问候大卫。我不知道大卫现在是否还那样惧怕和憎恶妈妈所做的烧富瓜，是否还每天缩在乱糟糟的床上读小说到深夜，是否还经常去公路上蹬着自行车超越一部部汽车然后发出胜利的开怀大笑。我记得那天夜里从他姑妈家回来，我与他同车。风很凉，车灯楔破的黑暗又在车后迅疾地愈合。他扶着方向盘再次木讷地谈起自己的生活。他不愿意进城去，说比他聪明的朋友进城后也没闹出什么名堂。他至今没有女友，也不愿意去跳舞，就爱一个人照相，骑自行车。“没有什么不好，我很满足。”他盯着前面的黑夜深深。 我也忘记问候美丽的伊丽莎白了。哥哥说她是家里娇气的公主，假期回家一定得睡自己的房自己的床，说不这样就不像回了家——家嘛，就是可以使使性子的地方。要是客人占了她的床，她就赌气不回来。当时我听到这些忍不住笑了，完全感觉不到彼尔的那种不满，倒觉得撒娇的权力当然应该属于她这样的妹妹，属于她柔韧的下巴和大眼睛。我们应该祝福她，愿她永远能为一张床而赌赌气什么的。 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散发出泥腥气的蓝色大平原已经沉入地平线的那一边，在我迷蒙的记忆里渐渐蒸发。幸好，彼尔夫妇说他们今年可能来中国探亲，彼尔获得农学学位以后甚至还可能来中国定居。那么，他将成为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明尼苏达么？ 我常对彼尔说：“你坐下，你一站起来，傻高傻高的，就给我一种压抑感。” 他笑着，就坐了下来。 我总是嫉恨他身材的高度。 1986年12月 重逢 重逢 注释标题 原题《老同学梁恒》，最初发表于1988年《湖南文学》杂志，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纽约这个美国东海岸的都会有点熟透了的感觉，砖墙和空气一块块滞重发黑，人面和商业广告拥挤不堪，汽车和行人都技艺纯熟地竞相抢道，哪怕把优雅已经装备到牙齿的纤纤淑女也决不心慈腿软，很少外地那种谦和礼让，一脚出去总是捷足先登，更不会对陌生人浪费丝毫微笑、问候乃至点滴目光。 地铁里每节车厢都被胡涂乱抹出昏话粗话鬼话一塌糊涂，堪称纽约“十景”之一。地铁线像根系一样钻入百老汇大街和帝国大厦之下盘根错节，于是就长出了地面上的树干和树枝——高楼疯长的纽约。 这一切已经很难改造。 我到纽约后给梁恒打电话，他是我的老同学，母亲又是我现在的近邻。这次我来美国，老人家托我给儿子捎来布鞋和衣料。 接电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用猜，是梁恒的犹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丽。她说她很高兴，知道我可能会来，说梁恒可惜不在家，到机场接金观涛去了。我同金先生有过交道，读过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纽约。 一个多钟头以后，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这次是梁恒打来的。话筒里迸发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语，后是中文，最后干脆成了倔头倔脑的土话：“……讲长沙话啰，好久没讲长沙话哒。你要是还不来，我就到中国ke4(去)哒。什么事？谈判呵！国家体改委的邀请……” 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腔调一点也没变，好像还发自太平洋的那一边，发自七年前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 当时放暑假，他还留在空荡荡的学校，埋头写什么电影剧本。有时候游魂似的夹着一本大书，不知是游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寂寞够了，他终于出现在我们寝室，两腿一钩上了桌，长长食指朝空中某个位置一指，嘶哑着嗓门说：“……文学吗？文学在人民那里！你们写小说，应该同搬运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别林斯基说……”他从衣袋里摸出压得瘪瘪的火柴盒，捎带出几根零散火柴和纷纷烟丝。他引用抄录于盒上的某段语录，出自莎士比亚或别林斯基，加强他令人肃然的人民论。 “我写作就是这样，想出一个词，一句话，就记下来。想不出，我就到河边去走，到菜地上走来走去。”他宣布。 我们谈小说和社会，谈当时讳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觉得很投机，立刻惺惺相惜。他兴奋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齿。“痛快，痛快，太痛快了——烟？”我没有烟了，他便东张西望，溜下桌去四下里“打狗”（找烟头）。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几的大个头残忍塞入床下，好容易，头顶着一朵花花的蛛网，喜不自禁地捕来几个烟头，剐去湿津津的烟纸，与我们共享烟丝。他又觉得肚子饿，在墙角咣咚哗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钵剩饭，把一根筷子一折为二，也没菜，就大口吞嚼起来。 几个钟头之前，他还邀请我们到他那间用高低床隔成迷宫般的寝室，钻进他那一角，喝进口咖啡，吃海鲜罐头，洋吃洋喝，使我们顿时觉得中国饭菜实在庸俗。现在，他能贵能贱，俗极则雅，把枯硬的饭粒也嚼得颇有风度。现代青年不就得有这种别扭吗？如同公众要吃要睡的时候，他们偏不吃偏不睡，而公众不吃不睡的时候，他们就偏偏要吃要睡——这才是个性解放的别出一格！ 他雄踞桌面咚咚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东欧革命歌曲的风味，也有《美酒咖啡》之类的港台伤感，歌声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艺则宜看不宜听。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说：“告诉你们，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近已在上海召开。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么党？自由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左派）或（正统）？……那时候中国小民一听到这些“党”就吓得舌头僵硬。 但他偏偏喜欢把话往狠里说，往心惊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课好几天，据说是请病假，据说是去了黑龙江，回校以后向朋友偷偷宣布：“老子这次本想跑到苏联去的，可惜不顺手。” 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过是玩笑，不可当真。 暑假过后，校园里政治气氛升温，他给我们学生会的壁报写稿，是一篇哲理小说，主旨是为“四五运动”翻案。这张壁报在湖南省第一次冲破禁令，批判“两个凡是”，歌颂天安门事件，引起了连续几日人山人海的围观，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连公安部门都派了不少人前来拍照和抄录，了解学生的情况。 接下来有北京的什么社论，政治气压骤然下降。据说梁恒对另一位壁报编辑匆匆忠告：“当心，你们改革派要翻车了。” 这位编辑对我说：“你看，改革派变一下就成了‘你们’，第二人称！” 我也对这第二人称恨恨了一阵。 其实，人与人之间无须这样敏感，人总是人，即无须高估对方的美德，也无须夸大对方的弱点。岁月流逝，最终总是洗亮人们记忆中的一些亮点。有一次梁恒与某同学骑车外出，天热，同学的毛衣便夹在车座之后。偶然回头，发现毛衣不见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渐晚，这位同学已失去了信心，说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恒却不罢休，见路边可疑的小孩，皆恶狠狠揪住其胸口，拷问毛衣的踪迹。若这一手不奏效，随即又绽开笑脸，掏出一元大钞，想诱出两个小良民来揭发藏衣的盗贼。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顽强更勇猛更不要脸，最后几乎把沿街的房门一一敲遍，误了自己的事，还是没诈出毛衣的下落。 梁恒没有对我们谈过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国以后，我才从他母亲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他父亲原是报纸编辑，曾被打成右派，后来离婚，下放，身残，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亲去劳改时，梁恒还在幼儿园，节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领回去了，只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旷的幼儿园内，同一位守园的老阿姨一起，度过昏灯下的长夜。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婚远走了。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只有他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他哭过，冲着父亲吵闹过，后来想了个办法，谎称自己有大篮球，使中队长羡慕不已，网开一面让他入队——他说他这是第一次学会“开后门”。 梁恒夫妇合著的《革命之子》一书，成了美国最早描述中国“文革”的热销读物。书中谈到了他的初恋：女朋友的父母权势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恒，禁止这门婚事，把女儿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后一次去看他。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梁恒跪下去，把对方手上膝上的一块块伤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远无法得救的贱民，只能用冰凉的吻，为自己的卑微为对方父母的凶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向姑娘赎罪——这种情节相信让美国女人哭湿了太多的纸巾。 美籍教师夏竹丽在学院的晚会上跳过几回昆虫舞之后，梁恒就常常夹着外语书往专家楼去了。学校领导对这个爱情事件大皱眉头，也不批准他们结婚。他们就写信给邓小平，几经曲折，最终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领导的登门祝贺。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出入专家楼的梁恒已不常和我见面了。 一九八〇年秋，选举区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学潮。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梁恒，成了学潮头头之一，领导学生静坐、绝食、游行示威，免不了还发生阻塞交通和冲击机关的事故。我当时去过现场，发现梁恒与另一位学潮头头陶x分歧。他感谢我站出来讲话，不赞成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也深深担忧学潮的不断激进化前景。他一身尘灰壳子，从席地而坐的绝食者中钻出来，把我拉到一个墙角，扑通一声双腿就无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经嘶哑成气声，夹杂着浓重的胃气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脸上，盘踞在我鼻子两侧久久不散。“陶x是个流氓，流氓，骗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完全是胡闹！我要把同学带回去，带回去！” 我后来在凌晨发表演讲，成功劝返静坐和绝食的同学，应该说与梁恒的支持有关。 我在梁恒的另一本书《噩梦之后》中，发现他写到了学潮，但写得十分简略，更没提到当时他与陶x的分歧。是他忘记了吗？或者是不愿意伤害同学？但他记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长沙时与陶x的会面，对陶x能够自由经商表示惊讶，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十分大。算起来，大概就是两位学潮首领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宾馆见了他。当时他比中国人穿着更朴素，去掉了长发，刚剪的头还露出一圈青青边沿，长长十指倒白皙得特别触目，像是异乡幽暗岁月里开放出来的一朵白菊，在我面前招展着神秘的含意。 我问他这些年在美国可还混得顺利。 他说好歹也算个中产阶级了。 我听说他初到美国时也很难，不怎么讲话，跟着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后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籍，边读书还必须边工作。他在中国读本科期间就不是老实学生，进考场常靠夹带术化险为夷。美国何尝就没有让人心烦的枯燥课程？但梁恒没说这些。 我问他回国来干什么。 他说打算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改革，促进美国对华的了解和投资。“我现在是共和党员。民主党对中美关系几乎没什么贡献。我愿意为中国做些事，与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是？我看你应该入党。”那神气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产党书记了。 我提到他参与“中国之春”的事。 “过去的事情啦。”他笑着解释，“当时我刚从国内出去，火气很大。这两年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才找到了现在的路。” “同他们闹翻了？” “也算不上闹翻。只是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愿意评论他们。” 他和妻子没在长沙过春节，就去了湘西和贵州。《噩梦之后》一书就是这次重返中国的总结，充满了对国内改革的赞许和希望。书中用了很多中国现代俗语，对“内地人”、“高干子弟”、“万寿无疆”等都作音译，中国通的气派和材料的权威性，想必会使英语读者刮目相看。这本书连同更为畅销的《革命之子》，使梁恒在美国名声大振，他主办的刊物也得到几个大基金会的优厚赞助。 电话联系上以后，梁恒第二天来我的住处，请我吃饭，顺便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是临街一栋民居的地下室，窄阶窄门，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四间房子里成天开着灯，感觉不到昼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电锅做饭，另一个在沙发上睡觉的人见来了客，就进里屋去重新开铺。他们就是刚来美国的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暂时寄居在这里，省着饭钱和宿费。 梁恒很忙碌，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一会儿说老兄你混得不错；一会儿说纽约比外地就是不一样连人走路的步伐频率都高得多；一会儿说他住在好社区但纽约太拥挤多数人没有汽车也没有院子；一会儿说他主持的基金会想在北京建立机构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一会儿说香港的大众舆论太浅薄我们必须开辟美国与北京的直接资讯渠道；一会儿又说我的方针是“深研究广交游悲观进取”无论参众议员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说到这里，杨小凯来了，也是位湖南人。我们把梁恒的刊物讨论好一阵。 “你看，我实在太忙。”他似乎很乐意让我和杨小凯参观他的忙碌，又是打电话又是签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么又是向几拨客人分别交换几句中文或英文的闲聊——包括指导刚来美国的同胞正确使用she和he。 “夏竹丽呢？当妈妈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为什么？” “business（事业）么。” 梁恒的business已经受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羡慕。一个幼儿园里曾经无人领回家去的孩子，一个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的学生，一头闯进美国，当新闻人物、当作家和编辑、当文化活动家，等等，同各类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终于有了地位、名声、钱——他请我在一家著名中国餐馆吃晚饭的时候，特地让我看看他的信用卡，据说是有种种特权的那种金卡。 他请我在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重复社交场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谱、碰杯以及餐后剔牙。但除了吃饭，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呢？就像我以往见到一些久别的同学或朋友，在肃穆的办公楼，在偏僻的小镇上，在充满着药水味的病床边。我常常感到一种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面对着阻隔于昨天与今天之间的漫长岁月，我好像是来寻找什么的，见面了，却又发现找不到。我该叙旧么？我该打听么？我该重演往日的亲热和玩笑么？……我知道能做出来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我要说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没法表达。 我只能吃饭。我看了梁恒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尽管谈笑风生左右应酬，他眼中似乎也偶尔掠过一丝茫然。 我们都不是伟大和优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点，但我们既然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心里就埋藏下了一种让我们永远寻找的东西，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们心中，这种东西也在——它在不可名状的缄默中逐渐死去。 我们只有无奈。 纽约人用过了什么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与他在纽约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握别，期许将来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许将来的再一次吃喝，再一轮言不及义的交际化深刻或交际化潇洒。我很明白这一点。我回到了中国，见到了梁恒的妈妈——一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见这位头发斑白的母亲，我想起了梁恒在《噩梦之后》中，描写了一段生父与生母离婚多年后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试译如下： 父亲慢慢洗着澡，总算洗完了。我搀扶着他走向一辆出租车。这时我一眼瞥见妈妈走进了宾馆大门。一种解释不清的冲动，使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让他们互相见见面。“爸爸，妈妈在那边！”我激动地说，指着那位身穿暗绿色上衣的微胖的妇人。爸爸盯着我没能理解，仿佛迷失在梦中。“我的妈妈，”我急急地重复，“你不想同她说两句话？” 没有时间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顺从地点了点头。我飞快地跑向妈妈说了这件事。她看来极为惊愕和尴尬。她何曾料想过这样的会见？她脸突然红了，理了理一头短短的灰发和厚厚的上衣，说：“穿一件这样邋遢的旧衣，怎么好见人？” 经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弯下腰，朝打开了的车窗探过头去。“老梁，”她踌躇说，“你好。” 父亲看看她，嘴张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攥紧久经磨损了的拐杖。在我看来，这一刻似有无限漫长。 虽然妈妈已知道他的肢瘫，但爸爸的残疾状态必定深深地震惊了她。“老梁，”她声音哽咽着，“你多多保重。”泪珠从她脸上流下来，她转过头去，无法往下说了。她快步走上斜坡进了宾馆，我也没有劝止她。我钻入出租车，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们上了街，爸爸脸上是一片从所未见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后说，“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亮了。” “爸爸，”我失声叫起来，泪水阻在我的喉头，“整整二十五年哇！” “对不起。”爸爸低声说了一句。 在驶往他家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沉默。 梁恒的生母眼下就在我面前，拿着较低的退休金，却总不愿向出洋的儿子要点什么。前不久她还嘀咕着希望儿子与儿媳生一个小孩送给她来带养。我常常看见她麻灰色的短发，看见她挎着菜篮子在菜市场停停走走，在我的早晨和黄昏中一天天苍老下去，于人世间留下那朵幽暗岁月里伸展出来的白菊——远方儿子白皙的手。这位母亲给儿子捎去的布鞋，我在美国商店也看到不少，从中国进口的，极为便宜，根本用不着从国内捎去。老人家大概不知道这一点。 但愿梁恒不会对妈妈说：纽约的布鞋也很好，也便宜。我想他不会说的。 1987年12月 记曹进 记曹进 注释标题 原题《无学历档案》，最初发表于1988年《湖南文学》，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一 我再次见到老同学曹进的时候，不会提到一九七一年，以免看到他两柱直愣愣的目光和闪烁的泪眼。我知道，那一年在他心头太沉重了。 他下乡七年后回到城里看望亲人，奶奶见面就说她总是做梦，梦见他淹死了。而当天晚上，老人家就中风离开了人世。再未留下一句话。曹进给奶奶抹口腔、洗身子、换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奶奶的梦是什么意思。 大哥从湖北赶回家来了，处理完丧事，鼓动曹进小夫妇跳出湖南省华容县的乡下，到湖北去，据说那边招工的机会多一些。是的，华容看来是待不下去了，尽管曹进在那里干得不坏，带去了一大堆父亲的农学书籍，种了许多当地稀罕的花菜、秋黄瓜、芥蓝头，让农民大长见识，还应邀去县科技大会上发言。但生活实在太贫苦。小夫妇借居一间外流叫花子留下的草屋，土砖被风雨洗得没有任何棱角，草顶薄薄瘦瘦的十多年未换过。漏雨，帐顶上要架木盆，屋内要开沟，连灶前炒菜也要打伞。新婚之夜他们顶着一被子雪花抱头哭泣。 他没把这一切向亲人们说过，但奶奶为什么总是梦见他被淹死呢？老人在夜深时也听到了遥远湖乡哗哗的风雨之声吗？ 居然还有了孩子，是他娘在晒谷坪发作早产的，当时曹进挑着粪桶外出收粪去了。孩子在风雨天哭得更厉害，童年一开始就被草棚漏雨声蛀得千疮百孔。 是的，得去湖北把命运再赌一把。 大哥说：你们必须把孩子送掉。 知识青年要进厂就决不能结婚更不能有孩子，曹进对这些条文是知道的。父亲还戴着“右派”帽子在牛棚改造，家里的人都困窘得腾不出一只手来，小迈迈不送掉怎么办？或者是失去孩子，或者是三个人都无法得救，上天只允许曹进二中择一。他黑着一张脸，在泣不成声的妻子面前狠狠地掉转头去，在外面寻到一户姓周人家，好说歹说，总算使对方同意收养孩子，条件也很简单：一是立下文书字据，以后永不反悔，永不向孩子泄露亲缘关系；二是得半夜把孩子抱过去，放一挂鞭炮，图个吉利。 我决不放鞭子。曹进沉下脸。 为什么？ 会吓了小孩。 对方想了想，终于妥协了。那天夜里，曹进写好文书字据，注明孩子的出生日期，将其埋在小孩暖暖的怀中。他没让妻子去送，但妻子失神地用自己的衣给孩子再裹了一层。风很紧，夜色深深如海。大概三点钟的时候，他走到了空寂无人的长沙市五一广场。孩子醒了，瞪大清新好奇的眼睛，伸出小手，指着广场上玉兰形的街灯，呀呀叫了两声，表示他看见了灯，看见了灯是亮的。这是何等伟大的发现——他有足够的理由欢乐。 父亲的胸口像猛地空去了一块，看不清道路的方向了。大哥连拉带推几乎是打架一样不让他回去。 他们终于被那条黑黑的小巷吞下，来到了那张熟悉的门前。大哥按照预约的暗号，敲了三下门，喊周奶奶开门，并催曹进把小孩放在石阶上。孩子突然恐惧地瞪大眼睛，盯着父亲，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最后听到的就是小孩的哭声，还有开门的声音，还有一个老奶奶的声音，装得很惊奇：哎呀咧……这就是最后的声音了，这些声音就是我的迈迈。” 他对我这样说，然后勾下了头。 二 小夫妻来到湖北省黄石，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家庭，维持着没有婚姻的婚姻。因为伪装成未婚青年进厂，学徒期间也不得恋爱，于是两人没有房子，也不能公开交往，甚至不敢写信，只能偷偷摸摸地见面，饱尝地下工作的滋味。加上一个厂在城西，一个厂在城北，有时约定在舅舅家的“联络点”相见，也只能于主客济济的客厅中遥遥相望，两心相知。忽断忽续的视线似有无限遥远。 事情还是暴露了。曹进的二哥也在黄石，不幸患精神病住进医院，而医生竟是曹进所在工厂某干部的亲戚。二哥昏昏乱语的时候把小夫妻的关系全部抖搂了出来，厂里立刻要曹进写检查，追究他欺骗组织的错误。好在两人的表现都还本分，未受到更多的处罚。 即便如此，他们也暂时失去了组织家庭的决心。他们不敢亲近，不敢要一张双人床，更不敢再要一个父母无法抚养的孩子。 曹进不知道迈迈在周家过得怎么样。父亲拉提琴，父亲作曲，都是献给孩子的音乐，但孩子已经听不到了。 一直到双双调回湖南省湘阴县，在一家五金小厂做工，他们还是穷得没法养第二个孩子。厂里收留了社会上一些修锁的、修秤的、刻图章的、搞石印的，还有些不知道干什么的闲杂人员，像个大荒货摊子，根本无法安排曹进这个刨工。让他去跑采购，他根本不是这块料，半年时间没购得一寸铁，钱倒亏了一大截，每月工资扣得只剩五元，会计也不给他报销出差补助费。 他知道妻子在偷偷变卖衣服，知道妻子把这一切瞒着不让他知道。他摔茶杯，连连抽烟，半夜里突然惊叫着坐起来两眼茫茫。他担心自己也会发精神病。二哥有这种病，妹妹有这种病，据说外公早就是这样的，难道曹家是一个狂人的家族？而疯狂的遗传基因也要在曹进的血管里爆炸？ 正是全国科学技术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之时，学界的耆宿和新秀劫后重聚，如坐春风，成了时代聚光灯下的人物。而在聚光灯外的暗影中，在一个小县城的五金厂里，曹进被公认为“没一寸用”的人，到哪个部门也没人要，最后被发派到临街一个小铺面，从修钟表和修单车的摊子之间挤过去，立在右边屋角落一架脚踏小牙车前面。镶牙的木头椅子太破旧了，据说有个武装部长臀部肥硕，曾把它一举坐垮。 椅子旁边，一个老头正在抠脚指头，望了曹进一眼。这一眼太冷了，曹进感到自己不是走进了一个小小修理店，而是走到了死亡的深深谷底。 桃爹，厂长要我来跟你学拔牙。 桃爹“嗯”了一声，没请对方坐，依然在脚指头里探索。 曹进看了看那张木头椅子。他刚才在县邮局门前的阅报栏里逐字逐句读完了全国科技大会的报道，他不知道这张可怜巴巴的木椅向他迎面推来将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也许是灭顶之前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为了自己不至于发疯，他必须抓住它，从这里开始！ 他读完县书店仅存的一本《口腔内科学》，又请假自费到长沙口腔医院瞟学，才知道牙医不光是拔拔牙就行，才知道口腔诊室应该宽敞明亮，应该有白大褂和很多器具，非一辆脚踏小牙车可以同日而语。诊室里病人进进出出，一颗颗病牙狰狞地跳进白色盘子里。一位大夫对他摆了摆下巴，交给他一张纸条，要他去缴费。他问给谁缴费。大夫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吗？——牙科椅上正坐着一个小男孩。 他慌了，退了一步，说不是不是，搞错了，这孩子不是我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白口罩上有一双审视的眼睛。 我，我想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出去！ 我求求你。 不要我多说了，出去！ 他脸红了，结结巴巴，苦苦地请求，说自己是一个自学牙医的青年，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决不会妨碍谁，决不会让人讨厌。他除了学牙医就没有出路了。家里的衣物都快卖尽了，但他还是自费想来看看…… 白口罩上的眼光没那么凶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戴白口罩的叫周德保，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不久。他看见曹进居然把他的补牙手术看懂了，有些高兴，想了想，说他第二天还可以来看，不让院里头头们知道就是了。 曹进边看边记，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这一天，下大雨，曹进淋得一身透湿走进诊室，周德保显得有些吃惊，说你还是来了？快去换衣吧！说着又顺手给曹进送来一把椅子。 有位副院长终于知道了这一切，极为生气。他听说周德保星期天居然让一个外人跟着他值班，穿着其他医生的白大褂，居然让他动手干，简直岂有此理。便把周德保叫到走廊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周医生性子很倔犟，脸红脖子粗地对着嚷：他是我亲戚，我就是要让他学！ 你要负全部责任！ 把我开除吧，老子不怕！ 他把诊室门砰的一声关上，对曹进恶狠狠地说：你不要走！ 一个月的瞟学结束了，临别时周德保送给曹进一个口镜、一把镊子、一支探针。他说这是湖北医学院一位教授送给他的，现在就转送给曹进，留个纪念吧。这些天，他照顾得不周到…… 曹进竟然一时找不到表示感激的话。 三 精神病人的幻想、狂放、痴迷，等等，与创造性的天才也许只有一纸之隔，因此古今不少艺术家常有疯癫之嫌。一旦改换了某些外部条件，一旦调整了某种心理结构和行为机制，魔力即成神力。我怀疑曹家过去屡屡出现精神病变的潜在基因，一体多面，一物多用，在曹进身上辐射出了创造的光辉。他性情孤僻，想入非非，又极易暴躁，自己还是个刚调进县中医院的小工，还没怎么学会装假牙，就向刷新牙科医学的高峰投注了目光。他继续卖衣，卖录音机，卖洗衣机，最后卖掉了自己的裤子。因为怕被熟人看见不好意思，他就跑到码头上流动人员多的地方。一条呢子裤卖八元钱也许太便宜了，乘客们都投来某种打量小偷的目光。但他不怕，手掌捏住钱就高兴异常。他太急需钱了，首先是购买书刊，其次是购买邮票，包括给日本牙医专家寄一封超重信就得五元多，能不需要钱吗？ 诊室改装也要钱。墙壁色彩应该刷淡绿色的，这种色调能减轻病人的恐惧感。窗帘得请妻子赶快缝制，贴上五彩缤纷的剪花，可使儿童多一些新奇而少一些紧张。他业余乐手的经历还帮助了他，在医院试验音乐疗法。他自己灌录磁带，对易躁好动的病人，放宁静的《山泉》、《假日的海滩》；对沉郁苦闷的病人，放热烈的《英雄交响曲》、《刘海戏金蟾》；对混合型的则用《梁祝》呈示部和尾声，优美的中板。他几乎凭直觉就认定，声与色的环境有助于治病。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不够用了，系统综合观的生理——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也许才是牙科学的光辉前景。 他写的关于牙科心理学的论文，虽得到心理学教授陈孝禅的首肯，但口腔学教授刘蜀凡依然严格几近苛求，只是说可以试试看。另一位口腔学教授柳树嘉老太太更是断然否定：你的数据呢？恐惧感也好，紧张感也好，怎么测定？怎么定量分析？你学过数学没有？你知道什么是科学？ 曹进有点发慌。是的，他现在的慌乱和畏怯，就根本无法数据化地自测自知，还心理学什么？ 他曾经登门求教于柳树嘉，这位慈眉善目喜爱宁静的老太太，当时神色淡淡的，没怎么多说。而现在她的当头棒喝更使曹进突然感到天地一片灰暗。 曹进的二哥，此时已经病愈工作了。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因祸得福，他记忆超常，精神强旺，与弟弟对坐夜谈，谈音乐，谈建筑，谈园艺学，谈哲学和数学，谈系统工程，又给他引见有关学科的老师，鼓励他干下去。终于，《大众卫生报》报道了他心理疗法的成绩。他大加充实修正了的音乐疗法论文，在全省有关研讨会上得到宣读，获得了特别热烈的掌声。他看清了，带头鼓掌和鼓掌到最后的人，竟是柳树嘉！ 柳老太太上来笑着说：后生可畏呵。 刘蜀凡教授也当场表示要推荐这篇论文到大刊物上去发表。 正是这位柳老太太，后来听说曹进的妻子小李失业，无法自费进修牙医，便扶着拐杖颤悠悠地爬上口腔医院四楼，背着小李代缴了一百五十元进修费。进修结业以后，小李回到县里仍然找不到工作，老太太又汇来两百元，还附上一信：这不是施舍，只是支持你们小两口学习，你们要是不收，以后就不是我的朋友了。 这一年，曹进的妹妹患精神病终于在湖北逝世，需要资助安葬费。但曹进家贫如洗，又不敢把噩耗告知父母，担心他们受到刺激。曹进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赶到长沙敲开了柳树嘉的房门。 钱？老太太二话没说，立即取出一百元。 不，我不要一百，只要五十。 你都拿着吧。 不……我还不起，我还不起的。 这孩子，我不要你还的。 曹进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平生第一次给人下跪了。他哭妹妹，也哭自己，哭自己无法还清这一百元钱。 这孩子，你不要这样，不要哭呵。 柳老师，你让我哭，让我哭。我无法在父母面前哭，我要在他们面前装笑脸。我只能在你这里哭。我哭了好些，不然我担心自己会走上妹妹的路呵。 四 妹妹永远也走不出死亡谷了。 她给过曹进种种帮助，让他专心学医，自己却心力交瘁，无法走出黑暗的谷底。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曹进和他的亲友都没说得很清楚，而且说法有些不一，似乎小妹是曹家历史上的一段空白。据说她婚后老是想回湖南，有时候喃喃自语念着曹进的名字。曹进和她要算最为亲近的了，两人年龄相近，小时候总玩在一起，也一同去铁路边捡煤渣。下雨了，曹进背她回去，不小心滑倒在地，两人就滚在一团，还咯咯咯地笑。她是去寻找那种笑声才去敲舅妈的门吗？妹郎就是这样说的。那天她又去找舅妈家，敲了半天门没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回到家里以后就出事了，就胡言乱语起来了。 她摔断了双腿。 曹进来到病床：你还认得我吗？ 认得……你是毛哥。 曹进抱着妹妹放声大哭，妹妹却出奇的平静，喃喃地说：毛哥你莫哭，我眼泪哭干了，没有泪了。 以后的半年，曹进天天盼湖北来信，但又怕收到信，怕信封中跳出他不愿知道又终会知道的事情。他发疯似的看书和工作，最担心没有病人或病人不多，担心自己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他下了班还去社会上从事牙病普查，一心用忙碌来排挤恐惧。他甚至不敢听音乐了，更不敢唱歌了，因为一听到歌声就会想起妹妹。想当年妹妹歌唱得多好，军队文工团还开车上门来招她去当演员呢，只是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才告吹……他后来还知道，正是他这一段不敢唱歌的时候，妹妹却在临终前拼命地唱歌，唱着自己曾经风华正茂的岁月。 曹进告别柳树嘉再赶湖北时，妹妹已经走了。床板下到处是融化了的冰水，湿淋淋的。花圈很少，人们似乎无法对一个久病的疯子交出更多留恋。只有曹进扑到妹妹身上，跪在浸骨的冰水里，把他满肚子话都向妹妹讲了。上天有眼的话，该死的是他而不是妹妹，曹进兄弟四个，死他一个不要紧，不要紧的。而妹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才三十岁哩。老天为什么要向这棵嫩苗苗无情下手呢？ 他把被子上一些糠灰细细抹去，帮妹妹梳理头发——很多年前他与妹妹同去拾煤渣，就是常给妹妹洗脸，常给妹妹梳头的。 “妹妹走了，我们家就再也没有音乐了。”曹进对我说，“我想念我的外甥，我的兄弟也许会忘记他，但我忘不了。医院发的营养费，我一个个攒下来，瞒着爱人，做了棉袄，买了毛衣，寄到湖北去。只有这样，我才能让妹妹安心。” “我要是不能被她信任，她还信任谁呢？” 停了停，他擦擦眼睛，目光凶狠狠地盯住地面。 五 龋是一种文明病，欧美曾不胜其扰，而现在第三世界也笼罩着这一巨大阴影，有的国家龋患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类似的文明病还有心血管症、脑血管症、结石症等等。文明病在战争和饥荒年代出现极少，却与安定、繁荣、酒足饭饱、高楼大厦等等结伴而行，似乎是顽固地警示着人类的某种局限性。中国的农民以前没什么东西好吃，现在更多的人有吃有喝却焦虑自己没一口好牙。儿童龋患面也在迅速扩展。世界卫生组织（who）频频警告，将龋列为全球三大疾病之一。 学者们注意到茶叶的防龋作用，部分中日专家曾大声疾呼恢复饮用防龋效用最强的粗老茶，却无法阻挡日益精软细的饮食新潮。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找到茶叶防龋的新路子？ 曹进在二哥的帮助下，通过国际联机检索，查考国外相关情报，又对湘阴一、二、三、四号茶分别进行细菌试验，终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攻击点，参加了这场防龋大战。他一路进击，频频告捷，于是省府拨款，专家们激赏，论文在日本发表，香港学者要求合作。为了要一点设备和资金，他冒冒失失的一封求援信，居然把全国口腔学会主任、国家卫生部及省卫生厅的头头都推动了，医院里的领导和同事也向他伸出了援手。到最后，出国访学的机会向这位初中生敞开大门。 他东奔西跑，忙得更加不管家务了，也全然不知家里的物品收藏。好在李雪梅是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主妇，毫无某些新潮知识女性那种流行性的迷失和惶惑，认定了自己就是要持家，就是要帮助丈夫干事业，给了曹进稳定而可靠的后援。也幸亏李雪梅终于有了工作，结束了他们卖裤子的日子。在丈夫的鼓动之下，李雪梅赌了一口气，买了几件漂亮的新衣，下决心狠狠地穿它一番——她忘不了自己那贫穷而缺乏色彩的青春年华。 小两口只是依然惦记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曹迈，不，他现在姓周，已经长得好高了。为娘的偷偷去过周家几次，躲在小街的角落，视线不断被行人车辆隔断，远远看自己的孩子同其他小孩玩耍。孩子的鞋带散了，湿津津地拖来拖去，她想去给他系上，但不能够。她害怕孩子眨着酷似她自己的眼睛问她：你是谁？ 小周似乎也渐渐明白了什么。周家开通地允许母亲去看他，但孩子不知为什么不愿意见母亲。有几次，李雪梅厚着脸皮赖在那里等饭吃，心想孩子总会要回家吃饭的。但饭都等凉了，门外空空荡荡，孩子还是躲在外头不露面。她只好踏着月色孤零零地回去。 周家是做工的，管教孩子不大细心。周迈在这种环境里野惯了，书读得不好，后来顶职进厂，又不太安心工作，几个小钱在几单小生意里打了水漂，几年下来竟一事无成。曹进对这点特别生气，在孩子终于来认生父生母的时候，他暴怒多于怜爱，目光刺得孩子一阵阵哆嗦：你，不是曹家的人！ 儿子似乎明白了，他确实不姓曹，不是曹家的人了。 他从此很少再来曹家。据邻居们说，有次他来到了楼下门口，踌躇了一阵，又骑着单车莫名其妙地跑了。 也许，曹进家楼下从此经常有一颗踌躇的灵魂，悄然来去。 曹进的第二个儿子也长大了，爱国画，爱体育，还经常同父亲讨论些深奥问题。但父亲对他也很不满意。这一天，孩子放学回家，说学校没有发还考试卷子。他不知道父亲已去过学校，知道他撕了卷子，想隐瞒那个很不理想的七十八分。 你扯谎，你还敢扯谎？ 是没有发卷子嘛。 曹进一个耳光扇过去，孩子便轻飘飘地扑向一边，鼻血飞溅，在墙上留下一长串鲜红的花朵。 李雪梅扑了上来，攀住了曹进扬在空中的手，把丈夫拖到另一间房里，哭着跪下去，求他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她从来不下跪求人，让她就求这一次吧。 曹进也哭了。 我不想打他，我是忍不住。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他还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有什么书读？我初中没读完就被逼着退学，下农村，饿肚子，在漏雨的草棚里哭泣。我在北京的时候，站在北医大的门口，看见学生进进出出，只能一个人偷偷地伤心。就因为那时候不能读书，我至今没有文凭，做死做活又能怎么样？我有权利要求落实政策吗？有权利得到技术职称吗？人家取消我越级晋升的资格，我能怪谁？我负责的课题组里都是有高级或中级职称的人，但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算，我说话他们信吗？我是忍不住呵，忍不住呵…… 门开了，孩子跑进来，一把抱住父亲哇哇大哭。 一家三口，默默地流着泪。 1987年12月 近观三录 近观三录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5年《绿洲》，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题解 近年来我不常见作家。因为作家们相见，大多爱谈文学。而文学如镜花水月，很难用词语和理论来解说，差不多一谈就是要错的。我自己就一次次这样后悔。那么互相打哑谜绕圈子斗机锋吧，又太累，因此还是不谈或少谈为好，不见或少见为好。 更重要的是，世上很多东西宜远看而不宜近观，有些作家便是。 我们读其作品，以时间与空间相隔，算是远看；结交其人，当属近观。有些作家如月亮，远看皎洁可人，一旦进入近距离细察，月球表面的坑坑洼洼乱石荒沙难免让人失望。有些作家则如太阳，我们遥遥承领他们的光明和温暖，但谁想去接近他们，便无异于投火。他们内心猛烈焚烧的智慧和节操，可以灼毁接近者的尊严，烧焦接近者的才具，因此他们在周围留下的常常不是盲从便是怨恨——虽然太阳的本意也许并非如此。于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还是远离月亮和太阳吧，我们从作品中享受他们惠赐给大地的昼夜和春秋，不是已经够了么？ 一九九一年秋我去巴黎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因此机缘认识了一些作家，又经历了一次近观的冒险。 以上稍微说得多了些。 班·哲伦 这位摩洛哥血统的作家获一九八七年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龚古尔奖。我见到他完全是一种偶然。那天我与a从出版社出来，顶着塞纳河边的阳光，觉得有点饿也有点累。a说这圣·米雪拉广场附近有一家老字号的咖啡馆，很时髦的，文人雅士都爱去光顾，你愿不愿意去看看？这样我们就去了。 咖啡馆十分热闹，人满为患，座位皆狭小。我们把腿小心翼翼地依次插入难得的空隙之后，肩与背后和邻座的陌生人摩擦挤压了。a突然站起来，朝我身后的某个地方打望，说她发现了一个人，是十多年没见的朋友。她朝那边挤过去，片刻后又从那边挤过来，身后就跟着这位哲伦大哥。这位阿拉伯汉子个头魁伟，未刮胡子，麻色胡子便朝整个脸上猖狂蔓延开去。身上是一件廉价的化纤羽绒衣，领口和袖口各有一圈黑色污垢，脏得有点出格。手中一份小报证明着他的悠闲。他说话很沉缓，喉音很浑厚，眼光老是越过我们投向大门。我第二次在咖啡馆与他见面时，发现他仍保持着目注大门的习惯。也许，这位客居巴黎的作家是在等待什么人？在期待通向世界的大门口发生什么奇迹？ 后来我在归途中读他的《神圣夜晚》，才理解了他的孤独。他也许就是自己笔下那个总是在暗夜里的孩子，把目光投向亲人们消失的大门。 他问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学与出版的情况，在第二次见面时，还送给我一本中文版的书，是台湾翻译出版的。他说台湾没有给他稿酬，而现在他没有职业，完全靠稿酬为生。那一刻我颇为他抱不平，并分担着台湾出版者的羞耻。我立刻送上我的法文书，摩拳擦掌想为他做点什么，热情参谋他访华以及在中国出版著作的打算。在海南一家杂志上发表他的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有了定案和把握。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起身告辞。他把账单翻过来瞟了一眼，摸出几个硬币叮当搁在桌上——在三份咖啡中他只付了自己的一份钱。他毫不含糊，把你我他的责权利分得清清楚楚。 艾特玛托夫 当我还是文学小青年的时候，对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崇拜得一塌糊涂。他的《查米莉亚》、《包红头巾的小白杨》等作品烂熟我心，有些精彩段落我甚至可以背诵如流。后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活越伟大了，《断头台》等长篇新作在苏联推出简直隆重如节庆。有次我从报刊上读到，他居然把戈尔巴乔夫及国际上一帮思想文化界名流邀请到他乡间别墅去，讨论新思潮、太空时代及全球和平，其胸怀和见识真是何等了得。 尽管我常常觉得他的言论大而不当，也太时髦，但最终还是怀疑译者没有译好，不忍削弱我对他的崇拜。 他也来巴黎参加国际作家会议。主持人报过发言者姓名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显眼地就座在主席台边，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至少占据了两个人的空间。他抢先发言，颇有点当仁不让的气派。但他穿着太考究了，而且总是挺着自己浑身的威严和深刻，如首长在接受部属的仰视。尽管大会安排了五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他还是带来了自己娇小漂亮的女秘书和女译员，左随右从，前呼后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总统委员会成员，苏联驻某国大使，文而优则仕，故有非同一般的权势和排场。 他首先谈及他的日文译者最近在日本惨遭暗杀，却未说明原委。接着阐述苏联文学及他的作品在世界上遭受敌意的排斥，目光凶狠地环顾四周。这多少使我觉得有点夸张。他老艾已经活得这般风光，如何还做出受迫害的姿态？《查米莉亚》之类是否值得敌对势力以暗杀方式来予以排斥，也大可存疑。他论述着翻译的重要，历数苏联政府促进翻译方面的诸多数据，历数苏联政府热情接待外国作家的诸多事实，与会议议题沾不上边，其口气也完全不像一个作家，倒像一个政府发言人。把常识当创见，把大话当妙语，渐渐引起会场上一片嗡嗡嗡的议论声，失望不满情绪在听众的眼中涨涌。连他的女译员也觉得尴尬了，译得畏畏怯怯并越来越偷工减料。但他竟无知觉，仍把工作报告作下去。他无视发言时间限制的自傲，最后使主持人忍无可忍，终于公开请他结束发言，闹了个大没趣，引起会场上一片笑声。 我出国前，作家王蒙曾请我向艾特玛托夫转达问候，并就未能接受对方邀请出任苏联《世界文学》编委一事作些解释和表示歉意。会议休息期间，我几次鼓足勇气也未能完成王蒙托付的事。对不起，我的脾气不好。我非常厌恶在苏联人连面包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去对某个挥霍公款排场十足的苏联官员主动献上笑脸，去说劳什子“你好”——我只是写了一个字条请别人转给他。 人们端着酒杯在三三两两聚谈。艾特玛托夫大使在角落里形单影只，没有什么人去搭理他。他可能再一次认为自己受到迫害了。 乔治·阿玛多 巴西作家乔治·阿玛多是一个不错的老头，年过花甲却很不服老地穿着牛仔裤和跑鞋，鹤发童颜，爱说爱笑，一头发白得晶莹雪亮，真是白得纯粹而高贵。他的太太据说是音乐家，给我们端来咖啡以后，听说我是中国人，立刻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唱一支中国“土改歌”。她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四十年前的歌词，仍被她唱得清楚准确。我愣了一下，只好将就将就：“对，算是土改歌吧，是土改那时候的歌。” 他们对中国比较熟悉，一九五二年就来过中国。一九五七年第二次访华，结识了艾青、丁玲等中国作家，但离开北京时他们已经不能来送行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全成了“右派”，受到严厉的政治整肃。一九八七年他们第三次到中国，照相簿上留有他们与很多文化官员的合影，有他在中国很多地方的留影。他们的女儿原拟与肖三的儿子联姻，后来阴差阳错，那小伙子成了刘少奇的女婿——这是他夫妇俩一大遗憾。 阿玛多喜欢中国，尤其喜欢昆明与西安。据他说，他有一次甩掉陪同人员，晚上偷偷潜入西安的小街小巷，看市民们怎样做菜，怎样吃饭，十分有味道。他说他也想学着做羊肉泡馍，可惜没有学会。 谈到法国，他的核心话题还是吃。他说下次见我时一定要请我吃法国饭，但千万不要去大饭店，要去小巷深处那种鸡毛饭和大排档，那里才有真正的法国饭。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他叽叽哇哇比画着说了一大堆关于菜名，实在难为了译员，使她一直在菜谱里挣扎奋斗，只差额头冒出汗来。老头看着她笑了笑，递给她纸巾，遗憾地说：“反正是十分好吃的东西！” 他是巴西人，基本上定居法国。是不是法国的饭店吸引了他？还是巴黎的文化开放度使他更方便关注全世界的饭菜？小孩子通常好吃。一个好吃者也许就是童心犹在的人，是生活中的幸运儿。这一天我刚与法国某作家深刻了两小时，每一个手势都操练着哲学与文学，练得有点精疲力竭。感谢同行者把我拉到这里来，与阿玛多老头谈吃，渐觉活络舒筋，怡然自得，身上有了几分活气。 几个月后，总统蓬比杜请作家们吃饭，我在爱丽舍宫聚会时见到阿玛多，与他握手和笑谈。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请吃的许诺，只说他要送一本书给我，还说要去香港和东南亚旅游，然后去别人那里握手。这个狡黠的老头，还想把这一餐赖掉么？我暗暗好笑，心想下次专择个吃饭的时候去见他，看他怎么办。 当然，我还是更愿意在床头灯下走进他的《下流坯》，看他与同胞们一起，在殖民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压迫之下，如何屈辱、穷困以及疯狂，如何饥饿得眼珠发绿，放出绝望的光芒。 1991年12月 安妮之道 安妮之道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安妮·居里安翻译过我的一些小说，是法国汉学家中文学译笔最佳之一——很多法国读者这样告诉我。她还翻译和研究过沈从文、陆文夫、汪曾祺、史铁生、杨炼等等。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中国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 最初见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她套着一件深蓝色的肥大布袄，驾一辆半客半货的灰色工具车，从弥漫着光流香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匆匆驶过，奔赴某个书店或某个讲演厅里的中国文学。三年后我在戴高乐机场再次遇到她，她还是穿这件衣，还是驾这辆车，依旧与脂粉无缘。这使人难以知悉——其实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于巴黎望族，亲属中有一串让法国小民惊羡的科学院院士、内阁部长等等。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学术机关——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这种人不是最有朴素的权利么？ 一九六八年人类理想主义的大年和热季，红色成了法国学子们的流行色。他们向资产阶级的政府大厦挥舞着拳头，高诵毛泽东的语录，声援中国与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农民的贫困区……安妮的丈夫皮埃尔向我比画着讲述他们当年的狂热。我怀疑安妮的中文学习，就是从毛泽东的小红书开始。 但她不喜欢中国的一些常用语，比方说“牺牲”。 她说，她从不愿意用这一个词。牺牲是什么？为谁牺牲？谁是享用牺牲的圣主？现代西方人不牺牲。她更能接受中国的另一些话，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于是，我看出法国当年的红色，在“牺牲”这片透镜下，呈示出与中国红色不同的光谱。 她像不少法国人一样，有时谈论美国，就像谈论乡下某个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而可口可乐，一般来说简直是浅薄粗野的赃证——虽然她如此诋毁友邦后总是礼貌地补偿一些对美国的赞词，但她谈论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国的寺庙和书法、中国山民的耕耘和图腾仪式，眼里总是闪耀着非礼貌亦非职业兴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后，抿嘴低下头去，起身去干别的什么，会心笑意仍开放于嘴角良久——这种侧面最能焦聚她的美丽。 有一次，她还愿意学做中国菜，切了点辣椒，切了点蒜，在同西红柿斗争的时候差点切了自己的手指，紧张得脸一直红到耳根。她把这些东西煮成一锅，非中非西糊糊涂涂，如同比较文化热衷一些时髦论著。最后我按捺不住，说还是我来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几度在美国当访问学者。但密布美国的卡拉ok令她好笑，美国人习惯于雇佣花工定期上门剪草浇花（此现象在法国大概也渐渐增多)，使她不可接受。在她看来，自己动手是一种自尊，一种光荣和乐趣。她和丈夫忙碌家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修整着绿茵小院，其实是清扫着培育尊严的精神净土。 她在中国最感不快的经验，是作为洋人处处受到的优宠，比方住特别的宾馆，在特别的窗口买车票，得到政府官员特别多的笑脸。这不啻对她的侵凌和侮辱。她情愿自己扛大箱也不让侍者来代劳，情愿两腿酸乏地排队也不去外宾窗口优先。她说有一次在黄山，她执意要住中国人住的旅店，与普通中国人接触，结果竟被警察反复盘查，大概认为她有敌特之嫌，图谋窃取有关黄山的情报。 这次，她来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与我见面了。大家同游长江三峡的路上，东道主安排外宾坐一辆有空调的豪华中巴，内宾则坐普通大巴。安妮没有表示抗议，克制着巴黎人喜怒均形于色的脾气，但说什么也要钻到大巴上来，而且很不巧，坐在震动最剧烈的后排座。车一出城，黄尘一浪浪扑入窗内，连中国人也啧啧烦言地捂鼻子抹脖子。但她不顾主人一次次规劝，坚持不回到豪华的凉爽和洁净中去。她在车壳子乒乒乓乓震耳噪声中，在尘浪的气味中，兴致勃勃地扯大嗓门，与邻座的黑发黄肤者谈长江、谈法国，甚至耐心地为某英语爱好者当口语陪练。满车男女都喜欢上她了。“这个法国妞，除了鼻子高一些，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呵。”有一老头这么说。 “为什么只注意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也同中国人的眼睛不一样，是不是？”她滋滋喜悦之余却有些不解。 船入小三峡，船重水浅，内宾们须上岸跋涉一段，安妮自然拒绝继续留在船上的优待。我知道，这并非她有行走癖，也不是有意克己矫俗。她是完全不赞成“牺牲”的。她只是把对社会等级的蔑视，对普通人的亲近，化作了自己的享乐。她的道与利欲已融为一体。 道不能止于理智。理智之道是一种自我强制，只是一种伪善者的勉强和造作而且常常伴有委屈感以及悲苦神貌，一有不慎，就会在利欲的爆发中灰飞烟灭。而真正的道是渗透骨血的。得道者们不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好事，不以为自己做过什么“好事”，他们对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棵树祥和欣悦的目光，纯属性情的自然。这种人出现在你面前，不用开口也不用行动，他们的眼睛时时向周围播染着愉悦、友善、充实和生活的自信，使你沐浴着无善无恶的大心之光。人们可以在一大群人中，毫不困难地把他或她辨认出来。 安妮用这样的目光，凝视着三峡群峰，眺望山那边的山，云那边的云，射向世纪末深不可测的蓝色天宇。长江在她脚下，黄汤奔泻，污浊了一切倒影，也把一切汽笛声淘洗成呜咽。她说得对，她的眼睛是天宇的色彩，与中国人不一样。 这一次，她送给我她女儿朱丽的一张画，汉文题目是“中国女儿”。画中人像朱丽自己，但也像她母亲，有一对蓝色的眼眸。 1993年12月 陆苏州 陆苏州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1年《海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海念》。 提起陆文夫，眼前便是一介江南秀士，于瓜棚下短篱旁独坐品茶，闲吮一杯明月的形象。我曾同他一起出访，每到热闹的去处便很少听到他言语，常常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唯清点人头时，方察觉他那整洁但里面显得有太多空洞的西装，居然一直影随在我们身旁。若再细看，那清瘦的一张黑脸上，眼睛亮得刺人，默默泄露出他藏蓄心中的练达和智慧，使你暗暗一惊。 前些年听说他照看病重的女儿，较少写作，朋友均替他着急。他却不认为小说轰动一类虚荣比骨肉之情更重要，曾有一信与我：“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这至理名言让我难忘。 他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从不爱热闹，很少去北京，甚至不愿待在省城南京，一直守着他的苏州小院。我这一辈子不知是第几次极稀罕地见到他，是他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作协理事会，宣布发言都不能超过十分钟。他的一位老朋友刘宾雁发言超时了，他也敲敲茶杯照例警告，一点也不讲情面。不管发言者如何生气地拂袖而去，也不管台下有些什么人吵吵闹闹抗议他的刻板苛政，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低头品茶如常。 这次见面，他依然是谈女儿，谈茶。知道我迁居海南，便问问我是否认识某某编辑，某某警察，都是些海南的平凡人士，也是他的一些熟人。这绝不像某些文人，见面先来一番客套恭维的轰炸，来一套如何痛苦如何孤独的抱怨，然后满嘴大人物的名谓，一听见钱就眼睛发亮。谈寻常琐事，他也是淡淡的，其关切和友善，恰如香茗慢慢暖上你的肝肠。 他的《美食家》等已译成法文，其美食观也引起法国朋友的兴趣，曾邀请他去法国参加一次关于烹调的研讨会。据他说，粗茶淡饭是第一境界，贫境也；大鱼大肉是第二境界，俗境也；真正的美食家往往又回到粗茶淡饭，此乃第三境界，真正的美食雅境。我也是素食爱好者，自然觉得他的说法大得我心。 法国人常常自豪于他们的饮食文化传统，至少是看不起美国的麦当劳快餐。有次我走进这种快餐店，法国陪员惊惧万分拉着我往外走，说：“怎么能在这里吃？这里只有狗吃的东西！”其诅咒不可谓不恶毒。但法国美食怎么样也没法征服陆苏州。他每到餐时便要寻找中国餐馆，尤其是寻找豆腐。饭前也必是清茶一杯而断断乎不能上花花哨哨的洋可乐。法国旅店一般都没有开水可供沏茶，实在是对陆副主席最大的身心迫害。后来有人借来一个电热壶，陆苏州一见大喜，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情，摩拳擦掌先沏了茶再说。并接连烧几壶开水，一一问我们是否需要——笑得极幸福极温暖。 后来的几天，我一回到旅店，服务台的小姐给房门钥匙时总是同时给我一壶开水。我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一定是她们从陆苏州那里得到印象，以为中国人个个都要开水，不沏茶就没法活的。 东坡先生说：不可居无竹。文夫先生则是不可食无茶。若与他茶座闲饮一夕，心态自然清静，至少可免俗三日，可除世俗难题带来的虚火少许。我年轻时在乡下一个茶场干过三年，居然没有培养出对茶的感情。倒是现在越来越喜欢饮茶了，这恐怕与文夫先生也不无关系。 1990年10月 母亲的看 母亲的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6年《家庭》杂志，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母亲性格有点孤僻，不爱与外人交道，从不掺和邻居们的麻将或气功。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比如购物或上医院，也总是怀有深深疑惧。她每次住院留医，必然如坐针毡，又哭又赖又闹地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大夫还是多么温和的护士，一律被她当成驴肝肺：“这些人么，我算是看透了，骗钱！” 她这一性格是不是源于一九六六年，我不知道。那一年，我的父亲正是被很多曾经友善温和的面孔用大字报揭发，最后终于自杀。 母亲不愿出门，日子免不了有点过得寂寞。幸好现在有了电视，她可以很安全地藏在家里，通过那一方小小的荧屏偷偷窥视世界。她看电视时常有一些现场即兴评议，比如，惊叹眼下天气这么冷了，电视里的人竟然还光着大膀子，造孽呵；或者愤愤地检举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其实是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别的女人轧姘头，真是无聊。在这个时候，你要向她解释清楚电视是怎么回事，实在是难。 她年轻时是修过西洋画和当过教师的人，眼下居然就难以理解明明白白的风雪，为何冷不了电视里的大膀子；也很难理解上一个电视剧里的婚姻，为何不能妨碍演员在这一个电视剧里另享新欢。 给她推荐一个新的电视剧，她很可能不以为然地冷目：“新什么？都看过好几遍啦。”但她很可能把某个老掉牙的片子看得津津有味，一口咬定那是新品出产。她所有新片中最新的又数《武松》。她承认这个片子以前就有，但坚信现在每一次看的都是新编。她争辩说，你去看看武松，你看么，这么多年了，他都老多了，有皱纹啦。 她这些话当然也没怎么错，而且有点老庄和后现代的味道。尤其影视业一些混子们瞎编乱造的艺什么术，我有时候细细看去，还真觉得新旧难辨，就不得不佩服母亲的高明。 武松算是我母亲心目中第一偶像。此外的电视偶像还有毛泽东、费翔、钱其琛等等，拼起来真是麻将牌的十三不搭，不知哪儿跟哪儿。这些偶像当然都是男性，只可能是男性，是一个妇人眼中的盖世英雄。我觉得她喜爱毛泽东的雄武和费翔的英俊还不难理解，对在任外交部长的了解和信赖倒有点出人意料。她一见到钱部长出镜就要满心喜悦念出他的名字，见到他会见外宾就有些着急，说这么多人又来搞他的名堂，他一个人对付好不容易呵，好不容易呵！她突然问我：那个贩毛笔样的人是谁？是美国的总统吧？我一看他就不像个好东西。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是一个主意。就他的鬼主意多。 我颇有外交风度地说，人家当总统当然得有他的主意么。 她撇撇嘴，恨恨地哼一声，没法对那个“贩毛笔的”缓解仇恨。一揪鼻涕上厕所去了以示退场抗议。好几次都是这样。 大约从去年起，她的身体越来越病弱，眼睛里的白内障也在扩张，靠国外买来的药维持着越来越昏花的视力。看电视更多地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习惯——其实她经常只是在电视机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脑袋昏睡。我们劝她上床去睡。她不。她执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挺住一个看的姿态。但我知道她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来越浓重，将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尽力投出去的目光，正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里。有一天她说：“那只猪在搞什么鬼？” 其实荧屏里不是猪，是一块巧克力。 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些难受。 我默默地坐到她身边，知道她已经看不清什么了，也看不清我了——她的儿子，一个长得这么大的儿子。 1995年3月 月下桨声 月下桨声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天涯》杂志与《文汇报》。 雨后初晴，水面上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碾压着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来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 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火虫的闪烁光点飘入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的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 他们望了我一眼。 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梆梆梆，嘣嘣嘣，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的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思索，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 第一先把父母孝， 有老有少第二条， 第三为人要周到， ……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渔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黑龙江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的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入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莫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游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了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没有医药费，一年前已经中年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么？”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么？”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错了什么？” “你们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么？” “真是算错了的。” “刚才是你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起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又没有合适的散钱找补。就这样你三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还是无法做到两清。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就这样算了，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 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 傍晚，我们从外面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 不用说，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什么世道，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可以拿去给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有一条小船近了，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看上去比较眼熟。从他的口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何况萍水相逢之际，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说不出话来。每天早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夹，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门，来到水边，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原来是月夜太静了，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七零八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着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墙根？ 2004年7月 空院残月 空院残月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天涯》杂志和《文汇报》。 有一个邻家的汉子很会种瓜，扛着锄头这里看一看，那里挖一挖，似乎没有做什么，但他所到之处不久就会冒出肥大的瓜叶，逢沟过沟，逢坡上坡，甚至翻越墙垣，尽情地蔓延和覆盖。不知什么时候，瓜藤已潜游我家门前的路上，过不了多久，两三个南瓜居然憨憨呆呆地拦路把守，要收缴买路钱的样子，使我出入的时候得东躲西闪三步两跳。 “把瓜摘去吃吧。”他撑着锄头，乐呵呵地冲着我笑。 “我家也有瓜。你种的，你留着。”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就不饿，哪吃得完？” 既然他是一个人居家，那他到处种瓜做什么？是有种瓜癖？是生性闲不住？还是对世界上一切荒土闲地有开发兴趣？ 他家离我家不远。我走出院门，同张家的人点点头，同李家的人搭搭腔，然后就能看见他家斜斜的院门了。我去过他家，看见他家里的算盘和几个账本，知道他是村里的会计，有时还到小学代点课，无论数学还是音乐，都能教。我正巧看见五六个女孩子在他家排演歌舞，大概是准备学校里节日会演的节目。他一双赤脚，腿上带着泥点，头发眉毛皮肤都被阳光烧灼成了浑然统一的土色，却是一个努力投入艺术想象的导演。“我们的祖国似花园，花朵开放真鲜艳……”他边唱边舞，两手像扭着一条无形的毛巾，左耳边扭一下，右耳边扭一下，是一种挖土和挑粪般的舞蹈手势。 “下腰，下腰，你们看看我……”他还来了个上身后仰的示范，直到自己仰得两眼翻白，耳根都涨红了。 这位赤脚导演没顾得上陪客人。我与妻子在一旁观摩和喝茶，其实是喝着热水瓶里的凉水，已经化不开茶叶。两只杯子也破旧凌乱，一只搪瓷大杯，一只粗瓷酒盅，是他刚才找了半天才凑齐的。这确实是一个主妇缺席的家。 听邻居说，刘长子的老婆到南边打工去了。听邻居喝了酒以后说，他老婆实际上也是人家的老婆，帮一个老板管家，还生了个娃，只是把赚来的钱一个不少地寄回来，供这边的儿子读书。我不太理解这种事，尤其不太理解人们说起这事时的随意和淡漠，忍不住想多问几句。“有什么奇怪？闲着也是闲着，就等于出去寻副业么。”一个妇人这样回答我。另一个老人笑了笑：“刘长子能怎么样？丈夫丈夫，只管得一丈远的。”他们转而说起了眼下学校收费的昂贵。照他们的计算，供一个孩子读高中，非得有两个人打工进钱不可。因此刘长子福气好，不仅自己可以代课，还有一个既挣钱又顾家的老婆，要不他儿子恐怕早就搓泥巴坨了——这是务农的意思。 我见过一次他那个似有似无的妻子。大概是知道村里有些说法，她从来没让我看到过正面，即便是在水边的菜园里相遇，她也是去看天上的鸟，或者弯腰去扯除什么杂草，是一个躲避目光的影子。从背影和侧面来看，她身姿绰约，而且有了都市生活的风韵，比方衣摆剪裁得很合身，比方衣履有细心的颜色搭配，比方腰身和脚步有一种用心的收敛，没有乡间重担压出的那种粗放散乱，不会脚步乱刮或者胯骨乱甩什么的。但她没有市井虚荣，回家来探亲，不打牌，不入酒席，日子都浸泡在汗水中，挑着粪桶一闪就没入瓜棚豆架。那一片繁茂绿叶的深处偶尔飘出嘤嘤低语，大概是她与什么邻居说话，但听不清楚。 她们隔着绿叶的帷帐说说家常，互相也不见人影。 她丈夫没有来帮忙。其实，她丈夫无法上地了，因为一场大病，撑着拐杖也偏偏欲倒，她才赶回乡下来料理。我不知道刘长子患了什么病，问起来，他只是笑笑，说得含糊。直到我看到他转眼间面容枯槁，头发眉毛渐次脱落，有明显的放疗和化疗迹象，才猜出他的病凶多吉少。 他扶着拐杖，再一次冲着我笑笑：“把瓜摘去吃吧。” “你自己留着吃。” “我怕是吃不上了。” “你不要灰心。听我说，得这种病的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活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天天扭秧歌或者踢足球的，也大有人在。你一定要心情开朗，积极地与医院配合。” “什么医院？明明是拦路抢劫的土匪。”他目光发直，两个眼珠挤成了一个斗斗眼，“一个疗程就要我八千，要在我身上开金矿么？” “有什么办法呢？病在你身上，还是要治的。” “我决不给他们吃冤枉！” 他看了看天边的风景，回家做饭去了，转过身，喘了几下，拾起了身边的几根豆角，又喘了几下，缓缓挪动了步子。我忙上前去扶住他，问他妻子为何这么快就走了，为何不留下来照料他。 “家里也没有多少事，不用她天天守着。” “多个人手总是好一些。” “守着我，能守得出钱来？” 他说明它就要考大学了，然后缓缓地朝夕阳走去。鸟雀正在归巢，水边的老牛正在回家，家家户户的炊烟都升起来的时候，他孤独的剪影定格在一片火烧云中。 明它是他的儿子，一直在县城寄宿读书。我只见过他的考号和上了线的考分，受他父亲之托，与某大学的一位朋友通过电话，确保这所大学录下了他。直到我就要离开这个村子了，有一天从外面回来，才发现他们父子俩坐在我家。他儿子长得像个女孩，眉清目秀，有些腼腆，埋头翻着一本杂志。父亲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有一种怎么也看不够的劲头，目光软软地和糍糍地抚摸着儿子侧面的每一个部位，摸得大学生更腼腆了，扭过头去看着墙角，躲开父亲的目光——他是知道这种目光为时不多从而不忍相接？还是年幼无知从而不觉得这种目光点滴都不可遗漏？ 邻家汉子戴着帽子，盖住了头发脱落的头，是带着儿子来面谢的，顺便也讨教些大学读书的方法，问一点都市生活须知。墙边的几只大南瓜，当然是他的谢礼。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兴致一直很高，听到儿子说起大学里一些趣事，甚至满面红光地哈哈大笑，只是通常比别人笑得慢半拍，目光有些发直，似乎卡在略有所思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将离开这里，春暖花开时节才会再来。这就是说，如果事情不出现奇迹，他此次戴着帽子的来访，对于我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拒绝就医意味着什么。我看见他最后一次摸着我家的桌沿，最后一次放下我家的茶杯，最后一次艰难地站起来，最后一次扶着拐杖走向大门，最后一次给我视野里留下笑脸和弯曲的背影……事实上，我没有看到这个背影，而是让妻子去送客。我没有勇气在一片谈笑声中，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曛蝉鸣雀噪的好日子，与一个活生生的人永别。这分明是一个欢欣的场景，容不下永别的情节。 我乘车离开此地的时候，甚至不敢朝他家的院门望一眼。此时，他也许站在那里，也许没有。这种种也许一晃就甩到了车后，离我越来越远。 现在，我又来到了这里。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也没有问起他，一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大家心照不宣的约定之下删除了。院墙外的瓜藤又开始蔓延，向路上延伸着妖娆的触须，大概是想拦住路人的脚步，想说点什么。花朵也开始绽放了，像举起一支支金色的喇叭，正在向这个世界大声地传诵和宣告什么。我不知道是谁又在这里种下了瓜，或者它们不过是野物，来自去年无人采摘的瓜，来自瓜腐成泥后重新入土的种子。如果没有人来采摘，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这样繁殖下去。 清明节，远近的鞭炮声不时传来，当然是各家各户在上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给刘长子上坟，也不知道他的坟在哪里。我只接到了他儿子的一个电话。他吞吞吐吐，想向我借一点钱。他说网上有人推销一种彩票透视眼镜，据说是发财致富的高新技术产品，他很想得到一副。 我不记得是如何回答他的，也不愿意把这个电话告诉村里的人，当然更不会告诉他父亲。晚上路过他家院门时，我让村长等我一下，然后推开半掩的竹门，习惯性地跨过院门的石槛。已近深夜了，西沉的残月隐在林子里，给曾经排演过歌舞的清冷地坪，筛下一片模模糊糊的光斑。正房门挂着一把锁。墙根已布满青苔。靠近厨房的一根竹管还流着水，但支架已经垮塌，泉水流到了地上。接水用的瓦缸还有半缸积水，有孑孓蚊蝇浮在水面，大概是房主去年所留。这个院子里也有很多瓜藤，从院墙那边蔓延过来，已经把一条通向屋后的小路封掩，然后爬上了石阶，攀上了檐柱，甚至缠住了檐下一张废弃的犁，在木柄上开出了小小花朵。我知道，待到秋天来临，这里将会有遍地金灿灿的南瓜，在绿叶下得意洋洋地纷纷探出头来，一心要给主人冷不防的惊喜。 我踏着月光，完成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告别。 2004年7月 那一夜遥不可及 那一夜遥不可及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文学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假日的阳光在海岛上泼洒和沉淀。没有客人也没有出门的打算，甚至不想打电话。时间在半杯茶水和几张报纸那边的窗帘上飘动。为了一些我不愿意忘记的人，我常常愿意这样独处，把节庆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变成一些记忆或想象中的相遇。 他曾经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与我在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他说国事，说他的经历，说他的女儿。他当时是一个普通编辑，一个沉静的人，清瘦而且言语间常有迟钝。我怀疑这种迟钝来自他多年的校对，还有无数稿笺上的审评，于是口语也成了断断续续的审慎和精确。 他把我这个陌生的大学生引入这种审慎和精确，引入他狭小的家，以啤酒、凉菜、临时小床，接待我在文学上的开始。他的名字在偌大的中国文坛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今后的岁月里想必更是了无痕迹。 他叫王朝垠。 七十年代末，是热情与热情会师的时代，是心灵与心灵久别后终于团聚的时代。那时候的文学没有星级宾馆和宴会，没有轿车和电脑，没有职称和奖金，每个编辑也都穷得没有对作者留食和留宿的能力。但素无交往的编辑和作者之间可以一见如故，为任何幼稚的创造而共同激动，绝无今天诸多信函中心不在焉的匆忙和文不对题的搪塞。当时一句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私下义愤，甚至一个会意的表情，就可以使人们立刻在陌生人中找到自己的同道。一个情节或一个结尾的修改，也可以使编辑和作者作彻夜的商讨。 我没有保留短篇小说《月兰》的初稿，于是现在无法指证朝垠在这个作品里注入的心血。这个作品原名《最后四只鸡》，是我屡遭退稿差一点完全放弃的一篇，迟迟才出现在他的桌上。我后来才知道，他读完后兴奋不已，逢人便告，鼓动所有编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传阅这一件自来稿，据说有位女编辑居然还真被小说感动得哭泣。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上上下下的游说力荐，没有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的开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可能面世。时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之前，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是犯禁和抗上之举，让明眼人一个个都悬着心。 这篇小说当然说不上什么很好。尤其在“文革”被最高当局正式结论为错误的后来，这一类悲愤抗争之言逐渐变得寻常，不再与风险和危难相连。有关这篇小说的各种风风雨雨也已成为过去，不再值得提起。但他为这件不再值得提起的事力争过，奔波过，焦急过和欢喜过。我记得他的家曾经是我上京改稿时的旅舍和餐馆，我也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最长的一封竟有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四千多字。这样的信足使我对自己后来所有的编辑经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而汗颜。 他承受过有关一个短篇小说的劳累和危险，却照例没有分享这个作品所带来的报酬和荣耀。在我不再是一个所谓文学青年以后，在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样人模人样地登台领奖和出国讲学以后，他仍然在和平里或东四十二条的人群里提着一包稿子，带着病容步行。直到他病逝之时，据说他家的存折上才几百块钱，而他的妻子还只是一个临时工，面对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漫漫时光。 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很远。我在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向北方举目遥望，却无法使时间回到从前。我甚至无法记起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他只不过是我相交的太多编辑中的一个，如此而已。我们后来见面的机会很少，见面也多在会场或宴会厅，常常只能隔着川流的人影相视一笑。他似乎有心把时间让给我，让给我当时一些其他应酬——那些应酬多么华丽也多么空洞。我们的啤酒，我们一起挤过的床，我们的那个和平里林荫道之夜，在这种无奈的微笑里早已遥不可及。 但愿他的笑是一种谅解。 是的，他曾经给我写过满满十页长达四千多字的信。 而现在我只能写出一句话：朝垠老师，我想念你——连这句写下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向哪里投寄。 1997年1月 光荣的孤独者 光荣的孤独者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6年《上海文学》杂志。 这一天，我从菜园里荷锄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得知严文井先生病逝，不觉心里一沉，望着窗外的青山，好久没缓过神来。我远在南方，来不及给先生送行了，只能在电话里嘱朋友代送花圈。 我知道，我的那只花圈将淹没在花圈海洋里，先生不一定能够看见。我还知道，我在满窗雨雾之前的一声叹息，隔着千山万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够听到。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共事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已经解冻，但旧的文学模式仍在惯性滑行。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图解只要换上一个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标签，就成了热门的旧货新款，得到各种追捧和尊崇。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创，因涉嫌离经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锋”，还是接通传统文化的“寻根”，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轻则被责之以“恨铁不成钢”，重则被斥之为“自由化”或“精神污染”。总之，转暖的文坛仍充满着肃杀气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这样，我在一些会议上基本不说话，以免惹主流权威们不快。那一天，我出席一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出辩护，称现实主义不应成为封闭和刻板的教条，而现代主义一类文学多样化的尝试不应遭到封杀。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一位来自延安宝塔山下的革命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界资深领导之一。我虽不写诗，却一直是诗体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参加过北京一些诗歌沙龙活动，还曾掏出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买下北岛他们的油印诗刊创刊号到处分寄朋友——当时的朦胧诗仍处于“地下”状态。我没料到文井先生也读到了这些油印作品，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异数。 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我坐得离他较远，没有机会与他交谈，但暗暗记下了他的名字，记住了他那宽厚和闪亮的额头，还有开朗而坚毅的面容。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位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议论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 信上是这么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戴着大红帽的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并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详谈。我记得，他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一九八五年八月的《文艺报》上发表，再一次把自己公开定位在高风险的异端阵地。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格局，后人不大容易体会出这一表态的意义，还有它们可能招致的麻烦。事实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锋”与“寻根”等仍是众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们嘴里的共同的贬词，以至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还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再次受到追究。 这样，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政治险象频生，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至到最后，他八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机会，总要去他家看望。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北岛、杨炼、芒克等新锐诗人是他家的常客，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也常在这里出入，与文井先生协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留下各种成堆的书稿和校样。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比如我会谈到一些读书心得：库恩的《科学的革命》，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等，都会引起他聚精会神的倾听。他谈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据地的亲历，谈到自己在国外参访时的见闻，谈到他心得别具的音乐与绘画，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北朝与南韩、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说到了这一点，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他想了想又问我：我们向西方学习，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要赞同压迫和剥削，并不是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呢？为什么要推翻蒋介石呢？为什么要消灭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呢？……那些人不早就实现了不平等吗？我们之所以要反对他们，不正是他们私而不公吗？如果没有世界大同这样一个理想目标，所有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就都成了或大或小的私利之争。它们与它们所反对的对象，还能有多大的差别？ 谈话到这里，气氛有点沉重。照当时一般人的理解，一切异端人物都是西方的追随者，美国的崇拜者，资本主义的铁杆信徒——思想冲突的各方虽有立场不同，但囿于冷战意识形态逻辑，在这一点理解上倒没有太多差别。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谈话不了了之。 我从湖南调到海南以后，离北京更远了，与文井先生交往有所不便。有一次我再去他家看望，遇到很多人在场，也就没有机会与他深谈。我向他报告自己初到海南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再次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我邀请他到海南走一走，让我有机会接待他一次，但他腿脚已经有疾，行动十分困难，没法远行了。他执意送我的时候扶墙而行，走几步，歇一下，再走几步，直到最后扶着一棵树，缓缓向我招手。 这就是他留给我最为清晰的音容定格——一个类似乡间守林人或者牧羊人的老大爷，有魁伟的身板和黝黑的肤色，脸上布满温和的笑纹。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使国力得到增强，民生得到改善。但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一类社会矛盾正在加剧，而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崇私尚恶，在流行大潮面前学会了乖巧噤声。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权力与资本勾结的时代快车，宝马香车，豪门朱阁，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目睹这些人的行迹，我就不能不想起多年前朝阳区里那间陋室，那个清贫而顽强的老人，那一盏昏灯之下色正辞严。 与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孤独。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最喜欢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主要特点：不要人的怜悯，不指望上帝赐给好运气。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的亲人和朋友。 2006年4月 最后的握手 最后的握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7年《海南日报》与《湖南日报》。 海南省前作协主席叶蔚林病重的时候，我和邢孔见去他家看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地没有说话。他的手很大，很柔软和细嫩，给我突如其来的陌生之感。我后来才想起，与他交往三十多年，我还几乎没与他握过手。 他当时眼花耳闭，不方便说话了，只能用握手来表达心语。时间已经无法挽留，三十多年倏忽一闪，我们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彻夜长谈，像当年那样结伴长旅，像当年那样激烈争议或忘情大笑。我相信他像我一样，此时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找不到语言和话题，更不知道是否有说的必要。 他属于八十年代纯净、明亮、放阔以及热烈的文坛。尽管那时候他在同事中最晚结束下放的身份，尽管他曾经只有一间逼仄的住房和一份低微的职位，但只要读过散文《过山谣》、《九嶷神话》以及小说《蓝蓝的木兰溪》的人，都会在他茂盛的才情面前目瞪口呆，然后毫不怀疑他在湖南文学界真正的核心地位。他家里成了青年们出入最多的地方，聚会的灯光总是亮得最晚。连当红的古华、莫应丰、王蒙、蒋子龙、谌容等作家也尊崇有加，口口声声称他“叶帅”。他后来也获过奖，但很多未获奖的作品也许更好，比如，小说《黑谷白狐》，比如，我在知青岁月里唱得最多的歌曲《遥望南方》与《故乡呵巴勒斯坦》，还有《挑担茶叶上北京》——我后来才知道这些歌词都来自他的笔下。 他活得有些放任无羁，对很多事情不认真，但唯有一件事他特别认真：艺术。文字不精美的决不出手，形象不鲜活的决不出手，意趣不高远的决不出手……这使他的发表近乎低产，阅读他人作品近乎挑剔。当时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制作余风仍盛，他的执拗不合潮流，甚至受到时髦正统和时髦叛逆的双重冷落。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代表了艺术的良心。有一次，我与他接受政治任务去采写一个重大事件。一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走过一排排牺牲者的坟墓时红了眼眶，抓住一件小事就没头没脑大发脾气。凭他的写作能力，他完全可以写，可以轻松赚来一笔政治红利。但他的感情与艺术阻止他下笔。“那么多人呵，都是年轻人呵……”他事后想到满山坟碑时还声音异样，“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儿女？这件事我怎么写得下去？” 他终于一个字也没写，在别人刷刷下笔时只是独自散步。 他顶住压力，任性地放弃了一次猎名和获奖的机会——虽然那些获奖之作不多久就永远被历史删除和遗忘，只赢得一时的显赫。 那时，他是一个具有青铜气质和风笛情调的感情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王子。当然，他也许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形势剧变使人道主义不再够用。他眼中那活泼灵动的艺术闪光也许可以透视暴力和冤狱，却不一定能破解后来的现实迷局。拜金是人道，还是反拜金更人道？道德是人道，还是反道德更人道？……事情正在变得复杂，人的敌人成了人自己。于是文学一度成了无舵和无帆的大船，很多乘船者不免茫然、浮躁、消沉，乃至进退失据。九十年代的利益风浪就这样迎面扑来。 我们也在这样的风浪里各自东西。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要来找我，或在电话里说我要去看他，但我们终究见面很少。 “你也老啦。”他眼下紧紧握住我的手，仔细打量我，有些怜惜和伤感，在他一段停笔多年的沉默之后，在一个不无错失和遗憾的晚年之后。 “我们都会老，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几乎要说出的话是：你不过是先走一步，你在前面等等我们。 我想起他意气风发和生龙活虎的当年，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南方和更南方，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我知道，以他严重失聪的耳朵，他肯定没有听清我的话。大限将近，我们只能点点头，笑一笑，似说非说，听一个呼啦啦急速远去的年代从我们手中消失——与其说这是最后的握手互别，不如说是我们告别生命中共同的过去。 时值海岛深秋，我送别手中的青铜和风笛。 2007年1月 聂子其人 聂子其人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7年《时代文学》杂志社。 世上有孔子、墨子、庄子、荀子……还有聂子。照我们乡下的称谓法，凡男人都可以简称为某子，因此聂鑫森是合法的聂子。 聂子在传说中胆子小，住在工厂宿舍的时候，晚上去上公共厕所，怕一路上的黑暗，怕附近农民的狗，怕草丛里的蛇蝎，必由夫人或孩子陪着壮胆。这些说法不知是否属实，但作为笑料一直在朋友圈里流传。不过，在北京读书的那年头，有一次他听到某些人闲言碎语攻击一位作家，他与被攻击者其实非亲非故无裙无带，只是觉得攻击过于离谱，不惜怫然作色拍案而起，同攻击者们始而争辩，继而恶吵，还差一点动起手脚。这样看来，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好打抱天下之不平，关键时刻不惜以寡敌众，在习惯于和光同尘的国人中倒是胆大。 聂子在传说中十分守旧，写信要用毛笔，每日躬亲洒扫，会女宾必邀第三者，大概切肉片还务求方正，一切都循古制；更遑论孝父母必定期叩拜问安，亲手足必多方资援力助，只是悌兄之礼不可或缺——有时候长兄架子是要摆一摆的，弟弟们的见面礼不论厚薄是要的，否则脸上顿见不悦，还要严词训导。不过，这样一个出土文物式的夫子在文学上倒不失新锐。他早期诗歌就很新潮，颇有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风采，后来改写小说与散文也频频变体，谈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楼拜、福克纳、纳巴科夫等也历历如数家珍，对绘画、雕塑、书法、建筑、摄影等领域里的各种成功的离经叛道之作，无不津津乐道逢人便告，足令很多新派后生自愧不及。一踢一撕得梦因得死改（it is the moon in the sky）……他甚至用湘潭英语背诵过洋诗，只差没有把《论语》唱成蓝调和摇滚，没把最前卫的文学打成天津快板和京韵大鼓。 聂子也是一个不轻易合群从众的人。文坛的这派那派，他哪派都不沾。文坛的这热闹那热闹，他哪里都不去凑。很多作家朋友曾邀他下海搭伙经商，邀他结伴迁调沿海，还曾推荐他到省城出任作协要职，但这些美意在他看来都如嫁祸于人，吓得他连连摆手，语无伦次，一脸苦相。他情愿龟缩在株洲那座老城，紧守住他在报社的那张陈旧办公桌，天天穿行于他那几十年也没走厌的长街小巷，铁了心要辜负友人的期待和重托，做一个居委会也能领导和指挥的革命群众，一个无声无息的独行人。但他的独行并非孤傲，退避并非冷漠，半睡半醒地嘿嘿一笑并非世故。只要把时间拉长，他一份恒温、恒压、恒湿的友情就让很多人惊讶和肠热——不管你与他过从密还是来往疏，也不论你在后来的日子里是发达还是落泊，每逢新年你都可能接到一方别致的手工贺卡：书是聂书，画是聂画、印是聂印，甚至诗是聂诗，其诗、书、画、印四美俱而情意深，透出你熟悉的某种气息，某种遥远的可靠性和安全感。有一次，他还给我附寄小楷抄书一册，清代张潮的《幽梦三影》——不过是我有一次偶然提到这本书难找，他就悄悄记在心上，未能在书店里替我买到，竟帮我厚厚地抄录一本！ 这就是聂子鑫森。 一个瘦瘦的黑面人，一个奇异的性格多面体，一个你不须记住但困难时和孤独时就悄然入心的身影。 聂子出道极早，在我还刚刚开始阅读报刊的时候，就熟悉他的铅印名字。当很多人炒文学股票短线速进速出之后，他仍有旺盛的活力和顽强的耐力，有稳定的创作产量和质量，更有稳定的乐世心态：只要有好茶一杯，香烟一盒，就可以与朋友海阔天空彻夜谈：从名人巨著谈到新手习作，为任何人的成就而高兴，为任何巨大或微小的新知而兴奋。他简直是一个体力无限让人生畏的文学马拉松长跑选手，既不关心前面是否有人拿奖，也不关心后面是否有人退出，甚至不关心眼下是否有观众、裁判以及其他参赛者，只是永动机一般的不断迈出两腿，以不紧不慢的巡航速度翻山越岭，穿越朝霞和夕阳，跑着自己的笔墨人生。 如果他没有成为孔子、墨子、庄子、荀子……但化用鲁迅先生一句话：他和他的同道仍是中国文学的脊梁。 子曰：活力我所欲也，定力亦我所欲也。 子曰：人生苦短，学海无边，众不堪其忧，唯贤者不改其乐。 子曰：有音容可供思念，不亦乐乎？ …… 我忘了这些话是出自孔子还是聂子，抑或是出自我想象中的另一些n子？出自我想象中无数似曾相识的往者和来者？ 2007年9月 忆康濯先生 忆康濯先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湖南平江县毛氏族谱新编》。 初见康濯先生时，他鬓白，枯瘦，因个高而背略驼，在我的印象中完全是一个老人的形象。其实他当时还只有五十多岁，不过是在少年的眼光中提前成了一张老照片。他投身学潮的故事，奔赴延安的故事，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的故事……在后辈看来都足够遥远，无疑增加了这张老照片的模糊度和沧桑感。 从老照片中走出来的他，却有活跃而灵敏的清晰风貌，甚至不无几分天真。据说他饭量小，睡眠也少，却能精神抖擞地连轴转，几乎是一种筋骨型的高能物质。他能准确叫得出来自各地业余作者的名字，说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和细节，记忆力堪称惊人。作为省文联的资深主席，他同这些工人、农民、小职员熟如老友，打成一片，时不时开个玩笑，有时说得兴起还会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虽戒烟了却索要一支烟拿来嗅一嗅，大概是要延续自己烟友的身份，拉近与老友们的距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值新时期文学的破冰时期。想必是湖南省“第一大黑鬼”的受害经历，给他留下了对“文革”的切肤之痛，他在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挺身而出，勇倡改革和开放，常有惊人之议，成为老干部群体中的少数异类之一，因此也获得大批新锐中、青年作家的尊敬和拥戴。我的短篇小说《月兰》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因是一篇表现乡村生活的悲剧故事，被台湾和前苏联的媒体转载，引起了舆论界激烈的争议。先生对此事似乎比我还着急。据说他在好几次会议上为这一个作品辩护，又私下约我商议对策，还主动给我续写了上千字，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免我横遭可能的政治批判。 我不大理解他的政治经验，不觉得这个“光明的尾巴”有多好，而且随着时过境迁，管制尺度进一步宽松，这种文字防身术也逐渐变得多余。但他当年心急如焚“护犊子”，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代笔疾书那一幕，仍是我心中恒久的温暖。 在他的力推之下，这篇作品获得省里一项重奖，算是对它在全国评奖中呼声甚高、却最终因争议而落选的一种弥补。 我后来才知道，他原名毛季常，出生于原湘阴县（现汨罗市）的毛家河，与我知青时代的务农之地同属一县，甚至相距不过数里。这使我后来读他的《水滴石穿》《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时就多了几分亲切感，多了不少有关气味和声音的想象。我与他一同去北京参加全国作协理事会，同住一室（当时大家都习惯于这种多人合住的节俭制度）时，还聊过不少汨罗江边的掌故。他说到家乡的姜盐茶，说到家乡的红薯粉和糯米粑，一句句都扰动了我的青春记忆。他还说到家乡人为什么把上厕所说成“解手”——这是因为以前湘楚之地战乱频繁，战俘和囚犯多，上路迁移总是被严加捆绑，以一长绳连成串，其中缚两只胳膊为“大绑”，缚一只胳膊为“小绑”，只有到上厕所时他们才得以松绑，谓之“解手”。他的这一解释让我颇长见识，在我看来也是最富有历史感和逻辑性的说法，后来曾被我录入一篇随笔。 聊得多了，见我兴奋不已，他不免冒出几分得意，说我们这些老东西肚子里还是有些货的！是不是？别以为只有你们年轻人玩什么“现代派”“寻根派”，我们当年……嘿嘿，那才学也是不得了的呵！ 这一刻，眼前分明是有趣顽童一个，哪是什么驼背和咳嗽的老人。再往下说，他是不是还要同我比试一下诗词格律或者英语格言？ 我与他曾相约找机会一同回汨罗看看。不料我迁调海南后不久，就听到他不幸病逝于北京的噩耗。一诺终成梦，阴阳竟两隔。一位饱经世纪风雨的文学前辈，一脸不无孩子气的嘿嘿微笑，就这样匆匆远去了。二〇〇〇年，我时隔二十多年后又回到湖南，回到汨罗，在山南水北之地筑庐而居，阶段性地晴耕雨读。当汽车沿着一江碧水向前飞奔，我常常会忍不住朝毛家河的方向看一眼，看看那里的山林、牛群、炊烟，看那里的依稀的人影。我的目光在奔赴一个久远的约定。 2015年11月 落花时节读旧笺 落花时节读旧笺 注释标题 最初分别发表于2015年《上海文学》杂志和《香港文学》杂志。 自有了信息电子化，电话、电邮等正日益取代信函，投书远方已成稀罕之事。不久前清理自家旧物，无意间从一抽屉里翻出旧笺若干，如掘出一堆出土文物，让我惊喜，也不免惊惶：这也许就是此生我收到的最后几许墨迹？ 来信者多为同行故人。他们的墨迹有几分模糊，但字如其人，或朴或巧，或放或敛，仍能唤醒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感谢纸墨这些传统工具，虽无传输的效率优势，却能留下人们性格的千姿百态，亦无消磁、病毒、黑客、误操作之虞，为我长久保存了往事的生动印痕。也感谢一个时代的风云聚散，让我得以与这些来信者有缘相识，无论是擦肩而过，是同路一时，还是历久相随，他们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读书读人读世界的一部分，已悄悄潜入一个人的骨血。 于是一封封重新展开。 一 西西，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信称： 我刚从北京回来，看见莫言、李陀、史铁生、郑万隆和张承志，好极了。他们老说就欠少功一人。我临走时遇上北京大雪，美极了，可仍然比不上你们这些美丽的人。我想，做一个写好小说的人不太难，但难在做一个能写好小说的好人。 如果我到湖南，我当然不想成为“抓稿人”，只想跟你和有趣的朋友（是何立伟、彭见明他们吧）开心地聊聊，一如在北京那样。不过，目前我又非做抓稿人不可，真可怜。事情是这样，洪范书店再编三四册，我就想到你的《女女女》。如果你不反对，请循例签写同意书寄回就行。据说你有一篇新作《棋霸》，不知刊在哪里。 西西是香港作家，身居灯红酒绿之地，仍有几分艺术的高冷和狂野，《胡子有脸》《母鱼》《我城》等作品变化多端，现代主义前卫风格天马行空，相对于满城花哨的地摊书，堪称香港一大异数。内地开放之初，她是两岸三地的文学交通中枢之一，将一大批内地作品引入繁体字，其规模和反响达一时之盛。但作品之外的她毫无先锋造型，既不会目光直勾勾，也不会烟酒无度、满口粗话、深夜海边暴走，倒是质朴如一村妇。第一次在酒店相见，她衣着低调，张罗茶点，引见和关照几个随行青年，在茶座的一端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更愿意让她的学生们多说——文学班主任的服务十分体贴。 市场化经济大潮扑来，新时期文学迅速转入疲态和茫然，包括西西在内的很多人后来大多音讯寥落，相忘于江湖。二〇〇八年春，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待了两个多月，好几次打听她，不料教授也好，作家也好，青年读者也好，都说不出一二，甚至对这名字也不无陌生之感。我大吃一惊：这还是香港呵？ 还好，总算有一位颇费周折找来了她的电话号码。我通话结果，是发现她竟然近在咫尺，与我同住在土瓜湾的一角。这个土瓜湾，靠近九龙城寨，即当年清政府嵌入殖民地的一处留守官署，亦即后来匪盗横行的一块法外真空，直到再后来才经陆港双方签约，将其改造成一个公园。我租房在此，常沿着港湾散步，看各类争奇斗异的市井食肆，看水面倒影中的灯火万家。我何曾想到，我可能早与她在此路遇多次，只是已互不相识。 她由家人陪伴，偶尔还靠家人搀扶，前来与我见面，看来身体已不是太好——这也可能是她多年来息交绝游的原因之一。 我终于见到她，重新握住了她瘦弱而清凉的手。 二 张贤亮，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来信称： 那天在侣松园门口，忙乱中还没来得及告别，待我拿到房号钥匙奔到门口，那辆破车已不见踪影。我想你还会跟我联系的，特地告诉了门房，但也没能再听到你的下落。 我试着写这封信，也不知你能否收到。 在北京待了两天，果然听到启立同志在人民日报的一次会上，根据那位巴黎中新社记者唐某打的“内参”，批评了我们的代表团。使我痛心的不是打小报告，而是领导人惯于听一面之词。干脆走他娘的，躲进小楼写小说。你年纪轻，望好自为之。我是觉得已经束手无策了。 可能的话，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寄本来让我拜读。 在很多人眼里，张贤亮是一位风度过人的文学男神，曾以《绿化树》《土牢情话》等小说折服包括我在内的大批读者。他后来转型为商界大亨，据说有钱便任性，曾以超长豪车接送朋友，路旁还有两列黑衣保镖一路随车小跑，其排场俨如帝王。他的放浪也大尺度，发出邀请时总是宣告：“带情人来的我就报销头等舱机票，带老婆来的统统自费！”这一类话是玩笑，但也难免给他带来争议。 一位熟读和盛赞《资本论》的热血之士，一眨眼成了金光闪闪的资本家，这是当代中国故事中并非少见的个人命运轨迹。从信中看，他也有温存的另一面，竟为一次忙乱中寻常的不辞而去，驰函以图追补，周到得让我惭愧——他当时尚不知我的确切地址。至于信中提到的“内参”，是一九八八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所引起的。那个代表团超大。其中有几位在巴黎痛责中国的体制和文化，得到大批听众激情的鼓掌，却与部分华裔人士暴发争议——包括他提到的“中新社记者唐某”。这场争执以“内参”或其他方式传导国内，后来也成为文化界思想纠扯的案底之一。 其实，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争议双方首先有背景的错位，有语境的分裂，说的好像是一回事，但联想空间、意涵所指、听众预设等远不是一回事。刚出国门的中国人，满脑子还是官本位、大锅饭、铁饭碗、冤假错案，不发发牢骚，不冒点火气，好像也不可能。不过长期生活在外的不少华裔对这一切感觉较为模糊，恰恰相反，他们的切肤之痛是不时蒙受某些西方人的白眼，一身黄肤黑发没法改，最急的是没有自尊本钱，最愁的是没有自强后盾。好容易有了“两弹一星”什么的可供吹嘘；再说说《论语》《道德经》，或扎个狮子舞个龙，图的是在“多元化”中也挤进一席。他们如今听中国作家反这反那，连传统文化也要一股脑统统黑掉，那还不跟你急眼？ 真正听懂对方的意思，其实是不容易的。 三 刘宾雁，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来信称： 江苏的徐乃建寄来一本她译的，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几个外国人向我推荐过他的thejoke（《玩笑》——引者注），那是八六年，读了，并不觉得像他们说的那么好。 三月十六日，我要赴美，先在ucla讲学二月，九月起去哈佛参加尼克森基金会的记者活动，到明年五月。 对于讲学，我还全无准备，想得到你的帮助：一、想听听你对近几年中国文学创作的看法，哪怕简单几十个字。王蒙化名“阳雨”在《文艺报》发的文字：关于轰动效应之后（一月三十日）你看了吗？就此写几句看法给我也可。进一步的问题，告诉我你最喜欢或认为较好的青年作家是谁，哪个中短篇小说较好。二、你自己的短篇里，你最满意的是哪个？三、你近几年谈文学或谈自己创作的文章，告诉我发表的刊物（记得前不久读过《上海文学》上的一篇）。若能在三月十五日前寄我最好。 刘宾雁比我年长一大截，对文青们有忠厚大叔范儿，又有包青天打抱天下之不平的沸腾声誉。我读过他的不少报告文学，发现他不论写到哪个地方，总是要写出改革和保守的两条路线、两个阵营、两个司令部……正邪相搏，圣魔对拼，煞是惊心动魄的精彩。但这种二元图景的弱点，是不容易与我的生活经验对接，似乎滤掉了太多复杂性，尖锐、痛快、正义凛然，却有失真度的偏高。碍于一份对长者的尊敬，我一直犹犹豫豫，未能向他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每次见到他疲惫不堪，一脸忧思沉重，据说被家门外排成了长队的上访者轮番搅扰，被全国各地的冤情和苦水没日没夜地消耗，也有几分于心不忍。 一位作家偷偷说过，大叔对文学界太失望，说除了少数几个，其余的都在走歪门邪道。这也许他是恨铁不成钢，痛惜同志们写得不像炸弹和旗帜，“寻根”呵“先锋”呵什么的，远不解现实政治之渴。无疑，从《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我的笔下多了些古怪，在他眼里也肯定是一条堕落的下行线。 但他还是来信征询意见，不耻下问，尊重他者，一份温厚令我感动。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复的，也不知他收到回复后是否对我更加疑惑了。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一直没机会与他扯散了掰细了深谈，直到他多年后客死他乡。 想想这事，让人揪心。 四 聂鑫森，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来信称： 自你们走后，我们每每谈及，常惆恻然，遥想你们顶严寒而去，人地生疏，为之悬悬，念念不已。那晚风雪飘飘，独坐室内，遥想友人离散，颇多感慨，便写一首五言诗： 少壮光阴迫，慨然走边陲。 楚地多俊杰，星石强争辉。 把酒论时势，举翼尽南飞。 冲开凛寒阵，何日再重归？ 建构新文化，从此不低回。 椰林缘案牍，荔枝红书扉。 烈日灸眉宇，惊涛洗鬓灰。 嗟哉零落雁，敛羽难与随。 京华久滞留，世事每相违。 推窗风打雪，遥祝酒一杯。 聂鑫森一张长黑脸，最重朋友情义，以至湖南文学界流传一句话：谁要说聂哥坏话，那这家伙一定是坏人，轰出门去就是。 我与他分居两个城市，几乎每次相聚都是朋友们长谈竟夜。有一次我找不到清代张潮的《幽梦三影》，他听说后竟毛笔正楷抄来全本，厚厚一大沓，让我大吃一惊。“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我差一点觉得这些句子的抄录者就是原作者本人。 我手上最多他的来信。这里挑出的一封，是写在我和一些朋友“南飞”之后。当时海南建省办特区，欢迎各地梦想者参与，力图在一个雨林浩瀚天高地远的边陲海岛，一张白纸随便画，迅速升起一片现代化奇观。他因就读“京华”且家事缠身，“敛羽难与随”，无法与我们疯疯地南窜。听说我们选在大年初一举家登车，顶风冒雪，绝尘而去，他一腔愁绪自是难免。 幸好他没来上车，否则也就没这些诗了。 五 李亚伟，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来信称： 信收到。我刚哼哼呜呜准备出发呢，夏天的山山水水让人站立不稳。 这里还未开除我，高考还叫我监了考，之前上了几节音乐课，我使劲摇荡着身子教学生们唱流行歌曲来着。但显然我头顶的天空不够用，这些日子我不停地写着海，我的句子成群结队要往岛上爬。 我强烈要求招聘！ 但如果你那儿不太顺利，我就使劲等些日子。我走来走去地等，抽烟，吹口哨。我不在乎招聘或是调动，只要能来，我极不喜欢这儿的环境。几年了，这儿的很多东西都在围歼我，想干掉我。我曾几次离职，都因没找到工作，饿，最后高举双手回单位投了降。 海南建省初期的条件十分艰苦。我租住的平房外，野火鸡不时出没，野香蕉随手可摘，完全是一片荒野景象。因停电和煤气断供，三家人只能合伙用树枝或煤油做饭。有一天，我姐想好好犒劳一下家人，好容易做出一个大菜：葱爆猪肚。没料到突然冒出几位不速之客，见一盘大菜上桌，手也不洗，也不要筷子，甚至未经主人同意，便乐滋滋争相下手，三下五除二吃了个盆底朝天，吓得几个孩子躲得远远的。 我姐气不打一处来，偷偷问：“哪来的这些王八蛋？”后来才知道来者都是诗人——呵，诗人。她好一阵恍惚，把来客留下的两册油印诗读到半夜，才渐渐消了气，第二天早上说：“确实写得好。” 算是认可了一桌饭菜的被迫捐赠。 这一诗界闹事团伙中就有来信的李亚伟，一个四川小伙。他曾以“莽汉主义诗派”闻名，其语言的粗野、狂放、草根性、嬉皮风，可视为后来小说贫嘴化和网络恶搞化之先声。“夏天的山山水水让人站立不稳”，“我头顶的天空不够用”，“我的句子成群结队要往岛上爬”……这一类野生词语在他笔下信手拈来，蛮横无理，爆破力强大，足以搅得文学礼崩乐坏。 我最终没有能力招聘他入职。这一群爷在海南打过架，名声远播后，其他机构想必也只能敬而远之。 他后来招聘了自己，据说不久便成了一大富商。 六 陈映真，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来信称： 海南是一个处女地，在“现代化”的政策下，她即将付出惨烈的人的代价、大自然的代价和文化的代价。依台湾的经验，少数民族的沦落和社会的解体，女性的娼妓化，男性沦入底层劳动者。民族文化的解体，民族主体性的解体……如果中国共产党和大陆知识分子容忍甚至鼓励这种发展，对我是痛彻心扉的失望与绝望。 请steven带去《人间》杂志十册，表示我的友情与敬意。《人间》是站在“弱者”——民众的立场去看人、生命、生活、自然和社会，特别要追究“发展”“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必付出的代价。大陆知识分子对西方讴歌太浅薄，太轻佻，对西方资本主义太无知，对中国开放改革的世界背景，即体系化的世界资本主义所加以的限制太无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太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太轻率。我们理解这是“文革”的反动，但反动与感情用事不是对待真理的态度。 他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又有一信称： 接获来信及影印页，何其高兴。那封信能刊在书上，说明大陆上言论也自由。这样说，也觉得有一股辛酸的讽刺味。在共产党支配的社会，左派意见反而难出头，不一定官方要压，反倒是一般知识分子会嘲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样提问题？此所以那封信多年后刊出，竟使我惶惑惊讶不已！ 少功兄，这个时代还需要作家写出时代巨大变化下的人和生活，接续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大传统，兄其勉哉！ 对于“现代化”名义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陈映真也许是两岸知识界中最早的质疑者和批评者，相对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内地迟到的相关讨论，差不多早了十多年。这当然得益于市场和资本在台湾先行一步，也离不开一个左翼作家的思想定力，还有某种基督教背景下的济世情怀（台湾学者赵刚语）。他提到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文学大传统，放到百年乃至千年历史大框架里看，还真是一件事：“空前”已无疑，是否还要“绝后”？ 可惜他的《人间》杂志未能坚持多久，其他努力也屡遭挫折，号召力在台湾日渐微弱，似乎被他所殷殷关切的“弱者”和“民众”所无情叛离。取而代之的，却是后来奶油散文、八卦故事、狗血写作的呼风唤雨横行天下。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尖锐逼问：说好的民众呢，在哪里？ 换句话说，民众是什么？民众如何区别于民粹杂群？民众需要关切，是否也需要再造？如果这后一个问题没法借助更多手段来加以解决，那么前一个热血版的精英问题是否还有意义？ 这些事一想就要头大。 感谢陈映真，能让我们的脑神经无法懈怠。 七 邓友梅，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来信称： 前一段在深圳，听说你参加《花城》的笔会，我尽力打听你的地址，可是怎么也打听不到。似乎在保密，一会说在宝山，一会说在小梅沙，到底也没找到，只好作罢。 法国的事我知道。办手续最好是由海南直接办，不要通过作协，通过作协要麻烦得多。巴黎你大概去过了，很值得再去，唯一要稍加注意的是，那些民运精英大部分都在花都。有些是老朋友，见面时稍有点分寸，别给任何人抓到可做文章的材料。 除此之外无可忧虑者。 海南情况似乎颇好。我是指你们几个人，《天涯》（指两期彩版大众试验刊——引者注）办得很有生气。见台湾报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列入今年畅销榜，我弟文运亨通，可喜可贺。 邓友梅也是一位文学前辈，当年以《那五》《烟壶》等京味小说享誉文坛。后来有作家曾指其涉“左”，大概与他官居中国作协领导职务有关。不过，从信中看，他主管外联部，与我素无私交，对一个小字辈的个人出访还是很上心。不管是私下指导，小心叮嘱，还是顺便鼓掌拍肩送温暖，都透出了长者的善意。 我后来很少见到他，但时常念及那一个政治气氛相当紧张和敏感的时刻，一封信所送达的难得温暖。 八 孔捷生，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来信称： 我没了你的消息，正如你没了我的消息。我是你的朋友kong，现英文名叫jason。以你的英文功底已应联想起我是谁。不错，我就是孔某。去岁情况你当以略知。我现居三藩市，并任“中国现代文学”《广场》总编辑。社长是陈若曦。此信除了向你报平安外，就是约稿。刊物背景是一个民间文教基金会，无特殊色彩更无与外间什么组织有瓜葛。我本人亦无参加什么团体。 陈本人七月返大陆组稿，亦可见本刊之包容性及纯文艺色彩。 与孔捷生曾有一段热络交往，比如，一同去北师大参加什么联席会。与会者有北京几个大学的文学社团代表，也有身着工装的工厂诗人，或蓬头垢面的流浪文青。我们是由一位陌生女士引入的，先有电话约定，然后在某公交站会合，双方各拿一张报纸以为暗号确认，颇有老电影里地下党的神秘气氛。后来，我们又一同参加过《今天》杂志的例会。北岛主持会议。陈迈平参与张罗。有人朗诵诗，有人捧读小说，都是各自的新作，然后席地而坐或靠门斜立的文青们投入热烈讨论，有一种群策群力联合攻关的文学大生产劲头。作为北岛带来的客人，孔捷生不把自己当外人，以粤式普通话喷了一通写作经验，要求把某篇小说至少砍掉一半，搞得作者脸上有点挂不住。 相对于二三十年后作家们见面只是谈股票谈古董谈足球谈豪车谈版税就是偏偏不谈文学，当年的联合攻关大生产不无喜感，却也让人怀念。 那一年政治风波后，他也是我的失联者之一。好容易联系上了，没轮得上我投稿，那份“纯文艺”新杂志便已匆匆倒闭。 据说他后来成了旧体诗词达人，又曾以化名在网上发表过不少时论，但这些飘忽传闻都莫辨真伪。 九 蒋子龙，一九九二年五月四日来信称： 感谢你邀我南下，虽来去匆匆，但很愉快。 阁下保持了自己的品位，但又对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文坛应对自如，实属难得。登机后拿出你的随笔集，不料不是送给我的。连你这样从容自定的人也被笔会搞昏了头，可见笔会不可轻易办。你的智慧陪我在飞机上度过了三个多小时，直送我到家，可谓圆满。 蒋子龙算得上新时期“改革文学之父”，以小说写遍国企、机关、乡村的改革，写遍了《乔厂长上任记》的自信和《农民帝国》的困惑。肯定是社会的碎片化和改革的歧义化，撑破了他的笔墨控制，让他后来不再容易踩到朝野各方的共振点。但不少同行还是余妒未消，说我们当年写小说想得奖，同那姓蒋的写小说想不得奖一样难呵。更大的奖牌当然是：八十年代曾有工人在厂门前贴出大标语：“欢迎乔厂长来我厂上任！”某省当局还曾以红头文件转发过他的小说，以作为各地改革的思想动员和办法参考——这些奇事，在文学史上一定绝无仅有。 他身上总是有一种大国企的金属味，是有棱有角的坚硬体，比如每天坚持几千米游泳，一游就是数十年不辍，每天都活得英风勃勃，精神抖擞，当当响汉子一条。 天津好几位男作家似乎也有这股劲儿。 十 许觉民，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来信称： 此次在武汉相聚并同游三峡，十分高兴。 《百人传》是八九年出版的，样书及稿费寄湖南，稿费被退回，但样书未见退回。我写信问周健明，因匆忙间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周介民”，他大概动气了，不给我回信。我与文学界素少往来，因此这事一直压在我这里。这次有幸见到您，先将这事做一了结——稿费：叶蔚林二十，韩少功十五；样书：各一册。稿费已由邮局汇去。样书，按规定一人有两册，现在凑不齐，只凑到两本，也请谅！ 附寄拙作两册，赠您与蔚林同志各一，尚希教正。这是八十年代初写的，出版社勉强印的，稿子压了六年，甚不足观。此后写的，没有一个出版社肯印了，放在抽屉里，让蟑螂去批判吧。 这封信富有传统道德教育的价值。 诚信：事关一二十元小稿费，居然念念在怀，决不马虎，哪怕事隔多年后一有机会就要细心办妥办实。谦和：对一个后辈晚生也和颜悦色，执礼如仪，恭请“教正”云云。旷达乐观：能轻松面对自己晚年的清冷，不惜公开自嘲一把：“让蟑螂去批判吧”——这句话曾让我笑出声来。 来信者许觉民，一九三八年就加入中共的老资格，老出版家和老评论家，传奇性故事一大把，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按说有足够的人脉资源和资历本钱，给自己营造一点能见度。但他的书在九十年代居然“没有一个出版社肯印”，可见时代变化之巨，令人唏嘘。 十一 何士光，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来信称： 这几年由机缘牵引，确实也另外地体验了一回生命。常悲切我糊糊涂涂地来到人世上，东零西碎的见闻似也有一些，但究其根底，却仍是一片黑暗，亦必是糊糊涂涂地离去。因想倘能于根底处有所知晓，庶几就不虚此生了。子曰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由下而趋向于上，其势亦是人生之必然。倒也省些蛛丝马迹，见我辈中人也渐渐向此中转。曾读到你推荐《坛经》的文字，也以为是一种消息。 听洪声说起你在读拙作《如是我闻》，深觉欣慰，盼能读到你的意见。那当然还只是初步地写出一个头绪，其间的幽密，自还十分渺茫。先写下来，让它去经受自己的缘分。由此以往，倘还有写作，大体亦将依此线索。那么当然把文坛种种都抛弃了，而经受自身的这一份因果。 贵州的文事同各处一样，也十分寥落。但文事一如原先的文事，又焉得不寥落？寥落也是必然，也是因果。唯其寥落，心才渐渐有生机透出来。我在拙作中引过老子，那便是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礼，礼失而后义，这之后，便该是义失而后利了，而今正是唯利是图之际。利也是要失的，利失之后，循环过去，则就是道了。眼下却也能让人感到道的悄然兴起。 九十年代是新时期文学急剧分流之时，有的卷入政治，有的扑向市场，有的则投奔宗教。较之于有些人放眼《圣经》或《可兰经》，何士光最终选择了道与佛。 在世俗化传统超强的中土，佛和道保留了中华文明对永恒和辽阔的一线远望，指向一份安放灵魂的幽深。一旦满世界“义失而后利”，物质化大潮逼压，宗教也许就是比抑郁症、狂躁症更积极一些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当一张张面孔哗变成唯利是图，寡廉鲜耻，无恶不作，远古的终极之问总是会及时归来，进入有些人睡前或醒后的片刻惶惑——这些惶惑无疑值得尊敬。 一位当红作家因此而突然销声匿迹，从人多声杂的地方抽身而去，其内心诸多痛感，我们大概也不难想象。 但宗教也有风险。特别是在“利益+”或“利益x”的时代，伪宗教、邪宗教、烂宗教也断不会少。我给何士光写过书评《佛魔一念间》，载于一九九四年《读书》杂志，曾指出求术也可能“执迷神秘之术”，求道也可能“误用超脱之道”，两个层面都不是那么保险的。这话的意思是：宗教若能让强者清心节欲，让弱者得到心灵安抚和互助实惠，那么不管折腾出多少离奇神话和夸张的形式感，都算得上人间功德，可弥补社会管理之不足。很多无神论者对此可能缺少应有的理解。另一方面的道理：如果郢书燕说，让“随缘”成了绕开难事走，“破执”成了胡说八道全有理，“无为”被理解成坐等白吃不脸红，“超脱”被理解成对压迫者、侵凌者、欺诈者一律装聋和袖手……那就不知有多少昏昏男女要被荼毒了去。很多“法师”“上师”“仁波切”为何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实话，我身边有不少例子证明，很多人得宗教之益少，得宗教之害多，看上去更像是用神神道道给一己私利换上个精致包装，能否给自己加分，还很难说。 何士光不会没看到这种复杂性。他在贵州与我有过讨论，还说曾有一长信与我，只是这封信我一直没收到。 他笑了笑，说既如此，那便是因果，不必另写了。 大师拈花一笑，已随说随扫。 十二 李建彤，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来信称： 我的纪实长篇《现代文字狱》，你是知道的。你们杂志上载过我的第三章，其余未露过面。我本想交给香港的繁荣出版社，谁知该社长来北京开政协会，传给他的朋友们，弄得风风火火。中央的领导人又派人去香港取回来，交给我。一位朋友说：慢点发吧。 现在我又该找你的麻烦了，你还愿不愿出版我的书？现在是一、二、三卷都改出来了，你如想用，我一本一本寄给你。 我很想找你聊聊。海口见面，我觉得我们说得来。欢迎你来我家做客，带上你的爱人。 来信者是中国著名红军将领刘志丹的弟媳，六十年代曾写长篇小说《刘志丹》，被最高领导层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因而闻名全国。其丈夫刘景范，还有习仲勋、贾拓夫等老友，都受到这一政治错案的株连和影响。《现代文字狱》就是她获得平反后，对这一风波始末的亲历性回忆录。 记不清是九十年代初的哪一天，她由一位女士陪同，敲响了我家房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太身体较胖，如沉沉一袋砂石，爬上五楼时早已气喘吁吁，两膝不时颤抖。那一天恰逢停电，我在蜗居斗室点上蜡烛，听她说明来意，听她介绍新书写作过程等。想到她从北京找到海口，再从海口找到我的居所，一个公交车都没通的远郊之地，一幢黑洞洞的旧楼房，真是让人过意不去。我主编《海南纪实》杂志时，与朋友们编发过她这本书的几万字，不过是职责所系，做了件小事，不值得老人家如此客气和辛苦的远程来访。 我和妻子送她下楼时已是深夜。 《海南纪实》停刊后，我为她找过几个出版界朋友，探寻她这本书完整出版的可能，但最终未能帮上忙，只能扼腕一叹。 十三 张承志，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来信称： 有一本安徽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几乎全是新作品，无奈印时不校，错字有三百多处。香港林先生若回信应承，我便把书稿和勘误表一并寄去，俟书出后，再呈你批评。 我母亲于九月二十八日去世。至今都在忙着丧事，感慨万千，但我有了基本想法，即不愿籍母丧而作文章。 此外，我在联系着一些老同志，编一套批评和介绍西方文化政治源流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各西方国家左翼的丛书，盼用它普及新的世界观点。此事刚刚起步，俟明年书成后，我们几个人都谈到你，盼你发表意见。 正如你所说，右的大潮尚在澎湃，左的投机已经开始。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毫无耻的观念的中国智识阶级。不过我更觉得与之区别的必要。作家中具备区别和分庭抗礼能力的人并没有几个，你应当站出来，得更靠前一些。 想象中，张承志是一个策马走天下的独行游侠。但他似乎活得比同行们都要大，上下五千年，东西数万里，都是他心中沉甸甸的块垒。他是学考古的，对东亚、中亚、西亚、南欧、南美的一路人文深探，使他无法再回到文学圈的沙龙和酒会。他重新戴上白帽子，从中体会“清洁的精神”，体会民间的“口唤”和“举意”，但这也给他引来了不少误会。我曾向他请教过伊斯兰的问题，发现他对极端暴恐势力的痛恨，其实比我们这些非伊斯兰教徒还要更强烈，更焦急，更沉重，也更多一些学识支持。 只是这一切，同某些时尚人士不大容易沟通。那些人不知黎凡特与古希腊的关系，不知阿拉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系，不知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忌言秘史，不知其他宗教背景下同样可能的血迹斑斑（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大比例的“非穆”恐袭事件，包括挪威一基督徒二〇一一年那次一口气杀掉七十六人）。当然，他们更没见过伊斯兰世界里同样随处可见的微笑、忧伤、礼让、清澈双眸……一句话，他们哪怕花十分钟翻翻书的兴趣也没有，更愿意在流行媒体的标题中找真相。 张承志早就放弃了小说，多年来只写散文，甚至是接近诗的散文。这大概是一个十分合适的选择。小说是一种不那么“清洁”的形式，至少就材料层面而言，需包容形形色色的人与生活，总是不避泥沙俱下的芜杂，因此不那么鲜明，不容易决绝。这种大众读物也不可能偏离大众思想情感的中值均线太远。相比之下，张承志似乎被对抗逼成了对抗，志在纯粹，行事苛严，总是在生活中高度苛严地挑选朋友、读物、活动、立场、表情、话题、场合、词句、饮食、着装、文体句法……以对抗心目中那些卑污势力的侵害或利用。这种无时不在的警觉，这种时时紧绷的排除法，与小说伦理和小说美学当然格格不入——至少是差别甚大。 他前期的小说《黄泥小屋》《海骚》《心灵史》等，其实已早有诗的趋向，相当于一种外人不易听懂的“举意”与“口唤”。 十四 心水（黄玉液），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来信称： 接触不少中国来澳的朋友，他们的浮夸、虚假、胡乱的男女关系，假学者、假教授都有，尤其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更令人心寒。对大陆人的一般评价，海外华侨都有看法。我认为完全是环境造成的。你宏愿重新唤起国人对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视，挽救民族性步向正途，这份心肠就已是佛心。可惜中国文人大多忙于“下海”追逐名利，少有忧民忧国的作家。有缘认识，真有相识恨晚之感。 心水是澳大利亚华裔作家，不一定认识张承志，却与后者几乎不约而同，对众多中国智识精英痛心疾首，出言便是一剑指胸，刀刀入骨。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些看法与官方“洗脑”无关。恰恰相反，他只是祖籍福建，自己出生于越南巴川省，一九七八年携妻子及五名儿女乘渔船仓皇出逃，以躲避越南共产党新政权的打击浪潮，在海上漂流了十三天，又在荒岛上苦斗自救了十七天，最后才转道印度尼西亚，进入澳大利亚难民收留地。他似乎是最无具体理由要“忧民忧国”的一个受苦人——至少也是一个局外人。 十五 薜忆沩，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来信称： 我们的舆论通常为技术主义和经注主义大唱赞歌。它们注意不到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怀疑的，是有问题的。无论是旧式的文人还是共产党传统中的文人，都容易在物质的繁荣中醉生梦死。有谁能提醒人类这个蹩脚的司机在遭遇坎坷的时候应该降低档位呢？ 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的去向已经不很明确。中国社会恰好在秩序混乱的时候钻进商业的旋涡。它的命运可想而知。在这个可悲的时刻，在这个不断生产出牺牲品的大变动的前夕，我们也许可以用一点冷静来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的河流，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尊严。这一切已经远不如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样了。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潜伏下毁灭的隐患，经济的发展将个人模型为谋生的工具。这两种趋向又都以对自然的破坏和对精神的歪曲为代价。其实，没有冷战时代强烈意识形态的遮掩，人类的去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人是在朝向灾难拼命努力的动物。 我当过薜忆沩的责任编辑，不曾与他见面，只有些书信往来。一代年轻人的写作，好像大多数更愿意“去思想化”，更相信“跟着感觉走”，小清新一点，无厘头一点，玩high（爽）了就行。但他似乎不一样，在信中展现出人类史的大视野，对技术崇拜和发展迷狂深怀忧患，对现代化“文明”决无小资们那种粉色喷香的全心膜拜。他的这些看法写在一九九五年，放到思想界也是一种难得的及时发声。 接触这样的后生多了，我对“代沟”之说便不以为然。 我后来说过，我们读几千年前的孔子、老子、孙子等，都没觉出多大的“沟”，读几百年前的施耐庵、曹雪芹等也没觉出多大的“沟”，怎么一二十年偏偏成了“沟”？ 十六 陈建功，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九日来信称： 我已经在四月份到全国作协来了，到这儿来的事，据说何志云已告诉你了，你在电话里说的，何志云也转告了。 当初你到海南闯荡，有一来信使我颇为感奋，就是你说你是“为了多一点经历”，“老了多一点回忆”。我之所以答应他们，也是想起你那封信才决定的。 最近发现你的创作状态很好，看了几篇文章，很棒，为你感到高兴。特别是《世界》，我很感动。你的长篇我还没有见到，待见到后一定好好看。不过我觉得有些评论家和某些小报记者很讨嫌，把张承志、张炜和你“神化”，其实是把他们神化。我心想什么时候承志或你最好踹他们一脚。因为不踹他们的话，不定什么时候他们觉得“神话”够了，用完了，就该踹你了。当然这是玩笑，其实你根本不用理他们。我最近为了清理自己的思路，和王蒙、李辉对谈了一次，登在《读书》上，据说也有理论家要“争一争”。我根本不想争，对理论不感兴趣。前几年被批评界拖着鼻子走了几年，连小说都不会写了，好不容易才下决心不看批评了。 很早就认识陈建功。在他进入官场前，我们交往较多，像他这样说说内心话，哥们儿之间相互提醒、相互鼓励、相互通气的便函多见。 作家们大多牛气哄哄，自以为不乏拜将入相之才，治国安邦舍我其谁。其实这基本上是自恋的错觉。能真正带好一个村民小组或一个小公司的，我在生活中也没见到多少。说起来，论聪明资质、知识准备、协调能力等条件，陈建功倒算得上进入管理层的一个合适人选。只是他进入得不是时候——如果他想干什么大事的话。 这一点日后才可逐渐看个明白。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已在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变局的猛击之下有点晕头转向。较之此前“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的一路匆匆补课，输血似已完成，前面一切自便。个人主义的最远思想里程差不多就在这里了。面对利益和思潮多元化的歧路纵横，很多人顿时失去了方向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缺乏方向感的作家协会，如同失去灵魂的一个庞然大物，还能干点什么？既然思想和艺术的话题已没人说，没人愿说，甚至没几个能说得上，剩下的当然就只有利益。作战部变成了总务处。辩论台改成了菜市场。如果不是奖项、席位、版面、出国机会、项目经费、五星级招待等，恐怕很多人都打不起精神去凑热闹。 给作家分配利益当然不算坏事。但这等事与文学混搭在一起，毕竟有点怪怪的。华尔街很有钱，海湾石油国家也很有钱，历代朝廷和豪门贵族都不差钱……在那里办一两个作协就定能推出惊世之作？好吧，即使官家干部们都忍得住，不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人情交易什么的，而且见什么人都微笑都握手都嘘寒问暖亲如一家——问题是：这世界什么时候用利益砸出过文学？好比一个又丑又恶的渣女郎，哪怕嫁妆再多，全身披金戴玉，能用钱砸出她的爱情？ 很可能，砸来的都是些混混。比如拿十万元扶助一长篇小说项目，这事不能说是出于坏心，但肯定是一种培养混混和团结混混的有效机制——写小说（除非是残障或特困作家），竟要靠官费来出版和宣传，这种小说还用得着写？ 这种官费护驾的温室小说印出来又有何用？ 可惜我当时也看不到这一点，没法在复信中对他有所建言。 十七 刘再复，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来信称： 今年能在洛矶山下见到您，实在难得。您走后，我又重读了《马桥词典》，更深信这是一部杰作。今年六月《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小说一百强”（我也是评委），《马桥词典》被排在第二十二部，属优秀者的前列。 谢谢你回国后还关心我，实实在在地向上“进言”。不管他们有没有反应，您的努力使我感到故国仍有心灵的跳动。也谢谢你和子丹发了《独语天涯》的自序部分。有你们和其他朋友开个头，以后的路子会越走越宽。我们的读者毕竟在国内，大陆读者的热情在海外是看不到的。 刘再复是资深评论家。其文章单篇来看不觉奇，全部合起来看方觉厚；不像有些人单篇来看都觉妙，全部合起来看便嫌窄。这当然取决于作者性格秉赋：有的人以爆发力见长，有的人以耐久力为本，如此等等，分别适合不同的读者或不同的读法。 他的包容度也大，是一个思想多面体，能普惠文学界的左中右和上中下（当然也就不会漏下拙作《马桥词典》）。只是前不久他先后对两位国外同行（夏至清和顾彬）发出厉声，让我有点意外，似有一些新的思考信号值得琢磨。 他信中提到的相见，是我一九九九年到美国科罗拉多拜访他，还有他的邻居李泽厚。主妇菲亚的厨艺实在太好，吃得我和朋友都不想走，几天下来也对自己的体重忧心忡忡。当时我是《天涯》杂志社社长，同主编蒋子丹一道，做过一些文化领域破冰解冻之事，比如，发表李泽厚、刘再复、北岛、杨炼、严力、多多等海外人士的作品——这些敏感名字曾让很多同行捏了一把汗。其实，干这事并不需要多少勇气，只需要一点对大局的主见，对稿件诚实的理解和辨识。至于争取“官方”体制内某些积极力量的支持，比如，必要时直接联系驻外使馆的文化官员——他们往往比国内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更了解海外情况，也更热心于重启内外交流——则是减少阻力和风险的小办法。 事实上，后来这些作家都走出了政治屏蔽，陆续重现于内地书架、讲坛、媒体版面，果然是路子“越走越宽”，足以证明我们此前“开个头”完全必要。邓小平在八九政治风波后说过“欢迎他们回来”，算是有了部分的落实。 十八 于光远，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信称： 在我的电脑里还储存了许多半成品。一是二〇〇三年七月在我的网站上开设“于光远百科讲座”，这个讲座将延续二三年，经整理成书后，规模将达好几十万字。在我的电脑里还储存像《老年于光远》这本书的开头的几万字，至于可集结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 我已经八十八岁半了，不能不考虑收摊子性质的工作。我的秘书胡翼燕正帮助我编辑，准备出版我的文存，争取二〇〇五年我九十岁时出齐几百万字的上集。 总之我换笔之后“生产力”大大提高，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的亲身体会。 我的工作，总的来说：一面在收摊子，一面又在铺摊子，而铺出来的摊子，又要收。我有两个心思，一是赶快，二是“我要……” 我不在经济学圈，不大了解于光远的理论工作，没法予以价值评估。因此这封信一如冬天海岛上我和他的林中聊天，于我最大的意义是励志： 想想看，“八十八岁半”了； 还在“换笔”； 还在“铺摊子”； 还在“赶快”和“我要”和“许多半成品”； …… 每想到此，就深感自己堕落得不像话。自己的午睡以及盆景、魔方、电视遥控器等都太可耻啦。 十九 王鼎钧，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来信称： 不意有海南之会，得以深结文缘。弟在台湾成长，两岸在通邮通商之前已先通文，大作沿各种管道输入，同文捧读，赞佩创意，惊讶出红尘而不染，许为天人，思之犹昨日事也。海南之会，劳师动众，草草远人，何以克当。 先生对文学发展关怀如昔，增助之缘功不唐捐，受惠者已岂弟等一二人哉。感恩节将至，谨致贺忱。 如果有青年要学写散文，我总是推荐台湾散文一哥王鼎钧。《那树》《脚印》《活到老，真好》等堪为传世经典，其积学静水深流，其性情山明水秀，其才华排山倒海雷霆万钧，可读得我一再目瞪口呆。 因工作关系，我高兴地结交过不少台湾师友，如陈映真、洛夫、余光中、白先勇、郭枫、席慕容、罗门、张大春、黄锦树、林耀德（已故）等，包括给痖弦投过稿，在吴晟家睡过觉，同李昂吵过架。但一年年过去，一直没机会得见王鼎钧。直到那次在海口召开“王鼎钧散文研讨会”，我才有机会握住那一只多少令我好奇和忐忑的手——这便是此信的缘起。 信中有一点误会：他想必以为那研讨会是我张罗的，故有“增助之缘”“何以克当”等语。其实我只是偶然遇上，成为受邀者之一。我被主办方安排在台上坐了一下，那也是岛上老虎少，猴子坐上台。我并未办过什么实事。 我居然无法及时澄清这一误会，原因是我当时离开海南省作协已十年，王鼎钧来信试投那里，不幸被夹入一些杂乱报刊，一压就是两年多，直到最后才被某编辑偶然发现。不知哪位集邮爱好者擅铰邮票，把信封上的地址也铰去了一截。 没办法，我只知道他仍居住美国。 但愿他一切安好。 二十 一位化名为“那人”的匿名者，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来信称： 准确地说，我现在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消息，这消息尚在路上走着，今日尚未到来。现在能与你对话，是出于我的梦呓。我上一封信给你谈到的《我与你》，兄看了一遍没有。布伯是个一流哲人。布伯和尼采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哲人，高在黑格尔三千英尺以上。 我总感觉我信封上的地址不太准确。所以我请你接信后给我寄一张印有你通讯地址的名片，但千万不要回信。我不希望读到你的回信，以后也不想。我喜欢在冥冥之中以整个生命与你相遇，与你对话，但这一切都是无待的。 我喜欢这种单向的通信。 那件事 那件事是他一个人独自想到的 那件事他难以启齿 那件事他无法告人 那件事永远是他一个人的秘密 但那件事他到今天还没有做 那件事他想了很久很久了 他想起了干那件事的许多种途径 他千百次悄悄地预谋干那件事 有时他感到那件事的赌注很大 甚至像他的生命一样巨大 有时他又感到那件事其实很容易干成 干那件事天天都是机会 有时他想也许那件事干了也就算了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时他又预想到干那件事 可能会出身（？）一万个结果 像一万条陌生的路 令他全身的激动 多少年过去了 为了生存 他又干了许许多多的事 但不知为什么 他始终没有干那件事 但不知为什么 他又总忘不了那件事 干那件事的想法和他的生命一样活着 那件事他想了很久了 以至于他常常产生 已经做过了的错觉 那件事似乎已是某种存在 在这个茫茫宇宙的亿万个枝条上 他像爬行在某一枝的小毛毛虫 他疲惫了 他睡去 他又梦到那件事 这封信摆在最后，当然是因为它有点特殊：没有署名，也拒绝回信。 写信者只是“一个消息”，一种透明的随风飘去。从信封邮戳来看，他发信于“海南”“府城”，也就是我家所在的地区，近在我身边。那么在当时，在后来，他可能是快递公司的某个小伙，可能是银行柜台那边的某个小妹，可能是刚刚离开我家的水电工，可能就是与我对桌办公已经多年并经常咳嗽和叹气的老同事……他当然也可能在千山万水之外，就像他说的，一直“在路上走着”。 他（她）是不论在哪里都投来目光的两只眼睛——从那时起，我再也无法逃离这样的暗中盯梢了。 他（她）要干哪样的“那件事”？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件说不清但又忘不了的“那件事”？ 因为“那件事”，日子变成了生活。 因为“那件事”，生活变成了生命。 因为“那件事”，再多的“这件事”破碎了也不要紧，都不会是输光。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那件事”从一开始就不必成为五花八门的“这件事”。 好了，每个人都有遗憾，都有不舍和挣扎，都有不为人知的轰轰烈烈。“那件事”使都市或乡村的人，过去或未来的人，所有的迎面而来者于我都似曾相识。什么时候。他们都可能偷偷凑过来问上一句： “布伯和尼采同志可还好？” 2015年3月 二 地图上的微点 二 地图上的微点 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迁入乡下一个山村。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地处东经约一百一十三点五度，北纬约二十九度。洞庭湖平原绵延到这里，突然遇到了高山的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等群山拔地而起，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 湘东北的山脉拔地而起。 山脉从这里跃起，一直向南起伏和翻腾，拉抬出武功山脉和罗霄山脉，最终平息于遥不可及的粤北。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上山有登天之感。 浩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 一 扑进画框 一 扑进画框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疲惫地去水边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战。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个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这是王勃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八溪库湖一角。在绕湖公路建成以前，农民出入八溪峒都得乘船渡水。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的去了八溪？”——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不行吗？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二 地图上的微点 二 地图上的微点 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迁入乡下一个山村。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地处东经约一百一十三点五度，北纬约二十九度。洞庭湖平原绵延到这里，突然遇到了高山的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等群山拔地而起，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 湘东北的山脉拔地而起。 山脉从这里跃起，一直向南起伏和翻腾，拉抬出武功山脉和罗霄山脉，最终平息于遥不可及的粤北。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上山有登天之感。 浩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 三 回到从前 三 回到从前 我在地图的一个微点里存在过，当过六年的插队知青，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进入另一些微点，比如大学和都市。我在更微点的大楼和更更微点的公寓和更更更微点的房间里突然两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庄叫做“马桥”。其实“马桥”是我在某篇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地名，也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地名，与我的去向没有特别关系。还有记者说过，我移居乡下是出于对文坛的失望——这是指我卷入了九十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知道，早在风波发生之前，我已在山里号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八十年代我进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就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狈——却不知道我为何要上这一趟车。我猜想这无非是一种提醒，是命运召唤我去一个未知之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知青小土屋至今尚存。笔者当时住当中一间。右边已被土砖封门的一间，住过《爸爸爸》中主人公的原型。 我居住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只要高楼耸立的城市旋转得更快一点，只要我捏住钥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会飞离一张张不再属于我的房门，在呼啦啦的风暴中腾空而去，被离心力扔向遥远的地方。 一九七一年的农历除夕，我决心逃离农村。深夜的炉火奄奄一息，几位从各地回城探亲的知青围炉聚首，久久地沉默无言，只有长吁短叹。一个胆大妄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诗歌、哲学以及有关毛泽东的辩论，眼下已经情绪降温。不知是谁，仍以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宏论：去他妈的农村！我们都应该进城，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才是革命的火车头！ 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却乐于夸张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喂猪不好玩了，农民夜校不好玩了，小提琴与演出队也不好玩了，那么，“知识分子”四个字真是令人神往。我们不自量力地迅速决议：谁进入哲学，谁进入史学，谁进入外语，谁进入经济学……至于我，年龄最小，什么也不大懂，就捡了文学这个象征性和简易性的差事，如同在总攻击开始时跟着扔扔石头。 小土屋的另一面。当时这是一个大队茶场的公房。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那个浪漫的除夕，回想起当时大家很搞笑的紧紧握手和暗语接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朋友们早已从一部想象的激情政治电影中回到了平庸的现实生活。一语居然成谶：那一次除夕的聚会者，其大多数后来果然成了教授、画家或者作家，完成了地下团伙派定的任务。不过，时代已经大变，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 如果不是餐宴，有些人哈欠连连，甚至找不到见面的借口。“革命”在哪里？“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是否从来只是一句戏言？ 又有一名老知青去世了，是失业以后无钱治病而夭折的。加上以前的两位，已有三名同伴离我而去。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更多的工人在失业，更多的农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卖血村在高楼的影子里繁殖，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中断圈子里的戏谑，甚至不能在宴会上造成哪怕一秒钟的面色沉重。但沉重又怎么样？脸色沉重以后就不再炒卖楼宅、不再收罗古玩、不再出国度假、不再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了吗？不，生活还是这样，历史还是这样。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心理护肤，但不会给世界增加或减少一点什么。 我感到心跳急促，突然有一种再次逃离的冲动——虽然这一次不再有人相约。我也许该走远一点，重新走到上一次逃离的起点，去看看我以前匆忙告别的地方，看看记忆中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或是烈日下挑担歇脚时一片树荫——是不是事情从那里开始错起？人生已经过了中场，留下大堆无可删改的履历，但我是不是还异想天开地要操着橡皮擦子从头再来？ 一个葡萄园里的法国老太婆曾向我嘟哝：“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问题是：我相信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转移苦难但从来不会消除苦难的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变换不公但从来不会取消不公的上帝吗？相信那数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我们逃离但从不让我们知道理由所在和方向所在的上帝吗？ 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 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 这与上帝没有关系。 在葬别父母和带大孩子以后，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走过的路。 四 残碑 四 残碑 八溪乡坐落在雾峰山下，原是雾峰乡的一部分，直到大水库建成以后，才与大水对岸分隔开来，单独建制为乡。这是个地广人稀的小乡，与邻县的山脉相接。二十世纪前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一场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大乱，就是从山那边轻易地呼啸而来。 这里至今还留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一些不无漫漶残损的刻字，记录着两百多位死者的姓名，记录着那一段动荡。 当时来了两三个陌生人，大家以为不过是油贩子或者盐贩子，没当回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来“接头”的，据说谁不与之“接头”，谁的门口就可能贴上白纸条，就可能招来大祸。终于有一天，刺耳的锣声在山沟里响成一线，有人提着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到处跑。大家一看，那是有名大豪绅吴四老爷的脑袋。人们这才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穷人都可以到吴四老爷家去分粮食、烧地契、搬花床、抬腌坛了，老光棍甚至可以到那里去分老婆了。 乾坤倒转，茶峒立刻拉起了红军的队伍，连一个十三岁的小篾匠，转眼就挂上红袖章，成了一个什么连长（国华爹说的）。他胆子天大，出手最狠，但个头太矮小，杀人的时候，要站到板凳上，要双脚往上跳，刀片才够得着对方的脑袋。在一些人的喝彩之下，他抱着刚刚倒下的尸体，嘴巴对准无头的颈口，呼呼呼大饮其血（吴焕明说的）。 八溪乡老式民居。这种老屋多以宗族为单元集聚成片，檐壁相接，廊阶相连，便于族内的联络和管理，在乱世也有联防御匪的好处。 他的勇敢声名大震，后来成为红匪中的一名将军也不足为奇。在一个皇权崩溃以后的大国，新政府虽说是有了，但四分五裂，几乎没有税源，靠借钱派款养下一些不成样子的枪兵，连防守几个城市都力所不支，对广大农村的零星“匪情”只可能放任不管。这种状况也许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北方战事结束后，官军腾出手来，缓过气来，买来了德国枪炮，于是带着“铲共队”和“挨户团”一类民团杀回头，扬言摇篮里也要过三刀，棺材板子也要刮九遍，定要把姓“苏”的斩尽杀绝。 他们果然是一路杀红了眼。有时一刀下去，把某位红军家属砍死在饭桌前，死者喉管里还挤牙膏式地冒出饭菜，冒出糊糊涂涂的红薯丝或者南瓜叶。 有些分过地主财物的农民，吓得杀鸡宰羊，办赔罪酒，甚至还参加民团一起清乡。不管愿不愿意，他们也得奉令朝大锅里伸筷子，把“暴脑壳”的人心人肺人肝人肠吃上一份，不然自己就得准备让别人来吃。 将军的大哥全家就是死于这一次清乡。二哥胆小，办了赔罪酒，保下一条小命。将军这时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远走江西，找到报仇的机会是几年后的事情。他没有找到大哥全家的坟前，因为大哥已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一根，没什么可入坟。他只能抱着大哥常坐的一件木凳大哭一场。就在这天，一桌吃酒席的乡绅来不及逃跑，躲在包谷里，终于被红军士兵发现，吓得都举起了双手。将军抽出大刀就朝那里赶。他娘知道他要做什么，疯了似的跑过来，扑通一声跪下，抱住了将军的腿：儿呵，儿呵，你这一杀不要紧。你要是走了，茶峒一百多号人就活不成了呵。 将军哭着喊：我要把他们剜出来！ 老娘知道，他是要剜出大哥一家，吓得地上砸得额头咚咚响：你要剜，先把你娘剜了！ 二哥也赶来跪下：三弟呵，三弟，我也吃了大哥的肉，我也吃了秋嫂的肉。我畜生不如，你也在我这里剜吧…… 将军拔不动腿，发出一声长嚎。母子三人互相撕着，揪着，扯着，最后拥哭成一团。村里很多人也陪着他们大哭不已。 茶峒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我看到茶峒的时候，它支着错错落落的几十片屋顶，有牛在田边吃草，有女人在门前做鞋垫。将军十几年前已经去世，死在北方一个副司令员的职位上。据说噩耗电报传来的时候，他家门前一棵老樟树刚刚轰然折断和枯亡，引起了很多人偷偷议论。他家的老房子眼下还没有毁掉，只是十分破败，一个革命纪念室的什么招牌油漆剥落，模糊不清。从窗子里望进去，那里堆放着几件尘封的农具，是禾桶和水车什么的，挂着厚实的蛛网。 听一个放牛的村民说，将军在职的时候很少回家乡。乡亲们原以为鸡犬升天，近水得月，但将军没让任何乡亲在城里谋得差事。他很多年前回过一次家乡，也只是请全村人吃了一顿饭，说是萝卜炖猪肉，实际上萝卜多，肉少——说到这事的时候，村民的口气里似乎还有一些不满。 将军的二哥也已去世。他生前不时接到北方来的汇款，也去城里享过几天福。不过他不喜欢城里，在北方那个城市下了火车以后，一钻进轿车，落座时大惊失色，说是什么鬼椅子呵，吓得他脔心差点跳到了口里。他更闻不得汽油味，要死要活地下车，说什么也要走路。将军没有办法，只好陪着老哥一路步行，让汽车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将军的娘当然也去世了。那个保住了村庄的女人，葬在老屋的后山上。有两只黑山羊常常在那里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听上去像萦绕不去的呜咽。听村民们说，那两只黑山羊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不明底细，大家都不敢去抓，任它们自由出没。 五 耳醒之地 五 耳醒之地 八溪乡只有四千多人，却一把撒向了极目望断的广阔山地，于是很多地方见山不见人，任雀噪和蝉鸣填满空空山谷。 近些年，青壮年又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广东、浙江、福建等以前很少听说的地方，过年也不一定回家，留下的人影便日渐稀少。山里更显得寂静和冷落了。很多屋场只剩下几个闲坐的老人，还有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的孩子。更有些屋场家家闭户，野草封掩了道路，野藤爬上了木柱，忙碌的老鼠和兔子见人也不躲避。 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是一个田边的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物品时的惊喜：这里有人！ 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外来人低语一声，或咳嗽一声，也许会被自己的声音所惊吓。他们不知是谁的大嗓门在替自己说话，不知是何种声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下这一惊天大祸。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压下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洪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长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 我得赶快捂住双耳。 六 拍眼珠及其他 六 拍眼珠及其他 山里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闭塞。自从电视和卫星天线降价，山民们的房前屋后出现铝皮锅，吞吸着亚太上空无形的卫星信号，于是武侠剧、歌手赛、外国总统、超短裙、男女接吻、英超球赛和日本卡通，还有丰乳霜和润滑油的广告等等，城里人熟悉的东西，也都变戏法式地无中生有，日夜空降遍入民宅，冲击着山民们的眼球。 不过，他们对这些似懂非懂，要看不看，把电视权当一张可以变幻多端的年画，徒增一点家里的热闹而已。有一家的电视，从一大早就叫嚷出了最大音量，播出某阿拉伯语的新闻——大概那语言同中国普通话一样难懂，或者主人从未打算从中听懂什么，也不曾听懂过什么，只是要用最大音量来扫除寂静。他不觉得有更换频道的必要。三个娃崽守在荧屏前，咬着指头，抹着鼻涕，看得津津有味。这比起他们以前看满屏雪花里几个鬼影当然要有意思多了——铝皮锅的功劳令人振奋。 我担心他们听不懂，告诉他们这不是中国的节目，意思是他们得学会选台。但主人并不在意，反而说这个频道好看，蛮好看，你不看么？ 不知他们对阿拉伯为何情有独钟。 笔者在鸡圈里装上了卫星锅。（方方摄） 老人们年迈体弱，不大出山了，却胸怀五洲四海，经常与阿拉伯或印度的音画为伴。他们谈起世道大多从电视机谈起。一般来说，他们高兴科学的进步，毫无中世纪教廷那种对科学的恐惧。电视不就是“千里眼”么？手机不就是“顺风耳”么？飞机不就是“神行法”么？火车不就是明朝高人刘伯温的“铁牛肚子藏万人”么？……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早在中国人的预谋之中。他们连声啧啧，一个劲地摇头，惊叹古人的超前预见，也惊叹现代化无所不能，并且把所有奇迹都归功于国家领袖，比如毛泽东或邓小平这样的人物。 他们对现实也不很满意，尤其痛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伦常丧尽。眼下偷茄子的有了，偷杉树的也有了。就算上了公堂，直的可以说弯，死的可以说活，恶人说不定还可以使钱买官司。照这样下去，天下焉得不乱？政府不猛下毒手，何谈治国安邦？特别是电视里男的抱着女的啃啃啃，女的抱着男的啃啃啃，抱住别人的婆娘或老公也还是啃啃啃，成何体统？下流不下流？他们一到这个时候就恨恨地质问：怎么没人来拍眼珠？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种聚合型老屋才大量消失，被独立分散的新民居取代。 “拍眼珠”是以前的私刑。一位法国史学家曾谈到地中海周边山区，说税收和法律无法延伸到高山，山民们总是生活在历史之外。但中国的山民们以前疏于国法，却不乏家法。直到二十世纪，官权管制网络覆盖到最底层，国法兴而家法亡，现代国家体制才逐渐成形。但这在老人们看来利弊兼有，是说不大清楚的。他们巨大的困惑是：以前谁敢偷盗？谁敢淫邪？谁敢不孝父母？偷了一块熏肉，就须杀猪一头，请大家喝“洗脸酒”。要是罪行大了，祠堂门一开，就得把贼人绑在树上，用小竹筒套住他的眼睛，再在竹筒尾端猛力一拍，滋溜一下，贼人的眼珠就被挤压出来，带血带水地落在竹筒里——八溪乡老一辈中至今还有几个独眼人，脸上留有酷刑残迹。 “烧油扇”也是私刑之一。抓到偷人养汉的淫妇，至少也是要罚她几桌“洗脸酒”。要是她的罪大，就得把她全身剐光，让她坐进一个没有板子的椅框，下身一折，阴户朝外暴露。然后有一把油纸扇插入阴户，一经点火，阴户就烧得火冒油滴，毛焦肉臭，以后永不可再淫。 老人们说，男子犯家法也得论罪。山那边有个厉瓦匠，是个好色多骚的郎猪，即书上说的配种公猪。他脸皮也太厚了，睡人家的女儿不算，还睡人家的媳妇，最后还睡上自己的亲婶子。族老们对此气昏了头，说女儿么也就算了，反正是要嫁出去的，乱伦和乱种则万万不可，不沉塘灭逆，实在天理不容。 他们只是没有料到，那郎猪不但鸡巴骚，而且水性太好，被众人绑在楼梯上，沉到水塘里三番五次，一出水还在眼眨眉毛动，打喷嚏，甩脑袋，让众人十分无奈。 眼看日落西山，郎猪觉得乡亲们太累了，太没面子了，才主动给众人找了个台阶：“你们是真要我死呵？不是开玩笑呵？怎么不早说呢？快快快，削个塞子来，塞住我的屁眼。” 他的意思是，那样才能淹死他。 大家半信半疑，照他说的去削了个木塞子，堵住他的肛门。这样，当人们再次绑在楼梯上沉塘时，水里冒出一串气泡，然后不再有动静。 我不知这种传说是否有几分夸张。 七 智蛙 七 智蛙 我们一家进了村，发现房子还没盖好，根本没法住。施工队的包工头老潘满脸歉意，说不是他有意谎报军情，耽误工期确有客观原因：下雨、停电、机器坏了，有人要回家插秧等等。但我看他成天与妇女们打牌，输钱无数，是最受妇女们欢迎的“扶贫干部”——这才是误工的最大原因吧？ 我这样一说，潘师傅红着脸，但坚决不承认。 我们只好暂时借居在附近的庆爹家，耐心等待工程扫尾，顺便也开始荒土的初垦。 庆爹家门前有一口荷塘，其实是水库的一部分，碰到水位上涨，水就通过涵管注满这一片洼地，形成一口季节性水塘。每天晚上，塘里的青蛙呱呱叫唤，开始时七零八落，不一会就此起彼伏，再一会就相约同声编列成阵，发出节拍整齐和震耳欲聋的青蛙号子，一声声锲而不舍地夯击着满天星斗。星斗战栗着和闪烁着，一寸寸向西天倾滑，直到天明前的寒星寥落。 有时候，青蛙们突然噤声，像全钻到地底下去了。 仔细一听，是水塘那边的小路上有人的脚步声。奇怪的是，不久前也有脚步声从那里经过，甚至有一群群娃崽打闹着跑过，青蛙如何没有停止叫唤？ 庆爹说，老五来了。 我后来才知道，老五是个抓蛤蟆的。 我后来还知道，老五这一次尽管不是来抓蛤蟆，既没有带手电筒，又没有带小铁叉，但蛤蟆还是认出了他。 这真是怪事。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能相信青蛙有这种奇能。它们居然从脚步声中辨出了夙敌的所在，居然迅速互通信息然后做出了紧急反应，各自潜伏一声不吭。它们不就是几只蛤蟆么？现代人用雷达、电脑、手机、激光、群发装置也勉为其难的事情，几只蛤蟆凭什么可以做到？ 老五的脚步声过去以后，青蛙声又升起来了。不管我在塘边怎么走来走去，它们都不理睬我的疑惑，哪怕我重重跺脚，它们也一声声叫得更欢。我在黑夜里看不到它们，但我能想象它们脸上那种对低智能人类的一丝讥笑。 八 笑脸 八 笑脸 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 相比之下，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了，具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规驯之下，电视、校园、街道、杂志封面、社交场所等都成了表情制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镇，女生们的飞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莱坞的尺寸和风格，总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男生们可能咧咧嘴，把拇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拟某个港台明星的代笑动作——我在有一段时间就好几次见到这种流行把戏。公园里的一个小孩不幸冲着照相机大笑了，旁边的母亲竟急得跺脚：“怎么搞的？五号微笑！五号！” 吓得小孩赶快收嘴巴缩鼻子，整顿自己的表情。 山里人远离着“五号”或者“三号”，不常面对照相机的整顿要求，而且平日里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对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应，而不是交际同类时的肌肉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无政府和无权威的状态，尚未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统一收编，缺乏大众传媒的号令和指导。他们也许没有远行和暴富的自由，但从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条条奔放无拘的笑纹随时绽开，足以丰富我们对笑容的记忆。 我怀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在镜中是否也会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的味道，让自己大感陌生？ 九 准制服 九 准制服 同我一起下乡的有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他们虽然没有当过知青，但在大学时代参加过下乡“社教”和支农，对农村并不完全陌生。 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怀疑我们的理由却参与我们的规划。有的还给我们挑来猪粪和草灰。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他们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那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们还会紧紧盯上吊带裙、露背装、指甲油、眼睫膏一类，一个个身体全方位装修升级，随时准备踏上vip晚宴的红地毯。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括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式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换洗，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时想多谋几寸布。 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身为陪祭的主宾之一，我必须穿上我家没有的西装。主人倒是很热情，马上从某照相馆给我借来一套，让我临时换上。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了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似乎我一面对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紧张和羞愧。 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谭谈先生，都对我的满头大汗投来同情目光。不知是谁递给我擦汗的纸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他们付之一笑。 十 特务 十 特务 庆爹在地坪里歇凉，觉得我迁居山乡很奇怪，便想起了一个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民兵队长，曾奉上级命令，每天晚上到山顶上放哨，提防台湾方面派飞机来空投特务。当时刮着春夏之季的东南风，台湾方面曾放出大气球，空投过来一些传单、饼干、美女画片什么的，并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反攻大陆”即将开始。 老庆很想接到饼干白糖什么的，但什么也没接到过，倒是有一天在树丛中发现了一个人，推了一把，发现对方面色铁青全身冰凉，这才魂飞魄散抱头鼠窜。死者是个女人，四十来岁，左耳根有个痦子，身上没有搏斗或强奸的痕迹。她没有背筐或挑担，看上去不像农民；也没戴手表或者插钢笔，不像是干部。衣袋里只有几块钱和一张废汽车票，从票面上也看不出汽车的起止地点——这是事后才知道的。 老庆没命地跑下山。后来县里人武部和公安局的都来了，没查出个结果。老庆带着民兵负责保护现场，轮流守着这个女尸，一直守到尸体渐渐发臭和生蛆，才获准将一堆腐肉草草葬在山上。那几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呵。老庆是队长，不能不带头勇敢，不能不在天高月黑的夜晚上山去，哆哆嗦嗦地捏住一杆梭镖，守住一堆正在生蛆和发臭的肉，听着大山上各种野物的叫声，还有枝叶在风中刷刷刷的狂啸。有一天夜里，大雨瓢泼，他全身水洗一样，泪水、尿水、雨水以及禁不住的冷汗一起流淌。 不知是不是出于幻觉，电光一闪之际，他发现死者已经坐了起来，吓得当即一声大叫就晕了过去。他说死说活再也不当民兵队长了——这是后话。 死者的来历一直没有个说法。据说附近没有失踪者，公安局通报了全县、全省乃至全国，但各都没有发现左耳根有个痦子的失踪者。即便在台湾海峡十分紧张的时候，对所有可疑人员排查最为严密的时候，事情还是成了一桩奇怪悬案。 我后来听说，这个世界的悬案其实很多。我一位朋友的妻子，并无精神性的病，有一天去工厂看望女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不知去了哪里。我一位朋友的老师，在受到政治迫害最厉害的时候还活得很正常，倒是在平反复职以后的一天，骑着一辆自行车出门，从此人间蒸发，十多年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亲人们反复寻找也不知下落。有专家告诉我：这样的失踪者不在少数，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他们毫无理由舍弃自己的家，却事实上舍弃了。他们也许像山上那位神秘来客一样，被一座远方的大山召唤而去，在罕见人迹的密林里选定了归宿？ 她的名字永不可知。我只能说，她也许是命定的漫游者，是上帝派来的特务，对大地进行某种隐秘的调查，对自己神圣的使命守口如瓶。 十一 怀旧的成本 十一 怀旧的成本 房子已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一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多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青砖便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墙体得以神投气合。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 大概两年多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兴冲冲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而且砖色深浅驳杂，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仔——莫不是要给炮兵们盖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惭愧自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他买的这窝五花仔，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传承么？ 他说，现在盖房子都用机制红砖，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凭老工艺自然赚不到饭钱。 我说，那就退货吧。 他更急了，说退货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建房一开局就这样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窑匠那里打了水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只得权宜变通，吩咐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伪劣青砖既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砌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我这才知道，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一旦成本高涨，传统就成了富人的专利，比如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 笔者的红砖小楼。相邻的学校在画面上看不到的树丛那一边。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物相连，欲望多与未来的事物相连，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母亲，决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也纯属不可思议，因为那还是母亲吗？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记忆和心疼吗？——这就是情感，或者说，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以及旧的表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然而，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冬眠的情感种子破土生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埋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 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价格隔离线之外，无法靠近昂贵的母亲。 十二 开荒第一天 十二 开荒第一天 手掌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把钯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短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融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钯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噩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钯头！箢箕！” 今天的小农经济爱好者。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该已经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洪亮震耳。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就像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黑暗，光明会重新让人怀念。当知青时代的强制与绝望逐渐消解，当我身边的幸福正在追踪腐败，对不起，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放射出的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 坦白地说：我怀念劳动。 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屎尿横流的小白脸。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没着没落的心慌？会不会在物产供养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连海德格尔也承认：“静观”只能产生较为可疑的知识，“操劳”才是了解事物最恰当的方式，才能进入存在之谜——这几乎是一种劳动者的哲学。我在《暗示》一书里还提到过“体会”、“体验”、“体察”、“体认”等中国词语。它们都意指认知，但无一不强调“体”的重要，无一不暗示四“体”之劳在求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几乎是一套劳动者的词汇。然而古往今来的流行理论，总是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和卑贱者的别号，一再翻版劳心者们的自夸。 一位科学院院士肥头大耳，带着两个博士生，在投影机前曾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就是知识经济的意义呵。 我听出了他的言下之意：他的身价应比一个臭劳工昂贵上百倍乃至千万倍。 可在一斤粮食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在一尺棉布里，如何计算他说的知识？ 把书写工具（光盘、纸、竹简等）等同一切物质财富，这个概念偷换也太过分了。他为什么不说说，书写工具也可能记录错误的知识？也可能记录不太错误但过于重复和平庸的知识？ 问题不在于知识是否重要，而在于一比九十九的比价之说是出于何种心机。我差一点要冲着掌声质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光盘就一定增值么？ 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是自以为能赚来百分之九十九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无用的肢体将退化成一些细弱的游须，只要能按按键盘就行。我暂不怀疑键盘能否直接生产出粮食和衣服，也暂不怀疑一个键盘在七十二行的实践之外能输写出多么高深的学问，但章鱼的形象至少让我鄙薄。一台形似章鱼的多管吸血机器更让我厌恶。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钯头，买来了草帽和胶鞋，选定了一块寂静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从这一天起，我要劳动在从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喘气浑身酸痛以及在阳光下目光迷离的能力。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 这决不意味着我蔑视智能，恰恰相反——这正是我充分运用智能后的开心一刻。 十三 治虫要点 十三 治虫要点 治虫须注意以下几点： 早知虫情一般来说，主要看作物的状态，尤其是要注意虫卵和虫粪。地面上如果出现了黑色的小粪粒，那么这里的虫情已经严重。绿色的大肉虫，橙色的小甲虫，麻色的小飞虫，黑色的小毛虫，虽然还没有开始蛀碎枝叶，但可能已经潜入花心或者瓜果，在那里暗暗下着工夫。如果是树木那里出现了蚁害，树干上一道道黄泥迅速扩展，就是白蚁或黄蚁留下的明显痕迹。主人都得尽早查找和打击。 准确下药农药分高毒类和低毒类，触杀类和嗅杀类，如此等等有许多区别。对虫下药才可事半功倍，因时准确下药切不可疏忽。我本来有志于绿色农业，决心戒除化学药剂，但实际上无法完全做到。在所有替代方法都不足以除害的时候，能做到不用高毒农药，能做到小剂量用药，就已经不易。不过，见虫便杀也不可取。有时候一阵狂风大雨之后，虫子就少了许多，可谓“天杀”，不知是何原因。有些虫子也并不贪心，吃了点枝叶，并不造成大害，然后就会自动消失，可谓“自绝”，同样不知是何原因。在这些情况下，农人不如无为而治，避免过度反应之下的药害大过虫害。 防止误杀虫子就是虫子，对人类而言分为益害两类。这是人类自利目标之下的一种强词，我虽然存疑但权且袭用。有些飞虫像蜜蜂一样有传粉的功能，对作物有益无害，或害少益多。蜘蛛惹人讨厌，在林木间暗暗拉线织网，让人一不小心撞上去满脸痒兮兮，真抓挠起来又似有似无——它们在你刚走过的路上迅速恢复封锁，结网之快和拉网之长简直令人瞠目。但它们正好是很多害虫的杀手，误扰人类之举，理应获得谅解。还有一种黑色的多足爬虫，一些彩色的硬壳瓢虫，形象丑陋，繁殖极快，经常三三两两爬上台阶，在人的鞋底下牺牲得咔哧咔哧脆响。但这些虫吃泥，并不伤害作物。它们壳多肉少，也从不引起鸡鸭的兴趣。 绿色治虫也须权衡利弊戴着老花眼镜到菜园里捉虫是个不错的方法，可取代喷药。但这种绣花般的手工作业效率嫌低，放在小小菜园里尚可，难以解决大面积生产的难题。放出鸡兵鸭将可算作生物治虫，但鸡鸭荤素俱取，确实啄去了一些害虫，也会把瓜菜吃得七零八落。其得失相比，不一定合算。还有一种电网拍，是灭蚊的一种新产品，拿来电击飞虫同样有效，不会造成化学污染。它的缺点是能空战但不便陆战，对地蚕子、钻心虫一类爬虫无可奈何。我当知青的时候，农民还广泛地使用过一种诱蛾灯，每当稻飞虱等害虫成蛾的时节，我们入夜就去田里放置一些木盆，盆里注水，加一点柴油，再点上一盏油灯，利用蛾子的趋光性，引诱蛾子撞入水中被柴油毒杀。我记得当时长空星汉灿烂，大地万灯闪烁，天地间浑然一片童话，恍惚之际不知此身何在今夕何夕。 为何农民眼下不使用这种美丽的方法治虫？是不是柴油太贵反而不如农药来得便宜？还是嫌放盆点灯的过程过于繁琐？ 乡下的虫子千差万别，是种类最为丰富但又最为隐蔽的活物，如同山林的绒毛，野地的氤氲，自然界里有嘴有牙的尘埃。这些家伙一旦对人表示出兴趣，也可能送上一份热烈的问候，一份稍觉粗野的亲近，比如在人身上叮咬出一些汹涌而来的红斑，奇痒无比，折磨于心，甚至毒痕久久不褪。 《马桥词典》的英译者julia lover，在八溪乡住过几日，对中国乡间生活细节无不兴致勃勃。 城里人对这种亲近最为恐惧，尤其是很多女士，可能不怕苦不怕死，只是一听说虫子就会抱臂尖叫。 但细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叮咬，那还是乡村吗？还是大自然吗？那种不痛不痒的乡村，充其量只是度假村，一种局部都市的异地移植。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在虫子暗算之下变得皮肤粗糙，不再需要药膏和药水，甚至麻木不仁浑然不觉，大概才算得上真正的乡下人。 《马桥词典》的英译者j·拉芙尔女士来自英国，一个长时间里靠大量化学药剂灭杀蚊虫的地方，一个力图确保人们不痛不痒的地方。她在八溪峒住了几日，挠着腿上一串红斑：“你们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居然还有蚊子！” 她口气里几乎有一种喜出望外。她似乎觉得，奇痒的红斑不但是乡下生活的入门密码，还是生态安全的必要标识。 十四 村口疯树 十四 村口疯树 沿溪水而上，走到前面一个大岭，溪水便分成两道，分别来自两个峡谷：左边是梅峒，右边是猫公冲。“冲”或者“峒”都是山谷的意思。 梅峒的峒口有一高坡，坡上个空心大树蔸，大如禾桶，桶中积有尘土。有两个小孩子在这里翻进翻出地玩耍，树前还插有五六根香尾子。 看到这些不知何人留下的残香，便可知这棵树有些来历。同行的莫求告诉我，原来这里有两棵枫树，他家祖爹看见它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树高接天，所以谁也不知道它们到底长了多少年。从外形上看，老树大限在即，树冠平顶，有些树杈干枯，主干均已开始空心，有的地方只剩下两三寸厚的一圈树皮，一敲起来有咚咚鼓响。听老人们说过，以前每逢村子里谁家有丧事，这两棵树就枝叶摇动，摇出水滴，有如下雨，村民们谓之“树哭”。有人怀疑这两棵树已经成精为怪，要动手把它砍伐。但他们拿着斧锯一旦逼近，老树就突然訇訇雷吼，震得枯叶飘落地面发抖，吓得人们不敢动手。后来人们把这种发作叫做“树吼”。 为了这两棵树，蕉冲与梅峒的人在好些年前打过架。蕉冲的人说，树在他们的地界内，要剁就剁，要砍就砍，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这次要把树砍去给庙里烧炭。梅峒的人则说，大树是他们的关口，蕉冲的人要破关，坏了风水，岂能答应！ 双方开始是对骂，接着是行武，最后是打官司。蕉冲的人来抢牛，梅峒的人就用矛子戳，戳倒了其中的一个，血淋淋的肠子滑出肚子好几尺，在田边拖成了一长线。后来官司算是打平了：梅峒的人赔医药费和办赔礼酒，但枫树还是归梅峒所有。 双方在树旁立碑为约。 事情过了几十年，有一次雷击起火，两棵树完全枯死了。蕉冲有个叫满四爹的人，是个杀猪的，要来买枫树做柴烧。梅峒的人不卖，说古木都会有些神，何况这两棵树一直不清静。你要剁，是你的事。反正我们不能卖，不说这个“卖”字。满四爹已经一把屠刀杀生无数，说他这一辈子只怕跌跤，只怕蛇咬，就是不怕鬼叫。他倒想捉个鬼来玩玩。他说完就去把其中的一棵锯倒了，锯散了，一担一担往家里担散柴。但当天晚上他就发高烧，昏话连篇，说树洞里飞出一条蛇，正在缠他的颈根。他家里的人杀了一头猪，做了三十六碗肉去敬树祈神，结果还是于事无补：满四爹第二天就死在医院里。 几年之后，猫公冲有一个复员军人回乡。因为在外面受过新式教育，他回家后可以讲一口普通话，可以吹口琴，还只相信科学，雄赳赳地不怕鬼。他懒得去山上砍柴，想就近剁点枝叶，也打起了老树的主意。人们说这家伙普通话讲得再好也没用，阳气还是不足，不过是砍了一点枯枝，回到家就疯了：老说自己的裤带是蛇，把一条条裤带全都摔到门外。结果裤子垮下来，露出了他的半边屁股。邻居们来看他的时候，他还撅着半边光屁股往床下钻，躲到那里惊恐万状。 人们这才知道，枫树者，疯树也，是会让人发疯的呵。 关于疯树的故事从此更多了。很多人说，他们夜里路过疯树的时候，发现树已经睡倒了，一道大堤似的堵住路面，没人能翻爬得过去。但第二天再去看，老树还是立在那里，并没有倒下来。大家回家查查自己换下的衣，那里也没有泥水或者青苔，并无翻爬的痕迹。 这当然是一件怪事。关于老树昼立夜伏的消息从此传得很远。 从梅峒流出来的溪水，为八溪峒所号称的四十八溪之一。 乡政府对这种越传越盛的迷信十分不满，觉得政策受到了奇谈怪论的干扰，政府威望受到严重冒犯，决定由民兵营长庆长子带队，集中十几个青壮年民兵，将老树彻底锯倒，对反动事物来个彻底打击。人们说，那次杀树真是惊心动魄。大树一开始呼呼生风，接着变成訇訇狂吼，但扛不住民兵们开了誓师会，喝了誓师酒，借着酒力大斧大锯一齐向前。老树邪不压正，一场恶斗之后，终于腾出了一大片天空。但这家伙倒下之前四处冒烟，树体内发出吱吱嘎嘎巨响，放鞭炮一般，足足炸了个把时辰，把众人都惊呆了。到最后，树梢尖子哗啦一颤，庞然树干一颤，一扭，一旋，一跳，人们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哗啦啦的一阵黑风就朝庆长子这边扑将过来。 民兵们已经请教过老班子，知道凡老树倒下之前都会狂蹦乱跳，因此他们早有准备，远远地躲开。但没料到这疯子竟然蹦出几尺高，旋出几丈远，奔袭路线完全不讲规矩也无法预测，活生生把一位民兵的右脚砸瘪了，砸成了肉泥。 领头的庆长子倒是没事。他事后夸耀，他那天略施小计，穿了个半边衣，有一只空袖子吊来甩去，看上去像是有三只手。树神就算是记恨他，但往后到哪里去找有三只手的人？ 为了让树神放过他，从那以后，他每次出门还把蓑衣倒着穿，或者把帽子反着戴，让夙敌无法认识。得罪了老枫树的后生们也都学他，后来经常把蓑衣和草帽不按规矩穿戴，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故意穿反，把两只袜子故意套在手上，把妇女的花头巾故意缠在头上，给这个山村带来一些特殊景象。 十五 月夜 十五 月夜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计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荫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在这时候出现了，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织女也在这时候出现了，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咕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一声长啸，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十六 瞬间白日 十六 瞬间白日 一天深夜，东山放亮但月亮还没有出山，天上倒是繁星灿烂，偶尔还有三两流星划过。一件奇怪的事在这一刻发生：就像夜晚突然切换成白天，世界万物从黑暗中冒出来，变得一览无余甚至炽白刺目。近处的人面，远处的房屋和山水，刹那间千姿百态五颜六色地一齐凝结和曝光，让我与家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这个短暂的白天只持续了两三秒就突然消失了，眼前的一切重新沦入黑暗。我们愣了一下，不大习惯夜幕的陡落和突降。 是雷击么？天上没有一丝阴云，也没有听到雷声。是极光么？这里远离极地，而且书本上的极光也不可能这么短暂。那么是公路那边偶尔出现的车灯？有可能。但那一刻根本没有汽车，没有摩托车，而且再高级的车灯也不可能亮到那样的程度：一瞬间照亮千山万水。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瞬间的白日是怎么回事。 十七 太阳神 十七 太阳神 以前我只知道向日葵，现在才知道几乎所有的树都是向日树，所有的草都是向日草，所有的花都是向日花。 我家种的美人蕉和铁树，长着长着都向一旁倾斜而去，原因不是别的，是头上盖有其他树冠，如果它们不扭头折腰另谋出路，就会失去日照。我家林子里的很多梓树瘦弱细长，俨然有“骨感美”，其原因不是别的，是周围的树太拥挤，如果它们不拼命地拉长自己，最上端的树梢就抓不到阳光。 我现在明白了，万物生长靠太阳——农业其实是最原始和最庞大的太阳能产业，一直在承接和转换着金色能量，包括造福人类这样的终端客户。 那么，所谓太阳神不过是这一传统产业的形象徽标，表现出生物圈里每一天的日常真实，不是什么古人的虚构。 在一场争夺阳光的持久竞争中，失败的草木一旦蒙受荫蔽，就会大失生命的活力，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很可能成为日后一棵高龄的侏儒，乃至沦入枯萎或者腐烂。这使我想起了瑞典、挪威、冰岛以及其他一些北欧国家，地处北极圈附近，一旦进入夜长昼短的阴沉冬季，上午快十点才天亮，下午三点多就天黑，人们脸上大多愁眉不展暗云浮现。政府巨大的福利开支之一，就是给所有国民发放药丸以防治抑郁症，一直发放到春夏的到来。女孩们扮成光明之神露西亚，也会在夜晚最长的那一天，举着可爱的烛火，到处巡游和慰问，鼓舞人们抵抗漫长冬夜的勇气——这些情况放到一个阳光富足的热带国家，也许会让人难以理解。 我的一部分瓜菜看来是患上北欧抑郁症了，需要治病的什么药丸了，或者需要到加勒比海或印度洋去度假了。随着近旁的梓林和竹林越来越扩张，荫蔽所至之处，它们只能变得稀稀拉拉，要死不活。 阳光的价格在这个情况下就产生的。它是我家瓜菜的价格，或者是北欧富人们到加勒比海或者印度洋去晒太阳的飞机票价格。 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原来都很昂贵，哪怕像阳光这种取之不尽和世人皆有的东西。反过来说，所谓昂贵，通常是人为的结果，是一些特定情境中的短暂现象，甚至只是一种价值迷阵里的心理幻影。想想看，一旦石油枯竭，汽车就只能是一堆废铁。一旦币制崩溃，金钞就只能是一堆废纸。贵妃陷入病重之时，一定会羡慕活泼健康的村妇。财阀遇上牢狱之灾，一定会嫉妒自由无拘的乞丐……在事局的千变万化中，任何昂贵之物忽然间都可能一钱不值，而任何低贱之物忽然间都可能价值连城。 所以古人有太阳神。 所以古人有海神和山神。 所以古人有火神、风神以及树神…… 古人对贵贱的终极性理解，通常在人类历史中沉睡，在我们的忙忙碌碌中被遗忘，比如在沉甸甸的斜阳落满秋山的时候，也是我买到食盐后一步步回家的时候。 十八 蠢树 十八 蠢树 佛教悲怀一切有眼睛的生命，心疼世间一切“有情”——这是指所有动物，也包括人。这样一来，只有植物降了等级，冷落在悲怀的光照之外，于是牛羊大嚼青草从来不被看做屠杀，工匠砍削竹木从来不被看做酷刑。 佛祖如果多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其实可知草木虽无心肝和手足，却也有神经活动和精神反应，甚至还有心理记忆和面部表情——至少比网络上的电子虚拟宠物要“有情”得多。 我家的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有一天，一枝葡萄突然叶子全部脱落，只剩下光光的枝杆，在葡萄群体中一枝独裸和一枝独疯。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来前一天给它修剪过三四片叶子，意在清除一些带虫眼的破叶，让它更为靓丽。肯定是我那一剪子惹恼了它，让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了个英勇地以死抗争。你小子剪什么剪？老娘躲不起，但死得起，不活了！ 其他各株葡萄也是不好惹的家伙，不容我随意造次。又一次，我见另一株葡萄被风雨吹得歪歪斜斜，好心让它转了个身子，攀上新搭的棚架。我的手脚已经轻得不能再轻，态度已经和善得不能再和善，但还是再次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自杀案，又是一次绿叶呼啦啦尽落，剩下光杆一根，就像被大火烧过了一般。直到两个多月后，自杀者出足了气，耍足了性子，枯干上才绽出一芽新绿，算是气色缓和，心回意转。 当然，也许葡萄脱叶不是因为脾气太大，恰恰是因为胆子太小。它们刚从遥远的地方移植山峒，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怯生生地活得提心吊胆，一遇风吹草动还不吓得死去活来？ 这也是可能的。 相比之下，梓树就沉稳和淳厚得多。工匠们建房施工时，把一棵碍事的小梓树剁了，又在树根旁挖灶熬浆料，算是刀刑火刑无不用其极，足足让小树死了十几遍。不料工匠离开半年之后，这树蔸无怨无悔，从焦土里抽枝发叶，顽强地活了过来，很快撑起了一片绿荫。看来，中国古人将木匠名为“梓匠”，将故乡名为“桑梓”，将印刷名为“付梓”，对这种梓树念念在怀，赋予它某种国粹身份和先驱地位，与它的不屈不挠和任劳任怨可能不无关系。 我只是觉得这种树梢稍有点蠢，有点弱智，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便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有点丢人现眼。 我家的梓园原来也是蠢园呵。我忍不住嘀咕。 十九 再说草木 十九 再说草木 草木的心性其实各个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过墙的那一刻爆出宝石蓝的礼花，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黄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擅自进退。 蓝色的牵牛花只在清晨一刻短暂开放。 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殷勤的喷药杀虫，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玩世不恭，好吃懒做。硬要长的话，突然蹿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阳转藤自然是最缺德的了。一棵乔木或一棵灌木的突然枯死，往往就是这种草藤围剿的恶果。它的叶子略近薯叶，看似忠厚。这就是它的虚伪。它对其他植物先攀附，后寄生，继之以绞杀，具有势利小人的全套手段。它放出的游走长藤是一条条不动声色的青色飞蛇，探头探脑，伺机而动，对辽阔田野充满着统治称霸的勃勃野心。幸好它终不成大器，否则它完全可能猛扑过来，把行人当作大号的肥美猎物。 我的柴刀每年都得数次与这种长蛇阵过招，以保护我的电话线不被它劫持和压垮。 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就不是在微笑——甚至在阳光颤动的一刻笑如成熟女郎，笑得性感而色情？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那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当瓜叶转为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听到它们咳嗽或呻吟？有一些黄色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在目中无人地喧宾夺主。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留下满园的静寂无声。我只能把这事看做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断然绝交——但不知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它们。 栽下的蜜橘开始大面积挂果。其果无核，极甜，不愧是最新优良品种。 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橘树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开花挂果。另有一株，身架子还没长满，也跟着早婚早育，眼看就要衔珠抱玉。但其他几株无精打采，长来长去还是侏儒，还是呆头呆脑，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么。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么——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这位农妇还警告，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否则它们就会烂心（妻子从此常常对我大声呵斥，防止我在巡视家园时犯禁，对瓜果的动作过于粗鲁无礼）。发现了植物受孕了也不能明说，只能远远地低声告人，否则它们就会气死（妻子从此就要我严守菜园隐私，哪怕回到餐桌前和书房里也只能交换暗语，把“授粉”、“挂果”一类农事说得鬼鬼祟祟）。 我对这些建议半信半疑：几棵草木也有这等心思和如此耳目？ 后来才知道，山里的草木似乎都有超强的侦测能力。据说油菜结子的时候，主人切不可轻言赞美猪油和茶油，否则油菜就会气得空壳率大增。楠竹冒笋的时候，主人也切不可轻言破篾编席一类竹艺，否则竹笋一害怕，就会呆死过去，即使已经冒出泥土，也会黑心烂根。 关键时刻，大家都得管住自己的臭嘴。 二十 红头文件 二十 红头文件 表一 以上是二〇〇四年度春夏两季我家农产品收成总表，其中没有包括喂鸡的劣质瓜菜，没有包括葱、韭菜、苦菜、白菜、萝卜、白瓜、芋头、姜、凉薯、葵花瓜子等小批量收成。 表二 (续表) 以上是二〇〇五年度春夏两季我家农产品收成总表，其中也没有包括喂鸡的劣质瓜菜，没有包括葱、韭菜、苦菜、芋头、萝卜、姜、凉薯等小批量收成。 给豆角搭架子——农民称之为搭“豆站”。（曾时雨摄） 这些自产瓜菜微不足道，因为从不进入市场流通，更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多少是个gdp的漏洞。我把这些报表通过因特网发给了国内和国外的所有亲人，算是一份来自八溪峒的红头文件：向他们备案，请他们参阅，包括提醒他们对全球gdp数据实行必要修正。 吃不完的菜，通常只能做成腌菜或者干菜。进省城的时候，我与妻子带上干萝卜、干豆角、干茄片之类，一一分送朋友。为了便于携带，也为了夸张它们的品质和价值，我们事先把它们小袋包装，贴上电脑打印出来的商标和条形码，使之有模有样气度非凡，足以到超市去以假乱真。这些产品当然颇受欢迎。不过，当年的插友们眼下大多活得很文明了，尤其是养老金有保证的退休女士们，见面一开口就是钢琴、京剧、合唱团、国标舞、陶艺收藏、mp3以及dv短片制作等等，统统是上层建筑和精神领域的雅事。相形之下，我们风尘仆仆从乡下赶来，出手只有黑不溜秋的一包包干菜。两个菜贩子分明庸俗不堪。 我们也不知道一些著名消费场所的所在，成了城里的半盲人和半聋子。一位朋友曾打电话邀我到某餐馆吃饭，说那个餐馆最近火得很，厨艺更加精湛，推出了好几种新菜。他以为我熟悉那个地方，就像北京人熟悉王府井。但我开着汽车找遍了七街八巷，好几次下车询问街名，还是没找到餐馆，最后我一不小心滑入高速公路，没法退出来，一直傻傻地开到飞机场，像急匆匆地去赶飞机。 我在飞机场打电话时大发混账脾气：“我到广州去吃算了！你下次请客，最好订一个上海的餐馆！” 二十一 CULTURE 二十一 culture 什么时候下的种，什么时候发的芽，什么时候开的花……往事历历在目。虫子差点吃掉了新芽，曾让你着急。一场大雨及时解除了旱情，曾让你欣喜。转眼间，几个瓜突然膨胀好几圈，胖娃娃一般藏在绿叶深处，不知天高地厚地大乱家规，大哭大笑又大喊大叫，必定让你惊诧莫名。 有时候，瓜藤长袖飞扬，羽化登仙，一眨眼就缘一根电线杆攀向高高蓝天，在太阳或月亮那里开花结果，让你搬来椅子再加上梯子，仍然望天兴叹。你看见一条弯弯的丝瓜挂在电线上，像电信局悬下来一个野外的话筒，好像刚才有什么人在这里通话——那么这些电话筒从瓜藤上悬下来，从土地里抛撒出来，是不是一心想告知我们远古的秘密，却从来无人接听？ 你想象根系在黑暗的土地下嗞嗞嗞地伸长，真正侧耳去听，它们就屏住呼吸一声不响了。你想象枝叶在悄悄地伸腰踢腿挤眉弄眼，猛回头看，它们便各就各位一本正经若无其事了。你从不敢手指瓜果，怕它们真像邻居农妇说的那样一指就谢，怕它们害羞和胆怯。总之，它们是有表情的，有语言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来到餐桌上，进入你的口腔，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几乎不是吃饭，而是游子归家，是你与你自己久别后的团聚，也是你与土地一次交流的结束。 你会突然想起以前在都市菜市场里买来的那些瓜菜，干净、整齐、呆板而且陌生，就像兑换它们的钞票一样陌生。它们也是瓜菜，但它们对于享用者来说是一些没有过程的结果，就像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学习的毕业，于是能塞饱你的肚子却不能进入你的大脑，无法填注你心中的空空荡荡。 与退休的大姐一起挖穴种瓜。（曾时雨摄） 难怪都市里的很多孩子都不识瓜菜了，鸡蛋似乎是冰箱生出来的，白菜似乎是超级市场里长出来的。看见松树他们就说是“圣诞树”。看见鸭子他们就说是“唐老鸭”。在一个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正越来越远离土地。这真是让人遗憾。 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英文中culture指文化与文明，也指种植和养殖，显示出农业在往日的至尊身份和核心地位。那时候的人其实比我们洞明。 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那才是人类culture又一次伟大的复活。 二十二 每步见药 二十二 每步见药 山里的竹器质优价廉。乡亲们先后给我家送来了四张竹床和三个竹板，皆柔顺润滑，幽凉沁肌，是较为亲切的度夏用品。 有一天中午，我睡着睡着忽觉竹床上有硬物，摸了好几次，没发现有什么，倒是摸到自己背上一个赫然硬块，看来是来者不善的毒疮或恶疽，俗名“背花”。 妻子认定这是我上地时不戴草帽的结果，也是我好吃辣椒的可耻下场，最后的结论是：赶快进城求医！我当然可以进城。但我有点害怕城里大医院里的拥挤和排队，也不大习惯空调机遍地之际的忽冷忽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翻了翻医书，试着用土法祛火解毒。妻子以前在药房工作过，也懂得一些中草药知识，很快从院子里采来马蹄苋，洗净，捣碎，敷于硬块。但这种草叶较硬，无黏性，不贴身，不要多久就脱落，从纱布边缝里漏出来，散落得满床都是。妻子又去问了一下附近的农民，换上一种犁头草，同样洗净，捣碎，做成黏黏的饼块，敷在背花上“拔毒”和“背毒”。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只敷了两三天，背花就有些退烧和软化。再敷了两三天，硬块就开始缩小。加上我每天喝下几碗金银花泡的水，不到十天的时间，来势汹汹的背花竟消失无痕。整个治疗过程既不花钱，也没有任何劳顿和痛苦。 我记得自己少年时期也遭遇过这种恶疾。从发作聚脓直至破口泄脓，一个背花消耗抗生素和镇痛剂无数，足足闹腾了二十多天。最严重的时候，硬块竟有碗口大，集小脓头数十个，如鲜艳夺目的一枚石榴，令人疼痛难忍，高烧不退，昏天黑地。医生当时还说，这种毒物因靠近心脏，有时候还可能夺人性命。 如今土法轻易却病，使我对院子里的各种野草刮目相看。车前草，金钱草，白茅根，凌霄，鸡冠花，麦冬，路边筋，田边菊，黄芹，牵牛花籽，紫苏籽，鱼腥草（观音草）……这些还只是已经入典的。未入典的尚不计其数。龙老师的岳父是三江人，来看女儿和外孙，顺便来我家走走，又给我家来了一次地头讲座，其丰富内容足可以录为一本皇皇巨著：原来金钱花与铜钱花是不同的。原来明代纪晓兰用一味苋菜汤，清代慈禧太后用一味白菜汤，也都治愈过大病的。原来每一个农家小院都是个百草园，还是个免费的百药箱，每草皆药，每步见药，虽然不能说包治百病，但对付大多数常见病已绰绰有余。我家有几株七叶莲，据说还是医治蛇伤的神草。 我在路上碰到吴胖子，一位家住附近的医生，问他为何不给病人多用草药。 胖子倒是个老实人，说西药么，价高，利润大。再说西药的药性快，也符合当下人们一切求快的胃口。“不瞒你说，现在的医生都是水医生，我也是个水医生，碰到什么病，先吊两瓶水再说！” “照你这么说，这样的医生我也当得。” “没错，你是可以当得。” “滥用抗生素，报上说不是有很多副作用吗？” “大家都这样吊，你怎么办？你不这么吊，病人还觉得你没水平。没水没瓶（平）呵！” 他没有说出的理由是：草药无价，无行市，接受者充其量认一份人情，决不可能掏腰包——这种非商业传统肯定要饿死他这样的胖子。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事情真是奇怪：中国乡下穷人多，却舍贱求贵地大用西药甚至滥用西药。倒是在美国的朋友曾告诉我，那里的一些保险公司看上了中药，这些年鼓励中医开业，以求省钱和增效。事情的阴差阳错，使中国人最应该享受的自家医药传统，倒可能花落他家。一个几乎全民皆医的好传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内，倒可能文明来文明去地失传。 我们是更文明了，还是更野蛮无知了？ 我给《天涯》杂志社的朋友们发电子邮件，告知一个有关“背花”的故事，建议他们都来关注中医草药。 二十三 养鸡 二十三 养鸡 农家有三宝：鸡、狗、猫。鸡是第一条。 放在以前，鸡是一般农家的油盐罐子，家里的一点油盐钱，全是从鸡屁股头挤出来的。现在经济有所改善，但鸡还是一般农家的流行礼品，要送个情或还个礼，大多冲着鸡下手。 入住山峒以后，农友们渐渐摸清了我的来历，知道我下乡不是因为受了什么处分，也不是因为精神上不正常。作家么，大概相当以前的秀才，或者举人，还理应得到他们一份师尊。他们放心了，与我家一来二去之后，常送来一些瓜菜、红薯、糯米、熏肉、有时还用化纤袋装来三两鸡仔。 我家的鸡圈由此迅速地热闹起来。来路不一的鸡仔各自抱团，互相提防和攻击。其中有一只个头大，性子烈，本领高强，只是没来得及给它剪短翅膀，它就鸟一样腾空飞越围墙。我们在后来几天里还不时看到它在附近游走和窥视，但就是抓不住它，只得听任它变成野鸡，成全它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志。 鸡仔长大以后，雌雄特征变得明显。一只公鸡冠头大了，脸庞红了，尾巴翘了，骨架五大三粗，全身羽毛五彩纷呈油光水亮，尤其是尾上那几条高高扬起的长羽，使它活脱脱就是戏台上的当红武生一个，华冠彩袍，金翎玉带，若操上一杆丈八蛇矛或方天画戟，唱出一段《定风波》、《长坂坡》什么的，一定不会使人惊讶。几个来访的农民也觉得这家伙俊美惊人，曾把它借回家去做种。 这只公鸡是圈里唯一的男种，享受着三宫六院的幸福和腐败，每天早上一出埘，就亢奋得平展双翅，像一架飞机在鸡场里狂奔几圈，发泄一通按捺不住的狂喜，好半天才收翅和减速。但这架傻飞机虽然腐败，却不太堕落，保卫异性十分称职，遇到狗或者猫前来觊觎，总是一鸡当先冲在最前，怒目裂眦，翎毛奋张，炸成一个巨大毛球，吓得来敌不敢造次。如果主人往鸡场里丢进一条肉虫，它身高力大健步如飞，肯定是第一个啄到目标。但它一旦尝出嘴里的是美食，立刻吐了出来，礼让给随后跟来的母鸡。自己无论怎样馋得难受，也强忍着站到一旁去，绅士风度让人敬佩。 “衣冠禽兽”一类恶语，在这只公鸡面前变得十分可疑。把自利行为当作人性全部的流行哲学，在这只公鸡面前也不堪一击。一只鸡尚能利他，为何人性倒只剩下利己？同是在红颜相好的面前，好些人间雄性为何倒可能遇险则溜之和见利先取之？再说，这公鸡感情不专，虽有很多不文明之处，可挑剔和可责难之处，但它至少还能乱而不弃，喜新不厌旧，一遇到新宠挑衅旧好，或者是强凤欺压弱莺，总是怜香惜玉地一视同仁，冲上前去排解纠纷，把比较霸权的一方轰到远处，让那些家伙少安毋躁恪守雌道。如此齐家之道也比好多男人更见境界。 这样想下来，禽兽如果有语言的话，说不定经常会以人喻恶。诸如“兽面人心”，“狗模人样”，“人性大发”，“坏得跟人一样”……它们暗地里完全可能这样窃窃私语。 一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发现天色大亮，觉得这个早上缺了点什么。想了半天，发现是刚才少了几声鸡叫，才使我醒得太晚。我跑到鸡埘一看，发现埘里没有大公鸡。这就是说它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入埘。 我左找右找，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影子。中午时分，我再一次搜寻，才在一个暗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奇怪的是，它身上没有伤口，显然不是被黄鼠狼一类野物咬死的。也不像是病死的，因为它昨天还饮食正常精神抖擞，没有丝毫病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法破案，只是把它葬在一棵玉兰树下。 二十四 小红点的故事 二十四 小红点的故事 美公鸡莫名牺牲的那一天，母鸡们怅然若失，不怎么吃食。撒给它们的谷子剩留了许多，被一大群麻雀飞来吃个痛快。 从此以后，鸡圈里少了一份团结与和谐。母鸡们也能利他，但利他的圈子通常划得比较小，大多只限于一窝同胞之内。凡是气味不对的他家骨血，就无缘受到爱护，双方处得再久，还是格格不入。这就苦了一只小黄鸡。它是新来的，在这里无亲无故，刚来时怎么也进不了鸡埘，一进门就被既得利益群体啄出门外。我把它强行塞进埘门，第二天竟发现它头上鲜血淋淋，脑门顶被活活地啄去一块肉，使它两眼欲闭，步履踉跄，奄奄一息。 他鸡即地狱呵！没有明君贤主的社会礼崩乐坏呵！我没法听懂鸡语，再气愤也没法缉凶，唯一可做的事，是找来红药水和消炎粉，给这只半死的小鸡疗伤。我见它怯怯的根本不敢上前争食，又一连给它开了七八天小灶，每一次抓来些剩饭或谷子，让它单独在一旁进食。 别的鸡见此情景嫉妒得拍翅大叫，但在我的一再呵斥之下，无法靠近过来，只能远远地看着小黄鸡吃香喝辣。 我们把这只鸡命名“小红点”，因为它头顶红药水时，脑袋上有鲜明的标记。没有料到的是，自小红点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以后，它怕鸡不怕人，亲人不亲鸡，在鸡圈里总是形单影只，待在冷清的角落，一见人倒兴高采烈地跑上前来，不似其他那些鸡，即便见你来喂食也会四散惊逃，直到你提着空盆离去，才敢一哄而上前来抢啄。 每到黄昏，小红点也迟迟地不回鸡埘，一有机会就跑出鸡圈，跑到我家的大门口，孤零零守候那里，对门内的动静探头探脑，似乎一心一意要走进这张门，去桌边进食，去床上睡觉，甚至去翻报纸或看电视新闻。看得出，它眼睛眨巴眨巴，太想当一个人而不想做一只鸡了。 半年多以后，它还是保持着跟人走而不跟鸡玩的习惯，即使主妇很不待见它在门前拉屎，即使主妇一次次把它赶回鸡群，它还是矢志不改总是跟着人转，有时踩着了我的脚，啄了我的脚，也若无其事。它顽强的记忆是不是来自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疗救？或者像邻居老吴说的：它前世很可能本就是个人，同人有某种缘分？ 它一天天长大了，拉在我家门前的粪便是越来越多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只孤独的鸡。假如它哪一天要终结在人类的刀下，它会不会突然像人一样说话，清晰无比地大喊一声“哥们儿你怎么这样狠心”？ 或者，它会不会眨巴着眼睛，流出一泓无言的泪水？ 那一天正越来越近。 二十五 无形来客 二十五 无形来客 我的狗突然大吠不已。我赶过去，什么也没发现。院门外既没有人影或脚步声，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狗的目击之处，只有寻常的围墙和老树。 笔者带下乡的小狗三毛。 这条狗看见了什么？什么事使它惶惶不安？ 主人很可能觉得畜生无事自扰。其实，人没有看见的东西，狗不一定就看不见。即便人与人之间，视觉也并非一致。我们都知道，吸毒者，梦游者，昏热者，有特异官能者，都能在特定情况下看见诸多幻影，我母亲在重病高烧的时候，就能看见一些陌生人，直到烧退才会幻影消失。进一步说，在人与人之间视觉有异的时候，也不能说正常人所见就是对的。正常人看到的水中斜影就是失真，看到的海市蜃楼更是假象，没有框格接缝的电影画面同样是出于眼球的错觉。若没有必要的设备，红外线、分子结构以及暗物质，我们周围真切存在的很多东西，都在我们的视觉之外。 人其实一直是半盲，没有资格嘲笑狗。我凭什么可以认定刚才那条狗是无端大吠？也许有一种我看不见的东西来了，不久又走了；或者降临了，不久又飞升了；或者聚合了，不久又消散了——谁知道呢？ 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这条狗在到处嗅着，不时喷出一个响鼻。 二十六 清晨听鸟 二十六 清晨听鸟 每天早上我都是醒在鸟声中。我躺在床上静听，大约可辨出七八种鸟。有一种鸟叫像冷笑。有一种鸟叫像凄嚎。还有一种鸟叫像小女子斗嘴，叽叽喳喳，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似乎它们都把自己当作公主，把对手当作臭丫环。 呵嗬嘿，呵嗬嘿，呵嗬嘿——这大概就是本地人说的“懂鸡婆”了，声音特别冒失和莽撞，有点弱智的味道，但特别有节奏感，一串三声听上去就是工地上的劳动号子。它们从不停歇地扛包或者打夯，怕是累坏了吧？ 我知鸟甚少，平时只能辨出最常见的麻雀、鹧鸪、燕子以及喜鹊。有一种小鸟的眉毛呈黄蓝黑数色，艳丽多彩，针挑线缀的一般，想必是人们说的画眉。另一种多黄羽，经常栖在我的窗台，想必是古人笔下常见的黄鹂。农民还教我认识了一种“铁哨子”。它们全身乌黑，比树蝉大不了多少，经常密密地停栖在一枝芦苇上，像一长串冰糖葫芦在风中摇荡，更像一长队孩子消受着跷跷板。 但它们此时不是在过儿童节，只是在忍受餐前的饥饿，一心一意地盯着鸡场里的谷粒，眼巴巴地希望鸡群赶快退席，让它们也去吃上两口。 每次我路过菜园，脚步声都会惊动几个胖大家伙，突然从瓜棚豆架下扑啦啦地腾飞而去，闪入高高的树冠。它们是野鸡无疑，在秋天尤其是肥硕厚重，重磅肉弹拉出一道道黑光，闹出的动静很大。我无法看清它们，只听到它们在树叶里叫声四起，大概是对我的刚才的突然侵扰愤愤不已。 哥们儿，在他脑袋上拉泡屎怎么样？……我几乎听懂了它们的大叫。 因为鸟太多，我们的菜园一度陷入危机，几乎维持不下去。尤其是初春之际，青菜鸟一来就密不可数，黑了一片天。我家豆角种了三道，还是留不下几粒种子和几棵苗。饥鸟狂食之下，菜园成了它们的公共食堂，残羹剩饭寥落无几。到后来，我们派出了两个张牙舞爪的稻草人，拉起了防鸟保苗的大网，盖上了防鸟护子的枝叶，各种空防措施相继到位，才勉勉强强度过了最危险的瓜菜发芽期。 找来几顶破草帽戴在草木丛中，也是一个好办法。不过这办法既吓鸟，也能吓人。一位从城里来的朋友，一进我家院门不禁神色紧张，因为他一眼瞥到丛林中闪烁的草帽，以为这里伏兵遍地，一场血战随时可能发生。 他说，饥汉不知饱汉的饱，他在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从来只知道无鸟之憾，却不知道鸟多之愁。 二十七 鸟巢 二十七 鸟巢 间伐竹木的时候，我发现林子里有很多空鸟巢。它们靠草须和油泥编织而成，丝丝入扣，环环相结，内壁光洁，外围粗松，隐约透出鸟雀涎液的酸腥气息，完全是精美的工艺品。一些朋友来乡下看我，给我带来食品什么的。作为回赠，我就给对方一个鸟巢，常常使他们大为惊叹喜爱不已。 这些鸟巢能使人类惭愧。人有一双手，有起重机、推土机、打桩机、电焊机等各种工具，给自己筑一居室尚且不易。鸟只有一张嘴，全靠这张嘴完成所有的工序，夜以继日地啄之咬之叼之喋之，该是一个怎样艰苦卓绝的过程！它们看似没头没脑，游手好闲，自由散漫，但只要一到繁育的季节，为了构筑一个产房，就不惜忍受最难熬的饥饿和疲乏，忍受最严酷的风雨和暴晒，哪怕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一个影子，也决不停止衔泥结草。在这个时候，它们成了全心生育后代的亡命之徒，而且从未打算从这种生育中获取什么回报。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曾被我视为陈腐过时的儒家伦理。我现在也许应该更正一下：它不过是一种普遍的动物伦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可以想象，古代的儒生们与其他动物一样，缺乏保育的成熟技术，面临着生育成活率太低的危机。因是之故，他们想都没怎么想，就把繁衍后代当作了最高使命，把群类的存亡置于个人的苦乐之上，决不让生命之链在自己这一环终止。在这一点上，他们既不是多么聪明，也不是多么愚昧，不一定多么崇高，也不一定多么庸俗，只是比有些人更动物化。他们是一些披着长衫和夹着书本的人形鸟雀，说出了动物圈的一条硬道理而已。 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把生育神圣化。那些庆祝生命诞生的种种鼓乐、歌舞、香火、祈祷……看来不过是透出了一片鸟语，昭示着谁也无法究诘的天道。 想到这里，我把几只鸟巢重新安放在林子里，愿它们的主人欣然归来。 二十八 忆飞飞 二十八 忆飞飞 姐夫是一个从国企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动手能力强，做鸡舍，挖粪池，打竹椅，把每件事都当军工业务订货，力求优质品率百分之百。听着满院子的鸟声，他似乎又有了一笔订单，拿来锯子、锤子以及卡尺，精心设计，紧张施工，用几块木板打造了一个尖顶鸟舍。里面铺设草须，相当于鸟类的席梦思。圆拱形门窗和门前的阶台，更有五星级宾馆气派，可供童话中王子和公主优雅出入。 我们兴冲冲将它固定在一棵大树上，一心等待粉红色童话的来临，等待一排排的鸟脑袋在窗口出现。可好几个月过去了，这鸟舍一点动静也没有。很多鸟倒是来过的，也把它打量过的。但它们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很快又拍打着翅膀飞去，对欧式高尚住宅不屑一顾。 我们怏怏地颇为沮丧。 一天，地坪里有一片落叶在飘动和跳动，引来狗和猫的围观和大呼小叫。我们凑上前一看，发现那不是落叶，是一只羽翼未丰的乳鸟，眼睛还不能打开，两只脚也站立不稳，嘴巴倒是奇大，以至整个脑袋就是一张嘴，一支向天空开放着的浅红色肉喇叭，等待着救命的食物。我们查看它的全身，倒没有发现什么伤——大概是被鸟它娘不小心遗落了。 妻子把猫和狗赶走以后，往它大张的嘴巴里滴了几滴水，又掰开米饭，喂入几个半粒，算是给它聊解饥渴。做完这一切，再把它装进一个纸盒，放回室外显眼的地方，希望母鸟回来时能够一眼看到它。 一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什么。不过鸟妈妈一直没有出现。妻子不免有些失望：“这妈妈怎么当的？胖大嫂回娘家，半路上把娃娃丢了还不知道呵？” 两天过去了，院子里的鸟叫还是特别多，不知在传告和争议什么。不过还是没有大鸟来认领。妻子更是气愤：“怎么这样狠心呢？这样的蠢婆娘虐待未成年子女，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我说：“你是不是要到林子里去给它们读几篇《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将它取名“飞飞”，取飞来之义。喂养几日以后，见它脱离了危险期，声音渐洪亮，小翅膀开始扑动，便把它送到树上的鸟舍里。那里有大鸟来往。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显著目标，引起大鸟们的注意，尽可能把消息带给它的母亲。我们希望它在同类的亲情之中，至少能少一点孤独和恐惧。 后来的事实是：它的嘤嘤叫声在树上消失了。我们以为它已经飞走，以为它已经回到母亲身边。但我们很快就发现飞飞的尸体漂浮在一个水池里。根据现场的迹象来看，它曾经想飞走，但还不太会飞，可能扑腾了两三下，最终一头栽入了水池。 它是一个日日夜夜想找回母亲的孩子。 是一个日日夜夜想进入天空的飞飞。 我后来从书上知道，动物有时也会遗弃甚至吞食自己的孩子——如果它们觉得这是淘汰弱小的必要，是保证种群强旺生命力的需要。根据这个说法，我不能不设想飞飞的另一种死因：它不是自己落入水池的，恰恰是被它母亲发现以后，被母亲有意投入水中。这个病弱的小家伙，终于死于一次崇高而决绝的谋杀？ 一个暗夜里有种种可能。 几天后，夜深人静之时，百鸟归巢息声，但有一只鸟总是在树梢上发出呱呱大叫，每叫必高低两声，声声相续，久久不歇，一心要喊破天似的。以至它何时停止叫喊，是否停止了叫喊，我都印象十分淡薄。我开始以为独鸟孤鸣是为了求偶，后来奇怪其他求偶者为何不鸣。最后，我终于听出了叫喊中的凄切，觉得它更像一种母亲寻找儿女的苦苦呼唤。 一个夜晚因为有了这种呼唤，有了这种凉透心底的忧伤和绝望，才会成为真正的山乡之夜。 二十九 雷击 二十九 雷击 我在一窗雨雾前胡思乱想，突然有眼前一亮，还有脚心一阵发麻，使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嗅出一股焦烧味以后才突然醒悟：打雷了！我的记忆中确有一点动静，好像是刚才闷闷的一声。 这一闷雷肯定打中我家，否则地面和墙面不会带电，更不会抽击我两只赤脚。我紧张地想到：应该做点什么。我赶快远离窗口，又赶快检查家里的情况，发现家里虽没着火，但电脑荧屏已经黑了，传真机已经冒烟，电话机里不再有声音，电视机里不再有图像，楼下浴室里的电热水器也无法启动……除了房子最西端的一只冰柜还在工作，家里五件电器全遭摧毁，一个文明世界顷刻间瓦解，一片死寂。 我大声告诉家人：“我们被雷打了！”但他们都冲着我笑，以为我在开玩笑，直到我大声再说一遍，他们脸上才有了紧张，一窝蜂慌慌地去复查灾情。 在城市里待久了，对雷电已经没有概念。我不知道大自然除了风和日暖与花红草绿以外，有时也会狠狠拍来一大耳光。儒生们反复讴歌的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有时也会以一种残暴的方式进行。 修理各种电器的过程，不消说有多麻烦和多窝囊。我得赶到城里去一家家地去上门送货与取货。在市广播局一个电工朋友的帮助之下，我家的避雷地线也埋下了——这需要挖出一米深的地沟，像挖出长长一圈战壕，再在沟底扎下十几根粗大的三角钢，又是烧焊，又是挖土和打锤……其工程之浩大，施工之费时费力，吓了我一大跳。我后悔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轻率地向朋友开口求助。 其实，宏伟工程也不太管用。朋友临行前偷偷告诉我：好是会好一点，但也不是万全。雷雨天里最好还是拉电闸，自己还要善于躲避。 我有点哭笑不得。早知如此，何必累得个半死？ 更要命的是，我该如何躲避？乡下人没有城市楼群的掩体，暴露在茫茫旷野，暴露在雷电的射区之内，成了大自然随时可以轰击的靶标。如果穷得连避雷针都装不起，人们很大程度上只能听天由命。大家明白这一点，于是别出心裁另求一些自存之法，比方说一听到雷声逼近，就得赶紧检点自己的孝行。临时补救措施也是常有的：问老父亲要不要吃肉，问老母亲要不要做棉裤，问爷爷奶奶要不要捶背——其声音一定要洪大，宏大到让老天爷能听到；其动作一定要张扬，比如紧急切肉最好在门外大张旗鼓进行，让老天爷一眼看个明白。“不做坏事就不怕遭雷打！”他们一般都这样认为。 他们还能怎么办？他们不能怎么办。雷电随时可以空袭，一个不能用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的人，只能躲进一种给自己宽心的心理想象。 对于很多都市人来说，雷声不再意味着杀伤，充其量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甚至只是一种都市剧的舞台效果，比方说是一种娱人的高分贝打击乐——既如此，人们当然不再需要问老父亲吃不吃肉，不再需要问老母亲穿不穿棉裤，不再需要问爷爷奶奶是不是背痛……很不幸，孝道也许就是这样衰落的，更广义的敬畏感和神圣感也可能是这样衰落的。我们很多妄佞之心，都可能在科学的掩体之下暗暗滋生。 这就是说，一旦人们能用物质手段来保护自己，精神也许会变得累赘多余？ 三十 守灵人 三十 守灵人 远远近近的鞭炮声不断响起来，想必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出门打听了一下，发现既无红喜，也无白喜，不过是农历七月半接鬼祭祖的日子到了。 寂静山谷里，鞭炮声传得很远，顺风而至却不知来自何处。这时候我不免想起了自己的来历。我家从没有燃炮祭祖的习惯。我已故的父母也不在我身边，不在村头或村尾，没法在这个日子听自己骨肉的走近。 都市人大多移居他乡，是一只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先辈对于我们来说，常常只是一些描述远方和虚无的词语，不是经常可以听到的（鞭炮）、嗅到的（香火）、摸到的（坟土和青草）的实在。我们在祭日里两目茫茫，无事可做。久而久之，我们在清明节、重阳节、七月半，冬至日、除夕过年这一类日子里，可能吃喝渐多而缅怀渐少。 相比之下，故乡不同于他乡。定居故乡者一直与前辈为邻，一直是广义的守灵人：出门就可能是父母的坟地，爬上坡可能就是祖父母的坟地，转下坳可能就是曾祖父母的坟地，钻过竹林还可能有伯父伯母叔父叔母的坟地……先辈组成了房前屋后的四面八方，随时闯入视野，幻化出音容体态，不是什么虚无。在这里，一种中国人视之为传统核心的孝道，一种慎终怀远乃至厚古薄今，在成为一种文化态度之前，其实早已是农民实际生活的情境规定，是睹物思情和触景生情的自然。他们祭祀时事死如事生，是因为死者一直逼近眼前，是触目和坚硬的现实。 出于同一原因，有些坟头热闹而有些坟头清冷，如此对比在祭祖者眼里一定特别刺激，不能不让人多一些紧张。兴衰之异，续断之别，直接表现为现实中“香火”的有无。这种坟前的不同待遇，不常被都市人耳闻目睹，却在乡下人的印象中声色并茂，足以使他们一次次坚定传宗接代之志，尤其是生出儿子的决心——只因为儿子是防老的衣食之源（都市人可能更依靠自己的退休金），而且更多承担了上坟祭祖的义务（都市人可能已无坟可上或者有祖不祭）。 我曾经一直以为，重男轻女仅仅是愚昧。很多现代的离婚者、独身族、同性恋以及丁克家庭，更不认为生儿育女是什么非此不可的大事。我们的生活因此显得更为文明。但我们得小心：我们是在握有退休金时说这些话的，是远离坟前香火时说这些话的，在乡下人听来一定隔膜——正如乡下人对无后的恐慌，在眼下的鞭炮声中再一次怦然入心，在一次次路过清冷野坟时寒意彻骨，恐怕不易被我们体会。 毫无疑问，乡下也有一些无人祭扫的坟，其主人的后代可能夭折了，可能迁走了，可能把先人忘记了。我家院门外就有这样的一座，坟碑已经倒塌，墓盖被荒草淹没。我曾在这里坐着抽了一支烟，如同一位找错了坟地的守灵人，想象着荒草下可能有过的故事，包括前辈从幼到老的某些容颜姿态——直到夜幕在眼前缓缓降落。 三十一 中国式礼拜 三十一 中国式礼拜 进山只有一条小公路。连日暴雨之下，好几个路段山体垮塌，我的汽车卡在半途中，陷在翻滚的泥浆里，后来靠着过路的两个学生帮忙推一把，才泥点狂溅地退出绝境，勉强退回到一个草坡上。我弃车换船，把一些物品卸下车，搬到李有根的船上，先回了家再说。 舞狮是中国南方祭祀仪式中常见的节目。 公路好几天没有通，我的车一直丢在几里路之外的野地。那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附近虽有一农舍，但没有人住。有根要我放心，说不会有事的。但我还是惴惴不安，总是想象汽车被偷了或者被撬了的惨状。虽说是一辆不起眼的国产捷达，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怎么能一块肥肉搁在狼来虎往之地？经常在那里路过的人们，在我的想象中目无定珠，神色诡秘，就不会起一点贼心？ 我坐船去查过一次现场，还算好，没发现什么异常。直到半个月以后雨停云散，公路重新开通，我才把汽车开回家来。谢天谢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现在相信有根的话了：八溪峒还真是平安之乡。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里一切太平。仅就我的记忆，几年来这里也有不少事骇人听闻：学校里有两辆摩托车被窃；坡上有好几片杉树被盗；一辆挖土机的师傅忘了锁油箱盖，只一顿饭的工夫，就发现箱里的柴油被吸了个精光……但平心而论，这些罪行不算特别严重。 乡下人也自私，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莫说是对一辆不知该如何摆弄的汽车，就是对路边一堆木头，几袋饲料，也不大有邪念。我经常看见这些东西随意丢在路边，好多天里无人理会，颇有路不拾遗之风。 农民家中常见的供奉牌位上，宗教、政治、伦理、文化总是多位一体。 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也许，一种匿名的身份和陌生的环境，最容易造成道德监控的缺位，造成人们的心理约束荡然无存。相反，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与城市稍异的是，乡村的道德监控还来自人世彼岸：家中的牌位，路口的坟墓，不时传阅和续写的族谱，大大扩充了一个多元化的监控联盟。 先人在一系列祭祀仪式中虽死犹生，是一些需要吃喝（摆供品）、需要开销（烧纸钱）、需要敬重（三叩九拜）、需要文化娱乐（比如舞刀弄枪或玩狮耍龙的傩戏节目）的灵性存在，是一种冥冥之中无处不在的威权。乡下人可容忍自己挨骂，决不容忍祖宗受辱，一旦联系上“八辈子祖宗”就非拼命不可，足见这种威权的不可亵渎。乡下人又常说：“做人要对得起祖宗。”更透出了对这种对威权的不时惦记。 这相当于欧美人说：“以上帝的名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上帝；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说。 很多难解的是非困惑，一拿到乡间祖坟面前就多多少少得以缓释。一切道德问题在这里都不需要答案，或早已有答案。为父者该做什么，为母者该做什么，为儿者该做什么，为媳者该做什么，为女者该做什么，为婿者该做什么……一切皆明白无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各种乡间的祭祀仪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中国式的教堂礼拜，一种本土化的道德功课。 也许，一旦祭祖的鞭炮声不再响起，一旦这种道德功课被取消，那种寂静会透出更多的不祥？ 三十二 乡村英文 三十二 乡村英文 玉梅是一个热心女人，与左邻右舍处得很热闹的。她家门前有一水泥坪，遇到邻家的金花来借坪晒谷，二话没说，满口答应，当下把自家柴垛移开，把落叶和鸡粪扫净，让出一片明净的场地。 她还兴冲冲地忙前忙后，将自家的大堂屋腾空，以便傍晚时就近收谷入门，避开露水和雾气，好第二天再晒。 不料，她不知因何事上火，第二天一大早就立在坪前高声叫骂。先是骂鸡：养不亲的货呵？吃了老娘的谷，还要上灶拉屎怎么的？就不怕老娘扭断你颈根拔你的毛？接着骂狗：你贱不贱？老娘请你来了吗？老娘下了红帖，还是发了轿子？这不是你的地方，你三尺厚的脸皮赖在这里，有本事就死回去发你的瘟呵！最后还骂到树上的鸟：你才是个贼，老不死的贼！你上偷瓜，下偷菜，偷惯了一双爪子还贼喊捉贼。有本事你就到法院去告，就十八路人马来抓呵。阴计烂肚的，算哪门本事？…… 她骂得鸡飞狗跳日月无光。远处的金花听得心疑，脸渐渐拉长了，上前来问：“玉梅姐，你骂谁呢？” 玉梅没好气地说：“谁心中有鬼，就是骂谁！” “没……没什么人得罪你吧？” “谁得罪了，谁知道！” 这就等于把话挑明了，把脸撕破了。 金花扭歪了一张脸，咚咚咚大步离去，叫来两三个帮手，一担担地把稻谷搬走。她的尖声也在篱笆那边隐隐传来：“……以为没有她一块坪，我就只能糠拌饭么？神经病，脑膜炎，一大早踩了猪粪吧？” 帮手中的一位，后来私下问玉梅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玉梅开始不说，实在却不过，才道出心中悲愤。原来她早上见天气不错，打算帮那妖婆子搬谷入坪摊晒，一心做点好事呵。却发现谷堆上画有暗号，是一些弯弯曲曲的沟痕，顿时就气炸了肺：呸，什么意思呵？留暗号不就是防贼么？留在她家屋里不就是防她么？怕她认出来，居然不写汉字，还写成了英文，就是电视上那种洋字码……你王八蛋呵，也太小看人了！她玉梅别说有吃有穿，就算穷，就算贱，就算讨饭，也不会稀罕你几粒谷吧？ 冤仇就这样结下了。金花事后不承认什么暗号，声称对方血口喷人，居然诬她写洋字码，为何不说她写了蝌蚪文呢，写了蚂蚁文和蜘蛛文呢？天地良心，她要是写得了洋文，还会嫁进这个倒霉的八溪峒，还会嫁给一个烂瓦匠，还会黑汗横流地晒谷？……但此事真相已没法澄清，因谷堆已散，谷堆上到底有没有暗号，有没有英文，旁人无法证实了。 两家断了往来，连鸡鸭也不再互访。一旦它们悄悄越界，必有来自敌方的石块，砸得越界者惊逃四散。一些妇人曾经想从中调解，但怎么也说不通，只能摇头叹气。 据玉梅说，那贼婆子曾经送给她一条花裤，说她个子矮一点，穿着正合身，给她穿算了。她以前还满心欢喜，现在算是想明白了：那哪是安什么好心，不就是嘲笑她的个头矮，要当众揭她的疮疤么？ 玉梅还说，那贼婆子曾经约她进城去看戏，抢先掏钱给她买了车票和戏票。她以前一直心怀感激，现在也算是想明白了：那哪是什么看戏？不就是要显摆自己有钱，显摆娘家有人发了财并且让她沾光，要当众戳她的痛处吗？ …… 往事历历在目，件件滴血，桩桩迸泪，眼下都被玉梅想得恍然大悟，反正什么事都往心里堵。而且越是有人来劝和，越给她增加了思前想后和悲愤重温的机会。一听到金花家那边狗叫，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那可能是发情的叫，是挨打的叫，是赶山猫或野兔的叫，但在玉梅听来都是狗仗人势，叫得这么猖狂和歹毒，吓白菜呵？她把一条花裤找出来，嚓嚓嚓地剪成碎片，一把碎片朝篱笆那边摔过去。 数日以后，住在山坳里的公公找来了，什么话也不说，要玉梅跟着走一趟。她来到了公公家的谷仓，顺着老人的手看去，发现那里的谷堆表面也有一些弯弯曲曲的沟痕，与她不久前见到的完全一样。谷仓前有两三只地蟞虫，大概是爬过谷堆的，留下沟痕的，已被踩死，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酸腥味。 公公嘟哝了一句，听不太清楚。 但媳妇捂住嘴，愣住了，冒出一张大红脸。 她低着头回了家。去菜园里锄草，顺手把金花家的两块地也锄了。去扎稻草人赶鸟，也顺手在金花家的田边戳了一个。去撒谷喂鸡，见邻家的鸡过来了，也不会再次厉声驱赶，让两窝鸡快快活活地啄在一起。 但金花没见到这一切，而且她那张门一直紧闭，悄无声息。玉梅事后才得知，收完稻谷后，金花就外出打工了，去了很远的北方。 第二年，金花没有回来。 第三年，金花还是没有回来。 第四年的一天，人们悄悄传说，可怜的金花姑娘回不来了，不久前在一次工厂的火灾中已不幸遇难。丈夫怕她婆婆和女儿伤心，迟迟没有说破。不过，她女儿后来上学时骑的那辆红色跑车，玉梅知道，大家也知道——是用一个女人的赔命钱买的。女儿不知道这个来由，骑车飞驰时经常放声大笑。 三十三 开会 三十三 开会 乡政府召开村组干部大会，宣布禁止“买码”——一种类似六合彩的私彩。这种私彩通过电话投注，由各级联系人点钞，近来已闹得农不思农，商不思商，教不思教，不禁是不行了。人们一到下午就围在电视机旁，争看中央台七套频道一个叫“天线宝宝”的动画节目。据说那里有四个跳舞的卡通宝宝，举手投足都可能暗示中彩号码：点两下头，就是数字二；转三个圈，就是数字三；下七级台阶，就是数字七，如此等等。这种对中央电视台的信赖和期待，在我看来荒谬绝伦。 一位最激烈反对买码的大嫂后来也倒戈。我问她为何不能坚持到底。她沮丧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说得热火朝天，你不买，站在那里一根木头，哦哦的。” “哦哦的”就是无话可说尴尬发呆的意思。 由此可见，潮流的感染力和威慑力不可小视，足以让抗拒者孤立和心慌，最终也只能随波逐流。 贺乡长此次禁码当然是吃了豹子胆，冒天下之大不韪，几成人民公敌。他话还没说完，台下便有抗议纷起。有人站起来大叫：“禁码？笑话，我已经亏了两千，你们赔给我呵？我不去赢回来，拿什么买化肥？” 另一个跟着站起来：“你们早不禁，迟不禁，等我亏了三四千就禁，安的是什么心？这就是你们执政为民呵？你们给群众造成了损害，就要负责到底！” 还有更多的人在拍桌子：贺麻子，你不能做缺德的事！我们又没有拿你的钱买码，你狗咬烂布巾呵？你蛮得屙牛屎呵？贺麻子，我们从没亏待过你呵，要茶有茶，要饭有饭，你今天要下这样的毒手？贺麻子，贺麻子…… 会场已经无法控制，台上的人也束手无策。但贺乡长耳尖，突然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哪个骂娘？” 下面安静了，大家面面相觑。好像刚才是有人骂娘，好像也没有人骂，但没有人说得清楚。 “嗯？哪个骂娘？”乡长迅速掌握了话题优势，脸色一沉，“禁码是为了你们好。你们禁不禁，看着办，关我卵事！但骂娘做什么？我娘碍了你们的事么？我娘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们？她今年六十五岁了，脚痛了十几年，在家里从不出门，喂一头猪，养几只鸡，一餐吃不下二两米，连皮鞋子都没穿过，连火车也没坐过，连城里的动物园也没有看过。哪一样得罪了你们？” 众人都觉得无话可说，站着的人都坐了下去。 乡长说到愤怒处，又猛拍一下桌子：“我娘离这里一百多里，清清白白一世人，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凭什么被你们骂？她到长沙去补脔心，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不说，脔心还没补好。医院里说，顶多也就是两三年的寿。你们还嫌她命不苦？她是吃过你们八溪峒一碗饭？还是烧过你们八溪峒一根柴？还是喝过你们八溪峒一口水？你们自己就没有娘？你们的娘也是茅厕板子？可以屎一脚尿一脚随便踩么？好笑，我贺麻子前后在五个乡镇当干部，没碰到这种事。动不动就骂娘。好呵，骂！骂呵！跳起来骂！……” 这一番话，证据充分，逻辑严密，高风亮节凛然，震得全场鸦雀无声，引来无数同情的目光。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大概人们觉得乡长他娘确实无辜，确实委屈，确实可怜，不该无缘无故地挨骂，那么天地良心，将心比心，禁码当然也就……不要再说了吧？ 贺麻子不满足于禁码，继续保持着孝子的雄壮声威，斜横着眼，勾缩着鼻，怒冲冲，气呼呼，把笔记本重重地拍来甩去，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从禁码说到封山育林，再说到计划生育和宅基地收费，把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统统扫荡。他现在不用担心台下的反对了。他的娘已经使大家心服口服，不给他鼓掌是不可能的。看到他最后横来一眼，大家鼓掌更为热烈。 散会的时候，大家纷纷把“贺麻子”改称为“贺乡长”：“唉，贺乡长也没讲错，这个码是不禁不行的呵。”“贺乡长说的，再不禁，过年钱都没有了！”“今天中午好歹吃了顿肉饭，总不能白吃吧？”有的人还拍着胸口，好像自己早就是贺乡长的铁哥们，早就同乡政府心连心了：“你以为买码是买脑白金呵？我早说过，到头来都是钾铵磷（剧毒农药）！不闹出几条人命，不会收场的！哼！”……人们一路上七嘴八舌，对禁码令基本上表示拥护。 尽管有些人还有几分心事重重，但看到大势所趋，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就不再发声。 我没想到会开成了这样，对贺麻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想到他有那样的非凡手段，竟能在今天闹哄哄的会上乱中取胜。 三十四 船老板 三十四 船老板 有根是个船老板，看见我游泳，远远地在船上招手，嘴巴一阵开合——喊声在柴油机噪音中其实完全听不清。他有时给我捎来东西，在院墙外停了机器，一声大喊抛过墙来：“拿兔子肉呵！”或者“拿野猪肉呵！”我闻声赶去水边，从他那里接过肉，还有坝上一个猎手朋友的问候。 与有根熟了以后，碰到城里朋友来访，我常常包租他的船去库湖中游玩。在这个时候，他对船钱总是推让。“给什么钱呢？几个朋友！”或者说：“下次再说，下次再说，我现在不缺钱！” 我后来知道，有根在开船之外兼看风水，还懂一点小方术。他走进我家院子，总要东张西望，细加观察，然后讲解“内白虎（指我家院内一个坡）”和“外青龙（指我家墙外一道山）”的深义。听说我家鸡埘里出现一种麻色小蛋，他一口咬定那不是鸟蛋，也不是蛇蛋，而是臭婆娘（不知他是说谁）拿来偷换鸡蛋的。我应该马上去鸡埘边贴一红纸条，方可以正压邪，清净门户，赶走那个臭婆娘！ 他是一个业余萨满，常被乡亲邀去解决难题。乡亲们一碰到事情不顺，比如出门便摔跤，进门又打碗，埘里刚死鸡，圈里又猪瘟……这就值得注意了，就不能当作一般事务来处理了。取冷饭一碗，配鱼肉若干，倒在屋后僻静处，辅之以烧香和贴符，俗称为“倒冷饭”，可把小鬼打发远去，算是打破险局的简易伎俩。如果事情比较严重，比如房屋起火还加上恶病缠身，那就不光要救火和治病，更要找出形而上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乡下人信赖科学但不满足于科学，一定会去求助有根这样的人，甚至去求助更高级的和尚或道师。 到底找什么人，依情况的严重程度而定，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 这些做法十分可疑，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否算得上某种草根民间的心治之术？祛邪驱鬼一类是否也不失为心理暗示和精神调节的偏招？就像很多老师要孩子们临考前大喊三声“我是最棒的”，这种十之八九的谎言常常也管用，近来也被列为科学的一部分——不过是传统科学所忽略的科学。 倒是另有一些科学的接连露馅：化肥破坏土质的大弊近来才被人们认识。瘦肉精、催长素、ddt、隆胸硅胶、不粘锅的特氟隆等等，也以其危害最终吓坏了公众。神经毒气和细菌武器更不用说，似乎比巫术更混蛋，其制造者分明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邪教教主。 但我还是一个信奉科学的教徒，对有根的热情指导一笑了之，急得他瞪大眼睛：“你以为这迷信？明明是科学，条条都是有书对的！” 他也想抢戴一顶科学的桂冠。 他给我看过一些油印小册子，解释地理与命理的关系，包括地理如何改变命理，命理如何改变地理——一个人只要三年不做恶事，家中的树木一定长得郁郁葱葱，如此等等。他还说到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林彪的祖坟，一个劲解释那些坟墓与命运的关联。据说那都是他们堪舆界公认的经典案例，还经过他一次次亲自考察。他决不容我对此心不在焉，把目光移向报纸：“老韩你听听……”“老韩你想想……”“老韩你来说，事情是不是这样……”他一次次用点名和盯人的方式，用假装提问但并未提问的方式，把心猿意马的我拉回来，逼我继续聆听。 “如果不是何键挖了毛主席的祖坟，毛主席怎么会香火不旺？他儿子怎么可能死在朝鲜？” “你看了几十年风水，为何自己没选个好风水？”我想击其要害。 某农家的机动船正穿过一条水峡。 “你说我家？我家的风水不错呵！以前只是大门偏了一点，前年我已经把门改过来了。但地理还得有命理的配合，你懂不懂？我的八字是缺水，缺水也就是缺财，你懂不懂？……”他说不通左就说右，绕一绕，又能把话圆回来。 这一天，我与他在雁泊湾看朋友，在一农户家吃晚饭。天色渐晚，主妇把一只大母鸡追得满地飞，说那只鸡几天前不知受了什么惊，晚上总是不回窝了，怕是要变野鸡了。 有根笑了笑，“你等我来。” “你抓得住它？” “鸡有脚，自己不会走么？你只给我找一张纸。” “要纸做什么？” 有根讳莫如深，笑而不答，取一张废报纸去灶角里点火，嘴里念念有词。 “回来没有？”他接下来大声问。 “回来了！”主妇往地坪里一看，大觉意外。 “你再看看，它进埘没有？” “进去了！已经进去了！” “看清楚呵，没有再出来吧？” “没有！真的没有！” 主妇和我都目瞪口呆。如果我不是在现场目睹，如果这件事只是传说，我撞破脑袋也不会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立刻想到的下一点是：我是不是应该遵照他的嘱咐，去鸡埘边贴红纸条？ 深夜，我们离开雁泊湾。他把我送回家。我上了岸，在朦胧夜色中摇摇手，看他一点篙，船就离了岸，船尾有缓缓鼓动的浪花，搅碎了满湖星光。我答应下次跟他去看看峒里最好的一块坟地，据说是块要出宰相出将军的宝地。我的巨大殊荣是最早得知此事，是获准参观的第一人——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看了以后不能说。 三十五 藏身入山 三十五 藏身入山 都市里的钢铁、水泥、塑料等等全是无机物，由人工发明和生产，没有奇迹和神秘可言，几本数理化足以解释一切。人们的所食也多是动物和植物的尸体，一些大批量的呆呆成货，出现在包装盒、真空袋以及冰箱里。人是那个人造世界里的新任上帝，不再需要其他上帝。 乡村虽然也有人造品，但更接近一个自然的世界。乡下人不但缺乏足够的钱来享用科学（比如我家那个价钱不菲的避雷针），而且还时时面对着生物圈的变化多端，面对着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奇妙造化，包括它们基因图谱里无法破译的空白和乱码。他们还长久厮守着一切无法由人工来制作和掌控的日月星辰、四季寒暑、山川大地、风雨雷电、水涝干旱以及瘴疠邪毒，没法摆脱人们相对的无知感、无力感、无常感。 对于乡下人来说，既然科学不能管理一切，他们当然就需要科学以外更多的什么。吴老贵上次进山打了两只麂子一只兔，但这一次把铳药都打光了，连毛都没打来一根。这是为什么？李有根上次进山轻轻松松伐了一个坡的杉木，但这一次开锯就锯断，动斧就伤脚，最后还有一根树梢莫名地妙地弹过来，把他横扫到山沟里，砸了个头破血流。这又是为什么？还有蕉冲的贤爹赶马运木头，以往都是来去平安，但这一次马硬是不走，背着几根圆木团团乱转，最后一脚踩塌了，连马带木滚下山去，折了一条马腿，一匹废马只能进屠场，急得贤爹当场就哇哇大哭。这里难道没有什么原因？……山民们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更重要的是，没法像城里人一样可以回避这些偶然。如果他们还要活下去，就不能不苦苦寻找应对之法。 进山的一条独石桥。 进山的骑马者。 于是他们学会了“和山”：上山之前要焚香三炷，向山神表示求恕和感恩，上山以后也决不能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如果是打猎者，要在山上动刀动枪，伤生见血，属于更严重的冒犯，那么他们上山三天以前就必须开始“藏身”。其具体做法是不照镜，不外出，不见人，不秽语，连放屁也得憋住，连拉屎撒尿也得蹑手蹑脚。遇到别人打招呼，必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决不应答回话。更严格的“藏身”之术还包括不行房事，不发言语，夜不点灯，餐不上桌……不一而足。其目的无非是暂时人间蒸发，逃过山神的耳目，有点像特种兵潜入伏击区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这些规矩，因此每次见到猎户入山，都装作没看见，更不得打招呼，不去捅破对方的隐身伪装。我开始不知道这一说，有次在路上碰到吴老贵，迎面相撞，喊了两声，见他一扭头就走了。我还以为他无端生气。 后来才知道他正要进山收野猪套，此刻宁可得罪于我，也不能误了大事。 幸亏他这次进山没被蛇咬，没被蜂蜇，没有摔断手脚，否则他很可能归因于我，记恨我的一声招呼坏了他的功法。我在茫茫大山前胡乱喊叫，难辞告密卖友之罪。 三十六 塌鼻子 三十六 塌鼻子 山那边有一郎中，塌鼻子，读书不多，每天上午不做事，只是咕嘟咕嘟吸水烟，直到铜烟筒烧红了才熄火。午饭后睡觉，睡到一个大哈欠起床才开始门诊，但限定人数，只看三四十个号子——他晚上要去坐人家喝茶，从来不可耽误。 没有人看见他采药，但他总能拿出一种黑药丸，据说那是他半夜里采集和泡制的，几乎包治百病，神效十分了得。这种药丸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深有浅，其中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贴身的帮手也不大明白。 不光是药，他还有很多旁门左道。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跳起来朝门外跑。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把病人打倒在地，再把对方拖入水塘，不论对方如何惨叫，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一次次把脑袋按入水中。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人们遵他的指示，用好几重茧棉包裹病人，抬到床上去发汗。不到一个时辰，病人果然发出汗来，高烧渐退，神智恢复，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 一个小孩不小心吞铁钉入腹，急得父母团团转。塌鼻子去问了问，要孩子父母煮一锅粥，自己不慌不忙去了炭窑，剥来新炭皮几块，研成粉末，调入热粥，要小孩连吃三碗。过了半个时辰，小孩如厕大便，果然把炭屑裹着的铁钉屙出体外。 更奇特的是，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他仔细看看腿伤，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放在火里烧红，再下醋淬火，如是三番，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和着谷酒，灌入马口。五六天之后，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更奇怪的是，几年后这匹马死了，屠马者割开皮肉，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 这些说法不知是否属实。 塌鼻子医术高，脾气就大了起来，说话没轻重。有一天，他摸到一个病人的脉，生气地说：“一个死人，你们还背来做什么？”当时病人还能吃能拉，病情不算特别严重，家人一听这话大为生气，愤而去了县城医院。不料七天之后，那病人果然一命呜呼。还有一天，有两个妇女上门求医，带的鸡蛋不一般多。为了避免送礼有厚薄，多带鸡蛋的一位便从篮子里取出了几个，藏在路边的草丛里，打算回头时再取。她们没料到塌鼻子开了药方以后说：“你们快点回去，草里的鸡蛋要被犁田人拿走了呵。”这当然让两位妇人大惊失色：这塌鼻子莫非有个望远镜？还看见了她们刚才在路边的手脚？ 三十七 神医续传 三十七 神医续传 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搅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台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当天的号子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官太太好生不快，见他颈根黑黑的一圈，见他耳朵里生出几根长毛，更是不以为然，暗地里咒了几声“塌鼻子”——有什么了不起呢？ 轮到她就诊了，塌鼻子一见她就摇手：“我一个塌鼻子晓得什么！你还是找个高鼻子去看。” 对方听出了话中有话，吓得面如纸灰，忙不迭地道歉，一定要请他消消气，说她刚才腹诽的不是郎中，是另外一个什么人。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这一禁令是不是出于仇人暗算，不得而知。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其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挑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呵。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 三十八 老地主 三十八 老地主 吴县长这个人也值得记录一二。见过他的人都说，他一个阉鸡脑壳又长又尖，相貌要说多丑有多丑，为人却不失厚道。以前当地主的时候，他见了乞丐就施粥，见了死人就请人来埋，见到路上卖咸鱼的挑子，就一把拦下，要对方挑到粥厂去，说几担咸鱼值几个钱呢？你们只管吃，吃不穷我的。 有一年，山里发生宗族械斗，双方都咬死理，他就卖田来平息纠纷。 他当过几天国民党的县长，但贫下中农对他印象不错，土改的时候纷纷说，先不能斗他，要斗就斗世癞子。世癞子的田其实没有他的多，但那人太厉害一点，年三十到别人家催账，见对方没有谷，也没有茶油，就把人家准备过年的一个猪头提走了，好不尖钻！好不歹毒！正人君子不齿。 农民总是通过细节来论人的，总是记忆细节和传说细节，重细节甚于任何政策和理论——这与很多新派人士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吴县长虽然成了革命的敌人，但靠一大堆细节挡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挨过打，还颇受乡亲们尊重。有的人家生了娃崽，请他来取名字。有的人家办酒席，请他来坐头一桌。有一次某家嫁女，请他写对联，听说他做客去了，硬是追出五六里地，一定要讨他贵人吉言。他没有办法，只好站在路上口授一联：“易挑养育千斤担，难显关怀一片心。”算是马虎应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逃脱的一劫。他还是被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接受群众的斗争，只差没把他当只猴子吊起来。他前面挂了一块牌，上写“牛鬼”二字。后面挂了一块牌，上写“蛇神”二字。他游行的时候就恨恨地喊：“我前面是牛鬼，我后面是蛇神！”民兵们开始还不觉，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问他怎么能这样喊。他说你们如何写，我就如何喊，都是照你们写的喊，要不得么？民兵们觉得他也没有说错，只好马虎带过。 工作队总算找到他一个岔子，指控他搞封建迷信，一直给人看相。 他不服：“你们说看相是搞迷信，那你们买条牛不也是要看犍？” 我用这个“犍”是取其音jan，指牛身上的旋毛眼。农民们常常查看犍的多少和位置，以此判断牛的质量和性格。在老地主看来，这不也是给牛看相？不也是革命的唯物主义？为何牛相可以看而人相不可以看？ 工作队说不过他，只好再次带过。 同其他反动分子一起跪着挨斗的时候，他跪功最好，跪上两三个钟头，挺胸昂首，腰身笔直，纹丝不动，让台下所有的人都啧啧称奇。大家不听台上的发言，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膝下和腰上，让会议组织者颇为恼火。到后来，他还可以跪着睡觉，一睁眼，打一个哈欠，吞一丝涎水，发现大会还没结束，合上眼睛再睡回笼觉，身板还是稳如磐石高高挺立。会场里油灯的光线暗淡，没有人发现他去南柯国走了好几个来回。 大概是这样跪着睡习惯了，睡舒服了，他后来不跪还不行。人家坐着铡猪草，他就要跪着铡。人家蹲着栽菜秧，他就要跪着栽。动不动就给人一个罪大恶极的姿态，让人惶惶不安。他来参加一般的会议，没有人要他跪，但他坐着坐着就双膝滑落在地，要过一过下跪的瘾。“我瞌睡来了，不得了，不得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不跪一下硬是不行了。” 你回去吧，快些回去！……工作队后来也这样打发他，怕他留下来继续搅乱会场秩序。 他后来过得比较清闲。据说老婆病故的时候，他想过自杀，拿蜂蜜拌葱吃。俗话说，蜜拌葱，快如风，一吃肯定要死人的。但他吃了两回，居然就是不死，八字铁硬的。 总算等到了政治运动的结束，他重新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两个儿子也都上了大学，后来还去了美国。其中一个当了公司经理，另一个学问大得很，据说专门研究机器人的后脑壳——这是他对儿子专业成就的描述。听他这样说，好像机器人是有后脑壳的，可能还有额头和下巴之分，有五官科和泌尿科之分。 三十九 卫星佬 三十九 卫星佬 当年的一位插友姓刘，眼下在电视台当差，来我家玩过一次，执意要帮我装上电视卫星天线，决不让我成为文明的弃儿。 一辆工程车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开来了。车上跳下两位技师，手操对讲机，分派手下人搬出监测器、钻孔机、定向仪、解码器、手提电脑等等，还忙着检查基础工程，即一个直径一点五米的水泥座——我家已经遵照吩咐提前打造好。 他们架上铝皮锅，靠定向仪确定方位，靠监测器查验信号，靠电脑上网搜寻参数资料。一拨人在野外操作天线，另一拨人在室内调试电视，双方在对讲机里哇啦哇啦呼叫，忙得一个个满头大汗。碰到什么疑难，他们还打手机咨询更高级的专家，甚至直接打到出产设备的厂家。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过程中，我只能端茶倒水，完全帮不上忙。 朋友送来的这口锅，本身就价值两千。这笔厚礼实在让我过意不去。买一车西瓜送去电视台还礼，是后话不提。 几个月以后，雷击打坏了天线。我不好意思要工程车再跑一趟，正在为难之际，一位邻居对我说：“何不喊毛伢子来一趟？” 毛伢子是谁？ 毛伢子就是桥头村路边那个杀猪佬呵。邻居说，他近来也兼营卫星天线安装，别人也叫他“卫星佬”。我不大相信杀猪的能玩好卫星，没有接受邻居的建议，含糊了一下。没料到邻居很热心，竟自作主张拜托一位运竹木的司机，捎了个口信下山去。卫星佬就这样进山了，站在院门外高声大叫。 我不认识他，见两个汉子的裤腿上满是泥点，以为是打鱼人来卖鱼，连连表示我们不要鱼。“不是你叫我来的么？”毛师傅很纳闷，给我出示一只用草绳拴着铝皮锅，让我明白他们的来历和来意。 他们当然没有汽车，只骑来了一辆浑身哗啦啦乱响的旧摩托。一个人抱着大锅反坐在车尾，另一个挂着两个工具袋向前开车，一正一反珠联璧合，就像一棵歪着头的大蘑菇上了路，更像一只支着锅形天线的预警飞机嗡嗡嗡进了山，哪怕在田间小道也能七弯八折，一往无前。进了大门以后，大脚板踩得到处是泥印，他们既不细察，更不多言，三下五除二就打上前去，动作如果不说是粗鲁但至少是猛烈，简直是在杀猪。他们不由分说把肥胖的电视机抬到室外，扔在草地上任它哼哼，接上电线，就当成监测器用上了。他们既不需要定向仪，也不需要用量角器，只是抬抬头，看看太阳的位置，甚至是太阳在云中可能的位置，把一口铝皮锅左挪一下，右旋两下，再踹它三两脚，差点踹出了我想象中的尖叫，很快就校准了卫星方向。他们对锅座安装更无教条主义，如果你同意，他们更愿意省掉钢架，找来一些断砖废石，不一会就砌出三个砖墩，让锅座由一条钢腿变成三条砖腿，不像是架天线，倒像是砌猪圈。 卫星锅成了潲水锅。这样虽不大好看，虽不符合技术规程，但实际上更结实和更稳固，有抗风和防锈的诸多实惠。在锅中央的高频头上，他们随手罩上个底朝天的可口可乐半截瓶子，算是乡下人的即兴创造，一个防雨的小把戏。 猪杀完了，肥胖的电视机也被捉回室内重上屠案。杀猪佬揪去一把鼻涕，在裤子上擦了一把，对各种解码参数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对“亚太一号”、“泛美二号”、“雅玛尔”一类卫星名称如数家珍脱口而出，随手调试出屏幕上中国的、港台的、南亚的、中东的、欧美的各种音画，就像从竹笼里掏出一只只猪，看你要哪一只，看你要剁哪一块，他都可以熟练地剁好，足斤足两，老幼无欺。价格也便宜：装一口锅，连人工和线材费用总共三百左右，不到一头猪的钱。 我这才知道卫星天线已经大大降价。 我要他们吃了饭再走，他们连连摇头，说天已不早，还要顺路去茶盘砚收猪，准备明天卖肉，说完一溜烟骑着摩托走了。 我目送他们远去，怀疑他们的小小摩托无所不能，不但能把肥的瘦的卫星节目统统带上山来，也能把电子化数码化的大肥猪运下山去。 四十 意见领袖 四十 意见领袖 乡下电视多了，报纸就少了。我订了份报纸，不料成了批发式的周报甚至旬报。乡邮员小吴一个月难露几次脸，来一次就批发一大堆：总理的出访和归国同步报道，球赛的预测和回顾联袂而来。我对这种时间杂串很恼火，差一点要打电话向邮政局投诉。后来一打听，得知小吴的月工资才一百多元，摩托车的汽油也不能报销，因此他不得不把副业当正业，兼职开上了推土机，实有谋生的无奈。 我只得把话咽了回去。 比较自己当知青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乡邮员没有摩托车，连脚踏车也没有，靠两条腿步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当天报纸。为何三十年后的乡村邮政竟糟糕到如此地步？乡邮员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市场化分配看似合理，但对贫困山区的某些公益事业而言，岂不是要斩尽杀绝？ 我是这里不多的私人订报者之一。只是不知这是对小吴有利（让他的业务效益有所增加）还是不利（如果无人订报，他每月下山一趟也许就够了）。 没有报纸，并不妨碍山里人放眼中国和世界。这一天我妻子去胖姑娘家买豆腐，回来大笑不已。我问她笑什么，她几次刚要开口又忍不住捧腹弯腰，眼泪都出了眼眶。原来，她刚才在大路边听一堆人聚议国事，绪非爹正在那里发表口头社论，议题是海南岛上空的中美撞机。 “……美国飞机来了，你有狠，就一炮打他娘的尸，跟什么踪？闻屁臭么？你的飞机又不硬，做得蛋壳子一样，假冒伪劣，撞不过人家的美国货，怪谁？”这是他对中国飞行员和飞机质量的不满。 在农家聊天。 “美国也他娘的太毒了，就是欺侮你不敢打。上次还炸我们的南斯拉夫（正确说法应该是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说是误炸。屁！你相信么？你以为他们飞机上的炸弹真是没捆好，一不留神滚下来一个？飞机上捆炸弹，总不会是用草绳捆吧？起码要拿六码丝（一种农民所熟悉的铁丝）来捆吧？他娘的，一炸就是三弹齐发，明明不是滚下来的，硬是起了毒心。最后说是赔钱。谁知道真的赔了没有？再说，他美国反正是有钱，扯几张票子不碍事。就当是摸了你老婆的屁股，赔五块钱，输钱没有输气呵。你拿他如何办？”这是发泄对美国当局的嫉愤。 绪非爹端着一个保温杯朝乡政府走去，见到这个爹那个婆的，还是一路上心潮难平：“不得了哇，不得了，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飞机犁一路去，轮船又犁一路回，到现在，一块降落伞的布也没找到。你们说那个飞行员是不是也有点蠢？未必手机也没带？打个电话回来呵！说我在哪个弯角，省得这么多人耽误瞌睡呵！” 这位绪非爹已在供销社退休，成天捧着个保温杯到处游荡，这里站一下，那里站一下，经常说得唇干舌燥，也确实需要茶水及时补充。实在没有话题和听众的时候，他有些无聊，就搓一手麻将，打一轮桌球，骑着摩托去镇上飙车，当一回玩酷的时尚老年。直到有一次翻车受伤，他好几天撅着屁股哎哎哟哟，扶着墙壁走路，才不再沾摩托。 方方、蒋韵、李锐、蒋子丹等朋友来乡下时，听我一番介绍，对这位意见领袖大为好奇，要我领头前去拜访。但那天运气不好，我们没找到他，只看见到他家墙根刷有石灰标语“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蛋子。这粒蛋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蛋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蛋子。” “真是要感谢邓小平，说我们卖点茶叶给你可以，卖点猪肉给你可以，但我们的蛋子怎么能卖给你呢？就一举把香港收回来了。现在我们胯里要痛，也只痛一粒了。”他补上重要的结论。 这些话女士不宜，但纯属说话的常识化和形象化，其实并无下流之意。看他的脸色，也是一本正经的。 我夏天里下水游泳，有幸在水中被他偶尔接见过三两回。他把汽车轮胎当成皮筏子，一块木板当作船桨，慢慢地朝我划过来，一个黑点由远而近。待看清他了，我发现轮胎上还横绑两块木条，就像船上的左右舷板，塑料袋里还藏有肥皂、毛巾、保温杯一类，看得出主人不是来游泳，是装备齐全地来洗澡。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通！”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 四十一 面子 四十一 面子 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决不会用一个电话，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得“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足以引起严重的事故。 上门与不上门的区别，在于给不给面子。面子在这里并不抽象，是一种物质性要件，即人脸的真切到位。同理，凡商谈重要事务，捎口信和打电话的方式都太嫌轻率。当事者须登门面谈，才能使对方感受到诚恳和郑重。凡非议什么人事，一般也不能当面发作，否则就是“破面子”、“撕面子”、“驳面子”，无异于一种语言凶案。这样，除了少数毛深皮厚的刺头，大家在熟人范围内（这一界限极为重要）的非议，大多是弯弯绕，顾全当事人的情面。 山里同样有很多利益之争。但大多数的冲突被情面磨去锋芒，不表现为硬性拼打，而是柔性挤压。即使一时激化为拼打，也大多会返回挤压。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话里听音，点到为止，指桑骂槐，隔山打锣，三百里外骂知县……就是他们的挤压方式，不一定为外人所习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会挖洞寻蛇打，不会一刀子捅进去再搅三圈（贤爹语）。家里的羊丢了，一路寻去，得靠路边的知情人指点方向。田里遭旱了，要开沟引水，得靠上丘田的主人给个方便。在集镇上一时短钱，碰上某个乡亲，就是救急解难的宝贵机会。更不说山里人的亲戚关系缠结如网，张三牵着李四，王五绊着赵六，遇红白喜事大家总要碰头，逢祭祖祈神大家总要见面。盖个房子，架个便桥，免不了还得互相帮工。在这种定居农耕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利益关系人，至少是间接或更间接的利益关系人，岂能说翻脸就翻脸？岂能只顾前途就不管后路（庆爹语）？ 古有“乡原”一说，多年来歧释不一。其实，因“乡”而“原”之，意通原谅和原肴，差不多也是因“乡”而“圆”之：圆滑，圆顺，圆通，圆融，是乡民们必要的处世之法。做人即使“内方”，在乡邻圈里不能没有“外圆”。 近来省里某部门想了解下情，派一些人员下乡暗访。这当然忙坏了乡干部。参照邻乡的经验，乡政府紧急部署，派出各种伪装成农民的游动哨和瞭望哨，互相用手机密切联络。消息树和烽火台的可能性肯定也被他们想到了。一旦发现面目可疑的山外来客，“尾巴”立即不远不近地跟随，既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丢失目标，必要时高声咳嗽一二，以示自己耳目在此。 这种“吊尾线”已经足够，足以让受访男女的嘴里干净许多。“你要是不跟在那里，不得了，不得了，他们连屎渣子也要给你翻出来！”一个干部事后说得心有余悸。 “哪个乡镇没几个破篓子？总结你的成绩就上北京，总结你的问题就判徒刑！”另一个干部理直气壮。 有些农民对此不满，常来我家抱怨，说他们没机会说真话。他们的真话内容包括上面的摊派多，退耕还林款不到位等等。某户人家只是与干部关系好，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娃崽说成聋哑，又骗得生育指标，也算是一条。 我对他们说：“杀一头猪，猪也要叫几下吧？你们都是大活人，都有一张嘴，有意见就对上说呵！” 他们吓得面色发白，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的。 “那你们找我做什么？” 他们支支吾吾，相视而笑，大概是想要我去代言，或者也没打算求我，只是闲来嚼嚼舌头，一泄胸中的闷气。 我能痛恨他们的懦弱吗？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进入他们恒久的利益网络，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但他们的懦弱如果不被痛恨，不加扫荡，这个穷山窝的言路又何以畅通？进一步说，没有畅通言路，善政又何能确保？ 四十二 诗猫 四十二 诗猫 我还没有说到我家的猫，这乡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养猫，但入居新家的那一段，每夜都不得安宁，不是面条成了碎渣，就是腊肉少去半块，连储藏室的木门也被咬去一角。 生存保卫战刻不容缓。我们下了毒鼠药，设了捕鼠夹，效果均乏善可陈。老鼠们贼头贼脑，小眼睛滴溜溜转，是何等聪明的高手，吃了一次亏以后，下次决不上当。无论我们如何机密行事，把下毒药说成“请客”，把设夹子说成“开床”，把老鼠一律爱称为“少爷”或者“相公”，但它们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能听懂这些黑话，一举识破我们的阴谋。 到最后，绕过毒米吃好米，戳倒了夹子再吃肉——它们总要大破我们的天门阵。报纸上说，省农业厅服务站有“电猫”出售。我赶到城里购得一只，其实是一套微型电网。这种电网需要主人小心布线，让裸线离地两厘米左右，再接通电源，等待老鼠前来触网，啪啪地爆出火光。不幸的是，新武器一天天只是准确打击着空气，连老鼠影子也没打下来一个。 有天夜里妻子听到鼠叫，以为正义之战终于开打，兴冲冲起来检阅战果，不料没看见什么战果，倒是自己不小心被电猫咬了一口，惨兮兮地大叫。 咪咪在树荫下呼呼大睡。 一切手段都失败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农民的建议，返回最原始的方法。一只刚满月的小猫，毛乎乎的一团，由龙老师从三江镇带来，被我们随口一叫，就定名为“咪咪”。“咪陀”、“咪相公”、“咪大爷”、“一一〇”等，是后来衍生的一些称谓。它背黄胸白，毛色鲜亮，机灵活泼，每天早上大练武功，翻滚，拳击，鱼跃，追逐自己的尾巴，陀螺一样飞旋不停，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张椅子靠背的两道横栏，成了它反复翻腾和穿插的高低杠，难度系数不断攀高。农民送来一面祝贺新居的大镜子，没有地方好挂，一直靠墙闲搁着，眼下便成了它早上必用的练功镜——它把自己足足折腾一两个钟头，左翻两周半，右旋三圈半，乌龙绞柱，掀身探海，倒踢紫金冠，最后朝镜中盯上一眼，把自己美美地欣赏再三，满心崇拜着这个镜中的芭蕾男星。 突然发现了镜头这个可疑之物。 它把老鼠吓得无影无踪，自以为英雄盖世，仗着自己的年少气盛，更是独立和反叛，正如时下的某些新人类，把听话当作丢人的勾当，把傲慢当作流行的风度，不饿的时候根本不愿理人，甚至不愿回家。不管主人怎么叫，它就是不露脸，就是不应答，一点面子也不给。它情愿雍容矜持地蹲在墙头，观赏学校那边的广播操或者篮球赛；或是仙风道骨地蹲在院门顶上，凝望远处一片青山绿水，凝固在月光里或霞光里，如一尊久经沧桑的诗人，不，诗猫——正心事浩茫思接千古。 它是要写出七律还是要写商籁？ 是正沉溺于婉约还是在蕴积着豪放？ 四十三 猫狗之缘 四十三 猫狗之缘 咪咪本事渐长，表现欲也渐增，见到我在院子里走过，忽然冲到我的前面，刷地一下蹿上树，又刷地一下从树上蹿下来，其实没有什么要事，只是想请你见识它非凡的速度和高度。 它也有失手的时候。它不明白竹子不是樟树或梓树，不知道竹竿太滑也太硬，有一次当着我的面一路猛冲，闪电一般蹿上竹竿，但爪子抓拉不住，终于哧溜溜摔了下来，砸了个四脚朝天，真是很没有面子。 它夹着尾巴快步溜走，以后再也不爬竹竿。 实在很无聊的时候，它才会想到名叫“三毛”的一条狗。三毛比它年长几岁，算是狗大哥。但大哥在本领上比不过小弟，上不了树，爬不了墙，打架也笨，只会傻乎乎地硬着头皮朝前拱，架不住小弟的手抓、脚蹬、尾巴抽、牙齿咬，十八般兵器组成了立体攻势。就算三毛的身坯大，重型战车撞倒了对方，但小弟腾空一跃上了楼梯，没等对手看清楚，已迅速退到安全地带。 三毛甩了甩一头长毛，发现没了目标，一犯傻就朝错误方向扑去，在一个个房间里窜进窜出地搜查，气喘吁吁还是一无所获。它没有料到咪咪此时正端坐高处，以逸待劳，悠悠然摇着尾巴，对敌方的忙碌懒得理睬。 到后来，狗哥甘拜下风，凡事让小弟三分。见咪咪抢吃它的饭，就一旁待着，实在冒火了，才去猫碗里大吃两口，算是很没出息的报复。有时躺在地上，听任椅子上的咪陀垂下尾巴，在它的狗头上不时敲打。 三毛半眯着眼睛，忍着。 它们一般来说还算友好，有时可以同睡一个纸箱，甚至嘴套嘴地互相含着（如同深吻），手搂手地互相抱着（如同热拥）。如此至爱亲朋，僵住好一阵，直到睡意大发，才结束亲密的一幕，分头各睡各的。它们也开始互相学习，比如三毛学会了抓老鼠，咪咪则学会了见人即仰卧，亮出肚皮以示友好。有一次，院子西头发出一声惨叫，听上去像猫的声音。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三毛全身一震，已狂叫着朝惨叫的方向窜去，四蹄刨得沙土翻飞，蓬松长毛被疾风刮得紧贴全身，使它平平扁扁完全变了形。虽然它最后没发现蛇，没发现黄鼠狼，只发现一只野猫越墙而去，但还是在草丛里四处嗅，好一阵才罢手。它刚才一定是在担心猫小弟的安危。 这使我夸了它好一阵，见义勇为和高风亮节的高帽子，一顶顶戴在它头上。咪咪也许能听懂一二，也许听得有点不服气。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早上打开大门，门外正当眼的地方，可能有血淋淋的一丝鼠肠或一只鼠腿——这当然是咪咪的战绩，是它割下敌寇的首级，回头向主帅部报功。我突然明白了，它有心留下这一口，无非是表示它没有白吃饭，至少不比三毛草包到哪里去。 比较麻烦的是，它割来的首级不但有鼠肉，有时也有鸡肉或者鸟肉。这就是说，它一直不清楚自己一一〇的职责范围，一直把鸡和鸟看作了有翅膀的老鼠。尤其是那种灰黑色的小东西，在它看来一定是老鼠的乔装打扮，决不可放过和轻饶。我家的鸡仔在它嘴里好几次减员大半，使我们后来根本不敢买小鸡，尤其是黑毛小鸡。我气得大骂它践踏法律。但它瞪着眼睛并不理解。 有一次，它叼着满满一口黑毛兴冲冲地跑来，再一次引起公愤：你叼鸟做什么？讨打呵？我破口大骂一顿，吓得它东躲西藏，嘴里却决不松口。我抄起树棍猛追，又用泥块连续射击，打得它在林子里乱窜，最后呼啦啦跳上了墙。但它还是死叼着小鸟不放，眼里满是委屈和困惑，对我不赏反罚大为义愤。 这一天晚上，它很晚都不回家，可能是已被一只鸟塞饱了肚子，也可能是想狠狠地发一回脾气。 四十四 山中异犬 四十四 山中异犬 村里人把狗也叫做“呵（读去声）子”。大概他们唤狗的声音是“呵⌒呵⌒”，应声而来的一团肉就该是“呵子”了。 这里录下一些呵子的事迹： 贤爹家的呵子 贤爹这一天犁完田，还走没到家，就听见田垄对面割茅草的邻居说，你快回去看看，你家的呵子刚才叼回去一只兔子。 贤爹回到家里，没有看见呵子，也没有看见什么兔子，到屋外唤了三声，也没听到呵子的脚步声，不免有些纳闷。这天夜里，呵子很晚没回家，不知道去了哪里。 贤爹后来把这事忘了。十几天后，他翻过两座山，过了三条溪，走了十来里路，到出嫁多年的女儿那里去看看，送上一点糍粑和干笋。他听女儿说，家里的呵子十天前来过了，累得气喘吁吁，尾巴低垂，嘴里叼着一只兔子，当然是给小呵子吃的——就是断奶不久的呵子它儿。贤爹大为奇怪：这狗娘逮住了一只兔子，居然还记着两座大山以外的狗仔？更奇怪的是，女儿把狗仔抱来婆家的时候，狗娘并没有跟着来呵。它如何识得路？如何找到了这一家？如何知道自己的骨肉就在这里？ 莫非是它平时听家里人说起这个地方，也听出了个子丑寅卯？ 有福家的呵子 这条呵子骨架大，从小就长着好多胡须，是个少年老成的武士。它最会看家，平时逢主人不在，见外人上门来了，便不动声色地跟着，既保持警觉，又不失礼貌。外人在这个家里可以坐，可以睡，可以到处看，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触摸任何东西，否则立刻引来它的狂呼乱叫。如果你不赶快撒手，它必定猛扑上来咬住你的一只贼手。 有福带着呵子出门，从不怕丢失什么东西。他干活时在地头脱下一双鞋，一顶草帽，或者停靠一辆脚踏车，呵子立刻蹲在一旁守住，不管主人去了哪里，也不论主人要去多久，它都会寸步不离主人的物品，一直等到主人回来。有一次，有福在田头丢下一张犁，准备第二天犁田，没料到呵子就把犁看住了，以为是什么贵重的宝贝。有福回到家里，很晚还没看见呵子，后来想到了犁，打着雨伞到田边一看，他家呵子果然在瓢泼大雨里守着——其实没有任何贼寇会打一张犁的主意。 有福在县城遇上车祸的时候，呵子在家似乎有什么感应，疯了似的大叫，冲到公路上去见汽车就吠——这是邻居们后来说的。它被一辆车绕过去了，被另一辆车甩下了，但还是对一切流动的钢铁盒子大举进攻。最后，一辆运树木的大卡车来不及刹车，终于把它碾在轮下，成了血淋淋的一摊肉泥。 村民们说，它这是以死“挡煞”，拿自己的命换主人的命。要不然，有福那一天骑摩托被汽车撞出一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可能活着回来的，至少也要落个终身残疾。 有福也相信，自己这条命是呵子给的。他把呵子葬在山上，说自己老了以后也要葬在那里。 茶盘砚的呵子们 我跟着村长去茶盘砚清账，刚翻过岭，见到村子的一角，就远远听见一片狂吠。我免不了有些心虚，赶紧在路边折了一根树干，紧紧捏在手里。奇怪的是，我们进村的时候，那些狗反而一声不吭了，黄的黑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一起迎上来，围着我们使劲摇尾巴，嘴里都横叼着一截树枝，像齐刷刷地都插着一支牙刷，让我颇为奇怪。 我问村长，这些狗为何都叼着树枝？ 茶盘砚的某家危房，靠悬重（石磨）加力的树干勉作支撑。 对方见多不怪，说有这回事么，回头看了看，确认了我说的是实，这才说：这些狗从来都是这样的，看见贼就开咬，看见客就封嘴巴。 一位农妇捂着嘴笑，“它们怕你吓着了！” 我大吃一惊。世上还有这等善解人意的狗？居然像古代的军队衔枚夜行，还懂得以枝封嘴安抚客人？它们是不是经过了某种训练？ 村长说：没有呵，茶盘砚的狗都是这样的，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其他村的狗也是这样么？” “那倒不一定。有这样的，也有不是这样的。” 我带来的三毛是个洋种，与这些狗一见如故，玩得兴奋异常，很快就与它们打成一片和搅成一团。我原来担心这些狗会欺生，一直给三毛套着狗绳，随时准备将它解救脱险。我没料到呵子们对三毛十分友好：互相嗅嗅屁股，相当于通报姓名；互相摇摇尾巴，相当于握手礼或者贴面礼；一直没吐掉嘴里的树枝，相当于剑入鞘，枪退膛，大炮蒙上炮衣，军队解除战斗状态。有一条大狗是后来的，朝着三毛咧咧牙齿，没有真咬。大概是一时没找到树枝，它急得满地乱窜，后来不知从哪里叼来一根鸭毛，在我们面前转来转去，待我们看清楚了，才意犹未尽地离去。它肯定是要让我们看清它的橄榄枝，明白它和平主义的宣示。 自从到过茶盘砚以后，三毛一有机会就要窜出院门，就要朝茶盘砚方向狂奔，对我的喝止充耳不闻。不过，去就去吧。我现在不太担心它的安全了，因为那一群狗友礼貌周全，不可能伤害客人。 有意思的是，三毛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嘴里也叼着一根草，在我面前摇头晃脑，一展它的学习成果。 四十五 三毛的来去 四十五 三毛的来去 三毛原是一条流浪狗，其名取自《三毛流浪记》。当时蒋子丹、林刚夫妇深夜回家，碰上一场大雨。快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三毛在冷清无人的街灯下乱窜，全身又是泥又是水。 它肯定是找不到家了。林刚放慢车速，观察了它一段，心一软，拉开了车门。“要是有缘，它就会上车来。”他后来这么说。 三毛对汽车似乎不太陌生，回头看了看，纵身一跃，连泥带水就上了车——这就进入了我的生活。 回家后给这个烂布团洗澡，梳毛，喂食，他们收留了三毛。但问题是，他们家有一只猫，严守每家一个孩子的原则，无论如何容不下新宠，一见三毛就怒发冲冠全身发抖，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 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 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硬着头皮，顶一顶也就过去了。“受人之托”和“组织摊派”之类的废话，后来也用不着再说。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她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最后，她逼着我联系了另一家，一定要把三毛送走。 送走之前得把三毛洗刷一番。蒋子丹来给它洗澡，洗着洗着吧嗒一声，眼泪就掉到了澡盆里。我妻子吓了一跳，不看僧面看佛面，等三毛洗完了澡，不再提送走一事，任我含含糊糊地把小狗窝藏下来，算是不了了之。 我一直相信三毛可以听懂人语。我们后来到乡下，一说到老鼠，它就去看老鼠洞；一说到鸡，它就往鸡埘里跑。所以我相信它一直听懂了我妻子的数落，听懂了妻子对我人犬不分同流合污的各种谴责。每到这时候，它就缩头缩脑，下巴紧贴前爪，一副等着挨骂的呆样。要是郁闷升级，就夹着尾巴钻到木柜下，赖在一道夹缝里久久不出来。 妻子说，它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它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为了不让它跟脚，我后来出门时总要扛一把锄头，以示这次出门没什么美事，不过是上地干活，流臭汗，受大累，一点也不爽，这才让它半信半疑放我一马——虽然我一拐弯就把锄头弃在路边，道具用过了就扔。 妻子觉得这种哄骗更是可笑无比，说不准跟就是不准跟，玩这一套把戏做什么？你对女儿也没有这样惯过！ “隔辈亲么！”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什么了？” “你说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她的意思是，她被迫当了一回狗娘也就算了，但决不能当狗外婆，不能把女儿也扯到这臭烘烘的关系里来。 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她说到它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 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啦啦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它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伏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它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 我命令它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它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 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她。她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她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暴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 在我的印象中，狗它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它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它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什么货运，你们骗钱！你们白吃饭！……”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叭叭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它会渴死的！它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 我平生第一次看她发这么大的火。 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也养过狗——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他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 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 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它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十一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 面对它目光深处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 它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它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它，直到它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 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它那双直愣愣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它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它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它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它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它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 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我相信，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愣愣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想到这一点，想到前面的迎候者不但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这样一对熟悉的眼睛，我就觉得那一天没什么可怕。那一天甚至是快活的时光，最终执手相聚的日子。不是吗？ 蒋子丹正在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其中也写到了三毛。第二年的一天，她到我家蹭饭，大概因为写得兴奋，便兴冲冲介绍她笔下情节，关于三毛如何游泳，如何抓老鼠，如何被乡下的大黑牛狠踢了一脚。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妻子一直在厨房里做菜，好像没有听见。等到上菜，盛饭，开吃，她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桌上的话题与她完全无关。到最后，当蒋子丹说到三毛差一点在机场丢失，妻子突然忍不住大声打断：“求求你们不要再讲——” 小狗三毛的遗容。（林刚摄）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她，发现她后半句哽在半张开的嘴里，脸已经扭曲变形，眼里闪动着泪水。她放下筷子，捂住嘴夺路而去，扑进了卧房。 我们一时手足无措。 等她擦干了泪水，重新回到饭桌，我们默默地吃饭，不再说那个小小生命。我们开始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新电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四十六 感激 四十六 感激 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 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头拉犁向前。 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他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大喜欢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这样，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把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四十七 窗前一轴山水 四十七 窗前一轴山水 李陀、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闲聊时，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案子可很快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到警察局，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更是一迷宫。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称法律对此有规定，警察无权审问，只能放人，其他事以后再说。接下来，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再下来，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警察说，钱物是你们的，你们有权领走，但据法律规定，警察只管抓人办案，无权退还财物——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你们得去找他们。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告诉他们，你们找对了地方，但你们得明白，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据法律规定，他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至于钱，对不起，你们下一次……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你到了布拉格，就会明白卡夫卡了，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他摇着头说。 从笔者家里可以看见的重叠山岭，有浓淡不等的层次，如出现在雨中便更有迷蒙景象。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不幸经过历史上奥、匈、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旧法杂糅新法，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在情理之外。随便录上一二，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或是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阿城杂学颇丰，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艺术家源于巫师，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米酒，麻叶，致幻蘑菇，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毒品——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摇头丸。这样，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那再自然不过。先秦时期青铜器、漆器、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还值得后人费解吗？它们漂浮升降，自由组合，忽儿狂扭，忽儿拉长，忽儿炸裂，发出尖啸或雷鸣，其实都是催眠成功后的真实幻象。 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照阿城的说法，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来一个追求，其实也不可思议。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毒品”的正常药效。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或者抽象主义的，或者表现主义的，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写实白描”，而夸张、变形、奇幻、诡异一定属于其他什么主义，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我现在相信，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不了解古代巫师，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推开这扇窗子，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灌得有点半醉，定有五脏六腑融化之感。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 划船回家。（方方摄） 天地难分，有无莫辨，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再往下看，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一叶扁舟，一位静静的钓翁，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站在这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 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也许是。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又是一些苦命人，老是皱着眉头，目光发呆，奇装异服，胡言乱语。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他们永远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风格”和“主义”到底在哪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写意其实是平易的、简单的、朴素的，差不多就是写实，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一个画家，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比如晕化和破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的经验源点，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如此而已。 四十八 墙那边的前苏联 四十八 墙那边的前苏联 我家院墙那边是学校操场，再远处，是时静时喧的教学楼，还有不时冒出鸡鸣鸭叫的教工宿舍。这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全乡唯一的学校。 很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太远，没有办法，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我从校区走过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孩子在保姆的指导之下洗脸，洗手，洗碗，乃至解裤带拉屎。稍大一些的学生，把扫地当作狂欢，用扫把搅出满天黄尘，搅出咯咯咯的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排练仪仗，只是少先队礼行得不大规范，不但缩头缩脑，而且小小手臂弯曲如钩，钩住自己小脑袋，一副闯祸以后防备毒打的畏缩模样。 不知什么时候，墙那边有前苏联时期的歌声飘来：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有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手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 这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莓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忧伤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的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 ……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蒲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子，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四十九 当年的镜子 四十九 当年的镜子 庆爹一进门就说：“你说这事怪不怪？波黑还在打来打去的。这联合国怎么就喊不住呢？” 我说：“要你不去买码（私彩），你还在买。乡政府喊了这么多回，喊住了你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哼哼嘿嘿，换了个话题：“你说成思危怎么这样会讲呵？好学问，真是好学问。讲一两个时辰，不打一下顿，也不喝口水！” 我不大熟悉成思危，更不知道这位北京的大人物最近说了什么。说实话，每次见庆爹上门，我总是会从他嘴里得知许多重大消息，弥补自己的孤陋寡闻。 说到姓成的，庆爹说成姓人很少见，八溪峒以前倒是有过一位。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据说还是在民国时期，峒里办新学，有了第一所新学堂。一位姓成的女子从安徽逃难而来，在学堂里临时教书，教学生唱很多洋歌，人也长得漂亮，几乎招引全峒的年轻女子前来学堂偷看，看她的明眸皓齿，还有小旗袍和洋口琴。 日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常有一批批日军飞机飞来，大概是借汨罗江为地面路标，前去轰炸国军。当地政府接上峰指示，下令收缴所有的镜子，称镜子可以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指方向，因此凡私藏镜子者一律按汉奸论处。安徽来的女教师常常梳头，舍不得缴镜子，后来被人告发，入了县衙大牢。据说告发者是本地一地痞，曾经拿光洋铺满一茶盘，请女教师去陪酒贺寿。女教师不从，撕碎了请柬。 地痞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县衙门，说女教师教的歌是日本歌，吹的口琴是日本货，有时上山去根本不是为了采什么花，而是拿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这些说法越传越邪。县衙的主审官派人来搜查，果真搜出了女教师的镜子，再加上一顿杖刑，逼对方屈打成招，最后把她当汉奸毙了。 狗官事后还夸耀：那婆娘太乖致了，照得我眼花。我若不重判，人家一定会说我好色——我一世清名岂不坏在她手里？ 这就是流传很久的一件汉奸案。多少年后，女子的家人从安徽前来寻尸，掘开女子的坟墓，发现棺木和尸骨都已化成腐泥，只有一颗心脏完整如初，甚至鲜活血色犹存，让人们大吃一惊。山里人传说：那女子太冤了，所以一颗心怎么也不死。 诬告者不久就患下大病，肚子胀得像面鼓。家人请来师爷抄写佛经，以图还愿消灾。没料到第一个师爷刚提笔，手里啪啦一声巨响，毛笔逢中破裂，成了一把篾条，没法用来往下写。第二个师爷倒是有所准备，带来一支结结实实的铜笔。这支笔破倒是没有破，但明明蘸的是墨，一落纸上就便成了红色，如源源鲜血自毫端涌出，吓得执笔者当场跌倒，话都说不出来，得由脚夫抬回家去。 诬告者几个月后终于一命呜呼。 五十 知情人 五十 知情人 一位后生在镇上做二手车生意，夜里来我家玩玩，说到了电脑上网。我当即拨号上网，搜索了一下桑塔纳二手车的供求信息，打印出来交给他，前后花了十来分钟。他看着那几页纸，大为惊异，说这家伙太神了。 他骑着摩托没入夜色，回镇上去。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去买豆腐，路过熟人家，受邀喝了一杯茶。她身边有一位陌生老汉守着自己的提袋和两捆烟叶，看样子是在等候班车的。他也在喝茶，不知什么时候冷不防问：“你们昨天上了网？” 我妻子开始没听明白。 “你们家昨晚没有上网么？”老汉又问。 “你是说……”我妻子没想到对方问的是因特网。 “上网呵。在网上找汽车呵。” 她这才慌慌地说：“是……是……吧？我不大知道。你怎么知道？” 老汉笑了笑，说他是听秀木匠说的——此木匠是山那边的人，刚才赶着牛从这里路过。 我妻子不认识秀木匠。更重要的问题是：秀木匠又是听谁说的？ 我与妻子后来都大感惊奇。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也就不到六七个钟头，而且是在夜晚，一个陌生老头怎么这样快就得知上网一事？昨夜来访的后生，与这个路边的老汉，与什么秀木匠，与我们可能尚无所知的张三或者李四，并不住在一处。他们分散在山南岭北，桥头坝尾，互相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刹那间全都成了知情人？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又从山那边到山这边，他们组成了怎样的信息链和信息网？要是在城市，我们常常连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倒是在居住分散的乡村，似乎任何房子都成了玻璃房子，任何人都成了玻璃人，以至所有事情都被公众了如指掌。 从此，我在乡村里对任何陌生人都不敢怠慢和小视。我怀疑这些老人、后生、女子都是重要的知情者。他们一定知道我每天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互为眼线，互通机密，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只是不愿意说破罢了。 他们似乎有一种通过风声和鸟语来洞察世界每个角落的能力。 五十一 隐者之城 五十一 隐者之城 在山村里住久了，我有时会向往都市。倒不仅仅是怀念都市里的舒适和方便，因为做到那一点并不太难，在乡下实现那一切的日子也不会太远罢。 在我看来，都市生活最大的诱人之处，是人们互为隐者的一份轻松。我们有同事但可能从不知道同事家里发生过什么，有邻居但可能从不知道邻居房门后是何景象。至于更多的客户、乘客、路人、售货员、水管工、邮递员、保险推销人等等，在每个日子里拥挤而来，但因为太密集而被我们视而不见，过目即忘。他们是一些着衣的影子，一些游动的布景或飘忽的面具，其姓名如同假名，其言语如同台词，其服装如同伪装。他们让我们难以辨识也无须辨识，无法深交也不需深交。 我们真正的同事和邻居是影视片里的知名演员、流行报刊里的新闻人物、网上聊天室里的匿名网友。如果我们顺着电缆一类线索查下去，追查到繁忙媒体的车间或机房，还可发现他们的物理本质不过是电磁信号或纸媒信号，由一些专业人员采集着，编辑着，复制着，包装着，日夜向外传输着。这样，我们就像地老鼠，藏在十分安全的暗层，与远方的符号产品打着交道，对一些隐匿别处的机器流水线产生着感情。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受到他们（亦即它们）的伤害。我们就是做了好事或坏事，也没有任何人发现。 love to be unknown！e.希奥兰深知人们的这种冲动。 相反，乡村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少量的目标必是被过多关注的目标。互相熟悉的程度使人们的生活处于长久曝光状态。我们无法隐名更无法逃脱，身上肩负着太多来自乡亲们肉眼的目光。这样，即便在一个山坡上独自翻地，即便四野空阔无人，我也感到自己是一个公共场所的雕像，日长月久地示众，多少有点累。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城市？人们为什么进入城市？到底是为了渴求邻居还是为了摆脱邻居？是为了进入群体还是为了逃避群体？ 五十二 邻家有女 五十二 邻家有女 谷爹很瘦，脑袋一偏，就横搁在肩膀上；两腿一缠，就缠成了不可思议的麻花；手往身后一插，竟从腰的另一边伸出来。他全身的关节似乎可以随意脱落和折叠。如果要吓唬我一下的话，似乎还可以说干就干，把自己扭成一个魔方，让我在一堆身体部件里找不到他的脑袋。 这位疑似魔方是忍不住来报喜的：在城里打工的女儿回来了，给娘买来一双皮鞋，一百三；给他当爹的买来一件毛衣，一百三；给二妹买来一件好时髦的衣，花里胡哨，扯七吊八，打了好些补丁，鬼样子，丑绝了，还是一百三。还带来一盒高级糖，每一块都包了三四层纸，要用钳子夹着吃的，也是一百三…… 不知他为何总是要报出价格，而且总是报出“一百三”。 他也许是记错了。 照理说，谷爹有两个打工的女儿，都是懂事顾家的姑娘。他的家境因此不会太差。但他还是找我借钱，说他要买一头牛，手头有点紧，求我借给他一百。他不久后就还了，但过不多久又来借，说小店要进货，手头实在周转不开，求我再借给他三百。他不久后又还了。他信誉良好的借款史从此开始，每次借得不多，还钱也基本准时。 其实我怀疑他借钱另有所图，比如把借钱的名声张扬出去（装穷能免去很多麻烦）；或者是满足一种囤积钞票的癖好（不管用不用得着的票子，多捏一些在手里总不是什么坏事）。但他并不是白借，虽然不还利息，人情却有桥有路。有一次送来两个梨子，是那种味道苦涩的小酸梨——我不想吃，但收下了。另一次他送来两支粗粗的蚊烟，是自己用废报纸裹出的两管锯木屑，让我熏熏蚊子——我说用不着，但也推辞不掉。他大概想以此表达谢意。 谷爹觉得这头牛太有灵性，一口咬定它前世为人。 他对自己的信誉良好的借款史似乎又不无苦恼，有次在路上见到我，重重地叹一口气：“你住得离我家最近，但我硬是没有借过你的光，吃了亏呵，吃了亏！” 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不忍心坑我？又不甘心这种不忍心？ 我去过他家，参观过他家门前的各种鲜花，参观过他新屋的楼上楼下，不胜酒力但喝过他半碗谷酒，呛得脑门冒出了汗，轻飘飘地左右无依。时值寒秋，我把双手伸到烘罩的棉褥子下，很快就觉得自己的双手和胸口暖烘烘的。在我的鼓动之下，谷爹借酒兴唱了一些歌，无非是“茶罐小了难煨茶，丈夫小了难当家”一类，或者是“郎在高山姐在冲，两人相爱路不通”一类。他唱完了，抢在我前面自我评点：“好深沉咧！好深沉咧！”——这是指一首关于孤儿的歌。 他接下来说起了他的牛，就是他不久前借钱买来的牛：那哪是牛呢？比人还懂事！比人还要知书识礼！ 每天早上，他根本不用放牛，只消把牛栏门打开就行。那条大黄牯不仅自己识得路，而且不吃邻家的禾，不吃邻家的菜，自己左拐右折，直奔湖边的草坡去寻食。到了傍晚，你往牛栏里一看，嘿，它又回到了牛栏里，决不会在外迷路。“它前世一定是个人，不然不可能这样灵性。你信不信？” 他这样说。 谷爹的两个女儿都外出了，家里只留下“满姨”——这是当地人对最小女儿的称呼。可怜满姨几年前在一场大病中瞎了双眼，留下两个空洞的眼窝子，至今没法上学读书。但家住学校附近，她常常摸到学校里去，隔着窗子听老师们上课。她现在居然已经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九九表，背出两位数的平方表。《喀秋莎》、《阿里郎》、《外婆的澎湖湾》一类歌曲，她也都会唱。客人们去她家闲坐，最常见的节目就是叫她来一段背诵，从九九表到平方表，背得客人们大为惊诧。 我只到她家去过一次，但后来有一天经过那里，发现她站在门口，远远地把眼窝朝向我，嘟哝出一句：“韩少功！” 小孩对我直呼其名，听上去有点怪怪的。 旁边一位正在破竹的老人逗她：“喊错了不是？韩少功在哪里？” “就是韩少功！”她仍然望着我。 我也想逗逗她，故意别着嗓门：“我是龙老师呵！” 她摇摇头。 “你怎么知道不是？” “我记得你走路的声音。” 谷爹走出大门大声呵斥：“没大没细，讨打么？大人的名字是你喊的？喊‘韩爹’，听见没有？”然后对我绽开一脸笑，“她呀，长一双狗耳朵。你还只走到校门那边，她就听出来了。” 在旁边破竹的老头还说：“她连过路的牛是哪一头，都听得出来。” 这当然令我吃惊。既然她听得出过路的牛是哪一头，那么她想必也能听出过路的狗是哪一只？过路的鸡是哪一只？或许也能听出飞过的是哪一只鸟和哪一只蜜蜂？她是否能在深夜听到这山峒里各种人的秘密、动物的秘密、植物的秘密、泥土和流水的秘密……乃至我深夜里一声叹息？ 我与她玩过一次从五个手指中猜出中指的游戏，也就是那么一次，我早就差不多忘记了。我吃惊地得知，从那以后，我的一线脚步声就永远留在那里了，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一个小盲女的黑暗里永远收藏。 五十三 笑大爷 五十三 笑大爷 哥哥八岁的时候出走，至今没有消息，也许是掉下山崖摔死了，也许是被“红毛狗”吃掉了——这是山里人对狼或豺的叫法。祸不单行，笑花子自己五岁那年不小心，扑倒在火塘里，烧坏了一张脸，留下了嘴角两边向上吊起的疤痕，看上去是一朵凝固的笑。 他伤心的时候是笑，生气的时候是笑，紧张的时候也是笑，所以被大家叫做“笑花子”。每次家里没米下锅了，他饿得直哭，但越哭越像笑，好像挨饿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每次听到红毛狗叫，他躲在母亲的身后，但越怕越是笑，好像野兽来了也让他乐不可支，都笑得快要岔气了。有一次，父亲要他下山去买肉，招待上门来的篾匠。他回来时两手空空，大概是一生气就把肉扔到山谷里去了。父亲没问出个缘由，也没法找回来那块肉，一气之下，抄起扁担就要打。没料到他先下手为强，笑呵呵地一棒子把父亲先拍倒在地，打得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天。这以后，父亲一见到村干部就解裤带，让对方看看他屁股上的伤。 父亲是要让村干部们相信，笑花子是个神经病，是个废人——他们家的困难没有半点夸大不实。 笑花子拍下那一棒子以后，不再回家了，成天在山下的村子边转悠，晚上可能睡在牛棚里，可能睡在茅草里，也可能睡在屋檐下。到底睡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也笑呵呵地说不清楚。人们说，这是个活宝，是村里的名胜古迹，毒蛇不咬他，蚂蟥不叮它，蚊虫也不沾他，他不管睡到哪里都平安无事，而且经得住寒也耐得住热，基本上没有头痛脑热的麻烦。 他其实从不乱来。要说癫，只是癫在把动物当祖宗，到处给动物摆灵堂，供上几块石头，烧上一点废纸，自己撅着屁股叩头，把丧祭之事办得有模有样。蛤蟆死了，他就祭蛤蟆，直到蛤蟆臭。鸡死了，他就祭鸡，直到鸡臭。 有一次，鸡的主人捣了他的祭坛，无非踢飞了他的几块石头，气得他哇哇大叫，随手砸来一个石头，把对方砸得头破血流。 消息传开了以后，没有人再敢惹他。 他穿着或男或女的百家衣，穿着或大或小的百家鞋，经常在路上游荡，见人永远是笑容满面。他最幸福的时候，当然是村里有红白喜事了。响着鞭炮或锣鼓的地方，少不了他的身影。不过他不乞讨，也不闹事，只是远远地坐在阶基上，看着人头攒动的男女老少，脸上总是开心一刻。有人可怜他，会给他一些吃的。主家怕他添乱，也会拿一些肉块或者米粑，打发他快走——这当然是他大快朵颐的良辰。 在梅峒某家的婚礼上，他举止有些反常，吃完了肉块和米粑还不走，得了一件旧运动衫还不走，只是慌慌地在地坪里狂跑，发出呜呜呜的叫声，手里摇着一把不知是哪里捡来的破伞。 “你疯什么？”主家觉得他讨厌，把他轰得远一点。但他跑远以后又折回来，依然狂跑乱叫。 大雨顷刻即至，贺喜的客人们全部寸步难行。摩托车和小汽车一一陷在泥泞里，或者阻在塌方的公路上。有人这才想起了笑花子不久前的吵闹，还有他摇动破伞的动作——这傻子莫不是给大家报雨？ 后来，有些人注意到，每次大雨到来之前，笑花子都会摇一把破伞，比气象台还灵。 火灾也是他最先察觉的。腊月间的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村长家门口，手里拿一枝松树，在这里扑打一下，在那里扑打一下，不知是什么意思。 “笑花子，给我家赶蚊子呵？” 他看了村长一眼，没有停止自己的扑打。 “我家里今天没请客，没肉饭给你吃！明白么？” 他仍不吭声，跑到屋后扑打去了。 村长知道这家伙有点神通，不免心存疑惑，看看远近四周，没看到什么动静，但打消了外出进城的念头。大概半个时辰以后，县里打来紧急电话，告知山北出现了火情，急需这边组织人力砍出隔离带，阻止山火蔓延。幸好这一天村长没有外出，他打开广播器，一喊话，几十个人就操着柴刀上了山，比较其他几个乡镇的救火队伍，是赶到现场最早的一批。 村长后来给笑花子买了两个糖包子，对大家说：“你们以后不准喊他笑花子，要喊笑大爷，听见没有？不是靠了笑大爷，你们山上的树都成了灰！” 村长又说：“以后你们都莫招惹他。” 从此，笑大爷祭奠动物更加有恃无恐，也更大张旗鼓了。他祭蛤蟆，直到蛤蟆臭；祭鸡，直到鸡臭。他还祭老鼠、乌鸦、菜花蛇、蚂蟥乃至地蚕子，在这些乱七八糟的遗体面前额头砸地咚咚响，伤心得满脸笑容，甚至是恶狠狠的满脸狞笑——这是悲伤扭曲了面孔的时候。 五十四 垃圾户 五十四 垃圾户 笑花子的父亲叫雨秋，是村里最穷的人，号称垃圾户，孤零零住在大山深处，方圆数里之内没有邻居。那里原是块坟山，以前属于山那边的陈氏。两间破瓦房住着陈家的守坟人。后来陈家败了，守坟人走了，破房久久地空着，便成了雨秋的窝。 去雨秋家看看不容易，需要爬几座山，走到气喘吁吁头昏眼花，才有远远的一个屋角在树林里冒出。同行的村支部书记莫求说：“到了。”我以为是雨秋家到了。没想到他是说老卫家到了，雨秋家还在老卫家后面的山上哩——他指了指云雾中若隐若现的更高一座山，吓得我腿发软。 雨秋的房子算不上房子，一半已经坍塌，瓦砾间长出了青草。另一半也摇摇欲坠，靠几根木头斜顶着，如同一个病人前后左右支着五六根拐杖。一堵老墙布满烟灰，扭曲成一个球面，看上去只要客人一个喷嚏，气流就可能把它捅破，然后是整堵墙哗啦啦倒下来。小门里一团寂黑，外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让瞳孔适应黑暗，看清黑暗中浮现出来的一切，比方说锅里的冷粥，比方说紧靠床头的锅灶，还有潮湿墙角里的两个瓦罐。抬头看看，一条条瓦缝宽得可以见天。可以想象，这样的屋顶一逢下雨就是筛子装水，要是再碰上大风，房子完全可能一瞬间垮塌，把雨秋一家活埋，并且久久不为外人所知——这里太偏了，太远了，平时除了野猪和红毛狗的光临，除了叽叽喳喳的鸟音，几乎不会有陌生脚步声出现。 雨秋不算太懒，这从门前一些梯田里的禾蔸可以看出来，从微风中的稻熟气息可以嗅出来。但在糊口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盼头呢？大儿子多年前失踪。小儿子又是个呆傻，流落在山下从不回家。雨秋自己也只有一只眼睛，几乎落了个半残，要想挣个发家致富，委实不易。 我们在这里合计了一下，决定凑上一千多块钱，先给他置两间房，至少能防止风雨之夜的活埋。房子已经物色到了，就是对门岭上一处农舍，其主人已迁居山下，儿子又参军外出，老房子长期锁着不用。莫求用手机同户主通了电话，带着我们去点了点檩子，数清了柱子和门窗，还估了估屋上的瓦，说只有这些材料还值钱，一千二，差不多。雨秋也跟着我们去看了房子，对乡亲们的关心千恩万谢。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 第二年春天，我再到这里来的时候，听说雨秋并没有搬家，不免有些奇怪。打听的结果是：雨秋临到搬家变了主意，说你们好事做到底吧，索性给他在公路边做栋新房算了。这当然是出了个难题。第一，做一栋新房至少也得四五万，村里哪有这笔钱？要大家去抢银行么？第二，他要是搬下山来，离他的田土和山林远了，他还怎么谋生？不种田，不育林，他一只独眼认不出几十个字，是想炒股票还是办公司？村头们被他缠烦了，说叫花子嫌饭馊，你有了一寸就要一尺，为何不想搬到北京中南海去住呢？好，你爱搬不搬，爱住不住。再来结丝绊经，老子背都不给你看！ 雨秋的诉苦史就从此开始。他穿着一件破烂衣，走访了所有他能走访到的人，到哪里都揪出一把把鼻涕，抱怨村里克扣了他的盖房款。就算不给盖新房，总不能不让他修旧房吧？一千二既然定在他的名下，就应该是他的，就该由他做主。为何他现在要买材料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当然，他没有说修房是他的新主意，也没有说村里已答应派人把免费的砖瓦挑上山，更没有说他前不久打牌时输了好几百。 很多人对他深表同情。我算是个当事人，对此不免觉得头大，见雨秋上门来，忍不住塞他几句硬话：“喂，你要了钱就去打牌，是吧？” “天地良心，我现在连牌都不认得了！” “不去打牌，要现钱做什么？村里给你买了瓦，买了石灰水泥，不就是钱？” “我不喜欢瓦，我要盖油毛毡！” “油毛毡哪有瓦结实？” “油毛毡容易铺呵！” “那你怎么不去糊几张纸？” 妻子看见他衣上的破洞，忍不住清出几件旧衣，但被我偷偷拦住。我后来告诉妻子，我看到过雨秋家的衣，都是上面发来的扶贫物质。西装、夹克、牛仔裤、运动衫，都有八九成新，哪一件都比他现在穿的要好，只因一大堆长期放在地上，早已裹泥带沙生了霉。妇女主任当时看不下去了，帮他拉了一根绳子，把那些衣晾起来，但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发现绳子又没有了，扶贫爱心还是堆在地上发臭。 雨秋走了以后，我给莫求打了个电话，说他硬要盖油毛毡，就盖油毛毡吧。你看如何？莫求当晚来到我家，说这个雨夫子气人呵，气人！硬要给他灌牛药才好！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要瓦房吗？别人的瓦房，他不要。给他盖瓦房，他也不要。他精着呢，肯定是嫌瓦房太结实了，太好看了，他一住进去就不像个贫困户，以后就不会有人记着他了！相反，油毛毡好呵，三晒两淋就成渣，三吹两鼓就开裂，总是在那里戳眼睛，谁看了都会心软，谁看了都得管——村上以后还不年年给他支钱修房子？他的油毛毡哪是什么油毛毡呢，明明是一本存折，年年赚利息，连打麻将的钱也稳靠了！ 同来的村长也啧啧赞叹，说了不得，真是了不得！他只有一只眼睛，怎么就看得这么长远呢？ 生气归生气，我们还是得钻他的套子，同意把现钱交给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睡在露天里。后来的一天，我碰到庆爹，听他说起打牌的事。他说雨夫子虽然穷，但还是穷得硬气，从不欠账，去年输的麻将钱，前不久硬是还清了。 “你是说老岭上的那个杜家的雨夫子？”我问他。 “还有哪个雨夫子？” “这远近就没有别的雨夫子？” 他眨眨眼，觉得有些奇怪。 我这才明白雨夫子铁心要盖油毛毡的原因。 他就不能赖掉牌桌上的欠款吗？如果他赖，大概也不会有人太怪罪他。但他没有赖，宁可把自家的窑瓦换成油毛毡，宁可一次次下山来胡搅蛮缠，把村里的干部以及更多的人都得罪光，也得实现自己的精心盘算——真是既无耻奸猾又可歌可泣。 我想起他离开我家那一天。天快黑了，他还要挑着一担米糠回家。我想借给他一个手电筒。他说不要，说摸黑上山习惯了。就算碰上红毛狗，就让红毛狗吃了算了，就算碰到扇头风，就让扇头风毒死算了。他活到这份上了，罪还没有受够么？他就这样嘟嘟哝哝，挑着担子撞入夜色，走向我需要仰望才能看见的黑糊糊山影。 我当时要是真正心好，应该把手电筒塞到他手里的。 我只是假意客套了那么一句。 不知他还会不会再来我家，还能不能给我一个借出手电筒或者雨伞的机会。 五十五 最后的战士 五十五 最后的战士 我爬过湘东北一带很多山头，常常发现那里有战壕、弹壳以及弹片。一堆锈炮弹在那里出土，可见那里曾经到处是战场。红军时期就不说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军以沉船封堵长江航道，湘、鄂、赣三省交接的这一脉山地，就成了阻击日军西进的重要战区。蒋介石题写的“气壮山河”四个大字，至今还刻在幕阜山上，纪念一大批喋血英烈。 战争留下了战壕、弹壳以及弹片，还留下了一些脱离队伍的散兵游勇。有一次，我到梅峒的贤爹家里吃饭，饭桌前见到一陌生面孔。一问，对方果然不是本地人，是一个外来的采药佬。说起采药，陌生面孔说，采药人有规矩，上山不能走人路，因为人路边无好药，好药被前面的人采走了；也不能走兽路，因为走兽路容易遭遇野兽，多了几分危险。他还说采药佬都有口忌，平时说话都得避开“呀、夜、蛇、虎、塌”五个字，也就是他们最怕的“五大怪”。其中“蛇”与“虎”好理解，“夜（黑夜）”与“塌（山体崩塌）”也勉强可猜，只是“呀”为何意？我不明白。 深谷里的水碾房。 陌生面孔笑了笑：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最早喊出的字是什么？不就是“呀”一声，或者“哎呀”一声吗？——原来，他的“呀”是指一切可怕之事，指人们面对险情时最常见也最不可取的惊慌失措。 采药佬听出我也不是本地人，便同我说起了普通话；得知我姐夫来自四川，又说起了四川话；总之显得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过，说起他的来历，他说自己与这一带有缘，当兵时来这里抗日，混战中脱离了队伍，流落山间有两年多。他就是在那两年里跟着一个伤兵学采药，而且采过八角莲——只是那时候不知八角莲可以治癌，眼下的价格贵若黄金。 他这次就是奔八角莲而来。 水碾引天然水力舂碾谷物、药材、香料一类，是古老的清洁能源利用方式。 很多游兵没有他幸运。饭桌前的贤爹说，清匪反霸那一阵，民兵们在山上还抓到过一个。那人住在山洞里，衣不遮体，形如野兽，头发全白了，差不多是个“白毛男”。但那家伙记性不错，不但记得自家姓名，还记得部队番号和长官姓名，更记得长官留下的一道死命令：坚持敌后游击。他只是不知道日本鬼子早已经跑了，更不知道共产党和新中国是怎么回事。要命的是，他被捕以后很不老实，决不供出武器窝藏地点，决不跟民兵走，每次吃完饭就折断筷子砸烂饭碗，一心要抗拒到底。县人武部后来费尽周折，根据他说出的番号，从劳改农场找来了一个原国军连长，虽说不是他的直接上司，但算是他的湘西苗族老乡。 “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撤出战斗，接受人民政府的整编！”前连长按照人武部的安排，换上一套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国民党军装，挂上一条武装带，雄赳赳地在他面前下达命令。 白毛男盯了他一眼，投来不信任的眼色。 “你的x营长已经阵亡，xx副营长也已经阵亡。我现在代理营长！我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你听见没有？” 白毛男翻了一下眼皮，还是狐疑。 “麻大宝，你敢不服从？妈那个巴子，找死呵？老子军法从事！” 临时受命的情况在战场上倒也多见，加上粗口的国骂一上阵，白毛男大概听得耳熟，眼里渐渐有了光亮。这样，当前连长猛拍桌子骂到第三遍，对方终于通了电一般，本能地“嗷”了一声。他可能是想回答“是”，但已经口齿不清。 抬起断了两个指头的右手，他还行了个军礼。 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带着军人和民兵上山去，挖出了他埋在山里的三支步枪，一挺机枪，还有五位战友的尸骨和遗物。他吃饭以后也不再折断筷子砸烂碗了。 五十六 老逃同志 五十六 老逃同志 注释标题 我是从雨秋嘴里知道这个故事的。像本地很多无后的孤寡一样，雨秋也羡慕那逃兵，经常在我面前‘逃兵’这‘逃兵’那地老话重提，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意思是，他自己眼下过六十奔七十了，将来怎么说也得有个逃兵待遇吧？他家三代都是贫农，他未必连个逃兵也比不上？ 雾峰村在普同村的上方，山林覆盖更为广阔，道路更为崎岖险峻。那里也有一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逃兵”——大家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能这样叫。稍微客气一点，就叫他“老逃”或者“逃夫子”。在乡干部在场的一类正规场合，人们舌头一溜也许就叫成了“逃同志”。 听那人的口音，他是四川或云南人，只是说不清自己的来处，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姓名、年龄以及家人情况。他很可能是在战场上被炮弹炸疯了，失去记忆了。这样的人没法遣返。暂时留下来先混一口饭吃，是当年县人武部的安排。 老逃一留下来就是四十年，成了雾峰村的合法村民。他虽然有些呆笨，但为人忠厚本分，干活也卖力，挖茶山或者修渡槽都是一把好手，还学会了说本地话。只是年老力衰以后，在这里无亲无故，晚景有些凄凉。几年前的一天，他大雪天去砍柴，摔了一跤，落了个中风，全身瘫痪，连自己找口水喝也犯难了。当时赶上人民公社散伙，分田又分山，只差没有把几间公屋拆了分砖瓦，各家自扫门前雪。一个瘫子，而且是个无名无姓的瘫子，哪一家愿意接纳收留？ 村长老杨为此急得一宵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木匠家里说：“你牛皮哄哄，说你什么东西都做得出？”木匠说那是不假。村长说：“那好，你给我做一样东西。”木匠问你要做什么。村长说：“这样东西要有几用：抬起来是个担架，放下来是张椅子，打开来是张床。”木匠不明白对方要这个有何用。村长说：“这你不要管。你只管做好就是。” 木匠费了一番心思，三天之后果然把一个多功能担架发明出来了。老杨便召集全村人来看新式装备：逃夫子瘫了，这你们是知道的。他没有后人，你们也是知道的。老班子说过，孤寡残疾都有所养，这是天道。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呢。所以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伸一只手。逃兵要在村里吃轮饭，今天从我家轮起。我说清楚了，规矩要立三条：一是主家吃什么，他就要吃什么。二是每天要抬进屋，不能让他睡阶基。三是每一家管送不管接，但送人时要保证他身上干净，没气味，不然下方家可以不接。你们听清楚了吗？…… 有两三个人不大乐意，但嘀咕了一阵，见规矩一视同仁，也不好说什么。 从此以后，老逃瘫了两年多，也就吃了两年多的百家饭，算是没饿着也没冻着，身上也没怎么臭，被村民们一直服侍到最后一刻。临终前，他瞪大眼睛看来看去，看着担架边的人，咬住最后一口气，硬挺着脖子，就是不死。 旁人说：“你的寿衣早准备好了，放心吧。” 他眼里没什么反应。 旁人又说：“你的料（棺木）也有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他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脸上憋得通红。 这可难住了大家。有人说，他兴怕是要找杨老倌？这一说，大家都觉得像，于是赶快差人去找村长。当时老杨在县城里做木材生意，听到消息后深夜赶回来，一进门没顾上擦汗，就抓住了逃兵的手。果然，逃兵一见到他，目光微微一颤，转而变得柔和与安详。他没有说话，只是随着两脚使劲一蹬，眼皮慢慢地合上了，但留下一条缝，得由老杨去抹一把。 他最后的神情不像个老人，倒像个孩子，似乎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有点害怕，得抓住父母的手，才有几分心安。 村里给他缝了一套衣，打了副棺木，放了一挂鞭炮，让他善终入土。只是墓碑没法立，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岁。他到底是来自红军，抑或来自国军，抑或来自土匪流寇，更无人知晓。总不能只在墓碑上刻下“逃兵”二字吧？ 五十七 寻找主人的船 五十七 寻找主人的船 建伢子本名建华。听说我想去粟木峒，他到处去找桨，窜了两三家都没找着，最后骑摩托去他婶娘家扛来两支。 我们在水边解船也费了点时间。有一条小破船进水太多；另一条断了桨桩，没法挂桨；最后一条是竹船，舱里有麻袋和镰刀，看来主人正准备去割禾收谷。建华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东西丢上岸，挂上桨就走人。反正这里的私船差不多都是公用，人们先来后到，谁先解锚就谁先用。 粟木峒远在库湖的那边，因没有通公路，甚至没有通任何陆路，人们进出都得靠船。有些人把房子盖到湖这边来了，但责任田还在那边，插秧和割禾时节，还得划船进山去。我们半途碰到的一船人，就是这样的乡村上班族。 此时我们已掠过湖面一角，绕过一个青松茂密的无人小岛，进入了两条水峡中靠左边的一条。照建伢子介绍，这条水峡很长，在前面再绕两个弯，过一个三岔水道，我们就可以望见粟木峒了。 我已经感到两岸青山之间的天空越收越窄，岸边扑来的草腥气也越来越浓。岸边停靠一条小船，散放几捆杂柴，引起了建伢子的注意。 “杉坡的人好勤快呵，还有人打柴！” 听他的口气，好像大家眼下都不习惯打柴了。 “胜夫子——”他朝山上大喊了一声，当然是在呼叫小船的主人，“你没有偷树吧？——公安局的提着手铐子来了呵——” 我只听到一阵含含混混的回声，还有乌鸦叫，没听到什么应答。 “野老倌进了你的屋咧——”建伢子大笑。 山上还是没有什么回应。 但建伢子听到了：“你骂娘？我一片好心怕你坐班房——你堂客戴着金戒指，怕是不耐烦给你送牢饭呵——” 他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一次我依稀听到了回应，只是听不大清楚，也不知声音来自哪一片林子。 建伢子笑得前俯后仰，踩得小船摇摇晃晃。见我不大明白，他补上几句解释，说这个胜夫子家里负担重，有两个娃崽要读书，只好放老婆出去打工。老婆倒是赚回了钱，但也赚来了绿帽子，有一次坐着小轿车回来了，穿红戴绿，大包小包，高跟鞋哚哚哚，还带回一个光脑壳男人，是个什么老板。胜夫子接了那男人一对瓶酒和一双皮鞋，只得笑脸相迎。看那男人替他老婆挑指头里的刺，吹眼睛里的灰，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赶快去后院抓鸡和杀鸡……这就是大家后来取笑他的原因。有人说：丈夫，丈夫，起码要管一丈远吧，你如何一条门槛都没守住？ 我第二年再来这里的时候，听人说胜夫子八字薄，被蛇咬了，死了，就葬在湖边上。我这才想起来了“胜夫子”这个似曾耳闻的名字。其实我从未见过他，只听到过水峡一侧山坡上模模糊糊的应答——那就是他吧？还看到过寂静岸边的两捆杂柴，一条小船（船头有新补的原色木板）——那也算是他吧？ 一天傍晚，我下水游泳，看见远方水面上有一黑点。不知什么时候，我无意间回头时大吃一惊，发现刚才的黑点已经放大为船头，直愣愣地冲我而来。湖水基本上没有流速，这一天也没有什么大风，一条无人的小船为何漂得这么快？不会是一条鱼雷快艇朝我发动突袭？ 野渡无人舟自横。 我游过去，翻上船，摇动双桨，把它划回原来的地方，锚在岸边一个路端。我现在已经认出了船头的原色木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胜夫子的船。 几天之后，奇怪的事情再一次出现。我在游泳时又发现了它，一条无人的小船不知为何又脱了锚，再一次向我漂来。那一刻它完全像个活物，在呼吸，在眨眼，在蹑手蹑脚，不时摆动隐在水里的尾巴。 我懒得再理它，任它到处闲逛。片刻之后，我发现它游过了学校所在的那个半岛，在另一个半岛面前探头探脑片刻，然后缓缓地偏转，最后靠定了草岸，像回到了家。我顺着船头的方向望去：怪了，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有几捆杂柴。 我不免吃了一惊。它是不是在寻找存有柴捆的湖岸？是不是觉得凡砍柴人都可能是它的主人？ 我不能不进一步怀疑：这条船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一直在水波声中低语，在纷纷雨滴中喘息，在月光和闪烁萤火虫下入梦，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挣脱锚链而去，用鼻子使劲搜寻着打柴人的气息。 它眼下的新主人叫有福，也奇怪这条船老是脱锚。一气之下，他后来把小船一把火烧了，好歹收回了几斤铁钉。 五十八 一块钱一摇 五十八 一块钱一摇 山里人以前做生意少，就算交易也不像是交易。比如卖瓜论个，不管大小是一个价；卖羊论只，大一点小一点不生计较。卖柴则论步：把柴禾码成大体上四四方方的垛子，然后以脚步丈量出一二三。至于脚步的长或短，柴垛的高或低，都是马马虎虎的。 看守果园的农家老汉。 牛马是比较昂贵的财产，计量不能太随意，因此买卖时需“拳牛比马”，以拳头或指头比量牛马的大小。但这是专业贩子的功夫，非一般人能胜任。 现在商品交换增多，山里人也大多会精打细算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个板栗园，问管园子的老人如何卖。老人想了想说：“十块一斤。”我吓了一跳：“你是卖金元宝呵？不就是板栗吗？”对方警惕地看着我，大概最怕城里人巧舌如簧，决不让我有任何可乘之机，坚决一口清。铁定十块，一分不能少。 生意做不成。我走到另一处板栗园。那里也有一个看园子的老头。听说我要买板栗，他想了想说：“一块钱一摇。” 我不知道对方的意思，后来才问明白：他没有秤，也没有升，要我自己到园子里摇一摇树干了事。交一元钱，摇一下，摇落的板栗都归我。 “摇”就是这样的量词。 我当然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摇，专挑果实挂得多而且熟得透的树来摇，哗啦啦片刻之间板栗满地，足足装满了一提袋，算是心狠手辣。但主人没有挑剔我的动作，数着几张钞票，倒也很乐意。 我相信，要是我同他说热闹了，说出点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来了，说出点明朝清朝的老皇历来了，他很可能还要留下我吃饭，喝谷酒。五摇板栗白白地送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五十九 月下狂欢 五十九 月下狂欢 卓别林的电影里有人的机器化。其实，不光是蓝领可能机器化，当下很多白领也面临厄运。一般标准下的白领，通常是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在大车间似的办公区里，就位于矮隔板的格子岗位，像装配板上的一个个固定插件，一插上去就紧急启动，为公司的利润奔腾不息。眼睛、颈椎、腰椎、心脏、植物神经，等等，是他们最容易磨损的器官。我的一个外甥女就是这样的白领。她一进公司还被告知：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打开，随时听候老板的调遣。 乡下农民倒多了一些自由，劳动方式的单调和呆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避免。乡间空气新鲜自不待言，环境优美也自不待言。劳动的对象和内容还往往多变，今天种地，明天打鱼，后天赶马或者采茶，决不会限于单一的工序。即使是种地、播种、锄草、杀虫、打枝、授粉、灌溉、收割等等，干起来决不拘于一种姿势，一种动作，一个关注点。从生理保健学来看，这当然有利于四肢五官的协调运动和综合锻炼。 我当知青的时候还参加过抗旱车水。当时的手摇水车类似于拉力器，脚踏水车类似于跑步器，现代的健身房就盖在田头。一旦人们在水车上踏得兴起，转踏为跑，转跑为飞，便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踏锤飞旋和水花高溅。一声撒野的呼啸抛出去，远处可能就有车水人的呼啸甩回来。一曲挑逗的山歌抛出去，远处可能也有车水人的山歌砸回来——劳动与娱乐在这里混为一团，不但使田头变成了健身房，还变成了夜总会。 哗哗槽片抽浅了泥坑里的水，大鱼小鳖就可能露出头来。我们在田头找点柴，烧把火，偷几棵葱，挖两块姜，找来油与盐，现场煮食的乐趣和美味断不会少。要是在夜晚，朦胧月色下，后生们把衣服脱个精光，一丝不挂地纳凉，其胯下奇异无比的舒畅和开敞，还有几块白肉若隐若现，使不乐的人也乐，不浪的人也浪，天体艺术令人陶醉。 女人们一听到这种笑声就会躲躲得远远的，有时把送来的饭菜放在路口，喊一声，咒两句，要你们自己去取。 我对乡下的过度贫困心有余悸，但对那里的劳动方式念兹在兹。我还相信那种劳动的欢乐，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人们觉得出力流汗是幸福和体面的某个时候。我重新来到乡村以后，看见柴油机抽水，电动机抽水，倒是龙骨水车不大见了。这有什么不好吗？也许很好。我得庆幸农民多了一份轻松，多了一份效率。我甚至得祝贺一种残酷的古典美终于消失。 但我还是没法不留下一丝遗憾：哪一天农业也变成了工业，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写字楼，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 六十 农痴 六十 农痴 去学校公厕挑粪的时候，时常会与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会师在粪坑前。他黑长脸，破草帽，裤脚上一定沾泥带土。一双黄胶鞋前面破了洞，鞋后跟挂着几条散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荒货。 看他两个特大型号的粪桶，谁都不可能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姓余，人称“余老板”，因为多年前来此办渔场，雇了一些帮工，就有了老板的身份。但他养鱼颇为不顺，不是碰上鱼瘟，就是碰上山洪，几年下来把几十万元投资都赔光了。但他决不撤兵，依然在这里喂猪，打米，种田，育瓜菜，把鱼塘之外的经营范围越做越大，光是猪就呼噜呼噜喂了二十多头，简直是个劳动疯子。他没再雇工了，亲自来学校担粪，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担，选择的粪桶大得像粪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还想当个农业李嘉诚？还想拿个农业奥林匹克奖？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讨教很多农事，关于母鸡不下蛋时该怎么办，关于西红柿枯叶是怎么回事。我在《齐民要术》一类农书里没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时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详细，有时还叮嘱一句：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一点好秧子。 他也确实让人捎来过一些好秧子，还有防病治虫的剪报资料什么的。我去过他家。一路走去，发现他担粪的路途很远。他既然喂了那么多禽畜，家肥应该不成问题的，但还是一次次长途奔袭学校厕所，只差没把免费的大粪当作大锅饭，其种植野心想必无比辽阔。我看到了他满坡的菜、满垅的禾、满栏的猪，果然被他的产业规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个叫花子窝，比一般农家还脏乱许多。几间借来的旧瓦房里，大锅里是半锅冷潲，母鸡飞上了灶台，留下鸡屎和草须。卧房里居然没有一两张像样的椅子，倒是有几口土砖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码在大木柜旁，成了客人必须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张显然是借来的破床上，被子也没叠，堆成一团，压住了两本破杂志，不知主妇是没时间打理，还是没心情打理。 我在这里没说上多少话，因为他实在太忙，没工夫陪我多说。刚从地上大汗淋淋地回来，就有农民来求他打米，有农民来买他的鸭蛋。这里还没做完，又来一妇人请他去给鸡诊病，简直一刻也不让他消停。 主妇回来了，忙着切猪菜和熬猪食，也顾不上与我多说。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绺汗津津的头发耷拉在前额。 “你们太能干了，承包了这么多地。” 她冷笑一声：“这不是发疯么？我一直没搞明白，这里是有一团金子呢，还是有一团银子呢？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打鬼。” “倒也是，不年轻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着点。”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个钟头，恨不得我一个人长出八只手！” 我看见她坐的一张椅子偏偏欲倒，“你们至少应该打几件家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乐业么，先安居，后乐业。” “谁说不是呢？说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过，搞不搞，怎么搞，我都随他。”她懒得往下说，看着门外的斜阳，一脸嫁狗随狗的愁怨。 后来我知道，余老板与我还是中学同学，只是不同年级。当年他是“井冈山”的，我是“红造会”的，两派操着五四手枪、手榴弹以及砖块铁棍互相恶斗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交过手，只是没有互相记住面容。后来大家统统滚下农村，他去了另一公社，与我所在公社不算太远。我们说不定在长途汽车上或集镇上也见过面，只是没有特别的交道。不久前，几位老校友来乡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他闻讯后立即提一条大鱼来款待客人，但自己决不留下来吃——其实是忙得没工夫入席。 看着他吧嗒吧嗒远去的两只泥脚，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说，他在城里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还赚过两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来此搞得一身泥脏水臭？搞得老婆满腔怨气以至每次见客都要开一场控诉会？他是想发财吗？好像不是。凭他一位叔叔的局长身份，他在城里随便开个什么店，帮个什么工，也少不了这一份收入。相反，他在这里给东家诊鸡病，给西家送菜秧，到处指导杀虫和果树接枝，完全是个义务的农技推广机构——能发出个什么财？他还养了条大洋狗。那畜生大如一头小牛，立起来有人高，一天要吃一两副猪肺，害得他老婆三天两头就去集镇找猪肺，光是车票钱和猪肺钱都不知赔了多少——有这样发财的么？ 连农民也觉得他不可思议。 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理解财迷、酒迷、舞迷、棋迷、钓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难理解一个农迷。人们看见健身的大汗淋淋，会说那是酷；看见探险的九死一生，会说那是爽；但看见一个人高高兴兴地务农，肯定一口咬定那是蠢。同样，人们看见粉丝们为台上偶像一掷千金，看见股民们在交易所血本无归，都会觉得正常。看见余老板玩农活哪怕小赚不赔，也会觉得疯人院没上门锁。 余老板忙得连电视都不看，从不知道哪个明星怀孕了，哪个明星离婚了，哪个明星打官司了，哪个明星的性取向有变……这在很多人看来，当然是问题更为严重。他简直是信息时代的白痴一个。他敢不承认？ 这个时代的好些道理，没法与余老板说。 六十一 一师教 六十一 一师教 茶盘砚有个雪娥嫂，信基督教。她残了一只眼睛，但犁田打禾什么都做得，历年来缴税费最全，完成摊派工最早，还收养了一残疾少年，比男人还勤劳，比干部还义道。 她第一次见到我，就愤愤批判唯利是图。她说村里有一富户，做什么都斤斤计较，让出几分山给村里修路，算起钱来也心狠手辣。他就不想想他一窝六七个娃崽是怎么长大的？——雪娥嫂是指当年大集体的时候。不是靠那时候的大集体，不是靠那时候见人有一口饭，他一大窝娃崽还带得大？现在倒好，他娃崽大了，也揣着大票子了，就事事要个等价交换，就朝集体的碗里吐唾沫了！ 雪娥嫂对大集体的辩护，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北欧之旅。当时一路看过去，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家的国旗都是十字旗，可见基督教为它们立国之本。恰恰是在那一片教堂林立的氛围里，国家奉行社会高福利政策，把所有国民从摇篮管到坟墓，颇有教门之内的平等之风。我一直暗暗猜测，那里的社会福利国策其实是宗教的延伸和放大。 不说北欧，还是回头来说雪娥吧。我最初以为她是个什么干部，其实她连组长也没当过，只是有话就要说，是个嘴巴直通屁眼的直肠子（雪娥语）。她的最高荣誉是当过一回劳模，但她一听说要去市里开会，就吓得在柴山里躲了两天，让干部们找不着。后来不得已去了，但经常紧张得出汗，横着一只独眼，撅着一张嘴，很不快活的样子。 她回来后悄悄告诉我，她进城上台讲话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好，只能背诵干部写好的稿子，但说的与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她一边说着全靠各级政府的关怀，一边想着全靠仁慈我主的关怀；一边说着今后要好好学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心里说的是今后要好好学习《圣经》……“我心里要说的话，主是听得到的。是不是？主是不会怪我乱说的。是不是？”她这样说。 我这才知道她是基督徒。 “你读过《圣经》吗？” “只听过一点点。” “你会唱赞美诗吗？” 她捂着嘴笑，“直喉咙唱不转，唱得像鸭叫！” “你怎么想到要入教呢？” 佛教也是外来宗教。从八溪乡附近出土的这一尊佛像来看，其卷发、深目、高鼻无不具有西方人的脸型特征。由此推断，此佛像打造时间当在佛教东传早期，即佛教“胡”味甚浓的时代。 “基督教好呵。基督就是一杆公平秤，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道理有十分，你就不能只讲九分半。” 这个解释倒也简单，而且还经典。 “跟你说，我八年来没有吃过一粒丸子，我老公八年来也没有吃过一粒丸子。”她是指家人健康不用吃药，如此“奇迹”的“见证”，实在值得她自鸣得意。 我这才知道，洋教传到这里来以后，已经有些变性，洋中带土，似旧实新。改良教规之一，是信教者不求医。这倒是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本就对医药费的高涨深深发愁。改良教规之二，是信教者不吃别人家的饭。这也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对日益繁重的人情礼节早已不堪重负，一接到请柬，就如接到罚单，满脸客气之下是满心焦急。基督教的传播，大概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托了这一类助人省钱的招。 基督教在这里也叫“耶稣教”，因读音之误，还有“耶师教”或者“一师教”一类异名。信教者也有“基督和尚/尼姑”或者“耶师和尚/尼姑”乃至“一师和尚/尼姑”一类俗称。人们对洋教的出现说不上有多大的反应。看见教徒们偷偷地串门聚会，大家觉得那就像党团员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无非也是劝人向善，倒也不坏。有些人入教以后心静了一些，少了些伤肝炸肺的焦躁，身体颇得补益，也不是没有可能。 教徒们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引来非议。比如说，当基督和尚可以吃肉，只是不可以吃血。这是不是专拣好的吃？不戒荤腥也能当和尚，也太舒服、太便宜了吧？又比如说，有个教徒抬猪时断了草绳，不去另外找草绳，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另一个教徒没法把手扶拖拉机发动起来，不去检查油路和气门，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大家都觉得可笑：基督菩萨未必那么神通广大，还能把断草绳接起来或者把死机器发动起来？ 贤爹最反感的，是耶师教居然宣扬“普天众生皆兄弟姐妹”：“呸，爷就是爷，崽就是崽！一千年也莫想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怎么成了兄弟呢？宝伢子胆敢没上没下，老子一巴掌把他刷到墙上去！” 宝伢子是他儿子，不久前信上了耶师或一师。听老子这一骂，他吓得在外躲了两天不敢回家。 有一天，宝伢子带着三个陌生的后生，一律西服革履，骑着摩托一溜烟来到我家。陌生人自称是邻县的中学教师，专程前来拜访我。他们在阶前坐下，跷起二郎腿，接过茶，接过扇，对端茶的主妇看都不看，更顾不上说一个“谢”字，开口就大谈这个世界有三重天和九重地；谈地球大一点不行小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大；谈光速慢一点不行快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快……把我说得云里雾里。 其实，他们不是科学院院士，不过是基督徒，刚才的开场白不过是赞美上帝创世的奇妙，目的是劝我入教。他们接下来历数入教的好处，包括癌症病人不治而愈，哑巴可以说话，瘸子可以跑步，连做生意都财源滚滚，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在我听来，有一点推销减肥茶和壮阳药的味道，有一点非法集资的味道。 我说宗教确有静心养身之效，比如，中国佛教与道教……没料到我一提佛教就惹恼了来客。个子最高的一个冷笑着打断我：“你这还是马克思主义，太过时了！太可笑了！我问你，一个人有几个父亲？难道一个人可以两个父亲？三个父亲？四个父亲？……你也不想想，你是好几个父亲生下来的种么？” 这是个很雄辩的比喻，把其他假父亲统统给灭了，独尊基督的意思很明白。 “保罗前不久也说过，要尊重伊斯兰教，尊重印度教……” 对方显然不知道保罗二世是谁（当然更不会知道路德、加尔文、j.拉辛格，等等）：“那些狗屁话你也信？他们长期吃官家饭，中极‘左’思潮的毒太深了，只会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什么事也不会干，将来只能统统下地狱！” “那你总知道布什吧？布什总统也去清真寺……” “那是外交策略呵，你懂不懂？就像在战场上打仗，有时候需要冲锋，有时候也需要伪装，需要埋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同他们谈不清，甚至没法往下谈。每次刚说出一句，就被他们打断，被他们七嘴八舌地堵回来。在这几个毛头小子面前，我只能洗耳恭听，只有接受大批判的分——幸好他们还无权动武，否则肯定把我当“圣战”对象，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傻，气不打一处来。 我轰他们走。“出去！去！”妻子不知我今天为何这般粗鲁，端着一盆刚炒好的板栗，看看我，又看看他们。那几个人都脸上挂不住，神情立刻软下来：“韩先生，我们再交流交流吧？”“你并不了解我们，再听我们解释一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交个朋友。我们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 我还是拂袖而去。 我后来看到，他们出了院门以后还不走，在门口交头接耳一番。其中一个在墙根撒了泡尿，另一个打了一阵子手机。大概终于商定了新目标，他们这才骑上摩托，一溜烟朝公路方向而去。 六十二 上访者 六十二 上访者 四海在镇上开过赌场，贩过假酒和假药，用乡亲们的话来说，是“半个身子已进牢门”的货。但他每次事发以后，不知为何都能哼着小调回村，可见他手眼通天，脚路很宽，不是一般的角色。 有一次，他与同伙去北京赌，输光了皮帽子和花领带，连回家的车票钱也没有，情急之下给县政府打一电话，称自己冤情太深，没办法，想不通，得去天安门讨个说法。这一电话吓得县政府赶快派人急飞北京，找到他，稳住他，拉入宾馆吃住，说天安门有什么好看的，不如去八达岭吧。这样，长城一日免费游之后，他接过干部塞来的车票，又免费坐车回了家。这一路，算是官家“维护稳定”有惊无险，但省下了车费的四爷并不领情。他哼了一声，说看在乔县长的面子上，算了，以后再说。 似乎以后他去日本或美国再赌，就不会这样便宜乔县长了，一个八达岭景区和几个盒饭是糊弄不了他的。 学校里欲建一幢教学楼，是国家财政工程，由县里大牌施工单位承建。四海来到现场，背着手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种检查工作的模样，然后找到经理，喷出一圈烟，说有饭得大家吃，要分点业务干干。对方不认识他，见他人瘦毛长，鸦片鬼模样，一直不拿正眼看人，领口积有黑黑的油泥，没怎么理他。 他冲着对方的背影大吼：“给你脸，你不要脸呵？你去周围打听打听，你四爷是讨饭的么？” 这一天，工地上一辆小推车不翼而飞。水管没水了，胶皮管不知被谁割去一截。推土机也开不动了，油箱里不知何时被人抽吸一空。好容易机手再买来一桶油，重新发动了机器，但轰轰轰地还未开进工地，发现三个陌生汉子坐在那里玩扑克，一根草绳挡住道口，对机器声充耳不闻。 机手上前递烟，“有话好好说。我们是包工的，耽误不起。” “我们本地人要饿死了，那又怎么办呢？”汉子中有人冷笑。 机手找来经理。经理再次见到鸦片鬼，知道对方绝非善鸟，便掏出手机找乡政府。不料接电话的这个那个都不沾包，这个说要接老婆，那个说要看牙医，还有的要去检查森林防火，一个个比老鼠还溜得快。只有一个新来的小王不知深浅，让四海接电话，令他赶快走人，否则以车匪路霸论处。不过，这小王犯下一低级错误。他本是想教训对方不要学坏，但嘴上一急，溜出一个比方：“人家得了癌症，你也要跟着得癌症么？”事后他才知道，四海的母亲前不久正好是死于癌症。 上天有眼，给了四爷一个大好战机。他顿时怒发冲冠，跳脚骂娘，顺手操一把柴刀，带着一伙人打上门去，一路走一路还打电话四处叫人，其孝子声威咄咄逼人，其人间正气浩浩荡荡——胆敢咒我老母，不想活了么？老子就要割你舌头！拍死你这个绝代根！ 一伙人冲到乡政府，高声大气，捶门打户，到处搜捕歹人。“姓王的，出来！”“出来！”“出来！”……一位乡干部请他们坐，结果是椅子被踢翻。另一位乡干部请他们喝茶，结果是茶水泼在对方身上。乡政府的牌子也被摘下，被他们一通狂踩，又给挂到附近一个猪栏房去了。闹到最后，四爷不但要灭了绝代根，而且强烈要求政府赔偿损失，报销他家的医疗费和丧葬费。 “赔！” “赔钱！” “赔五万再说！” …… 起哄者七嘴八舌，其声浪差点把乡政府的屋顶挤爆。 贺乡长倒是沉得住气。他当时正在农电站查账，听到一个又一个电话告急，冷笑了一声：“怕什么怕？胯里都没夹卵子么？刚出牌就打什么大鬼？” 这后一句的意思是，他这张大牌得等一等再出手，准备最后一举抠底，眼下不用急。 直到傍晚，四海带来的一伙人有点乏了，加上有的要去喂猪，有的要去下网，还有的惦记着某张牌桌，已走得七零八落，贺乡长才出现在乡政府门前，把闹事者的面孔一一细看。在他到来之际，一辆小推车，一条胶皮管，还有满壶柴油，也被他派出的几个人，从四海家一举收缴归案——包抄后路的打法应该说战果不错。 “你说他咒你老母，没有录音。我说你破坏国家建设，铁证在此。你说这事是我来办，还是交法院去办？”他冲着四海点点头。 四海有点慌：“今天不被你整死，反正也要被你饿死。那我今天就死给你看，看你的血多还是我的血少！” “想吃我的豆腐？”贺乡长一瞪眼，“我贺麻子是吓大的吗？来，我先让你三刀，哼一声我就不姓贺。告诉你，你搞死我没关系。我的头发是上级政府一根根数过的，少一根都要找你算账。我的骨头是上级政府一根根量过的，少一寸也要拿你补齐。我家十八代出一个乡长，有面子，有成绩，够本了。我被你搞死，肯定是烈士，上报纸，上电视，追悼会一开，几百人来吊香，鞭炮把天都炸烂。父母孩子都会有政府养，不用我操半点心。你呢，搞死我以后，只有一副大手表让你戴，只有一粒花生米请你吃。你会死得连狗屎都不如。你一分钱也得不到，你兄弟姊妹还做不起人，你爹妈还要骂不肖之子。你信不信？” 四拐子没这样算过，一时语塞。手下人见形势有变，忙上前劝解，把他赶快拉走。但他临走时不想失威，又吐痰，又跺脚，口口声声要把乡政府一把火烧了，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打得不敢出门。“好，你等着，我明天就去北京，去天安门！”他最后这一句似乎更有威胁性。 “伢子，你快去！”乡长追上去大喝，“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到处都有粪渣子，我这里粪渣子最多，最臭，最熏眼睛。你最好告到联合国。知道联合国怎么去吧？隔了一个太平洋，你游是游不过去的，筏子是撑不过去的。你最好先去拆了屋，多备点盘缠。” 四海事后是否去北京，是否去了联合国，好像没有下文。去联合国是往南还是往北，得走水路还是旱路，也被一些老人议论了许久。 倒是贺乡长余怒未消，一心清理门户，定要把那一颗老鼠屎开除党籍——那位四爷还真是爷呵，十多年前居然混入党内，也太不像话了吧？光凭他这一次把政府招牌挂到猪栏前，就不能不好好修理一下。 不料，干部们对这一建议多是含糊，这个说要接老婆，那个说要看牙医，还有的要去检查计划生育，还是一个个比老鼠溜得快。乡长好容易叫回他们，逼他们点下头来，没料到村民们那里又炸了锅。 “党员好歹是一根绹。要是这根绹都没了，那个牛魔王还能管得住？” “你们有本事就管好自己的人，管不好的放出来害群众，太不义道了吧？喂喂喂，还是留下来害你们自己吧。” “你要是把他搞出来，那就把我们都搞进去。不能让他坏了我们群众的名声！” “党员不就是你们的崽么？你们来一个开除，脱离父子关系，以后不承担责任了？你们说执政为民，到头来就是赖账，就是躲奸，就是甩包袱呵？” “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才见过你们这号人！” …… 贺乡长这一天还没进村，被几个村民堵在路口，听到这一堆七嘴八舌，额上冒出了大汗。他现在就是浑身长嘴，也没法说清整理党务的必要，没法让这些以前多次告状的受害者，被四海偷过树、偷过谷、偷过鸡鸭的乡亲，相信这正是还他们一个公道，正是迟到的正义。他也没法让一位妇人相信他的好心，不再把唾沫星子射过来。 他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只好跨上摩托溜之大吉，一不小心，栽入路边的乱刺蓬，飞出去的手机也摔成几块。 他爬起来时咬牙切齿，冲着随行的小秘书大骂：“你要搞死我呵？” 这句话好像骂得没什么道理。 “捉起来没见卵子，放下去又要爬背。什么东西！”他又骂了一句，意思更加难以理解了。 六十三 夜生活 六十三 夜生活 老乐跟着罗会计进城，去县里某机关办一个手续，一同乘电梯来到大楼顶层。这时候，一定是罗会计要找乐，坐在那里等人的时候，觉得椅子很无趣，墙壁很无趣，自己的手指头还是无趣，便生出一个坏主意。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老乐坐立不安，朝电梯那边看了看，说刚才那个大盒子被我们搞上来了，还没搞下去，后面的人怎么上楼呢？罗会计一听，明白对方肯定是头一次乘电梯，便生出几分焦急，说也是，还真是，你想得周到，快去按一个1键，把大盒子放下去，你再从步行梯上来。 老乐很憨厚，照对方的指示速办，后来气喘吁吁爬上楼时，发现对方正击掌大笑，才明白自己当了一回傻子。 两人办完事，去汽车站乘车回家。这时候，一定是老乐想解闷，觉得水壶很平淡，馒头很平淡，手中一把雨伞更是平淡，也生出一个坏主意。他捅了捅罗会计，说车票应该是一个样吧，我看看你的是什么样。他接过罗会计的票，正好靠近检票口，一举票，进去了。可怜罗会计刚回过神来，已被拦在验票口的那一边，又被身后几个乘客拥挤和推搡，急得跳起来大叫，两眼瞪得铜钱大。过了好一阵，气急败坏的他才重新举着一张票，急匆匆登上车来，接受老乐递过去的车票钱。 “一个读书人，没买票就想混进来，太不像话吧？”老乐这一次也击掌大笑，高兴对方也当了一回傻子。“没钱就找我借么，死要面子活受罪！” 两人各有所乐，但回村后各奔东西，种菜或者喂猪，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入夜，罗会计摇一把蒲扇，在村头村尾转了一圈，想必是睡意尚无，精神正好，得再找点什么玩玩。回想起县城里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觉得这里白天是青山连青山，晚上是黑山连黑山，几条亘古不变的山脊线真是让人寂寞，忍不住叹出一口气。 他挠了挠头，终于上心来，邀了几个后生，说老乐今天发了财，买了一双女式袜，了不得，了不得，得去打鞭炮送恭喜。 后生们最乐意上门起哄，既是礼数周全，又是热闹取乐，还可能赚来烟酒糖果，让夜晚变得比较有滋味。因此，这些年来村里喜事不断大增，或者说贺喜标准一再降低，造成小店里的鞭炮总是供不应求。以前只有生子、建房一类大喜可贺，但眼下任何小喜也不能拉下，考上高中或受到奖励就不用说了，买个摩托车，买个电视机，甚至打一个柜子，也都统统变得意义重大，如同丰功伟业，得全民共庆，引来各种忙碌和闹腾。 不过，但是，然而——老乐买袜子这事是不是也太小了一点？有些后生眼里透出困惑的目光。 罗会计瞪大眼，挥一挥手，“笑什么笑？你们知道那是什么袜？卡通的，弹力的，三g的，推荐指数五个星哇！” 后生们听不懂三g，听不懂五个星。但不懂就对了，眼下凡听不懂的就时髦，就高贵，就爆红，听得懂的反倒喊不上价。大概科学技术又有了发展，不但药丸听不懂了，布料听不懂了，如今连一双袜子能g了。能g的东西，肯定能美容、抗癌、防衰老、降血压、燃烧脂肪、开发智力吧？说不定还能带来买彩票和打麻将的运气吧？ 大家想象了一番，惊奇了一番，疑惑了一番，终于觉得袜子确实非同小可。可恶的老乐，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拿一根草绳当皮带，拿一个塑料袋当雨伞，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家伙，如今也奢侈和腐败，居然还想瞒天过海混过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大家凑钱买下鞭炮，兴冲冲一路吆喝杀向老乐，暗含一种同仇敌忾的意味，一种要富就大家共同富裕因此断不容擅自独行的意味。 接下来，那一家狗叫了，灯亮了，门开了，老乐探出头，在火光四射和硝烟弥漫中睁开迷糊的双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待得知众人来意，才咬牙切齿地一跺脚，“你们无聊不无聊？歹毒不歹毒？魔障不魔障？你们放什么鞭炮？想灭门就扛刀来呵，要拆屋就开推土机来呵……” 但骂归骂，吵归吵，既然贺客们已经进了屋，已经入了座，鞭炮也没法打包退货，东家纵是悲愤满腔，伸手也不能打笑脸人的，只好暂时接受隆重的喜庆。他老乐确实买了袜子，能g的袜子，一双不寻常的袜子，属于超前消费，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不能不有所表示。花钱换体面，其实也不算什么坏事。不过，他这一天实在毫无准备，家里既无酒，也无猪肉和鸡蛋，在橱柜里找了好一阵，只找到几斤面条，本是留给外婆的。老乐一咬牙，只好挥挥手，让老婆去灶下升火。 片刻之后，屋里热气腾腾，碗筷叮叮当当，还有嘴巴和嘴巴嗖嗖的吸面气息此起彼伏。后生们吃得兴起，高声大气地又要酱，又要汤，又要辣椒，又要葱花，催得主妇团团转，撞倒一张椅子，差点摔了一跳。 好，很好，这个夜晚算是比较有意思了。 “喂，三贵家昨天还装了一个电视卫星锅。” “金河爹前天还买了一只喷雾器。” “我听说，志良他大婶说要去买一条围裙的。” …… 食客们纷纷提供最新情报，挑选下一个祝贺对象。至于是否要确定统一的接待标准，也进入了他们复杂的协商和权衡过程。正在这时，门外又响起鞭炮声，大概是消息传开，又一拨后生从夜色中拥出，也来老乐家凑热闹了。 ……十六，十七，十八，已经端出最后一碗面条了，已经听到空勺子刮锅的声音了。不用说，听到新一轮鞭炮，老乐面色惨白，忙从后门溜出，是去告借，还是逃难，还是魂飞魄散时走错了道，意思不大明白。倒是主妇还淡定，端一大汤锅，噔噔噔冲出厨房，往大桌上狠狠一顿，“好，来得好！不就是为了这个死尸吗？你们都不要走，今天非吃了它不可！” 大家朝锅里一看，发现面汤中只有一双袜子，顿时再一次哄堂大笑，没注意主妇揪住鼻子，泪光闪动，匆匆跑开去。 六十四 非典时期 六十四 非典时期 二〇〇三年春夏之际的非典时期，我是在乡下度过的。从电视里看，全国似乎进入了战争状态，只差没全天滚动式地播送国歌和战争动员令了。但乡下人对这种紧张不以为然。“什么非典呢？不就是人瘟么？”照他们的理解，鸡有鸡瘟，猪有猪瘟，人当然也难免人瘟，这事古已有之，没什么奇怪，哪用得着兴师动众？ 贤爹还另有解释，说真命天子上台时都有一难，今年总书记刚上台，有非典这就对了，就证明真命天子不假了——依照他天人感应之说，似乎人们还得敲锣打鼓庆祝一番才对。 干部们去山口设卡，去集市收缴野生动物，还上门上户检查打工返乡者的体温……他们忙着忙着，总算把气氛搅得有些紧张。一天夜里，四面八方陆续响起了鞭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一打听，才知道是山那边有一个哑婆子突然开口说话，称这次人瘟发作，阎王爷要收走三万性命，因此各家都得烧香三炷，燃炮三通，否则人畜平安不保。这个哑婆子差不多是第二政府，甚至是超级政府，其天宪一旦下达，就被人们口耳相传。 村里几个党员找到村长，说赶快打开广播吧，要大家快去买鞭炮。 村长有点犹豫：这是不是搞封建迷信？ 党员们急了，说你前不久带着我们学“三个代表”和六个“文明”（他们没记清到底是几个），学得我们的脚都肿了。学了这么多，总得要点实际行动吧？总得为大家做点实事吧？驱瘟送鬼，保境安民，党支部还不冲在最前面像话吗？…… 这一说，村长才下了决心。 我后来听到的各种鞭炮声，就是村长广播动员群众的结果。 这事搞得乡政府不大体面。乡干部大多是大学生和中专生，承担着普及科学和破除迷信的职责。贺乡长立刻气冲冲地找到村长：“政府讲了这么多你们不听，一个哑巴婆子放个屁，你们就当圣旨。不是搞迷信活动吗？” “礼多人不怪。放点鞭炮……不碍事吧？”村长觉得事情并不严重。 乡长更气了：“放鞭炮有卵用！你要是命里有寿，不放鞭炮也不会死。你要是命里没有寿，放再多的鞭炮也白搭。你也是个党员，怎么一点科学都没有？” 村长觉得这话在理，面带愧色，立即打开广播器传达最新指示：“各家各户都听好了！建伢子你尤其要听好！谁说哑婆子说话了？你们要她到我面前来嚎几声看看！还是贺乡长讲得对，要讲科学，放鞭炮没卵用。你要是个长命鬼，不放鞭炮也不会死。你要是个短命鬼，放再多的鞭炮也白搭。你们不要听了风就是雨，屎不胀尿胀，尿不胀屁胀，听信那些烂嘴巴的谣言……” 六十五 青龙偃月刀 六十五 青龙偃月刀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 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轻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轻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这句老话都不记得了么？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功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酥酥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吒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踊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脏六腑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乡间老剃匠的工作室。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 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六十六 瓜菜 六十六 瓜菜 电话和摩托车在乡村最适用，方便了大家联络，省了好多时间和脚力。其次是电视，虽然有些节目不一定让人们全看明白，但至少给夜晚添了些热闹。乡下利用率最低的现代器具要数冰箱，因为瓜菜都在地上，随吃随摘，用不着冷藏。大部分肉食多以腌制、熏制、晒制等方式保存，山民们在这方面的习惯不易改变。 收亲嫁女之时，照城里人时兴的规矩，一套电器必须齐备，其中冰箱还是断不能少。只是冰箱买来以后大多不通电，塞满衣服或农药，有时候甚至装上几袋谷种，算是个密封杂货柜。 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我家的冰箱就比较特别，也承担着某种义务和责任。左邻右舍遇到一点鲜肉确需存储，以备客人或匠人的光临，就一碗碗端到我家来，塞入冰箱临时寄存。他们避免了大冰箱保管小物件的浪费，但使我家冰箱里的物权过于复杂。有一次我忘记了这一点，打开冰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吃掉了。 我家的冰箱公共化了，菜地也是半公共化。那天一个后生走进我家院门，见瓜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还厚颜无耻地说不错，说好甜，说好脆，简直是打上门来的强盗一个。其实，这也是我少见多怪。村民们在瓜菜方面的私权观念薄弱，莫说是摘一个瓜，就是摘一篮子瓜，只要别人的园子里有，也算是摘了白摘，不摘白不摘。 初春时节，菜地上有点青黄不接，我们提着篮子去山上采香椿、蕨菜、蘑菇、春笋一类。沿途遇到村民，尤其是那些农妇，都会领受她们笑眯眯的招呼：“有菜吃没有？”意思是问要不要在他们那里摘点什么。或许，他们会问得更具体一些：“有苋菜吃没有？”“黄瓜出来了没有？”“豆角下种了吗？”……这时候，如果你朝她们的园子里看一眼，对那里的形势表示赞美，或表示惊讶，那就更不用说了，她们随手找来一个塑料袋，往菜园里匆匆而去，接下来的形势不言自明。 农妇之间的事务主要是瓜菜外交。一丝微笑，两句称赞，还有日后路上的一声招呼，都相当于超级信用卡，足以偿付大堆瓜菜的馈赠，足以换来客气推让之间复杂而激烈的拉拉扯扯。正因为如此，医生吴胖子最不愿意种菜，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种菜，有一次见我往地上挑粪，眼睛瞪成了两个铜钱：“吃这样大的亏呵？你们家里是住了一个排，还是住了一个连？” “你还好意思说，你看你的菜地，都荒了！” “荒了好呵，退耕还林，绿化祖国。乡政府就要奖给我镜框子。” “你钱多可以买菜吃。我们穷鬼不种吃什么？” “买什么买？我才懒得买哩。”他得意地吹嘘，“等天一黑，我提着篮子往门外一走，这峒里的菜不都是我的？” “人家用手电筒一照，会有你吴胖子的好看。” “那能怪我么？我碰到了岔路鬼，走错了菜园子。要怪只能怪岔路鬼，能怪我么？” 这种懒汉理论和强盗宣言居然未受到批判，在场的几个人反而哈哈大笑。见他光天化日之下开始侵夺路边邻家的豆角，有人还当场指导：“胖子，你摘这边的，这边的嫩一些。” 不过，吴胖子的强盗式共产主义眼看着快完蛋了。镇上的一些贩子开始进山收瓜菜。接着，随着有些富裕户开始买菜吃，一些路边小店里便出现了有价瓜菜，虽然买主不多，但已引起村民们悄悄议论。有一天，我妻子看到路边某农户的空心菜肥美无比，不觉心动，想贪点小便宜，凑上前去一个劲看菜园，见对方没什么反应，又一个劲夸菜园，尤其是夸赞空心菜长得逗人爱。不料一套老经验不管用，主妇不大认识她，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对她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眼睛眨巴眨巴，径自修理水桶去了。 妻子追在她屁股头微笑和诱导，对方仍是启而不发，虽然给了她一把椅子，但一片菜叶也没给她。 这也就是说，朋友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大灵了。 如此惨痛失败，让我笑了好久。 六十七 非法法也 六十七 非法法也 邻村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呵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差不多电霸一个，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呵！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要是病死的，得往医院里送钱。现在不但不拿钱出去，还拿钱进来。你说说，这种福气是不是点得火燃！” 又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 六十八 疑似脚印 六十八 疑似脚印 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异响，跑到院子里一看，见竹林里枝叶摇动，还有个隐隐约约的黑影似乎正在藏匿。是谁呢？我随手抄起一杆铁锹大叫一声，那里便有一刻的静止，然后冒出一个顶着蛛网和草须的脑袋。 “我来砍点茅竹。”他露出两颗黄牙。 “你是谁？怎么砍到我院子里来了？” “这些茅竹没有用的。” “你说没用，我有用呵。” 我大为生气，觉得这人真是无礼，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擅闯私宅，冲着我的园林狠下毒手，是不是过两天还要来拆墙和揭瓦？可怜我精心保留下来的一片绿色，院子内必不可少的第二道或第三道绿色帷帘，已经被他撕开了缺口。围墙红砖裸露出来，砸得我眼前金星四冒。 他嘴唇肥厚得有些迟重，又披挂着又粗又密的胡桩，搬运起来不方便，吐什么字都是一锅稀粥。他说了他的名字又似乎没说，说了他家在何处又似乎没说，还说茅竹不是楠竹，只能砍下来卖给毛笔厂做笔杆云云，但我都没怎么听清。我喝令他立即住手，立即离开这里。他怔了一下，迟疑地点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回答得并不清楚更不肯定，或者干脆就不曾回答。 “这些茅竹只能藏蛇，留着做什么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他还在嘟哝，把砍倒的竹竿收拢成捆，扛上肩，总算出了门。 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进院门，发现这里已有主人——又是那一嘴胡桩，像一个脱手刷子；还有两大块嘴唇，冲着我一番哆嗦和拥挤，总算挤出几星唾沫，是高高兴兴的唾沫：“回来了呵？”在他的身后，两头牛也有主人的悠闲自在，一边喳喳喳啃着草，一边甩着尾巴，拉下了热气腾腾的牛粪，惊动了上下翻飞的牛蝇。我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但定睛一看，这刚刚用石板铺成的路，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刚刚搭就的葡萄架子，明明还有我的手温。这围墙外的一棵大树和远远的两层山脊线，明明是我熟悉的视野，怎么眼下倒让我有一种反身为客的紧张？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警惕地问。 他兴冲冲地指着一块菜土：“这里的地湿，你不能种番茄，只能种芋头和姜。你得听我的。” 他又指着樟树那边说：“那下面有两株好药，五月阳，你不要锄掉了，等我秋天再来挖。” 我不懂什么五月阳，也不在乎两株草药由谁挖走以及什么时候挖走，但我无法容忍他这种兴冲冲的劲头，这种无视法律和搅乱社会的口气。“你到底是谁？我同你说，这是我的院子，我买下来的院子，我办了土地证的院子。这个意思你不会不懂吧？你要挖草药，要放牛，要砍茅竹，可以到外边去。你如果要进这个院子，得经过我的同意。你懂不懂？你要不要我拿土地证给你看看？” 他怔住了，似乎难以理解这么深奥和复杂的道理，“你是说，你是说……” “我是说，你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放牛。好不好？” “这里不能放牛么？” “你觉得这院子可以放牛？” “牛最喜欢吃这些茅草，你留着反正也是没有用……” “留不留是我的事，对吧？你怎么知道我不需要茅草？” “你要留呵？你要留，就早说呵。我不知道你要留。我不知道。你要是早说一句，我就不会来了。” 他没有追究我不宣而禁不教而诛的责任，吆喝一声，赶着牛出了院门。一大捆牛草在他肩后晃荡，叶尖沙沙地刮扫着路面。他当然没有带走牛粪和牛蝇。 我后来给院门加了一把锁。 我加了锁以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他叫李得孝，外号孝佬，是附近一个农民。只因为我买下的这块地，原是分配在他名下，二十多年来，已经被他跑熟了，甚至被他家的牛跑熟了。一放绳，那牛根本不用驱赶，就乖乖地直奔这里而来。眼下，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不是不知道这块地经乡政府征用，最终卖给了我这个外来人。但他砍茅竹或者割牛草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往这块地上窜。想想吧，他熟悉这里的茅竹，熟悉这里的茅草，熟悉这里某个角落的五月阳，憋一泡屎尿甚至也习惯性地往这里狂奔，一心要来增肥活土。他一时半刻哪能割舍得下？ 他远远就能嗅到这里的气味，远远就能听到这里发芽或落子时吱吱嘎嘎的声响，连睡梦中一迷糊，也能感触到这里在雨后初晴或者乍暖还寒时的一丝抽搐或跃动。对于他来说，这些当然比一张土地证更重要。有人告诉我，自从我不久前两次把他逐出门外，他还是有点半醒不醒，好几次扛着锄头来到我家院门前，见门上一把铁锁，才怏怏地蹲下或者徘徊，最后掉头而去，嘴里嘟嘟哝哝不知说些什么。 他没有大喊大叫地打门，没有气冲冲地翻墙或挖墙，就算是够清醒的了。我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会在一把铁锁面前恍惚，就像把一个儿子过寄给了人家，但很难把这个儿子视为人家的骨肉，一不小心就还会叫出什么乳名。 以上是我短篇小说《土地》里的一个片断，大体上言之有据。不过主人公原型不姓李，而是姓吴。他的老婆也确实离异他去，但不是嫌贫爱富，只是痛恨丈夫结巴，小气，在床上不男人——道理其实说不大清楚。 这篇小说是应法国一个文化项目的要求而写，《土地》也是项目主持者的命题。大概出于中国文学传统对土地的一往情深，我一下笔还卷入田园诗和山水散文的浪漫光流，强调了主人公对故园的牵挂和纠缠。其实，吴某对土地既有情也无情，比方说对土地转让并无遗憾，甚至有点兴高采烈。他曾把我拉到他家，引我到山上看，问我需不需要更多的地，问我是否有朋友或亲戚来搞开发——他还有一块山，要水有水，要路有路，是盖房子或者开果园的好地盘。 他以为我是个开发商，一个急于推销土地的模样。据他说，他就是想再得一点补偿款，然后去城里开店打豆腐——这是我在小说里没有写到的。 事实上，他后来确实离开了八溪峒，不过没有进城打豆腐，而是去煤矿挖煤。我在巴黎参加中法作家同题小说《土地》讨论会时，恰好听到中国一煤矿发生重大矿难。从旅馆里cnn的电视新闻中，我看到矿井口一具具伤亡者的身体，还有忙碌的救护队员和蓝灯闪闪的救护车。不知为什么，我担心从屏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担心镜头迅速锁定和推向这张面孔。 当时一位热心的法国读者要来了咖啡，一个劲问我“五月阳”是什么，称他在中国植物辞典里没有找到这个药名；又称《土地》中很多植物名都特别美，也富有深刻含义，使他想到了非洲的古代文化……他肯定注意到我一直盯着电视新闻，想必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对学术交流心不在焉。 回到山里以后，我听说吴某倒没有什么事，前不久还回来过一次，拿高级烟招待四邻，还把他中学毕业的儿子也带去挖煤。 我没有再见过他，也许以后很难再见他。值得提到的是：我家院门虽然每夜必锁，但好几次好像夜里有人来过，在大清早的菜园里留下脚印。这些脚印很深，也很大，比我的脚大了一圈，让我不得不联想到《土地》人物原型曾出现在院门前的那双大脚。我让妻子来看看。妻子说你莫吓我，那是什么脚印？不过是雨天里沉陷的泥坑罢了。 也许妻子所说是对的。 也许月黑风高之夜真的没有什么人来过，更不会有人在菜地上独自徘徊。我得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 六十九 哲学 六十九 哲学 路边小店里经常坐着一些闲人。我去买米的时候，几张陌生的面孔正在那里议论“三个代表”。其中一位注意到我：“这位干部，你来说说看，这三个代表选了好几年，还没选出来？几个什么代表，就这样难选？” 我笑着解释，这代表与那代表不是一回事。 “那八个‘看得见’和八个‘看不见’又何事？” 我没听过这一说法。大概是县乡领导机关的什么理论总结？我刚想猜一猜，对方又说到当年全民学哲学的折腾：“哎呀，你们当干部的想吃就多吃点，想拿就多拿点，我们也没意见。怕就怕你们结丝绊经！” 另一闲人也帮腔：“一听你们结丝绊经我就脔心冲！” 他们的意思是怕啰唆，怕麻烦，尤怕书生们说理论。对于他们来说，理论好比辣椒水和老虎凳，一摆上来，足以让他们心惊胆战脚杆发软。在这里，中国式的宽大也明显可见。他们似乎觉得干部多吃多拿，就像牛偷吃了禾，鸡偷吃了谷，虽不是好事，但只要不是太过分，也不算什么大事。 这倒是他们的哲学之一。 七十 空山 七十 空山 去山上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荒，越走越静。前十几里路还勉强可以见到人迹。有人挑着竹子，或者是背着雨伞，在曲折小路上下山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虽然不相识，但不会没有必要的客套。 “上去呵？” “下去呵？” 或者由我们先搭腔： “下去呵？” “上去呵？” 或者多说几个字： “挑这么多下去呵？” “这么早就上去呵？” 不相识的人之间，一路上都是问“上去”或者“下去”，算是没话找话，不交自熟，还有点暗号接头的味道。 过了千石峒，前面就是无人区了，就没有接头暗号了。路边还偶尔冒出一处房舍，但人去室空，留下了房前一片荒草，隐约显现出田埂和小径的轮廓。土坯墙有的坍塌了，有的开裂了，墙根往往布满了青苔。一张主人遗弃的木犁插在地头，眼下已爬满了野藤，如同木犁突然发芽长叶，活过来了一般。 山那边的风景。 不难想象，前面那条溪边的青石板，以前也有过捣衣的声音，有过黄昏时分耳环或手镯的一闪。前面那座小石桥，以前也有过老牛带着小牛归来，牛背上可能停栖着静静的蝴蝶。这山静林幽之处，以前一定有过灯光温暖的窗口。在明晃晃的月夜或者雪夜，一定还有过纺车或摇篮吱呀吱呀的声音滚过水碾和水堰。但现在这里只剩下露珠依旧滴落，云雾依旧流散，还有腐叶如酱如酒的浓烈气味。连我们的脚步声也过于粗鲁和陌生，吓得一群大鸟扑啦啦惊逃四散，从废墟的断墙飞向山头。 这些鸟还是当年的鸟吗？ 独木桥断了的地方，我们得找到浅水处蹚水。遇到杂草封路的地段，我们得抽出随身带来的柴刀，一路砍杀过去，才能接上下一段路。我们幸好没有碰到山蚂蟥。同行的向导告诉我们，以前有人用马驮树木，在这里不幸撞入了蚂蟥阵，结果一匹白马变成了红马，全身被蚂蟥咬得鲜血淋淋。 这里名叫“蚂蟥沟”。 一条云瀑倾泻过来了，很快就注满深谷，使我们淹没在云湖里，前后茫茫，什么也看不见。明知同行者近在咫尺，也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在离蚂蟥沟不远的地方，我们才得以走出云海，看见了云上的一大片梯田。看来是受制于山的坡度，这些田块都很小，远远看去如密密排列的贝壳或鳞片。一个斗笠或一件蓑衣，就能盖住一丘田。同是受制于坡度，这些梯田的坡墙大多很高，全用墨灰色石块垒成，形如巍巍城墙。行人需要屏息仰视，才能探望到虚虚的城头，看到城头那想象中的旌旗和兵甲，甚至听到那想象中的鸣镝和战鼓。说实话，我当时暗暗吃惊：天下这么大，一些莫知姓名的人们为何要把家园建在这深山一隅？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筑起了这深山里的巨石阵、金字塔以及万里长城？只为了争得几把谷米，他们在这层层叠叠得石墙里耗费了多少代人的心血和生命？…… 每一块石头都相约守密，眼下一声不吭。 很多梯田已经废弃了，听任满田升起疯狂的茅草，还有白茫茫一片如雪盖地的茅絮。我知道秋茅无情，吞没过很多小径，很多足迹，很多风化了的王国与故事。 七十一 天上的爱情 七十一 天上的爱情 山顶上还住着人，不过不是《桃花源记》里的避秦遗民，而是多年前迁来的一对私奔男女。 他们原住江西修水，是叔叔与侄媳的关系，只因侄儿到广东打工，长年不在家，侄媳一遇难事就得找叔叔帮忙。要种田了，得请叔叔来赶牛犁田。要卖猪了，得请叔叔来套绳捉猪。有时侄媳头痛脑热，也得靠叔叔请郎中，抓草药，端汤送水。三来两去，两人就粘到一起了。侄媳当时是乡里的小学教师。 风声传到侄儿耳朵里。侄儿赶回家操起一把菜刀就要杀人，吓得奸夫淫妇夺路而逃，几乎是净身出屋，一根针也没来得及带。他们知道自己乱了大伦，没有脸面回村，就从江西流落到了这一方。他们打过工，讨过饭，最后听说老山里有荒田和空房，便悄悄来此安身。 满山秋茅。 大概半年以后，赶马驮树的人看见这里有炊烟，消息才传开去。大家才知道山上住下了这一对贼男女。乡政府派人来查看，发现他们不是特务或罪犯，只属于伤风败俗的姘头，破坏计划生育的黑户。这种人按理也应遣返原籍。但山下有些山民替他们说情，说这对痴男女也可怜，一听说要遣返，就声称以死相拼，把吊颈绳挂上了梁——女方还是个大肚子。事情到了这一步，看来也不好硬逼。再说，山上那些田反正没人种，荒着也是对不起祖宗，还不如在他们手里长点谷米。 乡干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爬上一个高坡，来到了这对私奔男女的土屋前。地坪里有狗吠，有三个娃崽多来咪，显然是爱情的系列果实。这些果实早早发现了我们，一个个兴奋地叫喊，有足够的理由把我们当作天外来客，或者是眼生的人形动物。但这里是伊甸园么？这里没有玫瑰花、水晶项链以及吃不完的香甜果子，倒是猪羊鸡鸭长期随意野放，使空气中弥漫着野粪的酸臭。过于自由的日子里，主人的农具和家具也随手丢放得特别散乱——家门之外到处是家，遍地为居室。 一个老男人在舂米，看上去不像是娃崽的父亲，倒像是他们的爷爷，背驼了，牙也缺了，不光皮肤是黄，牙齿也是黄，头发也是黄，全身都是日光烤灼下的清一色焦黄，像一块老熏肉。他不大会应酬，笑一笑，没有话；嘴唇哆嗦了几下，还是没有话。来回窜了几趟也没端来一碗茶，最后搓搓手，只得去地上叫女主人。 女主人稍后挑着一担包谷回家了，是从山雾拉起的彩虹中走来。她身子有点胖，膀大腰圆，但眉长眼大，尚有几分少妇风韵，显得比姘夫年轻太多。她不愧是当过老师的，一出场就落落大方，江西口音里还略飘一点点京腔。 龙老师见三个娃崽怯生生躲在母亲身后，一一问起他们的年龄。他今天就是来动员娃崽入学的。 “谁说不是呢？我们这一辈子，反正也这样了。只是娃崽……”女主人突然红了眼圈。 “上学是远了点，不过可以寄宿的，费用也不太高……” 孩子们一听到读书都很兴奋，情不自禁地扯开嗓门念出一些拼音字母，以示他们并非一无所知。其中一个还唱起歌来——显然也是母亲教的。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 “怎么唱的？”母亲觉得后一句跑了调，忍不住加以纠正：“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是这样拐上去，再拐下来！” 其实她自己也没怎么唱对。 另一个小孩还搬来了自己的习字本。此时，一片滚滚的云潮顺着山势扑涌上来，在一块巨石前翻溅起云浪，在空中高高地凝固片刻，再缓缓垮塌，终于把我们一口吞灭。但女主人没叫我们坐进屋去，对这种情形习以为常。 龙老师的老家原来就在这一带，自己打小也是从这里下山去求学。他同女主人隔着云雾两相朦胧，谈到种田、烧炭、沟渠、豹子等朦胧之事，最后又回到更朦胧的读书问题。照他的想法，孩子在校寄宿，家长每到周末去半山腰接送，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我们哪知道星期几？”云雾那边的声音有些慌，“我们只晓得天亮了天黑了，月圆了月缺了。不下山去，连过年是哪一天也掐不准。” “你们得有个日历。” “万一撕错了一张怎么办？也没处找人问。” “……这里有没有手机信号？” 我隐约看到龙老师掏出了手机，但他忘了，即使这里有信号，手机充电也是一个难题。说这事的时候，云潮开始悄悄下泄，形成大小不等的云溪、云瀑以及云河，流回右边山谷的云湖，把我们重新抛回明亮的阳光里。一缕缕残留的云絮，从我们的肩头坠下来，从我们的指掌间流过，在我们的鞋子边久久旋绕。 我们现在回到了清晰的话题。我说有一种小水电机，价格不算太贵，可带动一户的电灯和电视，我在其他山区见过，他们不妨一试。 女主人对这些建议都表示感激，对蓄水发电一事又参与合计，见我们一人一杖准备起身，热情邀我们留下来吃饭，说今天刚舂了新米，家里还有干鱼，说什么也要吃了再走。 我们不是不想吃一口天上的饭，只是考虑到天黑前必须赶到千石峒，不然下山就有危险了。眼看着日落西山，阴峡骤冷，我们打了个寒战，赶紧放下衣袖和扣紧衣领，重返云下人间。 七十二 庙婆婆 七十二 庙婆婆 翻过山顶，就出了县境。在此举目四望，吁一口长气，可望断山下那边低低云海，还有地平线上三省交会之地稀薄若无的山脊曲线。顺风的时候，云下偶尔飘来一声汽车鸣笛，或者半句高音喇叭里的音乐，但声音到底来自哪一个省，不得而知。 距离在这里变得模糊不定。看上去伸手可及的山水，只有在石块掷出去时才突然无限地远退——不管你如何奋力一掷，眼看着就要砸到远景的石块，已经砸破了地平线的石块，竟悠悠然地落回来，落回来，落回来，最后闷闷地吧嗒一声，落在鼻子底下的草丛里。 事实上你摸不到天幕。 这里有一破庙，庙边也有一户人家。一位老婆婆正在地坪里晒谷，一见到我们，没有特别的欣喜也没有特别的惊慌，放下晒钯就去灶屋里烧茶水。说起她的家人，她叹了口气，说她是属鸡的，九十多了，活得实在罪过。她儿子死完了，连孙子都死完了，她还无脸无皮地活着——这意思是他的八字太硬，剋死晚辈无数，眼下是求死而不得呵。 她家的檐阶下和地坪里干干净净，柴禾与稻草都收捡得整整齐齐，独居深山的日子看来过得还很细心。据说她老两口不但自己种粮，每年还砍点杂木，削成锄头把，送下山去换点油盐钱。 同行的龙老师告诉我，大家都叫她“庙婆婆”，因为谁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山上守过庙，就这么叫了。 很多年前的一天，她一个人睡在家里，听到外面先是牛叫，后有虎叫，吓得全身都软了。老虎是来吃牛的，左钻右撞，未能闯进牛房，跳到了屋顶上，踩得屋上哗哗地响。不料一脚踩虚了，踩塌了一块杉皮，一只陷下来的虎腿刚好夹在檩条缝里，一时无法抽回去。庙婆婆本来怕得不得了，看到这机会，突然胆大妄为，找来一根棕绳，上去缠住那条毛茸茸的虎腿，在绳子的另一头又拴上一扇石磨，使那只虎动弹不得。 接下来，她跑到村子里，喊来一些后生。大家棍棒、梭镖以及铁铳一齐上前，终于把老虎结果了。 庙婆婆也记得这事，叹了口气说：“罪过呵，罪过。连老虫都剋死了，还能不剋人么？我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摊上了这么个毒八字呵！” 七十三 野人 七十三 野人 很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姓吴的赶着郎猪过岭，迷了路。突然有一活物从崖上跳下来，全身的长毛有黑有黄也有绿，面目似人又似熊，言语嗷嗷嗷不可懂。吴某以为自己遇上了妖精，吓得当场晕了过去。 他事后才知道，那不是妖精，只是个野人，即当地人说的毛公。毛公并没有杀他，只是把他紧紧夹在胁下，接过他手里的竹竿，继续赶着郎猪往前走。到了一山坳，大概是到了毛公家，对方把他丢下不管，找出一把刀来杀猪，不除毛也不放血，割下猪肉，烧着便吃。吃的时候见吴某醒了，还丢给他一块，好像没什么恶意。 吴某已饿得不行，姑且大吃一顿，心想管他呢，要死也做他个饱死鬼。他没有料到，毛公吃饱之后摸着肚皮得意地仰天大叫，声如马嘶牛哞，气力也更大，挟着他飞跑，一阵风翻山越岭，跑到大路边，竟把他放了。分手之前，对方还给他一块石头，是绿色的，晶莹透亮。吴某总觉得这块石头不平常，有来历，拿到镇上去请人辨认，才知小石子原名绿松，是一种玉。 吴某后来发迹，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店，不再赶郎猪了。 七十四 野人另一说 七十四 野人另一说 有一次，一些后生上山倒树，忽听得远处有尖叫声，赶过去一看，发现一妇人困在桥上，一个毛公在桥下和桥头团团转，生气地大吼大叫，就是不上桥。后生们一声大喊冲上前去，把毛公赶跑了，把妇人解救出来。 这妇人是村里某家的媳妇，大家都认识。她几个月前失踪。大家当时以为她私奔，或是被什么野物吃掉了。现在才知道，那次她上山捡茶子，摔了一跤，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已到了毛公的山洞里。她想逃跑回家，但每次都不走运，不是没找到路，就是被毛公追上，直到这一次才总算找到了机会。幸亏她碰到了村里的乡亲，也幸亏她碰到了一座救命的桥——说来也怪，毛公不怕人，不怕鬼，只是怕桥，从来不敢从桥上过，不知是什么原因。 生还的媳妇倒是比以前胖多了，也白多了，穿戴有模有样。红袄子，花裤子，新皮鞋，一个随身带的布包里，还有耳环镯子什么的叮叮当当，外加一些细软。村里的女人们又惊又喜地去看望她，一见面竟气不打一处来。原来她们发现那些财物件件眼熟，是她们丢失的东西。不用说，肯定是毛公从村里偷去的。 她们吵成了一团，有的要摘耳环，有的要剥袄子或剥鞋子，都要求物归原主，气得刚刚回家的媳妇大哭大闹，一头就撞到墙上去了。 后来，还是村干部前来断案，给她多少留下了几件，而且要求大家守口如瓶不得外传，免得远地的婆娘们也来寻找失物，吵吵闹闹不成体统。 据说，这位媳妇不久生下一个小孩。小孩不但手上脚上多毛，连脸上也挂着长毛，活脱脱是个小毛公。丈夫怀疑这是野种，要把他丢到河里去。但媳妇把一瓶农药摆在床头，说要走就同儿子一起走，吓得丈夫没敢真动手。 小毛公渐渐长大，蹦蹦跳跳活泼可爱，有时见母亲扛着锄头上地，总是要跟脚，跑上去腾空一跃，攀住母亲扛在肩头的锄头把，荡来荡去像玩秋千。要是母亲呵斥，他就撅着嘴，一溜烟爬上屋，骑在檐角上，久久地生闷气，直到倒在那里呼呼睡去——人们知道他擅长爬高，不担心他从那里掉下来。 每次当爹的找不到他了，就搭着梯子到屋顶上去看，在某个檐角找到他，把呼呼大睡的一团肉抱下梯子。 七十五 气死屈原 七十五 气死屈原 事情有点难办。我原以为八溪峒山饶水丰，资源富足，只要加上一点知识和技术，农民生活不难改善。 我曾建议他们发展竹业加工，还从城里带来杭州竹器博览会的资料，带来竹篮、竹盘、竹玩具一类样品。他们一问价格，说这么便宜呵，那还有什么赚头？然后一点兴趣也没有，情愿回家打麻将。 我曾建议他们建立绿色瓜菜基地，还联络城里一些手中略有职权的朋友，试图建立基地与单位“点对点”的直销。不料城里人怀疑“绿色”不实，乡下人又抱怨对方出价太低，双方谈不拢。邻近一个村子盖了温室大棚，种出的反季节瓜菜还是难卖，大多烂在地里沤肥，更打掉了山民们的信心。 我在城里找到报社或银行，要来一些淘汰退役的电脑，拼拼凑凑，勉强可用，意在给这里引入更多市场信息。但本地农业网站上信息太少，对小农销售几无帮助。有几个后生倒是对电脑兴致勃勃，但只有一个学会了打字，其余的一上机就放碟，打游戏，看美女——不但不赚，反而多烧钱。 我在农村混过多年，对此都一筹莫展，一些浪漫的志愿者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位山东人小邬，是团中央派来的大学生，听不懂本地话，更不懂农业，进山支农实属文不对题。他一年下来无所事事，夹着两本考研的英语教材蛇行鼠窜，混得有点度日如年。还有一位浪漫的经济学家，算是我青年时代一朋友，曾在美国开出药方，称中国农民根本的出路在于土地私有化，给农民直接卖地权，这样他们就可以迅速获得数以万计的资本。我觉得这一说也可疑。基本的事实是：都市郊区和公路两旁的土地也许值钱，像我们这里的偏僻山地谁愿意要？农民一听这话不会笑破肚子？退一步说，农民卖了地以后怎么办？就算有了钱，他们就会像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理性经营么？其中很多人就不会迅速烧包？不会短视和胡来？不会把钱迅速地耗尽于牌桌、彩票、娼妓、迷信活动乃至毒品里？——我在海南见到的好些农民，曾经靠卖地一夜暴富，但很快就沦入这种绝境，一个个正想找经济学家要饭吃哩。 最后，我看着八溪峒的青山绿水，不得不想到旅游开发。乡干部们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为此邀请我到全乡干部会上作报告，介绍外地“农家乐”的经验。他们组织劳力整修了一些小路小桥，通向一些景点，无非是一些石头、瀑布、古树等等。他们在山口还竖起了宏大的导游图，图上各处景点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秋水落霞、八丈飞瀑、枯木逢春、丹凤朝阳……一批中英文的双语路牌也准备竖起来。我说双语没有必要吧。但年轻人一心国际化，一心热爱美元和英镑，一个劲催着我写洋字。 本地农民看不懂英语，似乎对路牌上的中文也心怀不满： “哪里有珠波桥呢？”一位后生在路上拦住我，“写错了吧？是猪婆桥呵。” 另一个老汉说：“什么‘情人路’呢？就是我家后面蛤蟆冲的路。我活了七十岁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旁边一个妇人捂着嘴笑：“真是把我笑蠢了。我们屋后那几个石头坨，现在也叫什么‘仙人抱蛋’。骗人，太骗人了！骗得外面那些鬼都窜到我家菜园里，踩倒了我家好多菜！” 农民们一致认定，干部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居然把蛤蟆变成情人，把石头变成仙蛋，把猪婆桥变成珠波桥，下一步恐怕要搓一把黄泥当金元宝。亏他们想得出来！他们觉得这八溪峒没什么好看，除了树还是树，除了山还是山——实在不是什么金元宝。因此山口的那个收费路卡怎么看也戳眼。那道铁栏杆虽说只卡外来客，但过卡的票价高达十六元，一刀下去也剁得太狠了吧？ 农民们本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指望从外来客那里赚点船钱、饭钱、山货钱，没想到干部们先下手为强，设个卡子就坐赚不赔，凭什么？看来他们说富民是假，富自己是真。想开发八溪峒是假，败坏八溪峒的名声是真。……这一类怀疑言论迅速蔓延，加上宅基地收费、超生户罚款等问题上余怨未消，路卡立即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每次坐班车进山，一到路卡，看几个戴袖章的前来清查人头，嘴里就不干不净。“十六块也太少了吧？”有人这样说。“看仔细呵！我这椅子下边还躲了一个。”有人故意这样谎报。有些女子更是气愤，把自己的头扭过去：“看什么看？不认得么？看你老姨看你外婆呵……” 山中的小瀑布，在干旱时节往往断流。 其实，戴袖章的也不大习惯这种公差，有点不好意思，缩头缩脑地登上车来，不管看到谁，目光先软了一半，让人想起电影里的汉奸碰上了八路。 这种形象后来也遭人诟病。有个学校老师当场正色：“萝卜不像红薯，像什么话！你们要查就好好地查！一个个獐头鼠目，昨天晚上做了贼么？” 戴袖章的后生差点要哭了，“我严肃一点吧，你们说是匪。我和气一点吧，你们又说是贼。这个袖章给你来戴好不？” 国庆节黄金周，外来客还不算少，一辆辆汽车堵在山口。有些来客觉得门票太贵，与红袖章们争论，吸引了很多农民来看热闹。有意思的是，很多农民在这关键的时刻幸灾乐祸，胳膊肘往外拐，专与外来客心往一处想，句句话都是生狗屎： “这里就是几个石头它子，哪有什么仙蛋？你们千万莫上当！” “哪有什么八丈飞瀑？就是一条水沟。最近几个月没下雨，早就干啦！” “十六块？够买三斤猪肉了，你们还不如回去炖肉吃。” “对呀，对呀，你们在这里看看，也就差不多了。” 有的农民不惜争当向导，一心把八路军带过封锁线：“你硬要进去，就不要走大路。来来来，我带你们走箕子坡那边，那里没卡子收费。” 外来客觉得这里民风淳朴可爱，给围观的农民们开烟，但不知他们说的是否属实，比如这里真没有什么好看么？ 男人抽了烟，更加热情洋溢，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确实没有什么好看，无非是乡干部太多了，艄公多了打烂船，所以要变着法子骗钱。你们钱多了，情愿给叫花子，也不要给他们！ 一批批外来客就这样打道回府，大小汽车在山口掉头，碾出了很多泥坑，留下了一些汽车尾气。乡干部们大为沮丧和烦恼，其中一位跑到我家来愤愤地说：“你看看，哪有这样拆台的呢？群众就是愚昧，就是保守，就是落后呵！一个个猪脑子，蠢得屙猪屎，碰到盐也不晓得咸淡。”另一位承认门票定价是高了一点，但这绝对算不上什么滔天大罪。“老韩，你不知道呵，改革实在太难了！现在你明白了吧？屈原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跑到了这个地方就死？” “你是说……屈原？”我被这一句问住了，差一点以为对方是说某个姓屈的干部。 “怎么没关系？屈原是个湖北佬，怎么死在这里？他当大官走南闯北的，哪里不能死？怎么偏偏就要在汨罗投江？事情太明白了，他肯定是被这里的老百姓气死的，把八辈子的血都吐光了！”他恨恨地说。 七十六 兵荒马乱 七十六 兵荒马乱 我入住峒里的第三年，碰到过一次骚乱。那天中午一进山口，我发现路边有警车，而且一路上的警车越来越多，以至我到学校门口时，看见操场里还停有几辆。我有点纳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妻子不以为然：“是公安局在这里开什么会吧？” 我觉得不像。 还没有到院门，学校里的龙老师就赶过来，说你们总算回来了！我们到处找你们，不知你们到哪里去了。 听说我们前一天去省城办事，他放心了：“那就好，那就好，我们还以为警察乱抓人，把你们抓走了哩。” 荒唐！警察凭什么抓我？ 龙老师这才说清原委。事情是这样的：前一段旅游开发没什么起色，干部们一着急，就同意某老板开赌场，只是稍加一点限制：本地人不得参赌。没料到赌场一开就爆，每个晚上竟能吸引城里开来的出租车几十辆。但公安部门也很快嗅到了风声，这一天夜里，大队人马从省城出发，来了个长途奔袭。 车队刚进山口，警察们发现公路横着一台推土机，发动机还热，显然是专门用来堵路的。警察们只好弃车前进，摸黑跑上好几里，一个个累得两眼翻白大汗淋漓，但赶到赌场时还是扑空。卧底的便衣前来报告，称肯定是行动计划泄密，赌徒们已在半个小时以前作鸟兽散。恰恰在这时候，全乡突然断电，到处一片寂黑。警察们气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一口认定是地方政府在捣乱，于是连夜扫荡乡政府，见门便踢，见人就抓，没抓到什么干部，只抓了一个煮饭的伙夫。 等到天亮，荷枪实弹的警察们已折腾了一夜，在没有地方政府配合的情况下，四处抓瞎，又饿又乏，火气更大了。他们不甘心就此罢手，分兵几路全面扫荡，对各家各户进行拉网式搜捕。其中几个女警察门高树大，咚咚咚一阵敲门，往往吓得开门人两眼发直，只看见一堵蓝色的墙，没看见人。要是大警犬汪汪一叫，更可能吓得开门人尿裤裆。 赌客和警察都是外地人，并不熟悉山里的情况，无头苍蝇一般地乱窜，在菜园里、禾田里、牛栏马圈里踩下各种脚印。我家墙边的几棵小树已经折断，墙头有一些乱糟糟的泥巴，还有砖墙的破损，肯定是外地人所为。据龙老师说，警察一大早已从我家院子里抓走了七八个，其中有两个光着膀子，大概是赌场的保安，已经把他们的武警上衣丢掉了——怕落个假冒武警的罪加一等。 有些赌客还窜到附近的农户那里，寻求群众的同情和掩护。其中一个跑到谷爹的家，一进门先甩下一沓票子，脱下皮鞋就要换草鞋，脱下西服就要穿蓑衣，最后打扮成一个挑粪的农民，也不知从警察眼皮子底下混过去没有。还有几个去了蕉冲老茂家。恰逢那里正在办丧事，他们窜入灵堂，倒地就拜，哭天抢地，真像死了爹娘，让主人好一阵迷惑：这几位吊客怎么没见过？进门时怎么也不打一挂鞭子？ 不知赌客们落网了多少。据说警察们把住了几个山口，要求每个出山的人开口说话。一听对方不是本地口音，先拿下再说。有一个赌客倒是临时学了几句本地话，还挑着一担柴禾，差一点骗过了警察。无奈他挑柴的动作太别扭，还是被警察看出破绽，最终未能逃出虎口。 这样闹腾了一天。躲进山林的赌客们扛不住饿，掏出手机四处求助。其中有人熟悉八溪峒的区号，一阵胡乱拨号，有时竟也打通了某个农家。“老乡，我们都快饿死了！求求你，发发善心，给我们炒几碗饭好不好？” “你是谁呵？” “朋友呵，你的老朋友呵！求求你，炒几碗蛋炒饭。三十块一碗，三十不行就四十！” 接电话的农民倒是想创收：“好办好办，你要多少碗？我们马上就送！你说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是呵，你在哪里？” “我哪知道在哪里！” 这就难办了。八溪峒这么多山，订货者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报不出地名，农民捧着蛋炒饭该往哪里送？ 黄昏，龙老师的儿子慌慌跑来，说他刚才看见我家院子里还躲着人。我这才想起，刚才我路过竹林时，我家的猫在那里尖叫，神色慌乱，一边叫一边退，与平时的模样很不一样。想必是它发现了什么异常只是没法说。 我们朝竹林里摸去，转到水塔后面，果然发现一男一女蹲在草丛里，蓬头散发，灰头土脸，全身哆嗦不已，衣上还有红红血迹——原来是昨晚翻墙时，什么也看不清，他们的手足都被墙头的碎玻璃片划伤了。 男的见我们不是警察，神色稍安，但还是苦着一张脸，“你们这里的蚂蚁好厉害呵……” 女的一听说蚂蚁，委屈得捂住脸哭了起来。 “你们这是何苦呢？”我说。 “我们是第一次，千真万确，对天发誓：真的是第一次！我听朋友说这里好玩，没想到一来就碰了这么大个鬼……” “你去同警察说清楚不行吗？总比在这里喂蚂蚁要强吧？” “说不得！说不得！你们做好事，你们千万不能……”男的连连作揖，差点要给我们下跪。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株洲市某机关一个科长，正在可能提拔的关口上，一旦进了局子，大好前程必定灰飞烟灭。 我不知道这两人是怎样离开的，也不知道他们最终逃脱没有。我曾叫龙老师的儿子给他们送去两瓶矿泉水和几片面包。我后来再到那里，只见他们留下的一些血迹，还有矿泉水瓶和包装纸片。 警察到第三天才撤。但峒里还是不消停。有些农民一次次来到我家，称赌徒逃窜时遗落了金项链、钱包、皮鞋什么的，有的还把成堆的钞票挖洞深埋，说不定我家院子就有这样的藏金洞。我说这里已经来过七八批人，只差没掘地三尺了。但我还是没法阻止他们，只得听任他们去钻林子，翻草窝，恨不得把泥土都筛上一遍。有个后生在我家院墙根还真捡到了一部手机，兴冲冲地来问我，这东西如何用？拿到街上能换多少钱？ 我看了看，说旧手机，顶多也就值个三四百吧。 对方大为失望：“不止吧？就这么一点点？” “你还想要多少？” 他不甘心，接着再去找，后来还真找到一只女式丝袜。 七十七 带着丈夫出嫁 七十七 带着丈夫出嫁 放在很多年前，山峒是一个外人羡慕的地方。山民们起码要少受一些日晒之苦：上午去东边山崖下干活，躲过了东边来的阳光；下午去西边山崖下干活，躲过了西边来的阳光。 山民们也冻不着，因为这里树木太多，不但盖房子不难，而且冬天取暖不愁。碗口粗的树都可以往火塘里塞，根本用不着可惜。 那时候的姑娘们都愿意往山里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里才变得白喜事（丧事）多而红喜事（婚事）少。外出打工的、做小买卖的、有点手艺的、或者准备一辈子嚼零食打麻将的新潮女子，不怎么上地干活了，不再特别在乎热和寒了，就不一定要嫁到峒里来。相反，繁华的城镇和公路更吸引她们的视线。这当然是一严重问题。峒里的后生人心浮动，特别是当教师或干部的都一心找关系调出山去，哪怕只是调往其他乡镇，只要出了峒，只要到了女人多的地方，在他们看来也是伟大成功。 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些江西女人开始在这里填补空白。这些女人一般都有过婚史，有些至今仍是有夫之妇。她们为何来到这里，不得其详。她们在这里有何打算，也含混不清。但她们陆续出现了，找到了各自的男人，似婚非婚，似姘非姘，似娼非娼，似友非友，身份十分含糊。她们有的住上几个月，有的住上几年，有的甚至可能永远待下去。一女教师告诉我：她们不会办什么手续，就当是出外来“寻副业”，搞一点临时性项目合作。据说有的运气好，碰上个好冤家，几个月下来还真赚上两三万，然后高高兴兴回老家去。有的运气不那么好，本想逃脱老家的穷，到了这里碰上天灾人祸，摊上一份更大的穷，两头牵挂之下，等于吃两辈子的苦。 柴米油盐，柴是第一。山区多木柴，燃料取之不尽，曾是平原地区农民所羡慕的一大优越条件。 梅峒就有这样一个妇人，已来了一年多，不常上地下田，经常混在本地女人堆里喝茶打牌，发出很快活的笑声。要是有男人在打桌球，有娃崽在上树掏鸟窝，她也疯疯地愿意插进去露一手，再次发出很快活的笑声。她看见对门坡上有人织篾垫，不是太难织，便回老家把自己的旧老公带来了，让那个瘸子也来学着织，算是得一份收入。她现在的男人对此并不介意，对瘸子以“大哥”相称，还请对方来家喝酒。瘸子有时要磨个刀，要借个桶，要讨两皮烟叶，也常常从对门坡里走过来，来老婆这里搅扰一下。碰上饭吃饭，碰上酒喝酒，瘸子不把自己当外人。 人们说，自从那个瘸子来了以后，他老婆在两面山坡之间来来往往，在两个男人之间拉拉扯扯，更加千姿百态眉来眼去了，走一步路都要扭两下，全身软得像一根草，病得很重的样子。她以前见到蛇从不害怕，现在哪怕是见到一条蚂蟥，也要捂住嘴又蹦又叫，浑身好一阵哆嗦。 这样的女人戴上她以前不大戴的耳环，穿上她以前没有穿过的高跟鞋，当然让人心疼。也许就因为这样，她的新老公要出远门了，就会朝对门坡上大喊一声：“世矮子哎——我今天晚上不得回来，你来陪娘子呵——” 或者喊：“世矮子哎，娘子晚上一个人怕鬼，你来搭伴呵——” 山谷里泛起一阵阵回声。 到后来，吃肉时留一口，喝酒时留一盅，这个男人对那个男人越喊越亲，不但“大哥”变成了“世矮子”，而且干脆变成了“野老倌”，下面的话是：“闻到酒气没有？来不来一口呵？” 对方就应答：“臭王八——你吃冤枉的还记得我呵？” 村民们对这种隔山笑骂已习以为常。有人还偷偷说，大雪天的时候，瘸子的棉被薄，女人在坡上呵嗬一声，瘸子就在雪地留下一道足迹，去对面山上的人家取暖——据说是三人经常挤到一张床上。到第二天日头当顶，人们还不见他们开大门，也不见他们的屋顶升烟。 七十八 豪华仓库 七十八 豪华仓库 流行的高等民宅都是两层楼，三层预置水泥板，包括隔热的天花板和架空防潮的地板。瓷砖墙、琉璃瓦、铝合金门窗等等也是必不可少。如果在大门前再戳上两根罗马柱，再戳个维纳斯，就差不多是城市里的星级ktv包厢了，就是天天豪宴和夜夜笙歌之地了。 这种楼房也没有烧柴取暖的地方（比方说，没有配备火塘和烟道），没有养猪和圈牛的地方（缺少牲口的通道和粪池），没有堆放农具和谷物的地方（若供堆放，窗套、门套以及铺地瓷砖反而多余）。看得出，这是一种城镇楼宅的设计，被乡下人模仿，虽然不太适用，但能预支一份荣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常见的山区民居。 很多房主并不太习惯这样的新楼，于是在新楼旁边用木板搭起了偏棚，以解决烧柴、养鸡、养猪、圈牛一类现实问题。大概是图个方便，大概是一住就习惯，主人索性就长住在偏棚里了，还说那里不拘束，接地气，好烧火，冬暖夏凉云云。这样一来，很多“半边户”一家兼住两处。他们的新楼经常白白地闲着，充其量只是当作仓库。比如第一间房里关了一辆独轮车、两个破轮胎和几卷篾晒垫，第二间房里关了小山似的谷堆，第三间房里关了粪桶、水车、禾桶、打谷机之类的农具，还有几麻袋粗糠和尿素。有时候，仓库的窗帘开始褪色，夹板门套开始出现黑霉或蛀粉。 很多经济学家常说：人都是经济理性人，无不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一走进这样的形象工程，强烈的感觉恰恰是人有时候更在乎尊严最大化，面子最大化，花拳绣腿最大化，毫无理性可言——否则何必盖出这样没用的豪华仓库？ “你钱有多是吧？”我对新楼房的主人说，“专门破坏扶贫工作是吧？” “哪有这样的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流行的山区民居式样。 “前几天县里来了扶贫干部，一看路边这么多好房子，说哪像个贫困村呢，当下就把扶贫款撤了。” 房主听出了我的玩笑意味，“不盖不行呵！大家都盖，你一家不盖，还不被人家指背脊？” “那些门套和窗套都霉了，岂不可惜？” “谁说不是呢？我当初就不同意包什么套。是包得出肉，还是包得出鱼？还是怕门窗冷着了，生冻疮？就是我那武伢子要包，包掉几千块。心痛咧！一个农夫子，住着鸭棚子也就行了。”主人照例把奢华铺张的罪责推给了晚辈。 “还有那个背时的瓷砖，溜得我扑通一跤，腰子痛了七八天，眼泪往肚子里吞！”主人继续抱怨。 听得出，这咬牙切齿的抱怨里还是透着欢喜。有了新楼以后的抱怨，破坏了扶贫工作以后的抱怨，怎么说还是一种很体面和惬意的抱怨。 这就是说，不论新楼如何不合用，也不论主人为此欠下了多少债，但新楼至少有一条好处——主人从此做得起人了。按照八溪峒的潜规则，一旦过了温饱线，脸面的幸福就比皮肉的幸福更要紧，建了摩登仓库的负债者自有翻身之荣，走到哪里都可以挺直胸膛，包括有头有脸向别人历数新楼的不是了：瓷砖地太滑了容易摔跤呵，房间太多难得打扫呵，养个猪圈个牛都找不到地方呵，冬天烧柴就熏黑墙不烧柴又冷呵，如此等等。他们情愿为此节衣缩食多年，也得争来这种高声大气的权利。 我本来想在乡下盖个朴素的房子，与山民们打成一片。但他们争着把形象工程越做越豪华，决不愿意与我打成一片。 七十九 蛮师傅 七十九 蛮师傅 莫求带着两个村干部，来到我家言不及义地东拉西扯，喝茶，抽烟，翻翻桌上的报纸，看上去无事不登三宝殿，但又迟迟不入正题。 最后莫求犹犹豫豫地说：“到山上走走，如何？” 走就走吧。 他们显然不是拉我去观光。 爬到蕉冲和梅峒之间的大岭上，走完一截新泥翻滚的路坯子，正题才出现在前面。原来公路开挖到这里以后，碰到了前面一个陡崖。往左边挖吧，坡度不大，但可能遇到岩层；往右边挖吧，没有岩层，但必须远远地绕路减坡。他们不知下一步如何才能省工，要我来做个决断。 我吃了一惊。开路这样的大工程，他们既无测量也无设计，一个瞎子也想摸上天？或者说，他们迈开两脚就是测量，摸摸脑袋就是设计，一部挖土机挖到哪里算哪里，再来一次土法上马大跃进么？怪不得他们不久前闯下大祸。一台推土机一步踩空，几个跟头翻下山去，把竹林哗啦啦压倒一大片。莫求当时脸色惨白，一声喊“娘”，差点晕了过去，好半天醒过神来，要大家赶快挑箢箕下山，说人肯定是没有了，但有只手，有只脚，都要捡回来，到时候请万裁缝拿针线连一下。 没料到那一次居然老天保佑，司机不但没死，而且毛发未损，从砸瘪了的驾驶室里钻出来，拍泥打灰，还是大活人的一个。 翻车没翻出教训，倒翻出了更大的贼胆。他们把推土机卸成几块，嘿哟嘿哟分头搬上山，胳膊大腿一凑，耳朵鼻子一拼，又成了一台推土机，又要继续开工。几双眼睛盯着我，只等我一言定乾坤。“老韩你读书多，”莫求递来一支烟，“你说说，这条路到底应该往左还是往右？” “我如何懂得这一套？” “你连外国都去过，什么路没有看见过？你就不要谦虚了。” “这不是谦虚，是我真的不懂。” “你当过主席的人”——莫求知道我当过什么主席，“书都写了好多本，还不比我们的水平高？还不比乡政府贺麻子的水平高？” 我没法让他们明白，读书人并不万能，就算当了十个鸟主席，也没法设计出公路。这事还是只能去找路桥设计院。但我后来明白，我这样说也是犯傻。他们虽然一直自称蛮电工、蛮木工、蛮砌匠、蛮司机，但也都是脔心七窍，对工程设计一事岂能不懂？只是手里少了钱，就没法去懂，只能装不懂。莫求对我说，他们从各方筹集来的资金总共才六万多，若去找设计院，连半张图纸都买不回，修什么屁路？ 我们沉默了很久。最后，我也只能跟着他们蛮干。我提议大家在林子里再钻一遍，把两条路线实地再考察一下，但愿最终能达成共识。在太阳下山之前，我们总算重新会合了。我脸上被草叶割出好几道血痕，衣衫也汗了个透湿。这还不算什么。最倒霉的是老贵，被马蜂蜇了一下，哇哇大叫，眼泪双流，在林子里狗一样钻来窜去，说要捉住那只马蜂来“原汁化原毒”。但这一切代价仍未换来共识，合议时还是有的要往左，有的要往右，一堆蛮师傅，谁也不服谁。两三个割柴的老汉插进来更是搅局。更多的方案都出现了。要避开哪块坟地，要留下哪棵好树，都成了搅局的理由。七嘴八舌之下，哪一句也接不上哪一句。 修路工地上的争执不休。 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色渐暗。这种神仙会不宜再开下去，起码老贵的蜇伤也痛得他受不住。事情还是回到了原点。莫求盯着我：“你说说看，挖哪边？” 我心一横：“左边！” 反对方没有吱声。 “你们硬要我唱戏，就不准往台上丢草鞋！”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他们都这样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是团狗屎也要吃了它！”我又补上一句，权当是在荒山野岭再当一回主席。 我的会员们纷纷说：左边就左边，狗屎也要吃了它！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案确实是半团狗屎：开挖遇到的岩层，比估计的要硬得多，费了我们好多人工和炸药。一次山体崩塌，还差点闹出人命。好在一俊遮百丑，公路总算通了，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至于另一些方案会不会是狗屎，会不会是更大的狗屎，因为未能实施，就没法验证。 但有一条基本上可以肯定：如果久拖不决，如果空谈坐等，等有了大钱以后才找设计院按部就班——那我们什么也干不成。那样的话，我们看上去多了一些科学，其实一定是更可笑的狗屎。 八十 欢乐之路 八十 欢乐之路 我不愿落入文学的排污管，同一些同行比着在稿纸上排泄。我眼下更愿意转过背去，投身生活中的敞亮和欢乐。这种欢乐就在身边，就在前面，就在山上，只要你迈开脚步，走过前面那棵老树，走过女人们捣衣的溪口，走上蕉冲和梅峒之间的大岭，你马上就可以感触到波动的笑浪。 那里三军竞发。“炮兵”用雷管和炸药开路，“装甲兵”用挖土机和推土机清出路坯。最后还有“步兵”集团的龙腾虎跃，挖水沟，埋涵管，平路面，垒坡墙。大家齐心合力手挖肩挑之时，不光比强斗狠能带来乐趣，就是吵架骂娘也透着清爽。一个后生不知为何得罪了几位婆娘。婆娘们捡起泥块石头齐射，还威胁要扒掉对方的裤子，吓得小后生爬到树上，于是笑声又一次引爆。 工地如同集市和庙会。雷管炸药不过是礼炮，挖土机和推土机的轰鸣不过是锣鼓，一条翻滚着新鲜泥浪的路坯不过是节日长街，串起了全村人的阳光心情。在长时间独行单干以后，工地意味着交际，意味着聚集，意味着团圆。后续作业已一段段分配到户，由村民们各自抓阄，兴冲冲地入场。杀猪的，放蜂的，贩竹的，开店的，教书的，打鱼的，锯木的……个个像火烧屁股，全都上山去了。腿瘸的，耳聋的，斜眉吊眼的，肥头大耳的，呆傻如雨秋家笑花子的，也一个没落下。其中老人大多各自带上水罐和饭钵，慢慢地向山上攀爬，大概准备中午不回家，决不浪费时间。平时游手好闲几个小毛贼，眼下也有了几分英模风采，虽然歪戴帽子，口嚼零食，但背上了锄头或者钯头，骑着摩托一溜烟往山上窜。一旦超过了前面的摩托，车上人便放出得意的呼啸。 沿途都有人忙碌着。钢钯挖下去，碰到硬石时，挖出火星四溅，让人很恼火，但此时的抱怨里滤掉了恶毒，脾气里蒸发了仇怨，没有太大的杀伤性。见到有干部路过，村民们还是纷纷报名捐款，虽然一般捐得不多，虽然不时带出各种少捐有理的诉苦，但已大大出人意料。 乡干部小毛这些天特别兴奋，骑着摩托上下到处窜，排气管一直是烫的。他到处参与规划和验收，还登记捐款。据他说，村里男女老少无人不捐，其中贤爹没有钱，就搞家庭摊派，把四个女儿都召了回来，找每人要一百。还有三明爹病得快死了，说什么也要捐出一千。 小毛直咋舌，“我当了这么多年干部，今天头一回当得有感觉！你看看，过节一样，社会主义又回来了！” 我也有点纳闷。就在几个月前，山那边突发山火。干部在广播里大呼救火，但喊了好半天，只有一些拿国家工资的干部或者教师，外加几个老实农民，提着柴刀往山上去了。很多农民无动于衷，抄着手在路边看热闹。小毛当时上门去动员群众，求爷爷告奶奶，喉咙都喊哑了，也没叫动几个。有人还在他背后阴阳怪气：“烧光了也好，不然早晚也要被当官的吃光去。” 一眨眼，前后两件事，群众的反应为何天差地别？一个群体为何可以随时分崩离析又可以随时众志成城？小毛不大明白，我更是不大明白。后来的一天，山那边长坡乡的两个后生来偷牛，被村里人抓个正着。 村里近年来修建了一大三小共四条车道，这是其中的一条小车道。 新仇引出旧恨，大家纷纷指责长坡人的薄情寡义：以前多次来偷牛就不说了，屡屡来偷树竹也不说了，他们不就是修了一条公路上山么？有什么了不起？村里的有些树竹要从那边下山，车子过一下他们的路，总要被他们拦住罚款。山上的佛庙本来归两家共有，但他们仗着有一条路，就把菩萨据为己有。尼姑要由他们请，香火钱要归他们收，庙里的大事小事都要由他们说了算，好像菩萨沾了他们的光就只管他们长坡的事！——八溪人早已听得耳朵里灌了脓。 呸！呸呸！ 我算听明白了。他们与长坡乡隔山为邻，多年来就是因为没有一条路上山，山南山北景象各异，荣辱昭昭，使他们一直受着窝囊气。人们到山那边去做客，买卖，帮工，过路，碰到亲朋好友，说起这事都脸上无光。正因为如此，前不久的开路不光让大家受益，对于他们来说还无异于同仇敌忾报仇雪恨的一战。一条争气路，扬威路，较劲路，看谁更牛皮的路，不光有益于大家育林致富，还关系到每个人的脸面，尤其是在几个长坡人面前的脸面，岂能不拼死一搏？……三明爹的两个亲家就住在长坡乡。虽说他就要死了，但在阴间也要同亲家见面的吧？不开出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往后还能见这个面？还能在亲家面前说硬话？ 这就是他无论如何要捐出一千块钱的理由。 后来我受托为他们写一碑文，纪念公路的开通。我当然只会在碑文中提到新公路的伟大意义，还有工程领导者、建设者以及资助者们的高风亮节，决不会提到大山两侧人们的积怨。言必有疏，任何历史叙事都难免这样的事有所隐吧？有趣的问题是，书生们一旦读多了这样的叙事，一旦把这种叙事当作历史全部，会不会变得比较缺心眼？ 经过一番斟酌的碑文是这样的： （经过一番斟酌的历史可能就是这样的：） 福安路记 福安路，东起八溪学园，西达雾峰佛寺，以该寺福安为名，登峰绕谷，破石穿林，全长十华里，初成于公元二零零三年春。自古危梯险径，一朝变通途。数千亩山林护育乃易，民蒙其惠；凡四季游客行履遂轻，众享其欢。普同村民节衣缩食胼手胝足，方辟此同心同福之道，得带头人巧谋，承各界贤良力助，善缘聚而功德彰，当勒石为记。 八十一 口碑之疑 八十一 口碑之疑 夜里狗吠不止。 黑暗中冒出来的客人一拨又一拨，大多是一些老人，包括蕉冲的信爹，梅峒的元爹，还有茶盘砚的两位老人，我有些眼熟，但喊不出名字。他们有的提一只活鸭，有的提一瓶蜂蜜，有的带来一包干菜，有的带来鸡蛋和糯米，闹得我家里成了个杂货摊。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这个村的几个党员，前几天串通好了，约在建党纪念日这一天，到我家来坐一坐。 几个老人中夹了一个后生，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我对他略有所知，知道他是麻将大王、睡觉大王、打架大王，靠老婆在外打工，盖了全村第一豪宅，还把手机、电脑、mp3、数码相机什么的都玩遍了，只是从没摸过扁担和粪桶，从不知自家菜地在哪里。我看见他笑嘻嘻地拿出相机拍照，得知他也是党员，是当侦察兵那年在部队入的党。 更奇怪的是，住在老山里的雨秋也来了。这是全村最穷的人，平时总是穿得像个叫花子，但拿着扶贫救济款打麻将放炮，输得眼睛都不眨。一年前他在各方支援之下准备盖房子，但坚决不盖好的，定要盖个破的，搞得村干部们十分恼火，一见他就没有什么好脸色。 笔者在欢庆公路竣工的集会上。（曾时雨摄） 我就是把全村人都想象成党员也不会想到这两位爷。他们不会是在路上摔了一跤就捡了个党证吧？ 事实上，他们确实都是执政党成员，阴差阳错地戴了个红帽子，虽已人微言轻，甚至名声有些臭，但偶尔还记得自己的光荣身份。既然有身份，就得做点什么。眼下，他们跟着其他几位党员，终于找到了一件事，来我家表示一点感谢之意，擅自代表组织隆重处理修路善后事务。元爹把胸脯一拍，憋出了几句豪言壮语：“你韩爹吃了亏，就是我们自己人了。你家子孙往后要盖屋，这村里的地，想挖哪里就挖哪里！你要是老了，这村里的山，想埋哪里就埋哪里！” 仗着老生产队长的身份，他又说：“都是我一句话的事！” 这种慷慨许诺吓我一跳：难为我的身后之事都被他想好了。 信爹接过话头：“要说挑地，就是茅坡那个背弯里的位置最好，又当阳，又避风，高高在上的。韩爹以后埋那里算了，保证子孙大发。” 元爹的观点不同：“茅坡有什么好呢？我看来看去，还是他自己这个院子不错。这里原来是老祠堂，好风水。” 雨秋也插进来规划阴宅：“元爹说的是理。同崽女处近一点，最好了。灶屋里炒菜，闻得到香气。堂屋里放电视，听得到戏文。崽女尽孝也方便，纸钱总是要多烧几张的，供肉是要多吃两碗的。” 信爹瞪大眼固执己见：“韩爹是拿工资的，还稀罕你那几张纸钱几碗供肉？他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笔底下才有天地乾坤……韩爹你说是不是？” 他们七嘴八舌，一直争议着该把我葬在院子里还是茅坡上，该把我葬在离儿女近还是远的地方，最后争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似乎我已是僵尸一具，躺在棺材里，摆在灵堂前，正急着等他们选地方。他们接过准僵尸递来的香烟，喝着准僵尸端来的茶水，摇着候补僵尸分发的大小蒲扇，起码也要来一把齐心协力的临终关怀。 我倒没有什么恼，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开路这事，我虽有一点参与，但用不着他们这样客气地以个人名义破费，更用不着他们把我的死法考虑得这样具体，这样周到，这样入情入理。我何德何能，愧受如此深恩。何况——那条新路方便了他们的生计，但也可能方便破坏。一旦木材的行市太好，好得山民们心痒难耐，都上山去哗哗地乱砍滥伐。天知道这条路是福还是祸？——我对此一直暗存疑虑。 更重要的是，他们越说越不靠谱。进山来的十多公里县级公路，明明是国家计划工程，与我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由分说，一口咬定是我的功劳。乡政府后面那个通讯信号塔，耗资一百多万，明明是人家移动电话公司的投资，与我同样没有关系，但他们还是不由分说，一口咬定那是得益于我的荫庇。元爹甚至坚信山峒里有几个娃崽考上了大学（纯粹是全国大学扩招的结果），也是沾了我的福气： “你看看，你一来，八溪峒就出人了。托你的福，将来再出几十个大学生。我们在交通局有人，在财政局有人，在农业局有人，在银行里也有人，总要多吃点社会主义吧？就算他们都成了贪污犯，但肉在锅里烂，屎在田里臭，总要在峒里多盖几栋楼房，多修几条路吧？” 这些话让我差点把眼泪笑了出来。 我相信是时间上的巧合把他们弄糊涂了：以为我入住八溪峒以后的一切好事，都与我有关系，该记在我的账上。问题是，我入住八溪峒以后也发生不少坏事。翻车死人了，山上闹蝗情了，山上发大火了，化肥一再涨价了，医药费高得邪乎了……他们哪一天心烦，会不会也把这一切记在我的账上？他们一怒之下，会不会既不允我葬在院子里也不允我葬在茅坡上，异口同声地要把我逐出八溪峒？ 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 我以前听清议之士臧否前人，大体上都笃信不疑。现在想起来，那些大恩人或大魔头的口碑可能也杂有附会，杂有不少孟子所说的“不虞之誉”或“求全之毁”——它们所依据的事实，可能只是一些巧合的拼凑。 我拿着一支手电筒，在黑夜里射出一束光柱，很晚才把口碑制造者们送出院门。 八十二 很多人 八十二 很多人 读八溪峒华子家的家谱一段： ……吴贞，幽州范阳人，任福州刺史，生一子，思道。吴思道，居杭州钱塘县宿松里，卒期失考，葬余杭拳山。生二子，公谨，济明。吴公谨（思道长子），卒期失考。生二子，甸，卫。吴甸（公谨长子），唐太学博士，卒期失考。生一子，烈政。吴烈政（甸子），唐进士，授兵科给事，从征有功，升太尉，封安邦侯。生二子，森（居杭州，失考），敷。吴敷（烈政幼子），同父从征有功，居汴袭太尉。生二子，鳯，鸿（隐居钱塘）。吴鳯（敷公长子），唐临川刺史，卒期失考，葬侍贤乡六都。生二子，瓒，璁。吴璁（鳯公次子），迁福建泰寍县太寮村，卒期失考。生一子，简。吴简（璁子），乳名八官，入国子监，卒期失考，葬黄溪圳湖内。生一子，三官。吴三官（简公子），卒期失考。妣王氏，夫妇并葬大田屋后。生九子，一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九郎。吴八郎（三官八子），迁泰宁县太田市，卒期失考。妣江氏，卒期失考，葬大田屋后。生二子，伯严，伯开。吴七郎（三官七子），迁泰宁县河南坊，宋乾德癸亥科状元及第。吴伯开（八郎次子），卒期失考。妣江氏，夫妇并葬大田屋后。生九子，一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九郎。吴八郎（员开八子），迁福建邵武府建宁县西乡，宋开宝庚午年三月初一卒，葬建宁县西乡银坎堡南山。妣铙氏，宋开宝戊辰年六月十一日卒。生一子，隆郎。吴隆郎（八郎子），宋乾兴壬戌年十月初十日卒。妣曾氏，宋天禧丙辰年辛寅年七月初一日卒。生一子，关郎。吴关郎（隆郎子），宋乾兴葵亥年六月初三日卒。妣王氏，宋天圣甲子年九月初二日卒。继妣曾氏，宋治平乙巳年十月二十日卒。生二子，回郎，刘郎。吴回郎（关郎长子），宋元丰葵亥十二月初一日卒。妣吴氏，宋嘉定丙寅年十月十六日卒。生二子，轩佑，轩佐。吴轩佑（回郎幼子），迁江西建昌府南丰县三十一都，宋绍兴戊午年二月二十四日卒，葬南丰茶溪窑前墩子。妣赵氏，卒期失考。生四子，寅，柳（出继轩爵），辛（出继轩禄），六字。吴寅（轩佑长子），宋绍兴葵酉年卒。妣赵氏，卒期失考。生一子，宣一。吴宣一（寅公子），从军平匪，终于卫所，卒期失考。妣陈氏，卒期失考。生一子，祥公。吴祥公（宣一子），宋咸酉丙寅年十二月十四日卒。妣王氏，生死失考。生一子，福一。吴福一（祥公子），卒期失考，终于卫所。妣某氏，卒期失考。生一子，友才。吴友才，（福一子），元葵未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妣某氏，卒期失考。生一子，腾青。吴腾青（友才子），素仁厚，敦孝友，克勤俭，叔伯兄弟，单惟己生四子，命次子壮善独承公事，茅草山场以充公用，明洪武甲戌年十月初三日终于卫所。其妻焚其体，归桑梓，葬门前黄泥岭。妣罗氏，明永乐戊子年四月二十四日卒。生四子，至善，壮善，允善，秉善。吴允善（腾青三子），明正统甲子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妣揭氏，卒期失考。生二子，从茂，从舟。继妣吴氏，秉性慈和，乞讨教子，卒期失考。生二子，从轩，从鞫。吴从舟（允善次子），明成化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妣斐氏，卒期失考。生四子，贵垌踪，贵瑛踪，贵弦踪，贵兴踪。吴贵弦踪（从舟三子），才艺兼备，里党咸称颂，明正德辛巳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妣游氏，卒期失考。生一子，德明。一女适竹坡王。继妣黄氏，明正德戊寅年十月初三日卒。三妣谢氏，明嘉靖丙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吴德明（贵弦踪子），为人谦让勤俭，捐田产建祠修桥，明嘉靖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妣邱氏，明嘉靖辛亥年四月四日卒。生二子，廷美，廷义。继妣杨氏，卒期失考。吴廷义（德明幼子），卒期失考。妣朱氏，卒期失考。生四子，仲选，仲逵，仲逑，仲进。吴仲选（廷义长子），卒期失考。妣李氏，卒期失考。生三子，本窿，本捷，本四。继妣李氏，卒期失考。吴本窿（仲选长子），卒期失考。妣李氏，卒期失考。生四子，子顺，子倾，子颛（出继本捷），子国。吴子国（本窿四子），清康熙丙午年三月初四日卒。妣姜氏，清康熙葵亥年二月初七日卒。生三子，元钦，元宗，元瑞。生一女，适绊田王。吴元宗（子国次子），清雍正葵丑年五月二十六日卒。妣傅氏，清康熙戊子年正月初七日卒。生三子，世欣，世同，世吕。生一女，适小源桥吴。吴世同（元宗次子），迁湖南平江县安定乡茶子坡，清乾隆戊辰年三月初三日卒。妣陈氏，清乾隆辛未年十月二十四日卒。生一子，永可。生一女，适下彭刘。吴永可（世同子），清乾隆戊寅年八月初十日卒。妣丁氏，清乾隆葵未年正月十一日卒。生五子，太练，太细（夭折），太绿，太老（夭折），太细老（夭折）。二女，长适王，次适刘。吴太绿（永可幼子），清嘉庆己未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妣李氏，清道光壬午年四月初五日卒。生五子，昌忠，昌禄，昌其（夭折），昌干，昌全。一女适熊家山熊。吴昌忠（太绿长子），兴义学，广有盛名，清道光戊子年九月十四日卒。妣刘氏，清道光甲午年七月十一日卒。生三子，大瑚，大珪，大璋（夭折）。生二女，长适陈，幼适风冈徐。吴大珪（昌忠次子），迁湖南湘阴县古仑北乡，卒期失考。妣王氏，卒期失考。生三子，家材，家标（出继大长），家栉（夭折）。生一女，适盛坊吴。吴大长（昌全幼子），清光绪乙酉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妣丁氏，卒期失考。吴家材（大珪长子），清光绪戊申年三月二十五年某日卒。妣黄氏，民国甲寅年二月二十五日卒。生一子，声禄。吴家标（大长子），清光绪壬寅年十月初七卒。妣可氏，卒期失考。生一子，丁生（夭折）。吴声禄（家材子），民国乙丑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妣朱氏，卒期失考。生一子，远冬。生二女，长适朱，次夭折。吴远冬（声禄子），一九七八年卒。妣曾氏，一九八六年卒。生二子，印根，印生。生三女，金香，银香，全香 注释标题 从此女子开始上谱。 …… 八十三 认识了华子 八十三 认识了华子 华子是个小后生，吴印根之幼子，吴远冬之孙。他只读过小学，半边脸是疤，是不是放炮炸伤的，不得而知。 人们一碰到顽石碍事，就会想起这位知名炮手。每次打炮眼，他事先围着目标走一走，抠块石头捏一捏，撒泡尿，挠挠脑袋，就能定出最刁的打眼角度，打出恰到好处的深度。能打两米的决不打两米五，能一炮解决问题的决不用两炮。这就像大牌外科大夫下刀极准，或是超级政治家一言安邦。因此他用药少，炸掉的石方反而多，溅出去的石片还不怎么伤田和伤树。 他点爆的都是闷炮，行家一听，就知道炸着了痒处。用他的话来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那些炸得暴暴烈烈的响屁，反而只是炸了个热闹，炸不动根基。 仗着这点本事，他经常表扬这个那个的智商，还兴冲冲地对我刮目相看：“不错呵，你的脔心还有几个窍。”——当时我猜出了一个谜语（其实是连小孩都难不住的低级谜语），就有幸得到这个半文盲的垂青，差点被他大拍肩膀。 炮手正在点火，准备放炮炸石。 有一次我们同去县城，遇就公路收费卡。华子钱掏到手里又不甘心，冲着收费站的女子直叫唤：“修这条路的时候，老子也集了资的。怎么还要收我的钱？” 对方敲敲公告牌，“集了资的也要缴费，政府规定！没长眼睛呵？” “那你先告诉我，我出钱修的那一截路在哪里？” “什么意思？” “老子今天不进城了，先去找到那截路，拦根草绳子也要收钱！” 对方觉得好笑，“你集了好多资？两百？三百？算个屁呵？” 一炮炸响。烟雾不大，倒可能证明这一炮的炸点深浅适度。 “哎，当时你们要收钱的时候，没有说收屁呵。我当时要是缴个屁，你们收不收？我今天要是缴个屁……” “你嘴巴放干净点！”对方脸一红。 “是你嘴巴不干净，还是我嘴巴不干净？” “跟你说，修这条路费了一个多亿。你那一点钱，塞牙缝还不够。” “就算钱不多，总要修一块地方吧？就算只修脸盆大一块，你也指给我看看。在哪里？你说，在哪里？” 对方这一下为难了，不知如何回答。 疤脸得意扬扬，“就算只有巴掌大一块，老子未必不能钉个桩？自己的地方，要钉桩就钉桩，要打洞就打洞。你管得着吗？” 关于他捐建的那一点是脸盆大还是巴掌大的问题，关于他的路上可以钉桩还是可以打洞的问题，纠缠了好一阵。反正华子今天是铁下心来讲道理，掏不掏钱的事倒是好说。眼看着后面的汽车排成队了，喇叭鸣个不停，收费站的那婆娘急得冒汗，有理讲不清，又被屁呀屁的计较弄得面红耳赤，只好朝我们的农用车狠踢了一脚，不再理睬我们，让我们不明不白地过去了。 八十四 也认识了老应 八十四 也认识了老应 挖土机师傅不是本地人。人称“老应”，大概是取其名未取其姓。他手艺好，一坐进驾驶室，长长的挖瓢便招展而出，咣当咣当蛇走龙行，还真灵活如一只巨大铁手，想怎么抠就怎么抠，想怎么拨就怎么拨。如果给它一双筷子，这只手似乎也能夹菜。如果给它一条手绢，这只手似乎还能揪鼻涕、擦眼泪，招手送风情，然后打出一个响指——那一刻我觉得大挖瓢完全可以做出这些动作。 碰上大岩崖，只要那里有几许泥缝，老应根本不用放炮，靠一只铁手的几个指甲勾进泥缝，一眨眼就哗啦啦抠下大块石头，给主人省下雷管炸药。就因为这一条，人们争着请他上门做工，拿好烟好酒款待他。 他有了面子，干活更加卖力。别人要两天才能挖完的任务，他有时候一天就完成，然后一只挖瓢盛着空油桶，早早地下山去。挖土机碾得尘土飞扬，地动山摇，如同一只得意扬扬的独臂螳螂撒腿狂跑。有人说，这只独臂螳螂急着下山，是要去找花姑娘或者花大嫂。他听了只是一笑，不怎么辩白。 他翻过车，但越翻胆子越大，不管多么危险的地段，都是一个铁脑壳向前，开着挖土机去拱，去钻，去挤。有一次，路坯塌了一大块，塌出了几米长的半边路。坡下是悬崖陡壁，石头滚到谷底要好一阵。挖土机看来是不可能通过了。但他急着要赶工时，左看看，右看看，最后只靠一边履带着地，任另一边履带悬空，硬是把挖土机开了过去。他的办法是用挖瓢抓住坡上的树蔸，减轻车体重力，巧妙地保持平衡，相当于一个瘸子借手臂之援闯过独木桥。 有了挖土机，已经是机械化程度很高的作业了。 这一套高空杂技玩得旁人大喊大叫，出一身冷汗。但他事后不以为然地说：“挖土机比推土机多了一只手，怕什么怕？” 他还说，他这一套玩惯了。有一次过小桥，发现桥面太窄，他用那只挖瓢撑住桥下一块大石头，等于加一铁桩，也是一边履带悬空地过了桥。 但他并不是傻大胆。那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路坯上休息，发现他的挖土机突然退下来。他还伸出脑袋，一个劲挥手，要我们赶快跟着退。我们不知道是何原因，退出几十步以后，回头看看刚才那一段路坯，平静如常，风轻草静，什么事也没有。我们正要怪他多事，突然间轰然一声闷响，山崖上尘灰四喷，有的灰柱喷出丈多高。我们的视野里出现大块面移动，整个半座山连土带树地垮塌下来，把路坯埋了个严严实实。大大小小的碎石还在朝山下翻滚和跳跃，嘎的一下斩断一棵老树，叭的一下截断一根新竹，快刀切豆腐一般干净利落。 我们惊呆了。 显然，要是再晚退片刻，我们也就成那豆腐。 这放炮震动引起的山体垮塌，时有时无，谁也说不准。我后来问老应，他是如何预感到险情的。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是听到了两声鸟怪叫，加上自己眼皮跳，胃也痛，就觉得大事不好。 为感救命之恩，我们凑点钱，买来两瓶酒，请老应吃饭。席间，我问他的胃痛与这事有什么关系。他说，他从不吃麂肉、兔肉、野猪肉、野鸡肉，反正山里（动物的）的肉一律不吃，所以这个胃与别人的不一样。你说它是个报警器，它还真能知凶吉。规律一般是这样：如果一天放上几个屁，就是平安无事。如果成天没有动静，就得多加注意。如果胃里一阵抽搐，抽得肚皮跳，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得赶快夺路逃命了。 八十五 蛇贩子黑皮 八十五 蛇贩子黑皮 山峒里多蛇，贩蛇便成了一种不错的行业，其中最有名的蛇贩子是端妹子。照当地俗称习惯，“端妹子”其实是男性。他额角有一大块黑皮，所以又有人叫他“黑皮”。 黑皮原来是吃铜锣饭的，唱乔仔戏，打电视普及以后，铜锣饭不如从前好吃，他就拜了个师傅，改从贩蛇之业，成天骑着一辆破脚踏车，挂着两只化纤口袋，在山峒里走村串户。他的口袋里有乌丝蛇和菜花蛇，价贱，仅蛇胆可以入药。还有蝮蛇，俗称土皮蛇，价也贱，十来块钱就可以收得一条。比较贵的要数扇头风，即读书人说的眼镜蛇，商贩一般得出价六十至八十，才可能说动卖主。 黑皮把收来的蛇存入家里的竹笼子，积上百条左右以后，再集中运到山外，转卖给广东来的蛇老板。其中比较稀奇特异的蛇，他就拿去卖到省城里的什么大学，给人家师生做实验。 实在无蛇可收的时候，他也顺手收点黄鳝或者团鱼，卖给镇上的饭店。反正一辆破脚踏车成天得骑着，一个装了些小石子的铝皮水壶成天摇响，在山道上摇出有一下没一下的哗啦声。 毒蛇并不乱开口，一开口则必定伤人。黑皮不怕蛇，有成百上千条蛇过手，从未被蛇咬伤，全靠他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术，还有一套防身的密传咒语。他说过，贩蛇人有行内的规矩，比如不得一生不得吃狗肉，这是第一戒；也不得医治任何蛇伤，这是第二戒——即便看见至爱亲朋在蛇咬之下危在旦夕，也须硬着心肠袖手旁观，否则就彻底断了自己的财路。他师傅说：贩蛇的不能治蛇，治蛇的不能贩蛇，天下人各有生路，你不能赚夹份钱，这是一大基本原则。 据说贩蛇的其实也很难抓到蛇，甚至平时根本看不见蛇，因为这种人身上杀气太重，还隔上两三里路，就把蛇吓跑了。 黑皮就这样以蛇为生过了七八年，小日子过得不错，不但把自己的脚踏车换成了摩托车，还给哥哥嫂嫂买了一台彩电。嫂嫂见他一直单身，平时多有关心，帮他洗洗衣，扫扫房子，做个鞋垫什么的。有时候心生好奇，嫂嫂就要小叔子玩玩蛇术，比如看黑皮是如何念一通定身咒，使蛇原地不动寸步难行。有一次，黑皮玩得高兴，把一黄一黑两条小蛇拦腰斩断，念一些咒语，两条蛇居然交换连接，黑头连了黄尾，黄头连了黑尾，都成了两色花蛇，还能游窜如故，令嫂嫂大开眼界，连声惊叫。 这一天嫂子去他家送碗汤，顺便说了一句：“你的床怎么这样窄？准备一辈子光棍呵？”黑皮这天正高兴，调笑话脱口而出：“嫂嫂要不来试一下？这张床看起来不宽，睡嫂嫂这样的小个子，还是睡得下的。”妇人倒也不恼，咒了一声“臭嘴”，笑着站起来说：“你等着吧，我下次来试。”然后哈哈大笑而去。 这一声大笑，似有心，似无意，笑得黑皮有点晕。就在这一天，嫂嫂在菜园里被一条竹叶青咬了。黑皮一急，竟忘了守戒，跑到村头拔了两枝七叶莲，赶到嫂嫂身边又是吮毒，又是敷草药，救了一条命。 嫂嫂慌乱大叫的时候，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竟把这只手掐破了皮，掐出了血。 黑皮就是这样坏了自己的功法。后来他去茶峒收蛇，才走到坡上，就被群蛇围攻。他的定身咒不管用了，两脚也软弱如泥，怎么也跑不动，结果一命呜呼。人们后来发现他身上留有几十种不同齿痕的蛇伤，发现他全身黑紫，脸肿如盆，七窍流血，手里掐着断蛇，脚底踩着死蛇，口里咬着两个蛇头，耳朵眼和鼻孔里还分别悬出半截小蛇尾……一场人蛇大战，可见何等惨烈。他的摩托也未能幸免，车上电线、坐垫等软质部件，全被蛇咬了个千疮百孔，连排气管里都钻进了一条土皮蛇，大概是想毒杀发动机。 据对面山上的放牛人说，他临死前大叫了一声，是叫一个人的什么名字。 他双亲已故，除哥哥以外没有其他特别重要的亲友。以后每逢清明节，他的坟头只会出现一个默默烧纸的妇人。 八十六 咆哮体 八十六 咆哮体 他是一傻子，一流浪哥，经常蓬头垢面和破衣烂衫，身上还冒出一股酸臭。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去了，没一个定准。他上桌吃饭，东家给多少，他就吃多少，自己从不叫饿或者添饭。他上床睡觉，东家给多少，他就盖多少，自己曲着一条干枯的背脊从不动弹，似乎对冷热毫无感觉。 有意思的是，这傻子据说能通神，在屋檐下插上几根香，嘴里便念念有词。如来佛祖，玉皇大帝，武圣关公，土地菩萨……诸多神圣名号都喊上一遍以后，他闭上眼，垂下头，放出一个屁，冒出一个嗝，右手里一根木棍不停地跳动，大概就有附体神灵了。 人们可以求他帮助排解一些人生难题，但须习惯他的凶狠，因为他每次回答，都瞪大眼睛，咬紧牙关，面目狰狞，凶巴巴地高声大气，整个一个咆哮体，似乎问话者都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特别是人家若问神圣何来，想查验一下他的身份，他对这种存疑必定不快，更是破口大骂：“你一根臊毛出裤裆呵？……” 他手中木棒猛击门槛，发出震天的巨响——“响佬”这个绰号，咆哮体的含义，想必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来人在请教之前，得如实报上自己的八字和属地，包括本村各位神灵的名号，比如城隍是谁、土地是谁、灵官是谁，这相当于县、乡、村三级神界的干部列席，以便傻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找准问题，现场办公。一般来说，他不测字，不算命，也不掐阴阳，只是对有些往事比较计较和生气。翻白眼的时候，或斜视路边一只小鸡的时候，他能大声吼叫出各种历史真相：你多年前有一兄弟死在外边未曾收尸，你狠不狠心？咚咚。你那一张收据就在右厢房门后的砖缝里，自己瞎了眼，怎么去怪你老婆？咚咚。你上个月偷了老乐家的一只鸭，在坡上烧熟了下酒，不怕烂手烂脚，不怕烂肠子烂肚？咚咚咚。你无聊不无聊，丧德不丧德，一泡屎屙在人家祖坟上，如今胯裆里长疔疮算什么？你吃药也是白吃，打针也是白打，不痛上两个月不行的！那天一个穿白衣的人坐船来，就是搭救你的贵人，你瞎了眼呵…… 他吼得很多来人大惊失色，不知那些重要隐情，包括一些不堪之事，连老婆也不知情的，连父母也蒙在鼓里的，甚至自己都忘记了或不知道的，如何竟被一个外乡傻子了如指掌并且喊得天下周知。 好多人不敢惹他，当然是一些有秘密的人，见他来了就躲得远远，根本不敢前去撞枪口。有人甚至想坏他的名声，曾报上一头牛的生辰八字，却问这位牛栏里的“舅舅”为何最近总是同儿媳吵架。 “妖怪！”傻子啐了一口。 “你……你说呵，说呵，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妖怪！”他操起棍子就打。 他追打得来人抱头鼠窜，直到那家伙再也不敢骗他。 这一次，是建华一个妹妹在外打工，几个月杳无音信，家里人怎么打电话也无人接，两度派人去找也找不到，连警察接到报案以后也一筹莫展，只是含糊其辞，说等一等再说，等一等再说。建华是最不相信神鬼的，身为学校教师，讲得了数理化，玩得了电脑，一直把傻子当笑料。但这一次病笃乱投医，他被父母骂急了，被左邻右舍劝得多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蹲在咆哮哥面前。 傻子坐在门槛上听说事由，翻了个白眼，吐出一口痰，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一个圈，然后睡了过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面面相觑，不得其解。 过一阵，傻子醒过来了，见书生还在眼前，便用木棍在地上敲了三下，气呼呼地瞪大双眼。 这个意思更难明白了。 “对不起，小弟愚昧，不解神意。”书生推推眼镜，往对方衣袋里再塞了两个咸鸭蛋，“还请大仙进一步指点迷津。” “你去戴眼镜呵，你去喝牛奶吃蛋糕呵！”傻子不耐烦地放口咆哮，“人家睡在桐梓岭下，饿了几十年，冻了几十年，不找你，找哪个？” 这下算是听出点意思了。桐梓岭？他是说桐梓岭，是说出了这个明白无误的地名。但桐梓岭下只有一片包谷地，有些杂树林和小水沟，能藏有什么故事？书生立刻带上锄头去那里翻刨，看能不能找出什么坟石，什么灶砖，什么老树根，什么蛇洞或狐穴。一无所获之后，又找村里老辈人细细打听当年。一位牙齿掉光了的叔爷想了想，才闪烁其词说出一件事。大概是这样，那是抗日战争后期吧，一个日本伤兵摇着白毛巾，扶杖跛行入了村，连连鞠躬地讨饭吃。建华的爷爷给了他茶饭，还接受了对方答谢的一支钢笔，但乘其不备，痛下杀手，一锄砸开了对方的后脑门，然后把尸体丢入砖窑，点燃柴火，封住窑口，烧出了皮肉焦臭的一股怪味。 这一往事的知情者极少。当时为了防止日伪报复，几个当事人发了毒誓的，几十年来果真守口如瓶，秘密都烂在肚子里。因此，眼下叔爷的回忆也是有三没四，东拉西扯，似是而非，疑点不少，一时说是这个下的手，一时说是那个下的手，一时说是被逼下手，一时说是意外失手……但无论如何，一个外乡人既然落了难，鞠了躬，面子踩在脚下了，遭此横祸还是令人唏嘘。 好，退一步，即使他罪大当诛，杀了也就杀了，但没让他叶落归根迁葬故土，阿弥陀佛，似乎仍有点让人不忍的。照老人们的看法，一个人哪怕尸骨无存，但一个衣角，一撮头发，还是得归还家乡和父母的吧？家里人想报个梦，总得有个去处吧？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六神无主的书生遵老人们指点，找到当年的窑址，洒上一筐石灰，大概有消毒的意思；淋上一碗鸡血，大概有镇邪的意思；再供上米饭、猪肉、鲜果，大概有拉拉关系和亲切慰问的意思。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他从网上找来一些日本字，制作出一堆日本冥币，在窑址前烧出了一缕青烟。 说也奇怪，几天之后，他妹妹果然回家来了，挂着大耳环，穿着超短裙，支着一个狼牙棒式的爆炸头，与以前的模样大不一样，显示出这一段时光确实不同寻常。但说起这五个月的失踪，她一言不发，顶多是眼圈一红，掉几滴眼泪，或者突然咯咯咯地大笑，让身旁的人惊惶不已。不过有一条，据她举手发誓，她根本没去日本，不认识什么日本人，也不像几个同辈姑娘猜测的那样，对什么日本卡通片有兴趣。总之，她与桐梓岭那一个死鬼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她说的也许都是真话。但村民们觉得，摆平了桐梓岭那一孤魂野鬼，消除一大隐患，可能还是很有必要，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想想看，再想想看，建华后来遭遇车祸怎么没伤皮肉？他家的橘子这一年怎么结得那么多？他何德何能怎么一举当上了学校的副校长？……这些奇事都让人们浮想联翩。后来，祭亡灵烧纸钱时，有更多的人会多烧一把——朝桐梓岭的方向。 不知什么时候，人们突然注意到，傻子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了。他留下的一个旅游帽，帽檐很长的那种，久久地挂在村口小树上，已经蒙上了一朵白色的鸟粪。 八十七 雨读 八十七 雨读 雨天不便外出干活，我只能回到书桌前。如果阴云密布天色太暗，我还得拧开灯，借桌上一角暖光，在雨声中循一些骈句或散章，飘飘然落入古人昏黄的心境。 如果风雨摧折了电线杆，电灯、电话、电脑全部死寂，我就只能点燃一支蜡烛，摸索着探入不见天日的汉朝或唐朝。 我想象古代书生们身居农耕社会，恐怕也多是蛰居乡里，多是睛耕而雨读的。后人如果竖起双耳，也许能听到累累卷帙中的绵绵雨声；如果伸出双手，也许能摸出纸上的潮润和清凉。很多学者说过，较之西洋文化总体上的外趋性，中国传统文化有总体上的内趋性，比如崇“安”，重“定”，好“静”，尚“止”。这“安”、“定”、“静”、“止”四个字，难道不正是对雨中乡野的恰切写照？不正是古人们凭窗听雨时的情态？ 一段中国的筝箫古曲，多有雨声中的幽远。一幅中国的山水古画，多有雨声中的迷蒙。一大堆中国古代的哲学，其所谓“自足”、“求诸己”、“尽其在我”一类命题，作为几千年文明的意旨内核和情感基点，当然是事出有因。所谓情由境生和感由事发，它们也许都来自作者们在雨声中的独处。 孟子有过“夜气”一说，以为一个人入夜最容易得气，最容易入道，最容易通神。在孟子看来，昼喧而夜静，昼俗而夜雅，昼巧而夜朴，万籁俱寂之时，夜晚脱落了白昼的红尘，是一个人明心见性的最佳时机。其实，如果孟子不是有钱人，如果他还有田土需要劳作打理，每天累得一入夜就哈欠滚滚目光迷离，就可能还会谈谈“雨气”的——他将知道，农民不一定有夜闲，但大多有雨闲；不一定有夜思，但大多有雨思。古人的各种知识和感怀很可能在雨声里诞生。 雨声中有一点异动，是一线脚步声由远而近了。 雨天里多有山民来访。他们平时忙着各自的生计，只有在雨天才得闲工夫串门。今天来的是贤爹，披一件蓑衣，呱嗒呱嗒踏一双破胶鞋，一进门就惊慌地避狗和斥狗，说他一辈子什么都不怕，就是怕狗。 他是个诗人，每次来我家，一口暖茶入腹，不出三句就要说到诗联。 打开窗户说话 扯个篮盘做天 ——他觉得这一联最上口，如说白话，好玩。 东山寺死个活尚 西竺国添一如来 ——他认为这一联也很上口，又对得极工，妙！ 坐北朝南吃西瓜皮朝东放 从上至下读左传书往右翻 ——他相信这一联是绝品，对得滴水不漏，天衣无缝，后人想超乎其上，难！ 大人大人大大人大到三十六级天宫为玉皇大帝盖瓦 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至一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子挖煤 ——他说这一联不但风趣，风趣中还透出了傲骨，好，可圈。 我若奉命出师敌寇当前十二金牌召不转 公果尽忠报国权奸在内三千铁马杀回来 ——这是一副纪念宋代岳飞的对联，何人所作，贤爹记不起来了。贤爹说，这一联好就好在对岳飞有赞有弹，扬中有抑，想法别出一格，但又句句在理。一个人呵，确实要忠，但不能是愚忠，是不是？有时候还要“清君侧”呢，还要“格君心之非”呢，还要俗话说的“不服周”呢，是不是？ 当然，当然。我频频点头。 说完联，还要说诗。贤爹种西瓜了，必有西瓜诗；收南瓜了，必有南瓜诗；看见后生们赌博，必有针对赌博的怨刺诗；只是他厌恶水田里软乎乎的蚂蟥，一辈子没有犁过田，所以至今还没有犁田诗。但他还是有足够的理由嘲笑贺乡长，说那也是个大学生？书读到屁眼里去了？在大会作报告，啰啰唆唆说那么多，口水都说干了，有什么必要呢？“要是我，根本不要本子，什么事情拿过来，只要四句，顶多八句，保证说得索索利利。你说是不是？” 当然，当然是。我再次频频点头。 我不会旧体诗，只能当个假知音，欣赏他摇头晃脑的吟，即半诵半唱的古典表达。他显然发现我已经听累了，意犹未尽地起身告辞，临走时还要借点书看。我不知他爱看什么，把他带入书房，随他去挑。他翻了翻几本洋书，粗糙指头在纸页一摸，发出嚓嚓嚓的划拉声。“这些洋码字怎么这样怪呢？蝌蚪文呵？”又翻了翻几本理论，更加咋舌不已：“碰鬼！这些字我个个都认得，就是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你说说，这是何理？” 我不便说他读的新书还不够多，更不好意思说好多书我也一知半解。 “这些人不是拿一堆纸来练字吧？”他摇着头，“怪事，怪事。都是娘肚子里生的，未必他们脑壳里不是脑浆子，是灌了青霉素和敌敌畏？” 看来，他觉得世上凡书都应该可以读懂，只有青霉素和敌敌畏一类化学药品，可能还要加上瘦肉精和除草剂，在他眼里比较怪异，一旦灌进脑子就可乱我斯文，应该另作他论。 八十八 时间 八十八 时间 风雨稍歇，水淋淋的石板闪一片薄光。 树上的枝叶东仰西伏筋疲力尽。地上有零落花掰。草叶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连草丛里的蛛网也挂上了三两光点。 天地间静寂无声，只有四面八方淅沥沥的微雨，隐在岁月的深处，无边无际又无休无止。稻草人在孤零零地挺立，有一种宁静和沉思，似乎正张开双耳监听世间所有的动静，包括身边突然滴答巨响——一颗水珠从瓜叶轰然滚落。 瓜棚已经喘息着偏偏欲倒。瓜藤上既有黑色的枯叶，也有黄色的花蕾。老黑色与嫩黄色在时间的两端拉锯，把整个秋天拉扯得惊乱而凄惶。更多的梓树叶还是枯萎了，飘落了，胡乱留给路面，如叠下了一些深深浅浅的脚印。也许，是时间这只大兽在深秋逃跑，是日子这群大兽在深夜逃跑，给现场留下了足迹。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时候，似有透明的时间流逝。时间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一些看不见的生长和死亡，看不见的敞开和关闭，看不见的擦肩而过和蓦然回首，除了在现场留下一些黑乎乎的枯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的时间都滴漏在淅沥沥的雨声里了吗？我本来可以金戈铁马的百年，本来可以移山倒海的千岁，本来可以巡游天河的万载，都沉陷和坠落在一颗颗清冷的水珠里了吗？都永远没法保留和无可挽回了吗？ 我在细雨蒙蒙的树林里钻了好半天，一头湿淋淋地回来，还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找到。 八十九 你来了 八十九 你来了 情感常常是自伤的利器。当一个母亲发现儿子并不珍惜母亲，当一个女儿发现父亲并不心疼女儿，当一个孤独者发现太多朋友把他背弃，当一个改革者发现很多穷人一旦解放同样会欺压另一些穷人，他还能怎么样？当他发觉自己事实上也参与过这种背弃和欺压，他更能怎么样？ 情感总是需要交换。一个人如果不期待实利和虚名的回报，至少还期待着收入欣慰。可惜的是，人在这种交换中也常是亏损者乃至破产者。 这时候只有两条路：成魔——觉得世界只能这样于是不择手段争抢之；成圣——觉得世界应该那样于是不择手段创造之。圣与魔殊途同归，都有冷冷无情的面孔，不再期待交换。他们都没心没肺一意孤行，更不在乎交换的粗劣替代形式，比如说由不相干的看客做出所谓评价。 这是来客m的一番话。 m是个有意思的人，从走进我家开始，就一直坐在桌前不停地说。直到天黑前驱车返城，他除了进了几趟厕所，除了喝几杯水，哪里也没有去，哪里也没有看，对我在这里的一切毫无兴趣。 九十 守秋 九十 守秋 稻谷在收割前的二十来天里，穗粒饱满，米香四溢，成了野猪最馋最活跃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它们的脚印。有一次，一只小野猪跑昏了头，窜到大路上，窜到学校里，被大家追着喊打，在操场里跑了一个圈，如同在一片拉拉队的助威声中完成体育运动项目，发现没奖牌可领，一气之下夺门而去。师生们只顾着叫喊，没来得及操家伙。 贤爹把房子建到公路边了，但责任田还远在山里，对一垄金灿灿的熟稻鞭长莫及，总是被野猪欺侮。到手的粮食今天被吃掉了半丘，明天又被啃掉了一溜。猪嘴巴拱过的地方泥沟纵横，像犁过一遍那样，让人欲哭无泪。更无聊的是，那些臭猪头不但要吃，还吃得刁，吃谷可以吐渣，吃红薯可以吐皮，吐出来的渣皮一堆堆的，你说气人不气人！ 贤爹去砍了一些刺柴，封堵野猪来往的小路，但野猪还是可以绕道走。贤爹去扎了两个稻草人，给它们穿上西装，戴上旅行帽，让它们口里生出尺多长的獠牙（其实是木棍），手上还操着两面板斧（其实是挂两把烂蒲扇，一旦随风飘动，看上去就像李逵上阵杀气腾腾）。但这只管得了白天，甚至只管得了三两个白天。 野猕猴桃也是野猪的美食之一。 野猪越来越有知识和学问了，稍加观察和捉摸，就看出稻草人不是李逵，连李鬼也算不上。它们猖狂暴动，把可恶的草包拱翻在地，踩了个稀巴烂。看那劲头，它们就算是碰上变形金刚和美国f-16也要大开杀戒。 贤爹只好像其他很多农民一样，去稻田里搭一个草棚，日夜守卫，好歹也要撑到收禾打谷之后。他晚上睡在草棚里，有时出来敲一下破脸盆，有时出来放一个爆竹，有时出来叫喊两声——免不了又装男声又装女声，又放方言又放官腔，制造出草棚里人多势众的假象。总之，他得不断变着法子，才能吓跑来犯之敌。 我借来一支猎枪，听说那里野猪多，想去撞撞运气。贤爹说：“使不得，使不得。你一个人休得蛮干。莫看它是猪，发起威来就是只虎。”据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被野猪咬过一次，而且那臭猪头不咬东，不咬西，偏偏一口咬住他的胯。如果他当时不是垫进去一只手，他的鸡巴肯定就没有了。如果当时不是茂才来得快，把一杆铳插进猪嘴巴，拼命地撬着，他那伙计也救不出来了。 贤爹与野猪结下了永远的血海深仇。 夜色沉沉地笼罩着峡谷，下弦月升起来的时候，对面山脊的剪影才朦胧浮现，小桥那边依稀有了一点动静。 “猪八戒，老子操你八辈子祖宗呵——”贤爹猛烈地敲脸盆。 峡谷里余音袅袅，然后一切归于死寂。 不知是野猪跑了，还是它们一声不吭潜伏不动，要待险情过去以后再来捣乱。 九十一 夜半歌声 九十一 夜半歌声 上垄田里也有人守秋，不时放一个爆竹，或敲几声锣，吓跑可恶的野猪。有时候，守秋人的歌声断断续续也顺着峡谷漂流而下。 情妹河里洗围裙呵， 水淘围裙起波纹。 谁人喝了围裙水呵， 都要生场相思病。 妹割牛草郎砍柴呵， 边割边砍边拢来。 拢来不好把话讲呵， 唱首山歌表心怀。 要吃好烟去赶场呵， 要恋情姐去远方。 好烟出在场头上呵， 好姐出在大地方。 …… 我在歌声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贤爹说：“你的鼾声好威武，比得上八百面战鼓，不用我打锣了！” 我笑了，“那不正好？你放心睡吧。” “还没瞌睡，再听贵老倌唱几段。”他又点燃一支烟，“你晓得么？唱歌也是养禾。尤其是唱情歌，跟下粪一样。你不唱，田里的谷米就不甜。” 九十二 各种抗税理由 九十二 各种抗税理由 农业税取消，让乡干部们一下闲了许多。以前每到端午前和中秋前，他们就得上户催征皇粮国税，前后忙上两三个月。现在他们不用讨账，有时候还去发放种粮补贴，不是收钱反是给钱，变得非常有面子。 一胎户和无儿户的养老津贴也开始发放。年满六旬以上的老人，只要符合条件，可每月得五十元现金。有的老人点票子时喜不自禁，说哪个崽能孝敬我这么多钱？能给口饭吃也就不错了。看来看去，还是政府这个崽比较好。 话虽糙，但并无恶意，乡干部们只得笑纳。 他们没什么事的时候，常来我家坐一坐。说起以前收税时的磨难和苦恼，说起山峒里几个有名的刺头，一个个都是感慨良多。其中有些小事，这里不妨录下一二。 例一：有一家农户坚决不缴税，理由是他家的猪婆没阉好，刚从兽医站回来，马上就“返了草”（即发情和受孕）。实在太不像话！干部们不明白，他家猪婆返草与缴税有何关系？农户的回答是：兽医站不是你们国家办的么？兽医站收钱不就是你们国家收钱么？你们收了钱又没阉好猪，我凭什么要给你们缴税？你们做了初一，我就要做十五。 同这样的农民斗嘴抬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二：有两家坚决不缴税，理由是上次抗洪救灾，上面送来了救灾物资，其中有八瓶矿泉水，分到了他们所在的生产小组。组上一共十三户，矿泉水不够分，组长只好摆上十三只碗，给每只碗里匀一点。刚好他们两户只拿到小碗，分到的水明明少了一截，实在太不公平，太欺侮人。他们当时给干部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答复和处理。“好吧，我找你们的时候，你们耳朵聋。现在你们要找我了，我的耳朵就不能聋一回？你们先把前面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他们就这样把干部轰出了家门。 例三：有一家坚决不缴税，倒是干脆，没什么理由，只是要干部们先去割掉大路边的茅草，回头再来说事。这里面的理由，得由干部们自己去细细琢磨。是责怪干部们没管护好大路，让路边茅草长得太深，以至妨碍了这一户的来往进出？还是指集体欠了他的什么钱，需要干部们用割草的方式来偿还？是指讽刺干部们不收钱就不上门，平时联系这一户太少，以至荒草没路需要干部们反省？抑或这一户主纯粹是脑子里进了水，以为收税是做生意，是谈买卖，既然你们来要我的钱，那你们就得先给老子做点事？……凡此种种，令人百思不解。 例四：某户主一见干部上了门，先让大家围观他脚上的伤疤。说来话长，这脚伤是怎么来的？是他家猪仔咬的。他家猪仔怎么会咬人？是野猪来他家无聊，强奸了他家的母猪，搞得一窝猪仔变了种，长得一个比一个恶。那么野猪为什么能来他家无聊？是因为公安局去年收走了猎枪，说是“保一方平安”，野猪就多起来了。你看看，到底是保谁的平安？公安局不就是保了一方野猪的平安么？不就是保了一小撮强奸犯的平安么？……道理说到这里，结论水落石出：政府做这种没屁眼的事，还好意思收税。他没有找公安局要医药费，就已经是客气啦！ 接下来，他细说一窝小杂种的种种罪恶：一个个长得奇形怪状，斜眉吊眼，面容狰狞，表情丑陋，好几次啃裂了槽盆，啃断了栏杆，土匪一样地暴动，把主人一头就顶翻在地上，冲出猪圈时比狗还跑得快。但要说它们是野猪吧，它们又同家猪一样懒，并不上山去刨红薯和翻笋子，到外面只是疯玩一阵。玩饿了，就成家猪了，就成少爷了，照样赖回家来吵吃吵喝，否则就要大闹天宫，把帐子、被子、衣服等等全都撕咬成碎片。它们的贼眼珠滴溜溜地转，很有信心地盯着你，看你到底怕不怕。 这一说，没个完，说得干部们只好悻悻而返。 …… 综上所述，前些年刺头们抗税的手法层出不穷，常常让干部们狼狈。就算他们读了硕士博士也难以应付。这些乡干部虽然也大多来自农村，对任职八溪峒还是不能不怯。他们说，在这里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八溪峒是出“粮子（士兵）”的地方，不但出过红军的粮子，也出过白军和土匪的粮子。民性刁滑而且蛮横，不是吃铳药长大的，就是肚子里长三个脔心，做事总是“不服周”。 “不服周”需要解释一下：这是流行于湖南、湖北一带的俗语，意思是不服强，不服官，不服权威。“周”指周天子。当年战国列强当中，唯有楚国未得周天子赐封，也不要周天子赐封，属于自立旗号闹革命的那种，是之谓“不服周”。 九十三 另有一说 九十三 另有一说 据说最早来八溪峒的外国人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大部队顺着长岳公路南下攻打长沙，有一队粮子进了峒，见鸡抓鸡，见羊牵羊，还强奸妇女，吓得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躲了两个月才下来。 不过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此人说，日本粮子确实坏，但进峒的哪是什么日本人呢？不过是“巴陵军”罢了。所谓巴陵军，就是岳阳街上几个街痞子，也有几条枪。他们发现中国人不怕中国人，只怕日本人，就不知从哪里找来几块黄布做成衣，扯来一块白布做成膏药旗，故意哇啦哇啦乱叫，反正只要别人听不懂就行。 说这话的是一位孤老，多年来是高泉岭五神庙的守庙人，一直守着那几间破砖房。他记得当年老爹一时半瘫，上不得山，就留在家里，有一天晚上摸到茅厕里去，听到几个皇军在邻家吵起来了，大概是一急，居然个个都讲起了巴陵话。他老爹当时还奇怪：日本粮子如何晓得讲巴陵话？后来才恍然大悟：嗨，上当啦！ 他老爹要不是怕对方手里的枪，当时差一点就扑过去，给他们一人一大耳光。 老爹后来把这事说给乡亲们听，乡亲们不大相信。他后来见到真的日本兵，忍不住大骂“巴陵军”，捡起狗粪就射，结果被一刀捅死在讨饭的路上。 我忘了守庙人的姓名，只记得他原来是水库建设移民，多年前不合法地回迁老家，没有分到田，就以守庙为生。他写得一手绝佳的小楷，黄豆大的小字，写得笔笔如丝，清晰而工整，让我印象深刻。 我再来庙里的时候，得知他已经死了——是大雪天走在坡上，摔了一跤，再也没起来，直到两天后才被村里人发现。我记得他自己说过：他已经活够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倒在哪条路上的——事情竟被他一语言中。 关于“巴陵军”的奇特说法，从此再无人提起。 九十四 李家兄弟 九十四 李家兄弟 李普曼先生是个诗人，十多年前与我在巴黎蓬比杜文化中心相识。他离婚后心情不大好，想来我这里走走。我当然欢迎。这样，他在北京办完公事，一飞机到了省城机场，由我开车直接拉进了山峒。 他对看看中国南方农村很感兴趣，说他父亲以前也是农民，住在法国南方的阿尔卑斯山地。这样就同我越说越近了。他说他当年参加巴黎“红五月”运动，游行示威，造政府的反，还到造船厂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这就说得更近了。他下一步是不是准备说知青点里排演革命样板戏？ 我等着。但他没有说，倒说起了足球和葡萄酒。 我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只好请李有根开船过来，载着李普曼到附近的村子实地看看，让一个法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农家是何模样。有根第一次承接涉外业务，当然很高兴，一见到我就换上京腔，舌头有点转不过来，有一点过于隆重。 他引我们在库湖里转了一大圈，最后进入一条水峡，在一片竹林前弃船登岸，进了他家的院门。我刚去厕所里一趟，回头就见他已经滔滔不绝说开了，刚介绍完他家菜园，又“老李”“老李”地大叫，招呼对方去看猪和猪圈。我快步上前去替他翻译，使他觉得很多余。 “我说的都是普通话，未必他也不懂？” 我只得实话相告：普通话还是中国话，法国人并不懂。 “他不是姓李吗？” “与你这个李不是一回事。” 对方有些迷惑与失望了，“他那个法国有好远？比外国还要远？” 荷兰汉学家雷马克先生曾来八溪峒小住。（曾时雨摄） “外国并不是一个国家。法国是很多外国中的一个。这样说吧，如果你从家里到了梅峒，是到了北京。你从家里到了汉口，就是到了法国。所以你这个李家祠堂，同他那个李家祠堂，八竿子打不着。” “难怪，你看他那怪样范，老不老少不少的，一只金丝猴。” 他的意思是，李普曼的黄头发别出一格，实在有失人形。 他大体明白了法国是怎么回事，还是克制不住强烈的李家意识，说着说着就说起了李氏家谱，一心想知道李普曼是出于哪一脉。听说对方与哪一脉都没关系，便连连皱眉，显得很不满意。他还捧出一个罗盘，摆在门槛上说风水，说到左青龙和右白虎的含义，还有朱元璋和赵匡胤的祖坟——好像老外对这些皇帝也应该耳熟能详。这当然害苦了我。风水之事我用中国话都说不好，如何能将其准确外译？好在李普曼善解人意，听我左一个luck direction（吉利方向），右一个luck direction（吉利方向），虽知是偷工减料，但并不挑剔，聚精会神半猜半听，最后眨一眨眼，说法国人也玩这一套，不过不用罗盘，而是用水晶球或者咖啡渣。 这证明他大体明白了青龙和白虎是什么东西。 中午时分，有根家的邻居招待篾匠，办了一桌好菜，顺手加了三双筷子，热情邀我们入席。席间还有乡干部一人，主家父子两人。一杯谷酒入口，乡干部就与篾匠师傅发生了政治争论，好比民间论坛开幕，立刻引起李普曼的兴趣。乡干部说邓小平比毛泽东骜。老篾匠说毛泽东比邓小平骜。乡干部又说周恩来也骜也不骜。这些都还算好译。“骜”就是好，就是能干，就是本事大么。接下来，老篾匠说：毛主席是个鲤鱼精，最会刨塘；邓主席是个蜈蚣精，最会开路；胡主席是个老虎精，最会蓄林子……让我一听就头大。要说清楚鲤鱼精代表水利建设，蜈蚣精代表路桥建设，老虎精代表生态保护，得有点耐心。 李先生这一次没怎么笑，肯定有点晕头转向，或是深思多神论（鲤鱼神、蜈蚣神、老虎神等等）去了。这也难怪。别说是老外，就是一个同胞，如果不熟悉乡村这些年的变迁，要会心于老篾匠的比喻和概括也绝非易事。正像我们不曾亲历西方历史过程，要读懂他们的各种理论，大多只能一知半解。 我尽力而为，有时候译三分，说七分，对翻译规矩不能过于泥守。我译到女人吃饭不上桌，立即注解这个女人生气时也可能打老公；译到有些农民信上了耶稣，立即注解他们有时候也会求助道师与和尚。关于乡上侯主任的故事当然最难译。事情是这样的：农民很讨厌这个家伙，但见上面派人来考察干部，反而大说侯主任的好话，岂不是很荒唐？岂不是很费解？其实，群众最怕侯主任留下来害人，一心想让他赶快调走——提拔就不失为调走他的一种变通。 这叫不管白猫黑猫，赶走了瘟神就是好猫。 我对说清楚这种乡村诡计几乎没有信心。 好在肢体语言不用翻译。李普曼先生吃得眉飞色舞，把碗中几块腌笋拿来抄底，已显示出他对午餐的评价。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张巴黎地图和一盒巧克力，分别送给主人和船老板，这些意思大家也都懂。 临走时，有根偷偷拉我的衣袖：“他送我一盒药丸子做什么？” “那是巧克力，他们的好东西。” “不是药么？一股煳锅巴味？” “他们就喜欢这一口。” 有根半信半疑，吃了药丸还是很高兴。开船把我们送到家时，不光与老李握手，也同我握手；不光向老李摆手，也朝我史无前例地摆手——让我稍嫌别扭。李普曼曾笑着用中文叫他“大哥”。他以后每次见到我，就多了几分法国味，以法国人的宗亲自居，远远地伸手来握，只差没给我来一把拥抱和贴脸。 在乡下接待几个日本青年朋友。 第二天，我送李普曼去省城，路过小镇时，应他的要求下车，领他买了两个瓦坛，以便做腌笋和酢鱼——他对昨天的农家美味一直念念不忘。 看着他把两个新式装备兴冲冲背走，我不大相信他能够成功。我不会法文，而英文么，太缺乏味觉，连“烩”“炒”“焖”“熘”都从不区分。我就是翻遍字典，也不可能把“酶”和“酢”分说清楚。还有一种“ji豆角”，是烫后再晾的豆角，味微酸，在中文里也有音无字，更不可能有对应的洋文。我能怎么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如何能这个那个如此这般说个明白？ 九十五 十八扯 九十五 十八扯 没听说过吗？乾川那边有一个婆娘，生出一个娃崽像老头，浑身都是皱纹。 但每条皱纹里都夹了一只眼睛，眨巴眨巴地闪，吓死人了。 ——录自庆爹家火塘边的闲聊 雁泊湾有条牛，生下来就有耳环眼。那头牛一见到舜爹就吓得下跪，不晓得是为什么。后来大家想起来了，以前村里不是有个三姑娘么？因为偷队上的包谷，被舜爹带着大家批斗过。她一时想不开，吃黄藤死了。这头牛肯定就是她转世。大家去问舜爹，舜爹说他当队长那年是有过这么回事。 你去问雁泊湾的人，大家都晓得这件事。分田分牛的那一阵，那头牛一直没有分，还是由村里包养。它后来摔下山，摔死了，村里也没分肉。舜爹出钱把它葬了。 ——录自莫求家火塘边的闲聊 杜万发那年当营长，带了一营鸦片兵，抽足了鸦片烟就劲头十足，打仗最勇猛。有一次遇到红军，钉子碰了铁。对方全是神兵，喝了朱砂水的，一上阵就疯了一样，跳得三尺高，跳得丈多远，子弹根本不能近身，还没碰到皮肉就转了弯，软绵绵地往地下栽。 红军的神兵可以互相砍，根本砍不出血。杜营长后来请来师爷摆计。师爷说，神兵怕狗血。所以打仗前先在士兵的额头上和枪头上抹狗血，这样才能镇住妖邪。一试，果然灵。鸦片兵还一齐学狗叫，叫得神兵的两条腿都软了。 ——录自荷香家火塘边的闲聊 三茅峒有个人生下来就没有自己的影子，只有红毛狗的影子。你怎么看，他的影子也有四条腿，一条尾巴，还有尖尖的耳朵。 ——录自有福家火塘边的闲聊 以上是农民围火闲聊时的题材。在这时候说事，没什么正经，多是说得大家心惊肉跳的十八扯。 乡村里读书人不多，笔墨也少见，各种信息鲜有笔载，多由口传。口传者一坐到火塘边，面对着漫长的闲冬，喝上一口谷酒，大概不能不强化一点刺激。对于取乐者来说，说得是否有据不那么重要，说得是否有趣倒很重要，否则大家就可能笼着袖子在火塘边睡过去，连谷酒也喝不出什么兴头。这样，他们说近事大体上求真务实，不至于太信口开河，但一说到十年以外或百里以外的事，大概就难免东扯西拉和添油加醋，不嚼出点神呀鬼的，口舌就没有滋味。 残火闪烁，烟雾缭绕，火屑星子飞舞着向上蹿。火塘是熬冬的场所，自然成了闲人们的聚集之地，成了神话的生产之地。对于很多农民（特别是中老年）来说，山村是他们的过去，也是他们的未来。这一点已经足够。他们满足于天地间一隅的温饱，并无征服山外世界的野心，那么是不是一定要了解所谓世界的真实？正如一个无须考博士和娶太太的孩子，一定更喜欢看神话剧，更愿意照哈哈镜——神话就是山民们的一面心理哈哈镜吧？ 不得了，城里人现在有一种迷魂术，朝你肩上一拍，对你笑一笑，就把你的魂勾跑了。你就会把钱交给他，事后还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事千真万确！不信你就去问山阳峒的奉矮子。他上个月不是把自己的手机和存折交给了两个湖北人？他骑了湖北人的摩托车，才骑了一两里，就发现摩托车变成了一条板凳…… ——录自建伢子家火塘边的闲聊 这一条奇闻也可疑。倘若世上真有这种迷魂术，比蒙汗药和麻醉法还厉害，世界上的事倒也简单了。美国的科技最发达，派人把这个国家总统的肩头拍一下，朝那个国家总统笑一笑，世界岂不统统成了他们的手中玩物？ 我的猜测是：山阳峒的奉矮子坚持这么说，很可能是他在城里误入赌局，或者误入黑店，或者误中传销圈套等等，在骗子面前昏了头，闹得自己鸡飞蛋打。但承认这一点有失脸面，没法交代。他必须编造（至少得传播）一个迷魂术的说法，在他人面前开脱自己。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当一碗谷酒灌得我飘飘然的时候，当嘴里时不时溜出傻笑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愿意事情就这样乏味。 九十六 相遇 九十六 相遇 要买液化气，要添置农具或者购买种苗，我们就得到镇上去。长乐镇有两千多年历史，是眼下离我家最近的集镇。屈原沿着汨罗江来过这里，杜甫也沿着汨罗江来过这里，而且两位诗人都最终死在江边，只是一个在下游，一个在上游——楚辞与唐诗两相遥望。 说实话，这个古镇眼下已古意渐失。麻石老街冷落，龙王庙残破，码头边几乎垃圾遍地，一刮风就有塑料纸片飞上天。在另一端，新街虽然火旺，但仍不像城市，给人的感觉是删去了田野的乡村，再胡乱凑合在一起。五光十色的店铺里同时出售着香烛和摇滚，出售着黑市假药和元帅们的盛装画像。三五成群的闲人聚集街口，无所事事，成了一些大蚊子，哪里有好事（烟、酒、小老板等等），就往哪里叮。 瓷砖、钢材、五金工具、家用电器、塑料用品、流行影碟等等，凡烂了价的就往这里搬，荒货不像荒货，新品不像新品。一个卖老鼠药的女子，穿上了吊带衫和露背装。一盆传统的甜酒，配上了“美容补肾壮阳”的夸张广告。四个男女挤乘一辆摩托车，差点撞翻了一个肉案。“对结伙执械抢劫者依法开枪击毙”的警示横幅凌空而过，杀机毕露，凶威凛凛，不知是否吓住了罪犯，但肯定先一步吓慌了良民。 长乐镇麻石老街，直通汨罗江边的码头和龙王庙。 我几次停车找不到地方，因为每个店主都不容门前停车，怕影响生意，气冲冲地轰我走。其实那一刻什么顾客也没有。但要说这里民风刻薄也不合适。有一次，我在一家小店里复印文件，左等右等不见人，只好自己动手。接下来找人缴费，还是左等右等不见人，只好权当享受免费优待。当时我要是一生气，大大方方把复印机打好包，装进箱，搬上车，扬长而去，大概也不会有半点麻烦——店主很可能去哪里打牌了，或者是帮街坊捉鸡捉猪去了，根本不记得还有个店铺需要把守。 长乐镇新街上的警示横幅有点吓人。 看到新楼房还在到处动工，我对镇长说过，盖房子应注意合理规划，包括留下必要的公共空间。肃穆之地（如寺庙）、幽静之地（如学校）、悠闲之地（如园林）、欢乐之地（如戏台和广场）等均不可少。这与人要有四肢五官，是一个道理。 镇长连连点头，但目无定珠，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镇的政府欠下一千多万债务，干部工资都发不出来。镇长还哪有什么心思抓规划？还哪有心思去栽树和保护公共用地？ 山峒里的几个青年曾找到我，希望我找点关系，把他们调来长乐，当老师或当干部都行，哪怕收入少点也行。他们显然把这个小镇看作梦寐以求的人生最高目标。其实，几十年前的我对这里也一度心向往之。当时我们徒步远行，一次次奔赴这里的天堂胜境，喝一碗甜酒，吃两个包子，逛一逛店铺，看一看电影海报上的女演员，美美地现代一把。如果那时我们还能看到电视机和摩托车，一定会情不自禁地高喊万岁。 有一个同伴调来这里守粮库，立刻被大家争相羡慕。那家伙随即人模狗样，叼着一支烟，看人总是斜着眼，常常虚踮着一条腿悠悠荡荡。 他哼了一声，说街上天天像过节。 我们都相信这一点。 他夸耀：他每天看见好多汽车！还看见过救护车，白颜色的那一种！ 这也足以把我们馋死。我们纷纷央求他给我们说汽车，说说久违了的救护车，说说油罐车、翻斗车、军用发电车。我们那时把汽车的废气味当作天国芳香。 我现在是来看看龙舟赛的。河里滚动着阵阵鼓声。有一个村的水手们已经胜出，划着船绕对手一圈又一圈，举起船桨大喊大叫，其中有些人还做出猥亵动作，比如撅屁股一类。这种侮辱引起了对手大骂，但双方还没有打起来。“打起来没有？”“打起来没有？”“怎么还没有……”看客们显得有些着急，似乎赛龙舟就得打架，不打架就没意思了。姑娘和媳妇们照例在岸边准备了包子粽子，组成了后援团。自己村里的人赢了，她们就会放一挂鞭炮，把包子粽子丢上船，对英雄们及时慰劳。要是自己村里的人输了，她们也会放一挂鞭炮，但把包子粽子丢进水里喂鱼，让丢人现眼的饭桶们饥饿不已和羞惭不已。今年的赛事还有新内容。大概是有什么商人赞助，几个身着旗袍的礼仪小姐手举托盘，托着厚厚的红包，正等待胜者领赏。红包之大，守护红包的警察之多，成了人们围观的新看点。 又有一伙人抬着龙舟下河去了。陪我前来的老刘告诉我，打造这些龙舟的木材都是偷来的。水手们都相信，只有偷来的木材才有贼性，能使龙舟溜得快。 我还看见人群中一个少年差点被挤倒。他背着两串蒲帽，满头大汗，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突然觉得那位少年很眼熟。看了几眼，终于明白他既不是哪个熟人的侄子，也不是哪个熟人的外孙。那暴出的后脑勺，浅浅的平头，嘴唇周围深深的茸毛，其实是我自己当年的模样。 如果时间向后倒退三十年，我为什么不可能是他呢？如果时间向前跨越三十年，他为什么不可能是我？ 我朝着他招招手：“喂——” “要蒲帽吗？” “你是不是天井乡的？” “不。古仑的。” “你不是来挑木炭的？” 他眨眨眼，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想说破，不想让他认出自己的将来。 九十七 老公路 九十七 老公路 开车去省城，得先走一段盘山路，到了龚家坪，避鸡让狗地再过一些村庄，然后才接上大公路。前面有两条大公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始于民国时期的长（沙）岳（阳）路，二是近来才开通的（北）京珠（海）高速。 高速路全封闭，直平如泻，标识鲜明而周到。车一上路就有轻捷欲飞之感，两旁的风景模糊成片，刷刷刷拉成杂色的光束。蚊子在前窗撞成碎尸朵朵，给玻璃贴上一些乳色小花点，警示出眼下危险的速度，还有一旦撞车的可怕后果。 对比以前的公路，这种路简直是起飞线，是准航空线，把世界差不多压缩成城镇与城镇的联结，相互之间几近为邻：你刚走出一个城镇，还没吐匀一口气，就闯进了另一座城镇。一条城际专用道几乎构成了对乡村的越顶交际，把城镇之间大面积乡村哗哗地予以微缩和忽略。 没有什么急事的时候，我倒愿意走老公路。这不但可以省钱，还可以享受到散淡。毫无疑问，速度带来了效率，有时可以让我们分身无数，一天之内可以现身各地，搞定好几项谈判或游览。但生活在目眩的车窗里并不总是很美妙。在老公路上，行车虽说要多一些弯曲和颠簸，虽说可能遇到失修的土坑，但没有钢铁护栏的管束和押送，没有各种交通标志的频繁警告，开车人想慢就慢，想停就停，想逛店就逛店，想撒尿就撒尿，看见一片好林子，还可倒在树荫里睡上片刻——高速路所抹去的另一个世界在这里重新展开，一种进入假日的感觉油然而生。 两相比较，高速路是简洁明快的公告，老公路是婉转唠叨的叙事。更进一步说，老公路只是进入了叙事的轮廓，更慢的步行才是对细节的咀嚼。我在海口开车多年，有一次偶然步行有名的海府路，突然有误入陌生地的迷失之感，因为自己经常开车走过的那条路，我已完全不了解。各种有趣的口音，各种奇异的树木，各种热闹的小店和小摊，各种新近冒出来的街角花园和巷口门楼，还有卖椰女人的熟练刀法和喝茶老汉的安详面容……都透着淡淡的紫荆花香扑面而来，令我深深吃惊。如果不是走那一趟，它们在我的车窗外隐匿莫见，与我日日相逢却永远相违。 汽车使我成了盲人，除了办公室和居室，我几乎什么也没看见；除了交通标志，我什么也顾不上看。 可以肯定，如果过于依赖汽车，我们的盲区就会逐渐扩大和蔓延，最后把视野挤成一条缝，只能看到下一个慌乱的路标，看到下一项匆忙的差事。我们看不清自己身边的街道和田野，看不清自己身边的世界。或者说，世界上只会剩下最后一个汽车国，其公民以驾照为护照，囚禁在车速的牢笼里。 眼下，我从牢笼里假释回家了。路旁的水田和水渠，还有挑担者、耕田者、放牛者、打打闹闹的孩子，终于在我的视野里不再奔流和飞掠，逐渐聚焦成形，与我的目光从容相接。我走进一家小店，听店主说说这里的事。这里以前多如牛毛的路边店，现在基本上都烟消云散。这都是高速路开通的结果。至于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生意，被大公司统一垄断，本地农民根本插不上手——我听得出来，他们对眼前的庞然大物有点无可奈何。 小店没什么可卖，大多货柜都空空荡荡。我只是意外发现了一种名叫“发饼”的面点，不过是粗面加糖，既无饼馅也无包装，一沓沓裸放在玻璃瓶里出售。我在十岁以前吃过这种廉价的美食，一直以为它早已绝迹。 吃完发饼，我看见前面有xxx号公路牌，想起那里曾有一段急弯坡道，有几棵老槐树。当年的知青们缺钱，出外舍不得坐客车，常在那里爬货车，差不多成了“公路游击队”。有一次，我盯上了一辆粮车，在它驶过我身边的那一刻突然起跑，先把行李包甩上车，再撵着车屁股攀爬。那次下了大赌注，不成功便成仁：如果没爬上车，行李就白送给司机。 再走过去一点，就是xxx号公路牌。深秋的一个夜里，我们拉竹子的拖拉机曾经经过那里。因为太困，因为竹竿碰撞的声音太嘈杂，我一直迷迷糊糊地昏睡，以至不知道车厢的侧板何时垮塌。我伸手一摸，发现身旁的竹子浅了一大截，睡在身旁的一个同伴也不知去向，这才大吃一惊，回头去拍打驾驶室，叫司机赶快停车。我们下车检查，发现半车竹子没有了，两个人也没有了，摸黑找了好几里，才看到路边的零散竹竿，听到前面一片黑暗里哎哟哎哟的叫声。 前面还有xxx号公路牌，当然更让我觉得熟悉。我们曾在来到这里开挖渠道，休息时坐在树荫下，看着来往的汽车解闷。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辆大客车飞驰而来，一声“亮亮”的呼叫从车窗里抛出，还有一只手在窗口摇动。亮亮是个小毛孩，我们队里年龄最小的知青。他一听到叫声就跳起来，全身激灵了一下，朝汽车瞪大双眼，想必全身的血流都涌到脑门顶。他朝汽车追去，追赶耳熟的呼唤和详情不明的挥手——我们后来才知道，车上确实坐着他的俩哥们，与他从小一块长大的高年级同学——但他们有红色家庭背景，又有体育一技之长，不久前幸运地招工进城，进入了地区篮球队。 亮亮消失在车尾的尘浪里，消失在坡路最高端的一块天空里。 我们等待他回来，等待一次巧遇带来的趣闻，或者其他斩获：猪头肉？饼干？粮票？一顶旧军帽？都是有可能的。 他的朋友或亲人同他一起回来，也是有可能的。 好一阵过去了，好一阵再加上好一阵也过去了，尘浪完全消散，坡路最高端的还是一片空空。最后，一个小黑点终于在那里冒出地表，逐渐在我们的视野里变大，最后变成亮亮脸上一丝苦笑： “妈妈的，他们……没停……” 没停？其他人愣了一下，转而哄堂大笑，笑亮亮太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追过了一座山，追了这么久，一双赤脚在沙石路面上碰出了血口子。 但大家又很快沉默，奇怪的是，谁也说不出沉默的理由。 多少年后，一次老知青聚会时，有人说到当年的车上人之一把这件事写成短文，贴在一个知青网站上——大概是遗憾当年不知为何忘了停车。在座的几个当事人一听，不知勾起了什么心事，不觉都红了眼圈。其中两个女人还突然哽咽，捂着嘴急急地去了别的房间。 亮亮（他的全名为赵学亮）现在也该生出皱纹和白发来了。我眼下就走在他追过汽车但最终没有追上的路面上，一步步丈量着他当时的一路忠诚和一路狂喜，还有最后凝固在尘浪中的绝望。我还悄悄丈量着我们当年在路上共同有过的烈日，共同有过的星光，共同有过的漫天大雪，以及共同有过的朝霞泼洒和放声高唱。 横断山，路难行。 天如火，水似银。 亲人送水来解渴， 军民鱼水一家人。 …… 老公路上眼下没有这样的歌声。 我把市文化局的车支回去。司机小吴当时惊讶地说，前面还有六十多公里，还是我送送你吧。 我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我就是想走一走。 这样，我独占了整条公路，嚓嚓嚓地一直走到天擦黑，才敲开一张门，找当年的一个农友借宿。这位当年的队长名叫哈佬，在昏黄的灯光下已经是个老头，黑洞洞的大嘴里，几颗残牙齿像几根锈钉。他放下碗筷，把不速之客上下打量，眨了眨眼睛，终于喊出了一个绰号： “瓜皮呵？” 他喊错了。 “和尚呵？” 还是喊错了。 我自报了绰号。 他哆哆嗦嗦地捉住我的手，“你怎么不早点来呵？你早来半年也好呵。我的眼睛已经瞎了，如今看不见你啦，看不见啦……” 九十八 老地方 九十八 老地方 多少年来，我除了经常梦见在火车站误车，还经常梦到一个场景：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在临近湖水和山崖的一个什么地方，有一列整洁的小土房。从空空的窗口和门口来看，这里是一个小团队的居地。 五月阳春，山岫生烟，和风吹拂，草木味潮润而清鲜，但四处没有人影。只有一条光滑发亮的木门槛上，好像留下了什么人的体温。 我得检查一下，得仔细检查一下。这里的太阳不是贴上去的反光荧纸，这里的草木不是染成绿色的塑料制品，这里的山水也不是投影在天幕上的照片，不会随着电闸的关闭而突然消失。还好，我也没有在这里发现后台、乐池以及幕布。但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喊着一个个姓名，为什么你们都听不到？为什么从来没有回应过我？ 我到过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到过京都寺庙里的小庭院，当然也到过群楼刷刷刷疯长的北京和上海。我惊喜那些人间奇境但从不会梦到它们。这有点奇怪，甚至有点让人沮丧。我哪怕走遍全世界所有的天涯海角，也只会一次次在梦中回到一个老地方，一排没有人影的小土房，一片如真似幻的静谧和清洁，而且莫名其妙地为之感动——一颗眼泪不知不觉滚落枕边。 我猜想，那就是你们给我指定的天堂。 九十九 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 九十九 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 一百 另一片太空 一百 另一片太空 好，我接着说，说说蚁窝。 一个蚁窝是一座奇异的宫殿，有门楼，有宫墙，有大殿和花园，还有暗道和密室。 一片落叶是千里山脉，或者万里沙原。如果手中镜片有足够的放大功能，我们还可以看到奇妙的细胞结构，雪花状的或蜂窝状的，水晶状的或胞胎状的。我们还可能看到分子以及原子结构，看到行星（电子）绕着恒星（原子核）飞旋的太阳系，看到一颗微尘里缓缓推移和熠熠闪光的星云。 但人们不习惯凝视，总是长于奔走和张望。我曾从乡村进入城市，从湖南迁至海南，还眼睁睁看着不少朋友去了北京或上海，德国或南非。我的机会也来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有人找我谈话，动员我去中国作协工作。两位已入仕途的文学界朋友，也在宾馆里私下劝我直至深夜，说你留在海南有多大意思？不就是待在中国一个角落吗？如果你不到北京，不到某个位置，很多东西没法看到，岂不有点可惜？ 我相信朋友的好意，相信自己一旦错过了北京，会确实错过很多见识。但那又怎么样？我还没有到过南极洲，没有到过月亮，没有到过火星，没有到过银河系以外的空间。我也不可能看到二十二世纪以及往后更远的年代，看到儿童们在幼儿园里耍弄基因玩具，看到妇人们在杂货店购买核子炊具，看到太空旅游的星际列车和激光天梯，看到人类用药片或芯片改变人性——那样的世界会不会像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同样把我吓晕？ 从这一点看，即使进入京城，我仍然是一井底之蛙。反过来说，即便我能够风光活上三辈子乃至三十辈子，同样难以做到无所不至和无所不知。我仍然不可能走出自己近乎窄逼和速朽的身体，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前面仍有地平线和太平间的冷冷拦截。 旅游是对履历的一种弥补。坐入帝王坐过的椅子，翻上牛仔骑过的骏马，走上大师走过的小桥，戴一戴异族新娘戴过的花冠，大概能给人们各种想象。旅游业鼓励人们对世界展开足迹扩张和镜头攻掠，引导人们朝远看和朝外看。铁路、航空、宾馆、餐饮、通讯、感光器材等行业因此日进斗金。但旅游者的看大多重复，不过是把大多数已经出现在媒体的场景，来一次现场的核对和印证；不过是把已被他人用眼光品尝过的场景，再来一次残渣咀嚼和旧货收买。其一般过程，是交出一笔钱以后，被交通工具规定了观察线路，被旅游设施规定了观察方位，被讲解员规定了观察时的联想，还有“到此一游”的摆拍地点以及固定的笑容。旅游者于是心满意足：天下第一峰呵，举世无双呵，不虚此行呵，诸如此类。 这几乎是一套法定的公共成套动作。如果人们不愿意这样，一心要把世界化为独享和私藏，那他们就只是不断地为难自己。别说做一富豪，做一高官，就算做了帝王，他们的权势也只会日益剥夺他们的自由。他们在宫墙外随意散步都几无可能，更没法经常照看自己的辽阔疆域，没法像一个乞丐、水手、骑手以及工匠那样随意漂泊。 他们离世界越来越远。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旅者，连黄山、庐山等等都没有去过，一听哪里火就对哪里怕，尤其不耐那些假帝王、假牛仔、假大师、假新娘的身份客串。在我看来，事情是被人们的野心弄坏的，更是被传统的空间意识弄坏的。f.佩索阿说，他更愿意“游历第八大洲”，即蜗居斗室里的个人想象。我没有他那样自闭，只是相信空间还有另一种展开方式，相信人们完全可以投入另一种远行，比方以前面的荒坡一角为目的地，订一张免费船票或免费机票，于是在手中的石片上俯瞰黄山，在杂草里发现大兴安岭，在身旁的石涧清潭中触摸太平洋。 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自立宪法，发动革命，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任意创建共和国。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捏一捏火星，搓一搓金星，摘一颗冥王星放入口袋，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举步跨进另一条银河——这一切只需要我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蹲下来，坐下来，趴下来，保持足够的时间，借助凝视再加一点想象，就可以投入另一片灿烂太空。 我终于在一片落叶前流连忘返。 一百零一 秋夜梦醒 一百零一 秋夜梦醒 请当地木匠打了些原木桌椅，又粗又笨，带皮带疤的那种，有点土匪气。城里来客都说这种家具有意思，甚至打听如何订购。但乡下邻居大多惊异地瞪眼：这是什么？丑绝了，只能当柴烧，送给我也不要！ 笔者一九六八年下乡前的追梦式留影。 还有些旧家具属于废物利用，是我从城里亲友那里搜刮来的——他们反正也不需要了。其中一个三门衣柜，是我当年结婚的家当，借给邻居多年后，现在物归原主。一张小木椅，椅板上有桃形臀部的凹面，还是父母留下来的遗物。 凳子在咳嗽。躺椅在呻吟。衣柜门已经筋骨劳损，开关的动作艰难而不易到位。电扇患上了痴呆症，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需要别人不时把它从沉睡中推醒。但这些旧家具都还能用，何况它们像一些时光冲刷下的卵石，在记忆之河里黯淡而沉寂，但偶尔闪烁微光，会咯噔一声跳在你的心头。 我的童年是母亲身体的气息，是后院里亲密的蝌蚪和蚂蚁，是一个孩子把几颗豆芽想象成树林，把檐沟里荡着小纸船的一窝浑水想象成汪洋大海。 “四毛洗手，吃豆花来！” 我回过头，发现身后没有母亲叫我，只有一缕蓝幽幽的清冷月光，落在母亲坐过的小木椅上。 不是因为这张椅子，我一定不会在半夜惊醒，想起自己几十年前的往事。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当时父亲死于迫害，全家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母亲要我在初中办理退学，带上我去投奔乡下亲戚。一辆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上，母亲病了，大呕大吐，面色苍白，还抽搐和昏迷。一个才十三岁的少年，面对这样的病人完全手足无措。幸好有一位同车的军人从人群里挤过来，给母亲灌水和喂药，到了汽车站，还一肩挑起我们乱七八糟的行李，把我们送到小旅店。他请来医生给母亲打针，一直等到母亲清醒和病情缓解，一直等到我们与亲戚通上长途电话，才在深夜离去。 我母亲后来经常念叨这位军人。我知道，母亲当时已落入绝望的旋涡几近灭顶，如果没有这一束微光的投照，她很难恢复希望。 我们在乡下没有得到收留，走投无路之际还是只得返城，回到了高音喇叭喧嚣着恐怖和狂热的老地方。我们适应着父亲背影失去后的岁月，守着小屋里宁静、简朴、清洁的每一刻，母子俩相依为命。为了让母亲高兴一点，我每天黄昏拉着她出去散步，走到很远的街道，很远的广场，很远的河岸和码头——我们真希望能在陌生人群里永远走下去，避开机关院子里那些敌视和轻蔑的目光。我就是在那时突然长大，成了一家之长，替父亲担起责任，替离家求学的哥哥姐姐担起责任，日夜守护着多病的母亲。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试图去工厂打工。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准备了铁锤和螺丝刀，在一家电影院门前偷偷踩点——事情只能这样，既然没有人接受我打工，我就必须做点别的什么，比方说撬一辆脚踏车再把它卖掉。 我已经好几次在心里预演撬车的过程，已经预演得自己胸口不再乱跳。我相信自己一定成功。接下来，母亲发愁的米钱和豆腐钱就会有了。 这是那个窗外蝉鸣不断的夏天。 过于漫长的夏天今天重入梦境。我梦见了当年自己内心最为隐秘的一角，醒来后听窗外蛙鸣，看一只闯进了家里的萤火虫闪烁飞绕，确认母亲已不在床头。 春种秋收的日子。 很多人并不知道你此刻的想念。陆，一位小学时代的女同学，与你并没有太多来往，同学一场也许只交换过十几句话，然后是分别进了各自的中学。仅仅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路上相遇，她得知了你家的故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竟只身来到机关院子里，提一桶糨糊夹一卷纸，贴了满满一墙的标语，向迫害者们发出抗议和恫吓。对方不明底细，慌了手脚，害怕社会群体的介入，对我家的气焰大为收敛。不仅逼我们搬家的事不再提起，遗属津贴卡也很快办了下来。还有一位朱，隔壁大院里的高中生，那个时代多见的红卫兵理论家，谈起哲学总是口若悬河。大同学们不大崇拜他，小同学们便成为他重点培养的对象。他同情你的遭遇，总是一只手臂挽住你的肩膀，教你刻钢板，教你使用油印机，教你查阅《辞海》和《辞源》，叮嘱你一定要复学上课。他的热情说教使你获得了意外的尊重、鼓励、启发，还有兄长式的关切。你读他的诗集（手抄本），借阅他藏在床垫下的小册子（普希金和杰克·伦敦），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听他像革命教父一样慷慨陈词（他对中央委员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老实说，他那些理论现在看来委实可笑，但那正是你启蒙的开始。 阴暗的岁月也是灿烂的岁月。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大事，但如果没有他们，包括那位不知名的军人，你就不可能走出昨天。你是他们密切合作的一个后果，是他们互相配合、依次接应、协同掩护之下的成功获救者，是一名越狱的逃犯，逃入自由和光明。 三十多年过去，那位不知名的军人眼下不知身在何处。小学女同学倒还能找到——她在工厂下岗，做一点酒生意（很可能贩假酒）。隔壁院里的大同学也能找到——他当过厂长，最终成了贪污犯，刚受到处分（据说正沉溺于赌博）。他们在路上遇到你的时候，已经认不出你是谁；即使认出了，即使聊上几句，也大多吞吞吐吐言不及义。 捡一皮棕叶，捡一块木板，就可做成补壁的戏剧脸谱，曾名之“京剧佐罗”以娱来客。 你很想向他们说说往事，但一遇到他们的目光就只能闭嘴。你的疯人呓语没有听众。你藏在心底的逃犯故事乏味烦人。他们不爱听这个。他们最愿意谈谈麻将和彩票，谈谈三流电视节目。 你从麻将喧哗的房间里退了出来。 上帝已经改头换面，已经失踪。但你知道上帝曾经到场，把你接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命运，通过众多不期而遇而又不期而失的面孔，向你投递了一个充满蝉鸣和绿荫的夏天——如同一封难解的密旨。你应该明白，你之所以在三十年后要回到家乡，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山村的深夜里失眠，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就是要重逢那一个夏天。 将来还会有夏天，还会有蝉鸣和绿荫，还会有阳光下的行人，但我们将在那个世界里缺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将来的欢喜或忧愁，和平或战争，富裕或贫困，正义或不义，似乎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忘记。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丢失。我们免不了也会改头换面，最终松开对方的手。 在此之前，让我还有悄悄感激的机会。 一百零二 遍地应答 一百零二 遍地应答 打开院墙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 一手摇桨一手下网的打鱼人。 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 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怯。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好在碎片经过一阵揉挤，一阵折叠，一阵摇荡，只要泳者停止不动，待倒影从层层褶皱中逐一释放，渐次舒展和平复，湖面又会归于平滑的极目一镜。 通向山外的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有很多机船，每天接送出行的农民，还有挑担，脚踏车，以及活猪活牛。眼下客船少了，只剩下几只小渔船偶尔出现。船家们大多是傍晚下网，清晨收网，手摇船桨轻点着水面，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留下冷清和寞落的湖面，一如思绪突然消失的大脑。 水边常有两样静物，是垂钓的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年。据说老人身患绝症，活不多久了。但他一心把最后的时光留在水边，留给自己的倒影。少年呢，中学生模样，总是在黄昏中出现。他也许是特别喜欢吃鱼，也许是惦记着母亲特别喜欢吃鱼，也许不过是要用这种方式来积攒自己的学费。谁知道？ 阵雨扑来时，雨点敲打着水面，打出满湖的水芽或者水蘑，打出升腾的水雾，模糊了水平线。如果雨点敲醒了水面的花粉，水上就冒出一大片水泡，冷不丁地看去，像是光溜溜的背脊上突然长满疖子。 几只野鸭惶惶地叫，大概被这事吓着了，很快钻入草丛。 不远处，一条横越水峡的电线上，有个黑物突然直端端砸下，溅起水花四溅。我以为什么东西坠落，过了片刻，才发现那不是坠物，是一只鸟突然垂直俯冲，攫取了什么以后，带水的翅膀扑啦扑啦，又旋回高高的天空，在阳光中播下闪闪一串水珠。我不知道这种鸟的名字，只记住了它一身蓝绿相杂的迷彩。 还有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有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让人想起优雅贵妇，先把大白裙子一撩，再得体地款款入座。它一坐就好半天，平视远方，纹丝不动，恍若一尊玉雕。但如果发现什么情况，玉雕眨眼间成了银箭。一声鹭鸣撒出去，树丛里就有数十只白鹭跃出，扑啦啦组成数十朵白光，在青山绿水中绽放和飞掠。 它们有时候绕着我巡飞，肯定把我误会为鱼，一条比较奇怪的大鱼，大得让它们不知如何下口。小鱼们也经常围着我巡游，肯定把我当成一只落水的大鸟，同样大得它们不知如何下口。 不知是什么鱼愣头愣脑，胡乱叮咬，在我的腿上和腰上留下痒点，其中一口咬得太狠，咬在一个脚指头上，痛得我从迷糊中惊醒过来。我这才发现，钓鱼的静物已经走了，天地间全无人迹。 其实，这里还有很多人，只是我看不见罢了。想想看，这里无处不隐含着一代代逝者的残质，也无处不隐含着一代代来者的原质——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对于人这一物种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是万千隔世者在眼下这一刻的隐形伪装之所。西方有人说：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那么上帝是什么？不就是不在场者的在场么？不就是太多空无的实在么？不就是一个独行人无端的惦念、想往以及感动么？ 就因为这一点，我在无人之地从不孤单。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石堰的遍地应答。 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此树被农民们叫做“落叶红”，因每片树叶飘落之前都血红灿烂。 一百零三 在天空 一百零三 在天空 天并不是“空”，从来也不“空”。在最近的低空，我看到了密密的蜻蜓飞绕——这是我以前很少留意的。在稍远的高处，我看到了很多燕子在盘旋——这也是我以前很少留意的。在更远的高处，我看到了一只老鹰抹动着傲慢的巨影，只因为离我太远，就成了一个飘忽黑点，在我决眦远望之际稍纵即逝。当然，在更远更远的那里，我还看到云，那种由淡云和浓云、低云和高云、流云和定云、线云和块云组成的无限纵深。一缕金辉，悄悄爬上了连绵雪山的峰顶；一片白絮，正在落入乌黑的深深峡谷。 我得稳住自己，防止自己一不小心掉到那个峡谷里去。 我得屏声敛气，沉着应对，防止自己卷入天空中巨大的合围和厮杀。 医生们近来说，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脑子里能有什么呢？脑子只有一些记忆。那么按医生的定义，记忆就是生命的本质，是每一个人最后的贴身之物了。有的脑存量大一点，有的脑存量小一点。有的脑子里有一部独创的长篇巨著，有的脑子里只有一堆抄袭的滥调陈词。有的脑子里丰富得像个万国博览，有的脑子里单调得只剩日历与账单。生命如果有区别的话，其区别大概莫过如此。 想一想：如果一个即将关闭和黑屏的大脑里没有一片浩瀚无际变化多端的深远天空，是不是显得过于贫乏和荒芜？ 我游到岸边，回到家里，回到来串门的两位邻居面前。我像一个暴发户和守财奴，对自己的突然发迹秘而不宣。 2006年4月初稿 2012年2月修订 （书中照片除已署名的外，均为作者拍摄或提供。） 附录 次优主义的生活——对话韩少功 附录 次优主义的生活 ——对话韩少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7年《南方周末》。 芳菲 几年前，有一天我在秀丽险峻的小三峡狭窄的河道中漂流（三峡截流前），天不巧下雨，我浑身湿透从橡皮筏逃到护送我们的船工船上，冻得向他们讨烧酒喝下去取暖。见到船上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本来是步行去上学，现在也因下雨被船工心疼地从岸边招呼上来。他红扑扑的脸蛋，双目漆黑闪亮，我和他交谈，他腼腆含笑地回答。神态美极了。我知道他每周在学校与家中往返一次，每次带上一个星期的粮食，菜钱是交给学校的。每一周他就在这山谷溪流间走三四个小时。和他交换完关于时间金钱的话题之后，我一时就无话可说了，我像一个蹩脚贫乏的城市人一样怀揣一种不真实的同情，傻坐在那里。这一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确实知道，在他的行走、他的生活中，一定从自然中收获了我完全不了解的丰富东西。作为城里人，城市占据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但又剥夺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没收了许多丰富的言语，限制了精神世界的完整，带来一种明显的残缺。 在我和一些朋友的眼里，每年有六个月时间生活在乡下的韩少功，是一个“探子”。他的生活，寄托着我们对乡村生活再发现的期待。城乡的分离与隔膜是近百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加剧的一个现象，制度、地域、人事方面的隔膜，带来文化、人心的隔膜，同时也造成两种封闭狭窄的文化格局。一个人，一个作家，他的个人选择有可能为这样的格局带来什么影响吗？ 韩少功二〇〇二年出版长篇随笔《暗示》，围绕“言”“象”之辩，对当代文明提出了“知识危机”的批评，他认为“知识正在以脱离具象、脱离实践的方式大规模传播”，构成当代文明危机的根源；而他本人说到做到，回到乡下，在农事中回归了部分体力劳动的生活。二〇〇六年出版长篇散文《山南水北》，抛开理性思辨，对自己的乡村生活进行了具体直接的描述。 怎么可能把韩少功和写下《永远的普罗旺斯》的彼得·梅尔等同起来？虽然他们都是成功的城里人跑到乡下去的例子。但是，又能把他和谁做比较？在我们悲剧感的、充满危机的乡村现实中，谈论任何一种理想境界似乎都是不可能、不真实的。但是，又难以否认，在他的选择、我们的期待中，确实又存在着理想因素。 以《山南水北》这部新作为由头，我对韩少功作了一次访谈。 芳菲：世事大多在因果之中。你选择这样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在乡下生活已经七年了，你觉得让你到乡下定居的因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播下的种子呢？如果我把你对城市生活的批评看作缘、而不是看作因的话。 韩少功：我喜欢在野地走一走，在地上干点活，同农民说说话。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特别惬意和充实。也许这是知青经历留下的心理痕迹在起作用，当然也不一定。说到当年下乡，我并没有太多委屈感，因为几亿人当时就是那样生活的，知青只是过了一小段。有些人一写到下乡经历，就自比落难贵族大号小哭，我不以为然，虽然我也反感那个时代的政治恐怖和荒唐宣传，并不赞成强制的上山下乡。 芳菲：那你现在乡下的日常生活包括些什么内容呢？生活的节奏靠什么形成？ 韩少功：劳动，出一身汗，有益身心呵，不是更绿色的健身活动吗？（我看到书里《山南水北》你挑粪，嘿，不好意思，被吓了一跳。）化肥只能被作物吸收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都沉淀下来破坏土质。所以我从来不用化肥，只用农家肥。如果地上没活，我就会读书和写作。同农民聊天也很开心。有些农民比较嘴笨，但有些农民很会说话，一张嘴就是脱口秀，而且有特别的思维方式。我会听得哈哈大笑。 芳菲：呵呵，看你的一些记述我也大笑过。像讲到村里几个党员自发到你家来聚会，为了谢谢你为村里做的好事，商量将来把你埋在哪里的那段。一边笑一边感动。 韩少功：农民读书少，很少用抽象概念，说话大多用形象性细节，可以说有一种形象依赖。他们说一个人好或者不好，不会像人事部门那样写鉴定，不会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说一个方面又一个方面，通常只会说两三个细节。这种方式被文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文学化，被哲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后现代”。比方说一个人懒，他们不会说“懒”，可能会说：“他从不知道家里的锄头、粪桶在哪里，成天搬着个屁股到处坐。”坐就坐吧，他们会强调“搬起屁股”。为什么要有这个强调？他们并不知道，但在下意识里，他们觉得这样表达才充分，才够味。农民讲话，很多意思在那个“味”里面。 芳菲：不过，在我们一般人的潜意识中，对乡村的理解大致有几个“局”在妨碍着。首先就是八十年代寻根文学造成的“局”。前段时间我看到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寻根”这个词当年是韩少功提出来的，但是你寻着寻着又把这个根给否定了。你认为呢？ 韩少功：“寻根”当时不是一个声音。因为《爸爸爸》等作品，我被理解成一个批判者，但批判之外的同情或赞赏，可能就无法抵达读者那里。也许任何时代都有读解定势，作者没有太多自我解释的自由。阿城说的根，似乎限指传统文化传承，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不同意见。但传统中有贵族传统和平民传统的区别，还有种种其他区别，不能一锅煮。比如那种等级制，那种人上人的优越，那种贵族老爷式的旧梦玩赏，就是传统中糟糕的部分，倒是被我很警惕。我看重文化，更看重文化后面的灵魂。 芳菲：所谓文化后的人与灵魂，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韩少功：比如印度人过很多节日都不吃饭，这种习俗不是没有来由的。你可以想象他们为什么不吃，想象他们过去的命运、处境以及人际关系。这就是看到文化后面的生态、生活以及灵魂。又比如你看到宫廷和城堡，你可以欣赏那些器物的精美，想象自己如何当少爷老爷，但你也可能欣赏之余不大高兴得起来，因为你知道精美后面有很多男女奴隶的悲苦命运。这是参观旧物时不同的感受态度。 芳菲：一般人印象中“寻根”的否定性性质，其实也是与这一百年来的乡村运势相关联的一个结论。鲁迅的《故乡》可能代表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乡村的基本情感框架：批判的，又有眷恋。这个情感也是有一个普遍的社会情绪和认识在后面。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在晚年谈话《这个世界会好吗》中），就是：晏阳初对中国乡村“贫弱愚私”这个看法“不高明”、“缺乏哲学头脑”。他认为不是贫的问题，而是“贫而越来越贫”的问题，中国农村社会是“向下沉沦”的问题，向下沉沦，走下坡路。一定要把下坡路扭转为走上坡路。他这个观察你觉得还到家吧？ 韩少功：我赞成梁漱溟的说法。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是生产要素向核心地区不断集中。这一过程可以让一部分乡村搭车，比如让郊区农民受益。但大部分乡村在一般情况下只可能更边缘化和依附化，所谓“走下坡路”。这是一个繁荣伴随着衰败的过程，曾体现为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等等，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榨取；也表现为农民工廉价出卖劳力等等，即市场时代的榨取。农村青年靠父母出钱读了高中，读了大学，但读完就被城市吸收了。这只是乡村的失血现象之一。眼下工业反哺农业，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充其量只是抽血以后适度还血。更重要的止血之策，需要反思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和体制，但这样做可能要求过高，现在也言之太早。 芳菲：在这种运势中你去农村，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角色呢？是拯救者，还是逍遥者？ 韩少功：我总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农民办的实事很少。看很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是做形象工程多，实效可疑。但不管怎么样，短斤少两地做，拖泥带水地做，多少会有一些作用。即算失败了也可以积累经验。比如我写下这本《山南水北》，也许可让一些比我更盲目的人，少一点想当然。但很多时候我非常自疑。比如我帮助一个农村孩子上了大学，但这孩子倒可能在大学里学坏了，没学多少知识，但学会了穿名牌，进馆子，说假话……那么对于他的家庭来说，对于社会来说，这种帮助值不值？面对某种社会系统性的病变，个人努力常常有莫大的风险。 芳菲：如果说农村整个处于一个沉沦、一个没落的文明轨迹中，我觉得就给认识其中人和灵魂的状态带来难度或障碍；对生活于其中的自我也带来困扰。 韩少功：当然，文学不是富贵病，不是商业暴利，不是只在富裕人群里产生。国家不幸诗人幸，这是一句老话，至少有一大半道理。东欧、拉美都曾经是沉沦状态，但都有过文学的丰收。也许生存压力越大，人性才展示得越裸露和越深刻，就越有认识价值。连集中营里都有宝贵的文学资源，为什么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就可以被作家们轻率地删掉？ 芳菲：你认识了些什么呢？而这些认识能给你带来安宁吗？——这也涉及我想说的第三个局，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文人式田园理想。你怎么认识陶渊明？他的理想你认为有什么积极性和消极性？ 韩少功：陶渊明为官场不容，只好到农村待一待，但这种挫折也许成就了他。梁漱溟不是这样的。他更有担当，是主动关切多数人的命运。单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梁漱溟更可贵，更应成为我们的楷模。可以说，梁漱溟肯定是不安宁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么多难题。但梁漱溟肯定又是安宁的，因为他从书斋到了现实，从上层到了底层，摆脱了以前那种蒙住眼睛的自以为是。自我欺骗也会带来安宁，只是这种安宁不足取。 芳菲：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提这个问题不是想谈对他这个个人怎么看，而是我觉得陶渊明方式已逐渐成为一种对文明方式的选择。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在一种文明是不是可能的前提下——我才想请你谈谈对他的态度。欣赏陶渊明是不是太不可能？是不是会做作？是不是太奢侈？是不是太贵族？ 韩少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乡村耕读生活在眼下当然没有普遍意义。当一个现代陶渊明代价很昂贵呵，起码你不能是个上班族。考虑到农村医疗条件差，你还得身体健康。所以现代的仿陶渊明大多出现在旅游度假村，周围布景是古代，人生剧情却是现代。这是复制某种文明总会出现的扑空，就像人们模仿牛仔，模仿果农，模仿红军长征，只是偶然客串，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这是文明体系转换的结果，也是城乡资源配置悬殊的强制结果。但陶渊明是不是毫无意义了呢？不，文明演变方式通常不是切换，而是重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构成“陶渊明”这一符号中的某些精神元素，比如亲近自然和独立超脱等等，不会随着农耕文明而结束。连欧美人也都这样，一窝蜂往城里搬，又一窝蜂往城外搬，不也是洋版本的“归去来”？我见到一些农村的退休老人，不愿随子女进城，在乡下做做农活，养养鸡鸭，外加吟诗作对。你很难说他们身上没有陶渊明的影子。 芳菲：《山南水北》的出版者宣传册页上写着一句话——“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著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倒过来写可能更合适：“他把认识中国的问题内化为认识自我的问题。” 韩少功：我观察社会，但没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野心，也从不认为文学有改造世界的魔力。我们有两千多年优秀的文学了，但世道人心好了多少？二十世纪的战亡人数不是比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还多？腐败与犯罪难道不是层出不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不必关切社会，不意味文学是一场文学才子们的自恋游戏。也许这里有一个悖论：文学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关切世界的文学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古人说，文学为天地立心。这颗心肯定不是成天照镜子照出来的。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他们的孤绝也不是来自娘胎，是在社会中磨砺的结果吧？所以我对有些同行蔑视社会，总觉得有点奇怪。 芳菲：你的选择、你的劳动，不论是耳目的醒来，还是和那些充满偶然性的邻人的友善相处，我觉得其中有一种领受过大自然教育的人的宽广心怀。 韩少功：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古人说身体受之父母，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受之自然。照整体主义哲学的看法，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器官或一个细胞。把人从自然界连根拔起的生活，就像把一个胃从人体中割出来特别加以供养，那当然很危险，也很愚蠢。人们关切阳光、空气、水、土地等等，不过是相当于一个胃在关切人体的脑袋、心脏、手足等等，谈不上什么博爱，差不多也是自利。人们珍爱和保护自然，是一种识大体和可持续的自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态度是最高纲领的利己，同时是最低纲领的利他。天人合一式的圣贤态度，不过是从这里再往前走一小步。 芳菲：读这本书的大部分时候，我的精神平静淡泊，这平静淡泊大半是受你书中潜在的大尺度空间影响。不过动过一次感情。我看到你书里出现了“上帝”，从最通俗的用法上，很“木”地使用这个词，但慢慢到后来改变了。当读到你最后在秋夜梦醒时刻明白“上帝已经改头换面，已经失踪。但你知道上帝曾经到场，把你接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命运”时，竟然一下子哭了。 韩少功：听你这样说，我心里也难受。 芳菲：你应该高兴才是呵。 韩少功：我看不得别人哭。 芳菲：你突然让上帝有了生命。而我那时也得到对你这个人的一种真实感触，觉得你像一个五十岁的人了！我的意思是，一个真实的人，活到五十岁，不可能不感受到上帝和命运。而一个人形成自己的真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韩少功：我的“上帝”是亦有亦无。我曾经相信理性可以包打天下，科学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比如很多事情是任何一个人无法完全把握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比如不论我们如何知书明理，也常常有行动的犹疑，因为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善行可能带来恶果，恶行也可能带来善果。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主义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滑入虚无主义，似乎人什么也不能做，怎么做都没有意义。那么一个人怎样选择自己的行为？从历史上看，把价值判断交给上帝，人类还是一直打打杀杀，欺骗和贪欲也没减少。这样，我更愿意接受一种没有上帝的上帝，把“神”看作一种人类的价值共约，来自人类的普遍生存经验。所谓人心，所谓良知，所谓神，是它的各种别号。测谎仪也许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你看看，不管是什么人，一旦说假话，就难免仪器里的迹象大乱。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人类共同经验，通过从心理到生理的积淀，已经进入他们的血管、肌肉以及脏器，在那里伸张着价值标准。这样一种隐形和无处不在之物，我们叫它什么好呢？叫得通俗一点，叫“神”恐怕也是可以的。 芳菲：我其实不是想让你谈上帝，而是想你谈谈你现在精神到达的一个沉稳状态。 韩少功：这两者其实有关系。人只有把大局和终极的事儿想明白了，把人类社会的可能和边界想明白了，才会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很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一个人不慌，不手忙脚乱，无非是他知道有很多事不必去忙。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要靠外力，靠孔子说的“乱力怪神”来做到这一点；另有些人靠自省，靠格物致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芳菲：你《山南水北》之前的一部作品是《暗示》，我对《暗示》的感受是你扫清了很多认识上的迷障，回归对具体实践的尊重，可能带来“一次健康的精神运动的肇始”。果然之后你就下乡了。我则还在偶尔想起这个问题，想所谓开始之后，又走向哪里呢？最近看到你们海南的萌萌，在她生前编的最后一本书《“历史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的编者序中，有一个表达是“这支尾随的军队开始有了停下来的迹象”。也让我想，停下来以后又怎么样呢？ 韩少功：所谓“尾随”，可能是指我们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追赶状态。我们几十年的崇俄，再接上了几十年的崇美，几十年的造神，再接上几十年的纵欲。这个过程也许难以避免。但真正的学习和追赶应该是创造，不是“尾随”。人类现在十分迷茫，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是难题成堆，越来越多的人活得没劲，活得没有方向。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是恢复创造力，投入思想和制度的创新，催生新时代的孔子和耶稣，达尔文和马克思。这样说，并不是提倡高调乐观。其实人都是很渺小的，做不了太多的事。但我们不能通向天堂，通向各种不完美社会中一种不那么坏的社会，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无法当圣人，实现各种不伟大人生中一种不那么坏的人生，还是可能的。这种低调进取的“次优主义”，也许比较务实和可靠。 芳菲：谢谢你所有的这些回答。最后我还想代表一些朋友表达对你乡村生活的羡慕，应该是它比所有的言语都更好。但不知道更多的人选择你这种生活，是不是可能，是不是现实，是不是太痴心妄想了？是的，我们还会继续犹豫。 吴四老倌 吴四老倌 注释标题 此篇最初发表于1980年《湘江文艺》，后收入小说集《月兰》。 吴冲有个吴四老倌，本名吴本义，除了有时腰子痛，身体还算好，吃饭搬大碗，下雪天不着棉袄，捏根牛鞭无论犁耙都是好角色。他眼不花，耳不聋，要是天边有架飞机飘过去，声音像蚊子叫他也听得见。 那一年，公社实现广播化，他屋前的大树上也装了个喇叭。人们看见他每天吃了晚饭，就端个黄铜闪亮的水烟管，拖一把竹椅子，坐在那喇叭对面，同喇叭说话。 喇叭里说：“……大干促大变，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他忽哧一下吹出烟筒里的烟灰：“讲得不错，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 “要大干就要堵死资本主义的路！现在有的队还是工分挂帅的阴魂不散，要搞什么包工定额……”他觉得这一句不大顺耳，眨了眨眼：“不包工如何办？又搞政治评工？大家都坐大船，不养懒了人？” “还有的生产队还是自由化种植。公社里要求插三四寸、三五寸，他们硬要插三六寸、四八寸……”这几句更不顺耳了。他用点火的纸枚子指着喇叭：“你晓得么事？插密插稀那要看田，看水，看时候。晒垫大块地方，住上十几口人，那如何舒服？还不个个都长得像丙伢子？”丙伢子是隔壁一个很瘦弱的娃。 “有的人留恋小自由，屁股上长着又粗又大的资本主义尾巴……”喇叭里越说越来劲，说得他黑了一张脸：“还要割尾巴呵？什么时候割脑壳？割得你外公连烟都没有烧了！你晓得不？” …… 正在这时候，几个收工较晚的后生从他门前走过。一个年轻妹子笑道：“四爹，你讲这些不是空场合？公社里又听不见！” “那你们开大会批判林彪做么事？林彪未必又听得见？”他振振有词。 “我们不能同你比。你是革命老前辈，给红军撑过船，给游击队送过信，给农会敲过锣的。你现在也只能三百里外骂知县呵？” 这次轮到他无话可说了。更让人恼火的是，在喇叭里胡说八道的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居然是他的一个外孙女，那个新上任的广播员荷花。荷花一口屁话不着四六，当外公的不也跟着失了面子？一颗脑袋还能往裤裆里藏？想到这里，他收起水烟筒，洗了脚，换上一双新布鞋，背着手闷闷地翻过屋后的猫公岭，往女儿家里去。他得提醒女儿，要她管教管教自己的崽女。正巧，这天荷花回家了。外公一见她就劈头盖脑地开骂：“你明天给老子回来，翻粪凼！泼油菜！莫到喇叭里去鬼喊鬼叫！” 外孙女莫名其妙：“我犯什么错误了？” “你还装蒜？以为外公耳聋是不是？天天就是你在喇叭里叫，什么政治评工，什么割尾巴，喊得七冲八坳都听见了。你黄瓜才起蒂，豆角才抽藤，晓得什么？外公今年六十几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州三十六县都到过，搞农业还没有你清楚？……” 外孙女眼里含泪，“外公你说些什么呀！那都是区里吴党委的报告，我只是念一念。” “吴伟昌？就是那个办点干部？” 外孙女从书包里拿出一沓纸，“你看嘛，都是这上面的话。” 吴四老倌从来不喜欢看横行子的书，而且认得的字也不多，便眼睛一闭：“我不看，你读！” 外孙女读了两段，果然都是喇叭里讲的那些。老人听后狠狠地烧了两筒烟，“这吴伟昌是哪个吴家祠堂的？如何以前没听人说过？我看呵，他肯定不是做田出身的，不是什么好货。听他的话，不拐场我就不姓吴！”说完不顾女儿和外孙女的挽留，叹了口气，闷闷地踏着月光回家去了。 从这一天起，吴四老倌门前那个喇叭，不知为什么就不响了。大队宣传委员吴忠阳来检查广播，首先发现了这一事故。他是吴四老倌的一个侄子，长得白白净净，讲话柔声细气，还掌握了很多形容词和时事新闻，是个刚提拔的年轻人。他到吴四老倌屋后转了一圈，回头问：“四爹，你老人家屋后那一截广播线到哪里去了？” 四爹正在门前犁田，赶着牛头也不抬：“风吹跑了吧？” “风吹得跑？”侄子虽然怀疑，但也没想得更多，只以为是哪个调皮伢子偷铁丝做弹弓去了，便找来一根新铁丝，把广播线重新接上。不料他几天后再来检查，发现广播还是不响，刚接上去的铁丝又不见了。他再去问吴四老倌。这次老人正在菜地上泼粪，还是头也没抬地说：“怕是被黄野狗叼走了吧？” “黄野狗？”吴忠阳望了望吴四老倌的粪桶，赔着笑脸道，“嘿嘿，你老人家莫逗我，你用它做了尿桶箍嘛。那铁丝我认得……”说着指了指粪桶箍。 吴四老倌瞒不过去，一瓢粪泼过来，差点泼在侄子的脚上，“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就是不喜欢广播。没把喇叭盒子拆下来换纸烟，算是给你面子。” “四爹，这可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同意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呸！毛主席大仁大义，文武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八年抗战，十年内战，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他要是听了你们那些话，不治你们的欺君之罪，你就来问我吴四老倌！” 一通没头没脑的话，把宣传委员训得晕头转向。但吴四老倌还不罢休，又讲出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机密：“告诉你，林彪在毛主席面前玩了一百零八个诡计，也被毛主席看穿了。你们也要老老实实当差，莫捣鬼！坳背冲的人讲，毛主席下半年要坐飞机来看禾，到时候哪个队的禾不好，你们捣乱的都要拿绳子来捆。阳伢子你放明白点！” 吴忠阳吓得转背就溜了。 过了不久，吴四老倌这些话传到上面去了，传到了吴伟昌的耳里。吴伟昌大为震怒，把呢子帽往头上一戴，笔记本和手电筒往衣袋里一塞，骑着脚踏车就下到了吴冲。当晚，他宣布召开群众大会展开大批判，催人到会的哨子吹得嘟嘟响，闹得鸡婆鸭崽都不得安宁。只有一些小娃崽来劲，以为又有什么热闹戏看，大的背细的，细的扯大的，像一群湖鸭子往政治学习室里钻。他们研究着吴伟昌的手表和皮鞋，争论着这个陌生人到底是像戏台上的座山雕，还是像坳背冲的王屠夫。 等了好一阵，人群中还不见四老倌影子。吴伟昌很不满意地敲着桌子，要吴忠阳再去找。可怜吴忠阳最怕蛇，最怕鬼，因此最怕走夜路。眼下不光在四爹家里找了好几轮，还提心吊胆到岭上转，很快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容易，他在养牛的金海爹那里找到了四爹，发现他正在那里喝茶。他身后的那一片水田映着月光，明晃晃的，呱呱蛤蟆声此起彼伏。 “四爹，你让我好找。开大会了，您怎么不去？” “我的鸡婆没看见了，要寻鸡婆。” “吴党委亲自主持会，点名要您去。你到哪里反正都是坐。”侄子好言相劝，“到那里，您愿听就听，不愿听就装耳聋……” “我要寻鸡婆！”四爹吼起来了。 吴忠阳只好头一缩，回去了。他在吴党委面前扯了个谎，说四爹到女儿家去了，不在家，没法找。吴伟昌也没法，只好来了一场缺席批判，从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讲到孔老二小时候做过贼，又讲到大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最后要求全队社员来个“一学二批三看四竞赛五评比”的运动。一些四六句子脱口而出，颇让一些社员们啧啧佩服。他们说吴党委不愧是当老师出身的，不要稿子，一讲两个钟头不重复，真是出口成章，有才学！ 这次会以后，吴伟昌还是没听到什么好消息，听说吴冲那个老鬼还是经常指桑骂槐讲怪话，有点聋子不怕雷的劲头。四老倌说：“对门山上的禾鸡婆只晓得一张嘴巴叫叫喊喊，不做正经事。”还说：“这几天没看见黄鼠狼来偷鸡了，怕是也到哪里开会作报告去了。”还说：“搞什么科学种田？最好是科学种空气。要科学家发明一种办法，让大家吃两口空气就肚子饱了，就不用我们种田了。那才是共产主义！”……这些话逗人笑，听上去倒也没有什么，但又好像有些什么，让吴伟昌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最气人的还在后头。那天春插算是完成了，绿绿的秧苗盖满一垄，色彩深浅相叠。随着一串笑声炸开，累得刚伸腰的姑娘们爬上田坎，青春身段从防雨的塑料薄膜中透出来，好似都披了一件件飘逸轻纱。正在这时，惊天动地一声吼，吓得这群喜鹊子都哑了喉。吴党委出现在田边，手拿一杆尺子，声色俱厉地开骂：“怎么？这几丘田还是插的四六寸？好哇！阳奉阴违，对抗密植，这还了得！返工！返工！统统返工！”那目光是足够威严的了。 哑喉的喜鹊子吓得贴墙溜，往屋场里躲。 “快牵蒲滚来，把这几丘田都蒲掉！”吴伟昌又喊了几声，但四周没人回应。远处只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大概是与他一起来检查春种的吧，正在大树下笑谈，用斗笠扇着风。吴伟昌大概想在同僚面前露一手。“喂，你们都到屋里去歇一下，喝杯茶，我亲自把这丘田蒲了就来！”说完从路边牵来一头牛，架上田角里一张蒲滚，挽起袖子，一声吆喝，真的把一丘已经插秧的田蒲碾起来，只是动作不大熟练。 此事惊动了社员们。很多人闻讯赶来，不敢上前阻拦，只是远远地叹气和摇头。只有吴四老倌冒失，气呼呼地冲上前去，大踏步跳进水田，激起泥水飞溅。“我说你这位同志，休得无礼！”他一把抓住牛绳，“怎么跑到我们队来破坏秧苗？” “这事要先问问你们自己！” “你把道理讲清楚好不？讲清楚了，要蒲就蒲，要犁就犁，我们自己动手，不用麻烦你，还要请你吃杯姜盐茶。讲不清楚，那就对不住，请你走你的路。”四老倌朝对方打了个拱手。 “讲理？”吴伟昌沉下脸来，“你参加过学习没有？一亩田要保证三百万蔸基本苗，你自己数数，这里有好多蔸？” “挤得那样密，手脚都不好放，不通风，不透气，发的禾蔸只有铜钱眼大，到头来收一田草，这事去年已经有样。喂，同志你做过调查没有？已经插下田了，现在又缺秧，你要我们如何返工？未必插稻草？” “你还道理一担？没有秧就把田空起来！荒了！不让你们心痛，你们不晓得厉害！” “我说了要你放手！” “嗬，好大的口气？你是县长还是专员？居然对我发号施令？”吴伟昌使劲一甩，甩开四老倌，朝牛背上又是一鞭，哗哗哗，铁蒲滚又把几排秧苗碾入泥水中…… 说心痛，吴四老倌真的心痛了。他气呼呼地大吼一声：“细满伢子，跟老子把这个破坏青苗的坏家伙抓到公社去！”说完一跺脚，把袖子一捋，追了上去。那叫细满的后生没读过多少书，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蛮角色，早憋了一肚子气，两步就抢过来，赶到吴伟昌面前，把他一把拖下蒲滚，揪掉了一粒扣子。“黑皮，快去找根绳子来，把他绑了再说！” “我，我……”吴伟昌做梦也没有想到碰上了这些硬三铳，脸上哭不像哭，笑不像笑，“我是吴伟昌，区上的党委，你们不认得？” “你还冒充吴党委？那更要抓！” “我真是，我有证件……” 四老倌掏出他衣袋里的红本本，看也没看，“哪里偷来的，说！” 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一推一拉，真的把吴伟昌扭着，拉上了田，要往公社里送。正在这时，吴忠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哭笑不得地快跑过来：“四爹四爹，他真的是吴伟昌，办点的老吴呀！” “老吴？”四老倌眨眨眼，打量了吴伟昌一眼，摇摇头，“不对不对！吴伟昌是共产党员，哪里会做破坏青苗的事？人民政府有条文规定，那是犯法的呀！我活了六十多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未必这一点还不晓得？这个家伙肯定是冒充的，走走走，到公社去，到那里赶中饭。” “他真的是呀！”侄子急得差点要哭了。 这时，喝茶休息的干部们被吵闹声吸引，走出屋场来了。他们见吴伟昌的狼狈样，有些哭笑不得；见群众越围越多，知道众怒难犯，便有人上前来打圆场，意思是这个队违反密植命令是不对的，但既然已经插了，就算了，下不为例，不一定硬要返工重来。如此等等。吴伟昌见自己没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只好自认倒霉，整整衣领，强打精神充硬汉：“我晓得就是吴四老倌存心捣乱。今天的事不能完，也完不了，你明天来公社里作检讨！还有你们的队长！不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白吃干饭的！” 说完，夺路就溜。几个小把戏跟着他拍掌笑闹，看他满身泥水，看他一双赤脚在路上一瘸一瘸。他们已经研究出，吴伟昌不像座山雕而更像王屠夫了。 第二天，吴四老倌没有去公社。第三天，第四天……情况还是如此。这事真苦了他侄子，只能对四爹赔笑脸，讲软话：“……四爹，你就到公社去一遭吧，山不转水转，你这一回就让让他算了。” 四老倌正在堂屋里独自品酒，眼皮也没抬。“今天就是高宗皇帝十二道金牌，也莫想把我召去。我三十晚上的砧板——不得空！” “领导总归是领导，哪朝哪代没有个领导呢？你一只蚂蚁还想顶翻磨子？” “老倌子要清静，你少啰嗦。” “他说了，就派民兵小分队来，抬着猪笼子来。四爹，四爹，四爹……” 四老倌心里运神：真要是这样，闹起来不好看，也吃不消。再说我堂堂吴本义快活到七十了，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州三十六县都闯过，还怕他吴伟昌？这样一想，就说：“使牛使累哒，脚杆子痛，没得劲。你要他派个车来。” “你还想坐飞机呵？” “那如何办？你……背我去？” 老人看着侄儿那胆小怕事的样子，一肚子火气正想找个地方出。侄儿明知道对方是有意磨人，但也没办法，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咬一咬牙，今天当一回牛马。可怜从吴冲到公社有七里来路，吴忠阳一想就两眼黑。他刚出学校门不久，当了干部后经常捏着笔杆子跑统计，搞批判，读报纸，在业余剧团里演戏，参加劳动实在很少，眼下背着一个大活人翻山又爬岭，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不一会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面如纸白。四爹在他背上又好气又好笑，就是不愿下来。 好容易骑着吴忠阳到了公社。吴伟昌立刻如临大敌，放下一场扑克牌没打，一个全社电话会没开，把袖子挽了又挽，把公社所有在家干部都喊来会议室助战。那架势，像把一个瘦老头子一口吞得下。 “你说！你为什么反对密植？为什么反对科学种田？”吴伟昌把桌子捶得咚咚响。 “你把广播线都扯掉了，这是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好大的胆呵？” “你还在群众中说，什么‘如今没有一个人的武艺比得上豹子头林冲’，什么‘申公豹的脑壳有七十二个，砍了一个还有一个’，这是宣传封建迷信，猖狂反对唯物主义，你怕我不知道？” “你这个老家伙专搞破坏，是个定时炸弹，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先要把你抓起来枪毙！” ……不管吴伟昌带着干部们如何叫喊，四老倌横直不发声，只是闭着眼睛，扯自己的胡桩，来一个“哼哼”主义。这些哼哼有多种含义：有的表示反对，有的表示好笑，有的表示不相信，搞得吴伟昌没奈何，如同老鼠咬竹扫把，不知如何下口。至于那些助战人员，则有点三心二意：农技员是同情四老倌的；宣传委员着急上面要推销几千册革命图书，生产队却拿不出钱；财粮员想着月底要结账，好多欠款还没追回；青年干事则在想着找电话员谈爱的事，眼睛老是朝窗外瞟。大家心不在焉，随便凑几句也就算了，一场批斗会开得松松垮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但四老倌被“请”进来，就不那么好出去了。吴伟昌挥挥手要他快回去，也以为他回去了，不料门上咚咚响了两声，他的脑袋在门后露出来，脸上还带着一丝笑。 “你怎么还没回去？” “嘿嘿，有水烟筒吗？借我一借。” “我哪有什么水烟筒？去去去，快走！” 门关上了，可过不了片刻，咚咚的敲门声再一次响起，四老倌的一张老脸又出现在门口，“喂，有解手纸没有？” 吴伟昌正在用煤油炉子煮猪肚子，准备招待远道来的老婆，没料到猪肚子碰上了解手纸，自然气得脸上成了猪肝色：“这里哪有解手纸，去去去！” “你当干部的如何会没有纸？未必你用稻草擦屁股？” “我用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用什么又关我什么事？我到这里来是给你管茅坑的？你真是老懵了，老疯子一个呵？” 对方眨眨眼：“哎，你有话好好说呵。我快活到七十岁了，跟你爹的年纪差不多，你这家伙还骂我？” 对方不敢恋战：“好好好，算了算了，你走吧，走吧。”边说边来推。 “怎么就算了？你说算了，就算了？你去外面问一问，这四乡八里我不管到哪一家，水烟筒随便拿，板凳随便坐，遇到饭时就上桌，怎么一到你这里就出鬼名堂？这个事怎么能随便算了？问题不搞清楚，我四老倌不走！”说着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坐在屋中央。 吴伟昌哭笑不得，暗暗喊天。他老婆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赶快找来两张黄草纸递给老人，意思是催他赶快走，去解决他的问题。 老人现在倒不着急解决问题了，指着吴伟昌的鼻子，认认真真地训了一顿：“你看看，你堂客就比你贤惠。你要向她学习。大妹子，你娘家是哪里的？”他问完女人娘家在哪里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又问完她生没生孩子一类更加离题万里的问题，差一点还问到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一类更加莫名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最后还是指着吴伟昌的鼻子，“你坐下，好好听着。你家里明明有纸么，为什么说没有？是不是看不起老百姓？是不是当了两天官就不知东南西北？难怪你尽讲些不入格的话。昌伢子，告诉你，你一个‘官’字顶在额头上，把群众的话当耳边风，这样下去，迟早要当秦桧，要当高俅。知道不？你坐下——”他再次以主人姿态命令对方坐下来，“老实告诉你，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眼睛望到全中国，哪个奸哪个忠将来要算总账的，三百斤的老母猪，最后总要一刀撬，你要想明白……” 最后，要不是吴伟昌的老婆来赔笑脸讲好话，要不是当广播员的外孙女荷花来劝，四老倌还真会把政治报告作到断黑。 嘣——门总算关了。 吴伟昌看着一锅香喷喷的猪肚子，完全没有口味，哭丧着脸叹气：“唉，俗话说出门三不惹——不惹小把戏，不惹老家伙，不惹叫花子。我怎么碰了鬼，会惹上了他呢？”他走出房门，冲着农技员和财粮员又叹了口气：“唉，如今呐，上面一些人只晓得一张嘴巴喊，也不晓得我们基层干部好难当呵……” 这一天，四老倌由外孙女陪着，雄赳赳气昂昂地回队上去了。出公社机关大门不远就是供销社和仓库，好多人在那里买肉、打煤油、扯布挑鞋、兑换禾种，一时间热热闹闹议论纷纷。有人认出了吴冲的四爹：“四老倌，当了两天公社干部了？”“你这个老鬼这下要老实了吧？”“检讨写得什么样？给我们看看好不？”…… “呸，逗我老倌子好耍呵？” 四老倌从来都爱面子，把鼻子擦了一把，“他们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请我来玩两天？白天就参观广播室、电话室、会议室，嘿嘿，还尽是些新名堂。晚上就看什么电视，好吓人呵，一下子打仗，一下子又火车来了，一下人又掉到海里了，好吓人，好吓人的。不过，还是没有人唱的戏好看。坐的呢，是皮椅子，还吃了两餐油豆腐。啧啧，豆腐好吃，菜油炸的，放了酱油的，就是差点子葱花，五老倌不晓得搞……” 他说的五老倌，是公社的厨房师傅。 1978年12月 夜宿青江铺 夜宿青江铺 注释标题 此篇最初发表于1978年《人民文学》，后收入小说集《月兰》。 夜深了，一列火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在浓重的夜色中驶进青江铺车站，给冷寂而安详的小镇带来一片喧哗。一大批身带泥土的民工下车了，卸下了行李、箢箕、锄头、锅桶、盆钵……杂七杂八的东西到处碰撞，人们争相夺路又叫叫喊喊。 镇上的人都知道，又一批民工到站了。八县民工会战洞庭湖的固堤工程结束，这个县的一万多民工马不停蹄，又要转到一个拦河坝工地上去，青江铺是他们必经的中转地。几天来，每逢到了北来的客车，都有这样一阵子混乱。 要是白天，民工们拍拍灰，清点一下行装，找个地方喝口酒什么的暖暖身，就会继续赶路的。可现在是半夜，既不见汽车也不见拖拉机，深冬的北风又很冷，雨点也洒落下来。不知是谁喊了声：“下雨啦！”人影就纷纷贴向屋檐，拥向可以暂时避雨的树下或凉棚，更大的人流则顺着铁道线往左一拐，慌慌闯入空荡荡的青江铺正街。 人们走了之后，站台上还留有一老一少。老的脚下穿着湖区常见的那种白帆布防护袜，外套黄面胶鞋，腰中扎着黑布围兜，两手戴着袖套，耳背和颈根都被湖风吹得黑黝黝的。看来他刚才好好睡了一觉，一个哈欠放出来，拿一件军用雨衣，往身上前一下，后一下，就算把灰土拍干净了。 少的上前问：“老常，我们往哪里去？” 老人说：“跟着大家走呗！” 少年说：“我先去把交通局的电话打了。” 老的随意“嗯”了一声，算是应允。 两人分手后，老人看了看候车室躺满一地的民工，也来到了正街，不一会在一栋楼房前停下来。这里挂着“青江铺旅社”牌子，也拉着“民工服务站”的横幅。值班室的灯还亮着。中厅过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强烈的烟草味，湖区的泥腥味，还有不时钻入鼻孔的酒气，掺和着叽叽喳喳的人声，塞满了这个不太大的空间。 有人正在值班室前交涉：“请问这里还有床位没有？” “你还要我说多少遍？”一个女声在回答。 “还有没有过道、饭堂什么的？随便什么地方，只要能躺就行。” 值班室里久久没有回应。老人探头一看，见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正在火炉边梳着长发，实在忙得没工夫。她把头发梳顺了，用干毛巾擦过了，又把一盆洗头发的热水泼掉了，这才有懒懒的一句丢过来：“没长眼睛呵？自己看吧。” 值班室外挂一个告示牌，上面写有大字“床位全满恕不接待”。 一个棉帽上带着干泥块的后生有点不甘心，继续赔着笑脸：“这……嘿嘿，能不能，还想点办法？我看这个堂屋……”他是指中厅，“闲着也是闲着，就让我们……” 对方不理睬。 “你看，天已经下雨了，又这么冷，我们这一夜怎么过？” 是呀，是呀，今天这一夜怎么过？好多人都应和着，笑着请求。 “你们问我，我问哪个呢？” 服务员不愿再纠缠，啪的一下关掉窗户，走出值班室，又随手咣的一下带上门，然后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摇着一大串钥匙，向人群外走去。“都出去，都出去，要关灯了！”她对一个啃着煮红薯的后生更是不耐烦：“皮往哪里吐？这是在你家里呵？这地方明天归你来扫？” 老人一直没说话，看到这里才皱了皱眉头。“大妹子，你不能就这么走嘛。”他拦住服务员，“大家刚从湖里来，顶风冒雨，泥滚水的，今晚要是站在外面吞西北风，受得住吗？当然，你们不是没有困难。我看能不能这样……” 服务员对拦路人很生气：“你要干什么？” “奇怪，你们这里不是民工接待站吗？” “就你们是民工？” “上面要求你们至少准备三百个铺位……” “谁晓得你们来得这么急！” “那好，今天就算情况特殊。大妹子，麻烦你打个电话，给区里领导反映一下……” “我找不到人。” 老人仍然很耐心，“好吧，我们去找也可以，但请你先借个煤炉子，给几位民工烤烤湿衣，好不好？” 服务员辫子一甩走了。 这一走，引爆了人们一肚子火。有人把扁担一顿，“呸！还‘为人民服务’呢，还挂着奖旗呢，我们把这些奖旗给撕了！”另一个人敲着铝皮锅也喊起来：“她还真把自己当姑奶奶呵？走！不就是淋几滴雨吗？老子情愿淋雨，也不看她一张苦瓜脸！”一个个愤怒的民工开始起身，开始向门外移动。老人看来也有些冒火，嘴角抽动了一下，但他还是摇摇手劝大家不要乱来：“不要吵！更不要骂！骂有什么用？我们到学校去想想办法吧。” 老人随着民工们往外走，一眼看见服务员提一桶热水又转来了，想起了一件事：“你们的意见簿呢？” 服务员愣了一下，看了他一眼，终于有了嘴角一丝冷笑。啪——意见簿从值班室里丢了出来。 老人不理会冷笑，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又抽出一支圆珠笔，靠着窗台，一笔一画写起来。正写着，嘿嘿嘿的一串笑声撞进大门。一个瘦个子中年人头戴绿呢子帽，脖子上缠着围巾，眼里闪着愉快的光，收起了手中的雨伞。“刘妹子！刘妹子！你看，运气不错吧？你要的那号上海花布，我在县里散会刚好碰到，好俏的货哇……”高兴自得的声音，像一阵旋风吹进值班室。 服务员一见来人便满面堆笑，“是吗？我看看……”于是，值班室里花布抖开，孔雀开屏一般，绽开出一大片鲜艳光斑，使整个房间都亮了几分。这情景再次让老人皱了皱眉头，但他还是坚持写完最后一笔，把意见簿郑重地递过去。“噢，提在这里了，你们看看吧……” 女子接过意见簿，眼皮也没抬一下，随意往旁边一甩，继续着关于花布的谈笑。没料到她用力过大，意见簿滑过桌面，掉到了地上。 老人没见她把红本子捡起来，没见她打算把红本子捡起来，眼光逐渐变得严厉，终于大喝一声：“你混蛋！” 这一声如火山爆发，震天动地，让女子瞪大眼睛吓一大跳。 “捡起来！”老人以不可违抗的气势发布命令，“捡起来，打开它，给我读！” “喂喂——”旁边那个中年人凑过脸来，挡在老人面前，“吵什么吵？还骂人？嘴臭呵？”他问服务员这是怎么回事，“嗯”“啊”“嗯”“呵”一阵，然后背着手，眉毛跳了跳，端出最高裁决者的架势：“老乡，你走吧走吧，人家也不是有床位不安排嘛！” “她至少应该先看看那些意见！”老人偏着头坚持。 “她现在看，以后看，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不要一个手电筒光照别人，你自己就没有缺点错误？你开口就骂，哪有一点文明礼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就不影响其他房客的休息？嗯？”他的语气也开始严厉起来，“喂，你是哪个单位的？” “不管是哪个单位的，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都有权利说话！” “关心群众，服务群众，这都没有错。但搞社会主义也不是请客吃饭。走一趟夜路就不行？淋几滴雨就会死人？那还谈什么大干快上？噢？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比你现在要辛苦几百倍，明不明白？” 老人冷笑了一声，“亏你说得出！亏你还晓得天下有红军！你说这些，你不脸红，我都要脸红了！” “什么意思？”中年人被激怒了，“好哇！你这个老家伙，给脸不要脸，影响旅客睡眠，扰乱社会秩序，以为青江铺没王法了是吧？好，有问题到民兵小分队去解决，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他随即摇起了电话机……不一会儿工夫，两个戴袖章的民兵就出现在值班室前，其中一个上前拍拍老人的肩，“走吧！老实点！跟我们走！” 风云突变的这一串事态，使还未出门的几位民工大为震惊。“不能走！哪里这样不讲理？”“动不动就抓人，凭什么？”他们吼叫起来，有的护住老人，有的拦住民兵，双方开始揪扯和推搡。老人拨开他们的手，淡淡地说：“不要紧，不要紧的，我倒还真想去走一遭，看他们能把我怎么办。”说完把军用雨衣往身后一搭，不紧不慢地朝外走了。 人们散了，旅社的弹簧门把最后一个人影推出门外。女服务员嚼了口零食，喝了口热茶，哼着小调再次翻看那色彩艳丽的花布料，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比量……忽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人们事后将知道，这是刚才在站台上与老人分手的那少年打来的。“……旅社吗？我有急事找人。我是谁？我是地委办公室小张！我要请地委书记常青山接电话……” “你打错地方了吧？” “没错，没错，常书记刚才到你们那里去了。” “我怎么没看见？”女服务员有点糊涂，“……什么？什么？五十来岁左右？戴两只袖套？随身带了一件军用雨衣？……” 她突然想起什么，手忙脚乱地丢掉话筒，去翻看那红皮的意见簿，只见老人刚才写的那一页上，有触目惊心的两行大字：“态度冷若寒冰，心中没有群众。必须认真整顿，打掉邪气歪风！”下面的署名正是—— 常青山！ 妈呀，书记！还地委书记！是个不小的官吧？她一阵风奔出大门，直奔民兵小分队队部，远远看见那里灯火通明，中年人还在对常青山拍桌子大声训斥：“你还不认错？好哇！茅坑里的石头，要同老子来斗法？如今大治之年，就是要整直你们这些人的骨头！让你晓得天有好高地有好厚！我一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你来历可疑，不会是什么好鸟。是混进民工队伍里的不法分子吧？来，你们给我搜……” 服务员暗暗叫苦，一步撞开门，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中年人拖到门外：“吴党委，错，错了！……” “什么错了？” “他，他是书记……” “你胡说什么？” “真是书记，你看！” 中年人看一眼意见簿，笑着挥挥手：“大惊小怪，同名同姓的多着呢！” “不对！他，他真是呵……”服务员把小张来电话的事一说，中年人呆了片刻，啊呀一声差点摔倒在地，急得又是搓手又是跺脚，真希望眼下是一场噩梦。但眼下的一切明明不是梦。你看，那被自己当作不法分子的老头，不还真真切切坐在那里吗？抽了自己一耳光，不明明白白地感觉到痛吗？他愣了一下，飞步返回门内，满脸堆笑地大声说：“哎呀呀！真是天大的误会！天大的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只怪我有眼无珠。您就是地委常书记吗？……我，我犯了大错误，原则性的、不可挽回的立场错误！……” 书记淡淡地一笑，“审，接着审呵。不是要搜身吗？” “开玩笑了。我不知道是您。对不起，这事只怪我。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太低了，今天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吴党委，不要给自己上纲上线了。我有个要求……” “常书记，您不要这么叫，还是……叫我吴伟昌吧。” “叫吴伟昌就行？” “对对，叫吴伟昌。叫小吴，叫吴矮子，也行。” “好，吴伟昌同志，你是区委干部吗？……哦，还是在家值班领导？那好，请你把镇上各单位的电话叫通，我要开个电话会，行不行？” “可以，当然可以！噢，常书记！我这就去安排。” 正在这时，一辆绿色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停在门外。刚才来电话的那位小张一跳下车就大喊：“乱弹琴！你们把老常搞到哪里去了？老常同志——” “在这里呢。”常青山吸了口烟，不慌不忙迎出门，“小张，车子怎么来了？” “给民工送慰问品来了。” “来得正好。你赶快跟车出去，看路上有多少冒雨赶路民工。如果看见了，就请他们回来，我们来安排住宿。” “是！”小张跳上吉普车远去，临走时瞪了吴伟昌一眼。 整个青江铺沸腾起来了。一个紧急电话会议以后，一些有条件的工厂、学校、商店、机关等都成了临时接待站，到处都在铺稻草，煮姜汤，升炉火，煎面饼。小张把一些冒雨赶路的民工追回来了。真是巧得很，这些民工们刚进屋，屋外便哗哗哗下起了更大的雨。“天！多亏老常来这一招！”一个后生民工望望天，吐吐舌头，对正在分发馒头的小张说：“老常呢？今天他一路上帮我们挑锅，我还以为他是食堂管理员呢。” 小张四下张望：“是呀，他到哪里去了？” 小张最后在旅社找到了老常。原来，旅社有个大食堂，可以开地铺，但没有稻草，常青山刚才带着几个区干部到镇上搬运稻草，刚好碰上大雨，差点淋成了落汤鸡。他眼下正在一堆柴火边烘衣。 吴伟昌送上一条毛巾，“青山同志，你这怎么行呢？你有病啊！有很多大事要办呵！快去休息吧，我的房子已经腾给你了，鸡蛋面也准备好了……” 老人指指地下：“我就睡在这里好。” “哦。那，那也行，我去送床被子来。” 吴伟昌尴尬地走了。尽管他没有回头，但他分明听到了身后一阵轻蔑的笑声。 夜，更深了。常青山和小张合盖了一床被，身贴身，肩抵肩，热乎乎地挤在地铺上睡觉。不知什么时候，大地铺上鼾声四起，还有人在磨牙或者说梦话，老常却又点燃了一支烟。渐渐，连小张也迷迷糊糊发出鼾声了，但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深夜里，一颗孤零零的烟头还在亮着，亮着，亮着…… 1977年1月 战俘 战俘 注释标题 此篇最初发表于1980年《湘江文艺》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月兰》，曾改编为连环画、广播剧等。 某兵种程副司令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 一九三四年，我在红军里当连长。 这一年，我们独立师在沙寨一仗，吃掉了老蒋从湖北调来的一个旅。但那一仗打得好苦。敌人装备好，背的汉阳造，子弹都是满袋满袋的，大骡子还驮着迫击炮。但我们还是把他们一切为三，一块一块骨头啃下来。到最后，他们的旅长赵汉生带着几十个人，收缩在村子里放枪。当时我暴躁地喊：“今天不把姓赵的拍死，老子的脑壳就给他垫屁股啦！冲呵！” 入夜，最后一个火力点总算被我们拔掉。一个冲锋，战斗稀里哗啦解决了。我们获得了一批枪炮，但几乎没有弹药。可见他们已经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赵汉生来不及自杀，束手就擒，被五花大绑送来师部。他个头高，长腿长腰，还有一张长长的马脸，帽子没有了，长发上有血和泥巴，大概是从尸体堆中拖出来的。他眼镜片在松明火把下熠熠发光，黑皮鞋掉了一只，走起路来一跛一跛。 如果不是他心狠手辣，我们不会死伤惨重的。战士们收尸时哇哇地哭，一见仇人分外眼红，一齐喊打喊杀。我也怒火冲天分开众人抢上前去，揪住他胸口就扇耳光。“龟孙子，你害得我们攻了一天一夜，你他娘的再打呀！” 他嘴角流血了，晃着眼镜大声抗议：“士可杀，不可辱！” “杀？老子不敢杀？” 为罗排长报仇为刘大嘴报仇为小结巴报仇哇……战士们围在我身边，哭喊成一片。我将大刀片子刷的一下抽了出来。但手被另一只干瘦的手抓住了，这是师长罗东的。师长光着脑袋，穿着半短的裤，端着竹烟管，身上也是血呵泥的。 “血债血还，不过杀俘虏算什么？”他把我喝退一旁，“他姓赵的从湖北跑来，算是稀客么，怎么非礼相待？” 赵汉生哼一声，脑壳扭到一边不说话。 罗师长把他打量一番：“不服输？” “输？”对方嘴唇闭得紧紧的，眼镜后射出冷冷的光，“哼！” “你不是党国的常胜将军吗？” “这一仗不是被你们打输的，是被我们自己人打败的！” 他的意思我知道，这是责怪敌曹祖荫旅没有及时配合。曹祖荫是属于湘系，与鄂系素有不和，这次一直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让我们放心包了饺子。 师长笑了，“好哇，吃了败仗怨天尤人，可以理解。好在往后日子还长，我们慢慢看，慢慢看。”说完挥挥竹烟管，要我们把他押下去。 我疑惑地问：“不杀他？” 师长说：“不杀。” 赵汉生高兴了：“那好，你们放我回去，我赵某一定以礼报答。如果你们眼下需要钱粮和药品的话……” 师长说：“我们不稀罕。” “那么，大军围剿在即，你们已插翅难逃。要不要我回去替你们说说情，恕你们叛逆之罪，给一条出路？” 师长紧紧盯住他，目光逐渐变得严厉。“败军之将，阶下之囚，还有脸说大话？你也是读书人，可知道天下有廉耻二字？你们恃强欺弱，苛捐杂税，为非作歹，恶贯满盈，还说我们有罪？你们把一个好生生的中国糟蹋得不成样子，准备恕谁的罪？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人民要审判你们这批罪人！” 这时周围闪着一双双愤怒的眼睛，战士们挡住了去路。吵嚷声、哭闹声、刀枪碰击声，好像要把整个屋子胀破。 “不能留着这团毒，杀！不杀不平民愤！” “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哇！” “取了他的狗头祭坟呀！” …… 师长伸开双臂，好不容易拦住大家，又靠着警卫员和参谋们帮忙，才拉开一条通道，使赵汉生没有变成一团肉泥。他在混乱之中也免不了挨了几记乱拳。待赵汉生踉踉跄跄地走远，师长揉着自己的肩背，瞪了大家一眼：“俘虏政策呢？都还给我了？回去！干部领头，把本本再读两遍！”他又指着我的鼻子，“赵汉生由你负责。他少了一根汗毛，我拿你是问！” 我叽叽咕咕，虽有意见但没敢高声。 二 以后一段时间，赵汉生就由我们特务连收押看管。 他这个人很怪。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一个人在牢房里出操，立正，向右转，正步走，手脚抽筋似的扯得笔直，走到窗前咔地来一个立正，然后又向后一转，咣咣咣地正步走回来。原地跑步，俯卧撑，打拳，也是他经常有的节目，闹腾得自己一身汗水淋淋。接下来，他久久地盘腿闭目，叽里咕噜胡言乱语。 我以为他癫了，忙去告诉罗师长，说这个人留着也没用。师长觉得奇怪，跟着我到牢房窗口听了一阵。 “没什么，他在背总理遗训。” “不是念经念咒么？好多之夫也者。” “那是背唐诗。” “唐诗？” “是呵，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师长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唐诗，然后自己也哼了几句，声调忽高忽低倒也滑稽。我知道，他读过不少书，行军时行李一小卷书倒几大堆，大家都说他有孔明之才。 我有了主意，“我们连正少个文书师爷，留了他也好。” “师爷？大材小用吧？他洋墨水都喝过的。你晓得什么！”师长说完，因为有事就匆匆走了。 师长刚走，我身后传来怯生生的声音：“长官……”赵汉生一张白脸探出了窗口。“请问，刚才是谁在此吟诗？” “我们师长。” “罗东？” “你也叫他的大名？大胆！你该叫他罗大爷。要不是他，你就是有九条命，也早就成了孤魂野鬼。” 他没与我计较，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摇摇头，“可惜呀。当年在广州，我拜读过他的文章。北伐时攻打岳州，他还率部为我解过围。他可是个文武双全出类拔萃的将才……”他盯着师长远去的那身带补丁的军装，叹了口气。 我记得一个私塾先生对我说过：有几本古书如《水浒》和《三国》，讲的都是用兵打仗的事，为兵家必读之书。我寻思，赵汉生既然背得遗训吟得唐诗，想必《三国》《水浒》也是懂的，何不叫他把肚子里的存货也通通缴出来，让我程拐子也长长见识？ 当晚，擦完枪，查完哨，没事了，我扯两皮旱烟叶，提一条板凳，踢开了牢房门。 他扶扶眼镜，看清是我，上前来欠了欠身子，“贵军优待俘虏，为我疗伤治病，本人……深表感激。” 我挥挥手要他坐下，自己把板凳一放，屁股坐一头，两脚踏一头，也坐好了。 他以为我是来提审，静静地等待着。 我卷着烟丝，“你读过那本水什么……《水浒》吧？” 没有回音。 “问你！读过没有？” “哦……当然……” “那好，今天给我讲一段。”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要你讲，你就讲。选好听的来一段，我想听。” 他脸上有哭笑不得的神情。犹疑了好半天，大概是感激我们的优待，自己也有点闲得无聊，响亮地清了一下嗓子，终于用缓慢平静的腔调开讲。“你是真要听《水浒》？你连《水浒》也没听过？唉，可怜……”这一夜，他讲了宋江三打祝家庄。我听得出神，两皮旱烟叶很快就烧光了。哨兵也听得眉飞色舞，一不留神，竟给反动军官鼓掌。 接下去几个晚上，他绘声绘色讲了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和大闹五台山，讲了豹子头林冲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雪夜奔梁山等等。好些战士加入了听众队伍，兴致勃勃地听上了瘾，有时还真把他当成了说书先生，有烟分他一撮，有水分他半碗。发现小土房里太热了，有人殷勤地上前给他摇蒲扇。他有时也摆摆架子，比方讲到什么诗文，就说：“这个你们反正不懂，不说了。” 当然，我们没忘记他是俘虏，遇到白天行军，还是一根绳子把他五花大绑。从他嘴里，我们慢慢知道他父亲是个教书匠，受一个大恶霸的欺，打官司倾家荡产，结果是父亲气得吐血伸了腿。他十五岁就闯荡江湖习武从军，后来在和军阀张作霖手下作战勇敢，步步提升，从士兵提到营长，还到德国进了炮兵学院。回国时他遇到北伐战争，投身国民革命军旗下，从广州打到河南，还到过张家口和内蒙古，见识过那种“早穿皮袄午穿纱，晚围火炉吃西瓜”的草原日子。因为这些经历，他见多识广，带兵较为有方，对各种洋炮更是了如指掌。几个参加了红军的俘虏兵还告诉我们：这个赵旅长在军中不嫖不赌，爱护下属，有一次发现军需官贪污，下令把那家伙痛打了一百军棍。 听了这些事，我觉得他与我们也没什么太多的不同，对他的恶感稍有缓解。何况师长向我打过招呼，说这家伙是个炮兵专家，在敌军中又很有影响，不管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考虑，争取他投诚，对红军有好处。 一天，我等他讲完林冲的故事，笑着问他：“赵先生，你看那林冲如何？” “林冲？” “你说他算不算一条好汉？” “好汉，当然。有仁有义，智勇双全，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能数得出几人？” “那你怎么不学学他？” “学林冲？” “是呀。”我拍拍胸，“你看看，我们就是梁山泊，你就是落难的林冲，懂不懂？你反正到哪里都是吃粮，就入了吧！” 旁边的战士们也热情规劝： “对对，入了吧。” “入吧，我们红军官兵一致，日子快活。” “你教我们打炮，我们一定天天请你吃肉喝酒。” …… 他立即恢复了旅长那种不可侵犯的架子。“不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是民国军人，总理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岂能背叛党国不仁不义？其实，我看你们也不大像泼皮刁民，品质都还纯正，为何要落草为匪？我劝你们……” “放屁！”我一把揪住他胸口，“你叫花子坐上席呵？倒来算计我们了？” 他不吭声，大概知道与我争不清楚。 我强迫他：“你入不入？” 他摇头。 “敬酒不吃吃罚酒，就不怕老子动大刑？” “何不快快动手？不成功，便成仁，我赵某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望着他那张白脸和那副眼镜，我真想一拳打出个水陆道场，但总算记起了俘虏政策，还是忍住，没动粗。战士们围着他也没敢打，只是晃拳头，瞪眼睛，吐唾沫，扎扎实实把他骂了一顿。 这一天，书场自然是不欢而散的。第二天晚上，闲得无聊的时候，有些战士又在议论：“不知那林冲上了梁山后，后事如何？”“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恐怕容不下他吧？”……我知道他们还想去听一段。其实我心也是痒痒的，一直为林冲的下场捏了把汗。但我一刀把个树蔸劈成两半：“那个四眼狗——不要去找他！” 三 进入洪家堡的时候，战士们一只只粮袋都见底了。看到两个兄弟已经饿晕，我心急火燎，一拔枪就带着大家去找粮食。 这就发生了所谓抢粮事件。其实，说抢真冤枉。我们在一些寨子里筹粮，都是给了光洋的，只是稍微勉强了一点，动作和语气粗鲁一些。有人踢破了老百姓的门，吓得一位女人当场晕倒——我是后来听说的。我还得强调：只是晕倒，没有死，没伤皮肉。 师长闻讯骑马赶来，脸色铁青，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一下马就命令紧急集合。 全连在集合号声中排成了队列，一看师长那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妙，来者不善，一个个都是屏声敛气的。 师长两手一叉腰：“谁去抢了粮，给我站出来！” 我和手下人都没有动。师长冷笑一声，盯住我的脸，“做了事不敢认账，什么好汉？你这个连长当得不错么。” 我急急地分辩：“报告师长，我们给了钱的，不算抢！” “胡说！明火执仗，破门入室，不由分说，还不是抢？是不是还要杀人放火？” 我委屈地大喊：“揭不开锅了，你要我这个连长怎么当？” “当不了就说当不了。要当，你就给我正正派派地当。我要的是红军连长，不是山大王、土匪头！”他朝其他人看了一眼，又追查另一件事：“谁在天主堂前拉屎？说！” 大家交头接耳。我记起来了，我是拉过一泡屎，在一个破竹棚前面，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觉得它是什么洋庙，更不相信这会冒犯老百姓。 听我解释事情经过，师长更冒火，“你混账不混账？连自己的屁股都管不住，还带得了什么兵？来人！下他的枪！” 战士们本想笑，一见这情形都咬住了舌头，脸色全变了。 不容我分辩，我被推进禁闭室，看样子连长是当不成了，以后能不能混个伙头军还说不定。更气人的是，我与赵汉生居然关在一起，真是人不人鬼不鬼，天道不公呵。我确实是没本事筹粮，但那又怎么样？我不会像三连长、八连长他们那样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诡计多端口若悬河，但老子身上至少有六处伤吧，跟他罗东鞍前马后指东打西没讲过价钱吧，怎么到头来连一泡屎都不值？ 我在牢房里叉着腰不停地叫骂，骂他罗东的娘，骂他翻脸不认人。赵汉生很奇怪，扶扶眼镜上前来问是怎么回事。见我懒得理睬，又缩回墙角不再言语。 大概是三更过后，月亮冒出东山，月光浓浓地漂流在山谷中，照得房门口两块破瓷片发亮。四周很静，只有墙缝里的小蛐蛐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我睡得正香，突然被摇醒了，睁眼一看，迷糊中看见一张长脸，还有眼镜片被月光映出光点。 “兄弟，醒一醒……”赵汉生显得很兴奋。 我翻了个身，不想理他。 “长官，我有话同你说。” “有屁快放。” 他做了个示意轻声的动作，小心选择字句：“你是堂堂红军长官，为了弟兄们吃饭，竟然横遭禁罚，大祸临头，真是好心不得好报呵。” “关你什么事？” “我看着都愤愤不平。你也是七尺汉子一条，难道就这样老老实实逆来顺受？” “老实？我程拐子天不怕地不怕，把我惹急了，阎王老子都不认。怕他个鸟！等老子睡足了再说。” “宁折不弯，好，大丈夫气概！”他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不过，依赵某之见，军法如山，六亲不认，你这次不死也要脱层皮，闹有什么用？” “那又如何？” “俗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山不转水转，退一步海阔天高。” “你什么意思？” “只要你同意，我们今晚就可以……” 他更加兴奋，比比画画解释起来：“两个人合作，事情就好办。这墙我看过了，是土砖墙，尿湿一下，就可以用指头挖穿。你知道哨位，知道口令，熟悉附近的地形和情况，眼睛又比我好。引个路，怎么样？至于我们出去以后，有上下两策：其下，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各奔前程；其上，你可屈随我赵某。汉生不才，但素来重情重义，决不会亏待你。” 我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把头凑得更近：“你仔细想想吧……” 我一耳光把他打得飞了出去，在墙角里稀里哗啦，大概眼镜也不知去了哪里。“狗杂种，冤枉主意打到你爷爷头上来了？我能往哪里去？能往哪里去？我程拐子一家八口被还乡团杀了七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连讨饭都没个碗，要死也没个坟，我不跟着红军，还有什么活路？” 我不记得还骂了些什么，只记得我扑过去骑在他背上，两只拳头擂鼓一般，把他一顿痛打猛捶，一边打还一边骂：“我看你跑，看你跑，看你不老实……”直打得满屋的稻草须乱飞，打得哨兵慌慌地跑来拉动枪栓。三班长老吴的头探进来。 我跳起来喝道：“这家伙想跑，去，拿绳子来！” 老吴还是习惯把我当连长，大声答：“是！” 一根棕索很快拿来了，把垂头丧气的赵汉生捆成个粽子样。一切平静后，我睡意全无，索性一屁股坐在一边，吸着老吴拿给我的旱烟，盯着他直出粗气。他缩在对面墙角里，也呼哧呼哧出粗气。窗外有一块月光投进来。我恨恨地冲他哼一声，他也恨恨地朝我哼一声，那样子就是两只斗鸡。 不知什么时候，耳边有了鸡叫声，天已粉粉亮。我准备外出检查早操，一摸枪，发现胯边空荡荡，才记起自己的处境。没办法，我叹了口气，挠耳挠腮，只能盘起腿来发呆，听着远处出操战士的口令声和唱歌声，更是心里猫抓似的。我终于冲着赵汉生发话：“来，讲一段，那个宋江最后到底是如何落草的？” 他没有说话。 “你他娘的装什么蒜？我昨晚又没打伤你。你嘴都不能张了？” 他还是不说话，两眼死死地盯着地，像要用目光在那里挖个洞。 四 师长来了。看来这一段的筹粮和招兵把他累得很惨，他须发并茂，声音嘶哑，眼里布满血丝，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已是个老大爷。 他提着一个装象棋的布袋，来到小土屋的门口，让哨兵开了门。“赵先生这些天委屈了，我们吃糠菜，没法给你白米饭。等条件好了，我请你下馆子。” 赵汉生受宠若惊：“不敢不敢。” “今天想不想走盘棋？” “你怎么知道我会下棋？” “你公文包里不是有棋么？……”师长与赵汉生说到棋，说到什么棋谱，说到什么侯先生，似乎是双方都熟悉的人，越说气氛越轻松了。 看着他们兴冲冲地在地坪里靠石磨盘坐下，叭叭叭摆开棋局，我十分不快，忍不住插进去嘟哝：“师长……” 师长懒得看我，“听说你还要闹。闹吧，闹吧，我耳朵正闲着。” 我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师长，我哪敢同你闹？我都想通了，我是不该去抢粮，不该乱拉屎。这些都怪我野性子没改。师长，你大人大量，行行好。” “真是这样想的？” “菩萨面前不烧假香。我晓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命根子，老百姓是我们天和地……”我把师长平时教我们的那一套搬出来，有三没四地说了一通，反正是要哄他高兴。“这些都是你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是真经，都在我心头刻了字。” “看不出呀，一张嘴巴还变乖巧了。” “不是乖巧，是心服口服。师长，我以前嫌这些条条多，记不住，但我现在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下辈子也忘不了。” 赵汉生笑着看了我一眼，“你们这位兄弟虽是个粗人，对贵军倒是忠心耿耿。可见鲁先生治军有方呵。” 师长冲着他一笑，“他昨天痛打你一顿，你不生气？” “义士各为其主么，不打倒是不义了。就凭他这一顿拳脚，要是在我的手下，我不但不会罚他，还会给他记功。” “你这是为他说情？” “身为俘虏，哪有资格说情？说说而已，说说而已。” “好，”师长显得高兴了，盯了我一眼，“看来你们不打不相识。今天呢，我给赵先生一个面子，放你一马，处罚暂免，责令你戴罪立功，怎么样？”见我眉开眼笑跳了起来，又大声喝住：“臭麻子，你把人家的眼镜打坏了，不去想个办法？” 没想到师长还记着这件小事。这一天，我夹紧尾巴做人，去一些老百姓家登门道歉，帮他们又是挑水又是砍柴，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回头靠镇上一位教书先生相助，给赵汉生找来一副新眼镜，大体上适合他的近视眼。我去送眼镜的时候，见师长与他杀得兴起，不过话题似乎与象棋没什么关系。 师长说：“你们口口声声奉行三民主义，口口声声要剿匪安民，事实不是很清楚吗？谁在安民？谁在祸民？” 赵汉生脸色微红地分辩：“国军中确有害群之马。鄙人对有些地方政府的腐朽无能和风纪败坏，也一直痛心疾首。” 师长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军人应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不然就是军阀，就是盲人瞎马。中国的志士仁人从来都胸怀天下，仁义之师从来都是顺从民意除奸革弊。你自命为总理信徒，岂能不明辨是非服从真理？” 赵汉生这一回没有言语。 师长一个卧槽马和沉底炮，赢了最后一盘，三战两胜，然后休战。临走前，他叫来警卫员，取来一包卤水豆干和两块肥皂给赵汉生，看来是事先准备的。我看得出，赵汉生在接下这些物品的时候，眼里隐隐透出慌乱和感动。 从这一天起，大概是他与师长有了棋友交情，大概他还想表示一下对红军优待俘虏的感谢，他就成了我们的炮兵教官。用他的话来说，军人以武会友，英雄相惜，是不怕对手武艺高强的。我们都叫他“赵教官”，不再叫“四眼狗”、“眼镜鬼”、“狗旅长”。但他有些口白习惯改不了，一说到红军还是“共匪”，一说到老蒋还是“总统”，常常引来我们的争辩和叫骂。训练不得不中断，于是吵一架，学一阵，再吵一架，再学一阵。他在教学时也过于严厉，见谁偷工减料或心猿意马，不是皮鞋踢就是柳条抽，有时甚至一个拳头捶过来，打在哪里是哪里。战士们哪受得了这一套？什么水平、公尺、夹角、抛物线，本就啰嗦得大家舌头打结，心里发毛，看着他一身黄呢子将官服更觉戳眼，有时火气一冒，几句话不上板，一个枪口就顶住他的胸膛。 “闹什么闹？”我对战士们大声呵斥，“尊师之礼都没有了？有本事就学出个神炮手，将来一炮端掉他的指挥所，那才算本事！” “连长，他娘的打人！” “你这笨手笨脚的样子，比大肚婆还不如。我看该打！” “他一个国民党凶什么凶？” “他现在是教官！” “教官又怎么的？” “没听说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打了几下算什么？” 战士们看我一眼，翻翻白眼，忍气吞声地散了，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继续舌头打结，咕叨着什么夹角和抛物线。 五 队伍来到了石家峒。这里是个石山沟，有几个土家族和汉族杂居的破寨子。政府军想困死红军，大搞无人区，把这里的井填了，把粮食和牛羊抢走了，还烧了好多房子。加上秋旱，四面望去，莫说是庄稼，就是草木也稀稀拉拉，真是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 刚到这里时，我们看见一些废墟在冒烟，一些孤儿寡妇披麻戴孝在新坟前面捶胸顿足哭天喊地。他们并不了解红军，一见这么多枪兵来了，眼里就透出恐惧，纷纷四处逃散，躲进一些残存的房子，吱吱呀呀关紧了门。我们去敲门借门板、借稻草、借水桶以及打听水源，宣传解释了好半天，但口水讲干了也不顶用，战士们都无功而返。 睡在露天里怕下雨。但现在我们倒是求雨而不得，因为最大的困难不是没地方躲雨，而是没水喝。井被填了，塘里也干了，我们找到五六里路外一个小石洞，才在洞里找到一片青苔，一股清凉的细流。滴滴答答接上半天，接满一桶水，可以让大家稍微打湿一下喉咙，免得那里干得冒烟。 这一天，队伍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避开敌人的锋芒。中午时分，炮弹嗖嗖嗖地从头顶飞过，零零落落砸在山上。敌人在山下不敢轻易上山，就胡乱放炮壮胆。战士们对德国山炮有些熟悉了，也知道夹角和抛物线了，不但不再乱叫乱跑，还嘻嘻哈哈取笑赵教官：“喂，老师，这也是你训练出来的兵？不怎么样呵。要给老百姓耕地？”或者说：“看见我们要吃饭了就放礼炮，也太客气了。”赵汉生也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横眼看着山下，骂骂咧咧的。最后看到一发炮弹落到后山去闷响了一声，忍不住跳出掩体冲着山下大骂：“混蛋！五十八师的，饭桶呵？拉屎也不能这样拉吧——” 要不是有人冲上去把他拉下来，说不定他就成为冷枪目标了。 回到掩体里，他把白手套脱下来狠狠一摔，还在怒气冲冲地喊话：“秦矮子你白吃饭呵？带的什么兵？把我的脸都丢尽啦……” 他是说敌五十八师的师长，他的一个军校同学。 我们的笑声戛然而止。原来又有几颗炮弹砸来，在附近几栋老百姓的吊脚楼后爆炸，噼噼啪啪地引起了大火。秋旱季节，木墙板像油浸过似的，一点就着，一烧就旺，加上风一鼓，很快就成了一片火海。孩子的哭声和大人们惊慌的求救声刺心地传出，整个山寨刹那间变成了地狱，烟子呛得大家又咳又流泪。 战士们奉命去救火。一部分去断火路，保住牛舍和其他吊脚楼。另一部分进入火场救人。有的脱下衣服扑打，有的用树枝扑打，但不论是用什么，由于火温太高，这些东西很快也燃成了火团，以火扑火，不起什么作用。烧塌了的梁木一根根垮下来，封住了门道。但火那边还有老人或孩子的叫声，情况十分危急。 我大声喊：“要水，要水！听到没有？” 不知是谁回答我：“报告连长，井都填完啦！” “炊事班有水！” 炊事班那里确实有水，但那几桶水是战士们从几里路之外背来的，是一滴滴从岩石下接来的，是冒着敌方的枪炮拿一条命换来的。几个战士冲到那里，突然想到什么，谁都不敢下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脸都白了。我后来见那里老是没动静，赶到那里一看，看到的就是这种面面相觑。 “为什么不动手？”我气冲冲地问。 “连长，就这一点点水了。” “救人要紧！” “我们自己喝什么？” “再去背！” “敌人已经把山道封锁了。” “那就喝尿！喝血！” 一定是我的震怒惊天动地，把他们的犹豫一扫而光。他们醒过来似的，重新有了动作。有的把树枝或衣服在水里打湿，有的用水把被子或蓑衣淋湿，在自己的头发上拍点水，然后嗷嗷大叫着再入火场。有一锅水已经烧热，煮着一些菜叶，因此有的人冲向火场时，头上或肩上还粘着零星菜叶——赵汉生从我面前闪过的时候，正是这番模样。 扑灭明火已是黄昏时分。我们身疲力乏，口渴难耐，喉腔里冒火，但只能从土里刨出些草根什么的，塞到嘴里嚼巴嚼巴。幸好老百姓看着我们脸上的烟灰，闻到我们衣上的焦煳味，不忍心地眼泪哗哗，纷纷从家里搬出瓦罐或木桶，倒出了他们各自深藏的存水，让我们好歹喝上两口，不至于真去喝尿。他们还拿出鸡蛋、腌菜、玉米棒什么的，往战士们的手里塞。有一个女人，见到每一个战士都倒地下拜。 敌人的炮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四周静得出奇。突然，有一个战士来报告，说赵汉生刚才趁混乱逃跑，幸好被哨兵发现，给抓了回来。 我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被五花大绑在一棵大树下，嘴边有血迹，身上和头发上全是尘土，国军领章也被扒掉了一只。 “选了个好时机呵？”我冲着他冷笑。 他横了我一眼，吐出一口带血的泡沫。 “你还客气，没打算把大炮也带着跑？” 他狠狠地又啐了一口。 “你硬要走，就好好地走么。等你把徒弟都带出来了，我去同师长说个情，好酒好肉给你送行。大家好聚好散，将来战场上再交手，也有个面子礼数不是？” “我没有跑！”他大吼一声。 “那就怪了，他们抓的是你的影子，还是你的魂？” “你不要来问我。” “这事也用不着问。” 他冷笑一声，“好一个仁义之师，我看不过是乌合之众，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我赵汉生瞎了眼啦……” 我听出来这话中有话。看着他被士兵们押走，脑子里还总是冒出他这几句，还有他参加救火时大步往前冲的身影……这些事情连不起来，看来还别有文章。 晚上，我想了想，来到他的拘押地，打算找他问个究竟。开始他气不打一处来，并不愿意说。见我态度诚恳，给他倒茶水，给他卷旱烟，才忍不住吐露出三言两语。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他救火以后去树林里方便，发现那里有两个战士用枪顶住一个本村女人，从对方身上搜出两个金手镯，往自己的衣袋里塞。他当时十分震惊，说你们也是红军，怎么能这样？这就惹恼了行劫者。他们朝赵汉生啐了一口：“妈妈的，你这家伙也来管闲事？”见赵汉生不服，态度就更凶狠了：“你一个国民党军阀，发了好多财，双手尽是血，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妈妈的还有资格来训老子！”说完抓住他好一顿拳打脚踢。更要命的是，他们的打骂声引来更多人，但红军都相信自己弟兄的话，不相信他的话，一听他要逃跑下山，真把他当逃犯捆绑，免不了还在他身上练了一番拳脚。 没等赵汉生说完，我脑子已经大了：“你胡说！” 他全身一震。 “你他娘的造谣，抹黑我的弟兄？” “这是事实！”他脸色变得灰白。 “是事实也不能胡说。你屁股上有屎，手上有革命者的血，弟兄们骂你几句又怎么样？打你几下又怎么样？他们不相信你这个国民党军官的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说真话，从来都没干好事。他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凭什么？你们自己挖井自己跳，自己挖坟自己钻，到头来有什么好冤的？” 我来回踱了两步，一把拖住他就走。 “到哪里去？” “去！给我认出那两个混蛋！” 六 事情还真像赵汉生说的那样。特务连的两个贵州兵确实是趁火打劫，这有藏在他们被子里的金镯子为证。我从他们那里还找出了烟土和光洋。据事后调查和当事人供述，他们以前抽鸦片太多，毒瘾一上来就猴急猴急，没烟土钱不行。更可恶的是，其中一个姓熊的家伙鸡巴太骚，不久前还强奸一位女子，逼得对方寻了短，实属民愤极大罪不可赦。他捞钱也是为封住女方家人的嘴。 姓熊的倒是打仗的能手，人虽瘦小，但比猴子还灵活，每次端掉敌人火力点都是无坚不摧，还曾经一个人接连砍翻九个白军，把刀片子都砍卷了刃。我在沙寨能捡回一条命，也搭伴这小子手脚快，把一个我身边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来扔远了。 念及这些战功，在公开宣判的军民大会上，我解下他手上的绳子，拍拍他的肩膀，敬了他一大碗谷酒。“兄弟，对不起了。” “连长，是我没脸，对不起你，对不起弟兄们。” “今天我得送你上路。” “我不是个东西，让三连、八连、五连、六连都看我们特务连的笑话了。” “你不要怨大哥心狠。” 他一饮而尽，笑了笑，“罪有应得，罪有应得，你不欠我的。” “我们给你父母捎去了十块光洋。你还有什么后事？还有什么话要说？” “没什么要说，只想道一声谢。连长，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来世再报，再来为兄弟们来扛炸药，炸碉堡，打前锋。” “我程麻子要是命大，十八年后一定等你。” “你们一定要等着我，千万要等着我。不管你们到了哪里，我会来找的……” 战士行列里已有了抽泣声，有的还抢上前来，给姓熊的叭叭叭叩头。赵汉生慌慌地赶来，抓住我的手说：“请容我……说一句。这位兄弟罪不至死吧？他贪财好色，有种种不是，但大家都说他作战勇猛，何不让他戴罪立功？你们不会是因为我……” 姓熊的打断他：“不要说了。赵先生，砍掉脑袋碗大个疤，算什么呢？我这个人性子邪，早晚有这么一天，能活到今天已是大福。” 赵汉生眼镜片后有了泪花：“兄弟，我不知道贵军的规矩。早知如此，早知如此，我也不会……” “杀一儆百，有什么稀奇呵？金字招牌的特务连，特务连！你还以为这里是你们白军？”姓熊的说完哈哈大笑，朝赵汉生挤挤眼睛，肩膀撞了一下，算是道歉与和解，然后不待我发令，大吼了三声嗨嗨嗨，朝法场大步而去。我远远地还听他丢来一句：“弟兄们，后会有期呵——” “壮士也，壮士也……”赵汉生看着他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 一声沉闷的枪声远远传来。 场上寂静一片，大家心里都割了一刀，有些不好受。几个受害的老百姓终于呜呜哭起来，哭声似乎是感激，也杂有别的什么情感。本来应该喊一阵口号的，但大家没有喊。本来要请受害者家属上台讲话的，但他们也没有讲。我只是抹了把眼泪，代表连部再次强调了人民军队铁的纪律，希望战士们以熊某为教训，不可居功自傲，不可胆大妄为，一定要当好人民的子弟兵，不管到了哪里都要做到秋毫无犯。最后，我补充了几句：“……前几天我们救了一场火，总结时表扬了一些同志。现在我还要表扬一个，就是当时漏掉了的赵先生。他是个俘虏，是个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叫他去救火，他主动参加了。我们说他借机逃跑，是冤枉了他。我们有些人还打骂他，那更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做坏事，只做了好事。他路见不平，主持公道，维护我们红军的群众纪律，不许那两个家伙趁火打劫搜刮民财，有什么不对？他虽然不是我们红军，但在这件事上应该立功受奖，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家热烈鼓起掌来。有人还在队伍里喊：“赵教官，对不起啦！”“赵教官，你也打我两下吧！”“赵先生，你不要同我们一般见识……” 我又说：“师长说过，我们要讲公道，哪个做了件好事，都不忘记。赵汉生原来做了一些坏事，今天做了件好事，我们都记上账，红账黑账分个清楚。希望他往后多做好事，红账上多记点，就是说，重新做个好人！” 场上又响起一阵掌声，如同一阵急风暴雨，所有热情的目光一齐投向赵汉生。当我代表战士们向他鞠躬致歉时，他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 他朝我行了个军礼。 七 后来，赵汉生教出来的炮兵，在我军打击曹祖荫部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生活习惯还是老样子，早上打拳，操步伐，背诗词，晚上则给我们讲书。师长常和他一起棋场酣战，做诗唱和，海阔天空地闲聊。不久，他准备回去找熟人朋友招集旧部，拉一支队伍来参加红军，临走时师长还送给他一首诗。诗的前几句好像是这样的：“云低雾暗笑时艰，薄酒送君赴沙场。翘首心清呈北斗，欲铸长矢射天狼。” 我不一定记得准。赵汉生也回赠了几句，记得头两句是：“逢君恨已晚，握别泪沾衫。”后面几十句我已记不清楚了。 他走后不久，中央一个党代表就来到了师里。这个人在苏联留过学，穿着黑皮夹克，抽着歪把子烟斗，动不动就是说一些洋名词，还教我们唱什么《马赛曲》。不知为什么，他一直对师长不满，后来借口师长“私放敌军将官”、“右倾”、“通敌”、“对抗中央”，把师长抓进了保卫局，在大转移时还把师长杀害，投尸长江。当时我们很多人也关进了保卫局，没法搭救老师长。 师长他死得好冤啦！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他死里逃生。老蒋悬赏五万光洋，也没有拿到他的人头。没想他最后死在自己人手里。 第二年，赵汉生派人送信来，说他串通了两个团准备起事，请红军前去配合支援。但这时师长不在了，那位中央代表又以“中间势力最危险”为借口，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为策略，拒绝派兵前往。 直到红军在万家坪一仗，歼灭曹祖荫一个旅，吃掉黔军三个团，打破了国军的进剿计划，曾去协助赵汉生工作的老吴经过几个月的流落才找到了我们。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眼里旋着泪花，谈起了赵汉生的故事。 经过是这样的：就在这个万家坪，赵汉生领着一个起义团与八倍之敌拼死战斗，坚持了七个白天黑夜。最后弹尽粮绝，除了少数突围出去之外，大部分都牺牲了。赵汉生身中四弹，腿也被打断了，但还亲自守着迫击炮向敌人射击。敌人抓住他的时候，他已昏倒在炮座旁，腿上血肉模糊，整个一条裤子都已染红。 敌人的军事法庭在万家坪审判他。审判长卢迅是赵汉生的老同学，当时脸色有些沉重，亲手替赵汉生松绑，扶着他下马车。赵汉生呢，失血过多，脸色惨白，但非常安详平静。他搀着拐杖，拖着一条僵硬的假腿，来到一个高冈上，看看四周在微风中摇曳的野花，嘴角浮出了微笑。他回头说：“这里风景太美了，就在这里开枪吧。” 卢迅一抬手：“不，不要这样说。你的罪行其实要大可大，要小可小。上峰一直器重老兄的才华和战功，只要你悔过自新，事情还可以……” 赵汉生说：“兄弟，我领了你的情。不要说废话了，开枪吧。” 卢迅说：“汉生兄，还有最后一刻，你不要逼我。你一不是共产党员，二又没正式参加红军，即使附逆作乱，据我所知也有权奸相逼的隐情，你何必要赌这一口气？” 赵汉生轻轻叹了口气，扶扶眼镜片，拍拍身上的灰，一跛一跛走向更高处。他仰望长天，脸上露出一丝淡笑，口里喃喃背诵着文天祥《正气歌》里的诗句：“……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这是他最后一次背诗。 审判长看了好几次手表，最后只得闭上眼睛，举起了白手套。 那一天，审判长向他的尸体三鞠躬，以尽学友之谊。在他的默许下，一些国军中赵汉生的学生也朝天鸣枪志哀。 在老吴介绍了这一切后，我们也去那座高高的山冈上，找到赵汉生的坟墓，在坟顶上安放一顶红五星军帽，还在坟前摆满了各色灿烂的鲜花。 事情就是这样。 1978年5月 吴四老倌 吴四老倌 注释标题 此篇最初发表于1980年《湘江文艺》，后收入小说集《月兰》。 吴冲有个吴四老倌，本名吴本义，除了有时腰子痛，身体还算好，吃饭搬大碗，下雪天不着棉袄，捏根牛鞭无论犁耙都是好角色。他眼不花，耳不聋，要是天边有架飞机飘过去，声音像蚊子叫他也听得见。 那一年，公社实现广播化，他屋前的大树上也装了个喇叭。人们看见他每天吃了晚饭，就端个黄铜闪亮的水烟管，拖一把竹椅子，坐在那喇叭对面，同喇叭说话。 喇叭里说：“……大干促大变，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他忽哧一下吹出烟筒里的烟灰：“讲得不错，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 “要大干就要堵死资本主义的路！现在有的队还是工分挂帅的阴魂不散，要搞什么包工定额……”他觉得这一句不大顺耳，眨了眨眼：“不包工如何办？又搞政治评工？大家都坐大船，不养懒了人？” “还有的生产队还是自由化种植。公社里要求插三四寸、三五寸，他们硬要插三六寸、四八寸……”这几句更不顺耳了。他用点火的纸枚子指着喇叭：“你晓得么事？插密插稀那要看田，看水，看时候。晒垫大块地方，住上十几口人，那如何舒服？还不个个都长得像丙伢子？”丙伢子是隔壁一个很瘦弱的娃。 “有的人留恋小自由，屁股上长着又粗又大的资本主义尾巴……”喇叭里越说越来劲，说得他黑了一张脸：“还要割尾巴呵？什么时候割脑壳？割得你外公连烟都没有烧了！你晓得不？” …… 正在这时候，几个收工较晚的后生从他门前走过。一个年轻妹子笑道：“四爹，你讲这些不是空场合？公社里又听不见！” “那你们开大会批判林彪做么事？林彪未必又听得见？”他振振有词。 “我们不能同你比。你是革命老前辈，给红军撑过船，给游击队送过信，给农会敲过锣的。你现在也只能三百里外骂知县呵？” 这次轮到他无话可说了。更让人恼火的是，在喇叭里胡说八道的不是张三，不是李四，居然是他的一个外孙女，那个新上任的广播员荷花。荷花一口屁话不着四六，当外公的不也跟着失了面子？一颗脑袋还能往裤裆里藏？想到这里，他收起水烟筒，洗了脚，换上一双新布鞋，背着手闷闷地翻过屋后的猫公岭，往女儿家里去。他得提醒女儿，要她管教管教自己的崽女。正巧，这天荷花回家了。外公一见她就劈头盖脑地开骂：“你明天给老子回来，翻粪凼！泼油菜！莫到喇叭里去鬼喊鬼叫！” 外孙女莫名其妙：“我犯什么错误了？” “你还装蒜？以为外公耳聋是不是？天天就是你在喇叭里叫，什么政治评工，什么割尾巴，喊得七冲八坳都听见了。你黄瓜才起蒂，豆角才抽藤，晓得什么？外公今年六十几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州三十六县都到过，搞农业还没有你清楚？……” 外孙女眼里含泪，“外公你说些什么呀！那都是区里吴党委的报告，我只是念一念。” “吴伟昌？就是那个办点干部？” 外孙女从书包里拿出一沓纸，“你看嘛，都是这上面的话。” 吴四老倌从来不喜欢看横行子的书，而且认得的字也不多，便眼睛一闭：“我不看，你读！” 外孙女读了两段，果然都是喇叭里讲的那些。老人听后狠狠地烧了两筒烟，“这吴伟昌是哪个吴家祠堂的？如何以前没听人说过？我看呵，他肯定不是做田出身的，不是什么好货。听他的话，不拐场我就不姓吴！”说完不顾女儿和外孙女的挽留，叹了口气，闷闷地踏着月光回家去了。 从这一天起，吴四老倌门前那个喇叭，不知为什么就不响了。大队宣传委员吴忠阳来检查广播，首先发现了这一事故。他是吴四老倌的一个侄子，长得白白净净，讲话柔声细气，还掌握了很多形容词和时事新闻，是个刚提拔的年轻人。他到吴四老倌屋后转了一圈，回头问：“四爹，你老人家屋后那一截广播线到哪里去了？” 四爹正在门前犁田，赶着牛头也不抬：“风吹跑了吧？” “风吹得跑？”侄子虽然怀疑，但也没想得更多，只以为是哪个调皮伢子偷铁丝做弹弓去了，便找来一根新铁丝，把广播线重新接上。不料他几天后再来检查，发现广播还是不响，刚接上去的铁丝又不见了。他再去问吴四老倌。这次老人正在菜地上泼粪，还是头也没抬地说：“怕是被黄野狗叼走了吧？” “黄野狗？”吴忠阳望了望吴四老倌的粪桶，赔着笑脸道，“嘿嘿，你老人家莫逗我，你用它做了尿桶箍嘛。那铁丝我认得……”说着指了指粪桶箍。 吴四老倌瞒不过去，一瓢粪泼过来，差点泼在侄子的脚上，“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就是不喜欢广播。没把喇叭盒子拆下来换纸烟，算是给你面子。” “四爹，这可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同意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呸！毛主席大仁大义，文武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八年抗战，十年内战，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他要是听了你们那些话，不治你们的欺君之罪，你就来问我吴四老倌！” 一通没头没脑的话，把宣传委员训得晕头转向。但吴四老倌还不罢休，又讲出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机密：“告诉你，林彪在毛主席面前玩了一百零八个诡计，也被毛主席看穿了。你们也要老老实实当差，莫捣鬼！坳背冲的人讲，毛主席下半年要坐飞机来看禾，到时候哪个队的禾不好，你们捣乱的都要拿绳子来捆。阳伢子你放明白点！” 吴忠阳吓得转背就溜了。 过了不久，吴四老倌这些话传到上面去了，传到了吴伟昌的耳里。吴伟昌大为震怒，把呢子帽往头上一戴，笔记本和手电筒往衣袋里一塞，骑着脚踏车就下到了吴冲。当晚，他宣布召开群众大会展开大批判，催人到会的哨子吹得嘟嘟响，闹得鸡婆鸭崽都不得安宁。只有一些小娃崽来劲，以为又有什么热闹戏看，大的背细的，细的扯大的，像一群湖鸭子往政治学习室里钻。他们研究着吴伟昌的手表和皮鞋，争论着这个陌生人到底是像戏台上的座山雕，还是像坳背冲的王屠夫。 等了好一阵，人群中还不见四老倌影子。吴伟昌很不满意地敲着桌子，要吴忠阳再去找。可怜吴忠阳最怕蛇，最怕鬼，因此最怕走夜路。眼下不光在四爹家里找了好几轮，还提心吊胆到岭上转，很快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容易，他在养牛的金海爹那里找到了四爹，发现他正在那里喝茶。他身后的那一片水田映着月光，明晃晃的，呱呱蛤蟆声此起彼伏。 “四爹，你让我好找。开大会了，您怎么不去？” “我的鸡婆没看见了，要寻鸡婆。” “吴党委亲自主持会，点名要您去。你到哪里反正都是坐。”侄子好言相劝，“到那里，您愿听就听，不愿听就装耳聋……” “我要寻鸡婆！”四爹吼起来了。 吴忠阳只好头一缩，回去了。他在吴党委面前扯了个谎，说四爹到女儿家去了，不在家，没法找。吴伟昌也没法，只好来了一场缺席批判，从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讲到孔老二小时候做过贼，又讲到大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最后要求全队社员来个“一学二批三看四竞赛五评比”的运动。一些四六句子脱口而出，颇让一些社员们啧啧佩服。他们说吴党委不愧是当老师出身的，不要稿子，一讲两个钟头不重复，真是出口成章，有才学！ 这次会以后，吴伟昌还是没听到什么好消息，听说吴冲那个老鬼还是经常指桑骂槐讲怪话，有点聋子不怕雷的劲头。四老倌说：“对门山上的禾鸡婆只晓得一张嘴巴叫叫喊喊，不做正经事。”还说：“这几天没看见黄鼠狼来偷鸡了，怕是也到哪里开会作报告去了。”还说：“搞什么科学种田？最好是科学种空气。要科学家发明一种办法，让大家吃两口空气就肚子饱了，就不用我们种田了。那才是共产主义！”……这些话逗人笑，听上去倒也没有什么，但又好像有些什么，让吴伟昌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最气人的还在后头。那天春插算是完成了，绿绿的秧苗盖满一垄，色彩深浅相叠。随着一串笑声炸开，累得刚伸腰的姑娘们爬上田坎，青春身段从防雨的塑料薄膜中透出来，好似都披了一件件飘逸轻纱。正在这时，惊天动地一声吼，吓得这群喜鹊子都哑了喉。吴党委出现在田边，手拿一杆尺子，声色俱厉地开骂：“怎么？这几丘田还是插的四六寸？好哇！阳奉阴违，对抗密植，这还了得！返工！返工！统统返工！”那目光是足够威严的了。 哑喉的喜鹊子吓得贴墙溜，往屋场里躲。 “快牵蒲滚来，把这几丘田都蒲掉！”吴伟昌又喊了几声，但四周没人回应。远处只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大概是与他一起来检查春种的吧，正在大树下笑谈，用斗笠扇着风。吴伟昌大概想在同僚面前露一手。“喂，你们都到屋里去歇一下，喝杯茶，我亲自把这丘田蒲了就来！”说完从路边牵来一头牛，架上田角里一张蒲滚，挽起袖子，一声吆喝，真的把一丘已经插秧的田蒲碾起来，只是动作不大熟练。 此事惊动了社员们。很多人闻讯赶来，不敢上前阻拦，只是远远地叹气和摇头。只有吴四老倌冒失，气呼呼地冲上前去，大踏步跳进水田，激起泥水飞溅。“我说你这位同志，休得无礼！”他一把抓住牛绳，“怎么跑到我们队来破坏秧苗？” “这事要先问问你们自己！” “你把道理讲清楚好不？讲清楚了，要蒲就蒲，要犁就犁，我们自己动手，不用麻烦你，还要请你吃杯姜盐茶。讲不清楚，那就对不住，请你走你的路。”四老倌朝对方打了个拱手。 “讲理？”吴伟昌沉下脸来，“你参加过学习没有？一亩田要保证三百万蔸基本苗，你自己数数，这里有好多蔸？” “挤得那样密，手脚都不好放，不通风，不透气，发的禾蔸只有铜钱眼大，到头来收一田草，这事去年已经有样。喂，同志你做过调查没有？已经插下田了，现在又缺秧，你要我们如何返工？未必插稻草？” “你还道理一担？没有秧就把田空起来！荒了！不让你们心痛，你们不晓得厉害！” “我说了要你放手！” “嗬，好大的口气？你是县长还是专员？居然对我发号施令？”吴伟昌使劲一甩，甩开四老倌，朝牛背上又是一鞭，哗哗哗，铁蒲滚又把几排秧苗碾入泥水中…… 说心痛，吴四老倌真的心痛了。他气呼呼地大吼一声：“细满伢子，跟老子把这个破坏青苗的坏家伙抓到公社去！”说完一跺脚，把袖子一捋，追了上去。那叫细满的后生没读过多少书，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蛮角色，早憋了一肚子气，两步就抢过来，赶到吴伟昌面前，把他一把拖下蒲滚，揪掉了一粒扣子。“黑皮，快去找根绳子来，把他绑了再说！” “我，我……”吴伟昌做梦也没有想到碰上了这些硬三铳，脸上哭不像哭，笑不像笑，“我是吴伟昌，区上的党委，你们不认得？” “你还冒充吴党委？那更要抓！” “我真是，我有证件……” 四老倌掏出他衣袋里的红本本，看也没看，“哪里偷来的，说！” 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一推一拉，真的把吴伟昌扭着，拉上了田，要往公社里送。正在这时，吴忠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哭笑不得地快跑过来：“四爹四爹，他真的是吴伟昌，办点的老吴呀！” “老吴？”四老倌眨眨眼，打量了吴伟昌一眼，摇摇头，“不对不对！吴伟昌是共产党员，哪里会做破坏青苗的事？人民政府有条文规定，那是犯法的呀！我活了六十多岁，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未必这一点还不晓得？这个家伙肯定是冒充的，走走走，到公社去，到那里赶中饭。” “他真的是呀！”侄子急得差点要哭了。 这时，喝茶休息的干部们被吵闹声吸引，走出屋场来了。他们见吴伟昌的狼狈样，有些哭笑不得；见群众越围越多，知道众怒难犯，便有人上前来打圆场，意思是这个队违反密植命令是不对的，但既然已经插了，就算了，下不为例，不一定硬要返工重来。如此等等。吴伟昌见自己没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只好自认倒霉，整整衣领，强打精神充硬汉：“我晓得就是吴四老倌存心捣乱。今天的事不能完，也完不了，你明天来公社里作检讨！还有你们的队长！不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白吃干饭的！” 说完，夺路就溜。几个小把戏跟着他拍掌笑闹，看他满身泥水，看他一双赤脚在路上一瘸一瘸。他们已经研究出，吴伟昌不像座山雕而更像王屠夫了。 第二天，吴四老倌没有去公社。第三天，第四天……情况还是如此。这事真苦了他侄子，只能对四爹赔笑脸，讲软话：“……四爹，你就到公社去一遭吧，山不转水转，你这一回就让让他算了。” 四老倌正在堂屋里独自品酒，眼皮也没抬。“今天就是高宗皇帝十二道金牌，也莫想把我召去。我三十晚上的砧板——不得空！” “领导总归是领导，哪朝哪代没有个领导呢？你一只蚂蚁还想顶翻磨子？” “老倌子要清静，你少啰嗦。” “他说了，就派民兵小分队来，抬着猪笼子来。四爹，四爹，四爹……” 四老倌心里运神：真要是这样，闹起来不好看，也吃不消。再说我堂堂吴本义快活到七十了，做了五十多年田，当了十三年队长，九州三十六县都闯过，还怕他吴伟昌？这样一想，就说：“使牛使累哒，脚杆子痛，没得劲。你要他派个车来。” “你还想坐飞机呵？” “那如何办？你……背我去？” 老人看着侄儿那胆小怕事的样子，一肚子火气正想找个地方出。侄儿明知道对方是有意磨人，但也没办法，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咬一咬牙，今天当一回牛马。可怜从吴冲到公社有七里来路，吴忠阳一想就两眼黑。他刚出学校门不久，当了干部后经常捏着笔杆子跑统计，搞批判，读报纸，在业余剧团里演戏，参加劳动实在很少，眼下背着一个大活人翻山又爬岭，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不一会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面如纸白。四爹在他背上又好气又好笑，就是不愿下来。 好容易骑着吴忠阳到了公社。吴伟昌立刻如临大敌，放下一场扑克牌没打，一个全社电话会没开，把袖子挽了又挽，把公社所有在家干部都喊来会议室助战。那架势，像把一个瘦老头子一口吞得下。 “你说！你为什么反对密植？为什么反对科学种田？”吴伟昌把桌子捶得咚咚响。 “你把广播线都扯掉了，这是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好大的胆呵？” “你还在群众中说，什么‘如今没有一个人的武艺比得上豹子头林冲’，什么‘申公豹的脑壳有七十二个，砍了一个还有一个’，这是宣传封建迷信，猖狂反对唯物主义，你怕我不知道？” “你这个老家伙专搞破坏，是个定时炸弹，将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先要把你抓起来枪毙！” ……不管吴伟昌带着干部们如何叫喊，四老倌横直不发声，只是闭着眼睛，扯自己的胡桩，来一个“哼哼”主义。这些哼哼有多种含义：有的表示反对，有的表示好笑，有的表示不相信，搞得吴伟昌没奈何，如同老鼠咬竹扫把，不知如何下口。至于那些助战人员，则有点三心二意：农技员是同情四老倌的；宣传委员着急上面要推销几千册革命图书，生产队却拿不出钱；财粮员想着月底要结账，好多欠款还没追回；青年干事则在想着找电话员谈爱的事，眼睛老是朝窗外瞟。大家心不在焉，随便凑几句也就算了，一场批斗会开得松松垮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 但四老倌被“请”进来，就不那么好出去了。吴伟昌挥挥手要他快回去，也以为他回去了，不料门上咚咚响了两声，他的脑袋在门后露出来，脸上还带着一丝笑。 “你怎么还没回去？” “嘿嘿，有水烟筒吗？借我一借。” “我哪有什么水烟筒？去去去，快走！” 门关上了，可过不了片刻，咚咚的敲门声再一次响起，四老倌的一张老脸又出现在门口，“喂，有解手纸没有？” 吴伟昌正在用煤油炉子煮猪肚子，准备招待远道来的老婆，没料到猪肚子碰上了解手纸，自然气得脸上成了猪肝色：“这里哪有解手纸，去去去！” “你当干部的如何会没有纸？未必你用稻草擦屁股？” “我用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用什么又关我什么事？我到这里来是给你管茅坑的？你真是老懵了，老疯子一个呵？” 对方眨眨眼：“哎，你有话好好说呵。我快活到七十岁了，跟你爹的年纪差不多，你这家伙还骂我？” 对方不敢恋战：“好好好，算了算了，你走吧，走吧。”边说边来推。 “怎么就算了？你说算了，就算了？你去外面问一问，这四乡八里我不管到哪一家，水烟筒随便拿，板凳随便坐，遇到饭时就上桌，怎么一到你这里就出鬼名堂？这个事怎么能随便算了？问题不搞清楚，我四老倌不走！”说着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坐在屋中央。 吴伟昌哭笑不得，暗暗喊天。他老婆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赶快找来两张黄草纸递给老人，意思是催他赶快走，去解决他的问题。 老人现在倒不着急解决问题了，指着吴伟昌的鼻子，认认真真地训了一顿：“你看看，你堂客就比你贤惠。你要向她学习。大妹子，你娘家是哪里的？”他问完女人娘家在哪里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又问完她生没生孩子一类更加离题万里的问题，差一点还问到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一类更加莫名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最后还是指着吴伟昌的鼻子，“你坐下，好好听着。你家里明明有纸么，为什么说没有？是不是看不起老百姓？是不是当了两天官就不知东南西北？难怪你尽讲些不入格的话。昌伢子，告诉你，你一个‘官’字顶在额头上，把群众的话当耳边风，这样下去，迟早要当秦桧，要当高俅。知道不？你坐下——”他再次以主人姿态命令对方坐下来，“老实告诉你，毛主席站在天安门，眼睛望到全中国，哪个奸哪个忠将来要算总账的，三百斤的老母猪，最后总要一刀撬，你要想明白……” 最后，要不是吴伟昌的老婆来赔笑脸讲好话，要不是当广播员的外孙女荷花来劝，四老倌还真会把政治报告作到断黑。 嘣——门总算关了。 吴伟昌看着一锅香喷喷的猪肚子，完全没有口味，哭丧着脸叹气：“唉，俗话说出门三不惹——不惹小把戏，不惹老家伙，不惹叫花子。我怎么碰了鬼，会惹上了他呢？”他走出房门，冲着农技员和财粮员又叹了口气：“唉，如今呐，上面一些人只晓得一张嘴巴喊，也不晓得我们基层干部好难当呵……” 这一天，四老倌由外孙女陪着，雄赳赳气昂昂地回队上去了。出公社机关大门不远就是供销社和仓库，好多人在那里买肉、打煤油、扯布挑鞋、兑换禾种，一时间热热闹闹议论纷纷。有人认出了吴冲的四爹：“四老倌，当了两天公社干部了？”“你这个老鬼这下要老实了吧？”“检讨写得什么样？给我们看看好不？”…… “呸，逗我老倌子好耍呵？” 四老倌从来都爱面子，把鼻子擦了一把，“他们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请我来玩两天？白天就参观广播室、电话室、会议室，嘿嘿，还尽是些新名堂。晚上就看什么电视，好吓人呵，一下子打仗，一下子又火车来了，一下人又掉到海里了，好吓人，好吓人的。不过，还是没有人唱的戏好看。坐的呢，是皮椅子，还吃了两餐油豆腐。啧啧，豆腐好吃，菜油炸的，放了酱油的，就是差点子葱花，五老倌不晓得搞……” 他说的五老倌，是公社的厨房师傅。 1978年12月 月兰 月兰 注释标题 原名《最后四只鸡》，由编辑更名为《月兰》，最初发表于1979年《人民文学》，获1984年湖南省文学艺术奖，后收入小说集《月兰》等，已译为俄文。 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去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我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和学生仔，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可上面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负责全队的春种秋收，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奇怪的是，那里的很多社员对我“干部”前“干部”后的，居然对我唯唯诺诺。 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大多姓吴，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也就是一条峡谷里。队上刚刚遭受过天灾，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余款。临立春，仓库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集体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也没几担猪粪。碰上这样个烂摊子，我怎么能实现亩产过千斤的目标？怎么学大寨？ 我心急如焚。听熟悉农村的同事指点：进队就要抓肥料，有了肥就有了主动权。我一方面去借钱买化肥，另一方面按照工作队的布置狠挖内部潜力。具体做法是这样，首先召开大会批斗一个富农分子，借此形成政治压力。接下来宣布工作队的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家禽家畜数目；立即追还各超支户的借款；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禁止猪羊鸡鸭下田，以确保绿肥草籽的生长……头几条不算新鲜了，社员们有意见也没吭声，只是对后两条轰的一声议论开来。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或者哄小孩的妇女，冲着我七嘴八舌直嚷嚷：“自留地荒了，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猪羊不下田还讲得过去，鸡鸭不下田就要退瘦咧。”“如今人都没得吃，把鸡鸭关在埘里，拿命去喂它呵？”“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你们这样脔心枯，也太新鲜了！”……还有些话，因方言口音太重，我没听懂，反正嘈杂声音一股脑把我淹没。 但我没让步，用当地话来说是“捏住一寸不让一分”，逼得他们嘟嘟哝哝闭了嘴。会后几天，事情还算顺利，一切遵令进行，比方说墙上满是标语，一个个“禁”字杀气腾腾，果然是气象一新。 可是，有一次我从大队开会回来，发现田垄里有一些鸡，黄的、黑的、白的，在草籽田里觅食，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绿苗，尖嘴一啄一啄，模样好悠闲。 “哪家的鸡下了田？” 没有人回应。 我又吼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 “再不来我就要把鸡抓走啦！” 靠猪场那边，一棵大枫树下的土砖屋里传出一道颤颤抖抖的声音：“哦，是，是，我家的咧……”一个妇女从屋里闪出来，约莫三十来岁，身子瘦弱，皮肤黑黑的，脸盘子有点瘪，眼里透出惊慌和畏怯，两只冻得红红的手正在黑布围兜上急急擦拭。她点头赔笑道：“哦哦，是干部同志，真是，对不起！我刚才在洗猪菜，要我屋里海伢子看住这几只鸡，莫让它们跑下田。天晓得他这一阵子耍到哪里去了？”说着，她慌慌张张跑下田垄，一边“呵哧呵哧”地轰鸡，一边用土块投射那些闯祸的鸡，还夹着骂自己的儿子：“背时鬼！只晓得玩！两只脚哪里这么野？等他爸爸回来，不打他一顿足实的才怪……” 我不好再说什么，去赶别的鸡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些鸡又出现在草籽田，简直像偷偷摸摸的一些贼。我看清楚了，其中也有那四只眼熟的黄鸡婆。“喂——鸡又下田啦——” 无人回应。 “这些鸡没人要是吧？莫怪我不客气呵——”我又进行威胁。 “哎呀！”那个不怎么好看的瘪脸女人又从土砖房里闪出，脸红到了颈根，眼里照例透出惊慌和畏怯，手脚照例很慌乱，嘴里照例在骂自己的儿子，“……背时鬼！要他老老实实看住鸡，他又不听……呵——哧——等他爸爸回来……呵——哧——”她一边赶一边胆怯地回头瞟了我两眼。 这个女人是谁呢？我进队时间不长，加上这个会那个会，实际在队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与很多人还不认识。但我努力回想着，总算记起了一些零星印象。记得她来参加过两次妇女会，出工队伍里也有过她的身影。她出工总走在前面，只是没有青年妇女那种活泼，从不说话，更不开玩笑。要是碰上开会，她坐在角落里打鞋底，见火塘上吊壶里的水开了，不用人吩咐就会主动起身给大家筛茶。在你接过热茶的时候，她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看样子是个贤良媳妇。可她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有次竟来找我，要求把她家纺车上的封条取掉，让她纺两斤纱卖钱，实属胆大包天。我当然没同意。还有几次，她没交批判孔老二的批判稿，说自己没文化，不识几个字，而且眼下男人不在家，家务事太多，既要服侍婆婆又要种菜喂猪……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 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人还未到齐的时候，我向妇女队长打听她。 “她叫月兰，从陈家桥放到这边来的，男人叫吴长顺，在建筑队烧砖。”妇女队长正在给娃仔喂奶。 “今晚上学习理论，她怎么又没来？” “请假了。她经常脑壳昏，还是月子里害的病，去年又动手术割了个瘤子，可怜哩。” 我没大注意这个月兰。可接下去几天，在下田的鸡鸭中，总有她家的那四只黄鸡婆。这一下我可冒火了。我断定：鸡一定是她存心放下田来的，而她那些话，纯粹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城里人！是要与我斗心眼！我怒从心头起，捡块石头就去打鸡。鸡惊叫着拍打翅膀飞了。我继续追赶，连扔了十几个石头都没打中，只击得几片鸡毛纷纷扬扬地飘落。追击得眼红脖子粗之际，我一失脚，跌倒在一丘水田里，两只胶鞋陷入淤泥，拔都拔不出来，泥水溅得我满脸满身，引来几个看牛伢子拍手大笑：“牛跌下山啰，牛跌下山啰，今天有牛肉吃啰……” 我又急又恼，几乎欲哭无泪：天啦，连几只鸡都降不住，连几个娃仔都可以取笑我，我这一年的办点日子还怎么过？我狼狈不堪去向工作队其他同事请教办法。一个姓杨的副队长住在邻队。他喷了口烟，哈哈笑道：“你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不晓得放一把农药就索索利利了么？告诉你，对付农民一要吓，二要蛮，三担牛屎六箢箕，平平和和是斗不倒资本主义的……” 我深受启发，兴冲冲地回来找老队长吴六。 六叔有五十多岁年纪，种田经验丰富，可还像年轻后生一样爱说爱笑，爱看连环画也爱看电影，爱讲段《水浒》、《说唐》、《东周列国志》。缺点是不爱政治学习，开会打瞌睡，卷烟时没纸就撕报纸，撕墙上贴的学习心得。眼下，他正在禾坪里歇气，又在撕墙上的大批判标语，撕一片纸卷烟丝。 “六叔……”我皱着眉头。 他回头见是我，似乎猛醒：“哦哦，又不记得了，该死该死！”说完打了自己的脸一下，嘿嘿笑起来。 我转入正题：“你去开仓称斤把谷给我，把一〇五九也拿两瓶，我想……” “一〇五九？”他吸了口烟。 “不放农药，鸡鸭是禁不住的！” “这……”六叔沉下脸，想了想，又狡黠地眨眨眼，“不大好吧？如今家家户户都底子空，堂客们买油盐，就靠几个鸡蛋，造孽哩。那些鸡婆鸭崽就是她们的油盐罐子，真要闹死几个……哎呀，搞不得，搞不得。”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照你说，那就放任自流？” 他听不懂什么自流不自流，待我解释后才说：“反正没吃没穿不是社会主义。讲实在的，我看田里没得禾，只是点绿肥，让鸡鸭去寻点野食，也不算犯法。” “难怪，队干部思想不通，怎么能带动群众？”我顾不得他是长辈，当下驳了他的面子，从大批促大干的原理，说到坚持制度和服从指挥的重要性，足足训了他好一阵。 他蹲在地下没吭声，用两块硬币扯了半天胡须，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反正我吴老六不捧场。你们硬要放就去放，莫问我。”说完扛起一张犁冲冲走下禾坪。 这天，我称了一斤谷，拌上剧毒农药一〇五九，散放在田边。为了避免它被牛误吃，我没把这些谷子放得很散，而是隔几十步一堆，插枝为标记，好让放牛伢子辨认。 我以为难题就这样彻底解决了。第二天我带着两个人去收家粪，正忙着，几个奉命替我侦察敌情的小把戏突然吵吵闹闹地跑来，说又有鸡鸭下田了。他们还争着邀功：“是我先看见的！”“是我！”“是我！”……他们没有说假话。草籽田里，几堆拌有农药的稻谷不知被谁用瓦片盖起来了，还有一堆被小木盆盖着。看来做这事的人不敢把毒稻谷搬走，又希望鸡鸭下田不被毒死，便想出了新的招数。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呵。靠了这些防毒设施，田里的鸡群肆无忌惮，欢天喜地，正把草籽吃得开心，只是一看到我就认出了对手，怯怯地开始交头接耳，似乎正在商量着往哪边逃窜…… 我心里暗骂：这些农民也太自私自利了！太没有社会主义觉悟了！难怪集体生产搞不好，难怪大家都这样穷，不都是你们自己作践的吗？我上前咔咔几下踩碎了瓦片，飞起两脚，把成堆的谷子踢散，使它不可能再被盖住，然后又把那个小木盆提到手里。我终于有了破案的铁证。 “盆子是海伢子屋里的。”有个女伢告诉我。 “不管是谁的都要没收！” “哈哈！没收啦！没收啦！” “要写检讨，贴到大队上去！” “海伢子没有盆子洗脸啦——” 两个光头小伢不知是觉得有趣，还是幸灾乐祸，拍着手欢呼起来。另外几个稍大点的伢仔没有笑，忙去给大人们报信。 当天，吴冲发生了一件震动全队社员，尤其是震动妇女们的大事：月兰由于去大队参加挖山，回来晚了，加上邻舍没来得及帮她收鸡，她那四只鸡全部被毒死了。我知道消息时已是傍晚。在稻草烧出的缕缕炊烟中，我远远看见月兰家门前熙熙攘攘围了十几位妇女，像在开妇女会。不就是几只鸡么，惊动这么多人，真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一道伤心的哭声从人群中飘出来：“……天啦，这是最后四只鸡呀。海伢子读书，我婆婆抓药，就靠这四只鸡……我不是想损害集体，我不是想对抗干部，我是没法子呀，没法子呀，没法子呀。人都没有吃，我拿什么喂鸡？没法子呀……”几位妇女在撩起衣角擦眼睛。 我等待月兰骂我，但她没骂。我走上前去。一个壮壮实实的中年男人，捧着头蹲在门边，见到我来到便站起来，大概有点近视，所以看我的时候细眯着眼。他黑黑的脸，长长的下巴，不合身的布衫紧紧绷在宽阔胸膛上，肩头开了几朵花。 我打量他，“你是长顺吧？听说在公社建筑队？” “嗯，那里的事搞完了。”他笑笑，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纸烟递给我。 “谢谢，我不会。” “哦，”他把烟小心地放回原处，看样子准备继续保存，直到下一次见到贵客的时候。“你……你们干部同志真是太太好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新社会，你们何时会到我们这鬼地方来。你们自己带钱带粮来，抓生产，参加劳动，真是……” 我不喜欢这些结结巴巴的客套，马上谈到了鸡。“鸡？”他怔了一下，搓搓手，长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回头呵斥妻子：“哭什么哭？还不快进屋去，丢人现眼的！”又换上笑脸冲着我：“这没什么，我那堂客就是死、死脑筋，几只鸡成了她的命。我看……死了就死了么……”他费力地挪了挪厚厚嘴唇，大概想不出新词了。 一个平头小孩，大概就是他家海伢子，跑过来缠住他：“爸爸，爸爸，我要上学读书！我要买练习本！” 长顺在小孩头上猛磕了两指头：“闹死！”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使地坪里更加乱，有人来拉海伢子，有人指责长顺……我说，你不要打他，打人是不对的，对孩子也不能打。工作队希望你们家吸取教训，并以这个教训来教育大家。因此，你们要马上写一份检讨，印上百来份…… “检讨？还要印？……”他浑身一颤。 “要贴到每个队去。这是工作队的规定。你们今天晚上就写吧。” 长顺一把抓住我，歪着头，结巴了半天才说出话来：“你你你做点好事吧，我那堂客，她，她……再也经不得风浪了。” “我也不想逼你，但这事不是我做主。我有什么办法？” 他双眼盯着地上一块石头，没有答话，完全呆了。 那位叫月兰的，已经由两位妇女劝进屋。其余的人叹息了几声，也渐渐散开。场上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拨弄那四只直挺挺的、全身发黑的鸡。 我明显感到大家在畏惧我，疏远我，不满意我。连平时爱说笑的六叔路过这里，也一反常态不与我说话，只是看看鸡，然后去塘边洗锄头，闷闷地走了。 难道我错了？细一想，大概没有。我是有言在先的，是先教后诛的，是忍无可忍才强硬制裁的，而且我保护绿肥就是保护队里的收成，就是保护每个社员的饭碗，与我个人利益倒毫无关系——我不会带走他们一颗粮！我有什么可慌乱或者可惧怕的？后来几天，我到县里参加学习培训，没顾上队里的事情，只是偶尔听两个进城拉粪的社员说，长顺家这一段过得不清静。月兰病了几天，她婆婆还埋怨媳妇丢了全家的面子，海伢子成天跟着妈妈哭闹，长顺呢，只知道下力干活，回家就坐在阶前生闷气……我没把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放在心上。 回队那天，第一件事就是听人说：长顺和他堂客刚刚吵了一大架。我到现场时，长顺正坐在门槛上，蜷缩着身子，脚上是破布鞋，粗大的手掌揪着头发。六叔背着双手在一旁狠狠教训他：“顺伢子你疯了！上屋下屋哪个不讲你们是和睦夫妻？你今日发什么狗脾气？月妹子哪点对不起你？侍候你的娘，养大你的崽，好容易呵。你是狗咬吕洞宾，无情无义，没心没肺哩……” 长顺突然站起来，喷出一口酒气，震天动地大吼一声：“莫讲了！我就是没心没肺，你拿刀来，剁了我好不？” 一对充血的红眼睛看看我们，他又慢慢地蹲下去。 从旁人的谈话中，大概可以听出事因是这样的：我不在队里这几天，工作队老杨巡视到这里，定要查出是哪些人抗令不遵，发现无人出头认错，便把斗争火力集中在那只木盆子，集中在长顺这一家。要他们交出检讨不算，还要每只鸡罚款五元，将来秋后扣除。这一来，长顺家更是黑了天。今天，夫妻俩为儿子的课本费发生口角，正巧碰上长顺刚才在邻居家喝了点闷酒，一时心躁，酒性发作，就撒野动粗，一巴掌打得月兰脸上起了五个红指印。“你还说老子没用，不是你贼婆子成天惹祸，如何会罚款？”大概是这一句太伤人，可怜那月兰，起先惊呆了，不觉一只碗失手砸碎在地，然后委屈地一咬嘴唇，扭头就跑出门去。 “你怎么能打人呢？”我批评长顺，“她现在哪里？” 他没有答话。 “还不赶快去找人？” 夜里，星光闪烁，淡蓝色的光雾笼罩着山林。湿润的空气里，有田垄犁破后发出的泥腥味。一条山泉在月下抖动着碎银似的光斑。不知什么时候，初春的第一声蛙鸣响了，叫得那么吃力，那么孤单，然而它终于冲破一切响了，给人一种异样而复杂的感觉。 我无心注意夜景，只希望赶快找到人，以免人心浮动，影响明天的生产。我又埋怨长顺夫妇，怎么那么狭隘？为点小事就闹得不可开交，真是一个绳结越解越乱。可这种埋怨情绪又经常混杂着隐约的不安。为什么不安？我还没工夫想清楚。 “月兰——”老队长在喊。 “月兰——”山岭发出空空回声。 雾气更浓了，衣衫和头发都湿漉漉的，但我们还是高一脚低一脚地找，找呵找，好不容易才找到油茶林里一个黑影。 她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似乎刚才没发生过任何事，像一座安详的石雕。不管大家怎样惊喜地叫她，亲切地拉她和劝她，她总是不说话，眼直愣愣的，没有任何表情。 “回去吧，可能快下雨了。”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默默地抹了一下头发，然后慢慢往山下走。两只泪眼一晃，在松明火把下发出光亮。 “走错了，路在那一边。”有人提醒她。 她呆了一下，木头似的转过身子，顺从拐入正确路线。 “你看着路，低低头呀。”又有人提醒她。 她显然没看见一根横在空中的树枝，额头已重重地撞了一下，但她没有叫痛，好像全身已没有感觉，只是机械地向前迈步。 回到她家，已是深夜。说来惭愧，下队已经两个月了，我忙来忙去的，还没来过他家。一进门，我的血仿佛凝结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两间矮小的房子，床是用土砖和门板搭起来的，低垂的破蚊帐因靠近柴灶，已被烟火熏成酱色和黑色。被絮破旧，没有包被单，差不多就是一堆黑棉花团子。土砖架着另一块木板就是饭桌。桌上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油灯，没有玻璃罩，晃着昏黄的火苗。隔壁房里飘来一股难闻的气味，大概来自长顺他娘的连声咳嗽。听得出，老太婆还在低声数落着媳妇，好像是埋怨媳妇八字薄，身体不好不说，还不会持家，差不多是个灾星，搞得她的孙子读书都没有个着落。 “张同志，请坐。”长顺苦笑着把一条铡刀凳抽到我面前，“实在对不起，椅子都没一张……” “怎么没椅子？” “我……”他不好怎么说。 六叔磕磕烟袋，插嘴进来：“他家是大超支户，去年清超还欠，把他家的床柜桌椅都作价抬到大队上去啦。” “你家四口人，负担并不重，怎么会超支？” 长顺又露出一丝苦笑。 还是老队长帮他说清的。原来去年月兰生了个子宫瘤，缺工不算，光是请郎中和住医院，一下就开销五百多。虽说国家和集体给她补贴了两百，但远远填不满这个洞。碰到这几年队上收成不好，上面的摊派年年增加，社员做一天工，只挣得一两角钱，光是吃饱肚子还得靠萝卜白菜红薯芋头，哪有什么钱还债？照这样下去，他们两眼墨墨黑，至少还得有四五年的“有期徒刑”吧。 屋里沉寂了。 我摸着粗糙的铡刀凳，看着床头海伢子那稚气的脸，好像有沉重的东西压在胸口。早就听人说，这一带的社员们苦，可我没想到有人竟苦到了眼前这种景况。 老队长后来的话，我无心听了。我不知道怎样离开长顺家的，甚至把一件被雨淋湿了的衣也忘记在那里。这一夜，我翻来覆去久久没有入睡。 第二天，我在工作队的会议上谈到了月兰家。我希望免除对她家的罚款，解决他家孩子读书欠费的问题。会上争论不休，迟迟没有结论。我有点坐不住，像在担心什么。细想一阵，对了，我是在担心月兰。昨天那么一场急风暴雨后，她沉静安详，不有点反常奇怪么？该不会再发生什么吧？……工作队的老李看出我的心思，悄悄对我说：“对，你先回去看看吧。农村有的妇女容易想不开。前次也是有两公婆不和，差点出了人命案子的……”这一说，我更急了。 我没等开完会就溜出会场，朝队上赶去。一进村，像证实我的预感，气氛十分反常，长顺家没有人，另一家也没人，再一家还是没有人……我如同走进了一个无人世界，一个虚假的世界，连小河边常见的牛羊也不见踪影。我在这片巨大的寂静里腿发软，胸口咚咚跳。好容易，我找到一头牛了，就像找到了我得以逃出恐惧的救星。我跑出村子，好容易又看到人影了，是在水库那边，在大坝上。其中有一个背药箱的赤脚医生正从坝上走来，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大喊：“人呢？老六呢？长顺和月兰呢？” 一个老太婆看看我，掩面大哭起来，驼着瘦硬的背脊，边哭边往家里跑…… 呵，呵呵，我担心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一阵阵发紧，胸口堵得厉害。不知是谁迎上来向我介绍情况。他说，他好像是说，月兰的自杀心谁也没察觉。她这天上午把家里一切都擦洗得很干净，把衣服都洗好补好了，给海伢子做完了一件新衣，借来糯米给婆婆做了一餐好饭，还给丈夫切好了一袋烟丝。后来，长顺收工回家，没见她的人影，觉得有点不妙，赶快找到水库边，果然发现了她的一双鞋…… 尸体这时已捞上来了，全身湿淋淋，一张白脸还是清瘦而平静，只有鼻孔留一丝血污。长顺抱着冷冰冰的妻子痛哭，像一头猛兽发出声嘶力竭的号叫，泪水一颗颗滴洒在妻子脸上。他用拳头把自己的脑袋捶得咚咚响：“……海伢他娘，我昨天不该打你呀，不该呀，不该呀！我说过决不会打你，从没打过你一回。我不该呀……你过门这些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是我对不起你哇。你没日没夜，忙里忙外，饭不够你就自己不吃，要还债你就偷偷去卖血，在月子里连个鸡蛋打汤，你都舍不得。听说我想吃荞麦粑粑，那一次你跑七八十里路，回娘家去找荞麦，一身衣汗得透湿……我对不起你哇，不该打你呀。我娘她嫌你，我怎么还能够伤你？你不是心里苦到了极处，你是不会这样狠心哇……” 海伢子也趴在尸体边，摇着妈妈的手哭喊：“妈呀妈呀，我再不找你要学费了，我不读书了，不行吗？我去放牛，去捡柴，不行吗？我再也不哭闹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几条泥糊糊的小鱼，塞到妈妈的手里，“妈呀，妈呀，你看看，你摸摸，我已经学会捉鱼了，我们回去做鱼汤，我要让你喝鱼汤。你说话呀……” 围观的人都在抹眼泪，都在长长地叹气。有个女人把海伢子抱起来，但孩子猛烈地挣扎，“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树上一只乌鸦哇地怪叫了一声，拍打着翅膀飞远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回头看，是眼睛红红的六叔。他递给我一件折好了的衣服：“这是你的吧？她……托我还给你。” 哦，这不就是我昨晚遗留在她家的那件？它被洗干净了，叠好了，肩上一个破洞也被补好，针脚细密，补丁很合色。但我不敢接下它，不敢接下补丁上的体温，一种即将消退然后永远不会再有的体温。我鼻根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泪眼里的一切开始模糊。我看见的不是补丁，它分明是月兰的面孔，一针一线里满是她善良、柔弱，惊慌、自责、请求原谅的眼神。 我扭头走开去。 我到哪里去呢？水库边的柳丝正在飘荡，它在我眼里变成了月兰的长发。山泉在岩上哗哗倾泻，它在我眼里变成了月兰的泪流。空中弥漫着乳白色的毛毛雨雾，一切都渐渐融化在雨雾之中，这使我想起了月兰脸色的苍白。水闸那边发出哗啦啦涛声，如滚滚雷霆，充塞着天地，但我觉得它是哭声，永不停息的哭声，千万个月兰无人倾听的号哭…… 我迎着雨雾奔跑。哦哦，月兰，我来迟了。你现在无可挽回地永远睡去，而我刚刚醒来。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我们还能不能在梦中相见？我无意推脱我身上的罪责，也不敢祈求你的宽恕。可这是怎么回事呵？怎么回事呵？月兰！ 雷声响了，这是对我的回答。 这一年秋后，工作队要撤离了。例行总结的时候，工作队评我为先进队员，发给我一张大奖状。月兰之死，在工作队的会议上几乎从未提起。乡亲们把这个女人的葬礼办得出奇的隆重，送葬人特别多，爆竹声特别多。这些意味着什么，工作队的会议上也无人深究。只有杨副队长在出事不久对我说过几句：“小张呵，这些天你怎么恍恍惚惚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这种人心眼窄，自找死路，我们工作队能看得住吗？她那个男人叫什么？他对这事要负全部责任，动不动就打人，像什么话呢？脑子里还有没有国法？” 离队之前，我曾去看望过长顺，不料父子俩不在家，不知到哪里去了。 以后，我回到县政府机关里。有次六叔来县城开会，顺便告诉我：长顺的一个表哥要给他续一门亲，由于女方的坚持，长顺只得把海伢子过继给另一家人。 “那户人家在哪里？”我心里一惊。 六叔说了一个地址。 我后来去了那个地方，不过是在海伢子不在家的时候，是我偷偷看见他去了学校以后。我怕他一见到我就想起自己亲娘。我看了看他现在睡觉的床，摸了摸他的被子和枕头，好像嗅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见我给孩子带去了新笔记本、新书包，还有两件新衣，海伢子现在的父母睁大了眼睛，“你是他的什么人呢？” “这，你们不要问。” “我们好给孩子说呵。” “你们什么也不要说。”我要求，“你们要好好地抚养他，不要亏待他。” “那，那当然啦。有我们的饭，就不会让他饿着。有我们的衣，就不会让他冻着。我们一直把他当自己的骨肉。” “你们要让他好好读书，读初中，读高中，争取升大学。上学的费用，我可以付。”我说这话究竟有什么意思，自己也不知道。 “上学的费用倒不必。可你……究竟是他的什么人呢？” “你们不要问吧，不要问。我以后会再来的。” 我没再说什么，匆匆走了。 1979年4月 过河 过河 注释标题 此篇原名《离婚》，最初发表于1980年《洞庭湖》，后收入小说集《月兰》。 曹正根外号正呆子，这几天难断家务事，同老婆的关系无法挽回，已经气得七窍生烟。不知是性格不合，还是前缘已尽，不知是娘家有人嚼舌头，还是婆家有人烧阴火，反正双方越看越不顺眼，越说越离腔走板。就因为呆子有一次上床前没洗澡，不知为什么，小事竟闹成大事，大事闹成了死结，最后桂芳砸烂了一个瓷碗，呆子砸烂了一个瓦坛，幸好有邻居前来拦阻，否则一只陪嫁的闹钟也会在石阶上粉身碎骨。 “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走！”呆子气得大叫。 这一句很伤人，呛得女人的泪水夺眶而出。“走？这是你说的？好，这是你说的。老娘今天要是不同你离婚，不算是人养的！” 不管邻居如何劝解，话已说得这样绝，两口子都红了眼，大有恩断义绝誓不两立之势，说离就离，说走就走，他们气冲冲出了门，朝乡政府赶去。 “姓曹的，等一下你要是不签字，你就是只猪！” “姓王的，等一下要是我的手颤了一下，我这一世就爬着走！” 他们一路上还唇枪舌剑。 正在这时，天边一阵闷雷滚过，凉风袭来，天色突变。顷刻间大雨哗哗，使远近山川都飘忽在乳白色雨雾之中。轰轰的溪流声由弱至强，震荡山谷。很快就有浑水漫出围堰，朝水田里缓缓盖了过来。 他们忘了带伞，可一场大雨也阻挡不住他们的坚强意志。谁都不想表现出丝毫犹豫和动摇，似乎看看天，擦擦雨，缓一下步子，都有借机退缩之嫌，都有下辈子变猪变狗变毛虫的危险——不，他们都不愿意被对方低看，谁都不愿意食言。既然狠话已经砸在前面了，那么一团狗屎也得吞下去。今天就是天上落刀子，也得把对方给休了——滚他娘的蛋！ 一条小河横在前面。平时，河中间有几个青石墩，人可以踩着石墩跳过去。但现在大水一淹，青石墩不见了，唯有黄浪汹涌而下，一条小渡船也不知脱锚漂向何处。曹正根朝上游下游各打望了一眼，没发现船，就脱去鞋袜，挽起裤腿，走过河去了。他走上岸，继续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身后没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桂芳还在河那边，焦急地四下张望，像要找船，或是找桥。 呆子这才想起，他老婆不会水，也最怕水，眼下没法过河。他只好在路边坐下来，权且等候片刻。 雨小了些，但河水一时退不了。呆子发现老婆还在河那边，急得团团转，最后看看脚下，似乎在考虑脱鞋袜。不过她提着鞋袜刚下水，一个趔趄，一声尖叫，差点摔倒在河里。呆子赶快几步抢过去，一把抓住老婆，看着她连连翻白眼，好容易一颗心落了位。 “背吧！”他把老婆拖上岸，冲着她蹲下去，粗声粗气地说。 “你这没良心的，这才晓得要背呵？”老婆大概早就等着这个办法，委屈的泪水一涌而出，朝他背上猛捶，“你早做什么去了？你瞎了眼，存心要淹死老娘是不？” “你不是本事大么？” “我不稀罕你，就是不稀罕你！” “那我不背了？” “你正好就不离婚了是吧？你想赖？” “那还是要背？” 老婆把他捶打得更厉害。 过河的过程几乎成了厮打的过程。老婆动作太大，也太多，使呆子稳不住，一脚踩空，两人差点齐刷刷滚到河水里。呆子大喝一声：“抓紧点！”老婆这才稍有收敛，把胸脯紧紧贴过来，把两手紧紧地搂过来。在面颊靠到丈夫后颈的那一刻，她大概吸到了一股暖烘烘的热气，还有她熟悉的汗气和体味，一种太阳晒出来的皮肤焦香。这种气味突然让她安静了几分，甚至不再说话。 哗——曹正根脚下再一次打滑，在摇晃中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老婆，而老婆也条件反射地一阵紧张，不由自主地把丈夫搂得更紧。她当然知道，她以前过河都这样搂着的，而眼下这一搂多少有点不同，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你要淹死我呵？”她哭起来。 呆子有点奇怪：这不是已经上岸了吗？ “贼养的，你把我鞋袜搞丢了！” 呆子更奇怪了，鞋袜不都在她手里？ 雨完全停了，河岸边冒出几个小把戏，在齐声拍手取笑他们：“公鸡背母鸡，母鸡笑嘻嘻……”被曹正根一喝，这才四散。 大路边，有个昔日的小庙，外搭一凉棚，挂着邻村一个代销点的牌子。棚里正热闹，有一个青皮后生子正在和年轻的女营业员谈笑。有两个出差干部模样的人还在躲雨，没注意到天已放晴。还有两三个老头子正靠着柜台喝酒，也不要下酒菜。 呆子先进了凉棚，要老婆在这里歇口气，他得去洗脚穿鞋袜，还要找熟人借两件干衣服来换上。他刚走，桂芳的耳里就突然跳进一句：“喂，贵老倌，听说对河那边有个叫曹正根的后生，是个治虫大王，走到哪里都妙手回春，让虫子一片片死绝。他还到农学院去讲过课。这下肯定发财了。还有镜框子奖状，那也走不开。” “那应该。”白胡子老倌表示赞赏。 留西式分头的后生插进来说：“听说姓曹的同乡里的农技员关系最好，只怕是人家的功劳，让他顶了个名声吧？” 桂芳瞪了那后生一眼，可惜对方并没看到。 后生撇撇嘴：“现在到处都讲假话，什么事情都只能倒过来看。姓曹的若不是有背景，人家会抬他的轿子？” “那也是，”白胡子老倌点头，“我们队那个三拐子，仗着有个当局长的舅舅，好吃懒做十几年，居然吃上了国家粮……” 桂芳已忍无可忍：“喂喂——你们怎么开口就臭？那个姓曹的有什么背景？你们是他本家的还是外家的？你们倒说说看！” “对，”白胡子老倌呷了口酒，对西式分头又及时表示怀疑，“你说说看！说不出吧？我看你就是拿起粪箕比天。秋伢子，你怕人家个个都像你？狗屎棍子闻（文）不得也舞（武）不得。三百斤的野猪一张寡嘴。我听人家讲，那个曹家后生硬是有志气。人家三伏天晚上摇蒲扇，到禾坪里去卧南风。他呢，提起马灯下田看虫子。这叫工夫不负有心人。” “领导培养他当典型，他当然搞起来有劲。” “哪个培养他？”桂芳更不平了，气不打一处来，“一没评他个劳模，二没发展他入党，好容易搞到农中代了几天课，又给打发回来啃泥巴……” 西式分头这才叽叽咕咕没吭声。 白胡子老倌眨眨眼：“哎，这位媳妇，你何事对他那样熟？” “我……”桂芳耳有点发烧，答非所问地骂上一句，“熟什么熟？我看他是吃人饭拉猪粪，蠢得做猪叫。” “你同他是一个村的吧？”营业员妹子突然拍起手来，停了停又吞吞吐吐地问，问他是个什么模样，好多岁了，结了婚没有……一直问到自己脸色飘红。这使旁边那个西式分头又懊丧又嫉妒，捡起石头恨恨地去打鸟。 桂芳盯了那小女子一眼，心里忍不住开骂：这小妖精，同他倒也般配，只是八字还薄了一点吧？下手还慢了一步吧？……她还没想好怎么回答，见曹正根穿好鞋袜转来了，把一套干衣服对她一扔，瓮声瓮气地说：“去，找个地方去换了。” “换什么换？” “换了好走路呵。” 桂芳没搭腔，气冲冲地掏出钱来，买了半斤红糖、一斤咸鱼、半斤海带。她把这些往丈夫怀里一塞，然后瞪了一眼，恶声恶气地说：“走就走，走遍天下老娘也不怕！” 说完就上了路——不过是回家而不是去乡政府的那条路。 这是什么意思呢？呆子看着她冲冲而去的背影，“喂——错了，你走这边呵。” 老婆还是没有回头，顷刻间就变成了一个黑点。 1979年7月 火花亮在夜空 火花亮在夜空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0年《上海文学》，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新年一步步走来，送来休息、欢乐以及亲人的团聚。对孩子们来说，新年还代表着长辈的抚摸，满口袋的糖果，美丽的贺年片，香气扑鼻的厨房和餐桌，还有闪耀在夜空中的礼花。正因为这样，小芸早就有几分激动。她发现学院门口的牌楼已经扎起来了，红灯挂起来了，红对联贴出来了，娃娃头和小熊大象的面具上街了，大包小袋的节日食品挤满了家里的橱柜，那么下一个节目将是——笑眯眯的姑妈出现在门口。 姑妈是一个在国营成衣厂的老工人，没有家，自然也没儿女——这一点如果向小芸说，她肯定不会同意。怎么没有家？姑妈的家不就在这里么？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姑妈不就回到这个家里来吗？小芸很喜欢姑妈，在学校里写《我最喜欢的人》这篇作文时，把姑妈当作了笔下的主人公。她总结了姑妈三大优点。一是学习成绩好：她本是文盲，但听爸爸的话，进了扫盲班，戴上一副老花眼镜，一字一字地读报纸，现在还可以写毛笔字了。二是劳动成绩好：每次过年都要带回一张大奖状，先进生产者荣誉一次也不少，而且一进门就要抢着做事，不是抢扫帚就是抢菜刀，有时抢得同妈妈像打架。三是最喜欢小芸：偷偷给小芸塞点好玩或好吃的小礼物，要是小芸闯祸了，犯错误了，她也总是护着小芸，不让爸爸妈妈粗声恶气。“孩子还小么，还小么。你们没年纪的时候就不做个错事呵？”她总是这样说。 当然，姑妈也还有两条缺点：一是嘴唇太厚了点，背也不好看，有点驼；二是太讲客气了，一点好吃的总让给别人。有一次小芸把蛋糕塞到她嘴里，她就像革命烈士受刑那样紧紧闭着嘴巴，怎么也不屈服。 这次过年，姑妈会给小芸带来什么礼物呢？小芸把墙上的日历翻呀翻，一下子就翻到折角的一页和红红的一页，一个跟头翻下床，跑到厨房里抱着妈妈：“过年了，过年啦！我去接姑妈回来好吗？” 妈妈转过头，压低声音：“不要你去，做你的作业去吧。” “早就做完啦！” “窗子擦干净了吗？” “已经擦过三遍了，你去检查。” 妈妈又一刀砍着砧板上的鱼。“那你就到院子里玩去吧，姑妈……听说他们厂里不放假，她可能不会回来的。” “不放假？大家都放假，他们厂为什么不？” “可能是生产任务重吧。我怎么知道？” “不！我要姑妈回来！我要他们放假！我要！” “你是他们的厂长呵？好芸芸，别闹了。” “就要闹，就要闹！就要大闹特闹！”她的两只脚已把地板跺得震天响。 不可想象，节日里怎么可以没有姑妈！没有姑妈，小芸还会心甘情愿地给你们过年吗？拉倒吧。还会老老实实地给你们洗脸、吃饭、换衣服吗？拉倒吧。姑妈是小芸的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是她的玩具加图书加公园加棒棒糖加新疆舞蹈。她小的时候，妈妈长期患病，小芸就一直由姑妈带养。只有姑妈才能分辨得出，她的哪一种哭声是表示要吃，哪一种是表示要睡觉，哪一种是要撒尿。也只有姑妈才能做出她最爱吃的东西，比方蚕豆糕，比方炒米糖。那时候小芸每天还得跟着姑妈睡，常常搂着姑妈的脖子，研究姑妈额前七根白发，三条浅浅的皱纹，还有厚厚的嘴唇和软软的耳垂。 “姑妈，这上面有个小孔，是虫咬的吗？” “不是，是戴耳环时穿的。” “为什么要戴耳环呢？” “这你不懂，是旧社会的事。旧社会，姑妈的命好苦哩……好了，不讲这个。”姑妈讲起了公鸡和狐狸、孔雀公主、老鼠国王，还有自己当保姆或杂工时听来的一切稀奇事，同时把小芸冰冷的小手小脚紧搂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热乎乎地睡着。 爸爸担心姑妈宠坏了小芸，常劝诫姑妈不要太心软。姑妈点头答应，可一带着小芸出门，还是偷偷地买这买那，甜枣啦，蛋卷啦，牛奶啦……把小芸的肚皮喂成个圆球以后，叮嘱她不要告诉爸爸。这种暗中串通的小动作，使小芸觉得特别兴奋，也暗暗得意。这就是说，如果这样一个姑妈过年不回家，小芸的得意几乎就没有着落。而且爸爸妈妈都那样忙，谁来同小芸玩击掌的游戏？谁来同小芸一起点爆竹？谁来给小芸扎灯笼和编维吾尔姑娘的小辫子？ 小芸正闹着，门外传来爸爸洪亮的声音：“……章主任，不进屋坐一坐？不坐了？那好，明天来坐吧。有机会，我想找你谈谈，请教几个政治学习中的问题……哪里，哪里，章主任，看见你走在前，我当然得加油赶啦！”接着是一串爽朗的大笑。 门开了，爸爸那半白的头发，矮胖的身子，标准教师风度的沉稳步态，几张夹在腋下的报纸，一齐出现在门口。一闪，他进厨房去了，顺带咬出低声的几句牢骚：“什么狗屁主任！只知道做官当老爷。今天学校里做大扫除，他无病无痛，没摸一下扫把，躲在办公室听黄梅戏的唱片！还以为人家不知道？” “你呀，当面就……”妈妈叹了口气。 “谁敢当面说？老虎的屁股……”爸爸的声音更低了。 爸爸生谁的气呢？小芸眨眨眼，心头有些沉重。她发现爸爸近来在家里生气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不过一出门还是笑呵呵的。大人们的事多么神秘又多么可疑！ 爸爸进屋来了，将报纸一甩，脱下外衣：“她姑妈还没来吧？” 厨房里的声音：“还没呢。” “你早点去吧。” “我这就要去了。” 小芸跳起来：“爸爸，姑妈为什么不回来？我要她回来，要她回来！” “她忙么，现在全国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好多单位都在节日加班，要过一个跃进年、战斗年、革命化的年。你懂不懂？”爸爸微笑着拍拍小芸的头，岔开了话题，“毛主席这一篇《为人民服务》上面的字，你都认识了吗？” “我……还没有。” “那就要赶快学。你已经不小啦，要懂得政治思想上求进步。去吧去吧，去找章伯伯的小胖他们一起学习去……” 敲门声响了。 正在这时，敲门声意外地响了！不仅小芸，爸爸妈妈都像触电似的惊住了。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额前飘有一绺白发的中年妇人，穿着一件蓝晃晃的新衣，提着鼓鼓的大草篮，面目柔和得线条模糊，把一脸微笑探进门来。 “呵——”小芸疯了一般，叫着扑上前去，刹那间就挂在姑妈的脖子上了，就把妇人当一棵大树攀爬起来。 “下来，快下来。这么重了，姑妈抱得起吗？”刚才还不无犹疑的爸爸，上前训斥女儿，又向姑妈露出笑脸，“二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刚才还……” “厂里提前完成任务，所以多放半天假。下午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姑妈气喘吁吁把草篮往厨房里提，“刚才机会好，碰到了好鲤鱼，我又买了两条。恐怕要赶快剖一下。这是芝麻糕和雪枣，芸芸最喜欢吃的。这杂烩是厂里会餐的加菜，味道蛮好，我留给你们也尝一尝……” “你真是……”妈妈有点嗔怪，“一点杂烩都舍不得吃。难怪你们同事都说你太省，恨不得餐餐吃白饭，连豆腐白菜都买得心痛，一点钱尽往这里拿！” “没有，我吃了呵，哪一顿不是吃个大饱？”姑妈微笑着搓搓手，开始挽袖子和扎围兜，“忙得差不多了吧？我来剖鱼吧。刀在哪里？” “不，你歇歇手！”妈妈慌忙说。 “就是，你休息休息么！”小芸上前拖住姑妈，拖向一张圈椅，“姑妈姑妈，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哩。爸爸妈妈都说你……” 叭——爸爸在她肩上猛拍了一下，打断了她的话，“这是哪里沾的灰？快拍干净。哦，你去给爸爸买包烟吧。” 小芸只得意犹未尽地离去。不过，只要姑妈回到了家，别说叫她买香烟，哪怕叫她做更多的家务，她都会兴高采烈。就算要她做十道最难的多位数混合题，要她再抄写十页生字生词，她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她逢人便得意地宣告：“我姑妈回来了！”“我姑妈回来了！”“我姑妈回来了！”甚至碰到她心目中的另外一些朋友——勇敢的小白杨啦，爱臭美的石榴树啦，最狡猾的仙人掌啦，最忠厚的大石头伯伯和它的孩子们啦，她也是这样一一宣告，让大家共享欢乐和激动。 她没有料到，当她唱着歌蹦蹦跳跳回到家，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妈妈扶着姑妈的一只胳膊，一边细细交谈一边出门去了。姑妈还是提着那个草篮，另一只手不时扯着袖口抹眼睛。 “姑妈……” 一双红红的眼。一只手伸过来摸了摸小芸的头。“真乖。” “你们到哪里去？”小芸有点紧张。 “不要问，我们有事去。”妈妈说。 “你们会回来吗？” “当然……当然……” 小芸走进屋里，发现这里已空荡荡的，只剩下爸爸像一头困兽，脸色不大好看，背着手走来走去，不时重重地叹气。厨房里水烧开了，也没人去管。 发生什么事了吗？小芸一阵疑惑和恐惧，不敢说话，脚步轻轻地进了另一间房。好一阵，她听到妈妈回来了。 爸爸的声音：“那只红烧鸡，还有年糕和橘子，都给她了？” 没有妈妈的声音。 “她刚才在路上讲了些什么？” 还是没有妈妈的声音。 “你给她说了没有？我们不是无情无义，实在是没办法。章主任就住在旁边，楼上楼下都是积极分子。要是我们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老婆接到家里来过年，吃吃喝喝，人家看见了会怎么说？我们还有没有阶级立场？政治处正在查我，查她，查她前夫，查民国三十五年那件事……我们还送辫子给人家抓吗？” “过一个年有什么了不得？以前不也是这样过的？”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的祖宗，你不明白吗？现在气氛越来越不同了。报上的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我们事小，万一连累孩子，你说说……” 妈妈突然哭了，“她不是坏人，不是坏人！让人家查吧，才怕他们不查呢！你也说过，她是被逼去王家的，也就是当了一年小老婆，后来一个铜板也没带，就自己跑出来了。你说说，她在解放前过了什么好日子？她什么牛马罪没有受过？……” “你呀你呀，知道什么！”爸爸急得直跺脚，直咬牙，“这么大声嚷嚷，怕人家听不见吗？政策，政策，政策有什么用？那是纸上的东西。‘莫须有’都可以论罪……” 妈妈还在哭。 眼前的事太令人费解，“民国”一类生词完全超出了小芸的理解范围。她全身发抖，一阵阵恶心，差点要呕吐。她突然发现了生活还有另一面，父母还有另一面，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慈祥，那样快乐，那样对任何事都有办法和有把握。大概只有拖着狼尾巴的人，才会在关起房门来的时候，有这种气急败坏和鬼鬼祟祟……她吓得不敢往下想，不敢想象父母身后的狼尾巴。 她猛地推开门，走出那间房，脸色很平静，目光却放射出怀疑、挑战甚至仇恨。 “芸芸……”爸爸诧异了。 小芸把买来的香烟重重摔到桌上。 “芸芸……” 几个找零的硬币也摔了出去，骨碌碌在地上滚动。她走动的时候，故意踢倒了扫帚，还把椅子踢得哗啦一响。她似乎想挑战一切：爸爸，妈妈，还有衣柜和饭桌，布娃娃和大皮球。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她几乎想一跺脚，让整个楼房夷为平地，世界立刻消失。 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叫唤，她咬住嘴唇跑进了门外的寒风，跑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节日夜晚的大街像个万花筒。每扇窗子都送出温暖的灯光。一声声笑语在随风飘扬，落在满地鞭炮纸屑的大街上。精力过剩的孩子们，又喜又怕地点燃爆竹，把一朵朵呼啸着的礼花送上天空，于是在明亮如昼的高空，菊花在开放，火轮在旋转，宝石在闪光，数不清的金鱼在游动…… 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只是流着泪，跑呵跑，把家远远地抛在身后，抛在千条河与万座山的后面。 一辆汽车在她面前猛刹车。司机伸出头来叫骂：“谁家的孩子，一个人乱跑？不要命？”几个行人也投来惊异的目光。 她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姑妈的那家工厂，她去过好几次。她不用问路就找到了那冷清狭窄的小巷，找到了麻石街上的水迹，还有屋檐下昏黄的路灯。在这个年关之夜，临街铺面都已关闭，小巷里只有她空落落的脚步声。 “你找谁？”当她吱呀一声推开门的时候，传达室里看报的老头从眼镜上边射来目光，“……找姑妈？这不是芸芸吗？你姑妈刚回来，在楼上呢。哎，你姑妈去你家怎么又回来了呢？厂里的人都回家了，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冷火悄烟的，鬼都没一个。要她提个火炉子上去，她也不要……” 唠唠叨叨的声音已经远了。小芸从很多机器中穿过，从很多布料和成品大包中穿过，找到了楼梯，一条又窄又陡的木梯。没有灯光，梯板在暗中吱吱响——这个小厂占用着一个旧公馆，大部分是木板房，差不多是木质危房，很多地方都是一碰就晃和一碰就响的。 “姑妈！”小芸在黑暗中有些害怕了。 前面，保管室、加工车间以及集体宿舍组成了迷宫，组成了黑暗的各种障碍和虚空，但没有任何动静。 “姑妈！”又转了个弯，她的脚步继续探索。 黑暗中还是没有回音。 “我是小芸呀，姑妈，姑妈，我来找你。我怕呀……”她要哭了。 终于，在黑暗的深处，在三楼某个遥远的角落，飘来微弱的一声应答。那是姑妈的声音！是孩子一着急一委屈就总会听到的声音！小芸哇哇大哭，踩着吱吱呀呀的楼板飞跑，不小心头碰到了门槛，不小心碰到了一口木箱，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双层床，但她已经熟门熟路，很快扑倒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黑暗中抓到了另一张双层床的床沿，抓到了一双粗糙的手。有一种呼吸响在耳边。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笼罩着她。有一滴冰凉的东西掉到了她脸上。 “姑妈，姑妈，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你怎么不开灯？回去吧，爸爸妈妈要你回去，我们都在等你……”小芸也学会了撒谎。 一只手摸着她的脸。“我厂里有事，不能回去，你懂不懂？我在这里过年蛮好的。” “你在这里过年不好，不好。” “你怎么一个人跑来了？爸爸妈妈会四处找你。快回去吧，呵？” “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 “你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听话，听姑妈的话，回去吧。” 小芸还是伤心地大哭。一边哭，一边把小口袋里的糖果、新蜡笔、小玻璃球，还有心爱的花炮，一齐往姑妈的怀里塞——她的礼物太有限了。 “你回去吧。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女儿，你这时候不能在这里！”姑妈几乎喊起来，但那双手反而把她搂得更紧更紧。又有几颗带咸味的东西，叭啦叭啦落到孩子的脸上，和着她的泪水一起往下流。一片寂静中，她们都听到了对方的心跳。 窗外，嘭的一声巨响，又有一颗花炮飞上天空，在寒冷而深广的夜空中绽开火花，把光明投进这间小屋，直到天上数不清的金色游鱼拖着尾巴消失。 1980年5月 回声 回声 注释标题 此篇最初发表于1980年《青年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月兰》。 抗旱时节 双河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布告：刘犯根满，湖南双河县人，现年三十一岁，捕前系本县青龙公社社员。该犯从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贯好逸恶劳，对社会现实不满，一九六六年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纠集串通一小撮坏人猖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严重搅乱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秩序…… 镇中学的红卫兵跑进青龙峒来造反，搞得各个屋场都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红卫兵是什么？造反不怕杀头么？太平世道下造么事反？作孽呵，他们住在街上还不安生，跑进山来为哪样？ 刘家大屋场的知识权威——完小的刘老师没有回家。剩下那个最懂得齐桓公、程咬金和平平仄仄的麻子会计，但他连抽了两支纸烟，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众社员当然都目瞪口呆了。 不过，有人还是记起了根满。 根满姓刘，是个单身汉，就住在屋场东头一个孤零零的茅屋子里。他的大名，有些人不大记得了，喊他帮忙的时候，有的喊“丁满”，还有的喊“公满”或“阴满”，他也不在乎。他穷得家里灶头冷，猪栏空，要搬家一担箩筐就差不多，自己邋遢得颈根上结一层黑壳，身上有时还会跳出什么飞虫，不大被人家看得起。但他也算得上见多识广，在省城长沙当过两年泥水工以后，说起长沙的哪条街哪个楼，大体上是不会错的。喜欢听新闻的后生们间或找他问问城里的电影、汽车、冰棍以及兰花豆，还蛮有兴趣地伸手摸过他脚上的破皮鞋、腰上的旧皮带，还有下身的呢子裤……每当这个时候，他扯开厚厚的嘴唇，露出焦黄的板牙嘿嘿笑。 现在，队长玉堂老倌四路去找他，最后才在窑棚里找到。 根满一脑壳扎在稻草堆里呼呼大睡，听见有人喊，爬起来，摇摇脑壳，抖落几片碎草屑，发现是玉堂老倌来了，以为队长要指责他出工偷懒，连忙装出一副哭相，按住自己的右脚踝。“哎哟哟，刚才担泥坯，老子一下拗了脚，我的娘……” 眼睛偷偷朝队长瞟了一下。 为了证实这是实情，他又单腿跳了两跳，脸上有痛苦万分的表情。 心急如焚的队长哪管这些：“根满伢子，你晓得不？学生伢子进峒了！” “进峒？”他眨眨眼，“来抗旱的？” “哪里，来打床的。” “打床？” “还说是毛主席要打的，你看碰鬼不？” 根满也不显得怎么权威，慢慢地抓了抓脑壳，紧了紧快垮下去的裤子，一对十几天没洗的黑耳朵抽跳了一下。趁队长没注意，他偷偷把右脚伸直了。 “你不晓得这是为么事？” 队长如此客气的询问，唤醒了他的自豪感。“嗯……呐……只怕……哦，我晓得的。上个月初八我跟拖拉机到县里拖酒糟，听城关的一个老伙计讲，如今要搞爱国卫生运动，到处在打老鼠。酒厂的厨房里起火，烧掉了两间屋。学校里在贴大字报，说校长有男女作风问题，还是个特务……我那老伙计还拉我一起去武汉看大轮船，我说不得空呵，队上还要抗旱，还要翻红薯藤，还要砌猪场屋……”一讲又讲远了，讲多了，就是没有回答关于打床的紧急问题。 “我的娘，我三伢子去年重阳定的亲，今年就要收堂客的哟。”队长还想着自家刚打好的那一张雕花床。 “那你快点回去，花床只怕成劈柴了。” “何得了，何得了！”玉堂老倌急得团团转，“我刘玉堂实在没有做过亏心事，老天爷如何不开眼呵？” 根满吓走了队长，一边暗笑，一边抹了把鼻涕，打了个哈欠又准备睡觉。不过重新倒在草堆上时睡不着了。狗婆养的，为什么要打床？什么人来打床？城里又出了什么新鲜事？他虽然经常以半个城里人自居，但对城里人总有暗暗的反感。在他看来，城里人不种粮有饭吃，不种棉花有衣穿，每个月发饷，数得十几张大票子，下班后还可以进戏院坐汽车甚至男女成对地游马路，十分可恨，十分无聊。不过打床呢，这事太古怪。嘿嘿，如今古怪事越来越多，城里人的脑袋里长霉了。 他根满好在没有床，更没有雕花床，只有几块土砖上搭的一块门板，打床关他屁事。呼——他差点又要睡着。 妇女的哭声和叫骂声，像一根游丝顺着七月南风从屋场那边飘来了，看来事情正在越闹越大。他一家伙起了身，走，看看去！ 离开窑棚，顺着一条小路下岭，就到了刘家大屋场。早先，这刘家大屋是一栋青砖牌楼屋，进大门有三个天井，牌楼有两丈多高，住着刘姓十几户。那是长期定居的结果，一看就容易叫人想起宗族的历史，还有户口保甲制度。解放后，不知是土匪没了，还是族规废了，还是大家喜欢自由了，反正人们拆了大屋，一哄而散，盖起各自独立的小屋。大屋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青砖牌楼，还有一块平时可供集会的宽大地坪。大跃进那年，有人在牌楼上画了些月亮、粮山、和平鸽什么的，现在还隐约可辨。 地坪里眼下浮动着女人们的哭声和骂声。老人们手脚发抖，缩在墙根不敢上前。只有小把戏们好奇地睁大眼，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好神呵！一群十五六岁的学生伢，挂着自来水笔，穿着士林布的褂子，戴着戳眼的红袖章，挨门挨户地抄查，一见到画有龙凤、花草、观世音、胖娃娃一类的雕花床和绘花床，一见到同样五光十色的柜子和箱子，一律怒不可遏，锤子和柴刀打向前去，顷刻间便有五彩凋零，好端端的家具东偏西倒。绘有花色图案的热水瓶、马桶一类，也被搬到地坪中央集中，被宣布没收，完全不由分说。 “同志们，革命派战友们：这是破四旧！是横扫一切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一个脸皮白净的学生操起纸喇叭筒，用普通话腔调发表演说。屋场的垄对面是一面山壁，回声从那里传过来。 “可惜！”好些目光盯住了那些破碎的木器。 “可惜！”根满也有些遗憾。 不过他没有忘记挤在人群中，把滚到他脚边的一个铝皮热水瓶盖子捡起来，压进抄头裤的裤带里。那大概是可以换口白酒的。为这事，他同一个细伢子争了半天，一脚把对方踢得哇哇大哭。 红卫兵又从某家查抄出一床绣了龙凤的绸子被面，哗的一下，把它当众撕破，气得一个胖姑娘伤心大骂，跳起来骂：“土匪！土匪——” 根满定睛一看，嘿，那不是刘裁缝的女儿翠娥么？看到她，看到她哭天抢地，根满不由得心中升起一种恶毒的快感。他曾经花了半个腊猪头请人家去找她提亲，还帮那个介绍人发狠做了两天义务劳动，不料那翠娥硬是不答应，红着脸又哭又闹，一点面子也不给。有次在大队部看戏，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往翠娥身边挤了挤，那家伙就把他当狗公刺，跑出去老远。她是嫌根满太穷吧？是仗着家里的大柜花床狗眼看人低吧？……呸，你这骚婆娘，老子还看不上你呢。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胖得像个红薯，鲢鱼嘴巴太瘪，笑起来丑死人。好呀，现在你去享福呀，发财呀！绣花被子都剪烂了。剪烂最好，大家都莫收堂客！ 他回头又看见连连跺脚的玉堂老倌，心里也有酸溜溜的味道。家伙，你也急了吧？你刘玉堂不是神通广大财大气粗吗？怎么也有犯急的一天呵？平时你太会做功夫了，一家人的劳动力太强了，一年进得了一万多工分，几十斤茶油，还养出四五个肉猪，腊肉一串串挂在厨房里像开肉铺，连碗筷嘴巴都油了。要得，要得，现在是天塌下来先压死长子，大家都莫吃腊肉，省得你玉堂老倌酒醉饭饱去榨床……他冲着队长鼓起眼珠子。 “横扫四旧——”他终于情不自禁地跟着学生伢一起高喊口号。 周围的社员群众不免愕然。 “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再一次激动。 “你好像就是本队的吧？你贵姓？……”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很快走过来，热情地与他握手，“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我叫路大为，你认得不？” 根满觉得对方面熟，但记不起自己在哪里见过了。 “我是省农学院的，前年在这边参加工作队，搞过社教的呀。” “哦哦，对，路干部，路大学生。”根满知道对方来自省城，咳了一声，连忙换上官话，想以文明的姿态同对方谈谈，但好半天也没想出堂皇的话，心里有些懊丧。 “谢谢你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太谢谢了！”对方没注意他的神情，拉着他的手转向大家，“社员同志们，你们看看，真正的贫下中农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是会站出来同旧势力决裂的。我们不要心痛这些破家具。这些东西越是好看，就越有毒，就越有危险性。它们是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我们希望真正的贫下中农擦亮眼睛……”下面是一串热情的鼓动呼吁。 在他的带领下，学生们喊起了口号： “向贫下中农学习！” “向贫下中农致敬！” 红卫兵们唱起了革命歌曲，还把带来的毛主席画像和各种革命标语，贴到社员们的家里去。正在这时，大队会计从公社粮库回来了，买回了十几斤面条。山里人生性好客，虽然对打床行动非常不满，但既然这是上面部署的革命行动，也就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对进山来的红卫兵，也不能没有必要的款待。队长刘玉堂调了两个劳动力，架起一口大锅，煮了两大锅面条。小将们革命好半天以后也确实饿了，一个个都吃得狼吞虎咽。根满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混在学生伢中间，吞吸了一碗，外加两碗面汤。他觉得猪油葱花面十分美味，只可惜少了点酱油。 孙大圣开始行动 ……当前，亿万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的仇恨正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开展。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亿万人民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斗争，是一场阶级大搏斗。 ——引自《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 打床行动以后，文化大革命在青龙峒隆重开始，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一件大事。刘根满喊了两句口号，吃了一碗面，在队上的地位显著提高。他那间小茅屋，平时无人问津，阶檐上都长了不少青草，现在居然也有了不少客人。那个叫路大为的读书人，带着他的同学就来过好几次，成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路大为也是本县人，三年前考上省农学院，两年前随同学们到这边参加了半年的社教运动。他曾经是省城数学竞赛的优胜者，看书把眼睛都看近视了。为此急得哭过，因为怕眼睛坏了将来不能参军，不能去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文化大革命一开展，他和很多同时代青年一样，很快成了狂热斗士，兴趣转移到哲学、政治、国际共运史这方面。他以毛主席发动农民运动为榜样，带着个小分队下乡煽风点火，完全模仿当年的领袖，走毛主席考察湖南农运的路线，步行七八个县做调查研究，准备写一本《农村文化大革命考察报告》。 他选择这里下手，是因为对这里情况相当熟悉——这里原是个老苏区：一九二七年，这里组织过农会，湘北党团特委训练班旧址就在现在的青龙峒。一九二九年，黄公略领导的红五军一部分，到这里发展苏维埃。一九三四年，肖克带着红十七师打九江后也路过这一带。这里有革命传统，阶级斗争一直激烈。人们说这里有三多：烈士多；叛徒多；地主小老婆多——解放前一个大地主总占着好几房女人。所以在路大为看来，这里的群众基础十分理想，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能结出丰硕成果。 根满就是一个烈士的孙子，属于根正苗红的那种。路大为以前并不了解他，但如果根满的挺身而出给他深刻印象，那么根满破茅房更引起他的注意和同情：家境这样穷困，这样的人不革命，还有谁会革命？这样的人不依靠，还有什么样的人可以依靠？ 端起根满家里的一碗凉茶，看着碗里一圈黑印子，实在恶心，但小路又提醒自己：要同贫下中农真正结合，怎么能那样讲究卫生？ 想到革命经典上的许多教导，他就高高兴兴地喝下去了，觉得这一碗白水胜过神话里的甘露。 不过找根满谈工作不那么容易。第一次登门，根满帮人家盖房子去了。他给人家帮工从来很热心，有求必应，而且不要什么报酬，只要有一碗酒就行，最便宜的红薯酒也要得。这天他居然遇到了陈年谷酒，一喝就喝过了头，喝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一见路大为就傻笑着喊“舅舅”，害得路大为他们白等了半昼，看他胡言乱语倒在床上，睡得像只死猪，只好悻悻而去。 第二次登门算是碰上了，不料刚搭上腔，听得对门山上有人喊抓贼，大概又是邻队的人来偷竹木，被放牛伢子看见了。根满一听就往山上跑，表现出维护集体利益的可贵品质。据说每次为山林问题同邻队的人吵架，他总是一马当先，动不动就骂娘，就动粗。就算是本队的人犯事，哪个想揩集体的油，比方说偷队上的化肥，或者是把猪放到绿肥田里去吃草籽，只要是被他看见了，也是送肉上砧板，得好好领教他的一番毒辣。这一次，他果然发现了偷竹子的两个贼，一口气穷追不舍，翻了两个山头，最后成功缴获了对方的柴刀和扁担，还逼得那贼骨头跪地求情。不过，当他得意洋洋回到村上时，天已经断黑，路大为和他的同学已经离去。 两次都未能与根满接上头，路大为并不埋怨什么。相反，抓贼一事更增加了大学生的好感。急公好义，见义勇为，勇往直前，不正是革命造反派最需要的精神么？这种发现和敬佩使路大为第三次登门。 “你们坐，坐……”根满搓着手，把客人让进屋里，回忆着玉堂老倌经常对来宾们讲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穷得鸟不屙屎，工作做得很不好，欢迎你们来指导工作，多多批评。” “你不要客气，刘根满同志。” “你们坐呀，坐呀，实在对不起，没个好坐处，茶也不好。抽烟？” “不要，谢谢。” “那就真的没什么好招待了。”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要什么招待。”路大为客气了一番，然后把话头引入正题。他向根满宣讲一系列党中央最新文件的精神，介绍省城里和县城里的革命形势，希望根满在这个村子带头烧火，尽快成立贫下中农的造反组织。在这一说服鼓动过程中，大学生尽量运用本地农民可以听懂的词汇。 根满打了个哈欠，没怎么听进去。他暗暗着急，眼看着日头爬上了屋顶，但这几个学生伢还不走，还在这里神叨叨地闲扯，就不怕耽误他刘根满的工？他今天至少少车了两丘田的水，到年终算工分，黄瓜打锣去了一截，他找哪个要饭吃？ 不过，烦恼之余也有一份自得。首先，他觉得城里人找他来闲扯，还是一件比较体面的事情。学生伢给他送来好些宣传资料，他以后上茅房也就有了手纸，不必去找树叶子和树棍子。想到这里，他精神振奋地一拍胸口，“你们找我，真是找对了。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莫说是搞文化革命，就是上山打野猪，下水塞涵洞，没有我不敢做的。玉堂老倌怕鬼，我说哪天捉个鬼给你们玩玩！” 这一番豪言壮语，说得大学生们心花怒放和信心百倍。他们邀请根满出任公社文革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刘根满没听清，但一口应承下来。 奇怪的是，自从路大为这几次上门，队上社员对根满客气多了。尽管私下里有一些叽叽咕咕的议论，但大家一见到他，总是满脸带笑，甚至点头哈腰。他跨进别人家的大门，立刻有人给他递红漆椅子，递水烟筒，筛上姜盐豆子茶——这可是史无前例的隆重。到最后，太阳从西边出来，连公社的孟书记也前来登门拜访。 孟书记是什么人？经常穿着凉皮鞋（塑料凉鞋），戴着亮壳子（手表），洗脸用香碱（肥皂），一身的现代文明，是何等了得的人物。他这次没有骑自行车，还戴了个十分朴实亲民的斗笠，刚走进村里，根满一见他就脔心冲，以为又有什么麻烦上身，吓得打开后门就往山上溜。 “根满，刘根满——” 听见公社秘书喊他，他溜得更快了。 “根满同志，你回来，孟书记找你有事呢。”这是秘书在叫他。 好不容易，他两手打颤，心里打鼓，犹犹豫豫从后山上下来。不过令他惊奇的是，平时骂人像阎王老子样的孟大胖子，今天居然满脸是笑，坐到他家的土砖上，还递过来一支纸烟。 “我有，自己有。”根满的手往后缩。 “不要客气嘛。” 他好容易接过那支烟，但半天不敢抽，太阳穴上还有点冒汗。“孟书记，对不起，我家里连老木叶也没有了。” “把我们当外人呵？我们不喝茶。你坐你坐。” “孟书记，我这一段遵纪守法，既没有偷队上的红薯，也没有偷队上的茶叶，不信的话你去问玉堂老倌……” “你说什么呢？”对方哈哈大笑，“你是好同志，好社员，我们对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今天我们来不为别事，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孟书记越是和蔼可亲，根满就越是紧张，总觉得对方话里有话，在玩什么诡计。他记不住对方还说了些什么，只知道他们对路大为拿来的宣传资料十分在意，翻着看了看，互相交换了眼色。最后，秘书问他听到什么新消息没有，问路大为这些学生伢有什么打算，最后还希望他根满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站稳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贫下中农的觉悟就是高，你刘根满也是最听党的话。对不对？” “对对对，你们指东我就打东，你们指西我就打西！没说的！”根满也来了一番豪壮。 说到最后，对方好像也没有什么诡计。 根满一连抽了孟书记几支纸烟，觉得自己更有了大面子。想想看，大学生来了，孟书记也来了。村里谁抽过孟书记的纸烟？玉堂老倌没有，麻子会计也没有，至于刘裁缝那家伙，哼，更莫想啦。人一高兴，话就多。晚上在禾坪里歇凉时，从他口里飞出来的宏论经常使左右邻舍惊异不已： “你们晓得不？现在就是要斗修正主义。那修正主义实在恶毒，吃了豹子胆，经常披着马克思的大衣，打着列宁的伞……” “根满，修正主义老是打伞干什么？那里经常落雨呵？” “根满，修正主义天天穿大衣，是虚寒上身吧？” 根满没法回答这些理论问题，记不住大学生是怎么说的，只好再加上一点自己的理解。“你们也太没知识了。六月炎天穿什么大衣？穿大衣的肯定是贼！赫鲁尿壶最喜欢偷东西，不是个好货。” 他把苏联领袖赫鲁晓夫说成了赫鲁尿壶。但听众大多数还是一知半解，没有吭声，只有两三个人加深了理解：啧啧，这个尿壶也太巧滑了，太反动了。 也有人小心地劝他：“根满伢子，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还是少说为妙。我们泥腿子老老实实做田是正经。” 玉堂老倌提醒他：“喂，明天早上要散凼粪，你早点去睡觉吧？” 在公众场合，扫兴的劝告令人不快。“怕什么怕？”他抹了把鼻涕，“如今城里人都是这样讲的，坳背冲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我就讲不得？毛主席说，搞文化革命，造反有理，讲话不犯法，有话只管讲。” 后一句，是他顺口编出来的。刚出口，自觉有点心虚，因为不记得路大为那天传达的原话是否如此。不过他发现听众都无言反驳，好些人还信以为真，叽叽喳喳展开议论，于是又飘飘然起来。哼，有什么关系呢？毛主席只怕也是这样讲过的。 此后，他成了毛主席在刘家大屋的嘴巴，语录创作法所向无敌。举例来说，那天他到一个富农婆的菜地上去偷南瓜，被对方发现了。对方大喊大叫：“根满兄弟，你要积点阴德呀。手脚不干不净，要遭雷公打的咧……”他眼睛一瞪，说：“毛主席说，四类分子不老实，你还想翻天？”这话很灵，吓得富农婆赶快溜了。又一次，他找队上借五元钱，说是要看病。玉堂老倌晓得他在说假话，平时闭起眼睛借，决算时变成超支户也不管，所以不怎么同意。根满脸一沉，又编出一条：“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就是有钱大家借。”这一来，队长也哑了口，半信半疑，只好批条子。 用得顺口，“毛主席说……”就成了他的口头禅，队上很少有人看书读报，自然也就无人拨正他。 根满就这样过了一段比较爽快的日子。 不过，南瓜几餐就吃完了，五块钱也只容他端得几回酒碗，生财之道还是个问题。他在茅屋里睡了两天，望着屋顶上那个掉下来又爬上去的蜘蛛，想起那天吃的猪油葱花面，缩一缩鼻子，似乎还能嗅到香气。他从床上弹下来，捶了捶脑袋，觉得美好的文化大革命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姓路的大学生不是要我带个头闹革命么？不是要我尽快成立造反派的组织么？他根满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他夹着一些宣传资料，去寻找革命的同志。他没有料到，山里人对这种事总是有些怀疑和畏惧，最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是不是有工分。如果不记工分，革命还有什么意思？玉堂老倌觉得革命是要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要紧跟，但那是城里人的事，他们反正吃了饭没事做么。乡下人抓泥捧土忙不过来，哪有工夫去鬼打锣？……就因为这些闲言碎语，根满忙碌了好几天，只找到两三个热心人。一个是完小的民办老师，因为西式头就像盖在头上的半边瓦，所以外号叫“半边瓦”。另一个是王漆匠，他听说城里搞“红海洋”，到处都刷出了红彤彤的油漆语录墙，使漆匠们都赚了大钱，因此总是埋怨青龙峒宣传毛泽东思想太跟不上形势。他们凑在一起，不知是出于对红袖章和红旗子的好奇，还是出于对猪油葱花面的热爱，决定把革命的熊熊烈火烧起来。尤其是半边瓦最着急：“你们看看石桥镇吧，造反派组织早就成立起来了，我一位同学早就当司令了。我们再不行动，青龙峒就面子扫地了，像什么话！” 他提出了革命的急迫理由。 第二天，他们的“青龙公社贫下中农孙大圣兵团”横空出世，第一个行动就是找来几尺红布做旗帜，然后举着红旗出发，一行人雄赳赳跑遍了邻近十几个屋场：坳背冲，唐家桥，岩坪坝，团鱼冲，傅家坡，烂石桥……口号一路喊过去，声势相当浩大，给寂静的山谷增添了几分热闹。可惜的是，修正主义早被红卫兵斗完了，他们整整忙碌了大半天，只砸了一块绘花的玻璃镜，把一个已经捣毁的土地庙再捣毁一遍。 烈日照得这一行人油汗直冒，南风吹得口里像要冒烟，肚子饿得咕咕叫，脚杆子也感到乏力。根满不免怨恨起路大为来：你们也不留下一点？ 他们没有预先考虑吃饭的问题，临到正午，神色有些惶惶。幸好王漆匠有个徒弟就住在烂石桥，家境还不错。在王漆匠的建议之下，他们决定去那里解决肚皮问题。 走到烂石桥的村头，突然有人叫：“根满伢子。” 抬头一看，是公社社长丁德胜来了。见到他，根满的战友们有点畏，纷纷往路两边躲。其实来人模样很平常。山里人的小个子，黑脸，全身瘦精精，像一只熏烤过的老山鸡。他戴着一顶刷了桐油的铜色斗笠，提着两皮水车叶子，一双赤脚沾泥带水，正从垄对面看禾过来。“你们到这边来搞什么？来买秧？” 根满马上让路，“我们……嘿嘿……来破四旧……” “破四旧？”社长眉头一扬，朝这行人打量，“哪个要你们来的？孟老倌？” “我们，嘿嘿……自己……” “自己？根满伢子，我看你自己就是个四旧。一身衣服像灶上的抹布，熏得我都睁不开眼了。你以后还想找媳妇？” “丁社长，我这就回去洗干净。” “根满伢子，四旧是要破，不过我喊应你们，莫做缺德的事。社员们做一天只有十分工，只有几角钱。打张床要费几百个工分。费力不费力？” “当然，费力……” “准备一套嫁奁要几年的积蓄，可不可惜？” “当然，可惜。” “晓得就好。”社长缓了口气，走出几步又回头补上：“我不管你们破四旧还是破五旧，如今田里干得厉害，你们要想吃饭，赶快回去跟我车水！” “对，车水，昨天都在车的。” “告诉你们队长，横冲子那八坵田赶快车满。抽水机烂了，来不成了。” 根满提了提抄头裤，兴冲冲地说：“好，我这就去。”想了想又补上一句讨好的话：“丁社长，横冲子要车，丝瓜冲也要车满吧？” 对方似乎讨厌这种毫无意义的请示，没搭理，朝前面走了。 淋了这一盆冷水，孙大圣兵团的战友们都像断了根的瓜藤，无精打采泄了劲。有的后悔今天没留在家里泼辣椒秧，油漆匠后悔今天有两张椅子还没漆。根满是个为头的，有气只能往肚里吞。正巧这个时候有条白狗走到他脚边上，他好像觉得所有霉气都是这狗带来的，冲上前，狠命一脚，踢得狗汪汪惨叫，又飞起一块石头，打得那畜生忘命地窜到山上去了。 走资派的面相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五十六分（美国东部夏令时间），“阿波罗十一号”顺利着陆月球。奈尔·阿姆斯特成为踏上地球以外另一个星球的第一个人。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对于人类来说这是迈出了一大步。” ——引自美联社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消息 接连几天，还是又热又旱，太阳火辣辣的没有减威。田里的禾发黄，眼看就要变成一些枯草。禾苗，棉花，黄豆，还有人，都像被烤瘦了，烤干了，烤得冒烟冒火。四面的山峰一片死寂，好像也热得憋不过气来。有时从鸡公山那边飘来几朵云，带来点阴凉，但响了几个空雷，云又散了，让人们空喜一场。大家碰到一起时的话题经常是天，天，天！ 根满自从上次碰到丁德胜以后，在队上安分了几天。车水抗旱，挑泥做瓦，翻红薯藤，出牛栏粪，什么都做。队上人也以为花床打完了，文化革命也结束了，生活的秩序又恢复正常。晚上，大家照旧摇着蒲扇到禾坪里去，打打哈欠，看看星星，听着对门山上的禾鸡婆咕咕叫，听麻子会计讲薛仁贵征东之类的故事。 有些人也渐渐觉得根满还是根满，并没有真正成为孙大圣，并没有身上多长一块肉或者锅里多出几斤米，革命不过是多喊几句口号，那不是革了空气的命？想到这里，人们有水烟筒也不给他递，有红漆椅子也不给他让，这使他有些愤慨，但也没办法。 几天后一个上午，路大为带着一个人又来找他。这天根满刚车满了一坵田的水，坐在牛栏房前歇气，闲得无事时朝一只蚂蚁大吐痰水，想把它淹死。吐了几下，都没吐中，他心里好冒火。 小路向他介绍了一下同行者。此人姓周名光，外号周胖子，是周家大队的一个党员，还是大队级的财粮委员。刘根满其实认得他。早些年公社修水库的时候，根满是工地上的民工，周胖子在工地上管伙食，两人曾打平伙吃过一回狗肉。但两人也结过仇。周胖子有回拿了根满的两副箩筐绳子没还来，被根满大骂了一回，只差没有打架。为此事两人多年没打交道了。 现在，根满一见周胖子，想起箩筐绳子的旧仇，立刻警惕地鼓着眼珠子，两只手捏成拳头，一个准备打架的样子。 周胖子毕竟当过干部，涵养好得多，冲着根满笑了笑，脸上放着红光。“根满，吃过早饭没有？……吃过了？哦哦……你们队的禾，也干得蛮厉害。这天气……”他望望天，扯起不打紧的话题。 对方表示退让友好，使根满放心了一些。“这天气，狗婆养的……”他瓮声瓮气地搭上腔。 “抽烟。”周胖子递来一支。 根满不想接，但还是接下来了。一口烟下肚，非常舒服，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走，你们到我屋里坐去。”他也稍微客气起来。 走进屋，路大为喝了一大茶缸冷水，然后冲着根满面露惊奇：“你们这里怎么还是一潭死水？他们周家大队的形势好得多，党支部、队委会，统统靠边站了。揭发干部贪法腐败的大字报，贴满了一墙。老周，你介绍一下你们的经验吧。” “你们把床都打完了，还怪我？”根满想起这件事就有点气。 路大为莫名其妙，听他一五一十说完来由，又好气又好笑。文化大革命就是打烂几张床么？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说实话，他路大为对打床之类根本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要打开局面，先来点激烈形式，利用本地学生伢冲一冲，也不无好处。“根满同志，破四旧只是序幕，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挖出修正主义的根子，打倒各级走资派，让革命群众真正地当家作主。” “走资派？”根满不懂这个名词，不好意思说不懂，就采取不吭声策略。 见他不发声，小路以为他懂了，于是往下谈赫鲁晓夫哪，勃列日涅夫哪，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哪，滔滔不绝像讲天书。根满没注意听，也听不懂。 他还是不吭声。 周胖子插断了小路：“你那些少讲点，我们农夫子就是三担牛屎六箢箕，一根扁担直来直去，不喜欢啰嗦，绕弯子。你只讲，要如何搞，要如何斗。依我看，生产队长这些芝麻豆子就算了，要斗就斗孟中和，先吃个大粑粑。” “孟中和？”根满眨了眨眼。 “对，他还不算个走资派？专门搞腐化，耍威风，比烙铁头还毒。”周光的烙铁头是指一种毒蛇，“你看他，每天洗脸还用香碱，一身香喷喷的，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讨的那个老婆比他小了十岁，成天穿着皮鞋子哚哚哚，不是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这些话根满都能懂，都让他觉得十分在理。“要得，斗他一家伙，让他也尝尝站台子挂牌子的味道。” 根满与孟中和实有积怨——那是哪一年呢？队上安排他喂五头牛。有一次他把牛牵上山，自己去打牛草，看见有人偷队上的树，竟一心一意去抓贼。不料，那条刚刚“抱福”的大肚子牛婆，踩到一块不牢实的石头上，踩得石头一垮，便掉下坡去。不仅摔断了一条腿，而且经抢救无效，两天后一命呜呼。当时孟中和正好在这个生产队蹲点，对根满早就没有好脸色，一是因为根满做事经常偷懒，二是因为他背地里说过孟中和的坏话，比如说书记喜欢去玉堂老倌那里，是看中了灶屋里的一串串腊肉等等。这次，水牛婆一死，队上春耕拖后一大截，孟书记脸上无光，盛怒之下大骂根满“不是人肏出来的”，断言这是一起蓄谋破坏农业生产的大案，立即下令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根满慌了神，看见自己被押上批斗台，同一个地主分子站在一起，知道大事不好。但他记起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忙冲着台上台下笑了笑。 孟中和一看更气了，把桌子猛地一拍：“你们看看，他破坏了生产还有脸皮笑，无皮无血呵？” 一个民兵冲上来，给根满一巴掌：“老实点！” 笑脸人也挨打？根满感到万般委屈。 这次大会，根满在四周的怒吼声中同意赔款。可怜，一条大肚皮牛婆值得上千元，根满拆了自己一栋屋还没赔清。最后，挂着四个牛蹄子，挂着“破坏春耕犯”的木牌，他被民兵押着敲锣游乡。游到公社门口时，一不小心踩了狗脚，差点被公社那条大黄狗咬了一口，一条裤子被咬破，屁股都露出半边，引来周围一阵哄堂大笑——这算是根满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了。 他当时把一同挂牌游乡的老地主狠踢了一脚，骂了几句娘，一泄心头邪火，才感到稍稍有点宽慰。 赔了一栋房子不算，更伤心的是连竹妹也不理睬他了。竹妹是他的同村人，还是他的小学同学，比他年龄小，胆子也小。那些年上学要翻鸡公山，根满就一路操着树棍打狗和打蛇，保卫漂亮的花神竹妹。哪个同学欺侮了她，根满也非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不可，为此经常被老师留校和训斥。进三年级那年，父亲病故，母亲改嫁，根满成了孤儿，读不成书了，但与竹妹还有些往来。摘了两条黄瓜，摘了一些板栗，在路上捡了根红塑料带子，他总记得给竹妹送去。 不过女孩子在某些方面早熟，竹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喜欢黄瓜和板栗，一见到他也总是躲躲闪闪，即算说上几句话，也摆出公事公办的模样，比如要根满好好劳动，好好自学，争取以后再考中学等等。 要是附近有人走过，竹妹连这些话也只说个半截，红着脸匆匆离开。 她为什么脸红？是感到害羞吧？想到这里，根满心里甜酥酥的，有一种异样而模糊的热血沸腾。好一段，他脑子里总是冒出竹妹，冒出对方的瓜子脸、鲢鱼嘴、柳叶眉，嫩得像葱根的手指，还有头发上淡淡的香味。 他胸口一阵阵痛。 但他知道，他的胸口再痛，竹妹也不会属于他。随着她进中学，进卫校，当护士，当乡村医士，当劳模和团委干部……那个让他胸口炸裂的背影像一支箭、一只鸟，越飞越高了，高不可攀了。她将来要成为另一个男人的新娘，另一堆娃崽的母亲，另一堆娃崽的祖母和外婆，而且看见根满时两眼茫然，有点认不出来，更不会求他去打蛇或者打狗！ 根满痛苦地抽打自己的耳光。他决心死了这个念头，也相信自己真的死了这个念头。但不知为什么，只要竹妹出现在眼前，他的心里还是咚咚跳。她从田上走过的时候，扶犁的他就不由自主把牛打得飞跑。她送药下田的时候，割禾的他就不由自主地迅猛挥刀，割伤了自己的指头也不停手。那天，他挂着牌子游垄，突然看见了前面的公社卫生院，估摸竹妹会在那里，两眼立刻有黑花四溅。 “走，快走！”一个民兵在后面呵斥他。 “我，我不去。”他往地上一蹲。 “你老实一点！” “我脚痛，走……走不动了。” “莫装蒜！” “我肚子痛。” “那就到卫生院查一查，看你玩什么花招。” “我……我到其他垄里去游好么？你要我多游两条垄也要得，多游三条四条也要得。” “不行，不行，快走！” “我求你，求求你。”根满要哭了，扑通一声跪下去，“我给你磕响头，我叫你叔叔，叫你伯伯，叫你爹爹，叫你祖爹爹，好不？我不去！” 民兵不知他为何突然紧张起来，围观的人看见他急着求饶，发出了一些哄笑。当然也有人为他求情，但没有用，在孟中和的指挥下，他被人一脚踢得蹦起来，继续朝前面的人间地狱走去。在卫生院门口，他确实看见她了——一张白脸，在人群中一闪，就不见了。根满有五雷轰顶之感，当场就想一头在墙上撞死。 事后，他想去找竹妹解释一下，向老同学说明水牛婆的真正死因。他在路口守了好几次，好容易看见竹妹回家来看望母亲。在他的意料之中，竹妹一脸的严肃，目光冷若冰霜：“根满，我没料到，你是这样一个人！” “我没有做坏事……” “那他们都是瞎说？” “当然是瞎说，当然是放屁。你听我说……” “我还有事。”竹妹拔腿就走，很快又变成小跑，似乎把他当成了瘟疫，怕他再送上什么红塑料带子。 “喂——喂——喂——”根满不敢喊她的名字，急得直冒汗。 对方头也没回，小辫梢在油茶林里一闪就不见了，只留下根满熟悉的淡淡发香——他在那一刻似乎能嗅到这种气味。 凭良心说，根满并不想高攀她，并不想吃到天鹅肉，只是希望她的目光不那么冷冽，不把它看成瘟疫，这也不行吗？这有什么过分吗？根满跑回家号啕大哭起来，一筐青辣椒拿去换成酒，很快就喝下肚子。他红着眼，骂天骂地，捶东打西，操起柴刀把屋里的一张板凳砍得稀巴烂。 不过，这一段往事，根满从不愿意说出口，城里人路大为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小路眼下只是考虑运动的方向和策略。“孟中和的问题当然不能放过，”他沉吟着说，“但他昨天向我们表态，坚决支持红卫兵，支持群众起来揭发阴暗面，态度还算不错。看来至少可算个三类干部，是我们争取和利用的对象。” 周光说：“那怎么办？” 小路说：“先打丁德胜，教育孟中和！” 根满说：“这走资派到底要打几个？上面没有指标吗？送公粮，修公路，都是有指标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指标？” 小路说：“有多少打倒多少，哪有什么指标？依我看，丁德胜首当其冲。他大搞物质刺激，大搞经济挂帅，还派人撕大字报，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先打下他的威风。” “不对，不对。”根满对老丁印象还好，因为老丁有一门捉蛇的技术，实在令他羡慕和佩服。 “为什么不对？你说说。”小路很注意不同意见。 根满不便说捉蛇，不便说老丁杀猪和烧炭，结巴了好一阵，去茅厕里打了一个转身，最后总算想到了一条理由：“老丁一看就不是个坏人，顶多就是戏台上那种黑花脸，对不？哪像那个姓孟的，天生一个拐家伙，眉毛枯，耳朵吊，脸上没肉，做事歹毒，不是个奸臣就有鬼。” 大学生自然不同意以相取人，“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闹革命未必是算命看相？你这还是四旧，还是封建迷信。” “你是说，看相也不对？以后就不能看相了？” “对呀。俗话说，知人知面难知心。我们最要紧的是看心，看一个人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买只狗，买头猪，买条牛，不也是要看看嘴呵牙的？” “那是另一码事。” “怎么是另一码事？你看戏就不分个红脸白脸？照你这么说，以后奸臣可以扮红脸，忠臣可以扮白脸？” “这……不是不可以考虑。”大学生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还是个大学生，书读到屁眼里去了呵？”根满大为不满，“以后戏台上要是演你，把你画成个三花胡子，你愿意？” 两人像牛斗架，一时僵住了。周胖子对脸相问题没有兴趣，对先斗哪个走资派也没有兴趣，伸了个懒腰说：“算了算了，肚子饿了，搞碗饭吃再争吧。”他看了看壁上挂的一条草鱼，那是队上刚分下来的——这个队刚抽干了一口塘。 根满注意到周胖子的目光，后悔自己有点粗心，没有把那条鱼藏起来。 不准牛鬼蛇神翻天 八月二十日，我国外交部严正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港英当局撤销对香港三家左派报刊的停刊令，释放所有被捕的革命记者。二十二日，外交系统造反组织一万多人集会英国驻华代办处，一举焚毁帝国主义的房屋和汽车，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一些英国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革命行动。他们在英国女王画像上愤怒踩踏以表示抗议…… ——引自《清华井冈山》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消息 提起丁德胜，小路其实有点心情复杂。前些年在这个公社参加社教时，工作队派他跟老丁跑过一段，两人经常钻一个被窝筒，共一盆洗脚水。他学会打算盘，还是老丁教的。老丁瞌睡少，精力充沛，经常鸡没叫就起床下田去了，但从不喊醒睡在脚头的小路，这使小路非常感动。老丁长工出身，种田是行家里手，到某个队不要半个月，就能把全队的主要劳力和几百丘田叫得出名字，讲得出各自的特点，子丑寅卯一大堆，也使小路佩服。当时他还写过赞颂老丁的诗，不信，现在找他的日记还查得到。 年轻人的记忆力总是很好。 记得那一年，公社计划修东方红水库，解决几个大队缺水的问题，不过算盘一扒，各方资金凑起来，还差一大截。老丁在干部会上提出，晚禾收完后组织几批劳力到岳州、长沙去寻副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抓得到三万元就是胜利。抓不到，过年公社干部会餐不吃肉。当时孟中和忧心忡忡：“不太好吧，这样搞，将来上面一个什么帽子戴下来……”老丁两手一摊：“不搞怎么办？没得米，想吃饭？不打土豪，想分田地？你我一不贪污，二不挪用，三不把钱送蒋介石，要砍脑壳我丁胡子去就是。” 当时小路觉得这些话有道理，有豪气，不过按现在的标准审查起来，那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利润挂帅”吗？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不想则已，一想就问题更多了。还记得有一次，小路在队上刷了很多语录牌和石灰大标语，组织青年们排演文艺宣传节目，结果受到上级有关部门表扬，奖了个“突出政治好”的大奖状。他拿着奖状兴冲冲地去向老丁汇报，不料老丁冷冷地把镜框看了一眼，用手指了指：“它结谷不？煮得不？吃得不？” 小路当时哭笑不得。 社长尤其对劳动力在白天排演文艺节目尤为不满：“唱戏唱得出粮棉油？十七八岁的妹子，不去捡棉花，脸上揩两块红，上台扭来扭去，汗滴滴的，不怕丑死人？” 说完扬长而去。 看看，这是反对突出政治的典型事例呀，这是对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恶意贬低和猖狂进攻呀。眼里只有几粒谷、几株棉花，算什么共产党？加上红卫兵这一段的调查，查出了老丁曾经主张包工定额的事，曾经反对并组合队的事，还有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事……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事情似乎很清楚：他个人品质上看来比较干净，但这只是更有欺骗性，更有伪装性，对革命事业危害更大——路大为经常这样思索，探寻一些深奥的真理。 几天前，老丁在公社供销社的门口碰到他，黑脸上舒展几条皱纹，算是笑。“下来几天了吧？城里热闹呵？” “当然……”小路有点冷淡。 “得空到山峒里走走，观观景致，看看熟人，练一练脚力，那还是要得的。难得的稀客哪。”他一眼看见了对方的红袖章，突然压低声音，“我看你还是个好伢子，眼睛要看清楚点，做事多运神，不要乱来哇……” 小路淡淡一笑，“谢谢你的忠告，我会懂得要如何做的。只是，运动对你对我都是一场考验，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绊脚石。” “绊脚石？” “青龙峒的盖子还没有揭开，你应该是知道的。” 对方笑了，“你们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哟。” 大学生对老人的自信感到不快。“当然，你比我们懂。你懂得阻止红卫兵下乡进村。我还记得，你懂得不择手段抓钱，攻击突出政治，主张包工定额。要不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确实不懂得这些。” 气氛变得紧张了。 “还有么？” “当然还有。” “你乱弹琴！” “你害怕了吧？” “我怕什么怕？”老丁沉下脸色，“你是个大学生，说话怎么这样没桥没路呢？你吃过多少盐？走过多少桥？你不会说我是三反分子吧？告诉你，我早就是三反分子了，第一反帝国主义，第二反封建主义，第三反官僚资本主义。我倒是怕你栽跟头呵，小路伢子。农村的事很复杂，你不懂，快点回学堂里去算了。” “运动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你不回去？要我派民兵把你们赶回去？” “这就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红卫兵的态度？” 争吵引来了一些过路的群众，引来了人们的七嘴八舌，但很快又被老丁喝散。到最后，社长吁了口气，手抹了一把脸：“小路，你硬要斗那就斗吧，不过你斗我丁胡子不赢的，我早算个八字给你听。” 小路气愤地甩手冲走了。 不过，小路真要想斗倒丁德胜还不那么容易。他们勒令对方限期交出检讨书，但老丁那里根本没有回音。他们要查抄对方的办公室，但办公室里除了几张报纸，空空如也，主人从不在那里办公，成天在山里面转。那天红卫兵小分队刚刚在供销社门前贴出几幅大标语，就差点被一些过路社员痛打。结果，标语被撕了，糨糊钵子被打破了，学生们的喉咙喊嘶了，真是秀才碰上了兵，有理讲不清。老丁听说闹事，倒是及时赶到现场，要社员们把红卫兵放了，把撕下的标语重新糊上墙，事后还指着标语说：“你们字都写错了。打倒丁得胜，‘得’字要改成‘德’字吧？” 这不是有意嘲笑吗？ 小分队回到红卫兵接待站，坐在地铺上愁眉苦脸，下一步不知从何着手。在城里，他们是有很多办法的。要使标语引人注目吗？搞点新花样就是。你来横的，我就来竖的。你用墨汁写，我就用红墨水写。你的字写得好，我就给标语加框边，加图案，夹进各种花体字，反正要形式上自成一格，当然能引人注目以少胜多。群众情绪调动不起来吗？那也不要紧。路大为最善于用两个化名去写观点对立的大字报，一人唱两个角色，人为制造出辩论假象，一下就把火烧起来了。他们在广场抢广播，进省委大院揪斗书记，砸烂学院里的“伪文革委员会”，从来得心应手。可是一到乡下怎么就像龙困沙滩呢？这贫下中农们怎么一点也不像是革命先锋，倒像是反革命的还乡团和维持会呢？ 现在，鱼汤已经喝干最后一滴，三个人重新开始研究。小路总算说清了不可以相取人的科学道理，也总算说服了两位农民领袖，下一步把斗争矛头指向丁德胜，至少不能把丁德胜轻易放过。周胖子喷了口烟，感觉到一些困倦。“算了算了，我们见锣就打，见肉就吃，见当权派打倒了再说。矛头向上，大方向就没有错。” 路大为还是有点犹豫，“打击面这样宽，会不会有策略上的错误？群众的思想跟不跟得上？对干部队伍的分化是否有利？” “你真是太书生气了。”周胖子用火柴棍戳着牙齿，满不在乎地笑了，“在我们农村搞事，哪来那样多的策略？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说话砍截一点，喉咙扯大一点，做起事来蛮一点，还怕人家不服？” “光蛮恐怕不行吧？要群众跟你走，就得摆清事实，讲明道理。” “道理？道理有什么用？一张嘴巴两张皮，顺讲倒讲都由你。辩证法，就是要变戏法么……” “不，不能这样理解。你说得太庸俗了。” 周胖子拍拍路大为的肩：“莫当真，这是开玩笑。你放心吧，我们这里群众的觉悟高得很，对丁德胜、孟中和早就有不满情绪。只要有人带头，真正的贫下中农就都会站出来讲话，哪个也压不住。根满，你讲是不？” 根满刚才已经走神，想到自己的南瓜去了，听周胖子这一问像从梦中醒过来，随口答道：“是的，是的。” “只要把杆子一立起来，动员个千儿八百的社员来参加，那也没问题，是吧？” “嗯，嗯啦。”根满又点了点头。 议到了这一步，算是有了个初步协议，客人们便告辞。周胖子要去看邻队的一个姨父，说顺便到那个村再去串联一下同志。路眼镜要到公社完小与中学，再去发动一下老师和同学们，然后回红卫兵接待站。 根满送走客人，回头倒在床上，看着屋梁上那只上上下下的织网蜘蛛，回味着今天的一切，觉得事情有点不可思议。妈妈的，孟中和倒霉的时辰终于来了么？当权派说打倒就可以统统打倒了么？真要那样，真是太好了。姓孟的，你等着吧，我要你看看，我刘根满也是一条汉子，不是你想屙就屙想啐就啐的一把尿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他开始细想起来：抓住姓孟的以后如何办？对，首先扇他两耳光，笑脸人也要打。然后命令他跪下来，最好是跪在有碎石头子的地上，对，公社一侧就有那样一块钉板。当年你们用竹条子抽过我，老子今天也要用竹条子抽他。不，竹条子还不行，得找一把狗公刺，那打起来才真正是个痛。 根满浑身抽搐了一下，似乎已经感到了那种痛。他到屋后寻了一把狗公刺，用草绳子捆好，试着舞了舞，设想如何打，打孟中和的哪个地方，还设想出当孟中和求饶时，自己该如何还腔应对。对了，就这样说：“你骂老子不是人肏的，你自己才是猪肏的呢。你是个大杂种，是猪和老虫配的种，又蠢又恶……”那么孟中和会如何回答呢？大概会哭着喊爹爹吧？会喊祖爹爹吧？“呸，哪个是你爹？你这号人，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给我当孝子贤孙我都死得不安心……”他一步步设想下去，仅仅遗憾的是，不能找一条狗去咬破孟中和的裤子。 前景使他浑身是劲，情绪是从未有的饱满。玉堂老倌喊他出工，他走到一架水车旁又发表最新言论：“你们晓不晓得？下个月就要解放台湾了，再过三个月就要解放美国了。你看那些修正主义还往哪里跑？” 群众对这种急剧的形势发展深感鼓舞，只是有点半信半疑。他们只听说再过三个月要去修渠，没听说要解放美国呵。 “现在很多城里人改姓毛，忠于毛主席呗。我们要是把这里的运动搞好了，也可以改姓毛。” 群众对这一点更为疑惑：做义子义女也不用改姓吧？再说毛主席收这么多干儿子干女儿，认得过来吗？ 有人提到孟中和，说没听孟书记这么说过。根满哼了一声，“孟老倌算什么？他就要打倒了，就要坐牢了，老婆也要同他离婚了！” 听者都愕然。玉堂老倌惊恐得手打颤：“根满伢子，你发癫呵？” “我发什么癫？如今到处在造反，毛主席号召炮打九级司令部，你没听说过？长沙城里把省委书记都挂了牌子，你没听说过？” “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还没归完呵？” “怎么就归完？起码要搞到腊月间。搞完了好过年。” 整整一个下午，在田里做功夫的人都人心惶惶，议论着孟中和与要搞到腊月间的文化大革命，还有解放台湾和美国的好消息。这当然令根满自豪和快活。他踩水车比哪个都踩得快，车槌翻飞炫目，打了同车人麻子会计的脚背。对门山上的禾鸡婆似乎也叫得很好听，他学了几声作为回应。 收工回来，他得意地哼着花灯小调。还没进门，看见屋门口有个黑影往菜地上一闪。 “哪个？” 没听见应答。 “哪个王八蛋，敢到老子屋里做贼？” “根满兄弟，是……是……我哩。” 根满走近一看，原来对方是一个地主分子，一身干瘦，一脸灰色，像是从棺材里拖出来的东西。他打着赤膊，穿着条抄头裤，怀里揣个米升子，里面是白花花的糯米，因为米粒长，山里人就叫这种米“三粒寸”。 “是万玉呵，你来做什么？吓我一跳。” “根满兄……嘿嘿……如今，要搞文化革命了？” “那是当然。关你什么事？” “嘿嘿，好哇，好哇。” “什么好？” “大家都好，你更好哇。你不是要高升了么？” “逗我耍？老子今年还只有两千多工分，往哪里高升？是去爬树还是爬山？” “嘿嘿，你莫瞒我。”老地主弯了弯腰，“我早晓得你是福命，非常人有非常之相。你才两岁的时候，我就同你爹爹说过的，你将来一定洪福齐天。”他递上米升子，“这里有升把糯米，送给你做几个粑粑，尝个鲜……” “糯米？” “小意思，不成敬意。”老地主脸上又扯开几条僵硬的笑纹，试探着往深里说，“根满兄弟，我们同一个屋场，你婶婶还是与我舅娘共外婆。你是晓得我的，晓得我是老老实实改造的，是吧？往后，你要是高升了，嘿嘿，还希望你继续帮助我……” “那当然。政策你是晓得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改造，才有出路。” 老地主连连点头：“是，是！” 根满望着白花花的糯米，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准备去接下。不过他突然又心生狐疑：这家伙无缘无故送什么糯米？地主是贫下中农的阶级敌人，这糯米里会不会有毒药？他突然记起了前不久孟书记作报告讲阶级斗争，说阶级敌人最会笑里藏刀，当面笑嘻嘻，攀亲送礼，转背就记变天账，只恨老蒋的飞机不回来……这一想，全身出了冷汗。呸，好恶毒的家伙，你以前收了几房老婆，吃得一肚子油膘，那时候为何不给我家送糯米？如今做好人，还不是想拉贫下中农下水？…… “你老实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根满兄弟，确实没有什么事。” “我不信。你早不送，晚不送，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送？” “根满兄弟，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吗？我早就相信，总有一天会有贵人来搭救。我没想到这个贵人就是你。” “我怎么搭救你？” “你看呀，你品行端正，急公好义，劳动积极，上屋下屋哪个不服你呢？哪个不夸你呢？只要你真把共产党的司令部都打倒了，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等我把那些田收回来，你要哪几丘，只管说。等我把那些山收回来，你要哪几个坡，就你一句话……” 根满开始还有点飘飘然，打算谦虚几句，不过听着听着有点迷糊，对方在说什么？怎么说到了田和山？好半天，他才明白对方是盼着变天，是误以为孟中和与丁德胜他们一倒，地主们放田收租的好日子就回来了……他毛发倒竖，眼睛圆睁，一巴掌就把老地主打出丈多远，白花花的糯米洒了一地。 “根，根满兄弟……” “毛主席说，四类分子就是想变天，得狠狠地斗！斗你这个绝代根，斗你这个砍脑壳的，斗你这个吃枪毙的！走，跟老子到大队部去！” 他上前又是几脚，把老地主的胸脯踢得咚咚响，吓得对方脸色惨白，爬起来，手忙脚乱地跑了。 “贼养的！”根满追了十几步，狠命地射出两块石头，可惜没打中。做完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壮举，实在英雄，实在可歌可泣。他抹了把鼻涕，背着手来回踱了两步，觉得应该去告诉玉堂老倌一声：阶级斗争真是复杂呵，尖锐呵，激烈呵，今天晚上得要大家把门关紧，民兵也应该派些岗哨。万一老蒋的飞机来了，把老地主的儿子从台湾派回来了，那如何是好？ 红绳子衣 回声在山谷中飘。它是自由的，但它是障碍的表现。它是人的声音，又不是人的声音；是山的声音，又不是山的声音。 ——摘自路大为一九六八年日记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猛烈进攻！”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口号声把各个屋场的狗都引得汪汪叫，一张张脸也从门口探出来张望。么事呀？不过节不过年，怎么这样热闹？大路上的一行人，打着“孙大圣”或者“红遍天”的红旗子，摇着毛主席语录红本本，是到哪里去？他们是要到公社去斗干部？老天，吃了豹子胆呵？老蒋还没回来，他们就造共产党的反了？…… 根满穿着一双破皮鞋，穿着一条旧呢裤，手里抄一把狗公刺，自然走在这一群人当中。今天要去查封公社机关，所以他手里还有一沓盖有“孙大圣”印章的封条。看到路边一双双乡亲们好奇的眼睛，他昂首挺胸，举目四顾，很体面的样子。他觉得旗手应该把旗帜舞起来，忍不住挤到队伍最前头去指教，苦于田埂路太窄，一下把好几个战友都挤下了田。队形乱了，泥水溅起来了，王漆匠不免愤愤地大叫：“满伢子，你搞什么鬼？” “不要吵，不要吵，注意组织纪律。”路大为过来整顿秩序，又交代根满，“你喊口号就好好地喊，不要乱来。” “我喊什么了？” “什么孟中和是个臭鳖，哪有这么喊的？也太不文明了。” 根满眨眨眼，算是不置可否。 顺着傍山的大路往垄下边走，过了一个石堰，再转过一个坳口，就可以看到公社了。几条垄在那里汇合，形成山中间一大块平坦当阳的土地，山里人把这叫作“坪”。青龙坪早先还有条小街，有铁铺、米铺、酒店、甜酒铺、裁缝铺、南货摊、百货贩子、药铺，逢墟赶集，热热闹闹。五十年代后期，像很多地方一样，一栋供销社的大砖楼冒出来，像一个巨人，张开大口，吞吐一切商货，不可阻挡地使小街冷落了，消失了，只留下一些保留柜堂式样的普通居民屋。前几年，卫生院、粮食仓库、公社机关、中学、兽医站又出现在这一带，青龙坪有了新的热闹。公社立了根树干，安装了几个高音喇叭。那听不太懂的北京腔和乐曲，盖过了青龙溪的流水声。如果顺着公路和青龙溪再往下走，走四五里路就要出山了。山外是黄土丘陵区，山口离洞庭湖估摸只有百把里。三国时期鲁肃训练的水军，南宋时期杨幺的起义部队，在那一带留下了很多断矢残戟和种种传说。 队伍已经接近公社那两栋青砖平房。越是接近，根满的心不知为何越跳得厉害，脚杆子也有点发软。他以前到公社去，大多是去挨批评受处分，那青砖房对他来说实在有点寒气袭人。还有那条足有二十来斤的大黄狗，看一眼也令人心惊肉跳，谁知它这次会不会又来那么一下？……不自觉地，他抹抹鼻子，放慢脚步，悄悄往人们后面缩。 公社大门前，有人影晃动。公社秘书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来促进我们的工作！” 他找路大为握手，路大为根本没理睬，走过去了。 秘书又把手向根满伸来。根满根本没想到那是要来握手，不习惯这种方式。他的目光向旁边转移，最终落到地上，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嗬呀，这是什么呀？是蚂蚁呵。蚂蚁打架打得真好看呀——其实那里什么也没有。 但他的手还是被秘书握住了。“这不是刘根满同志吗？到屋里去坐，去喝茶。” 根满受宠若惊，连忙用劲握了好几下。 “根满同志，去屋里坐吧。里面还有西瓜，大家随便吃。大家一路上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 “哦哦，不，我不是……” “莫客气，你们来向公社提意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我们也受了修正主义的压迫，也要革命，也要造反。我们是同一条战线的战友嘛。” “不不，我是到供销社……买盐的。” 买盐的还是被秘书拖向大门口。这时，根满一眼看见了站在大门口的孟中和与丁德胜，看见丁德胜铁青的脸，还有他们身后那条高高挺立大声狂吠的狗，脑门上照例又冒出豆大的汗珠。他把手从秘书那里抽回来，顾不得对方的客气和盛情，也顾不得旁边人的奇怪，丢了狗公刺和封条，扭头就窜。 “根满，你到哪里去？”好像是周胖子在喊他。 “我，我……我的粮票，我的两斤粮票丢到哪里了？”他煞有介事地一边摸口袋，一边在路上寻找，急匆匆而去。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道。反正他一口气跑回队，一躲就是好几天。玉堂老倌见他挑水，忍不住问：“满伢子，你何事回来了？公社里搞得个么样了？” 他低着头，好像自己根本没听见。 到第四天，他酒瘾发作，摸着布贴布的空口袋，拿一只塑料凉鞋，到大队代销点去换酒吃。代销点里有打酱油的、买盐的、买红糖的、买电池的，熙熙攘攘。好多人在议论公社里发生的大事： “听说青龙坪翻了天，老孟和老丁都挨了斗争，挂了牌子。” “听说丁社长那天剁了半斤肉，吃饱了专等造反派来斗。哪晓得造反派罚他一跪就半天，半斤肉哪扛得住？” “哎呀，这样毒辣，将来就不怕报应么？” “都是些暴脑壳，想发不义之财。三伢子，你莫跟着去闹！” “依我看，丁社长学过功夫的，扛得住。孟书记一身泡肉，那就难说了。” “把干部都斗了，下回哪个来检查生产？” “以后打结婚证去找哪个？” “没地方打结婚证了，以后男的女的随便打伙呵？” …… 根满也觉得打结婚证是一个难题，怕众人因此怪罪自己，便缩在一个角落里喝酒，闷闷地喝酒。突然，听见代销点门外有周胖子的声音，探头一看，正是他，推着一部脚踏车。他身后还有两个骑车的后生。 周胖子一眼看见了他：“根满伢子，你原来在这里？真是没有味，点了把火又自己抽柴禾，搞了半天是个阳雀子胆。” “我……是腰子痛。” “屁股也痛，脑壳也痛，是不？” “嘿嘿……你喝酒？”根满想缓和一下。 “不要不要。” “你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抓走资派！孟中和这个家伙跑了。” “跑了？” “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如今全国都是造反派的天下，他跑到九州外国也要把他揪回来！” “公社里……到底如何了？” “还有如何？都听我们调派！每餐要开十几桌，两个人打豆腐都打不赢。革命群众都起来了，形势是越来越好。” “真的呀？” 听对方介绍，根满这才略知一点时局。他当时真不该逃跑，错过了天大的美事。其实那天一点危险都没有，走资派说斗就斗了，办公室说封就封了，造反派心想事成战无不胜。县城的造反派打来电话祝贺。邻近两个公社的造反派还前来助威。各路英雄会师，情深谊厚，肝胆相照，于是不仅吃掉了一锅面，还杀了一头猪，调来几担谷和黄豆，还找来几个厨子，只差没有大秤分金银了。这今后的好日子到哪里去找？ “你骗老子？”根满试探着说。 “骗？好好好，就算是骗你。”周胖子事情多，丢掉一个烟头，带着手下人匆匆告辞，继续去抓走资派。他们一定要找到孟中和带走的钥匙和印章。 根满心里七上八下，不是个滋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好歹也是个造反派头头，居然没有吃到肉和豆腐，实在不公平。他恨不得狠狠抽自己一个耳光。 这一天，他赶到公社时已近黄昏。两排青砖房前，大字报和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地上还飘着一些碎纸片。“孙大圣”一类的旗子，插成一排，哗啦啦飘扬，好不威风。一张张办公室的门确实被封掉了。几个干部愁眉苦脸地抽椅子坐在门口，没地方可去。有些路过这里的社员，担着箩筐，或推着土车，三三两两进院门看热闹，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几个干部一看到根满，像看了什么救星，立即拥了上来。 “刘同志，你让我们等得好苦哇。” “你看看，你们把办公室封了，我的绳子衣和解放鞋都在里面哩。” “我还有一个洋瓷缸也在里面，现在都没法喝水。” “刘同志，我们晚上总要有个地方睡觉吧？再说现在抗旱正紧张，一下要调资金，一下要调物资，我们总得有个办公的地方呵。” 七嘴八舌像蛤蟆闹塘，根满什么也没听清。他开始有点紧张，更有些不解，不知干部们说的这些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不知他们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不是应该对丁某某孟某某说的话么？不过，听着听着，他发现世道真是变了，一搞文化大革命，他好像不再是刘根满了，已经成为丁德胜和孟中和了，就是可以听取汇报和发出指示的人了，是干部们也要一齐来笑脸讨好的人了。在闪电般的那一刹那，他突然明白了：革命！ 对，妈妈的，这就是革命！大快人心的革命！一把封条封了这些办公室，声威赫赫法力无边，张三李四都不敢来擅自启封。 他脸上放光，大吐一口长气，响亮地咳了两声，把手背到身后：“这个问题嘛……当然，我们可以研究研究。”他回忆着孟书记平时的姿态和口气，“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就是青龙峒公社的呀，你怎么不认识了？”秘书笑脸相迎，递上一支纸烟，“革命造反派的觉悟是最高的，是最讲政策的。你想想呵，公社总要办公呀，总要抓革命促生产呀。你们是不是不要占那么多房间？两间就差不多了吧？” “那怎么行？”根满闭着眼睛摇摇头，“六间！” “两间算了吧？” “六间！”“六”字又拖得很长。 “三间怎么样？” “六间！” “三间吧？” “好吧，五间。再少不得了。嗯？” “那……桌子，给你们六张行了吧？” “六张怎么办公？起码八张。”他又闭上眼。 “六张吧？” “八张！” …… 这样讨价还价好半天，直到最后，根满研究了很久，“政策”和“原则”了很久，算是给一个大面子，同意让出几间房子和几张桌子。干部们咕咕哝哝不满，但也没得办法。 回到公社的周光得知根满擅自决定，私启封条，不免大为光火地前来恶吵。周光还不知道，根满不仅丧权辱国，还私判了几桩大案。其实他是不想判的，是人们见周光和路大为不在，逼着他判的。他只好代表临时权力机构，把一对来公社闹离婚的男女骂了个狗血淋头，要女方踢了男方三脚，算是对男方打老婆的惩罚，然后把他们轰了回去。他还代表临时权力机构，同意傅家坡那个生产队到供销社赊购一千斤石灰，说要是将来没钱还，就把账挂在公社名下，让孟中和掏工资还。 如此等等。 当领导真是很忙呵，很累呵，很烦心呵。他当时摘了把狗公刺放在桌上，说哪个再来告状，先抽他一顿再说话。 好在那一刻没人来要求击鼓升堂。 路大为从县城赶回来，见他与周胖子恶吵，好容易把他们劝说开来，然后召集一个造反派领导联席会议。大学生介绍了外地的革命形势，强调造反派必须继续揭批走资派，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权难，掌权更难，还讲到一九一七年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根满对那些没兴趣，只是继续对周胖子发闷气，把两只蚊子当周胖子狠拍，最后在会议室里打了一阵瞌睡。 散会后，他进了自己的新居——孟书记的房子。里面有带镜子的黑漆大柜，有办公桌、洗脸架、几张报纸，还有亮得刺眼的电灯。根满觉得这地方太新鲜了，太有味道了，太让人惬意了。他在房里转了几圈，想到今后有那么多公务需要处理，整天出头露面的，得稍微讲究一点才行。他坐在桌前，拿起一份文件来看，尽量做出思索问题的样子，但认不了几个字，看下去实在有些疲倦。他拿起电话机摇了摇，但不知要打到哪里，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讲，便只问了问话务员现在是什么时候。背着手走了几趟八字路，他还觉得不尽兴，在抽屉里找到一只破笔帽，插在上衣口袋里，觉得还像那么回事。他又照了照镜子，发现头发乱糟糟，很不美观，便用水抹了抹，直到头上油光水亮。“哦，原来干部的头发都是用水抹光的。”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大秘密。 忙碌了一阵，他看看镜子，满意了。如果说还缺点什么的话，就是缺一件红色羊毛衣，就是农民们说的“红绳子衣”。他记得，好些干部都有那么一件，穿在外衣下面，露一块耀眼的红色。 他踱出房门去散步，望着青龙坪一片如水的月光，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了翠娥。 那婆娘这几天会不会来公社？ “翠娥……”他想着。 突然，他听到一个人说话声，胸口猛地一跳。 竹妹的故事 爹妈打我你莫来， 打死打活我来挨。 打不死我有命在， 头发打散梳拢来。 ——录自青龙峒山歌 竹妹二十出头，有了高挺的胸脯和丰满的大腿，有了后生们经常想看又不敢看的那些曲线，眼里也有了一种撩人的明亮。几年来，向她求亲的人几乎踏溶了她家门槛，但几乎无一成功。山里人也经常议论她，对那些公认不合格的求亲者，一齐表示怒斥和嘲笑，像在执行一种共同的权利，捍卫一件共有的宝贝。她呢，倒没有热心人那么激动，只是温和地一次次回绝。 她在等待一个理想的采花者，等待一个梦——只是自己对这个梦也说不清楚。 她终于等到了路大为。这个大学生参加社教了，而且来到青龙峒了，一直走到竹妹面前了。他当时护送一个社员来卫生院，头发乱蓬蓬的，不光是身上，连脸上和棉帽上都有干泥块——这可能是挑塘泥的结果。竹妹几乎忍不住捂嘴大笑：嗬，哪里拱出个这样的泥巴坨？ 大学生一次次来到卫生院，但都不是来看病，是送社员来看病。他掏出钱给病人交医药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几乎每次来都是这样。有次，他还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盖在一个病重的老贫农身上，然后双手插在裤兜里，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取暖，直到这个老贫农的手术做完。 细心的竹妹后来发现，他以后就再没有穿棉衣。单单的蓝布学生装里，身子似乎在轻轻颤抖。 有一次竹妹终于开口：“你身上的衣太少了吧？” “我的体质好。” “你到我的房里去烤烤火吧。” “我最讨厌烤火。” 他轻轻吹起口哨，在走道里望着墙上一张宣传画，等候又一个社员看完病，在药房里抓好药。 就在那次见面后不久，大学生又来卫生院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挎包里有一件新毛衣。“这是哪个的衣？怎么放在这里？”他大喊大叫起来。 竹妹暗暗跺脚。喊什么？你疯呵？你傻呵？怎么不细心看看？衣下压着一张字条呀。可读书人还是粗心，叫到各个病房去了，叫到药房和院长那里去了。事情当然引起了小小的骚动。院长和几个医师拿着毛衣看了看，很快找到了没有落款的字条，都会心地一笑。有人朝竹妹挤眉弄眼笑起来。哎呀呀，真是羞死人了。竹妹恨不得天马上垮下来，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蚂蚁，钻到地缝里去。 路大为可没注意到这些，搔搔头，大步走过来：“是你送给我的呀？” 还这样高声呢，疯子！竹妹觉得自己的耳朵滚烫。 对方又搔搔头，再次看看衣：“织得这么好看，太谢谢你了。不过你为什么要送给我？” “你……不冷吗？” “我真的不冷。” “你看看人家，都穿上棉衣了。” “但我有热情，有热情，你懂不懂？” 尽管说不冷，但有热情的人还是收下了礼物，临走时还向竹妹敬礼与握手。他的手确实很暖和，余温久久地留在竹妹的手里。夜晚，她摸着自己的手，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多好呵，他接受了，与她握手了，看他有几多高兴呀……她欢乐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不过，姑娘总是怀疑和挑剔自己所得的成果。他是个大学生，看得起乡下人吗？他只是偶尔在这里停脚的飞鸟，能在这里停留多久？而且，看他当时的样子，高兴虽然高兴，但也太大方了，太公事公办了，根本一点也不那个，一点也不像是……竹妹流泪了，紧紧地搂着被窝，直到胸脯压得隐隐作痛为止。 每次乡邮员经过卫生院，她都不自觉地要去翻翻邮袋，看有没有路大为的信，看信封上的笔迹，像不像女人写的，看一种女人的笔迹，是否同上次某信封上的一样。有一次，她恨恨地问：“路大为，你女朋友来信了吧？” “什么女朋友？”对方不明白。 “你的对象呀。” “什么对象？”对方还是不明白。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呀。唉呀，就是那个人，那个以后要给你做鞋子，做饭菜，还要给你生孩子的……唉呀，我怎么说得出口？” 大学生明白了，脸红了。“你胡说八道什么！” 其实，竹妹自己也脸红了，甚至比对方红得更厉害，慌慌地夺路而逃，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以后一连几次，她都不敢走近路大为，更不敢对路大为说话，直到有一次路大为来帮她砍削矫正肢骨的木板，她才心慌意乱地找到话题：“你……喜欢我们这里吗？” “喜欢呵。” “喜欢这里的哪样呢？” “什么都喜欢。我小时候就有个愿望，以后要不是住在大海边，就一定要住在大山里。” “我也喜欢山。山里的优点最多呢，海边上哪里有我们这样好？”她夸耀起来，“你现在来的时候不好，要是春天，映山红一开，最好看了！还有老虫花、扣子花、蝴蝶花……到秋天呢，满山的毛栗子、板栗子、猕猴桃、八月瓜、野芭蕉，吃都吃不完，你要好多有好多……”她试探着说：“只怕你说好是口头上的，等社教一结束，打起背包一走，你看也不得朝这方看了。” “不，毕业以后，我还想申请分配到这边来工作。” “真的呀？”竹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 “我不信。”姑娘撇撇嘴，“要是我，就不会像你这样蠢。山里再好，也没城里好。在城里住的是洋房子，走的是大马路，天天晚上可以看电影，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哪一点不比乡下强？” “你怎么这样说？听说你还是个新党员，思想不怎么样呵。” 竹妹伸伸舌头，心里在暗笑。 “你还笑？”对方居然看出了她的笑，“要是大家都像你，山区还要不要建设？城乡差别哪一天才能消除？不是我说你，同志，你脑子里已经有毛病啦。什么病？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 竹妹撅着嘴，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心里却甜蜜蜜的。骂吧，使劲骂吧，她竹妹就希望听到这种叫人开心的骂，叫人放心的骂。尤其听到来自他的骂，在这个问题上的骂，天天听到才好呢。他骂得越凶越好——要是他把竹妹当普普通通的人，不闻不问，或者还讲什么方法呀，态度呀，那才不好呢，顶顶不好呢。 金桂和银桂满山开放的时候，他走了。但竹妹记得他的话，他还会到这里来的。 前不久，他真的来了，据说戴着红袖章来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天听人家这样说的时候，竹妹给病人打针的手都在发抖，回家煮饭时又把茶油当酱油倒进锅。她不知道他变了好多没有，不知他会在什么时候来看她。她希望他白天来，因为晚上路上不安全，可能碰到毒蛇、野猪甚至豹子。她希望他上午来，因为中午和下午的阳光太毒，可能会使行路人中暑。她还希望他戴上斗笠或草帽，因为这一段松毛虫发得多，经常掉到行人的头上……她把每个危险的细节都想得翻来覆去，直到世界在她的想象中完全是荆天棘地，来客的每一步似乎都有生命危险。 他终于还是来了，当熟悉的笑脸出现在家门口，她的心像只兔子要蹿出口来，全身一阵阵抖，一阵阵紧，紧得作痛，以至他叫她时，她根本不能回答。不是不想答，确实是答不了，攒了好大的劲也没发出声。 “你怎么搞的，病了吗？”眼镜片后透出惊慌。 她已经要晕过去了。 “你是不是……太累？” 她已经晕过去了。 幸好对方扶住了她，让她坐下，喝了口水，恢复了神智。好，现在没事了，她重新活了过来。这一天真是她愉快的节日。她觉得天更高，地更广，她的大学生更英武了，也更有学问了。他讲了好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动员竹妹也参加运动。竹妹哪会不答应呢？要她带头破四旧吗？行！要她宣传《十六条》吗？行！要她写大字报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吗？也行！只要是路大为要她做的，是跟他去做的，什么都行！ 竹妹一天到晚哼哼唱唱，对妈妈也特别亲热，好几天引起妈妈怀疑的目光。 可是，谁料想得到呢？现在，现在……竹妹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今天听说公社里出事了，心急火燎跑到公社，发现这里一片乱糟糟的景象。党委会的牌子给砸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却在这里大吃大喝。更重要的是，她给老丁处理伤口时，竟然听说这是造反派打伤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料大学生这样回答她：“是的。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 这些话比劈顶炸雷还可怕。 “你……你不是造反派吧？” 对方点点头：“我是。是我主持的批斗会。” “你没有。你乱说！乱说！”她几乎喊了起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丁德胜是走资派呀，你没有去看看那些大字报揭发出来的罪行？” 什么是走资派？竹妹怎么相信老丁是走资派？不，如果别人还可能不了解丁社长，但竹妹是最有发言权的。老丁有胃溃疡，这点她最清楚。老丁吃饭只能喝稀的，或者吃面食，胃痛起来汗珠直滚，但一年到头很少休息，一双解放鞋一个斗笠，总是往队上跑。年纪过五十了，干什么都冲在前面，学什么都兴致勃勃，尤其喜欢同中学的理科老师，农技员、司机、兽医、老农交朋友，同他们一起琢磨农事。身上那件旧棉袄穿了十三年，唯一一件灰色咔叽布新衣，要进县城开会才穿上一回……这样一个人都成了罪人，这天下还有没有天理？ 她不懂什么“经济挂帅”什么“物质刺激”，她只知道哭，绝望和恐怖地哭。“我就是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 “竹妹，你要冷静，你要看运动的主流……” “我就是不冷静，就是不看主流！” “你要看看全国的大形势。” “我就是不看大形势！” 她甩下路大为，朝暗夜里跑去。 这就是根满在夜里看到的一幕。当时他听到竹妹的声音，大气都不敢出，全身有些僵硬。直到路大为后来发现他，他还神情恍惚地听而不闻。 “刘根满，你聋了？你在这里搞什么？” 根满像从梦中醒来：“我……我……屙尿。” “你们队的那个竹妹，中毒太深了。真是想不到。” “不，”根满插断对方，“她是个好人！” “好人？哼，中国人如果都这样好，修正主义早复辟了。” “她真是个好人，比你好得多，好一百倍，一千倍！” 路大为推推眼镜，似乎看出根满有些异样，尽量表现出耐心：“你们不能因为是同队，又同姓，就讲什么私人交情。更不要因为受过什么恩惠，你就……” 他还想摆出更多的理由，不料有人叫他去接电话，他只好打住话头，若有所思地走了。 根满朝他啐了一口，回头寻找竹妹，只见竹妹远去的方向，有一星光亮，大概是一只松明火把，在上下飘忽。他不自主地紧追上去，跳过一条条水圳，绕过一丘丘田，一不小心失脚踩在水沟里，跌了一跤。他眼睁睁地盯着那一点火光过了青龙溪桥，最终融进卫生院的几点灯光中。他此时真愿意自己是条狗，那么他就可以追上去，跟上去，久久地伴随在一个女人的身边。 掌权逸事 十七时十五分，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乘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再次接见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广场上红旗如海，欢声如潮，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们含着激动的泪水一遍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引自新华社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消息 根满的痛苦很容易忘记。比如，看杀猪佬杀猪剁肉，看两个细伢子打架骂娘，都可以使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过着好日子，不用自己煮饭，甚至不用自己洗衣了。造反派一纸命令，调来了一些受管制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他们是免费的劳动力，负责修路挖塘，种菜种粮，还得侍候造反派的吃喝拉撒睡。别说是洗衣，就是洗脸水和洗脚水，每天也由他们烧好，恭送到造反派的面前来。路大为对这种安排很反感，但眼镜鬼的话没有什么人听。 当然，阶级敌人是必须警惕的。有一天，食堂里吃鱼，吃得两个人肚子痛，大家立即心惊肉跳：是不是阶级敌人放毒？这一想，老地主万玉是破鱼的人，立即倒了大霉。“老杂种，你想变天呵？想毒死贫下中农呵？讲！毒药在哪里？枪在哪里？”根满是万玉的夙敌，首先给了对方一巴掌。 “没有哇，都没有哇。”老地主磕头。 “不老实，吊起来！” 这里的吊法比较特殊，麻索子只绑住一只手和一只脚，叫作挂半边羊，一吊就有猪一样号叫。万玉老倌哪里受得这一挂？ “还不老实，压土砖！” “好好好，我说，我说……枪，藏在门前的水塘里了。” 总部下令车塘排水，调了几十个劳动力忙了大半天，大家满身污泥大汗淋淋，挖出两箩藕，但没有发现枪。 “不老实，再吊！” “好好好，我讲实话，讲实话，枪……藏在井里了。” 总部又调劳动力淘井，搞得一井水浑黄的，几天还不会清，但还是没找到枪。 万玉老倌自然又挨了根满的巴掌。“毛主席说，四类分子就是巧里巧滑。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今天硬要剐你一身皮！” “好好，我讲实话，讲实话。” “狗婆养的，你讲呀。” “我……我实在没有枪。” “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说有？你这个家伙，想欺我们贫下中农？想害得我们流汗？白费力？那就更应该吊！” 老地主说实话不是，说假话也不是，反正得对造反派的肚子痛负责，大受一通皮肉之苦，直到最后不了了之，还是去挑粪种菜。这一段，重大的事件还有打击九宫娘娘。事情是这样的，不知从哪里传出消息，说南山坡有一位九宫娘娘显灵了，人们只要到南山坡去烧香朝拜，就可以在坡下的圣母池里取得神水，据说这种水包治百病，跛子喝了可以走路，瞎子喝了可以开眼。一时间，远近的老百姓都来到南山坡朝圣，道上的行人络绎不绝。造反派听到这件事，说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不是明目张胆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于是大张旗鼓实施了代号为九七的紧急行动。他们不光是对天放枪，吓走了迷信的群众，还命令几个四类分子，往什么圣母池里挑了十几担大粪，把圣水变成了臭水，看你们还喝不喝，还敢不敢喝！ 除了这一类革命壮举，根满每天不看书不看报，不愿意参加路大为组织的学习，大多时候去公社附近的供销社一带转悠，伏在柜台上和营业员谈谈天，到收购部逗逗铁笼子里的小猴子，丢个烟头进去，看猴子学着抽烟，看猴子烫着手，于是咯咯咯大笑一通。回到公社，听周胖子南京城隍北京土地地扯白话，什么员外小姐找了个丑八怪啦，什么禾种是狗从天上偷来的，所以老班子讲“狗有一份粮啦”。也没什么味道。半边瓦经常卖弄聪明来出谜语，那更是听得心里躁！“老娘猪，抱根索，五个人赶，五个人捉。是什么？”——呸，早晓得了，织布梭子！什么狗屁谜语？ 一天，根满正想找个更好的办法解闷，听到门外有狗叫，听上去还有些耳熟。这不是公社那条大黄狗吗？前几天把它打跑了，现在它又回来了？顿时，深仇大恨涌上心头，他往手里吐一口唾液，搓了搓，操起一杆锄头，立即蹿出门去。不料那畜生认得仇人，一见根满就夹住了尾巴，贼一样夺路而逃，不管根满如何亲切地叫唤，也决不上当受骗。眼看着它已经钻入了树丛，跃上了石坡，还回头瞪大眼，露出牙，汪汪叫几声，似乎在说：想追上我？休想！ 畜生！今天冤家路窄，不剥了你的狗皮我就不姓刘！ 根满眼睛红红的，额上青筋直暴，仗着吃了几天好伙食，一口气追出了里多路，在茶树林里上蹿下跳，左冲右突，跌倒了也不怕痛，衣被挂破了也不收兵。他追得那畜生逃进一个屋场。一个石头丢过去，没打中狗，咣的一声，把门前一个大瓦坛打烂了。 “哎哟我的老天，”一个老婆婆拍着双膝大哭，“这位叔子你与我无冤无仇，打烂我的坛子为么事呵——” “我没打！”根满气喘吁吁。 “我看见是你打的……” 根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拔腿就溜。 他更加恼羞成怒，发誓与那条老黄狗一拼死活。好在老天有眼，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条白色母狗，尖声尖气地叫唤，带着一条黑狗狂跑。老黄狗也被这叫声吸引了，耳朵转了转，尾巴摇了摇，忘乎所以坠入情网，立刻加入了追逐异性的行列。根满利用了仇敌的弱智状态，脚步轻轻跟在后面，偷偷地展开包抄，一见那老黄狗进入了一个走道的死角，马上正面封锁，拿出吃奶的劲头迎头痛击。老黄狗刚刚爬到母狗的背上，神智不太清楚，在飞来横祸之下一个趔趄，已经摔倒在地。根满眼明手快，抓住机会再下毒手，几锄头砸下去，那畜生就开始口吐鲜血。 他觉得还不解恨，又扎扎实实再扑打了几锄，直到老狗眼光发直，断了气，狗头差点变成一堆肉泥。 “哎呀——”一个过路人发出惊叫。根满回头一看，发现是翠娥挑着一部缝纫机，大概是做完上门生意准备回家。她穿一件红花衣，一双女式皮鞋，一身结结实实的皮肉被衣服紧绷着。 “是你呀。”根满丢了锄头，赶忙检查一下自己的装束。糟糕，刚才一路穷追，衣衫挂破了几处，笔帽也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你是做上门生意来？”他明知故问。 对方没搭腔，进退两难。 “你……一个人？”还是明知故问。 翠娥低着头，“根满，你让我过去吧。” “当然当然，”他笑着让开路，“不过，我想同你说几句话。” 翠娥还是不看他，“有话你快讲。” “我……”他搓手搓了好半天，突然看到地上的狗，“我把这条狗送给你，你看看，这狗起码有七八斤，煮得一大锅，狗皮还卖得钱。”说着就要把血淋淋的一堆，往对方的担子上塞。 “不要不要，我不要！”女裁缝吓得连连后退。 “那……那我帮你来担一截吧。”根满不由分说，上前抢过缝纫机担子，上肩就开跑。翠娥急得直跺脚，想逃跑，又舍不得缝纫机，只好跟着追。“你放下，你放下，你放下！”但她哪里追得上。根满像腾空起飞，作起了神行法，足足跑了两里多路，才在一棵大樟树下，稳稳当当放下担子。 “谢谢你……”翠娥又气又羞，口里还只能这样说。 “这算什么？以后只要你有事要帮忙，喊一声就是。” “我不要人帮忙，不要。” “总有求人的时候吧？”根满突然一拍腿，“哦，对了，你那个花木箱子，还想不想要呵？” “箱子？” 花木箱子是翠娥的最爱，备用的嫁妆，被红卫兵抄走了，现在收在公社仓库里，曾被根满一眼认出。“箱子当然想要啊！”翠娥口气软下来，“根满哥，你们还给我吧。那算什么四旧呢？上面就描了几朵花。我问过路干部，他也说不算。你们收了它又有什么用呢？要是说不能有花，我拿回去用漆涂了它就是呵……” “没问题！”根满一拍胸脯，“涂也不要涂，过两天我把它送到你屋里去。你还想要花床、花柜子，只管开口。我也送过来。” “不要不要，我只要我的箱子。” “那我就送箱子。”根满见翠娥担起缝纫机要走，又急起来，“喂，还没说完呢，你慢点走。” “还有么事？” “我给你箱子，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好不？” 翠娥的脸一下红了：“哪样的要求？” “你要先答应我，我就说。” “你不说，我何事答应？” “你要答应！” “那我走了。” 翠娥要走，急得根满一把扯住担子：“你……你……你给我做老婆！做老婆啰！” “你放屁！”翠娥的脸更红了。 根满心如火烧，情潮大发，真有点忍耐不住。他盯住翠娥丰满的胸脯，气喘吁吁地扑上前去，一把箍住她的腰。“文化大革命都胜利了，你还不答应我？你也不看看，这青龙峒最忠于毛主席的是谁？你根满哥！这青龙峒阶级斗争最勇敢的是谁？还是你根满哥！城里那些红卫兵最看得起的是谁……” “救命啦——” 翠娥是个强劳动力，平时挑百多斤的担子毫不在乎。她一回肘，捅得根满眼冒金星。又飞起一脚，把瘦弱的求爱者踢倒在地。然后脚一跺，担子也不要，朝路上没命地跑去。 “根满，你这是干什么？”不知什么时候，路大为出现在身后，看着翠娥远去的背影。 “下手好狠呵。这样一个恶猪婆，哪个男人还敢要？”根满捂着肚子呻吟，摇摇头，像从梦中醒来。 “我到处找你，你原来在这里干这号事？”路大为看了看缝纫机，还有落在地上的女人发夹，气不打一处来。“你简直——无耻！你说说，你还像个造反派战士吗？才造了几天反？就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了？不光要前呼后拥，还想要三宫六院呵？难怪好多人都说你这个人底子差，当不得大用。” 根满自知做了错事，不吭声不透气，只是盯着地上一块石头，好像那块石头很值得研究。 “去，赶快向她赔礼道歉！”路大为指着远处的翠娥——她哭哭泣泣在那里等着来担缝纫机。 根满还是像个死人。 “你去不去？” 根满横了战友一眼，气冲冲扬长而去。 “好，你不去？”大学生一气之下也动了粗，上前一把揪住对手，拖着他就走。根满不服气，冲着路大为的手就咬。两人很快扭打成一团。你一拳我一脚，你揪衣领我揪头发，转眼间已打得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根满的嘴角出血了。路大为的眼镜也不翼而飞。直到井边两个洗衣的妇女尖声大叫，直到更多的人赶来劝解，他们才气呼呼地收手。 鱼鳞也不给一片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并进入了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夺权！把权利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引自上海工总司等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通告 路大为在总部联席会议上大拍桌子，提出内部整风，严肃处理少数人的违纪行为。很多人一提起翠娥就笑，强烈要求根满提两个猪头去赔罪，说得根满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他赌气冲出会场，爬上一部拖拉机出山而去。 他回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年夏天。这时候的他，比以前大不相同了。大概是在外面吃饭油水厚，他的脸胖了些，也白了些，整个脸盘子大了一圈。他蹬一双皮鞋，穿一件军上衣，敞开的衣领下是一件蓝白两色的海员衫，都是当时的时装。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胸前还戴着一个碗大的红像章，像戏台上古代将军的那种护心镜——不用说，那当然是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的奇珍。他的官话说得更有腔有板了，还常常带上一些新词，比如“观点”、“立场”、“政策攻心”等等，让乡亲们听得一愣一愣。 他绘声绘色讲述长沙的“六六”惨案、“坪塘战役”、“火烧湘绣大楼”事件，还有斗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的情景。至于“高司”、“工联”、“湘江风雷”之间的纷纭战事，种种趣闻，那当然更不在话下。这当然令人肃然起敬。对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孟书记和丁社长都没见过呢，他根满不但见过，而且还斗过他们，啧啧，真是饱享了眼福！ 更使他威望大增的是，他是坐一部小吉普车进山来的。同来的有一个高个子，带着身后好几个警卫员，都挂着长枪短枪，据说这是某某组织的政委。他由根满陪同，视察了这里的情况，吃了一餐酒饭，吃了几个西瓜，然后宣布批准接纳“孙大圣”为省会“红导弹”联队的下属组织，还当场留下两箱手榴弹，作为军火支援，又甩出六百块钱，作为活动经费。这又使孙大圣们轰动：呵呀，到底是根满的脚路宽，有办法，一下就搞来几百块，比我们砍竹子炸石头要松快得多……这些议论在青龙峒传播得飞快。 相违几乎一载，公社里当然也有些变化。据说城里来的红卫兵基本上都撤光了，只剩下路大为一个。原因呢，是学生们对这里的革命看不惯，大为失望，对这里的蚊子和猪粪也不习惯，实在无法忍受。他们能在这里撑上几个月已是奇迹。只有路大为是个木瓜脑袋，居然还对穷山窝上瘾，在这里办什么农民夜校，扬言要拉起一支真正的左派队伍。 听说毛主席在北京发话了，不惜重上井冈山也要继续革命到底——他居然把这事当真。 对这些传闻，根满听了撇撇嘴，发出一声冷笑。他现在根本不怕路眼镜了，那四眼狗算什么东西？指手画脚，高谈阔论，也就是三百斤的野猪一张寡嘴。根满眼下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是直属省里总部领导的造反派司令了，差不多把满世界的大学生都见过了，难道还怕他不成？ 根满更不把周光放在眼里。周胖子有什么本事？他手里有几颗手榴弹？能搞来六百大洋的活动经费？恐怕吉普车也没坐过吧？能有辆拖拉机坐坐也就不错啦。想当初，他还与刘根满争风头，说他没文化，又不是党员，不配当一把手。现在风水轮流转，他刘根满要想当十个党员，不也只是一句话的事？ 根满见了周光，不拿正眼看。看了看树上的鸟巢，看了看墙头的青草，走过去了。 “根满，根满！” 根满头也不回。 “刘根满，你回来，我有事找你。” 根满回过头来，“你找谁呵？” “我找你呵。” “你是谁？” “我？你不认识了？周光呵，周胖子！” “哦，你是周光？你就叫周光？你还叫周胖子？” 根满拿腔拿调，一个领导接见上访群众的姿态，把对方气得七窍生烟。当然，更令人气愤的是，他根满一回到公社，就找来公社党委的公章，给自己办了一个党费证，还叫半边瓦去贴了张庆祝刘根满光荣入党的大海报，此事根本不与周光商量，事后也根本不接受批评。用周光的话来说，共产党又不是菜园子，你想进就进呵？怎么说也得由周光这样的党员来批准一下吧？ 接下来，他们又为一件事接上火。事情是由东方红水库引起的——水库修成于一九六五年，占了周胖子那个大队的田，事后由几个受益大队划出田来补偿。水面则由公社渔场管辖。文化大革命一闹，渔场散了伙。周家大队一些人要下水库打鱼吃，引来隔山的刘家大队意见纷纷。因为刘家大队已划田给了周家大队，照理水库里的鱼就不再姓周。再说，要算老账的话，水库淹掉的田，土改前本就是属于刘家祠堂，刘氏水草养的鱼，怎容得周家人来伸手？这一争，意见越闹越多，周家人说修水库时动了周姓祖坟，挖断了“龙脉”，那纯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刘家人又说，水库的水来自刘家山上，洗走的肥土没有作价，无异于打家劫舍，完全是修正主义大举复辟的“血债”。双方都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他们扬眉吐气的好日子，于是互不相让，唇枪舌剑，动手动脚。风波的最高潮自然是周刘两姓领袖的谈判。 “根满伢子，”周胖子目光咄咄逼人，唾沫星子满天飞，“你们那些人太没觉悟了，抢了我们的渔网，抢了我们的桨，只怕还想打架？你们想独吞水库里的鱼，哪里有那样好的事？” 根满打了个哈欠：“闹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一下再说。不过，现在事情比较多……” “什么研究不研究？你不要打官腔！说你脚细，你还真的要扭几下？” 根满很不满对方这种目中无人的气势。手榴弹和六百元经费是靠他争来的，这就是他看不起周胖子的充足根据。“你们也想吃水库里的鱼？我怕你们想偏脑壳呵？说这些没屁眼的话，也不怕遭雷打。当年修水库，几丘田早就还了你们。你们又没来挑一担土，没来砌一块石头，哪像我们，腊月里牙齿都差点冻脱。狗婆养的……” “你才是狗婆养的，嘴巴哪里这样不干净？” “如今鱼长得斤把多一条了，你们又要来退田？我懒得同你讲。一句话归总：明天我们开闸起鱼，鱼鳞也不给你们一片！” “你们敢！” “不敢？我怕鱼刺卡喉咙呵？哈哈——” 门外是一片人头攒动，喊声四起。不仅有人在争夺渔网和船桨，还有人拖来了锄头和扁担。之所以还没有开打，是两派还在等待谈判结果。半边瓦在那里使劲地吹哨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人在哭着喊娘，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片刻之后，咣当一声，人们挤破了门，七嘴八舌地拥入屋内。这个说：“杂种，你看你这尖嘴猴腮的样子，还像个人样？晓得你是哪里来的野种！”那个说：“你是什么好角色？那年你贪污大队上的钱，你以为大家不晓得？”又一个说：“你家的三毛佗偷公家的塑料布，丑不丑呵？”另一个说：“人家都说你婆娘懒得做猪叫，养出了一肚子油，养出了一身膘，只能往屠房里送！”……若有一位局外人在这里，肯定会听得一头雾水。事实上这里不再是谈判，谁对谁说并不重要，谁说得在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嗓门和气势，是出他娘的一肚子邪气。大家都在骂，也都在挨骂，大家的祖宗、婆娘、子女等等一律臭烘烘地蒙受恶名。 到这个时候，好些人才想起：造反到了这一步，荷叶包钉子个个想出头，恐怕也不是美事呵。 半边瓦提议去找下台的当权派来断案。刘根满和周光一时无奈，也忘了革命和夺权这回事，觉得当权派还是当权派。于是一行人直往刘家坡的猪场而去。 丁德胜住到那个猪场已有几个月了，这是很多人在路上才知道的。这几个月，对于老丁来说有几年那样长。他头发胡子白了不少，看上去已经像个老汉。虽说挨斗时的腰伤已经治愈，但风湿关节炎犯了，腿脚还是不大方便。看着同事的干部大多跑了，他本来也可以跑，但一想到自己工资照拿，不能光吃饭不做事，便一直守在山峒里，有时还习惯性地下达一些命令，要这个队防山火，要那个队打药杀虫。造反派倒也奇怪，虽说已把他赶下了台，看着他擅权干政，却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这回事。有的人喊顺了嘴，一见他的面甚至还是“社长”前“社长”后的。其实他们也没喊错，丁德胜按政策照拿着工资，还是当官的命，不是社长是什么？ 有一次，他对周光大声呵斥：“老子风风雨雨见得多了，还怕你们几个蛆婆拱磨子？等运动结束，老子枪打出头鸟，一个个来收拾你们这些家伙！” 当时，周光偷偷塞给他两包纸烟，赔上一个笑脸：“我这不也是没办法么？毛主席要我们造反，我们总得造一下吧？” 周光当着众人的面，还有造反司令的威风凛凛和凶神恶煞，只是一转背就私下里暗通曲款，在老社长面前说软话，两头都做好人。听说把社长送到竹妹家养伤，派人送来一些活鱼和麂子肉，也是他的暗中安排。 那一段，丁德胜过得逍遥，没事的时候就要竹妹读一段报纸听听。 “……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黑爪牙不是一两个，是一大层，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统统挖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竹妹读了一段，发现社长脸色不对，赶紧换了另一张报纸。 “……造反，是无产阶级的光荣传统，我们就是要造反，造反，再造反！一千年还要造反！一万年还要造反！”另一张报纸上还是这些话。 老丁越听越心闷，长长地叹了口气，望着酒杯，眼皮都撑不起来。 “丁伯爷，你不要着急。” “不急，我不急。” “是不是我们真的跟不上形势？是不是……”竹妹有些担心。 社长岔开话题：“你们院里每天还有几个人出诊？” “每天三个人守院，五个人出诊。” “那好，那好。有些人手头钱紧，舍不得请郎中。你们到村子里要多问问。我这里很好，你不要管我。” 关节不那么痛了，腿能走了，他就扶着拐棍向大山里走去。这连绵起伏的青山，对他来说太熟悉了。哪个坡上有棵什么树，有块什么石头，哪块田叫什么名字，他都很清楚。可现在能做点什么呢？他怀疑眼下中央是不是出了奸臣，但他又更愿意相信，中央是对的，是英明和伟大的，主要是下面的造反派中有坏人。他决计要同这些人斗。可怎么斗呢？拉一批民兵去打游击？不妥。到北京去告状？也没用。山高水远的，怎么去得成？他又想起报纸上那些话，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看来上面有些人太不顾基层的实情了，太乱弹琴了。尤其对乡村干部，又冷又狠。人家泥里水里辛苦不算，还像个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一脚踢进去……他就这样想着，走着，伤心着，咒骂着，在他父母的坟前还大哭了一场。 好在他人熟地熟，走到哪里也可以吃到饭。尽管公社党委不存在了，大部分队还是不忘把公粮交足——山里人就是这样本分。这让他比较放心。 他回到县城女儿的家里，也过了一段神仙日子。老婆每天给他打个荷包蛋，小外孙每天围在他膝头。出门有个小庭院，靠围墙有一片绿绿的青苔，几株车前草和鸡冠花，几只老母鸡经常在那里寻找野食。上面，还有一个葡萄架，葡萄由绿豆子那么大，变得黄豆那么大，蚕豆那么大。风一吹，树叶沙沙响。整整个把月，他懒得去打听外面的消息，对家里的事，倒变得细心起来。他从不关心儿子婚事的，现在也意外地找儿子来问一问，出出主意。为了给小外孙做个捕鸟的夹子，可以忙得满头大汗。 但他又总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胸中像空了一块。 孟中和上门来看他，拉他去参观县城里的批斗会。据说挨斗的县委某副书记乱搞女人，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了。据说某局的局长占用了公家的一个水桶，吃了公家的两个西瓜，也被群众愤怒地揭发，在批斗会上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子。孟中和说到这些的时候，脸色发白，嘴舌有些哆嗦。 “我没乱搞女人，又没拿水桶和西瓜，怕什么怕？”丁德胜觉得对方大惊小怪。 孟中和着急地说：“搞女人，拿桶子，吃西瓜，都还只是小节。要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那罪名就大啦！” “我没对抗。你对抗了？” 孟中和苦笑着摇摇头，“老伙计，形势看来不是我们估计的那样。你晓得不？上头很多人现在也转向了。红不红，线上分呀……” “你什么意思？” “我的一个老上级，在省委干了七八年，厅级干部了，是有天线的，消息灵得很，将来很可能是个书记副书记什么的……” “有人管事就好。要冬种了，现在连电话会也没开一个。”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也得耳朵灵一点，眼光尖一点，走一步看三步……” “你到底想说什么？” 孟中和大谈了一通天下大势，说到全国眼下是大洗牌，重摸牌，各级都要搭班子了。据说新班子都要吸收一部分干部，但反对造反派的干部不能要，群众通不过的不能要。所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已经报名参加“孙大圣”，不能让老伙计吃亏，所以也给他要来了一张申请表。 丁德胜盯着那张表，忍不住勃然大怒：“叛徒！” “你这话是怎样说？你这话……”孟中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我不都是为你好吗？你看不起周光、刘根满这些烂冬瓜臭茄子，我也看不起。将来有机会，要抓的还要抓，要关的还要关。是不是？但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得给党中央毛主席一点面子吧？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革命群众，我们有几个脑袋，敢同他老人家顶牛？呵？” 丁德胜读书不多，肚子里没有多少文墨，没法驳倒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焦躁之下，他挥挥手，“你走吧，走吧。我要洗澡。” 对方按熄烟头：“好吧，你先想想，我过几天再来找你。” 客人走后，丁德胜气得一把撕了申请表，骂了一通无名娘，飞起一脚把扫把踢出了丈多远。他应该骂哪个呢？一般的造反派，无非是造反有利，好像还可以原谅。他丁德胜最想骂的就是那些见风使舵的家伙，那些软骨头的领导，那些脔心七窍聪明到顶的人。大刀还没有搁在脖子上吧？还没有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吧？怎么就一个个顶不住了？ 他得顶住，得拿出个样子给世人看看。想到这里，他后悔这一段在女儿家的躲藏，第二天就搭乘一部拖拉机回到了青龙峒。他白天带领一些人寻护山林，垦覆茶园，修整渠道，晚上就住在一个猪场里。养猪的孤老叫丙三爹，与老丁在解放前同做长工，结拜过兄弟。这一年多来，他除了每天喂好那两只猪婆以及十几头肉猪，最大的事情就是插三炷香，希望关帝显圣，保佑天下早日太平，保佑好人不吃亏，保佑队上的猪不发病。闲时他们两人也喝点闷酒，或者捡几个石头，在地上玩一盘棋。 周、刘两姓群众来找当权派断案的时候，丙三爹出外买糠饼去了。老丁听得山口那边吵吵闹闹，探头一看，发现是造反派上门，以为他们又是来开批斗会，就提着一把柴刀上山去了。 “走资派呢？妈妈的！”周胖子在猪场四周找了一阵，没找到半个人影，“走资派是你们藏起来了。你们想霸占水库，怕他出来作证。” “你骚起嘴巴叫，走资派是你们抓走了！”根满也不示弱。 “你把走资派交出来！” “你交出来！” 两人又差点祖宗八代不可开交。最后周胖子扬长而去，“好吧，我丑话讲在先：你们要是一意孤行，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送瘟神，送瘟神啰——”见周胖子一行去了，根满叭叭叭热烈鼓掌，又指挥手下人整齐地高喊：“一二三四五，你们走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们慢走不要急！……”这是他从城里学来的新招，意在快快活活地羞辱对方。 我恨你 八月二十日夜间，苏、波、保、匈、德五国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红军的坦克控制了布拉格。莫斯科和华沙广播电台宣称：这是为了提供“国际主义援助”，为了“避免一场内战和反革命事变，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引自共同社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消息 门外箩筐扁担一响，丙三爹弯腰进了门。“那群暴脑壳来过了吧？” “来过，老子躲起来了。” “你没听到什么风声么？”丙三爹神色慌张，“不得了，不得了，要出大事啦。” “么事？” “刚才听人讲，周家大队的人要把坝炸掉！” “炸坝？你没听错吧？” 丙三爹把听来的消息一说，让丁德胜吃了一惊。为了几条鱼就要炸坝，这些造反派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搭错了筋？丁德胜从来把东方红水库看作自己的命。想当年，找门路抓资金，他受了好多气，受了好多上级的批评。为了按期完工，他寒天冷地催着民工大干快干，惹得好多民工骂他“丁阎王”和“丁扒皮”……他几乎六亲不认，不顾一切，在骂声里闯，在困难里滚，终于有了那个大坝，有了五千多万方的抗旱水和救命水，怎么能让它今天毁在几个暴脑壳手里？ 他激动地朝门外走，一个踉跄差点跌了一跤，“丙三，我的腿不知怎么了，你来扶我一把。” “你去做么事？” “我要看他们有好大的脑壳，有好大的胆子，敢来同老子玩命！” “那号场合，别人躲都躲不赢，你还寻了去？” “你怕？阳雀子的胆呵？” “我去倒无所谓，我反正无儿无女，是快入土的了，料木也都准备了，死也死得了。德夫子，你去不得。秤砣压千斤，青龙峒以后还要靠你呢。” “水库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青龙峒？还要我这个社长做什么？” “德夫子……” “你今天不帮我，我就没有你这个兄弟。我把话放在这里！” 丙三老人怔了一下，眼睛里湿漉漉的。他抹了把眼睛，搓搓手，只得低下头去，到床下去寻马灯。他点燃了马灯，扶着老丁走一段，又背上老丁走一段，再扶着老丁走一段，再背着老丁走一段，直走到天快亮的时分，才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坝上。马灯油也烧干净了。他们发现这里已经有了很多人，场面盛大足以吓他们一跳。这里不仅有水库受益区的村民，还有一些非受益区的村民，还有一些教师、兽医、邮递员、养路工的面孔。他们大概也是听到消息了，大概也是急了，就带着铺盖、雨伞、马灯以及干粮什么的，不约而同来到这里。一道人肉防线，大概是要阻挡炸坝。几个老汉也扶着拐棍上了坝，一些妇女也上了坝，还有些娃崽也揪着母亲的衣角跟上了。 大家默默地坐满了坝的两头，守住水闸房。轰轰的闸道流水声中，没有人讲话，只有黑压压的人影在等待，像等待一个什么庄严的仪式。 丁德胜发现，这里的人们还特别齐心。哪个肚子饿了，旁边的陌生人就会塞来一个玉米或者红薯。哪个在太阳下流汗了，旁边的陌生人就可能递来一顶草帽或一把蒲扇。周家大队造反派的探子才露面，大家就一齐喊打，吓得对方屁滚尿流。那探子嘴边不知何时还被糊上了一把牛粪。这使丁德胜此前的担心完全有些多余。他现在的工作得反过来做：劝大家不要火气太大，不要动手行武。有些后生贴出“破坏水库，断子绝孙”的标语，他得劝他们出言不要这样毒辣。 不用说，这一天的炸坝当然流产，没人敢断子绝孙。但意外的情况是，有一个大圣爷想拿手榴弹炸鱼，一不小心拉动了引线，没扔出去，造成了轰隆一声之下的血肉横飞，吓得人们晕了头。一死一伤，应该是意外事故。但晕了头的大圣们不相信这是事故，不愿意相信这是事故，一口咬定这是周姓人狠下毒手。大屠杀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呵。尸体抬回家以后，锣声一阵紧一阵地敲响，敲得人们心慌。刘家大屋牌楼前人头攒动，有人操锄头，有人操铁尺，有人操火铳，有人操梭镖，纷纷叫喊着血债血还和以命抵命。妇女们在哭，怕自己的亲人有三长两短。几个老人在灶屋里烧香，求菩萨显灵免除灾祸。小把戏则被眼下的混乱吓得哇哇大哭…… 根满平时一见血就腿软，并没有英雄虎胆，但他今天离爆炸点很近，一块弹片削去了他半只耳朵，不但痛得他满地乱跳，还破了他的相。他大为震怒。妈妈的，周胖子也太毒辣了。老子还没讨老婆，你怎么冲着脸下手？你他娘的怎么真敢动手？ 他到处找自己的半片耳朵，没找着，血已染红了衣领。这样，当他跳到桌子上时，半边脸上缠着染血布条，样子很是吓人。“同志们，贫下中农战友们——”他脚一跺，“姓周的杂种欺侮我们，老子肏他老娘，肏他姥姥，肏他姥姥的姥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我命令：哪个去打，一天记三十分工，加一包纸烟。打伤了的，队上出钱治伤，外加十斤肉奖励。打死了的，队上出钱下葬，奖镜框子一个。他的爷娘就是大家的爷娘，他的崽女就是大家的崽女，年年白分粮食白分油。听见没有？今天不打破他们几个脑壳，决不收兵！” 决不收兵，决不收兵，决不……人们齐声高喊。但也有人交头接耳，在讨论奖惩条例是否合理。还有，要是有人不参战怎么办？ “不去？妈妈的，扣他的口粮谷！回头再赶他屋里的猪！”根满对乱糟糟的场合表示不满，又在跺脚。可惜没跺响。 “司令！”半边瓦上来扯了下他的衣角，“有人找你。” “哪个？” “眼镜。” “我没得空！” “只怕是有重要的事，你还是……”其实半边瓦是害怕打架的，特意派人把路大为找来，让他劝劝根满。 路大为正在牌楼内劝说玉堂老倌等人，已经劝得较有成效。尤其是听说解放军即将进山，好几个后生已经把手榴弹和梭镖交给刘玉堂，算是顺势下台阶。还有些后生在犹豫，半信半疑地听大学生继续说理：“造反派自相残杀，就是覆灭的开始，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呵。党中央一再要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是姓刘的滚出去！”根满冲上去大喝一声，“我们的兄弟死了，不是死一条狗，不是死一只猪！知道不？” 大学生看清了根满，冷笑一声，“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原因查清了没有？把手榴弹当玉米棒子，能不出事吗？” “你是周家人派来的探子吧？” “我是什么并不重要。就算我今天改姓周，你也得听我把话说完……” “不准在这里放屁！”根满打断对方，眼一横，突然振臂高呼，“不准臭知识分子在青龙峒放毒！” 路大为和听众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根满又朝路大为瞪着眼：“姓刘的贫下中农不好惹！” 既然提到刘姓，又提到好不好惹的问题，有些后生的怒火又被点燃。“姓刘的贫下中农就是不好惹！”他们也跟着举起了手臂。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党中央！” 口号喊顺了，道理就说不清了。当根满带着一伙人冲出牌楼，路大为成了挡车的螳螂。他被人们挤倒，一只鞋不见踪影，眼镜也被人揪走，不知摔到哪里去了。更重要的是，他和刘玉堂好容易收缴的几件武器，又被人们一窝蜂抢光。 这天下午，竹妹去救护伤员，也在烂石桥的武斗现场见到了路大为。她没想到自己一见到对方还有激烈心跳。路大为算什么？与她有什么关系吗？很长一段时间来，她以为自己早忘记这个人了，甚至咬着牙诅咒过他，赌咒发誓不再理睬他，就当他是一只误吞入腹的苍蝇。 她有时看见眼镜鬼在公路上跑步。有些社员说：跑得大汗直流，这样重的功夫，有工分没有？……碰了鬼，只怕是个神经病呵。 她懂得那不是发神经病，但她装作不懂，也跟着人们讥笑。 她听说眼镜鬼办什么农民夜校，自己掏钱印课本，还编了些新民歌教大家唱。有些社员说：他不是到峒里来传教吧？既不是洋和尚，又不是土和尚，他是想传什么教呢？他要传教，也得先供个菩萨给我们看看吧？ 她知道那不是传教，但她装作不知道，也跟着人们开骂。 后来，夜校的学员越来越少。即算留下来几个，也大多是想学写几个字的人，或者是想找他借钱的人。一旦他鼓吹“破私立公”，鼓吹什么上交自留地，学生们就觉得他满口黄牙，一阵拍桌子打椅，把他轰下了讲台，赶出了屋场。到这个时候，竹妹又暗暗觉得他可怜。他也太老实了，太迂腐了，太不谙世事了。读了这么多书，做事怎么还像个娃呢？你以为大家都能像你一样，只剩下一分钱也往外掏？ 有一次，她终于接受丁德胜的委托，去给他送一个字条，内容是约他来谈一谈。不知为什么，她去找他的时候，顺手还带上了一瓶蜂蜜，似乎是准备送给他的，似乎又不是。她在供销社的路口边守了半个下午，待到日头落到了山头，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远远地来了。他一身晒得黝黑，蓬头垢面，没有戴眼镜，眯缝的眼睛老是紧张地看地，好像怕碰到石头和泥坑。 二十米，十五米，十米……竹妹已经看清他消瘦的脸了，看清他干枯的嘴唇、雪白的牙齿了。 她扯了扯衣角，露出一丝和解的笑容。只由于脸皮薄，她没有出声招呼。她想，男的总比女子胆大吧？ 可是，他望了她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走过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笑了，而他走过去了，真的走过去了！竹妹像挨了狠狠一棒子，只觉得头昏眼花，鼻子一酸，扭头就跑。 偏巧就是这个时候，公路那一头有人在叫路大为，是个风尘仆仆的城里姑娘，大概是什么同学来找他来了。竹妹躲在大树后抹眼泪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说话。 “周小慧，你怎么到了这里？” “我哪是周小慧？讨厌，你看清楚一点！” “哦，对不起，莎莎呀。” “瞎子，你没戴眼镜了？” “摔坏了。托人拿到县城去修配去了。” 听到这里，竹妹其实应该明白，刚才路大为视而不见，也许情有可原。但此时的竹妹已满腔委屈，一看到另一个女子的白跑鞋和花裙子更是昏了头，根本没工夫细想一切。她听他们谈起了城里的武斗，谈到同学们的茫然和逍遥，当然还有路大为在这里的四处碰壁。有些话她没听清。她满脑子都是跑鞋和裙子，还有男人朝女子肩上捶了一拳，女子也朝男人肩上捶了一拳，然后两人哈哈大笑。 竹妹的眼泪哗哗流。她不能忍受这种笑，还有那亲热的一拳又一拳。她算是看清了，鸡还是鸡，鸭还是鸭，鸡和鸭是搅不到一块去的。难怪你路大为眼睛长在额头上，见人睬都不睬。好，竹妹成全你，去找你的鸭吧。可你为什么又要跑到山里来？为什么一来再来而且赖在这鸡窝里？为什么曾经用那么热情的目光盯得竹妹心慌意乱？好坏呀，你好坏。你跟着那个什么莎莎滚吧，滚得远远的——她就那样花容月貌？瘦弱不说了，声音尖细也不说了，连名字也古怪：莎莎。根本不像个人名，一点也不好听！ 竹妹感到自己好可怜，把一瓶蜂蜜丢进水沟，跑回家去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她又找来菜刀，莫名其妙地把一截竹筒剁成碎渣，然后把碎渣拿到门口迎风扬撒，好像这样一剁一扬，自己的胡思乱想就随着竹筒永远消失。 她没料到，有一天晚上路大为意外地到卫生院来敲门，敲得她的心里嘣嘣跳。 “你是谁？” “我是小路。” “你……来做什么？” “我……想找老丁，丁社长。你能帮帮忙么？” 她当然能帮上忙。要是在以前，她一听这事还会高兴得直跳，但她现在愤怒地说：“你滚吧。他根本不在青龙峒。” “听人说，你几天前还给他送过药……” “他凭什么要见你？我凭什么要帮你？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杀猪的还是阉鸡的？是偷棉花的还是偷南瓜的？是脑袋上生了疮的还是脚板上流脓的？……”那一刻竹妹骂得好痛快。 “竹妹，你听我说……” “我是聋子，听不见！” 后来从门缝里看，他怏怏地离去，身影消失在一片银色的月光中。这算是竹妹最后一次与大学生的交往，也是她最开心最得意的报复。因此，眼下来到烂石桥，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为这样一个人扑上前去。当时小桥被几根伐倒的枫树拦住，桥上还有风车、禾桶以及破土车——那是周姓人设置的路障。附近有零星的枪声，有喊打喊杀的一阵阵吆喝声浪，只是人们分隔在小河两边，藏在土坡后或树林里，都不敢贸然上前。竹妹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熟悉的人，看到了熟悉的浓眉大眼和高高颧骨。他浑身泥汗，飞舞着红语录本，在小桥上朝河两边大喊：“社员同志们，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团结不要分裂！贫下中农不能打贫下中农……” 竹妹被眼下这个场景惊呆了。喊打喊杀的声浪又一次呼啸而起，把他沙哑的声音淹没。更要命的是，她看见有些人把手榴弹盖旋开了，有些人把子弹上膛了，而且有颗手榴弹已经在小河岸边爆炸，只是炸点还算远，没有伤到人。 有人大叫：“杀呵——” 更多的人一齐大叫：“杀呵——” 竹妹就是这个时候冲上前去的，想把对方拉下来。在那一刻，她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竹妹，你快离开这里！” “你疯子呵？这里关你什么事？你快滚吧！” 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又一颗手榴弹飞过来，被竹妹一眼看见。也许投弹人并不是真想行凶，只是想吓唬一下对手，但由于心慌手颤，一投就偏了方向，一只死亡的黑影竟直冲着桥上而来。 竹妹恐惧地睁大眼睛，猛推了路大为一把，自己却不知道如何闪避，只是呆呆地站着。她没有看见自己背后的沙石飞散和硝烟升起，只觉得沉闷的一声以后，背上微微一凉，自己有点摇晃。 可怕的惊呼从小河两岸传来。“炸死人啦！”“炸死人啦！”……枪声与铳声再次响起。还有轰隆两声，大概是另外的手榴弹在爆炸。 “竹——”路大为扑到竹妹跟前，使劲摇着她，声音完全异样。 她闭着眼，头扭到一边。 “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是不是……” 她的嘴里开始流血。 路大为脸色大变，一把抱起她，撒腿往桥下跑。大概是一高一低的步子震醒了竹妹，她在路大为的怀里慢慢睁开眼，看着路大为脸上豆大的汗珠，还有干枯的嘴皮，被牙齿咬破的血痕。 “你……放下我。” “竹妹，你不要怕。” “放下我……” “忍着点，就要到了，就要到了……” 好容易到了一户农家。路大为不由分说踢开门，放下竹妹，立刻请户主帮着找草纸，找布条，找担架。他的嘴皮发抖，手也发抖。 竹妹这才明白了什么，嘴唇已经发白，闪亮的眼光射向路大为，泪珠突然夺眶而出。她好像有些害怕，一只手紧紧抓住路大为的手，指甲差一点把对方的皮掐破。 路大为挣脱她的手，准备烧纸灰止血，拿着几张草纸，划断了三根火柴，因为手哆嗦不已，还是没有把火点燃。 “你有……血……”竹妹艰难地说。 “我没有伤，是你的血。” “你……是流血了……” “不是我的血。你不要讲话，不要动。” 又一汪泪水涌出了竹妹的眼窝，她呼吸急促，越来越急促，脸一下全部失去血色，张大嘴，像要喊出什么。借路大为给她嘴唇擦血的机会，她突然一口咬下来，咬住了路大为的手——这是她最后能够做到的。 我恨你——这是她眼中明明白白的话，在路大为眼里逐渐模糊。 “竹妹，竹妹……” 路大为手痛得戳心，但没有把手抽回来，似乎愿她咬下去，永远咬下去。 但她的牙齿渐渐显得无力，最后完全松开。 大军压境 妈妈，回声真的是个调皮的小伢伢吗？他怎么老是学我说话？他躲在山上吃什么呀？ ——孩子的话 根满当时不在前线。倒不是因为害怕，是一时内急，他要方便一下。等他走出厕所，听说前面已经打起来了，听说竹妹已经中弹，大吃一惊，发了疯似的夺路而去，一路上撞倒了人也踩死了鸡。 来到一户路边的人家，他看见竹妹躺在门板上，已经合上了眼睛。周围的人哭泣不已。几位妇人正在给死者梳头，洗脸，找衣服，想抢在尸体僵硬之前换装入殓。 路大为一见到根满，目光闪闪逼人，突然冲上前来揪住他的胸口。啪的一声惊天动地，一记耳光狠狠摔在根满脸上。 根满木头一样，好像不觉得挨了打。 “刘根满你这个杂种，是你杀了她！杀了她！” 根满还是不动。 他眼里只有地上那张脸，那张惨白如纸的脸，那张他以前不敢观看甚至不敢想象的脸。但那张脸他是熟悉的，曾经对他展开过笑容——小辫子一蹦一蹦，上面有个发结，有时是红的，有时是绿的，有时还配有桃花或者茉莉花。“根满哥，狗！我怕，我怕狗！”是的，是狗，从一个屋场里扑出来了，眼里闪着凶凶的绿光。一个石头猛砸过去。它跑了，又回头叫，好像还不甘心——“根满哥，你边放牛边读书，我们以后一起考中学好么？”“好呀。我一定好好读。”笔记本递过来了，雪白雪白，一股纸香。就是自己的笔不听话，字写得歪七扭八。不留神，墨水泼了，在本子上留下个黑团，像牛的形状。妈妈的，队上的黑牛婆最不老实，赶也赶不动。哎呀，石头垮了，牛摔伤了——“根满，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太可耻了！”是我可耻吗？我真是那样可耻吗？她跑了，青辣椒也没要。青辣椒换了酒，那酒太没味了，只怕掺了水。代销点那个青皮后生，一个不老实的相。——“我跟你磕头，磕响头，我不去呀，不去呀。叔叔，伯伯，爹爹，祖爹爹！”“呸，不老实？快走，快走！”真的走了。是她走了，白脸一闪，不见了。 “呵——” 根满不像哭，不像笑，令人毛骨悚然地怪叫了一声。 周围的人都脸色大变，目光全部投向了他。 “冲啊——”他眼睛发红，从门后夺来一把锄头，冲出门见树打树，见墙打墙，见狗打狗，见鸡打鸡，一路打向烂石桥去。“杀人呵——杀人呵——”这是他的声音，是大家后来依稀能够分辨出来的声音。 “杀人呵——”对门山上送来阵阵回声。 领袖身先士卒的冲锋壮了战士们的胆。他们总算把嘴里的冲杀变成行动，跳出各种掩体，高举着梭镖或锄头，一齐向桥上冲去。 这天的晚霞，特别红，也特别静。 三天以后，刘家大队的战友们在水库里打了几网鱼，杀了两头猪，又打了两桌豆腐，还泡了几十张红薯粉皮，痛痛快快吃了一顿。刘姓的“孙大圣”造反纵队仗着人多势众，铲平了周姓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统一了全公社的权力，还为自己四位战死沙场的英雄隆重下葬，只差没杀几个周姓的地主富农来祭坟。为了统管武装，孙大圣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青龙坪热闹非凡，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唢呐哇哇叫，手铳和三八大盖啪啪响。大小不齐的红旗子在公社门前插了一线，还架门板搭了个大戏台。正逢上赶墟，鸡蛋壳、瓜子壳、枣核、橘皮，丢满了一地。 临到开会，刘大领袖却不见人影，急得半边瓦秘书长汗直冒，打发手下人四处寻找。据说后来在刘家坡的后山上，人们发现根满独自在那里砍柴。种种传说不胫而走。有的说根满几天来一直痴痴呆呆，见到半边瓦就喊爹，见到刘玉堂就喊娘，见到几个小娃崽还喊叔叔婶婶，只怕是发癫的老毛病又犯了。还有的说，他经常喝酒，但喝上两口就把自己的脑袋往树上砸，把自己的鞋子往水塘里射，不晓得是什么鬼找了他，至少酒量已大不如从前。几天下来，他已经脱了原形，下巴尖削，脸色灰黑，瘦得脸上只有两只眼睛一张嘴。要是嘴一张开，就有浓浓的胃中浊臭扑面而来。 半边瓦请他签署文件。那是总部最新通告：第一，责成各大队旧班子暂时把生产管起来；第二，加强造反派的组织纪律，严禁乱打乱杀；第三，揪出几个挑动武斗的四类分子，把这些真正的罪魁祸首交“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审判。如此等等。 根满看也没看，就用指头蘸上红印泥，在文告上戳了个指印。“一律记工分，记工分！” 只是回答得有点文不对题。 半边瓦又递上一份报告，说是翠娥要求结婚，对象是一个木匠。 根满又戳了个指印，还是有点用词不确：“同意报销，报销！” 半边瓦最后又汇报：“路大为那家伙不见了。” “他要再回来，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这一指示倒是很清楚，只是他说过以后，不知为何突然两眼失神，朝天上望了好一阵，捂住脸哇哇哭起来。“你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兄弟呵。你看不起老子，同老子没缘分呵……” 半边瓦眨眨眼，觉得他的领导确实乱了神脉，胡言乱语不知是何意思。 就在根满莫名号哭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只身走出了青龙峒。青龙溪嗬嗬地流淌，推动着溪边的水车木轮，漂涌着几片花瓣，几片落叶。山里的流水绿得发蓝。水里那些白的卵石，黑的水草，都可以看得见。小鱼结成伴，摇着尾巴，一下向南，一下向东，一下又静止不动，好像任何事变都不会搅乱它们的安闲。 这个人回头看了一眼，隐隐看见青龙坪会场里的密集人影，看见了眼熟的那些黑瓦白墙，大树小桥，远山近岭，还有卫生院的两列平房。他忘不了最后一次离开那里的情景：那个夜晚满垄蓝色的雾气又沉又凉，月光洒下一片银色的雾。他被她挡在门外，只得回头归去。他的赤脚踩在路边草叶上。草叶湿漉漉的，水田明晃晃的，被脚步声惊起的蛤蟆扑通扑通跳下田，搅碎了水面的月亮。 青龙溪的水花快快活活蹦蹦跳跳地往山外流。几只竹排顺流而下，驶入了水中大片绿色的倒影。不知是谁在竹排上放出了歌声： 哎呀咧—— 姐屋门前一丘田， 郎一边来姐一边。 郎在一边栽甘草， 姐在一边栽黄连。 甘苦相交万万年， …… 这个人听得有些心酸，赶紧往山外走。 他出山不久就迎面遇上解放军队伍。大概是暴雨和滑坡把前面的山路中断了，军人们没有坐车，也没带枪械，只是背着被包，高举着一排排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牌，大汗淋漓地急步行军，发出嚓嚓嚓的整齐脚步声。他们看来是奉令进山平乱的，没有言语，没有表情，对周围的一切看都不看，像一道排山倒海的绿色闪电突然出现。纷纷跳跃的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十分亮眼。 完了。路大为一看见这些嚓嚓嚓的军人，就知道事情完了，文化大革命要落幕了。当他看见嚓嚓嚓的军人队伍前还走着丁德胜和孟中和，走着另外几个陌生的面孔，更知道今后的一切不再属于他，只属于他感到陌生的力量。他成了一个失败者，一只可笑的蚂蚁或者臭虫，不再有任何意义。可是在嚓嚓嚓的秩序和力量面前，他是该笑还是该哭呢？是该庆幸还是该沮丧呢？ 他全身酸痛，一身褴褛，嘴皮子干得生壳起泡。终于，当竹排上的几个山民笑着朝军队纷纷鼓掌的时候，他也情不自禁地拍了几下巴掌。 唯脸上有一丝苦笑。 有人朝他看了一眼，但整个军队没有停下来，继续嚓嚓嚓地前进。 双河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布告（续前）：……一九六七年，刘犯根满代表一小撮地富反坏的利益，唆使暴徒围攻殴打革命干部孟xx、徐xx、王xx，对抗新生的红色政权，后果十分严重。事后又挑动指挥宗族械斗，造成七人死亡，二十一人重伤，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为了捍卫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为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经上级批准，判处刘犯根满死刑，立即执行。 此布。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 1980年5月 孩子与牛 孩子与牛 注释标题 此篇原题《晨笛》，最初发表于1980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月兰》。 牛原来是一位大神，住在五彩云之上，金色的宫殿之中。那时候，天不分昼夜，地上的人们只知道做事，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不管时辰钟点。有时睡得太久了，醒来时锄头把子上都长了菌子。天帝看到这样，觉得不好，就派那位大神下凡来帮助人们。大神走过彩虹桥来到人间，指头一挥，分出了昼夜，分出了春夏秋冬。但他把吃饭的问题搞错了。天帝交代一天只能吃一餐饭，大神却安排一天三餐饭，于是粮食就不够吃。天帝事后很生气，罚那位大神变头牛来帮人们种田。现在，牛拉犁拖耙，你怎样打它，它都不说话，是因为他办了错事，情愿这样。 这是爸爸给福佗讲的故事。 福佗是个放牛娃，每天放学以后和上学以前，都牵着牛到山坡上去，看牛咔哧咔哧地啃青草。 福佗很小的时候，刚学会走路，有一次就趁大人们不注意，摇摇晃晃走到大黑牛那里，去牛屁股头抓尾巴。一不小心摔倒在牛肚子下，眼看着错乱的牛腿踩过来，其中的一条腿朝他落下，已经盖在他头顶，接近他的鼻尖，只要再下去一点点，大概就要踩出一团肉酱——但就在那一刻，牛蹄突然停在半空中。 大黑牛回头看了他一眼，把蹄子收了回去。 这一次把在场的人差点吓了个半死。但从此以后，福佗更不怕牛了，而且队里这条性子最烈的牛，似乎只容他来撒野。他可以拖牛的尾巴，揪牛的耳朵，抱住牛的腿，攀住一只牛角打秋千。不论他怎样无法无天，大黑牛也听之任之从不发烈，甚至拿鼻子来拱拱他，拿尾巴来戏弄他，同他玩成一团。 父母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奇怪。 福佗常常想起爸爸说的故事，为大黑牛感到委屈——你老是弯着背，低着头，不言不语，让犁套扣进皮肉，让牛绹穿进鼻孔，在泥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你欠了什么债？欠的债还没还清么？天帝是个什么样的刁老头子，竟然对你这样不公平？ 想到这里，他总是找最鲜嫩的草给牛吃，找最洁净的水给牛喝，用竹梢赶走牛身上讨厌的牛蝇，用草把洗去牛身上可恶的泥块，还用爸爸给他做的竹笛吹出优美的曲调给牛听。吹呀吹，吹呀吹，他吹过桃花溪，吹进枣树林，吹得太阳升起星星落，落进清水塘…… 大黑牛熟悉了他的笛声，熟悉了他。每到附近学校里放学的钟声敲响，大黑牛就嗷嗷地叫，似乎知道这钟声一响，小主人就要来了。要是哪一天福佗生病不能来，别的大人或小孩来放牛，它就别着脑袋，硬着脖子，四蹄在地上生了根似的，哪怕鼻子被牛绳拉破，也决不移动半步，一派气呼呼的样子。 有一次事情更是怪。福佗在后山上捡蘑菇，突然遇见一群红毛狗，也就是书上说的豺狼。福佗吓得大叫起来。当时大黑牛被关在牛房里。它耳朵一竖，听到了远远的动静，竟像一座火山爆发，一声大吼就撞断了木栏杆，四蹄生风地朝后山跑去。它来得太及时了，红红的眼睛，顶向前的牛角，嘴里嗷嗷嗷地大叫，还有蹄下刨出来的沙石飞舞，都镇得四五只红毛狗傻了眼，龇牙咧嘴地不敢上前。其中有一只贼心不死，从它身后展开袭击，但被老黑牛一个弹腿，踢得蹿向天空，画出一道长长的曲线，掉到山坡下去。其他的红毛狗见势不妙，这才一哄而散逃得远远的。 妈妈后来听说这事，笑着说：“你呵，前世一定是牛，同牛硬是有缘分。” 福佗摸着自己的头：“那我的头上会长角吗？” 妈妈笑起来，“说不定会长的。你等着吧。” 福佗从此就经常摸自己的头，尤其是一觉睡醒的时候。 每到农忙，人们知道牛最累的时候到了，就要给牛喂稻谷和豆饼。队上要求每家献出三个鸡蛋和两斤甜酒，集中起来喂牛。这时的福佗就总是盯着妈妈，缠着妈妈，要选出小木柜里最大最大的鸡蛋王来，送到队上去。 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各家各户都拿不出甜酒和鸡蛋了，甚至一把豆子也拿不出来了。听大人们说，这都是什么“大跃进”闹的。但什么是“大跃进”，为什么会有“大跃进”，这些复杂的问题福佗并不明白。 放学了，他照例去放牛，但在牛房前等了好半天，还不见用牛人把大黑牛送回来。他便去田头寻找，好容易才发现在枫树坡下的水田里，大黑牛四肢打颤，口吐白沫，热汗直流，已经跪倒在泥水里，眼里透出惊慌和哀伤的目光。但它还背着犁套。身后一个汉子还扬着牛鞭大声呵斥：“装什么蒜？起来！起来！走！……” 福佗大为气愤：“它要休息啦！” 汉子看清了来人，“福佗你来得正好。这条牛是你看的，听你的话。你要它快点站起来，莫偷懒！” 福佗大喊：“大黑牛趴下，趴下，不要起来，就是要偷懒！” 汉子瞪大眼睛，“你怎么不听三叔的话？” “它已经累了，要去吃草了！” “犁完这一丘我就放它。”三叔又扬起了鞭子，“起来！” “不准你打牛！” “牛不就是挨打的么？” “你才是挨打的哩。” “笑话，它是你爹？是你娘呵？要当老祖宗供起来？” “你敢打它，我就打你！” “那好，三叔今天倒是要看看，看你小豆子一粒打得过谁。”汉子哈哈大笑。 福佗自知不是三叔的对手，但决不容许对方胡作非为，想了想，冒出一个较为恶毒的主意。“我到你的水井里去拉屎！” 这一招果然灵，顿时把汉子吓呆了。 “我要小朋友都把屎拉在你的水井里！” “呵呀呀，我的小祖宗哎，你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我怕了你们好不？……”汉子完全招架不住了，结结巴巴只得甘拜下风，不但鞭子没有打下去，而且很快卸了犁套，乖乖地放老黑牛一马，让它跟着小主人走。看着没有犁完的田，他长叹一口气，苦着一张脸，只好自己扛着锄头去挖。尽管福佗在远处丢来一句话，说是去叫他爸爸来帮着挖，他还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口里直骂福佗是“背时鬼”。 这一天，太阳落在枝头了，他还没有放学，在操场里扫地。一个鼻尖有泥点的小孩，双脚飞动成一串花，飞快地从远处跑来。“福佗，福佗哥！大黑牛快牺牲了！” “你说什么？” “大黑牛摔断腿啦！” “没有！” “骗你是小狗……” “小鼻涕！”他用恶毒的外号，报复这个带来坏消息的人。 “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流了血，一只腿断了……” “小鼻涕！小鼻涕！小鼻涕！” 他愤怒而无礼，莫名其妙大叫，想盖住对方的声音，然后身子一闪，撒开两个光脚板，沿着青石板路朝牛房跑去。 完了，大黑牛确实受伤了。好多人呀，围在牛房前，看兽医给牛疗伤。爸爸手中的粗木杠子和粗大麻绳，大概就是刚才抬牛的工具。带着小药箱的兽医正在给牛灌草药，注射器也摆在旁边。老老少少们正在议论纷纷，一声声大骂偷牛贼。事情原来是这样：今天有两个外地来的偷牛贼进了村，其实还没动手，不知为什么就让大黑牛盯上了。大黑牛好像有点神通，见了外来的小商贩或者剃头匠都不斗，见了陌生的下乡干部也不斗，一见到这两个人就两眼发红，尾巴直立，嘴里呼呼呼地直出粗气，突然挣脱了牛绳，排山倒海般地朝两个贼人冲去。贼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不料大黑牛穷追不舍，把他们赶得满山跑。要不是老天爷救命，让大黑牛一脚踩塌翻落山下，他们身上可能就要留几个血窟窿了。 等社员们闻讯赶来，贼人已不知去向，可怜大黑牛也倒在山下的杂木林里，流出一摊鲜血，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福佗急得哇哇大哭，从大人们的腋下，挤到人圈子里面去，撞倒了人家的娃，踩痛了人家的脚。他伸过手去摸摸牛头，看见牛正在流泪，全身抽搐着，但有一条腿完全不能动弹，想必是十分疼痛。正巧这时候兽医又一次喂药失败，不知道该如何办。大概是这一种草药太苦，气味太烈，大黑牛一嗅到药气，就使劲地甩头，把人们强行灌入的渣水吐了出来。兽医很高兴福佗的到来。“你是看这条牛的吧？你来试试，可能它会听你的话。” 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孩子。只见他果然身手不凡，既不需要向牛嘴里插竹板，又不需要抓牛头，只是伸手把牛脸摸了两下，嘴里嘟哝了两句，牛就安静下来。当他把药渣塞进牛嘴时，大黑牛尽管有点犹豫，有点不大情愿，但两片嘴唇一挪一磨，居然把药渣吃进去了。 人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也有点惊讶不已。 “它还站得起来吗？”福佗问兽医。 “看看吧。”兽医正在包扎牛腿。 “你说清楚，说清楚，它还站得起来吗？” “我也不知道。”兽医叹了口气，“它年纪太大了，这次又伤得不轻，不光是断了腿，内脏还出血。娃呵，我尽力而为吧。” 福佗吓得脸都白了。 孩子暗暗发誓，要为大黑牛报仇。他想他一定要找到那两个贼人。找到以后怎么办呢？要用狗公刺刺他们！用鹅卵石打他们！用牙齿咬他们！他们求饶怎么办呢？那也不行，要罚他们三餐不吃饭，罚他们吃世界上最苦的药…… 爸爸把他叫到跟前：“福佗，从明日起，不去放牛了，跟姐姐去割猪菜吧。” “牛给哪个去放呢？” “不用放，它起码一两个月动不了。” 爸爸对牛事是有经验的。他可以凭牛的角，牛的牙齿，一眼就断出牛的年龄。他还可以用烟丝、豆油、盐之类配成些土方子，治好一些牛病。他的估计大概不会错。 “那我打草给他吃，不行吗？”福佗反问。 “喂点干草也差不多了。” “干草没有青草好。” “你懂什么？猪也得喂，不然让猪都饿死吗？队上人手紧得很呢。” 父亲严厉的目光，封住了孩子的嘴。福佗低下头，咕咕哝哝踢飞一块石子，走了。第二天清早，天上还有稀稀疏疏的星斗，东方有了一道亮色，冰凉的雾气沉重地游动和漂流。福佗从床上一骨碌起来了，放出了小鸡，叫醒了小狗，然后背起了筐，拿起了镰刀。 妈妈还在床上：“福佗，你带镰刀做什么？” 他撅着嘴不吭气。 爸爸正起床：“你还要去打牛草？” 他还是撅着嘴。 爸爸明白了。“你才多大个人，做得了那么多吗？” 他头也没回地走了。 从这天起，他一个娃干两个娃的活，不但割猪菜，还打牛草——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打来的牛草果然鲜嫩，总是让大黑牛眼里放出兴奋光芒。不过大黑牛眼里的这种光芒一天天在减少，在黯淡，在熄灭，整个身体也日渐消瘦。照兽医的话来说，它年纪太大了，胃和肝也伤得太厉害了，恐怕是不容易回头了。看着小主人打来的青草，它吃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吃力，最后干脆紧闭嘴巴，直到青草在它面前堆成了小山，开始枯萎和腐烂。它有时把青草舔一舔，好像只是做出个吃的样子，尽力让小主人高兴。 它的一切心思都从黑眼睛里透了出来。 福佗不能失去这样的眼睛，但他没有回天之力，只能跑到山坡上去吹响竹笛。他听爸爸说过，天上住着一位仙姑，种着一些仙草，常常用仙草给人治病。他向着蓝天吹呵吹，吹破了嘴皮，吹干了嗓子，真希望能用笛声引来仙姑，还有金光灼灼的仙草…… 身后有人声，侧耳一听，不是仙姑，是两个挖沟的社员。他们在荫处坐下抽烟，先谈了一段关于南瓜的事，然后提到了牛： “伙计，明天兴怕有牛肉吃了。” “要杀牛？” “明摆着的事，迟早都要一刀。要是再不杀，就只剩下一堆骨头了。” “队上决定了？” “昨天开了会。” 福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浑身打了个寒战，翻身就往家里跑。他打算找爸爸大闹一场，但一见到对方却不知如何是好。爸爸在牛房里抽着闷烟，眼里也闪着泪花。 爸爸叹了口气，摸着牛头说：“……黑大哥，实在对不起，你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是我们全队的大恩人。你吃了好多苦，受了好多罪，我们都是记得的。不是我们狠心，是你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长命百岁，终有一死。你这样拖着也是受罪，明天就好好地上路吧。若是有来世，我们来世相会。到时候你做人，我做牛，我们还是一起耕田。要是没有来世，你就算是先走一步，反正我们也快了，都要到黄土里一觉不醒。是不是呢？到时候我就在你的身边，给你做个伴，让你不太孤单……呵？” 爸爸把一碗酒喝了一半，另一半洒在大黑牛的面前。大黑牛把眼睛眨了眨，显然也明白了一切。 爸爸还说了些什么，福佗没有听到。他只是大喊一声“爸爸”，一步扑进门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傍晚，福佗割完猪草回家，见妈妈端出一碗香喷喷的东西。 “福佗，趁热，快来吃羊肉。” 福佗闷闷地坐到桌前，似乎没听见。 “吃呀，味道鲜呢，是舅舅特地从镇上买来的。你也好久没有吃肉了吧？” 孩子咬着一只红薯，对肉碗仍然看都不看。 爸爸和妈妈对视了一眼。爸爸说：“你以为是牛肉吧？还真不是。舅舅今天真的来过了，你看他的自行车，不还停在院子里？” “骗子！你们骗人！”孩子愤怒地大喊了一声，端着一碗光饭，泪眼花花地跑出门去。姐姐跟着追出门，怎么也追不上，发现他疯了一样，撒开两个脚丫子狂奔。 他要到哪里去呢？他能到里去呢？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得他永远跑不到头。这个世界太空了，空得他有点无依无助，似乎一不小心就会在风中消失无踪。他看见风吹树影摇，觉得是大黑牛来了，定睛一看，不是。他听见风吹山谷响，觉得是牛在叫，仔细一听，不是。在牛房，在路口，在山坡，大黑牛没有了，消失了。消失了，没有了。他的小镰刀割呀割，一筐筐草割满了，可是谁来吃它？他的小竹笛吹呀吹，笛声如行云流水，莺啼燕啭，流转而颤动，可是谁来听呢？ 孩子的泪水无穷无尽。 他走到草坡上，走到绿树林里，走到太阳最先照耀的山峰上去，对着远山长长地大叫了一声。在那一刻，几乎全村的人都亲历一件奇事：所有的牛都嗷嗷地叫唤起来，汇成了山谷里无边无际的声浪，好像是一次齐声应答。 1980年7月 癌 癌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0年《湘江文艺》，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小郑真真切切听清了那个字——癌！不是同音的呆，或者埃，或者捱，而是晴天霹雳一样的“癌”。她懵了，差一点晕过去。 怪不得一个普通的淋巴瘤，检查过程搞得那样复杂，又是抽血，又是照片，又是鬼鬼祟祟的会诊。也怪不得剧团里兴师动众，领导前后来了好几趟，水果罐头一类礼物多得异乎寻常。她当时还傻乎乎地高兴，现在总算明白了，那些礼物是可怜，是悲哀，是临终关怀。 死亡曾是很遥远的事情，远得看不见，不需去想，现在却呼的一下逼近眼前，就像饭盒和茶杯一样实在。死亡就在她身上了——她感到胸口有痛点，接着胃部、肝部、头部、膝关节乃至全身都有了痛点。她已经呼吸急促，身体消瘦，动不动就呕吐，连去水房里洗个脸也站立不稳，眼一黑，摔倒在地。当时，好像是那个胖胖的张嫂跑过来发出了惊呼，于是人们急忙赶到，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回病房。随着大夫们又一次会诊，氧气瓶那样可怕的家伙也戳在她床头。 小郑不想输氧。反正要那个了，折腾还有什么必要？她偷偷地把太平间看过一眼，看到了那间自己将要进入的肮脏小屋。她回忆起有一次到火葬场送别死者的情形，开始把那里的烟囱、铁炉以及灵堂与自己联系，想象自己进入焚尸炉时的温度和气味。她就要死了。是的，要结束了。眼前的礼物、窗户、院墙、蓝天、白云、小鸟都不再有意义。看一眼，也许就是最后一眼，就像她已经最后一次地逛过街，买过鞋子，打过电话，上过舞台，参加过政治学习……只是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不可再重复的一次。 指导员眼下也许是最后一次对她说话。谁知道呢？ “小郑同志，你不要怕。”对方拍拍她的手，“你放心，组织上正在积极想办法，一定把你这个病治好……” 显然是在哄她。 “小郑同志，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向组织提出来……” “我要把我妈妈接来……” 当然，当然，一点问题也没有。指导员立即拍板，要这个去发电报，要那个去安排房间，还交代什么人处理接站和伙食问题——总不能让老人家住医院吃病号饭吧？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到小郑的妈妈是什么人，好像她已经成了一个正常的母亲，一个应该受到欢迎和照顾的老人，不再是一个地主婆，一个反革命家属，一个人们必须警惕必须监视必须怒眼相向的家伙。 小郑以前也不知道母亲是敌人。那一天晚上，她在剧院里演出，还没卸装，指导员递给她一份电报。电报是妈妈打来的，称自己有罪，对不起孩子，最近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马上就要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这真是给她当头一棒，整个世界轰隆隆垮了下来。妈妈游街了吗？戴高帽了吗？在批斗会下跪了吗？在混乱中挨打了吗？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吗？受罚去扫厕所了吗？父亲去世多年，不在妈妈身边。妈妈绝望之下能找谁说说？在一个无心准备晚饭的孤独黄昏，在一个风雨吹打窗户的无眠深夜，妈妈万念俱灰，会不会一咬牙寻短？……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好在脸上全是油彩，同事还以为她的泪水是卸妆油。 她必须立即赶往母亲所在的那个城市，哪怕早一分钟早十分钟赶到也好。公共班车第二天早上才会有，她不能等了，一个人半夜出发，饿着肚子走了六十里路，直到天亮前才远远看见了铁路线和讯号灯…… 回到家里，她以为自己进错了门。家里一切都变了样，空荡荡的，只留下一些烂纸屑和空瓶子。弟弟和妹妹大哭着扑上来，三人抱头痛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妈妈也出现了，瞪大了眼睛，额前的白发和大襟妇女装使她变得陌生。一个当年部队文工团的歌剧演员，一个多年来优雅端庄的大学讲师，眼下像个清洁工。还有她的手，变得多么粗糙呵，锉子一样锉着女儿的手背。 “妈……” “星儿，你回来了？” “妈，就要走吗？” “星儿，行李都已经上车了。我还以为你赶不上了，以为见不到你了。” 往下还说什么呢？什么也没法说。专案组的人来催促他们上车，在家门口贴封条。一辆大货车的车厢里，两个专案组的押送人员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母女俩不便深谈，只能说一点家事，关于弟弟妹妹以后读书的学校，关于乡下的亲戚和房子，关于湖区的血吸虫，关于母亲的胃病。只有弟弟与妹妹不大懂事，东张西望，问这问那，似乎还有一种旅行的兴奋。 “姐姐，我们到乡下去，乡下有牛吧？” “当然会有的。” “乡下还有大白鹅吗？”弟弟也在想象。 “当然会有的。” “大白鹅不会咬我吧？” “怎么会呢，放心吧。” “那就好。”弟弟拍起手来，“那我们快去吧。大汽车，加油！大汽车，加油！” 郑星星差点忍不住泪水，只能转过头去，假装看车后滚滚的尘浪。 汽车出城五公里，十公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小郑不能再远送了，只得再一次拥抱亲人，跳下了汽车。她一下车就没再回头，不想再看到两张幼稚和无辜的小脸，还有母亲眼中的泪花。 这一天夜里她是在火车站度过的。她本来还打算回家，甚至习惯性地登上了第7路公共汽车。“到哪里？”售票员冲着她问，准备给她撕票。但她突然一怔，这才想起她眼下有点荒唐。她应该回家吗？那个大院里还有她的家吗？不，那里只有一处空空的房子，只有满地的纸屑和空瓶子，还有大门上的封条和铁锁。她直到此时才意识到，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里，她不再有家了，第7路公交车同她不再有关系了。她红着脸，请求司机停车，在旁人疑惑的眼光下慌慌下车。 看看表，返回县城的火车还差七个钟头才会到达。她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游荡，最后坐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捧着脸，咬住一丝头发，静静地等待夜晚降临。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了。妈妈和妹妹现在怎么样？在车上冷吗？吃过了饭吗？进入了怎样的田野和村镇？……远了，更远了，更远了。她感觉自己已经一撕两半，另一半在地平线的那一端，永远也无法找回。 回到小县城的剧团，她准备向组织汇报这件事。但她一看到同伴们的脸色，就知道这样做纯属多余。大概是母亲的组织上已经通知了剧团领导，大概消息早已扩散开来，她感到很多目光都在偷偷打量她，很多人在躲藏她身上的什么瘟疫。连同房的小梅，以前像是她的影子，总是帮她打饭打水的，但现在食堂里一响铃，对方只拿走自己的饭盆，只提走自己的热水瓶。还有那个乐队的小黑娃，以前总到她这里来嬉皮笑脸来蹭白糖，但现在她把白糖准备好了，就放在当眼的桌上，但小黑娃端着一碗稀粥去了别人的房间，不再朝这张门看一眼。 从此，她害怕填履历表，一看到“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政治面貌”这样的栏目，就心跳加速和两腿发软，觉得自己进入了被告席，正接受法庭上严厉的指控。她也害怕政治思想学习，一听到“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这样的词就手心出汗，觉得那些词都是有所指，都意味深长，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刀子一样一层层剥着她的伪装。她当然更怕谈到妈妈，怕别人谈到妈妈，甚至怕台词里出现“妈妈”的字样。在一台新排演的剧目里，她扮演一个革命母亲的女儿，但强烈的舞台聚光灯下，她居然一个“妈”字没喊出来，泪水不知为什么已哗哗涌出——虽然这里的规定表情应该是笑。 幸好她还能随机应变，接下来哈哈大笑几声，于是悲泪变成了笑泪。 但领导和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一次团支部会上，那个姓罗的团小组长严肃发言了：“郑星星同志的立场感情还有问题。为什么一谈起家庭就紧张呢？为什么对政治运动兴奋不起来呢？上次在台上，喊一声妈就泪流满面，是触到了什么心事了吧？是想到了你自己吧？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番话像引爆了一颗炸弹，造成了会场上的一片议论，吓得小郑全身冰凉张口结舌，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也就因为这一次杀伤力极大的揭露，她的预备团员转正没有得到通过，可能也永远没法通过。她出演主角的资格也受到怀疑，后来只能演一些不大要紧的群众甲或者群众丙，或者干脆去后台打打杂，拉拉幕布或者敲敲响板，送送水或扫扫地。 她有点怨恨自己的母亲了。大多数同事都有个好妈妈，为什么偏偏她就没有？为什么老天爷要给她摊上这样一个地主婆和反革命分子？她不论怎样吃苦，不论怎样好学肯干，但在人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母亲欠下的罪恶需要女儿加倍偿还。她对此感到不解，委屈甚至愤怒。妈妈你到底干过一些什么呢？在她再一次递交入团转正申请书的时候，她开始批判母亲，诅咒母亲，还把母亲的每封来信交给组织以示自己的清白和正义。春节后的长假补休期间，人家都高高兴兴地回家探亲，她不回家，与母亲划清界限，倒是天天到食堂厨房里陪伴张嫂，与那位贫农出身的女人增进着感情。为了不让人家怀疑她的真诚，她夸张自己的高兴与活泼，用演员的一套功夫来维持刀枪不入的笑容。刚唱完小常宝的京剧唱段：“听那边枪声响亮”；又大唱李铁梅的京剧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她的歌唱到处飞扬。 有一天，传达室的老头把一个男孩领到她面前。她看了好一阵，才从男孩的眼睛里看到了熟悉的神色。 “小弟——”她惊叫了一声。 小弟已经长个头了，像个少年了，但满脸满身的泥垢使他像个叫花子。事实上他差不多也就是个叫花子，背着妈妈离家出走，又是爬火车又是混汽车，又是偷馒头又是捡菜叶，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姐姐这个地方。 姐姐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带到饭店，给他要一碗面。姐姐刚向服务员交完钱粮，回头时不禁大吃一惊：面碗眨眼间就空了，一点汤都没剩下。 姐姐盯着呆呆的弟弟，还有筷子上的汤渍，什么都明白了，再也忍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捂着自己的嘴，向门外的公厕一路跑去。 待弟弟吃完第三碗面，吐匀了气，脸色有红润，他才开始说话：“姐姐，回家吧，妈妈好想你，我们都好想你……” “姐姐很忙，没法请假，知道吗？乖……” 她没有答应弟弟的要求，只是给他洗了澡，换了衣，买了一双新鞋，还买好了连程车票和大包小包的食品，送他上火车。她当然也给母亲买了两段布，但像往常一样，她没有给妈妈写信，害怕写下信纸开头那个“妈”字。不是她狠心，她只是不愿意再面对过去，不愿再增加无穷的麻烦。 她当然还悄悄珍藏着一件绿色毛衣，是妈妈用自己一条大围巾给她改织的。她每次下乡支农劳动时，情愿自己受冷挨冻也不愿穿上这件毛衣，担心扁担会把毛衣磨破。同事看到她牙齿哆哆嗦嗦敲出声响，看她两件薄薄的单衣在寒风中鼓荡，免不了会关切地问她，为什么只穿这么一点点？ “我不冷。” “你的毛衣呢？为什么不穿上？” “不为什么，我嫌它累赘……” 好几次，她冻坏了，回到剧团以后就感冒发烧。 直到这一次身临绝境，她才把妈妈织的毛衣找出来搂在怀里。是的，对于一个临死者来说，妈妈就是妈妈，至于政治身份，已经不再重要。妈妈很快就要来了，那个叫妈妈的人就快要来了。她突然发现，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不通音信，尽管她差点已经荒疏了“妈妈”这个词，但在生命最后的一刻，她还是渴望一个人的音容，一个人的怀抱，一个人的气息，一个人的抚摸和唠叨……她对世界没有依恋，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那个人怀里好好哭上一场，把这么多年憋下来的哭声放个够。 时值盛夏，不是穿毛衣的季节，她还是穿上了毛衣，希望母亲一进门就能看见它，看到女儿的心愿。正在这时，她左眼皮跳了一下，不知是什么意思。正在这时，小梅一阵风地跑来大声叫喊：“星星，星星——” 不会又有什么祸事吧？ “天大的喜讯：你不是癌症！” “你说什么？” “你根本没有癌症！” “你说什么？”星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个帮着她为母亲准备铺位的同事也齐刷刷瞪大了眼睛。 “不骗你，医院刚才来了电话！” 小梅急急地说，前几天医院检验科的人出了错，把另一个人的切片检验结果填到了郑星星的名下，才闹出了这一场误会。大夫刚才打来电话对此事表示抱歉。 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炸响。几个同事一起跳起来，争着与星星握手，与星星拥抱，庆祝她的绝处逢生。星星也喜极而泣，欲哭又笑，跑出门外摸墙，摸树干，看蓝天，看楼房——这一切是真实的，新鲜的，明亮的，失而复得的！这就是生命，生命呵！她恨不得把世界上亲爱的一切都搂在怀里。不用说，她胸口的痛点，还有胃部、肝部、头部、膝关节乃至全身的不适也在这一刻奇迹般地消失。她感觉自己活力大增，身轻如燕，马上就可以飞上舞台大放光彩。 根本不要他人陪护，她立即去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取回了自己的真实病历。不过她兴高采烈地刚回到剧团，就发现自己的房间又恢复了冷清。刚才热心帮忙准备铺位的同事都不见踪影。被子只包了一半。蚊帐也没挂好。乐队的小黑娃曾经说天气太热，要给她妈妈准备一把扇子和一个竹躺椅，但现在迟迟没有送来，看样子，不会送来了。 她突然有所醒悟：一个电话使生活又回到了从前，包括她的母亲也回到了从前，同事们怎么可能为那样一个母亲热情张罗？既然她不会死，那么人际关系中怎么没有一点分寸？ 只有食堂里做饭的胖张嫂来看她，“你要不要准备点什么菜？我上街帮你带点鸡蛋？带点鱼干？” “不，不用……”她有点慌。 “不是你娘要来么？娘就是娘，好容易来一次……” “真的用不着，我们就吃食堂里的饭菜。” “那怎么行？食堂里有什么好吃？”张嫂帮着铺床单包被子，“小郑，你是怕人家说三道四吧？有什么好说的？你娘是你娘，你是你。只要你站稳了革命立场，加个菜有什么要紧呵？……” 对方当然是一片好意，但郑星星越听脸色越白，额头大冒冷汗。她知道自己应该站稳革命立场，也很想这样去做。可什么是站稳立场呢？比方说她该不该喊妈？该不该对妈妈笑？该不该去牵住妈妈的手？该不该陪着妈妈散步？该不该给妈妈打洗脸水？该不该给妈妈加菜？该不该在妈妈的肩头痛哭一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她没法去追发一个电报阻止母亲的行程。这就是说，要命的事态无法阻挡，此时母亲可能已经在火车上，可能已经下了火车，一堆巨大的难题可能正缓缓走向剧团大门。 她抱住自己的双臂，紧张万分地注意着周围动静，等待着可怕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真是比癌症还要可怕。也许，她现在应该再去打一个电话，问一问医院她的检验结果是不是再一次出错。大夫，这个检验单为什么不可能写错？ 1980年8月 西望茅草地 西望茅草地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0年《人民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等，曾译为俄文，获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茅草地，蓝色的茅草地在哪里？在那朵紫红色的云彩之下？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在层层的岁月层土之中？多少往事都被时光的流水冲洗，它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像我的家乡、我的母校、我的摇篮——广阔的茅草地。 一 中学毕业那年，正碰上国家动员青年支农和支边——建设祖国的庄严号召，争当英雄的豪迈理想，怎不使一个青年人热血沸腾？父母都以为我疯了，在几本苏联诗集里走火入魔了。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不能继续升学，考虑到家里的困难，那么我至少应该去就业赚钱，何况那个金属轧延厂已经同意我上班。我烦透了他们的唠叨。谈判，吵架，绝食，摔打家具……一切都过去了，行李还卡在父亲手里。心一横，我只身混上西去的列车，混在下乡的同学当中，只带了一支牙刷。 道路神圣而漫长。当列车穿过白天与黑夜，驶过重重青山，广阔的茅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的巨石，扑扑惊飞的野鸡，木桥下弯弯的河水，还有耳环闪亮的少数民族妇女，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据领队的老杨说，这里汉、侗、瑶等多民族杂居，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械斗和迁徙，人口日益减少，留下一片荒凉。可荒凉有什么要紧？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眼下我们要在这里亲手创建共青团之城，要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一个光着头的小老汉赶着马车来车站迎接我们，帮我们转运行李。见我们一时找不到茶水，他递来一只军用水壶，请我们喝米酒。 “请，请！” 他的一只手盖在另一只手的腕节上，据说那是表示恭敬的当地习俗。 “酒？谢谢。老大爷，有冰棍吗？有汽水吗？这里有什么水果吗？” 他显得有点为难。不知是谁，发现路边一个姑娘的背篓里有红薯和藕，大家一拥而去，把他和酒忘在一边了。 直到我们来到欢迎会场，领队的老杨请他上台讲话，我们才吃了一惊：他就是场长？就是那个早有耳闻的转业上校？ 他累得全身是汗，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往台前走的时候，被老杨拉了一把，才找来一件白布衫遮去赤膊。他走路的时候，有老骑兵常见的罗圈腿步态。 “说什么呢？我是个大老粗，老丘八，肚子里没词。我要说的第一点，刚才老杨已经说了，就不说了。我要说的第二点，不说你们也知道，也不说了。” 这种开场白真是逗人笑。 扩音器发出尖锐的电流声，大概是被他的大嗓门震出了毛病。他觉得电流碍事，索性把扩音器抹到一边去，直接向我们喊话。这就说到他的第三点了：“……茅草地现在一无所有，丑绝了。但这有什么要紧？锄头底下出黄金，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将来这里就是聚宝盆，就是人间天堂！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什么江南……江南……老杨，你机西分子呵，也晓不得？……” 后来才知道，他是指一首《江南处处好风光》的歌。他“晓不得”唱，更痛恨老杨同样“晓不得”唱——像本地很多农民，他把“知识分子”说成“机西分子”，把“不晓得”说成“晓不得”。 我们再次笑得前俯后仰。 “以后我们要有洋房子，有大马路，有电影院，有运动场，有工厂和大学，还有这个这个……”他两手摇了两下，做了个拉手风琴的动作，大概就是指手风琴了。“不实现这个目标，砍掉我的脑袋，就地正法！完了！” 全场暴发出山崩石裂般的掌声。 他笑着摆摆手：“现在不鼓掌没关系，兑现了再鼓掌。嗯？” 掌声更响了。 二 我后来才知道，茅草地一点也不诗意，而是没完没了的地雷阵。那些大大小小的顽石，盘根错节的树蔸，就能把钯钉和锄口每天磨溶好几分，震得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手心血肉模糊。要命的是，这样的地雷阵一眼望不到头，还不把我们吓晕？ 玉米，木薯，黄豆，甘蔗……我们的脑子里从此只有草本和木本，再加一点大粪和农药的气味。出工两头不见天，一个个都晒得像黑人。晚上回家还要剥麻，剥花生壳，修补箢箕和箩筐。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刚锄完这里的草，那边的草又比苗还高了。累得两眼翻白喘大气了，豆苗还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要播种，开荒，播种，开荒，朝无边无际的前方抛洒汗水。场长说过，全国大干快上，我们这里也要一年自给，三年大变，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铁营盘”。 伙食慢慢变得糟糕。三菜一汤不过是接风宴，食堂里很快就只剩两个传统节目。一是黑糊糊的咸干菜，像是熬中草药，一揭锅盖就让人翻胃。二是干辣椒汤，一沾舌头就像电击，电得你舌头发麻全身冒汗，因此又有了“感冒发散剂”的外号。场长有时也带几个枪手去打野麂和野猪，让大家好歹闻一闻肉香。或者是搅几桶巴豆水去河里毒鱼，只是吃鱼时把鱼内脏全部丢掉。但这样的美事一个月难有三两回，润滑枯肠只在片刻。知识青年们不能不怀念城里的汤面和肉包子，不能不在地头整日期盼开餐的钟声，甚至不能不偷盗——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家伙，有一次在厨房里偷喝猪油，咕嘟咕嘟像喝开水，一碗灌下肚去，闹得自己脸色发青，肚子剧痛，往厕所里接连跑了十几趟。 好容易等到一个雨天，该休息一下了吧？该让大家睡个圆吞觉吧？可天刚蒙蒙亮，厨房那头刚有点劈柴的动静，地坪里就有惊天动地的脚步。 咚咚咚——每张门也被敲得炸响，从东往西一路雷霆万钧。“起床，起床，人家三工区的已经挖了五亩地啦——”这是场长的声音。 队长似乎在讨价还价：“场长，这雨还在下……” “雨不大，不大。你们把斗笠雨衣带好。” “有三个人请病假了……” “他们吃了饭没有？每餐吃得下半斤米的，都是假病。不能吃饭的就关起门来睡觉！” “可能也是太累了呵……” “只听过病死的，没听过有累死的。后生怕什么累？力气从来用不完。越用越有，越不用越没有。知道不？” 场长喊工以后，把一杆特大号的钯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一双大套鞋在泥水里叭哒叭哒。 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在那一刻，我全身散了架，肩膀找不到胳膊，屁股接不上膝盖，腰杆与背脊两不相干，意识中的手已经伸了出去，明明是去抓钯头把，结果却抓来空气或者雨水。 我的脑子里也七零八落。场长与酸菜交错，队长与厕所重叠，被子在下雨，钯头在唱歌，厨房挤压腰杆，母亲哽在喉头……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以上这些事物重新编织出顺序和条理，弄清楚我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干什么。我明白了，我正顶风冒雨走在一棵桑树下，雨帽的一角呼啦啦拍打着脸。 赵海光在我前面扑通一声滑倒了，半天没有起来。我去拉他时，发现他已成了软软的一堆。 “猴子，你怎么啦？” “我要睡觉，要睡觉呵……”他迷迷糊糊。 “你疯啦？这里怎么睡？你不要命呵？” 他摇摇头，算是惊醒过来，看了看四周，对风雨和泥泞恨得咬牙切齿：“催命鬼！害人精！臭阎王！我操你八辈子——” 我赶紧说：“猴子，忍着点，起来吧。” 三 队长外号李瞎子，是本地农民，眼睛不太好，经常眯着眼像刚刚睡醒。他其实很有心计，补个箢箕，做张板凳，用胡琴拉一曲采茶调或西湖调，都是无师自通。但他从不当出头鸟，即算对领导不满也是阳奉阴违，即使耍奸取巧也不露痕迹。有时带我们早早上地，却听任我们打鸟或者挖蛇洞，他装作没看见。 他的缺点是满脑子迷信，一看见坟就要绕着走，挖野坟时也决不动手，说是怕鬼来敲门，怕先人们生气。这样的人当然对科学不感兴趣，一听到我们说起分子式或者光合作用，就一个哈欠放出来，睡着了。 我们只好直接找场长建言。 “科学？”他倒显得很注意，在地头盘腿坐下来。 “种种种，土质情况也不明，肥料供应也不足，不是纯粹浪费劳力吗？这样还想赶上英国美国？”一个女知青放了头炮。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广种薄收根本是错误的方针，是好大喜功的‘左’倾盲动主义！”另一位男知青跟上来大扣帽子。 “你们慢点讲。”场长有点慌。 我们七嘴八舌，建议缩短战线，建议注重管护，建议因地制宜，建议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养羊啦，养兔啦，养蜂啦，还有自制蜂王浆的生财之道，马尔采夫耕作法，约克夏肥猪，五零一菌肥——我们只差没说到超音飞机和人造卫星了。 肯定是我们的渊博知识吓坏了他。他眼睛眯成缝，嗯嗯呵呵听了一会，最后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支烟：“你们还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呵。问题是，你们说得花一样，都搞得成器？都能吹糠见米？”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次从外地引进高产蚕豆种，不知为什么到头来连种子钱都没赚到，气得他直骂娘，从此对新事物总是敬而远之。 “场长，你放心吧。我舅舅是农学院教授，你不相信我，总要相信他吧？” “场长，你不要门缝里看人呵？总得给我们机会吧？” “场长……” “好，考虑考虑。”他总算点头了。 不过他还是不大放心。据说他事后对别人说：几个书生还来教我种田？我当田把式的时候他们老娘还没动胎吧？他根本不同意缩短战线——当时大开荒正在他兴头上；也不同意养什么蜂——他觉得蜜糖饱不了肚子。他只是对什么菌肥稍感兴趣。理由是，茅草地太广阔了，要种的作物太多了，全场干部群众再加上牛们猪们，满打满算就五六百个屁眼，根本屙不过来。肥源问题确实一直让他很伤脑筋。 四 造菌肥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可我们连量杯和试管都没有，只能拿瓦钵和面盆来代替，更不要说什么搅拌机和恒温室了。场长破天荒让我们买了两支温度计，打了几个木头架子，就好像割了他的肝肠肚肺。他一天来看两轮，问什么时候可以出肥料。见十多天没动静，老是在试验试验，他有点沉不住气，摸摸钵子和温度计，揭一揭蒸笼盖，显得焦躁不宁。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恨不得我们今天开工，明天出货，后天就是庄稼嗖嗖嗖往上蹿，玉米棒子大得一筐只能装一个。 他拍拍我的肩，把我拉到一边，说起地上功夫如何紧张，说队长们埋怨劳力抽调得太多，说兄弟农场又送来了挑战书，那意思很明显——要我们切实抓紧。 当然得抓紧，可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有失败的时候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有一个过程吧？要命的是，第四次制种又是失败。偏偏在那一天，两个不争气的准牛顿上工时间溜号，去玩一把篮球，正在球场上快活，被场长撞个正着。 他黑着一张脸，气呼呼地闯过来，摇着草帽扇风，把土温室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又盯住了我们这些劳动力脚上刺眼的鞋和袜。 “下午挖地，都去挖地！”他终于一扬巴掌。 我没听懂，“我们还有棉饼没有磨完……” 他背着手走了，再一次挥掌：“挖地！” “场长，你得有点耐心，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 他冷笑一声，“你们是做粑粑呢，还是做面条？一点臭气也没有，还说是肥料？有了这么多的日子，你们就是屙也能给我屙两担了吧？” 一位女知青当场气得要哭。 场长是相信大粪的。这没有办法。他嗅了半个月，还没嗅到大粪的气味，就认定我们的菌肥完全是骗人，因此必须把骗子们轰回地上去。 五 又是挖地，播种，挖地，播种……我们咬紧牙关，捶打自己的腰背，揪出衣角的汗滴，然后敲锣打鼓向场部送开荒喜报。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是这辈子过早定型的宿命。天呵，连我这个最不叫苦的人也隐隐不安起来。 场长好像没有这些不安。相反，他一上地就高兴，一上地就来了气力，简直是个天生的劳动疯子。不论在哪个工区，他比年轻人更卖力，手里的钯头三抡两舞，一晃眼就把别人甩下好远。饿了，咬个生红薯或生萝卜。渴了，到溪边或者塘边喝一捧生水。他的两个干儿子，据说都是抗洪时得救的孤儿，只有八九岁，也被他带到地上去，一人扛一把特制的小耙头，跟着他参加生产劳动，累得哇哇大哭也不可回去。干部们更跟着他遭罪。在他的命令下，会计做账，秘书写材料，基本上只能在晚上加班，以至有个会计经常暗地里冲他瞪眼睛。 歇工时，他就抽燃烟，笑眯眯地说点往事，诸如新四军、汉阳造、黄桥战役、板门店谈判、扒铁路埋地雷、拿棉絮当烟丝烧什么的。 如果受到什么人邀请，他还会走腔走调地唱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 最初，即使是不太准确的音调，也能唤起我庄严神圣的情感。但肚子里越来越空洞和枯索的时候，累得一倒下去就天旋地转爬不起来的时候，武昌城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大刀与硝烟，老兵的笑脸，离我实在太远，远得模糊起来。 我很难把认真倾听的样子坚持下去。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已经出了毛病。 六 猴子自称会算命看相。他解说天庭和地角，断定这个有桃花运，预告那个仕途广阔，唯独说到场长时口出恶言。照他的说法，场长耳垂短，一定是短寿；左眼角有杀气，将来定有血光之灾。不可泄露的更大天机是，他说场长前世一定是老虎和猪配的种——否则今生为何又蠢又恶？ 知青们哄堂大笑。 我却没怎么笑。说实话，场长也让我恼火，但有几招令我不得不服。他枪法精，出门打猎从不空手归。扶犁掌耙也有一手，没有什么功夫拿不下来。估猪羊的重量，估地上的产量，总是一眼准，眼睛就是一台磅秤和天平。何况——他还是小雨的父亲。 认识小雨是我的不幸。她是我们工区的猪倌，人缘好，手脚勤，却不大讲话。与男知青们接近的时候，你们讲话，她只是听；你们打球或拉琴，她只是看。你要是同这个哑巴开开玩笑，把她逼急了，逼得红了脸，她最激烈的抗议也只是朝你打一拳。 这一拳通常很重，让你明白猪司令不是白吃饭的。 有一次她在甘溪边洗衣，我们刚好从木桥上过，放下几担棉饼，望着河水打主意。甘溪的水从远山流来，绿得发蓝，清澈而冷冽。黑色、黄色以及白色的石头在水中闪动。水面跳跃着太阳的光花。 真想到水里过一把瘾，可农场有禁止下河游泳的命令。猴子鬼头鬼脑地朝我挤眼皮：“不准下河，掉下河的另当别论吧？” 我心领神会，身子晃了晃，大叫一声“不好”，便连衣带鞋跌落下水。伙伴们当然个个都高风亮节，关键时刻舍己救人，迅速脱掉衣履，一个个飞燕式滚翻式炸弹式马桶式纷纷扑向水中，在浪花中大显共产主义的身手。 小雨不知是计，在岸边大喊救人。 “再吓她一下怎么样？”我对猴子丢了个眼色。 “完全赞成！” 我和他潜下水去，故意伸手在水面挣扎，咕噜咕噜大口吐出水泡，一个惨兮兮行将灭顶的样子。 我们事后才知道，她当时吓哭了，忘了自己不大会游泳，也呜呜呜扑进水里来了。当我们把她救上岸，冲着她哈哈大笑，她情知上当，气得抓住身边的稀泥，一把把朝我们猛射。“你们可耻！可耻！可耻——” 她水淋淋地冲上岸，就找队长告状去了。这家伙！ 七 小雨的告状害人不浅，让我们不得不在会上作检讨。一气之下，我们联合起来对她实行制裁，在路上遇到她，故意装作没看见。看见她劈柴劈不动，也不再帮忙。知道她夜里常到父亲那里去，我们在半路上装鬼，叫出狼嚎般的尖声，吓得她没命地狂跑。或者去她房间，在虚掩的门上放一个扫把，想象她回家时一推门，扫把打在头上的可笑情景……我们的恶毒中其实不全是恶毒，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 她猜出了扫把是谁安放的，气呼呼地来算账，用粉笔在我们每张门上写了个大大的“猪”字，一泄心头之愤。 办完了这件大事，再收走我们的脏衣。 洗衣？这倒是求之不得。 我们不会洗衣，累得不愿洗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求女知青们帮忙。后来她们也累得天昏地暗，开始批判我们的懒惰，把臭东西一把把扔回来，你叫“姐姐”叫“姑姑”叫“奶奶”也无法打动她们的铁石心肠。想想看吧，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危机深重万念俱灰的时刻，小雨还能伸出援手，向阶级兄弟奉献劳动加肥皂，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即使我们毛深皮厚，也得做做感激的样子吧？ 这一天，我去她那里取衣，看见她在打扫猪圈，便假惺惺地抄起竹扫把，要助她一臂之力。 “你做什么呀？放下，放下。” “不能让你一个人把雷锋学完了，也得留点给我们学学吧。” “你这算什么？不扫还好，越扫越脏了！” “你懂什么呢？你看着，看看我这示范动作……”我越是想亮一手，越是出乱子，不但把扫把戳得散了把，而且裤子被柱头上一口铁钉挂住，拉开了一条大口子。 她哈哈大笑，回到屋里取来针线，意思是要我脱下裤子，让她缝几针。 想到长裤下面只有一条短裤衩，我可能红了脸。 “想什么呀？同志！”她瞪了我一眼，转过身去等待我的破裤子，嘴里还嘟哝着：“有什么要紧呢，知识青年居然还封建……” 她背对着我开始缝补，偶尔吃吃一笑，不知想起了什么乐事。我这才看清了她盘在头顶的辫子，看清了她柔嫩的耳朵和下巴。居高临下之际，我还无意中瞥见一个女子衣领里从不示人的部位，洁白的肩膀，起伏胸脯的一角，以及隐隐可见的一颗黑痣。脑子里轰隆一声，我的纯洁性可能就在这一刻丧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当我昏头昏脑回到房间，我发现裤袋里有一个柑子。我仔细回想当天的一切，再一次在柑子面前心烦意乱。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半夜里起床，在出工时瞌睡，洗澡忘了提水桶，端着饭菜却走进了厕所，刚才还在莫名其妙地骂娘和动粗，转眼又捧着一本书豪情万丈，大谈普希金和共青团之城……猴子鬼得很，肯定察觉了蛛丝马迹，挤眉弄眼地要给我看手相，指着我手中的一条掌纹，说不得了哇，不得了哇，你正处在发情期，有遗精的嫌疑，不过很快就要当上乘龙快婿！ 我恨不得一饭钵盖在他脑袋上，把他一路追打出门。笑话，我发什么情？冲着老猪婆发情么？那两条小辫子算什么呢？老实得像只羊，傻气得像只木瓜，就算额头长得宽大一些，里面不过是装了些猪菜吧。更重要的是，她那个阎王爹要是成了我的什么什么，我往后还活不活？ 八 一定是我在操作方向盘时走神了。我刚换了挡位，轰了一下油门，让履带拖拉机爬上八号坡，就听到车后有隐隐约约的叫喊。 我探出头，看见小老头在车后追赶上来。 他像头发怒的狮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直到停车熄火，我才听到他的大吼：“臭小子，你混账！混账！”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他就捡起一个大泥块朝我砸来，虽然被我闪身躲过，但砸在机窗上四处迸溅，留下一块黄泥印痕。 他疯了么？ “场长……” “你下来！” 我手忙脚乱跳下履带。 “帽子给我戴正！” 我扶了扶帽子，仍不知天是怎么塌下来的。 他扬起手里两截树苗，“你看看，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 我明白了，一定是刚才上坡时思想溜号，不知道拖拉机轧倒了路边的柚树苗。树干的断口太新鲜，我无法抵赖。 “你长没长眼睛？简直是破坏！破坏！我同你们讲过多少遍，这是从江西农科院搞来的苗子，盘得比肉价钱还贵，买都买不到。你当大少爷？当败家子？你你你，你骆驼斯基（托洛茨基）！”他一急，冒出了从军时期记下的这个洋名。 地上的人都围过来了。有人偷偷朝我伸舌头，做鬼脸。几个未能当上拖拉机手的家伙则有点幸灾乐祸，把树苗看来看去，夸张地表示痛惜。幸好副场长老杨也来了。他也是来自省城，同我们的关系较好，眼下想把场长拉开。 场长还不肯走，回过头来指着我，“你听着，你们大家都听着，哪个再破坏公家财物，我张种田一枪崩了他！” 我终于忍不住了，“你凶什么？崩呵！” “你他娘的还嘴硬……” “不就是几根苗吗？我赔钱！”几张钞票被我掏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 “你是这种态度？好，就凭这一条，你马上滚！从机耕队滚出去！我今天不把你整得出屎我就不姓……”他的声音终于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老杨返回来，整整我的衣领，笑着安慰了几句，大意是要我以后注意点。至于场长么，他性子急躁，把一草一木都当成命，不过发一阵火就过去了……我其实最听不得软话，心里一酸，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小马，你不要哭嘛……” 他越劝我不哭，我倒越是忍不住。我受不了，受不了！我跳起来鼻涕泪水四溅：“军阀！反动派！法西斯！” 九 结束了在机耕队的短暂日子，我重新扛起了钯头。这天晚上，我奉命提一根梭镖去站岗，看守工区堆放在路边的杉木，防范附近村里的小毛贼。 公路那一头有点动静，大概是来自老鼠或野兔。我刚想去看看，突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梭镖也不知去向。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感觉两眼发花，胸中气堵，脖子剧痛，后来才知道是脖子被一条毛巾紧紧勒住。 什么人？我吓得差点尿了裤裆。 我被蒙上双眼，反捆双手，押着往什么地方走。我在黑暗中听见一些人声，但口音有南有北，不像是小毛贼说话。当蒙眼布带取下来，我发现眼前是一个山洞，就是茅草地附近常见的那种大溶洞。松明火把散出烟焦味，手电筒到处乱晃，七八个人影若隐若现。一个缠土布头巾的黑脸汉踢了我一脚，手中大马刀泻一道寒光，逼近我的喉管。“喂，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吗？” 应该表现勇敢，表现沉着，我提醒自己。 “听清楚了：我们是反共救国先遣军第八纵队……” 什么？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晚上全县暴动，有国军的飞机来增援。你们农场已经被包围了！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占领县城，要兴兵北上，改换乾坤。你这个嫩崽子识相点……” 我立刻想起了烈火、刑具和尸体，就是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场面。 “说！”黑汉子眼一瞪，在火光中逼上前来，满嘴酒气喷在我脸上。“你们场里哪些是共产党？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武装部的枪放在哪里？你们的场长、书记、队长、副队长叫什么名字？统统说出来！说了就没有你的事。” “快点！” “快点！” 其他人一齐起哄，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我胸口。 “打倒反动派！打倒狗特务！打倒帝国主义……”我担心迟疑会使我胡思乱想，于是不停地高呼口号，挣扎，撕咬，吐唾沫，不给自己留下时间。 我惹恼了他们，被他们一顿好打。拉枪栓的声音也清晰传来。这就是最后的一秒乃至半秒了吧？我头上是洞顶，是波浪般的岩石。说实话，我害怕就这样死去，求饶的话已到了嘴边。那黑森森的波浪里有茅草地，有甘溪水，有很多朋友，还有她——我怎么能就这样结束？我应该妥协和讨好吧？至少可以暂时屈服，等有了机会再传送情报或里应外合什么的……我后来没有那样做，是觉得敌人不会轻易受骗。 再见了，我所有的亲人……我忍住泪，忍住心中的悲屈，绝望地盯着洞顶，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好一阵，我还活着，还能睁开眼睛吐出长气，还能咬一咬自己的嘴唇。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我回头看，发现场长变戏法一样出现了，腰扎皮带，手提驳壳枪，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辉。他捶了我一拳，“嘿嘿”两声，没说出话。 “搞什么鬼？”我大叫起来。 “不要闹，不要激动。”刚才那个拷问我的黑汉子笑了，“马小钢同志，恭喜你考察合格了。刚才没把你打得太痛吧？” 我事后才知道，刚才这一切不过是场长导演的一出戏，是一次演习，目的是配合全国阶级教育运动，抽查一下大家的革命立场和思想觉悟——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我还好，算是幸运过关的一个，在全场员工大会上凳台亮相，与其他考察合格的英雄们一起戴上了大红花，喝到了庆功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拉到台前介绍，如示家珍，爱不释手。“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呵，好妹子呵。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靠什么人？就靠这号人……” 当然，一些没通过考察的倒了大霉，是党员的丢了党籍，是团员的丢了团籍。据说猴子一见“反共救国军”的枪顶上火，吓得立即报告他父亲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还是个戴金丝眼镜戳文明棍的人物……虽然他后来没有团籍可丢，但挨了场长一顿臭骂，受到的惩罚是担大粪，整整担了两个月。 十 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并没有使大家鼓起劲头，倒是泡病假的越来越多，擅自溜回城的也时有耳闻。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瓮声瓮气地说。 “你还在怄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次在地上我骂你，是一时性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只是嘴巴丑。” 我还是冷冷地摆弄着一根草。 “你大红花也戴了，庆功酒也喝了，心里还不痛快？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张种田还有哪一点对你不起？” 看他真像是不明白，我气不打一处来，随口点出几件大事：伙食太差，休息太少，缺少文化生活，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场长，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他摸摸头，想了想。“这些事，好办好办。” 他这一回算是真听意见了，尤其山洞考验以后，他对我高看一眼，似乎也少了一些疑心。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吃豆腐煮肉，晚上看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抗美援朝的战火纷飞，兴致大发，忘乎所以，把宣教科长叫到面前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去，找电影公司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吓了一跳，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后半夜三点钟，几百号员工吃了夜宵以后连夜再看。一锅香气扑扑的萝卜煮鱼，是场长个人出钱请的客。 场长是老革命，工资高，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除了给自己留点烟钱，剩下的钱只要有人开口，他有多少给多少。他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没个数，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有一次猴子溜入他的住房，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吞云吐雾。“马儿，”他叫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就放在衣箱的后面。” 当时我父亲身体有病，而且怨我不孝，很少给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场长那里揩油。没想到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露出鞋面的几个红红趾头上。 “你来。”他说。 “有事么？” “你来。” 他领着我来到草市街。这是甘溪边的一个小镇，四周有残存的小城墙，是以前防土匪的工事。墙内有麻石道直通小码头，串起各种木板房，有店铺也有民居。遇到赶集，即本地人说的“赶闹子”，这里人流拥挤，热热闹闹，出售着知青们最有兴趣的柑子、柚子、板栗、西瓜、一种粉红色的酸萝卜片，由一些老太婆叫卖。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供销社，一座破旧的观音古庙。“妹子，”他朝柜台后一个僮族姑娘点点头，“打盆热水来好不？” 本地人都认得这位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立刻照办。场长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抽来一张椅子，随便大方得像回到了家。 “洗脚吧。” 我猜出了他的意思，不免有点慌乱。 “洗！”他蹲下去脱了我的破鞋，随手远远地扔到门外，然后几乎是压着我洗脚，“你穿好多码的？” “场长，我自己有鞋……” 他分开指头量了一下我的脚，去柜边选了一双大胶鞋，往我脚上一套。捏捏鞋尖，看来还合适。他点了点头。 “场长，我真的不要……” “穿！” 他满意地看看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子弹呀私章呀什么的，从中挑出两张钞票，在柜台前算是付了鞋钱。 像没发生任何事，他丢下我就走了，在庙门口同几个熟人打了打招呼，背着双手，迈开八字步，朝小码头走去。 十一 场长是不准谈恋爱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间，三年内谁都不准搞对象，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他就要不客气地打流氓。每次看电影，他命令男女分开坐，还叫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作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在场长面前，我们男的就是和尚，女的就是修女，谈笑一下都有犯罪感。有次，一位女知青在床头贴了一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照，场长一见皱起眉头，咕哝了一句：“无聊！” 气得那位朱丽叶哭了一场。 场长偏偏是小雨的父亲。据我所知，小雨老家在苏北，父母是进步教师，被反动派杀害。场长收养了她，解放后把她从老家带到城里读书。听说她考进了某农学院，场长不以为然，说在城里学什么农业，还不如跟我到农场去学，这就把她带到了茅草地。她是场长最重要的家庭温暖，常常在晚饭之后，不但帮助两个弟弟洗澡和做作业，还要给父亲捶捶背，或者陪他下一盘象棋，给他读一段关云长什么的。 我对他们的家事了解得越来越多，心头也越来越沉重。这样一个家庭同我有什么关系吗？会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入夜，巨大的圆月冒出茅草地，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隐隐约约的甘溪像一抹水银，发出蓝宝石的光芒，像童话中的一个梦境。天地间一片无边的神秘的柔软的流动的蓝，像有支蓝色的无字之歌在天边飘荡，融入了草丛，浸染着星空。 知青们坐在溪边上谈天说地，唱歌唱戏，背诵诗句，或者为一个有关苏德战争或物理公式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偷偷看一眼，我看到身旁的一些女知青，虽然没看见我要寻找的身影，但我能想象那镶上了月色的两条小辫，就在桑树下，就在堰石上，就在机用铧犁车上，反正不管摆在哪里都艺术。 “你说，马克思的女儿叫什么名字？”猴子突然问我。 “小雨……”我糊糊涂涂脱口而出。 “什么？”他们哄堂大笑了。 我这才醒过来，费了好多口舌，一口咬定张种田最马克思，才使大家相信我不过是来了句幽默。 我想摆脱胡思乱想，就发狠读书，但书本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看，这是马克思的爱！看，这是伏契克的爱！看，这是巴金、茅盾、柔石……呵呵呵，我在爱情前辈们的鼓舞之下决心孤注一掷决战决胜。行动就这样开始了。我把她约到晚上的在甘蔗地东头，事先背记了几首诗，几十句格言，预谋了主动牵手的位置和姿态。我的暗暗算计是，等走到前面第三棵桑树，就开始第一个动作…… 她显然注意到我的粗重呼吸，还有手不是手脚不是脚的全身尴尬。“你不要说了……”她低下头去，“你要说的事，根本不可能……” 我两眼一黑，“为……为什么？” “爸爸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搞对象。” “什么叫搞对象？” “说恋爱也行，反正是一个意思。” “那你的柑子……”我话一出口就自觉很傻。 “什么柑子？” “上次你给我的柑子，你忘记了？” 她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还是眨眨眼，“我给过吗？再说，就算给了，就是给你吃么，这有什么错？” 这一下活该我无地自容。我一直拿来自鸣得意的柑子，一直以为含义无穷重若千钧的宝贝，原来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把驴粪蛋错当金元宝的傻财主。 “小雨，你听我说，我这一段睡不好觉，总是有点……” “你不要说了。爸爸说过的，我们现应该一心一意创业。” 创业，创业，一提这个创业就让人憋气。小雨呵小雨，爱情是风雨中的火把，是航途上的风帆——我差一点要开始背诗了。 “你不要生气。爸爸说……” “总是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 “不，你不要这样说他，我求你。”她知道我的意思，眼角有月光的闪动，“他是好人，我最心疼的人……” 完了，一个父亲的崇拜者，一条父亲的尾巴。希望已经风一样无影无踪。看来我所有的话都白准备了，都纯属自作多情。我不记得后来还说了些什么，突然，远处有一束手电筒的射光朝这边一晃。小雨一把抓住我，声音有些发抖：“他来了。是他。你快走吧。” 没怎么细想，没有像样的告别，我拔腿就往坡下逃窜。我听到身后有场长的声音，是大骂小雨的声音，又听到他朝我大喊：“站住！站住——” 他追上来了，追过甘蔗地，追过花生地和粪棚子，追过那台山上的拖拉机，一直追到公路上……足足追了两里来路，还在后面穷追不舍。我像风箱一样出粗气，鞋子掉了一只，脚上又被什么扎了一下。我在剧痛中突然醒悟：我好糊涂！为什么要跑？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居然要跑得这样狼狈？不站住老子就开枪了——他把我当成什么人？ “混账！”他追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一猜就知道是你这臭小子。你还要不要前途？还要不要脑袋？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 “我没有耍流氓！” “胡说！” “我没有错！” 他脚一跺大吼一声：“举起手来！” 如果不是手电筒照得我眼花，我肯定能看见他气歪了的脸，还有那冲着我脑门的驳壳枪。 十二 我被捕之后受到禁闭——关进了化肥保管室，满屋都是刺鼻的氨气。这是场长新近实行的家法，只差没配上老虎凳和辣椒水了。同我一起受难的还有几个伙计。有的是偷了场里的西瓜，有的是违反禁令下河游泳，大炮他们几个是私自去闯溶洞，想看看洞里是否藏了空投特务。听农民说那个洞一直通到四川峨眉山，他们还想去探探险。 “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我们唱着革命囚歌取乐，但每天被扣掉三两米，还得去修渠，日子不好受。 场长决定召开批斗大会，整一整我们这些害群之马。这天派人送了个亲笔条子来工区，但他的字太差，差不多是甲骨文，没人能看懂。李瞎子横看竖看忙了半天，把字条往衣袋一塞，还是带我们去修渠。 不知什么时候，滴滴答答，大路上溅起一线黄泥水，是场长骑马一阵风赶来了。他手执马鞭，脸色铁青，怒气冲冲，耳下方一道伤疤涨得红红的。“全体集合！”他大喊了一声。 我们赶快排列成两行。他在队列前走来走去，气得好一阵没说话，最后拿队长是问：“你好大胆子，目无领导，不听指挥！” “我哪里目无领导？” “叫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晓不得呵。” “没看见我的通知？” “你那号天书，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 “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 “我是没文化，他们知青也说不认得呵。” “不认得就不能派人去问？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军机要事，十万火急，你以为是好玩？” 我记起来了。他的字条上有三个红手指印。他以前说过，当年他们打游击的时候，信上打一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两个表示加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我们笑出声，他又冲大家一瞪眼睛：“活见鬼，这么多喝墨水的人，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我仍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蹲在地上不肯走，始终扭着脑袋。我以为这会把场长惹怒。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一事态后策马返回，既没打，也没骂，态度倒是出奇的耐心。“你想逼我发火是不？你想让我犯错误？臭小子，我今天偏不。你贼胆包天勾引我丫头，我张种田今天还偏要同你慢慢来。你等着。” 这天的批斗大会以后，他把我留在办公室，搬来一大堆学习资料重重地砸在桌上，叫秘书挑出一些文章开读。他自己闭上眼睛也陪着我一起听。 我急了，“你有话就直说，别来这一套！” “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他得意地冲我点点头。 学习资料一直读到深夜，读得我招架不住哈欠滚滚，在他面前的英雄相荡然无存。我只能自认倒霉，再大的罪名也先认下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是在他的床上，而他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 十三 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 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骚，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无尽的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除夕之夜就在这样忧郁的歌声中到来。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甚至没有像样的年饭。大家烧着棉花秆，敲打着铝饭盒和搪瓷杯，目光里一片茫然。 场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工区拜年。他带来了一壶酒，还有几包好烟，想让大家高兴和活跃一点。他见人就分烟，见人就敬上酒壶，讲了些笑话，什么李瞎子掉到了粪坑里，什么猪八戒到高老庄做女婿。 有个干部听出笑声太勉强，提起另一个话题：“张胡子，你经常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打气功，可以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怕是吹牛吧？” “胡说，我张种田吹牛？”场长喝了口酒，有意逗个趣，“不信我就来两手给你看看。”说着把棉衣一脱，一个马步，全身运气，额上青筋直暴，脸盘子涨出了紫红色，然后是青色，然后是黑色，十个粗短的手指头随之痉挛颤抖。“嘿！”他大喝一声，脚一跺，一掌劈下去，果然劈断了砖块，劈得粉末飞溅桌椅颤抖。 好哇——有人鼓掌喝彩。 掌声一落，场长又来了个节目，挑两个气力最大的后生，一人抱住他的一条腿，看他们能不能把他掀翻。 几个节目下来，他已忙得一身老汗，可惜气氛还是不够热烈。有人不辞而别，火堆边的空座位越来越多。有人不再喝彩，只是搂住双膝瞌睡。李瞎子其实并不瞎，一看这场面就故意闹腾，又是添柴又是添茶，还装酒疯开口骂人：“李建国你这个王八蛋，我喝一口你怎么只喝半口？看不起我乡下人是么？” “唔……”场长其实心里明白，偷偷往左右看了一眼，沮丧地穿上棉衣，摸到了手电筒。“哦，我们也该走了……” 像个不讨好的演员，他筋疲力尽地退场，轻轻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出门去，佝偻的身子闪入风雪之中。 这一夜我没有怎么睡着。不知为什么，总想起了那个佝偻的背影。唉，场长，太刺伤他也许是不公正的，他的汗水并不比我们少流。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缺乏手茧，但只得到几把霉花生。我们也不缺乏先进工具，但拖拉机在山头生锈。我们也不缺乏热情，但最终眼前都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那么怪谁？ 好大一场雪呀。 十四 小雨调到另一个工区以后，我还是经常到猪场边去，好像那里还有她的余音和气息，她还有可能从哪个猪圈里冒出来。我遥望另一个工区的灯火，想象她现在的景况。她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想念一个什么人？不会是一个劲地在油灯下写思想汇报吧？ 有一位女知青的肚子大起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是医生先把消息告诉场领导的。生米既已煮成熟饭，场里只得赶快揪出孩子他爹，命令这家伙与孩子他娘火速结婚。场长在婚礼上讲了些祝贺的话，还赠给新婚之家两个热水瓶。可以想象，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使恋爱禁令不了了之。不过有意思的是，知青们眼下都认为茅草地非久待之地，不愿背上婚姻的包袱，见到异性反而谨言慎行起来。 “见鬼，让他们搞对象吧，他们都像阉了似的！”场长经常一见到队长们就打听恋爱动态，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都当媒婆，还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些青年女职工，平衡场里的男女比例。听队长说，他就是想让大家安心农场，在这里成家立业落地生根，包括给他生出一窝窝小劳动力。 这天晚上，猴子突然来告诉我，说小雨来找我，在老地方等我。 “找我干什么？我要睡觉了。”其实我心里已咚咚跳。 “你就这样对待妇女？就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情？” “你讨打么？” 事情有点可笑。她父亲的号令枪一响，她就开始起跑了，要完成爱情指标了，最近又是找我借书又是向我讨教什么，但我一想到号令枪反而腿软。 我还是去了，看见她消瘦的身体，还有稍显突出的颧骨。她似乎没什么事，只是说说她去参加州团代会的感受，说茅草地对比兄弟农场的差距，什么三个“不如”，四个“不一样”，五个“没想到”……说到兴致勃勃之际，差一点吓得我抱头就跑。我的团代会大代表，居然要在花前月下给我再上一堂团课！ “你还没说完？”我伸了个懒腰，喷出哈欠。 “你累了？那……去休息吧。” “再见。” 我向宿舍走去，但刚起步就听到她呜呜呜，回头一看，是她捂住了脸。天边一道闪电，亮一下又赶紧藏进云里。山坡上有几堆没有烧尽的火土灰，发出忽明忽暗的红色。萤火虫在游动，有时扑到了我的脸上。 她一直哭着，哭得背脊剧烈地起伏，一拳拳捶打着桑树干。“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要找你……” “为什么事？” “你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 “你装蒜！装蒜！” “不就是场部墙报的事？你已经说过了……” 她失神地睁大眼：“不，你就没听说？就没听说那个姓袁的……” 我当然听说了，知道有个姓袁的转业兵在向她求婚，还知道媒人是一位场党委委员，州里某领导的亲戚。我得抓住机会表现一下清高和大度。我用一种特别诚恳的腔调，夸奖那个姓袁的——他嘛，相貌、才干、家庭背景，各方面都好，一定有远大前途……我说得自己全身暗颤。 她眼睛越睁越大，眸子里透出惊讶、失望以及愤怒。五秒、十秒、十五秒……我们在对视中交流着一切询问、回答以及倾诉——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词汇和语法！要是在两年以前，我一定会抓住她大声说：跟我走吧，你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怕。可我已经是两年后的我了。我已经没有勇气向一位团干部，向一位老革命的孝顺女儿，伸出自己的手。 “你，回去吧……”我费了很大的劲把这句话说完。 “你说完了？” “好困呀……”我假装再喷出一个哈欠。 “你——你去死！”她一咬嘴唇，扭头跑了，消逝在一道闪电里。 美丽的小雨就这样去了。她的心我明白了，我的心她也该明白了吧。她走了，没有告别，只有暗夜里的放声诅咒：“你去死——” 十五 小雨最终死于一次烧荒，一同遇难的还有三女一男。最可悲的是，场长对这次事故负有重大责任。他不知道南线隔离带还没砍好，仓促下令按时点火。结果没料到风势突然转强，荒火呼啦啦轻易越过了隔离带，扑向林木丰茂的另一片山坡，也扑向了前来打火的一些青年…… 各个工区几天来死一般寂静，食堂里总是剩下很多饭菜，没法让人咽下去。连油嘴滑舌的猴子也揪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扑到我身上，在我肩头狠狠咬了一口。我后来才知道，他也一直暗暗喜欢小雨，在梦中还喊出她的名字。 可怜的朋友。我没有同他说什么，也流不出泪来。悲伤使我反常地平静，只是独自朝外面走去。前面是蒙蒙细雨，亮滑滑的路。我不知道哪里是她走过的路，哪里是她锄过的地，眼下到哪里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小辫子和宽大光洁的额头。说起来，我算不上她的什么人，只是几页诗撕碎了，雪片般飘落甘溪——这是关于她的诗，最终应该交还给她。我希望它变成白色的蝴蝶，去追赶匆匆离去的身影；或者变成白色的玫瑰，永远开放在一个人的心里。 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值得用白色花朵埋葬？天地是这样广阔，好像使劲喊你也听不到回声。远山看起来是一座座巨大坟墓，随着你的前行而一步步远退，好像要与你永远分隔，不让你走近它们的秘密。 场长一下子老得白发飘飘。有人看见他傍晚时骑马狂奔，顺着甘溪跑过去，又顺着甘溪跑回来，朝着天边静静的红霞大喊：“丫头——你回来——丫头——” 叭叭叭，驳壳枪朝天响了。 枪声像破竹之声，惊飞几只野鸟，尖锐地升入寒冷的高空，最后消逝在一抹暗紫色的晚霞中。 谁也不敢去劝他，只有他两个儿子追着马屁股喊： 爸爸—— 爸爸—— 十六 场长很快病倒了，农场乱得更加没有头绪，到第二年只好作为长期亏损单位解散。省农垦局一个工作组来了。中央一个副部长也来了，据说就是当年给场长取名“张种田”的某位老首长。场党委开了七天会，会后又召开职工大会，传达了全面整顿精神，在肯定了全场员工几年来的功绩以后，宣布农场将由附近几个公社分区接管。清理财产和安置人员也马上开始，大部分知青将转到一个铁路工地去筑路。 据说可望转为铁路建设公司的职工，大家当然高兴。我们杀鸡，打狗，吃掉种子，劈掉板凳和箱架烧火，连门板有时也难幸免。一些附近农民先下手为强，来偷铁丝，偷砖瓦，偷锄头粪桶。菜地上吃不完的菜，我们就把猪和牛赶去吃。大家要离开了，也不再怕场长，场部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意见五花八门。群众说他瞎指挥。干部说他独断专行。一个会计说他那次募来寒衣是破坏财经制度，截粮车更是耍特权，目无法纪，土匪作风。 人们吃饱肚子以后就可以骂他“土匪”了。 我清理书籍和行李，发现那双已经破了的胶鞋，不觉心里一动——场长呢？这个茅草地王国的酋长，已经四面楚歌的“土匪”，这些天来在哪里？ 听人说，几天来他经常在地里走走，到天黑也不回家。那匹马被人们开枪打死。他将要调到某个农业学校去当书记，不需要马了，不能骑马了。食堂里吃马肉那天，人们看见他没尝一片，只喝了整整一壶酒。 我去看过他。房里乱糟糟的，人不知在何处。他可能还在地里游走？还在雨雾中寻找自己的女儿？他将要去领导一个学校了，是否还将重复茅草地的欢乐和痛苦？ 雨滴泼打在窗子上，拉出了很多流痕，模糊了窗外的一切。我等了好一阵，扫净了地，抹净了桌子，给主人铺好了被子。发现墙角有一双沾满泥灰的皮鞋，我取来一点一点擦拭，好容易擦出了黑色，然后整齐地摆放在床边……我终于走了，轻轻地拉上门，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动身离场的那一天，我去买点绳子和面包，在草市街看见了场长。他在冷清清的供销庙里，靠着水泥柜台，端一只酒碗，喉结在滚动。他显得老多了，背有点驼，左眼充血发红，没有女儿在身边，衣服显得还有些脏乱破旧。要不是那两道虎生生的目光，我真怀疑他是哪个瑶寨里来的贫困老汉。 他朝我点点头，勉强一笑：“喝酒不？” 我摇摇头。 庙门外熙熙攘攘，一些农民赶着农场的牛走过，拖拉机喷着黑烟摇摇摆摆，拖着农场一些财物不知要到哪里去。再看过去，又一队汽车停在城墙边，知识青年把行李挑到这里，正往车上码放。人语喧哗之中，球鞋与运动衫在晃动，让人看得有些眼熟。 场长眼里掠过一丝凄凉，喝了口酒，“你们到这里有几年了？” “四年。” “哦，四年，四年，好快呀……” “是好快。” “你们，行李都清好了吧？没掉什么吧？……到新地方要注意安全，要搞好团结，慢慢地适应水土。修铁路不比做地里功夫，经常要放炮，经常碰到塌方，容易出危险。你们做事宁肯慢点，莫慌手慌脚。嗯？” 真是奇怪，离别可以使粗人变得细心，硬汉变得心软，存怨的人忘记对方种种过失。我从他嘴里听到了母亲的口气。 远处汽车喇叭响了，大声点名的声音也在传来。他苦笑着闭了眼睛，挥挥手：“好了，你走吧，走吧，时间不早了。” “场长，”这两个已经陌生的字，这个现在已经没有意义的称呼，使我的声音异样，“你不去送送我们？” “去的，要去的……” “你会要去的吧？” “当然，当然……” 他拿着酒壶踉踉跄跄出了门。我后来才发现，送行的人群里并没有他。也许他是怕受大家冷眼，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场面。 汽车开动了，一片“再见”声响起来。刚驶出街口，我突然看见甘溪桥上一个黑影，一动不动。我可以断定，黑影就是场长，一定不会错。他也许正朝大路这边张望，在目送我们这些熟悉的面孔。渐渐地，黑影变成一个黑点，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但我分明看见一张老脸上痛楚的表情，眼角一滴酸泪。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场长，你还唱这首歌吗？我这一辈子里还能看到你吗？我多么想抱住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你和我，哭小雨，哭大家……但我不会这样做。 明亮的甘溪从落日之处缓缓流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茅草地似乎在燃烧。那台废拖拉机还摆在山上，像刻记一切往事的碑石，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英雄，面对自由的暖风，静静地注视过去和未来。锈红色的空气在微微波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锈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了，就要消失了。 车身晃荡，车内一片笑声。猴子与大炮在抢夺香烟，你一掌我一拳的，笑声特别响。他们在笑什么呢？笑手里的香烟？笑今后各自的前景？笑总算离开了茅草地？笑兄弟们终于摆脱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地狱？可能，是该笑笑了，但过去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只配用几声轻薄的哄笑来埋葬？——你们到底笑什么？ 我笑不出来，双手抵住膝，手掌从额头往下遮住眼睛，在任何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流出一滴泪。 1980年10月 飞过蓝天 飞过蓝天 注释标题 此篇最初发表于1981年《中国青年》杂志，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等，获1981年中国‘五四’青年文学奖和同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已译成法文、英文。 它是一只鸽子，但有人的名字，叫晶晶。 它饿了，落在屋檐咕咕叫，左顾右盼，总希望看到那个人的身影。晚霞已越来越暗，炊烟已快飘尽。要是平常，那个人早就回来了，担着柴，或扛着锄头，或提着柴刀，老远打响一个长长的呼哨。于是，晶晶飞过去，落在那个带有汗渍气味的肩上，挺胸四顾，得意洋洋，尾巴在主人脸上挤挤蹭蹭。那个人会轻轻抚摸它，从口袋摸出一把稻谷或绿豆，有时还有它吃上了瘾的野葡萄。 那个人把晶晶的名字叫得多了，它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名字。它迎上去，任主人给它梳毛，任主人给它装哨子，在自己难受的时候，任主人填喂一种气味奇怪的白色粉末。有时候，他会带着它出门旅行，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于是它兴奋无比，翅膀越飞越健壮，升腾和俯冲的动作越来越熟练，掠过附近一个大湖的时间也一次次缩短。如果带上足够的食物，它相信自己几乎可以啄来天上那些熠熠闪光的银色颗粒。 它当然不能全部听懂主人的话，但也能慢慢琢磨出对方的很多意思。比方说一声呼哨，那是他召唤它。比方说拍几声巴掌，那是他放飞它。如果几声巴掌之后还加一声“着——”那它就得飞向北山，飞越大岭，飞到山谷里一间木屋前。它在那里会见到一个女人，就是一个长头发的人。对方解下它腿上的一个小竹筒，取出里面的纸条。 当它从长发人那里带回了纸条，主人常常会笑容满面。“这样快？老子要给你提高工分！”他可能这样说。“亲爱的，你是我的幸运之神。求求你，行行好，不会带来什么坏消息吧？”有一次他还这样说。 一般来说，他看完纸条后会特别高兴，挠挠脑袋，伸伸手臂，在地上翻一个跟头，摸出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进口里左右拉动。奇妙的声音就在这时发出来了，像清晨雀噪，像流水回环，像阳光流经密林，雨点敲打绿叶……它常常在这种声音中发呆。 可现在，它很久没有去过那个木屋，没听到铁匣子里的奇妙声音，甚至好几次在例行进食的时候没有见到主人。牛犊饱了，正舔着母亲的肚皮。乳燕困了，正躲进妈妈的羽翼。人们呢，在一片片屋顶下与亲人们团聚。而它正面临着孤独与饥寒。 它要找他，要找到他。它飞到桌上，桌上只有几个臭烘烘的烟头，还有半钵剩菜。它飞到床下，床下只有破鞋烂袜。它飞到门外的大树上，四周仍然不见那个人的身影。如果说鸽子的锐目可以帮助它发现云外的来客，那么眼下不论如何睁大眼睛，它也没法发现天边那张圆乎乎的黑脸…… 他是一个人，但有鸟的名字，外号叫麻雀。 在公社里整整一天的外交活动，累得他筋骨酸痛和喉干舌燥，脸部肌肉也紧张到了极点——那都是赔笑脸的结果。唉，招工，招工，招工！这件要命的事闹腾得自己脸面扫地，人不人，鬼不鬼。给公社秘书递烟，请招工师傅喝酒，装出谦恭和诚实，又迫不及待地吹牛自夸。要招有专长的人吗？你看看吧，我马上给你来一个底线切入反手上篮——嚓！这可是市甲级队主力的水平呵。不行吗？那我再给你来一段草原红卫兵之舞吧。你们要吹口琴的吗？要装收音机的吗？我还会杀猪和爬树和修锁配钥匙。可这样说出来的结果，是对方的哈哈大笑，然后还是摇头。 当然，有的知青竞争优势明显，不必这样劳神费力。他们到邮电所给局长老爹挂长途电话去了，或者到公社干部耳边打小报告去了，或者拿着钱打酒砍肉大摆宴席去了……谁都不是省油的灯，都有秘密武器，关键时刻一个个都彻底暴露，他妈的乱纷纷英豪四起一决雌雄。 他必须投入最后的一搏。现在，他坐在床上，靠着墙卷完第四支旱烟，长吁了一口气，无耻的目光落在鸽子身上。 晶晶从未发现过这种目光，感到有点紧张。 “好鸽子呀，一看就是名门出身，军鸽世家，祖上在比利时或者意大利立过战功的。行家哪看不出来？” 咕咕一声，晶晶感觉到什么，更增添了慌乱。 “不要怕，不要怕，你这样子人见人爱，人家不会把你怎么样。说不定让你更加吃香喝辣呢。” 晶晶可以听懂鸽子的语言，基本上可以听懂鸡鸣狗吠，但人的语言对于它来说还是过于复杂。它小心地继续观察着。 主人摸摸它的头，理了理它的羽毛，还从木箱里摸出半捧绿豆送到它嘴前……看来情况正常，没有什么事要发生。晶晶放心了，伸展一下翅膀，咕咕嘟嘟地表示兴奋和感激，啄掉第一颗绿豆。 主人的声音又透出了沉重：“兄弟，这事只能你来帮我一把了。实在对不起，我舍不得你走，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还看得上你。我也只有你这件宝贝。那个老王八蛋，那个臭杂种，居然也是个玩信鸽的家伙，居然看上你了。你说这事……” 晶晶对这种语气和脸色再一次感到奇怪。他在跟谁说话？是跟门边那条狗吗？或者是对门外那棵树吗？不然神情为什么这样陌生？ “朋友总要分手，你不要怪我，好好地跟着那个王八蛋去吧。你帮了我这一次，我一辈子记得。你要是这一次帮成了，你就是我的大恩人、大救星，我会天天为你祷告……”他已经盘腿而坐，两手合十，闭上双眼，“天灵灵，地灵灵，保佑我的兄弟一路平安，无病无灾，长生不老，阿弥陀佛……” 晶晶不懂这些声音，但懂得脸色和语气。它不再啄食，飞到屋梁上，占据了一个随时可以逃飞的安全地带。 “吃吧，吃吧，你不要怕，下来吧。这就算咱兄弟一场，也有个告别宴会……”主人看着它，不再说话，眼里突然有了亮晶晶的东西。 也许是想让它安静，让它放松，让它最后一次听到主人的吹奏，他把铁匣子再次塞到嘴里，吹响了俄国的《三套车》，知青中的一支流行歌曲。他吹出了呼啸的雪花，颤抖的冰凌，一望无际的茫茫大雪原，还有从冷冷历史中飘来的马嘶。那是在一个异邦的河岸上，一个车夫在孤独而哀伤地歌唱——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着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就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晶晶觉得主人的泪花不怎么危险，咕咕一声，再次飞落桌面。 第二天一早，主人把晶晶塞进一个硬纸盒。里面多暗呵，多闷呵，多狭窄呵。鸽子开始不安地大叫，扑扑地挣扎。 主人找来剪刀，给它挖了两个方方正正的透气窗。 鸽子把头探出窗口，还在叫。 它是有点不习惯吧？主人嘀嘀咕咕，把它的食盆、衔来的树枝以及经常戏耍的乒乓球，都塞进了纸盒。 咕嘟嘟，咕嘟嘟——窗口里透出的声音仍然凄婉而惊慌。 主人提着纸盒出门了。一开始，晶晶虽有所不安，但以为现在不过是再一次出门旅行，倒也不像是什么灾难。但它渐渐有了疑心，因为过了好一阵后，它不再听到主人的说话声，更没听到口琴声。窗外有时明亮，有时昏暗，有时人多，有时人少，但都是陌生面孔和陌生话语。它还先后嗅到了汽油味、沥青味、皮革味等等它不知道的气味，先后听到了汽车喇叭声、火车轮子声、列车广播声等它不知道的声音，看来一切都非同寻常和凶多吉少。它在剧烈晃荡的黑暗中一直紧张万分，咽喉里抽出嗖嗖嗖的弱音。它只有在遇到猛兽时才有这种喉音。 窗口里塞进米粒和绿豆，还有盛着水的瓶盖，但它不吃也不喝，直到自己昏昏沉沉有点站立不稳。 不知什么时候，眼前突然变得明亮，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是天亮了吗？是放飞了吗？是……它本能地缩紧全身，往后一坐，再猛地一弹，就箭一般射了出去。 “哎呀！你怎么搞的？随便打开盒子！我的鸽子，鸽子，鸽子哟……”一个中年人的粗嗓门留在了它身后。 一个小孩的哭泣声也留在了它身后。 晶晶不知道那些声音是什么意思，也不想知道，只是一头扑进了无边无际的开阔与自由。它又能飞了，又开始飞了，再一次让地面在翅下刷刷刷地微缩和模糊。当然，它很快就觉出些异样，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这是什么地方？空气太冷了，太干了，也似乎太粗硬了。它记得家乡充满着绿色，而这里黄蒙蒙的灰糊糊的。它记得家乡流动着白雾，而这里奔跑着一浪浪迷乱的飞沙。它记得家乡的群山中，有个美丽的湖，里面总是蓝天、白云以及一只与自己相像的鸽子。湖边还有一片林子，其中靠水的那棵老树旁，有几块构成三角形的大石头。它只要找到那些石头，就可以找到穿过竹林的小路，找到熟悉的屋顶，还有主人圆乎乎的黑脸。而那一切眼下都无影无踪。 这里离家乡大概太远。 它越飞越高，想望到更远的天边，哪怕看到一丝家乡的痕迹也好。但它绕飞了一圈又一圈，仍然一无所获。它呼叫了一遍又一遍，仍然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高空中风小了，很宁静，但寒气更重。它已经有点昏眩和疲惫，但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抬头一看，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好，那是什么？穿透云层而来的一个黑点，不正是一只兀鹰么？黑云般的翅翼，阴森的眼光，尖嘴利爪，甚至根根须毛，都已经越来越清晰，如一股无声的阴风迅速逼近…… 它只剩下一个意识——逃！ 他一早醒来，觉得这个早晨少了点什么，想了好一会，才知道是少了鸽子的叫声。他看了看窗外屋梁上那个空空鸽笼，心里很不好受。 他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有什么办法呢？这次鸽子外交同样失败，虽然过五关斩六将，好容易讨得了招工师傅的欢心，但在“公社推荐”这一关仍踩了地雷。他妈的，公社书记明明是想安排老上级的儿子，明明是要做一把人情，却满嘴的漂亮话。先算了他偷狗和偷菜的老账，说他思想改造还不达标，狠狠打下了他的气焰。然后又笑嘻嘻地来拍肩膀，说革命工作行行都重要，山区尤其需要知识青年，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呸，真是笑里藏刀的老行家呵？ 一个老人喊着他的名字，咳了一声，把光光的脑袋探进房门：“还没吃早饭啦？要吹哨子了。上午在丝瓜冲散凼粪。” “队长，我……手痛。” “你昨天背痛，怎么今天又手痛？” 他挪下床，右手腕一弯，好像再不能伸直了，“哎哟哟，哎哟哟，怕是骨折了，怕是生了骨瘤……” “那，那你就去看牛吧。” “看牛……” 老队长没注意他的暗笑，吧了口烟，走了。临出门补了一句：“快些搞饭吃吧。我摘了点辣椒和黄瓜，就在门口。你那个菜园子，也要趁天晴上点粪水了。莫懒呵。” 一把菜蔬又放在门槛边——不知这是队长第几次送菜了。当然，老人的关心还包括讲授各种为人处世的道理，包括给他找一把治感冒的草药，包括给他削一根扁担或补一顶草帽。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养鸽子有什么用，总说应该养几只下蛋的鸡。他也不知道铁哑铃有什么用，总是劝主人把它拿到铁铺去打两把好耪锄……他不知道这个城里伢身上的哪个地方接错了筋。 麻雀有点感动，但并不后悔刚才的手腕弯曲表演术。他实在不愿在这个山冲与泥粪打交道了。记得六年前刚下乡时的情景，那时他有多么火热的幻想呵。他是瞒着母亲转户口的，是揣着诗集偷偷溜进下乡行列的。他渴望在瀑布下洗澡，在山顶上放歌，在丛林中燃起篝火，与朋友们豪迈创业就像要建起一座康帕内拉幻想中的“太阳城”。他还想靠自学当一个气象专家或林业专家，登上现代化科学的殿堂。当然，他也要让手上生出那值得自豪的硬茧，让腿上留有那英雄勋章似的伤疤。第一次上山砍竹子，他凭着年少气壮，不顾劝阻砍了百多斤。不料下山时，他逐渐跟不上队伍了，一步一跪，忍受着肩上火辣辣的痛，竟远远落到了最后。在一个急弯处，竹子太长，两端都抵住了岩石，卡得他既不能动，又放不下，加上草丛里沙沙地响，一条蛇倏然逝去，他急得哇哇哭起来…… 后来，是老队长举着松明子来找到了他。 但这些并不使他泄气。那么是什么使他学会了手腕表演术呢？他想不太清楚。他只知道，第一次招工给人们的震动太大了。地位分化的可能和现实，使朋友们的热情消失得太快，算计增加得太多。关于托洛茨基和德热拉斯的讨论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社会调查记录什么的被人们撕了卷烟，连菜园子也变得荒草丛生。对干部的顶撞，与农民的纠纷，知青户内部为大事小事发生的争吵，使大家在入睡前更多地想起了今后出路。“光阴飞快地流逝，一去不再来……”一位知青经常唱起这支印度歌。 一个个都走了。有的是靠爸爸一张字条当兵走了，有的是招工或升学了，有的则公开宣布姑娘和金钱是目标，户口也不要，藏着匕首下山。连山那边那位热情为自己掌管衣服钱粮的姑娘，也不再让鸽子带来纸条，一走就没有音讯……于是，这个一度热闹的知青户，只剩下一只鸽子——就像他的影子。 现在，他连影子都没有了。 没有影子的人，还是一个人吗？还是个东西吗？ 好久没打柴了。稻草也潮湿，根本不接火。小收音机里正在播气象预报，说是今后几天内还要下雨。他啪的一声把收音机关掉。 收音机旁有一封信，是一位老同学写来的： ……老弟，你白长了一个脑袋，要干部推在（荐）你，实在容易。让他们喜欢你，有这号本事没有？如果没有，就得让他们怕你。专给他们找麻烦，让他们脑壳痛，逼他们甩包付（袱）！我陆大爷的成工（功）（经验）就是这样的…… 他用信纸点火的时候，把信再看了一遍，脸上冒出恶毒的冷笑。对呀，如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狠的，狠的怕忘命的。老子破罐破摔，要让他们六神不宁！ 晶晶感谢那只灰鸽。要不是它，自己早被老鹰撕成碎片了。当时自己一个劲奔逃，忽而俯冲，忽而腾空，但那个巨大的敌人紧紧咬住它，始终像一片乌云笼罩头顶。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被刺树挂住，掉了两片羽毛，未感觉到痛，但身体不平衡了，速度开始放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晶晶看到了它。咕嘟嘟——那是召唤还是在声援？晶晶飞过去，跟着它飞越一片枣林，滑过一个麦场，然后钻进一个大石磨下的窄缝里。这里老鹰无法挤进来，而且附近有人影，有狗吠，老鹰果然只敢在高空盘旋，绝望地叫喊一阵，最后丧气地走了。 晶晶向灰鸽子拍拍翅膀，发出亲切轻柔的咕咕声。 灰鸽子走了，不一会儿，又带来一大群鸽子。这是个多么热闹的群体呵。雄的，雌的，大的，小的，白的，灰的，此起彼落地飞翔和跳跃，鸽哨声响成一片。大家都打量着这个浑身雪白的新朋友。几只雄鸽还大声叫唤，蓬松羽毛，显示声音的圆润洪亮，展示宽阔的肩幅和挺健的龙骨。 咕咕咕——晶晶听出了它们的欢迎和安慰，也尽可能作出了回答，只是它关于湖水和水田的描述，似乎使对方觉得不可思议。它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但新朋友们还是一个个目光茫然。但不管怎么样，它眼下结束了孤单，重新进入火热的集体。是的是的，它记起了母亲的话，没有集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尽管在集体里也会有不愉快，也会出现争食或争偶的打斗，但群居才会有安全，有交流，有游戏，有欢乐的歌唱。它们扑扑地从一块麦田飞向另一块麦田，从一个屋顶飞向另一个屋顶……在这个过程中，晶晶已经学会了吃麦子和高粱米。 它吃饱了，喝足了，但还在东张西望，瞪大眼睛寻找什么。这里的一切使它没法忘记“那个地方”、“那个人”。那里有青山中的湖面，有山沟里的小木屋。它不是应该飞到那个小木屋去，取来小竹筒里的纸条吗？它不是应该在那棵熟悉的老树枝上，等待主人在晚霞中归来吗？它怎么能停留在这里？ 当然啦，这里有食物，有朋友，也有草窝，但好像还少了点什么。是的，这里似乎什么也不缺，唯独没有它日日相守的图景和动静。 它扶摇直上，又徘徊飘落，引得鸽群追随它求索上下，投来种种惊疑和询问的目光。天色暗了。首先是两只胖鸽发出了疲倦的呻吟，接着是一只麻色雄鸽发出了回家的号召。什么新鲜东西也没发现的鸽子们，渐渐不满意外来者的引导了。咕嘟——咕嘟嘟——它们用嘴梳理羽毛，清洗泥灰，摇着尾巴，恢复了如常的自在和安闲。当它们动身回巢时，发现晶晶还孤零零地立在一个废碉堡上。 如果附近有人，如果人可以听懂鸽语，那么就可以听到这样一场对话： “你还要干什么呢？”有一只鸽子问。 “我要寻找。”晶晶回过头来。 “你找什么呢？” “我……要寻找。” 鸽子们耸耸肩，发出杂乱的咕咕声：奇怪，奇怪，它们劝晶晶不要胡思乱想——是的，它们什么也不缺少，什么也不必去寻找。咕咕，它们吃了就玩，累了就睡。咕咕，在满足之后，它们是慷慨大方的。在饥寒面前，它们并不缺乏勤劳。但它们这些菜鸽从不幻想，只有刚出壳的乳鸽才幻想啦。咕咕，它们有祖先，也有后代，有自己的窝巢。它们虽然一旦长得肥满就会死于人类的刀下，但谁又能免一死呢？它们虽然飞不了多远，但谁又能逃出天地的大限？既然如此，那么大家就安于现状，至少赚一份舒适，不必自寻烦恼和自找苦头吧？ 不，我要寻找。晶晶低下头去。 菜鸽们终于扫兴地飞走了。大地寂静下来，冷冷的夜雾漫淹过来。地头冒出一个金闪闪的圆，记得它有时像一个钩，有时像一个桃，今天怎么变得这样又大又亮？记得有一次晶晶向它飞去，想啄一啄它，但飞了好久好久，它还是远远的。现在，晶晶要去寻找心中的一切，会不会也像那次一样无功而返？ 它完全没有把握。 它突然听到身边有扑扑的声音，回头看，是一只灰鸽——哦，它没有回去。 他开始了新战略。那天，燕子低飞，水缸出汗，蚂蚁筑坝，明明是要落雨的征兆，而且收音机里明明有大雨的预报，但他作为气象员偏偏不去通报消息。眼看一场暴雨说下就下，晒的一坪油菜籽全被打湿了。刚下田的千多斤碳氨，被山水一盖，只怕肥水跑走了一半，急得老队长跺脚喊皇天。 公社秘书下来检查工作，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耍赖，口口声声说没衣服换了，要借秘书身上那件中山装。衣服虽没借到，但衣袋里一包烟却被强行“借”走了。秘书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不好发作，只得拔腿就走，怕他又来搜钱和粮票，说不定还要抢手表。不几天，秘书的话就风传下来了：“那个叫麻雀的，什么知识青年？简直是城里的街痞子。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先把他捆起来！” 看牛当然也不能太老实。一上山，他就一个“大”字躺在地上呼呼睡觉，要放牛伢给他打扇，摘杨梅来供奉他。结果牛吃禾，牛打架，闹得队上鸡飞狗跳。那天收工点数，发现少了一头黑牛。 “我的娘，何得了！”队长在禾坪里急得团团转，“那只牛婆刚抱福，万一跌到山下，出手就是千多块呢。”社员们也惊动了，围拢来叽叽喳喳，对他投射埋怨的目光。 “我一双眼睛，哪里管得那样多？鬼知道它到哪里去了。”他坐在地上满不在乎。 “你是一个人，你要拿工分的呀！” “我根本不稀罕工分。” “那你吃什么？要你喂头猪，你懒。要你出粪平田，你又说做不了。看牛也当好耍？你你……” “我怎么样？我早就不想在这里干了。你们讨厌我，谢天谢地。我就是希望你们讨厌我。快去给公社进一言，把我送走吧。” 队长的胡子都翘起来了，一跺脚：“你枉吃了二十多年的谷米哟！”转身就急匆匆找牛去了…… 老饲养员甚至急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深夜，队长带着几个人找牛还没有回来。山上有松林的呼啸和竹林的喧哗，间或有野猪叫或野鸟叫，还有一些不可名状的声音。唉，他们找到牛没有？他们会碰上野猪或者毒蛇吗？他们肚子饿了吗？会摔跤吗？他们的老婆孩子还在门边等待吧？……麻雀有点六神无主，终于提着马灯出门。高一脚，低一脚，四野黑森森，只有点点萤火飘忽不定。他后悔自己不该故意怠工，惹下这一场大祸。 但他捶捶脑袋，又停止了脚步。不行，他不能中止自己的战略战术，做事得做到底。他要咬紧牙关挺住，要继续表演下去。这个世界上强者生存，是蜂得有刺，是狗得有牙，是牛得有角，自己怎么能这样心肠软？对，应该回去，喝酒，睡大觉…… 他挠挠脑袋，把一包香烟塞进队长家的门缝，然后跑回家了。 它们飞向南方。 脚下有波浪撞击的声音，大概是一个大湖，或是一条大江吧？到处弥漫着浓雾，浓得简直是一团团水。晶晶和灰鸽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既看不到阳光，也看不到星光，更听不到人或者禽兽的声音。它们只感到翅膀已经潮湿，沉重如铅，麻木如无，一股无形的力量拖着自己下坠。但一听到波浪声逼上来，它们意识到灭顶的危险，于是尽最大的力量升飞…… 它们不记得这些天来飞过了多少高山和大江。记得那天的暴风雨，真是惊心动魄。天地似乎卷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树干喳喳地被风刮倒，飓风抓住杂乱的沙石抛向高空，又重重地摔下去。它们无法控制自己，被风一次次掀倒，撞在树干或岩石上，撞得自己昏天黑地。踉踉跄跄飞了整整一天后，它们发现自己竟飞回原地，一眼就看见那根曾经告别过的歪脖子树，还有自己停栖过的小桥…… 它们没有灰心，继续挣扎着向前，向前，向前。好，现在终于有希望了。空中渐渐变得暖和，地上的绿色也多了起来。还有那镜子般的湖泊，玉带般的渠道，多么眼熟呀。晶晶甚至隐约嗅到了故乡炊烟特有的气味。感谢灰鸽一路相伴，增添了旅途中的热情和勇敢。遇到老鹰，它掩护晶晶先行逃走。夜里栖息，它警觉地发现黄鼠狼的脚步声。晶晶打冷噤时，它亲切地靠过来献出温暖。它还那样善于歌唱：咕——嘟——咕——嘟—— 它们飞呵飞，寻找呵寻找。对于晶晶来说，寻找成了性格和习惯，成了生命的寄托和生活的目的。为了不能忘怀的一切，它穿过了白天和黑夜，从远方飞向远方。 雾渐渐消散了。绿树上布满了金色的斑点，随着太阳冉冉升起，这些斑点在纷纷燃烧又纷纷熄灭。大雨把大地上杂乱的气味全部洗掉了，只剩下一片清新。鲜花摇动湿润的花瓣，与晨风低声交谈，与蝴蝶互送眼波。 应该休息一下了。晶晶回过头去，突然发现灰鸽子不在身边，却停落在远处一个树墩上，眼光直愣愣的。它怎么啦？ 是发现什么动静了，还是累得不想动了？如果晶晶现在能看见自己，就会理解灰鸽的眼光了——阳光下，晶晶显得多么瘦、多么脏，哪是什么鸽子，完全是一只老乌鸦。如果晶晶是一只从未远行过的鸽子，也能理解灰鸽的眼光了——这是一次多么茫然的寻求，多么疯狂的胡闹，多么可笑的一厢情愿！他们还要向前飞吗？还要投向没完没了的苦难么？ 爱唱的灰鸽今天有一种反常的沉默。相反，沉静的晶晶今天反而成了个饶舌妇，咕嘟咕嘟唤个不停，一股脑地吐出焦急、惊疑、央求和鼓励…… 可惜它的声音既细弱又嘶哑。它不知道，这种破沙罐的凶音不能再使雄鸽们摆尾挺胸，也很难再换来灰鸽的歌唱。 灰鸽犹疑着，焦急着，躲躲闪闪地支吾，终于长啸一声飞向天空，不过嘴指的方向不是南方而是北方。晶晶明白了什么，大声惊呼紧紧追上，在对方的前面绕飞一圈，想拦住对方，又在对方的侧面伴飞了一阵，想纠正对方的方向。但灰鸽看来去意已决，在空中来了几次躲闪，再次脱离晶晶的指引。 抛开情侣对于哺乳类和爬行类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鸽子来说很不容易。悲伤浸透在晶晶的目光中。它追呵追，声嘶力竭，筋疲力尽，眼前只有那个飘飘忽忽的灰点。它根本不在乎灰鸽也瘦了，也掉毛了，但它不能没有对方的温暖，不能没有对方的保护，不能在劳累之后没有对方来清扫自己的羽衣。咕嘟嘟，咕嘟嘟，它叫得还不凄厉吗？它要怎样才能打动对方的铁石心肠？它边飞边哭，眼前不再有霞光和湖泊，不再有鲜花和露珠了，甚至也没有那个该死的故乡。 它们一前一后又穿过了白天和黑夜。在向北的路程中，它们又看见了曾经飞过的高山和平地，一步步得到的，正在一步步丧失。 这一天早晨，灰鸽醒来时，突然发现身边并没有晶晶，只有一堆小松子，大概是晶晶留下的。当它真的发现身边空空荡荡，也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和孤独。它大叫一声，闪电般升入高空，纵目四望，仍不见晶晶的踪迹。它已经不辨方向了，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有点手忙脚乱和四处乱窜。终于，当太阳高升时，它发现脚下一片白光中有一只鸽子。白光在雾中闪着鳞波，而鸽子时隐时现，似真似幻。那就是晶晶吧？它为什么不回答？ 它猛扑下去，失神中竟没注意到水的声音。扑通——它惊恐地挣扎出水面，但水淋淋的羽翼很难伸展，刚拍打出水面，又落了下来，再拍打起来，再落了下来……直到最后一只大鱼咬住了它的爪子，直到更多的鱼扑了上来。 水纹一圈圈渐渐平息了。 晨光从大树的枝缝里筛落。蘑菇笑眯眯抬起头的地方，蜜蜂和蝴蝶又开始了工作…… 这里没有工作。这些与城市和农村同时疏远了的生物，只有笑骂，扑克牌、空酒瓶、来自父母的汇款单、《三套车》和《献你一束玫瑰花》。今天在这里吃完了，明天游击队向哪里出动呢？吃光用光，身体健康！来，干杯！为了友谊，为了户口，为了我们的好运气！ 不好，酒没有了，现在到处缺烟缺酒，物质供应太紧张。听说河南水灾，辽宁地震。地震怕什么呢？在这里震震也好。第一把公安局的户口管理处震掉，第二把县政府知青安置办公室震掉，这样我们就可以返城了，就可以再次享受可爱的电影、足球、冰激凌、霓虹灯以及跨着脚踏车的街头聚谈了。 麻雀狠狠地抽着烟，一直没吭声。如果说，他第一次到这里来还有些不安，那么现在他已经对这里的空气渐渐习惯。自己似乎正在做一场梦。他学会了打扑克输了以后钻桌子和夹耳朵，学会了骂人、打架以及讲下流笑话，学会了大段背诵老电影里的台词，学会了用酒米引来社员的鸡，然后抓住塞进书包……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有时候，他也犹豫过，觉得日子不能这样瞎混，他也许应该去找另一些伙伴，比如那些爱因斯坦的崇拜者，或者那些能一气拉完整本练习曲的小提琴手，让自己多少活出点知识来，活出点豪气来。但他有点怯，觉得自己是一只疲乏不堪的麻雀，翅膀已经折断。 “你太懒了！”外号叫“瓦西里”的黑大个敲敲锅瓢，发布命令：“今天罚你和猪头去捕凤，有摆尾子也要得。”他是指打鸟或者抓鱼。 “凭什么要我去？”有人站起来，“我搞来了葱！” 麻雀倒没有争辩。 “那……”大个子为难了，只好求助于这个集体的最高裁决方式，“划拳吧！” 麻雀和瓦西里一出手都输了，好汉不食言，只好提起气枪出发。两人转了两个山冲，并未见到凤。好容易见到一条狗，瓦西里舔舔嘴唇，打了个响指，刚要举枪瞄准，麻雀猛然发现那是队长家的，一挥手，让黑大个的枪打偏了。 枪托一拐，还磕痛了射手的下巴。 “你疯了？”瓦西里怒吼起来。 “那条狗……算了吧。” “它是你祖宗？” “是你老祖宗哩！”麻雀也是喝了酒的，也是练过拳的，两人眼一瞪，像公鸡斗架，差点用拳头交锋起来。 “你他妈的一见母狗就起骚吧？要是在战场上碰到国民党的女兵那还得了？你还不哇啦啦就举白旗当叛徒？” “你他妈的才起骚呢。见条狗就分得出公母，你看见苍蝇也分雌雄是不？” 有鸟叫的声音传来，就在不远。 这种可爱的声音使他们暂时休战。黑大个拍拍灰，赶快上子弹，弓着腰潜身树下，悄悄向前方运动。枪举起来了，呼吸停止了，嘣——树叶抖了一下，并没有打中。奇怪的是，那只鸟没有飞走，反而向前面飞过来，落在一个枝头上。可以看清，它个头较大，全身灰黑，像一只小野鸡。 咕咕咕——声音急切，好像有点耳熟，但又陌生。加上近旁有蝉灵子叫，他们听不太清楚。 “真没用！”麻雀低声骂了一句，弯腰上前，猛地夺过枪，毫不犹豫地举起来瞄准了。这一枪可要打中呵。射手暗暗假定：如果打中了，那一定是爸爸快平反了。如果还要第二枪，那一定就是只平反不复职也不补工资。如果还要第三枪，那一定是连平反都没戏……他觉得全家的命运此刻都掌握在他手中。 嘣——糟糕，爸爸不会被平反。慢点，它还没走，再来一下。嘣——它闪了一下，扑腾着飞离，但有点摇摇晃晃，没出三步就栽了下去。打中啦！两人一跃而起，跑过一个草坡，看到了包谷地里的尸体。 这原来是一只鸽子。它软软地躺在草丛中，半闭着眼皮，胸脯流着血。不过它太瘦了，简直像一包壳，也太脏了，全身都是泥灰。实在是让人败兴。它是谁家的鸽子？大概飞了很远很远的路吧？大概是失群和迷路了吧？射手想起了什么，上前捡起鸽子，摸摸鸟嘴边黑色的血污，身上的泥垢，大腿上化脓的伤口，还有胸前稀疏欲脱的羽毛。突然，他眨眨眼，惊得脸色突变： 这是怎么回事？它腿上有一条破烂褪色的红绸带，还系着一个眼熟的鸽哨……他慌慌地梳理羽毛，发现一旦泥灰剥落，羽毛就展现出洁白。 晶晶！ 他大叫了一声。 确实是晶晶，确实是。但它目光已经呆滞，凝望着射手，嘴喙轻轻颤动，像要说出什么，不过已经说不出来了。即算说出来，人类也永远无法听懂。 你要说什么？你说吧，说吧。真是你从远方回来了吗？你是怎样从千山万水之外回来？你变成这个样，我认不出了，辨不出你的呼叫了。你刚才扑着双翅飞过来，声声喊着什么？你是想像人一样笑，像人一样哭，像人一样诉说，像人一样大喊“不要杀我”，是吗？呵，我还是扣动了扳机。 他捧着逐渐冷却的鸽子，带血的手指在哆嗦。 入夜了，小屋里飘出吉他声和鸽汤的香味。晶晶的故事使大家感叹惊讶，议论了很久，但鸽汤还是要喝的。只有那个射手还在沉默，脸被炉火映得一闪一闪。他的思绪总离不开晶晶。不可想象，蓝天这么大，路途这么远，遥遥千里云和月，它从未经历过这么远的放飞训练，居然成功地飞回来了。当他酒酣昏睡时，它却在风雨中搏击前进，喷吐着满嘴的血腥气味向他一步步接近……他捂住了眼睛。 “同胞们，战友们，为诸位不会死于地震，干杯！”瓦西里举起了酒碗，使屋里又哄闹起来。没有酒，以汤代。没有汤，以水代。酒碗不够的时候，有人把茶缸、瓦钵、锅盖都凑上来了。有人发出傻笑，有人突然想起父母或者城市，眼里不觉流出了泪水。吵闹声和腾腾热气，冲得油灯的火苗直晃…… 麻雀没有伸手。像突然悟到了一种什么，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一件上衣往肩头一搭，走向门口。临别时他回头扫了大家一眼，神情严肃，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麻雀，麻雀，你怎么啦？” “你们……王八蛋。” “麻雀，你不要太娘娘心肠吧？不就是一只鸟么？” “我也是十足的王八蛋。” 他播下一片惊疑，然后默默地走了，沿着山路走向自己的家。那里有他的柴刀、锄头、扁担，还有口琴和鸽巢，以及散发出桐油香味的斗笠。 晚风吹来，山峡里一片蛙鸣。一条没牵进栏的牛在村头树下甩着尾巴，喷着粗气。小路上有游动的黄点，那是什么人举着松明子来寻找孩子吧？ 天地间有这么多的生物，生来，又死去，死后化作泥和水，变成煤和石头，草木和鲜花。有一个人在这个夜晚相信：晶晶死后一定变成了那种淡蓝色的小花，有金色的花心。它在黎明时开放，像蓝宝石一样闪烁光芒。它在说：“我回来了。” 这个人望着蓝天。 1981年4月 风吹唢呐声 风吹唢呐声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1年《人民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等，已译为英文、法文，并改编为电影，由潇湘电影制片厂1983年拍摄出品。 一 当时，我在队长家里开铺，听见窗外有一串不成调的唢呐声，转而又变成“嗷嗷嗷”的吼叫。声音闷，像喉管被掐住，有点喊不出来。我探头一看，见地坪里有个中年汉子，腰间插一支唢呐，手里搂着两小捆湿漉漉的生树丫，正在同两个拿柴刀的小孩争吵。他那声音，那手势，那急得跺脚的样子，说明他显然是个哑巴。 小孩不怕他，指他的鼻子：“假积极！假积极！又没砍你家的！” 他笑了一下，想摆脱对方，发现被孩子拖住了他的衣摆，便沉下脸，做出要打人的样。小孩被吓跑了，一边仍嚷着：“假积极，死聋子！”“聋子聋，我是你的老外公。聋子聋，我是你的老祖宗……”他没反应，得意洋洋把树丫拖到猪场去了。这是干什么呢？也许，他是看山员？怕队上失去那几枝树丫？ 但聋子能够看山吗？而且刚才是他吹唢呐吗？ 他看见我，走上前来，咧开嘴嘿嘿地笑了。从他头上黑白夹杂的麻色头发来看，老年与少年交织，大概三十来岁的模样。他肩头开花裤打结，蒜球形的鼻子有点翘，口腔向前面严重突出，笑起来脸上浮现出一派天真。像有些农民一样，劳累使他的肢体有点变形。如果没有衣服和那双浅口套鞋，你完全可以把他想象成一只大猩猩。 他冲我嗷嗷叫了两声，做了一串令人眼花的动作：指指他自己又指指我，双手转动方向盘，指指手腕，手划一圆圈，竖起大拇指，又笑了笑。 见我不懂，他急了，又把动作做了一遍，瞪大眼睛，像是问：还不懂吗？ 正为难，幸好队长抱着一捆铺草来了。“袁同志，不晓得他的洋文吧？他是说，他晓得你是坐汽车来的，是县里的干部，姓袁，是个好角色。” 原来如此——手腕上表示手表，手表又表示干部，画圆圈则表示袁（圆）姓……这种特殊语言引我笑了。 哑巴也笑了，显出一种宽慰和高兴。 队长又介绍：“他叫德琪，小时候害病成了个哑巴，娘老子又死得早。不过，你莫看他样子蠢，还蛮有灵气，晓得的天文地理多着哩。”说完，对着哑巴伸出小指头，问：“喂，哪个是奸臣？” 哑巴的五官缩到一堆，极端鄙视地伸出四个指头——嗬，“四人帮”！ 我更觉得有意思，哈哈大笑。 德琪大概觉得展示了自己的成绩，心里特别舒畅，像喝醉了酒，脸上泛起一阵红润。他背着手大摇大摆走进我的房里，视察了一阵，比方指指窗子，要队长帮我把窗纸糊严实，又指指油灯罩，要队长把破灯罩换成一个好的。最后做了一些切肉和搓丸子的动作，意思是要我过节的时候到他家去吃肉和糯米团。 “谈”兴未尽，他接下来指指上屋场方向，竖起三个指头——指上屋场的三老倌；捏了捏自己的鼻子，做打牛状——意思是三老倌把牛打得太狠；晃晃小指头——表示不好。 队长作了翻译，我自然表示重视他反映的情况。他这才心满意足，拍拍我的肩膀，背着手高高兴兴而去。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春风秋月，地北天南，当时间长河流过了九曲十八弯，他至今还留在我记忆的沙滩上——尽管我现在已远离那个山谷，坐在明亮的窗前，面对一沓空白的稿纸发呆。 二 还是从头讲起吧。 哑巴是村里的一个好社员——那里人都这样说。他听不见广播盒子响，但每天起得最早，实在等得无聊了，就去敲队长的窗户，催队长给他派工。他身有残疾，是唯一有权不参加任何会议的人，但不管开社员会还是干部会，不管有好多人躲会溜会，他却是积极的到会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是想凑凑热闹，还是羡慕那一张张嘴和一只只耳。吊壶水开了，他吹掉壶盖上稀稀一层柴火灰，自觉地来给大家筛茶。看见有人抽出纸烟，他急忙用火钳夹一块燃炭，给人家点火。 有些人觉得他头脑简单，好支派，常把一些重活推给他，犁滂田啦，进榨房啦，烧马蜂窝啦，总是把他使在前面。东家要盖屋，西家要出丧了，代销点要进货了，还有大队学堂要洗井了，人们都会记起他。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吃亏不吃亏，只要手脚闲，随喊随到，一做就满身汗。做完了，有饭就扒几碗，没饭就拍拍手回家。下一次你叫他，他还会来。知道他有个喜欢奖状的嗜好，有些人请他时还会比画出奖状的样子：“聋子，有奖状，你去吧？” 他一见这种比画就笑，就眼睛发亮，马上跟你走。即使你给他的奖状没有盖公章，或者那不过是你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上面仅仅改了个名字。 他收藏了很多奖状，从县政府发的一直到上屋场三老倌发的，甚至有一张根本不是他的——得奖者是办高级社那年来的一位干部，是哑巴经常为之得意的一个老朋友。他与哑巴同睡一床，出钱治好过哑巴母亲的病，请人给哑巴做过一双棉鞋。那一年丰收了，哑巴有了吃不完的糯米粑粑，还有钱买票第一次坐上了汽车，随那位干部到县城做客。在县城里，他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想看，独独爱上了主人家里一张大奖状，目光一落上去就拔不出来。主人没办法，只好割爱，把奖状转赠给他。 现在，他奖状成了堆，珍贵的褒奖和廉价的欺骗混在一起。一碰到新交结的朋友，尤其是碰到新来的办点干部，他就会笑嘻嘻地把那一大捆拿出来，一张张铺给你看，想让你每张都看到。旁人发出笑声时，他也只是笑笑，并不知道旁人在笑什么。 总之，他是这样一个公共的人，一个社会所有的人。敬重他的人不多，需要他的人却很多，需要他的汗水，也需要他带给大家的笑。 三 他与大哥德成住在一起。 好几次，哑巴帮人家做事，德成赶来一把拖住他就走，还破口大骂主家：“你们这些没天良的，把一个哑巴当蠢崽盘，心里也安稳？不怕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呵？”哪个要是抓着哑巴取笑太过分，被德成碰到了，也免不了挨一场恶咒：“你们这些短命鬼、绝代根、穿心烂的烂冬瓜，以后要不得好死！” 吴德成大脸盘，腰圆膀壮像筒树，眼珠一转就计上心头，用当地话来说，是个“百能里手”。他从小就跟着叔叔开屠坊，贩牛，烧窑，脚路宽见识广，两只手都可以打算盘，因此把家里盘得十分殷实，总是纸烟不断，猪油不断，芝麻豆子茶不断，做起一栋两包头九大间的瓦屋，玻璃窗子亮晃晃，队上人说像半条街。走到他的大屋前，人们都会感到一种财富的威严。 放在前些年，这种人当然是“资本主义绊脚石”。大队没收过他的猪婆和一窑砖，拆过他的几间屋，还逼他成天下水田闻牛屎臭，气得他直骂无名娘。好在他负担不重，加上有哑巴弟弟舍得下力，他不至于饿肚皮，作为矮子中的高子，娶媳妇还能挑金选玉。 嫂子来得比较晚，名叫二香——至于姓，像这里的媳妇们一样，那是无关紧要的，似乎从来无人打听。接亲那天，好多人来看，里外三层，风都吹不进。人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新媳妇的嫁妆，议论新娘子那脸、那脚、那手、那衣角布边、那叫人羡慕的雪肤花貌。人们觉得村里的这一天特别明亮。 德琪似乎比哥哥更高兴，成天笑着，忙碌着，又是杀猪又是洗菜，又是搬桌子又是擦椅子，稍有停歇就吹响唢呐。 “闹茶”开始了——这是一种残存的乡俗，带着远古的痕迹。胆大的一声喊，男客们就开始起哄，不但对敬茶的新郎可以百般刁难，还可以把新郎哄出门去，然后对新娘来点放肆和亲热。据说一轮茶恶闹下来，有的新娘不论如何事先充分准备，紧紧实实裹上三层棉袄，事后还发现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要命的是，这种胡来意味着欢迎和喜气，主家万万不可见怪，否则就是坏了规矩和冒犯客人。二香当然知道这一点，一见几个后生子开始挤眉弄眼，一听有人浪浪地喊闹茶，脸就刷的一下变得惨白。但她完全无能为力，眼看着自己任人摆布，被一个汉子抱在腿上，在一片欢呼声中又被抛向对面另一个后生，扎进不知是谁的怀里。 哑巴没有听见新嫂子的尖叫，但男人们放浪神色使他眼里透出迷惑和不安，继而透出恼怒。他冲上前去，把东偏西倒的新娘一把抓住，拉到了自己身后。 “聋子，你发癫呵？” “你也来闹茶？嘻嘻……” “你莫挡路，站开站开……” 嗷——他大吼一声，毫不退缩，像一头两眼发红跃跃欲斗的牛。 客人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有一个后生颇不甘心，要把这个障碍清除出门，没料到他翻脸不认人，迎面就是一拳，把后生打翻在婚床旁，牙齿都碰出了血。“你今天吃了生狗屎吧？”那后生大骂。 事情闹到这一步，没什么意思了。尽管有新娘子出来赔礼，找毛巾给伤者擦血，大家已兴致索然，只好另外找找乐趣，比方喝喝酒，吃点花生和红薯片，讲讲什么笑话。有人放出一个哈欠，开始找自己的小把戏和灯笼，准备起身回家。 他们走出大门时还在抱怨： “碰鬼呵，今天就是死聋子来插了一杠子。” “把他嫂子当糖捏的吧，碰都不让人碰。” “嘻嘻，又不是他自己的堂客，他心疼什么？” “他还有堂客？有猪婆吧？天老爷写姻缘册，只怕没工夫想起他！” …… 人们这样说哑巴，他当然没听到。他这一辈子恐怕与女人无缘，大概也会是事实。他似乎对此没有什么苦恼。每当别人收亲嫁女，他总是脸上放出红光，换上一件新衣，好像也成了准新郎，在人群里钻来窜去，一高兴就呜啦呜啦大吹唢呐。 客终于散尽了，二香软软无力，倚着墙长长松了口气，目光投向正在门外扫地的哑巴。“今天多亏了你弟……”她对德成说。 “唔……”德成没注意听，正清点着刚收下的礼钱。 四 新嫂嫂过门不久就下地干活。这一天洗过碗，她同两个邻家媳妇结伴，准备到坳背冲去寻点猪食，挎着篮一步走出堂屋门，一个媳妇突然捅了她一下。 “做什么？” “你看，你快看。” “看什么呀？”二香其实已经看到了。 “你看聋子——” “怎么啦？” “你装傻呵？你看他在做什么！” 顺着手看去，德琪在阶基那边对着竹篙上晒的衣服发呆。那是二香一件大襟布衫，起着淡红色的杏花点子，色彩鲜艳，明丽夺目，显现出一个女人的身体曲线。真要死！那呆子早不摸，迟不摸，居然在这一刻伸出手来，小心翼翼去触摸那花布衫上的胸口部位，接下来是腰身部位…… 咯咯咯——邻家媳妇大笑起来，差一点笑翻。 二香没法再装眼瞎了，脸一红，咬出一句“死聋子”，快步赶过去，把哑巴的手一把打下来。“使牛去，使牛去！使牛，懂不懂？这样大的人，还死不明白！” 哑巴一见嫂子，又见在场还有别的女人，闹了个大红脸，不自然地搓着手，脸上裂开几道深深的肉纹，不像笑也不像哭。 “快——”嫂嫂威严地挥挥手，然后把一篙衣收进了自己的住房。 看见哑巴抄着牛鞭慌慌地逃窜，两个邻家媳妇又一次爆笑，捂住自己的肚子哎哟哎哟。“香嫂子，哪个要你长得这样乖致呢？”“活该你费衣服！还不是被人摸溶的？”“你要小心呵，小心呵。你喝过水的茶杯，说不定有人去亲。你坐过的凳子，说不定有人去蹭……咯咯咯，哎哟哎哟！” 两个婆娘还是笑得东一撞，西一窜。 二香给她们一人来一拳：“撕了你们的臭嘴。快走！” 这天上午，二香早早赶回家，到哑巴的房里仔细检查。果然，几天前她不翼而飞的一条花手帕，还有更早以前她怎么也找不到的一只袜子，眼下都出现在哑巴的枕下，揉成了一团。她隐约知道了什么，吓得脸色发白，呆呆地不知坐了多久。直到哑巴的嗷嗷声出现在地坪里，她才全身哆嗦地跑进厨房，一进去就不再出来，更不敢再看哑巴一眼。 哑巴也像做了亏心事，以后好多天里都不敢看她。他成天埋头干活，铡薯藤，挑井水，打草鞋，补箢箕，把木柴劈得一堆一堆成了山。 精明的德成不知道家里发生过什么事。他奖给弟弟一根烟后说：“嗯？聋子这几天还算勤快。” 二香没说话，给丈夫的鞋缝上了最后一针。 五 随着德成的骂声增多，乡下日子是越过越紧巴了。秋收以后，人们用土车吱吱呀呀地把稻谷运往国家仓库，换回一张征粮工作奖状，引得小把戏们抢着看，但好些村寨都留下了一声声长吁短叹。 队上实现工分制。一人劳动一天，大概可得十分工，年终时队上再按总工分核算分配。因为分值太低，扣除粮油之后，队上现金所剩无几，于是欠钱户苦着一张脸，进钱户也高兴不到哪里去——他们知道要进钱就得靠欠钱户还钱。德成当然是进钱户，但决算张榜几个月了，还没真正进过一个钱，等于拿了一堆白水工分。他找到小队和大队的干部强烈抗议，要求干部上对欠钱户出狠招，说不拆掉几间屋，不给点厉害，老糠里能出油么？ 干部们都抽过他的纸烟，再说分配不兑现也说不过去，于是决定一捉猪二拆屋，如果不能在春耕前发票子，至少也可以给进钱户一些烟砖和木料吧。 德成这才气顺了一些，回到村里到处转悠，看哪堵墙的烟砖质地好，看哪些陈年土砖可以肥田，看哪根檩子生了蛀虫……直看得欠钱户们心里发毛。这天一大早，他给哑巴一担大箢箕。哑巴以为要去挑牛粪，兴冲冲地跟着哥哥走，直走到三老倌家门前才知是另一回事。他平时见三老倌打牛下手狠，找干部告状最积极，不知被三老倌骂过多少次。眼下见三老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担子前去拉扯。 三老倌一头朝墙上撞去，幸亏被旁人一把拦住，才没撞出个头破血流。围观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 哑巴不明白人们在议论什么，但他看见有人搭起了楼梯，看见有人爬上了三老倌的屋顶，还看见大队书记在现场指挥，终于明白了什么。“呵咦！呵咦——”他拦在楼梯前，一个劲地摇手。 书记拨开他，指挥人们继续上屋。 他两只牛眼睁得老大，跑到三老倌面前嗷嗷叫，意思是要他去阻挡，见对方只顾哭号，便急忙跑回来一脚踢倒了楼梯。 “聋子你知道个屁呵。”大队书记同他说不清，用再多的手势也说不清欠钱户与进钱户的关系，说不清队上如何穷到要拆屋的原因。何况眼下不论人们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要有人靠近楼梯，只要有人要上屋，哑巴都会恶狠狠地伸出一个小指头，朝前一点一点的，点出愤怒和蔑视。 很多人来得不大情愿，看见终于有人顶上了，也乐得顺水推舟，或阴或阳地敲起了边鼓：我看也是莫拆算了。是呵是呵，春不出谷，冬不拆屋，手莫下狠了呵。没听老班子说么？积一分德，胜烧十年香呢……他们这样说着，说得德成有点着急，冷笑一声：“不拆也要得。哪个想把事做绝呢？只要干部口袋里抠得出票子来，我来盖屋都愿意。我吃人饭，下牛力，做一年，几张血汗票子是要的。” “是啰是啰，我是等钱用，初五要砍肉接木匠……”有人接应他。 人多口杂，明显分成了两派，拖成了一个僵局。书记有点面子上挂不住，拿出哨子猛吹一声，“闹什么闹？你们是书记，还是我是书记？听好了：今天三老倌同意是拆，他不同意也是拆。你们哪个不想动手，就替三老倌交钱！” 队长不敢违令，上前拍拍哑巴的肩，指指书记，又指指手腕——意思是此事非同小可，是戴手表的干部有命令哩。 哑巴指指手腕，不大相信的样子。 队长再次指了指手腕。 哑巴怔住了，脸一直红到脖子，绝望地咕哝两声，脚一跺，走了。 “喂，喂，猪样的家伙，”德成脸上有了猪肝色，追上去大喊，“你到哪里去？这么多砖要老子一个人挑么？” 哑巴横了他一眼，还是气呼呼地走出地坪，他不知从哪里冒出臭脾气，把两只箢箕狠狠摔出去，一只落到水沟里，另一只落在秧田里。扁担也被他摔出去了，投枪一般射向茅草丛。这一天，他什么也不干，一反常态地回到家里蒙头大睡，连二香来问话也不搭理。 中午，德成气咻咻地回家，闯进他的房间，掀开蚊帐门，猛揭被子：“摊你娘的尸，下午跟老子担砖去！” 哑巴跳起来横他一眼，坐到另一头，摆弄自己的唢呐。 “听见没有？”德成一把夺过唢呐，“担砖，担砖！”又做了挑担的动作。 哑巴翻了个白眼，拉过蓝印花被子又蒙住了头。 “好，你有万贯家财？你吃国家粮当了干部？你手舞擂锤上天了是吧？好，你狠，你能，你莫想吃老子的饭！” 德成这些天的火气特别大。 六 直到天色渐暗，哑巴还空着肚子。这是第几次被哥哥夺了饭碗呢？记不清了。以前哑巴给别人帮忙回来，只要做得过于卖力，就总是要被哥哥责骂和夺饭碗。那时的哑巴就到山上去，煨一窝板栗，或到地里摘一个菜瓜。 可现在那些东西也没有了。他提着唢呐，无精打采地在村里游转。他想到队长家里去看看，说不定可以混来一口两口。但他远远瞄了一眼，见队长家的婆娘在塘边刮鼎锅——把他最后一点希望刮没了。他看得出那一家的口粮也很紧。 他只得想想猪场里喂猪的红薯。经过他的侦察，喂猪的大嫂已回家去吃饭，猪场大门的一把旧锁也只防得君子。他一拧，让锁歪了脖子，走进门去在潲筐里翻了翻，果然找到几条红薯，袖口三揩两抹，红薯已经入了嘴。 “假积极，偷红薯！假积极，偷红薯……” 几个也是为红薯而来的小把戏发现了他，一齐拍手大叫，及时展开了报复。 哑巴慌手慌脚，吞得更快。 “抓住这个贼老倌，到干部那里去！” “他还想得奖状？要他去打锣，去戴高帽子。” “这是我们看见的。老师要表扬我们，要给我们插红旗。” 哑巴知道这些小家伙不怀好意，忙摆出笑脸以示和解：“呵呵？” 孩子们更加得意：“不行，快走快走！”“老实点！”“让他吊块牌子，像万玉一样。”孩子们指的是一个地主分子，以前总是戴着牌子上台挨斗。 几只手把哑巴七拉八扯，押出了猪场，直往队部而去。哑巴知道这不是好事，忙做出一串手势——莫拖莫拖，我给你们打个鸟笼子，抓斑鸠，好不好？ “不要不要！” 又是一串手势——我给你们做个篾篓子，套泥鳅，好不好？ “不要不要！” 还是手势——那，我来吹唢呐…… 小把戏们这下动心了：“吹吧吹吧，要吹好听的。” 哑巴抽出了唢呐，随着肚皮一鼓，腮帮鼓成两个半球，口水开始从嘴边溢出，然后又从喇叭口流出。他似乎还有微弱的辨音力，还能凭手指感受到旋律，感受到他聋哑以前的声音记忆。他当然吹得有点乱，声音像鸡鸣，像鸭叫，像狗在跳跃，像牛在嬉耍，像丰收的锣鼓。一串串音符在争吵，在冲撞，在扭打，你咬着我，我咬着你，流出了鲜血。 小把戏们基本表示满意，只是其中一个年龄最大的还想恶作剧：“不行，这个不好听，小指头，小指头。你要用鼻子吹，用鼻子，鼻子。明白吗？” 哑巴生气地摇摇头。 “你用鼻子吹，用鼻子吹！”孩子们闹起来了。有的爬到他头上，有的扯住他的衣，有的抱住他的腿，还抢夺他手中的唢呐……直到二香出现才一哄而散。他们看见二香急急地赶来，一把抓住哑巴，像抓住一个孩子，拉着就走。 “香婶婶，他偷红薯！” “香婶婶，他是个假积极，贼老倌！” “抗拒从严！坚决打倒……”孩子们也熟悉了批判会上的语言。 “不要喊，千万不要喊。”二香惊慌地转身，摸摸他们的头，“好伢儿，快落黑了，回家去吧。”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把炒蚕豆贿赂他们。 哑巴总算回到自己家里了。幸好大哥不在，让他免了挨骂。嫂嫂把他安顿在椅子上，首先打来一盆热水，要他洗手，又拿来一双鞋子，要他换上，最后才端来饭菜。纤秀的手，陌生的手，端来酸白菜和辣椒，上面还有一个黄油油的荷包蛋。 嗷——哑巴呜呜地哭起来。 嫂子没看他，揉揉眼睛，回到灶脚头往吊壶下塞柴。 七 哑巴发现哥哥与嫂嫂吵架。哥哥红着眼，破口骂，踢翻椅子，挽起一只袖口，亮出巴掌不停地抖，大概骂了些什么。 嫂子的嘴也有张有合，似乎也回敬了什么。 哥哥终于下手了，一掌把老婆打得倒在墙角。她半天没有动弹，好容易有了活气，好容易才爬起来，但丢下猪菜不管，丢下鸡鸭不管，进里屋包起几件什么衣服，泪流满面地冲出门去。 他们在吵什么呢？哑巴觉得这件事可能与自己有关。 他心慌，躲在暗角里，好像自己偷了银偷了金，做了见不得人的歹事。他一拳又一拳捶打自己的脑袋。 邻居们来了，队长也来了，围着德成七嘴八舌。最后，队长仗着刚才喝了两口酒，摆出做主的架势，走到哑巴面前打了一串手语——喂，你明天不要出工了，搭班车到你嫂子娘家去，把嫂子接回来。懂不懂？ 哑巴不用听就懂了，连连点着头。 他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黑早就穿上蓝晃晃的新布衫，穿上每年只穿那么几次的黄色胶鞋，夹着雨伞跌跌撞撞地出发。他总算把嫂子接回来了，把嫂子送到哥哥面前。但哥哥还是黑着一张脸，只得没有再动手脚。唉，有什么法子能让这张脸露出笑容？哑巴暗暗费了好些心计，成天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的。他看见哥哥摸出烟盒，就赶忙递上火柴。看见哥哥身上有汗，就赶忙摇起了蒲扇。他得在家里多做些事，于是光着上身，担粪泼菜，上山砍柴，挑水扫地，连鸭棚鸡埘也清扫了一遍。墙角里的鸡粪扫不干净，他就跪在地上，用碎瓦片去刮，一点，一点，刮，刮…… 哥哥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争辩，闹得双方的脸色都不好看。哑巴就在另一间房里拍桌子，踢椅子，敲打桶子，反正闹出很大的声响，以示与哥哥同仇敌忾。为了表示更强有力的声援，他故意在那干部模样的人面前冲来冲去，最后冲到地坪里，把那人的一辆脚踏车踢翻。要不是哥哥来轰走他，他可能还会在脚踏车上猛踩几脚。 旁边有人取笑他：“你真是聋子不怕雷呵？你知道你家里是什么人吗？” 他竖起一个小指头，哼了一声。 “你好大的胆，敢说政府是小指头？” 哑巴看看对方，撅起嘴，鼓出唾沫，又顶出一个小指头。 意思是：去你妈的！ 不几天，人们发现那干部模样的人再不进村了，据说他的脚踏车总是在这里被人扎破胎，或者是车铃盖不见了。大家不用猜，就知道这事是谁做的。但即算是那位干部，也只是报以苦笑，无法阻止这种判决。 八 门前溪水暖了又寒，浊了又清，田里五谷收了一季又一季，山里人不知不觉在悄悄经历着一个大变化。首先是副业开放，然后是包工包产，最后是分田分山的责任制……德成很快成了大忙人。如果说他第一次担着辣椒上自由市场还提心吊胆，那么他不久就有了大显身手的信心和壮志。朋友们来往不绝，他们结伴到湖北去贩茶叶，到广东去贩鱼苗，一去好多天。每次回来总带着得意神情和一堆堆山外的新闻，茶余饭后，满面红光，被人们的羡慕和敬畏包围。 “德成哥”的称谓，被“德成叔”代替，“你”被“你老人家”代替，虽然他还是他，还是个经常头痛或者血压高的大胖子。 他财大气粗，在屋场里游转，开始喜欢背着手挺着胸，对有些人爱理不理，讲起话来也盛气凌人：“庆胡子，你那窝猪崽不准卖给别人，我包了！”“三老倌，你也想开口借钱？嘿嘿，你还记得钞票是方的还是圆的？”……人们在这样的呵斥下敢怒不敢言，似乎这位昔日的屠夫已经成了山大王，万万不可得罪。据说他还准备到镇上开店，准备买卡车跑运输，准备办砖厂开炭窑——他哪一天会不会把县政府都买下来？ 二香也成了女人们关注的目标。在她们看来，二香的八字真是硬，以后还用得着喂猪和锄草吗？还用得着织布和做鞋吗？拉倒吧，她就等着当地主婆，等着当贵妃和皇后娘娘么。穿金戴银不说，坐轿骑马不说，还要雇一帮丫环来前后左右地侍候吧？……奇怪的是，二香还是一个人忙里忙外，经常累得汗湿的衣衫紧贴背脊。到她家去看看，栏里七八只猪肉滚滚，屋后一园瓜菜绿油油，阶基上干净得连半根草须也没有，还有做饭、待客、出工……这样勤劳贤惠的媳妇真是少见。 她还是很少有笑脸，这一天的晚饭更是吃得提心吊胆。德成刚扒了第一口，脸色就沉下来，饭碗朝二香面前一砸。“这是什么饭？你吃！你吃！” 二香吓得赶紧尝了一口，“哦，锅里可能多了点水。” 丈夫又吃了一口菜，更气了。“你要我吃烂布巾？” 二香吓得再尝了一口，“丝瓜可能是老了点……” “丝瓜？这也叫丝瓜？” “我另外给你做……” “做什么做？做猪潲么？” “你是馆子里的口味吃惯了。要不，你就到镇上去……” “你怕我今天还没跑够？你以为我的血压还不够高？你看你这个堂客，脔心好黑！” “对不起，对不起……” “一顿饭都做不好，你只有去死，去死呵！一个猪婆也要给我长几斤肉吧？一只鸡婆也要给我生几个蛋吧？你能做什么？你以为我吴家的钱用不完，要请你白吃饭是吧？” 德成把她骂了个狗血淋头，看看手表，夺过饭碗又吃了两口，大概吃得火气冒，筷子一丢，把碗砰的一声砸到地下，骂了一阵娘，带上手电筒出门去了。几只鸡跳过来，抢吃散落的饭粒。 二香呆若木鸡，好半天才低下身子去，一块一块捡起碎瓷片。躲在隔壁房间的哑巴看见，她捡到最后一块时，一颗泪珠落到了手上。 这天晚上，附近有一个村庄里唱大戏。山里好久没唱戏了，好久没有见过县里的大班子了，据说这次还是村长亲自带人去硬把人家几箱行头抢来的。锣鼓敲得好欢，灯火照得好亮。戏台下有卖米花糖的，卖瓜子的，卖炒板栗的，卖甜酒和米粑的。莫说去看戏，就是到那人群中挤一圈，嗅一嗅扑鼻的香味，也是山里人的享受。但哑巴今天没有去赶热闹，悄悄来到厨房里，看着缩在灶脚头发呆的女人，看着那张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的脸。 他给嫂嫂倒了半茶碗水，但嫂嫂没有接。 他给嫂嫂一条毛巾，但嫂嫂也没接，只是撩起衣角，擦了擦泪眼。 他们静静地守着一堆余火。 远远的鼓乐声隐约飘来。聋子当然没有听到，但他接地的两只脚似乎有所感觉。他取来唢呐，咬住气嘴，深深叹了一口气，放出一道呼啦啦的长音。这也许是好听的吧？也许可以替代邻村的演出吧？也许可以让嫂嫂开心一点吧？他拿出最高超的手段，一仰一俯地吹起来，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时而嘹亮，时而微弱。他仍然吹得有点乱，把欢笑吹得像哭泣，把美丽吹得像丑陋，把倾诉吹成了争吵，把爱慕吹成了仇恨。只有从他闪闪发亮的眼里才可以看出，他其实在吹着祖先和孩子，吹着古老的山和世代耕耘的土地……呵呵，土地呵，谷米呵，山寨呵，多么好呵多么好。一个个音符像鲜花绽放和星星闪烁，像满山的杨梅红透欲滴。 不知为什么，二香脸色发白，慌忙捂住双耳。 哑巴戛然而止，有点手足无措，大概对自己的无能心怀愧疚。他终于收起了唢呐，悻悻地提着木桶去潲锅边取潲。 “你回来！”嫂嫂好像怕他消失。 他没有听到。 嫂嫂冲着他的背影更大声地喊：“你回来！” 背景仍然没有听到，在潲锅那边舀出呱嗒呱嗒的声音，然后提着潲食去了猪栏屋，走入门外的黑暗。 “你这个聋子，你帮不了我，帮不了我呵。我就是说了，你也听不见呵……”女人忍不住放声大哭，“我是受苦的命，做牛做马的命。我前世作了什么孽？老天爷要这样惩罚我？人家最丑的女子，最穷的人家，也生男生女一个个。我偏偏没有。我吃过药，我烧过香。香灰都够捏成个人了。可我还是没有。你说我怎么办，怎么办呵……你给我说一句。你哪怕就给我一句……” 她哭得气绝，一声声卡在喉头，好半天没有放出来。但门外的黑暗里还是没有回应，只有此起彼伏的猪叫，还有聋子用木勺刮桶的哗哗声。 九 哑巴半夜里大叫一声，醒了过来，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打开电灯，手忙脚乱去嫂嫂那边看看，发现女人果然呼吸粗重，面色苍白。 他嗷嗷地叫着，给嫂子加了床被子，又打来一盆热水，洗去嫂嫂的眼泪。嫂嫂的内衣汗了个透湿，看来得找一套赶紧换上。 看着他笨手笨脚地忙碌，女人却无力劝阻，只能一手抓住对方的手。哑巴被这只手咬了一口似的，浑身一震，两膝发抖，有一种全身中毒的僵硬。但他越是想抽手，对方就把他的手抓得越紧，紧到了咬筋锁骨的程度，好像不光是要劝阻他了。 “你摸摸……我的话。”女人把他的手拉向自己胸口，让手摸到自己的心跳，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 哑巴摸到滚烫的体温，更吓了一跳，好容易挣脱女人的手，去捶响了邻居的门，捶响了队长家的门，捶得满村都是咚咚咚的震天响。人们来到二香的床头，都大吃一惊：怎么病成了这个样？他们找的找郎中，打的打电话，还有人卸下门板作担架，要把二香直接往卫生院送。在队长的安排下，哑巴去找德成回来。 哑巴用手电筒寻找田埂上的摩托车胎痕迹，一旦没发现痕迹，就使劲缩缩鼻子，狗一样寻找汽油的味道，寻找哥哥的发油味、烟垢味以及特有的汗气。还真靠了这只狗鼻子，他走过小桥，穿过竹林，绕过坟地，一举把德成找到了。这是邻村一个小寡妇的家，门口停着德成的摩托车，窗子里冒出笑闹。哑巴从门缝往里一瞄，果然看见了德成那肥大的脑袋，还看见桌边另外三四个男女，桌上的纸牌，酒杯与剩菜，烟盒与散钞…… 他推门进去拍德成的肩，指指屋外，比画出长头发，做出病痛缠身的神态。 德成白了他一眼，吐掉一个烟头：“你来做什么？去！回去！” 嗷嗷嗷——哑巴急得直跺脚。 “死聋子，起什么鬼飚？” 有一个男人看出了哑巴的意思。“德成，他是说你堂客病了吧？莫打了，跟他去吧。只怕你还要去医院呢。” 德成大为不快，“妈妈的，人倒霉鬼就上门。好好好，我就回去。”说着又拍出一张牌，笑着大叫：“调主！这回你们的酒罚定了哈哈哈……” “德成……”女主家也注意到哑巴的神色。 “打吧打吧，打完这一轮。”德成满不在乎地挥挥手，“她那是老毛病，死不了的。” 话未落音，他突然整个身子沉了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哑巴不但抽走了德成的椅子，而且提起桌面一掀，把纸牌酒盅什么的掀得四处飞溅，吓得女主人尖声大叫。人影晃动之际，电灯泡摇来晃去。 德成爬起来，恼羞成怒就是一拳。 哑巴一动不动。 德成再给他一掌，响亮无比地扇在他脸上。 哑巴既不避让，也不招架，看来也没准备还手，只是直愣愣地盯着对方，看对方是否准备出门。 “滚——”德成抹抹头发，整整衣襟，又在桌边坐下，“今天见了鬼不成？老子偏不回去！来，洗牌，再来！” 哑巴肯定看懂了对方的口形。他现在开始还手了，哗啦一声再次掀翻了桌子，然后随手抄起一张条凳，铺天盖地打将过去，不但把德成打翻在地，还把刚才同情他的男人也扫倒在墙角——完全是打红了眼，气昏了头。“妈妈的你瞎了眼呵？”墙角里的男人委屈地大叫。但哑巴不知道他叫什么，嗷嗷声中又一凳子扑向窗台，把镜子和暖水壶也当成妖怪，拍了个稀里哗啦。要不是有人拦腰抱住他，女主人也可能在他面前见血。 他是一座爆发的火山，完全没法控制。他甩开一个个拦阻者，发现手里的条凳断了，便丢了条凳，一眼看准靠墙的土车，抢上前去，哗啦一声，把整个土车提起来，举起来，举过了头顶，力拔山兮气盖世，眼看就要把砖墙瓦盖统统扫荡。 所有在场人一齐惊呼着四散。 他找不到目标，只得停下来，嘴唇在轻轻抖动。 “好，你疯了，你疯了，你竟敢打老子，你找死……你这个黄眼畜生！”德成抹着脸上的血，慌慌地闪到大门外去了。 门外有狗吠。 十 德成与哑巴终于分家了，哑巴只分到一张床，一担脚箱，几件农具。队上人都说德成太厉害，德成就愤愤然地算了笔细账：关于哑巴在他家里的吃穿用，关于哑巴的吃里爬外，关于这次打伤人的医药费，关于当年他给哑巴治耳朵的钱……最后还搭了句：“要说我揩了他的油？那好，现在让他单打鼓独划船，发大财去呵！” 队上也不太好管这桩兄弟官司。 哑巴没有地方栖身，借了一间队上的公屋。乡亲们给了他一套桌椅，凑齐了锅盆碗碟，还放了两丘田的土砖，准备秋后给他做屋。但哑巴的日子还是过得不怎么好，失去了嫂嫂的经常关照，他的衣服显得有些破旧和邋遢。 二香去看过哑巴几次，偷偷送去新鞋新衣，还送了糯米、干鱼和瓜菜。一旦这些事被丈夫发现，免不了招来他的打骂。有一次德成还站在大门口，拍着大腿放出一通不干不净的话，引得几个长舌妇交头接耳。 二香后来去哑巴那里的次数就少了。公屋门前有口荷花塘。人们看见，二香嫂经常舍近求远去那水塘边洗衣，每次都洗得人前来人后走，有点拖延磨蹭的味道。在洗衣女的笑闹声中，她跪在石板上，低着头默不吭声，把一件淡红色杏花点子衬衣细细搓揉。清清的水流顺着青石板一溜溜回到水塘。水中那个凝神的女子被水花打散了，又聚合拢来。 第二年春天，她知道德成在外面有了女人，终于与他离婚。那天，娘家的弟弟来接她回去，邻家的女人们心里不好受，来她家送别。她们鼻子酸，手巾湿，偷偷地抹眼泪，一股脑忘记了往日的小恩小怨，恨不得抱头痛哭永不分离。连小把戏们也像懂事了很多，不再吵闹，紧张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二香的头发一丝不乱，脸色平静如水。她向姐妹们鞠过一躬，然后目光在人群中寻找。“德琪呢？” 她说出那个人们不常用的名字，坦然，大方，坚定，还有如释重负的轻松。 老队长怔了一下。 “德琪呢？他怎么不来送我？”她提高声调。 老队长慌忙朝四周打望，帮着她寻找。 二香整整衣角，理理头发，朝队上的公屋走去。她今天穿着那件淡红色杏花点子的衣，虽然已经褪色，虽然已经打了补丁，但还是洁净如昨，散发着清泉和阳光的气息。人们看着这一把闪烁的杏花过了沟，上了坡，穿过禾坪，走近那个窗口。 公屋里没有哑巴的人影，只有他的蓑衣和胶鞋，还有他的油灯和火柴，以及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一堆空瓶子。 队长赶紧帮着找，对着上边垄里大喊：“你们看见德琪没有？……” 周围的人都帮着喊： “德琪……” “德琪……” 山山岭岭发出阵阵回声。 还是没有人影。二香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她走到队长面前，“有几样事，想拜托你老人家。我走了，请队上多多照看德琪。他鼻子容易出血，到三伏天，请你们莫让他晒得太厉害。他喜欢吃粑粑，分谷的时候，请你们多给分几斤糯谷。他那件袄子已经不能穿了，我早就要给他做新的，没来得及，今年入秋分了棉花，请你们记得给他请个裁缝……” “好的，好的……”队长慌忙点头。 “他下田干活的时候，喜欢喝生水，你们莫让他喝。他热天贪凉，晚上喜欢在禾坪里睡通宵，你们莫让他睡。” “好的……”队长声音哽塞了。 “他好管闲事，容易得罪人，其实他是豆腐心、糍粑心，是为队上好，为大家好。你们一定要宽待他，莫怪他……” 几位妇女发出抽泣，已经哭成了一片。 二香倒出奇的镇静和硬朗，抹抹头发又提到德成：“……我不恨他，总归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吧。等他新人进了门，请你们多劝劝他，还是把弟弟接回去。有个嫂嫂持家，日子会好过一些。” 孩子们围抱着二香，拉扯着她的衣袖：香婶婶，你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会想你的。香婶婶你为什么要走？香婶婶，你还会来看我们吗？…… 她蹲下去摸着孩子的脸，“会来的，我会来的。你们在这里要听大人的话，好好地读书，好么？你们不要再气德琪叔叔了，好么？” “我们再不了！再也不了！你相信我！” “我们摘杨梅给他！” “我们抓螃蟹给他玩！” “我们给他看连环图……” 二香说不出话，失神地抱住孩子们，泪水一涌而出。这泪水不光是感激，还有伤别和依恋。她不知该用什么来感激这些泥猴式的孩子，感激他们神圣的诺言。 她终于还是走了。 她随着挑担的弟弟，沿着清凉的石板路向山口走去。渐渐地，黑影变小了，变小了，成了一个黑点。但到山口的尽头，黑点停住，凝固了很久很久。不知是看不见她在走动，还是她停下来朝这边打望…… 黑点也终于没有了，天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绿色的群山深浅相叠。 十一 话要说回来，我对哑巴并不很熟悉，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写进文章的必要。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每个人活上几十年，在漫长岁月里只是倏忽一闪。我们能记下多少人？我们又为什么要记下这些人？ 何况我们分隔在不同的生活里。 再次进山的时候，我打听德琪，没想到一听到这个名字，人们的脸上便掠过阴云。据说有一次在水利工地上，他一失脚，连人带车翻下坝，车上是几百斤重的麻石……当时已有人发现了险情，已向他发出了大声警告，但他是个聋子，耳朵不管用。 现在，人们不再经常谈到他了，只是在犁滂田的时候，在进榨房的时候，在盖屋或者洗井的时候，才觉得村里少了点什么，才会提到一个日渐陌生的名字。“唉，一个好人。”“做了好事在那里，阎王老爷记得的。”——他们会留下这样一些叹息，然后重新回到自己无暇他顾的忙碌，回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人们倒常常谈起德成，因为他生意越做越大，即便参与走私遭到政府罚款，但还是把胶鞋换成了皮鞋，把摩托换成了二手小汽车。这一天刚好是他新的庄园落成，也是他第三个儿子满周岁的日子。按照乡俗，村里人应该去送礼，还应该凑钱请个戏班子，给他贺一台戏。但直到临近午时，村里除了响起零星鞭炮，还一直没有多少动静。德成感觉到什么，一一上门来邀请乡亲，说他已经准备了几十桌，说他愿意支付贺戏的钱，说他已经与戏班子联系了……大家只需要带一张嘴巴去。 他很高兴我在这里，递上一支过滤嘴烟，又打燃液化气打火机，“嘿嘿，你真是稀客，一定要赏光，来我家吃餐便饭……” 我吸燃烟，但推托时间不凑巧，今天刚好有急事。 又有了唢呐声。那是几个小孩刚拿到糖果，心里一高兴，找来一支唢呐玩耍。他们当然吹不成调，吹得有一声没一声的，高一声低一声的，像没头没脑的惊呼和惨叫。而且那支我有些眼熟的破唢呐，已经铜锈斑驳。 唢呐，唢呐，我又在记忆的沙滩上徘徊。那是昨天还是前天？德琪像个卫士守在我的门口，不准几个小把戏闯进我的住房，怕他们妨碍我读书写字。他走进门，似乎想同我说点什么，见我捧着一本书没理他，便坐在一边守着。不知什么时候，他实在撑不住了，失望地离去，临走前捅捅我，做了些切肉片搓丸子的动作，意思还是不言自明——他希望我过节时去他家做客，我一定得记住。 他是想同我多做些手势的，是爱与外来人交朋友的，我知道。我本来也应该同他多打打手势，哪怕打打音乐节拍或者做一套广播操——那也许能给他解除一点寂寞，让他脸上多一些笑容。 我终究没有那样做。是因为忙？是没什么可谈？还是有点厌倦哑巴过分的殷勤？我现在已经不能那样做了。他化入青山，似乎与我无关，再也不会来搅扰我。 再也不会。 又起山风了，落雾罩了，榨房远远送来撞榨的声音，还有冲里零零星星的狗吠。门前有一处石堰流水哗哗，总是这样。我越过空明月色又想起了远方。那是在哪里呢？那也是在这个星球上么？霓虹灯下驰过闪亮的轿车，宽阔跑道上腾起巨大的飞机，林立群楼下涌动着摩肩接踵的人海，到处是人和人…… 我要好好地生活。 1981年9月 近邻 近邻 注释标题 此篇最初发表于1981年《洞庭湖》，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鸡进埘了，门前的青蛙叫起来了，饭桌上那点残汤剩菜已被老猫舔干净。彭家三爹咕噜咕噜吸着水烟筒，烧了几锅烟，还没有脱下他那件新崭崭蓝晃晃的棉衣，也没有脱下那双黄色的新跑鞋。他响亮地咳了一声，背着手在堂屋里来回走了几步，找来个刷子，把棉衣跑鞋上的几点泥灰细细刷去，左看看，右看看，差不多了，这才把那个破旧得已经生了锈的手电筒塞进衣袋。 听得大门响，灶屋里传出堂客的声音：“你转了一天，晚上又到哪里去？” “开会！” 话落音，人已经下了阶基。其实，今天晚上什么鬼会也没有。最近一不征兵，二不征粮，三不动员“结扎”，再说就算有会，也难得轮上他这个“退休干部”去开了。彭三爹这样说，不过是说顺了嘴，也是说给灶下那个小舅子听的。照实来讲，他今晚……是要去坐人家，散散心。 彭三爹本名彭金贵，今年五十五岁，是个瘦小精悍的老倌子。耳朵有点聋，据说是在朝鲜被“妈妈的美国炮弹”震伤的。他从当农会主席起，一共当了二十几年干部，所以人家又叫他“彭三炮”、“彭大嘴”、“彭书记”、“彭主席”，背地里也有叫他“彭聋子”的。这几个称呼中，彭三爹比较喜欢“书记”和“主席”，要是人家不是这样喊，他就借聋装聋不理睬。他稍感遗憾的是：他福分不足，最高的椅子只坐到大队书记一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二十二岁斗地主，二十四岁当志愿军打美国，要不是耳朵聋，要不是坐汽车脑壳晕，我早到县里搞事去了哩。”不过他当干部还当得风风火火，因为耳聋，听话有点吃力，自己讲话时嗓门自然扯得大，一上台震天动地像放炮，那些挨斗争的“四类分子”最怕他，社员群众也服他，上级干部自然喜欢他。 妇女开会讨论节育，他要去作报告。民兵练刺杀，他要去做示范。看见业余剧团排戏，他一皱眉头也要上去当导演：“碰鬼，你们那挑担的样子像个猴。来，看我的，我二十四岁当志愿军打美国，三十岁……”他做了几个挑担的动作，累得自己直喘气。 他把政治事务管多了，管上瘾了，生产就只能交给副书记去抓。久而久之，他成了个连禾种农药也分不清种类的角色。好在他有个“聋”的挡箭牌，人家要是问起这一类事，他只当没听见。不过，一日三，三日九，长年不下田，如何得衣食进门呢？这也不要紧。车有车路，船有船路，彭三爹专靠补助。当书记时一年五千多补贴工分是不用他操心的。自家菜园子也自然有人来帮着翻土点粪。政府还经常有补助寒衣发下来，只要他到了公社，咳嗽几声，总少不了他的一份。一套穿旧了，油光发亮了，就丢给崽女，第二年他又到公社去领新的。哪怕到了去年民主选举，他不幸成了“退休干部”，但根据政策还可以享受老干部补助，每月可以领到硬邦邦的二十块现钱，而且不时享受上面发来的补助衣和补助鞋。想到这一点，他逢人就笑眯眯地说：“上级真是关心老干部呵。” 在这时，他的耳朵好像不那么聋了，只要人家随便一搭腔，他就要凑上去讲半天，介绍补助品的质料和价钱，招风耳笑得往上扯。 今天，他已经穿着这新衣新鞋出去展览了一整天，走遍了供销点、大队部、学校、茶林场……晚上，他还想去串几户人家。他信口哼起花灯调，穿过禾坪，正准备下垄，突然，一股喷喷香的肉香味，顺着晚风飘过来，直往他鼻子里钻，引得他鼻子缩了几下，打出个昏天黑地的喷嚏。一抬头，嗅出肉香是从禾坪边那栋新瓦屋里飘出来的，不免丧气地吞了一口唾液，揉了一把鼻子。哼，可恶，可恶！这庆胡子…… 庆胡子和彭三爹是近邻，又是同年同月生的“老庚”，两人一同玩泥巴坨长大的。不过庆胡子只认出汗下力，结结巴巴讲不出几句话，自然不是个当干部的料，当年选农会主席时就名落孙山。后来，尽管他是个做田的好角色，但儿女多，老婆又遭病，负担越拖越重，累得他背驼眼花，因此人叫他“庆驼子”或“庆眯子”。 照理说，庆驼子和彭聋子应该是好邻好友，如同手足，但是树长大了也要分杈，两家也瞪过眼睛红过脸。那一年，正是需要彭三爹经常上台放炮的时候。庆胡子带着三个崽女苦干了几年，终于脱了超支户的苦海，还攒了几千片瓦和几十根树。他想建两间房子，找到彭金贵，求大队部划给他一丘田，好取泥做砖。他答应做完砖后给田里补十担猪尿粪，不伤田力，不耽误插晚稻。这件事说到哪里都可以过得公堂的。 但他一失嘴喊了句“彭胡子”，让彭书记很不高兴。对方装作耳聋，背着手径直朝前冲冲地走。 庆胡子是个眯子，没看清书记的脸色，一把拖住他：“嘿，我喊你半天，你真的聋了？” “我聋了还是你瞎了？没看见我正雷急火急忙公事？” 庆胡子眨眨眼，赔下笑脸，摸出一支纸烟递给书记。“嘿嘿……对不起，就耽误你两脚路。就是……就是……就是我那个泥砖的事呵。我帮手也请好了，砖模也借来了，肉也砍回来了。队上说，只要你……嘿嘿……” 没等他说完，彭三爹摇头差点摇得起了风：“不行，不行。” “怎么不行呢？”庆胡子一惊。 “你们那个队委会呀，就是右倾，太右倾！崽卖爷田不心痛，把一些好田都给毁了！”彭三爹响亮地咳了一声，拿出公社书记作报告的架势，依样画葫芦，大力宣讲了一通形势，从全国学大寨讲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从当农会主席起，年年月月作报告，已经练出了好口才，子丑寅卯开口就是一大篇，顺便还把几个生产队长骂得一钱不值。 庆胡子仗着近邻加老庚的身份，居然公开表示不满：“我说老弟呵，做事要凭天良。去年你家做屋不也在田里提了砖？大队还补你钱补你谷。我今天不要补助，只靠自己的气力，也不行么？” “那是上级关心干部呵。这能比么？” “关心，关心……”庆胡子一气就没词了，“老老老百姓就不是人？” “你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哪个没把你当人？你一日三餐吃的是猪食还是狗食？你说共产党没把人当人那你是想国民党回来？……”彭三爹也涨红了脸，像只欲斗的公鸡，颈根伸得老长，直逼上前。 大概他习惯嗓门大，这使庆胡子很冒火。庆胡子一甩手冲走了，回头又吼道：“你你你莫凶。做人不长个后眼睛，我看你冤枉饭能吃一世！” 庆胡子走后，彭三爹默了一下神。其实，他知道做屋是乡下人的大事，况且庆胡子与自己同一个屋场，低头不见抬头见，自己刚才摇脑壳只是想端个架子，逼对方多求几句，好好杀一下对方的威风。不料对方是个硬三铳，两句话就说爆了，事情已经不好转弯。可他一想起庆胡子每次不喊他“书记”或“主席”，心里又火躁起来。哼，不转弯就不转弯，我还怕他不成？这死驼子、死眯子，还咒老子吃冤枉。要得，人吃肉狗吃屎，老子有这个八字就偏要吃给你看！ 从此，两家就交了恶。以前，彭三爹的鸡跑到庆胡子的地坪去了，庆胡子丢鸡食也不分什么你我。而现在，他虽然眼睛眯，但总要把书记的鸡分辨出来，把它们打得飞跑，还口口声声咒它们“吃冤枉”。彭三爹虽然耳聋，但这指鸡骂狗声丝丝入耳，他照例要站在大门口红脸赤耳地放一通大炮作为回敬。这些常被远近的社员们传为笑话。 后来，世道有些变化。庆胡子分了几丘责任田，靠着父子几人流黑汗，养猪，烧窑，贩鱼苗，居然腰杆壮起来了。不仅盖起一栋红砖瓦屋，而且那屋里飘肉香的时候多起来了。彭三爹呢，退休回家，铁饭碗打掉一大半，拿着分给他的责任田，没有办法，只好也扎起裤脚，担着粪桶去下粪。可怜他，扁担压得肩头生痛，粪瓢也好像不听摆布，有时溅得自己一脚粪水。碰巧被一群伢妹子看见了，大家一阵笑，笑得他满脸通红，自觉从娘肚子里出来以后第一次失了面子。 前两天，他看见庆胡子背着喷雾器在田里打药。打什么药呢？一亩田要打好多呢？他不认得虫，也不认得药，更没背过喷雾器，真后悔当初没向农技员多学点本事。现在农技员被社员拖得团团转，他一时也不知要到哪里去找。自己的儿女呢，又都在县里当差没回家。就近去问问庆眯子吧，前怨旧恨，塞在心里，怎好开口？彭三爹左思右想，最后一屁股坐在田边的柳树下，装着在歇气卷烟丝，耳朵却朝上丘田张着，希望从庆胡子嘴巴里听到点什么。 正巧庆胡子的满崽周四清来了。两父子在田头叽叽咕咕讲了一通，可惜彭三爹攒足劲也没听清楚。加上柳树上几个喜鹊子乱叫，气得彭三爹恨不得跳上去抓住那几个瘟鹊子，剐皮吃肉方可解恨。 彭三爹一默神，计上心头，把锄头扛在肩上假装去看水，这样离周家父子更近了。 偏巧周家父子现在没讲打药的事了，只讲秋红薯，讲架子猪。这真叫彭三爹暗暗喊天。他在那里磨磨蹭蹭转了半天，装着搔脚痒，装着洗锄头，装着清圳理水，装着看圳边上两窝蚂蚁子打架，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冲着庆胡子响亮地咳了一声，好像是无意的。 “歇气了么？你看我的禾长得如何？”庆胡子在田里搭腔了。幸亏他没有看清是来人是谁——要是看清了，说不定就没这样亲热了。 彭三爹正求之不得，脸上笑得像一朵八月金丝菊，飞快地顺田埂跑过去，好像以前的事从未发生。他故作惊讶道：“呵呀，是庆祥老兄呵，你的田就分在这里？哎呀，好禾好禾，你这是打药么？你最近怎么不到我屋里坐？……” 庆胡子眯缝着眼，已经认出了来人，脸上生出几分冷淡。不过往日的冤家主动来和解，他也满足一大半了，把脸抹了一把，揉揉鼻子，“呵呵，是金贵兄弟呵，你就分得了这下丘田呀？嘿嘿，怎么老没看见你？” “嘿嘿，嘿嘿……”彭三爹连忙岔开话题，大方地摸出烟荷包，“来，试试我这号叶子，有冲劲，加了酒的，你试，你试试。” 两人在圳边坐下，额对额抽燃烟，好像往事也随着烟雾飘散。两人谈起烟，谈起天气，谈起家业崽女。彭三爹把周四清大大地夸奖奉承了一番，说他人长树大，腰圆膀壮，眉清目秀，是百里挑一的好后生。不料那周四清在田里听了，还是冷眉冷眼的，间或朝地上呸一口——大概对书记的怨气还没消。好在三爹可以装耳聋，只当没听见。 庆胡子倒是都听见了，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脚一跺骂道：“满伢子你这个懒尸，一丘田的药还没打完么？快点，快点打！打完了就着机子给你三叔的田里也打一轮，晓得不？” 周四清冷冷一笑，“是彭书记不晓得打吧？” 彭金贵知道这话中有刺，脸上微微发烧。“嘿嘿，不用劳烦。这药我还不晓得打么？我三爹做了几十年阳春……” 后生子又笑了：“好汉莫提当年勇，现在翻不得老皇历啦。彭书记，你莫把诊所里的补药往田里打呵。” 这一句太刺人了。但彭三爹不好发作，装着没听见，嘿嘿一笑，只等周四清送来空喷雾器，背上肩就走了。 彭三爹回到家里，找出几个黄瓶子黑瓶子，嗅了嗅，发现这些农药的气味和周家田里的气味差不多。他学着周四清的模样，到田里拌药加水打了一通。但他越打越怄气，越打越不服气。如今是虎不如犬，凤不如鸡呵。老子还要找你庆眯子打巴结？还要流着口水看你们住新屋和吃猪肉？呸，老子干革命几十年，八字是铁硬的，你们周家人攒着劲蹦，也不会有我坐的高……他眼下终于手里有了一张王牌，有了上面发来的新衣和新鞋，春风得意之际，决心去庆胡子家里大吐一口闷气。 庆胡子打开门，眯缝眼凑上前看了半天，才发现来者是三爹，连忙笑嘻嘻把来客引到茶柜边坐下。往灶下塞了两把柴，铜吊壶下的火苗一跳一跳烧旺了。他随手又往水烟筒里塞了一撮烟丝，恭敬地递了过来。 屋里的肉香味更浓了，锅里正在煮肉呢。三爹暗吞了一丝口水，吹燃纸枚强打精神地自我介绍：“碰鬼，今天害得老子耽误了半天工。公社提前发寒衣发冬鞋，我去领了一套。” “哦。”庆胡子似听非听，烧着茶。 三爹见对方不表羡慕，又加重语气说：“如今政策真是好，全国形势一年小变化，三年大变化，上级真是关心老干部呵。” “哦。”对方还是不动声色。 三爹急了，“哎哎，到底是搞现代化了，这补助标准也越来越高了。庆眯子，你来看看，这棉衣面子好像是化学的吧？穿上身硬有点烧骨头，只怕要得两三担谷一件呵。这硬会烧出我一身病来……啧啧！” 庆胡子虽是个老实人，但也有心计，听出了三爹话中的意思，脸上飘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把三爹的棉衣摸了摸，径直往裤上摸去。“这裤子也是补助的？” 那裤子是条单裤，是打了两个补丁的抄头裤，与棉袄实在太不配套，当然引起了庆胡子的惊讶。“呵呀，金贵兄弟，你穿这号裤子到公社里去呀？” 彭三爹闹了个大红脸。“唔，唔……” 庆胡子盯住了他的脚：“呵呀，你上身穿棉，脚下没穿袜子呀？晚上不冷？” 彭三爹真想又装耳朵聋了。 庆胡子小试锋芒，已经高兴了，转身筛上一碗豆子姜盐茶：“来，喝茶。” 彭三爹正好要下台，忙接过茶，客气一番：“好茶好茶，这点六月爆炒得崩脆的。” 庆胡子眨眨眼发问：“金贵兄弟，最近世界上出了件大事，你晓到不？中国耍球的队把古巴的那个耍球队打败了，好热闹呵。” 彭三爹也眨眨眼：“怎么还没下文件？” “要什么文件？你屋里没得收音机呵？”庆胡子乐颠颠地跑进里屋，不顾满伢子正在听戏，硬把那台新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搬到三爹面前，“这个家伙是个活宝！头回宋庆龄主席在北京刚发病，我们就晓得了。宋主席吃的药方子，它都天天报告。老弟，你何不去买一部来？” “这、这、这要得好多钱？” “六十八块。”庆胡子不善扯谎，竟忘记把价钱说得大一点了，话一出口又后悔。 这立刻给三爹造成了反攻的机会。他不以为然地哼哼一笑，悠悠然吸起水烟筒来。“只三担谷钱呵？我打算买个八担谷的，十二担谷的，要上海货，要外国货，还要像八哥子学得人话的。”他是指录音机，“嗨，就是这供销社老是不到货，等收了晚禾，我要到城里去看看……” 庆胡子这一回合没占上风，只好丧气地再想别的主意。正在这时候，周四清从里屋冒出来了，瓮声瓮气地说：“三叔，喷雾器你还要用不？” “不用了，不用了。” “那好，我明天早上来拿。”后生子说，他要去帮一家军属户的晚禾打药。那户人家不懂治虫，把蠓虫当三化螟，打错了药，现在蠓虫越发越厉害，禾都倒了几片了。 彭三爹心头一震，暗暗叫苦。他记得自家买的药和那军属户买的一个样。自己不也打错了吗？他随口“唔唔”，但心急火燎，鼻尖上都沁出汗珠子了。他不记得周家父子还讲了些什么，赶忙起身告辞。 庆眯子没有察觉他脸色的变化，而且庆胡子又是个老实人，虽然刚才打嘴巴阴阳官司没占多少便宜，但桥是桥，路是路，主家之谊乡邻之情还是要尽的。他硬要留着彭三爹吃碗猪脚面再走。彭三爹哪里肯留？他一边称谢，一边连连摆手抢下了阶基。 “空坐一阵如何要得？”庆胡子现在是一片实心实意，“你快转来！” 彭三爹这次也真的是没听见了。人一急，耳朵自然聋得更厉害。 他急急忙忙往大队代销点跑，要去买治蠓虫子的药，而且要抢在今晚打下田去——那个鬼四清伢子明天早上就要来提机子呵。他不知道要骂谁才好。 一路上四野黑森森的，山里的老鸦子一声连一声。那山影有的像伏牛，有的像卧虎，有的还像不可名状的鬼怪，森然欲搏人。好像有人在草丛里咳嗽，仔细听，又不像。好像身后有脚步声，回头看，又没有了。彭三爹眼睛鼓鼓的，拳头捏得紧紧的，一身冷汗都出来了。他到代销点买药回家，刚到猫公岭，不巧那个手电筒又不亮了。这个锈家伙，早就该换新的，可政府又没有补助电筒，真是叫人生气！ 他左捏右捏好半天，还是没有捏出亮，眼看着天黑得像罩在锅底下，如何往前走？他试着用脚尖探路，深一脚浅一脚往前挪，但越慌越出鬼，挪着挪着就探不到路。他伸手摸去，发现周围都是茅草齐腰，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一不留心，叭，他一跤跌倒在地，一根硬东西戳痛了他的鼻子，棉衣好像也被什么挂得哗一响。 不好，大事不好，硬是碰了岔路鬼！彭三爹虽然当过多年干部，作过很多次破除迷信的报告，但他私下是信神信鬼的。他急急忙忙扑通一下跪拜在地，朝前叩头不已。“我的好菩萨，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你如何今天找了我呢？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身，你打我的主意做什么呢？我彭金贵今年五十五，这一向累得张开嘴巴出气，肉都落了几斤，好可怜呵……”话还未落音，旁边的柴草里哗啦啦一阵响，吓得彭三爹魂飞魄散，跳起来就跑。不料脚被什么绊住，身子一倒，就骨碌碌滚下去了。 当家里人和村里人点着松明来找到他时，他还睡在一条无水的盘山渠底，一身颤抖，牙齿上下打架，半天还讲不出话。幸好火光不太亮，要不他那一脸苍白更让人害怕。周四清把他扶起，发现他没伤什么，忍不住生笑。 庆胡子则眯缝着眼，凑上前像把他嗅了一遍，想到另外的方面去了。“哎哟哟，好可惜，一件袄子才上身，就开了两个口子……” 老婆子则骂天骂地戳他的鼻子：“你这老不死的，说开会、开会，如何开到这里来了？” 彭三爹慢慢清醒了过来，见身边人多，胆子又壮些了。他咳了两下，故作惊骇之态：“嘿，我今天硬是碰了岔路鬼，岔路鬼。这回我是亲眼看见了。乖乖，两男一女，脑壳上插了扫把，找我要饼子吃……” 一边说一边把两瓶硫磷乳剂往身后藏。这天晚上，他回家后忙着补打农药，夜里还做了个梦，梦见有公社干部来找他，说全国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又要开展“大跃进”的劳动比赛了，又要发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了。事情太多呵，忙死他了。他又得去带人搭台子开会，又要带人去写石灰标语，还要带民兵去县里参加集训……他乐得哈哈大笑起来。一笑，发现自己还在床上，中午的太阳光已经晒上了阶基。 门前垄里静得很，一片禾苗金灿灿地随风摇荡。放眼看去，一群群鸡鸭在周家地坪里争食，自己四只洋鸡婆也在那里。 他朝手心吐了口唾液，走到灶屋里去取粪桶。不知是冲老婆子，还是冲自己，他用那聋子特有的大嗓门宣告：“老子下午去出粪！” 1981年11月 同志时代 同志时代 注释标题 此篇原题《同志交响曲》，最初发表于1982年《芙蓉》杂志，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和《芙蓉》文学奖，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张八斗 将军眯缝着眼，总感到美式吉普跑得太慢。喂！你开牛车呵？油门踩到底没有？挂的是什么挡？加速！跑起来！再快一点！ 吉普车已经够快的了，颠簸得乒乒乓乓摇摇晃晃，不时把车里人都抛向空中。看前面坑坑洼洼的路面扑面而来，真担心这辆破车什么时候轰然散架，一个轮子或者一扇门突然自行其是。当年将军带着一挺重机枪追击胡宗南部，追红了眼，追忘了形，追得自己的兵不知在身后何处，也只有这种速度吧？ “那次要是再多两箱油，老子就一脚踢到刘大麻子的屁股啦。”将军也沉浸在得意的回忆之中，说的刘麻子是国民党一军长。 嘎——吉普抖着沙尘，在d团团部门前停下来了。将军钻出车，拍拍灰，扬手大喊了一声：“恰饭！” “恰饭”就是湖南口音里的“吃饭”。 后面的汽车五六分钟以后才陆续赶到，扬起一片尘浪。参谋长有点哭笑不得。刚才在c团，眼看就是饭菜上桌了，子鸡已经出了油锅，将军最喜欢的狗肉也炖熟了，但他看看参谋长的手表，说时间还早，硬要再跑一程。这下好，刚停车就喊吃饭，事先又没有通报，人家哪里有这样快的手脚？不过将军身后这些副政委、副司令、处长、秘书什么的都知道将军的脾气。他下来视察总是要吃就吃，要走就走，主意变得快，性子急得很，最不愿意被接待干部牵着转。 没说的，赶快到厨房里去张罗吧。将军现在确实饿了。早上只扒了一碗干饭，一上午马不停蹄地看了两个垦荒基地，看了防沙林带和棉纺厂……刚才，车过三连高粱地的时候，他突然眉棱一耸，沉下脸，气呼呼地大叫停车。 他下车后径直朝路边的地里走去。人们顺着他的身影看去，那里有三三两两的战士正在整地下肥。有人端着箢箕或木桶下渣肥，一撮撒下去，碰上大风，渣肥就扬成一道灰雾，昏天黑地如同毒气弹。 “不是咯样搞的！” 将军总是把“这样”说成“咯样”，大家已经熟悉了。他指着一个下肥的战士，“你那个扁担腰弯不下来吗？” 对方眨眨眼，不知将军是谁，但看到路边的车队，还是有点神色紧张。 “是咯样搞的！”将军挽起袖口，上前接过箢箕，往腰间一夹，弯下腰，一撮撮渣肥往畦里点放。这样，粪灰施得匀，腰身低了，渣肥不易被风卷走。 地里的战士都注意到这个老人。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满头大汗跑过来立正敬礼：“报告首长，我们三连的工作有缺点，请您……” “你是做田的出身？” “是的。” “你的兵，何解不晓得爱惜肥料？”将军指了指公路，“你看看，泄得到处都是，你同我唱天女散花？” 连干部望了公路那边一眼，脸红了。“……报告首长，我们想抢在雨前把这片地种完，只顾图快，没有注意质量。你狠狠批评吧。” 将军望望头上一片阴云，看看手表又看看四周，转身对随行的人员说：“都过来，都过来。天是要落雨了，你们都来帮一手。” 将军拿起一把锄头，已经朝前面去了。一场遭遇战就这样插了进来。当高粱种完的时候，已是午后一两点。冰凉的雨点一颗颗砸下来，与人们脸上的热汗混成一片。将军一行人到井边洗了洗手，但洗不掉渣肥的粪臭。肚子里当然更是轰轰闹暴动，要是再不往里面塞点什么，眼睛珠子可能就要发绿了。 现在，将军在团部办公室里找吃的。他翻了翻抽屉，没发现剩馒头冷窝头什么的。看了看屋里的犁头、锄头以及扁担，总算找到半袋花生种，放在鼻子前嗅了嗅，又舍不得下嘴。空气中突然有一丝饭香飘来，他缩了缩鼻子，嘀咕一句，顺着香味朝门外走去。 他很快来到了附近一个连队食堂。此时这里没有人，大锅盖揭开，灶上堆着还没来得及洗刷的碗筷。将军一眼瞄中了锅底的焦黄色锅巴，喜出望外地找来锅铲，嚓嚓两下，铲起一块，卷成个筒，一下就咬了个满口。他又打开橱柜门，大概想再找点什么咸菜。 “不准动！”身后传来一声大吼。 将军回头看，面前立着一个光头老汉，刚放下一担柴，手里的扁担成了逼向可疑分子的长枪。“哪里来的老鼠精？” “老同志，吃得这么干净？就没有一点残汤剩菜？” “大胆毛贼，跑到这里来偷饭吃，还想要菜？” 他不认得将军。也难怪，将军又瘦又黑，麻线布鞋加便服，刚才一路上被灰浪搞得灰头土脸，哪像个一号首长？ “我是你的司令员，你不认识？”将军瞥了他一眼。 “司令？你怎么不说你就是毛主席？”对方的扁担逼得更近，“说，前几天偷猪油偷辣椒的，是不是就是你？再早几天偷羊腿的，是不是也是你？” “我真是你们的司令员。你瞎了眼呵？我要是穿上将军服，金牌子上三颗花，在这里一站，你就得给我立正报告。你知不知道？” “编，给老子编吧。你何不说你有三十颗花呢？何不说你在梦里做了皇帝他爹呢？”老头已把扁担一头戳到了将军的胸口，“放下锅巴！听见没有？给我放下！”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将军有理说不清，只好双脚向门边移动。但老头哪肯轻饶，抢上前一步，抓住将军的手腕，但似乎晚了一点——锅巴已全部塞到将军口里去了，只有两颗焦米还沾在嘴边。老头火气更旺，朝将军屁股头踢了一脚，又一手揪住对方的衣领。“你哪里这样不自重？你如何这样没有家教？” “你反了你？还打人？……不就是一块锅巴吗？” “一人一份粮，多一口也没有。你的一份让别人吃了，你愿意饿肚子？别说是锅巴，就是淘米水也是心肝宝贝。你知道不？” 没办法，将军脱身不得，插翅难飞入地无缝，只得在案板面前暂时坐下来。他想找到一点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可在几个衣袋里找了找，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笔记本或者文件。要是有钱也好，缴了罚款好走人，可他也偏偏没带一分钱。好容易，他找到了一张处方单，上面有他的大名。他递给老炊事员看，但对方说他不识字，根本不愿意看，只是递来一张日历纸和一支半截头的铅笔，头也不抬地发布命令，要他写下自己的名字，所在的连队，到这里偷东摸西的回数以及作案情况……将军好气又好笑：“你不识字，要我写什么写？我要是在纸上骂你的娘，你又如何晓得？”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炸雷一般的声音：“司令员！司令员！他妈的，你们还算是活人？把个司令也弄丢了！” 将军一听，知道是潘大年来了。“潘大个子，我在这里，快来救我！” 门开了，熊腰虎背的潘师长差点挡住了整个门，大嘴一咧，浓眉一挑，呵呀一声扑上前来，“司令员你埋伏在这里呵？大家都等你吃饭呢。” “我是想吃呀，但人家不给我自由呵。” 师长盯了光头老汉一眼，“张八斗，怎么回事？” 被叫作张八斗的老头懵了，眨眨眼，“他，他真是……” 将军忍不住仰头哈哈大笑起来。“我一再说我是司令员，你就是不相信。罢罢罢，也只怪爹娘没把我生好，就这么个猴样，我自己看着也不像。”说完指着刚进门的秘书，“我吃锅巴一块，你付他两毛钱。” 潘大年 潘大年对将军这次突然出现有点紧张。他在将军手下当过侦察员，排长，连长，营长……得过将军多次表扬，但挨骂的次数更多。记得第一次见面就是不打不相识。那是在晋南吧？十七岁的潘大年第一次行军，碰上大雪，浑身冰壳子像铠甲披挂，一走路来咔咔响。原地休息的号声刚吹响，潘大年就赶紧烧一堆大火，烤手烤脚。这时将军咬着一卷锅巴来了，推了他一把：“你的脚还要不要？快起来活动，不准烤火！”潘大年没有动。他不知道眼前这位湖南人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坐下来烤火。他现在又冷又累，实在不想动了。“你还不起来？”将军过来拖他。潘大年依着刚入伍时身上那点野气，嘴一撅，眼一横，咕咕哝哝就是不起身。叫得他心烦了，索性腿一伸，在火堆边躺下去。将军怒不可遏，一扬手，马鞭就抽在潘大年的腿上，气得他跳起来大骂。 要不是连长赶来，他只怕还要抄起家伙行武哩。 将军心好，是怕他冻坏了。潘大年事后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可将军发火时的样子他永远也忘不了：脸色铁青，眼光灼灼逼人，腮帮绷紧，牙关咬得咯咯响，实在令人心惊肉跳。怪不得当年不可一世的张国焘都有点怕他。 将军吃过中饭以后，垦区师级以上的干部都来了，工作汇报会马上就要开始。会议室里，大家交头接耳，有的啃着窝头或大饼，有的凑到火炉边烤鞋子或帽子，有的还紧急准备汇报提纲，用算盘打着什么统计数字。还有的大概太疲倦了，把沾有泥块的军大衣一裹，躲在墙角闭目养神。屋里充满着浓烈的烟草味和男人的气息。 四点正，将军出现在门口，来到主席位坐下。他披着一件旧棉袄，等身边的头头脑脑也坐定，挥挥手，“嗯？哪一个先讲？” 有椅子挪动的声音，有翻开笔记本的沙沙声。兵团政委朝潘大年丢了个眼色，潘大年首先站了起来。尽管已有了汇报提纲，尽管自己已读过好几遍，但现在对着几十双眼睛，仍然有点紧张。咳了好几声后，一套背熟了的开场白变得结结巴巴的。“……今天，我们敬爱的，司令员，国务院，首长，吭，来我们垦区，视察。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我们，全师官兵……” 将军敲敲桌子：“潘大年，你什么时候成了孔夫子？变得文绉绉的了？客气话吃不得，穿不得。你拣后面的讲。” 潘大年脸一红，更紧张了，额头上隐隐沁出了汗珠。“好吧，我讲实际的。第，第一点，我师屯垦一年来，打，打开生产局面的做法和成绩……”他重新整理思路，谈到部队从朝鲜归来，怎样到这里安营扎寨，怎样剿匪、安民以及开荒。工具呢，架起红炉自己打造，好多干部都成了铁匠…… 将军对工具有了兴趣。“铁呢？” 他是打听自制工具的材料。 “我们收了些废铁，也拆了些重机枪的护板、迫击炮的炮架，还有钢盔……” 嘣——将军一拳震得茶杯跳了起来，瞪大两只眼睛：“你好大的胆子！” 好像整个世界都寂灭了，大家的心都提到喉头。 还是将军的吼声：“你这个家伙，武装都不要了？你把我的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毁了？混蛋！你不要，我要！” “报告首长，我是想……”潘大年想辩白。 “你想什么？你想敌人都死绝了？帝国主义怕了你潘大年，再也不来了？毁我国防，军法处置！” …… 谁都为潘大年捏了把冷汗，不少人憋住呼吸，好像一呼吸就会引爆万吨炸药。寂静压得潘大年腰杆发软，两腿哆嗦，脸色变白。 只有政委熟知将军的脾性，一个劲朝潘大年递眼色，那意思很明显：往下说，往下说，还等着挨骂么？ 潘大年终于鼓起了勇气：“我继续汇报吧，关于水的问题……” 将军不便打断，好容易坐了下来。他似乎感到烦闷，手不自觉地往衣袋里去摸烟，又转身朝门口的护士打手势，做了个抽烟的动作。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讨烟了，而护士也第三次向他摇了摇手。将军眼一瞪，拉拉棉袄要起身，但仍然无济于事。护士撅着嘴走过来，手往桌上一压——啪！送来的不是香烟，是一把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这个小动作引来一片嘻嘻的笑声。将军无可奈何，剥了一颗糖塞进嘴，挥挥手：“潘大年，你继续讲。” 感谢笑声，缓和了紧张空气，让潘大年松弛了一下神经。他定定心终于从容地进入总结阶段：“……a团去年圆满建成了引水渠二十八公里。d团收获粮食一百五十万斤，超过预定计划。三个团都建成了宿舍、俱乐部、合作社，还救济了本地灾民，捐去的粮食估计大约有五十万斤。这个成绩令人惊叹。” 将军似乎有点不相信，敲敲桌子：“估计？大约？到底是好多？” 潘大年搓搓手：“是……” “同志，要实事求是。”声音中明显含有怀疑。 潘大年脸红了，翻了翻笔记本，又在算盘上拨打了一番，好半天才神色慌乱地说：“好吧，我讲实话吧，刚才那个数字不对，实际是……六十二万斤。我刚才怕没有这么多，就打了个折扣。其实，至少有五十五万……” 将军眼一亮，眉头舒展，也兴奋起来，“这两个团的指挥员在哪里？” 兵团政委笑了笑，冲着将军道：“潘大年一直在那里坐镇指挥。” 潘大年？将军一怔，转而咧开大嘴，抖掉棉袄站起来：“好同志，好同志呀，为人民做了好事呀。我……我要好好地感谢你。”说着伸出瘦精精的手，对潘大年行了个军礼，激起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将军又招呼潘大年：“你过来，过来，抽烟抽烟。”他一摸口袋，发现没有烟，就把那一把水果糖，抓起来塞进潘大年满是茧子的手里……“同志们，我们几十万大军来到这里，占了人家的地，引了人家的水，吃了人家的羊肉，不赶快给人家做几件好事，老百姓是要骂娘的呵，要骂共产党的娘呵。你们都要记住这一条，要向潘大个子学习。宁愿自己少吃两口，也要保证老百姓有粮食过冬。知道不？” 又是一片掌声。潘大年对此毫无准备，手往后缩。他厚厚的嘴皮上下哆嗦，眼里闪动着泪光，像历尽艰辛来到母亲面前的孩子，一肚子委屈阻塞在喉头。不知为什么，他哇的一声号哭起来。 首长们都怔住了。将军头一偏，“你洒什么猫尿？” “首长，首长，你们不知道，战士们吃了好多苦，吃了好多苦哇！司令员你不知道，初来的时候，我们每天半斤玉米粉，吃野菜，剥树皮，羊骨头都嚼尽了，一个个瘦得哪里像个人。有的饿得不愿上地，发牢骚，骂干部。我就骂他们，关他们。我潘大年本不该骂，本不该关，可我也是没办法呀。好多人饿出病来了，有的晚上睡下去，早上就起不来了。有的走着走着就被风雪埋掉了。在地上晕倒过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数起来是一团两团呵。老司令员，不容易呵……” 将军深吸了一口气，拍拍潘大年的肩。 潘大年哭得更凶了，伸出自己疤痕纵横的双手，“司令员你不知道，建水库的时候，战士们的手都冻裂了，没有一双手不是血糊糊的。那次火药库出事故，一次就炸死了八个战士。司令员，司令员呵……有些老百姓也不支持我们，他们信神信鬼，闹事捣蛋，抢我们的车，打死我们的人，还把尸体大卸八块……战士们跟着我潘大年，离乡背井到这里来，没过好日子，比牛马都不如，一直忍气吞声。司令员，你要好好地奖励他们哇，你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向朱老总和周总理好好地讲哇……” 会场上一片抽泣声，好一阵无人言语。 吴达人 潘大年不知将军为什么要提起吴达人。汇报会之后，将军在会议室门口叫住他。“吴达人在你那里吧？你去把他接来。” “干什么？” “我要看看他。” 听这话，潘大年呆了。 真不懂，找那个反动家伙做什么？那家伙据说是个喝过洋水的教授。抗战时期入过“牺盟会”，又到八路军与将军一起共过事，算是与革命同过一截路。日本鬼子打跑了以后他又去教书，开国之后还当过政协代表。不料到去年，知识界打了一场笔墨官司，他的真面目被揭露出来了，原来是个被毛主席点了名的反党分子。据说他受不住批判，跑到将军家里去发牢骚。结果由将军写了个字条，把他介绍到垦区来了。 介绍这号人来做什么？垦区是收容所吗？劳改队吗？那家伙实在太资产阶级了。到垦区时，衣没带几件，书倒带了十几箱，满满一房，有的还是洋码字，他妈的，想吓唬大老粗似的。做起事来也太懒，挖了三耙头就要歇气。选棉种呢，慢吞吞的像捉虱子。养鸟栽花倒是很起劲。嫌食堂伙食差，三天两头要去买饼干。连队里开过他的批判会，潘大年亲自上台发过言：“……正告吴达人，你不好好改造，只有死路一条！你要明白，蒋介石八百万虎豹熊能（罴）都被我们打垮了，共产党的江山是铁打的！” 不料有人在台下冷冷冒出一句：“不是‘能’，是‘罴’！”是谁？就是这个吴达人。潘大年当时脸红了：“你读了两句孔夫子，摆什么臭架子？”吴达人脑袋一扭争辩道：“不是‘能’，是‘罴’！”会场乱了。战士们见师长动了怒，一个个摩拳擦掌，咬牙切齿，冲着吴达人吼叫起来：打！打！打死这个反动派！打死这个资产阶级！打死这个杜鲁门的走狗！有的人还冲上去，把吴达人按着跪下来。结果，那家伙还是不老实，眼镜掉了，头发乱了，但他被押出会场门口时，还挣扎着大喊了一声：“不是‘能’！是‘罴’！”……想想看，就是这么一块茅厕里的石头，将军还有必要惦记着吗？ 晚上，师部开文艺晚会。将军刚入会场，会场观众都起立和鼓掌，坐在后面的人还站到椅子上，爬到窗子上，伸着头探望，闹出一片椅子噼啪噼啪的声音。将军摆摆手，笑眯眯地说：“莫客气，都是老朋友，坐下，坐下。”他扫视全场，喊了几个名字：“黄水生，魏玉成，钱得保……来了没有？”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冒出来了，那都是将军的老部下：警卫员、炊事员、马夫、排长和参谋。他们想不到将军还把自己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一个个上前来与将军握手。有的说不出话，只嘿嘿笑。 将军挥挥手，又慢条斯理地说：“同志们哪，我在这里还有几个资产阶级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吴达人。吴达人，来了没有？” 全场安静了，半天才有角落里微弱的声音：“在。” “起来，起来，亮个相！” 将军把吴达人叫起来，召到前排自己身边的位置。“同志们哪，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大右派吴达人，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你们莫学他的样呵。” 大家笑开了。教授推推眼镜片，鼻子缩了两下，有点矜持，也有点尴尬，朝大家微微欠了欠身子。 将军把吴达人拉到身边，“坐下。” 把反党分子请到前排就座？将军平素多有惊人之举，这一下又让大家大跌眼镜。他一个大老粗，好像很喜欢与资产阶级交朋友，这几年里一张张条子，把几个挨批的诗人、画家、舞蹈家什么的介绍到垦区来，今天又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吴达人特别礼遇，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将军撇下全场嗡嗡嗡的悄声议论，对瘦老头说：“大教授，身体怎么样？上次捎来的抽水马桶还好用吧？那是我用军用飞机捎来的，还报告了周总理的，知道不？” 吴达人停了停：“谢谢，谢谢，受之有愧。” “日子还好过？” “万事如意，心满意足。” “不讲老实话吧？” 吴达人终于面露难色：“唉，不瞒你说，没钱用呵。” “何解不给我写信？” “不敢搅扰将军。” “你现在薪水好多？” “月俸六十。” “饭钱还是有了。”将军看看舞台上，把头转向另一边的潘大年：“喂，你的薪水是好多？” “好像，好像一百多吧？我不大清楚。” “你给他加几个饷，加到你一样多，嗯？明天打个报告来，我批一下。” 潘大年又一次发呆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将军一眼看穿了对方的肝肠肚肺，淡淡一笑：“你莫舍不得几个钱。知识分子么，要多买两本书，要吃点营养品，不稀奇。你硬要舍不得，我来出。” 潘大年瓮声瓮气地说：“好好好，我，我同意。” 将军又转向吴达人：“好，师长给你提薪了，以后莫哭穷。” 这时，一阵掌声把他们的谈话打断，原来电铃响了，灯光骤亮，窈窕的女报幕员已出现在台上，集中了观众的目光。将军和教授也就停止了说话。 第一个节目是歌舞《丰收曲》，热热闹闹，流光溢彩。拍了巴掌之后，报幕员又登台露出甜甜的笑：“下一个节目，小话剧《将军的脚步》……” 将军皱皱眉头，捅捅潘大年：“这个演什么？” 潘大年抓抓头皮：“不清楚。听说……是演你的事。” 将军拍拍扶手：“搞鬼！我不看！演我的，我不看！不演我的，我就看！”说着起了身往外走。师长和政委慌了，跟着起了身。将军猛回头呵斥：“你们走什么？坐下！都跑光了，文工团的伢妹子会有牢骚的。”这一喊，逼得几位头头又心神不宁地坐下去。 但将军拉走了吴达人。 两人走进休息室。将军给教授倒了杯茶，随意找着话题：“老吴，这里的茶不好喝。” “低档红砖茶，能从内地调来，已是难得了。”对方不卑不亢地应酬。 “听说你品茶本事大，三十号茶泡水摆出来，呷一口报得出子丑寅卯？” 吴达人不讲客气地接过茶，“这有什么？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我原来给你一个题目，看这里最好发展什么农业。你有想法没有？” “这里么？飞沙土，有机质含量低，黏结力差，但一般不返盐碱，利用得当，增产潜力还是很大。我看宜多种些果树，像梨、桃、苹果、葡萄之类。还可多植耐沙固沙的植物，像金针菜和花生。抓粮食，不可忘记综合利用，多样化平衡发展。像眼下这样只抓垦草种粮，无异于掠夺土壤，竭泽而渔。农业么，主要是利用阳光能量通过生物转化而满足人需。目前我们农业光能利用率较低……”吴达人讲到本行，轻车熟路，口若悬河，好像置身于当年旧中央研究院的讲坛。 “你是个大里手么。”将军也高兴起来，吸了口茶，“你肚子里的东西莫浪费了。我看，你还是当你的教授，写你的文章，把我们这些老粗也武装武装。” 吴达人沉吟片刻，冷冷地打了个拱手，“多谢抬举。达人反动透顶，岂能居高为师？笑话笑话。” 将军笑了：“牢骚太盛。” “哼，我有什么牢骚？君子安贫，顺天知命。我在这里采菊东篱种豆南圃，说实话，自觉舒服得很哩。” “乱弹琴！”将军不愿把对方的案情往深里谈，只是说，“吴胡子，是好汉就不怕挨整。我在西北局的时候，也挨过整，同彭德怀，同习仲勋，吵过架，还骂过娘。他们斗了老子七天七夜。你说我就不委屈？骂娘归骂娘，不管整对了整错了，还是要讲团结么，还是要讲爱国家顾大局么，要为老百姓做事么。” 吴达人脸红了：“共产党还讲不讲实事求是？” “讲！但不讲消极怠工、发怨气、当懒汉、老虎屁股摸不得。你就没有错误？屁股就那样干净？” “我没有这样讲过。” “那就好，我送你两句话。第一句：上半晚想自己。第二句：下半晚想别个。” “想什么？批判？斗争？戴帽子？报上点名？……”教授气愤得站起来。 “还有什么？你讲完。” 要教授讲，教授反而语塞了。 “你不讲，我就讲。我是将军，是中央委员，也是你的朋友。你今天找我吵架，骂祖宗，都可以。但我就是不喜欢你一戳就趴的熊样子，不喜欢你小鼻子小眼的鸡肠小肚！”他掏出两份电报，冲着教授拍了拍，“你看看，帝国主义在我们大门口架大炮玩原子弹，飞机撞到你脑壳上来，你气不气？你为国家想了好多？不做事，睡大觉，你吴达人什么君子？豆腐君子！” 大概是演出已经结束，大概是将军的高声引来了潘大年。师长一进门就察觉到紧张空气，瞪了吴达人一眼：“来人，把他送走！” 将军也动了气：“送走送走！” 尾声 两天后，将军就要回北京了。这次他带着一个日本代表团，特意从北京直飞海南岛，又从海南岛直飞大西北，用他的话来说，他要吓唬吓唬日本人，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大，今后不要再打中国的主意。 顺便检查一下农垦工作，是他早有的安排。吃过早饭，他把吴达人找来，把他拉到潘大年面前，说：“有个决定。”兵团政委在旁边掏出一个笔记本，宣读了兵团党委昨天晚上通过的决议：立即筹建垦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农业学校。农校首先轮训师级干部。兵团政委任筹委会主任，吴达人任筹委会第一副主任…… 潘大年愣住了，一扭头就跑，一直冲到宿舍，甩掉手枪和皮带，真想找个人打一架。他冲着尾随而来的兵团政委大叫：“共产党不如牺盟会？老革命不如反革命？要我潘大年当他的学生？不行！他来我就走，我在他别来。你们撤我的职吧。” 但片刻之后，他捡起手枪，整理军装，还是老老实实来给将军送行。他不会打背包走的，不会抗令不从的，这点将军早就估到了。他以后会怎样，还有吴达人以后会怎样，广大干部群众会怎样，将军似乎也有所估计。他眯眯笑着，把潘大年和吴达人招呼到面前：“你们以后可以吵架，可以扯皮，但你们要负责把这里搞好。搞好了，我接你们到北京去吃酒，吃茅台。搞不好，我们都不准赖账！” 将军与他们一一握手。吉普车已经开动，缓缓上路。路口有点骚乱，好些围观者想挤过来，被卫兵挡住了。那是潘大年今天早上加派的岗哨。将军似乎很讨厌这种小心的戒备，他特意拍拍司机的肩，命令车子停下，扭开车门，上前同一些围观的人群握手告辞。人群中有一张脸很眼熟，那人背着竹篓，脚缠绑腿，一副要上路的样子。 将军认出来了：“张八斗，回连去？” 老人笑着挤过来：“嘿嘿，老司令员，我在合作社买了几十斤盐，买了点老姜。” “上车吧。” 张八斗好像觉得这是下油锅，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莫误了你的公事。” “车子上没刺，不会戳你的屁股。” “哎呀，我张八斗生成八字贱，是走路的命。一上车就发黑晕，云里雾里翻筋斗。” 将军哈哈大笑起来。“那怎么得了？以后一声令下，我们说不定要组建机械化兵团，那你老张头就完蛋啦！” 片刻之后，随着车身的颠簸，大片大片的垦区从车窗前向后退去，几辆汽车再次扬起黄色尘浪向前奔驰。 1981年2月 申诉状 申诉状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新创作》，后收入《韩少功文库》。 尊敬的律师同志： 我是一位非常不幸的青年，现在以十二万分迫切的心情，呼吁社会各界正直之士给我以援救。我是xx省xx县xxx乡人，表现一贯良好，一九七八年考入地区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第二年八月被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的罪名错误地予以逮捕，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三年。学校当然也取消了我的学籍，剥夺了我继续为四个现代化学习的机会。此案纯属冤假错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发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不禁要悲愤地向苍天呼喊：法律何在？公理何在？ 我从小就立志成为文学家和科学家，为祖国和人民作一点贡献，因此一直刻苦学习奋发有为。可是在十年动乱当中，这如同犯了弥天大罪。我被扣上了“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读书做官”等一系列大帽子，受到了罄竹难书的打击。比如，像我这样德才兼优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完全有把握也完全应该被招入重点大学。然而，在当时这成了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眼泪往肚里吞，默默忍受着这命运的磨难，同那些地主富农的子弟一样，只能回乡拿起锄头扁担从事农业劳动。 回队后，我把一个新时代青年应有的远大志向深深藏在心底，一面努力参加生产，一面抓紧业余时间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决不让宝贵的青春时光白白流逝。我爱好哲学，爱好历史学，爱好心理学，爱好电影美学，爱好中国古代文化。客观地说，我是比较聪明的，天赋无可怀疑，加上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我很快就学会了油画和国画，学会了拉胡琴和下象棋，学会了写格律诗词。您要是不信，我下次寄一首《蝶恋花》和一首《声声慢》来请您哂阅指教，相信会得您的击节赞赏。我还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青春岁月》，其姊妹篇也构思好了。我想通过小说来歌颂光辉的时代和美丽的祖国，歌颂勤劳勇敢的人民，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小说的封面我已经设计好，用的是风景油画。至于书名，我本想请伟大的文学家巴金先生惠书，考虑到他很忙，曹禺或者叶圣陶题字也可以考虑。当然，我自己的书法也不错。您要是不信，我下次写一副对联送给您，一定不会辱没您的门庭。但令人愤恨的是，当时的大队干部根本没有伯乐的精神，根本不重视知识和人才，只顾谋取私利，拉帮结派，吃吃喝喝。我把长篇小说送给他们看，他们竟横加嘲笑，还借口我无故旷工，扣了我的口粮谷。 我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成为他们嘲笑的材料。比方我爱用牙膏、香皂、手帕、围巾，还天生有点小胡子。他们就骂我不洋不土，骂我是“假相公”，甚至骂我“小官迷”。我真不明白：难道像他们那样不文明不卫生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平时出工少一点，劳力也不怎么强，人家说我瘦，弱不禁风，手杆像柴禾棍，这也许是实情。但是值得商榷值得质疑的是：难道只有从事农业才是为国家作贡献吗？难道农业不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吗？ 没有爱情的温暖，没有事业的成功与欢乐，我当时苦闷万分，常常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望着窗外的枯藤老树昏鸦，一望就是呆呆的半天。父母当然是不理解我的，见我瘦了，见我不快活，很是着急，天天为我找鸡蛋，找补药，还找大队干部说情，说我不是种田的料子，请求干部同意我去学漆匠或者学裁缝。说实话，那些行当我肯定可以学会，但学了有什么价值呢？我们队上有个漆匠手艺远近有名，但还没娶上妻子，有时候还哮喘咳嗽。我不能走他的路！找死我也不能！我要继续奋斗！ 高玉宝、高尔基，还有杰克·伦敦，都是我奋斗的榜样。一九七五年春，我写信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向他们请教一些文学艺术的问题，并恳请借阅或购买一套课本，然而我遭到了冷冰冰的拒绝。后来，我又给北京和上海的广播电台写信，向他们要求购买一些文学名著，并希望他们在我地建立一个青年文学创作组，一个文学创作基地，但我居然只收到他们一张节目安排表！一九七七年，我听说省里有个图书馆，读者凭介绍信和交一元钱可以得到借书证。我就去找大队长开介绍信。他当然不会开的，因为他担心我的地位会超过他，而且会成为他儿子的情敌，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屈服，还是到了省城。我可以肯定，大队干部暗下毒手，打电话向省图书馆说了我的坏话，因为图书馆对我简直是蛮横无理。我要求见馆里的负责同志，他们不让见。我要得到借书证，他们说借书证暂时只能在省城范围发放。我说我虽是个普普通通的卑贱者，但确实有很重要的工作，还拿出那部长篇小说请他们过目。他们毫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借口没时间，把我随随便便打发，以致当天晚上我走投无路，蜷缩在车站的排椅上整整冻了一晚。尊敬的律师同志，您已经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吧？你已经有了到处得到微笑和喝彩的出头之日吧？如果您也是自学成才的，我相信您也有过我这样类似的经历。 我相信您能够理解我。 一九七八年，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在我自己的努力之下，我终于告别了基建队，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代的大学生（正式考上去的），也是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我无限感激党中央。为了早日成才，我夜以继日，废寝忘餐，含辛茹苦，潜心钻研。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因千古奇冤而锒铛入狱！ 事情是这样的。入校以后，我在课余写了些小说和诗歌。我写作态度非常严谨，加上有胃痛的毛病，一般来说写得很慢，一天下来也只能写万把字，一个学期下来也就是写一个长篇十几个中篇。我借鉴了托尔斯泰、高尔基、曹雪芹、莫泊桑的很多手法，大部分还是比较成功的（关于这些作品具体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免得耗费您宝贵的时间）。但我把作品寄给了省里的文学刊物，收到的只有一封封退稿信。我估计他们不明白我的身份，于是请学校领导给我出示了身份证明，证明我不是社会渣滓，是真正考进来的正牌大学生（不是所谓工农兵学员），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不料，这番努力仍没有效果。 我并不气馁。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所谓编辑部不过是贸易部，没有商人手段休想发表作品。我找到编辑部去拜见主编，还带去一大包罐头，请主编分送给每一位编辑老师——我知道这种做法不大好，但客观环境使我不得不如此呵！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对我道貌岸然，不但把礼品拒之门外，还狠狠批评我一顿。尊敬的律师同志，您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吧，无权无势的平头小百姓，想开后门也摸不到门缝！我们就是割了自己的肉来侍奉权贵，他们也还要挑肥拣瘦！ 打击接踵而来。我估计编辑们在思想观、艺术观方面还十分陈腐，更无舍生取义和济世救民的胆魄，根本不敢发表我那些揭露官僚主义的重磅炸弹式作品，于是改弦易辙，写了些歌颂四个现代化的诗歌，增加了作品的亮色。没料到，我发表在省报上一首诗，被读者指责为抄袭之作，害得我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其实所谓抄袭一说，如果不是出于误会，就一定纯属诬告。艺术创作从来就容许借鉴，借鉴手法，借鉴意境，借鉴个别词语，与抄袭有什么关系？果戈理写过《狂人日记》，鲁迅也写过《狂人日记》，难道我们就可以指责伟大的鲁迅先生是小偷？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面临荆棘重重，只得另找出路。这年夏天，有些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我也知道美国、日本、西欧的科学先进，那里的人才也许会得到重视。于是我向美国写信，请求他们给一个留学名额，然而没有任何回音。我给作家蒋子龙、邓友梅、王蒙等等写信，希望他们能体谅我的心情，向美国方面推荐我，还是没有任何回音。我想到我国很多文学家和科学家，如李四光、苏步青、周培源、钱学森、郭沫若和巴金，都在国外读过书，大部分还是靠自费，我也就产生了自费留学的念头。可没有钱怎么办呢？我非常着急，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偶然的事。 确实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事。也许您不相信，我只得把这事详细地说一下。那一天，我收到了一位老同学的来信；因为衣袋里有这封信，有这两张废纸，所以我觉得在集合登车去参观美术展览之前，上一趟厕所也无妨；又因为我在厕所里多蹲了几分钟，所以我后来发现同学们都被校车拉走了；再因为我发现已经无法赶上校车了，便孤零零地回寝室去，无聊之余随意打开了一位室友的收音机。这就有了后面的一切。在这次纯属好奇的收听中，我听到一家海外的电台说：如果听众有困难，只要给他们写信，他们一定设法解决。这使我心里怦然一动：我不是正缺钱吗？我立即根据这家电台提供的地址，直接向他们发信，请他们帮助我出国留学。为了争取他们的重视，我投其所好，编造了一些谎言，诈称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团体，有纲领有宣言有武器，准备武力推翻中国政府云云。信寄走之后，他们没有理我。后来，我认识我这样做是错误的，万分后悔，就自动终止了。 万万没有想到，我就因为这件极偶然的事，我被公安局逮捕入狱。 我悔恨自己，愿意承认错误。我给海外写信的目的只是为了要钱，为了求学，为了事业发展。我既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又没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果。我长到这么大没有喊过一句反动口号，没损害过国家的一草一木。虽然我当时写信是错的，但并没有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呵！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刑事追究。 我对罪犯从来都是极为痛恨的。其实，真正的反革命犯公安局抓了多少？就拿我们学校来说，鱼龙混杂，真假莫辨，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令人震惊。七七级三班一个同学，不管上什么课都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么？我还亲耳听他鼓吹过萨特和弗洛伊德，这些可疑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七七级二班一个姓万的，成天围着领导转，伪装老实，吹牛拍马，一看领导说话就马上泡茶，一看领导走路就马上打伞，果然很快就入了党，当上了学生干部。据说他还暗地里扬言，十年之内一定要进市委，进省委，进中央政治局。他进去之后会干什么好事？公安局为什么反而对这些人不闻不问？ 律师同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法院坚持要给我判刑，我估计他们是对我有偏见，有成见，还多少杂有误会。其实说起来也是非常冤枉，因为预审的时候，我确实身上有些痒，便这里抓一抓，那里挠一挠，可能显得有些不太严肃。其实我完全不是故意的。可他们是否就认定我这是在藐视法律对抗法庭呢？ 尊敬的律师同志，我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自学数年（在基建队的时候，因为找不到一张桌子，我经常到邮电局去读书和写作，还曾靠卖血来换取书籍。想一想吧，这是多么悲惨的经历……一想到这里，我就要掉泪了。请原谅！）我在油灯下就精读过黑格尔、达尔文、鲁迅、巴金等大师的著作，写下了十几本笔记。我从字母都认不全的程度，很快实现了一进大学就取得英语免修权的奇迹。若不是被捕，我的现代文学免修权也该批下来了。我在学校里是班的宣传委员，是国际经济研究学会会员，是春风文学社理事，是电影美学研讨中心的理事，是振兴家乡同乡会的秘书长兼常务理事……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轻而易举的。我根正苗红，祖宗三代都是受苦人。我的社会关系也非常良好：姐姐是湘江电机厂（国营）的秘书（正科级），叔叔和婶婶都是中共党员，表哥还是军队里很重要的后备干部（副团职）。我怎么会反革命？怎么可能反革命？否定一个人，把一个大学生变成劳改犯，就可以这样随便草率吗？ 苍天在上，我要以一个公民的名义进行抗议！ 我恳求您——一个有良知的律师，挺身而出为我主持公道，救救我！救救国家的人才！我相信您不会高高在上置之度外的，不会对我们这些弱小的生命不屑一顾。请您一定给我回信！！！ 恭候 大安 一位身陷囹圄的大学生：g·鹏翔 曾用名：高建良，高贵福 笔名：清漪，飞燕，绿野仙踪，等等 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 1986年2月 谷雨茶 谷雨茶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2年《北京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一 谷雨过后，淡绿的新芽你推我挤往上蹿，嫩生生的，水浸浸的，手一碰上去它就断，嚼在口里苦得出甜，很是逗人喜爱。 可这一季茶碰上了麻烦——不知从哪里刮起了一阵私偷乱抢的风，把有些茶园剐得七零八落。有人说得新鲜：合久必分，没看见有些地方正在分队、分田、分农具吗？天晓得这茶园分不分？到时候分到自己手里是肥是瘦是骨头？还有人说：政策屙尿变，犁来耙去害得老实人吃亏，不如趁现在松了紧箍咒，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呵……这些话，有人不信，但林家茅屋的一些妇女信。到晚上，她们潜入夜雾，走东串西，交头接耳，邀伴结伙，提着竹篮布袋，背着干部往公社茶园去。汪，汪汪，大狗小狗叫得老人们忧心忡忡：真是越活越糊涂哩，照这样闹下去，隔着肚皮估崽，晓得要闹出个什么名堂来？ 妇女中也有稳得住的，莲子嫂就是一个。 莲子嫂，本队有些人也不熟悉，一闭眼，只能抓住些片断印象：她在塘边洗衣，直起腰来，用水淋淋的手腕抹一下头发，给人一个秀美的侧身剪影，还有疲乏、怯生、不大好意思的眼神。她给过路歇脚的客人敬上热姜茶，用围裙擦擦手，忙不迭去门口赶鸡赶鸭，不让它们袭击客人的米箩。她赤脚走下湿漉漉的草坡，尖尖手指分开一扎秧，一闪眼，在田里播出了一片翠绿，耳边的鬓发随风飘过去，飘过去，最后被汗水贴在嘴角边……这个活得就像没有发声器官的女人，没读过多少书，一种娘家口音在这里显得拗，家里两头猪老是不上膘，自己又一连两胎都生的女子，如此等等，都是低头度日的理由。 平时除了洗衣上工，她很少出大门。即使被下屋的胖大婶拖出去串门，人家媳妇们做擂茶，骂男人，笑嘻嘻谈鸡鸭下蛋和媳妇生崽，她只是蹲在墙角上鞋底。很自然，妇女们邀她去公社茶场做“那件事”，她是不会去的。 那不是偷么？查出来不会要站台子作检讨么？吞了不干不净的财，不会要呕出来么？她莲子是不会去的。 “你呀，就是阳雀子胆，怕什么鬼？”胖大婶把袖子挽得老高。 莲子嫂还是摇摇头。 她还整日提心吊胆，怕胖大婶带头闯下祸来。要是大婶真被干部罚一下，失脸面不说，她家小把戏也跟着活造孽哩。 可是第二天村里清清静静的，没听见干部来吆吆喝喝和捶门打户。第三天，胖大婶还是有说有笑，放鸡鸭，接送客人，没人来动她半根毫毛。这就怪了，她们还真能瞒天过海？ 她借寻猪菜的机会，去上屋下屋瞄一眼，打探个虚实。她发现地坪里正热闹，一些妇女把偷来的茶叶一筐筐一袋袋搬出来，由一个外来人掌秤收购。有人指指点点，说那人是从新疆来的茶贩子，出的价钱比供销社的高四五倍。照这样一算，胖大婶光这两天就多了一百多块钱……呵哟哟！ 杂货挑子也来凑热闹了。铃铛摇得当当响，引来小把戏们叫叫喊喊。胖大婶当场摸出两张花花的大票子，给婆婆扯了段棉绸，买了纸烟红糖准备接匠人……这些莲子嫂倒不眼红。只有大婶买给女儿的那双皮鞋，还有亮闪闪的小裙子，才让她心里痒。 女儿彩彩也混在人群中看热闹，痴痴地看着小裙子，目光在那里生了根。莲子嫂心里有酸溜溜的味，上前把女儿的小辫一扯：“有什么好看呵？要你守住菜园赶鸡，你一双野猫脚跑到这里来了。还不快回去？” “我不……” “讨打呵？” 她硬拉着彩彩回家了，馋得女儿撅着嘴，一步一回头，小爪子在她身上狠狠地揪。 莲子嫂回家取出了新裤子。 “我不要，不要，就是不要！”彩彩愤怒地大叫。 “你要么样的？你看这花边，这口袋，这红玻璃扣子……” “狗屎扣子！”彩彩几乎绝望。 “乖乖，听话，这一件最好看了，买都买不到的……” “我不要，我要扯烂它，我要戳烂它……” 要是能上天，莲子嫂真愿去摘几颗星星，搓成团子给彩彩吃。可彩彩还是哭闹，双脚乱踢乱蹬，踢得莲子嫂心里冒火，捉住女儿，朝屁股上就是两巴掌，打得孩子大哭。“不穿？我剁掉你的腿！” 女儿总算被制服了，抽泣着出门去了。莲子嫂吁了一口长气。但打过孩子，自己手有点发软，心里有点发酸。为么事要打？女儿天不懂地不懂的，打起来可怜。自己早就想给她买两身衣了，可钱呢……她心慌意乱，赶紧不停地扫地，忙不停地洗衣，忙不停地剁猪菜，剁得哒哒哒山响。她突然想起了胖大婶，胸口一跳，一刀差点剁了手。她闭眼摸出一小把草秆，睁眼数了数：八根，双数，双是吉！再数数看，不错，是八根呀！ 她反倒希望出现个单数就好了。 二 莲子嫂提着竹团篮和塑料袋，终于也混进了偷茶抢茶的行列。月亮躲进了暗云，正好不会照见她红得发烫的脸，还有哆哆嗦嗦的手脚。如果说她最初触到枝叶时还有点慌乱，还有点胸口透不过气来，但过了一阵，看到周围都是同伙，不觉有了几分安心。也是，胖大婶讲得对，这茶树亲手栽，茶枝亲手修，茶叶就不该亲口吃么？ 每年春、夏、秋三道茶，莲子嫂每听到公社的喇叭一叫，就带着冷饭团子到茶场领牌子，上茶坡。她手指头都磨破了，生痛，透血，黑黑的茶汁垢洗都洗不脱，但她一年到头都很难喝上一口好茶。那次队上派饭，把公社武装部长曹麻子派到了她家。曹部长是贵客、稀客，用老木叶煎罐来招待他，实在有点拿不出手。莲子嫂只好出门去借，汗爬水流跑了四五里路，才在下河湾三叔家借了两撮细茶。回家时有点迟，来吃饭的干部已经进门了。 曹麻子刚锄了半天棉花回来，斗笠壳一丢，自己动手在水缸边喝了半瓢凉水，灌得自己汗珠子刷刷往下滚。 “哎呀，你何事喝凉水？我这就烧茶。”莲子嫂急得往灶下赶。 曹麻子口气里透出埋怨：“你到哪里去了？到饭时了，还冷火悄烟的。还不煮饭我就要自己动手了。我下午还要到公社里赶会。” “对不起，我借茶叶去了……” “借茶叶做么事？” “待客呀。” “待我这个客？嘿，你借龙井茶我也喝不出味。我曹福林就喜欢一口凉水。” 莲子嫂好生奇怪：“你不喝茶？” “不喝。” “这就怪了。都不喝，公社里的好叶子都到哪里去了？” 对方冷笑一声，“哼，你放心。你不喝我不喝，这好叶子就没人喝了？不会让它沤烂的哟。” 对方摇起蒲扇来回走了几步，见主妇还是一脸疑云，就粗声道：“老实告诉你吧，好茶叶是省里的小车子拖去了，县里的口袋装去了。有时候白条子都没打一个。公社是蛤蟆打拳，只这样大的手脚，想管也管不住。” 莲子嫂闹不明白了。“那些人凭么事要把好叶子都收去？他们在茶园里挖过土？挑过粪？打过虫？” “怕是前一世试过味的。” “他们那么好的八字，命定了要吃冤枉？曹部长，这好不平哩。” 话讲得有点离弦了，曹福林回头拍拍蒲扇：“莫乱讲，嗯？快些煮饭吧，莫乱讲。” 莲子嫂本来还有好多事想问，见部长不乐意搭腔，就不敢问了。唉，干部总是向着干部吧？干部哪有心思来管小百姓的事？这一想，莲子嫂觉得人生天地之间，有很多事是不需要她知道的，也是她不可能知道的。 她已经习惯了罐煎老木叶，包括用这种粗货孝敬娘家人。不料外公是从福建茶乡流落到这方来的，最讲究一口茶。土改时他什么也不想要，就想分财主家那一块茶园，要财主家那一套古香古色的细瓷茶器。每天晚饭后，半壶叶子半壶水地泡上浓浓一壶，悠悠然喝到灯黑，就有了半人半仙的快活。现在，女儿带回娘家的全是老木叶，怎不叫他七窍生烟青筋暴起？一怒之下，他连外孙女也不抱，一甩手到对门屋里打牌去了。可怜莲子嫂，到溪边去给外公洗衣，哭得好伤心。 眼下，莲子嫂就要有细茶了，终于要为自己采一回茶了！这是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这是家公的，外公的，家婆的，外婆的，大姨的，二姨的，大姑的，二姑的，彩彩的，丈夫的……她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把无限的幸福一股脑都采回家去。但她发觉自己的手脚还是很慢。旁边一位嫂子，同她一起动手的，顷刻间已经满筐了，怀兜已经鼓鼓地胀起来了。再看看其他的人，呵呀，原来她们哪里是在摘，那是在揪！是剐！是破坏！莫说摘三芽留余叶，莫说摘大株蓄小株，刷刷刷一阵风之后，新的老的粗的细的全进了竹篮。手过之处，茶树只剩下一些光杆杆。 莲子嫂惊呆了。真作孽，这些茶树不都会被剐死吗？死了可还能发新芽？……她想劝大家手下留情。不过天黑，星光照见的，都是些外村人的陌生面孔。她的口音又不好懂，讲出来别人不一定懂，难免还会惹别人笑。眼看着上茶地的黑影越来越多，有些人下手也越来越狠，她急出了一身冷汗。 “莲子嫂，”不知是谁在问她，“你怎么发痴？快摘呀。” “我……想回去了……” “嘻嘻，是想老倌了吧？” “我头有点痛……” “机会难得有，等下干部来了，嘴边的汤就喝不到了哟。” 干部？莲子嫂心里一亮，心想真要是干部来了就好了，只有他们说话才有斤两，有煞气，有威势，才能保得住这些茶园。 三 公社里干部几十号人，莲子嫂只认得曹福林。她决定去公社找老曹，但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自从她嫁到这一方来，她去公社的次数极少。第一次是去扯结婚证，她穿着红花袄子，只记得揪衣角，看脚尖，听别人如何议论自己，眼不得一头扎到地里去，哪还有工夫记路？第二次是去公社参加节育学习班，就是胖大婶说的“阉人”学习班。她躲，没躲脱，碰上曹麻子派人行蛮，硬把她推上了拖拉机。她只知道哭天哭地，眼泪刷刷流，哪还能看清公社的位置和模样？ 她深一脚，浅一脚，终于过了三眼桥，找到了一列青瓦白墙平房。砰砰砰，她把门敲响了。 一个睡眼惺忪的老头开了门：“你找哪个？” “我……我找公社干部……” “碰了鬼哟，公社在南渡边，你刚好背了方向。这里是农机厂！” 莲子嫂几乎要哭了。 见这个女子可怜，老头问她找干部有什么事。 “我没什么事……” “没有事乱跑什么？不怕红毛狗呵？不怕蛇呵？” “我……”女人要哭了。 没盘问出几个字，老头叹口气，挥挥手说：“电话机子在那边，你去打个电话吧。黑天黑地难得跑。”说完披着衣又睡觉去了。 莲子嫂到大队代销点买盐时，看见过大队干部打电话。到底怎么打的，她没试过。她斗胆拿起话筒，不知道话筒哪一头是上，哪一头是下。她左拍三下，没有声音。右拍三下，没有声音。顺着讲或倒着讲，反正是没有声音。这个“电”怎么这样欺生呢？一睡就不醒了，拍它挠它揪它还是死猪一只。 莲子嫂有的是脚力，笨人做笨事，她决定还是自己到公社去跑一趟。约摸半个多钟头之后，狗吠声汪汪汪，她在一个钓鱼人好心的向导之下，全身汗湿地敲开了公社大门。开门人问清来由，找来曹福林。 “你这位嫂子有什么事？”老曹比以前发福了，皮肤还是又黑又亮，粗壮手杆上套了块手表，一个哈欠打出来满室生风。 对方不认识自己了吗？“老曹，我是……我是林家茅屋的呀……” 贵人健忘。对方还是不记得。“又是林家茅屋的？我的娘，你们村硬是只积鱼，没什么肉，尽是刺。今天只看见你们来扯麻纱，刚才走了三四班，都是来要田的。没过门的媳妇要，瞎子老倌也要。我讲了这包产到户会包出鬼来。这不是？” “老曹，我，我不是来要田的……” “那你是来要牛的？” “我……” “哎呀，有话就讲，我又不会吞了你。” 这一吼，莲子嫂反倒更慌了。“我，我这在说哩。我今天晚上本来不想去的。我晓得那事不光彩……只怪我思想不好，看见大家都去了，也就跟着去了。下屋的大婶说没问题。说现在干部不管事了，还说有人发了财，两天就赚了一头肉猪。她叫我多带两个袋子，路上不要亮手电筒……” 对方已经出了一口粗气：“老天，你这本故事真难听。去去去，进屋抽张椅子来坐。你坐下慢慢讲。” 对方急，莲子嫂更加慌，进门时，差点被门槛绊了一跤。她不知道对方还讲了些什么，反正她没坐，也没喝水，固执地站在门边，固执地照她那种啰嗦方式，一五一十说明来由。 曹麻子总算听清楚了。“什么？这些婆娘吃了雷公胆？越闹越没规矩了！明天只怕还要到公社来揭瓦搬锅哟！”他麻点涨得通红，猛拍桌子，跑到院子里喊：“王胡子刘胖子，快些起来！茶园都快抢光了，你们快些带绳子！郑矮子，枪在哪里？武装部的枪呢？……” 公社闹腾起来了，一扇扇窗子里的灯亮了，开门声和脚步声响成一片。干部们擦的擦眼睛，打的打哈欠，披着衣跑来紧急碰头。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他们议论纷纷，各献对策，免不了还带出很多抱怨。有人说这就是责任制引出的祸，现在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都没有王法了。有人说这不关责任制的什么事，主要是工作没抓好，群众怕政策变，所以轻信流言。有人说今天机会好，一定要下毒手，捆几个回来，杀鸡给猴看。有人说不能戴手表去，上次偷竹子的妇女人多成王，差点抢走了周书记的上海表和打火机，还差点剐了周书记的裤子……正在这时，曹麻子开始给公安局打电话了——莲子嫂终于看清了“电”是怎么打的。 打完电话，曹麻子好大的火气：“好么，他们上面不表态，得罪人的事都让我们顶着？这茶场是我私家出钱办的？他们晓得讲活话，活得新鲜，老子就不会乖巧？” 一位白脸书生说：“老曹，这就是了。他们不是要我们相信群众么？我们就相信一下如何？就算茶叶抢光了，不也是给中国人吃么？” 一位穿军裤的中年表示怀疑：“你今天放一寸，明天他们就要一尺。不给点颜色看看，他们不晓得钉子是铁打的。” 一位精瘦的长者咳了几声：“对对，论理还是该管的，不过最好要妇联主任去管。嗯，妇女同志们实在厉害，搞不好，你还没沾她，她就坐地打滚，扯烂污，骂痞子，个个都是母夜叉呵，嗯嗯……” 一个后生子笑起来：“她们敢骂？我偏要去摸摸老虎屁股。站着屙尿的还怕她们蹲着屙尿的？” 干部们又笑了，又骂开了，骂上级也骂群众，骂东骂西骂天骂地。他们谁都没有注意莲子嫂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四 带着曹麻子借给她的手电筒，莲子嫂往家里赶。快到家时她想起一件事，觉得应该去给姐妹报个信。按照她的估计，干部们今晚肯定要下手了。 月亮已升出了东山，在有水响的地方丢下一把把碎银。石板路被雾气抹得好凉，好滑，好潮湿。身后不知什么东西噗哒一响，吓得她头也不敢回，咬紧牙跑起来，一口气跑过了两个坡。好在脚步声惊动了一些青蛙，扑通扑通跳下水田，搅碎了水中月光——听人说，有蛙就没有蛇的。 哎哟——她突然一失脚，连人带竹篮翻下小桥。手一摸，是冰凉的水。再一摸，旁边是水草和刺茅。“救命啦——救命啦——” 夜深人静，声音传得远。 幸好这里已经离茶园不远。几个黑影赶过来了，把她拉上岸，还帮她找到了竹篮。据这些女人们说，这个木板桥原来是有三根树的，不知今天为何少了一根，肯定是被贼人偷走了。抓到这个贼人非要千刀万剐不可。 “多谢各位大姐大妹……”莲子嫂连连鞠躬，“我是来报个信的。干部们就要来了，拿着绳子来了，大家赶快回去吧。” 女人们一听就慌了。但也有人不太相信，问莲子嫂是怎么知道的。形势就在这一刻急转直下。莲子嫂本来已经在路上编好了词，不想把自己暴露出去。她想说自己是听一个钓鱼佬说的，是自己去小河边喝水时碰巧遇到钓鱼佬的，而钓鱼佬的女婿刚好在公社当干部……但她编得再圆也没有用，一张开嘴，把词全忘了，还是直肠直肚如实交代。 几个黑影默了一阵，立刻像炸开了的锅： “是摘了你家的茶呵？要你去放什么屁？” “这骚货把我们都卖了，刚才不如让她浸死！” “去找团牛屎来，塞她一嘴巴！” “撕，撕她的臭嘴，看她以后还嘴臭不！” 莲子嫂慌了，几乎要哭起来。“大姐大妹们，我可没有害人之心。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乡亲，我只是怕茶树都剐死了，太可惜。你们也是吃五谷做阳春的，把好好的几坡茶园剐死了，你们说，有哪样光彩？为儿孙想，有哪样德呢？儿孙还要指靠这些叶子过日子哩……” 女人们哪管她的辩解，一个个都疯了似的，上前夺了她的篮子和手电筒，扯掉她的头巾，揪着她的头发，撕开她的衣扣，口口声声要塞牛屎。莲子嫂感到自己脸上一热，大概被人甩了一巴掌。又感到自己背上一麻，大概被人猛击了一拳。她踉踉跄跄撞到一棵树上，突然在绝境中爆发了勇气，咬着牙大喊：“你们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 这种出人意料的撒泼，反把群殴者镇住了，使她们突然静下来。 “你们打呀，再打呀……这事就是我告的！明人不做暗事。我告了，要砍要杀，你们来呀！” 群殴者反而一哄而散。莲子嫂后来才知道，正在这时，干部们带着警察和民兵和也赶到了。大路那边有拖拉机强烈的射灯光束，有喧哗的人声，有手电灯到处乱扫，还有曹麻子惊天动地的喊声，给她解了围。 她浑身疼痛，脑袋一阵阵发晕，好容易站稳了，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一个个女人从她身边跑过，就像就要下油锅受刑，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有一个正在号啕大哭，那是胖大婶。听说她刚才不但全部茶叶被没收，不但竹篮和旅行袋被没收，连手腕上的一个银镯子也被扣留，说是要等她交了罚款以后才能领回。另一位妇人捶胸顿足赖在地上，几乎是被几个人抬着走的。听说她也是倒了大霉，不但茶叶什么的被没收，而且手电筒也丢了，雨伞也踩破了，还有一只刚穿了半个月的皮鞋不知去向。 好多女人气得哭了起来。莲子嫂眼窝子浅，一听到哭声，不知为什么也哀哀地跟着哭了。没料到事情成了这样子。她心里一阵阵急：当干部的怎么能这样呢？老曹他们怎么能这样心狠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她今天晚上是不是真惹了大祸？是不是真该千人咒万人啐呵？……她两眼一黑，差一点晕倒。 手电光还在乱晃，黑影子还在乱窜，分不清哪是摘茶的女人，哪是护茶的警察和民兵。一个粗嗓门冲着莲子嫂大吼：“站住！” 她在强光下睁不开眼，一身都在抖。 “你把茶叶藏在哪里了？” “这位小叔子，我……没有……” “没有？你是来观风景的是吧？这晚上风景好看是吧？” “我真的没有……” “还想抵赖！你们的把戏我都清楚。把茶叶藏到树洞里，藏到草窝里，明天再偷偷来取。骗得了谁呵？” 莲子嫂张口结舌，完全答不上话。 “这婆娘有对耳环，看见没有？要她把耳环交出来。” “对，把耳环取下来！快点！快！” “不给她下狠招，她根本不会说实话！” 几个男人冲着她直嚷嚷。 莲子嫂有理讲不清，只得把耳环取下来。她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离开的，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戴耳环，不知道母亲给的这件陪嫁物冒犯了谁。对方说，她要带着检讨书和罚款才能换回耳环，这一切她都没有听清，只知道自己耳朵上轻了一些，少了点什么，有点空落落的感觉。 她鼻子一热，委屈地哭出声来。哭着哭着，身子顺着树干坐下去了。哭着哭着，泪从指缝中流出来了。 她感到奶头有点胀。要喂奶了，天大概要亮了吧？她还得赶回家去喂孩子，寻猪菜，挑水，煮饭烧茶，不能在这里哭。想到这里，她挣扎着爬起来，头发蓬松，腿骨酸痛，摇摇晃晃地走下山坡。当曙色出现在天边，她到河边洗了把脸，软软的身肢一下跪在石板上，一片红霞落在手中。 1982年5月 远方的树 远方的树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3年《人民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一 挂在屋檐下的一截锈钢轨当当当敲响了，响得人们心慌。田家驹伸了个懒腰，从门口探出头看看天，苦着一张脸，提起沉重无比的钯头，随男女老少们出发。其他人也陆续出了门，有的打哈欠，有的揉眼皮，有的唉声叹气，拖拖拉拉落在老后。有两个女知青连钯头似乎也扛不住，钯头在身后越垂越低，利齿眼看要戳到背脊了。 这是一个沉闷的下午。田家驹左顾右盼不耐沉闷，狠狠地挖了几下，赶上了身边的马桶，找这个积极分子搭腔——喂，马桶，你大串联时到过昆明没有？ 对方不理他，没心劲理他。 我给你说说昆明。田家驹折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大观楼，黑龙潭，还有太华寺里的罗汉，画得清清楚楚。 对方还是闷闷的。 喂，马桶，你知道芭蕾吗？看过《白毛女》吗？田家驹热情万丈，丢下钯头，在前面来了个大展臂和弹腿一跳。 旁边的人送来笑声，笑他的裤子差点垮了。 田芭蕾谦虚地一笑，搂起裤腰带，把额前长发往后一抹：“不行，不行，今天没跳起来，这地不好。”他的意思是，这松软松软的油菜地不是理想舞台。“那次我去省歌的练功房，随便跳两个小品，他们一个个都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跳大春a角的还要拜我为师。”他存心让更多的人关心芭蕾，关心远方的革命文艺事业，“喂——和尚，你那天不是在场么？喂——蛤蟆，你的二姨不就是在省歌么？你们怎么不给我作证呵？” 有位青年农民摔过来一句：“供销社的王老倌说，他们今年的牛皮收购超过计划。” “我吹牛皮？”田芭蕾表示气愤，夺下积极分子手中的钯头，喝令大家都停下手来，“马桶，你太不够意思了。你给他们说说，那天我到歌舞团去，你是不是去了？那天是正月初五，出大太阳。我们一起坐十三路车去的。路上还碰了两个小流氓，要抢你的军帽，你忘了？” 马桶想找回钯头继续干活，但被对方缠住不放，定要借他来表演一下对付小流氓的故事。一个缠腿的动作刚表演完，马桶大叫一声，飞快地溜走了——原来场长的刀板脸和黑呢子帽，不知何时已在大家身后悄悄出现。大家也发现了这一点，立刻成了见猫的老鼠，纷纷埋头大力挖地，只有田家驹不知情，还在讲解格斗动作。 “田家驹，你没病吧？” 田家驹吃了一惊，回头看见场长，很快镇定下来。“嘿嘿，我们学点擒拿术，碰上阶级敌人搞破坏，也能对付一阵子呵。” “我看你就像个阶级敌人。” 马桶很怕场长盯上自己，脸色红红地说：“场长，他硬要讲故事，一讲还要表演，还要你们停下来听……他挡在我前面，我总不能朝他脚上挖吧？” 不知是谁发出哧哧的笑声。 场长的血压肯定升高了。“一粒老鼠屎，搞臭一锅汤。田家驹，你不错么。你看你脚下，看你脚下，你是出工还是破坏？” 地上两棵小茶苗，已被田家驹踩倒，贴在泥窝子里。在更远的地方，他的挖地无异于老鼠打洞，东一钯头，西一钯头，一块地挖出了奇形怪状。就是挖过的地方，也大多是农民说的“天盖地”——浮土盖住了坚硬的板土。场长用一根竹竿随便戳了戳，就戳出好几个地雷阵，差点戳出嘣嘣的响声。 “田家驹呀田家驹，我就知道你会把我的心血当苋菜水，我就知道你昨天的保证书是擦屁股纸……”场长气得全身发抖，说不下去，一气之下摸出具有最高权威的铁哨子，猛吹一声：“——开会！” 二 场长开会的水平最高，每次开会都要讲到抗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珍宝岛战斗，讲到他五岁讨饭之类的悲惨故事。不过他有时说讨饭是五岁，有时说成七岁或八岁，时间上有点出入。他说到最后，总是有一番恶狠狠的威胁，说哪个再敢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就要一绳子捆起来，吊到梁上去当猴子看。不过田家驹不怕威胁，只是喜欢开会，因为一开会就可以不干活，名正言顺地歇一歇手脚。 好几次，他还主动找到副队长或队长，找到副场长或场长，说我近来思想觉悟很低，越来越低了，你们怎么不开会来批判我呢？ 对方有些警觉，问他如何个低法。他就苦着一张脸说，你看呵，我又想吃好的又想穿好的，只想过地主老财的生活，天天有人来侍候，这还不反动吗？你们也得开个会来帮助我一下吧？ 场长上过当，但很快发现他的话真真假假，讨批斗只是为了白天赚休息。老人一生气，忍不住指头戳到他鼻子上，大骂他“臭知识分子”。 田家驹也来了气，左右看看，盯上一堆新鲜的稀牛粪，上前一把将黑糊糊的粪渣抓在手里。“我臭？我敢抓屎。你是劳动人民，你抓给我看看！” 场长不敢接招，也没想到有这样的招。 田家驹便得意了，“你是个假劳动人民，还敢不承认？” 场长差点吐血，两天没露面，后来只得再出一招，命令他从此以后单独劳动，每天去一个山坡上挖地，免得带坏他人。不过人们后来发现，田家驹单干以后纯属放虎归山，更没法管了。有时他在地头睡大觉，有时他去附近农家喝茶，有时他干脆回到寝室里看书唱歌拉提琴。但他每天的任务偏偏完成得好，据说他发动附近农家孩子来帮忙，十几个小长工一齐上阵，挖得尘土飞扬热火朝天。他自己给小把戏们画一画狗呵虎呵冲锋枪呵什么的，就算是回报，算是发工资。小把戏们觉得这种交换很合理，还口口声声叫他“田爷爷”——当然是他教唆的结果。 队长还未当爸爸，对这种叫法很生气，去找场长告状：“你说要整他，这下好，整出个爷爷了。他要是爷爷，我算是哪一辈？太没规矩了吧？” 场长也一筹莫展，“我不是公安局的爹，有什么办法？” 队长说：“还是要找个人管他。他听刘力的话，让刘力去试试吧。” 刘力也是个知青，比田家驹大，是个本分人，又很有文才。茶场几块黑板报，都是他包着出的。一些什么先进典型材料，也是他包着操刀。据说他还在偷偷地写小说与诗歌，与田家驹谈得来。前不久，大家嫌田家驹一身臭烘烘的不洗澡，谁都不愿与他搭铺。最后只有刘力心软，接受了这个走投无路的难民，三天两头还给他洗衣补衣，挤牙膏打洗脸水，算是当上了大保姆。 场长摇摇头：“刘力不行，斗争性不强，好好先生一个！再说他们城里伢子混在一起，容易互相包瞒。要选个本地职工去。” “那选谁呢？” “你……去叫豆子来。” “小豆子？” 小豆子叫李豆，茶场的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场长最信得过的革命接班人。前不久搬运树木时伤了腰，眼下还不能干重活，但当个看押人员还是合适的。场长把她叫到面前，“……你不要看牛了，看个人吧。那个田牛皮其实还没变成人，思想很复杂，很腐败，很反动。暂时还没发现他偷盗，是他还没有暴露出来。时机一到，他就会暴露的。你看吧。他父亲是城里的什么教授，成分大，有钱，可能开了几间铺子。你要好好地监督他，第一要防止他偷花生偷西瓜；第二要他老老实实地劳动，不准偷奸耍滑；第三不准他剥削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明白吗？” 小豆子有点紧张，“他不服管怎么办？他会不会打人？” “难说。” “那我带把剪刀在身上？” “有备无患也好。不过他最大的本事是花言巧语。” “我拿棉花塞住耳朵。” “那倒不必，你只要对他多长一只眼睛就行。有什么情况赶快报告。” 小豆子使劲地点头。 三 听场长一番话，李豆出了一身冷汗，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同城里来的知青交道不多，同姓田的交道更不多，但印象中这个家伙调皮捣蛋，是个有名的疯子，三天两头就要惹祸，人见人烦，人见人怕，她能不能管住他？总不能用一根牛绳拴住他的鼻子吧？ 前不久的一个下雨天，她与一个女伴搭上腔，双双往食堂里走。 “喂！” 她没有注意有人叫她。 “喂！” 这次叫得够响了，让她吓了一跳，惊恐地回过头来，发现面前有一个满脸堆笑的后生，额上和头上都是泥点。 “你叫我吗？你是谁？” “我田家驹呵，一队的。你不认识？” “你就是田疯子？十几天不洗澡的就是你？五天不刷牙的就是你？在街上打架闹事的就是你？” “那是他们的诬蔑。他们嫉妒我，怕我太优秀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给你画像。” “为什么要画像？” “你漂亮呵。” “嘴臭，小心我撕你的嘴。” “夸你怎么是臭呢？其实你也别骄傲，你不是特别漂亮，只是有味道。” “你大姨才有味道呢。” 小豆子扭头就走，但田疯子缠住不放，从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打开来给她看。她就是被这些纸片吸引住了。上面有侯三爹、刘保管、宋长子、三姑娘，还有几个女知青，都栩栩如生，是大活人跳到纸上去了。她这才知道什么叫油画，什么叫画家，什么是继承了父业的大画家。 她心里痒痒的，答应给田疯子画一次，回到寝室里忙了好半天，好容易才隆重出场：一件新崭崭的红花衣，一条多年舍不得穿的绿布裤，配上浅口皮鞋和袜子，还有辫子上的红发结和额前的整齐刘海，上下生辉，光艳夺目，简直成了一张大年画。 她如约来到田家驹的房间。对方一看脸上就有哭丧状，哎呀哎呀地大叫，像被谁毒打了一棍。“你把整个供销社都穿来了？怎么不拍个粉抹个红，再加一双绣花鞋呵？” “你不是要画彩色的吗？我这样打扮，颜色才好看。”她没听出对方的讽刺意味，还是兴冲冲的。 田家驹很不满意，但也没办法，只好接受了这张大红大绿的年画，把她带到画架前，不由分说地要她这样一坐，又那样一坐，要她眼睛看那边，又眼睛看这边，要她挎一个篮子，又要她持一根梭镖。最后，他不准小豆子笑，只准她直愣愣地盯住他。 “照相师都要我们笑，为什么你不准我笑？” “你笑的样子难看，一笑就特别傻。不知道么？” “你才难看哩，你才傻呢。”李豆觉得很受侮辱，气冲冲地往外走，眼泪差点都要流出来了。 田家驹一惊，忙堵在门口劝解，免不了说上一大堆好话，说自己词不达意罪该万死等等，好容易把大年画劝了回来。在整个画画的过程中，田疯子南京城隍北京土地胡扯一通，包括吹嘘刘力五岁当劳模，八岁上北京天安门，十岁就有铜像塑在青少年宫，说得小豆子信以为真，满心崇拜地啧啧不已。 不过，这样长久地待着，被一位男青年凝视，她浑身颇不自在，觉得有一群蚂蚁在自己的脸上爬来爬去，额头上已经开始冒汗。她的头越来越低，眼光不时投向窗外，但一次次被画家责怪和纠正。最后，她看见对方的目光盯向自己的领口，盯向自己的胸，盯在那里居然不动。她想捂住自己的胸，但被画家厉声制止。她终于呼吸急促，全身发抖，牙齿碰撞得嘎嘎作响，似乎自己不是在这里当模特，是受一场男人目光的凌迟大刑。 “你抖什么呢……”田家驹话未落音，发现前面的座位已经空了。“你跑什么跑？这还才开始……” “你眼睛里有坏事……”这是她摔回来的愤怒一句。 田家驹眨眨眼，怎么也听不明白。 四 小豆子扛着钯头，带着箢箕和扁担来到田家驹房前，远远地止步，眼中透出警惕和紧张，好像要重新认识一颗“还没有暴露”的定时炸弹。“喂——喂——姓田的，”她叉着腰大喊，“快醒来！你听着：今天去猫公坡挖荒，路远呢，带上茶。场长说了，你要挖六十丈，他要拿竹竿来量的。” 喊完就静静地坐在坪里，等候田家驹收拾工具，似乎无多话可讲。 田家驹从迷糊中醒来，很不高兴的样子，懒洋洋地动身。抽钯头时，他把另外几把锄头也带倒了，发出哗啦巨响。 小豆子吓了一跳，退出两步，紧握手中钯头，好像田家驹是个还乡团或别动队的凶手，手里拿着屠刀一类凶器。 “走吧。”他朝小豆子摆摆头。 “不，你往前边走。” 她声音有些发抖，让田疯子走在前面，自己不近不远地跟着。到了地上，她让田疯子在前面挖地，自己不近不远地选了另一块地开挖，总之一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方便监督，又有对付危险的回旋余地。一旦发现什么敌情，她至少可以有准备战斗的时间。 这一天又是大晴。在旱地上干活比水田里干活更苦。头上烈日，脚下热土，也无水田里的凉气荫映，人好像掉进了大烤炉里，上下都是火烤，带着咸盐的汗水很快越过眉毛和睫毛，直往眼里灌，刺得眼球痛。伸起腰来，人总是头重脚轻，两眼发黑，偏偏欲倒。贴着山坡表面望过去，地表蒸腾的热气飘飘忽忽，使远方的一切都晃荡起来。整个世界在变形。这个晃荡的变形的世界太寂静、太单调，好像时间都凝结成土黄色，使希望和回忆都蒸发一尽，只剩下流汗和大口大口的喘气。 “怎么还不下雨呢？”田家驹找她搭腔。 她装作没听见。 “有一个月没下雨了吧？” 她还是不抬头。 不管对方说什么，她今天横下一条心，反正是个聋子，听而不闻，不理不睬。最后，田家驹软的不行来硬的，举臂高呼：“打倒李豆！”“李豆是只臭虫！”“李豆偷了猪油一定要坦白交代！”……她差一点要笑出来，但稳住自己的鼻子嘴巴，还是绷紧一张脸，只当是过耳风，甚至干脆转过身子，背朝着对方。 “呵呵呵——”不时有人在远处山坡上叫唤。这叫“唤南风”，据说叫一叫，风就来了。有时候还真灵，风从水库那边吹来，带有丝丝凉意。 田家驹也叫了几声，叫得很难听。他现在没招了，只能自己去找乐，试着看看自己的鼻尖，用了好大的劲，好像是看见了黄黄的一片，不过没有多大的意思。试着像猪头那样，右手从背后反过去，抓左耳，手都扭痛了，还差两三寸。还是没意思没意思。这种日子可真要命。 “哎呀！”身后一声惊呼。 田家驹回头一看，小豆子挖出块白东西，像是人的半个头盖骨。这一片山坡原是坟地，开茶山时没有仔细清理，留下一些游魂野鬼的骨头，不值得大惊小怪。 田家驹走过去，一脚把骨头踢飞了，是足球射门的动作。 “还有……还有！”小豆子指着钯头下方，怯怯地往后退。 田家驹两钯头下去，果然又挖出几块白骨。他笑了，把骨头一一射出去，不偏不斜，都射中了一个稻草人。 “你还会讲话呵，不是根木头呵。”田家驹眼下又可以得意了，“我还以为你多坚强呢，真是个铁嘴不开的革命烈士呢。原来也就是个胆小鬼。” “我怎么胆小？我敢上树，敢打蛇，敢烧黄蜂窝。外婆死的时候，我还给她换衣……” “你还能上树？吹牛，吹牛。” “我真的能上树。” “那你上一上给我看。我根本不相信。” 小豆子顺着田家驹的指头看过去，看到一棵椿树，看了看高高的树冠，有点犹豫。但一听到对方的哄笑，就有几分气不过，把辫梢咬在嘴里，上前去拍拍树干，四肢很快就把树缠住了。腰身一收缩，两脚一蹭，身体蹿上去一截，蹭得泥灰渣子纷纷下落。 看她已经爬得半高，田家驹拍掌大笑：“我要告诉场长去，妇女主任不好好出工，带头爬树。你们看呵，你们看呵——” 小豆子这才知道上当，急忙溜下树来，没站稳，摔了一跤，更是十分狼狈。一个土块已经射到了田家驹的背上，“姓田的，是你要我上的！” “你们看呵，妇女主任打人呵——” 小豆子没法再打，又气又急，脚一跺就气哭了。看见田家驹举着一块死人白骨在她面前晃，更是心惊肉跳命悬一线，从泥里抽出钯头朝田家驹挖过来。她当然没挖着，大概想想这也不对，工地怎么成了战场？她怎么同人家打架？“臭疯子，我不管你，再也不管你……”她扛起钯头，噔噔噔往家里走，一边走还一边抹眼睛。 “你听着，我又要睡觉啦——”看着她的背影远去，田家驹忍不住在地上翻了个跟头，哈哈大笑，庆祝自己的解放。 五 小豆子根本不是田家驹的对手，气得到场长那里哭诉，场里只好另派一个矮汉子来接替。矮汉子叫根胜，一口黄牙，一条抄头裤，身体瘦小得像个猴，但干什么都特别快，在地上一撩起钯头，就逼得田家驹腰酸背痛，连滚带爬也跟不上。这矮子是台挖地机器，不爱谈天说地，除了谈女人和借饭票，对其他一概不感兴趣。偶尔发表政治见解，就只有一条：“农民干社会主义，工人吃社会主义，下次搞运动，我就要背着锄头进城去造工人的反。” 田家驹对这话听不大明白。 同他相处长了，田家驹也慢慢摸到了办法。一是用纸烟收买；二是展开政治威胁，口口声声要揭发他仇视工人、仇视城市以及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矮汉子果然倒了威，不再乱催工，有时看到田家驹睡觉或画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田家驹拿根胜练过一次素描。他画像不收钱，也不像镇上那位跛子画师要用九宫格，这倒引起了根胜的兴趣。但他后来对田家驹的作品大为不满。“我的第二粒扣子呢？你何事不画？”“我怎么一边脸胖一边脸瘦？你乱画吧？”他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不理解他的脸上为何有那么多锅底烟灰，丑死了，一点也不像。在这个时候，要向他们解释什么是省略，什么是透视，什么是明暗关系，确实很不容易。到最后，要不是田家驹赔三张饭票，他差点一把撕了夺在手里的“鬼画符”，决不容许对方丑化自己。 根胜认为田家驹比镇上的跛子差远了，认为他将来只可能饿死，在别人面前说起他来总是摇头：神经病，神经病，这毛主席也晕，怎么把神经病也派下乡来？他看到田家驹把野坟里的白骨骷髅洗干净，供到自己的床头，更是惊慌不已，一说到姓田的就面色惨白。 根胜没有想到，小鱼也有跳龙门的时候。这一段，农村正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村村户户都得制作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墙，叫做“红海洋”运动。根据外地的经验，语录墙还得配有毛主席头像，一般是黑白木刻的那种，便于制作的那种。可这个公社没有人画过伟大领袖，不知道如何画，“红海洋”工程遇到了困难。公社干部们急得不行，想到茶场里有不少知识青年，便来挖掘人才。公社秘书首先找到了刘力：“你的字写得不错，黑板报办得好，只怕也能画得几下。你来帮我们敬绘宝像，如何？” 刘力连连摇手，说他写写美术字，画画花鸟虫鱼，还可以勉强对付，但画毛主席是绝对不行。这事只能找田家驹。 “田家驹？就是那个疯子？” “其实他是热心人。厨房的知仁得病住院，他一下就借出去十块钱。” “听说他把骷髅都供到床上，神经还是不正常吧？” “那是他研究人体解剖，对画画有帮助的。”刘力没有说出骷髅的其他好处：吓得场长不敢来查铺，根胜也不敢来枕头上偷饭票。 刘力找来田家驹的一些画稿，果然让公社干部们惊讶和心服。他们一道指令下来，场长也顶不住，只好叫疯子去公社帮工。 现在，田家驹不用天天上地了，不用在烈日下大汗淋漓头昏眼花了，更不用被这个或那个监督劳改了。他是“红海洋”运动的希望和救星，操着几支画笔吃香喝辣，在公社机关、供销社、农机站、卫生院、粮食仓库以及大大小小的农家屋场留下作品。他被伟大领袖的崇拜者们争相邀请，争相讨好，争相赞美，好酒好肉的日子排不过来。到最后，他越画越熟练，越画越随意，可以把几种木刻图像乱涂乱抹一挥而就，让围观者看得目瞪口呆，让那些只能对付门窗桌椅的漆匠们又羡慕又嫉妒，一齐尊他为“田师傅”。他的一桶桶公费油漆还可以兼济天下，给少女们画朵花，给小孩们画支枪，给主妇们涂补一下掉漆的搪瓷杯，在汉子们的箩筐尿桶扁担上点出个红的或者黄的记号……对方都会感激不尽。 没多久，他“田师傅”、“田牛皮”、“田疯子”竟远近闻名，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人叫出他的大名——只是小孩子似乎觉得城里人的绰号好笑，叫完就要笑一番，纷纷往树后躲藏。有些人大概知道他竟敢收藏骷髅，一见到他就小心退避。 有一次，李豆也来看过他的杰作，看他在墙头的一番龙飞凤舞。那是在供销社的大门外，一群采茶女子从门前走过，小豆子也挽着茶篮夹在其中。有这些叽叽喳喳的女子在场，田牛皮画得更为欢实，三下五除二，一个图像就完成了。刷刷刷刷，一条仿宋体的语录也立刻赫然在目。他恨不得在高台上表演字画芭蕾。 “小豆子，也不拿茶来孝敬田师傅！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一点感情也没有呵？”他把呆呆的李豆叫醒。 小豆子冲他做了鬼脸，但一旦看清他的面目，不知为什么突然笑了，扑哧一声，嘴抿得有点歪。 是自己脸上有油彩吗？田家驹往脸上抹了两把。 小豆子笑得更厉害，大概怕自己笑得难看，捂着嘴转过头去，吐匀了气，再把红红的脸庞转过来。 “你的笑最难看，一笑就是傻笑。以后不准你这么笑。” 不说还好，小豆子一听这话笑得更敞、更疯、更接不上气，还带动了其他女子的笑。在这种时候，笑声足以使她们刀枪不入。 “笑得好！笑得好！下次我请你来笑三天！” 小豆子再次捂住嘴，终究捂不住，只得咯咯咯地跑开去。 直到后来很久，田家驹还不知道她这一次是笑什么，有什么值得她傻笑。他只记得对方撑在一个砖堆上看画画的时候，胸前两只胳膊向外折，折出了一个“儿”字形，眼看就要咔嚓一声折断。他没料到小女子的骨头可以玩这种杂技，可以这样吓人，事后一个劲揉自己的臂肘，好像那个部位已有内伤。 六 门前一棵大杨梅树，长得很有力量。枝干倔强地伸展，与无形的天空搏斗，终于扭曲了，痉挛了，张皇惊惧了。繁茂的树叶层层密密深浅相叠，筛着清风，筛着月光，于是，五月杨梅的香甜也就注入了风声月影。靠流水和石堰那边的那一段分枝，像大树突然斜伸出一只巨臂，呼啸而出，要凌空揽住什么。常有孩子在这只巨臂上攀摘杨梅吧？常有孩子在这只巨臂下斗草玩泥巴？——这些大树通常都庇护过一个个童年。 现在，树叶筛落的月光，在小豆子家的地坪里模糊晃荡，像满地玉色碎萍。人置身空明之中，简直不知自己呼吸的是清风，还是明月。 田家驹在这个村子做语录墙，今天应邀上门做客，稍稍有点拘谨。走进地坪，他碰到一位黑脸汉子，忙叫“李伯伯”，引起小豆子一阵笑——原来那不是她父亲，只是一位上门补锅匠。待“李伯伯”真的出现，他嘿嘿一笑，反倒忘记招呼了。 李伯伯叫李科长，田家驹开始以为他在政府机关里当科长，后来才知道“科长”二字是实名。为什么不取名处长、局长、部长呢？他心里暗想。 李科长圆脸，淡眉毛，抽烟声很响很长也很沉稳。他给田家驹敬烟，客套话是少不了的：“不是搭伴毛主席，你们城里学生怎么会到这里来？不是建设共产主义，你们如何跑到穷山沟里来受这种罪？哎哎，公社茶场那七七四十九坡，不靠你们，如何翻得转来？我们常到公社去开会，在路上都看见的。哎哎，你们真是硬邦邦响当当的革命接班人，今天吃得苦中苦，明天一定人上人……” 他说话间不时看护田家驹放在地上的茶杯。“发狗瘟的！”他厉声一吼，狗就委屈地逃远了。“发猫瘟的！”他一跺脚，猫就惊慌地逃开去。 小豆子当然很忙，新节目一个接一个：红糖茶蛋，腊肉葱花面，一大盆红鲜鲜的杨梅。她站在一边，看着田家驹一口一口吃下去。 “你怎么不吃面呀？”她提醒客人。 “我吃杨梅，这个好吃。” “这算什么好东西？你吃了面再吃吧。面也吃，杨梅也吃，都吃都吃。” “我要带三个肚子来才行。” “爹爹要你吃，我才不管哩。” 她去溪边洗衣。哗哗洗衣声，从空明月色中传来。 田家驹看看这一家人，感到一种亲切和温暖。他想表现得好一些，更像个革命接班人一些，那么，既然对切菜喂猪帮不上忙，就去帮小豆子晾衣吧。 他刚提起木桶，就听到身后小豆子的大叫：“放下，你快放下！” “帮你晾衣呵。” “哎呀你不懂……你没有手位，又不懂规矩。男女各有各的晒衣篙，不能乱来的。你快走吧。” 妇女主任也信这一套，夺了他手中的木桶，使他只得怏怏地回到屋里。 他抬头一看，见壁上有个蜘蛛正在拉网——好，这回总算有事可做了。他取来油灯，凑上去，准备来一道火刑，用灯口火气烤焦那家伙。不料蜘蛛灵得很，一沾火气就溜，眼看着钻过门缝，溜进屋檐的茅草里。田家驹穷追不舍，把油灯越举越高。没料到茅草十分干燥，遇到灯口的火气，呼的一下燃了，爆出一片红光。 不好，起火了！田家驹大惊失色去扑火。好容易找到一个竹扫把，但扫把越扑，火势越大，连扫把也成了火把。眼看着火球向屋上蹿过去。呛人的烟火中有人的惊叫声，有油灯打破的声音，桌子掀倒的声音，有水桶碰撞的声音，还有猪叫和狗叫的声音。屋内外一片混乱。幸好火情还发现得较早，瓦缸里有足够的水，李豆一家人动作也快，几桶水泼上去，不一刻明火熄灭，只剩下缕缕青烟和茅草焦煳味。 田家驹满身水淋淋的，看着露出了半边天的茅草屋顶，有点哭笑不得：“我是想烧蜘蛛，没想到，没想到……” 李科长忙着清扫现场，“不碍事，不碍事的。新草一出来，屋顶反正就要换了。队上今年有的是糯谷草……” “我给你们赔钱吧。” “这是说哪里话？小豆子，把你哥哥的军装拿一套来。” 小豆子偷偷看了田家驹一眼，扑哧一笑，高兴地说：“就是要你赔，就是要你赔！”然后去了里屋，不一会从那里丢出一句话：“爹爹，你叫他来换衣吧。” 七 田家驹自知闯祸，第二天帮着科长扫地，捉猪，挑水，搭瓜棚，还强行把一个木箱刷了道油漆，刷得油光水亮鲜艳夺目。他对小豆子说：“将功补过了吧？” “没有，还没赔够。”小豆子哼了一声。 田家驹吓了一跳，“你还要我怎么赔？” “以后再告诉你。” “你不能没完没了吧？” “不一定。可能就是没完没了。”她得意地一笑。 田家驹倒抽一口冷气。作为赔偿的一部分，这一天他同小豆子上山去砍柴。一条大黑狗在前面引路。穿过杉林和竹林，甩下那个牛栏里热烘烘的草臭味，前往寂静山坳的路越来越窄了，林木蔽天之下的光线也越来越暗了。地上落叶厚积，发出丝丝腐臭。叶下是潮湿光滑的泥地，人稍不小心，就会踩着落叶滑个四肢朝天，得赶快抓住路边的灌木或茅草，才不会滑下坡去。四面一看，小丘水田里冒着咕咕咕的气泡，葛藤在石壁上悄悄地攀缘，树枝在石缝中默默地挣扎。阳光，潮湿的阳光，丝丝缕缕在林中流动，送来冷冽侵肌的雀噪鸟鸣。路边有一捆捆的湿柴，那是人们在山上砍好，顺着坡度抛下来的。要等它们晒干或晾干，重量减轻了，主人才会把它们担回家去。 田家驹觉得眼前的一切很熟悉，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看见小豆子找到一块拔地高耸的柱形石头，拍了拍它说：“你看，这像不像宝塔？……你说不像？鬼，就是像，就是像！”她又敏捷地跳到另一边，指着另一块方形石头：“你看，这像不像一条大轮船？上面还有烟筒哩，还有房子哩……” 她又介绍起很多树木的知识，夹上不少科学名词，什么叶绿素，氮磷钾，光合作用……其中有些显然讲得不怎么内行。她大概想表现见识和学问，证明自己并不是个傻丫头，完全有资格同田家驹交上朋友。 田家驹只是暗笑。 前面，有一条从杂树下冒出来的小溪，发出嗬嗬嗬的流水声。溪上方有一棵横在空中的树枝。小豆子爬上去，骑在树枝上上下跃动，孩子似的大笑起来，嘴巴有张有合，但田家驹听不清她的声音。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你看我骑马——”绿树和石壁在她身后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小心点，不要摔下去了。” “跌到水潭里，你救我。” “我要是救不起来呢？” “那我就死了算了。” “你家里人会哭的。” “你哭不哭？” “我……不哭。” “你是个毒人。不过，我也不要你哭。”她笑了。 田家驹想看看头上的鸟，在什么地方叫。 “你今天不是带了画夹子吗？给我画像吧。” “你不会跑了？你就不怕我眼睛里有坏事？” “讨厌！”小豆子有点脸红，闭上了眼睛。“今天我不怕了，随你怎么画。我保证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 田家驹打量了她一眼，恰巧碰到她睁眼，两人的目光直愣愣地相遇。他有点心慌，预感到自己画不好，简直没有一点信心。 “不，我今天不画。” “为什么？” “不想画。” “是我……很丑吧？” “不。你太漂亮了，真的。我……担心我画不出来。” 他发现小豆子的脸色慢慢变白，低下头，再也没说话。 八 刘力找到田家驹，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事情是这样，他最近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写经验材料，一直住在县招待所。两天前，他就餐时遇到招待所另一位房客，得知对方是一位美术教授，来这个县招收大学新生。刘力马上介绍田家驹，还有田家老父亲，引起了对方的兴趣——据说对方与田老伯还有过一点交情。几次交谈下来，对方表示想看一看小田的作品。看样子，他的招收人选还无最后定案，田家驹还有一线希望。刘力喜不自禁，为此专程赶回公社来通风报信。 “我命中的贵人来啦！”田家驹一跳三尺高，没顾得上慰问一下刘力——他没赶上班车，刚才整整走了四十多里路。 “别高兴得太早。你得认真准备。第一印象很重要，很重要呵。” “他怎么可能对我印象不好？” “你又牛皮了。” “他不招我不是瞎了眼吗？” “那可说不定。” 刘力向田家驹交代教授的房间号码、年龄、相貌特征，包括去县城每天有几班车，进招待所大门以后怎么走，甲乙丙丁全无遗漏。 田家驹当天下午就去了县城，是偷偷爬上一辆货车去的。但他差一点把事情办砸。他的一身汗臭首先就让教授不快。对方好几次开窗子，捂鼻子，要田家驹不要靠近。接下来，田家驹的夸夸其谈也没什么效果，什么八大山人，什么印象派和立体主义，根本没有让教授兴奋起来。相反，对方倒是一再指出他嘴里的错别字，“栩栩如生”不是“羽羽”如生，“饮鸩止渴”不是饮“鸠”止渴，如此等等，让田家驹好没面子。好在他脸皮厚，没有大乱阵脚。加上他的一大沓作品确实不算太赖，最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教授皮黑，秃顶，奇瘦，穿着一件什么工作服，像某个工厂的保管员，抽着一支廉价的纸烟，细细看着田家驹的作品，很久没有说话。直到他带田家驹去吃完饭，把他送到招待所大门口，才发出低沉的声音：“我这里绿灯，你回去争取推荐吧。” 见田家驹喜出望外，他又拉长一张脸：“你这些题材都不行。要画点新生事物，画点革命大好形势。去吧。” 田家驹觉得自己能听懂这些黑话。 剩下的，只是公社推荐这一关了。凭着田家驹对“红海洋”运动的独特贡献，凭着他给好几位公社干部画过相和拉过琴的好交情，再加上小豆子他爹，一位有身份有面子的大队干部从旁积极游说，他的在推荐中胜出还是有可能的。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只要基层组织推荐，大学愿意录取，他的入学就成定局。但要命的是他晚了一步。公社秘书告诉他：全公社唯一的名额已经给了刘力。 刘力是田家驹的哥们呵。田家驹信心十足，马不停蹄又乘车赶到县招待所。“刘哥，刘哥，帮忙帮到底，救人救到活，你那个名额让给我吧。” “名额？”刘力吃了一惊，“什么名额？” “读书的名额呵。” “什么读书的名额？” “就是推荐读大学……的名额呵。” 刘力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细细地洗衬衣，换了盆水，又洗袜子和小手帕，再换了盆水，又洗刷胶鞋，直到洗出满屋的肥皂味，久久没有说话。 “刘哥，你知道你是去读中文系。其实学文学，完全可以自学，不必进大学的。我爸爸我叔叔都说过这话。天下有哪几个作家是科班出身？但学油画，不能没有正规训练的，小聪明野路子成不了气候。你不要小气，把名额让给我吧。我这是实事求是……” “当然……当然……我也是这么想……” “你同意了？你真让？” “当然……这个……”刘力支吾着。 “不，你以后可能会后悔。你得想清楚，这不是小事。” “朋友之间么，这算不了什么……” “不，你想清楚。你答应也行，不答应也行。要是我是你，我可能就不会答应，可能还要同你打一架。” “我明天去找老唐……”刘力是指公社秘书，“问一问怎么来做这件事……” “太谢谢你了。刘哥，你是我的大救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菩萨！我这个人不会许愿。你是知道我的。我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报恩，一辈子都是个穷鬼。但我想你不会计较这些。是吧？” “你说到哪里去了。” “你不要瞒我，刚才你其实有一点犹豫。” “嗯……刚才有一点，现在好了。” 田家驹眼睛红了，扑上去抱住刘力，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刘哥，刘哥，我是不是……太过分呵？……你打我一顿吧，打吧。” 刘力拍拍他的背，催他去吃饭和洗澡。像往常一样，刘力照例事后帮他洗碗和洗衣，只是还没洗完衣，就听见了他在床上发出的呼呼鼾声。刘力在灯前支起一本大书，不让灯光照到他，搓搓手，继续写自己的材料。 九 大学录取通知书，沉甸甸的终于落在田家驹手上。他把通知书对地上一摆，朝它拜了三拜，在地上翻了三个跟头。 现在，他一身轻松，要飞起来了，要飞入灿烂的未来了。但真要离开这个地方，反而生出一些惆怅和留恋。闭眼一想，青山绿水，高岭平畴，还有那些杨梅树，都浮现在眼前。熟悉又陌生，亲近又遥远。甚至那位黄条脸的场长，也显得不怎么可恶了，他经常咳嗽吐血，也值得有些同情了。 能送的衣物和农具，都分送给社员们，连两块肥皂也被强行塞给了根胜那矮汉子。田家驹想不起有什么可以送给李豆。这一段很忙，他很少见到她。有一次，好像是在供销社门前碰到她，她瞥了他一眼，就匆匆去了茶叶收购站。还有一次，他在茶场碰到她，刚刚互相招呼，他就被几个知青伙计缠着去打酒请客。待他喝得头重脚轻地出来，再也没见到她的人影。 他清理画稿的时候，看见了纸上的小豆子，看见了她脖子的一颗痣，像颗黑豆。他记得自己画这颗痣的时候笑了。小豆子当时说：痣有什么好笑呢？这是她的记号。“要是我以后丢失了，你就记住这颗黑豆子，四处打锣来找我。” 他哼着歌，心里却有点慌，不知道见到那颗黑痣时该怎么说，该说些什么。但他真正见到黑痣，才发现刚才完全估计错了。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诗意，一切平平如常，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小豆子正在烘房里值夜班。这里热气腾腾，飘着浓烈的茶香，几乎遮去了昏黄的灯光。马达皮带哒哒地响着，震动着地面，带动着十几台杀青机和揉茶机不停地旋转。男女忙碌匆匆，人影晃动。找了好半天，他才发现小豆子在灶口加煤。她穿一件旧棉袄，全身显得臃肿肥大，满手和满身都是黑黑煤灰，让人难以辨认。如果不是认出她炉火前映红的脸庞，认出她眼中金色的闪光，田家驹完全可能把她当成哪个男人。 “你来了？”她的声音有些嘶哑，“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吧。” “听说你去的那个学校很大，学校里的老师，比我们一个大队的人还多，是吗？” “大概是吧。” 田家驹也轻松起来了，“我来帮你打煤。” “不用，不用，不要脏了你的衣。你的行李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们知识青年在这里吃了苦，你也吃了苦。” “你比我们吃的苦多。” “哎哟，看不出你也学会客气了。”她望着灶口，“你以后还来我们队吃杨梅吗？” “当然会来的。” “今年冬天我们多下些粪，明年杨梅会更多，会更甜。”她还是望着灶口。 “你们要给我留一点呵。” “那还用说？”她也笑了。 “你们值夜班，很累吧？” “惯了。就是那个泽仁伢子最讨厌，没洗干净的茶叶，也混在好茶叶里一起往锅里倒，懒死了。庆云老倌也是个鬼样，一晚上要来两三次，一把把茶叶往口袋里装。刚才同我还吵了一架，气得我差点同他打起来……” 田家驹发现话题更轻松了，待对方说到更多烦心事，他发现对方鄙弃人的神态，缩鼻撇嘴的样子，其实十分动人。这是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他看见她的棉袄上沾了些泥灰，帮她拍打了几下，算是给些关切。他隐约感到棉袄内的背部很瘦小，肩膀很尖削，腰身还有不易察觉的一颤——这是一只藏得很深的小鸟。他收回的手上留有一点异样的感觉。 闲人不宜在厂房久待。田家驹在各种机器面前转了转，同其他几个伙计闲聊了几句，回头说：“那我走了。” “好。”她起身相送，“明天我不能来送你。” 她扛起一大筐茶叶，往大篾垫那边走去，很快就被浓浓雾气吞没。田家驹临走时抓了一撮刚出炉的新茶。叶子黑糊糊的，放进口里一嚼，味道有点苦涩。他没想到离别时谈得最多的是泽仁和庆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这一点有些怪。 十 田家驹十年以后已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了，在北京办过个展，在国外拿过奖，在报纸和电视上都露过脸，曾经带着画夹跋涉西藏、新疆以及蒙古，还有大兴安岭和西双版纳。但他对自己并不满意，一看到那些笨拙无比的草图和成品，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这一天，他心情不太好，逃出了美术家协会的一个座谈会。他觉得那个协会的主席太丢人，就因为省里一位大人物在场，他十几分钟的致辞，竟把那大人物的名字提了二十三次——田家驹是一次一次数下来的。这还算什么美术家协会呢？是马屁协会吧？他愤愤地冲到门外，掏出自己的会员证，撕了个粉碎。 有人看见了他的这一切。消息传开去，他会得罪人的，包括得罪那位大人物，还有那位大人物可以影响到的一切机构。但得罪就得罪吧，田家驹今天就是混账，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就是想拿个什么鸟人来得罪一下！ 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写生，顺便散散心。但直到他踏入火车站广场，他还没想好自己该往哪里去。这样，他对自己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随意到衣袋里去抓钱，抓到多少就买多大价钱的车票。结果，在票价表前一比照，他抓的钱刚够买张火车票去某县，当年他当知青的地方。 也好，自己离开那里很多年，该回去看看了。一路上火车连着汽车。他发现四处变化很大。尤其是当年公社茶场的山坡上，小茶苗如今已枝繁叶茂，遮土封路，蓬蓬勃勃，多少有些老态。当年的熟土，如今有些布满茅草转为荒芜。当年的荒土，如今有些倒成了整整齐齐的新茶苗圃。奇怪，这一片黄土地，一片曲线叠着曲线连接天边的黄土地，曾经与自己有过什么关系吗？那边，有一个自己曾经席地休息的路口，现在有一些男女摆地摊叫卖，但没一张面孔是熟悉的。他们打量着一个刚下汽车的外地人，眼光像是在问：你是谁？你来干什么？在这边，供销社、肉食站、粮食仓库以及路亭，也都变得面目全非。一栋栋粗糙的红砖楼拔地而起，挤走了往日的土平房。临街的房间全成了铺面，展示着五光十色的商品，显示出一派繁荣。唯有石灰仓库侧墙上不显眼的一角，还留有语录墙的残迹，留有田家驹的一些笔触。他忍不住惊叫了一声，好像找到了自己遗失多年的珍贵信物。 他现在记起来了。前面有一条路，通向一条山谷，通向一座石桥，通向一片田野，通向一棵杨梅树，通向树下一个洗衣的人影……“是家驹哥哥呵？”有位青年高兴得一拍手，满脸是笑，“稀客稀客，快进来坐。” 这张大门里好像少了点什么，田家驹半天没有想出来，只觉得眼前这位后生很眼熟。他没想起对方的名字，只是含混了几声。 主人把客人让进屋，叫来自己的妻子，一位结实丰腴的少妇。她同样热情地笑着，在灶下抓豆子炒芝麻，烧茶待客。从墙上很多“安全用电”的招贴来看，从门后挂着的帆布电工袋来看，后生大概是个乡村电工。但他也像个农民，因为地坪里摊晒着一些新谷，麻雀和鸡仔在那里扒着和吃着。 田家驹总算想起来了，对方名叫社求。“社求，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已经走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姐姐呢？” “她在大队猪场喂猪。” “她住在哪里？” “你不知道吗？住在学校呀。姐夫就在那个学校。走林子冲这边去，不算太远。” 社求有个姐夫了，这一点田家驹是知道的。姐夫就是刘力，是这个公社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这一点田家驹也是知道的。刘力给田家驹写过信。前年田家驹父亲病重，刘力还寄过一些草药，告知过一些偏方，很管用。大概是去年某个时候，刘力信中说他与李豆结婚，但具体情况田家驹不很清楚。 田家驹去中学找刘力。刘力更显得老气了，还刚刚入冬，就缠上了围巾戴上了棉帽，背也有点驼，撑着一件过于宽大的中山装，倒茶递烟和抹桌子的动作依旧稳重沉缓。他保持着不烟不酒的好习惯，橱柜里的精烟好酒，只是专门用来待客。桌上书堆得很高，每一本照例包上了牛皮纸，盖了“刘力藏书”的印戳。很多书夹有书签和笔记卡片，看来主人读得细致入微。窗台边有作息时刻表，有座右铭，有几个大信封。 “你还经常写点什么？” “是啊，想写一点，苦于功底不足呵。”刘力笑了笑，拿出一本作品剪样给老朋友看，上面有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杂谈、新闻、报告文学。 “献丑了。”他搓搓手，大概不想让朋友久看和细看，提起了新的话题，“我最近还想写一篇，就是写小豆子他爹。你知道吧？他爹真是个好党员，好干部。我以前就没少写过他的材料。他有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风湿关节炎，但带着群众进山烧炭，烧石灰。有一次他饿着肚子步行几十里路……”他兴致勃勃介绍新作的主题和构思，还有情节和细节，让田家驹听着听着，放出一个哈欠。 刘力察觉到客人兴趣不大，喝了口开水，又介绍另一篇的构思。他说他采访过一个农场场长。那人可算是极“左”路线的典型代表，当年只会乱批乱斗和瞎干蛮干，上台讲话又经常错别字连篇，闹出了好多笑话……他大笑了几次，但发现田家驹只是咧了咧嘴，没怎么笑出来。 刘力有点着急，搓搓手：“这篇一定会成功的。编辑已经给我来信了，要我再改一遍，把前半部的水分再挤一挤……” 田家驹很想说：这个编辑肯定是个大笨蛋。但他想一想，没把话说出口，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语文教研组长大概看出了客人眼中的意思，“我这一篇的立意可能是不太新鲜。不过，人家批判极‘左’路线，大多是写山区，写湖区我算是头一家吧。人家大多是往社会上写，我是往家庭里写。这就不一样了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怎么说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肯定要说风骨什么的，品格什么的。这正是我的意思。我这一段可没把唐诗宋词少读，没把契诃夫和莫泊桑少读……” 田家驹已失去了信心，有点哑子面对聋子的无奈。艺术确实是一件很难谈的事，而且谈通了又如何？谈得好就能做得好吗？他同画界同行都越来越谈不拢，难道还期待同刘哥把文学这档子事谈得心心相印？让刘哥高兴吧，让刘哥自信吧，这样他倒可能做出一点成绩，至少不会有清醒后的痛苦不堪。 有个学生来向刘老师请教问题。借这个机会，田家驹看了看墙上的照片——刘力和小豆子并肩微笑容光焕发，由一个红漆木框镶嵌着爱情和憧憬。 等学生离开，他问：“刘夫人不在家？” “真不巧，她到一个姑姑家去了，看护病人，这几天不会回来。” “她什么时候走的？” “她不知道你来。” “她弟弟说给她打过电话……”田家驹没把这话说出来。 刘力有点脸红，神色不大自然，大概还是不善于说谎。他急急地出门，说是要去买肉，顺便办点公事。 晚上，学校安静下来。刘力亲自动手，很内行地做了几样菜，请老朋友喝上一杯。昏灯下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他很能喝酒，喝多少也不脸红，只是话稍多一点。他叹眼下学生读书不用功，怨某局长对教师待遇不重视，又回忆当年茶场里的知青生活：打山鸡，偷西瓜，挖野坟等等，最后问到田家驹的婚事。 田家驹笑了笑。他有过两次恋爱经历。一位女朋友是讲解员，喜欢逛街和跳舞，老是要田家驹快画多卖，挣下钱来好买组合立体音响。结果是吹了。另一位是小护士，老是责怪田家驹下流话太多，又不讲卫生，结果也不大妙，用田家驹的话来说，他们的爱情是“矛盾论”太多而“实践论”太少。 “其实……”刘哥突然有些激动，眼眶红红的，“我给你一句实话吧，她……她……以前是有心于你的。” “谁？” “她不想见你，也是觉得自己老了，不光鲜了。” “你说谁？” 刘力埋下了头：“酒话酒话。” 田家驹也激动起来，眼里涌出了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扑通一声跪下，紧紧抓住对方的手。“刘哥，我欠你太多，我欠你们太多呵……” 十一 田家驹不再问小豆子的事。 他闲居两日，有时给学生们上上美术课，有时同农民下田干干活，有时带上照相机和画夹子出去写生。他画了那个路亭：参天古树下有古道，有流水，有野花，行人坐在光滑闪亮的石凳上，悠悠然抽着烟，谈着天气和禾苗。（“我家离这里不远。顺大路，下山坡……”“你家里的杨梅树呢？”“杨梅树老了，死了，没有了。但它还会长出来的，你等着吧。”……）他画了那座小石桥：桥墩上有青苔，有杂草，有散乱枯藤，伴着日夜不息的哗哗流水声。桥下有一头牛在吃草，一只小鸟落在牛背上，挺胸四顾，蹦蹦跳跳，寻找着树林里的阳光。（“你说过，你要是丢失了，我就记住这颗黑痣来找你。”“想起来真好笑。”“我现在来找你，你不见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又走进了那片树林，震耳欲聋的蝉鸣，在荫凉的绿色深处无边无际地进行着。这里又新开出几块狭小的水田，散发出石灰和粪肥的气味。溪边有个新建的水泵房，有施工后多余的石块和砖块，有不知是谁丢下的绳头和草鞋。（“小心点，不要摔下去了！”“我跌进水潭了，你就来救我。”“我救不起来呢？”“那我就死掉算了。”“你家里人会哭的。”“你哭不哭？”“我……不哭。”“你是个毒人。不过，我也不要你哭。”……） 田家驹的呼吸越来越粗重。 他现在深深感到，这些年他已经失去了一些很好的东西，包括一颗黑痣，一双“儿”字形向外折拐的手臂，一种缩鼻撇嘴表达鄙弃时的动人表情，如此等等。只有在偶然的时候，比方在他偶然进入这个山谷的时候，他才能知道，即便他以后能跑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他的魂魄还可能在这里遗失，在这里沉睡。 茶场老场长听说他来了，请刘力和田家驹去吃饭。当年的定时炸弹没有爆炸，而且不记仇，不存怨，这次给他提来两瓶酒，比那个“马桶”那个“蛤蟆”还义气得多，老人当然高兴。他备了一桌好菜，一口一个“田同志”或“田干部”。“唉唉，你真不简单啦。我那时候就看出来了，你是个聪明人，两笔就画得出一个菩萨。哪个画得出？你又不信邪，把几个骷髅供在屋里好玩。哪个有这样的勇敢？来，喝酒，喝酒。你到茶园里看了没有？茶场不是先前那个样子了，现在一年的毛收入有四十多万……真是搭伴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全靠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呵。”他说出一大堆数字，如同向检查团的两位领导汇报工作。 田家驹一直有点心不在焉，眼睛盯着烟头，被刘力碰了碰，才慌忙作出指示：“这是你们全场职工奋斗的成果。” “你喝呀，酒根本没有动。” “好的好的。” “你尝尝这鱼。” “好的好的。” “再来点酒……” 田家驹突然眼睛一亮：“我的背包呢？” “背包？”旁人都莫名其妙，不知他一下子想到哪里去了。 “我要画画。” “吃了饭再说。” “不，我现在就想画。” 田家驹一想画画，就什么也不顾了。老场长和刘哥无可奈何，只得由他去。田家驹跑到当年的制茶车间，支起了画架，调好了颜料，连抽了三支烟。但他面对着画布面色发青，大笔一直迟迟停在空中。 面对一片白，他想着什么呢？也许他想画一棵老树，一棵五月里的杨梅。树的枝干是狂怒的呼啸，树的叶片是热烈的歌唱，所有的线条和色块都在铜鼓和钢鼓的乐声中舞蹈。这棵树是他的大笑和大哭，将以浓重色彩扑向整个视野。 他很久没有这样强烈的创作冲动了，得紧紧抓住这个冲动。 1982年12月 后视镜里 后视镜里 注释标题 原名为《反光镜里》，最初发表于1983年《青年文学》，后收入小说集《飞过蓝天》。 后视镜里有一个世界——银行大厦赫然闯入，古墙钟楼悄然滑去，立交桥在旋转，各色广告牌在闪避，还有那正在拆除的大型“语录塔”下，公家或私家的货摊突然冒出来，吸引着汹涌的顾客人潮。它们随着大街变小再变小，随着一节节黄色和白色的交通地标退去，一晃，被一辆庞大的日本货柜车抹掉了…… 后视镜里有一个世界，一个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向后退去的世界。嘀嘀——嘀嘀——红灯。桥头站。绿灯。广场站。又是红灯。人民路口站。……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小蓉驾驶着这辆通道型大客车，每天穿过南北闹市，钻过噪音和浮尘，要在十八路车的线路上跑八个往返。这就是她的工作和生活。 女司机在这个时代已不新奇，但小蓉还是受到一些人的注意。尤其是一些男人，会从窗外或身后送来目光，在她的腰身和面庞上停留，甚至在她胸膛和大腿上抚摸。虽然这些贼眼很讨厌，但小蓉从这些目光中体会了自己。她是一个目光的收缴者，大街上无声的关注焦点之一，因此她习惯了对男人们漫不经心，习惯了用红头巾和合身的衣衫来加强自己的骄傲，习惯了身子在软垫上随着车速轻轻弹起，用威严的喇叭声向所有毛头小子们警告：看什么看？没长眼呵？让开！小心点！ 嘀——中间那个后视镜辐射整个车厢，镜面里也常常有很多目光。幸好有一条栏杆，把乘客们挡住了，也幸好有醒目的标语，警告乘客不要与司机交谈。好，有人就经常在那里送来“阿哥阿妹”一类的情歌，有的则经常在那里摆出学者姿态大读英语，还有的故意高声谈论着自己的三室一厅和组合音响，更有些人牛皮哄哄，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评议时局，一再强调自己“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维护安定团结的责任……那个镜面里一直很热闹，甚至整个车厢里经常人满为患。售票大姐曾开玩笑地拧了她一把：嘿，全靠我们蓉姑娘的盘子亮，我们的营业额月月超计划！ “你要死？”小蓉好像在发气。 “你没看见吗？好多人等都要等到我们这一班。” “他们在等你吧？” “等我这个老太婆干什么？等我给他们当后妈呵？” 小蓉不无得意地一笑。但是，说到男人她的心里并不轻松。她不缺胳膊不缺腿，不是麻子没暴牙，但终身大事一直拖着。曾经与一位局长的公子跳过舞，还一起游泳和爬山——那人经常骑着摩托一溜烟超车抢在自己的汽车前面，背上一支高压气枪赫然入目。但后来他一变脸，摩托车后座就挂上了另一个女子。这使她一度愤怒和苦闷，不再接受介绍和约会，只是埋头读小说。小说常常是害人的，使她常常幻想牛虻和保尔，幻想小说主人公那样的硬汉和义士，幻想那些很少言语、但扛得住苦难、碰上枪林弹雨眼都不眨、走在瓢泼大雨中从不要伞也从不快跑的人——但这样的人在哪里呢？眼下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天灾，男人都被好日子阉掉了吧？ 十八路车穿过一片又一片人海，而幻影总是在人海中变得模糊朦胧起来。至少，她还没看到一个下雨天不撑伞的男人。 一天，她靠站停车，戴着白手套的手，一只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随意垂下，整个身子软软地朝后一靠，眼睛照例朝中间后视镜一瞥。她瞥到一个老头急急地窜下车，神色紧张地夺路而逃。她赶紧跳下车去，与追下车的售票员两头夹击，把老头逮住了。 “你往哪里跑？”售票员大喝。 “对……对不起。我……我没带钱……”老头一口乡下腔，一粒胸扣已经被揪掉了。 “没钱也坐车？这是你的私家车呵？” “哎，哎，我那丫头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今天我说了我眼睛花，辣椒要上粪，黄瓜要搭棚。她硬要拉我来。这下好，刚买了两个包子就没看见她了。哎哎，什么红毛野人，有什么好看呵？……” 旁人总算猜出了几分，他大概是在动物园与家人走散了。这一路车经过动物园，常有农民进城去那里看新鲜。 小蓉拿出公事公办的派头，“无票乘车，罚款一元。” “妇女同志，讲假话遭雷劈，我实在没钱呵……” “看动物园又有钱？买包子又有钱？好，不打票就到队部去吧。”小蓉今天已经碰到好几个逃票人，正气不打一处来，眼下不愿纠缠，将老头重新推上车，自己绕回司机座，把汽车轰轰地发动。 老头急得直捶车门，又是扳又是拉，不知道铁门如何才能打开。“我要下去，我要下去呵……”他的声音已带哭腔，但周围乘客哄笑起来。几个男人尤其热烈地支持女司机：“没钱？扣了他的雨伞，扣他的衣！”“搜，搜搜他的口袋，搜搜他的鞋底！这些乡巴佬最会藏钱了。”“就是这些乡巴佬讨厌，只知道看动物园，看你的爹爹看你姥姥呵！”“放个屁也是红薯臭，讲起话来像牛叫，这样的人跑到城里来做什么？”…… 一个愤怒的声音突然冒出来：“停车！我给他打票！” 小蓉朝后视镜一瞥，发现一个青年从人群中挤过来，摸出一张钞票，拍在售票台上，然后把找还的散钱数也不数，胡乱塞进裤袋。 “你们就不是乡下人吗？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祖父母，哪一个不是乡下来的？”那人还在愤慨，扫视周围的面孔，目光也朝后视镜一掠。小蓉看清楚了，那双眼睛中有一只带有白膜，色泽不大对劲，大概是眼中的某种伤痕。如果你一凝神，有机会仔细打量它，你会暗暗吃惊它的强悍和粗暴。 小蓉停了车，打开了车门。老人眼圈红红地还不肯下车，一把抓住那个青年：“好人呀，好人呀。这位叔叔，来世要得好报呀……” 要是平时，这啰嗦劲一定使很多乘客焦急不已，但这一天没有人再吭声，奇怪的沉静保持了很久。 两个站以后，青年也下车走了，是在汽车电器厂站。小蓉后来发现，这个强悍而粗暴的眼伤者总是在荣湾镇站上车，到汽车电器厂站下车，或者是在汽车电器厂站上车，到荣湾镇站下车。他显然是个工人，常穿着一件带油渍的工作服，踏着一双歪扭变形硬壳子皮鞋，脸上有一种长期车间劳累所生成的灰白色。如果不是那一只隐有白膜的眼睛，他匀称挺拔的个头，配上那天生卷曲的黑色绵羊头，是能够引起姑娘们注意的。要是哪个姑娘倚着那宽宽的肩膀在街上走，也是能够引人羡慕的。但是他那脸上总凝结着一种清冷，总喜欢单身只影远离候车的人群，没有兴奋和活泼。 有一次他背着一个青年上车，那是他助人为乐吧？有一次他很晚才赶上末班车，那是他刚结束技术革新的深夜研究吧？有一次他头上缠着白纱布，那一定是他见义勇为与歹徒搏斗受伤了吧？……小蓉进入了想象，手下也就不免有了悄悄的关切，比方汽车明明已经起步，只要后视镜中有追赶汽车而来的熟悉黑影，她就会减速，停车，打开车门，等待那个黑影纵身一跃闪出镜外，进入另一面后视镜。 对方显然感受到了她的好意，在后视镜里留下不无感激的一瞥。 一次，两次，三次……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发生特别的什么，就像一个公交司机与乘客之间常有情况一样。但熟悉小蓉的人，也许会发现她身上的变化。她到理发店换上了时新的发式，到鞋帽店选购了漂亮的皮鞋，大概是为了掩饰羞涩，又用白口罩遮住了自己大半个脸。她的驾驶座也更有女人味，一束菊花，几枝月季，是大窗前常有的点缀。一个摆在窗台的绒布狗熊，高举着双臂，正在向幸福和希望扑拥而来…… 又是一个交通高峰时刻。汽车正行驶到五一路，有位乘客突然大叫：“有贼！”呼叫者是车队调度员的丈夫，一个胖厨师，外号“酒坛子”。他的钱包刚才不翼而飞，里面有他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和奖金。这事当然令人同情，也令人气愤。估计小偷还没下车，汽车依照惯例不能开门，不能停车，径直朝公安局刑警队开去。车里开始混乱起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大呼停车，说他要去赶火车。另一位郊区菜农着急化纤袋里的活鱼，说耽误了时间，他的活鱼就会闷成臭鱼。 胖厨师当然不让开门：“同志们，阶级斗争严重，抓小偷要紧！哪个要下车，我就找哪个要钱包！” “不行，我有火车票作证。我抗议！我……我要跳车了！” “你敢跳？你这个家伙神色不对……” “胡说！我神色不对？我是助研，你懂不懂？助研！” 助研在这个年头还是很陌生很神秘的名称。 一个农民的竹篮被踩瘪了。一个小孩被挤倒了，被旁人扶起举了起来，发出哇哇哇的哭闹声。 汽车开进刑警队大院，小蓉鸣了几下喇叭，又跑进办公楼请来一位警察，向对方说明情况。警察不慌不忙，似乎对处理这类事故已很有经验，胸有成竹地挥挥手，吩咐打开车门，叫来失主，简短地问了几句，然后登车朝一位位的旅客看去。有些人不经看，比如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一遭遇警察的目光就脸色转白，说话也结结巴巴：“对不起，我可能神色紧张，这这这完全是由于气愤。我有火车票。但那那那位同志诽谤我！诬陷我！我我我要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强烈要求给我恢复名誉……” 警察根本不理他，把他拨到一边，朝他身后的人看去。这才使他大松了一口气，掏出手帕擦汗。“我早就说过么，党的政策是决不放走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 警察终于盯住了左眼有伤的青年，小蓉熟悉的面孔。 这张面孔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安。 “又是你呵？跟我来吧。”警察拍拍他的肩膀，扭头就走，扬扬手，意思是可以开车了。乘客们哄的一下议论起来，目光全都投向了嫌疑人，投向了警察锁定的目标。“原来是他呵？”“刚才他就在我身边，好险啦。”“打死这个家伙！”“剁掉他的爪子，剁掉他的三只手！”“如今的后生不学好样呵。”……人们纷纷叫喊。 小蓉脸色大变，“民警同志，你没看错吧？你这么有把握？” 警察笑了笑：“就是他。错不了。这街面上别说几个小偷，就是一只苍蝇，也被我们看熟了。”说着又把目光投向嫌疑人：“瓦大爷，手又痒起来了？还要同我们玩一把？你出这扇门的时候，不是保证得好好的吗？” “我，我没有……”青年的嘴唇在哆嗦，脸色涨红，目光转向大家，一种无奈求助的表情。 “交出来吧。” “我真的没有。” “没有？到拘留所喂几天蚊子，再看你有没有！” 酒坛子冲了过去，在青年身上一阵猛搜，没搜出什么，就厉声喝问：“钱包转给谁了？谁是你的同伙？”警察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一巴掌扇在青年的脸上，声音清脆而响亮。 一巴掌也是扇在小蓉的脸上。接下来，她不知是如何离开刑警队的，是如何回到市区大街上的。整整一天神思恍惚，脸上火辣辣，她不是忘了关门就是忘了开门，还差点忘了踩刹车，公交大客车险些撞上前面的军车。她简直要哭了，要骂粗话了。不是要骂前面的军车，是要骂那个贼。也不是要骂那个贼，是要骂自己。她自己做错了什么吗？当然也没什么。只是她好蠢呵，好痴呵，好荒唐呵，居然把一个小毛贼当成浪漫小说。她现在总算可以想明白了。那一次他背着一个青年上车，肯定是营救他的犯罪同党。那一次他很晚才赶上末班车，肯定是深夜作案蛇行鼠窜。那一次他头上缠着白纱布，肯定是街头斗殴自找苦头。至于他给老农民买车票，那有什么不好理解？最邪恶的家伙也是最狡猾的家伙，有时来一点堂皇的义举，冒充大善人，解除人们的警觉，然后伺机浑水摸鱼，不就是司空见惯的障眼法吗？ 她知道那个人叫瓦大爷，瓦尔特，是从一个南斯拉夫电影里借来的绰号——这是她当天中午去刑警队做笔录时知道的。她想起了这个耳熟的名字。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她碰到了两个小混混逃票。他们自己动手拨动了气闸，打开了车门，逃之夭夭，还对追赶上去的小蓉大声浪笑：“车票没有，戏票倒是有两张，有一张专门留给亲爱的。”小蓉气得大骂：“流氓！”正在这时，车队的同事们赶来增援了。两个小混混拔腿就跑，跑到远处又扔回一句：“姐姐，来抓吧，来抓呀，老子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南门口有名的瓦尔特……”结果，人没抓住，她回到车里还发现，那两个家伙刚坐过的坐垫上，皮革面子被小刀割破，海绵软垫不翼而飞。两块刚挂上去的新窗帘也不见了。 她后来怎么就没认出来呢？她后来怎么还居然在后视镜里寻找他呢？她不敢往下想。嘎的一声，一台面包车迎面撞来，猛刹车，乘客和尖叫声一齐朝前扑过来。她跑到车下一看，还好，只差三公分就要撞碎车灯，又是一次可能的车祸。“你是怎么搞的？瞎了眼呵？你看你走到哪条道了？……”面包车的司机劈头盖脑大骂。她没有申辩，也没有动，像一座雕塑像呆呆地站着。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的一个周末，经车队队长的介绍，她与一位大学生见面了。那人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大概是由于紧张，说话时总望着膝头，眼皮眨个不停。据说他正在考留学生资格准备出国，据说他伯伯是这个姨子是那个，反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心一横，小蓉走出门的时候，对介绍人点了点头。 她的生活重新开始。现在不用读小说了，她有很多事要忙，给男朋友织毛衣，给男朋友熨衬衣，给男朋友打电话约定周末的活动。即便男朋友的尖声细气让她有点失望，即便他相识几天后就买来当归红枣和卫生巾，让她差一点作呕，但她还能怎么样？连大学生这样的香饽饽都不要，她真的以后准备当一辈子老姑娘？她也不必再注意后视镜里的乘客了。那些乘客只是乘客，只是她服务的对象，是她工资和奖金的来源，如此而已。她只需要防止他们逃票，防止他们吵闹、打架以及在急刹车时摔倒。这就够了。如果她更好心一点，也只是不时大声提醒一句：“大家保管好自己的紧要物件，注意小偷呵！” 这一天在起点站发车之前，她看到酒坛子摇摇晃晃走来，手里提着两个腊猪头，嘴里照例酒气扑鼻，差点把她熏倒。 “又喝多了吧？”她打趣道，“大嫂也不管管你。到时候又把钱包丢了，害得我开车跑公安局。” “不会，不会，”对方哈哈一笑，“其实上次我也没丢钱包。” “什么？” “我是说，上次我没有丢钱包。” “怎么回事？你害人呵？” “上次我多喝了两杯，就记错了。我换衣时忘了掏钱包，三天以后才发现……” “警察不是已经抓了那个小偷？” “嘿嘿，算是冤枉他了。后来我去了公安局，让警察放了他。我给他鞠了三个躬，请他抽烟……” “你要是一直没找出那个钱包，不就把别人害惨了？” “也不能全怪我。谁叫他有前科呢？谁叫他贼眉贼眼呢？要是都像我这样面善，车上就是丢了金山银山，我也可以睡大觉是不是？” 汽车里已有了很多乘客，等待着调度室那边的发车讯号。物价啦，天气啦，奖金啦，排球赛啦，刑事犯罪啦，就是这个时候寻常的话题。今天的乘客有两个汽车电器厂的师傅，都认识上次误抓的那个青年，于是又多了新的话题。听他们说，那次的钱包事件确实是冤枉了人。其实那后生这几年表现还不错，没有再打架，没有再偷盗，浪子回头金不换，读电视大学还争了个全厂成绩第一，在油库救火时还英勇负伤。他姐姐也是这个厂的工人。听他姐姐说，她弟弟有次在电影院里看见了一个人的钱包，心里痒痒的，为了忍住自己一只贼手，硬是把自己的手狠咬了一口。他妈妈也是这个厂的工人。听他妈妈说，她儿子自从上次被误抓以后，再也不敢坐公交车，就怕车上有什么东西丢失，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小蓉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再见到那只左眼带伤的面孔，没有再见到那满头卷发和高挑的个头了。就因为一次误会，她的固定乘客里永远少了一个，她还一直不知道。 银行大厦赫然闯来，没有他。古墙钟楼悄然滑去，没有他。立交桥在旋转，没有他。各色广告牌在闪避，还是没有他。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可是他已不见踪影。可是小蓉为什么要找他？是在找他吗？有必要找他吗？他只是她一个普通乘客。小蓉从没同他说过话，甚至连他的真名实姓都不知道。 汽车电器厂站过去了。荣湾镇站也过去了。汽车电器厂站再次过去了……天正下着雨，水点落在光滑滑的柏油路面上，溅起水泡；落在树叶上，使叶片颤抖。汽车前窗的刮雨刷来回摆动，刷出了一个透明的扇形，可以让司机看见路面上的水流，看见行人往屋檐下逃奔，还看见大街两旁五颜六色的雨伞，如同突然绽开的花朵。突然，司机往后视镜里一瞥，看见了路边一个熟悉的身影。没错，就是他。他全身湿透，扛着一个车轴模样的金属工件，没躲雨，也没撑伞，皮鞋一搭一搭地撩起水花。从他的步态来看，他扛得再重也不在乎，悠悠然倒像在散步。 小蓉减缓了车速，打开了车门，甚至闪亮了汽车一侧的转向灯，意思非常明显。黄色的转向灯一闪一闪，是柔和的示意眼光，差不多还是迎客的礼花。 连售票大姐也明白了意思，冲着他大喊：“上不上车？等你呢！” 他看了一下汽车，下意识地让得更远。他朝后视镜投过一瞥，还没等司机看清，眼睛就消失了。小蓉依稀记得，那目光里有惶乱也不无感激。 “这没心没肺的，不识好人心呵。”售票大姐撇撇嘴。 接下来的事情，是他扛着工件走过斑马线，到街对面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他再也不见了。 嘀嘀——汽车喇叭声透出了绝望。小蓉捂了捂嘴巴，重新关门和加速，驱动着沉重的汽车汇入车流。茫茫的雨雾里，天色越来越暗，刺眼的雷电一次次闪亮。红灯。绿灯。黄灯。红灯。货柜车。冷藏车。小轿车。翻斗车。长街短巷交错纵横，街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光怪陆离色彩缤纷了。车窗前晃着一张节日贺卡，喷发着浓烈的香气。这是那位大学生昨天送上车的。当时他握住她的手指尖，激动地报告喜讯：他已通过了英语考试，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但不知为什么，她在那一刻心绪很乱，竟粗鲁地大喊：“我在上班！在上班！你一边待着去！滚！” 哗——雨更大了。后视镜被雨水洗得模糊了，什么也看不清了。一辆大卡车在那里急速变小，刚才尖厉急切的喇叭声，一闪过去就变得深沉低哑。 小蓉也按响了喇叭，而且响得特别长久，似乎是一声憋足了劲的嘶喊，向所有风雨中的人倾诉。 1983年7月 暂行条例 暂行条例 注释标题 原题为《火宅》，最初发表于1986年《芙蓉》，后收入小说集《诱惑》。 一 商店里已经在出售塑料手铐，据说这种塑料手铐既可当玩具，又给父母们管教孩子提供了方便。这件事足以证明玩具业隐患太多，成立玩具管理局十分重要。为了保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反对手铐，反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玩具老虎凳和玩具绞刑架，当然得重视玩具的管理，当然得有一个局。就是说，得有一个患高血压或慢性支气管炎的局长，有一些擅长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副局长们和科长们，有一栋伸出许多铁皮烟筒的保温办公大楼，有湿淋淋的洗把和公共厕所以及保温杯废纸篓若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对z市数十万儿童的成长——z市的未来，总有点不太放心。我们简直无法知道，我们吃饭看电视打听物价挤上公共汽车之类的活动是否后继有人。 因此，玩管局局长以及广大机关干部在读报纸和拖洗地板时，颇为理直气壮。 他们朝南一看，一定看见了不远处又出现了一栋楼，一个挂了牌子并且叫“局”的东西。当远近的工间操铃声一齐响起，那楼里也蜂拥出黑压压的一片人影，伸手踢腿弯腰折颈，也很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并有人经常对自己的肥腰发点小脾气。那无疑意味着天赋人权，机会均等，不独这边的人才有做工间操的资格。 那是什么东西？——许多人眨眨眼，同时停止了谈论冰票澡票煤气票以及某科长最近的升迁。 语言管理局。——有人回答。 有一位疑惑地说：怎么我昨天还没有看见它？ 另一位着急地说：是呵，昨天我也没看见！ 还有一位愤怒地说：别说昨天，我今天上午还没有看见呢，真是岂有此理！ 他们放开亮眼，盯着这突然冒出来的大家伙，感慨世事变化速度之快，快得无法理解无法忍受，简直是岁月里隐着什么阴谋。刚才拖洗地板和擦拭门窗时的好兴致，全莫名其妙地烟消云散。不知是谁打了个大喷嚏。一位科长被喷嚏弄得很恼火，忍不住恶狠狠地把身边同事盯了一眼，一拳重重砸在窗台上：我明天下午非去做理疗不可！ 其实他们不必对工间操权利被人分享这一事感到不满和不安。摆到桌面上来谈，某种本位主义情绪应该注意克服，国家发展大局应该得到充分顾全。玩具管理工作重要，语言管理工作就不重要？就不需要一个局吗？让我们来认真思索一下吧，就像影视片里经常出现的那些风衣男士，那些作家或学者，皱起眉头，阴沉着脸，夹一两本精装书，在秋叶飘零的广场散步并对远处的芸芸众生放出饱学深思的目光，然后咬咬嘴唇，发出有腹腔共鸣的气声喟叹，好像已历尽人世沧桑刚从遥远的冤狱或边塞归来——对，我们正需要这样来思索一下。于是我们就会明白：语管局同样肩负着重大使命。 现代社会已经是信息社会啦，而语言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以言达意以言表情以言明志，这都是基本常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谁的存在和发展可以离得开语言？我们还可以引经据典以古鉴今，像某些散文家和评论家那样，动笔先从《尚书》、《汉书》、《史记》乃至《清稗类抄》等典籍中抄出一两条，让你懂得学海无涯和文章千古事。比方说，我们可以提到春秋时代的纵横家，如何能言善辩，或使骨肉成仇敌，或化干戈为玉帛，一张嘴力敌千军万马，由此可见言可兴邦言可误国，切切不能小视。进而我们可作升华性论证：z市欲达到城市管理之最高水准，能离得开语言的现代化和文明化吗？像以前那样把语管工作交给教育局，势必是用一般教育工作来“冲击语管、排斥语管、取代语管”，如同教育局曾经冲击排斥取代幼教工作而现在幼教局又差点儿冲击排斥取代了玩具管理工作——很多机关干部曾经这样抱怨。 事实证明，这样掉以轻心是危害无穷的。举个例子来说吧……算了，我们不必在这里啰嗦。语管局备有录像资料片若干，该局的m局长眼下正请外市来访客人看片。我们如果看了这部片子，自然能对语管工作产生更高层次的认识。那么，请入座，请入座。喂喂，把大灯暗掉，现在就开始吧。 叭——屏幕灼灼闪亮了。一曲电子琴音乐被挤压得奇形怪状伤痕累累，好容易才挣扎着冲出来舒展身骨，标志着放像机的转速恢复了正常。屏幕上顿时出现了海涛扑岸，航天机升腾，激光束飞旋闪耀，超短裙女郎正在喧嚣街市中健步疾行。忽而又是金字塔，忽而又是古河纤夫，现代气息与历史纵深感交织横呈。屏幕上又由小至大推出黑体大字幕：“语言——社会的神经，时代的经纬，发展的工具！”如是三番令人肃然。片刻后，音乐渐渐弱，一位仪态万方楚楚动人的女解说员手拈话筒从右边入画。她提出的问题颇有阔大的宇宙境界，正像一些空灵派诗人的诗篇： 朋友，您想过吗？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人类将向何处去？ 随着她纤纤玉手的摆示，熟悉的z市街景一幕幕展现。在一个大宾馆服务台，女值班员大织毛衣，对一位漂亮女宾挑眉撇嘴，恶声恶气，令女宾面生愠色杏眼圆睁。画外音说明：就是这个宾馆，前不久曾因为语言粗俗而激怒了客人，使一个外国银行代表团夹着皮包愤然离去。于是一项两个亿的投资计划在本市未能实现，三环路的立交桥工程一再推迟！镜头一跳，又切入某工厂火灾现场，只见满目焦土，断壁残垣，丝丝缕缕的青烟从瓦砾间飘出，一部汽车竟被高温熔成了废铁一团轮廓难辨，一个锅炉竟被气浪冲得倒栽在百米之外的喷水池里惨不忍睹。画外音沉痛起来，沉痛得好像对亡魂的深切悼念正压在解说员颤抖的声带。她沉痛地说：一次争吵和辱骂，一次烦闷之下的违禁抽烟，就导致了这次油库的爆炸。一言致祸的现实教训，可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 这个片子已经放过多次了，因此每次女解说员都抹了口红穿着蝙蝠衫来此沉痛。于是来访客人们也都沉痛起来，纷纷把盒装橘子汁吸得很慢，不敢弄出吱吱吱的声响对沉痛的气氛有所亵渎。 一个说：真是深有启发！ 另一个就紧接着说：就是，就是，很有启发！ 又一个说：创立语管局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学回去。 大家都说：对对，一定要学回去！ 一个说：你看看，事实最说明问题，一炸就是几百万，啧啧。 另一个再次紧跟着说：嗯啦，几百万，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呵，怎不令人心痛！ 他们又是抚膝又是搓手，争先恐后地把沙发挤压得吱吱呀呀响，显示这次出访没有辜负旅差伙食补贴及畅游海滨风景区的各种款待。m局长微微一笑，抬起柔软的小手，把客人们引向餐厅去共进工作午餐。在餐厅里，客人们又认识了更多来做陪的主人。于是大家照例互相客气不肯率先坐下。坐下之后又照例互相打听年龄和老家所在何处以及老家有哪些名优土产食品。他们在谈年龄时豪气大增颇不谦让，不由分说地执意贬低对方的年龄——你怎么会有五十岁？不会不会。你这么年轻有为，怎么能同我比老？笑话笑话，你是xx年的吧？什么？是xx年的？那还是比我少三岁嘛。我当然有五十四了，进五十三那也就算五十四嘛，女算实，男算虚，五十四一点都不假……他们在谈家乡时也有点横蛮，决不接受和顺从对方对自己家乡的称赞——我看还是你的老家好，冬天也不冷。樱花岩我去过的。普陀寺更是天下著名佛门道场，了不得，了不得。你们那里的干贝和对虾真是味道太鲜美了，现在还多吧？唉，我们这里的菜系是不行的，光有个名气。你出三百块钱一桌，厨师办不出来，没什么可吃。哼！…… 他们顽强地唇枪舌剑，把对方的年龄贬得一塌糊涂又把对方的家乡吹捧得无比美妙，好像完成了这个程序，才能心安理得地欢乐大笑，才能心安理得地举起筷子指向最先端上桌的冷菜大拼盘。 请！ 请请！ 二 外地客人们深入z市考察。其实，要是他们早一点来，这里的语管声势就更能给他们启发，更能让他们抚膝搓手心潮澎湃。 大约一个月前，语管局的建立使社会为之震动。街市上突然增添了新气象，出现了许多骇然横空而过的大幅标语，把两旁街楼挤压出来的窄窄天空，绑成一截截的似乎十分紧实绝难动弹。这些标语有黑体字、花体字、扁体字、草体字；有红的、绿的、黄的、蓝的、黑的；有纸标语、布标语、化纤标语、木制标语、霓虹灯标语——m局长向客人们就这样详细介绍，觉得自己忘了一两点什么，还要身旁秘书帮着提示——比方不要漏提了灯箱标语和电子牌标语。 这些标语上写着：全民动员，大打一场语言管理的突击仗！横下一条心，管住一张嘴，坚决消灭胡言乱语和粗言秽语！一人语言美，全家都光荣；一人嘴巴臭，全家都难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社会安危，口舌有责！公民，神圣的责任在召唤，请您和我们一起为推进全市的语言水准而共同奋斗！……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字，给人一种振奋心绪的感觉。谁看了都深受感染，情不自禁地想挺胸缩腹，想抓住个什么人说几句美好语言似的。 许多退休工人被动员组织起来，戴上红袖章，举着三角小红旗，腰挂喇叭筒，在街上的人流中勾头勾脑地出没，溜溜转的眼睛无时不盯住来来往往的嘴巴。有时你与妻子在货柜前选购一件毛衣，或在影院广告下商议是否看场电影，你可能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你下意识地回头，会发现在你的肩后照例晃动着三角小红旗——就像它执意要与你形影不离——大蒜味或烟垢味几乎暖暖地烫到你脸上，显示着有人对你嘴巴的关心。不过他们决不会有什么失礼举动，只是把你的嘴巴盯一眼，便若无其事地走开。 小朋友们也被动员组织上了街，脸蛋被胭脂抹得鲜红。他们在街角空阔处东张西望，被奔来跑去的老师拖着呆呆地往这里一站或往那里一站，不时遵令脱下一件什么衣不时又遵令穿上一件什么衣，不时被老师远远的眼色训斥不时又被老师远远的眼色鼓动。待到哨子吹响，他们齐刷刷地露出笑脸，挥舞着鲜花欢呼雀跃，以示语言管理宣传正式开始。节目已经报过了，第一个是《老奶奶夸语管》。于是，四位小老太婆弯腰驼背，硬膝碎步，从场左鱼贯而出，随着音乐过门把额发一抹把双膝一拍，大做穿针引线动作，童身老态得到了巧妙的结合。然后两两相视并唱出旧调新词： 张大娘，我问你： 你可知道好消息？ 全市动员抓语管， 利国利民利自己。 哎嘿哎嘿哟—— 利国利民利自己。 …… 这边的歌声掌声此起彼落，对面的街角又出现了一排桌子，男女干部正满面春风免费分发小册子《z市语言管理暂行条例》，并附有标准语言磁带目录。很多市民，或是出于对语管的热心，或是误以为凡小册子都对儿女们面临着的升学考试大有助益，都争着把颈脖和手臂尽力伸长一寸或两寸。有一个人显然还有更大的误会，大喊着：我要两斤，我要两斤！前面的不准插队！ 一个打着三角小红旗的老头被挤得偏偏欲倒，但他仍没放弃维护秩序的职责：喂，那个剃光头的，听见没有？不准拿两份！听见没有？不准拿两份！哎哟我的帽子……那个剃光头的，剃光头的！ 谁也没去体贴他的愤慨。尤其是有位扛着摄像机的青年，对小老头的脚一直挂住了电源线十分恼火——在这乱糟糟的地方来拍头条新闻，真是活见鬼呵。他恨助手们为什么还没把起落架送到。 尽管有些乱，但市民们毕竟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变啦，变得令人鼓舞。 变化来得如此神速。如果你现在走上公共汽车，无论是否拥挤都很难听到骂声。售票员一律笑容可掬：公民您好。欢迎您来乘坐我们的汽车，我们向您学习向您致敬。让我们怀着共同的革命目标，以新时代的高速度在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上快乐奔驰。请问您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挑起票夹准备撕票。你当然马上明白：这是《公交服务人员语言通则》已经实行了。 要是你走进商场，情况也不同以往。你很难再看到售货员凑在一堆嘻嘻哈哈，梳头发或是练习舞步或是看血淋淋的武侠传奇。柜台那边的俊男美女一律向你点头致意，笑驻唇角，眼波流盼，脉脉含情：公民您好。您一天工作辛苦了，为我市建设和管理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我谨代表本店全体员工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本店为您准备了各种价廉物美的商品，愿我们的商品能成为友情的媒介，连接千万颗火热的心。请问您要买什么？……然后一摆手请您光顾货架。不用说，这是《商贸服务人员语言通则》也开始实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微笑吗？能不大讲美好语言吗？你还好意思愤世嫉俗指天骂地怒气冲冲？还好意思斤斤计较个人利益？还好意思在街上偷窥女人的胸部，或者抱怨你姨父的电报三天后才送达你的信箱？ 如果你感到微笑过多，面部肌肉有些酸痛紧张，那也不打紧。商店里已有百花牌面肌松弛霜出售，可以帮助你去掉面部疲劳。而且市议会已经有议员提出了反对把礼节庸俗化，建议用点头来代替不必要的微笑，还有不必要的奉承和赞美。 吵架的事果然少了，殴斗乃至犯罪的发生率也大为降低。随着语言的美好化，出现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学风端正铁路畅通举重再破纪录电冰箱质量大幅度提高废品回收工作迈出了新步伐……这都是语管局提供的材料，在报纸上得到陆续报道。我们必须知道，报纸这东西很重要。m局长和他的下属每天都看报，甚至大部分时间内在边喝茶水边看报。那些报纸从一版到八版或十二版，从外事要闻到体育消息到气象预报，可以说是他们生命的主体部分，使他们的一页页日历变成了生活，变成了履历表上丰富而光荣的记录。请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吃早饭？为什么要吃中饭？为什么要吃晚饭？为什么星期一吃了星期二又要吃？为什么还要领薪水而且做五禽戏打太极拳？为什么要经常参加政治学习和道德座谈？不就是为了看报和继续看报吗？他们为看报看报看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心当逸反而劳，体当劳反而逸，于是春去秋来地看出了神经官能症高血压坐骨神经痛慢性支气管炎痔疮乃至肝癌，这真是十分悲壮的历程。但他们都有乐观主义，每到年终清除废品，他们望着将要送去废品站的一车车尘封旧报，并没有一番割肠割肚的唏嘘伤感。 m局长缓缓搁下手中一张报纸，沉思了片刻说：我今天说两个意思…… 他有这个习惯，无论是开大会开小会还是找下属个别谈谈话，也无论他的讲话将是一分钟或七八个小时，他总是举起两个指头申明，他只讲两个意思。 他说：我今天说两个意思。第一，轰轰烈烈不难，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工作不能浮在表面上，下一步要狠抓落实。 政工科科长说：对，打开局面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坚决把语管搞上去，就是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青教科科长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紧而不抓等于不紧，抓紧就是既抓又紧，以紧促抓，抓中促紧。 宣传科科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新问题：是要抓紧，但不能老一套地去抓，要有新点子新路子，常抓常新。 m局长表示首肯和激赏：就是，形势变化很大呵。得注意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我这几天老在想，要真正把语管搞上去，恐怕首先要把干部素质搞上去，对不对？ 政工科科长深受启发：局长这个观点很深刻很及时很有战略眼光，一说就说到了点子上，一抓就说到了关键环节。 人事科科长老成地补充：没有好的素质怎么能抓好工作？要抓好工作怎么能没有好的素质？素质和工作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就是说既对立又统一。这个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明确。 宣传科科长觉得还有必要进一步补充：明确就是不能含糊。而且不光领导明确，所有的干部都要明确。不是一时的明确，是永远的明确。 青教科科长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引申和强调：从另一方面来说，明确了指导思想就有了根本保障，不然全面落实就成了一句空话。你想落实，怎么落实？ 他咄咄逼人的目光扫视其他科长，似乎他正在舌战群儒，盯着一个个顽固而可耻的敌手。 局长不动声色地暗暗审断各种观点，小心捕捉大家的思路，然后决定自己怎样来把握会议的方向。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知道很重要的一门艺术就是首先不要和盘托出自己的看法，而要引导大家开动脑筋，创造性地独立思考。既要抓工作，又要出人才，他觉得自己对这些年轻下属负有极大的引导责任。 他抹了抹嘴巴，字斟句酌地接下去说：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一议，想一想。议和想的目的，是要提高思想，统一思想，活跃思想，端正思想，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干。 政工科科长领悟能力颇强：“扎实”二字最重要。规划要扎实，办点要扎实，全面铺开也要扎实。 宣传科科长作深入阐述：扎实就是要说实话办实事，要踏实切实务实不搞花架子，特别要警惕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青教科科长又有了他的独特看法：依我看，扎实主要体现在基层工作上。基层就是基础基石基点，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我强烈要求把我们今年工作的重点转到基层去。抓出一个过硬的基层！ 局长及时地表态：我赞成，把重点转到基层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政工科科长也不失时机地独特起来：我也赞成。我还建议，我们要领导下基层，思想下基层，政策下基层，物资和财力下基层，全力把基层工作抓好。 局长兴奋地插话：抓出一种实干的精神，抓出一种求实的态度，抓出一种实实在在的成果，我们就能把工作全面展开！ 于是大家都纷纷摩拳擦掌，说全面展开全面展开全面展开。 这种气势无疑使人感动和振奋，大家喝水时更加大张旗鼓，喝得嗬嗬嗬地响。有人情之所动，忍不住脱下帽子挠头，或者脱下鞋子抠脚。有人则心态舒畅地吞云吐雾，抽得烟屁股瘪瘪尖尖的几乎不含烟丝，显出抽烟者的技法纯熟和心狠手辣。天气很热，窗式空调机不知哪个螺丝松了，有块铁片子滴滴答答地响，制冷效果也不大好。 会议紧张地继续下去。因为要讨论的事情太多，与会者都抽不出时间回家吃晚饭和看电视。每人只能到机关餐厅买两块煎饼，加上一杯茶水，额上和颈根的青筋暴暴的，一口口艰难下咽。这当然令人怀念香酥鸡炒大虾焖团鱼以及烧豆腐。会开到晚上十二点还是没有完，整个大楼都隐入了黑暗，只有这间会议室灯火通明。 m局长见部下的眼睛均已熬得红红的干干的，哈欠打得要死要活，朱颜凋落面如土色，只好说暂时休会，星期天和星期一晚上接着开。干部嘛，就是这样，工作一压头就没有什么假日概念，谁叫我们是人民公仆呢？谁叫我们承担着这样神圣的责任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站在这个位置上，谁都别想再过舒坦日子。 与会者回家少不了又受一次亲属的埋怨和咒骂。m局长的那个小外孙，已经学会了揪外公的头发和给客人燃火点烟的，本来期待假日里随外公去公园坐碰碰船，现在居然又一次被外公出卖，自然恨得又哭又闹。他咬紧牙关，拿起塑料小宝剑在外公的后颈嚓——嚓——嚓，手起剑落，欲砍下那颗光秃秃的脑袋以报仇雪恨。 m局长咯咯咯地尖笑着，显出了为开会而视死如归的气魄。他虽然浓眉大眼，却如女人温和柔弱，真是好脾气。 三 社会上总有些刁顽之徒害群之马，阻碍着文明社会的进步，因此语管局陆续发布的各种语言《通则》，落实起来不能光靠宣传教育，还得有适当的强制性措施。 语言监察总署（简称语监署）便应运而生，获得执法授权。语监署配有语言警察x大队xx中队共xxxx名官兵——这些机密数字是不可随便泄露。他们一律大盖帽，加上天蓝色呢制服及武装带，以区别于法警刑警税警交警商警卫警等其他警种的制服。语警的制服特别好看，穿上它去出席某些公众仪式，或者把小朋友们带到公园里讲点惊险故事，都有很好的视觉效果。有几家报刊曾争着拍摄女性语警的彩照作为刊物封面，献给妇女节以兼顾内容健康和形式美，从而使刊物销量大增，不在话下。 语警的装备也较优良。经过多种技术合作，电子定向声波遥测仪已经诞生。这种机器可遥测三百米以内任何方向的一切悄声碎语，包括官话闲话情话黑话笑话昏话私房话，哪怕你躲在被子里咕咕哝哝骂你老子死抓存折不放手，也能被它遥测出来。还有一种“禁语膏”，一贴上嘴就将双唇紧紧胶合，血肉相连一般，哪怕火烧刀割都难以去掉，非语监署的特制脱膏剂而莫能奏效。比这更厉害的是hp—401喷剂，用喷枪嗞的一下将其喷入你的喉管，你就一个月内声带发炎，没法发声，既不能骂人，不能求饶，不能奉承，不能哼哼哈哈谈天气，也不能给儿子作课外辅导讲解一百头山羊怎么四下分。这些装备的发明当然十分不易，耗费了某些科研人员的心血。那些研制人员想必都戴着近视眼镜穿着白大褂，夹着图纸走路时嘴里自言自语，不小心脑袋撞上了电线杆，回到斗室家中又是升火又是淘米又是为妻子夹菜，碰到很多异性追求者总是品格高尚，扶着她们的肩膀走上林荫小道说出些人生道理，到夜晚则冷水洗脸捶捶腰背再在灯下伏案大写论文——我们的小说家常常这样来描写歌颂他们，一些可歌可泣的爱国知识分子。 当然，根据《语言管理暂行条例》。语警不能随便使用警械警具，只有对那些屡教不改者才可以强制惩戒——禁语一日至三月不等。而且这种惩戒经有关部门慎重鉴定，于人体无害，合乎人道主义精神。 总有碰到麻烦的时候。这一日，从乡下来了一位老大爷。想到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今天特别高兴，决计进城买一个大奶油蛋糕带回去给孩子他娘尝尝。他一路上把城里的新鲜事看得很高兴，双脚把广场重重地踏了又踏，说这么宽敞的水泥坪正好晒红薯丝呵。 他乐滋滋地摸烟荷包，发现衣袋已经空空洞洞了，急得脸面突然硬下来变黑——贼！有贼！ 有些行人立即过来关切询问。还有人努力回忆，提供情况，说刚才老大爷在看科普宣传窗时，有个小胡子青年在他身边挤挤靠靠十分可疑。 有人劝老人赶快去报警。老人连连说是，可就是没动身。原地转了一个圈，跺着脚先来了一通好骂：好小子你瞎了眼呵，偷你大爷的钱，去给你爷娘买棺材呵！ 凑巧，这些粗话正好被电子语测仪捕捉。旋即警车声呜呜呜响得十分尖锐，撕裂着城市的喧闹繁华。一辆摩托由远而近戛然煞住，上面跳下来一名大盖帽，抢步来到老大爷面前，先恭恭敬敬地抬手致礼：公民，刚才是您骂人吗？ 老大爷一见大盖帽，就如见到了亲人和救星，拖住对方的衣袖指指点点：贼！ 语警宽容地笑笑，说：对不起，刚才您已经违反了语管条例，尽管您是高龄老人，但我还是得遗憾地代表语管局通知您，下次不可再犯。 老人弄不明白了：犯什么？不是我犯，是我被人家犯了。我那一百四十二元钱全被人家犯去啦！ 语警碰上这倔老头，只得耐心解释：谢谢您对治安的关心，但我们是语言警察，不管盗窃问题，只打击胡乱粗秽。至于…… 老人气得胡子翘了起来：新鲜！我走南闯北，也没见过这号怪事。你当我是乡下佬？以为我好哄？呸，你这吃饱了饭不干事的混蛋！这事你到底管不管？ 语警脸红了：您又在骂人。我得再次正告你，语言是个重要的问题，为了您的身心健康及社会公共利益，您必须遵守暂行规定…… 老人震怒了：不管就莫挡路！ 老人甩手就要走，但肩膀被语警有力的大手抓住。对方告诉他，因为骂人，他在离开之前还必须在这里学一遍《规定》。 老人觉得这事实在好笑，拍拍胸口说：骂人？呸，老子还想打呢。老子这么大的年纪了，革命几十年，开会领奖也不是一两回。平时在村里，对不装像的后生，莫说是骂，一个耳光刷过去，你不服也得服。哼！ 语警见老人实在无法说服，万般无奈，痛心疾首，只得根据条例极其礼貌地举起hp—401喷枪，吩咐他张开嘴巴。老人吓了一跳，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心想莫非眼下的人心如此歹毒，动不动就要开枪杀人？他机警地猛吸一口气，站稳脚跟大喝一声，一竿粗粗的竹烟管打下去，先下手为强。 青年语警猝不及防，眼睛忽然翻白，摇摇晃晃终于倒了下去，久久人事不知。 结果可想而知。其他语警赶到现场时，老人早已不知去向。语监总署接到报告，立刻下令封锁整个街区，全力搜捕袭警凶犯。车辆都被迫停开，行人在语警的指挥下排成长队，一一到临时检查站出示证件，对着一种音频检测仪的话筒说几句话，骂一句“偷你大爷的钱去给你娘老子买棺材啊”——只有当仪器鉴别出这声音与犯罪嫌疑人的声音不同，被检查者方可获准离开这个街区。 检测速度当然不是很快，碰上有些喝多了酒的抽多了烟的刚睡醒的，碰上一些紧张得有些口吃的，要测出他们真实的声音实在不易。为了防止有人做假，不容易也得干，检测人员越是困难越向前。 交警出现了，指挥棒在检测站的桌子上咚咚敲着：乱弹琴，快点快点，你没看见街上都堵成什么样了！ 语警方面回答：对不起，请你注意《警务人员用语通则》，相信你不至于知法犯法执法犯法。 交警方面更为恼怒：屁话！你们没事找事，阻塞交通扰乱秩序，小心我们把你们扣起来！ 他们争吵起来。双方都有大盖帽，都气势雄壮。一方扬起红白两色的指挥棒，一方则端起乳白色的hp—401喷枪，互不示弱相持不下，尖利逼人的目光一束束在撞击在格杀在扭打。刹那间围观者一层加一层，熙熙攘攘如潮如海。市民觉得好久未听见吵架了，今天听起来特别新鲜。忽而盯着这一张嘴，忽而盯着那一张嘴，大家都等待着新的辱骂脱口而出。有些人听得兴奋无比，似乎比对骂者还要激愤，总是咬紧牙关，不时跃跃欲试卷着袖子吞下一口恶气。整个大街被阻塞得更加厉害。汽车一辆辆拼接成长蛇阵，很不耐烦地此起彼伏响着喇叭。最忙的还是那些小贩，立刻见机行事摆摊设点，出售油煎包子茶盐鸡蛋经济快餐葵花子以及冰棒。有的更有远见，在这里挂起招牌，出租照相机小孩玩具雨鞋雨伞或者代办住宿登记。有的则借机在此开办收费短训班，教授外语裁缝美术或文学创作，据说文学短训班学员的作品还可优先在某内部刊物发表。他们争夺黄金地盘，大喊大叫，又各自派出年轻女郎，满面春风主动出击，拦住顾客们大力推销揽客。 一个杂技班子也在这里拉开了场子。人头圈中一个中年汉子赤裸上身，一拳一拳把自己的胸脯打得咚咚响，那胸脯泛起红潮令人又担心又惊叹。汉子绕场走了一周之后，又开始拿起一把钢刀往自己肚子上砍——银光一闪，圆鼓鼓的肚子竟然分毫未损豪壮如初。好些人凑过头去把那肚子看了又看。 日头由东到西。很多人揩擦盐汗，坐立不安，虽然消受了油煎包子茶盐鸡蛋经济快餐葵花子以及冰棒，但发现前面的堵塞仍无松动，便心急如焚忍不住要骂人。他们骂语管局他妈妈的他奶奶的，骂交通堵得大家都尿急和便秘，骂油煎包子一咬开肉馅全是面粉疙瘩纯粹骗钱。他们许久没骂人了，这一骂起来开始还有点拗口，不过很快就感觉自然了，越骂越痛快，越骂越顺口，甚至说话不带点咸味的前缀和后缀，就实在味同嚼蜡。后来听说，他们这一片骂声太猛烈太恶俗太密集，使电子语测仪都紧张运转，最后叭的一声全部失灵。 不知什么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哒哒哒的直升机，有些人以为那又是在拍电视新闻，并不在意。一会儿，远处又出现了喧哗声浪，很多人惊慌地从那边奔逃过来，但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直到有些人突然觉得自己的嘴巴被紧紧捂住，两臂也被什么人死死扭住，这才感到有点不对头。他们尽力扭动脑袋，终于发现身后语警如林，视野里竟是一片天蓝色制服——完了，大扫荡开始了！ 他们都被贴上了禁语膏。 尚未受罚的违规者赶紧逃跑，但四下看看，哪里逃得出去？天蓝色制服无处不在，不知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已经把住所有的要道和制高点。制服所到之处，有的举手投降，有的抱头面壁，有的躺在地上装死，有的嘴顶黑膏，眼睛瞪大两臂乱晃，又蹦又跳却不再发出声音。 人们这才记起“天网恢恢”这句成语。 这当中，有几个青年耍小聪明，想躲进商场大楼，寻找后门或厕所什么的。但他们很快发现，每栋大楼的门口都立着一个手持三角小红旗的老人。那三角小红旗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威力，使青壮汉子们也目之胆寒，不战自溃地又轰的一声退了回来，成了一群无头的蚂蚁到处乱窜。 “不自由，毋宁死！” “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公民们，同胞们，后退就是灭路一条，我们去同他们拼了！” 有人在发出这样的大喊。显而易见，个别野心家和阴谋家正在利用这种形势，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地煽动民乱。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果然上当受骗，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涉语犯罪。他们不仅猖狂地大声骂娘，直接挑衅神圣的语管法规，而且开始砸橱窗玻璃，抢夺商店货品，点火焚烧摩托和汽车。有些人虽然嘴顶膏药，但还能用双手回击，开始向大盖帽猛掷油煎包子和汽水瓶。只是有个包子没打中语警，却打中了一位小贩。小贩东张西望不知是谁打的，骂几句完事，继续数他的钞票。 形势到了这一步，直升机一遍遍广播紧急指令，其他警种陆续赶到现场，支援语警们的防暴平乱。一个个钢化玻璃盾牌迅即分发并投入使用，列成长排如铜墙铁壁，缓缓地向前推进。阳光下，偶有盾牌灼灼一闪，白光十分刺眼。盾牌后的各色警种都缩头弓腰，第二排贴紧第一排的，而第三排贴紧第二排的……紧紧实实的制服方阵，踏过废纸屑汽水瓶和葵花子壳，正步步逼近暴徒势不可挡。而远处，高压水龙头也被迫投入了战斗。帘状的水雾悠悠摇摆，如银白色的舌头时长时短，追舔着溃逃的胡言乱语粗言秽语者。叭的一声，是第一颗催泪瓦斯弹射出了，呛人的烟雾立刻在大街上弥漫。 人们纷纷躲开烟雾。突然变得空阔的一段大街上，只有一个胖男孩摇摇摆摆冲着天空哇哇哭喊：爸爸，我要红气球，我要红气球—— 头顶上，一只红气球扶摇直上，在蓝天中飘得孤零零。 直升机突然又从一栋大楼后冒出，机上开始广播紧急通告：没有违禁的市民，请你们双手抱头，站到街左边去。你们不要乱跑，不要拥挤，不要听信谣言。语警人员不会伤害你们不会伤害你们不会伤害你们…… 混乱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四 一举贴出了四千多块禁语膏，狠狠打击了语言歪风。但m局长对这个数字有些顾虑：是不是打击面过宽了一点？市长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加上交警刑警卫警商警等方面都啧有烦言，指责语警粗暴执法，激起民乱，得不偿失，已经使m局长倍感压力。 据说有的青年教师被贴了一膏，便无法开课。有的售货员被贴了一膏，便无法营业。火葬场也有职工受到禁语惩戒，殡葬业务受到影响。死尸在停尸间列成长队，又曲曲折折延伸到门外，家属哭得哀思高潮已过，于是谈起了天气和工作顶替和住房对换。追悼会的来宾们也乘机结识新朋友，连连握手连连惊喜，把一场悲剧变成了庸俗闹剧。 还有些则纯属冤假错案，是一些语警工作粗疏或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而造成的。较典型的有两例，现简要摘录如下： 一是某电工正处于热恋时期，因此他天天高唱流行歌曲并爱好文学。他有一情敌，就是语警xx中队的某某。那某某博得女方父母的欢心，还经常以权谋私，用电子语测仪来遥测电工与女友的情话，及时向女方父母作出汇报。姑娘常遭父母责备，心情郁闷，终于大病卧床。电工含着眼泪自制了汽油燃烧瓶，上书要求惩办奸细凶手，发誓为保卫爱情要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还有一位是某商店的店主，自称父亲也是业余语监员，也戴过红袖章打过三角小红旗，而且他家里多年来语风纯正，哪怕听粗话也面红耳赤，这有左邻右舍可以作证。可是他开业以来总是被某某语警找麻烦。语警虽没有商警或税警手里的封条，可喷枪一举同样令人恐惧惶惶。那语警进门来，不是带了烟没带打火机，就是带了打火机忘了带烟，还摸着高档摩托微笑，说他非常想买可惜钱没凑够。店主听出了话外音，只能暗暗叫苦，因为他小本经营，送个香烟打火机倒不打紧，要把高档摩托来个大折价却实在有点心痛。于是有一日语警沉下脸来了，说店主多次对顾客恶声恶气，粗语连篇，是可闻孰不可闻，今天非公事公办不可……到现在，那店主口贴膏药已逾两月，生意大受损失，实在是冤情似海。 这一类投诉信充塞了语管局的收发室。邮递员每天扛来两大包，渐渐累得有点不高兴，最后要语管局自己派小车每天去邮局领取。他说不来，果然就没有再来。 人们觉得邮递员不送邮件，有点奇怪。不知有人去邮局反映了情况没有，也不知反映之后的结果如何，反正过了一段时间，收发室的人还是只得自己去邮局取。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对这种状况完全习惯了，见收发室里没有人，就会说：哦，到邮局去了。 一堆堆投诉信取回来，在收发室里积成了山。局长看到这种情况，决定成立来信处理科和错案甄别科。甄别科就设在办公楼的第五层。办公室不够用，于是走廊里都塞满了文件柜。还有的柜子放不下，只好塞进男厕所占上一角。女同志去取文件，自然得预先连连咳嗽并羞羞答答地低着脑袋。据说，随着语管工作量进一步加大，科室还要增加，干部还要扩编，办公室将更加拥挤，女厕所里也得放柜子。女同志都为将来何处藏身的问题深深担忧。 每天上班铃响，大部分人都准时或提前到达，因为他们全都知道，给领导的印象全靠上班前后十分钟。这时候一定要露面，露面又不要干私事，一定要勤勤恳恳地扫地或打开水，见到领导时最好还有点腼腆木讷，好像做这些好事实在太平常，不值得被领导拍肩膀。领导对下级一般都很温和，温和得更像一个领导，比方说也来帮着扫地，还问问青年男女是否有了对象。 m局长体质弱又经常牙痛，不常来扫地，但他经常为此下罪己诏：我这个人没得用，快完蛋了，来了也只能帮倒忙，还是享享你们的福算了。 这种罪己诏既能轻松气氛，又让人感动。 说这话的时候，他还常常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果，犒劳正在扫地的人。 待领导离开，大家才开始办公。办公一般来说都很紧张，有的翻报纸，有的拆私信，有的算餐票和钞票，有的去理发室或小卖部，有的谈起幼托问题或者说昨夜的电视连续剧实在没意思。这时候，可能有一位负责业务学习的科长来通知大家，说根据局里的安排，其他部门已学习了好几天，而我们还缺课不少，过几天就要进行业务知识考试，谁也逃不掉。你们看着办吧。于是大家就纷纷找出学习资料进行研读，互相打听某《通则》第四十三条是什么以及“语言是人生斗争工具”这句话该如何解释。 处理各种公务是十分慎重的。比方说要起草一个复文，向某位议员解释为什么语警不能兼管交通事务。秘书已经拟了一个草稿。副科长看了颇为不满，认为一定要加上三个副词，改变两个标点。科长拿不准，将草稿交全科集体讨论。大家没解决副词和标点的问题，倒对“坚决不行”与“绝对不行”哪个词组更合适，展开了更激烈的争执，闹得脸红脖子粗险些动了意气。好容易，大家求同存异勉强通过了第四修订稿，由科长交给了某副局长。但某副局长又认为该稿理论深度不够，写下长段批语，将其退回秘书科再修改。到最后，m局长认为第六稿太啰嗦，大加删减，尽力压缩，几乎恢复了第一稿，还谦虚地将其批下来，请有关科室的同志们传阅，再提出建设性意见，并附信嘱大家读几篇好散文努力实现文字的精练。秘书科如果不是被其他事搅局，几乎无法结束这个修改过程。 修订稿作废的太多，废纸篓很快就满了，只能把成堆成堆的废纸拿出去烧掉。有人不小心，没把纸烧透就放水冲洗，结果纸团塞住了厕所的下水道，造成水漫走廊。黑水流出了一个旋涡，还漂送着纸灰屑。为这事，这一群文弱书生又忙了很久。有人说要用火钳，有人说要找竹条，有人则说应该挖开地砖，换上新管子。大家又翻书又画图弄出很多方案，最后还是派人去请水管工。但水管工爱理不理，消息传来又激起大家的愤恨。 转眼间已是中午了，水管还没通，但有人传来消息说下午要分发补助性食品，有牛肉有鸡肉有鱼有糖还有水果，价格都很优惠，谁要谁就来登记。大家都兴奋，有人借食品袋或是借锅子借汤盆——有的则从文件柜里取出大竹篮显得早有准备。大家说说笑笑夸机关温暖如春，当然少不了还要细细打听食物的价钱和质量。听说行政科准备在牛肉里面掺冬笋，大家又把行政科科长的秃头攻击了一番。 电话铃声不断。有的电话是来谈公务，但更多的电话是来找干事n。n年轻美貌，常在各种会议上抛头露面，当记录员或者联络员，所以人称“会议西施”。她认识众多首长、模范市民、文艺界名人及外国专家，又能拿到各种来路神秘的戏票和舞票，衣袋里一掏就是红红绿绿。据说还有一位著名剧作家总是邀她跳舞，向她赠送自己的著作，并想介绍她加入美学学会。她似乎衣袋里全装着天真，一掏出来就可以用，对谁都能提几个带孩子气的问题。比方说七乘以八等于五十六吗？你怎么这样会算呵？新疆在中国的西北部呵？我还以为它在南边呢。你怎么不玩布娃娃呢？我就是喜欢玩布娃娃。诸如此类。但她有时候可以老练地同司机说说耗油量和电路板，让人吓一大跳。首长们都把她当布娃娃，一个懂得耗油量和电路板的布娃娃，喜欢摸摸她的头，开一开玩笑，有时谈人事安排机密大事也不避忌她那戴着耳环的小耳朵。正因为这一点，希望晋升的人对她都客气三分，一听说她想考大学，不少人就忙着向她提供资料并主动分担她的工作，顺便问她买不买皮鞋。 找她的电话大多来自男性，所以她抓起话筒后脸上常有淡淡的羞涩。通话可能有五分钟，十分钟，或者二十三分钟，可能有关外婆，也可能有关电影和旅游。最后她可能显得有点不高兴，眼睛瞟着电话机旁的同事对话筒大声说：……你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在她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但继续讲着的时候，办公楼外面开始聚集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是能说话的，有些人嘴顶膏药只能打手势，还有些人被喷过药水，因此只能张开口嗷嗷叫却吐不出一个字。这些闹事者希望引起楼里人的注意，便拍掌跺脚，吐痰撒尿，甚至敲锣打鼓。有些小孩以为这里是街头演出，疯劲十足地来此围观，在大人们的腋下或胯下钻进钻出，即使没看出什么眉目也心满意足。有个疯子也来凑热闹。他穿戴整齐，脚蹬时式皮鞋，只是面抹胭脂口红有些怪异。他朝办公楼大门里喷着唾沫星子大喊：出来，出来！是好汉就出来！ 旁人注意到他。他注意到这种注意，回头极亲切地一笑，摊开双手说：这地方，我来得多哩。那一次我娘以为我煮面条，其实呢，我是煮的红参，嘿嘿！ 他又朝大门里瞪了一眼，对听众继续说红参：后来我把我娘接上汽车，一车开到宾馆。我娘不知是到了哪里。我说，你只管走，我带你去的是好地方。他很神秘地压低声音，再次笑了笑：你猜我给娘煮的是什么？嘿嘿，红参。骗你不算人，真是红参。 …… 他那呆呆直直的目光，吓得人们不由自主往后退。连一位文学新秀，本想到这里来搜集点素材写点心理变态小说，好让那些新派编辑刮目相看，但听着听着也摸不着头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但越来越多的人向这里拥挤，使文学新秀怎么也挤不出去，踩了好几个人的脚，挤出了一身老汗，还是被疯子搂在怀里。 嘈杂声浪使大楼里的人探头探脑，窗子一扇扇打开，然后又一扇扇关上。工间操铃声响过以后，竟没有一个人出来。 其实，语管局的干部们不必太害怕闹事。因为闹事者一开始就面临着内部分裂。几个为头的家伙虽然无法张嘴说话，但还可以打手势或者写纸条，进行一轮轮激烈的谈判。这个要当总代表，那个要当总指挥。这个说对方右倾投降，那个说对方“左”倾冒险。这个建议总部要设八个部门，那个要求总部设十二个部门。这个说自己太忙，一定要带个女秘书，那个说自己太累，一定要享受伙食补贴和交通补贴……加上一个疯子老是拿面条与红参来搅局，再加上受害者们口舌都太不方便，整整一天折腾下来，连个领导机构也没产生，对具体请愿要求更未形成共识。 语管局倒是注重民意上达。来信处理科和错案甄别科的两科长前来会见闹事者。但他们有点无事可做，只是听闹事者自己争来吵去，完全插不上嘴。他们坐在椅子上，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差一点睡着了。 五 m局长早上一醒来，就觉得牙齿特别的痛。他翻报纸时发现所有的舆论一夜之间都与他的牙齿较劲，对语管局的务实亲民措施只字不提，对工作中一些鸡毛蒜皮的瑕疵倒是添油加醋。《新潮报》石破天惊发表社论，攻击语管局的办事效率低下和职业道德败坏，进而追究领导责任。《晨报》则刊载市民来信，“强烈要求区分粗言秽语与方言土语的政策界限”。《健康周报》发表记者述评：《口吃者无罪》。《妇女论坛》则公布了十四名少女的座谈纪要，强烈要求有关当局废止利少弊多的“洁语化”运动，保护正当的情场私密性谈话。抨击最激烈的是电视三台，那位女主持人居然显出了少有的严峻，在汽车轮胎和保胎丸的大广告之后，居然采用了设问句式——照这样下去，人们不禁要问，语管局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是否化为乌有？ 刚上班，m局长还接到了一些大学生打来的电话，声称他们的话剧演出受到语警的无理干涉，原因仅仅是台词中有所谓不规范的语言，有反派角色的一两句粗痞话。他们强烈要求语管局尊重艺术规律，对此事严肃处理，否则闹起了学潮勿谓言之不预也！ m局长冒着冷汗，怀疑以前是否给这些新闻单位送的电影票太少，送宴会请帖太少，眼下竟遭到他们的恶意报复。当然，他更怀疑是内部出了家贼——有人想把自己搞臭于是给人家提供炮弹并煽动青年。他知道，有几位副局长早就怀着让局长提前退休的理想，还有秘书科的t秘书常有奇谈怪论，常以社会良心自居，一直与领导过不去。局长是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岂无识妖之法眼？他深知像t这样的人在每个社会都为数不少。他们大多能耍耍笔杆写点臭文章，但赚了稿费以后还是喜欢长发破衫，拍胸脯自诩贫民。开会时他们睡觉，不开会时他们多嘴，有时崇拜哲学痛骂武侠小说，有时吹捧武侠小说鄙弃哲学，反正怎么说都是夸夸其谈。他们以攻击政府阴暗面为乐又常常随地吐痰，喜欢在海边和历史名人墓前捏着下巴留影，好像自己壮志未酬宏图未展。这样的人语言粗俗，当然最恨语管机关。问题是，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沽名卖直之徒骗骗天真女孩还可以，怎么也骗过了新闻媒体？还进一步骗过了上级首长和广大民众？ m立即梳头洗脸，整装去拜见市长。他办事谨慎周密，总是比约定时间提早半小时到达，而且不坐小车，怕的是车子在路上抛锚。 从市府回来，他立即检查工作，发现办公楼里确实有两处下水管道不通，而且走道里到处是烟头。他暗想市长虽有点偏听偏信，大体上还是英明的。 他带着一身疲乏立即召集大会，并破例向秘书要了一支香烟，不时放在鼻子前嗅一嗅。他站起来伸出两个指头说：今天，我讲两个意思…… 他提出局里的思想和作风必须彻底整顿，强调大家必须科学语管，公正语管，文明语管，协作语管。为了肃清语管队伍内部的害群之马，他宣布立即建立整顿办公室……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我这个人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有些人太软弱，太忍让，简直是姑息养奸啦。同志们！但这次我下了最大的决心，市长也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把市长的话扩大三倍音量说出来，震得窗子哆哆嗦嗦，所有听众的汗珠都一齐停止流动——这一次，我们要横下一条心，挥泪斩马谡！ 于是副局长发言也说：挥泪斩马谡！ 秘书长发言也说：挥泪斩马谡！ 科长们发言也说：挥泪斩马谡！ 层层表态，大家都很激昂。机关全面整顿就在一片杀声中开始，有点令人心惊肉跳。有人幸灾乐祸地把行政科长的头看了又看，好像他那颗秃头已十分危险。 根据局长的提议，语管工作还得加强科学性。大楼门前便多了两块招牌——“语言管理学会”和“《语言管理》学术丛刊编辑部”。应该说，机关的学术气氛很快就浓郁起来了，连局长和副局长的办公桌上也出现了英文书或者日文书，大家一谈到“语言”，还经常使用国际上更通行的language一类。学会的首届年会也开得十分隆重。年会会址选在海滨宾馆，依山傍水，风光宜人，客人们推窗可远望蓝色大海里点点白帆，听到海鸥声哇哇哇连绵不断。 发出了很多请柬，大多数受邀者没有来，当然是对语管意义认识不足或是故意摆摆臭架子。几天来，小轿车还是接来了一位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a老b老c老d老等等扶着拐杖，互相寒暄互相点头。急救室、小便盆、氧气袋、轮椅以及特大号字体的文件资料都已经为他们准备妥当。他们看到这些很高兴，便去洗澡。洗前取下助听器、眼镜、假牙、假发之类，好像整个身体都可以一个个部件地拆卸，连咳嗽声也可拆卸分解，断断续续的有很多障碍和梗塞，不具流畅连贯的美感。他们在餐桌前谈兴很浓，谈了好些死人的事，比方说：你最近看见过某某吗？他死了？可惜呀。某某也死了，你不知道吗？可惜呀。听说某某某患了冠心病，恐怕日子也不会多了。可惜呀。某某暂时还不会死。如此等等。 中学者少学者乘大旅行车也陆续到达。他们器宇轩昂，有的头皮鞋油光发亮，有的全身香味扑鼻，有的刚理过发，头发边沿还透出一圈青色光辉。他们见面时互相捶一捶胸脯，或者拍一拍肩膀，骂一声“你这个家伙”，深厚情谊不言自明。其中有一些很注意敬老，没忘记去拜见“老师”和“师母”，对新认识的老人便谦恭施礼，说“我中学时就读过您的大作”或者说“我是读着您的书长大的”。但他们一转背，就专找同辈人嘀嘀咕咕，互相串门，相邀密谈。据说他们先打听伙食标准，打听会议是否安排了舞会和内部电影，然后提醒某些没有经验的朋友千万别把论文提交出去，顶多只能交个提纲。因为有些“老家伙”江郎才尽现在最喜欢剽窃别人家的观点和材料，虽为君子但不得不防。转而他们又对未来的理事会选举非常关切，纷纷挥着拳头表示，称学会老化的问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这次非把“老家伙”都选下去不可，“代沟”是客观存在我们也毫无办法……他们大概串门太多，又经常讨论要事，所以总是丢包——不知自己的提包忘在哪间房里。于是他们饭前饭后总是忙着招手，找自己的朋友：喂喂，我的包在你房里没有？嘿，真是活见鬼啦！ 为了体现各方面的代表性，学会还邀请了一些来自基层的业余语监员。这些老倌子大嫂子一般文化水平都不太高，一到这儿，犹豫了许久不知是否该把红袖章戴上。很多人抽着廉价纸烟，对文化人们去小卖部买磁带买书刊都十分不解，只是小声打听窗式空调机和浴室里的蛇形龙头该如何使用。他们晚上上床早，早上也起床早，除了经常吆喝“吃饭去吃饭去”以外，便闲得无聊却又不动声色，顶多研究一下宾馆的花草或者窗上的螺丝帽，显得自己也有研究兴趣。他们中的个别人较有见识，常对高层文化人们横一眼：你怕那些眼镜鬼蛮有狠？天下文章一大抄。知道么？抄！ 大会总算开始。小n当然最忙，一条红裙子闪进闪出，与老学者中学者少学者都能谈笑几句，还得注意热水瓶和茶叶，注意给录音机换换磁带。她与他人谈话时忽而扭起眉头，忽而哈哈大笑，有时被人神秘地叫到门外，听取有关多弄一张电影票的请求。她对来弄票的男人都很热心，表示她尽力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她就自己放弃。 m局长的开幕词已经致过了，开始坐下来听学者们的发言。为了表示谦恭，他的臀部落下去时与座面接触得很轻很轻，也很稳很稳。他手捏水笔，越记越感到难记，越记越感到科学确实可敬，庆幸自己刚才以“南郭先生滥竽充数”自轻自贱。 学者们大多谈得深奥，学术价值显然极高。有的把外国人的名字念得抑扬顿挫很像外文，如“康斯坦尼”的“康”字必定音位极高，而“坦”字必然拖出长音，先向上扬去，再下滑猛收。有时又冒出一句叽叽咕咕的洋文且不作译解，似乎是无意间随口溜出，外语已被下意识运用。有时还打住话头蹙眉疾首，脑子里苦苦搜寻某个概念的表述方法，最后才来抱怨本国文字中的这个概念实在不够精当。 有的虽不太讲外文，但也不是等闲之辈。旁征博引，学通古今，几乎句句话都能注出出处。哪怕引一句“语言是很重要的”这句话，也注明是引自某某出版社某某年版本某卷某页，其治学严谨的风范和皓首穷经的功力，令m局长不敢吱声。 这些人在演讲中常常背诵三两句古诗，使讲话的人文内涵更加丰厚，肃穆基调上又添活泼韵味，而且古诗总是信手拈来，背得十分流畅，背诵者决不看稿纸，好像学富五车已对稿子不屑一顾。 坐在局长身旁的一位卷发青年学者，冷冷地发出一声哼，让局长好生奇怪。莫非后生可畏，这位学界新秀还有更加高深的奇招异法？ 局长又觉得冷汗在背上沁出。 果然，轮到卷发新秀登台了。他一登台就甩动长发，燃火大口抽烟，显得有点儿不规不矩来者不善。他摘掉茶色蛤蟆镜，手撑讲桌，目光平伸，盯着会堂上空滑来滑去的两只燕子，好半天不吭声，像在深沉注视人类的下一个世纪。待人群中有了叽叽咕咕的碎语，他才开口谈起了燕子——从燕子向往自由天地，谈到学术自由的必要，符合先言他物再及本意的比兴手法，果然是潇洒随意别具一格。人们这时候才注意到他根本没带稿纸。这一发现使下面某些中老年学者面色不悦。但新秀对此胸有成竹并不在乎。他谈了古埃及文化拿破仑帝国本市的城市雕塑及刚才会前广播里的一支交响曲，然后说刚才a老提到的d老的一个观点其实c老在致g老的一封信中已有所触及，而自己在与f、j的私下交谈中对那个观点曾表示赞许。一句话顺溜溜地左捎右带，把七八个人的心里都说得舒舒服服——有人气色缓和地开始挖耳。 但他决不庸俗吹捧，表示青年人要勇敢探索和挑战，有时在前辈面前斗胆直言乃至胡说八道也纯属正常。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是吗？于是他又点燃一支烟，谈起语言的准确性明晰性生动性俭省性，谈起时代感民族感历史感真实感文化感流动感升华感空间感辐射感宏观感先锋感，谈起大和弦对位原理与语言内应力的非线性函数关系，谈起语言密度的情绪效应和吸收方言过程中的熵增加绝对趋向，谈起广义相对论和原始图腾在哲学上的意义对于信息工程的定量分析和蝶形数学模型来说确实是十分紧迫的课题，学界对这方面的探索应给以充分的注意而不要打一些无谓的口舌官司。当然，他最后的话头又落在燕子身上。 燕子——他扬起手在空中狠狠地一挥。不过这只刚才只是向往自由的燕子，现在从他口里飞出已成为一只“带着时空永恒之谜的语言之燕”。 他稳稳地收回目光，沉吟着将烟头在烟灰缸里细细地揉灭，如同钢琴家曲终之后仍沉迷于音乐圣境，许久许久还难以返归现实。听众也都觉得大厅中余音绕梁，好半天才知演讲已经结束，于是掌声四起。尤其是n小姐眼中透出崇拜，不时地用喷香小手帕揪一下自己翘翘的鼻子。 掌声还算热烈，但m局长注意到台下不少人在交头接耳，脸上有不以为然又宽容大度的神情：年轻人嘛，这个……嘿嘿…… m局长悟出自己刚才不必那样目瞪口呆。 会议就这样一天天开下去。你说一通，我说一通，他又说一通，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开会毫无疑义。每天开会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安排得并不紧张。会议期间还插了些学习性节目，比如观神庙观夜市观山山水水什么的。大家观赏一棵千年古榕树。老学者说“不错”中学者说“不错”少学者也是说“不错”。于是开始拍照，先集体后个人再邀同乡或同学巧立名目。有人记起一位老诗人，忙去把他拖扯过来压在榕树下就座，等摄影师咔嚓再来一张。 老诗人被m局长鼓励，无可奈何，只是抹抹嘴巴即兴赋诗一首： 平生有幸逢盛会， 语言学家来开会。 二百三十八男女， 都到海滨来开会。 写毕，老朋友都说好诗好诗，上前握手祝贺。m局长也极懂诗，抢上前去抓住那只瘦手努力一握，久久不放。 会议的伙食当然也基本上保证了科研的需要。虽说按市府规定只能四菜一汤，但往往是一碟三样一菜变三菜，还是丰富多彩。精米精面不易消化，一身营养陡增的皮肉有微微发热的感觉，似乎难以包容体内正在积累和膨胀的惬意舒适。为了防止胃口减弱和增肥，大家都增加了饭后的散步运动。另一措施经有长期会议经验的人介绍，就是大量喝茶。因此每逢会议间休息，突起的喧哗声中大家挤出门，脚跟脚排队进入厕所，一片嚓嚓声尿池里的槽道阻塞黄潮猛涨怎么也流不赢，而且人人动作敏捷匆匆扣好裤子又去开会。 m局长也喝茶太多，常常感到内急，但这一天遇到小小的不幸。他去了两个公共厕所，发现那里都太拥挤，便去小卖部旁边的另一单座厕所。不料刚到门前，巧遇莅临大会指导的那位老诗人兼老学者。 m局长愣了一下，赶忙退让到一边去，说你先请你先请。 对方也满面春风，说你先请你先请。 局长说：你不要客气，彼此彼此。 对方说：彼此彼此，你不要客气。 局长说：谁先进都一样，都一样。 对方说：谁先进都一样，都一样。 两人相持了约十来分钟。最后当然还是老诗人客气不如从命，接受了局长对科学的敬意。但他不愧为语言专家，进门时还开了一句玩笑，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哈哈哈哈。 局长在门外等了良久，见门一直没有松动，只听见门内偶有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只好回头去找大厕所。不料他刚返回大厅，就被很多面孔团团围住。 首先发话的是一张黄脸，戴着鸭舌帽，嘴角咬得铁紧铁紧起了个肉疙瘩。他不记得已给过了m局长一张名片，现在又递过来一张，然后冷冷地质问：请问局长，这到底是学术团体还是行政机关？为什么把那么多科长也塞进理事会？ m说：这个这个…… 对方又说：我参加了二三十个学会，决不会在乎在这里当一个什么理事。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可悲的官学不分…… 他还没说完，就被一只手扒开去了。一位大白脸取而代之地凑过来，首先冲着局长不由分说地一笑，然后指着手中一页理事会名单问：请问m局长，这是个全市性的学会，到底算什么级别？ 局长斩钉截铁：局级，当然是相当局级！ 对方显得有了信心：那么作为领导机构的理事会，其成员是否都相当于局级干部？至少也是副局级吧？ m觉得不太好回答了：唔唔，个人级别嘛，当然……这件事我们……还得与上级人事部门协商…… 对方恳求：如果有了最后的结果，希望你们一定要下个文件，明确规定一下，免得下面含含糊糊。你要知道，眼下不尊重知识与人才的情况还十分严重。 这时，远处又嚷嚷起来。一个大胖子在那边不顾n的劝说，手舞足蹈，冲向这边。m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早被那大胖子缠过多回。那大胖子不过是要来发点理事脾气，说当选名单中他的名字被错印了一个字，非更正重印不可。否则他就要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提出强烈抗议。 m局长趁大家都去看热闹，偷偷溜走。但他刚要进厕所门，又被另一伙迎面拦住。那是几位大嫂，业余语监员。她们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谁也不肯出头说。你推我，我推你，有一位把另一位狠狠揪了一把，于是都嘻嘻哈哈大笑退了好几步，弄得m局长有点尴尬，不知自己是该追逼上去还是该守在原地。终于，她们忍住笑。其中一位红着脸进言：局长哎，有个事要问一下，我们……有那个没有呵……那个呵。 什么那个？ 局长不理解。她们急了，由刚才的不说变成了眼下的都抢着说：就是文凭呀。这次培训班学习的文凭呀。听说，有些文化人赚大钱，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张文凭吗？我们这次出来学习半个月，总得给我们一个什么吧？ 见局长没有表态，她们说得更七嘴八舌了。有的说街道工作最难搞了，你们说话一张嘴，我们办事跑断腿。有的说我这次连毛衣都没打，学得脑袋都大，理应得到犒劳才对。还有的说住宾馆谁稀罕？这次来参加学习，耽误了好多正事，我家里那个死鬼平时连饭也煮不好的……不知道什么事好笑，她们又你戳我，我揪你，又爆出一阵野野的大笑。 m局长已经脸色发白，见她们笑，只得赔笑一下；见她们说，只得继续聆听下去。他拿出当局长二十多年的全部技巧来对付各方人士，又是拍肩又是拉手又是整理对方的衣领，还问伙食如何，问苹果吃了没有，问旅游照片是否拍得成功，或是突然严肃地指出：你的发言太精彩了一定要上简报；或是微笑着抵赖：我也坚决反对唯文凭论，但国家的用人政策如此我有什么办法？最后，他还表示这次会议很有收获，这样的会一定要多开，而且欢迎诸位以后常来语管局做客，要是门卫不让你们进，你们就打电话直接找我，这没有问题……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特别和蔼可亲，好像他多年来总是习惯于同老农在田头话家常，或者对清洁工人问寒问暖。 整整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他好容易逃脱纠缠，才记起自己的生理任务。但一踏上那湿漉漉并印了很多黑花脚印的瓷砖地，他觉得氨气太刺激简直熏得眼皮都睁不开，又感到头晕耳鸣，恶心欲吐，怎么也没法小便。 大会医疗室对他给予了诊断。大夫说他可能是憋尿太久，已造成了尿道中毒感染。 局长只得提早离会。 六 m局长在疗养院待了一个月，体重有所增加，病情有所缓解，还用铅笔在文件上画了好些圈圈点点杠杠，并初步学会了打网球和听交响乐。牌技也大有提高，他能一边谈形势确实大好一边把对手的底分稳稳地抠过来。 但他觉得住在这里并不特别舒服。比方说他爱好清淡甜食，受不了辣椒，向餐厅管理员提过好几次。每次对方都点头表示明白，可一到开餐时，送来的又是红炸炸的辣椒。那电风扇也很怪，你开四档它就是一档，你开一档它就是四档。他叫院里派人来修一下。果真来了一个电工，倒腾一番，但他走后那电扇索性不转了，端庄而安详。 同房的一个矮老头也令m不满。那老头一到晚上就怪声怪气打呼噜，打法十分不标准，好像带了点方言味道。他白天总在枕头边清理和收拣着什么，或在屋角的煤油炉边一个劲吹烟，拿两大瓣屁股冲着m。m回忆起来，好像整整半个月没见过那老头的脸了——莫非是个没有脸的人？ 他决定出院回家。这天他叫来小车，一路进城，发现两旁的高楼越来越多，黄的白的红的蓝的，灿烂得不像是真的，倒像一些儿童的积木。树木的叶子绿得鲜亮，显得很厚很硬，在阳光下熠熠闪亮，也不像是真的而像是蜡制品。一排排商业广告在车窗外闪过，上面的画都十分现代派，人被画成几何体，画成剥了皮的青蛙。有一个大大的女人头像正盯着行人，眼圈描得太粗黑，使人想起了熊猫。这熊猫正高举一只皮靴。 他发现街市上几乎没有天蓝色大盖帽——真是，真是，这些执法者都到哪里去了？如何都不坚守岗位？ 他暗生疑心，想了想，骂出一句粗话，想考验一下语监工作的效率。 不出所料，不管他怎样骂，哪怕骂到了祖宗八代，也没有什么动静。后窗里一直没有出现语监总署的警车，亦无哇哇哇的警报声。 太涣散了，太涣散啦！他红了脸。要你们文明执法，不是要你们放纵不管么，怎么工作上总是跑极端？ 小司机似乎没听懂，愣了一下，良久才轻轻哦了一声，笑着说：局长，你老人家的用语也该换换了。什么是“涣散”呵？现在都叫“活泼”。 m局长堕入了云里雾里：谁规定的？ 没有谁规定，但大家都这么说。 涣散是涣散，活泼是活泼，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么。我是吃语言学这碗饭的，连这个都不知道？ 局长，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们都笑我二百五。 司机解释了好一阵，才让局长得知：他住院的这一段时间里，语管工作又大大深入了一步。大概是根据专家建议，用美好语言促进人际关系良化，因此各种刺激性的词语都受到限制。比方在大学里，想指斥某学生读书不踏实，人们只能深意莫测地笑一笑，然后说：“他嘛，聪明还是很聪明的。”要是某教授的口碑是“书读得不错”，那无异于承认他的才情广受怀疑，在大家眼里不过是冬烘学究呆头呆脑毫无创见。在机关里也是一样，你不宜说某某人刚愎自用，而只能说他“魄力还是很大的”。你也不宜说某人四面溜光和光同尘，只能说：“他嘛，当然啰，怎么说呢？对人缘关系非常注意。”你更不能说某某首长不通业务尸位素餐，充其量也只能说：“他很努力也很忙碌，有他的特点和长处，不过要是让他换个地方干干，肯定更能施展他的领导才干嘿嘿哈哈请问你的看法是……”不用说，这种语言的革新，确实使很多单位增添了祥和太平的气象。根据这些成效，据说有关方面又建议，今后应从严检查一切出版物，从严修订词典，将一切贬义词统统铲除。这件事已在报上展开了热烈和广泛的讨论。 一席话，让m觉得胜读十年书。这时光线一暗，小车嘎的一声停住了。 m问：为什么不走了？ 司机也不吭声，钻出车去，径直去车后取自己的香蕉和啤酒，只给局长一个背影。m怎么也记不起对方的脸相来了，仿佛那也是一个没有脸的人。 m把目光探出窗外，光线暗是由于有一栋大楼堵在窗前。他的目光从大门一直延伸到楼顶，仰得帽子都差点落地，颈后一轮轮皮肉挤压得很痛。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自己只是治了一下尿道中毒感染，这办公楼就这么高大了？ 他看了一下大楼前的招牌，发现语言管理的“局”已经变成了“总局”。一个“总”字使他的牙痛又发，嘴巴歪歪地大张，嗬嗬地哈气。难怪同事们这一段在电话里都吞吞吐吐，也难怪市长秘书一直嘱他安心养病——原来是杯酒释兵权呵，原来是背着他做了这么大的手脚呵？ 他气冲冲步入大楼，发现走廊里更拥挤，不光塞着很多文件柜，还塞了不少旧沙发旧桌子简易床以及折叠椅。有些沙发向前翻倒，做出了低头下跪接受批判的架势。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文件包，垒着一大堆一大堆的，散发着霉味和尘土气息。 几乎每一层都这样拥挤。在每个楼道拐弯的显眼处，他还瞥见许多陌生的白底红字标牌：商业语言局卫生区、农村语言局卫生区、干部语言局卫生区、错案甄别局卫生区、行政局卫生区、秘书局卫生区、整顿局卫生区、业务培训部卫生区、机关子弟教育办公室卫生区，如此等等。以前的那些科室，现在全都以局自居，奉公克己地管理着某一地段的灰尘和纸屑，让老局长看得心惊肉跳。他又迎面撞见了很多陌生的面孔，或是夹着卷宗上楼，或是提着皮包下楼，与他匆匆擦肩而过，似乎都是他的新同事。装修工人们穿插其中，其中有一些搬抬办公桌，从这间房抬到那间房，或是从那间房抬到这间房，抬出乒乒乓乓的声响和腾腾飞扬的灰雾。有时一张桌子卡在门框里，人们就吆喝着：“一，二，三！嘿——” 他总算看见了一些老部下，奇怪的是，那些人既没前来欠身握手，也没上来接下提包，似乎已不太认识他。m自觉修养还不错，忍住火气，不同小人一般见识，还上前拍了拍前政工科长的肩，像往常那样满脸微笑：忙呵？要搬家么？要不要我这个老头子来帮个倒忙？ 前科长没回头，只是指了指楼上：上访的请上楼，接待局在第五层。 m局长还想开玩笑：是呵，我老头子正是来上访，告你昨天打老婆哩。 旁边一位女干事立刻插进来喝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这样对廖局长说话？ m吃了一惊：怎么？他……也成了局长？ 大概是听得话音耳熟，前科长回头审度了一下m：是老局长呵。对不起，在下不才，进步很慢，不过是上了个小小台阶，为人民多做些工作嘛。你这是…… 我病好了，来上班呵！ 哦，对对，你还是局长，还应该上班的。前科长回头对女士吩咐，快，把老局长带到他的办公室去。 以前的“您”改成了现在的“你”，以前的亲力亲为变成了现在的指手画脚，m震怒得恨不能一口咬下对方的鼻子。 他只得气咻咻地去找自己的办公室。不料他的办公室安排在很僻静处，门口也没有语警站岗，外间也没有秘书侍候。打开房门一看，里面略有些混乱，很多文件都堆放在地上，窗帘也显得有些陈旧，新式空调机倒是装上了，但他用遥控器按了按，没按出什么动静，可能是遥控器有了问题。n小姐倒是在这里打电话，着一身黑色套衫裙，幽幽泛出一轮轮毫光，还顶着一个十分险峻的塔式发型。她坐在窗台前晃着两条长腿，又是扭眉头又是拍膝盖：……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么——我这是办公时间，你知道么？讨厌！ 小丫头肯定又在煲电话粥，m局长照例装作没看见。 对方瞥一瞥他，竟没认出来，随便地冲着他挥挥手：喂喂，不是要你修抽屉，是下水道又被塞住了。你们维修队的人怎么回事呵，叫也叫不动…… 老局长刚才怎么也打不开自己的抽屉，现在更觉得这番话混账透顶，忍不住恶声恶气地说：是不是要我修马桶？ 她瞪大眼：什么意思？ 他冷笑一声：我不是来修马桶的？ 昔日的会议西施眼里透出迷惑与茫然回忆，总算认出了老领导，一拍手，甜蜜小嘴惊喜地张开：哎呀呀，你不是老局长吗？实在对不起，你长得这么胖，完全变了个人，我一下没有认出来，该死该死…… m还是气呼呼的：乱弹琴，乱弹琴，机关里怎么这样乱？ n说：谁说不是呢？我接手副局长才几天，真把我累趴啦。一下是下水道堵了，一下是电灯不亮了，忙得我头发也没时间做。你这是……抽屉打不开？ 他已经扭断了钥匙，恨不得把整个桌子扔出窗外：我要办公，我要办公！ 她耸了耸浑圆的双肩，很同情地凝神思索：对，是得有张好桌子。不过你的事不由我分管，这事恐怕你还得去找t。 局长觉得这更不可思议，为什么要去找t而且怎么应该去找t？莫非那毛头小子也摇身一变官运亨通？ n解释：那倒没有。 就是嘛，m局长恨恨地说，随便从街上抓个人来当官，也比t可靠一万倍。他清楚地记得，在他手下当秘书那一段，t曾违反规定私用电炉煮面条，曾把臭袜子塞进文件柜，曾在办公时间关起门来聚众打扑克，实在是劣迹斑斑臭名昭著。如果让这样的人篡夺权位，国将何以国？世界将何以世界？ m局长与t秘书见面在秘书局的一间小办公室。奇怪的是，t眼下虽没打扑克，但居然大大方方地修理着皮鞋，碎皮子断线头摊满一桌，胶水味十分刺鼻。大概突然悟出了一种修补的妙法，他乐得连连搔脑袋。m看着看着更生气：这哪像个机关呢？差不多也是个菜市场吧？修皮鞋的都来了，是不是还要在这里炸油饼打爆米花？ 还好，t没装出不认识老领导的鸟样，两只手在桌面上急急地一抹，把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全抹入抽屉，脸上有一丝惊慌神色。他赶快掏出一支香烟敬献领导。 m没好气地推开烟：我的办公桌在哪里？听说……你是管桌子的？ t愣了一下：不，我什么都管。 m冷笑了：那你负责全面工作啰？ t点点头：差……差不多吧。 m忍不住放声大笑：你要是做个梦，或者上台唱出戏，说你当上了王公大臣，那我还是相信的。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知道么？我对你没有什么成见，只是恨铁不成钢，一直想真心地帮助你。 谢谢，谢谢。对方才怯怯地点头说：局长，你的事我登记下来了。最迟明天吧，木工就来为你修理桌子。 老局长又说：年轻人呐年轻人，老毛病要改啦。我早就同你说过，你总是不注意卫生，下笔不注意标点符号，与同事也处不好关系。长此以往，你还要不要前途？嗯？作为你的老上级，我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但是…… 对方又点点头，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老局长，你要是这个月打算工作，那就暂时……打打苍蝇…… 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我是说……打苍蝇…… 你以为我还有工夫同你开玩笑？ 老局长，我也……没有开玩笑。其实，我根本不想管这些事。没办法呵。我的皮鞋还没修好，老婆就要生孩子了，不知道胎位正不正…… 老局长终于忍无可忍，脸憋出了猪肝色，一回到局里就大大违犯语管条例：你神经病呵—— 七 时代在飞快地发展，各种新生事物总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t秘书没法向老局长说清的事情，人们只能以后慢慢地让他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在他住院的这一段时间里，语管工作越来越繁重，语管局只好顺应形势扩大为语管总局。在上级领导部门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机关里一大批新生力量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于是大楼升高扩建，办公场所重新布局，在财政预算还跟不上的情况下，连走廊厕所的空间也再次被巧妙地规划利用。小卧车不够用，更成了一大难题。既然一时无法大量增购车辆，领导们只好挤一挤，将就将就，艰苦奋斗，节俭办事，比如在汽车里增设一些帆布小马扎和小板凳。 更为麻烦的是，大会堂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领导们开会时总得上主席台吧？可主席台本就不够大，加上一些领导年迈体弱，上主席台时须由护士搀扶，一人需要两人甚至三人的位置，常把台上挤得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台下人经常错把护士看作首长——这些误会当然算不了什么，但碰到天气闷热，湿度温度高，折腾得老弱们中暑休克就影响不好了。考虑到这一点，大会堂不但安装了空调，而且开会时都要架起一排强力电风扇，对着主席台猛吹，吹得那些首长须发奋张面色惨白并且坚强不屈。 现在，有资格上台的领导越来越多，主席台必须扩大容量。行政局方面只好请来泥木工人，嘿哟嘿哟地干，拆除台下前十几排的座位，填以砂石，打桩砌墙，筑出一个主席台的延伸部分。 可以想见，随着领导职数不断增多，主席台也不断向前延伸，大会堂的土建工程也几乎夜以继日无法停止。打桩机、搅拌机、切割机以及钻孔机轰轰隆隆吱吱嘎嘎响彻长夜，照明灯如同小太阳照亮工地，餐厅还给夜班工人送来绿豆汤和烤面包。 到最后，机关里官多兵少，头重脚轻，大多干部都成了领导，当上了总局长或副总局长，局长或副局长，还有相当于局级领导的各种委员、顾问、督导员以及监察员，只剩少数几人没有及时提拔，开会时应该坐在台下。要是碰到这些人出勤在外应付公差，有时候甚至只有t秘书一个坐在台下——他是管文秘的，外勤机会不多。这当然使会场情形更为不堪，形成了“广大领导”对“个别群众”的领导。工程规划者不免犯了难：照这样改建下去，几乎整个会堂都成了主席台，所谓台下就只剩一个深坑。想想看，当一个人或几个人坐在坑里，台上人只能够看见坑里一撮黑发或几撮黑发。那样的会场，成何体统？ 局领导办公会议研究了一下，觉得办事不必太机械。与其说大会堂改建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把它改回原样，让少数几个群众上台，而下面变成主席台。这样双方不但有视线交流，台下领导万一打瞌睡流涎水，也不大显眼。这不是极巧妙的灵活变通吗？ 于是就这样办。 t秘书以往逃会的纪录最多，似乎屁股上长了刺，总是坐不安，而且不逃会就不显得超凡脱俗，就活活愧对古代雅士的仙风道骨。但现在他常常高居台上，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众目睽睽之下无法逃会，不能不心情沮丧，有点无精打采。但他受到一大片目光的仰视，对上司逐一俯瞰，终于心态渐好。他高高跷起一只脚，或高举起一只手，借着大窗子透来的光线，冲着台下毫不在乎地剪指甲。一勾勾指甲弹飞出去，成弧形下落，不知落在哪里。指甲剪得不耐烦了，他还可以咚咚咚地拍着桌子，胡乱地发一通臭脾气：我们群众强烈要求把浴室里的水龙头修好！ 或者是：群众就是喜欢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喜欢开长会！ 诸如此类。 群众是神圣的，而群众只剩他一个人，他确实就是群众，确实全权代表群众，于是首长们对他都得谦让三分。关于水龙头的建议一经提出，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上司不得不慎重考虑，争着往本子上记录，互相点头深有感慨地说，提得好，提得好。 领导力量们都要求多多工作，于是多出许多会议，更多出许多文件，从这个局传到那个局，又从那个局送到这个局。签批单上的各种批示多达数百条，总是很难有个统一说法。t秘书拿着文件找总局长，说折腾这么久还没个结果，实在不太像话。 总局长也觉头痛，想了想，只好授权t秘书：算了，你自己去把关拍板。你得明白，这种事情你不做，难道还要麻烦领导不成？ t秘书近来喜欢修补皮鞋，从父亲那里接下祖传绝活，是修鞋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兴趣完全不在工作上。他对把关拍板这一类事非常厌烦。厌烦一旦逐日加深，还带来了他态度的粗暴。比方说他经常大笔一挥，把首长们的批示统统枪毙，甚至批上一句“胡说八道”，如此大不敬之罪竟无人追究。这一天，听说总局仅有的一辆进口高档轿车，领导们都要坐，实在不好安排。要说级别嘛，这些领导都够格。要说年龄资历嘛，这些领导也都不相上下。但一辆小轿车总不能当公共大巴吧？t秘书听着听着来了气，大喝一声： 别争了，我坐！ 秘书局长吓得不敢吭声。 消息传开，上司们都愤愤不满，说小小秘书怎么可以有这种待遇？没王法啦？翻了天啦？但仔细一想，首长们平起平坐，都挤上汽车实在不太现实。让它作为群众专车，恐怕还是合适的解决办法，至少可减少领导班子的不和吧。 从高档汽车开始，后来还有了群众专用电梯，群众专用食堂，群众专用别墅，群众专用健身房……一切稀罕的设施都归少数群众受用，尤其是由t秘书来定夺。物以稀为贵，语管总局的群众眼下确实神气活现。 每天早上，首长们都匆匆吃完饭，提早五分钟或十分钟上班，在健身房门前一心一意等待。好半天，t秘书身着短裤背心护膝护腕从里面出来，浑身汗水油光闪亮，揉指甩腿做各种放松动作，或是兴头上突然对墙壁猛击几拳。他终于筋疲力尽，喝几口水，然后环视正等待分配一天工作的各位上级，脸上有不耐烦的表情。他掏出一大沓会议通知或请柬分发出去，让这个去参加什么会，让那个去参加什么会，让另一些人参加视察或检查。看他们欢天喜地离去，再来打发剩下的人。他说对不起啦，既然官多兵少，官就得当兵用，于是他让分管餐厅的上司去采买鲜菜，让分管澡堂的上司去检修水龙头，让分管家属的上司去家属区送煤饼，让分管桌椅的上司去刷油漆。 看到还有没事可干的人，他可能会轻慢地挥挥手：去，给我找些废皮子来。 片刻之后，果然有很多废皮子被找来，供他修补皮鞋。 大部分上司身体欠佳，也很讲究体面，都想坐汽车出去开会，不想去刷油漆什么的。有人曾起草一个文件，想订出一个轮流出席会议的制度，可是因为照例有太多不同意见而只能搁置。他们只得另想办法，就是极力搞好与t秘书的关系。听说t要做爸爸了，他们就拼命往他办公室里送当归鸡蛋红枣巧克力速溶奶粉。知道t有修补皮鞋的嗜好，他们四处为他寻找破皮鞋，实在找不着就想法把自己的鞋戳几个洞，或者在t的面前大谈修鞋的技术和动态，把市内某些著名修鞋匠贬得一无是处……有时谈得t高兴了，t也真的到衣袋里去摸一摸，摸出一张会议通知作为奖赏，派车的时候也手下略有人情。 上司们这种对t的讨好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这一天，机关收到某医药公司寄来的新产品狐臭灵小广告，还有精印的文字介绍，说这种狐臭灵为苹果香型清新柔和香味持久不信的话一嗅便知。大家如同平常收到了一张好戏票、一本艺术年历、一张宴会请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t。有人把狐臭灵放到鼻子前凑了一下，鼓足劲眼睛向上轮去，深深吸了一鼻子气，说确实是香。这立刻招致很多人的怒目，那意思是：放肆！t秘书还没有嗅过，你怎么胆敢这样？ 他们都抢着要给t秘书送去，在t的面前显示忠诚。为这事，他们争夺得奋不顾身差点动起了拳脚。最后，竟有七八个人一齐去送狐臭灵，找到t以后谁也不甘落后地齐声说：请您嗅一下吧。嗅吧，嗅吧。 t秘书已经要睡觉了，对医药新产品也从不感兴趣，但碍着他们的一片爱戴之情，只好公事公办地把狐臭灵往鼻尖上贴了一下，说确实还可以。 他们也就心满意足，觉得尊卑秩序终于得到维护。接下去，再按职位高低一个个轮流嗅起来。 t秘书临别时还略加训诫：以后有事到办公室谈，明白么？ 当然，当然。他们都频频点头。 个人感情不能代替组织原则，明白么？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关键是你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懂不懂？ 懂的，懂的。他们都争相欠身。 t秘书把门咣的一声关了。 离开t秘书家，几个局级领导大为光火：呸，什么东西？也同我们耍官腔？你不就是个小小秘书么？算哪一盘菜呵？今天也人五人六的了？老子参加工作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老子当科长的时候你还给我提包呢……他们骂归骂，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下次见到t秘书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 当然也有些清正之士，对机关里慢慢出现的这股吹吹拍拍之风痛心疾首。m局长就是其中一个。他决不去t秘书家里拜访，作腼腆木讷忠诚态，只是成天闷不吭声，埋头干自己的事。一杆苍蝇拍打烂了，又去换一杆。他也决不去研究办公大楼里的乒乒乓乓搬桌子声音为什么日长月久——那些人爱怎么忙就去怎么忙吧。他m也有可忙的。他戴上袖套和口罩，在大楼内外轻手轻脚地游转，不发出一点点声音。看见有苍蝇在什么地方停落，就弯腰屈膝，憋住气息，从害虫后面偷偷向前探步，刹那间全身如箭发时的弓颤弦响，手起拍落做一次惊天动地的打杀。他戴上老花眼镜，将蝇尸用竹签子一戳，挑到小玻璃瓶里去。看见里面密集的红眼绿腹黑翅已填满半瓶，摇一摇，油然生出微笑。 拍累了，他就挺直腰，坐下来歇一会儿，很惬意地看一看阳光和蓝天，感受着岁月的充实。 在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有一只断了线的红气球飘飘忽忽地小了，更小了，已成了一个极微弱的红点。你必须睁大眼睛盯住它，只要一眨眼，就满目茫茫再也寻不到了。 不知是哪个小孩丢失了它。 八 m局长当然也端着保温杯，参加过很多机关会议。不过近来会议气氛不大好，总是充满着火暴暴的争吵： ——你工作不错，可是魄力太大，自信心太强，大家早就有感觉啦。 ——就算我魄力大，但哪像你干什么都稳稳重重？一天到晚没听见你咳嗽，谁知道你心里有什么深思熟虑？ ——算了吧，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早就知道你对我十分关心爱护！ ——你以为我是傻子？我早知道你对我要求严格一片苦心！ ——记住吧，我会感谢你的，你这个个性突出思想活跃的家伙！ ……这类吵闹对m来说已算不上莫名其妙，他已经善于翻译这些话中的关键词，弄懂它们的真实含义。 ——激动什么？要降职，现在也轮不上你。 ——凭资历，凭能力，凭我这白头发，我哪点比你差？为什么你能降我就不能降！ ——我们强烈要求公平用人量才是降，谁降谁不降，文凭作参考！ ——你别把唾沫溅在我脸上。我只是想弄明白一下，不降我，是不是组织上对我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要弄清楚，要水落石出。 ——不降我还能降你么？你的生活浪漫问题还没组织结论吧？ ——请各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能搞论资排辈么？ ——没那么便宜，这次不给我降职机会，我就一定要告状，哪怕告到中央！ ——不要忘了，上次四角三分钱的问题是个原则问题，在选人用人的时候一定要统筹考虑！ ——人贵有自知之明吧？你凭什么这样敢说敢干？ ——我们强烈反对私人友情过于深厚！ ……讨论到了这一步，就开始进入比较实质性的阶段，即进入人事任免的敏感议题。不过七嘴八舌之下，谁也听不清谁。什么论条件大家都比例什么你这样爱我我不怕反对大男子主义没那么便宜形势大好我原来就只是个干事难道理发也算活泼抬桌子都要用劲小心电炉小心你这是什么意思禁止抽烟去找医生看看走走走你敢动手这就不莫吵了大丈夫敢说敢做……然后又有咣当嘣咚的声音，大概是椅子倒了，暖水瓶倒了。 嘎嘎喳喳的争吵声终于趋于平静。人们一看，是t秘书沉着脸进入会场了，照例要给会议做最终裁示了。有人从他手里接过一张纸，高声宣读一项群众的决议案： 一、总局所有干部都得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改革大局为重，个人服从组织，能下能上，能官能民，不能随意弃官丢权，不得私心膨胀向上伸手要求降职、免职、撤职。 二、不得越级降职、突击降职，随意降职，更不能在降职问题上搞裙带风关系网，要严格标准认真审查，降人唯贤，反对降人唯亲。所降人员中有不合格者，一经发现应严肃处理，及时将其提拔使用。 三、学历文凭应是降职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但又不要搞唯文凭论。要注意把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大胆而及时地降下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四、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员不得降为科级，五十岁以上的人员不得降为副局级，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员不得降为局级。六十岁以上的人员一般作退休处理而不考虑降职，但务必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五、身体状况不能胜任工作者不在降职范围，但为了减少降职工作的阻力，可考虑让他们保留原职但同时享受降职待遇。 六、年轻干部被降职前应该有两年以上的高层机关工作经历。各级应有培养年轻干部的计划，创造条件把他们提高到高层机关中去锻炼，锻炼好了再降。 七、各级降职人选应反复征求群众（主要是t秘书）的意见，并报群众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 宣读完毕，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有人说，还是群众想得周到，群众果然是真正的英雄。还有人觉得新决议满足了自己的合理要求，带来了新生活的美好希望，便买来爆竹礼花以示庆贺。办公大楼外一时间噼里啪啦呼呼咝咝嚓嚓叭叭叭喇哩咝呀呼——朵朵礼花在夜空中灿烂地开放。在火光的映照之下，很多人激动得泪花闪烁，甚至泣不成声地互相拥抱，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对祖国的无限感激和无限忠诚。 1986年5月 文化透镜 文化透镜 什么阶级不一定说什么话 王尧：你在“小说家讲坛”的演讲中提到了符号化生产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围绕这个话题再展开一点讨论。因为符号化生产问题，涉及对当下文化形态、文化特征的认识，特别是对文化、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我现在体会到，为什么有的学者把符号环境当作人类生存的三大环境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呈现了符号化的特征，日常生活也在符号化。我们暂且不去说精神领域中的符号化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符号几乎是如影相随。前年我在装修房子、添置家具的过程中，就感觉到，所谓生活，其实就是在与符号打交道。这一现象给我们的生活、思想，包括知识生产都带来很大的挑战。 韩少功：现在很多人提到“电视政治”、“概念经济”、“眼球文化”等概念，显示出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至少在形态上，政治和经济成为一种符号的生产，文化当然更是一种符号的生产。很多传统的理论都因此而面临挑战。比方说需求，以前可以按照人自然生理的要求来估算，一个人要吃多少饭，要穿多少衣，等等，是一个大致恒定的常数。美国经济学家凯因斯曾因此乐观地预言：经济这样发展，人的需求很快就可以满足，到那时候，经济学就没有什么用了，经济学家也会像牙医一样用处不多了。但这种预言完全落空，原因是人的生理需求可以满足，但心理需求是个无底洞；物质消费虽然有限，但符号消费完全无限。一个人占有五十块名牌手表，显然不是为了计时。一个人占有三台名牌汽车，显然不完全是为了代步。所谓名牌消费，就是符号消费，常常与人的生理需求相关甚少。你要对其进行预测和计划，简直不可能，搞计划经济也就失去了根据。我昨天同你们的学生说：新加坡那么热，那里的贵妇人买一堆貂皮大衣做什么？这样的貂皮生产怎么计划？ 王尧：传统理论总是把人看作物质的人，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主要是指物质存在。 韩少功：“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化概念。你有一百亩地，就是地主；你只有一亩地，就是贫农或者雇农。这在土地改革的有关政策里确定得很清楚。但物质化存在眼下不一定是人生存在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在有些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已经让位于符号的、心理的、文化的存在，比方说，主要日常开支不再用于吃饭，而是用于打电话、上网、受教育、旅游、读报刊、听音乐、看电影，等等；即算购买食品，顾客要看品牌是否时髦，看购物场所是否体面，不单看蛋白质和维生素。购房、购车一类物质性压力仍然是沉重的，但广告业空前膨胀，商家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投在符号营造上，顾客越来越多的支出花在符号享受上，物质性压力越来越含有精神因素。应该说，这种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有，但在某些现代社会里有比重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当然仍然存在，但不是唯一存在，什么阶级不一定就说什么话。无产阶级可能说资产阶级的话，资产阶级可能说无产阶级的话，有点阴差阳错。 王尧：这个问题现在也有新的解释，以前比较多的强调对立的一面，现在注意到了可以沟通和对话的一面。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 韩少功：文化是多来源的，多层面的，多向度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可以喜欢《红楼梦》，也都可以喜欢牛仔裤，光说文化的阶级性，就说不通。光说文化的民族性，也说不通。需要多个分析角度，包括非阶级、非民族的角度，比方宗教的、性别的、年龄的什么角度。在另一方面，若说文化是普遍人性的产物，把文化看得一身清白和一尘不染，忽略了利益和权力对文化的制约，也是一种天真。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早就提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概念，把文化看成软政治。在他看来，政权与制度不是政治的全部，文化是政治的广阔舞台和重要战场。当年国民党在中国执政，但“平等”、“革命”、“劳工神圣”成了读书人的流行语和口头禅，最后连政府高官大部分子弟都“赤化”，青年的蒋经国加入俄共，青年的李登辉加入日共，顺应潮流么。文化领导权一开始就在更左翼的党派手里。眼下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但就流行文化与流行观念的层面来看，已经与美国没有多少区别，满街都是麦当劳文化和好莱坞文化，商业招牌也大多是“富豪”、“帝王”、“王妃”一类，革命在社会潜意识领域还剩多少，大家心里明白。这里有激烈的“软政治”斗争，但可能被人们忽略。 电视宣传可以在几天内调整政治潮流 王尧：知识危机，是九十年代以来的重大危机之一。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的现象不是个别的例子，在经济领域也有令人瞩目的现象。 韩少功：你看那个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雇佣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去帮他操盘，差不多是炒股“梦之队”，应该没问题吧？但后来亏得一塌糊涂。他发现这个市场完全不可理喻，最高深的经济学也可能栽跟头。报上介绍，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位，特点是把心理学引进经济学，用来分析人们在市场上的非理性行为。其实，“非理性”并不一定是没道理，没来由，只是不合乎传统理论所认定的道理和来由。传统经济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人定义为“利益理性人”，认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每个人至少都会精密谋划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亚当·斯密就是这么说的，哈耶克也是以这个为前提，有些左翼理论家其实也接受这一点。但现在很多人发现，人不是那么精密谋划利益的。 王尧：什么是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韩少功：制造火枪的技术很早传进了日本，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应用，为什么？因为日本武士的荣誉感，使他们更喜欢刀。刀成了一个阻碍新技术推广的符号。美国的牛排经常供大于求，但还是价格最高的肉制品，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觉得牛排具有雄性气概，差不多是一个文化代码和概念，于是就一直有高价的魔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唯利是图，倒像是唯感觉是图，唯符号是图。特别是在今天这种传媒时代，人们对利益的理解在三天之内就能发生巨大变化，就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的：电视宣传可以在几天之内调整政治潮流。三天之前这个杯子是我的利益，三天之后这个杯子可能根本不是我的利益。为什么会变？这种变化是不是来自一些文化符号运作？ 王尧：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是否也有这样的变化？ 韩少功：我有一个朋友，叫杨小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文革”中叫杨曦光，是个很有名的红卫兵理论家。 王尧：他是湖南人，“文革”时写过《中国向何处去》，轰动一时。我还不知道他改名为杨小凯了。 韩少功：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教授，原来是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以人的利益最大化为铁律，为基本前提，当然能解释很多历史和现实的现象。后来他得了癌症，在治病的一年多时间内，因为妻子是基督教徒的关系，得到了很多教徒的关心和帮助。他发现一个俗人所看重的利益，一个教徒可能根本不在乎，似乎完全违反利益最大化原则。他们帮助他、关心他，毫无利益可言。如果说这里面也有广义的利益，那么这些教徒的利益只是一种心灵净化，一种情感慰藉，或是一种在天国得到回报的冀望。这就是他们的利益，一种亏损自己世俗利益的“利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突然发现“利益最大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少在基督教徒中有大量的例外和反常，有另一种规律在起作用。我不知道杨小凯这一感受是否会带来他理论上的修正，但我相信不关注宗教这一类精神现象的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出息。宗教也是重要的符号生产。 民间文化的萎缩是文化工业之祸 王尧：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是传统的理论和知识生产面临的挑战，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问题也就包含在其中。当我们发现有些规律已经不适用时，可能不仅是知识、理论本身的局限，还要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大家也谈过，但现在的背景又不一样了。文化工业的兴起，对知识生产、对人的精神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就像你形容的，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巨无霸。 韩少功：我几年前写过一些随笔，发表在《读书》和《天涯》上。当时我感觉到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粗浅散碎的思考，其实都是对日益逼近的这个庞然大物深感不安，做一些感受和思想的准备。这些准备可能卑之无甚高论，对我个人来说却非常重要。 王尧：如果不从审美的角度，而是在学理的层面上看《马桥词典》和《暗示》，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的这两本书，都对我们的知识背景和知识谱系作了清理。譬如对语言文化符号的重新认识，对语言等级的批判等。 韩少功：谈符号不能不谈到文化工业，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新问题。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人类也有文化，也有文化符号，还有文化领域里统治和反抗的激烈冲突，但没有文化工业，没有文化潮流变化在今天这样的速度与规模，权力和金钱也不具有今天这样的文化控制力。以前一首民歌唱出来，一唱就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个巫教迷信产生了，一传也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有些服装、建筑、仪式、习俗也是这样，多少还带有些自然和原生的性质，就像野生物种，至少是一种恒定状态。但今天文化潮流日新月异，争强逐胜，常常形成剧烈的反差和震荡，很容易让一些人自我迷失。以前的文化控制也往往只及于社会上层，像儒家正统，一到乡野之地，一到蛮夷之地，就变得十分稀薄，让位于民间文化。但现在还有民间文化吗？还有多少民间文化？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民间文化成了所谓大众文化，民歌就是流行歌，民服就是流行服，如果说还有什么宗教的话，最牛的就是“麦当劳”教，“好莱坞”教，香港“四大天王”教。很明显，这个大众文化不是民间文化，不是从民间产生的，恰恰相反，是由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然后强加给民间的。民间文化的萎缩是文化工业造成的灾难之一。 王尧：在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的符号化特别成为问题。 韩少功：文化工业对发达地区的影响当然更大。一个澳大利亚医学专家告诉我，从生理学的统计来说，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左右。但现在欧美有些学校里的同性恋达到三成甚至四成，这就不是生理现象而是心理现象、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了。无非异性协调很困难，或者是很多歌星、影星、球星都同性恋，娃娃们也就对照先进找差距，决不落伍。但一旦真同性恋了，假作真来真亦假，这就成了一种真实的生理经验。你还能说它仅仅是符号？ 王尧：符号改写了感觉，进而改变了生理。 韩少功：感觉有很强的传染性。贫困感可能不是来自贫困，而是来自一种描述。孤独感可能不是来自孤独，而是来自一种叙事。连饥饿和寒冷的感觉也可以被符号改写，有些人为了体形美，不是大雪天穿短裙也不觉冷么？不是半片面包也难以下咽甚至吃下就呕吐么？这一切贫困感及其他什么感，当然是媒体社会的现象，是小康以及大康社会的现象，在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一定比较罕见。我曾借用经济学里的恩格尔系数来描述它，说恩格尔系数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富裕社会，人们受到符号的干预和强制要更多，因为他们接触媒体的可能更多。 生活与文化互相复制 王尧：对符号的操纵是与权力、资本、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某种符号的流行，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因素。既定的符号等级被打破，甚至传统的文化分类也遭到质疑。这个在西方世界中出现的现象，这几年在中国我们也领略到了。在一般的意义上看，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在符号的背后，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新的符号等级的形成。 韩少功：韩国人爱吃狗肉，被欧美人士视为野蛮，一再加以猛烈抨击，甚至要求世界杯足球赛易地举行。但欧洲人吃牛肉、吃羊肉、吃蜗牛怎么就不是野蛮呢？这里就有符号的价值等级，是世界上某个强大而隐形的“精神文明办”规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中国人认为喝可口可乐是跟上时代的，喝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为可口可乐是美国的象征呵，与高楼大厦、喷气客机、高速公路、牛仔裤、电脑、摇滚乐、〇〇七是相联系的，甚至是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配套食品，而茶就没有这样的地位。茶也许能让人联想到日本的茶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日本人虽然有钱，但那张黄皮也不能与欧美人士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制造和确定这种联想空间和意义背景的，主要是广告，包括媒体里各种“软广告”，是可口可乐广告商的形象设计和巨大资金投入，是他们对中国消费者们成功的洗脑。不光是洗脑，洗脑以后也就能换嘴：你喝惯了可口可乐以后，可能真会爱上这种口味。在这里，生活和文化不断互相复制，是一个循环的状态。心理符号转化成生理经验，生理经验又可以转化为心理符号。鸡生蛋、蛋生鸡，你很难追溯到根源，你找不到它在哪里。它是真实的吗？它是虚假的吗？很难说了。但不管怎么说，可口可乐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赚了大钱。我想，如果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不做牛肉而是做狗肉生意，肯定也会全力打造出一个吃狗肉高贵的文化潮流，让很多广告商、记者、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来为他们冲锋陷阵。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韩国有了世界经济霸权，如果韩国比美国还牛了，肯定就要这样去给欧美人民洗脑，还要逼着他们换嘴。 王尧：也许我们对一种文化现象，对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加以指责，但是与之相关的精神问题、灵魂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它还涉及部分地区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以后的诸多社会问题。 韩少功：吃狗肉和吃牛肉，其实都可以。问题是权力和资本为了实现霸权和谋取利益，会有意地制造一些文化潮流，力图控制社会和每个人的人生，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警惕了。符号性压迫和符号性剥削，同样是压迫和剥削，只是采取了间接的方式。这是我们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之一。不是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个领域的问题，是牵涉到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的问题，当然也值得文学工作者关心。 王尧：这与符号本身的变化有关。以前通常是语言文化符号，现在是视觉文化符号，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和语言文化符号无法比拟。 韩少功：眼睛当然是感官之首。中国人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口语中常说“看法”、“看问题”、“观点”、“人生观”，这个“看”与“观”都是指视觉，用得这么广泛，可见人们对视觉最为信赖。英语说“我明白了”，会说成i see，see就是“看见”，是“理解”、“明白”、“懂得”的同义词，可见视觉有其他感觉所没有的特殊强势地位，对心智的刺激和介入功能最强。 王尧：电子信息比印刷信息传播更快，也是一个新的变数。 韩少功：电子传媒技术已经造成了很多新的后果。比方说，文化的地域性开始削弱了。以前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别多大呵。但现在中国孩子与英国孩子穿一样的衣服，中国妈妈与英国妈妈同样地担心孩子成天玩电游，教训孩子的腔调也差不多。与此同时，文化的代际性倒是大大增强了，一个父亲可能已经听不懂孩子的常用语，一个弟弟也可能对哥哥喜欢的音乐大为陌生。这种情形在古代恐怕难以想象。这就是说，电子文化因其传播快和覆盖广，正在瓦解空间的壁垒，但同时造成时间的壁垒。以前的文化研究只注意划分“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湖南文化”和“江苏文化”，以后可能更应该注意划分“八十年代文化”与“九十年代文化”，“老三届文化”与“小三届文化”。社科院以前可能只有“英国研究所”、“法国研究所”，以后是不是需要设立“八十年代研究所”与“九十年代研究所”？ 学术研究越来越“项目化” 王尧：在大学里，过去一个老师的讲义可以用到纸张发黄，我和你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这样。现在不同了，一本讲义不能讲到底，这不仅因为知识更新程度快，承传知识的方式也有了大变化，技术开始介入到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经受到文化工业的影响，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 韩少功：你看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每年的富翁排名中，传媒巨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传媒业常常比煤炭、石油、钢铁、农业更有丰厚利润，可见文化已经变成重要的投资领域。教育也成了重要产业，新西兰的教育就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支柱，学校成了最大的无烟工业。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听那里的教师们说，前不久实行一项新规定，就是开始订单教育，教师让学生吃点菜，开设什么课程是由市场决定的。一门课如果没有八个以上的学生来选修，就会被校方取消。这样一来，计算机、法律、经济这些专业当然大大膨胀，哲学、文学、考古这一类冷门专业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尽管它们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来说可能非常重要。教育急功近利到了这种程度，邪了。 王尧：我生活在学院中，感受到文化工业对知识生产、对学术的影响。其实，在这之前，高校知识生产的体制和方式的危机已经出现。我现在比较忧虑的是精神生活的符号化，在种种符号的背后是空洞的灵魂。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原本是知识分子或者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也在用各种符号作面具或者作工具，用来掩盖真实的面目，用来谋取利益。以大学来说，这个现象几乎不是个别的。现在，博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都成为一种符号。学术的创造变成了一种以符号为等级的秩序，谁拥有了某种符号，谁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相关的利益，而思想和学术的苍白问题则被符号掩盖了。刻薄一点说，在大学里，标志着学术等级的各种符号就像一根肉骨头，大家都抢着啃。学术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抢与啃的厮杀。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独立人格与学术自由从何说起。各种巨大的符号体系其实在压迫着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而许多人又不得不去追逐那些符号化的生活。 韩少功：学术研究正在“项目化”。学者动手之前，需要到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基金会那里立项，然后才可能获得资金，包括雇人、调研、开会、出版、评审以及各种拉拉扯扯的费用。我知道很多人到学术期刊那里花钱“买版面”，真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有些学校甚至逼良为娼，哪个老师们拿不到“项目”，就别想得到续聘和晋升。在这种情况下，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些学术研究难免不会看权力或者资本的脸色，独立性大大削弱。从全球范围来看，军事科研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这个行业出得起钱，博士教授就乖乖地都拥过来了。非洲一些常见病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因为这些穷国拿不出钱，没有购买力和市场，就无人问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和人文科学当然更容易走偏。也许有些学者还想当孔子，还想当亚里士多德，说我先忍着吧，先赚下学术生涯里的头一桶金，屋檐下先低个头，等羽翼丰满了再来特立独行。但他一旦上了套，就不那么容易解套了。身边太多这种遵命的或牟利的学术，形成了压迫性的潮流，你扛不扛得住？这是外部的压力。自身内部也有了压力，因为有学术利益呵，自己一开始可能也看不上第一桶金，但学术成果一旦面世，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听到别人的批评和贬斥，总是不那么高兴的吧，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出招自卫，继续用它来唬弄同行或者学生，巩固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知识生产中常见的情况。 王尧：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现在都需要借助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单一的方式变成了批量的方式，同样是复制，但方式与技术完全不同了。 韩少功：知识爆炸，其实只是间接知识的爆炸，倒可能带来直接知识的减少，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人的在校时间成倍地延长，可能大半辈子就在书本和网络里找知识，接触实践的机会很少，用实践来检验、消化以及创造知识的机会很少。我的一个熟人，五十多岁了，还是个书虫子，在美国读文学博士。他最成功和最伟大的实践，是知道每天可以用什么方式在校园里白吃白喝，每天都能喝上免费的香槟和葡萄酒，满面红光摇摇晃晃。他正在做着文学论文，一直让我怀疑能不能做好。文学若能在这种校园里生长出来，那真是奇了怪了。一个新闻学教授没有办过报刊，一个经济学教授没有做过生意，一个政治学专家没有治过国也没有造过反，这样的教学凭什么值得信赖？知识都是从人家著作里搬来的，大家的脑袋都长在别人的肩上。世界变成一个我们可能无所不知的世界，但也是一个从未深知、确知、真知的世界。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生活不是越来越丰富了，而是可能越来越贫乏了，比方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在一个白领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就同书本和电脑打交道，是一个最新款式的齿轮和螺丝钉，充其量是台知识留声机和知识复印机。他还要贷款供楼，攒钱买车，结婚生孩子，人生轨迹就这样规定下来了。现在精英们成功的生活就是模式化的生活。现代人很难像我们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由地了解这个世界。 王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现代人的一个梦想。 韩少功：万里路也能行，但大多是坐上汽车或者飞机，跟着一个打小旗子的导游员，从一个旅游点窜到另一个旅游点，用张承志的话来说，是“一群宾馆动物。” 王尧：旅游点大多是商业化的，是虚构的现实和历史。 韩少功：游客从美国到中国来，要看中国民俗，旅游公司便设计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一些从来不存在的假民俗。但游客可能满意了：哦，这个是中国。 传媒面临着道德危机 王尧：中国人认识中国也受符号的影响。当一个人没有什么经历和体验时，他的想象与认识就要受到符号的限制。有些价值判断上的分歧就是由此形成的，譬如，国外的一些学者和我们看待中国的“文革”，就有大的不同。 韩少功：他们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大多是受中国伤痕文学一类媒介的影响，缺乏亲历性经验。这种符号复制又可能被中国人自己再复制回来，说旁观者清吧，外国人都是这么说的，事情就错不到哪里去。一套符号经过这样几次折腾，你就不知道它最开始是从哪里错起了。 王尧：符号的生产过程中间有强大的传媒影响，在谈到符号化生产问题时，一个绕不开去的焦点是“媒体”。 韩少功：媒体本来应该是一个公共领域，应该为公民们提供真实而健康的资讯，但这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容易做到。有些媒体是官办的，甚至靠行政摊派保证发行量，一切宣传得符合官方口径，对于给官方“抹黑”的资讯就大量压住。还有些媒体是商办的，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于是就得在广告商那里讨饭吃。有些日本人告诉我，日本有些大媒体可以批评政党，但从不批评丰田、日立这样的大公司，也不能批评这些公司所拥护的政治家，原因很简单：一年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广告收入你不想要了？你找死呵？在一些西方国家，对“政治献金”多少还是有些法律限制的，其出发点是防止政商勾结。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媒体比政党的作用其实更大，却没有一个国家立法来规范媒体，比方说限制媒体的广告收入，限制媒体的股权结构，防止媒体与政客或者奸商的勾结。这是极为不合理的。 与此同时，我们有质量检验的法律和有关执法机构，并且一再提高检验标准，什么欧洲这个标准，欧洲那个标准，保证商品的安全性和优质化。但我们没有类似的法律和执法机构，来确保文化的安全和优质，如果有的话，顶多只是扫扫“黄”，或者防止政治颠覆。这也是一种极为可疑的法律空白和认识空白。谋害精神与摧残肉体是同等罪恶，是同样的反人类罪，但在当代人类社会里，某个机构如果生产面包，必须小心翼翼遵规守法，不能把垃圾当面包。但如果是生产电视片，几乎就可以为所欲为，粗制滥造，掺劣使假，差不多是软性的诲淫诲盗，垃圾也可以卖成钱。社会既没有欧洲的这个标准，也没有欧洲的那个标准，来加以管束。这样的“文化自由”岂不荒唐？是不是已经成了一种神话？这种“自由”，是生产文化垃圾的太多自由，加上权力和资本钳制资讯的不自由，两面夹击，双重失控，构成了传媒道德和传媒质量的巨大危机。但当代人似乎已经满足了这种“自由”。 王尧：问题是谁“自由”了？在什么事情上“自由”了。 韩少功：我想，人类社会如果还有点出息的话，总有一天能找出办法来，来制度化地淘汰垃圾文化，包括限制媒体的权力化和资本化。最起码一点，一个正常的社会要确保一些主要媒体具有社会公共性，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所谓“信息爆炸”的传媒社会，有关法律和认识应该跟上来。不然的话，人们通过支付每一件商品里的广告成本养活了这些媒体，却听任这些媒体来谋算自己，来操纵自己，在变化莫测纷至沓来呼风唤雨的符号灌输之下任人摆布，甚至任人宰割。 王尧：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描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现实中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一些所谓的“真理”是用强势话语制造出来的，但不能反过来说强势话语就是真理的表达。我们需要揭穿生活中的假象，这样即使没有真理的引导，我们也能够把握住价值的东西。 公理化思维一藤三瓜 韩少功：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需要真情实感，需要健康的表达和交流。在符号的旋涡中，在文化生产的惊涛骇浪中，我们需要多多少少把握住一些值得信赖和为之感动的东西。这是文化的根本职责。 王尧：这又涉及信仰的问题。史铁生对此有不少思考，我曾就此和他交谈过。他谈到终极关怀，谈到神性，谈到用精神来应对困境和苦难。 韩少功：铁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读他的作品是一篇都不放过。当然，我与他的思考各有侧重，生活经验的背景也不一样，他毕竟是在轮椅上度过来的，而我是从湖南到海南这样一个过程度过来的。据我所知，他这些年关心宗教，对基督教尤有兴趣。有些人看不到宗教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看不到宗教与科学在西方同源和共生的历史过程，把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当作“唯心主义”或“迷信”嗤之以鼻，完全是无知。这也不利于我们利用人类文化的传统资源，改进当前的社会管理和心理管理。但宗教也不是没有毛病，比方说有强烈救世情怀但也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排他性。我们都知道宗教法庭与宗教战争，还有基督教在北美、北爱尔兰造成的流血。铁生尊崇自由和爱愿，但我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爱一条小狗与爱一个邻居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光是信仰就不解决问题了。也许就需要一些形而下的思考了，比方说需要各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支持铁生的关切。如果没有自由和爱愿这样的灵魂，任何社会科学也都会成为没心没肺的邪说。现在很多理论生产正是铁生所担心的那样。 王尧：宗教与法制似乎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韩少功：在欧洲文化传统里，法制就是宗教的人间化，宗教就是法制的天国化。在英译《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经常把绝对和普遍的公理称之为“法律”（laws），也称之为“神物”（celestial bodies），显示出公理化思维至少在英语读者心目中，是一头连通法制，另一头连通宗教。宗教、科学、法制，是公理化思维这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瓜。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最喜欢用科学来反宗教。 韩少功：其实是不得要领的。英国的李约瑟说过，公理化大传统源于几何学，有古希腊人长于造船、航海以及造房子的知识背景。当时的几何学就是最讲求定规的，比如三角形的勾股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还不绝对和普遍？岂能被怀疑？有些公理甚至无须从实践中归纳，可以依靠逻辑来演绎，比如数学中的虚数，在实践中没有，但就是有用；还有化学元素表，里面有些元素是先验的产物，先有分子式的推演，后来才被实践验证。这些公理还不“神”？这还不是“法”？欧洲人就是靠这些公理活过来的，因此习惯于信规则，讲规则，求规则，守规则，在中国人看来有点“认死理”，有点“一根筋”，其宗教、科学、法制都有共同的风格，其实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的领导人叫ruler，就是管尺子的人，管规则的人。相比之下，中国人最不“认死理”。《易》经就是讲变化的经，“易”就是变易。佛学到了中国成了禅宗，也放弃定规，所谓“法无定法”。孔子算是执着和刻板一点，但也说“权”是最高学问，“权”就是权变，辩证，灵活处事。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叫“掌权者”，是能够把握“权变”的人。 中国人讲孝，但忠孝不能两全时，孝可以放弃。中国人讲忠，但皇帝犯了错误时，可以“格君心之非”，还可以像孟子那样把“轼君”正名为“除暴”。总之是不恪守什么定规，重结果不计较程序，重目的不拘泥手段。孟子还说：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尧：中国人有古典辩证法的强大传统，所以有人把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 韩少功：一般来说，中国人最少教条主义，最少机械论，但体现在社会行为上，就是变通有余，规范不足，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德治大于法治。有时简直太没有规矩了，就像毛泽东自己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就是没有法制；“无天”，就是没有上帝，即没有宗教。我们现在推进法制建设，除了财政成本高昂是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就是没有“天”，没有足够的文化传统依托，没有全民性“认死理”、“一根筋”的习惯和氛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法制，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也需要从国情出发，勇于创造有自家特色的管理传统。 文化研究不应该止于进口 王尧：从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符号问题。九十年代，蔡翔对广告问题也有过研究，可惜他的那本《回答今天》没有受到重视。 韩少功：蔡翔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在八十年代后期，我记得吴亮也关注咖啡馆，剧场、博物馆，等等，写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还有南帆，在研究服装、面容、身体、影视、广告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同样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关注。在那一段时期，可以看出罗兰·巴特在中国的影响。杰姆逊到中国讲学以后，唐小兵翻译了那个讲稿小册子，使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浪潮初现，也促进了很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到九十年代中期，李陀、戴锦华、王晓明等学者在文化研究中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很多文化现象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里来考察，符号解读中有了更多现实批判的锋芒，似乎离罗兰·巴特已远而离福柯更近。 王尧：文化研究在大陆学界是方兴未艾，从事文学批评的许多学者在朝这方面转。在你看来，弊端在哪里？ 韩少功：文化研究是一个大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在我看来，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广义的文化研究，但那是在所谓启蒙主义的框架里展开，所以就内容来说，是一味地“崇西贬中”；就学理方法来说，还是“宏大叙事”。《河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非是说西方的海洋文明如何好，中国的黄土文明如何糟。且不说这个结论对不对，这种眼界和方法显然是很有问题的。进入九十年代的中期，文化研究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艺术等各种角度。但文化研究有个共同特点，也许还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微观关注，一种细节追求，差不多是一种准文学。这在二十世纪各种宏大叙事严重受挫以后，是一种很自然的替代性学术策略。 当然，这一来也可能遇到新的问题，比方有人把微观细节当成了象牙塔，当成了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了，不能在描述中展开思考，不能在碎片中建立关联，是以“琐碎叙事”代替“宏大叙事”，失去了改进社会和人生的公共关怀。有人说文化研究是“符号游击战”，这些人却把文化研究做成了“符号游乐场”，就事论事，没心没肺，虚无主义，还可能有巧克力味，是文化工业华丽包装的一部分。我知道一个年轻人在写博士论文，是服装研究，而且是关于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某一部分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做得倒是很专深，洋洋洒洒几百页，对细节不厌其详。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学问，也看不出他自己能明白这个为什么。 王尧：自己肯定也做得很苦，很乏味。 韩少功：受“博士刑”呵。去年我在法国参加一个会。一个法国英俊小伙在会上谈街道，从波德莱尔的诗歌说起，再谈到街道的现代性，说街道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是交通又是舞台，如此等等。后来主持人要我评议这个人的发言。我说我没怎么听明白呵，如果说街道有“现代性”，那古罗马时代庞贝的街道怎么说？中国长安在汉唐时的街道怎么说？算不算你的“现代性”？那些没有街道的地方，比方那些在市场经济竞争之下被都市挤垮了的乡村，是不是就不能体现“现代性”？你说街道是个舞台，这没有问题。但我也可以说街道是餐厅，因为好多人在街上吃东西；还可以说街道是战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杀人抢劫；还可以说街道是运动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滑旱冰或者跑步。我说街道的这么多功能怎么统一到你的“现代性”命题下去呢？我留了一句话没有说：就算统一到“现代性”命题下又怎么样？“现代”怎么了？不“现代”又怎么了？我忍住没说。我提问以后，那个法国人支支吾吾。主持人便来解围，说双方都有道理，但互相存在着误解。其实有什么误解？他说街道有现代性，这一点谁误解他了？他也许想找出现代街道的特点，这我能够理解，但像他那样说，只能越说越糊涂。 王尧：这几年你特别强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量，对文化研究似乎也怀有这样的期待。 韩少功：学问的生命，在于对现实具有解释力，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或多么朴素，不在于它是古老还是新潮。文化研究是社会人文科学转向日常微观领域的一种努力，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人文科学从此就只是一堆华丽的碎片，可以被任何一个学术花花公子玩了就扔。放弃宏大叙事，只是放弃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不是意味着人们不再想大事，不再关注大问题。这就是“游击战”和“游乐场”的区别。 王尧：你所谈到的不仅是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了，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不少类似的现象。其实，如何接通自己的思想经历，对学术研究也是重要的。《暗示》后面的《附录二索引》就很有意思。现在的文化研究还处于转述西方的话语阶段。我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的学者会辟出一块新天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那就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韩少功：文化与文学，本来就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因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是拒绝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这些方法和态度，肯定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活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当然，需要区分的是：一种是文学研究，一种是仅仅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文化研究，两者不是一回事。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文化研究，与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有区别的。有些文化研究者重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没有什么不好，但闯入文学领域以后，“游击战”可能有点滥杀无辜，有点公报私仇，有点只破坏不建设，戴着有色眼镜，凡事都上纲上线突出政治。他们要解构莎士比亚，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男性霸权主义。他们要打倒索尔·贝娄，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这种研究有没有必要呢？当然也有。但同是轻视妇女，莎士比亚与三流作家还是有区别吧？ 王尧：严格地说，大多数作家都很难完全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一流作家与三流作家永远是有区别的。 韩少功：这些区别就没有意义？就不值得略加关照？一个作品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成体。我曾经在文章中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萝卜有维生素，还有氨基酸和水，如此等等。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有，垃圾里也有。如果有人只关注维生素，一个维生素主义打天下，那么萝卜与垃圾也没有区别，好萝卜与坏萝卜，大萝卜与小萝卜，也统统没有区别。这样的文学研究肯定会让我们吃坏肚子，吃出人命。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文学研究最好还是要有点中医式的态度，总体把握，辨证施治，不能今天单卸一条胳膊，明天单割一个胃，我的手艺治得了哪一种病，就专冲着哪一个部位去，也不管那个部位有病没病，有大病还是有小病。中国古人在文学研究方面有一些总体把握作品的经验，恐怕还值得文学研究者们继承。一些好的文论和诗论，文学研究者恐怕不能不读。 王尧：在这一点上，你好像还挺保守的。大众文化研究现在很热闹，李陀也一直在倡导。 韩少功：我说的与李陀提倡的并不矛盾。事实上，《天涯》杂志发表过很多文化研究的文章，还开设了有关专栏，请李陀当过主持人。但编辑们也退过很多这方面的稿子。文化研究是一个新领域，新方法，但并不是什么金字招牌，不是vip贵宾包厢，同样也会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可以宽容一些，可以理解各个研究角度难以完全协调，难以完全兼顾，有时候顾此失彼，也可谅解。但我们总得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现在，文化研究的模仿和移植应该叫停。我们需要更有深度、更有高度、也更有中国独创性特色的成果。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王尧：已经经历了八十、九十年代，我们不能再过分地想象西方和迷信西方。 韩少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中国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保持自主性和创造性也是对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最好的学习。 王尧：我注意到近年来，包括你在《暗示》当中，对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一些说法也是质疑的。 韩少功：《暗示》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弗洛伊德、哈贝马斯的某些看法持有异议，对虚无主义的符号学也是质疑的，对西方社会还有过一些批评性描写，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反西方”立场。正像我在《暗示》中对中国展开批评的时候，也并不是“反中国”。我不是在对世界文化做全面评价，也没有能力当这个裁判，因此在写作中常常只是记录和描述自己生活感受的某一个层面。我的志趣不是做一个文化史家，如果我关心文化的话，只是文化有助于我了解人，了解一部分人。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从这一点出发，一般来说我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学者，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思想流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看法时，通常会提醒自己想得多一些，说得少一点，留有余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我觉得应有的学习态度。 王尧：思想的空间是很大的。 韩少功：对人类的思考能力不能过于自信。有时候宁可缓一缓，看一看，再琢磨一下。人肯定都会说错话，但错话说得少一点是可能的。 革命追问 大题小作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 时间：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地点：苏州大学文学院 革命追问 直接面对“中国问题” 韩少功：我从北京来，说要到苏州去，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可见这个活动已经很有影响，对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以前似乎没有人这么做过。 王尧：也有，但没有这么集中和大规模。我在讲坛开幕时的致辞和后来为“小说家讲坛”丛书写的序言中都提到，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同时也想冲击一下体制内的文学教育。 韩少功：对作家做一个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引导学生去理解作品，理解这一段文学史，是很有意义的。据我所知，很多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关注这批作家，但苦于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径和线索，而你们整理的这些演讲与对话，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渠道，构造了一座很好的桥梁。你们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一步，说实话，有点出乎人们的想象。 王尧：在办讲坛的过程中，我都觉得有些问题还要展开讨论，不仅是创作的问题，也不仅是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我们在今天，如果还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不能不面对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东西。坦率说，我是有焦虑的，现在用这个词也许不合时宜。我觉得，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人文立场，包括困惑。我知道，你在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韩少功：说老实话，能够听到你提出这问题本身就令人高兴。 危机是由很多原因累积而成 王尧：我还是比较赞成王晓明先生的看法，远离当代生活的批评，是没有生命力的。我想，我们不必把“当代”的概念仅仅理解为“当下”。其实，“当代”也是各个阶段的延续，而不是中断。譬如，在“当代”之中，“文革”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可能不仅是现在，即使在以后，如何叙述这段历史都是件困难的事。这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与对“文革”认识的差异有关。 韩少功：我觉得现在对“文革”有一种肤浅的认识，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是一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这个理解就太简单了。 王尧：道德化、简单化地解释当代中国，在一些人那里得心应手。 韩少功：中国的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很多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最后形成了一个疑难杂症。大致而言，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遇到了新情况。首先是中原的农耕文明不敌北方的游牧文明，蒙古、突厥等族群集团越来越强大，中国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北方的边界线也越来越向南撤退。这以后出现过两次大的外族入侵，虽然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但以汉代“和亲”为标志的稳定外部环境趋于瓦解，帝国朝贡体系趋于崩溃，高丽、安南等附属国都有了离心趋向，不买账了。王安石等知识分子有过种种改革和复兴的愿望，但已经力所不逮，虽然有过明、清时代几次短暂的修复和喘息，但整个国势是逐渐往下走的，到了晚清已经是陷入深重危机，政权腐败，民生凋敝。正是在这个时候，人口资源的矛盾也日趋严重。晚清时期全国人口三亿多，有一说是四亿多，是欧洲六千多万人口的五六倍，对于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来说已经不堪重负，各种社会矛盾不可能不激化。 第二个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也涌进来了，迫使中国接受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完全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这就像生物入侵，很多陌生的物种贸然闯入，没有它们的天敌，没有能够与之互相制约的物种，于是无限地扩张蔓延，加剧了社会和文化的无序程度，增高了危机的代价。紫茎泽兰在美洲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就是灾祸。食人鱼在非洲也危害不大，到中国来同样是灾祸。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原有的生态平衡不一样，生物入侵以后要实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往往需要混乱而痛苦的一个过程。 西学东渐也往往是这样。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左翼思潮，来源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源于更早的宗教理想。犹太教就有共产主义因素，对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恐怕不无影响，以至以色列现在还有公有制的很大地盘。基督教的旧教和新教也有内部共产的传统，梵蒂冈教皇现在还猛批资本主义。早期乌托邦的设计者康帕内拉等，大多是一些基督教人士，把教内的平等意识移植到现实社会中，构造了世俗的空想社会主义；然后马克思更进一步，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给予了解释，用资本论构筑经济学的基础，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思潮在欧洲发挥过重大作用，现在北欧的、西欧的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其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无不受益于社会主义运动。拿破仑法典是禁止工会与罢工的，工会权与罢工权是后来通过斗争取得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西方的八小时工作制，妇女投票权等等，也都纷纷实现了。 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的实践，却在东欧与苏联由盛及衰，最后自我崩溃。至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危机？比方说，在既没有犹太教传统也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国家，在一个人口资源条件极为恶化并且受到外部强国压迫的国家，这一主义会引起怎样的社会与文化的生态变化？比方说，一个通过革命而执政的集团，如何避免自身的腐败和僵化？这都是一些非常困难的探索。 王尧：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知识分子人格和政治权威的冲突。后来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只看到了这种冲突，而忽略了别的同样重要的问题。 韩少功：体现在政策安排上，是联俄还是联美？走哪条道路？这都是知识分子一直在焦虑的问题。 王尧：西方有位学者说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钟摆。 韩少功：孙中山晚期“联俄”，毛泽东晚期放弃“联俄”而“联美”，都是这样的钟摆状态。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在寻找最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有时候也难免无所适从和慌不择路。所以说，有些曲折是有很多的原因积累而成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几个坏人做了几件坏事。 没有理由对“文革”作简单的想象 王尧：“文革”的发生，不能否认个人在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想，它首先不是个伦理问题。就现在披露的材料看——当然这些材料都还是极小的部分，以及亲历者的叙述，我们没有理由对“文革”做一个简单的想象和判断，尤其是中国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能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 韩少功：“文革”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文革”开始时我十三岁，当时觉得一两年之内，甚至一两个月之内都变化很大。哪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现在国内外学者对“文革”说法很多，有的说是“文革”三年，有的说是“文革”十年。还有的说当时有两个“文革”，即一个毛泽东的“文革”和另一个人民大众的“文革”，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我们作为过来人，与某些局外人甚至外国人的理解不大容易一样。比方说两个“文革”，有互相区别也有互相交织的一面。 王尧：通常所说的“老红卫兵”，像后来的“联动”组织，就是第一代红卫兵组织。他们多是领导干部家庭出身，在运动初期有优越感，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坏蛋，基本如此”就出自他们。 韩少功：红卫兵有好几代。第一代红卫兵骨干多是高干子弟，是要保卫红色政权的，因为父母后来被打成“走资派”，很快被镇压下去了。“联动”被“中央文革”取缔和镇压，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其子弟也成了较早反对“文革”的群体之一。但他们在运动初期的血统论观念也被下层群众反感，特别是“出身不好”的群体反感。在打击“联动”及其血统论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和下面那些受压抑的阶层出现过一个联盟，一个非常短暂的联盟，虽然联盟各方的目的并不完全一样，比方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最终就还是死于“中央文革”之手。这里有上层和下层不时互相利用的现象。“文革”中，这样的临时性的力量组合非常多见。 王尧：这种组合带来的变化很大，老红卫兵参加的政治运动打倒了他们的父辈“走资派”，他们自己则成了“走资派”的子女，按照那副对联的逻辑，老红卫兵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就成了“狗崽子”。前一段时间，我重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以及《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真的是感慨万千。 韩少功：第二代红卫兵骨干多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所谓“三师”——即医师、教师、工程师的子弟多，大多受过压抑，容易滑向所谓“极左”，即在“打倒走资派”的名义下对红色政权提出改造要求，结果也被镇压下去了，遇罗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湖北的张志扬，湖南的杨曦光，在同一时段也被投入了监狱。即便同是“极左”的红卫兵，也有不同的思想成分：当时有的崇拜吉拉斯，有自由主义色彩；有的向往格瓦拉，有共产主义目标。如果这些千差万别统统被抹杀，历史就不可理解了，也不可能被诊断了，就只能用“全民发疯”来解释——事实上，现在新一代青少年对“文革”就是以“发疯”一言以蔽之。这正是多年来“文革”缺乏如实分析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再一次“文革”式愚民的结果，将使人们难以获得对“文革”的真正免疫力。 我们不要在人事上算旧账，历史恩怨要淡化处理，这是对的。但不能没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更不能随意地掩盖历史和歪曲历史。比如说，“文革”中某些群众性的骚乱，本身也是对“文革”前已经出现的很多社会弊端的一种消极性惩罚。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站出来造反。在我所在那个城市，由他们组成的“黑鬼战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像这样的细节，在我们后来对“文革”的描述中完全可能被掩盖掉。没有几个“右派”提到过这样的造反史和他们当时对“文革”的寄望。 王尧：有一本集体性的追述“文革”的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其中不少文章谈到一些人在“文革”发动时期的造反动机。在当代史上，有一个现象，不仅是知识分子，包括别的阶层，有一种动机，就是把运动看成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在日常生活政治化以后，运动就像当年一部话剧的剧名“盛大的节日”。 韩少功：《芙蓉镇》写一些“右派”在“文革”中受害，是一部分真实，但当时包括很多“右派”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曾经以“文革”的名义要求社会公正，而他们的不无合理的动机又带来了荒谬或暴力，甚至给其他人造成过伤害，这些复杂的过程还缺少知识上的清理。当时受害者也往往表现出施害者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病相，这种冲突双方的互相复制和互相强化，是“文革”重要的奥秘之一，在简单的道德批判中却一直成为盲点。《芙蓉镇》一类作品在这些方面的肤浅和虚假令人吃惊。这个作品还表现什么国企员工和其他劳动者，好像国企员工都是党卫军，是极“左”的，是打压小集体或者个体户的，这完全是一种概念图解，是脱离生活的虚构。在当时的分配制度下，国企员工与其他劳动者并无利益竞争关系，都是在计划经济的一口锅里吃饭，因此我相信，没有任何地方的“文革”史料可以支撑《芙蓉镇》这种虚构。 我们在这一类作品中，只能看到不可理喻的“疯狂”，看不到真实可信的人物行为动机和逻辑，看不到历史悲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必然性和丰富性。这是批判“文革”吗？难道人们需要借助谎言来批判“文革”？难道说真话的批判不是最有力量的批判？ 王尧：当时也有一些人就像鲁迅笔下的“看客”。 韩少功：这种“看客”在一九六八年以后越来越多，因为利用“文革”来改良社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文革”后期的极权化也越来越严重，而不是像群众在运动初期希望的那样越来越缓解。这就是有些人持“文革”三年说的依据之一，因为一九六八年以后，老官僚靠边了，但新权贵也没好到哪里去，于是有限的社会运动消失，群众基本上成了失望与迷惑的“看客”。如果认为“文革”是一次社会运动与高层斗争的结合，那么一九六八年以后实际上只剩下高层斗争。后来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群众基础已相当薄弱，只是少数人假社会之名的折腾。 王尧：在后期，运动的激烈程度有缓解，就与群众对运动的失望有关。在部分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那里，开始独立思考，开始重新认识这场还在进行的运动。红卫兵运动在一九六八年落潮，他们中的不少人思想情绪有反复，这在食指的诗歌中也反映出来。 韩少功：我在《暗示》里写到知青“读书小组”。据我所知，当时这样的小组在贵州、山西、北京、广东、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都有，是较早怀疑和反思“文革”的一些青年团体，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抗议运动的主体力量之一。 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 韩少功：“文革”是革命社会演化为极权社会的一个标志，其危害突出表现在人权灾难的层出不穷，逐步升级，全社会陷入深刻危机。但革命与极权呈现为一种交杂的结构和演变的过程，在“社教”、“反右倾”、“反右”乃至延安“抢救运动”中，“文革”一脉其实已经初露端倪而且逐渐发展，民主规则逐渐遭到践踏，腐败和僵化开始积累，因此“文革”完全不是偶然的。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极权最为严重的“文革”，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改革，合作医疗，文艺下乡，两弹一星，南京大桥、杂交水稻，干部参加劳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立独立工业体系，还有退出“冷战”思维的“三个世界”外交理论，等等，这些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事物，与“文革”的极权政治是否有所区别？这些事物尽管也染上了“文革”的污迹，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也含有某些合理因素？ 叶蔚林等作家在小说或回忆录中写到，他们当时下放劳动领取了“安家费”，工资也一分钱没减，因此乡下农民经常上门来借钱，乡村干部也来揩油。显然，他们当时并没有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死于毒气室。把“文革”类比“奥斯维辛”是眼下流行的修辞，这在气头上说说也不要紧，也确实是张志新、遇罗克一类蒙冤者悲惨遭遇的写照，但就当时大面积的社会状况而言，却不是一种认真求实的分析。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哪有安家费和工资？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很臭，但有些工农群众要嫁女，还是要找个大学生当女婿，因为大学生工资高呵。群众对知识的尊重，并没有真正崩溃。再说对外开放吧，我清楚地记得，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相继访华，某些重大的政策调整已经开始。乡下人开始使用从日本进口的化肥，“株式会社”之类的字眼被大家熟悉。 王尧：不少地方，包括在一些城镇，有人喜欢化肥袋子的布做裤子，一时很流行。 韩少功：这就是最早的对外开放，是后来大规模开放的铺垫——尽管那时候可能是不够自觉的，只是权宜之计，还缺乏深谋远虑，缺乏意识形态的深度调整。“文革”时期的经济制度也需要具体分析。当时秉承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消灭私有经济，在工业和商业这一块问题确实很多，最后连火柴、肥皂都紧缺了，城市里总是停电。但农村经济制度没有照搬苏联，在经历过六十年代初“三年”的人祸天灾之后，算是吸取了一些教训，慢慢摸到了一点“中国特色”。一九六八年我们知青下乡时，农民是有自留地的，小型自由市场也是合法的，我们就经常去“赶场”、“赶闹子”，它们并没有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完全被割掉。虽然“割尾巴”的舆论压力存在，但还没有变成正式的国家政策。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和分配单位，实际上是以自然村为自我管理单元，避免了苏联式的“国有化”和“公有化”。这种政策安排相对稳定。所以“文革”时期除了遇上大灾害，除了有些河南灾区来的叫化子，一般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粮荒。也因为这个，农民忆苦，一忆日本人带来的战乱，二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饿死人，说“文革”十年中饿死人的倒不多见——虽然农民对“文革”也有很多埋怨。 王尧：我没有做个这方面的考察，但是对“文革”中的有些现象有记忆。譬如乡村的赤脚医生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我在台湾访问陈映真时，他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在人民公社化后，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基本是一贯的。七十年代初期，和我们相邻的一个县，社办企业发展迅速，我们这边刚有点起色，就开始批。至于个体业更加没有发展的空间，像木匠等手艺人，在外干活的都勒令回乡。这一点我印象很深。最近这几年，邻县的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而我的老家却缓慢得很，思想不能解放，这与当年的批判很有关系。问题就是这样复杂，好的水利设施，多数是在七十年代建设的，现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当年重视。 韩少功：几年前我到印度去访问，发现他们那里的现代化也在进入一个起步阶段，但遇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农村。他们的公共水利设施严重不足，大洪水常常造成人口数以万计的死亡，财产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第二，他们基础性的公共医疗严重不足，不像中国曾经有遍及乡村的公共医疗网点，还有过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样的制度实践，人均寿命比中国低得多。第三，他们的大学教育水平较高，大多是英式教育，但基础公共教育薄弱，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张艺谋拍过一个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我的很多知青朋友都在电影里的那种学校教过书，有时一个人管一个学校，叫“单人校”、“复式班”。那时学费可以免，收费也很低，学生交一两块钱就可以读上一个学期。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权灾难主要落在知识分子、“四类分子”、官员的头上，也出现过很多经济上的瞎折腾，但在农村的基础公共水利建设、基础公共教育、基础公共医疗等方面，却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不小成果，在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有诸多改善。这就是印度与中国的差别之一。 解决这些问题，印度主要是靠宗教，很多有宗教信念的知识分子发起下乡运动，组成志愿者的团队，去帮助下层贫民。中国则靠国家权力的组织动员和精神动员，靠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这种制度在“文革”时期受到极大扭曲，革命活力大大衰退。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文革”评功摆好，而是不赞成在批判极权的同时完全否定革命，不赞成对一个革命与极权相交杂的社会形态贴上简单的道德标签。那只能增加批判极权政治的难度，甚至最后需要借助谎言。那不是“文革”式地批“文革”吗？ 妖化与美化互为因果 王尧：“文革”的发生与冷战有关，冷战思维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反对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我同样反对有些人士为“文革”辩护，我觉得为“文革”辩护的人仍然是在用冷战思维看问题。当然也有些人为“文革”辩护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 韩少功：有些国外的人或者新一代人，没有亲历过“文革”，当他们对资本主义有所不满的时候，容易对革命产生浪漫幻想，甚至为“文革”辩护，比如说劳动人民参加政权管理有什么不好？问题是，那只是一种宣传，并不是真实。还有些人认为，政治集权乃至极权是发展中国家强国的必要手段，取消民主与自由是发展的必要代价。在这些人看来，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是在政治独裁时期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中国的极权也无可厚非。这是一种经济主义和发展主义，忘记了人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需要指出的是，正视“文革”中或多或少的发展成果，刚好是要说明这些成果并不能取代人的尊严、自由、利益、人情等等，刚好是要准确找到批判对象，就像一个医生，是要治病而不是要杀人。把杀人当作治病，一定是假医生。妖化“文革”往往来自同一种发展主义的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既然不好，社会发展方面就只可能一无是处。结果这种妖化也刚好为美化提供了条件，一旦有些人发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优于印度，一旦他们发现当时的失学率、下岗率、犯罪率比九十年代还低，极权政治就可能被他们美化，被他们原谅，被当作一笔“代价”轻易打发。在这里，妖化“文革”与美化“文革”是互为因果的。 王尧：我赞成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确实，从政治上给“文革”定性容易做到，但“文革”本身，以及构成“文革”的因素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这就意味着单一角度看“文革”有很大的局限。你刚才提到的许多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作深入的研究，有些问题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讨论，譬如“文革”与法国大革命，与“五月风暴”等。西方包括日本，观察和评价“文革”的视角和观点，前后有差异。这里还涉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文革”是不是现代性的重建？还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般地说，阶级斗争、革命等都是现代性的特征。“西方”在“文革”发生和发动的过程中，非常关心“文革”时期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当然，不同国家的反映有差别。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革”是非常欢呼的，一些学者从技术革命的角度看，工人成为管理的主体，开辟了建设现代化的道路，“文革”被看成是在反西方现代性中重建现代性。后来汪晖在文章中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来表述。实际上像这种思想类似的表达，在六十年代就有了。我在和蔡翔的对话中提到这个问题。我现在觉得，这个话题需要深入下去，譬如说，无论是“重建”还是“反”，它依托的资源是什么，“文革”的走向其实是与我说的这种资源有关系。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有一种是从解放区过来的思想意识。我和我的一位朋友讨论建国后的文化建设时，曾经提出一个想法，我们觉得建国以后一段时期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以一种扩大了的解放区意识治理整个中国。 韩少功：共产党其实是一个很“现代主义”的党，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国民党更“西化”。李宗仁在广州等地禁交谊舞的时候，延安在大跳特跳交谊舞。蒋介石提倡“尊孔”的时候，共产党最坚决地“打倒孔家店”。钱穆这些国粹派因此就寄望于国民党，激进青年们则大多往延安跑，有一个统计资料，当时国民党高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子弟都思想“赤化”，大概共产党的现代主义风格更适合青年的口味。用今天的话来说，共产党更“酷”，更“先锋”“另类”呵。从五十年代起，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超英赶美”，总是算钢铁有多少，煤炭有多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提出来的。在这些方面，“现代性”的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色彩显而易见。 从思想理论武器来看，“阶级”本身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国古代人谈“君子”和“小人”，有时也谈“富”与“贫”，但不谈“阶级”，不谈生产关系与所有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一种西方舶来品，最初在解放区进行过实践的尝试。我就记得在一九四七年前后，解放区的土改政策向全国推广，党内已经有很多的争论。我下放的地方就是任弼时的家乡，县里曾安排我去写关于任弼时的书，让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当时任弼时对土改中一些“左”的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社会，与俄国和欧洲的情况非常不同。运用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开展中国的土改，很可能一次次发“左”的虚火。中国的北方与南方也不一样。作家马原说过，他老家在东北，地多得不得了。他祖父听说要土改，把土地赶忙分给几个儿子，结果每个儿子的地还是多，都够地主的标准。于是他们家本来只有一个地主的，一分地倒闹出十几个地主，算是弄巧成拙。但南方没有东北那么多土地，自耕农兼地主，自耕农兼佃农，这样的混合形态较为普遍。农民对我们知青说过，有些佃农吃香喝辣，有些地主吞糠咽草，这样的情况也不稀奇。我这种观察与梁漱溟的观察是比较接近的。 王尧：所谓“小农的汪洋大海”，主要是指自耕农的汪洋大海。有的学者指出自耕农是一种农业中产阶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 韩少功：但当时把俄国的经验搬到中国，又把北方的经验搬到南方，一刀切，在阶级分化并不明显和不严重的有些地方强化阶级斗争，人为地加剧了矛盾，制造了仇恨。“文革”期间在广西、湖南、江西有些地方出现自发的阶级屠杀，出现各种“贫下中农法庭”，在无政府状态下大量屠杀所谓“四类分子”，可能就与土改时留下的积怨有关。为什么这些屠杀大多出现在南方？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南方土改中的教条主义和“左”的政策埋下了隐患，阶级斗争搞过火了，失败者内心不服，胜利者也内心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有过激反应，就把事情做绝，就血腥施暴。所以说我比较赞成有些学者采用“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土改以及后来的“文革”。但我得补充一点，“现代性”角度可能不是唯一的角度，事物往往是复杂的，需要有多种视角。我举个例子，就在我刚说过“贫下中农法庭”事件中，湖南道县有一些农民曾经跑到旅店里去，查旅客中有没有姓孔的人。为什么呢？他们想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找到了，“宋”也找到了，“陈”也找到了，唯独缺了一个“孔”。本地没姓孔的人，他们就到旅店的房客中去找。这种荒谬的事情与“现代性”有何关系？恐怕倒是与中国传统的巫术与迷信关系更多吧？ “文革”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家长制、连坐法、宗族冲突、重农抑商等等，恐怕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更多关系吧？台湾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没有八路车，因为“八路”让人联想到八路军。红色在那里很忌讳，谁用红色多谁就有“通匪”之嫌。我们就很难说这些现象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可能还得需要另外一些分析角度。外缘离不开内因，斯大林主义感染中国离不开本土条件和本土路径。八十年代有人用“封建主义”来解释“文革”，虽然用词不一定准确，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王尧：我在台湾讲学时感受到你所说的问题。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很强的，即使一些知识分子也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许多人谈到大陆时总要说到“文革”，我发现那些知识分子在别的历史时期也曾受到迫害，国民党专政政权的垮台是有历史原因的。一些人看不到大陆的进步，或者曲解大陆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常常拿他们读到的“伤痕文学”来推测中国大陆的状况。“伤痕文学”成为一些人想象中国的依据。 韩少功：“文革”刚结束时，中国人的牢骚也很多，怨气很大，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当时中国人思想的简单化，与长期闭关锁国和舆论一律造成的思想营养不良有关，与后来有些知识精英过于囿于自己的利益局限也有关。现在我们既要反思在自由主义思潮背景下对“文革”的道德化理解，也应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失误，反思从欧洲到俄国再到中国这个两百年革命大潮中意识形态的陷阱和误区，这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才能像孔子说的“不二过”，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王尧：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思想能力把事情讲清楚。 韩少功：是的，历史总是在这样一种不完美的状态下进行的，相对来说它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但不可能有完美的状态。 历史总是在不完美状态下进行 王尧：这里还涉及知识分子和“文革”的关系。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有一些表达，巴老从道德的范畴来做一些忏悔。现在有些人说巴金你为什么不讲真话，其实我觉得对巴老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太挑剔，巴金承认自己也是“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这已经不容易。当然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得更好些。我觉得“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与“文革”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把自己写成被迫害者，实际上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角色远不是这样单一。所以我觉得许多回忆录、许多文章有很大的一个失误就是知识分子往往对自己整个思想历程的转化缺少叙述。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文革”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状态始终是与他的思想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这样一条线索。如果讲到知识分子与“文革”的关系可能太大了，从主流话语的生产来看，我觉得有些问题需要讨论。譬如关于“写作组”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凭当年发表的文字来谴责余秋雨，谴责其他一些人。从当时的一些文字来看，他们确实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包括北大的王瑶先生，他也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出文集时，当时的一些文章没有收进去。我是非常尊重王瑶先生的，他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而且他后来的遭遇也很值得同情。但是北大的一些老师也为贤者讳，我不是非常赞成。在文字背后，我觉得还有更复杂的东西，需要我们来探讨。而且当时参与写作的人，各自的情况也不一样，是非常复杂的。现在一些学者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纠缠于个人伦理道德问题。如果现在讨论“文革”还首先考虑伦理问题，可能会离真实的历史更远。这里我还要提到当时开始创作的一些青年作家，不少在新时期活跃的作家在一九七二年以后开始写一些东西。但是大多数人在编文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编进去。刘心武他写过《班主任》，但是在更早的时候，他写过一个中篇《睁大你的眼睛》，我在选新文学大学“‘文革’文学特辑”时，把它选进去了。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文革”怎么转换到“新时期”的。 韩少功：对，知识分子是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的，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一九七四年开始写作，写了农业学大寨，写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算是半错。还写过不准地主分子搞破坏的时髦故事，属于全错。现在想起来很惭愧。 当时知识界的状况很复杂。有些人可能是真诚地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周扬与刘白羽那些前辈的恩恩怨怨当中，可能也杂有这样的因素，对别人展开阶级斗争，挖了一个陷阱，结果把自己也装进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可能有所觉悟，但是在一种政治压力之下为了自保，就向强大的权力妥协。这也就是现在某些人追究道德动机的一些合理根据，因为违心写作确实是不道德的。我当时就没有足够的勇敢，虽然接触到一些地下的思想圈子和文学圈子，已经对主流话语有了怀疑和反感，但还是抱着谋生第一的私心，屈从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这就像莫言说过的，当时要吃饭哪，想吃上饺子呀，还没有承担道义的精神境界。有些朋友比我做得好，比如，湖南已故作家莫应丰。他很早就开始写批判“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这在当时的是有杀头危险的，我和几个朋友都为他担心。但就是这个莫应丰，当时也不是张志新，在公开场合也顺从主流话语，甚至也发表过与主流话语较为合拍的散文或者小说，但他这样做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获得必要条件做更重要事情，简直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如果有人抓住他的两副面孔，说他当时仍然勇敢得不够，没当上张志新就是罪恶，那恐怕就有些过于挑剔了。 最后，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和为贵”，可能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苟且习气，也促成了一些较为特殊的冲突形态。“和为贵”就是不撕破情面，事事留有余地，给对方下台阶，不把话说死，不把关系闹僵，即便有冲突也是打打太极拳。我们现在搞民主也好，搞法制也好，还遇到这种文化传统的障碍，人们不习惯于铁面无私的公开交锋，倒是习惯于暗中使绊子、做手脚。在“文革”中期与后期，共产党内高层其实已有一些异端，但思想斗争往往是采用一些委婉的方式、暗示的方式、话里听音的方式、阳奉阴违的方式，与西方人的风格大为不同。我们事后来解读当时的一些文本，需要非常小心。 王尧：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一种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作家他就是“两手”，他公开的和私底下的姿态不同，确实是两手，他相信私底下的以后可能就变成公开的。另外一种情况，用两种话语写作的，正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矛盾。比如说顾准，从他跟他弟弟的通信，可以看出我们比较高度地评价他是有根据的；但是，在顾准的日记里面，他确实也在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写作的。所以有人提出了“两个顾准”的问题，又有人写文章反驳，认为顾准用主流话语写作，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认为不存在两个顾准的问题，他认为那用主流话语写作的是假顾准。其实不仅是顾准，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写作的问题。我认为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也就没有后来的转换，而转换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不同方面。 韩少功：我们当年下乡时，农村存在着一些官僚主义，一些贪污腐败和坑农伤农的现象。我们带着一种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跑到那里去贴大字报，同当地某些党政干部发生冲突。但当时我们没有别的思想资源，只能用主流话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比方把他们解释为“走资派”、“修正主义”，等等。现在看来，你可以说那些话语不对，是典型的“文革”套路，但那些话语所针对和所解释的问题却是真实的，直到现在还存在。你当时整个地生活在这种主流话语的汪洋大海里，可能很难有别的什么解释。这是一种话语资源上的困境。我在《暗示》里也写到，“文革”后期反对“四人帮”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极“左”的“托派”，有佛教或道教的信仰者，各种思想资源都不一样，但这些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共同的目标，各种话语共同的所指，就是要结束“文革”，就是呼唤中国的改革开放。像顾准这样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话语资源并不等同于他利用这些资源展开的思想，其文本有一个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的不同，有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 王尧：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各种思想资源，现在也有分歧。比如说“文革”时期内部发行过一些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对后来的思想启蒙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上海奉贤的五七干校，有一批人被组织起来翻译了西方的一些书，这些书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究竟要干什么”，讲了当时参与翻译的这些人，都不肯回忆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些书的译者。我后来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承认？看来，在思想不自由的情况下翻译思想自由的书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记忆。 韩少功：离开了特定语境，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文本和事物。我说过“忠字舞”，它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是不同的。从表面上说，“忠字舞”是制造个人迷信，这一点不言自明。但是在下一个层次，它可能完全是一种娱乐，当时没有别的娱乐呵，所以只能利用这个娱乐，就像今天人们跳“国标”或者“迪斯科”；再下一个层次，当时很多人还利用“忠字舞”从事某种艺术追求，包括一种很西方化的艺术追求。西洋音乐和西洋舞蹈都在“革命”的名义下偷偷复活。这在六十年代后期其实很普遍。我的很多朋友就在那个时候成了小提琴和手风琴的发烧友，对西方的音乐家一个个如数家珍。这是今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北岛那个北京圈子很多人的回忆录，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尧：我在想，社会主义文化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想象，因为有过挫折，今天很容易地被简单化地对待。 韩少功：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走资派”的理论，有一个官方的读解，但民间有另一个读解，就是反官僚主义。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文革”为什么能在初期获得民意基础，为什么能有那么强大的道德优势和社会动员力，以致让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虔诚地卷入进去。如果把“文革”仅仅理解为几亿人的“发疯”，那倒是把真老虎当纸老虎轻看了。真老虎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它往往能利用民心民意，包括部分地顺应民心民意，不仅仅是几个坏人用魔法使民众发疯。连希特勒也要反腐败，墨索里尼也能使火车正点，这样他们才成了真老虎。 王尧：还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 韩少功：那场讨论激起了一种平等主义的道德想象，只是由于民众对极权体制已有深深的怀疑，所以没有像“文革”初期那样积极投入。 王尧：有些问题作为“中国问题”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除。这又使一些人常常以现在还存在的问题，譬如官僚主义问题等来推测“文革”发动的原因，“文革”中，毛主席反官僚的一些思想，成为斗走资派的根据，但现在不能简单化地说今天仍然有官僚主义就说明“文革”发生的合理性，逻辑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否定了“文革”又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其实，今天我们对“文革”也在发生着“想象”。对“红卫兵”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况。你在散文中也说过你在国外的体验。 韩少功：很多外国人不大容易摸准中国的脉，要不是妖化，要不是美化。但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由中国的知识界来负责，因为有些人更习惯靠外国人的脑袋来理解中国问题，也在妖化与美化这两极之间“翻烧饼”，自己说不清楚自己。 王尧：红卫兵在运动中的角色在整体上是由“革命先锋”变为“再教育”的对象。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领袖以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转化，红卫兵运动变成一个知青运动。其实当时知青运动中的知识青年，是一个政治身份，其中的一些人因为开始思考，开始思想，从而获得了知识分子身份，而不是因为他后来读了大学，学了文化知识。能够思考、能够阅读，能够从主流话语中摆脱出来，我觉得他就具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我们未必就称他为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发现一些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样说不是歧视一代人，我越来越感受到教育背景的重要。 韩少功：在我的感觉中，林彪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因为巨大的思想震动，一次非常隐秘的思想启蒙从那时候开始。 王尧：朱学勤曾经用“六八年人”来命名思想史上一批人。 韩少功：我喜欢朱学勤那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不知道这个命名是否合适，因为欧美“六八年人”与中国知青一代的情况有很多差异。知青下放农村那一段，因为社会阅历的增加，因为农村里的政治控制较松，思想是比较活跃的。那时候读“禁书”是普遍现象。漫长的夜晚，没有什么事做，读书就成了最大享乐。你刚才提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虽然名义上是“反面材料”，但在一些知青圈子里广为流传。有时为了借一本书可以一个晚上走几十里路。那是一个知识清理和重建的过程，完全没有得到社会的什么帮助和扶持。那个过程中出现了后来的一批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与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从来不觉得知识分子与学历有什么直接的相关。几年前，我与几个朋友在海南办《天涯》杂志，很多人都说它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其实从读者来信的情况看，很多优秀的读者处于社会底层，比如说是浙江某个县毛纺厂的工人，或者是某个粮库的管理员。倒是有很多博士或教授读这种杂志有许多障碍，对文化与社会问题根本没有兴奋点。八十年代以来一批活跃的知青作家，有几个是读了大学的？他们都是在乡下读“禁书”成长起来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功不可没，所以后来出现了史铁生、张承志、多多、李锐、张炜、王安忆、北岛、贾平凹、阿城、梁晓生、张抗抗、郑万隆等等。还有一些人进入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温铁军、刘禾、陈嘉映、朱学勤、黄子平，等等，也是一个可以开列得很长的名单。我不大注意人们的履历，所以刚才肯定漏掉了很多人。 王尧：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代人，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已经和正在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 韩少功：这一代人有他们的弱点，比方说大多缺乏“童子功”，学养基础不是太扎实，一般也没有多少家学渊源。但他们也有长处，那就是曾经在艰苦生活中摸爬滚打，都有一段生活实践的履历，与由校门直接走向校门的人不大一样。文章憎命达。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艰苦锻炼对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可能非常必要。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全盘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种强制性的运动在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也不应该出现了，但这并不妨碍今后还会有些人自愿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自己和接近人民。 个人解放 个人解放 新时期不是简单地复活“五四” 王尧：在检讨了“文革”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文革”为什么会成为新时期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潜文本”。当我们接下来反思八十年代，又会发现八十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其实是不彻底的。现在反思八十年代也成为知识界的一门功课。在九十年代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大概都开始回望八十年代，尽管视角并不一样。我印象中，你对八十年代的反思是比较早的，我读到你跟别人的一个对话，题目就是《反思八十年代》，其实此前你的好多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无疑，八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一个很了不起的年代。八十年代直接面对的遗产是“文革”，九十年代面对的直接遗产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延续，又在变化。重回八十年代，是对九十年代的另一种勘探。 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知识分子思想模式的转换却有个过程。尽管我们期待“文革”历史早些结束，但对新时期的到来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八十年代是匆忙的，许多问题被忽略。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共同的想象，刚才您也提到。在这个想象中，我们当时对西方不是非常清楚，对中国问题也是模糊的。因此运用西方话语也成为“现代化”的内容，模仿西方曾经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力。当时在西方的现代性刺激生长出的文化现象，成为八十年代重要的景观。所以我觉得对当时的许多问题有必要重新看。作家也好，思想家也好，当他自己能够重新来认识这样一段历史，重新来感受自己曾经有过的这样一种经验，他就不可能不回到中国的历史，回到自身经验来考虑这样一些问题。 韩少功：中国知识界在八十年代初产生了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民主、科学、市场经济、人道主义等构成了这个想象的要点，来自西方世界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日用商品等，构成了这个想象的感性依托。当时中国人还数着布票和粮票，处在处处冒烟的计划经济当中，思想罪的危险和恐惧也仍在人们头上高悬。但从总体来看，民气依然旺盛，上下有一股心劲，对未来并不缺乏热情的理想。人们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后来遭遇的那些问题，比如官僚极权政治与消费主义的缠绕，比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缠绕。 王尧：总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时，许多人是把“现代化”等同于“美国化”，西方化。想象，既有精神的，也有生活方式的。谈到中国与西方，现代和传统，常常会大而无当，所讲的话也都是大同小异。 韩少功：当时大家最喜欢讨论“传统”与“现代”，一听到“现代”就有点热血沸腾。其实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咸与维新”以前也玩过，本身就不怎么新了。追求“现代”很多年以后，现在来看看，三陪女是不是“现代”？贪污行贿是不是“现代”？绿色食品是不是“现代”？旅游业的那些民俗村和民间工艺是不是“现代”？中国秦代以前就有繁荣的商业，《史记》里有记载，那么市场与商业是不是“现代”？……但我们在八十年代为这样一些假问题浪费了太多的纸张和精力，开了太多的研讨会和报告会。 王尧：现在好多人还在讨论这样的话题，把文章做得很大，把话也说得很满。我也曾和一些作家、学者讨论这个话题，包括和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们讨论这个话题，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所以话题不能离开问题。我现在理解你所说的那句话：我并不特别关心理论，只是关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讲到八十年代，我们可能首先要回到五四，那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元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想恢复和弘扬的是伟大的五四传统。如同“文革”一样，五四是新时期另一种意义上的“潜文本”。我们当时引为自豪的是，八十年代文学接续的是五四新文学传统。 韩少功：八十年代重申“德先生”与“赛先生”，可以说是五四的复活。“四人帮”的本质，开始被说成“形左实右”和“极右”，后来被说成“极左”；开始被说成“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后来被说成“封建主义”，有一个知识与话语的转换过程。一旦确定了“封建主义”这个核心概念，人们就很容易把新时期的改革，想象成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想象成五四运动前后推翻清朝贵族王朝的斗争。与此相关的一整套知识轻车熟路，各就各位，都派上用场了。 但八十年代并不是五四的简单重复。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还是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年轮。比如五四时期一方面是大力引入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也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大声音，但这个声音在八十年代几乎消失，倒是“美国梦”大放光彩。比如五四时期有“劳工神圣”的流行观念，读书人到民间去是最新潮的举动，但经过“文革”中恐怖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工农兵在八十年代已悄悄贬值，倒是门第观念重新复活了。我就看见过好几篇文章，它们对贵族和士绅制度在中国的瓦解表示惋惜，说很多文化人没有贵族出身，肯定成不了什么气候。再进一步，喜儿拒绝黄世仁而嫁给大春，成了流行小报上的笑料。 王尧：八十年代是匆忙的，使许多重要问题被忽略，被掩盖。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一个共同的想象，这个想象中的西方面目模糊，中国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从今天的立场上来看，西方话语是当时现代化想象的主要内容，西方现代性的刺激和渗透是八十年代重要的文化景观。 各种新思潮组成反“左”联盟 韩少功：八十年代文学上的表现首先是“恢复”，即恢复“文革”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恢复更早时期就出现过的现代主义，等等。这当然都是西方话语，不过前者是从苏联进口的，后者是从欧美进口的。所谓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等等，还有沈丛文、张爱玲、废名等边缘作家的浮出水面，显示出文学解冻的边界已经越过十七年，甚至超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警戒线，导致后来一次次急刹车。 王尧：“伤痕文学”本身就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得到默认。当时“伤痕文学”的提法是贬义的，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中它是个中性词。你对此可能有过亲身体会。 韩少功：我写过一篇小说，揭示农民和农村的悲剧，在《人民文学》诸多编辑和老诗人李季的支持下发表了。不料后来被苏联广播了，在台湾转载了，被“帝修反”当作中国革命失败的证据。一些正统人士便批判这篇小说，甚至取消它的评奖资格，即便它在读者推选过程中的得票率很高。当时我在湖南省，一反“自由化”我就成了敏感人物之一，就有明枪暗箭夹枪带棒的事情。这就是当时的气氛。很多作家比我承受的压力还要大得多。 王尧：但那时候的文学也成了最受关注和影响最大的领域，现代化想象和启蒙主义思想通过文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韩少功：当时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各种新思潮组成了反“左”大联盟，联盟之内不同的思想资源，不同的利益立场，虽然已有分歧，但仍统一在改革的旗帜之下。比如，党内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知识界里老派的自由主义，与知识界里新派的现代主义，其实不是一回事，也展开了交锋，但不管是使用哪一套西方话语，要干的还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批“左”，批“文革”，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不同理路只是不同角度，共同的价值核心是对人的重新肯定，对个人的重新肯定。 王尧：刚开始，我们并不习惯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肯定人性并且恢复人性的权利。 韩少功：老派自由主义主张解放人性，提倡人道，追求“大写的人”，但新派的现代主义认为“人对人是豺狼”、“他人即地狱”，“潜意识即恶”，把人道主义看成是虚伪和可笑的乌托邦，用萨特的话来说，是一种“绝望”的人道主义。两者构成了欧洲现代人文思潮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但对于中国的八十年代来说却都是新话题，都是违禁品。“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实际上把这两家一锅煮。 王尧：那时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议，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 韩少功：后来出现缓和的转机，据说是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召王蒙去解释。王蒙举了三个现代主义作家为例，一是聂鲁达，二是马雅可夫斯基，三是布莱希特，说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聂鲁达对新中国还特别友好。据说这一解释改变了中央的态度，对现代主义的政治批判稍稍降温，算是网开一面。而且王蒙本人还当上文化部长。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但从伤痕文学到现代主义，官方接纳了文艺界的一些意见，意识形态限度逐步放宽。胡乔木开始猛批人道主义，不久就沉默了。 王尧：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现代主义，从政治立场上来说，欧洲的现代主义的旗下确实左、右翼都不乏其人。 韩少功：从人生态度上来说也是这样，“同姓不同名”的现象很多。北岛在诗中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还很有一点英雄主义。但后来的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颇有一点流氓主义和颓废主义。但很多人认为这都是现代主义，区别仅仅在于：北岛的现代主义属于八十年代，王朔的现代主义属于九十年代，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 王尧：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曾经是八十年代的重要旋律，怀念八十年代的人常常为八十年代而激情动容。 韩少功：未来是玫瑰色的。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对资本主义的想象，都充满着激情。与我同时代的那些大学生，当时谁想到什么“下海”？很多人都是揭竿闹文学，揭竿闹艺术，要为真理献身的样子。我在国外碰到几个艺术家，他们也怀念八十年代，说那时候西方国家反苏也是有理想主义的，要捍卫民主和追求自由呵。所以艺术很受尊重，办展览，出画册，得到政府和社会很多支持。倒是冷战一结束，资本主义也俗了，眼里只有石油和军火，文化开支大大削减。他们这些反苏艺术家跟着前苏联一起受穷。我碰到的一个东德老作家也是这样。他原来是异议人士，一心揭露社会黑幕，有一股理想主义激情。没料到八十年代一结束，当局垮台了，所有档案都公开了，你的揭露变得纯属多余。他无所事事又丢了铁饭碗，只好去编色情杂志聊以谋生。 王尧：八十年代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确有一繁荣发达的新阶段，与中国拉大了差距。中国人打开国门，很自然把自己的未来与西方世界联系起来。 从个人主义到利己主义 韩少功：一九八六年我到美国跑了一趟。哇，美国的程控电话、286电脑、飞机汽车、文明礼貌、环境卫生，把人震晕了。我看了一个美国的疯人院，觉得比中国的省长住宅还要舒适。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像一张五彩照片，中国则是一张黑白照片，那些灰蒙蒙、乱糟糟的城区，只能让人偷偷想到一个词：“满目疮痍”。当时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肯定不少，经历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灾难，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深深怀疑。所谓思想解放，就是一腔热情向往美国。把“人性”等于“欲望”，把“欲望满足”等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于“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再把“资本主义”等于“现代化”和“美国化”。无数的等号把这些概念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公式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逻辑思维定势。 王尧：“人性”是这个等式链的起点。 韩少功：人性的解放，对个人利益和自由的追求，是当时清除极权与贫困的强大动力。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人格基础，是某种社会制度的心理性格内化。农民承包土地，工人超产有奖，作家享受稿酬，都体现出当时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肯定和重新利用。《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由“潘晓”引起的大讨论，提出“主观为个人，客观为社会”，可以看作这一潮流的自然结果。在这个潮流中，文学与个人主义最具有天生的亲缘性。文学不像科学，从来不大关注什么普遍性和客观性，不喜欢众口一词，不喜欢紧密团结齐步走。科学家说女人是一种生理性别；但文学家可以把女人说成是花，是水，是月亮，是土地，可以把女人说成神或者妖，说成可爱的或者可怕的，总之可以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必服从任何公共法则。张承志说：“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说的是哲学和美学，但个人主义者们听来就特别顺耳。“自我”这个词最开始在文学圈流行，后来成了青年人中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王尧：谈到个人主义，这倒确实是欧洲启蒙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较为陌生的，很多人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有些伦理学家一辈子研究的是集体主义，一碰到个人主义就义愤了。 韩少功：要说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先秦时期的杨朱有一点，后来很快就边缘化了。佛教中的小乘有一点，后来也很快边缘化了。中国文化传统主流不大关注个人，关注人是借助“国”与“家”这样的整体性单元，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仁”就是“二人”，是人际相处的道理。“君臣父子”也是强调各自的责任，不怎么强调各自的权利。比较而言，庄子，老子，还有魏晋以后的玄学，强调个人的超脱和自由，有点个人本位，但止于哲学和美学上的个人，在伦理与政治上是很低调的，很暧昧的。中国农耕社会里强大的家庭制度和国家制度，还有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制约到宋代以后的日趋严重，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可能都是中国文化传统远离个人主义的原因。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个人主义闯了进来，胡适、鲁迅、闻一多等都受其影响。当时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其实都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国家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另一种表达，国家与个人并不矛盾。但这只是读书人的一种理想化的解释和设计。随着救亡和革命的到来，集权手段在严酷的冲突中似乎比较有效，个人在实际运动中变得更加没有立足之地。丁玲与王实味在延安只是闹了点温和的个人主义，就挨的挨批判，掉的掉脑袋。 王尧：到了“文革”时期，“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的合法性完全取消。“文革”时的国家不再保护个人，反成了压迫个人的一件神物。 韩少功：西方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在中国极端化了，应该说受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与现实条件的牵引。马克思调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中国官方宣传从不宣传这种马克思主义，只承认前半句，叫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王尧：回头来看，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不能不提到。一个是关于“宏大叙事”问题，中国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需要解构宏大叙事，对“私人写作”、“小女人散文”一类评价很高；还有一个是先锋派文学的问题。这样一些问题，你作为亲历者有什么新的看法？ 韩少功：中国式的“宏大叙事”颁发了很多“历史规律”，制造了阶级神话和国家神话。苏联文学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人情味，中国文学到后来连这一点都越来越少。柳青、李准、浩然、周立波对农业合作化的叙事，抓住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和材料，但很多结论存在疑点。出版社想给老舍出全集，出不了，为什么？老舍后期的大量作品过于政治化，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有很多硬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小女人散文”和“私人写作”也好，还有什么先锋文学也好，在“文革”以后纷纷冒出来，作为对“宏大叙事”的矫枉过正，是有积极意义的，起码促进了文学生态的平衡，使个人的视角得到恢复。在个人视角之下也可能写出糟糕的东西，但没有个人的视角本身就糟糕，是更大的糟糕。 王尧：个人的解放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 韩少功：我在法国碰到过一次中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改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抱怨中国的问题很多，投机倒把呵，走私贩私呵，外汇黑市呵，套取计划物资呵。俄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没吭声，最后感慨地说：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当时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开局良好，个人欲望在良性区间运行，就像人体内的红血球没有超标，恢复到正常值。物质与精神是兼顾的，利益与尊严是统一的。右派平反了，同时给他补发工资，于是尊严与利益同时得到了。农民分到了责任田，说话也硬气了，不需要看干部的脸色了，也是尊严与利益的好事成双。当时有一个小说家何士光就创作了这方面的作品。 王尧：何士光写了《乡场上》。 韩少功：随着经济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压力增强，人们在利益竞争中开始面临一些新的难题。有时候人们会突然发现，尊严与利益不能兼得，而是冲突，必须取舍。对于很多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来说，尊严突然又变得十分奢侈了。有时候，你要想得到利益，就得去当“三陪”或“二奶”，就得去长官那里低声下气，甚至得设计骗局六亲不认地“宰熟”。你要是不想这么做，还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你就可能赚不到钱。这种两难大家并不愿意明说，但都在肚皮里暗暗打着官司。这是从八十年代后期悄悄出现的变化。发展经济被看成“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个人利益最大化”在中国的捷径甚至是投靠权力或者资本。在批判“文革”中重建起来的社会公正及其道德标准，再次受到新的威胁。到九十年代前期，连“道德”、“精神”、“理想”这些词在文学界都几成人民公敌，一有提及便必遭围攻，一些官方机关报也参与其中，现在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有些感慨。一个健康的社会，对弱者应该多强调权利，对强者应该多强调责任。当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一哄而起唾弃道德责任的时候，就有些邪门了。 王尧：人们抵达人性这个价值核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后来出现分化，实际上也由这个价值核心开始。在一个文化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在社会中减弱，传统价值观念通常会被颠覆，伦理秩序的重建在中国可能还要有段时间，如同法制建设一样。 韩少功：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的制衡，个人主义在这片土壤里很快就成了利己主义，排除了个人的尊严、自由、道德甚至功名这样一些精神因素，只剩下肉体欲望，比方说，为了五块钱就可以下跪，为了五十块钱就可以杀人。以前老百姓至少还讲点因果报应吧？现在一个个村的在党支部领导下做假药，做假酒，谋财害命，心安理得。也不怕雷公电母了。其实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宗教为支撑的，就像共产主义也是以宗教为支撑的。在个人利欲后面，在达尔文、亚当·斯密、霍布斯、尼采、弗洛伊德的后面，有德国人韦伯说的那种“新教伦理”，有那种勤奋耐劳、制欲戒奢、敬天守法的“资本主义精神”打底。宗教改革的时候，教士们提出“劳动是最好的祈祷”，于是宗教逐渐世俗化了，大家都努力劳动发家致富。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发一个誓，证人就不能讲假话。哪像现在很多中国人，只要没有在现场抓一个正着，就可以眼睛都不眨，红口白牙编故事。大家都习惯于讲假话的时候，民主与法制都会变形，市场交易成本也会大大增加，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王尧：你写过一篇小小的杂文，叫《个狗主义》。 韩少功：当时是想当个人主义的补天派，给个人主义设一个道德底线，说人应该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往深里想。 王尧：信仰问题也是我们亲历的问题。我觉得这不单是个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的问题，贫困所滋生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怪圈，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包括政策，都有一些怪圈。八十年代关于现代化的想象遭遇到这些问题后就有挫折感。我觉得，到了八十年代末，知识分子的挫折感增强了。 韩少功：中国是一个穷国，人均资源相当缺乏，生存危机一直处于高压状态，道德失控更是雪上加霜，是替代性资源的进一步流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常常怀疑自己在八十年代追捧个人主义是不是太轻率了？是不是玩过头了？也怀疑五四以来的几代知识精英们对道德建设是否都太掉以轻心？革命时代是以政治代替道德，效忠就是模范。市场时代是以经济代替道德，发财就是英雄。这两种道德教育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使道德建设实际上成了空白。两面夹击之下，伪道学和伪礼教似乎是打倒了，但欲望是一列没有制动闸的火车，很快就冲出了轨道。老百姓家里以前经常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一个世纪以来，最早是“君”的这一块烂掉了，就是说官场腐败了，但问题还不算太大。现在腐败向下扩展到“亲”和“师”，即家庭与学校这两个基础性结构，这就烂到根子上了。 社会改革遇到了文化障碍 王尧：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均衡发展开始遭遇到种种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知识分子本身也不像八十年代初那样具有共识。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想象不够用了。所以，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的方式也在知识分子的想象之外。由于文化激进主义的出现，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缺少虔诚和敬畏的心情。但是还是有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立足本土来回应西方的现代性。譬如“寻根文学”思潮的产生。在这里，我想提到你对“文化寻根”的认识。现在的文学史几乎有一个定论：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我知道，这个问题你已经讲过无数次。你认为“文化寻根”与自己有些关系，但从来不用这个口号，寻根只是你考虑的问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进入这一问题的。 韩少功：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已经遇到了文化障碍。我读大学时参加过一次学潮。但我在学潮中发现叛逆者与压制者有共同的文化积习。有两件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学生们强烈要求首长来接见大家，肯定学潮是“革命行动”；二是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你完全可以看出，所谓民主派青年的脑子里还是个“官本位”，把官权是很当回事的。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常常正是他们正在追求的东西。政治对立的后面有文化上的同根和同构。我对此感到困惑，怀疑一场政治手术能否解决这样的文化慢性病。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样，把人仅仅看作是政治的人，还必须把人看作文化的人。 王尧：这是个重要的变化，一些现代化的想象开始有调整和修正，是后来在文学上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开始。周作人说他心中有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这百年来，许多中国人心中也有两个鬼，政治鬼与文化鬼。 韩少功：“寻根”跟我的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考虑到这一层的远不是我一个。阿城、李杭育、李陀、李庆西、郑万隆、贾平凹等也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人，可见大家在“文革”中的生活经历正在事后发酵。张承志和张炜从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张承志对西域文化的研究，张炜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都做了很重要的实事。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没有答应。弄出一个流派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之类也都十分可疑。大家的想法异，“寻根”这个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 王尧：你这里所说的意识和分歧主要是哪些？ 韩少功：有的倾向于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倾向于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寻根”的旨趣在于佛家与道家，可以看作对现实困境中如何实现个人解脱的美学回应，阿城就是一个例子。这与后来在全球化浪潮中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积极进取，也有很大的距离。就是说，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哪一个层面，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人们各怀心思，从来不是一个声音。 王尧：这些分歧不仅在“寻根”者内部存在。“寻根”的提出实际上使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思考有了一个聚焦点，分歧所反映的问题几乎是世纪性的。 韩少功：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对“寻根”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贺敬之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有一次到湖南开会。湖南文联主席康濯传达他在会上的讲话，说现在有些青年作家提出“寻根”，“寻根”是对的，但革命文学的根在延安，怎么寻到唐朝汉朝去了？怎么寻到封建主义文化那里去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趋向么。另外一些青年文化人，像刘晓波等等，则认为“寻根”完全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与现代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他们说，中国文化这根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我当时就处于这两面夹攻的处境。有个台湾作家还问过我，说你们是不是要像美国黑人作家的那样寻根？你们不是移民作家，有什么根可寻呢？只能让人哭笑不得。 王尧：你在《文学的“根”》中说过，需要寻找到异己的参照系，但同时认为以人家的规范来规范自己，以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前景是黯淡的。 韩少功：当时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有的模仿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有的模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句型，有的模仿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种嬉皮风格，作为学习的初始过程，这些模仿也许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以模仿代替创造，把复制当作创造，只会“移植外国样板戏”，可能没什么出息了。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批“文革”的文学，仍在延续“文革”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寻根”话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八十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 王尧：有些人批评你们的“寻根”本身就是模仿，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还有人说《爸爸爸》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你觉得恰当吗？ 韩少功：我从不否定这种影响的存在，也许就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也受乔依斯、福克纳、贝克特的影响，博尔赫斯还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只是有些评论家好像不愿往这方面说。一九八四年杭州会议的时候，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获奖的消息见报，但他的作品没有中译本，没有任何中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在杭州会议上，据我的记忆，与会者谈论更多的是海明威、萨特、尤奈斯库什么的。《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有一个杭州会议纪要，发表在几年后的《文学自由谈》上，大体上是准确的。人们还可以从那个纪要看出，“寻根”在会上甚至只是一个次要话题。 王尧：杭州会议是一九八四年秋天，《文学的“根”》发表在一九八五年。你曾经著文回忆说，在杭州会议上，李杭育讲了南北文化的差异，阿城则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至于你自己则说了一些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现在的文学史研究者对“寻根文学”思潮还缺少综合性的研究，包括史实的考证。我想，杭州会议大约可以算是个“前奏”，“文学寻根”意识的觉醒应该是在你和阿城等人的文章发表以后。《归去来》、《爸爸爸》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和《文学的“根”》差不多是同时。此后，文学创作是有所变化，“寻根”逐渐成为一种思潮。 韩少功：“寻根”也好，不“寻根”也好，好的东西总是很少，我的好些作品也是水货。在另一方面，“寻根”只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寻根”的作家也并没有义务天天来寻。好像某一天我说萝卜好吃，有人就说你以后天天只能吃萝卜——有这个道理吗？ 开放初期双向的文化误读 王尧：你担心“寻根”变成一种新的僵化，后来就出现了。 韩少功：有些“寻根”之作变成了跳大神，卖野人头，“风俗民情三日游”，被很多读者怀疑和诟病，也在所难免和合情合理。从我个人兴趣来说，“寻根”是了解过去，但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今天；“寻根”是了解中国，但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世界。文化自卑主义是一种弱视症，看不清自己，同样看不清他人。《读书》杂志主编黄平告诉过我一件事：有一本在国外非常走红的书，已经被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列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作者是黄平学生时代的邻居。这本书说，作者刚到英国的时候，差点进错了厕所，因为她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裙子，不知厕所门前图标上那个穿裙子的小人是什么意思。作者也从没有在中国看到过鲜花，一到英国就被满地的鲜花给震了。如此等等，当然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但黄平说，他父母以前最爱种花，这位小邻居经常来偷花，而且这位偷花小女孩常常穿着花裙子。我们不是她的邻居也知道，即便在“文革”时期，江青也提倡女性穿“布拉吉”，自己还带头穿。我们不是说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没有毛病，但一个连自己亲身经历都说歪了的人，还能真正了解英国吗？这种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人，今天可以妖化中国，一旦有了新的利益需要，明天会不会妖化英国？ 王尧：有些误解其实是一种成见使然，讲到本土，讲到文化传统，很容易引起误解，就像李锐说的，被人指责为“文化原教旨主义”。在《文学的“根”》中你说过，“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而且在发表这篇文章的一九八五年，你自己正在武汉大学英文系进修，对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是十分投入的。到一九九七年，你又说过不赞成“文化上的民族主义”。 韩少功：我在国外见到过这样一些“全盘西化”的新派同胞，发现他们其实比我还要“中国”得多，在西方住上几个月或者几年，还是怯于同西方人交往，总是几个中国人扎堆，包饺子，打扑克，聊点中国的电影或者人事纠纷。他们对西方也往往有失望感，比方到了欧洲就会说：“怎么就一点都不现代化啊？也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呵。”与西方女人一起喝了杯咖啡，发现对方根本不会像电影里那样，不会随后就同他上床，于是也埋怨：“她们怎么这样保守啊？一点也不性解放呀。”你说，这些活宝贝对西方有多少了解？他们崇拜一个他们十分无知的西方有什么道理？有意思的是，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全盘西化”论最多。 王尧：当然也有人在“文化寻根”旗帜下去寻找“国粹”。 韩少功：这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眼睛还是盯着西方人，挖一点土特产好让别人大惊小怪。包括有些文化人，出国后本来想治西学，融入西方主流，玩着玩着发现玩不过人家，不被人家接纳和承认，只好反过头来另玩一路，回归国粹，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我读辜鸿铭的时候，总是猜想他在国外肯定受了不少闲气。八十年代末，一个作家代表团到法国，我也是成员之一。刘心武在会上大批中国传统文化，结果差点被当地华人群起而攻，包括那些反共的华人。刘可能以为海外华人吃了洋面包，一定会同他一条心，其实对海外华人的普遍心态并不了解。人家在国外处于边缘地位，就靠这个东方文化传统撑住自己的自尊和自信，甚至还得靠它吃饭，你怎么能朝人家的饭碗里吐唾沫呢？有些作家明白了这一点，就玩起另外一套，比如，有个女作家去澳大利亚，一到开会就拿出双绣花鞋，说起绣花鞋和外祖母的故事，说自己在“文革”中如何舍生忘死地保护这个传家宝，让老外来瞪大眼睛惊叹不已。其实从国内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那种鞋是从工艺品商店里买来的，与“文革”，与她的外祖母，压根儿就不会有关系。这种把戏只能骗骗老外。 王尧：阿城离开大陆后，写过一些游记和随笔，还是那种风格。从他创作上来说，他的出国也未必是件好事。 韩少功：他是个聪明人，可能生活中有很多兴奋点，觉得文学不是太重要。我自杭州会议以后一直没有见到过他。 王尧：刚才我们还提到周介人先生，我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充满敬意。我获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心里很难受。周介人是一个非常让人怀念的老师，当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刊物，他起到很大的重要作用。一个杂志常常是和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韩少功：周介人当时在上海扶植了一大批青年评论家，呼风唤雨，声势浩大，吴亮、程德培、陈思和、王晓明、蔡翔、许子东等一大帮。八十年代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健康时代，文学批评杂志也非常多。不像九十年代，媒体商业化严重以后，很多地方是记者炒作代替了专家批评。 王尧：吴亮写过你的文章，像《韩少功的感性视域》、《韩少功的理性范畴》等。他是比较准确的评论你创作的一个批评家。 韩少功：他看法犀利，语言活泼而且很有爆发力和繁殖性。还有一个特点，他认为引用就是思想的懒惰，写作时尽量不引用别人的话，单枪匹马打天下。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消费主义将会强化极权 王尧：当时一些批评家十分活跃。还有北京的黄子平、季红真等等，也是周介人非常喜欢的。黄子平说，创新是条狗，追得人不能停下来小便。这里的创新主要还是指向西方学习吧。我曾经就一个问题向李陀老师请教，他在回答我的邮件中说道：“一说及八十年代，必要套用现代主义的概念，认为用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文学做线索来描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样做十分可疑，因为如此根本不能说清中国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以及这种写作和中国历史之间关联的独特性）。”八十年代的文学流派并不是那样的壁垒森严。你在《杭州会议前后》中提到，后来我也听蔡翔说到这件事：当时《上海文学》对马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没有把握，就把稿子带到会上，请你和几位作家“把握”一下，你们投了重要的赞成票，给予大力支持。这是件有意义的事，不仅是先锋文学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而且也见出当时文坛的宏大气象，就像你说的：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 韩少功：作家们互相支持是当时很普遍的风气。残雪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我推荐到长沙一家杂志上去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那里当主编。我的写作也得到其他很多作家的支持与帮助。那时没有什么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事后一些批评家想象出来的。 王尧：所以你批评有些批评家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把“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看成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韩少功：很多外国的汉学家也跟着这么说，有一本汉学家的书，煞有介事地编出什么从“杭州会议”到“香港会议”的故事。其实都夸大了。现实生活不是电视连续剧，不可能那么情节分明地起承转合。 王尧：先锋文学探索是在中国语境里产生的，是中国现实生活所孕育的，从更深的层面说，它与西方的先锋文学不完全是一回事。尤其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区别越来越明显。 韩少功：西方先锋文学所针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一个资产阶级体制化的社会。所以很多西方先锋作家带有左翼色彩，是支持共产党或者社会党的。现代主义在美国发展到嬉皮士运动时，其主要诉求是要民权，要自由，反对教育商品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拒绝接受资产阶级政治、法律、伦理的体制规范，思想基点上可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但同样有很强烈的左翼色彩，马克思、毛泽东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们经常运用的思想武器。但是在中国，先锋文学的针对物是“文革”，是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灾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小农/官僚社会里政治、法律、伦理的体制规范。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个反叛的过程中，很多先锋对资产阶级倒是充满了向往，所以与萨特、加谬、布莱希特这一类共产党员有很大的区别。 我在法国参观过勃勒东的故居，那太豪华了，又是城堡又是别墅，一个人孤独地住在那里，不神经兮兮的也不可能。而我们的先锋作家们，当时可能还窝在一个小胡同里，像样的房子也没有，想找个情人也可能挨整。他们与西方同道会有同样的痛苦吗？会有同样的想象和向往吗？到了九十年代，“全民皆商”的时候，很多先锋当资本家去了，就是自然的结果。很多没有“下海”的先锋作家，也热烈拥抱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这个时代潮流，什么现代主义，什么后现代主义，各种文本里都隐藏着对金钱的渴望和崇拜。 王尧：到八十年代后期，世俗化成了先锋文学的重要标志。 韩少功：非先锋文学也世俗化了。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现实主义中年作家，号召大家像当年参加土改、合作化一样去当老板，说“下海”就是新时期的革命，就是作家深入生活的最前线。有一本美国的书说，前苏联的私有化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说得有点道理。中国过去是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全民造反有理，现在是全民皆商，连法院、军队、政府也办公司，谁都不敢落在时代的后面。是不是有点“文革”的风格？是不是有点“全国山河一片商”的风格？这在短时期内可能使经济运转加速，但也伏下了危机。柏拉图说：优质的社会一定是人们各司其职和各精其业的社会，工人不安心于工，农民不安心于农，学者不安心于学，政治家不安心于政，这样的社会一定腐败和危险。但我们在八十年代都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也到海南去蹚了一下浑水。不光是作家，官员、教授、医生、和尚、气功师、科学家也一样“心不在焉”，条条大路通世俗，条条大路通享乐。 王尧：这个观感差不多也成为你和同人后来创办《天涯》的方针：既要与消费文化划清界限，拒绝那些拜金的、势利的、跟风的庸俗的文字，又要与所谓经院文化拉开距离，排除那些实质上内容空洞、心智贫乏的文字。 韩少功：我曾经轻率地相信，消费主义是消解极权专制的有效力量。但陈思和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有的青年公开表示：现在如果“四人帮”在台上，老子肯定要投靠上去！这真是八十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莫大讽刺。如果说经过八十年代一个民主自由空气浓厚的时期，到了九十年代，官僚极权在很多地方反而得到强化，官僚腐败在很多地方反而更加严重，那么消费主义刚好提供了基础和环境。消费主义毒化民心，涣散民气，使民众成为一盘散沙，追求正义的任何群体行为都不可能。这是极权者和腐败者最为安全和放心的局面。有一个房地产老板对我说过：现在爱党和反党都不严肃了，没意思了。因为有些人跑到他的公司里，说我是“六四事件”中受迫害的，你得同情我，你得出钱。另一些人也跑到他的公司里，说我们是来推销“四个坚持”教学录像带的，你得支持我，你得出钱。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对他们的政治标签较真吗？政治也商业化了。这种风气是八十年代留给九十年代的一笔沉重的遗产。在一个社会道德机体正在逐步溃烂的时候，姓“社”姓“资”一类理论上的争论，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土壤已经毒化，你种什么苗可能都不灵。 王尧：这也是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背景。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中，我们重新回到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八十年代的文学或许会有新的认识。因为有了八十年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下半部才显得厚重，八十年代的文学也改变了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格局。现在对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不知道你对这一问题如何看。 韩少功：从我个人的经历和教训来说，八十年代的启蒙取得了成果，但也有缺陷，在敢于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成果的情况下，一些焦虑和急躁情绪在所难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也需要一个过程。知识界主流用金钱的乌托邦反对革命的乌托邦，用右的教条主义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认识走了弯路，但所针对的问题却不能说不存在。出发点是对的，落脚点可能不对。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中国人才会从生活经验中产生新的问题意识，一次再启蒙在知识界悄悄蓄积能量。 王尧：新的社会深层矛盾不断撞击知识界那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些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共识后来出现缝隙，许多问题的讨论没有呼应和交集，这也反衬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处理现实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的简单化倾向。作为八十年代的目击者，我在回望八十年代时也心潮澎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会如何对待作为精神遗产的八十年代。其实，九十年代中期的那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深层上是对八十年代思想路向的一次检讨。知识分子不能不对自己充当什么角色做出新的选择，包括对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的选择。 韩少功：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八十年代是一个天真的早晨，九十年代才是一个成熟的正午。 社会重建 社会重建 主义可以“同名不同姓” 王尧：现在回头看，知识分子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步伐是仓促的，包括在思想模式的转换方面。九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回应不像现在这么从容，有些忙乱。 韩少功：当时国内有“六四风波”，国外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很多人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王尧：你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纪实》杂志风行全国但也树大招风，在“六四风波”以后被责令停办，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韩少功：整肃十分严厉，有的文章甚至把这个杂志与《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列为齐名的“反动”媒体，政治“待遇”给得相当高。我以为又会回到“文革”，但压力没有我预计的大。杂志停刊以后，我饭照吃，工资照拿，不久还能单独出国访问，在法国待了几个月。国外一些朋友也很奇怪，以为我已经“进去了”。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我预计中的倒退，倒是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推进。一九八九年前的“价格闯关”，喊了几次都不敢真动，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到九十年代初，我跟一个政协的小组下去调查，发现海南省百分之九十的商品已经放开物价，但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 王尧：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与国内外很多人的预测相反，中国改革没有停止，而且有一个不断加快的世俗化和市场化进程，九十年代有许多论战实际上与此相关。我很想了解你在这方面的思想经历，也许还有相关的生活经历。 韩少功：我一九八八年到了海南，想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条件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当时觉得内地的僵化体制令人窒息，未来的生活已经划定了轨道，而海南这本新书有很多未知数，有很多情节悬念，让人有兴奋感。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我对金钱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具体和直接。没有钱的时候，队伍不容易稳住；有了钱的时候，吃喝玩乐之风大盛，队伍眼看着就要瘫痪和瓦解。有钱比没钱的问题更严重。 王尧：穷不得也富不得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还存在，所谓守不住穷，耐不得富。九十年代有部电视剧的台词很流行：有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我记得你在九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说幸福的硬件不断升级，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大概就是有感而发。 韩少功：公有制约束的欲望突然释放，人性在生存压力的底片上曝光。内地沙龙里、笔会上、主席台上的人格面貌原来大不怎么可靠。我们的团队本来是个同人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平等，很随意，但有了钱以后马上发生微妙变化，权力与利益成了有些朋友不择手段争夺的东西。我当时说过：自命为知识精英的人怎么几个月就腐败了呢？比很多执政党的腐败都快得多，速度也太快了吧？一百本哲学和一百本文学，看来也顶不住几个钱。 王尧：我在这个阶段也有很深的体会。当时我读你的《夜行者梦语》非常有感触，如你所说：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 韩少功：有一次内部头头开会，争论到深夜。有一派要求实行“老板制”，由领导层占有全部收入，其他人只是打工仔，领点劳务费就够了。另一派坚持公有制，分配差距只能按劳动和贡献来决定。前一派说：你们不能搞老一套的大锅饭吧？不能把团体变成假模假式的“教会”吧？我们要“帮会”不要“教会”。我说要“帮会”也行，但帮会也得有帮规，突然废约改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根据是什么？没有人能拿出这个根据。在那个夜晚，我突然对资本主义有了体会，以前觉得很美好的资本主义，第一次让我感到寒气袭人。也许这就是“世俗化”？但它刚好是要损害和剥夺大多数成员的“世俗”。也许这是要实现“个人解放”？但它刚好是要损害和剥夺大多数成员的“个人”。 选择理论就是选择生活方式 王尧：听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你九十年代的思想来源了。从表面上看，你也是被定位为“自由化”的人物之一，但你切入市场经济的前沿和基本细胞，与当时有些从沙龙到广场的知识分子不一样。我注意到，在这个阶段你指出了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这在现在的高等学校仍然是个问题，我们的知识生产缺少生命力，从概念到概念，不能抵达概念之外的具象、感觉、实践。你在九十年代初的这个想法，大概是你创作《暗示》最初的思想源头。 韩少功：当时海南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知识分子在金钱面前的六神无主尤其给我深刻印象。有些人一见人家炒了地皮或者炒了股票，一见人家当老板坐上“大奔”，就觉得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值得这么慌吗？马原到一个大学去讲文学，另一个作家就说：“他还去干那种勾当！”好像马原谈文学已经不正常，马原只有谈地皮和股票才正常。这是八十年代启蒙话语带来的一个奇怪结果。那时候，理论界还是启蒙话语当家，但有一部分作家开始有所反应，反对拜金主义，谈精神，谈气节，谈道义的坚守。张承志、张炜、李锐都有一些及时的发言。我在《灵魂的声音》发表以后，收到李锐一封很热情的信。那是我与他第一次交往。 王尧：张炜、张承志被视为道德理想主义者，保持了八十年代的那种激情。他们与你被并称为文学界“三剑客”。那时大家比较看重你们所持立场的意义。不久，左和右的阵营开始形成，我们姑且用“左”和“右”这两个词来描述。但是，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遭遇到了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凸显了既有的理论以及思想方法的局限。“人文精神”讨论也是在西方启蒙话语的框架中进行的。 韩少功：就大的方面来说，不管争论的双方或者说是多方，基本上还是共享一个市场经济的甚至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象，秉承八十年代知识界主流的共识。问题是新的，解释是旧的。但正如黑格尔说过的：强者不需要道德，道德是弱者的工具。“道德”的重提，“人文精神”的重提，实际上萌动着一种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关切，虽然局限在启蒙主义的解释框架，但为后来进一步的反思提供了铺垫。 王尧：那时你比较关心精神问题、灵魂问题，对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记得你当时用了精神流氓、政治痞子、商业痞子、文化痞子、保守派的痞子、新潮派的痞子等措辞。《夜行者梦语》一书在当时的反响很好，与理论界的“人文精神”讨论形成了呼应。 韩少功：当时是遭遇战，短兵相接，想说得尖锐一些。一尖锐就免不了招风惹事，千夫所指。文学界有些人发起了批判“道德理想主义”运动，大报小报一齐上，《文艺报》与《作家报》等全武行上阵，认为重提道德就是“极左”，就是对抗“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进步潮流，甚至就是“红卫兵”、“法西斯”与“奥姆真理教”。情绪化的攻击破坏了正常讨论气氛。接下来，指控《马桥词典》是“抄袭”、“剽窃”、“全盘照搬”的舆论大潮，实际上有预谋的思想报复，是封杀不同声音的行为，使我不得不严肃对待。球场上吹黑哨、踢假球了，你如果想继续参赛，那就得想办法自卫。 王尧：这一事件引起了文学界的众说纷纭，有人提到王蒙与你们一些知青作家的思想裂缝。 韩少功：“马桥风波”的两位当事人张颐武与王干，与王蒙关系不错。北京一位编辑还告诉我，这个事件是经过开会策划的，地点在哪里哪里。但我不相信这个事件与王蒙有什么关系。我与王蒙在思想上有同有异，比如八十年代他不承认规律有多样性，反对我提“二律背反”，我认为他稍左；九十年代他对“道德”、“理想”这样的词特别有情绪，我认为他过右。但我对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十分敬重，我们的思想分歧并不能改变这一点。我几十年来出版作品，只请一个作家为之作序，那就是王蒙。当时他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下来了，一篇《坚硬的稀粥》遭到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成了个十分敏感的人物。我与他并不很熟，想用请他作序的方式对他表示敬意和支持。 王尧：“马桥风波”是当时思想争论的最高潮，也是意外的终止。 韩少功：到九十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俄国私有化改革带来大动荡，发展道路和体制创新问题才成为新的思想焦点，为道德问题讨论提供了新的视野。“道德理想”、“人文精神”这一类问题是深化了，但也随之消散了。 打破知识界新的一言堂 王尧：深化了，也消散了，这个表达很有意思。有些问题，可能没有深化，也就没有消散，譬如人的解放。 韩少功：人性是一个非常笼统和含糊的概念。古人说“食色性也”，其实猪狗也是“食色性也”，可见这只是兽性而不是人性，充其量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说希特勒没有人性，不是说希特勒不会饮食男女，而是说他没有良知。如果把良知、道德、理想、社会正义与“人性”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性”意味着什么，当然不言自明。 其实兽性也不完全是自私的。不要说牛马猪羊，就是豺狼虎豹，也不会有组织和大规模的灭杀同类，不会闹出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的宗教屠杀，殖民屠杀，民族屠杀以及阶级屠杀。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最为文明的一个世纪吧？但二十世纪的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所有战亡人数的总和。最文明的世纪也是最野蛮的世纪。这到底是“兽性发作”还是“人性发作”和“文明发作”？从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角度谈“人性”和“人的解放”，不会使我们更多一点聪明。我们还是把这一类问题放到具体社会环境里来展开为好。 王尧：所以人性会被解释为一种神话。但我们有时在夸奖动物时实际上是表达对某些人的失望，我们常常会说这人连狗都不如，当我们赋予动物以人性时，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人性视为神话。在人性堕落，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紧张的今天，我愿意维护这样的神话。我曾经旁听过一次哲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的研究生在论文中提出人对动物应当尊重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普通的，不是什么高见。但参加答辩的一位教授在提问时说：难道动物繁衍传播细菌的权利也要尊重吗？这位教授所提的问题以及提问的逻辑让我惊诧。所以就像你所说的，人性与兽性不能笼统地谈论，也不能抽象地谈论。 韩少功：要防止知识的越位。很多观念在这个范围内是有效的，反之可能是无效的；在这个范围是强效的，反之可能是弱效的。 王尧：小平同志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使改革恢复了活力和势头，但很多深层的社会矛盾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你在不断关注精神与灵魂问题的同时，好像很快拓展到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思考上，更多地去发现现象背后的东西。 韩少功：很多事情拉开距离才看得清楚。八十年代也有个人主义，但在特定配置条件下利大于弊。那时候改革是内需拉动型的，全民普遍受益。全社会利义并举，公私平衡，经济发展比较均衡与和谐。农民分到责任田以后，普遍增产增收，农民得到了实惠。城市里就业充分，工厂都开工很足，工人奖金开始增多。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愿意读，说在工厂里待得很舒服，工人的收入不比大学毕业生少。我回到插队的农村去看，农民也满足得不得了，说天天可以吃肉喝酒，皇帝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吧？ 当时知识分子的待遇算是差一些，所谓“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原子弹不如盐茶蛋”，而且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压力。但不管怎么样，四类分子摘帽了，右派平反了，大学重新招生了，出国留学放行了，知识分子还可以评职称，处于一种很受尊重的地位。温铁军认为，从社会均衡发展这一点来看，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都分灶吃饭，吃得有咸有淡有多有少不一样，差距拉得非常的大。人们出现“原子化”趋向，共存共荣的社会纽带在松弛甚至断裂。 王尧：也许这就是“新左派”思潮出现的背景之一。有些评论家认为你是“新左派”作家。 韩少功：在中国的语境里，“左”很臭，差不多就是“文革”的代名词，你一戴上“左”的帽子就自绝于时代。不过我不在乎这顶帽子，正像我在八十年代不在乎“自由化”的帽子。“新左派”这个词最开始是出现在文学圈子里，到九十年代后期，帽子铺开大了，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生态主义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都可能戴上“新左派”的帽子。这时候的“新左派”其实是第二代，与第一代有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因为第一代在社会思想和社会政策这个层面上有所分化，有些人对第二代“新左派”的很多观点也不赞同。 其实，以“左”和“右”来画线是一种懒惰和粗暴，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比如，说社会主义是“左”，还算是传统上通行的命名，但民族主义怎么是“左”？恐怕也是“右”吧？王小东说，他很欣赏美国的制度，但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就是这样一种亦左亦右的态度。“自由主义”这个词也是含义混乱。如果按照一般美国人的理解，“自由主义”刚好是指左翼，指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甚至是指乔姆斯基一类激进异议分子，指中下层平民以及少数族裔的立场，而里根和撒彻尔夫人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被知识界习惯性地称为“保守主义”。 王尧：你对上述两代“新左派”的思想活动，似乎都有过积极的参与。这在作家中不怎么多见。 韩少功：因为操办《天涯》杂志的关系，我在一九九七年编发过汪晖的一篇长文，推动过后续讨论。汪晖这篇文章后来被看成触发知识界大讨论的导火索。其实在此前后，我也编发过很多不同倾向的文章，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在我看来，左、右两翼有时候有共同的关注，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只是对问题的解释不同而已。比如，秦晖与何清涟也很关切弱势群体，认为权力经济制造了贫困，这一点说得不错；但他们觉得只有彻底的市场化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让我持有疑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表秦晖和何清涟的文章。何清涟当时在境内还不太被大家知道。我的主张是不管左派右派，能抓住老鼠就是好派，能解释现实就是前进派。“新左派”对于打破八十年代以来物质主义、发展主义、市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言堂是有积极意义的。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消费文化，道德危机，国际公正秩序，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尖锐刺耳的左翼批评出现，恐怕很难清晰地进入人们视野，就会在市场化的高歌猛进和莺歌燕舞之下被掩盖。 翻翻那时候的报刊，知识界过于一言堂了。精英们千恨万恨只有一个“文革”，只有一个“极左”，有资本主义一抓就灵的劲头，对无关精英痛痒的问题不怎么打得起精神。王蒙不能接受有人批评市场化，说市场化再不好，总比“文革”好吧？问题是，照这样的逻辑，“文革”再不好，总比日本军队的“三光政策”要好吧？这样还能讨论问题吗？要知道，一小部分精英的现实，并不等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现实。 王尧：有些弱势群体可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边缘化。 对边缘声音应更多一些保护 韩少功：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说，市场化能带来人道。是的，现在有很多人确实过上了人道的生活，包括恋爱自由了，结婚与离婚也自由了，甚至“小蜜”加“三陪”地“性解放”了。但是不是人人都这样？到城乡弱势群体那里看一看，由于生计所迫，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出外打工，夫妻分居的现象比计划经济的时代还要普遍和严重，一年到头家不像个家。对于这些人来说，市场化带来的更多是性剥夺和性压抑吧？是不怎么人道的生活吧？他们不去打工行吗？不行，教育、医疗、税费的负担一直地加重，生活支出是刚性的，没有不打工的可能。 王尧：公共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社会福利事业在九十年代受到了市场化的极大冲击，而且都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甚至是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进行的。 韩少功：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九十年代重大的失误之一，伤了社会的根基和元气。享受教育和医疗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它们怎么可以完全产业化？怎么可以一股脑推向市场？很多欧美国家也没有市场化到这一步。说“发展是硬道理”，不错，医疗产业化以后确实“发展”了，医药工业赚了大钱，医院赚了大钱，医务人员还可以集资上设备，什么ct，什么磁共振，然后一个小病也给你上ct，宰你几百块没商量，然后集资者都乐呵呵地分着红利。但就是在这同一个过程中，社会广大下层居民反而看不起病了，有病只能自己扛着。据我所知，世界卫生组织两年前对世界各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公正性给予评估，中国已经退步到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四，比印度、伊拉克、埃及、孟加拉还要落后很远。那么到底是谁“发展”了？是什么“发展”了？即便不谈社会公正，即便只有经济发展一根筋，当社会的大多数因为失去了医疗保障，有治病的后顾之忧，一点钱都存着不敢花，导致市场需求不正常地严重萎缩，这是有利于“发展”还是阻碍了“发展”？ 王尧：有时候，我觉得左翼和右翼在思想上缺少真正的交锋，没有一个交集点。关于民主问题也是这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韩少功：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说，市场化和私有化能带来民主。有两个大学生跑到海南打工，热情万丈地进了一家私营企业，后来惊讶地发现，老板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对待。他们不服气，去同老板理论，问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当人对待。老板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把你们当人对待？我出了钱，买了机器，也买了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机器。你们不想干就给我滚蛋。这两个大学生事后非常纳闷：不是说资本主义讲民主吗？这个资本家怎么这样呵？想当年，他们在国企干的时候，还可以同厂长和车间主任拍桌子骂娘，只要不犯法，厂里也不能开除他们。 王尧：西方的民主是大街上可以骂总统，但在公司里不能骂老板。 韩少功：民主政治势在必行，这在知识界没有多少分歧。但民主有很多种。古希腊的贵族民主是压迫奴隶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是放纵暴力的。我们的政治民主是否要以经济民主为前提，是否能在贫富严重分化和强化社会等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是否需要配置经济和文化资源相对公正的分配，这一点不可不深究，不应该绕过去。当一个人吃不饱饭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选票只是幻术，你说他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实毫无意义。在一个等级制森严的私有化社会里，民主即使有，也不会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我参加过一次全国民营企业报刊主编的座谈会。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很多主编私下里都有一种苦恼。他们虽然已经身处“体制外”了，但并没有版面上的民主和自由，新闻管制严着哩。你不给老总歌功颂德，不给企业粉饰太平，你的饭碗就端不稳。他们以前最瞧不起《人民日报》，但没想到自己来办报刊，比《人民日报》一类媒体更缩手缩脚。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王尧：国家和市场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也曾经是启蒙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 韩少功：这种对立也许曾经是一部分事实，但与我的很多印象无法吻合。我经常见到一些科长很难找到局长，局长很难找到市长，但有些资本家几乎分分钟可以把局长或者市长叫到他们的餐桌上去。餐桌上这些呼朋引类的家伙，是“国家”还是“市场”？是权力还是资本？我倒是见到过很多“国家”反“国家”的现象，比如，贪官的“国家”反清官的“国家”，部门利益的“国家”反公共利益的“国家”。一些腐败的当权者，比你还恨“文革”，比你还恨“极左”，对革命传统和道德约束嗤之以鼻，一心向往市场化、自由化、西方化这些香饽饽，与奸商们在五星宾馆里扎堆，喝xo，打高尔夫，有一种苦尽甜来的翻身解放感。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想到，启蒙主义的话语很对他们的心思，包括你说的多党制。他们已经有上千万、上亿的黑钱捏在手里，既准备收买官员又准备操纵选民，根本不在乎任何政治体制。 王尧：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是你经常强调的一个中心问题。 韩少功：即使在欧洲的历史上，国家与市场也不总是截然两分的。当年欧洲有官商冲突，也有官商结合。重商主义完全是国家行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莫斯科公司、几内亚公司，都是官商一体，甚至拥有外交与军事的特权。美国的计算机和it产业，一开始也是国家投资和专营的军事工业，做成强势以后才要求自由贸易，才要求其他国家“零关税”，在这一点上连台湾都很有意见。因为台湾较有优势的芯片和笔记本电脑，进入美国倒是不能享受“零关税”。还有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全都是在国家关税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全都是靠资本与权力的紧密关系实现的。只要不是傻子就可以看出，市场完全“自由化”的说法，让“国家”完全退出“市场”的说法，常常是一些强势国家和强势阶层的经济策略，欧美国家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 王尧：重新思考社会发展道路，似乎成了你九十年代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了你一个新的兴奋点。 韩少功：九十年代后期，我有机会去了一些周边国家。我到印度新德里机场，看到一条大标语：“欢迎你到最大的民主国家来。”口气很牛吧？想一想也有道理，他们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的人口还多，选举，多党制，舆论自由，确实是民主的制度和氛围。国大党与人民党互相监督，互相竞争，英国给它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坚持下来了。印度比中国要穷很多，但民主还是行之有效，搞了这么多年也让人觉得不错。但你往深层里看，印度官场的腐败却一点不比中国少，甚至比中国更严重。诗人西川说，他走到哪里都被刁难，不给官员塞点钱就不行。所以说多党制是否一定可以克服腐败？是否一定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是有疑问的。尼赫鲁大学的校长问我：为什么印度吸引的外资只有中国的一个零头？为什么跨国资本更喜欢共产党的中国？这个问题也是不应该被知识界绕过去。从印度回到新加坡，那里是另外一种情况。新加坡不像是一个民族国家，更像是一个严格管理的大公司，是带有花园和街道以及海关的大公司。西方很多媒体指责新加坡是权威制，甚至是集权制。李光耀说过，一人一票并不好，以后应该考虑给精英人士一人五票，或者一人十票。这算是知识加权制或者资本加权制吧，与民主原则确实有很大距离。在新加坡你不能吃口香糖，也不能随便抽烟，有很多的不自由。新加坡的作家说，你们中国作家多幸福啊，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写得那么黄也没关系，顶多也是落个开除党籍，而我们这里动不动就抓到监狱里去了。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得很好，到处很有秩序也很整洁，从印度来这里简直是一步到了天堂的感觉。 王尧：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后果，在九十年代也让很多中国人深感意外。 韩少功：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那里，还嫁了个俄罗斯老公。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周末就去郊区大生产，种土豆，种黄瓜番茄。有些工厂发不出工资了，就发点产品让你自己去卖。私有化运动在这些企业不是促进了市场经济，而是差点退回到自然经济了，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启蒙主义的推断并不一致。国民经济一再负增长，如果没有石油撑住，倒退了上十年还不知道哪里是谷底。当年帮助俄罗斯设计私有化运动的美国教授，拍拍屁股跑回美国，写了一本书，承认“休克疗法”完全失败。 克服左、右两种教条主义 王尧：有一种批评，认为“新左派”更多地关注国外，是照搬欧美左派的理论，甚至是拿西方后现代的药来治中国前现代的病。我想你不会没有注意到这种意见。 韩少功：贫富分化、生态恶化、消费主义文化……但愿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问题而只是欧美的问题。不幸的是：它们偏偏是身边的现实。我不否认“新左派”里确实也有教条主义，的确也有奇谈怪论。有一种是豪华“新左派”，过着很舒适的日子，并不准备真做什么实事，只是得意于自己的道德造型。他们关心人民是对的，但空谈之下就容易神化人民。比如鼓吹工人治厂，但很多工人要的是少干活多拿钱的大锅饭，你怎么办？想用公有制普遍地取代私有制，但公共权力的腐败和低效如何避免？这一设计对道德的依赖如何落实？对民众道德滑坡和各种陈腐积习是否有些过于低估？还有一种是骂娘“新左派”，眼里熊熊燃烧着穷人的怨气和仇恨。穷人当然有权利怨恨，但建设性的态度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都活，是顾全大局，否则革命就会表现出狭隘性、偏执性、暴力性，就会用新的不公代替旧的不公，用新的悲剧代替旧的悲剧。那样一些恶性循环的改朝换代，并不具有制度革新的意义，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多了。 王尧：要胸怀真诚，要深入实践，要倾听底层的声音，这对于右翼和左翼来说都是同样的要求。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每一种思想都可能走偏。 韩少功：深入实际是一味化解教条的良药。《天涯》上凡是有分量的文章，都是眼睛向下看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以充分的社会调查为基础。比方说温铁军、黄平他们在“三农”问题上的研究，来自几年或十几年的深入调查，有驳不倒的数据和事实。黄平成年累月在贵州、陕西、四川的农村跑，风尘仆仆像个乡镇干部，有时在机场与老婆见一个面，取几件衣服，才下飞机又上飞机。 王尧：一些学者有“三农”问题上的研究，其意义不可低估。 韩少功：倒是有些为难他们的文章常常在玩弄抽象概念。比如说社会主义有平等，资本主义有自由，这样比较有什么意义？说平等高于自由，或者说自由优先平等，这样的概念折腾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能反思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或者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就像我们只能吃下活生生的萝卜，从来不会有人能吃上一个最理想、最标准、最经典的萝卜。天下有那样的萝卜吗？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和人口大国的改革是没有前例的，别国经验也不能替代中国的经验，人家的药方不一定治得了我们的变异病毒。中国的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就是变异性的病毒之一，与欧美列出的病毒样本不一样。 王尧：以我在苏州这个地方的经历，我感到在九十年代后期，对现代化的目标也有所调整，生态、资源问题都在考虑进去。 韩少功：我从飞机上看，江浙这边的水面大多是黑的。人口这么稠密，gdp挂帅势必会贻害无穷。这一点连当年的马克思也有所忽视。他生活在欧洲呵，没感到太多生态环境的压力。欧洲工业革命时总共人口不足一亿，又先后向外输出移民六千多万，说英语的人口的三分之一去了美洲、澳洲和非洲。有点污染和破坏算什么？有一些社会理论家最近提出，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应该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的再次转移。所谓“协调”，是指兼顾经济与生态，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等等。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王尧：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既提供了教训也提供了经验，很多理论是从他们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韩少功：一战以后，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向左转，实际上是转变为民主的自由主义，开始重视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缓解劳资矛盾，遏制贫富分化。但到三十年代遇上一劫，市场不灵了，欧洲各国大萧条，失业率猛升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各国封关设卡切断自由贸易，专制寡头一个个登台，民主制度大面积崩溃。怎么办？人们开出很多药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味药，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上了，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计划经济也是一味药，当时这个词在英国议会使用频率最高，只是这味药后来被美国用得最好，叫罗斯福新政，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金融管制、以工代赈、国家举债投资，等等，让美国走出了困境。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里有社会主义。我在法国一家中餐馆吃饭。老板是台湾人，说法国的高福利养懒了人，工人阶级最难缠，除了罢工就是放假，财政负担不起，于是一再加税，搞得生意人扛不住，他的餐馆也很难赚到钱。他抱怨：“法国太社会主义了，哪比得上中国的资本主义。”他的话在中国人听来一定很怪异，也难以接受。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来的互相吸收与互相促进，却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王尧：这些事实的比较改变了你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开始把现代化的想象落实到中国本土上来。比起西方的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遗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的双重挤压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开始成熟了。 韩少功：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点出人意料，九十年代很多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有点出人意料。中国这辆车，好像是跑在一条基础不牢、设备不全的高速公路上，需要有特别高超的驾驶技术，即成功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折腾，我们有了你说的双重的遗产，也面临着克服左、右两种教条主义的任务。可惜的是，我们的教条主义积重难返。有时候明明路面上冒出了险情，方向盘、变速器、制动闸吱吱嘎嘎就是不到位。 王尧：看来，用文学的方式来考察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大局限。这几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都很畅销。 韩少功：文学也能做很多事，有些作家就一直在做，而且做得不错。如果说有些作家失去了八十年代的那种激情和敏感，表现出某种庸俗和保守的倾向，主要原因可能是生活过于安逸。中国文学市场这么大，作家们版税拿得多，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住上几室几厅了，家里豪华装修了，在这个那个笔会上吃香喝辣，走到哪里都被文学青年们围着签名和合影。在这样一种安逸的生活环境里，与社会底层的联系可能会日渐疏远。韩愈说文学是“不平则鸣”。有些作家被生活宠得一塌糊涂，好像没有什么可“鸣”。男的搓麻将，女的护肤和购物，就算打起精神读几本书，也缺乏内在激情的驱动。至于深入群众和关切社会，好像太老派了吧？谁还愿意去做那种傻事？ 王尧：《天涯》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了特别的意义。在九十年代文学期刊中，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杂志，当然已经不是一个纯文学杂志，广义上是一份思想文化杂志。我感到这个杂志可能会取代《读书》的位置。 韩少功：做了一些事情，但没有那么重要。 王尧：应该说，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些重大的思想活动，一些重要命题的提出，都与《天涯》有关系。 韩少功：编辑人员推出一些稿件当然是很用心的，做得也很辛苦，第一任主编蒋子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是有所牺牲的。但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天涯》既是知识界再启蒙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王尧：好的刊物都是兼容性的刊物，同人刊物也不排斥异己，譬如当年的《语丝》。你刚才也提到，《天涯》和左翼右翼的朋友都有交往有沟通。 韩少功：我同编辑部的人讨论，办刊物可能得有两个这样的尺度：第一是百花齐放，自由竞争；第二择优把关，设定底线，每一篇稿件至少要得六十分。不能谩骂侮辱，不能空洞无物，不能信口开河硬伤迭出，要言之有物和言之成理，这就是所谓六十分的底线。底线以下，没有宽容可讲，没有多元化可讲。编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写了一篇很臭的文章，然后说我是一家之言，我也有争鸣的权利，这种话是不能信的。多元化如果变成了垃圾化，多元化的日子就可能到头了，就人见人厌了。多元化不应该成为一种神话。 王尧：要有及格的水准。兼容不等于放弃严格要求，也不等于没有倾向。 韩少功：有一次，一位理论家从香港来海南讲学，主题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他说西方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的，因此应该用自由主义克服民族主义。这种理论真是让人听得头都大了。后来我提出疑问：在法国这样一个自由之乡，八十年代后期也通过了两个法案，排斥外来移民，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印度是以自由主义原则立国，至少是自由主义的好学生，但引进外资的思想阻力比中国还要大，与巴基斯坦更是剑拔弩张，这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从历史上看，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体两面。《天涯》主张多元化，但不能支持这样的不实之言。 王尧：从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以及利己主义，到九十年代呼唤公共关怀和社会公正的重建，很多知识分子完成了一个曲折的思想轨迹。但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是，这种变化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似乎不如从前，至今也未能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性共识。《天涯》到现在仍然是边缘的地位。 韩少功：八十年代还只是书斋里的冲突，顶多是潜在利益的冲突，但九十年代的贫富分化以后，知识后面常常有既得利益了。既得利益比潜在利益更具体，更实际，所以冲突也会更加激烈，也更顽强。加上中国社会矛盾多，心理压强大，讨论容易情绪化和偏执化，难以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还是不难找到共同点的。好在生活比观念更有力量，形势比人强。利己主义曾经在青年人中间畅行无阻，好像是一台潜在的提款机，谁都觉得自己有本事，淘汰出局是其他倒霉蛋的事，与我没有关系。但轮到很多人失业的时候，生意破产生活无着的时候，他们还希望父母、朋友、同事、政府以及全社会用“利己主义”来帮助他们吗？他们会不会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现代”不一定有共同的“性” 王尧：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对国情的认识显得特别重要。讨论思想理论问题，也不能离开特定的文化语境。如何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前面说的，坚持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思路，后现代主义者又是一种思路。在探讨九十年代时，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也是需要正视的。 韩少功：我对后现代主义缺乏足够的知识，没有多少发言的资格。好像是利奥塔说过：后现代主义就是培养一种对差异的敏感。这一点我深为赞赏。用这一思想方法反观后现代主义本身，应该说，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什么主义。 王尧：像西方的学者所说的那样，现代性也有好几副面孔，内部充满了矛盾，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引进到中国来，并且以此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在我看来情况又更加复杂和特殊，概念之外的东西常常会被忽视。这个时候，现代性理论解释实际问题的力量就被削弱了。 韩少功：我赞成用“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事物，自己也偶尔用一用这些概念，但有时也偷偷地想：西方学者为什么喜欢“现代性”、“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些概念？“现代”与“后现代”指称时间，但发生在“现代”的事情千差万别，发生在“后现代”的事情同样千差万别，可能并没有共同的“性”，也没有共同的“主义”。就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是先封建后专制，西周春秋时代是封建，秦以后是专制。西方是先专制后封建，罗马帝国是专制，中世纪是封建。双方在同一时间内刚好不同“性”也不同“主义”。《哈利·波特》是现代事物吧？但这本书里运用了传统神话素材和手法，是不是也有古代的什么“性”？共产主义是现代的事物吧？但更早以前，有僧侣共产主义；更更早以前，古希腊学者早就设计过共产、共妻、共子的精英制度——这是不是也有古代的什么“性”？也许西方学术传统太重视时间，习惯于直线的时间观和目的论，喜欢把历史一截截割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所以就闹出了这一些概念。 王尧：用大词容易造成很多误解，比如“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和作为一个文化的审美的概念也是有区别的，有时候用得越位了。 韩少功：也许“现代性”这个词实在太宏大，说“现代性互相矛盾”，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说“现代性中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又很绕，有点玄，至少应该慎用。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用一些小词更好，比如说“工业化”就是“工业化”，说“民族国家”就是“民族国家”，不一定都往“现代性”上说。 王尧：有一些学者认为，回到传统文化资源，不过是再一次制造中、西对立，是在完成本土文化权威代言人的同时，也获得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五四前后的保守主义和当今的学者，不可能做“纯粹中国”的学者。我觉得这种观点本身倒是以西方视角来观察中国。其实，本来就没有纯粹的东方或者西方，也没有纯粹的传统和现代。回到本土文化不等于拒绝西方，回到传统文化也不等于拒绝现代。 韩少功：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注重发言的内容：你的发言有没有真知灼见？说出道理没有？你如果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那你不管是维护西方的优越地位，还是维护东方的高贵地位，或者是维护不东不西、不三不四的地位，都无所谓。应该注意动机，过于关注动机就是“诛心之论”了，不是正常的思想交流了。 在另外一方面，就像你刚才说的，东方和西方能够截然分开吗？我们说西方文明，日本现代化了，算不算西方？印度和北非的人讲欧洲语言，算不算西方？西方有自己的希腊和罗马，但它的宗教和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显然都不完全是西方的土特产。伊斯兰教曾经是欧洲的主流宗教，整个地中海是“穆斯林湖”，但伊斯兰教是从外面输入欧洲的。基督教也是来自中东，以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为源头，所以米兰·昆德拉跑到以色列说，以色列是欧洲的心脏，但如今是一个长在体外的心脏，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这是一个被欧洲当年排犹运动逐出了体外的心脏。那么科学呢，数学是科学的核心吧，但数学遗产既有古希腊一份，也有阿拉伯一份，现在世界通用的数字是阿拉伯数字，不是罗马数字，阿拉伯文化的功劳显而易见。据说“〇”是印度人发明的，所以印度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也有一份功劳。欧洲早就是一个“杂种”了。当然，欧洲这个“杂种”与中国这个“杂种”可能还有些区别，还可以讨论。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是毫无意义，但恐怕需要小心翼翼，要严格限定角度与范围。 王尧：这也涉及我们对全球化的看法。你在一九九七年与萧元的对话中，对“全球文化一体化”这样的提法表示怀疑，现在是否有新的想法？ 韩少功：我不相信会出现全球同质一体的文化。两个人的文化都不会完全一样，全球的文化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不管到什么时候，人类生存在地理、气候、人种、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还存在，人们对财富、权力、知识、信息以及交流工具的占有也不会平衡，文化趋同的过程决不可能取消或代替文化趋异的过程。冷战时期，大家讲政治不讲文化。我们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帝反修”的时候，没有想到那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政治斗争掩盖了他们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文化冲突。冷战结束以后，大家讲文化不讲政治了，政治只剩下所谓“文明的冲突”。美国的亨廷顿这样说以后，不仅美国很多人信，穆斯林世界的很多人也信，一闹事，一动武，就是文明之间的“圣战”，就往宗教或者民族方面浮想联翩，而石油、金融、水源、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冲突，被有意或无意地掩盖起来。现在看来，讲文化与不讲文化，讲文化差异或者文化一体，都很有必要，但也可能有意识形态的理论设套，是借它们来说事。我们得小心一点。钱穆先生说过，只有等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缩小的时候，对文化的讨论才可能心平气和和深思熟虑。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还得加上一条：当全球利益冲突相对平缓的时候。 王尧：那时候讨论的心态不一样了。 韩少功：没有意识形态的干扰。 王尧：很多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 韩少功：问题是“全球化”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全球范围内各种共同体的互相影响，指每一个共同体都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发展，那没有什么不对，而且这一过程从十六世纪已经开始了。十六世纪以后，我们有了真正的世界史，每一个国家的国别史都只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没有当时的非洲和亚洲就没有当时的欧洲，撇开欧洲的作用就说不清当时的美洲和亚洲，如此等等，因此国别史从那时起不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就像要认识一个胃，胃不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必须放到人这个大单元里来认识，才能看得清楚。我们现在中国的史学教育，讲到十六世纪以后还是国别史，是很成问题的。但如果说全球化是指全球的文化趋同，经济和技术共享，还有公正的全球政府，像鄂尔多斯羊绒衫的口号一样：“温暖全世界。”那是另外一回事。也许那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听上去不错的目标，但我们离那样的目标至少还非常遥远。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但中国人可以随便定居到美国吗？不行的，所以没有人口流动的全球化。中国人能得到美国的高技术转让吗？也是不行的，出再大的价钱也不行，有美国的法案管着，所以也没有技术传播的全球化。很明显，现在的“全球化”都是有选择的，民族国家这种体制还有强大的作用，谈“国家的消亡”为时过早。眼下似乎有好几种“全球化”在交织，富国想要原料与人才，穷国想要投资和技术，双方又都想要对方的市场，同床异梦，各有所图，都在做全球化的梦，但梦的不是一个东西。以后会怎样发展，还得看。 王尧：反对全球化在西方国家也形成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浪潮，每年开西方国家七加一的首脑会议，就会有很多人去示威和抗议，还闹出流血事件。 韩少功：投资全球化也损害了西方国家工人的利益，而且这种损害在一步步加剧。资本家把工厂办到中国或印度去了，欧美的失业率就不断攀升。这带来一些新的现象，比如美国波音、通用等公司的大老板最喜欢中国，但劳联、产联这些工会组织最反对中国。比较而言，在马克思的时代，各国的工人穷得一样，但各国的资本家富得不一样，所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呢，各国的资本家富得一样，但各国的工人穷得不一样，所以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推进全球化。 王尧：社会的重建也包括国际社会的重建，包括克服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恢复，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韩少功：需要人类精神觉醒和文化创造的又一个春天，也许还需要新的孔子和耶稣，需要新的达尔文和马克思。我们无法预计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没有办法算命。有时候，我觉得全球化就像一大锅中药熬着，熬来熬去，最后不知道哪一味药治了病，不知道哪一味药伤了身。 文化透镜 文化透镜 什么阶级不一定说什么话 王尧：你在“小说家讲坛”的演讲中提到了符号化生产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围绕这个话题再展开一点讨论。因为符号化生产问题，涉及对当下文化形态、文化特征的认识，特别是对文化、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我现在体会到，为什么有的学者把符号环境当作人类生存的三大环境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呈现了符号化的特征，日常生活也在符号化。我们暂且不去说精神领域中的符号化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符号几乎是如影相随。前年我在装修房子、添置家具的过程中，就感觉到，所谓生活，其实就是在与符号打交道。这一现象给我们的生活、思想，包括知识生产都带来很大的挑战。 韩少功：现在很多人提到“电视政治”、“概念经济”、“眼球文化”等概念，显示出生活正在发生变化。至少在形态上，政治和经济成为一种符号的生产，文化当然更是一种符号的生产。很多传统的理论都因此而面临挑战。比方说需求，以前可以按照人自然生理的要求来估算，一个人要吃多少饭，要穿多少衣，等等，是一个大致恒定的常数。美国经济学家凯因斯曾因此乐观地预言：经济这样发展，人的需求很快就可以满足，到那时候，经济学就没有什么用了，经济学家也会像牙医一样用处不多了。但这种预言完全落空，原因是人的生理需求可以满足，但心理需求是个无底洞；物质消费虽然有限，但符号消费完全无限。一个人占有五十块名牌手表，显然不是为了计时。一个人占有三台名牌汽车，显然不完全是为了代步。所谓名牌消费，就是符号消费，常常与人的生理需求相关甚少。你要对其进行预测和计划，简直不可能，搞计划经济也就失去了根据。我昨天同你们的学生说：新加坡那么热，那里的贵妇人买一堆貂皮大衣做什么？这样的貂皮生产怎么计划？ 王尧：传统理论总是把人看作物质的人，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主要是指物质存在。 韩少功：“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化概念。你有一百亩地，就是地主；你只有一亩地，就是贫农或者雇农。这在土地改革的有关政策里确定得很清楚。但物质化存在眼下不一定是人生存在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在有些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已经让位于符号的、心理的、文化的存在，比方说，主要日常开支不再用于吃饭，而是用于打电话、上网、受教育、旅游、读报刊、听音乐、看电影，等等；即算购买食品，顾客要看品牌是否时髦，看购物场所是否体面，不单看蛋白质和维生素。购房、购车一类物质性压力仍然是沉重的，但广告业空前膨胀，商家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投在符号营造上，顾客越来越多的支出花在符号享受上，物质性压力越来越含有精神因素。应该说，这种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有，但在某些现代社会里有比重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当然仍然存在，但不是唯一存在，什么阶级不一定就说什么话。无产阶级可能说资产阶级的话，资产阶级可能说无产阶级的话，有点阴差阳错。 王尧：这个问题现在也有新的解释，以前比较多的强调对立的一面，现在注意到了可以沟通和对话的一面。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 韩少功：文化是多来源的，多层面的，多向度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可以喜欢《红楼梦》，也都可以喜欢牛仔裤，光说文化的阶级性，就说不通。光说文化的民族性，也说不通。需要多个分析角度，包括非阶级、非民族的角度，比方宗教的、性别的、年龄的什么角度。在另一方面，若说文化是普遍人性的产物，把文化看得一身清白和一尘不染，忽略了利益和权力对文化的制约，也是一种天真。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早就提出“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概念，把文化看成软政治。在他看来，政权与制度不是政治的全部，文化是政治的广阔舞台和重要战场。当年国民党在中国执政，但“平等”、“革命”、“劳工神圣”成了读书人的流行语和口头禅，最后连政府高官大部分子弟都“赤化”，青年的蒋经国加入俄共，青年的李登辉加入日共，顺应潮流么。文化领导权一开始就在更左翼的党派手里。眼下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但就流行文化与流行观念的层面来看，已经与美国没有多少区别，满街都是麦当劳文化和好莱坞文化，商业招牌也大多是“富豪”、“帝王”、“王妃”一类，革命在社会潜意识领域还剩多少，大家心里明白。这里有激烈的“软政治”斗争，但可能被人们忽略。 电视宣传可以在几天内调整政治潮流 王尧：知识危机，是九十年代以来的重大危机之一。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的现象不是个别的例子，在经济领域也有令人瞩目的现象。 韩少功：你看那个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雇佣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去帮他操盘，差不多是炒股“梦之队”，应该没问题吧？但后来亏得一塌糊涂。他发现这个市场完全不可理喻，最高深的经济学也可能栽跟头。报上介绍，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位，特点是把心理学引进经济学，用来分析人们在市场上的非理性行为。其实，“非理性”并不一定是没道理，没来由，只是不合乎传统理论所认定的道理和来由。传统经济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人定义为“利益理性人”，认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每个人至少都会精密谋划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亚当·斯密就是这么说的，哈耶克也是以这个为前提，有些左翼理论家其实也接受这一点。但现在很多人发现，人不是那么精密谋划利益的。 王尧：什么是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韩少功：制造火枪的技术很早传进了日本，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应用，为什么？因为日本武士的荣誉感，使他们更喜欢刀。刀成了一个阻碍新技术推广的符号。美国的牛排经常供大于求，但还是价格最高的肉制品，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觉得牛排具有雄性气概，差不多是一个文化代码和概念，于是就一直有高价的魔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唯利是图，倒像是唯感觉是图，唯符号是图。特别是在今天这种传媒时代，人们对利益的理解在三天之内就能发生巨大变化，就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的：电视宣传可以在几天之内调整政治潮流。三天之前这个杯子是我的利益，三天之后这个杯子可能根本不是我的利益。为什么会变？这种变化是不是来自一些文化符号运作？ 王尧：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是否也有这样的变化？ 韩少功：我有一个朋友，叫杨小凯，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文革”中叫杨曦光，是个很有名的红卫兵理论家。 王尧：他是湖南人，“文革”时写过《中国向何处去》，轰动一时。我还不知道他改名为杨小凯了。 韩少功：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教授，原来是古典经济学的思路，以人的利益最大化为铁律，为基本前提，当然能解释很多历史和现实的现象。后来他得了癌症，在治病的一年多时间内，因为妻子是基督教徒的关系，得到了很多教徒的关心和帮助。他发现一个俗人所看重的利益，一个教徒可能根本不在乎，似乎完全违反利益最大化原则。他们帮助他、关心他，毫无利益可言。如果说这里面也有广义的利益，那么这些教徒的利益只是一种心灵净化，一种情感慰藉，或是一种在天国得到回报的冀望。这就是他们的利益，一种亏损自己世俗利益的“利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突然发现“利益最大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少在基督教徒中有大量的例外和反常，有另一种规律在起作用。我不知道杨小凯这一感受是否会带来他理论上的修正，但我相信不关注宗教这一类精神现象的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出息。宗教也是重要的符号生产。 民间文化的萎缩是文化工业之祸 王尧：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是传统的理论和知识生产面临的挑战，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问题也就包含在其中。当我们发现有些规律已经不适用时，可能不仅是知识、理论本身的局限，还要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大家也谈过，但现在的背景又不一样了。文化工业的兴起，对知识生产、对人的精神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就像你形容的，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巨无霸。 韩少功：我几年前写过一些随笔，发表在《读书》和《天涯》上。当时我感觉到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粗浅散碎的思考，其实都是对日益逼近的这个庞然大物深感不安，做一些感受和思想的准备。这些准备可能卑之无甚高论，对我个人来说却非常重要。 王尧：如果不从审美的角度，而是在学理的层面上看《马桥词典》和《暗示》，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的这两本书，都对我们的知识背景和知识谱系作了清理。譬如对语言文化符号的重新认识，对语言等级的批判等。 韩少功：谈符号不能不谈到文化工业，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新问题。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人类也有文化，也有文化符号，还有文化领域里统治和反抗的激烈冲突，但没有文化工业，没有文化潮流变化在今天这样的速度与规模，权力和金钱也不具有今天这样的文化控制力。以前一首民歌唱出来，一唱就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个巫教迷信产生了，一传也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有些服装、建筑、仪式、习俗也是这样，多少还带有些自然和原生的性质，就像野生物种，至少是一种恒定状态。但今天文化潮流日新月异，争强逐胜，常常形成剧烈的反差和震荡，很容易让一些人自我迷失。以前的文化控制也往往只及于社会上层，像儒家正统，一到乡野之地，一到蛮夷之地，就变得十分稀薄，让位于民间文化。但现在还有民间文化吗？还有多少民间文化？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民间文化成了所谓大众文化，民歌就是流行歌，民服就是流行服，如果说还有什么宗教的话，最牛的就是“麦当劳”教，“好莱坞”教，香港“四大天王”教。很明显，这个大众文化不是民间文化，不是从民间产生的，恰恰相反，是由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然后强加给民间的。民间文化的萎缩是文化工业造成的灾难之一。 王尧：在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的符号化特别成为问题。 韩少功：文化工业对发达地区的影响当然更大。一个澳大利亚医学专家告诉我，从生理学的统计来说，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左右。但现在欧美有些学校里的同性恋达到三成甚至四成，这就不是生理现象而是心理现象、文化现象、社会现象了。无非异性协调很困难，或者是很多歌星、影星、球星都同性恋，娃娃们也就对照先进找差距，决不落伍。但一旦真同性恋了，假作真来真亦假，这就成了一种真实的生理经验。你还能说它仅仅是符号？ 王尧：符号改写了感觉，进而改变了生理。 韩少功：感觉有很强的传染性。贫困感可能不是来自贫困，而是来自一种描述。孤独感可能不是来自孤独，而是来自一种叙事。连饥饿和寒冷的感觉也可以被符号改写，有些人为了体形美，不是大雪天穿短裙也不觉冷么？不是半片面包也难以下咽甚至吃下就呕吐么？这一切贫困感及其他什么感，当然是媒体社会的现象，是小康以及大康社会的现象，在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一定比较罕见。我曾借用经济学里的恩格尔系数来描述它，说恩格尔系数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富裕社会，人们受到符号的干预和强制要更多，因为他们接触媒体的可能更多。 生活与文化互相复制 王尧：对符号的操纵是与权力、资本、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某种符号的流行，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因素。既定的符号等级被打破，甚至传统的文化分类也遭到质疑。这个在西方世界中出现的现象，这几年在中国我们也领略到了。在一般的意义上看，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在符号的背后，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新的符号等级的形成。 韩少功：韩国人爱吃狗肉，被欧美人士视为野蛮，一再加以猛烈抨击，甚至要求世界杯足球赛易地举行。但欧洲人吃牛肉、吃羊肉、吃蜗牛怎么就不是野蛮呢？这里就有符号的价值等级，是世界上某个强大而隐形的“精神文明办”规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中国人认为喝可口可乐是跟上时代的，喝茶是落后于时代的，因为可口可乐是美国的象征呵，与高楼大厦、喷气客机、高速公路、牛仔裤、电脑、摇滚乐、〇〇七是相联系的，甚至是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配套食品，而茶就没有这样的地位。茶也许能让人联想到日本的茶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日本人虽然有钱，但那张黄皮也不能与欧美人士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制造和确定这种联想空间和意义背景的，主要是广告，包括媒体里各种“软广告”，是可口可乐广告商的形象设计和巨大资金投入，是他们对中国消费者们成功的洗脑。不光是洗脑，洗脑以后也就能换嘴：你喝惯了可口可乐以后，可能真会爱上这种口味。在这里，生活和文化不断互相复制，是一个循环的状态。心理符号转化成生理经验，生理经验又可以转化为心理符号。鸡生蛋、蛋生鸡，你很难追溯到根源，你找不到它在哪里。它是真实的吗？它是虚假的吗？很难说了。但不管怎么说，可口可乐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赚了大钱。我想，如果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不做牛肉而是做狗肉生意，肯定也会全力打造出一个吃狗肉高贵的文化潮流，让很多广告商、记者、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来为他们冲锋陷阵。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韩国有了世界经济霸权，如果韩国比美国还牛了，肯定就要这样去给欧美人民洗脑，还要逼着他们换嘴。 王尧：也许我们对一种文化现象，对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加以指责，但是与之相关的精神问题、灵魂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它还涉及部分地区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以后的诸多社会问题。 韩少功：吃狗肉和吃牛肉，其实都可以。问题是权力和资本为了实现霸权和谋取利益，会有意地制造一些文化潮流，力图控制社会和每个人的人生，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警惕了。符号性压迫和符号性剥削，同样是压迫和剥削，只是采取了间接的方式。这是我们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之一。不是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个领域的问题，是牵涉到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的问题，当然也值得文学工作者关心。 王尧：这与符号本身的变化有关。以前通常是语言文化符号，现在是视觉文化符号，以影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和语言文化符号无法比拟。 韩少功：眼睛当然是感官之首。中国人就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口语中常说“看法”、“看问题”、“观点”、“人生观”，这个“看”与“观”都是指视觉，用得这么广泛，可见人们对视觉最为信赖。英语说“我明白了”，会说成i see，see就是“看见”，是“理解”、“明白”、“懂得”的同义词，可见视觉有其他感觉所没有的特殊强势地位，对心智的刺激和介入功能最强。 王尧：电子信息比印刷信息传播更快，也是一个新的变数。 韩少功：电子传媒技术已经造成了很多新的后果。比方说，文化的地域性开始削弱了。以前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别多大呵。但现在中国孩子与英国孩子穿一样的衣服，中国妈妈与英国妈妈同样地担心孩子成天玩电游，教训孩子的腔调也差不多。与此同时，文化的代际性倒是大大增强了，一个父亲可能已经听不懂孩子的常用语，一个弟弟也可能对哥哥喜欢的音乐大为陌生。这种情形在古代恐怕难以想象。这就是说，电子文化因其传播快和覆盖广，正在瓦解空间的壁垒，但同时造成时间的壁垒。以前的文化研究只注意划分“英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湖南文化”和“江苏文化”，以后可能更应该注意划分“八十年代文化”与“九十年代文化”，“老三届文化”与“小三届文化”。社科院以前可能只有“英国研究所”、“法国研究所”，以后是不是需要设立“八十年代研究所”与“九十年代研究所”？ 学术研究越来越“项目化” 王尧：在大学里，过去一个老师的讲义可以用到纸张发黄，我和你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的许多老师都是这样。现在不同了，一本讲义不能讲到底，这不仅因为知识更新程度快，承传知识的方式也有了大变化，技术开始介入到大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已经受到文化工业的影响，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 韩少功：你看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每年的富翁排名中，传媒巨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传媒业常常比煤炭、石油、钢铁、农业更有丰厚利润，可见文化已经变成重要的投资领域。教育也成了重要产业，新西兰的教育就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支柱，学校成了最大的无烟工业。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听那里的教师们说，前不久实行一项新规定，就是开始订单教育，教师让学生吃点菜，开设什么课程是由市场决定的。一门课如果没有八个以上的学生来选修，就会被校方取消。这样一来，计算机、法律、经济这些专业当然大大膨胀，哲学、文学、考古这一类冷门专业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了，尽管它们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来说可能非常重要。教育急功近利到了这种程度，邪了。 王尧：我生活在学院中，感受到文化工业对知识生产、对学术的影响。其实，在这之前，高校知识生产的体制和方式的危机已经出现。我现在比较忧虑的是精神生活的符号化，在种种符号的背后是空洞的灵魂。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原本是知识分子或者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也在用各种符号作面具或者作工具，用来掩盖真实的面目，用来谋取利益。以大学来说，这个现象几乎不是个别的。现在，博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都成为一种符号。学术的创造变成了一种以符号为等级的秩序，谁拥有了某种符号，谁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相关的利益，而思想和学术的苍白问题则被符号掩盖了。刻薄一点说，在大学里，标志着学术等级的各种符号就像一根肉骨头，大家都抢着啃。学术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抢与啃的厮杀。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独立人格与学术自由从何说起。各种巨大的符号体系其实在压迫着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而许多人又不得不去追逐那些符号化的生活。 韩少功：学术研究正在“项目化”。学者动手之前，需要到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基金会那里立项，然后才可能获得资金，包括雇人、调研、开会、出版、评审以及各种拉拉扯扯的费用。我知道很多人到学术期刊那里花钱“买版面”，真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有些学校甚至逼良为娼，哪个老师们拿不到“项目”，就别想得到续聘和晋升。在这种情况下，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些学术研究难免不会看权力或者资本的脸色，独立性大大削弱。从全球范围来看，军事科研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这个行业出得起钱，博士教授就乖乖地都拥过来了。非洲一些常见病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因为这些穷国拿不出钱，没有购买力和市场，就无人问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和人文科学当然更容易走偏。也许有些学者还想当孔子，还想当亚里士多德，说我先忍着吧，先赚下学术生涯里的头一桶金，屋檐下先低个头，等羽翼丰满了再来特立独行。但他一旦上了套，就不那么容易解套了。身边太多这种遵命的或牟利的学术，形成了压迫性的潮流，你扛不扛得住？这是外部的压力。自身内部也有了压力，因为有学术利益呵，自己一开始可能也看不上第一桶金，但学术成果一旦面世，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听到别人的批评和贬斥，总是不那么高兴的吧，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出招自卫，继续用它来唬弄同行或者学生，巩固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知识生产中常见的情况。 王尧：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现在都需要借助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单一的方式变成了批量的方式，同样是复制，但方式与技术完全不同了。 韩少功：知识爆炸，其实只是间接知识的爆炸，倒可能带来直接知识的减少，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人的在校时间成倍地延长，可能大半辈子就在书本和网络里找知识，接触实践的机会很少，用实践来检验、消化以及创造知识的机会很少。我的一个熟人，五十多岁了，还是个书虫子，在美国读文学博士。他最成功和最伟大的实践，是知道每天可以用什么方式在校园里白吃白喝，每天都能喝上免费的香槟和葡萄酒，满面红光摇摇晃晃。他正在做着文学论文，一直让我怀疑能不能做好。文学若能在这种校园里生长出来，那真是奇了怪了。一个新闻学教授没有办过报刊，一个经济学教授没有做过生意，一个政治学专家没有治过国也没有造过反，这样的教学凭什么值得信赖？知识都是从人家著作里搬来的，大家的脑袋都长在别人的肩上。世界变成一个我们可能无所不知的世界，但也是一个从未深知、确知、真知的世界。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生活不是越来越丰富了，而是可能越来越贫乏了，比方从小学读到大学，然后在一个白领岗位上工作，一辈子就同书本和电脑打交道，是一个最新款式的齿轮和螺丝钉，充其量是台知识留声机和知识复印机。他还要贷款供楼，攒钱买车，结婚生孩子，人生轨迹就这样规定下来了。现在精英们成功的生活就是模式化的生活。现代人很难像我们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由地了解这个世界。 王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现代人的一个梦想。 韩少功：万里路也能行，但大多是坐上汽车或者飞机，跟着一个打小旗子的导游员，从一个旅游点窜到另一个旅游点，用张承志的话来说，是“一群宾馆动物。” 王尧：旅游点大多是商业化的，是虚构的现实和历史。 韩少功：游客从美国到中国来，要看中国民俗，旅游公司便设计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一些从来不存在的假民俗。但游客可能满意了：哦，这个是中国。 传媒面临着道德危机 王尧：中国人认识中国也受符号的影响。当一个人没有什么经历和体验时，他的想象与认识就要受到符号的限制。有些价值判断上的分歧就是由此形成的，譬如，国外的一些学者和我们看待中国的“文革”，就有大的不同。 韩少功：他们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大多是受中国伤痕文学一类媒介的影响，缺乏亲历性经验。这种符号复制又可能被中国人自己再复制回来，说旁观者清吧，外国人都是这么说的，事情就错不到哪里去。一套符号经过这样几次折腾，你就不知道它最开始是从哪里错起了。 王尧：符号的生产过程中间有强大的传媒影响，在谈到符号化生产问题时，一个绕不开去的焦点是“媒体”。 韩少功：媒体本来应该是一个公共领域，应该为公民们提供真实而健康的资讯，但这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容易做到。有些媒体是官办的，甚至靠行政摊派保证发行量，一切宣传得符合官方口径，对于给官方“抹黑”的资讯就大量压住。还有些媒体是商办的，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于是就得在广告商那里讨饭吃。有些日本人告诉我，日本有些大媒体可以批评政党，但从不批评丰田、日立这样的大公司，也不能批评这些公司所拥护的政治家，原因很简单：一年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广告收入你不想要了？你找死呵？在一些西方国家，对“政治献金”多少还是有些法律限制的，其出发点是防止政商勾结。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媒体比政党的作用其实更大，却没有一个国家立法来规范媒体，比方说限制媒体的广告收入，限制媒体的股权结构，防止媒体与政客或者奸商的勾结。这是极为不合理的。 与此同时，我们有质量检验的法律和有关执法机构，并且一再提高检验标准，什么欧洲这个标准，欧洲那个标准，保证商品的安全性和优质化。但我们没有类似的法律和执法机构，来确保文化的安全和优质，如果有的话，顶多只是扫扫“黄”，或者防止政治颠覆。这也是一种极为可疑的法律空白和认识空白。谋害精神与摧残肉体是同等罪恶，是同样的反人类罪，但在当代人类社会里，某个机构如果生产面包，必须小心翼翼遵规守法，不能把垃圾当面包。但如果是生产电视片，几乎就可以为所欲为，粗制滥造，掺劣使假，差不多是软性的诲淫诲盗，垃圾也可以卖成钱。社会既没有欧洲的这个标准，也没有欧洲的那个标准，来加以管束。这样的“文化自由”岂不荒唐？是不是已经成了一种神话？这种“自由”，是生产文化垃圾的太多自由，加上权力和资本钳制资讯的不自由，两面夹击，双重失控，构成了传媒道德和传媒质量的巨大危机。但当代人似乎已经满足了这种“自由”。 王尧：问题是谁“自由”了？在什么事情上“自由”了。 韩少功：我想，人类社会如果还有点出息的话，总有一天能找出办法来，来制度化地淘汰垃圾文化，包括限制媒体的权力化和资本化。最起码一点，一个正常的社会要确保一些主要媒体具有社会公共性，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所谓“信息爆炸”的传媒社会，有关法律和认识应该跟上来。不然的话，人们通过支付每一件商品里的广告成本养活了这些媒体，却听任这些媒体来谋算自己，来操纵自己，在变化莫测纷至沓来呼风唤雨的符号灌输之下任人摆布，甚至任人宰割。 王尧：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描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现实中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一些所谓的“真理”是用强势话语制造出来的，但不能反过来说强势话语就是真理的表达。我们需要揭穿生活中的假象，这样即使没有真理的引导，我们也能够把握住价值的东西。 公理化思维一藤三瓜 韩少功：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需要真情实感，需要健康的表达和交流。在符号的旋涡中，在文化生产的惊涛骇浪中，我们需要多多少少把握住一些值得信赖和为之感动的东西。这是文化的根本职责。 王尧：这又涉及信仰的问题。史铁生对此有不少思考，我曾就此和他交谈过。他谈到终极关怀，谈到神性，谈到用精神来应对困境和苦难。 韩少功：铁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读他的作品是一篇都不放过。当然，我与他的思考各有侧重，生活经验的背景也不一样，他毕竟是在轮椅上度过来的，而我是从湖南到海南这样一个过程度过来的。据我所知，他这些年关心宗教，对基督教尤有兴趣。有些人看不到宗教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看不到宗教与科学在西方同源和共生的历史过程，把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当作“唯心主义”或“迷信”嗤之以鼻，完全是无知。这也不利于我们利用人类文化的传统资源，改进当前的社会管理和心理管理。但宗教也不是没有毛病，比方说有强烈救世情怀但也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排他性。我们都知道宗教法庭与宗教战争，还有基督教在北美、北爱尔兰造成的流血。铁生尊崇自由和爱愿，但我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爱一条小狗与爱一个邻居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光是信仰就不解决问题了。也许就需要一些形而下的思考了，比方说需要各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支持铁生的关切。如果没有自由和爱愿这样的灵魂，任何社会科学也都会成为没心没肺的邪说。现在很多理论生产正是铁生所担心的那样。 王尧：宗教与法制似乎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韩少功：在欧洲文化传统里，法制就是宗教的人间化，宗教就是法制的天国化。在英译《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经常把绝对和普遍的公理称之为“法律”（laws），也称之为“神物”（celestial bodies），显示出公理化思维至少在英语读者心目中，是一头连通法制，另一头连通宗教。宗教、科学、法制，是公理化思维这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瓜。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最喜欢用科学来反宗教。 韩少功：其实是不得要领的。英国的李约瑟说过，公理化大传统源于几何学，有古希腊人长于造船、航海以及造房子的知识背景。当时的几何学就是最讲求定规的，比如三角形的勾股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还不绝对和普遍？岂能被怀疑？有些公理甚至无须从实践中归纳，可以依靠逻辑来演绎，比如数学中的虚数，在实践中没有，但就是有用；还有化学元素表，里面有些元素是先验的产物，先有分子式的推演，后来才被实践验证。这些公理还不“神”？这还不是“法”？欧洲人就是靠这些公理活过来的，因此习惯于信规则，讲规则，求规则，守规则，在中国人看来有点“认死理”，有点“一根筋”，其宗教、科学、法制都有共同的风格，其实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的领导人叫ruler，就是管尺子的人，管规则的人。相比之下，中国人最不“认死理”。《易》经就是讲变化的经，“易”就是变易。佛学到了中国成了禅宗，也放弃定规，所谓“法无定法”。孔子算是执着和刻板一点，但也说“权”是最高学问，“权”就是权变，辩证，灵活处事。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叫“掌权者”，是能够把握“权变”的人。 中国人讲孝，但忠孝不能两全时，孝可以放弃。中国人讲忠，但皇帝犯了错误时，可以“格君心之非”，还可以像孟子那样把“轼君”正名为“除暴”。总之是不恪守什么定规，重结果不计较程序，重目的不拘泥手段。孟子还说：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尧：中国人有古典辩证法的强大传统，所以有人把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 韩少功：一般来说，中国人最少教条主义，最少机械论，但体现在社会行为上，就是变通有余，规范不足，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德治大于法治。有时简直太没有规矩了，就像毛泽东自己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就是没有法制；“无天”，就是没有上帝，即没有宗教。我们现在推进法制建设，除了财政成本高昂是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就是没有“天”，没有足够的文化传统依托，没有全民性“认死理”、“一根筋”的习惯和氛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法制，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也需要从国情出发，勇于创造有自家特色的管理传统。 文化研究不应该止于进口 王尧：从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符号问题。九十年代，蔡翔对广告问题也有过研究，可惜他的那本《回答今天》没有受到重视。 韩少功：蔡翔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在八十年代后期，我记得吴亮也关注咖啡馆，剧场、博物馆，等等，写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还有南帆，在研究服装、面容、身体、影视、广告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同样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关注。在那一段时期，可以看出罗兰·巴特在中国的影响。杰姆逊到中国讲学以后，唐小兵翻译了那个讲稿小册子，使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浪潮初现，也促进了很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到九十年代中期，李陀、戴锦华、王晓明等学者在文化研究中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很多文化现象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里来考察，符号解读中有了更多现实批判的锋芒，似乎离罗兰·巴特已远而离福柯更近。 王尧：文化研究在大陆学界是方兴未艾，从事文学批评的许多学者在朝这方面转。在你看来，弊端在哪里？ 韩少功：文化研究是一个大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在我看来，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广义的文化研究，但那是在所谓启蒙主义的框架里展开，所以就内容来说，是一味地“崇西贬中”；就学理方法来说，还是“宏大叙事”。《河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非是说西方的海洋文明如何好，中国的黄土文明如何糟。且不说这个结论对不对，这种眼界和方法显然是很有问题的。进入九十年代的中期，文化研究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艺术等各种角度。但文化研究有个共同特点，也许还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微观关注，一种细节追求，差不多是一种准文学。这在二十世纪各种宏大叙事严重受挫以后，是一种很自然的替代性学术策略。 当然，这一来也可能遇到新的问题，比方有人把微观细节当成了象牙塔，当成了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了，不能在描述中展开思考，不能在碎片中建立关联，是以“琐碎叙事”代替“宏大叙事”，失去了改进社会和人生的公共关怀。有人说文化研究是“符号游击战”，这些人却把文化研究做成了“符号游乐场”，就事论事，没心没肺，虚无主义，还可能有巧克力味，是文化工业华丽包装的一部分。我知道一个年轻人在写博士论文，是服装研究，而且是关于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是关于上海某一部分中年女人服装的研究，做得倒是很专深，洋洋洒洒几百页，对细节不厌其详。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学问，也看不出他自己能明白这个为什么。 王尧：自己肯定也做得很苦，很乏味。 韩少功：受“博士刑”呵。去年我在法国参加一个会。一个法国英俊小伙在会上谈街道，从波德莱尔的诗歌说起，再谈到街道的现代性，说街道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是交通又是舞台，如此等等。后来主持人要我评议这个人的发言。我说我没怎么听明白呵，如果说街道有“现代性”，那古罗马时代庞贝的街道怎么说？中国长安在汉唐时的街道怎么说？算不算你的“现代性”？那些没有街道的地方，比方那些在市场经济竞争之下被都市挤垮了的乡村，是不是就不能体现“现代性”？你说街道是个舞台，这没有问题。但我也可以说街道是餐厅，因为好多人在街上吃东西；还可以说街道是战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杀人抢劫；还可以说街道是运动场，因为有些人在街上滑旱冰或者跑步。我说街道的这么多功能怎么统一到你的“现代性”命题下去呢？我留了一句话没有说：就算统一到“现代性”命题下又怎么样？“现代”怎么了？不“现代”又怎么了？我忍住没说。我提问以后，那个法国人支支吾吾。主持人便来解围，说双方都有道理，但互相存在着误解。其实有什么误解？他说街道有现代性，这一点谁误解他了？他也许想找出现代街道的特点，这我能够理解，但像他那样说，只能越说越糊涂。 王尧：这几年你特别强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量，对文化研究似乎也怀有这样的期待。 韩少功：学问的生命，在于对现实具有解释力，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或多么朴素，不在于它是古老还是新潮。文化研究是社会人文科学转向日常微观领域的一种努力，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人文科学从此就只是一堆华丽的碎片，可以被任何一个学术花花公子玩了就扔。放弃宏大叙事，只是放弃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不是意味着人们不再想大事，不再关注大问题。这就是“游击战”和“游乐场”的区别。 王尧：你所谈到的不仅是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了，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不少类似的现象。其实，如何接通自己的思想经历，对学术研究也是重要的。《暗示》后面的《附录二索引》就很有意思。现在的文化研究还处于转述西方的话语阶段。我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的学者会辟出一块新天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那就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韩少功：文化与文学，本来就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因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是拒绝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这些方法和态度，肯定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活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当然，需要区分的是：一种是文学研究，一种是仅仅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文化研究，两者不是一回事。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文化研究，与把文学当作素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是有区别的。有些文化研究者重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没有什么不好，但闯入文学领域以后，“游击战”可能有点滥杀无辜，有点公报私仇，有点只破坏不建设，戴着有色眼镜，凡事都上纲上线突出政治。他们要解构莎士比亚，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男性霸权主义。他们要打倒索尔·贝娄，因为这家伙的作品里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这种研究有没有必要呢？当然也有。但同是轻视妇女，莎士比亚与三流作家还是有区别吧？ 王尧：严格地说，大多数作家都很难完全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一流作家与三流作家永远是有区别的。 韩少功：这些区别就没有意义？就不值得略加关照？一个作品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成体。我曾经在文章中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萝卜有维生素，还有氨基酸和水，如此等等。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有，垃圾里也有。如果有人只关注维生素，一个维生素主义打天下，那么萝卜与垃圾也没有区别，好萝卜与坏萝卜，大萝卜与小萝卜，也统统没有区别。这样的文学研究肯定会让我们吃坏肚子，吃出人命。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文学研究最好还是要有点中医式的态度，总体把握，辨证施治，不能今天单卸一条胳膊，明天单割一个胃，我的手艺治得了哪一种病，就专冲着哪一个部位去，也不管那个部位有病没病，有大病还是有小病。中国古人在文学研究方面有一些总体把握作品的经验，恐怕还值得文学研究者们继承。一些好的文论和诗论，文学研究者恐怕不能不读。 王尧：在这一点上，你好像还挺保守的。大众文化研究现在很热闹，李陀也一直在倡导。 韩少功：我说的与李陀提倡的并不矛盾。事实上，《天涯》杂志发表过很多文化研究的文章，还开设了有关专栏，请李陀当过主持人。但编辑们也退过很多这方面的稿子。文化研究是一个新领域，新方法，但并不是什么金字招牌，不是vip贵宾包厢，同样也会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可以宽容一些，可以理解各个研究角度难以完全协调，难以完全兼顾，有时候顾此失彼，也可谅解。但我们总得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现在，文化研究的模仿和移植应该叫停。我们需要更有深度、更有高度、也更有中国独创性特色的成果。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王尧：已经经历了八十、九十年代，我们不能再过分地想象西方和迷信西方。 韩少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中国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保持自主性和创造性也是对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最好的学习。 王尧：我注意到近年来，包括你在《暗示》当中，对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一些说法也是质疑的。 韩少功：《暗示》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弗洛伊德、哈贝马斯的某些看法持有异议，对虚无主义的符号学也是质疑的，对西方社会还有过一些批评性描写，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反西方”立场。正像我在《暗示》中对中国展开批评的时候，也并不是“反中国”。我不是在对世界文化做全面评价，也没有能力当这个裁判，因此在写作中常常只是记录和描述自己生活感受的某一个层面。我的志趣不是做一个文化史家，如果我关心文化的话，只是文化有助于我了解人，了解一部分人。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从这一点出发，一般来说我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学者，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思想流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看法时，通常会提醒自己想得多一些，说得少一点，留有余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我觉得应有的学习态度。 王尧：思想的空间是很大的。 韩少功：对人类的思考能力不能过于自信。有时候宁可缓一缓，看一看，再琢磨一下。人肯定都会说错话，但错话说得少一点是可能的。 语言拼图 语言拼图 语种规模对文化演进的影响 王尧：你曾经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我也觉得语言是人的家园。但在写作《暗示》时，你和自己做了一次较量，“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遮蔽的更多生活真相”。这是一次转向。确实，挑战语言还得通过语言。我想，我们是不是讨论一下汉语写作的有关问题。我在和李锐的交谈中，感觉到他的语言焦虑很强，他对网络化以后英语成为一种强势语言，对汉语可能造成的一种伤害以及汉语的边缘化，他很担忧。 韩少功：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暂时现象吧。就电脑输入速度而言，世界上有关方面做过很多比较和测试，包括微软公司也做，发现中文与英文相比较，输入速度不是慢而是更快。这样看来，中文对电脑的适应性，不会比英文差。随着中文软件的继续开发，我觉得中文在信息市场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这不是太大的问题。英文当然有强势，不光在网络上，在印刷品方面也是如此。这是历史造成的。第一，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再加上美国，两代霸权曾经有广阔的殖民地或者影响范围，全世界说英语的人口多。第二，说英语的国家中有很多富国，特别是美国，购买力强，一以当百，一以当万，不能不被信息产业商垂青，大量编写英文软件也就很自然。第三，正因为英语运用广泛，已经成为一种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二级语言，其文化性减弱，工具性增强，简易好学，规范好用，很适合这个人文危机而经济发达的时代。现在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种英语，菲律宾的、新西兰的、印度的、南非的、美国黑人的等等，互相并不一样。英语是取其最大公约数，成了一种跨国化英语，已经不是原来作为母语的英语，是借用了英语资源的准世界语，有点像英语简化版。有一个法国人曾瞪大眼睛对我说：“英语哪是一种语言？明明只是一个工具。”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们不一定赞成他的激烈，但作为文化的英语，与作为工具的英语，确实不是一回事。那种最大公约数式的英语，那种世界性的、工具性的英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保持强势，甚至会无情消灭其他一些弱小语种。 王尧：在网络化时代，汉语的危机是否比其他语种强？ 韩少功：我看不出这种危机。如果说有过这种危机的话，最严重时期应该是网络化以前的时代。那时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同，都怀疑和否定中文，甚至很多人连带着否定汉语，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共同的。它们提出过“中文的拼音化方向”，“中文的拉丁化方向”，考虑或出台过相关改革方案。周边国家的日语、越语、蒙语等等都欧化了，或半欧化了，中国人有点着急呵，怕方块字搭不上现代化的车呵。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八十年代我到美国，发现华裔家长们大多禁止孩子们讲中文，好像中文是病毒，躲都来不及。九十年代后期我再到美国，发现中文补习学校大大增多，有见识的华裔家长们倒过来了，担心孩子们只会说英语，遇到周末便把孩子往中文班里送。 王尧：得过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们大多说过：双语优势很宝贵，你们千万不要把中文丢了呵。 韩少功：前几天的报纸上说，全世界有两千多万外国人在学校里学习中文，两千多万，吓人的数字，你还能说是“危机”？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不光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外国人都想来中国做生意——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中文的某些优点，包括作为工具的优点，正在被更多的人体会。美国人做过一个统计，英语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左右的新单词，大部分是科技单词，这对学习者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但中文的特点是以字组词，可以用旧字组新词，学新词不一定要学新字，记忆的负担可以相对减轻。“基因”，两个字都是旧的。“激光”，两个字也都是旧的。但组合起来就分别成为了新词，意思大致可猜，大致可悟，一个小学生也可一知半解。英语中当然也有high way，high tech，等等，也是以旧组新的词，但相对于中文来说是少多了。一个日本学者曾经告诉我，日语里的“电脑”原来有两个词，其一是中文的“电脑”，其二是片假名，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就是那种拼音化日语。这两个词并行不悖。但时间长了，日本人倒是越来越喜欢中文词。为什么呢？“电脑”一看就知道是用“电”的“脑”，那不就是计算机吗？不就是很聪明的机器吗？但这个词的片假名只让你知道声音，不了解含义，因此一个没有专门学习过的人，从声音里猜不出computer是个什么东西。岂不是更麻烦？你再看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文词造得很有条理，脉络非常清楚，部首是“气”旁、“金”旁、“石”旁的，一看就让人大体知道是什么东西，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氚”肯定是一种气，“钛”肯定是一种金属。虽然可能读不出，但基本意思不会错到哪里去。当然，这只是些很小的例子，说明中文即使对科技工作来说也不一定是低劣的语言，至少在有些方面还是有长处的。人们可以认为英语也自有其长，但没有理由说表意文字就一定比表音文字全面地差，没有理由说中文一定要走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方向。 王尧：近代以来，汉语在亚洲的覆盖面是缩小了。 韩少功：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崩溃以后，民族独立总是伴随着语言独立的要求，日本、朝韩、越南等，都是这样脱离了汉语，准确地说，是放弃了汉字，很大程度上走上了欧化和半欧化的道路。其中，日文是煮了一锅夹生饭，一半借了汉文，一半是借了英文及其他西文，没有把欧化进行到底。这种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化的多样化，有利于各民族发展自己的特色文明，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割断历史：因为这些民族在古代都是用汉字的，现在一旦把汉字丢了，就不容易读古籍了。人们了解自己的历史都需翻译，就像了解外国历史。这方面只有日本还好一点。 王尧：中国推行了两批简化字以后，很多青年人也看不懂繁体字，但简化字毕竟只有那么多，一个中学生稍微努力一下，也是可以直接读古籍的，至少读《史记》那种通晓平白的古汉语不会太难。 韩少功：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独立以后，如果语种太小，使用者太少，那么在翻译、出版等方面就会出现大困难，造成知识引进和知识生产的障碍。我到蒙古去访问，发现那里总共只有两百万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三四个县的人口规模。他们采用新蒙文以后，借用俄语字母，横着写而不是竖着写了，中国内蒙的旧蒙文出版物也不适用了，书刊只能靠自己出版。但介绍一本外国的文学或者学术，只能印刷很少的册数，相对的翻译和出版成本实在太高，常常是没法做。这种苦恼是大语种民族所难以知道的。 王尧：世界的竞争，说是经济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很大的方面都是知识生产方面的竞争。在一个知识的时代，语言起到很大的作用。 韩少功：这个问题在以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前些年，据说蒙古人谈判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一口气同意把关税统统降为零，后来实行了一段，扛不住，又要悔棋，说中国人没有这么降，我们为什么要降？这就是蒙古老乡干的事。奇怪吗？其实不奇怪。图书馆里没有足够的理论和资料，你要他们的经济官员能有多精明？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相对较少，所以较为单纯和淳朴，喝酒，唱歌，待人很热情，但总体来说，可能少了一些深刻。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比蒙古大多了，但也有很多翻译和出版的困难。我在他们的书店里，看到那种口袋书特别多，把外国的文学与学术都编写成简化版，什么华勒斯坦，什么哈耶克，什么福柯，应有尽有，但大部分不是翻译而是简介，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可以读下来，是小册子，快餐化了。学生们最喜欢，便于拿来做题目应考。很多学者也喜欢，可以用来多快好省地做论文呵。出版商们更乐意，因为出版简介就可以绕过原作版权，不需要付版税，省了钱。这些与语种规模也都是有关系的：你若是个出版商，翻译出版大部头原著就不得不考虑市场，而这个日文的学术市场比英文的、中文的、西班牙文的要小得多，不能不让人谨慎从事。 王尧：相比之下，中国眼下有十三亿人的市场空间和财政力量，可以建立一支相对完备的翻译队伍，建立较为完备的出版体系以及研究体系、教育体系，有利于对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广泛的吸收。 韩少功：除了中国内地以外，还有台湾、香港，还有新加坡以及海外华人圈，翻译和出版可以互相搭车，互相借力，成本就大大降低下去了，知识的引进和生产都较为容易。当然，中国眼下读书人也多浮躁之气，可能要不了多久，学术也会小册子化，口袋书化，万金油化。但船烂了也有几斤钉，即便刨去人口的八成，中国还能剩下三亿人，比很多小语种国家还是会多一些回旋空间。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直接用英文。如果说日本的语言欧化是煮了一锅夹生饭，那么印度就是煮了两锅饭：一锅是精英阶层用的英语，一锅是下层百姓用的十几种本土语，主要是印地语。这种两锅饭的状态，虽然不利于内部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管理，但至少有一个精英阶层进入大语种，可以在英语那里借力和搭车。印度这些年软件业发展迅速，不能不说是利用了英语的优势。 王尧：新加坡人口不多，但汉语资源丰富，看它的《联合早报》，就会发现他们使用汉语资源的聪明之处。 韩少功：新加坡以华人为主要族群，与汉语本就有不解之缘。李光耀是聪明人，搞了多年的洋务以后，决心把中文地位给恢复起来。这样他们既有英文又有中文，都是大语种，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源都很方便，光是这一招就省下了多少开支呵。比方有些书不用自己翻译出版，进口台湾、香港的就行了。我在韩国的时候，听说韩国的知识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一派主张韩文直接英文化，另一派则主张韩文退回中文。从知识生产成本的功利角度来说，这些考虑都是很自然的。 王尧：我在韩国逛书店，根本看不到在国内常见的现象，在国内，哪怕是县城的书店，都有许多西方学术著作。中国对西方学术论著的翻译出版，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与我们的语种和使用汉语的人众多应该有关系。 韩少功：中国读者是很幸运的。中国的翻译、出版部门也是很幸运的，如果是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小国家，你翻译家和出版家都没有多少事好干。折腾一个维特根斯坦全集或者《追忆逝水年华》的全本出来，只能印个几十本，几百本，不亏死了？ 王尧：好像西方的学术界对我们中国能翻译这么多西方的书，也很惊讶，而且销量这么大。 韩少功：语种规模对文化演进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影响可能要今后时间久远以后才看得更清楚。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也有大的难处。比方说，一个人生活在大语种里，母语基本上够用，走南闯北都不需要换语言，了解国外也可依靠译本，学外语的压力就相对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样普及英语教育，但因为缺少使用环境，学好了英语的并不多，能用好英语的就更少。包括大学里这么多教授，外语真好的并不多，写封留学生推荐信，大多是让学生自己代笔，这在国外都是公开的秘密。这恐怕是大语种国家的特色：不是大家不爱英语，是实在难学，实在难以巩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小语种国家，求学、求职、恋爱、看电影、哪怕开个小餐馆，都可能同外国人交道，一抬脚就走出国门了，没有外语怎么生存？ 王尧：以前说马克思懂得好几门外语，中国人一听都惊奇得不得了。 韩少功：在欧洲的一些小国家，读书人懂几门外语是很多见的，不是太难。比如，拉丁语分裂出来的几种语言，是刚分家的兄弟，血缘近亲，差别不是特别大。据说一个西班牙人碰到一个意大利人，都没学过对方的语言，但连说带比画，就能把对方的意思大致整明白。所以说：大国之民学外语难，小国之民学外语易；大国接受外来学术易——但依赖翻译，小国接受外来学术难——但一旦接受就较为直接。 王尧：刘禾在美国研究过“跨语际实践”，研究翻译在文化建构中的特殊作用。她在书中提出，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韩少功：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语种国家就特别有意义。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读书人，都是通过翻译来接受外来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可能的误解，以及这些误解带来文化反应，就特别多，也特别耐人寻味。 王尧：看来大语种文化在全人类的文化建设进程中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使命和责任。 韩少功：一般来说，小语种的文化容易两极化：要不是封闭，要不就是消失，即被同化掉。现在英语一个个吃掉的都是这些小语种。但大语种文化规模庞大，内部有广阔的翻译和出版空间，既不容易封闭，也不容易被同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最可能进入一个文化嬗变和再生的漫长过程，最后变得似己非己，似它非它。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文化演进，对于人类文化建设来说，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类文化需要相互交流，也需要多样，多样是交流的前提。很多特殊的文化，很多特殊的人类经验积累，保留在特定的语言里面，虽然在某一段时间里显得无足轻重，但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可能重新释放能量，对解决人类某些危机而发挥独特的作用。 王尧：记得很多年前，有人提倡世界语。 韩少功：但那种人造语言是工具主义的产物，也明显带有普遍主义的色彩，完全忽略了语言的文化性，干净整洁得连粗痞话都没有。那种塑料语言和蒸馏语言，我觉得是毫无前途的。 王尧：后来又有人提倡全球英语化，实际上是从语言角度来支持“全盘西化”，可惜对语言仍然知之甚少。 韩少功：湖南的《书屋》杂志就发表过一篇大文章，把中文骂得几乎一无是处，把英文捧上了天，还质问：汉语产生过《圣经》这样伟大的作品吗？其实，《圣经》最初哪是用英文写的？《圣经》诞生的时候，英文在哪里？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机能 王尧：汉语在整个世界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从汉语的文学写作特点开始，接近这个问题，慢慢地展开。西方语言学上的变革，带来文学批评和文化上的变化，对汉语的重新理解也会带来众多领域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汉语的写作，看白话文的历史，以及汉语今后的走向，我们可以看得更通透一点。比方说，汉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典故之多，《暗示》提到“言下有象”的时候，谈到这一点。 韩少功：我在那本书里没有展开来谈。其实，典故之多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不仅表现出汉语的历史悠久，积累深厚，而且表现出汉文化强于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的独特文化传统。成语里常有典故。典故往往是一个故事，一个具体案例，一个提供意义的完整语境，“拔苗助长”、“叶公好龙”、“愚公移山”、“退避三舍”，等等，都是这样。比方说你使用“退避三舍”，虽然你知道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退让”、“避让”、“忍让”，但这个典故的丰富含义和准确含义，是这些词不能完全表达的。为什么退避？这里面有情感，有感恩报德的来由。为什么不多不少退了个三舍？这里有分寸，有限度，有感情与原则相冲突时的权衡。还有什么叫“三舍”？这里有历史知识，有事物的具象和氛围，可以让人产生现场感和其他联想。这就是说，典故最大限度保存着话语的语境，尽力保存相关判断的实践性、感觉性、具象性，是一种准文学化语言，或者说是一种“活性”语言。一般来说，语言是对事物的一种符号抽象，但在抽象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和还原具象，始终引导一种对实际生活的关注，就是典故的特点。成语典故潜藏着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哲学态度，表现出中国人更善于用实践案例而不是用抽象公理来推动思维。 王尧：可以与之比照的是，古代欧洲人崇尚公理化，长于概念抽象和逻辑演绎。 韩少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科学与宗教的兴盛，但如何克服理性主义的弊端，包括如何注意各种话语的语境，这些问题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到足够的反省。但一个不懂中文的国外学者，可能很难从语言的角度来展开这种反省。 王尧：英语中也有成语。 韩少功：是有，但相对于中文来说非常少。英语有一点来自神话或宗教的典故，有一点来自现代俚语中的典故，但总的来说很少，不像中国人，一开口就有一串串的成语，哪怕一个农民也是这样。大家习以为常毫无感觉，但对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构成了最可怕的障碍。他们一听到你说成语，就发懵，就一头雾水。口译员们最明白这一点，常常一听到成语就绕过去，或者适当地简化掉。 王尧：英语倒是有较为严密的语法体系。 韩少功：中国人正是借鉴这个体系，才把文言文改造成了现代汉语。但这个“法治”还没有学到家，在表示时态、语态等方面暂时无法可依，或是立法不严，有较大的模糊空间。中文里有很多弱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现象，受形式逻辑的浸染较浅，很多意思要靠上下文的整体把握，靠词语颗粒之间的关系默契，才能显示出来。报上的体育栏目里常说“中国队大败某某队”，或者说“中国队大胜某某队”，意思居然是一样的，“胜”与“败”都是胜了。不有点荒唐吗？在这里，意思不取决于“胜”或者“败”，只取决于词序安排，还有那个“大”。“大”一下，情绪上来了，意思就明确了，后面说什么都不要紧。据说，陈寅恪先生就瞧不起夹生饭式的现代汉语语法，说《马氏文通》，其实不通。 王尧：这时候可能是语感比语法更重要。 韩少功：各种语言的词汇资源也不一样。比如，中文里说到颜色，有黑、白、红、绿这一类词。但英语里冒出一个nonwhite，意思是“非白”。什么是“非白”？黑、红、绿都是“非白”，透明、椅子、老虎、文学等等也是“非白”呵，这个词管天管地漫无边际，岂不是怪怪的？显然，这个词就不是从实践归纳出来的，是用逻辑演绎出来的，就像数学家们可以从实数演绎出虚数，不可实证和较真，但有时候也管用。又比如说吧，大名鼎鼎的being，几乎贯串整个欧洲学术史，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海德格尔，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中心词，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既难翻译也难解读。它曾经被译成“存在”、“生命”、“本质”、“规定”、“是”、“在”，还有“人”（human being）……搅成了一锅粥。其实所有这些概念加起来，才是这个being。前人译莎士比亚时，把它译成“活着”，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译昆德拉的小说时也参照这一译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昆德拉本人是不同意这种译法的，说being既不是“存在”也不是“生命”。那么being的原义是什么？就是“是”。如果要像鲁迅先生提倡的硬译，哈姆雷特那句台词应该是：“是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昆德拉的书名也应该改成《关于是的不能承受之轻》。 王尧：这当然只能让中国读者费解，因为中国人不习惯这样说话，也不怎么关注这个“是”。 韩少功：虽然也有过实事求“是”的说法，但“是”一般只作联系动词：“我是人”，就是这样用的。“是”有时候也用作代词，比方“是人”，相当于“斯人”，意思就是“这个人”，但在现代汉语里基本不这样用了。可欧洲人不是这样的，“是”对他们的意义太重要了。他们习惯于追求公理呵，习惯于三段式的形式逻辑呵，习惯于形而上地寻根究底呵，因此事物的所“是”，比事物本身更高级、更重要、更神圣。事物的“是”也不是自明的，“是”的逻辑依据和合法程序需要严格查究。就像要领取一个上帝颁发的身份证，不然事物就没有意义了，就不合理法了，就值得像哈姆雷特那样焦虑万分了。这样，他们的这个“是”独立了，静止了，本身成了一个东西。成了一个常用名词，甚至可以带上冠词，可以翻译成“这个是”、“这个在”，“此是”、“此在”。这个东西甚至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部分哲学都是围绕事物的“是”展开。 如果说中国人只是求解事物“是”什么，是一种实践指向，那么欧洲人则是求解事物的“是”是什么，“是”何以为是，是一种公理指向。换一句话说，中国人重thing，欧洲人重being；中国人重know，欧洲人重know to know。为了实现这一点，英语词性转化灵活，轻松跳槽，不断向上抽象化和演绎化，be可以加上一个ing，可以再加上ness，可以再加上self，这样一级级往逻辑迷宫里转化和掘进。难怪外国的哲学那么难懂，那么难译，真是把中国学者一个个往疯里逼呵。 他们的理性主义是这个风格，比如黑格尔；后理性主义也是这个风格，如海德格尔。很多书可以几十页不举一个例子，不涉及任何实际，只在抽象概念的天国里长驱直入和苦打苦斗，让一般的中国人实在难以想象。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这样的，只有名家，还有西来的佛学，与之有点接近。otherness，one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nonbeing-ness，for-itself-ness，in-itself-ness……中国人一看到这些词肯定头就大了，正像他们一听我们说成语典故头就大了。 王尧：以前有人说“美不可译”，看来文化特性也难译。 韩少功：我不知道，是欧洲公理化思维造就了他们的语言，还是他们的语言促成了欧洲的公理化思维，但欧洲文化的遗传特性，在理论语言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简单地说，这构成了一张言必有理的逻辑之网，却不一定是一面言必有据的生活之镜。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乃至经院哲学，在这种语言里水土相宜，如鱼得水，似乎只能在这一类语言里，才能获得抽象不断升级和逻辑无限演绎的可能。 王尧：你这里作的比较很有意思。语言的文化性肯定是一个大课题，现在对中文成语的使用是用减法，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韩少功：成语减少，实际上是语言弱化文化性和强化工具性的过程，是当代汉语正在简约化甚至粗糙化的表征之一。我想，我这里的意思不会被误解：我并不是主张一味地多用成语，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类语言的抽象性和逻辑性有什么不对，更不是说汉语与英语之间只有差异性而没有交集点。这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侧重地看一看：汉语与英语有哪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哪些不同的文化机能。如果我们了解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肯定能把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可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王尧：语言文字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现代汉语也还在生长中，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仍待拓展。即使像鲁迅这样的语言大师，对现代汉语贡献很大，也是提供了汉语写作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汉语的使用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有了鲁迅，不能说我们现在只能做修修补补的事情，这过于自卑了。 韩少功：我觉得汉语还处于一个再生的初始阶段，鲁迅那一辈只是开始了而不是结束了这阶段。中文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和消失的大语种，经过了白话文的转型以后，将来对人类社会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真是一个我们无法估量的空间，是一个未知数。 王尧：语言决定了认识世界基本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区分开来。西方人有时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现象，他不能用汉语来思考，就进入不了角色。 韩少功：严格地说确实是这样。这正像我们如果不学会外文，也不能更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可惜我们仰慕西方的青年多，真正学好西方语言的少，而且西方语言似乎只剩下一门英语，其他如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荷兰语就门庭冷落，小语种更是无人问津。我在中国民航去蒙古乌兰巴托的飞机上，听到广播里有英语和日语，但没有蒙语，这种语言歧视真是既无礼又无知。 王尧：不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看他们的文化就总是隔了厚厚的一层。 韩少功：比如，我们有一个中文词“国家”，把“国”与“家”组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一整套由孝而忠的伦理，一整套农耕文明传统中特有的思想情感，西方人怎么翻译和理解呢？很难。他们曾经把中文词的“面子”，翻译和理解成“荣誉”、“尊严”、“体面”，等等，后来发现都不大对。最近有一篇文章索性把它译为：mianzi，干脆来个音译，当作一个全新概念。其实，每一种语言里都有一些不可译或者很难译的词，有一些不可译或者很难译的语法现象。恰恰是这些词和语法现象，构成了特定文化资源的宝库，值得译者和读者特别注意。朱光潜先生早就说过这一点。 王尧：不同的语言确实有着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关。即使同一个语种，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区，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像苏南与苏北就不同。 韩少功：我读古代的书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注意作者举什么样的例子，打什么样的比方，注意这些例子和比方来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我读《墨子》的时候，发现他最喜欢用制陶、造车、筑墙一类活动来打比方，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工程师，实干家，成天在生产现场转，肯定经常有一身臭汗，与孔子、孟子、荀子那一类白领不一样。我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说到牧羊人，羊皮、马、牛肉，很容易从中嗅出游牧生活背景；还发现他们常常说到船、战船、帆、船长、舵、航行、进口、出口、商人，一一透出地中海岸商业繁荣的气息。钱穆先生说，读史一定要读出人，这是对的。我们读语言也一定要读出生活，就像你说的要读出苏南和苏北的生存方式来，如此才能设身处地地了解人文。 王尧：英语以及其他一些西方语言很讲究时态。 韩少功：可能就与他们的生活实践有紧密联系。我在农村务农的时候，发现农民最不注重星期，也可能忘了年份，但对季节是念念不忘，农事活动严格依照季节进行，二十四个节气是他们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时间。由于季节是循环的，中国人也就比较容易接受时间循环的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不是特别的必要。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佛教的转世轮回说：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儿孙就是祖辈，祖辈就是儿孙。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没有这种长久的、广泛的、深厚的农耕文明史，其时间意识很可能来自他们其他生活经验，比如航海的经验。在航海中，时间是在速度与距离中体现出来的。如果距离是直线延长的，那么航行时间也是直线延长的，这一天和另一天，这一个月和下一个月，意味着航线上两个绝不相同的位置，于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不可能相交也不可能循环。这样，这些地中海岸的居民们，特别是与航海联系密切的城邦居民，很可能习惯于一种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变得极其自然。 我不能确定语言中时态表达方式的差别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我相信语言中的时态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一定受制于特定的时间意识，而不同文化里的时间意识，一定与特定的生活经验相关。生活是语言之母。 王尧：我们可以体会到语言现象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现象是有关联的。中国人表达时间是很模糊的，说“傍晚”到底是要傍多晚，是靠近晚上，可以“傍”好长时间。陈子昂怎样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无法言说的时空。所以中国人不会想到写《时间史》一类著作的。 韩少功：欧洲人把时间作为一个特别核心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对时间的思考是很深的，著作车载斗量。在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东方民族，看来是另外一种情况。印度人就不怎么关心时间，只关心永恒。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印度人也不大重视历史，历史与神话混杂在一起，不像是历史。 写作时应把语言这类问题忘掉 王尧：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你对语言的认识似乎有了两次转向。你对语言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马桥辞典》有了风波以后，你自己说的比较少。 韩少功：谈自己作品总是很乏味，这与风波什么没有关系。 王尧：从语言写作角度来谈《马桥辞典》、《暗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韩少功：我的语言意识觉醒得比较晚，写作上也没有什么语言上的特别。我从不单独对语言给予什么计较。总的态度是“用心而不刻意”。所谓“用心”，就是学习和研究语言时要认真；所谓“不刻意”，就是在写作中使用语言时大可放松，大可随心所欲。我相信语言是一个写作者综合素质的体现，需要水到渠成，就像苏东坡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一下笔可以跟着感觉走。一个写作者越是具有思想和审美的个性，他的世界就越丰富；反过来说，他越忠实地去表现这个世界的丰富，他的思想和审美个性就越强大。在这样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中，语言是他与世界的联系，当然是一种有限的联系。所谓“我手应我心”，常常不能完全地“应”上。但这也刚好使语言成了一个可以不断创造的过程，从一个语言共同体来说，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和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过程。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作家们对白话文写作做出过很多尝试。 韩少功：有些人国学底子好，古汉语是他们的重要资源，我们读鲁迅、钱钟书等人的作品，还可以读出明显的书卷气。有些人受西方作品的影响大，翻译语言是他们的重要资源，巴金、郭沫若、曹禺、徐志摩等人就是这样，写出的作品比较新派和洋派，差不多就是说中国事的欧美文学。还有些人注意从民间语言那里取得资源，吸收俗语，吸收口语，是他们贴近社会底层生活的自然结果。沈从文、老舍、赵树理等人在这一方面尤有特色。汪曾祺说过，他每写完一篇作品，都要拿来朗读两遍，也是十分注意口语化的。当然，资源只是资源，并不能替代创造。不管是依重哪种资源，不管是追求哪种风格，都可能有生龙活虎的成功者，也可能有面目可憎的模仿者、低能者、粗制滥造者。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觉悟，就是要对语言有感觉，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糟；哪里该短一点，哪里该长一点；哪里该再揉熟一下，哪里就该朴拙、直白甚至残缺……这里没有一定之规，只能因时、因地、因事而取其宜。写作经验可以帮助一个写作者做出判断，但最好的语言往往又是违反和突破写作经验的，是出乎意料的，是妙手偶得，所以还是没有一定之规。 王尧：一个写作者不能没有语言意识和语言感觉，也不能没有必要的语言研究和语言训练。 韩少功：但功夫在诗外，功夫在语言外，一味刻意地设计和制作某种语言风格，只能是舍本求末。写作的时候，他甚至应该把语言这一类问题完全忘掉，找到最恰当、最尽意、最有力量的表达就够了。这就像一个人刻意表现自己的美，时时惦记着自己的美，肯定就美不起来，眉来眼去搔首弄姿，倒可能让人大倒胃口。现在有一些说法，说“诗到语言止”，说“文学的全部只是语言”。我赞同这些人重视语言的态度，但怀疑这些吓人的说法，因为我怎么听，也只能听出一种对着镜子千姿百态的味道。 王尧：《马桥词典》让我们体会到语言在认识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一些语词不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被屏除在外，反映了我们认识的局限。“马桥”的语言在你的笔下整理出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生。 韩少功：《马桥辞典》是对语言的微观调查，当然也会涉及一些语言规律，比方说你说到的语言与知识系统的关系。语言是生活的产物，因此一个词里经常蕴藏着很丰富的东西，比方历史经验，人生智慧，意识形态，个人情感与社会成规的紧张关系。语言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公共的、客观的、中立的、均衡分配的什么东西，而是一份特定的符号档案。我在蒙古的时候，知道蒙古人有关马的词汇特别多，一岁的马，两岁的马，三岁的马，如此等等，都有不同的名字。三岁的公马，三岁的母马，也有不同的名字。这在非牧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在《马桥词典》里写到一个“甜”，写到马桥人把很多美味都归结为“甜”。为什么会这样？是马桥人味觉迟钝吗？是马桥人语言贫乏和孤陋寡闻吗？可能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这一个词切入进去，我们有可能走进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文化的大课堂。 王尧：《暗示》则是另外一种方式，是不是可以看成对《马桥词典》的补充？ 韩少功：写完《马桥辞典》以后，我感觉有些生活现象从语言分析的这个框架里遗漏了，或者说没法放入这样的框架。比方说“言外之义”，既然在“言外”，你怎么去认识它？它是怎样存在的？怎样进入感知的？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具象，也想到了语言与具象的关系。我觉得具象分析可能是另一个框架，并且与前一个框架有形成互补的可能。走到这一步，我当然需要展开对语言哲学的反思。 王尧：语言学，语言哲学，在相当多的一些国家人文学界成了一门显学。 韩少功：大概自维特根斯坦开始，西方很多哲学家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于是潮流大变，哲学家都成了半个语言学家，被人称之为“语言学转向”。说实话，我写《马桥词典》就是多多少少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启发。但构想《暗示》的时候，我缺乏这种依托了，找不到现存的理论路线了。我读过国内外一些资料，没有发现多少用得着的东西。阿尔都塞、拉康、福柯谈到过“非言说”的语言禁区，都只是从意识形态压迫这方面立言，只是我关心范围的一小部分。倒是中国汉魏时期王弼等人的“言象意”之辩，还能给我一点点线索。我咨询过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刘禾。她说你这个思路很有意思，可以大胆走下去，最好能写成一本理论。据她所知，西方学者们在电影、摄影、广告方面都有些具体研究，但统纳到具象这一题目下来展开思考的还少见。我无意做理论著作，也做不了。我还是只能立足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只能在不同的文体中穿插，来点不讲规则的游击战。也许中文是一个很方便打游击战的武器，也许笔记体文学也是一个最方便打游击战的武器。我在《暗示》里有点同“语言学转向”拧着干的野心，好像要跳到语言之外，对语言这个符号体系给予怀疑、挑战、拆解，最后追击到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老巢，重炮猛轰一通。我不大赞成西方学界那个“人——言”的分析框架，倾向于使用“人——符号（象+言）”的框架。 王尧：但你似乎并不完全认同“眼球文化”、“读图时代”这一类说法。 韩少功：视觉只是具象感觉的一部分，并不是我要说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语言和具象实际上不可割裂。我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它们之间的互在和互动，并不赞同一些所谓反语言主义者的片面和夸张。我喜欢电脑从业者们经常用到一个词，叫“信息压缩”。 王尧：在一个符号里压缩很多信息。 韩少功：比方把很多编码压缩成一个简码。压缩以后，使用者们可能只记住了简码，只知道简码，对压缩内容和压缩过程完全忽略。我以为语言与具象就是这样一种互相压缩的关系。比方说“革命”这一个词，不同的人给它压缩了不同的具象。有一个老师曾经要求学生写出他们听到“革命”这个词的瞬间联想，结果学生写出来的各各不一：有红旗，有红军，有父亲，有手风琴，有广场，有官员，有电脑，有黄河，有风暴，还有菜市场……这就是说，“革命”留给这些少年的心理想象是不一样的。这些可能来自父亲对儿子的教训，也可能来自一次美妙的参观旅行，或者是电视里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如此等等。“革命”这个词被人们频繁使用，但在每个人心中引起的具象感觉千差万别，实际上也就是深层含义的不尽相同。 反过来说，人们也会在一个具象里压缩很多语言，比如有一件军装摆在面前，有的人会觉得亲切，因为他当过几年兵；有的人会感到恐怖，因为他在“文革”军管时期挨过整；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现在当兵的没有几个钱，比炒期货炒楼盘差远了；还有的人可能喜不自禁，因为他听说过特种兵神通广大的故事，早就想学上几招。这样，很多由语言组成的记忆、知识、故事压缩在一件军装里，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反应，使这件军装产生了因人而异的符号功能。 在我看来，语言与具象是不同的信息压缩简码，在实际生活中互相激发，互相控制，互相蕴含。这大概才是人类心智活动一个较为完整的图景。言外之义，或者有言无义，或者一言多义，这一类现象也才可以得到大体把握。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和澄清这些关系，是我在《暗示》中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王尧：如果《马桥词典》是顺应了“语言学转向”，那么《暗示》是对这种转向提出一种反动，是另外的一种的转向。这种转向如何命名？ 韩少功：有一个老词叫“否定之否定”。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该怎么命名这后一半？我还没主意。 王尧：把语言问题和我们变化了的生活实际打通，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处在这个生活中间的人都有启发，可能是很好的交流的话题。 韩少功：我说出个人的感受，并不保证它能取代其他人的经验。我在附录中强调了这一点，申明这只是一份孤证，法庭无须采信。我关切社会和历史这样的大事，但愿意与普遍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保持距离，退回到一种比较个人化的立场，也是一种文学的立场。小说小说，为什么是“小”？因为小说家不是写法律、写政策、写社论，而是个人化的表达，不强加他人。 我并不是方言主义者 王尧：使用普通话以后，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使互相隔绝的各个方言区得到沟通。但放弃一些方言以后，很多文化的遗存瓦解掉了。这也是一种损耗。 韩少功：普通话是一个民族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也常常叫做“国语”，有时也叫做“官话”。其实所谓普通话本来也是方言。当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如果一时心血来潮，搞点家乡主义，把湖南话定为官话怎么办？那一来，北方话就成为方言了。所以就语言本身而不是它的社会功能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普通话，只有大方言和小方言的区别。北方话是大方言，湖南话是小方言，如此而已。 王尧：但民族国家的管理把某种方言变成了普通话，提升为一种法定的公共交流工具，就使这种方言发生了变化。 韩少功：就像英文在世界上的扩张，普通话也在中国境内扩张，而且像英文一样曾经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流方便了，但普通话出现了跨方言、跨地域、跨文化现象，在很多地方有文化性削弱和工具性加强的趋势。我们说老舍、邓友梅、林斤澜、陈建功、王朔的北方话很“地道”，又说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作家写的北方话“不地道”，为什么？因为前者写的实际上是方言，或者说是作为方言的北方话；而后者写的是普通话，是作为普通话的北方话。两个“北方话”不是一回事。前者文化性更强，所以更丰富，更鲜活，更多形象和氛围，更有创新的能量——这都是文化的应有之义。而后者只剩下工具性，文通字顺，意思明白，但是少了很多“味”，就是少了创新的动力。 王尧：有些外地作家常常对京城作家既羡慕又不服气，觉得他们在语言上占有天然优势。 韩少功：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像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地的作家看英国作家，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些作家如果想获得普通话的文化活力，一般的办法，只能是从他们的本土方言中去找，从他们的母语中去找。陕西话“养眼”，意思是漂亮、美好，比如说“那个女孩真是养眼”。有点意思吧？广东话说“生猛”，也有点意思吧？这些就是由外地作家引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很多外地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王尧：东北的、西北的、四川的作家做得似乎方便一点，但南方各方言区的作家也在努力地做。 韩少功：从世界范围来看，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地的很多作家也在这样丰富和改造着英语，使英语变得五花八门。对于保存和发展文化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但这种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还是有限的，并不能取代方言。有些陕西的、湖南的、江苏的、广东的笑话，还是无法翻译成普通话，一翻译就没有意思了，不好笑了。可见语言中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就像数学中的质数，与别的数没有公约数，无法进行通分。在另一方面，对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一般也只发生在文学领域，包括口头文学与书写文学，对文学以外的领域作用很小。就算有作用的话，也是一个滞后和缓慢的过程。现在有很多计算机翻译软件，翻译商务语言、政务语言、科技语言、旅游语言以及一般理论语言，大体还行，就是很难翻译文学。用最好的软件来翻译文学，也不能省力，只能添乱，添大乱，任何一个文学翻译者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因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美国一个研究翻译机的专家说过：“翻译机能翻译文字，但不能翻译文化。”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他这一句话，说明翻译机只能适用于那种最大公约数式的语言，即工具性的语言，对于文化精微处的表达，帮不上多少忙。这不是技术暂时过不过关的问题，是语言的文化性本身具有非逻辑、非公共的特点，与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相冲突。 王尧：如果语言只是工具，翻译软件当然是可以行得通的。语言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韩少功：以为语言都可以通过机器来翻译，是工具主义、技术主义、理性主义的信念。白话文运动以后，很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政策专家都抱有这一种信念，即把语言看成一种纯粹工具。 王尧：在写作中的使用方言，其文化意义现在需要重新认识。 韩少功：出于专业的本能，我对于一切方言的写作都直觉地表示支持。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还有《金瓶梅》，里面就有很多方言。我不能想象，如果中国没有四大名著，如果中国没有老舍、沈从文、赵树理、艾芜、周立波这样一些作家，中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全世界的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中文是一个语种，内部各种方言是亚语种，在更下的层次，还可能有亚亚语种。不同层面都有相似的问题，比如说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关系问题，公共性与非公共性的关系问题，还有精华与糟粕的杂处共存问题。方言可能是地方性的“官话”，也有工具性的功能，更不可能都是精华。我并没有方言主义。我们谈了语言的文化性，但并没有说这些文化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借助对外交流的工具，不意味着语言的工具性就是一个贬词。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异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做出一些权衡和妥协。这也是我眼下写作的常态。我尽量保全方言中比较精华的东西，发掘语言中那些有丰富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遗存，但我不能写得人家看不懂，必须有分寸地选择和改造，慎之又慎。还好，连《马桥词典》这样的书都翻译了好几种外文，好像外国读者也能接受个大概，使我对这种写作态度更有信心。 王尧：我们必须看到语言是公共化和非公共化的两面，至少这两个面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运用汉语的时候，会有一些区别。 韩少功：当然，写合同与写小说就是运用不同的语言，虽然它们都是方块字。前者显然会更注重公共化的一面。 单一和同质是毁灭的状态 王尧：现在最容易变得糟糕的是语言。我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压力很大，各种语言产品都在冲击着我们，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语言变成糟糕的东西，变成和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灵脱节的一种东西。 韩少功：有一个法国作家萨娜拉芙女士曾对我说：她研究法国中学生的语言，发现他们的祈使句里没有“假如你”这种虚拟方式了，只剩下“我要”，也就是不委婉了，不谦让了，一个个都自我得咄咄逼人了，有“我”无“你”了。现在电视、网络、广告、卡通片，等等，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很大，也许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展开类似的调查，包括调查一下你说过的成语减少现象。我常常看到中央电视台上的字幕出错，有时四个字的成语，居然会错两个字，甚至三个字，弄得意思完全不可解，但记者、编辑、编审就是没有看出来。好像外国人难懂中国的成语，中国人也不懂自己的成语了。美国作家桑塔格说，资本主义全球化比斯大林主义更具有毁灭性，并没有夸大其词。“文革”时期，虽然文化人挨整，但文化人即便关进了牛棚，大多数内心里还是惦记着文化的，老百姓也是悄悄尊敬文化的。我当时在乡下当夜校老师，农民一天累下来，晚上还是踊跃地来读书识字，一个个兴冲冲的。现在呢，虽然教育规模大得多了，高学历的人满街走，但文化在很多人的内心已经灰了，已经死了。黄子平说过，现在书店里书似乎不少，但大多数是“how to”的书，即只管“怎么做”的书：怎么谈判，怎么恋爱，怎么炒股，怎么演讲，怎么公关，怎么修车，怎么美容，怎么留学，怎么搞定你的上级……书上的语言无一不是平白、粗糙以及轻浮的，大多充斥着陈词滥调。这是一个工具书的时代，是知识工具化和文化工具化的时代。文化繁荣的真相其实是文化空白，因为文化已经缺少价值准则和精神方向，已经没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动力，只不过是赚钱牟利的工具。语言的工具主义趋向，只是这个时代潮流的一个部分。 王尧：从整个历史上来说，文化一方面是趋同化，但是同样还有一个趋异化。 韩少功：同与异是互相依存的。没有异，哪来同？还需要什么趋同？没有同，何以识异和辨异？怎么可能趋异？比方说没有共同的尺度，怎么能知道你长我短？没有共同的视觉，怎么知道你黑我白？因为一种不恰当的理解和宣传，因为文化单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近些年有些人把文化的趋同化抬到了不合理的高度，开口就是“走向世界”、“世界文学”、“全球一体化”、“与国际接轨”、差不多成了一些心急火燎的“接轨分子”。很多中国作家不是走出去了吗？不是走出去已经十多年了吗？他们在国外把英语学好了，说溜了，但那大多只是工具英语，所以反而有了表达困难，有点不中不西的感觉，有点没根没基的感觉，就像一些用普通话写作的方言区作家，告别了方言，学会了简化版普通话，觉得这种话与自己的生活感受还是隔了一层，自己的语言资源在渐渐枯竭。北岛就一直想多回到中国走走，找回对汉语的感觉，加强自己与汉语的联系。当然也有些作家做出另外的选择，比如昆德拉。他索性用法语来写作了。 王尧：旅外作家放弃母语写作的，好像欧洲作家比较多，纳博柯夫也是从俄语转向英语。但中国作家放弃母语的实在很少。 韩少功：昆德拉法语写作还不灵的时候，就说过他的每一部作品就是为翻译准备的，因此必须放弃捷克语中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虽然是很有意味的词。可见昆德拉一开始就决心投入大语种，决心让自己国际化。这没有什么不好。他为全人类写作的伟大抱负无可厚非，何况捷语是一个较小语种，这样小的出版市场可能不够养活他。但我不知道他的法语能精通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与那些法国本土作家一决高低。我也不知道他放弃了捷语中很多文化遗产以后，是否觉得有点可惜，是否觉得这不光是他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作家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语言来写作，选择任何一种语言也都可能写出伟大作品，因为语言毕竟只是文学的一个因素，不是全部因素。我们既可以寄望于北岛，也可以寄望于昆德拉，以及所有在世界语言版图上流浪的作家。但我们不必相信什么世界语，正如我们不必相信什么文化的全球一体化。 王尧：如果这个世界只有趋同化的话，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语言及其文化的多样性的话，整个文明的前途便岌岌可危。 韩少功：单一和同质是毁灭的状态，不是生命的状态。我们可以想一想，地球若像月亮一样，遍地荒漠，那就单一了，同质了，植物和动物无从区分，土地和河流也彼此无异。那样一片混沌和冷寂之地，还可能是文明的世界吗？ 王尧：其实你对英文并没有成见，曾经到大学里去专门进修英文。你现在还经常读英文著作吗？ 韩少功：经常读一点。我在海南省作协主事的时候，给编辑们订了好几种外文杂志。我还抓过一次英文考试，机关里五十岁以下的员工都要参考。试卷归我出。考试及格的人，拿一万块钱奖金。 王尧：大奖呵！你确实没有语言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历史重述 历史重述 对历史的简化叙事 王尧：我注意到，近年来你在重新阅读中国典籍。我由你的写作，包括读《暗示》，感觉到你这几年读书是由西转中，或者试图能够融通中西的某些方面。以《暗示》为例，你提到的典籍就有《二程遗书》、《淮南子》、《论语》、《孟子》、《荀子》、《墨子》、《礼记》、《左传》、《世说新语》、《易》、《六祖坛经》等。这是否意味着你在重新理解中国思想文化？ 韩少功：这个兴趣在八十年代后期就有了，但当时由于工作忙的原因，精力有些分散，没有好好地补上国学这一课。我虽然毕业于中文系，但底子薄，上学时的课程安排也不够理想。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七七级学生还得批判流沙河和丁玲，还用一些“文革”时期的教材，直到三年级、四年级时才有所改变。 王尧：在当时的大学制度中，课程的安排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外，也与对中国传统的认识有关。五四以来，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个问题。说“传统”也许太大太泛了。八十年代文化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言必称孔子孟子庄子，其实我们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局限在文化热中暴露出来了。 韩少功：任何传统都充满着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同自己过不去。孔子主张“谋道不谋食”，一会儿又说：“学也，禄在其中”，还是惦念着钱。一个人尚且这样，说话没个准，何况一个学派，何况一个文化传统呢。所谓“传统”是这么大，文史哲，儒佛道，从先秦发展到晚清，实在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所以我们谈传统经常只是大体而言，是简化的叙事。 王尧：从宽泛的传统具体到中国的经典文化，我们就发现，中国的经典文化并没有在故纸堆中死去，我们今天的生存以及我们的世界观都与经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它是我们不得不背靠的思想资源。另外，重返经典也与当前的知识危机有关。 韩少功：李泽厚说过一句话：广义的儒家是中华民族活着的文化心理结构。我当时当编辑，编发他的文章，对这一句话印象深刻。经典文化确实不是什么故纸堆。如果有时我们要翻一翻故纸堆，那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这些活人，并不是要为死人守灵。一个作家要了解人，不了解人的文化来历和文化状态，不是很没有道理么？现代中国人对文化遗产批判很多，一言以蔽之：封建文化、落后文化、反动文化，但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便是封建什么的，你不研究是无法批判的。批判宋代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几乎是五四以来知识界的共识，其实是制造一大假案。程颐有过明确的解释：“天理”是什么？是“奉养”，即人的正常享受；“人欲”是什么？是“人欲之过”，即过分的贪欲。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存正常享受，灭过分贪欲”。孔子说“惠而不费”、“欲而不贪”，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没有什么大错。新派文人们望文生义，把它理解为一味禁欲，自然就十恶不赦了。这是把儒学弱智化，其实也是把自己弱智化。 王尧：中国在文化上的落后，大致是在清朝中期以后。近代以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常常习惯于埋怨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成为挨打的屁股。这就像中国人说到穷，常会埋怨祖上不富一样。说到中国的落后，就要说到中国文化。 韩少功：穷地方也有好文化，“礼失求诸野”，“野”不就是穷地方么？如果说穷国的文化不好，那么该挨板子的首先应该是西方。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大部分时候都比西方富强。邓小平南巡讲话，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等啦。这种强国富民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但说法上有点问题。因为中国在汉代并不穷，在唐代也不穷，而当时西欧、北欧、北美几乎还是不毛之地。中国在宋代以后也有几段时期发展得还不错，虽然整个国势往下走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十八世纪初还能在欧洲刮起“中国风”，丝绸呵，瓷器呵，茶叶呵，把欧洲贵族们都迷住了，一个个都认为月亮只有中国的圆。在全球航海贸易开始的初始阶段，中国一直是顺差，白银都往中国流，这在著名史学家g·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里有详细研究。因为中国的货品在西方大受欢迎，而欧洲货品没有多少能让中国人感兴趣。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办法了，要消除贸易赤字，只好从印度运毒品来，才打了场鸦片战争。回顾这两千多年，若依照发展至上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多时候是强势文化和优势文化，有什么丢人的呢？遇到挫折和失败，只是近两百年来的事情。我们当然不必认同发展至上论，不必像阿q那样夸耀祖宗，但也没有必要因为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来掩盖历史。 王尧：五四以后的很多史学观念都是舶来品，有“西方中心主义”很深的烙印。西学之名，据说始于晚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列了算学、电学等二十七门，后来徐维则又扩大到三十一门，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门了，中国大学各专业的课程表恐怕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西学目录。西学的“形象”在中国也就是“西方”的形象。西学东渐改变了近代中国。 韩少功：西学东渐，中国人受益匪浅，包括打破了自己旧史学中的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框架，但也出现了盲目照搬。比如教科书曾划定人类的几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这么一阶一阶走的。还把奴隶社会锁定在铜器时代，把封建社会锁定在铁器时代。但据钱穆考证，即使在中国奴隶最多的年代，即使把主人收养的门客都算作奴隶，奴隶也只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能说那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什么西方有一个奴隶社会，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马克思谈到“亚希亚生产方式”，对亚洲历史是搁置的，是留有余地的。把“五阶论”强加到中国头上，是中国人作茧自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法国直到十八世纪才废奴，英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废奴，美国最初的经济发展，就是靠了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奴隶办农场，是典型的奴隶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俄国直到十九世纪，光是保留的男性农奴就有一千多万，给资本主义提供廉价劳动力。巴西、古巴等南美国家的奴隶制，甚至一直残存到二十世纪前不久。这些都是“五阶论”所遗漏了的事实，是绕不过去的疑点。 奴隶制不仅仅是欧洲史的一段。事实上，如果说欧洲文明有什么特色的话，宗教、法制、民主、形而上学等等是特色，奴隶制也是特色之一，一直延伸到所谓封建时代和资本时代，与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政治体制有过不同的结合。奴隶制不过是人畜关系在人际社会的复制，是一种游牧民族的“牧民”的方式。 重述历史是反思现实的需要 王尧：你在这些年的文章和谈话里，经常提到这个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同。 韩少功：要了解欧洲传统，不了解游牧至少是瞎了一半。除了一些沿海城邦，游牧曾经是古代欧洲人主要的生存方式，或者至少是主要生存方式之一。他们为什么吃饭用刀叉不用筷子？这就是牧民习惯，把猎具当成了餐具。为什么最喜欢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还是牧民习惯，流动性强，缺少固定的厨房以及锅灶，只好野外烧一把了事。西服为什么最多采用毛呢和皮革？还是牧民习惯，因为这些材料最容易得到，是畜牧产品。还有，他们为什么乐于流动迁移？为什么善于交际以及公开演说？为什么有过骑士阶层而且动不动就决斗？为什么有史诗、歌剧、美声唱法、奥林匹克？为什么娱乐的项目多为骑术、赛马、马戏、奔牛、斗牛、击剑？……这一切现象后面都有牧人的影子，有牛马味和草原味。 王尧：别看西方人早就现代化了，坐上汽车不骑马了，但文化遗传的痕迹还比比皆是。 韩少功：欧洲人最恨别人吃狗肉，与他们对牧羊犬的感情可能是分不开的。美国人喜欢枪，禁枪法案在国会总是通不过，与牛仔们对武器的感情也可能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有些中国人常常用农耕社会的经验去想象西方，结果就闹出一些误会。有一本走红的书，写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开舞会，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开始感叹：你看人家多风雅呵，多文明呵。哪像中国的皇帝呢？其实，跳舞是牧民们闲下来时最常见的娱乐方式，就像书法、篆刻、曲艺等等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传统，没有什么奇怪。即使那个法国皇帝是个好皇帝，但跳舞也不能成为证明。正像一个法国作家不能因为中国皇帝写诗、编书、写字、修史、唱戏、甚至装模作样地犁一下田，就惊讶万分，就认定中国皇帝比法国皇帝更高尚，或是中国文明一定比欧洲文明优越。 王尧：这涉及解释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总是在自己的知识背景中去认识他人，或是从今天的知识背景中去认识传统和理解过去。古与今是个纵向的互相参照。 韩少功：古代欧洲人蓄马蓄牛，结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蓄了，闹出了一个奴隶制。他们看斗牛和赛马不过瘾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样互相斗，这样就有了古罗马的奴隶角斗。在东方，西藏同样有奴隶制的漫长历史，同样是对人畜关系的一种复制。这是农耕文化里不那么主流的东西。 王尧：每一个制度后面都有复杂和深远的历史因素。 韩少功：我有一个朋友是出版商，不久前说想出版一套新编中国史。他到乡下找到我，与我讨论史学。我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多少意见，但作为一个读者，总的印象是：我们现存的大部分史学教科书是见瓜不见藤，见藤不见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献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周到了解和总体把握。 王尧：中、西方史学恐怕都有这个问题。 韩少功：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又说中国史是持续性的、绵延的，西方史是阶段性的、跳跃的。这都是很精彩的创见。但他的眼光还是局限于贵族和精英，具有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他曾经寄望于国民党政府，觉得蒋介石代表了贵族，有正统气象，因此对一九四九年的结局十分困惑茫然，身为历史学家却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 王尧：“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钱穆写《国史大纲》时首先感到苦恼的就是这一点。 韩少功：革命史学家们算是重视人民大众了。像毛泽东，一看到造反的戏就鼓掌，说卑贱者最聪明，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这个能够向下看的史学，眼界还是不够宽广，比如，他们关注的底层史只剩下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将相史来了个倒置。郭沫若跟着毛泽东批帝王将相，在“文革”期间批到了杜甫头上，说杜甫是个剥削阶级代表，说杜甫在乡下的房子有“三重茅”，是最舒适的别墅，把阶级斗争搞得太离谱，有点漫画化。 王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也提到生产力，但生态这一类东西很少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这可能与五四以后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有关，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革命家兼学者。革命史学家虽然也提到生产力，但生态这一类东西很少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来以后，生态问题在中国的重视程度有了提高。生态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世界观，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而且需要哲学上的思考。现在的史学研究已经包括了生态史的研究。 韩少功：以前的知识精英大多养尊处优，不像底层民众那样，对生态压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强烈。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生态与制度的关系，生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直到工业化后期，直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化时，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知识难点。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来化去，大部分没有化成，联合国的报告说，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越来越穷了。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与不一定成为美国第二，比如海湾阿拉伯国家。这才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是不是还得考虑其他更多的条件？中国人多地少，显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选择，也限制了劳动力升值的空间。这就是生态制约制度的例子。中国人最讲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气，就“哥们儿”，就把原则打折扣，极大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推行。这就是文化制约制度的例子。所以说，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可以说是一种“今为古用”吧。 王尧：以古鉴今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包含着以今知古。 历史通过发现而存在 韩少功：有外国学者已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时。如果我们现代人没有新的知识，就没法开始新的历史发现。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是用现代知识这个钻头从遗忘的暗层里开掘出来的。几年前，德国组织一次世界性的征文，题目是“现代性：来自过去的现在，或来自现在的过去”。我和杨炼、于坚当中文评审委员，觉得题目出得不错。 王尧：你觉得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正在产生吗？ 韩少功：至少是大有希望吧？我以前喜欢一些英国学者，比方弗雷泽和汤因比。他们是“日不落帝国”的学者，有航海越洋的条件，可以到各个殖民地去游历，在西方学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识的。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可能受到帝国扩张政策的鼓励，研究的结果却引导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导出文化相对主义，还有生态学、文化学一类新的知识领域，对西方中心论实际上给予了最初的动摇，与摩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不一样。法国的布罗代尔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一点生态学和文化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他写资本主义史，首先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写起，从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写起，甚至从物种、家具、疾病写起。你可能觉得他写得有点琐碎，但他推导出来的结论很有力量，也往往让人吃惊。比方说他很重视人口数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里，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加以详细考察论证。 人口当然是构成广义生态的重要因素，特别值得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学者们注意。比方说文景之治、中兴之治、贞观之治，都有战乱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背景，人地紧张关系大为缓解是这些“盛世”的基础。又比方我们常说中国人性保守。但《诗经》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时候恋爱很自由呵，而且入了“经”，差不多是最高指示。为什么后来出现男女大防？诸多原因之中，人口剧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条。清政府“摊丁入亩”，废了人丁税，大家不需要瞒报人口了，统计人口数便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到了四亿多，其实可能只是以前瞒报的部分浮出水面。这个数字至少是欧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时候甚至是十多倍。到处都人满为患了，加上从西北地区开始的生态恶化，把玉米这些山地作物引进中国也不够吃了，你还让大家成天男欢女爱怎么得了？《国语》里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强国，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便鼓励臣民们“淫泆”，证明了人口与风化之间的关系。而宋代以后日益森严的男女大防，不但有巩固家族制的意义，也可说是当时的避孕术，是不得已的节制生育运动。当时没有避孕药和避孕套呵。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王尧：黑死病，伤寒症等成了最大灾难，造成了一次次人口大减，很多地方十室九空，几乎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韩少功：对，欧洲的人口压力较轻，缺乏农耕社会里普遍的植物知识和中草药知识，死亡率总是较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相对鼓励爱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基督教主张节欲，但也严厉反对堕胎，还严厉压制同性恋这种“开花不结果”的行为，在中世纪把同性恋者拉去一个个杀头，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以至后来不少同性恋者，常常有一种反基督教专制的叛逆色彩。 王尧：一种文化的生成和延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恩格斯曾经以中世纪为例，批评了历史是简单中断的观点。 韩少功：不了解当时的生态，包括人口、物种、地理等情况，很可能就冒道德主义的虚火，说传统礼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所为，纯粹是不让我们中国人过幸福日子。这种指责是一种最偷懒的解释。历史上有没有坏人？当然有。但从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来看，个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大势好的时候，坏君坏臣也会办好事；大势不好的时候，好君好臣也会办坏事。 王尧：有人担心，注重生态会不会回到地理决定论？ 韩少功：任何“决定论”都是片面的、单元的、机械的，比如地理决定论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对地理的反作用。我在印度的时候，发现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鸟，就像走进了动物园。他们的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要比中国好得多。要说原因很简单：印度宗教强大，教徒们不杀生，连苍蝇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国人那么好吃，连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许，印度教以及佛教最开始都是对天灾或者人祸的文化反应，是一种生存方式的被迫调整，但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反过来发生各种影响，包括发生对生态的影响。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历史不仅仅要谈生态，也要谈别的，谈复杂的因果网络。 中国科举制的对外出口 王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也是制约我们现代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看来，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重新确立。细想一下，如何看中国，如何看世界，其实一直是个问题。如同不可能重新回到五四一样，现在也不可能回到传统，但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可以从对文化典籍的重新理解开始。在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的创新再造，肯定不是模仿照搬，需要打掉一些麻木的心理。一个民族连读书人都不相信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有点可悲了。当年鲁迅说不读古书有特定原因。 韩少功：那一代人古书读得很好，也用得很好。他们对国民的积弱积愚有切肤之痛，有时说一些过头话，完全可以理解。但鲁迅、胡适等人的国学底蕴使他们超出常人，包括对西方文化有更多洞见，却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意识到了的。 王尧：与西方传统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方式上有差异，有话语体系的不同，但它们都是对世界性问题的把握。 韩少功：就像太阳的光可以投射到水面上，也可以投射到土墙上。你觉得水面上与土墙上的太阳光是多么不同，形状是多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是对同一种太阳光的不同反射而已。 王尧：这个比喻很恰当。 韩少功：各个人类共同体出于不同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经验，会有不同的知识重点，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但都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结晶。你不能说水面上的阳光才是阳光，其他阳光就不是阳光。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五四以来某些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自卑情结做出必要反省。这不是要当什么国粹派，也不是要与西方争个平起平坐，而是要恰如其分地来诊断社会与人生，包括诊断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 王尧：比如，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很值得反省的制度，但它又不是那样简单的。如果科举制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今天的高考可能早就要废止了。现在公开选拔干部也要考试，还是吸收了过去取士的一些方法。 韩少功：我在法国参观拿破仑纪念馆。讲解员对我说，拿破仑法典从中国学来了很多东西，包括借助科举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体制。欧洲以前是贵族世袭制，一个人当官，得有门第。比较而言，那是家族主义，不像中国这样个人主义：只要个人奋斗，就可能考上一个官。从另一方面说，欧洲搞的是阶级主义，不像中国这样，差不多是全民主义：官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级，有利于政府最广泛地网罗人才和凝聚经验。应该说，这样一种制度，从汉代发端，到隋、唐两代定型成熟，保证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被拿破仑拿到欧洲去以后，与他们传统的民主相结合，更成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现在还是这样，部长以上的官员靠政治任命，靠选举轮换，但副部长以下的官员是终身制的公务员，是超党派的，是面向全民考举录用的。 我们在五四的时候，在政治上只看到他们“德先生”当家，只看到一个民主选举，看不到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更看不到西方考举与中国科举的关系，倒是把科举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该不该骂呢？该骂。问题是该怎么骂，该骂什么。一个制度的功能，是在一系列配置条件下发生的，条件变了，功能也就变了。科举在中国由合理变得不合理，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王尧：民主制与奴隶制脱钩，出现后来的制度演变，在西方历史上也是一系列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韩少功：中国最早有了纸张和活字印刷，所以出版发达，教育发达，读书人太多。“士农工商”，“士”是指儒士和文士，不是欧洲以及日本那种武士，那种军事贵族。战国时代的读书人还追求“六艺”，其中包括射箭和骑马，是文武兼备的，与欧洲以及日本的武士有点像。到后来就像史学家雷宗海所说的“文弱化”了，“十年寒窗”呀，“一心只读圣贤书”呀，就是戏曲里那些白面书生，除了想做官，就是与小姐眉来眼去地谈爱。这么多读书人都要科举，开始还让皇帝高兴，说天下人才都被我网罗了呵；后来又让皇帝们头痛，因为没有这么多编制，即便设置了好些“员外”，相当于编外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巡视员或者调研员，还是容纳不下这么多的读书人。八股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早期的考生可以作诗，考官判分也有较大的主观裁量权。但考生太多了以后，不制定一个八股，不搞出一个模式和程式，就没有统一的和机械的判分标准，就不大容易防止考官舞弊和加大淘汰力度。 王尧：现在考生太多，为了提高效率和判卷公正，考题也越来越格式化，有统一题库，有标准答案。 韩少功：官僚队伍日益庞大也是这样来的。皇帝怕读书人去帮助农民造反，尽量把他们往官场里收容吧，但官员太多了以后，没有足够的税收来养，于是薪水越来越低，要想活得好一点，就得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皇帝知道大家俸银太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员太多了以后，还必然压制工商业，靠行政特权来与其他精英争夺资源和社会主导权。布罗代尔谈到城市的时候，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大城市大多是工商城市，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纽约，等等，过去不是行政首都，相当一部分至今也没有成为行政首都。连日本也是这样，原来的首都在京都，比江户、大阪要小得多，移都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是后来的事情。这与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大都市从来都是官城，长安呵，开封呵，北京呵，都是国家或行省的首都，主要居民是官员，加上准备当官的士，加上官场退休的绅，还有一点附属的生活服务系统。这种“官城”的历史和格局，就是中国缺乏工商传统和强大市民阶层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官本位”的象征。 王尧：学而优则仕，精英都往官场里挤。 韩少功：官僚机构膨胀一直是中国的老大难，是个割了又长的毒瘤，是个大泥潭，不管什么政权和制度最终都陷在里面。几天前的报上说，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技工非常缺乏，薪水都提到部门经理的水平了，有些岗位还是找不到人手。但我们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呵，都干什么去了？很多父母和子弟可能还是有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就是“读书做官”，就是看不起劳力者。这可能是科举制危害现代社会最明显的一种负面功能。我的孩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的父母们不大一样，看见孩子当上水管工，当上消防队员，只要能挣到钱，能成家立业，都很高兴，觉得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功。学而优可工，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推进现代化经济的文化优势。 王尧：美国人的动手能力特别强，有劳动的好习惯。 韩少功：这里又有历史渊源。美国的先民到北美以后，先是战争屠杀，后是带来传染病，把印地安人灭了几千万，整个新大陆空空如也，贩来一些黑人，还是人手不够，所以大家都习惯于自己动手，连一个个总统也当木匠，自己盖房子。他们对机器的极端着迷，既与欧洲的工业化和新教精神有关，也与新大陆的人工奇缺有关。欧洲人习惯于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了电影，因为电影是机器呵，可以省人工和省钱呵。欧洲人习惯于泡酒吧进餐馆，美国人折腾出了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是饮食业的机器化呵，还是为了省人工和省钱。我在好莱坞和迪士尼乐园里最大的感觉，就是娱乐的机器化，音乐、表演、游戏，全是机器制作的，都是玩机器。也难怪欧洲人一直不以为然。什么是美国？这就是美国。从劳动崇拜到机器效率崇拜，就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美国的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等，其实后面都有一定的文化依托，都有更遥远的生态原因以及其他原因。 发展民主需注意本土路径 王尧：很多问题都是这样。一个事物是很多复杂因素造成的，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又有不同的功能。道德主义的批判常常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民主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在一系列复杂条件下的产物。从古代到现代，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并不一样。 韩少功：在柏拉图那里，“民主”是一个贬义概念。他认为贵族制导致少数人腐败，民主制不过是导致多数人腐败，都不是好东西。当时的民主其实也不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奴隶、妇女以及乡下人没有投票权。这种城邦民主发展到后来的国家民主，妇女、奴隶、乡下人等等，都有了投票权，并且能够从中受益，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事物过程，有很多相关因素在起作用。中国人逐步工业化以后，人口大量流动了，大家族差不多都解体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开始多于家族联系，“君臣父子”式的制度与文化自然也就不灵，民主不能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公众政治信念。 王尧：希特勒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伊拉克似乎也有选举，前一段时间全民投票，有百分之百的选票拥护萨达姆当总统。这是什么民主制度？可见对民主也得具体分析。 韩少功：中国人要学习运用民主，发展民主必须注意本土路径和本土经验。中国古人没有民主，但有民主因素。设谏官，就是设立反对派。注意“揭贴”，就是倾听民意。朝廷还有过权力制衡机制，在汉、唐时代尤其做得好些。唐代的中央政府下设三省：中书省管立法，尚书省管行政，门下省负责监督，也是三权分立。皇帝的指示，由中书省草拟，由门下省审核。门下省觉得不对的可以驳回，叫做“封驳”，皇帝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可见集权框架下可以有民主的成分，正如民主框架下也可能有集权的因素。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民主选举照常举行着，但投票率越来越低。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觉得竞选资金、传媒宣传等都越来越集权化了，被强势集团暗中控制了，投票也没有什么用，胳膊扭不过大腿。 依托生活解读活的历史 王尧：在我们的对话中，我感觉到你在谈学术谈文化的时候，还是跟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九十年代有人批评后国学，后来引起了关于九十年代重学术轻思想的讨论。王元化、李泽厚先生都发表过意见。大约在一九九四年，李泽厚在给《二十一世纪》的信中说：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批评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的研究现象。 韩少功：我觉得学问与思想是知识的不同表达，各有侧重，但从根本上说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好的思想必须有学问的底蕴，好的学问必须有思想的活力。思想不过是走向现实的学问，学问不过是沉淀在书卷的思想。你说《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这一类东西是思想还是学问？开始是最简朴的思想，是当时有啥说啥的实践心得，甚至没有什么逻辑体系，只是一些零散的语录体，笔记体，寓言体，东一句西一句的。到现在，这些东西在书卷里沉淀了多年，一经大家引用，一经大家考据和推究，就成为吓人的学问了。 王尧：古人已经作古，经典穿过时间的隧道承传下来，今人是活着读经典。 韩少功：读经典，重要的不是读结论，而是首先要读出古人是在什么处境中得出了这些结论，以及这些结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有效，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失效。经典也会有盲区，受到意识形态的牵制，并不能够告诉我们一切，但可能留下了一些可供利用的知识线索。中国的汉语本身甚至就是一个了解历史的资料宝库。你看，汉字中有那么多“竹”字旁的字，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竹子很普遍，植被物种是很丰富的。还有“财”、“赊”、“贿”、“赈”、“账”等与钱财有关的字，都以“贝”为部首，可见古代中国人使用过币钱。但那么多贝壳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黄河入海口的山东运过来的？更可能的情况是，那时黄河中、上游也是水域繁多，贝壳并不难找。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成语“泾渭分明”，说明当时这两条河至少有一条变浑浊了，开始有水土流失了。这都是了解当时自然和社会处境的重要蛛丝马迹，应该在脑子里活跃起来。 王尧：古人也反对亦步亦趋，“掉书袋子”。 韩少功：我读大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师，谈现代的电影和小说都十分幼稚，我就怀疑他是否能教好古典文学。因为一个对现实生活毫无感觉力的人，凭什么去想象和理解古代生活？又凭什么去理解和评价古典文学？不了解今人，就不能了解古人。 王尧：对当代社会和人生如果没有感受，又如何去感受古人？古与今有相通的一面。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常常在现实生活里。 韩少功：钱穆在农村生活过，认为农耕社会里“鬼”多，原因是农民习惯于定居，房子一住几代人，家具一用几代人，甚至摆放的位置也很少改变。在这样一个恒常不变的生活布景里，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往事和亡人：当年的他或者她，历历如在目前，如何起床，如何梳头，如何咳嗽，如何出行……神思恍惚之际，冒出种种幻觉，“鬼”就来了。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说城里人“火焰高”，乡下人“火焰低”，所以乡下人容易看见鬼。其实，所谓“火焰高”，就是城里人教育程度高，理性思维加强，生活场景变化多，习惯于流动，搬房子，搞装修，家具换代，能够引起回忆和幻觉的具象场景大量消失，鬼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老宅子里容易闹鬼，新房子不大容易见鬼，看来同样符合钱穆指出的条件：长期定居。 王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 韩少功：虽然在钱穆的书里只是一笔带过，但也许比他有些大结论更为重要。我喜欢他这一种依托生活经验来解读历史细节的方法。有人说过，史学就是文学。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读史学也要像读文学一样，要重视细节，要体验和理解生活。 王尧：学术如果不介入当代生活是没有生命力的。如何做学术，区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话题不断提起，“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立场”，等等。你对知识分子目前的状况似乎也不太满意，并有希望知识分子更好的期待。 韩少功：有些记者问我：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写作？我说我算是公民写作吧，因为我不知道“知识分子”如何定义。据说对“知识分子”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法国式的理解，一种是美国式的理解。法国式的理解强调知识分子要关注公共事务，常常要超越自己的专业范围充当社会良知，大概是从左拉开始的传统。美国式的理解则强调知识分子应谨守自己的知识本职，即便关注社会，也要no heart，只能说点专业话题，甚至应该去掉道德感和价值取向，保持一种纯客观和纯技术的态度。其实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区分。在清代，学者们开始做小学，专心训诂，专心考证，一个比一个做得专业，其中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到后来，很多人转向经学和实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安邦治国的大事，顾炎武、戴震、魏源、龚自珍，等等，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点像左拉、索尔仁尼琴、哈贝马斯以及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王尧：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太多，但基本上是这两种取向。 韩少功：这两种态度本身都无可厚非，关键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不要用错地方。更进一步说，有效的公共关怀，需要扎实的术业专攻；有效的术业专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关怀，两者不是不可以有机统一的。现在我们的现实问题不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够。我有一个外甥，先后在中国和德国学物理，最看不起文科生，说“同他们谈话最没有意思：他们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他们都不知道。”我在一个大学讲课时介绍了他的猖狂，希望能以此引起文科的警觉，注意到人文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信誉危机。 王尧：莫言差不多是拒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史铁生也不赞成用“立场”这样的措辞，但我觉得这不妨碍我们称他们为知识分子。 韩少功：王朔最喜欢讥讽知识分子，但他也不是真文盲吧？《天涯》以头条位置发表过他一篇谈大众文化的文章，我觉得那一篇很有见解。他有些小说语言也妙，比如，写一个女人从树荫下走进阳光，“像剑出了鞘”。我讲课时曾引用过这个比喻。 王尧：相反，一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别人未必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特别是现在有一批高学历的人，其应对现实的立场并不是知识分子式的。 韩少功：《天涯》前几年的经验就很奇怪。那些在我看来知识含量较高的文章，在很多教授博士那里得不到反应，说它们太高深了，看不懂。但这些文章却能在一些小人物那里找到知音，一个县城里的工人，或者一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写来的读后感却有感觉，有思想，深得其中滋味。这是怎么回事？那些没有高学历的思考者该叫什么？叫不叫“知识分子”？ 王尧：从思想者的身份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是知识分子。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公共关怀力度好像减弱了。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提出过“人间情怀”一类的说法，与八十年代那些“介入政治”和“干预生活”的口号相区别，转向一种比较低调和温和的态度。许多学者治学的路径都发生了变化，对现实的关注少了，或者与现实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很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烦恼。 韩少功：我更愿意区别什么是优质的出世和入世，什么是劣质的出世和入世。我有时觉得很奇怪：中国有如此特殊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当前又在如此特殊的条件下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具有西方学者们所不可能有的经验，其实也就面临着知识创新的大好机遇，得天独厚。很多读书人为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可干呢？你看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是一个前乡党委书记写的，里面就有很多知识创新的题目和素材。我们注意到了吗？ 王尧：当年费孝通先生研究社会学、人类学，也立足“乡土中国”。 韩少功：当年马克思留下了一个理论空白：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亚洲人是应该最有发言权的，最应该回答这一点。 王尧：国内大概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史论战的重要内容。吕振羽当年写过有分量的文章。 韩少功：自从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已经与东方紧密相联，互相依存，是一个共生的整体。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解释亚细亚，以前对西方的解释其实也值得怀疑。还有，西方那种资源高耗型的现代化在当前遇到了严重障碍，因为世界各国都想发展，但不再可能重复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机遇和地位，必须探寻一种资源低耗型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会陷入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文化危机。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均资源从来就很紧张的人口大国，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学问可做。 现在差不多是“新战国”时代 王尧：“新儒家”就是重视本土文化遗产的一个学派，在海内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知你对他们的研究作何评价。 韩少功：我读他们的书太少，没有发言资格。我只在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与杜维明先生见过一面。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过去，“新儒家”挨骂的日子也刚刚过去。韩国的经济有了起色，杜先生很高兴，说韩国的情况证明儒家文化还是有生命力的，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儒家文化一往情深，但过于仰仗于经济效益指标，只在经济发展上押注，是发展主义的思路。儒学为用，资本主义为体，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与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基本理念有点拧。 其实，文化的价值并不一定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欧洲在经济上玩不过美国，至少现在是这样，但欧洲的文化就不一定比美国的文化低劣。中国人重亲情和人情的传统，肯定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经济发展以外的方面。现在有些中国人下岗了，还能买彩电，打手机，打麻将出手就是十块钱或五块钱一炮，为什么？无非是自己没有了就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吃老同学和老朋友的，不像有些美国人，一家人上餐馆还aa制，各付各的账。中国人的这一套不利于竞争，不利于明确产权，但社会危机到来的时候，倒能结成了一个生存安全网，所谓“通财货”，实现贫富自动调节。你能说这种文化就完全没有价值？就算只是让有些人穷快活一下，快活就不是价值？ 王尧：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都是生存经验的总结，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经验不能机械搬用了，但仍可能成为人们创造新经验的资源。 韩少功：现代人常常低估了古代人的智慧。一个法国学者曾对我说，西方的选票政治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天平式的，一端压过另一端，少数就是nothing，贯彻一个“零和”原则。但中国古人是以协商代替投票，多数与少数之间互相包容，是提秤式的，两端保持平衡，贯彻一个“中和”原则。他认为“中和”比“零和”好。我们不一定欣赏他的比喻，也不一定同意他的结论。但“中和”是一种处理社会矛盾的智慧，至少在很多情境下是用得着的。 因为讲“中和”，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富与贫，但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和强烈的阶级意识，科举就是穿透阶级壁垒的，最讲出身的时候，取士也只是排斥“倡优隶卒”，因此大家都相信“将相出寒门”，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类说法；中国古人虽然也讲夏与夷，但没有刻板的民族划分和浓厚的民族意识——就像章太炎说的：夏可以为夷，夷可以为夏，只看文化不看血缘。夏与夷都是很弹性的文化概念。这样好不好呢？你可以说不好，明代以后华侨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累遭迫害，中央政府不闻不问，根本不愿发兵去保护侨民，与西方国家的做法大不一样。这是因为朝廷有国家意识但缺乏民族意识，出了国的民我就不管了。但你也可以说好，中央政府即便在强大的时候，对周边民族也多是采取“怀柔”与“和亲”的政策，郑和统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也只是去各个国家送礼品，搞公关，推广中华文明，不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舰队那样到处打、砸、抢、杀。这也是因为缺乏民族意识，脑子里没有民族称霸和帝国殖民这根弦。 王尧：“零和”偏重于竞争，“中和”偏重于统合。 韩少功：西方的阶级主义与民族主义东传以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给中国注入了竞争的活力，包括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的活力。但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当阶级主义和民族主义走火入魔的时候，光讲“零和”就可能有害了，“中和”观念也许不失为一剂去火降温的良药。 王尧：中国的知识界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对有些传统知识的发现和确认，将会改变我们的一些成见。完全从西方理论出发，用西方的概念，可能解释不了中国的历史。钱穆先生的历史研究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韩少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医在西方得不到承认，因为中、西医的话语方式完全不同。这并不意味着中医就没有价值。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等人说过：在抗生素发明之前，西医可说是一塌糊涂。中医的话语方式当然可以丰富和发展，知识局限和功能局限也可以打破，中、西医结合就是一个方向。如果这种改进了的中医还是得不到承认，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一种知识能不能得到更多承认，与一种知识是不是有效，不是一个问题。世界上并没有凡知识成果就一定会受到追捧和喝彩的规则，就一定要成为主流的规则。相反，很多知识成果常常是沉睡的、寂寞的。 翻一翻《史记》，就可以知道孔子在他那个时代非常边缘化，只在鲁国、陈国、卫国等几个小国乱窜，还四处碰壁，几乎只是历史角落里微光一闪。有时他很悲愤，几乎想驾一条小船到海上去漂流。像秦国、晋国、楚国这样一些大国，显赫的帝王大臣们，谁理睬过他呢？谁知道过他呢？孔子被挖出来和抬出来，是几百年以后，是秦灭六国以后，大家不想再打仗了，需要一个管理秩序和道德秩序了，董仲舒这些人就寻找历史资源，重新加以包装和推销。 现在的世界，差不多就是个“新战国”时代。宗教和儒学式微了，革命也退潮了，上下交争利，东西交争利。美国，欧洲，日本，俄国，中国，印度，再加上一个什么国，就可以拼成一个新战国“七雄”。大家都在追求富强，都是发展优先，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下去，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秦国？由谁来充当这个秦国？这是一个未知数。会不会出现秦灭六国以外的另一番前景？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了，能不能有力量控制自己不称霸？不好战？不向其他民族干坏事？这些都更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各种条件的变化，知识主流也不会一成不变。很多历史角落里的微光一闪，可能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大放光芒。 王尧：学在民间，学在边缘，情况常常是这样的。 韩少功：但愿如此，但愿民间和边缘真正有学。 文体开放 文体开放 很多作家把目光投向散文 王尧：在中国丰厚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读你的《暗示》，我突然想到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中国文学的文体，其实是很特别的，譬如散文，还有章回体小说。 韩少功：中国最大的文体遗产，我觉得是散文。 王尧：我赞成这一说法。现代散文和古代散文的概念是不同的。 韩少功：古代散文是“大散文”，也可说是“杂文学”，不光是文学，也是历史和哲学甚至是科学。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古人对植物材料运用得比较多，在西汉早期发明了草木造纸，比蔡伦造纸其实更早。甘肃敦煌等地的文物出土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了这个纸，所思所感可以写下来。有啥说啥，有叙有议，就形成了古代散文。没有农业就没有纸张，没有纸张就没有散文，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使中国的文艺与其他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至少在十六世纪以前是这样。比如，在古代欧洲，主要的文艺形式，先是史诗，后是戏剧，都以口传为主要手段。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造纸技术直到十二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与中国西汉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我在乡下插队的时候，知道地方艺人们演“乔仔戏”，没有什么剧本，只有一些剧情梗概，由艺人们口口相传，与欧洲古代艺人的情况可能有些近似。 王尧：古代欧洲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 韩少功：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入到欧洲，但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改进？也没有大面积传播？原因不明。羊皮纸是动物纸，又昂贵又笨重，用起来不方便，限制了欧洲古代文字的运用。严格地说，他们那时缺少“文学”而较多“剧艺”，缺少“文人”而较多“艺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欧洲与中国的诗歌也走着两条路。他们以歌当家，中国以诗当家。歌是唱出来的诗，诗是写下来的歌。歌很自然引导出戏剧，诗很自然催生出散文。我们看《诗经》，大部分作品都是录歌为诗，后来的汉乐府也是这样。到唐诗和宋词，便进一步文人化了，书面化了。中国除了西藏和蒙古这样一些游牧地区，一直没有出现过史诗，其实是一直没有出现过史歌，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都写在纸上，成了《史记》或者《汉书》，不需要歌手们用脑子来记，用口舌来唱。我到湖南苗族地区听歌手唱史，觉得倒是与史诗有点相似。但这在中国不是主流现象。 王尧：现代散文的源流既有英国随笔也有中国的古代散文。以前周作人比较多的是强调了晚明小品的影响，也就是言志派散文的影响。 韩少功：到了二十世纪，中国从西方学来了一些文艺样式，比如，话剧、电影、欧式小说、阶梯诗，等等，文艺品种目录有爆炸式的扩充，但西方的散文没有给人们太多陌生感。因为类似的东西中国从来就不缺，而且多得车载斗量。中国几乎每张报纸上都设有文学副刊，主要是发表散文，成了一大特色。欧美的报上一般就有个书评版，然后就是娱乐版，很少见到副刊散文。 王尧：现代散文的发生、发展始终是和报纸副刊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也是这样。 韩少功：最近这些年，像张承志、史铁生这样一些作家，以前写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小说，玩得算是得心应手，但突然都金盆洗手，改弦易辙，纷纷转向散文。张承志还对我说过：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形式。我不知道当年鲁迅是不是有过这种感想，因为鲁迅除了早期写一点小说，后期作品也多是散文。 我当然不会相信小说这种形式就会灭亡，更愿意相信小说今后还大有作为。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心目中的这些优秀作家都把目光投向散文？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道理？中国的散文遗产里包含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包含了特殊的人文传统，我们不能随意地把它抛弃。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也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这样说，恐怕只能是说了一个方面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理由？甚至更重要的理由？ 王尧：我曾经提出一个看法，散文是知识分子情感与思想最为自由最为朴实的一种表达方式。现在许多作家写散文，与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形下，知识分子总要对公共领域的思想问题表达自己的思考，因此选择散文这样一个文体是必然的。俄国的知识分子也曾有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散文创作不能职业化。 中西方不同的传统依托 韩少功：我同意“最自由”和“最朴实”的说法。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散文像散步，是日常的、朴素的、甚至是赤裸裸的。小说和戏剧倒像是芭蕾步和太空步，相对来说要技术化一些。这里说的小说，其实是指欧洲式小说。这个小说的前身是戏剧。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诗学》，应该更名为《剧学》，译者似乎不知道当时的“诗”就是指戏剧，尤其是指悲剧。亚里士多德给这些“诗”规定了六个要素：人物，情节、主题、台词、场景、歌曲，你看看，哪里还是“诗”呢？明明就是剧。这六要素，差不多也就是后来欧洲小说的要素，体现了他们的小说是戏剧的嫡传儿子，是一种“后戏剧文体”。 古希腊人是很讲规则的，讲公理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总结戏剧规则，像要制订一本操作手册。比如，一出戏只能有多长，一个作品应该有多少伴唱和序曲，一个舞台上最多只能有三个人讲话，等等，他都作了说明。他还说，坏人做坏事，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坏人做好事。好人做好事，也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好人做错事。他认为，最好的悲剧，一般是在亲人关系中产生仇恨，或在仇人关系中产生友爱，这样才能激起观众们的“怜悯”和“恐惧”。他的这些规定，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莎士比亚、易卜生以及高乃依，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大仲马，还有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仿制品。这些小说家都是古希腊悲剧的接班人，是亚里士多德的好学生，继承了一种感受和表达生活的“后戏剧”方式。 王尧：你的《马桥词典》与《暗示》作为小说出现在文坛，总是引起很多争议。这两本书显然与你说的欧化小说有相当距离。 韩少功：《暗示》在中国内地出版时，被出版社定性为“小说”；在台湾出版时，被出版社定性为“笔记体小说”。我都没有表示反对。有人指出这样的文体根本算不上小说，我同样没有表示反对。因为小说的概念本来就不曾统一。如果说欧洲传统小说是“后戏剧”的，那么中国传统小说是“后散文”的，两者来路不一，概念也不一。中国古代是散文超级大国，而且古人大多信奉“文无定规”、“文无定法”，偏重于顺应自然，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从这种散文中脱胎出来，小说一开始叫笔记，叫传奇，叫话本，后来叫章回小说，是一个把散文故事化、口语化、大众传播化的走向。《三国演义》就脱胎于《三国志》。《西游记》就依托了《大唐西域记》。这样的小说一开始也有些散文面孔，比如《太平广记》一类从唐代开始的大量传奇话本，几乎无法让人分清散文与小说的界线。明、清两代的古典长篇小说中，除了《红楼梦》较为接近欧式的焦点结构，其他都多少有些信天游，十八扯，长藤结瓜，说到哪里算哪里，有一种散漫无拘的明显痕迹。《镜花缘》、《官场现形记》都是这样，是“清明上河图”式的散点透视。胡适采用欧洲小说的标准，所以叹惜中国虽然有这么多长篇小说，但没有一部真正像样的长篇小说。 王尧：把小说分成“后戏剧”与“后散文”两个传统，是一个有趣的提法。这两种不同的传统里，包含着不同的写作经验和写作心态。 韩少功：写戏剧与写散文是不一样的。戏剧只能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产生，必须通过创作集体的合作才能搬上舞台；散文则可以在偏僻之地产生，一般是由作者单独和寂寞地完成。戏剧是一种现场交流，直接面对着近前的观众；写散文通常是孤灯一盏，独自面壁，读者只是往后的一种可能，有没有，有多少，实在说不定。戏剧的观众里有读书人，也有文盲和半文盲，趣味的公共性必须被作者顾及；而散文的读者只可能是读书人，甚至只是作者所指定的“知音”，趣味的特异性可以由作者充分地坚守，哪怕准备承受“藏之名山”的长期埋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区别。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西方不同文艺传统的区别，差不多就是根源于散文与戏剧的区别。雅典、罗马有那么多剧场，连一个小小的庞贝古城也有好几个，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陌生的。 王尧：实践者的处境、体会等方面都各有侧重。 韩少功：对文艺功能的认识也就不大相同。亚里士多德强调一是“娱乐”，二是“教育”，用中国话来说叫做“寓教于乐”。剧艺家们面对满场观众时，恐怕自然会有这种服务型的想法。中国古人所强调的，一是“诗言志”，二是“歌咏情”，最像是文学家们孤灯将尽独自徘徊时的想法，是一种表现型的创作主张。前者是以观众为本位，后者是以作者为本位。 王尧：很多人说过，西方艺术以摹仿为本，中国艺术以比兴为本。王元化先生也是这个观点。 韩少功：其实，摹仿就是舞台演剧的基本套路，比兴就是纸上写诗的主要方法，后来也是散文方法的一部分。 王尧：那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戏剧？ 韩少功：中国的戏剧出现较晚，而且来源于曲与调，比如徽剧就来源于徽调。戏曲戏曲，戏与曲是亲戚。这种戏曲一般来说有很强的地方性、民间性、市井性、游戏性，不像欧洲戏剧是文艺的主流和正统，也不擅长表现“诸神”和“英雄”这样的重大题材。老百姓说“书真戏假”，“书雅戏俗”，戏是闹着玩的，在文人眼里地位比较低。《四库全书》七万多卷，什么都收录，就是不收录戏剧。晚清以后出现“文人剧”、“文明戏”，直到六十年代以京剧为代表的现代戏剧改革，才是用欧洲戏剧观来改造中国戏曲。 我撞上了作品稀缺的年代 王尧：在《暗示》没有发表前，我听说你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李锐当时对我说，你对文体的要求很高。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再到《暗示》，你的创新意识是非常自觉的。近二十年来，你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也突破别人的作家。我们俩已经谈了许多问题，今天是不是一起回顾一下你的创作道路。前几次也零星谈到这方面的内容。 韩少功：谈不上文体自觉，这些年不过就是写写看看，看看写写。我的创作大部分时候也不是处于好状态。 王尧：你的创作开始于知青后期。 韩少功：当时在农村，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理工科知识没有什么用，就只好读点文学。除了浩然、赵树理、周立波以外，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还有一个柯切托夫，写过《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的那位，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作家。海明威和杰克·伦敦的书读过，但没记往他们的名字，直到多少年后兴冲冲买了他们的书，一翻开才发现，怎么这样眼熟呢？那时候写过一些戏曲节目，写一些通讯报导和公文材料，是上面安排的任务。但如何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问题已经渐渐进入视线。“文革”结束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有一股苏俄文学的味。作家们向往伤感的英雄主义，加上一点冰清玉洁的爱情，加上一点土地和河流，常常用奔驰的火车或者工厂区的灯海，给故事一个现代化的尾巴。我当时觉得这是最美的文学。 王尧：新时期初期，有些作家甚至是延续当年的惯性。这在一个历史转折期是很正常的。“解冻文学”是前苏联的一种提法，中国的新时期也可以说是个“解冻时期”。 韩少功：我撞上了一个作品稀缺的时代，一个较为空旷的文坛，所以起步比较容易。那时候写作的人不是很多，文化生活又比较单调，没有电视，没有足球，没有卡拉ok，没有国标舞，全国人民除了看党报就只能看几本文学杂志，十亿人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全等着文学去占领。《人民文学》可以发行到一百七十万份，在今天看来是天文数字。我发表一个短篇小说《月兰》，居然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在今天看来也是天文数字。有一个农民在来信中说：我给全村人读你的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你想想：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现在还可能有这种全村人坐在一起读小说的事情吗？当时文学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排头兵的作用，从总体上来说，比新闻、理论及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勇敢和更敏锐，所以差不多每个月都有热点，每个月都有轰动，攻城掠地，摧枯拉朽，思想禁区一个个被文学攻破。我想，这样一种文学黄金时期在历史上肯定并不多见。中国在五四以后有过这么一段。这种情况下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文学后面有一个全新社会思潮的强力推动，有一只看不见的历史之手。我们可能只是写了几块瓦片，但历史的五彩灯光，使它们在那一刻像钻石一样耀眼。 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 王尧：八十年代中期你和一些作家的变化，改变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创作路向。当时读《爸爸爸》，觉得不像你以前的作品那样好懂了。原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非常注意情节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写大场面，到了《归去来》、《爸爸爸》，有变化。艺术上的新变化应该也跟当时思想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吧？ 韩少功：到一定的时候，文学的政治和思想能量逐步释放完毕，或者说能量开始向其他层面转移。到八十年代中期，新闻、理论、教育等方面的解冻陆续实现，文化生态趋于平衡，文学一马当先孤军深入的局面大体结束。在当时启蒙主义的框架之下，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等，这些节目已经基本出尽，思想井喷的压力逐步减弱。往下还能怎么写？很多人说：写性吧。事实就是这样。性解放成了人道主义最后和最高的一个叙事主题，文学开始进卧房，解裤带了。 但一次能量巨大的思想解放，不光会触及文学的内容，肯定也会触及文学的形式，不光会触及“写什么”的问题，肯定也会要触及“怎么写”的问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举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很多作家受到刺激和启发，转向文学自身的反省，不满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满意“人物”加“情节”再加“主题”这样的小说配方。当时有过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论。一些激进的作家认为形式就是一切，呼吁一场形式的革命。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当时的作品，就可以看出很多实验小说那里，情节破碎了，人物稀薄了，主题模糊了，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这“要素”那“要素”都不灵了。倒是有些新的要素成了实验作家们的兴趣焦点，比如说意象，比如说氛围。我记得有一本介绍凡·高的书说过：画家们突然发现空气不是透明的，空气里很丰富的东西，应该把它们画出来，这一点几乎就成了欧洲印象主义绘画运动的起点。可以说，意象、氛围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八十年代中期部分小说家突然发现的“空气”。 王尧：对于一般读者大众来说，这些新冒出来的小说不容易读懂了。 韩少功：人们总是想读懂小说，似乎抱着一种对理论和新闻的期待。湖南老作家康濯说他在国外参观画展，没看懂一幅印象派的画，问讲解员：这是画的什么东西？讲解员回答：先生，这不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情绪。我们看王羲之的字，听贝多芬的音乐，其实也不一定“懂”，但仍会有情绪上的感受。当时很多作家就是要用小说来实现绘画、音乐的效果，至少使小说增添这样的效果。内容退到后台，形式进到前台。理解退到后台，感觉进到前台。陈村写过一篇小说，叫《一天》，或者是《张三的一天》，我记不太清了。小说是这样写的：张三这个人看到了第一盏路灯，看到了第二盏路灯，看到了第三盏路灯……在车间里做了第一个零件，做了第二个零件，做了第三个零件……通篇都是这样，简直单调沉闷得不得了，读起来烦。好，你烦就对了，你觉得单调沉闷就对了。作者要的就是这个情绪，张三这个人物的生活就是这么单调沉闷的。作者把小说的内容变成了形式本身，“写什么”变成了“怎么写”本身，但读者可能不大习惯，觉得这篇小说里什么也没有。 王尧：《爸爸爸》有寓言的风格，但传统的寓言一般是要引出教训、启示，但《爸爸爸》没有这样单一的主题。 韩少功：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你经历和感受了这个公园，这就够了。 王尧：一些评论家把这篇小说当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实就思想的多义性来说，它似乎更接近西方现代哲学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作者对生活与历史抱着一种“测不准”的态度。这种东西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倒是不太多。 韩少功：所以也有人说这篇小说是“现代主义”的。当时他们对这种风格很偏爱，鼓动我上一条流水线，说接着往下写吧，写十个这样的中篇或者长篇。 王尧：我想，你自己肯定会犹豫。 韩少功：自我重复不是一件能让人打起精神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先锋小说很快也进入了形式化和模式化，让我有点始料未及。这种小说破了人物、情节、主题三大法统，远离戏剧然后接近绘画、音乐、书法，展现出一个“怎么写都行”的大解放。但这个挑战很快就空心化了。新技术像旧技术一样，再次淹没和封闭作家的心智。仿卡夫卡，仿博尔赫斯，仿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泛滥成灾。到八十年代末期，几乎任何一个大学生，都可以从衣袋里掏出几首朦胧诗，掏出一篇意识流小说，恭恭敬敬地呈送到编辑面前，无不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实在让人难分高下。荒诞成了一个模式，谁都可以玩一把。冷漠和孤绝成了一个模式，什么鸟都可以玩一把。这反而让我感到深深的困惑。 技术无罪，技术化才不是好事 王尧：当时“内容”、“思想”等等几乎成了文学圈内的贬义词，作者们对形式的迷恋到了空前的程度。 韩少功：重形式和重技术是欧洲传统。他们的“艺术”一开始就是指“技术”。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家”artist与“工匠”artisan、craftsman，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义词，在中国人看来很奇怪。如果中国人说哪个艺术家是“匠人”，有“匠气”，简直就是骂人。 王尧：中国的文化人一般来说比较鄙薄技术。 韩少功：技术不是坏事。李陀一直呼吁作家们重视技术，尤其是一些通俗文学作家不重视技术，在他看来是很奇怪的。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看作天才，而不看成工匠。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算是西方化了，但缺少西方的技术教育和训练，谈技术羞羞答答，不敢往深里和细里讲。你看现在一些西方的电影理论，过了几分钟该干什么，过了十几分钟该干什么，都有成套的规定。在这一传统的惯性推动下，西方的现代派艺术也很快技术化了。法国作家罗布格里耶到海南，与我们谈他的小说与电影，只谈物体发出的声音，说他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对声音的关注。听他一席话，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录音师。 王尧：现代派拒绝了旧的技术，但发明了一套套新的技术。 韩少功：技术无罪，技术化才不一定是好事。看有些人的作品，我和一些朋友当时觉得可以写出一本技术手册。比方过了几分钟该荒诞一下，过了十几分钟该朦胧一下，过几分钟该野性一下，或者该绘画感或音乐感一下，可以列出方程式。那时候我们开过玩笑，说可以编一本《现代派诗歌常用两百句》，老百姓读了，都可以出口成诗。 王尧：你曾经在《夜行者梦语》中，讽刺很多现代派文人成了“技术员”。 韩少功：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缺乏对技术的执着和细心，从来都有一种内容主义的倾向。古人说“文以载道”，是道德挂帅的。孔子说“诗无邪”，强调“尽善”高于“尽美”，都是把思想评价摆在艺术评价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新技术开发运动很快在中国结束，王蒙、史铁生、李锐、莫言、余华、格非、林白、蒋韵这一些先锋作家也告别形式迷宫，不那么奇奇诡诡折腾人了，陆续返回现实生活。《许三观卖血》、《北京有个金太阳》这一类作品，大体上又有了平实的面貌，内容重新走向前台。 王尧：当时出现了“新写实”的概念。 韩少功：大多数先锋作家其实都是广义的“新写实”，现代主义精神融入了一种朴素、冷静、平实的描写风格，不那么张牙舞爪咄咄逼人。但这时候的“实”，是市场化的“实”，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一部分文学家迅速世俗化和利欲化，精神逆子们的大举还俗，以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打底。有一篇号称十分“前卫”的小说，居然只是把五星级宾馆里的豪华景象写了个遍，字里行间充满着贪欲，流着哈喇子的那样。还有一本十分“前卫”的诗集，大约有一半的篇幅，是写作者如何在广州和深圳嫖娼，差不多就是把西门庆请入了诗坛。这些作品还得到很多评论家的叫好。连方方、张欣这些最会写“实”和写“俗”的作家，当时也表现出困惑，连一些港台作家也大跌眼镜。 王尧：你在《夜行者梦语》一文中说，虚无主义与实惠主义在中国组成了精神同盟。 韩少功：在我的感受中，小说不好读了，不解饥渴了，十几页黑压压的字翻过去，脑子里可能还是空的。自己的好些小说也是这样不咸不淡，不痛不痒。读小说成了一件需要强打精神不屈不挠的苦差事，比读理论和读新闻还要累人，岂不奇怪？不管是传统还是先锋的小说，这时候都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稀薄。我这里指现实生活的信息，也指审美和思想的信息。小说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再加点男盗女娼，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人们通过日常交往和新闻报道，对这一切其实已经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小说不过是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把剩饭。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劣质信息和病毒信息爆发，也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某些恶劣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升级竞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小说里。有一些戴着红帽子的“主旋律”小说，其实也脏得很，改革家总是在豪华宾馆讲着格言，在美女记者的崇拜之下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各种文字窥视和文字按摩。 王尧：九十年代以来，这一类审美的困惑和道德的困惑在作家中是比较普遍的，不是说作家现在不会写小说了。 韩少功：这不是才华或者方法的问题。很多小说家的内心似乎无法再激动起来，文坛“心不在焉”。以前有一段时间，文学成了政治宣传和道德宣传，是文学的自杀。现在有些作家自诩“纯文学”，好像遗世独立，与政治和道德了无干系，其实也很可疑。一个叫单正平的朋友曾对我说：否定作品的道德性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成见：据说《金瓶梅》如果是淫书，那绝对是因为读者心术不正；你要是高尚的读者，就读不到其中的淫秽，只能感受到艺术之美。这个假话一直没有人敢正面驳斥。托尔斯泰当年对莎士比亚的指责也许不对，但他评价文学的精神性尺度，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王尧：需要有一种新的力量来打动心灵。 韩少功：读者也出现了“心不在焉”，就是说，我们叙事环境和受众市场也在变化。当年鲁迅写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在很多现代青年看来，阿q可能纯粹是一个搞笑的料，没有什么可“怒”的，更没有什么可“哀”的。罗中立一幅《父亲》的油画，在八十年代还能激起人们的感动，但在九十年代的很多观众看来，什么糟老头子？纯粹是一个失败者，可怜虫，倒霉蛋，充其量只能成为怜悯对象。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这一类反应。 在我看来，一个新的解读系统正十面埋伏，主流受众对作品的解读已经流行化了，格式化了，使我们的写作常常变得尴尬可笑。以前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现在的很多读者只能“见利”和“见欲”，任何信号都会被他们的脑子自动翻译成一个东西：利欲。利欲就是一切。你就是呕出了一腔鲜血，他们也可能把它当作做秀的红油彩。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也许就是美国那个杰姆逊说的“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意识形态不光是一种思想了，它开始向感觉和本能的层面渗透，毒化社会的潜意识。当然，我得说明一下，我这里不是指所有的读者和观众——我们对受众的丰富性还可以抱有期待。 思想与感觉是两条腿 王尧：那个时候你断断续续的写过一些短篇中篇，但是成形的还是一些随笔，那些思想随笔在读者中开始有影响。 韩少功：我比较笨，碰到这种情况，没法用小说来实施抵抗，只好逃到散文里去。我发现随笔的好处是可以直言，可以用直言来搅乱受众的感觉流行化和格式化。 王尧：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思想型作家。 韩少功：我原以为这是一个很让人委屈的说法，现在觉得是个很光荣的帽子，有点受宠若惊，担待不起。我曾经以为，感觉是接近文学的，思想是接近理论的。一个作家应该以感觉为本，防止自己越位并尽可能远离思想。所谓“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曾经是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我也算是马马虎虎地接受了。但是九十年代的文化生态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所怀疑。我们很多作家在唾弃思想以后，是感觉更丰富了，还是感觉更贫乏了？是感觉更鲜活了，还是感觉更麻木了？翻翻现在的某些小说，人们对自然的感觉，对弱者的感觉，对劳动的感觉，对尊严和自由的感觉，在越来越多的小说里熄灭。连写酒吧泡妞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套路，每隔十页上一次床，每隔三十行来一句“白白的”、“丰满的”，所谓个人的、原真的、鲜活的感觉在哪里？ 我在家门前见到过一出交通事故，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开车把一个打工仔撞倒在地。我惊讶的是围观者们的反应。有人说这老板要倒霉了，得赔个八千一万吧？有人说这个打工仔要倒霉了，自己违规骑车撞死了也白撞……但在场的围观者们，没有谁急着要救人，好像对血迹已经没有感觉。或者说，大家对血迹是有感觉的，但感觉不是指向生命，只是指向钱，已经被锁定。 王尧：除此而外，也有鲁迅写的那种看客心理。 韩少功：在这一地鲜血面前，你分明可以感受到感觉的封闭。你用再多的鲜血，也无法打破这种封闭。一只鸡，看到鸡血也要发抖的；一只羊，看到羊血也要腿软的。但人看到人血的时候只计较钱，这正常吗？这是“回到感觉”吗？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操起思想的快刀，才能杀开一条感觉通道，使人们恢复对鲜血的正常感觉。 王尧：你的《感觉跟着什么走》发表在《读书》上，对感觉与思想的关系作过一些清理。从那篇文章里，可以多少感觉到你写作随笔的动机，还有写作《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思想源流。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你在小说化叙事中加进了很多思想随笔的因素。从手法上看是这样，实际上你是把很多思想和思考发挥了出来，造成这样一种新的文体功能。这不意味着你要做出一篇论文写一篇论著，实际上还是为文学服务，像前面说的那样，是为了拯救感觉，解放感觉，寻找某种新的感觉通道。《暗示》虽然议论很多，但感觉还是那样细致、绵密，被语言遮蔽的许多具象重见天日。 韩少功：那正是我想达到的目标。如果说我在写作中运用了思想，更多的时候只是为了给感觉清障、打假、防事故，是以感觉和感动为落脚点的。我并没有当思想家或理论家的野心。 王尧：并不在学术迷宫里纠缠，这就是韩少功的聪明之处。 韩少功：我有时候想起古人的一些说法。为什么某种对文艺的怀疑浪潮似乎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墨子就不喜欢文艺，说“凡善不美”，认为善与美总是对立的。柏拉图也认为文艺与哲学永远是对头，被钱钟书先生译成“旧仇宿怨”。这样一些“卑艺文”的观念，后来在历史上多次再现，比如在宋明理学那里还达到新的高峰，连大诗人陆游都不好意思写诗了，一写诗便有点犯罪感，觉得自己不务正业。我们可能不宜简单地以为，那只是几个呆老头子的刻板和迂腐。 王尧：需要看看他们所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文艺，什么时代的文艺。 韩少功：对于人的精神来说，思想与感觉是两条腿，有时左腿走在前面，有时右腿走在前面。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社会想象成一个人，恐怕也是这样。思想僵化的时候，需要用感觉来激活。感觉毒化的时候，需要思想来疗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漫长的历史中，每个时代都有文艺，但并不是每个时代的文艺都是人类精神的增长点。我猜想古人们有时会碰上一个文艺繁华但又平庸的时代，一个文艺活跃但又堕落的时代，才有了上述一些怀疑。“卑艺文”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原因很可能是文艺本身在周期性地患病，正如思想理论也会周期性地患病。 俄国有个思想家叫别尔嘉耶夫，有幸遇到了一个文艺生机勃勃的时代。他说文学家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的贡献高于哲学家，他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引用的文学成果远远多于哲学成果。 叙事方式从来就多种多样 王尧：因此文体应该永远是敞开的，或是文学向理论敞开，或是理论向文学敞开，边界在不断打破中重新确立，结构在不断瓦解中获得再造。从你的文体实验来看，散文和小说也是可以融和的。我也和方方讨论过这一问题，她说《暗示》只有韩少功能够写，这是小说的一种写法。 韩少功：一种文体的能量如果出现衰竭，文体就自然会发生变化。我看南帆、蔡翔与我也差不多，也在尝试理论的文学化，或是文学的理论化，与有些作家的尝试殊途同归。把理论与文学截然分开是欧洲理性主义的产物，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东西，中国的散文传统就长期在这个规则之外，《圣经》、《古兰经》也在这个规则之外。但跨文体只是文体的一种。叙事方式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你深入进去了，知道每种方式都有长有短。世上没有完美的方式，须因时、因地、因题材对象而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有盛有衰，有起有落，不会永远是一个丰收的园子，也不会永远是一个荒芜的园子。 王尧：某些传统小说的因素在你的新作里仍然存在，比如人物和情节。但似乎你并不时时把它们当成写作的重点，相反，某一个方言词语，某一个具象细节，甚至某一段历史，会占据作品里很大的篇幅。你是否觉得人物与情节已经不足以胜任你的表达，因此你必须经常跳到人物与情节之外来展开叙事？甚至展开了思考与议论？ 韩少功：人物与情节一直是小说的要件，今后恐怕还将是小说的要件，将继续承担作家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表现。但叙事的对象不会一成不变。以前作家眼里只有人物，还有人物的情节，下笔就一场一场往前赶，其余的都成了“闲笔”，甚至根本装不进去，这是受制于我们日常肉眼的观察，受制于我们戏剧和小说对生活的传统性理解，无非是把“个人”当作了人的基本单元。在二十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各种新成果产生之前，我们看人也只能有这样的单元。随着人的认知和感受范围的扩展，叙事单元其实可以大于“人物”，比方说叙人群之事：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前几章写到“王琦瑶们”，把一群人当成一个角色，有点社会学和民族志的笔法。叙事单元也可以小于“人物”，比方说叙琐屑细节之事：我在《暗示》中讲过一个动作或者一顶帽子的故事，至于“人物”则暂时搁置。这正像牛顿的世界是以米为测量单元的，是一个肉眼所及的常规物质世界。当更加宏观和更加微观的科学体系诞生，光年和纳米同样成为了重要的测量单元，我们的世界就不仅仅再是牛顿眼中的世界了。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大于“人物”和小于“人物”的认知和感受纷纷涌现，我们的叙事会不会有变化？肯定会有的。王安忆写“王琦瑶们”，就是超人物和超情节的写作，事实上，也是她书中最为散文化的部分。 王尧：跨文体本身也不会拘泥于一式一法，在作家那里有不同的尝试。 韩少功：一般来说，小说有点像日常性的中景摄影，机位已经固定，看人总是不远也不近。散文呢，没有固定机位，镜头可以忽远忽近，叙事单元可以忽大忽小。蒋子丹最近写一本《边城凤凰》，也发现了这个好处。 王尧：把散文因素带进小说，作为叙事方法的一种，我想一部分读者对此是可以接受的。俄国人以前就不怎么区分小说与散文，只区分“散文”和“韵文”。 韩少功：我发现，没有怎么接受过正统文学理论训练的人，倒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不三不四的写法。有一位退休老太太对我说，我的《归去来》、《爸爸爸》那一类她都看不懂，也不喜欢，倒是《暗示》能让她读得开心。我问她难不难懂，她说太容易懂了。 王尧：文体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文体变化表现出作家眼中世界的变化，表现出作家们知识角度和知识方式的变化。中国的大众太大，需要多种多样的小说。我注意到，经过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流，像你这样的一部分中年作家，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似乎在重新苏醒，与八十年代作家们急于回到个人的情形构成了一个对比。 韩少功：文学有社会和政治的功能，在某些局部的、短暂的环境里特别是这样。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一个较大的空间来看，文学的具体功利作用又非常有限。世界上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学累积，但是世界大战要打还是打，歌德和但丁都无法阻止；专制暴君要出现还是出现，《红楼梦》也无法阻止。烦恼、忧郁、堕落、自杀这些东西决不会比几千年前少。我们的文学似乎没有使人心或者人性变得更好一些。当然，这种遗憾，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同样适用。但是反过来说，文学的社会功能很有限，不应该成为作家们漠视社会的理由。哪怕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若没有深远和广阔的社会关怀，“个人”就只是一具空洞的皮囊。关心个人，是关心社会中的个人。海德格尔说过：冷漠相处也是一种共处，与互不相关是绝不相同的。尼采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吧？但他若不是焦虑于社会现实，会为自己的一条领带或一次性交突然在大街上发疯吗？现在很多人想当尼采，但心底里只惦记着自己的领带和性交，所以一时半刻恐怕当不成。 王尧：文学家不能最终改造社会，文学家又不得不关注社会。这好像是一个悖论。 韩少功：是一个悖论。好的文学一定是关怀社会的文学，但好的文学不一定能改造社会，至少不可能把社会改造成文学所指向的完美。一个石子确实能在水面激起水花，但过了一阵水面就会恢复平静。这样说可能过于悲观，可能忽略了激起水花的意义。 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对称 王尧：你在国外有过一些访问，根据你的体会，西方的汉学界对中国的这些问题有一些什么反应？ 韩少功：我了解的情况不太多。大体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译到国外的还是比较多的，至少比理论的出口要多得多。国外读者关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变化，一些汉学家热心地推波助澜，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桥梁。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汉学家很正派，也很聪明，你同他们打交道会觉得很舒服，交流一个眼色也很会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也有些人热情万丈，却让你找不到什么话题，不知如何开口。比方说，他们把这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卡夫卡”，把那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福克纳”，把你们都评选为欧美文学的优秀学生，就高兴了，满意了。另外有些人，可能真心地热爱着中国，不惜把这个细节说成是“道家”，把那个造句说成“禅宗”，时时都想在你身上找出什么国粹，恨不得你给他们变成一个文学兵马俑，这样他们就高兴了，满意了。 王尧：所以，东西方对话仍很困难，人家不跟我们对话。 韩少功：从晚清以来，中国关注和研究西学的，大多是中国的一流人才。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茅盾、傅雷、萧乾、巴金等等，都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梁实秋还说过，希望每个优秀作家都来翻译一本西方著作。我们是在焚香沐浴、五体投地、恭恭敬敬地来学习西方呵。中国文化在西方哪有这种地位？你能想象哈贝马斯或者华勒斯坦这样的大学者来学习汉语？能想象君特·格拉斯或者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当红作家来翻译中国小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学只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支流，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就像尼泊尔学或者孟加拉学在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像西学已经在中国的知识格局里成了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是不对称的，即便看似对称了，两端也各有信号的增放或损耗。 王尧：对于弱势文化而言，国际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国外可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体制也不一样。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中国著名作家也是很优秀的翻译家。谈到这个话题，我知道你翻译过威廉·毛姆、多丽丝·莱辛、雷蒙德·卡弗等人的小说，还翻译过散文集。我想请你介绍自己翻译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况。 韩少功：翻译只是我读书的副产品。这个作品是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的时候，一个美国作家送给我的。后来我向几个出版社推荐过这本书，可能当时昆德拉的名气还不够大，一般的翻译者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出版社说没人愿意接手。这样，我只好自己动手，请我的一位姐姐帮忙，她是在大学里面教英文的。这本书在当时的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拿到我们的译稿以后，专门请示了外交部有关部门。对方说不宜出版，担心会影响外交关系。后来出版社变通一下，作为“内部出版”物处理，又让我们把书中一些比较敏感的词语或段落作了些删除。比如“共产党”常常被改成“当局”，文字上不那么刺眼。 王尧：这叫技术处理。翻译界和读者对这些情况并不清楚，后来有人提出一些意见，误解了你们。 韩少功：有些误译是应由译者承担责任，没有什么误解，出手匆忙也不成为理由。但有一些是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通和妥协，译者没办法承担责任。后来我们这本书在台湾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但修订版在内地始终没有面世，因为内地出版社没有拿到版权。好多家出版社都去找昆德拉谈过，据说最后是译文出版社谈成了。有一个叫许均的教授准备依据法文版再译这本书。不久前，他和我有过一次笔谈，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王尧：和中国的伤痕文学比，你觉得昆德拉的小说有什么不同？ 韩少功：中国的伤痕文学大多是政治批判，昆德拉多了一条：人性批判。中国伤痕文学大多是讲故事，昆德拉也多了一条：随笔笔法，比如，书中《误解小词典》那一章，就是随笔式的。但他的人物造型能力不是很强，托马斯、特丽莎都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 王尧：中国文学界一直有些人在关注“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有一个诺贝尔情结，经常炒作出一些新闻，不知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韩少功：这是中国文学界缺乏自信心的表现。诺贝尔奖确实奖励过很多优秀作家，但也不是没有过错漏。崇拜这个奖，咒骂这个奖，都是太把它当回事。世界上有这么多奖，热闹一点也好，算是一种阅读代理和作品推荐。但任何奖都不意味着奥林匹克冠军。文学不是体育，也不需要这样的冠军。瑞典是个不大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省。假如青海或者宁夏的十几个教授，占据最高裁判的地位，要评全国性文学大奖，北京和上海的人就那么服气？就不会说三道四评头品足？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并不会因为这些评奖而发生什么变化，倒是评奖机构的声誉会因为评奖而发生变化，所以评奖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劳累了一番，还承担风险。不久前一个大老板对我说，他准备拿出一大笔钱，折腾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世界性文学大奖，奖金要超过诺贝尔奖。我说拉倒吧，你得慎重，别自找苦吃。 王尧：中国作家可以平常心地看待这个奖。 韩少功：该关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来操这个心。 鸟的传人——答台湾作家施叔青 访谈 鸟的传人 ——答台湾作家施叔青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香港版《施叔青访谈集》，后由笔者加以订正。 问题小说 施叔青：“文革”似乎改变了你的一生。听说你本来志在数理化，是这样吗？ 韩少功：“文革”开始，我才十三岁。父亲不主张我读文科，认为那样危险，要我学好数理化，以后当个工程师什么的。我对数理化也很有兴趣，初一就把数学自学到初三。一九七七年考大学前夕，我还一天攻一本，不到十天自学了高中全部数学课，结果一进考场拿下九十七分。这当然是后话了。我下放农村当知青的时候，数理化一点也不管用，全国的大学都关闭了。我只能在乡下编写点黑板报，写写公文材料，自己偷偷写点诗歌，算是自得其乐。一九七四年以后，形势稍微松动，我可私下读到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在这之前，看得到的只有马列文选，毛泽东文选，还有鲁迅一本薄薄的杂文，与梁实秋、林语堂笔战的那些，政治色彩比较浓。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我自己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算是有了手抄书。 施叔青：你自陈一九七八、一九七九的作品是你“激愤不平之鸣”，已经摆脱“文革”时违心的歌功颂德。 韩少功：我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发表作品。当时政治审查制度很严，自己也缺乏反抗的勇气和觉悟，所以大多作品具有妥协性，顶多也只是打打“擦边球”，用当时圈子里莫应丰的话，叫做搞点“老鼠”战术。有一次我署名“小暑”，就是“小鼠”的谐音。我们那个圈子有莫应丰、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等人，大家都迫切期盼创作自由，希望有朝一日能说真话。我当知青时的那个汩罗县，农村生活极度贫困，有一个生产队，社员劳动一天只得到人民币八分钱。这还不算最差的，有的社员劳动一年还要倒赔钱。在那种情况下，违背良心讲假话，实在是很卑鄙。十九世纪俄国和欧洲那些批判意味很浓的文学作品，刺激了我们为民请命的意愿。但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后，我们才找到了发出声音的机会。 施叔青：你当了六年知青，接触到很多农民，使你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是怎样的与农民有缘”。可否谈谈对农民的看法？ 韩少功：农民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朴质而善良，有很可怜的一面。但他们也不是没有缺点。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支持他们反对腐败官僚，与他们联名贴出大字报。没想到他们太不经事，受到一点压力，马上向干部揭发我，说我是后台和主谋。我当时家庭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这不害惨了我？干部把我抓到台上大会批斗，就是这种出卖的结果。但细想一下，苛求农民也不应该。你可以跑，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儿，跑不了。你来去一个人，他们有一家老小在那里。所以他们胆小自有胆小的理由。我并不恨他们。在农村当知青那几年，我还办过农民夜校，自己掏钱编印教材，普及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让他们知道巴黎公社是怎么回事，让他们明白“从来没有救世主”，希望他们有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我后来发现，这种启蒙的成效很小。 施叔青：《回声》里的知青路大为就是你自己吧？ 韩少功：有一点影子。这篇小说表达了我对农村生活的一些感受，对“文革”做了一些剖析。“文革”的特点，一方面是最专制的，一方面又是最无政府的。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那一段，很乱，谁都可以立山头，谁都可以有枪。我的政治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读马列呵，读托洛次基和布哈林呵。下乡前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找母亲要钱，只买了一套《列宁选集》，四大本，十二块钱。这在当时是很贵的。这种政治狂热直到后来才有了变化，起因是一九八一年的大学学潮。那一次学潮太让我失望了。年轻人在学潮中争权夺利，民主队伍内部迅速产生专制，使我对自己的政治产生新的反省。我觉得自己的红卫兵梦还没做完，还以为革命可解决一切问题。这实在太天真了，太可笑了。 施叔青：《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四月号刊登了你早期的精彩之作《月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少人说这篇小说很“反动”。台湾电台广播了，你还接到几百封农民来信，那些信都支持你仗义执言农村的贫困。月兰这位农村妇女难为无米之炊的惨状，你写来凄婉动人。 韩少功：其实，我只是写出真实情况，月兰几乎是实有其人。《西望茅草地》中的农场场长张种田也是有原型，是我很熟悉的一类干部。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属于山沟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革命造就的权威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在和平建设时期显得很尴尬。 施叔青：张种田这人物塑造的成功，在于你没把他平面、简单化，不像早期的伤痕文学一样。你写出了他个性的复杂，给人又可悲又可恨的感觉。 韩少功：当然这些作品的毛病也很多：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我现在回头看，并不满意。青年导演吴子牛曾想把《西望茅草地》拍成电影，青年电影制片厂也立了项。但剧本送到农垦部审查，领导觉得不满意，认为它涉嫌丑化老干部形象，结果给毙了，没通过。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当时很多老干部复出，农垦部觉得不能给他们抹黑。 施叔青：剧本还得先给农垦部审查？ 韩少功：我写农场，大农场都归农垦部管，所以剧本必须先通过农垦部的审查。当时的规矩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不过这篇小说还是获得了一九八〇年的全国小说奖。北京的编辑朋友告诉我，你获奖不容易呵，几次都已经出局了。后来《人民文学》编辑们喊出“誓死捍卫《西望茅草地》”的口号，到最后时刻才把它保了下来。 施叔青：你早期的创作由于题材限制，都是采用现实写实主义的写法。可能这比较配合你当时的文学观？ 韩少功：那时候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这样。文学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一种很功利、实用的写作，每一篇都针对一个现实问题，有很鲜明的思想主题，有很强烈的理性色彩。 施叔青：是否因为你出道太早，早期作品都带有老右作家的习气，像个马列主义的小老头子？ 韩少功：我们知青这一代，还有你说的老右那一代，都是学马列主义长大的，所受的文化教养就是那样，对文学的理解就是那样。投枪呵，刁首呵，旗帜呵，炸弹呵，脑子里就是这样一些词。这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当时不只我一个，贾平凹、张抗抗、陈建功、刘心武，等等，都在写问题小说，都写得比较粗糙。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我对此并不后悔。你要知道，作家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作家，有时候作家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 施叔青：后来由于什么样的契机，才改变了你的创作理念？ 韩少功：我读大学时，与莫应丰等朋友一道在大街上和校园里，发动了湖南最早的“民主墙”运动。后来我又参加过学潮。正是这一系列亲身体验，使我对自己的政治行为有所反省。挞伐官僚主义，抗议特权，揭露伤痕，要求民主和自由，这些固然很重要，但政治和革命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另一方面，具有良好效益的政治和革命，需要哪些文化的和人性的条件？一想到这一层，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国门大开，很多西方的学术和文学作品一拥而入，使我们受到刺激和启发，眼界大开。我希望自己对人性、文化有更多的关注，对新型态的小说有所试验。至于后来把小说写成那样子，则始料不及。 楚文化 施叔青：从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四年，很多知青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自己的文化背景：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搜寻陕西古老秦汉文化的色彩，李杭育的葛川江吴越风情小说、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等，开始一片寻根声浪。你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的《文学的根》，是最早自觉地阐述这种寻根意向的文章。 韩少功：很多知青作家关注本土文化传统，与他们的经历可能不无关系。他们或是当下放知青，或是当回乡知青，接触到农民和乡村，积累了一些感受和素材。你应该知道，礼失求诸野，很多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保留在农民和乡村那里的。就算是“文革”中的“横扫四旧”，农村受到的冲击也相对少一些。 施叔青：听说“寻根”是你和叶蔚林一些湖南作家聊天聊出来的，能否谈谈酝酿的过程、当时的时间空间，以及你的心态？ 韩少功：这个话题我同叶蔚林聊过，他很感兴趣。我也同外省的一些作家聊过，比如，李陀、李杭育、李庆西、陈建功、郑万隆他们。一九八四年杭州会议期间，还有一些搞理论的朋友也参与其中。大家当时都有同样的感觉，怀疑“问题小说”写到那种程度以后，再往下还怎么写？很自然，大家也都会谈到，文学中政治的人怎样变成文化的人。当时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关注，比如杨炼和欧阳江河的诗歌，比如谭盾的音乐。谭盾是湖南人，当时到了美国，写作《风》、《雅》、《颂》那一批作品，技巧是现代的，精神气质又是很东方的，有种命运神秘感、历史的沧桑感，让我吃了一惊：呵，音乐还可以这样写！ 施叔青：有一种看法，中国作家“寻根热”的崛起，是受了美国黑人作家《根》这部作品，以及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是这样吗？ 韩少功：《根》说不上，起码我一直没看过这本书，只在英文课本里读过一段。马尔克斯倒有点关系。杭州会议的时候，马尔克斯已经获得诺贝尔奖，但作品还未译成中文，仅有《参考消息》上一则介绍《百年孤独》的文字，还有他接受德国记者的访谈。我想很多作家都注意到了他的大体倾向，还有他的意义。在他之前，我读过日本人川端康成、印度人泰戈尔，还有美国黑色幽默的作品。我在《文学的根》中都提到这些，指出它们属于那种有根之作。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国人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四旧”的问题，接上文化传统的问题，还面临着一个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我担心那种简单的复制。在我看来，复制与引进是创造的条件，却最终不能代替创造。 施叔青：广义的来说，确实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引入，才触发了大陆作家的寻根热？ 韩少功：可以这样说。没有西方文化的进入，就不会有我们对本土文化的新认识。文化一定要有参照，各自的特点才能显现，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要是没有女人，我们如何认识男人？但寻根并不意味着文化排外。一九八一年王蒙写意识流，北岛的《波动》采用意识流方法更早，一九八〇年已经印在油印册子上了。我对这些新方法都很感兴趣。在北京与北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花了五十块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五十本《今天》杂志，到处赠送给朋友们看，包括推荐他的意识流写作。那时候作家开始有世界眼光了。以前是国内没有的，我就写。后来是世界上没有的，我才写。一种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开始逐步展开了。 施叔青：身为楚人，你重新审视你文学的根，它是深植于楚地的。对楚文化历史的回顾是你回归的第一步吧？ 韩少功：湖南历史悠久，民性强悍，在远古是化外之地，属于“北越”和“三苗”的范围。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是周天子没有赐封的，没有承认的。楚地的居民，在历史上大多是失败的民族。上古传说黄帝战胜炎帝，炎帝南逃，就逃到了到湘西和黔东。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当然有交流，曾被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到排斥，是一种不够正统的文化，至今主要藏于民间。尤其是湘西的苗、侗、瑶、土家等少数民族，由于躲在深山老林，由于被孔孟之道洗脑较少，保存的古文化遗迹就更多些。那里的人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能歌善舞，唤鬼呼神，很容易让你联想到《楚辞》。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人们至今还能从民间活动中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有一种说法，可能是李泽厚说的：楚人崇拜鸟，是鸟的传人，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差别。 施叔青：据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说，他们的祖先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便向西南迁移，楚文化流入湘西是有根据的。礼失求诸野么，反而少数民族还遗留了楚文化的祭祀、风俗、信仰，等等。 韩少功：“少数民族”是很晚近的说法。在孙中山的时代，中国叫“五族共和”，只有五个民族得到承认。一九四九年以后，划分出了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以前大多被看成汉族，不过是汉族中所谓开化程度较低的，比如湖南人就是“蛮”。据考证，湖南土家族就是古代的巴人，从巴蜀之地迁移而来，所以楚文化中也有巴蜀文化的成分。土家族有语言，没文字，历史记忆靠歌舞来表现，一部史歌可以跳上几天几夜，从开天辟地一直跳到大迁徙、战胜野兽、生儿育女，等等。侗族在五十年代以前只是苗族的一部分。据侗族学者林河说，他们至今保留了生殖器崇拜，保留了傩文化，等等。 施叔青：你是不是想找寻一种原始的粗犷之美？你以湘西为背景写了一系列颇有风土色彩的作品，你是如何将楚地文化的因子融入你的小说？ 韩少功：有人从《爸爸爸》中读出了湘西背景。其实我的取材不限于湘西，也包括湘东，就是我插队务农的地方。说实话，我一写到乡村，写到山林和河流就比较有感觉，但我不大看得起那种刻意的地域色彩，刻意的奇风异俗。那些东西充其量只是一种表层外壳，是一种包装。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找寻楚文化的精神，比方那种人神相通、包容天地的境界和情怀。你可以叫它浪漫主义，也可以叫它超现实主义，其实都无所谓。 寻根文学 施叔青：体现你寻根口号的第一篇小说，是一九八五年写的《归去来》。小说的语言、气氛与以前批判现实的问题小说完完全全两样。你是如何走入《归去来》的神秘、犹豫气氛的？ 韩少功：这就说不太清楚了。有两个朋友要去乡下，去他们插队的地方看看，我陪着他们去。一到了那里，他们觉得陌生，我觉得熟悉，熟悉者感到陌生，陌生者感到熟悉，这就怪了。我的写作冲动由此而起。回过头看，我以前读了一些庄老和禅宗的书，读了一些外国现代派的作品，可能对《归去来》的完成都有影响。到底黄治先是我还是别人？就像庄子问到底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这种自我的迷失，自我的怀疑，比较符合我当时创作的理想。当然，有些评论家说情节太弱，很多背景细节的点缀也同主题没有关系。不过我觉得主题不一定是思想，不能那样狭窄的理解。一种氛围情调也是能传达主题的，一种主题也可以是感觉性的。又有批评家说，《归去来》里有楚文化的因子。其实这也很难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并不能完全割断。 施叔青：你提到庄周梦蝶的启发。我注意到有一篇评论却认为，《归去来》对自我的游离，是在大陆开“魔幻主义的先河”。究竟得益于庄周的启发，还是得到马尔克斯的营养？到底是土还是洋？ 韩少功：神话不是拉美文学的专利品吧？中国也有很多神话，我无非在作品当中吸收了神幻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感受。不知你是否有过这种体验：我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无端地觉得那里很熟悉，好像我来过那里。这些感觉真实存在于生活之中，未必也是来自拉美？也是什么“洋”货？好比西医里有胃病理论，有心脏病理论，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洋货”，但不能说中国人以前就没有胃病和心脏病吧？ 施叔青：《归去来》注重氛围的营造，感性浓，比起理性很强的《爸爸爸》极为不同。后者像是以文学形式来演义一种哲学思想或是文化观。你自己说《爸爸爸》的主题是要“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弱”，构思过程中是否主题先行？然后再把题材和细节套进去？ 韩少功：我的创作中两种情况都有，一种先有意念，为了表现它，再去找适当的材料和舞台。另一种情况更多见，是先有材料，先有感觉和兴趣，包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冲动，然后在写作过程中来看这块材料如何剪裁，也许能剪裁出一个大致意向。在写过早期的“问题小说”以后，我自觉理性在很多时候帮倒忙，但也不否认，有时候能从理性思维受益。《爸爸爸》的情况是先有素材，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就是我下乡时邻居的小孩，是有生活原型的，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吃枪头肉”那一段，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文革”时湖南道县的一些农民就杀了一万多人，就是这样吃过人肉。在写作过程中，理性思考当然不完全是稍息，我并不相信那种“自动写作”的说法，作家“鬼画符”的事情不大可能吧？在《爸爸爸》里，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把裁缝和他的儿子写成一个保守派，一个改革派，都包含了我的思考和设计。 施叔青：《爸爸爸》主题的多义性，比起你早期《月兰》一类单义性的小说，其深刻程度和多面性的特点很突出。“文革”时期的主题先行、主题鲜明、人物单面，其实是很违反真实人性的。刚才你提到构思过程有理性的干预，动笔创作的时候呢？是一种含混的、说不清的情绪在推动，还是步步为营式的理性设计不时涌现？ 韩少功：我的写作并不完全排斥理性。要减少理性的负面功能，最好的办法不是躲避理性，不是蔑视理性，是把理性推到内在矛盾的地步，打掉理性可能有的简单化和独断化，迫使理性向感觉开放。我经常说，写作品不可能没有提纲，但最好的情况是写着写着突破了提纲，写时作者自己几乎失控。我还说过，作家对自己小说材料的掌握和认识，在写作中应该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过程。就是说，写到最后，作者有了领悟，还留下茫然，倒可能是一种较好的状态。如果把认识对象了解得清清楚楚了，对一切都有结论了，那肯定不是一种艺术品。 施叔青：你好像不耐烦重复自己，每一篇作品都希望有新的突破，可以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韩少功：有些作家可以用一种模式一股劲写下去，一出作品就是一个批量，但我不行，老觉得一重复就心慌。我希望每写一篇，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惊讶。当然，这种写作也不一定就好，实际上很难，往往是力不从心。但我愿意接受新的失败，不愿意接受旧的成功。 施叔青：你曾谈到语言陌生化。题材是否决定所用的语言？ 韩少功：题材与语言当然有关系，就像乐器与乐曲有关系。如果你选择了京胡，拉贝多芬可能就不大合适吧？但有些语言意识很强的作家，可用一种语言来处理任何题材，像法国新小说派。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还有些作家有几套笔墨，写农村是一套，写都市又是另一套。我羡慕那些语体意识很强的作家，因为语言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语言本身就携带了足够的信息，语言本身就暗含了经验、修养、人格，等等。但我得说明一下，我说的好语言，并不是指那种过分雕琢的语言。其实，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形式的痕迹反而消失了，所谓大象无形，入了化境。 作家的素质危机 施叔青：评论家吴亮认为在你的感性世界里，可看出恋母、恋妹的情结，如《空城》等等，但《女女女》对幺姑的否定，似乎使你超越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情结。 韩少功：我对此毫无自觉。 施叔青：《爸爸爸》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以一个部落来象征民族和人类，气势磅礴。《女女女》焦点则凝聚在一个女人幺姑身上。你是否有意识地从整体退缩到个人？ 韩少功：我没有刻意的设计，大体上还是有感而发。写《爸爸爸》的时候，要在《女女女》表现的感受和情绪早已存在，只是没找到一个借口，没找到一个载体。后来有了幺姑故事的触发，就有机会表达了。 施叔青：大陆作家以精神病为题材的作品不多，在那极端压抑的社会，不发神经病才令人不可思议，你的《老梦》、《蓝盖子》两篇作品都触到神经末梢，读来令人发抖。 韩少功：精神病是个很好的窗口，可透视人的内心深处，把常人掩盖的那部分打开了，因此可看到很多东西。但《老梦》没写好，我并不满意，以后有机会得再改改。 施叔青：近作《故人》写一个衣锦荣归的老华侨，回来要求看他以前的仇人，好像你又走回批判现实的路子。 韩少功：写作经常是因地制宜，好比窑匠看到一团泥，适合做钵子的就做钵子，适合做盆子的就做盆子。《故人》是写复仇心理。一个人从海外回来，同仇人相见，没有任何动作，也不说话，就是看一眼。这一眼看得可说惊心动魄，此时无声胜有声，把所有能做的动作都浓缩在目光里了。我看重的不光是批判现实，更看重这种特有的复仇方式。《谋杀》里也有暴力，但是梦幻化的那种。一个女人去参加不知是谁的追悼会，然后住旅馆，总感觉有人跟踪她，总感觉到自己不安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觉？恐怕也是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吧。从这种小说里，有些读者也可以看出现实批判，但有些读者可能看出的是魔幻现实。这就叫见仁见智。 施叔青：你自称中篇《火宅》（后改名为《暂行条例》，下同）为“改革文学”，其风格的确与寻根这一类作品迥异。以你写《月兰》时期颇有微词的现代主义手法，写出了一种特别的荒诞感，来揭露大陆官场的积弊。看得出你总是在变换手法，尝试小说的各种可能性。 韩少功：我对文体和手法兴趣广泛。最早接触的文学，是鲁迅、托尔斯泰那一类，后来又读过外国现代派小说，比如，卡夫卡、福克纳、塞林格等等，但也不是都喜欢。比如，法国新小说的西蒙，我就看不下去，觉得太晦涩难读了。我觉得实验性的小说最好是短篇，顶多中篇，长篇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作家如果想要玩玩观念，玩玩技法，有十几页就完全可以表现了，没必要写那么大一本来重复。卡夫卡的《绝食艺人》、《乡村医生》很精彩，但他的两个长篇我是跳着看的。我倒是爱读一些尤奈斯库的荒诞派剧本。 写《火宅》的动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虽然采取离奇、荒诞的方式，但在假定的大前提下，所有的故事在现实中都有所依据，可以说是假中有真。从这个角度来看，《火宅》在本质上是写实主义作品，同现代派关系不大。 施叔青：刘晓波批评“寻根派”，主张全盘西化，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是理性本位的，必须彻底抛弃之。你当然不同意他…… 韩少功：理性本位这顶帽子，充其量只适合儒家这个脑袋。刘晓波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庄和禅宗怎么说？也是理性本位？那些“因是因非”的多元论，与孔孟还是大有区别吧？再说，欧洲文化什么时候就不“理性本位”呢？几个现代派作家，加一个尼采，加一个弗洛伊德，就可以代表整个欧洲文化？说西方文明的主流是非理性主义，这个结论不知有什么依据。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庄禅哲学中的相对观、直觉观、整体观至今是人类思想的财富，可惜所知者不多。我们要做的，是研究这种智慧何以在近代中国变成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庄子如何变成鲁迅笔下的阿q。但你不能因为中国有了个阿q，就连坐庄禅，对中国的一切都自惭形秽。 施叔青：比较起来，中国作家似乎没写出重要的大作品，像“文革”那么大的劫难，反映这人类悲剧的作品，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韩少功：中国作家写不出大作品，主要还不是政治环境的束缚。以前这种束缚确实很厉害，但现在应该说还是比较宽松了。我常对一些人说，你要是写出一部今天的《红楼梦》，谁压得住你？就算在中国内地出版不了，你可以拿到香港、台湾去吧？可以拿到日本、美国去出版吧？问题是你拿不出，写不出。所以，没出大作品，主要是作家素质还存在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有自知之明的，不能怨天尤人。“文革”时右派作家受了苦，其中一部分至今停留在表面的控诉批判，超越不了伤痕，如张承志所说的，一动笔就“抹鼻涕”，没多大意思。其实很多知识分子在“文革”时相互揭发，互相整人，比工农兵还厉害。如果他们真像某些作家塑造的那么先知先觉的话，就不会有“文革”了。我们这一代知青作家也有缺陷和危机，主要是学养不够，心灵也受到扭曲，很多毛病与上一代、上两代作家是一样的。我们继承的文学遗产，大体上来说是两部分：一是苏俄文学，二是中国的戏剧与通俗文学。我们的思维视野和文学创造力因此都受到极大限制。仅仅带着这点学养来投入写作，实在有点仓促上阵的味道。 当然，我相信中国的当代文学能长出大树，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几代作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胡思乱想——答《北美华侨日报》记者夏瑜 胡思乱想 ——答《北美华侨日报》记者夏瑜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北美华侨日报》。 夏瑜：有些评论家常常把你看作“寻根派”的代表性作家，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韩少功：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其实，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夏瑜：最近的青年“黑马”评论家刘晓波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批评了“文化寻根”，也批评了李泽厚。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本位”，是压抑人性的，与西方文化的非理性主义水火不容。你的意见呢？ 韩少功：刘晓波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见，我可以赞同。问题在于，批判东方封建就否定东方文化，那么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西方就没有封建？就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宗教法庭？或者说那些东西倒要中国文化来负责？他要解放人性，这也没错。但西方的宗教就不压抑人性？批判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艺术一笔勾销？这样的思路都太简单了。他还说“寻根”就是倒退，但即便是向后看，文学中的题材后瞻与精神倒退好像也不是一回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多是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很难说那是一场倒退的运动。更进一步说，一个有文学常识的人，谈文学是不宜用“进步”和“倒退”这样一些词的。不懂得功利观和审美观是两种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学附庸于功利，用一种即便是十分现代的功利观来统一所有的文学，这本身就不“现代”，与现代多元思维方式相去甚远。 夏瑜：刘晓波说的“理性本位”主要是指孔孟之道。你是否可以谈谈自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 韩少功：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正如西方文化传统也从来不只有一种声音。我就看不出，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从古希腊哲学到欧洲启蒙主义，我们能得出“非理性主义”的结论吗？反过来说，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涉嫌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相对观念、直觉观念、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笔财富。中国人对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仅有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玻尔、普理高津、海德格尔等学界大智者，才惊叹东方文化的智慧。我们要做的事，是要使这种文化传统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刘晓波把一种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情绪，扩展为文化上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思维越位，一种走火入魔。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这是什么意思？让十亿中国人都戒中文、用西语？都禁绝中医、独尊西药？我怀疑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们只是借助偏激来增强自己声音的响亮度。我们也许不必过分认真。 夏瑜：你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一类作品，让有些读者觉得比较难解，不知它们的主题是什么。你能否谈谈对作品主题的看法？ 韩少功：打个比方吧：主题可以是思想，是线条的；也可以是情绪，是块面的。当然也可以线面结合，又清晰又朦胧。有些读者可能已经习惯了结论式的主题，单一性的主题。但《爸爸爸》这一类作品的主题可能是多义性的，甚至不构成什么定论，几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我对这一点表示抱歉。有时候，小说不一定通向结论，倒是通向一些困境。道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我有一次在上海说，作者对描写对象的认识过程，在创作中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于是发现自己迷失了，把读者也引入了一种迷失。但这种迷失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从历史上看，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但悖论并不可怕，倒是思维懒惰比较可怕。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 夏瑜：西方很多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是比较不易把握，对读者的智力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你认为这种情况是必然吗？ 韩少功：我并不偏好眼下某种被视为“新潮”风范的晦涩沉闷，有时为了把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强烈，不得已牺牲一点明朗，私心也当遗憾。我想，作者应该尽力做到把故事写得明白。读者读不懂故事，作者应负责任；要是读者读懂了故事却不解其含义，责任恐怕就在于读者自己了，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如果读者预感到这些作品有含义，觉得这些含义还有些价值和趣味，那就来自找苦吃吧。当然，很多读者恐怕没有费力的必要，他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时间很宝贵。 夏瑜：你怎样看待《爸爸爸》里面那些原始文化的元素？包括那些具有非理性色彩的神话和传说？ 韩少功：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这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应该说，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人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人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人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充分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其实，这些研究是互有关联的。因为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夏瑜：这么说，你也是赞成刘晓波所说的“非理性主义”？ 韩少功：一说成“主义”，就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我们也应该赞成和提倡理性主义。问题在于，在很多人那里，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在中国的“文革”期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倒是那时候的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类似的情况还有：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自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其实，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遍布各个单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把各种意识用对地方的问题。文学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夏瑜：现实主义文学追求“客观真实”，但在你的近作中，很多事物变得似真非真，比如《爸爸爸》里的丙崽吃了毒药也不死。你写作时是怎样考虑的？ 韩少功：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测不准原理”就是基于这样的发现：一千次观察可以有一千种结果，哪一种结果才算得上“真实”？所以，我们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一个人写作，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的虚假造作无关。 夏瑜：你是“文革”后出道的作家，《月兰》、《西望茅草地》等表现了你对“文革”的尖锐批判。请你谈谈对“文革”的看法。 韩少功：“文革”是中国的灾难，是制度积弊、文化积弊、人性积弊的一次集中爆发。但它也是一道闪电，使人看清了很多东西，有利于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中国新时期作家，还有他们史无前例的广阔眼界和深入思考，都是“文革”孕生出来的。 夏瑜：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前景，你有什么预测？ 韩少功：伤痕文学的时期已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不足以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可能有很多作家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但也会有少数作家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文学的大手笔。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大众传播，或者说电子文化，将对文学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文字是印刷文化时期的帝王，但现在它的地盘大大收缩了。电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大众性、快捷性、简约性等等。人们见多识广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现一批批速成的观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读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浅薄，容易速朽。这对文学将亦祸亦福。当然，这不光是文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人类文化正面临一次根本性的嬗变，一次意义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电子文化洞开了一个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险的精神空间，也将大大重塑人性的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作者，我不必为未来算命。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作家常常管不了那么多。 1986年11月 穿行在海岛和山乡之间——答评论家王樽 穿行在海岛和山乡之间 ——答评论家王樽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深圳商报》和香港《文学世纪》杂志。 走简易办案程序 王樽：您的新书《韩少功王尧对话录》现正在书市热销，我们都知道，您在文坛内向来还是比较低调的，不太喜欢张扬自己，这次是什么原因想到或者同意做这样一本剖白自己的书呢？ 韩少功：这本书是一次计划外生产。起初是林建法邀请我去苏州做一个演讲，到了那里以后才知道，他们安排了三天，除了演讲还要给我做一个访谈，希望我加入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样一个访谈系列。苏州大学出版社请吃饭，吃了人家的嘴软（笑），没办法，就留下了，同王尧开谈。开始我以为半天就完了，谁知道他准备了好多问题。这样就收不住了，只好哇哇哇乱说。 王樽：我很喜欢读对话录形式的书，像《番石榴的飘香》、《希区柯克论电影》都非常好读。对您来说，好多不好写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谈话来解决。 韩少功：有时这也是一个省事的办法，要写成文章的话，恐怕要费很多心思和精力。这样一谈呢，像办案走简易程序，提高办案效率。 王樽：这是您第一本访谈形式的书，应该很轻松吧，做了多久？ 韩少功：谈了三天。其实也难，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全面坦白，还要让人看了有点用，或者有点趣，不容易。后来他们把文字整理出来，我同他们通过网络频繁联系，进行调整和补充。录音里有些疏漏。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他们听得不太清楚。再有就是谈话难免凌乱，前后有些地方重复。我在修订的时候把同类项合并，做一些梳理。这样，到今年上半年才完成整理。 王樽：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您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些什么？ 韩少功：我想既然是出一本书，就得认真一些，对出版社、对读者以及自己，都要负责任。书中有些想法，不一定适宜写进文章，更不适宜写成小说，以谈话这种明快简约的方式交流一下可能比较合适。这本书大体分成两部分，一是“经历篇”，是比较经验性的部分，回顾自己生活与思想的历程，偏重于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第二部分是“问学篇”，偏重于一些知识性话题，包括读书和写作的体会，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 王樽：语言的问题谈起来很容易流于抽象和枯燥呵。 韩少功：过去有些人谈语言，确实流于抽象。什么语言的好与不好，拿不出具体客观的标准。我这次不谈这个，偏重于谈谈汉语在当代的地位和功能。当然，要谈清这个问题，就必然拿汉语同其他一些语种比较，比方看一看周边国家的情况，看一看韩文、日文、蒙古文、印度英语的情况。再来反观我们的现代汉语，这样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同西方语言比较也是很必要的。但我只懂一点英语，只能说点皮毛。即便如此，通过这样的比较和讨论，汉语的某些特点就慢慢呈现出来了。 读身边活的历史 王樽：比较的结果，恐怕就超出了从语言到语言的局限。 韩少功：语言是历史的分泌物，又是历史的显影剂，两者相互纠缠。谈语言免不了要谈到历史。比方中国为什么有统一的中文？欧洲为什么分裂出那么多语种？这后面就有历史原因。你知道，中国人是农耕民族，比较熟悉草木，所以很早就发明了草木造纸。有了纸，文字就容易通过纸写笔载的方式普及全国。相比之下。欧洲人在十一世纪以前主要用羊皮纸，而羊皮纸又笨重又昂贵，文字运用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更多时候只能用非文字手段去表达思想和情感，比方手舞足蹈呵。这同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情况相似，文字不够发达，能歌善舞就是一种合理补充。 缺少文字的约束和主导，表音文字也特别容易改变，很不稳定。比方荷兰语以前只是德语的一支，相当于一种方言，但语言跟着文字跑，变出一整套“方言字”以后，就只能独立成荷兰文了。欧洲很多语种都是拉丁语或日耳曼语的“方言”中变出来的。 我这次访问北欧，发现很多同行的日子比中国作家难过，因为他们的语种太小，出版市场很难养活他们，所以他们大多需要国家帮助，需要各种基金会支持。但他们的音乐、舞蹈、美术等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些艺术门类可以超越语种，不需要翻译，就有了国际大市场。西欧曾经以美术见长，中欧曾经以音乐见长，而且很多大牌艺术家都出在小国家。比如梵·高，比如肖邦。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些小国家来说，艺术的市场比文学的市场大，吸引了更多人才。 他们的文学也更喜欢演艺化和舞台化，比如诗歌上台朗诵，小说上台朗读。中国诗人擅长朗诵的不多，这与欧洲诗人有明显差别。中国小说家更不习惯当众朗读小说，看到欧洲同行常常这么干，往往很奇怪。其实，从史诗到悲剧，人家就有这个口传文化和演艺文化的大传统，上舞台是人家的一碗饭。他们连说话都有表演化传统，耸肩，摊手，用各种手势，表情幅度特别大，身体语言特别丰富，不像中国人说话不动声色。人家生下来就是多了几个演艺细胞。 当然，我不是说欧洲只有艺术没有文学。应该说，十五世纪以后，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发酵，尤其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些大语种，产生了大批优秀作家。我这里只是谈语言对文学和艺术的潜在影响。我们以前似乎不大注意这种影响。 西方的服装与礼仪 王樽：所有的文化都离不开特有的生存环境？ 韩少功：是呵，我们还可以看看服装。中国古人多穿棉绸织品，因为这都是农业出产，很软和，很舒适，官服和礼服都像休闲服，但不够挺刮，穿在身上没形，男士一个个都像面团子。欧洲人有游牧产业传统，盛产毛呢和皮革，拿来做服装特别硬挺，线条很分明。欧洲人十八世纪初时兴中国丝绸，但大多是用来打扮贵妇人的，所以男刚女柔，服装美学就这么形成了。中国男人也想穿得挺一点，但身处一个农业社会，在没有足够的毛呢和皮革以前，服装的选择很少，变革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 王樽：看来服装与生产方式、甚至与生态环境都是大有关系的。听孔见说，你对礼仪也有过特别的分析。 韩少功：我小的时候，男同学特别愿意看西方电影，喜欢模仿男主角的派头，觉得他们举手投足都特别帅，风度十分迷人。其实人家的风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第一，欧洲有骑士传统。骑士就是军事贵族的延续，一个个都得讲究健美，崇尚体育，男人都练一身腱子肉，像文艺复兴以后那些男裸雕塑。这不像中国古人是儒家当道，是读书人的传统，太文弱了，所谓白面书生和男人女气。第二，欧洲有贵族传统，即便贵族制度解体以后，其文化传统仍然余绪未绝，甚至传染到全社会，深入到大众日常生活，比如再穷也得听歌剧，听歌剧时要穿晚礼服，这一套习俗连老百姓也学会了。 张承志从西班牙回来，说那里很多酒吧男侍者特别自尊，不苟言笑，说一声“谢谢”，绝不说第二遍。这里面不就有贵族余风吗？什么是贵族？怎么样才像一个贵族？贵族就是遇事不能急，说话不能碎，目光和动作不能乱，待人既不粗暴但也决不亲昵，这都构成了欧洲式风度的内容，甚至是欧洲式礼仪的内容。再急也只能快步，不能随便跑。再累也得硬撑着，不能随便蹲。再乐也不能大笑，口鼻的形状得控制有度。大多数欧洲人从小耳濡目染，已经把这一套规则融化在骨血里。 中国历史上缺乏骑士阶层，也缺乏贵族体系，尤其在近代以来频繁的造反之后，主流礼仪具有反贵族化的方向，差不多是江湖化的。“哥儿们”之间，越粗野越表示亲密，越放肆越表示亲切，一句句国骂就是友谊的证明，否则就是“见外”，就是“酸”。这种江湖化的日常礼仪好不好呢？你可以说这很好，比较平等，亲密无间。但你可以说它不好，不够矜持，缺乏优雅，人与人之间太没距离。 “寒带社会主义”及其他 王樽：从您的谈话可以感受到，您很重视将读书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你总从一些生活细节来思考文化，甚至思考社会和政治。 韩少功：读书本是读小书，读生活才是读大书。在这一点上，我欣赏文化人类学的态度，这个学科特别重视民间、实践、田野调查，不光是在书本里打转转。我同这方面的专家打交道，发现他们特别重视生活细节，总是通过了解实际生活来澄清乃至纠正书本上的误差。这一点很让我开眼界。 我以前读过德国理论家韦伯的书。他说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看来也言之成理。但我到北欧跑一趟，发现韦伯只讲了一面。其实在某种情况下，新教也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你看看北欧国家的国旗，绝大多数是十字旗，黄十字、红十字、白十字等等，不是法国和俄国的那种三色旗。可见他们以宗教立国，尤其尊奉新教的路德宗。这个教派特别强调扶贫济困，优秀教徒总是要资助几个、几十个穷人，然后教堂为这种善者立碑，相当于设立个光荣榜。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中，社会公平自然成了人心所向，高福利制度就有了大众文化根基。比如瑞典人的税后收入差距很小，国家把每个人从摇篮管到坟墓，差不多是“大锅饭”。你可以说这种北欧式社会主义是受马克思的影响，也可以说这更是受基督教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北欧地处寒带，冬天特别冷，如果没有住房和暖气的福利，穷人不光是穷，是根本不能活，肯定会冻死。这种刚性约束在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就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北欧和加拿大在西方世界别树一帜，其高福利制度后面甚至有气候因素，差不多是势在必行，大概可称之为“寒带社会主义”再加“新教社会主义”。这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拉美的社会主义，可能“同名不同姓”。 光在书本里读，我们对北欧的了解就可能简单化，可能不得要领，只看到“同名”的一面，看不到“不同姓”的一面。 王樽：现在文坛上流行一种尽量少读书的思潮，有些大腕也在标榜自己不再读别人的书，但您却一直保持着博览群书的习惯。 韩少功：我不像他们那样聪明，不能生而知之。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恐怕还是重要的。 王樽：您是怎样做到从读书中读出自己的心得和见解的？ 韩少功：读书不是要读结论，重要的是读智慧过程，读知行合一的经验。前人也是人，并不是神。对前人的书，我们不必跪着去读，而是展开平等交流，甚至不妨多一点怀疑态度。几千年前的结论就适于我吗？未见得。几千公里以外的结论就适于我吗？也未见得。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得出来这些结论，然后看这些结论在什么情况下会有效，在什么情况下又会无效。现在有些人开口就是萨特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把名人格言贴满自己一脸，吓唬人。这样是不行的，只能把人读傻。 王樽：现在读书界很流行引经据典的考证。 韩少功：做一篇论文先要列出索引文献，这种要求当然是对的，可以防止剽窃，防止懒惰和粗疏，让作者不光注意问题，还注意到“问题史”。但这并不是说，有了一大堆吓人的参考书，从书本到书本，就可以产生好学问。作者如果不善于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提炼学问，就可能成为学术留声机。比如，现在“文化研究”很时兴，但有些文章不仅思路重叠，连口吻都难分你我，七八个人的文章都像一个人写的。这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病状，值得有关方面注意。 阅读口味不妨杂一点 王樽：读一些当代很有名的作家作品，也能明显地看出他们的来路，比如莫言的拉美魔幻爆炸文学、格非的博尔赫斯等等。但从您的作品中似乎很难看到师承。您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韩少功：这确实很难说，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蔬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真是不容易说清。就算有人说清了，你能相信？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两类作家我都喜欢，像沈从文、孙犁这样诗性的作家，还有赵树理、老舍那些地方性很强、泥土气息较浓，吸收民间文化的，我也很喜欢。就像文人画和民间画，我都乐意欣赏。至于外国作家，早先读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后来读海明威、卡夫卡、君特·格拉斯，可能都受到一定影响。 一个人读书的口味不妙杂一点，最好是当个“杂食动物”。我还喜欢读科普读物，读历史和哲学。有个罗马尼亚裔作家说过，只读诗歌的诗人一定是三流诗人，一个只读哲学的哲学家一定是三流哲学家。有时候一本地理学著作或一本生物学著作，可能对我们的启发性更强。这个道理是对的。 王樽：您写过诗歌吗？ 韩少功：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点，但写得很臭。现在有时也私下胡诌几句，但没有发表过。在我的阅读中，一极是诗，另一极是理论。前者是感悟性的，特别不讲道理；后者是思辨性的，特别讲道理。这样的交叉阅读有时候很享受。“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这一句古诗没什么深刻，但打击力很大，可能让你浮想联翩，心里很感动。在另一方面，我从来不觉得理论枯燥。读亚里士多德，读柏拉图，常常喜不自禁摩拳擦掌，觉得很有快感。上帝给了你一个脑子，据说左半脑与右半脑各司其职，分别管理着思想和情感，为什么在两个半脑中一定要废掉一边呢？ 王樽：如果让您来选一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你选哪一部？ 韩少功：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非常犹豫。因为小说与小说有很多不可比因素。就像我们很难说哪一件衣最重要，因为从幼年到中年，从春天到冬天，我需要的衣并不一样。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卡夫卡、苏轼、曹雪芹、鲁迅等等，都曾让我非常兴奋。但我没法在他们之间比较出一个“最好”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 特定条件把有些信号放大 王樽：在文学史上有个现象，就是有些看起来并不怎么优秀的东西却有很高地位，而一些公认优秀的作品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韩少功：这是历史的无奈，恐怕也是历史的正常。在文学史上，作家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成就，但也离不开一些偶然机缘的制约。比如为什么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地位那么高？这既与启蒙主义形成主潮有关，也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关。拿后一点来说吧，要建立民族国家，就需要确定国语，展开国民教育，然后就要编教材，编字典，于是一些作家的作品被当作国文典范，让全体大、中、小学生们来学习。这就把有些作家的地位拉抬了，把他们的信号放大了。 就像我们五四时期以后的作家，有些并不一定特别好，但因为进入了字典和教材，进入了国民教育渠道，地位就会变得特别显赫，被不容置疑地确定下来。老师传给学生，学生又传给下一代学生，形成一个权威知识体系，其地位不容易推翻。也许现在我们有很多新作家非常优秀，甚至比老一辈作家更优秀，但是他们错过了民族国家建制这个历史性机遇，你再优秀也无法进入教材，因为那里已告“客满”（笑）。文学课本的版面只有那么多，先来后到，客满了，就没办法了。 俄国著名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到马克思时，说因为有了马克思，就堵死了其他人成为马克思的道路，哪怕那些人并不比马克思差。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人们注意到的历史，是用注意力选择过的历史，而这个注意力会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向某些焦点集中，把焦点之外很多东西忽略掉。国外有些汉学家不明白这个过程，认为王安忆比丁玲要写得多，也写得好，为什么丁玲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更重要？我对他们说，这倒不是丁玲自己折腾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为王安忆错过了民族国家建制这班车。 片断体是犹豫的表达 王樽：您的两部长篇《马桥词典》与《暗示》都采取了断片式的叙事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您对传统小说方式的颠覆。《暗示》比《马桥词典》更加走向极端，基本是散文随笔的集成。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 韩少功：晚清以后，我们的小说开始欧化，结构基本上都是焦点式的，就像西方的油画，而不像我们中国的一些文人画，比如，《清明上河图》那种散点结构。焦点结构特别适用于所谓“宏大叙事”，比方在众多历史现象中筛选出一个线索，筛选出一个主题，然后在这样的框架里演绎历史。也许我比较低能，经常觉得这种框架特别拘束、僵硬、封闭、不顺手，有些想写的东西装不进去，有些能装进去的我又不想要。一个贪官出现了，就必须把这个贪官挖出来，才能算完。一个将军成了主角，其他人物就只能成为配角，想喧宾夺主也不行。情节主线之外的很多东西，顶多就只能作为“闲笔”，点缀一下，没办法展开。这样，实际是小说在控制你，而不是你在控制小说。故事有它本身的逻辑，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滚，很可能构成一种起承转合模式。 近半个世纪以来，各种“宏大叙事”受到怀疑，这就出现了一种散碎化叙事，大概从罗兰·巴特就开始有了。现代主义小说不规不矩，把平衡美、完整美这些古典观念抛到一边，与读者的阅读习惯拧着干。但我并不能说散碎就比完整好，不能说“片断体”是唯一正道。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采用片断体，恰恰可能是因为我还缺乏新的建构能力，没办法建构一种新的逻辑框架。就是说，我对老的解释框架不满意了，但新的解释框架又搭建不起来，所以就只剩下一堆碎片，一种犹犹豫豫的表达。 当然，这里也隐含着宁可犹豫、不可独断的一种态度。历史可能就是这样的，整合、破碎，再整合，再破碎，交替着向前发展。如果我不是太弱智的话，肯定也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种叙事方法上。 言人之所少言 王樽：您在《暗示》中写到了“文革”但似乎写得并不残酷，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韩少功：应该说，这本书里的“文革”也不乏残酷，比如老木的“军装事件”和“逃港事件”，还有一些人的死亡等等。但一写“文革”就要抹鼻涕，就要捶胸顿足哭天抢地，是一种可疑的套路，恐怕不宜成为这本书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想把“文革”说得复杂一点，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少言。 比如说“忠字舞”。“忠字舞”是怎么回事？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很多。最表面的层次，是当时的奴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但下面还有隐秘层次，比方说那时的娱乐活动匮乏，对不少人来说，跳“忠字舞”就是为了娱乐，与当代青年跳国标舞和迪斯科差不多。又比方说，那时候文化禁闭很厉害，有些人就用“忠字舞”来包装艺术追求，所谓借尸还魂，大红伞下搞点自由化，构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文化策略。历史其实就是这样复杂的，不像“伤痕文学”说的那么简单。 不久前，很多人怀旧，唱一唱“样板戏”，唱一唱“语录歌”，有些文化人就绷紧政治神经，拉响政治警报，惊呼“文革”回潮，打一场上纲上线的口水仗。其实事情有那么严重吗？以这种认识来对待历史，来处理现实问题，是不是使我们对人性和文化的认识显得过于幼稚和偏执？我相信，有些“文革”过来人，可能不过是在“忠字舞”的音乐中谈过恋爱，所以现在一听到“忠字舞”就有些感怀，情不自禁地重温青春，如此而已。这与“文革”思潮有多大关系？相反，政治过敏症本身倒有点像“文革”吧？ 伟大的作家令人绝望 王樽：看您的《暗示》，让我想到博尔赫斯在《沙之书》中所描绘的一种书的可能，随便从什么地方翻开阅读，总能找到新的看点。您是否也在追求这样一种似乎总也读不完的效果？ 韩少功：博尔赫斯对我很有启发，他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开放结构，自循环结构，让终点同时成为起点，让很多地方都有电脑上“点击进入”的可能空间。但我以前说过，启发也常常是害人的，因为有人做在先，你要避开他或者超过他，总是很困难，得费很多力气。所以我曾经同朋友们开玩笑，说糟糕的作家害人，优秀的作家更害人。因为你看到特别好的作品以后，常常会觉得没法写了，用不着写了。 王樽：在您看来，哪些作家是最害人的？ 韩少功：卡夫卡应该算一个吧。在表现冷漠、荒诞、孤独这方面，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因此你写得再好，也可能只是个“中国的卡夫卡”，只能当他的孙子，很难走出他的阴影。 王樽：因为你两部长篇都运用断片式的写作，人们会说您不擅长宏大叙事。有没有想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 韩少功：要求一个作家面面俱到，拿十项全能的冠军，恐怕很难。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这样。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泥水匠可能做不了木匠，铁匠可能做不了裁缝。人都要承认自己有所不能，准备有所不为。我过去也写过故事性比较强的作品，虽然没有长篇，但有中篇和短篇。写一部传统叙事手法的长篇小说，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也许哪一天我忽发奇想就会写一个。但会不会写，什么时候写，得看机缘。 好作品总会有知音 王樽：您曾获得“法国文艺骑士奖章”，法文版小说集《山上的声音》也在法国被网上读者评为“二〇〇〇年法国十大文学好书”之一。法国人为什么喜欢您的小说？ 韩少功：得到这些荣誉有些意外。但它只是表明有一部分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作品，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分读者。我有法文版的六本书，但大多出现在偏僻书架上，放在东亚书柜的某一角，不容易找到的。我对这一点很清楚，所以没什么可牛的（笑）。即使得奖，也不见得就名副其实，因为评奖总是有一些偶然因素起作用。我有一篇《谋杀》在台湾得过奖，但我自认为比《谋杀》更好的小说，却没有得到台湾的奖。因此一个作品的价值，并不等于社会所承认的价值，更不等于一些评论家或者评奖委员会所承认的价值。 当然，外国读者与中国读者没有根本性差异，都是男女老少，都有生老病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不要说很优秀的作品，只要是比较好的作品，总会多多少少地找到一些知音。作家们在这方面都应该有自信。 王樽：据说不久前《马桥词典》英文版在国外的报刊和网站上也颇获好评，但您跟法国似乎更有着一些不解之缘？ 韩少功：他们翻译我的书多一点，有时会邀请我去参加一些活动，仅此而已。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对第三世界文学更重视，因为他们有文化立国的传统，有浪漫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传统，政府和社会都比较重视文化。如果纽约被看作世界的经济首都，那么很多法国人肯定想为巴黎争一个世界文化首都的地位。这种意识肯定是有的。比如他们设有国家文化部，据说还是第一大部，位置排在外交部、国防部之前，这在全世界就很特别。美国就没有什么文化部，只有一个新闻署管对外宣传，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新闻办，管一管“美国之音”什么的。文化基本上都交给民营机构去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由一些大学的东亚系在做。比较而言，法国不但与我，与很多中国作家都有缘，比如他们翻译中国文学是比较多的。欧洲人从他们的现实利益和历史经验出发，也比较信奉“文化多样性”，把它当作欧盟的基本价值信条。其实这种政策也可翻译成一种政治态度，即对美国单边主义政治隐含着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更重视第三世界的文化，比较顺理成章。 王樽：在您看来，中法两国在文化习俗上有些什么相似点？ 韩少功：中国人好吃，法国人也好吃。他们自己开玩笑，说法国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在吃的人，一种是在谈吃的人。还有一条，很多中国人喜欢扎堆聊天，很多法国人也喜欢侃大山、耍贫嘴，泡茶馆，一到下班时间，把大街小巷的酒吧都填得满满的。他们大多不喜欢美国人、日本人的那种紧张生活，甚至将他们讥讽为经济动物。 其实，法国人与中国人的差异也很多。比如，大多数法国人崇尚传统，而大多数中国人蔑视传统。他们是厚古薄今派，一看到老街道、老房子、老家具、老钟表就发烧，就呵呵呵地激动，这与很多中国人一个劲地追捧新潮，刚好拧着。 小儿科的政治思维 王樽：从您的文章里可以看出，您对时事政治和国际社会都很关注，它们常常成为您治学议论的切入点。 韩少功：时政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刻意地不去关心呢？我对一些青年说过，就算你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你也得关注社会。你要争取你的个人利益，你能不关注生态恶化吗？能不关注经济动荡和就业形势吗？再往小里一点说，你能不关注你的情人、孩子、父母兄弟、同事朋友吗？他们都生气的时候，你高兴得起来？他们都没饭吃的时候，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就吃得下去？所以一个个人主义者，至少也得关心自己的家庭，关心自己的单位和社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全社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王樽：现在的一些时政问题，也像一些文坛论争，闹出公式化和简单化了。 韩少功：中国人其实最喜欢议政，一个北京的出租连司机也像是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国务院的编外副总理。乡下三个农民坐到一起，一杯酒下肚，可能就要开一个毛泽东或者邓小平的研讨会。但中国人的议政常常是道德化的，喜欢派发“好人”或“坏人”的帽子。这与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无关系。因为以前的很多帝王戏，还有当今很多官场小说和官场电视剧，也多是道德化叙事，是一些好人斗坏人的故事，深深影响了老百姓的思维习惯。 应该说，这是一种小儿科政治思维。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有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丰富的知识成果，并且有面向大众的知识普及，就像韦伯一类学者在德国做的工作。德国经过两次战败，知识界有深刻反思，有认真的知识建设，决不会满足于“清官”与“贪官”、“好皇帝”与“坏皇帝”这样的判断。哈贝玛斯等当代学术人物其实很有政治视野，建立他们的学术体系，与欧盟的长远战略有关系，据说还曾得到德国很多政治人物的有心推动。汪晖告诉我，哈贝玛斯同他们的外交部长过从甚密。他支持北约打南斯拉夫，反对美国打伊拉克，都有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内，毫无书生气。 有次我参加一个代表团访欧。会谈的时候，主人方面谈欧盟的“文化多样性”原则，其实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中方主谈代表，一个部级高官，一听就紧张，以为对方在指责中国压制异端。译员也没明白，对当代很多概念相当陌生，结果双方越谈越岔，莫名其妙地紧张对峙起来。我还听说，中国派团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很多小国家的代表都踊跃发言，但我方有些官员不能发言，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条约是怎么回事，不了解其中的含义、背景以及来龙去脉。这岂不是很可悲的情况？ 当今中国正走向世界，不要说老百姓，就是知识界，也仍然存在着对世界知之甚少的现象，真有点让人着急。有些人开口就是“西方”如何如何，我们也应该如何如何。其实，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世界上哪有一个标准的“西方”？“西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你说的“西方”是欧洲还是美国？是西欧还是南欧还是北欧？是否包括日本、北非、南美？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官员和知识精英的“西方”观还是一塌糊涂的。这恰恰使我们不能更好地学习西方。 翻译就是精读和有限对接 王樽：您当年主张“寻根”，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极大兴趣，其实你也一直在非常自觉地学习西方文化。你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了介绍米兰·昆德拉的先河，其影响深远。昆德拉小说中对现实的批判、嘲讽以及思辨色彩，对你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韩少功：翻译就是精读。既然是精读，免不了会受到影响。昆德拉的眼界和手法都不是中国的“伤痕文学”所能及的，政治批判与人性追问熔为一炉，在文体上也有很多创新。但对他的某些思考我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对“being”的关注，没有多少过人之见，流于一般。当然，我的不满意也是受影响的方式之一，可以视为一种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 王樽：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了这部书的新译本，书名稍有改动，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您是否看过这部新译本？怎样评价？ 韩少功：译者许钧送了他的译本给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读。他专事法国文学研究，几乎每年都去法国，是可以信任的专家。我们没见过面，但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有过交流。有些词，其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确实很不好翻译。比如书名中的being，许教授曾说应该译成“存在”而不是“生命”，我说这样译可以，但也不是确译，连昆德拉本人也曾在文章中明确表示过反对。因为being牵涉到的含义太复杂，不仅是胡塞尔、海德格尔那里的关键词，也是黑格尔、康德那里的关键词，甚至还可上溯到希腊哲学和犹太正教。being的原义是“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通篇讨论的都是这个“是”，比如什么是“基本的是”，什么是“延伸的是”，什么是“科学的是”，什么是“形而上的是”……绕口绕得厉害。所谓真理，就是探讨“是与不是”的问题。 但中译本无法展示这样深广的意义背景，无法展示这个有关“是”的问题史，因此只能有限对接。哈姆雷特说：“是还是不是，这是个问题。”不过中国人只能把这句话翻译成：“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目的是方便中国读者接受。昆德拉这本书的书名，也有个方便接受的问题。现在看来，许钧教授思来想去，还是把being译成“生命”，与我的选择相同。可能也只能这样了。我相信我们两人对此都存有遗憾。 戴着镣铐跳舞 王樽：我看过您翻译的佩索阿《惶然录》，是一本让人很意外的书。当初是什么原因想到介绍这位葡萄牙作家？ 韩少功：最早接触佩索阿是一九九六年。当时我去法国和荷兰访问，在巴黎书店里买了他的三本书。我读了以后就纳闷，这个佩索阿确实很棒，怎么就被中国翻译界忽略了呢？回到中国以后，恰巧北大的赵德明教授来海南。他是专门从事西、葡语文学翻译的。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翻译佩索阿？他想了想说，是呵，这么一个重要的作家，怎么就把他忘了？他说有人译过佩索阿的一些诗，但似乎没有人译他的散文。这样，他鼓励我赶快把《惶然录》翻译出来。 王樽：这本书出版时正值散文随笔风靡书市，但《惶然录》为什么没有火起来？ 韩少功：这本书第一版只印了五千册，但影响还是不错。已经有一些书评表示激赏，但发行工作似乎没跟上去。我听说出版社最近要重印。 王樽：看您的译文，觉得文笔特别优美，且能引人深思，和您个人的文风很相近。有时我想，这可能就是在阅读韩少功吧？ 韩少功：这话让我很得意。其实，翻译也是创作，是二度创作，戴着镣铐跳舞，别有一番风味和乐趣。我做翻译的时候，一般都讲究译文的每个字有出处，尽量忠实于原文，不敢随便跑野马。译者的自由主要表现在同义词的选择，词序的有限变动，对气韵和风格的有限设计，还有在松散或紧凑、铺张或简练等方面随机处理。由于理解能力不一样，写作经验不一样，人们可能把同样的意思译出不同的面貌，精气神大异其趣。就拿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翻译来说吧，就拿不同方言之间的翻译来说吧，都是中国话，都是同样的意思，翻译的效果也会不同。有时候意思没怎么错，但没有意思了，没有味道了，效果差异是很微妙的。 棋子在棋盘里才有意义 王樽：您在主办《海南纪实》时，曾尝试一种新的分配和管理机制，甚至还有纲领性的文件，显示出你有很强的理想成分和政治头脑。您是否曾想过从政？ 韩少功：很多年前我对自己的从业选择，有过冷静考虑，想来想去，最后的选择是不从政。我三十来岁就是省政协常委、省青联副主席，州团委副书记，进入“梯队”什么的，应该说有从政机会。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素质，也舍不下一种比较独立的生活状态。从政不容易呵，要讲纪律，讲团结，要受得了委屈，要有韧性和技巧，容不得自由散漫习气，甚至话也不能随便讲，玩笑不能随便开。我曾对朋友说过：在一个单位，不是领导剥削群众，就是群众剥削领导。你要先想好：要是你不想当贪官，你就得准备接受剥削。 当主编、当作协或文联主席，当然也牵涉到管理，但管理规模小多了，算不上做官。聊以自慰的是，我在这些岗位上还没出过什么洋相，也增长了一点务实能力。有些作家和学者看不起其他行当，我是不以为然的。条条蛇都咬人。有的作家可以写出大作品，但不一定能当好一个科长。别看他说大话，要他做生意赚回十块钱，就憋死他。 这些经历也许有利于我了解社会，了解人。有些成功者觉得自己很牛，总觉得社会欠他的，不是他欠社会的。其实，个人都是社会产物，个人成功都有赖社会各种机缘。“知青作家”在八十年代成功，不就是因为文坛几乎一片空白吗？要是没有十年“文革”，要是让前辈作家放开手脚一路写下来，还轮得上你们什么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谈语言时有一个比喻。他说每一个词，就像一个棋子，离开了棋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炮也好，马也好，皇后也好，只有在棋局里才有了意义。其实，一个人也是这样，其意义也是由其他人所决定的。没有哥哥，你就不是弟弟。没有下级，你就不是上级。没有左派，你就不是右派。每一个社会集团的意义也是由其他社会集团所决定的。日军侵华，棋局里多了这一个子，国、共两党的意义就变了。假如那个时候出现外星人，棋局里再多了这一个子，中、日两国的意义又会变了。所以，把个人孤立起来看，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个零。你就等着退化和返祖吧，等着浑身长毛当猴子吧。有些个人主义者不懂这一点，过于沉溺于自恋和自夸。 斩断负面的信息和关系 王樽：《马桥词典》风波之后，您辞去了一些职务，在湖南乡下盖了房子，还喂鸡、种树、种菜，成为文坛令人关注的新闻。你为什么要选择乡下的生活？它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韩少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长了，有害关系增多，需要在技术上斩断一下。在当今这个时代，有害信息也很多，需要在技术上适当地屏蔽一下。当然，完全斩断和屏蔽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技术性地减少一点，就像学生们减负。海南是一个旅游城市，南来北往的人太多，接待任务颇为繁重。我挪个地方，就可以减少一些应酬。到乡下，好多报刊不读了，其实这些东西你看一个月，和看一年，和看几年，感觉几乎是一样的，那你看它还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不看。 阶段性地住在乡下，能亲近山水，亲近动物和植物，月光一下子也增加很多，比都市里的生活其实更丰富。最重要的是，换个地方还能接触文学圈以外的生活，接触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原生性的智慧和情感。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这简直就是接近了上帝。 王樽：你是否觉得接触文学圈或知识圈以外的人对你更为重要？ 韩少功：当然是这样。在城市里生活时间长了，尤其是到中年以后，容易出现生活圈子化。你经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到了北京或者上海，见的也是那么些人，无非是几个学者或作家。这就有互相复制的危险。大家读的书差不多，想的问题差不多，连说的话也可能差不多，相当于文化上近亲繁殖，自己对着镜子搞交流。为什么现在有些小说越写越雷同？为什么主人公总是在咖啡馆、卧房、大街这样几个场景里转来转去，连插科打诨都似曾相识一再重复？这里有一个生活模式化的问题，有一个作家们生活圈子化和封闭化的问题。这恐怕不是健康状态。 王樽：人们通常把作家分成技术型和思想型的两类，很多人把您划入思想型之列。 韩少功：感觉不是万能，思想也不是万能。八十年代以来，有些作家逃避思想，反对思想，针对点是那种意识形态的教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时文学界流行一句以色列谚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这句谚语本身也是思考的结果吧？严格地说，人们不思考，上帝更会发笑吧？按照钱穆的观点，思考与感觉之间并不能截然两分，朦胧的思想就是感觉，明晰的感觉就是思想。一种心理活动是思想还是感觉，全看我们的智能是否聚焦。聚焦区之内的，想清楚了，可以言传了，可以合逻辑了，差不多就是思想。聚焦区之外的，还不太清楚，不可以言传，不大合逻辑，就可归之于感觉。把思想与感觉机械对立起来，是中国文学界一个奇怪的风气。 王樽：听人说您在处事时也表现出两极，有时很果断，有时又很犹豫。 韩少功：作家习惯于看到人生的复杂性，表达总是不免犹犹豫豫，这是作家之长也是作家之短。要投入行动的时候，过多地瞻前顾后就会贻误时机。九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题为《词语新解》的文章，里面关于“肤浅”是这样解释的：肤浅是大胆行动的可贵能源，因此历史常常由肤浅的人来创造，由深刻的人来理解。如果换上你的这个话题，我可能要说：犹豫是行动的大敌，因此历史常常由不犹豫者来创造，由犹豫者来理解。 做一个快乐的人 王樽：您创作了很多小说，还有大量的随笔散文，还成功翻译了昆德拉和佩索阿，又创办过两本颇具影响的杂志。人们说起您，不仅把您当作小说家，还作为思想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在这诸多称谓中，您最看重哪一个？ 韩少功：我最想做一个快乐的人。作家不必被写作异化，不必把写生活置于生活本身之上。有些人天生就是一个大作家模样，一辈子就是想奔某个文学高峰，倒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比较病态。还有的人老是惦记着历史地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特别注意，好像那些都是要进历史大事记的，把自己的日记、手稿、通信精心保存，只等着送博物馆了。这样的作家是作茧自缚。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我觉得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优于作家的概念。第一是做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当作家。 王樽：在您的眼里，哪些作家最接近您所理解中的“快乐的人”？ 韩少功：如果说要有一个标杆的话，我可以提到苏东坡。他这个人兴趣广泛，顺应自然，人生中没有太多刻意和居心。有时他也修修水利，干一点造福于民的事。有时他也当当官，把政治性的策论写得很认真，为此既开罪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有时他还打坐练功，研究食谱或医术，不管做什么都像个大孩子，兴致勃勃，一派天真。他没有什么等级观念，被贬黜海南的时候，与当地的土著交往也很愉快。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非常好的作品，诗文倒成了副产品。 其实，就中国传统而言，首先是人，其次是文。人文人文，“人”是在前面的，“文”只是“人”的一个痕迹。王阳明说过：人须事来磨，方立得住。一个作家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淡化自己的作家身份 王樽：您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一段似乎写得很少。 韩少功：我有两段几乎停笔。一是你说的那一段，二是我当《天涯》社长这一段，都写得很少。不过这没有什么。我没有把当编辑甚至打工谋生看成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看成一种精力浪费。当编辑也自有乐趣，自有价值。 王樽：您好像一直在淡化自己的作家身份？ 韩少功：至少我不愿意强调这种身份。因为我对写作从无自信心，早年去进修英语，也是打算哪一天写不出了，就找点别的事来干。像生理排泄一样，年年写，月月写，这可能吗？不会把作家写成个疯子？至少写成个怪人？说起来，我对参观一些职业作家的故居、纪念馆之类，一般没有什么兴趣。我不觉得那些生平事迹有多重要，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我加以关注。相反，我对有些名满天下的作家是怀疑的，如果不是怀疑他们的才智，有时会怀疑他们的人品，怀疑他们的人生质量。我有时甚至会偷偷同情他周围的亲友：居然与这么个自私的家伙长久相处，难为了呵。 王樽：听说有人在写您的评传？ 韩少功：有两个出版社在组搞。一个是郑州大学出版社，我劝他们不要做了。另一个是广东的一家出版社，编辑和作者发来电子邮件，说要写评传，我也不赞成。但他们后来说是以“评”为主，这一来我就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阻止了。人家要评，你有什么权利封住人家的嘴？ 2003年12月 人们不思考，上帝更发笑——答《韩少功评传》作者孔见 人们不思考，上帝更发笑 ——答《韩少功评传》作者孔见注释标题 此文收入《韩少功评传》，由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孔见：你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记忆让你终生难忘？能否谈谈你最伤感的时期和最伤感的事情？ 韩少功：对不舒服、不开心的日子总是记忆深刻一些，尤其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是如此。要说最伤感的时期，第一要算“文革”中父亲的去世和家庭变故。卡夫卡对他父亲说过：我之所以在作品里抱怨，就是我不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我也是在那时候失去了一个可依靠的肩膀。第二可能是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发生了一些事，使我有被背弃和孤立之感。在那以前，我觉得尼采很难懂。在那以后，我突然觉得尼采不过是通俗的实话实说。 孔见：新时期文学延续了三十年，有的作家走着走着就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新路，但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保持着一种活跃进取的姿态。我想，这其中除了你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保持着学习的态度，不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交叉阅读中西方的经典作品。我有一个叫洪小波的朋友是你的读者，他很钦佩你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成长。 韩少功：作家的兴奋点很重要。让他兴奋起来的，开始可能是好奇，是名和利，还有生活中积累的冷暖恩怨。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到后来，马拉松一样的文学长跑需要持久动力，那就需要信念的定力和思想的活力。我读书并不多，聊感欣慰的是，我喜欢把书本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书。读书不是读古人的结论。古人再高明的结论拿到今天来也可能是无用的。我们需要读出古人的生活，看他们是面对什么条件和环境提出什么样的见解，以便解决当时的问题，回应当时的现实，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智慧。 孔见：也就是说，任何话语都是面对某种现实和谈话对象而说的，读书必须能够还原这种对话关系来理解所说出的东西，不然就可能把书读死了。因为换一种形势和对象，话就不能这么说了。法无定法，说的也大概是这个意思。 韩少功：是的。除了读书，还有一个关怀半径。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起神，觉得没什么好学的，没什么要说的。我问他，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的事情，贫困、压迫、暴力、死亡、伤害、对抗等等，你都看不见吗？或者看见了你都心安理得？当然，那些事情都可以与你没关系，有关系那是你自找的，是你关怀的后果。这就涉及一个人的关怀半径。如果你的半径足够长，你就是一辈子不停顿，也想不完和学不完，成天有忙不完的事。 孔见：说到关怀，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传统，但关怀人是关怀人的什么东西？是物质生活上的嘘寒问暖，欲望上的满足和放纵？还是精神上的升华和进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不好笼统地谈论关怀。 韩少功：这一点问得好，很少有人这样问过。人总是受制于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我吃饱你就吃不饱，你受益我就不受益，因此人都有利己的本能。但人还有恻隐，有同情，有感同身受，看见别人受苦自己也不舒服，这是因为人还有意识和情感等精神世界的活动，成为群体联结的纽带。就物质利益而言，人都是个体的；就精神利益而言，人又都是群体的。这就是人的双重基本条件。没有人敢说他没有自利的本能，也没有人敢说他从无恻隐和同情的心头一颤——即利他的本能。人的自我冲突，或者说半魔与半佛的纠缠，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看到街面上一些可怜人，但不能停下来一律加以帮助。看到一条流浪狗凄凄惶惶饥寒交迫，也没法把它带回家收留。我们会有一种罪感。在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恶因可能促成善果，善因可能结下恶果。比如，我们帮助一个人，给他一千块钱，但也可能使他变得懒惰，学会了坐享其成。那么这一千块钱是帮他还是害他？总之，一是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很少；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因此我们会有很多视而不见，会有很多遗憾和欠账，如果说“原罪”，这就是原罪。 但我们也不能滑向虚无主义，不能说佛家“无善无恶”就是纵恶。康德说，道德是“自我立法”，并无什么客观标准。所以关键是你心中要明白：你是不是动了心？你是动了什么心去做这件事？我们对自己大概只能管住这一条。至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全糟糕的，情况总在历史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在人性总体合力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三千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理想社会，只是不完美社会的不同变体。这不是什么悲观，是一种现实态度。我们的积极能动性表现在：当社会状况比较坏的时候让它不那么坏而已。我们不能实现天国，但我们能够减灾和止损。这当然只是局限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关切。至于在精神上提升他人，比如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奢望。 孔见：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人之所以这么去做，做一些不利于人，其实也不利于己的事情，只是因为迷惘和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对的。也就是说是认识出了问题，并非品性的邪恶。因此，需要一种启蒙和警醒。 韩少功：我们也许可以让他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让他逐利时不那么狭隘和短视，但要让他生出佛心和圣心，那是另一回事。外因总是很有限的。《礼记》里说“有来学无往教”。他自己如果没有道德要求，你的主动教育可能一厢情愿。即使有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前不久我到峨眉山，看到烧香拜佛的信徒很多。我发现有两种人占有很大比例，一种穷人，生活绝望没有着落的；一种是坏人，脑满肠肥但紧张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补偿。前一种人是求利益，后一种人是找心安，离真正的菩萨境界都还太远。我不会歧视他们，但也不会那么书生气，以为他们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内心的应急处理，管不了长远。 在我看来，逐利的理性化还是逐利，比胡作非为好一点，或者说好很多，但不能代替康德说的精神“崇高”。一个人的道德要经过千锤百炼，是用委屈、失望、痛心、麻烦等等磨出来的。把自己锁进一个孤寂庙宇并不是捷径。殿堂其实就在世俗生活中。心里真有了一个殿堂，才扛得起千灾万难。 孔见：以前的作家，包括现在国外的作家，通常能够公然地讨论自己的理想关怀，这体现一种精神上的坦率。但在今天的中国，这变成了一个最私密的事情，你现在也是避免一种直接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韩少功：我也赞成谈谈理想，但理想不是一种理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和实践过程，很难简化成几堂课或几次讨论。从低标准来说，理想是可以谈的。从最高标准来讲，理想又是不可以谈的。理想通常是个人事务，谈出来就可能强加于人，做起来就可能对异己形成压迫，这就是历史上理想主义运动很容易成为宗教狂热的原因。上帝的事交给上帝，凯撒的事交给凯撒。凯撒要当兼职上帝，总是失败和可怕的，总是难免血腥暴力。这样，我以为，一个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样，就不必经常高调布道，要有节制和容忍。 孔见：从《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验的成分，对世界做了一些超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文学中总是活跃着神话元素，因为文学常常需要超越经验常识的边界，实现心灵的远飞。广义的神话，并不一定就是装神弄鬼，只是保留和处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导想象力向无知领域深入。一般来说，我不会写人变甲虫，像卡夫卡写的那种；或者写飞毯，像马尔克斯写的那种。我通常是实中写虚，常中写异，在常态中展现神秘，打击人类认识的自傲态度，比如，在《马桥词典》中写到一个成天打农药的人：他渐渐适应了农药的毒性，因此成为一个毒人，到最后，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气也可以把飞蚊毒死。其实这里面有经验原型，又有超验的夸张和虚构，似真非真。 孔见：沿着实线画出一条虚线。 韩少功：生活是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的混杂。在写已知事物时，要给未知的纵深留下余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见：你到乡下生活好几年了，在农民身上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品质？他们当中有什么让你深为感触的事情？ 韩少功：我不是对农民特别感兴趣，是对很多新派人士不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眼下有些人，不过是多了几个小钱，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儿，就自以为高等华人，实在很可笑。农民缺少一些新学知识，但并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没坐过汽车，更不懂得电脑和视频，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领都聪明百倍吧？曹雪芹没见识过五星级宾馆，但眼下哪个中国作家敢说自己比曹雪芹强？ 农民也有知识，尤其有传统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在当今社会被边缘化，不被认为是知识。譬如老一辈农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药，但这种价廉物美的知识资源一直被轻视。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也有切实的敏感，不会轻易被新理论和新术语蒙住，把问题简单化。回顾中国的这几十年，左或右的教条主义政策都不是农民发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折腾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农民那里受到抵制。那么是谁更愚蠢？是农民吗？ 文明成长离不开大量活的经验，离不开各种实践者的生存智慧。看不到农民智慧的人，一定智慧不到哪里去。正如得意于自己高贵地位的人，内心里其实下贱，还在把金元宝特当回事似的。乡土文明当然也需要改造，但文明是一条河，不能切换，只能重组。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物种资源，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择优重组。 孔见：你的意思是说，要在农民的意识深处去寻找文明的增长点？ 韩少功：必须这样。任何成功的社会革新都需要利用本土资源，依托本土路径，外缘结合内因。农民群体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乡原”习气，徇情枉法，就是民主与法制的重大障碍。但有些人攻击传统没说到点子上，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说农民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但以前传统的宗族、会馆、帮会、商号，不大多组织得很严密吗？现在很多大企业做假和赖账，缺乏商业诚信。但我观察农民“买码”，就是买那种地下六合彩，事情本身很荒唐，但荒唐事居然做得这么大。他们巨大而复杂的支付网络却十分高效，各个环节都比较诚信，赖账的事偶有所闻，但比较少。还有一种“打会”，又叫“转转会”，相当于民间互助的融资制度，不需要书面合同，不需要法律公证，但几乎不出现纠纷。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不诚信，说农民缺乏组织能力，而是要具体分析有关条件和原因。 孔见：与土地和植物打交道的劳动生活，在什么意义上滋养了你的心灵和文学？ 韩少功：文人的知识通常来自书本，不是来自实践；是读来的，不是做来的。这种知识常常不是把问题弄清楚了，而是更不清楚了；不是使知识接近心灵，而是离心灵更远。恢复身体力行的生活，可以克服文人清谈务虚的陋习，把自己的知识放到生活实际和大面积人群中去检验。当然，身体力行的方式很多，下乡只是其中一种。通过这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与社会底层发生关系，会有一些新的感应和经验。你面对迪厅和酒吧，与面对一座山，感觉肯定不一样。在我看来，后一种状态会让你更脚踏实地，更接近灵魂。 孔见：现在，表现劳动生活特别是体力劳动感受的作品似乎少见，倒是描写商业消费和权力阴谋的越来越多。 韩少功：题材多样化不是坏事。但很多人享受着劳动成果却鄙薄劳动，深受权势的伤害却仰慕权势，有一种对权贵圈子流着哈喇子的窥探欲。文学不应该这样势利。 孔见：“文学”有偏于“文”者，也有偏于“学”者。你的文学给予人的更多是“学”的一极，是这样的吗？ 韩少功：我没有多少“学”，也不大做学术理论的功课，只是爱琢磨些问题。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男性作家，缺乏思想能力是很丢人的。一味的情调兮兮神经兮兮小资兮兮，满嘴文艺腔，有点扮嫩和扮软。中国文学经过了政治挂帅的那一段，大家对思想呵理论呵较为排斥。那意思好像说，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其实，人不思考，上帝更会发笑吧？试想想，不思考的人会变成什么呢？在历史上，因热心理论而失败的作家不在少数，因思想贫乏而失败的作家同样不在少数。极左时代那些失败的作家，并不是思想多了，恰恰是思想太少了，白长了一个脑袋，把当局的宣传口径当作思想，就像现在很多人把一个脑袋完全交给媒体和市场。 孔见：纯思想没感觉的思想是一种观念、成见。话又说回来，尽管你的作品追求理与情的融会，但也许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太少的缘故，你的作品受人关注的还是思想的方面。你的读者可能从泥的文字中获得某种启示，达成某种共识，或改变某种看法，但很少会出现泪流满面、无法安慰的情况。你在表达某种情感时，也相对比较克制，没有过度地渲染。是这样的吗？ 韩少功：是有这种情况。我在伏尔泰、维吉尔、尼采、鲁迅等思想巨人面前是小矮人，但在矮人圈里可能误戴一顶“思想者”的帽子。我一直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和感动，但常常力不从心，不能把自己写得作呕、痛哭、或者癫狂。这就是你说的最佳状态吧？当然，我对催泪弹式的煽情不以为然，对语言轻浮泛滥也很怀疑。你连一个人物都没法写得鲜活和扎实，你的感觉在哪里？一个好作家应该有所不为，不能依靠穷煽情、穷刺激、露阴癖这一类低级手段。就像下象棋，废了一半车马炮还能取胜。 孔见：城市生活和女性生活（包括两性关系）是你写作的两个盲区，是你废掉的两个棋子，这是为什么？是你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吗？还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 韩少功：我对这两方面确实写得较少，因为我找不到太多的感觉，商界、官场、酒吧、时装，等等，尤其让我觉得乏味。作家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要求一个泥匠硬去做木匠，不能强求四川人决不吃辣椒。应该允许作家有偏好甚至偏见。至于道德顾忌？倒谈不上。我在一篇随笔里谈性问题，曾吓住了很多人。他们说你怎么说得这样大胆？ 孔见：《性而上的迷失》是把性当成吃饭穿衣一般的问题来谈，显示你非道学的一面。另外，说到人物，从你笔下刻画出来的，多是猥琐、丑陋和变态，甚至是存在人格和精神障碍的人物，这与你的人生取向恰恰相左。为什么你不塑造一些健康、伟岸、强大的理想人物，以寄托自己对人性和人格的期待？ 韩少功：我的理解是这样：鲁迅写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并不违背他的人生取向，与他的《一件小事》也不矛盾。作者传达价值观，不在于他写什么题材，在于他如何处理这些题材，因此雅事可以俗说，俗事可以雅说，英雄题材可以写得很恶俗，流氓题材也可以写得很高洁。塑造高纯度的理想人物，能够经得起现代人严格怀疑和解构的英雄，当然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的梦想之一。但我在没有能力圆梦之前，写出低纯度、有杂质的英雄，也不失为因地制宜，而且这后一种是我们更常见、更接近、更容易学习的英雄。是不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只鸽子、一条狗、一头牛、一个哑巴、一个罪犯、一个莽夫、一个酒鬼、一个家庭妇女、一个有过失的少年，如何突然爆发出英雄的闪光，让我们心生感动。我也许是一个更喜欢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寻找光明的人。 有个外国的批评家倒是说我的作品很温暖，没有现代作品中他常见的阴冷灰暗。这个感觉与你的不大一样。到底谁说得对，我也没把握。 孔见：他所说的温暖，也许是指你叙述中透露的情怀，特别是对低阶层人群境遇的关注。与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冷漠和傲慢不同，你一直被人看成是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这种理解有问题吗？ 韩少功：我从来都是认人不认派，主张因病立方，因事立言，不要轻信划派站队那一套。在八十年代，权势者很僵化，因此我特别关心“自由”，被人们理所当然划入“右派”、“自由化”一列。到九十年代，权势者突然变得很腐化，我就觉得中国更需要“平等”和“公正”，而这些被视为“新左派”的口号。这些帽子和标签都没什么吧？大约在十年前，一位新锐批评家理直气壮地说：谈平等和公正太矫情啦，社会等级化是人性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位朋友面前，在当时贫富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我肯定要当“左派”了。让高等华人或自我预期高等的华人们有点不高兴，对强势潮流保持批评性距离，应该是我的光荣，是我一生中不太多的正确选择之一。 2007年7月 一个棋盘，多种棋子——答意大利汉学家罗莎 一个棋盘，多种棋子 ——答意大利汉学家罗莎注释标题 罗莎（rosa lombardi），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此文最初发表于2009年《花城》杂志，同时有意文版本境外发表，由吕晶女士协助翻译。 性相近而习相远 罗莎：你的作品被翻成了许多文字。你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在中国既是作家，又做文学评论，同时还在大学任教，你是一位重要的观察家。我想请你谈谈：你对在意大利介绍中国文学的方法和翻译选择，特别是已被翻译的当代文学作品有什么印象？你两年前参加了一个在意大利举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在罗马还参观了一个中国作品译本展览，与其他中国作家一起参加了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圆桌讨论。按照与会者当时提出的问题和在场讨论，你觉得意大利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怎样的了解？ 韩少功：我知道意大利出版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虽然有些出版选择受制于西方口味和市场风向，但这已经相当不易。中国去年仅长篇小说就出版了上千部。一个中国人要全面了解这些作品也力不从心，怎么能苛求外国人比中国人做得更好？如果说我在意大利听到一些肤浅言论，那也不会比我在中国听到的更多。 罗莎：几年前在中国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你曾说过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了解程度大大高于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有时候，一个中国读者能列出至少五十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名字，而一个西方读者是不可能举出五十个中国作家的名字的。你认为原因何在？ 韩少功：中国在十八世纪以后深陷困局，此后便有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热潮，翻译出版西方著作的数量全世界罕见。哪怕在铁幕森严的“文革”，中国也以“内部出版”的方式，出版过几百种西方作品，包括各种反共读物。这就是说，中国人一直在睁大眼睛看西方。这些翻译总体质量不错，得益于中国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几乎都学习西方语言，都参与翻译。相比之下，西方不大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想象欧洲一流教授和作家都学中文？都参与汉译工作？双方文化交流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是“单行道”，这是历史造成的。 罗莎：意大利的现代汉学研究始于十九世纪。这要归功于那些曾经在法国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因为法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比意大利早一个世纪。在二十世纪，一些意大利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其中的一些人从英译本将中国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小说，林语堂的杂文和小说）翻译过来。五十年代末期，第一批意大利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访问了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进行了短暂的旅行，然后写出文章和旅行日记，向意大利人讲述和描绘中国。他们中间有卡尔诺·卡索拉（carlo cassola），卡尔诺·贝尔纳里（carlo bernari），弗兰科·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等（curzio malaparte）。七十年代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焦尔焦·曼加内力（giorgio manganelli）等也访问了中国。他们都不懂中文，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中国文字感到敬畏和麻烦，正如卡索拉所说“汉字让人感到自己是文盲”，希望早日被拉丁字母所取代。二十世纪对华进行访问的作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与所遇到的少数中国作家建立直接接触。我们知道一位意大利著名的记者和评论家姜卡尔诺·威克雷利（giancarlo vigorelli），他在五十年代末期认识了诗人艾青并彼此成为朋友。当时还有一位结束了在中国漫长逗留期以后而写了一篇著名文章《我爱中国人》的意大利作家库尔齐奥·马拉巴特。他曾有机会会晤了毛主席，但没有遇见过当时的中国著名作家，只遇见了一批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年轻人。某些意大利作家在华旅行中曾有机会接触到巴金和丁玲。八十年代中阿尔多·德·雅克（aldo de jaco）还遇见过沙叶新，但他们之间的交流短促而匆忙，此后也没有任何持久的成效。可以这么说，在整个二十世纪，意大利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接触，局限于狭小圈子，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意大利的传播几乎没做出什么贡献。 目前，尽管有很多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更多被翻成英文和法文，但中国文学还继续被认为是“非主流文学”，也就是说读者还对它不够了解和注意。意大利作家和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还很少提及。相反，很多中国作家读过并提到了莫拉维亚（moravia）和卡尔维诺（calvino）。我认为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常常不够完整和全面，可还太倾向于表达自己的判断。 我知道您参加了一些在欧洲或在欧洲以外国家有关中国文学的大会，并与一些欧洲、美国的读者和汉学家进行过接触。我想问你，你是否觉得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还是那么神秘、无法了解？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已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有些事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还是很难理解。您认为西方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足够的认识吗？ 韩少功：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靠短期旅行与访问远远不够。而且人们认识异质文化时，包括在进行翻译、出版、评论的时候，容易选择那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懂”的东西，容易解说的东西，这就可能形成一种有选择性的半盲。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泡沫，一种是美化，一种是妖化。前者多见于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者多见于九十年代以后。知识精英并不是上帝，甚至不是圣人。现实利益关系总是扰乱正常的认识过程，产生各种美化对方（比如，西方需要拉中国一起对付苏联的时候）或妖化对方（比如，中欧之间贸易摩擦和文化碰撞增加的时候）的社会心理需求，使认识发生偏移。这对中国认识西方和西方认识中国，都是同样的难题。依据中国的资讯也不一定可靠，因为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解释也常常是混乱与扭曲的。一些垃圾作品可能被多数中国人热捧，一些假情报会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欢迎和奖赏——正如几个伊拉克人的假情报不就曾被美国当作发动战争的根据？ 中国不会比意大利更神秘，肯定不是一维空间或六维空间的什么怪物。孔子说过“性相近而习相远”。这是指人们在自然本性方面没有太多的不同，但在文化形态方面千差万别，不可能完全对等和重叠。中国正处于剧烈的文化交汇和文化转型时期，其特点是多种逻辑和多套符号同时在起作用。这好比西方是一个棋盘，棋盘上只走象棋，比较容易让人看明白。但中国这一个棋盘上既走象棋又走围棋，可能还混杂了其他棋子，需要我们多一点小心和耐心。 同名不同姓 罗莎：您觉得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应翻译哪些作品？当代作家还是现代作家的作品？古典文学还是别的？还是我们西方人在与之不同的民族面前的态度应该改变？ 韩少功：我觉得主要问题不在于古或者今，重要的是翻译家要好，这样他们才能选择和传达最有价值的信息。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比较陌生和另类，是因为西方各国之间具有文化同质性，西方与世界多数地区也有过文化融合，在历史上有过语言（比如，澳洲和南亚）、宗教（比如，非洲）、人种（比如，拉丁美洲）等方面大规模的流动。即使在东方，印度、菲律宾等广泛使用英文，东南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自西方，日本的一半文字（片假名）是西文……只有中国一直较多延续着自己的文化特性，包括躲过了西方的殖民化。不难理解，因为这一无法更改的历史过程，中国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较多认识难度，中文本身就是难度之一。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已经好多了，十年或二十年后可能会更好些——那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优秀的翻译家。 罗莎：评论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品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或读到汉学家这样的评论“某某作家是中国的卡夫卡”或者“中国的福克纳”。中国作家对这样的评论感到高兴吗？你觉得这是利用西方读者已有知识背景来让西方读者接近中国文学的方法，还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 韩少功：类比方法有时候可用，可用来引导和启发人的想象。但类比又不必被人们过于当真，比如，人们不要以为母亲真是一块土地，或者女人真是一朵花。只有思想懒汉才会太依赖类比，把孔子类比柏拉图，把中国革命类比法国革命，于是把世界简化成几个标签，随意地贴来贴去。“中国的卡夫卡”或者“中国的福克纳”有没有呢？这种文学仿制现象肯定有。但是第一，仿制不是什么好事，只是学习的初级阶段，不值得作家和批评家们过于兴高采烈。第二，任何仿制都不是照相和克隆，都有重要的变形和变性，比如，你在很多国家的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卡夫卡”的影子，但它们“同名不同姓”，其中的差异也许更值得注意，是更大的认识课题。 罗莎：我想问一个中国作家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说，八十年代初期西方文学的介绍在中国有哪些影响和重要性？西方现代文学流派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有哪些影响和重要性？如果有这种影响和重要性的话，在哪些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韩少功：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最活跃的思潮，一是个人主义，表现出对极权社会的逆反；二是感觉主义，表现出对思想控制的逆反。这些都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明显胎记。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帕格森的“直觉”说，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等等，都曾经在中国有过意义重要的发酵，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中国作家的兴奋点。有点不幸的是，这一切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很深，而且在不少作家那里很快变味，与市场消费主义合流。于是，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在本土道德资源也大遭毁弃的情况下，“个人”加“感觉”很快变成了欲望主义，变成精神底线失守，变成了反社会和反理性的极端态度，并且与商业化投机关系暧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对个人/社会、感觉/理性采取二元对立模式，算不上什么聪明。作家因此而出现的自恋癖和自闭症，一旦过了头，恰恰会阻碍文学。你翻开一本小说，里面每十几页就有一次上床，这种千篇一律有“个人”吗？这种陈词滥调有“感觉”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愿意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对西方优秀文化的误读和消化不良，比如卡夫卡的表情从欧洲来到中国，总是出现在一些小奸商的脸上。 罗莎：西方某些人批评中国文学不太关注性格刻画，探索研究人物的心灵以及他们的内心深处。您同意这一观点吗？您不认为八十年代末对到处弥漫的个人主义、个性论的兴趣弥补了这一缺陷？ 韩少功：性格刻画在两千年前的《史记》里应该说已有相当成熟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学比较缺乏的，一是心理表现，二是情节营构——特别是那种“焦点透视”式的情节结构。以至五四新文学代表人物胡适先生说，中国古典小说没有一本算得上“真正的小说”。我猜想，西方小说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可能与文明传统有关。比如西方人在天主教时代习惯于“忏悔”和“告解”，忧心于“原罪”和“救赎”，因此会更多地关注灵魂，更多分析个人内心——而中国除了蒙、藏等地区，是较少这一类宗教活动的，也就失去了很多内心审判的机会。西方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盛产戏剧，因此会在小说中更多运用戏剧经验——而不像中国小说有更多散文痕迹。因此，西方文学进入中国当然是大好事，包括你说的“个性论”，等等，都给中国文学增加了活血，提供了参照和启示。 罗莎：我认为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性质，一是集体社会，一是个体社会，看重个人。这对两方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可能有了很大的影响。 韩少功：中国文化传统重视“人格”，但不大讲“自我”或“个性”，就与你说的这个原因有关。这后面，有农耕历史中长期定居、家族稳定、人口密度高等制约条件，也有现代转型期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空前剧烈等制约条件。在这些情况下，“个人”是必然受到限制和遮蔽的。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个人”才得以合法化，并且成为社会演进的重要动力。至于这一过程导向很多作家的自恋癖和自闭症，是受制于社会和时代的条件配置，比如遇到了消费主义。这好比一个医学的故事：人们在一种新型病毒面前缺乏免疫抗体，就会生病。也好比一个生物学的故事：有些物种在原产地不是灾难，到了新的地方以后，失去了天敌制衡，就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文学当下最重要的危机是价值真空，以及由此引起的创造力消退。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和“感觉主义”可能已经不够了，仅靠西方文化的输血也不够了。 罗莎：在七十年代末特别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有一段解冻时期。在邓小平开始了经济改革以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事实上对八十年代的文学有着积极影响，因为在那一阶段开始出现了具有一定价值和让人感兴趣的作品。比起很政治化的、缺乏文学价值的毛泽东时代文学（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八十年代初开始了一段文化和文学复兴时期。你同意这一看法吗？你认为这一灾难阶段（“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对中国文学是颇有益处的吗？ 韩少功：从总体上说，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实现文学解冻，构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又一个文学高峰。“文革”无疑给作家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资源，也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条件，比如，压迫会带来反抗，危机会诱发思考。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文革”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历史上经常有一种两难，如古人说的：“国家不幸诗人幸”。危机的社会里英才辈出，安康的社会里庸人遍地。我们能怎样选择呢？如果历史可以由我们来选择，也许我们情愿文学平庸一点，也不希望社会承受太多灾难。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选择权。 任何有活力的文化都不是复制品 罗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诗歌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促使人们思考，推动语言运用方面的革新。依您看，诗歌是以何种方式来影响年轻作家在语言和风格方面的更大尝试？ 韩少功：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辈作家大多是从写诗开始的，至少有过爱诗的兴趣，善于从诗句训练中体会词语的性能和品相。“诗”在中国古代被奉为“经”，在各种文学门类中具有最高地位，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灵魂。当然，诗人成为小说家的并不算多。诗与小说，也许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互为依存但不可互相替代。 罗莎：你们这一代的作家和诗人（除了您，还有莫言、北岛、阿城、王朔，再晚一些苏童和余华）、这些都是改变中国当代文学面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你们当时相互认识吗？你们之间当时有没有联系？你们当时最常谈论哪些话题？你们当时在文学理论方面有着同样的看法吗？当时你们作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当时你们以为新文学应从何处开始？是从主题的差异开始吗？还是从更多的自由的表达方式开始？是从艺术风格的尝试开始还是在毛泽东式语言多年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对一种新语言的挽救？这些是你们作家最常讨论的话题吗？抑或这些只是那些官方评论家后来重组的论点？ 韩少功：八十年代的文学讨论密度最高，作家们都乐于串门和交流，对你所说的那些话题都有涉及，而且确实有过不少争论，因为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等等在当时组成了文学解放同盟，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我与你说的那些作家因为不在一个城市，只是偶尔见面，没有太多联系。我相信我们对文学会有一些相近的看法，比如，对某个作品优劣的判断，大概不会相差太远。但我们肯定也会有差异，来自不同的人生经验、艺术兴趣、处世态度、政治倾向、甚至地域文化背景。有时候一个作家今天和昨天的看法也不会一样，那就更别说不同作家之间存在差异了。但一般的情况下，记者和批评家也许更喜欢争议不休，更喜欢谈论主义和流派，而大多数作家并无兴趣经常发表理论宣言，也不太愿意把同行之间的分歧大声说出来。因为大家都明白，观念并不是文学，再正确、再高超、再精彩的观念，并不会自动产生好作品。决定写作成败有太多复杂的因素，观念是诸多因素之一，仅此而已。 罗莎：您提到过在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与差异。您能否针对中国那些年的情况来解释一下您想说的意思是什么？除了少数情况例外，我觉得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排斥和反思过程中以及在新的流派繁荣以后，很多作家，尽管其中有必要的差异，但曾有回到新的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种新现实主义更加接近时代、更加“客观”，对经历的新现实和新出现的问题表达批评和反思。在“新现实主义”复兴的同时，也曾有通过一种新语言以探索新主题的尝试。与古典主义的联系，是通过重新创作和中国古典传统相关的题材而建立的，还是通过创作本世纪初更为现代的题材而建立的？尤其是如何表达的？ 韩少功：“主义”都是简化的命名。有时候，我觉得采用中国式“写意”和“写实”这一组概念也许更方便些。八十年代很多小说重在“写意”，把情节、人物、主题这些元素都淡化了，批评家喜欢称之为“现代主义”。到了九十年代，很多作家重在“写实”，又把情节、人物、主题找回来了，批评家们喜欢称之为“现实主义”。这样说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不必太当真。张炜的《刺猬歌》又写意又写实，叫什么“主义”？我这些年发表的《报告政府》是写实，但《八〇一室故事》《第四十三页》是写意，那么我该戴一个什么帽子？至于古典主义，在我的想法中是指汪曾祺那样的，更多受到中国古典文学陶冶，其作品趣味既不怎么“现代”，也不怎么“现实”，似乎更合适“古典”这顶帽子。当然，这也是一种简化的命名，帽子可以随时摘下来。现在有很多青春小说和消遣小说，表面上看来也“现实”也“现代”，但把它们称之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都会怪怪的，因为它们与欧洲十八世纪后的诸多伟大传统都相距太远。这些作家也经常虚构古代的故事，但与我心目中的“古典”精神气质同样相距太远。我觉得批评家最好是创造一些新的命名来描述它们。 罗莎：现在我们谈一下文学评论。在意大利，人们开玩笑地说许多评论家人之所以干这一行，是因为他们未能实现当作家的梦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似乎过时了，很多人还排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因此也许会产生政治上独立、更加客观的新一代文学评论？比起那些正统的评论，这些更年轻、更独立的评论有何分量？ 韩少功：在眼下的中国，所谓“正统的”官方批评已经边缘化，书店里肯定是哈耶克（salma hayek）比马克思（karl marx）的书要火爆得多，教授们在讲坛上痛斥中国和盛赞美国更是司空见惯——特别是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但文学批评的情况并不太令人满意。最主流的声音是记者批评，是报纸上巴掌大一块的那种，一天能写出两三篇的那种，几个标签随意贴来贴去。另一种是小圈子里的学院批评，虽然也有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但普遍的弊端，一是从书本到书本，缺乏现实感受和思想活力；二是“批评”中的“文学”越来越少，比如都做成了所谓“文化研究”，只剩下意识形态一个视角。这好比无论拿来白菜还是萝卜，批评家只会分析它们的维生素。问题在于：垃圾也有维生素呵。那么我们的维生素专家们怎么来区分垃圾和萝卜？怎么区分坏萝卜和好萝卜？ 罗莎：一位有名的评论家（刘再复）写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现的一个有特点的新现象是多元化，即文学的流派和主题开始多样化。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三十年。再看过去，你不认为八十年代作家其实都有追随文学主流的倾向（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派）？是不是很少能听到独特的看法？为什么在现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中国作家都属于某一个主流？为什么集体（家庭、团体）观念比个人观念更强、更根深蒂固？你同意这一观点吗？或者你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和片面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韩少功：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中国很多作家确实喜欢跟风，以前认为真理都在莫斯科，后来觉得真理都在纽约，缺少个人的独立选择。这种情况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消除的。二是有些“主流”是批评家和记者虚构出来的，是刻意筛选事实以后的结果。比如，你说的那些“团体赛（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就很可疑，当时既不“寻根”也不“先锋”的作家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又比如眼下的中国文坛也很难说还有什么主流，但很多批评家和记者不耐寂寞，还是一会儿拼凑一个主义，一会儿拼凑一个流派，在报刊上折腾得人们眼花缭乱。他们可能觉得“团体赛”比“个人赛”更方便于思考和评论。我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二三流的从业者也得吃饭。 罗莎：另外，那个年代的中国作家很像以前的文人，自己认为都有使命，都要去努力解释，要去教育读者，要承担社会责任。是不是当时很少有人提到文学不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而作家们应该去自由地探索？ 韩少功：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比较多见，但现在情况刚好反过来了。据我对周围的观察，大多数作家是不喜欢谈“社会责任”的。比如两年前有几个作家提出“底层文学”，提倡关注社会底层状况，结果引来了文学报刊上广泛的嘲笑与讥讽。作家当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权利。不过，如果有些人只是追随时尚潮流，那么无论是承担（比如在八十年代）还是放弃社会责任（比如在今天），其“自由”都打了折扣。 近期不乐观，远期不悲观 罗莎：你在一九八五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根”的文章，对当时文学状况进行反思，呼吁作家恢复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竭力仿效西方作品。西方文学也恰恰在那一阶段被介绍到了中国，为此还掀起了一股真正的文化热。有人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在一九八五年或是近几年）你站到了保守派一边，首先反对许多人对西方作品表现出的热情，然后在近几年又站在反对描绘内心思想倾向和商业倾向的那一方。在前一阶段，某些评论家主张只有介绍和研究西方的理论，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出国界和具有世界性。中国是需要革新的，而革新不能来自传统文化。你对此有何看法？ 韩少功：倡议“寻根”的文章发表于一九八五年，但那一年我恰好在某大学进修外语，为后来翻译milan kundera、fernando pessoa一类做准备。所以把“寻根”视为排外，视为反西方，在我看来十分可笑，至少是一种强加于人的曲解。有些非洲国家全盘接受了西方的语言、宗教、教育以及政体，但并没有出现文化复兴，反而有长久的动乱和贫困。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与此相反，欧洲人依托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母体，才得以更好地吸收中东的宗教、阿拉伯的数学、中国的科举制度。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经验。左派在“文革”时期全面排外，右派在市场时代“全盘西化”，在我看来都是文化近视。任何有活力的文化都不是复制品。真正的革新者不会把复制当作创造，不会用输血替代造血，因此不会轻视包括本土文化在内的任何文化资源。这不正是欧洲的经验吗？如果说要学习西方，我想这就是西方最值得学习的一条：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自主创造。与这一点相关，我从来不觉得“保守”是一个贬义词，比如我觉得西方左派（美国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等）的政治、经济批判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他们在文化上过于“自由主义”而不够“保守主义”，将来很可能因文化这条腿短而摔跤。 罗莎：文学是了解一个民族的心灵和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源泉。关于这一点，我想插句话，自九十年代末，一些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主要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吸引了各国读者的注意。我指的是像哈金、裘小龙、戴思杰、虹影、高行健这类作家，也许在中国还不为人知晓或不太知名。他们在风格和修养上各不相同，但其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轻快灵活地讲述中国，讲述中国的文化和近代历史。您认为作家移居海外还能向西方人讲述中国吗？此外，您认为对他们的兴趣不断增长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用其他语言（英文和法文）进行创作？作品能未经很多过滤便到达西方读者面前，没有从中文翻译过来的问题？还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方，更了解西方读者的口味，寻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西方读者的文字和风格？还是因为他们的题材的选择（实际上，他们中大部分人所选择的题材关系到社会问题、贪污腐化、性）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也许太敏感了？ 韩少功：你提到的这些作家大多在中国出版了作品，而国内作家眼下也不难把“敏感”作品拿到境外去出版。所以我觉得中国官方和西方舆论虽然立场不同，但都高估了某些“敏感”作品的意义，前者高估了政治意义，后者高估了文学意义。高行健“敏感”，但官方禁得了吗？不说互联网，光是出境旅行者在去年就达到四千万！那么他们在境外或境内阅读高行健有什么不同？更多海外中国人熟悉高行健、甚至经常接触cnn和bbc，是否就被一定被洗脑了？另一方面，现在很多“敏感”甚至“地下”的诗歌、小说、电影通过各种渠道送入西方，它们中也许确有优秀之作，但到底有多少算得上优秀？一个作家仅凭“敏感”的入场券就能身价百倍？至于你说的这些作家在西方受欢迎可能有很多原因，不同读者群体的不同兴趣也是正常原因之一，而这些作家已熟悉了西方群体的兴趣。这没什么不好。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作家。意大利餐与中国餐的口味就不一样，以后也不必强求统一。 罗莎：你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如阿城、莫言、苏童和余华的作品都在国内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都证明你一九八五年的断言是正确的。应以批判的方式再认识被遗忘的和毛泽东时代被破坏的文化，应该归中国文化的根，重新找到一个新的生命活力。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九十年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成果。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地进展，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也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化，同时出现了跟工业化国家一样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失业、无医疗保障、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可以看到传统价值的丧失，人们都忙于获得物质财富。这一社会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韩少功：很多中国作家对批判极权体制比较有经验，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缺乏经验。八十年代以后的“美国梦”，使他们后来对于环境、资源、贫富差距、道德崩溃、民族主义等新问题几乎丧失了反应能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中国要变成美国，那么我们还需要五六个地球。如果人道主义变成了欲望主义，那么人道和人权反而会在无穷的腐败和掠夺中消失。不幸的是，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中国作家的盲区。中国现在遭遇了一个疑难杂症，既有极权主义疹状，也有极金主义（我创造的一个新词）疹状，没有现存的药方可用。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如果要做出更有创造力的文学反应，作家们也许还需要更多的体验和思考，更多的勇敢和智慧。 罗莎：许多作家，其中包括那些对社会政治问题最有负责感的，从九十年代开始，他们没有因为要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从政治和社会舞台上退出？评论家陈思和把作家退出的现象称为边缘化。您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因为对近代史中的反知识分子运动的厌倦？还是因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出现了一个逐渐冷漠的态度？这也是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富裕和舒适的新形势？还有某些人在国内外获得了成功？去年马原先生出了一本书《中国作家梦》，书中收集了作者自九十年代开始的对一百多名作家的采访。这本书好像证实了这一看法。几乎所有的采访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个话题：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以及一些作家的困难，特别是那些靠写作为生的诗人。这就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想法，您把这称为“金钱主义”，它好像充斥了中国各个阶层。在中国的马路上，我经常听到人们的谈话，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无论男女老少，人们最常提及的似乎是“钱”这个字。这正是中国的情况吗？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人还没察觉到、而在中国正产生的某种现象？ 韩少功：你说的也正是我忧虑的。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几个朋友批评“拜金主义”，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人民公敌，被老中青众多同行齐声痛斥。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只有走到了尽头，只有遭遇了惨痛灾难，人们才能有所警醒，包括知道金钱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眼下，这一过程在中国还没有完结，在全世界也还没有完结。 罗莎：王朔在八十年代后期断言中国文学患了一种叫“太严肃”的慢性病，即作家们过于认真，主要考虑怎么面对重大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学过于严肃，而且还常常包括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王朔的作品被评论家称为“痞子”文学，“商业化的叙事文学”，等等，但是销售量巨大。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卫慧、棉棉，近期又涌现出了郭敬明、韩寒这样的年轻作家，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被称作“商品文学”，他们的作品主要谈论个人的激情，个人的生活，好像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事情。不过，这批年轻作家的“商品文学”跟当时的“商业化作品”根本不同。如你在一次发言中所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感觉解放时期”，这是个性的再发现和认可。不过，有了这种再发现和认可，应该能够看到很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才对。但结果呢，与预期相反，文学作品倒是出现了一种同类现象。你对此有何看法？ 韩少功：王朔很有杀伤力，对伪道德和极权政治是一种解毒剂，但缺点是建设性不够。一谈到建设，就得有点严肃，不能只是油腔滑调吧？但不管怎么样，王朔的个性是在丰富社会阅历中发育出来的，看看他的作品和履历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如果他的模仿者误把时尚当个性，误把自恋当独立，当然就只会有贫乏和雷同。在这个意义上，王朔的理论害得很多人当不成王朔了。因为所有天才性的感觉，比如，球员、木匠、警察、水手的职业性独特感觉，主要是从他们艰辛甚至“严肃”的长期实践中产生的，不是在酒吧里随便玩玩就能得到的。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感觉，不要随意自封天才，不要以为感觉天才就这么廉价。 罗莎：您认为一部好作品应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是要具有好的语言、结构、风格还是内容？ 韩少功：面面俱佳当然最好，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十项全能式的冠军不容易当。一个作家能在某一方面有所创造，拿一个单项奖牌，就已经很不错，就值得我们备加珍惜了。 罗莎：近几年中国也出现了跟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的问题：文学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流行，读者对文学也越来越不感兴趣。中国的书店到处摆着教人们“如何在一个星期、三天以内或一夜致富”的书籍，“怎样成为成功的商业人士”，等等。许多诗人放弃了写诗而去写所谓“卖得出去的”叙事文学，另一些人则改行从事电影，还有一些人认为现在是“图像（影视）时代，不再是文字时代”。你的看法如何？你认为再过几年我们又能看到好作品，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吗？现在中国文学不足之处是什么？ 韩少功：新兴传播技术出现，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人们欲望过分膨胀，则是一个可逆的变化。文学眼下正处在不可逆和可逆的双重变化之中。我的看法是近期不乐观，远期不悲观。从根本上说，文学表达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只是人类不灭，文学就可以长存。但人类灵魂并不是时刻处于苏醒状态，并不会把价值理性时刻置于工具理性之上。处于经济发展高速和文化价值混乱的中国，情况当然更是如此。其实，欧洲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文学繁荣，文学几乎成为上帝代用品的辉煌时期，也不是历史常态。把它描写成历史常态，是史家们的天真或故意造假。但人类的灵魂也不会永远沉睡。当危机逼近，当灾难出现，人类的情感和思想就必须做出有力反应，重新孕育出优秀文学。这是肯定的。作家们不能基于职业利益而期盼危机和灾难，但一个平庸腐败的世界，能有其他结果吗？ 2009年2月 中国文学及东亚文学的可能性——答韩国汉学家白池云 中国文学及东亚文学的可能性 ——答韩国汉学家白池云注释标题 白池云，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创作与批评》编辑委员，汉学家，翻译家。此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湖南文学》，同时有韩文版本在境外发表。 白池云：您好。这次能请韩老师来做一个对话，觉得非常荣幸。您深刻的思想和不断的实验精神，对于面对文学危机的韩国文学界来说，也许将提供不少启发。 韩少功：我也很荣幸。 白池云：这次访韩应该不是首次了吧。您对韩国的印象怎么样？和韩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有不少的交流吧？ 韩少功：这是第二次来韩国。十年前我接受瑞南财团的邀请来过，与韩国作家们交流不是那么多，但学者见了不少，像崔元植先生、白永瑞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老师。首尔这个城市很大，管理得很好，充满活力。这里与中国没有多大的时差，食品口味也接近，所以对于我来说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白池云：老师是湖南人。湖南和韩国的菜有点相近吧？ 韩少功：他们问我能不能吃辣，我说，肯定能吃。 白池云：一般韩国人不知道，湖南菜比韩国菜辣得厉害。还有，湖南出了不少有名的现代文学的作家，像丁玲、田汉…… 韩少功：还有沈从文。 白池云：对。我去过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很漂亮的小城。学生时代我在读他的小说《边城》时，不太理解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中国那么严酷的环境下，怎么会产生这样一幅画儿似的作品，但到了凤凰，疑问就自然消解了。小说里的布景就在现实中。听说，老师您也在湖南乡下居住？ 韩少功：已经十一年了，每年有半年住在湖南的汨罗市（县）。那里有一条汨罗江。 白池云：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 韩少功：我这次就是从汨罗来。从汨罗开车到长沙，有一百二十公里。长沙现在有直飞首尔的航班，但我不知道，还是在上海转机，多费了一些时间。（笑） 白池云：老师是因什么契机回到汨罗江那边去了？ 韩少功：十一年前，我要辞职，我的工作单位不同意，最后是双方谈判，各让一步：我不辞职，但他们每年给我半年自由。这样，我就可以阶段性地待在乡下了。我觉得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劳动，出点汗，接近大自然，对健康也有好处；二是脱离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换一个环境，了解社会底层的生活；三是节省一些时间，因为你在乡下可减少应酬，没有那么多饭局和会议。 白池云：我看到《山南水北》照片中您家附近的自然风景，那个很大的湖，感到很羡慕。 韩少功：下次欢迎你去我那儿走走。 中国文学的大体方位 白池云：谢谢。那我们从现今的中国文学谈起吧。近来，中国作家的写作非常活跃，韩国图书市场上的中国文学虽不能说特别红，但二〇〇〇年以后推出了不少译作，渐渐有了影响。余华、苏童等获得了一些程度上的读者注目。但问题是，韩国读者不大理解那些作家在中国文学地图上站着什么位置。再说，韩国读者对中国的现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没有成熟的了解。因此，我想先请老师讲一讲，您如何看待现今的中国文学？有多大成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韩少功：简单地说吧，大概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十年到十五年之间吧，是文学在中国特别热闹的一个时期。那时候我们一本小说很容易卖到50万册。 白池云：那么多？ 韩少功：当时刚刚结束“文革”，大家有一种文学的饥饿感。没有电视和网络，报业也不太发达，文学成了中国人的主要娱乐。到了后一个阶段，比如九十年代后期，文学出版开始出现商业化，畅销书多了，但其中大多是色情呵，暴力呵，小资时尚呵，品质出现下降。还有一些实用类的书，用英文叫“how to”一类：怎么炒股票，怎么谈恋爱，怎么出国留学，等等。这样，通俗读物迅速变成了主流，加上电视和网络的巨大冲击，文学就变得非常小的一块了。用苏童的玩笑话来说：我们的读者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在减少。（笑） 在这一小块儿里，如果要大致分分类，我不妨用几种颜色来说。第一种，黄色的，是指那种商业化的畅销书，属于吸金功能极强的。第二种，红色的，是指官方特别支持的，大多正面表现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第三种，黑色的，是指那种特意写给西方人看的，按照西方胃口来订制，包括某些刻意包装的“地下文学”，便于在西方媒体那里做宣传。最后一种，所谓白色的，是指比较纯洁的，接近我们“纯文学”这样一个概念。你说的莫言，苏童等等，艺术和思想上有探索的作家，都算是白色的吧。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划分，不一定准确。 白池云：现在中国的畅销作家是哪一些作家？ 韩少功：韩寒、郭敬明是很畅销的吧。还有些畅销书，你们大概也不会翻译过来，比如，有一个叫木子美的女作家，专写性爱，在中国很有名。还有一本《上海宝贝》，也曾风云一时。 白池云：《上海宝贝》，韩国有翻译。 韩少功：据说中国去年一共出版了长篇小说六千多种，平均每天有十来部出版。这个数量大得吓人。但另一方面，文学与普通人的关系似乎却越来越远。我曾在某大学问一些文学研究生，读硕或读博的，问他们是否读过《红楼梦》，结果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举手。我又请谁读过三本以上法国文学，结果举手的依然很少，大概不到三分之一。这个事情如果放在“文革”那种比较禁闭的时期，也是不可思议的。那时候很多中学生，随口说出十本俄国小说或十本法国小说，都不是太难。 白池云：这样的情况韩国也一样。像一九八〇年代那样政治环境非常严格的时候，文学倒很丰饶。我觉得，社会的苦恼和对文学的热情是偕行的。 韩少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潮流，挤压了人的精神空间，应该说是主要原因。以前的出版社也要利润，但只求一个总体上赢利，并不一定每本书都得赢利。可是现在不一样，普遍实行“单本核算制”，每本书都得挣钱，而且这个挣钱与编辑的利益挂钩，这就使很多文化生产胎死腹中。诗歌呵，学术呵，是最早的一些灾区。这种制度不是把文化向上引，而是往下引。在另一方面，电子网络的冲击也是一个技术性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习惯于上网，因为这样既方便，成本也低。很多人甚至习惯于“一心多用”，一边听音乐，一边看股票，一边网上聊天。很多人逐渐丧失了沉静和深思的能力，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当然变得格格不入。 白池云：可是，从外面看来，好像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渐渐变高了。在此我说的世界主要是指欧美，但韩国、日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 韩少功：确实，三十多年来，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得到大量译介。特别是在八十年代，西方把中国看成一个准盟友，共同对付苏联，所以对中国非常热情。当时中国与他们的贸易摩擦也少，经济上不构成威胁。欧洲和美国仍在上升时期，技术转型升级，全社会自信心很强，所以有一些不错的批评家、出版人以及读者群，对非西方的文化非常关注。不过，近年来这一情况好像正在变化，主要是经济摩擦与文化摩擦都在增加，让很多西方人不安。他们可能现在更关注中国了，但心情与八十年代已经有异。比如他们在八十年代对中国作家说，你们的写作一定要摆脱政治。但他们现在对中国作家说，你们离政治太远了，你们应该更激烈地同当政者对抗。这种变化为什么发生？ 白池云：听到您讲的话，我感觉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是“去冷战”时期，但在我们韩国的实感中，八十年代还是冷战的延续。中国的“去冷战”比韩国来得早。 韩少功：那时候西方的主要冷战目标是苏联，不是中国。邓小平七十年代初到美国大受欢迎，美国《时代》杂志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当作英雄介绍给读者。 白池云：当时中国也有跟美国联盟对付苏联的想法吗？ 韩少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曾经很紧张，发生过小规模战争。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过联美抗苏的考虑。 白池云：这么看，反而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反西方的情绪增加了。一九九六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 韩少功：冷战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亲美的。你说的《中国可以说不》，当时在知识界其实蛮孤立，甚至曾被官方查禁。但到了最近十多年，主要是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苏联解体、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等等，让中国的疑惑者越来越多。比如说西藏，很多中国人觉得汉族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但少数民族可以多生，于是藏族人口很快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四百多万，这怎么是“种族灭绝”？西藏地区寺庙和僧侣的密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基督教地区，这怎么是“文化灭绝”？但西藏在西方人那里另有一种理解，是他们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是这个堕落世界的最后净土，最美丽和最神圣的地方。你们把汉人的语言、饭店、机器、官员、军队送到那里，还在那里宣扬无神论，不是暴力和侵略吗？这样，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怎么想，中国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要那么闹。这样的摩擦太多，就导致了就像你说的，本来是少数派的声音，《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慢慢地变成一个强大的声音。美国皮尤中心的多次民调结果（pew global attitudes）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国民对本国的满意度一度升至百分之八十八，远高于美国的百分之三十九，让很多西方人难以理解。这些数据在网上都可以查到的。 “文革”前后中国文学的激变 白池云：您刚才以四种颜色来概括中国文团的情况，我想把前面三个搁置一下，先谈谈“白色的”文学。因为现在韩国读者接触到的也是这一块。那您对现在的白色文学怎么评价？ 韩少功：谈到这一点，我是非常矛盾。中国文学有很好的成长条件。第一，起码它市场很大，十三亿人口，这是作家们的幸运，相对于冰岛的三十万人口，丹麦的四百万人口，瑞典的九百万人口，希腊的一千万人口，中国的大市场也有利于翻译，可以养活大规模的翻译队伍，便于向世界各国学习，包括把日本、韩国的文学引入中国。第二，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打打折扣，也有三千年的文字记载史，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东西南北还分布了五十六个民族，生活形态五花八门，为作家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资源。第三，中国近一百年来有特别多的灾难，特别多的危机，特别多的痛苦，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激进的资本主义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素材资源。有事故，才有故事。一个特别管理有系、和平安康的社会其实不容易产生文学的。相反，“不平则鸣”呵，“悲愤出诗人”啊，一个动荡不安、灾难频发的百年，倒可能成为文学生长的强大动力。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寄予很大的希望。事实上，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不错的作家。不过，中国这一百年对自己的文化也伤害太深。 白池云：这不是很矛盾吗？您不是说有折腾和痛苦才是产生好的文学吗？ 韩少功：我的意思是，文化需要一种积累，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明显不足。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自杀是“文革”。那时候读书很危险，独尊革命，罢黜百家，大学全部关门，书店里空空荡荡，可说是一片文化沙漠。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自残，是开始市场经济以后，全社会狂热地拜金纵欲，连很多教授也不读书了，商业化了，市侩化了，文化的精神品质下滑。我把前一种情况称叫狂热的“极权主义”，把后一种情况称为狂热的“极金主义”。但它们在伤害文化、否定文化这一方面，有共同的效果。 白池云：既然谈起了“文革”，我想再听一些。您刚才说“文革”时代的学生，读书的修养甚至比现在的年轻人高。可是，当时是那么封闭的时期，他们从哪里找到国外的作品？ 韩少功：当然不是全部，我是指一部分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封闭。那时候有一批很好的翻译家，像译法文的傅雷，译俄文的戈宝权，译英文的萧乾，译意大利文的吕同六，译北欧文字的叶君健，等等，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在“文革”前都是公开发行的。到了“文革”，当局也翻译和出版了几百种“内部读物”，俗称“灰皮书”，包括很多反共人士的著作，哈耶克、索尔仁尼琴等等。这些书虽然只卖给高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很多流散到社会上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就写过中学生们当时偷书、借书、甚至抄书的故事。 白池云：在某一个您的英文采访中，您说中国文学大概二十世纪上半期主要是以苏联文学作为模范，后来与苏联对立起来了，作家开始转向欧美文学。那个转折点，我以为是八十年代。现在听您说，五十年代已经开始接受欧美文学了。 韩少功：“文革”前有各国文学的影响，但最大的老师还是苏联。因为苏联受法国影响大，所以中国读者也连带地喜欢上了法国。在我当知青的时候，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这些法国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到了“文革”以后，很多青年人的主要的阅读对象才转向了欧美的现代主义，比如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意识流，等等。这次来韩国开会的高行健，就是八十年代最早介绍西方现代派的主将之一。 白池云：对现在年轻的作家，您有特别关注的吗？ 韩少功：我已经注意到一些名字，安妮宝贝、笛安、张悦然，等等，希望他们长成一棵棵大树。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作家眼下还有饭吃，完全是因为不少新人还不大争气，对自己要求过低了。我曾接待一个中学生。他把一个u盘给我，请我帮他看看作品。我以为是一个短篇，打开一看，哇，七个长篇小说。第一个是写唐朝的，第二是写明朝的，第三个是写火星人的，第四个是写机器人的……（笑）后来有一个移动网站的技术员告诉我，在他们那个网站，小说成千上万，几乎是论“斤”来卖的。他们就不能写得慢一些吗？不能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吗？ 东亚小说传统与现代性 白池云：我觉得，能写下来那么多就已经很厉害了呵。（笑）那么，我们把话转到老师您自己的作品吧。我翻译《阅读的年轮》时，在韩国还少见您的著作。后来，《马桥词典》被翻译了，《山南水北》也被翻译了。跟别的作家相比，您的作品进入韩国读书界晚了一些。坦白地说，我翻译的在韩国没成畅销书（笑），但读过的人都说他们很感动。我曾以为像《阅读的年轮》这样的书，如果作者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没有深刻了解，不太容易接近。但情况似乎不是这样，他们是从您的文章里收获了某种感觉。《马桥词典》的文体形式还引发了不少的好奇。那，我先想问一下，您是因什么样的契机，想到了用词典的形式写小说？ 韩少功：我中学毕业后当“知青”，在农村劳动了六年，去的地方就是汨罗。我发现那里的方言很难懂。很多年以后，在大学听语音课，看了一张语音地图，才知道湖南的方言确实特别复杂，所谓“十里有三音”。这样，我少年时期就进入了“双语”和“多语”的状态，开始了语言比较学的“田野功课”。语言比较多了之后，你会产生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东西在不同语言里找不到准确对应的关系？你翻译过外文书，也有这种经验吧？ 白池云：是。有些汉语里的词在韩语没有，而某一个韩语词也没法找到准确对应的汉语词。 韩少功：我去过蒙古，发现蒙古人关于马有很多词，一岁的马有个词，两岁的马有个词，三岁的马有个词……汉语里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这里的原因，就是语言后面有生活，有故事，有人物，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到了九十年代，我再次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接触到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讨论，被西方人称作“语言学转向”的，大义是自维特根斯坦以后，很多人认为哲学上问题其实都是语言学问题。我并不是特别赞成这种看法，但这种看法启发了我。 白池云：《马桥词典》的叙事形式，确实跟语言哲学有关系，但这里我觉得还存在另一种试探，就是小说和散文的结合。《马桥词典》中提到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思想的霸权——您所说的应该是西方现代小说吧？依我看来，您想创造一个和西方小说不一样的另类小说。 韩少功：就我所及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有两个小说的传统，一个是“后散文”，另一个就是“后戏剧”。东亚很早就有了纸张，比如晚近出土的“西汉纸”。有了纸张，你可以写字，以至汉代作家们常有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的写作量，都吓死人了。所以那时候教育很发达，文学也很发达，不过当时的文学主要是散文，其次是诗歌。但西方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为他们直到十三世纪才学会草木造纸。在那以前，他们只有羊皮纸，非常昂贵，也不方便，因此文化传播主要靠口传，先是史诗，后是戏剧，都是口传的文学。口传与书写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比如前者面向观众，包括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那么作品就必须趣味性非常强，像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必须注重人物与情节，才能把观众紧紧地吸引住，不然演出就无法进行下去。但书面文学不一样，它是给读书人看的，给“小众”看的，甚至只是给“知音”写的。如果没遇上知音，那么宁可将作品“藏之名山”。散文与戏剧不同的诸多功能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看出，脱胎于戏剧的欧洲小说，大多比较戏剧化，人物、情节、主题，构成了三大要素。而脱胎于散文的东亚小说，从《史记》中的本纪和列传，到《三国演义》，等等，都有散文化的痕迹。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在胡适先生眼里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下的小说，因为他是采用西方文学的标准，几乎是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标准。 白池云：按照胡适的尺度，《马桥词典》也不算小说吧？ 韩少功：肯定不算，因为作品中的人物不连贯，有前无后，或者有后无前。不过，中国《四库全书》里“说部”的百分之九十，恐怕都不能算小说。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有一种很欧化的小说，但也可以有一种不太欧化的小说，比如，来一点散文和小说的杂交，未尝不可。 白池云：在《灵魂的声音》这篇散文里，您说过小说在逐渐死亡。依我看来，您是通过《马桥词典》这样的尝试，摸索一种突破性的另类小说。 韩少功：在古代东亚，不光是小说、散文不分家，文、史、哲也都不分家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我们的人脑，有时候能把事情想清楚，就用逻辑和理论；有时候没法把事情想清楚，就只能用描绘和细节——差不多就是一种文学了。这种“夹叙夹议”的混杂，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成天给别人讲道理，或者一个人成天给别人讲故事，肯定会把所有的人都吓跑。但我们眼下的学科专业越分越细，人才都是所谓“专才”，都在画地为牢，以至一个学者如果说自己是治“哲学”的，就会被人家笑话，被看成骗子；只有你说自己是“搞黑格尔”的，或者是“搞海德格尔的”，对方才觉得你说的是行话，够水平了。这种专而又专、偏而又偏的狭隘，是不是也可能隐藏着重大危险？会不会导致一种僵化和封闭？ 白池云：其实文学，尤其是小说，就是多样形式共存的地方。我在读《马桥词典》的时候，就联想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据他说，小说里面各种各样的，互相对立的体裁（genre），语言，信念体系在共存。那样的多音性（polyphony），好像在《马桥词典》里活生生地体现出来。 韩少功：事物变化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因一果，而是多因一果和一因多果。后戏剧的小说模式，特别是线性叙事逻辑，很容易遮蔽这种复杂性。 白池云：但是对读者而言，《马桥词典》会经常让他们遇到困难。注意到这样断续性，对于很少读书人来说并不容易。前面登场的人物，过了很长时间后再突然出现，读者就搞不清楚他（她）到底是谁。我也是这样，不断回到前面去找那些人物，很困难。要是在韩国出版第二版的话，你一定要加上人物索引。（笑） 韩少功：生活并没有那么完整，某种适度的“碎片感”，其实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今天我在街上见到一个人，这个人永远都再见不着了，但是这个人可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破碎感既然真实存在，为什么要把它统统割掉？ 地方，中国文化的解构/重构的轴 白池云：在此，我想回到语言的地方性问题。不仅《马桥词典》，在别的文章里，您都特别重视方言或地方性，对以北方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似乎显示出某种立场。比如你谈到北方“龙”和南方“鸟”的差异，这种解构中心和挑战权威的尝试，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些相近。但我从《阅读的年轮》中，感觉到您又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甚至表现出批判锋芒。所以，我感到有点矛盾：您对后现代主义似乎是一种既拒又取的双重态度。 韩少功：后现代主义者热心于解构中心和颠覆权威，有积极的一面。在普通话这个问题上，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这是一个英国语言学家对我说的。“普通话”是军队的产物，政治的产物，有一个权力化的过程。因此，普通话的权威地位并不是天然的和必然的，这正如世界上最大“普通话”是英文，与英、美两代全球霸权的历史密切相关。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样一些历史真相。但有时候，后现代主义说的太极端了，比方他们否定一切意义和价值，就太极端，甚至与他们所反对的敌人走到一块去了。绝对的“有”，绝对的“无”，都是绝对。把相对主义绝对化，本身还是一种绝对主义。方言也并无绝对的合理性，因为方言也会有糟粕，对更小的语言群落也有压制功能。 白池云：既然说到地方问题，我想再听一些您与南方文化的关系。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北方的《诗经》，南方的《楚辞》，这样的区分，表示着中国两大不同的文化气质。您的作品，让我联想到《楚辞》所代表的，一种自由奔放、有反抗性的南方文化的气势。 韩少功：中国最早的文化典籍，主要是黄河流域一些文化人记录下来的。那时孔子、孟子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汉都建都在西安，也是在北方。那时南方当然也有文化，但大多没有被记录下来。比如八十年代在中国四川发现了三星堆遗址，有很多精美器物出土，但这样的文化在中国史家那里几无记载。直到宋代，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比如蒙古和突厥，强大起来了，把汉人排挤到南方去了。宋代人到南京建都，到湖南办学校，南、北文化才有了深度的融合。 白池云：我不知道这样的区分开来，会不会有点勉强，是看您的文章，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好像您对儒家，没有对道家或佛家亲切。说“反儒家”也许会点过分，但您对老庄和佛家的爱好，似乎构成了您思想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韩少功：“儒家”这个概念，有时候是一个大概念，几乎涵盖整个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有时候是一个小概念，是指与道家、法家等等相区别的一个学派。现在很多人谈“儒家”，不分大小，不分前后，概念用得比较乱。从汉代到宋代，儒家变化很大。具体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派别，外儒内道，阳儒阴法，复杂的情况还很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赞赏儒家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儒家也有蛮多问题，比方说他们过于精英主义，主要是关心政治、社会、伦理这样一些东西。在这些问题之外，比如生命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道家和墨家，可能更让我感兴趣。 白池云：巧合的是，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不都是南方人吗？（笑）好像老师对南方文化具有一些特别的感情。 韩少功：我出生和生活在那个地方，在战国时代是“楚”。广义的“楚”还包括长江下游地区，比如楚霸王的家乡，即吴越一带。小时候，我听老百姓常用一个词，叫“不服周”，意思是不惧怕、不服从。为什么多出一个“周”字？其时，“周”是指周天子，即春秋时代的中央政府。“不服周”就是我南方人要捣乱、要自强、要挑战权威。这个词里所隐含的某种勇气和豪气，我确实很喜欢。 白池云：“不服周”这个词，眼下在日常生活上经常用吗？ 韩少功：还经常用。是不是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笑） 白池云：韩国文坛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文学和政治”。文学对社会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似有点陈腐，但像今天文学定位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来。您的作品不仅仅艺术性高，并且有强烈的批判性。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对政府的批评不是容易的。可是，您还是用隐约的方式发出声音。在另一个方面，我特别同意您在《马桥词典》中关于“甜”的说法，就是说西方人分不清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反抗，都把它笼统地概括于反共。韩国人了解中国的时候，也经常掉入这种陷阱。在这里，我想请您讲得更清楚一点：您觉得西方人所期待的反抗与您的反抗区别点在哪里？或者，您觉得中国作家应该保持如何的反抗精神？ 韩少功：权力与资本，或者说极权主义和极金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两者结合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需要我们努力地抗争和克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中国与西方确有历史和文化的很多差异，我们的批判必须对症下药，不能简单地照搬其他药方。比如西方人对种族这个问题特别敏感，特别是犹太人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韩国可能就没那么敏感。同性恋问题，在非基督教地区也不那么敏感。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家庭特别重视。前不久，报上有一条新闻，一个男人在车祸中死了，然后他的兄弟和父亲来帮他还债。如果按照西方的法律，他们不必还这些债，每个人的债权债务都无他人无关。这就是西方的“个人本位”。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家庭本位”也许会带来不少负面的东西，比如，“家长制”、“裙带风”、“人情社会”等等，但也有正面的东西，比如，前面说到的还债。如果只是站在西方法条主义的角度，对这个进行嘲笑或指责，就可能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多样性。我们现在常常是“左右开弓”，应对两方面的抗争，既要警觉本土的“遗传病”，又要警觉外来的“传染病”。 白池云：《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中，您对老百姓的观察非常敏锐。好像您看到了老百姓那里一种微妙的现象，一种表面上很单纯，不合理、在深层却真切有力的逻辑。比如，他们在国家面前很脆弱，但他们有对付国家的特殊方式。《马桥词典》中有一个好玩的故事，马疤子原来跟从共产党，后来他丢掉部队，遇到了国民党，就跟随国民党。对他们来讲，跟随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与政治理念完全没有关系。就像您写的那样，老百姓对一九四八年的记忆，不符合于国家的公式化历史。即使不是顽强的对抗，但好像他们有自己的反抗的方式。而且这样的反抗，和西方人所想象的反政府或反共产党，也有差距。我觉得这个差距虽然微妙，但很重要。 韩少功：生活很复杂，但意识形态很简单。意识形态就是制造一个对一个错，似乎黑白两分。但在实际生活，在老百姓那里，有很多疑难杂症，有很多难于取舍的困境，远远超出了书生们的想象。因此，文学有点好处，它描述一些具体和细节，可以尽量避免冷战意识形态的简单化。 文学该如何记忆“文革”？ 白池云：您八十年代的小说，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文革”。从我个人来讲，这些作品给我很大的冲击。第一个原因是其形式上的前卫性和现代性，这个话题等一会再谈。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早期作品使我开辟了以前完全没有的另一个视域。即使我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以前说到“文革”，只会联想到《芙蓉镇》那种，描写国家压迫的作品，很沉闷，很压抑。当然老师的作品里也不能说没有阴暗面，但像《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非常有意思的是，知青并非完全是国家压迫下的被动人物，似乎也有明显的自我主张。比如《西望茅草地》的主人公，一方面轻蔑那个霸道的农民干部，看不起他的愚忠，但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思想也有苛刻的要求。这样矛盾性的人物性格，好像显示您对“文革”抱有另一种看法，有一种分裂的认识。是这样吗？ 韩少功：“伤痕文学”的大毛病，就是简单化。电影《芙蓉镇》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我还是要批评，这个电影把“文革”写成一些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太幼稚了。可惜的是，西方带着冷战思维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类作品，似乎这个世界就是黑白两色。在“文革”中，上层和下层的情况不一样，前期后期的情况不一样，甚至一个派别、一个人都有多面性。一些受害者也迫害别人，这种情况很普遍，并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那种景象。你怎么看？有些人是反抗者，但他们的思想资源和斗争手段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是否被夸大？或者受害之外的一些恶行是否被掩盖了？单是一个冷战思维，是没办法来理解这些事情的。几年前，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 白池云：啊，我看了，是在《boundary2》（二〇〇八）上的《“文革”为什么结束》是吧？ 韩少功：对，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到，当时的反抗起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逆反型，比如，开始是拥护“文革”的，到后来自己受苦了，就转而反对了。第二种是疏离型，就像作家王朔写的那些青年，包括一些官员子弟，吃喝玩乐，胡作非为，喜欢西方音乐，虽然远离政治，但也构成了一种间接的反抗。第三种是继承型，就是完全接受“文革”的那一套思想理论，甚至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但激烈地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当年的“天安门”事件中，这种人还是大多数。有些西方人按照冷战逻辑，特别不理解这一点，说马克思与“文革”是一回事，信奉马克思的怎么会反对“文革”呢？他们最希望“文革”是他们理解的那个样子。 白池云：《飞过蓝天》的主人公是留在农村的最后一个。那些知青开始抱着理想投身农村，但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理想褪色了，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离开农村，只是主人公，因为没有关系，就无法逃出去。一位朋友给他写信说，“你白长了一个脑袋，如果没本事让干部喜欢你，就让他们怕你，逼他们甩包袱”，这个地方很滑稽。（笑）这好像很接近您的自传性小说。是不是？ 韩少功：很多小说里都有我的影子，大多是一些矛盾的多面体。《西望茅草地》也是一样。那个退伍军官，很霸道，很专制，但他又是一个对社会充满热情的人，无私的人。但这篇小说在一九八〇年代引起很多争议。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这种复杂的人物。 白池云：这很奇怪吧，从常识来说，老师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其实更能接近真实情况。在韩国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人们也经常接触到这种矛盾人物。 韩少功：当时有些官方政策也在鼓励简单化。 白池云：您的那篇《“文革”为什么结束》说到，“文革”虽然是很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文学的任务就是要使不易理解的事情变得易于理解。虽然我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不算多，但您说的那种深度揭示“文革”的作品，恐怕还是比较少。我们最开始接触的是伤痕文学，主要描写知识分子怎么受压迫；然后，像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涉及老百姓，描写他们怎么忍受“文革”的动荡和灾难。但是，像红卫兵、知青等等，总是未能成为主角，充其量只是“文革”的背景。 韩少功：对“文革”的禁忌化和妖魔化，削弱了对“文革”的批判，因此清算“文革”这一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你把它妖魔化，它就变得不可理解了，不可理解了就是认识的失败。尽可能还原事实才是批判者应有的自信。 白池云：对您个人来讲，在您的写作上，“文革”占什么样的地位？ 韩少功：“文革”是我笔下的一个重要题材，也是我青春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时光。我父亲就是在“文革”中自杀的，因此有位台湾作家说，韩先生对“文革”是有发言权的。但我并不赞成用一种情绪化态度来对待过去，包括对待当时的很多迫害者。他们并不是魔鬼，其行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真正给社会治病，就要把这些原因找出来。 白池云：以前，我一直以为知青是受强迫到农村去的，可是看老师的小说，才知道那时也有青年是自愿去的。 韩少功：大部分是被强制下乡的，应该说是不高兴的。但也有一部分青年，受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熏陶，是自愿下乡的。我当时就属于这一种。因为未满十六周岁，既可以升学也可以下乡，我选择了后者。 白池云：外面的人恐怕不太能了解这样的情况，您的父亲在“文革”当中受压迫，但在那种环境下您怎么自愿下乡呢？ 韩少功：说来话长。我父亲自杀，但几个月后就被“平反”，恢复了名誉，而且政府开始给我家发放生活津贴。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文革”。我对支持我父亲的人怀有感激之心，而且认为自己更应该努力追求社会公正，用革命来实现这种公正。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说老实话，“文革”那时候，我有时是魔鬼，同时也是羔羊。学生都不想上课嘛，所以学校停课，学生可以反对老师，让我很开心，也跟着起哄，用一些很夸张的政治大帽子去吓唬老师。这当然是我魔鬼的一面。但我父亲受迫害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羔羊啊。甚至我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在乡下涉嫌“反革命”而坐过牢，按照伤痕文学的眼光，有点像“英雄人物”了。很复杂嘛。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多面体。 文学的创新，从哪里来？ 白池云：我们把话题移到文学的形式实验吧。依我看来，您八十年代的那些作品即使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前卫的，比如，《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里面有老庄、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等，东西方的多种形式很尖锐地变奏。当时好像中国作家们的形式实验都非常激进，到了九十年代反而回归寻常了似的。八十年代为什么会有那种现象？ 韩少功：“文革”结束以后，很多作家在审美方面有一个反省，觉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太狭窄了，需要给予打破，需要多样化和多元化。恰逢国外文艺思潮和作品大量进入中国，刺激了大家，激发了大家创新的兴趣。而且那时作家们没有感觉到市场压力，有较大的自由表达空间，哪怕你写得很难懂，像卡夫卡那种的，也能卖得出去。在这些想法推动下，作家不光考虑“写什么”，也重视“怎么写”，不约而同地做出各种尝试，形成了一种井喷式的繁荣。到了九十年代，一是市场变成一种巨大的压力，挑战大众审美习惯的实验性作品，越来越难以生存了。二是对西方文学的消化基本完成，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玩的都玩过了，作家们开始重新确定各自的定位。比如，我也玩过“意识流”什么的，但最终觉得这种手法不大合适我，就放弃了它。 白池云：莫言、苏童的小说都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了。 韩少功：电影是一种高投入的工业生产，对文学逐渐产生巨大影响力。很多小说家都改写电影，或者把小说当作电影的前工序，几乎可以由导演拿着小说直接分镜头。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资本的作用，文学的指挥棒有时操纵在投资商的手里。 白池云：一九八五年您提到的“寻根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是，现在想我觉得这里也有点模糊的地方。一般说“根”，就令人想到传统，但当时您那些作品，哪怕按照现在的感觉看，也算是非常现代的。从这一点看，当时的“寻根文学”的口号，似乎具有一种多义性。 韩少功：传统与现代有时候很难区分。一个基因专家告诉我，最好的物种基因可能是古老的，比如，很多优质物种得到坟墓里去找，到原始森林里去找。但识别、查找、利用这些原始物种，常常又需要最先进的现代基因技术。所以，这些物种是最古老的吗？是。是最现代的吗？也是。古老与现代在这里是互相缠绕和互相渗透的一种关系。八十年代的“寻根”，涉及本土文化这样一些东西。但“本土化”刚好是现代化的一个现象，是全球化所激发出来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对西方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知道亚洲是怎么回事。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的：我们之所以能欣赏到裸体之美，是因为我们都穿上了衣服。 白池云：还有，您在《昆德拉之轻》等文章里说过，八十年代中国有过拉美热。韩国大概也是在那个时期，出现了关于第三世界的深刻讨论，参照过拉美地区的变革理论和依附理论，有了民族文化的视野。不知道我从哪里看到，莫言也在某个地方也说过自己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韩少功：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大量运用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神话、传说、迷信，等等，对中国作家有很大的启发。这是一个可贵的文学高峰。在它以后，高峰似乎少见。不过，把它理解为第三世界文学，其实不是太准确，因为它是欧洲文学的一个延伸部分，是西班牙语文学的地方版。 为了获得真正的世界性 白池云：像您说的话，魔幻现实主义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学高峰。最近，因为出版市场的跨国化，大家对文学的世界性越来越关心。可是，新的世界文学，应该区别于以前那种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 韩少功：你说得很对。以前的世界文学，隐含意义是欧美文学的世界化。而我觉得需要提出一个新的世界文学概念，即全世界各种文学平等对话的新机制，一种同质化和异质化并行不悖的新格局。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国际？很多中国人的误解特别大，以为西方就是世界。我估计韩国、日本也有类似现象。就像穷人最容易互相看不起，但大家又都对富人特别看得起。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眼睛朝上看，不向旁边看，更不向下看，使大量的经验资源和文化资源无法浮出地表。比如，一个中国人，说起美国头头是道，但他对周边的缅甸、泰国、印度居然一无所知，这是不是很危险？另一方面，“世界文学”绝不意味着一种同质化，而永远是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文学都变得一样，而是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形成更为丰富、更为成熟的多样。这一点，我可能与有些前人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有所不同。 白池云：我也同意。全球化的风潮滚滚，但我们对邻居国家的理解仍然浅薄。对韩国来讲，隔壁的中国变得那么快，那么大，韩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仍然差得太远了。大家还是只看西方。像您说的，打破自我封闭，开放眼界，这样的世界化，不是光看西方，而是东亚区域互相参照。可是，最近东亚文学界有了一种有意思的尝试图；韩国的《文学存》，中国的《小说界》，和日本的《新潮》，三家联手，在每个国家选两三个作家，给他们提出同一个话题，让他们对此写出短篇，然后在这些三个杂志上同时出版。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反应？日本、韩国都有些反应了。我看到苏童、须一瓜，毕飞宇等写的短篇，都很好。这样小小的交流实践，蛮有意义的。 韩少功：这种做法值得提倡。具体的做法还可多种多样。重要的是发出声音，明确目标和方向。旧的世界文学充其量是半个世界文学，甚至假世界文学，因为它只有西方视角，因此对西方的描述和解释甚至也错误太多。举个例子吧，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原油价格大约是一美元一桶。这是西方的真实吗？是，也不是。因为价格这么低，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不用石油为条件的。相反，一旦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韩国人都用石油了，原油价格就大涨到一百美元一桶。那么，如果我们看不到西方之外的情况，就很难真正理解西方，包括它的生活和社会。所以我说，新的世界文学一定要面对世界的复杂性。这不是什么反西方，也不是什么反东方，只是说建立真正的世界眼光。这对西方肯定也是有利的。 白池云：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和东亚的问题。恐怕，这话题有点敏感。您的文章中有一篇叫《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大概是您十年前来韩国时发表的。当时您的发言比较有争论性。您说自己不担心中国没有亚洲意识。这里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六十年代中国推行过革命输出；另外一点是，如果中国以后强大起来，自然会再次把亚洲纳入视野，但提出哪一种亚洲观，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我觉得您说中了要害。就亚洲的历史实感和经验而言，中国与我们韩国有颇大隔阂。比方韩国人对东亚认同比较容易接受，而中国呢，国土面积大，接邻国家不仅仅是东亚，所以对中国来讲，东亚只是一个部分。这样，相邻的两个国家难以相互认同和信赖。说实话，韩国人中认为中国能成为我们亚洲同伴的，恐怕不多。大部分都觉得中国会成为威胁，有一些担心。 韩少功：中国块头比较大，所以韩国人、日本人不安心，是很自然的。所以就把美国人扯在一块。美国一驻军，中国人心里也不高兴，觉得你老说“东亚”“东亚”，怎么把美国人搞进来了？这个互相信任很难以建立。我觉得东亚团结很重要，但还要讲更大的团结，否则东南亚、南亚的人怎么想？这是第一条。这个团结的真正实现，可能要靠危机，比如生态危机或经济危机，才能把大家的团结愿望“逼”出来，把一些障碍给克服掉。就像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这是第二条。 白池云：有这个可能吗？很难吧。因为中国经济肯定会越来越好，你们会遇到困难吗？ 韩少功：不见得啊。二〇〇八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谁知道？下一步又会出现什么？美元会不会崩溃？欧洲会不会出现大问题？伊斯兰世界会出现怎样的变化？……那时没人帮我们，必须由我们东亚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承担世界责任。但中国现在并未准备好。特别是文化混乱、价值空虚、精神迷失，是一个很大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就要炸掉经济成果，炸掉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以为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南美、东欧，都曾经有过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说垮也就垮了，说乱也就乱了。东亚人是很聪明的，应该看得更远一些。上次我到韩国来，觉得韩半岛的北方和南方还处得不错，板门店的展览里没有什么刺激性语言，但为什么这几年反而南北关系越搞越紧张？如何解决韩半岛问题，不能靠别人，得靠南北方认真地想一想。 白池云：关键的是中、韩两国有体质上的差异。中国表面上是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但内在的中华帝国机制似乎依然延续，考虑到它的领土规模和多民族共存的特殊情况，这里也许有某种必然性。可是，怎样避免民族主义的反目？这样势力、面积、体质都不太对等的国家之间，怎么样才能建立和平共存的关系？我们对此需要努力一起找出答案。 韩少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不一样，但能大体相安无事。中国与巴基斯坦差异很大，但也可以处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处得好不好，主要是看能否互相尊重。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千面之国”，有黑暗的一面，腐败啊，贫富分化啊，还有你担心的民族主义心态，都是真的。但中国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不是算命先生，很难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说过，如果中国以后成了一个帝国，到处派军队、搞殖民、行霸权，那你们就要勇敢地反对它、抵抗它、打倒它。这没什么好说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也应该参加到这样的斗争中去。如果中国人到非洲去只是买资源和卖商品，不转让技术，那也是利润至上，与殖民主义没多少区别，就很丢人和很无耻。在我看来，转不转让技术，是一个重要标尺。派不派军队去杀人，也是一个重要标尺。我们要用这样一些标尺来观察每一个国家。 当然，从长远来看，民族国家体制最终要退出历史。超越民族国家的架构，比如跨国公司，以后还可以有跨国大学，跨国文化团体，跨国宗教团体，跨国政治团体……为什么不可以呢？民族国家这种形式本身消亡的时候，东亚会变得另外一种说法了。现在我们一出国，就得有护照，护照上盖了政府大印。但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很多共同体（community）是没有国界的，爱音乐的人，爱汽车的人，研究非洲历史的人等等，有各自的community。他们互相熟悉，超过了对邻居熟悉。他们互相认同，超过了对同胞的认同。以后我们的世界体育比赛，是不是一定按国别来组团？搞一个白领团队，同蓝领团队比一下怎么样？搞一个同性恋团队，与异性恋团队比一比行不行？这需要我们想象，需要我们创造。比如，写一本没有民族和国家的幻想小说行不行？那时候，赛场上怎么升旗子？怎么排名次？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文学可以做的事情。 白池云：我也希望我们多有一些您说的文学想象力，能够打破挡住我们之间的许多障碍。你看，我们的访谈时间够长了，谢谢您。 2011年5月 一本书的最深处——答北京大学博士季亚娅 一本书的最深处 ——答北京大学博士季亚娅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芙蓉》2008年第二期。 访谈者按： 一本书到底应该怎么读？阅读者有无理解写作者的可能？我们是否应该探究文本之后那不曾言说的深意？怎样的书能够经受写作者与阅读者面对面的逐字细读？在二人理解的差异背后，这本书将呈现出怎样的微妙、丰富与歧义？ 在海口海甸岛燕泰大酒店一楼咖啡吧见到他。有些惊讶，为额发边沿那一两丝锐利的白，有种特别冷峻的棱角感。然而一刹那间无拘无束绽放的笑容，弯弯的眯缝的双眼，会让你感觉到冷峻之后的亲和与坦诚。这一冷一热之间，似乎暗示着他的全部犀利与温情，执着与通达。 是的，在当代中国文坛，韩少功是一个独特的绕不开的人物。纵观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质量能二十余年持续保持高水准的作家，他之外，也就寥寥二三人而已。从反思文学时期的《西望茅草地》到寻根时期的《爸爸爸》，从九十年代的以“语词”为核心的《马桥词典》到本世纪初以“具象”为核心小说《暗示》，他一次次改变自己既有的写作路数，一次次让人思考文学本身的多种可能性，可以说，他的代表作品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思想气质而迥异于那些平庸之作，均是那一段时期里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作品。这一次的《山南水北》，亦同样是他“挑战自己难度”的心血之作。其笔端呈现出的当代乡村社会的全部复杂与多义性，对乡村人情人性丝丝入扣的精准摹写，挥洒自如的语言与文学架构，以及面对生活本身的那种从容而诚恳的姿态，无不呈现出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大家气度与风范。 韩少功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理解韩少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称之为“行动者”的他，与作为作家的他同样重要。九十年代以来，韩少功以《天涯》为平台，参与知识界数次重大论争与话语空间的构建，代表着学院外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准。他以“实践”为核心，提出了一套超越知识界左右区隔的学问构想，与学院派知识分子展开了饶有意味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乡村生活息息相关的《山南水北》，亦可看成这样一种来源于实践生活和个人生命体验的大学问。 选择《山南水北》作为我们这次细读的文本，还有两个最直接的理由：其一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到底有哪些问题呢？让我们忘记了阅读本身的含义。我们或者在宏大的理论名词中穿行，或者在文本的细枝末节上缠绕，就是读不懂作家的本心。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还有另外的阅读方式？有多久我们没有细读过一本书了？ 其二是什么时候我们变得不会思考，或者说离开图书馆和贩卖来的西方理论名词我们就不会思考了？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一种来自生活最本真的智慧？《山南水北》有望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带着泥土和露珠气味的芬芳的智慧，它与图书馆的灰尘与蠹虫味道迥然有别。 因此，读此书，为重温一种思考方式，一些一直以来在我们视野里延续的问题，一种阅读方法，以及阅读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全部久违的感动、快乐与宁静。 此书之先 季亚娅：鉴于前面说过的两个理由，我的第一个问题和一种阅读方法有关。其实非常遗憾，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在汨罗八景峒您的山居之地来读。因为这本书和您的乡间生活直接关联，它们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作家创作的关系。您早年有些非常精彩的文章如《在小说的后台》《主义背后的人》，说的都是这种从一种生活方式了解作家作品的读解方式，即所谓的知人论世。但这种阅读法被文学史忽略了。最近有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文学史》，是一位文学编辑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先锋文学发展的历史，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也是提供了这些方面的补充。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漏掉了文本外作家存在与生活方式这非常重要一部分，这样的文学史有问题啊。能请您就阅读的方法先谈谈吗？ 韩少功：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像美国的“新批评”，是反对这种办法的。他们会说，文本就是一切。文本本身有传播、解读、衍生、繁殖自己的规律。而且他们还认为对人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可能穷尽这种了解。这个当然有一定道理。不过事情有另外一方面。人为什么要写作？其实就是一种与他人对话。找一个人聊天，就是广义的口头文学，用书面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我们平时所定义的文学。这种对话在不同语境下，或者在不同习惯下，有些东西是说出来的，有些是没说出来的——需要我们通过还原语境的办法，予以有限的猜测。如果我们以为文字是一切，我们就会丢掉很多在文字中的沉默之处，或者是在文字间隙之中的东西。有些时候，沉默本身就是意义，空白中还有内容。这没说出来的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上下文的联系，有一种气味一样的东西向我们笼罩过来，弥漫开来。这些东西往往同样重要。 当然，一个人要绝对了解另一个人，是天真的梦想。就是同一个词，我们对它注入的情感色彩、经验底蕴都不一样，完全理解便有困难。但是文字毕竟是生活感受的表达，尽管是一个不无简化的表达。为了尽可能探寻文字的意义，对于写作者的了解就必不可少。因为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相同的文字有时候意义不同，反过来说，表面上不同的文字有时候反而表达出相同的意义。而这一切必须根据文本以外人的生活处境、生活经验等等，才可能最大化地探知。举一个例子：索罗斯炒股时说“安全第一”，和一个初入道的股民说“安全第一”，两个词的实际意义并不一样，或者说所负载的生活经验并不一样，虽然它们的表面意义完全一样。所以说还是要知人论世。 季亚娅：先问两个大的问题：前一个是阅读方式，这第二个问题与学问和思考方式本身有关：离开了图书馆我们不会思考吗？在您的二〇〇二年长篇小说《暗示》的索引中，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心身之学”。您说“学问的生命在于对现实具有阐释力”，只有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才值得信赖，思想则要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是所谓“知行结合”。我觉得这是理解您全部思想的一个索引。在某种程度上，《山南水北》这本书的写作本身也是回应那个问题：一种从具体人生经验和当下现实境遇中发现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是您一种非常重要的思考方法，也是您区别于很多学院的教授或者文学批评家的所在。我想就这个问题请教您。 韩少功：这个问题尤其在当代特别重要和尖锐。因为你知道，当代相比古代，读书人是数以千万倍地增长。我们的教育很发达，也许要不了多久，一般孩子都至少是本科生。他们有的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才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就在书本里面过日子。这在古代是没有的。古代人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极少数贵族（季插话：那时候的读书人也是要十年寒窗啊？韩答：很少，人很少）。大约一百年前，北大有多少学生？整个中国就是四五所大学，对吧？ 季亚娅：这里有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以前的教育是精英教育，那是不同的。 韩少功：对啊，其他的问题我们不说。我要说的是人和书本打交道的时间大大增多了，何况我们现在的印刷量、出版量如此的大。在五十年代，可能一年就出几本小说，而现在呢，每一年有几千本。这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从书本上得到知识或了解世界，知识的原生性就会大大削弱。知识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传播，但鹦鹉学舌、东施效颦、人云亦云等等就是传播的陷阱，就是知识复制过程中的危险所在。到底是书本生产知识，还是实践生产知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待在狭小的书斋或者写字楼，通过媒介了解外面的世界。 季亚娅：还有一个问题，现代社会专业化的分工，使我们不可能从实践中了解全部的知识。 韩少功：对啊，以前有人嘲笑雷锋精神，说他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现代社会的齿轮和螺丝钉（笑）。但我们又忍不住要知道外面的世界，于是乎只有通过媒介和符号。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吗？有些教新闻的教授可能一辈子也没当过记者，经济学教授可能一辈子没有炒过股票或做过生意，道德伦理学教授可能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善事，政治学教授可能一辈子也没造过反，也没当过官员，那他们知识的可信性在哪儿呢？所以说…… 季亚娅：所以说您就提倡“心身”之学？ 韩少功：对。第一，有些知识不一定可靠。第二，即使是可靠的知识，但横移和照搬到另外的语境之下，也可能失效，至少是弱效。因此再正确和再高明的知识，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激活，去检验和筛选，去发展和丰富，否则“读书破万卷”也可能只是出一个书呆子，徒有“口舌之学”。当然，三百六十行，我们不可能全面进入，这个在古代也是如此。但有一些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季亚娅：那是一些什么问题？ 韩少功：比如说生老病死，比如说世道人心，比如说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包括与亲人、邻居、同事、公众的关系，等等。这主要是指社会人文方面的事务。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和虚拟世界打交道，与周围世界的真实关系完全切断了。那么你的赞颂或者憎恶其根据何来？仅仅是在书本世界里流浪与折腾，虽然也能夸夸其谈，但各种激烈的态度后面空空如也。 季亚娅：有一个问题本来想放在后面来问的，听到这句话有感触就先说了：在报社时了解到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一些情况，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说起，他们会非常愤慨地表明立场，但我就想，为什么你们就不下来看一看呢？天天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这对您刚才的话是一个补充，就是说立场仅仅是表明一种立场而已，背后空空如也，对实际生活一点帮助没有。 韩少功：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教授，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很激烈地要求取消户口，消除城乡二元差别。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我想说，要做到这一点，城市居民享受的低保就必须覆盖所有农村居民，这要一大笔钱；其二，城市的高中普及也要覆盖所有乡村，以取代乡村目前的初中普及，这又要一大笔钱；其三，城市人口还要与乡村人口享有同样的土地分配权……这三个起码的差别不消除，你的建议岂不是空喊？那么这三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可行的对策，要有资金保证。我这样一说，他就懵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所谓二元差别的具体含义，也从未考虑过这些实际问题，仅仅做出一些道德姿态。 季亚娅：您说的其实是对实际问题我们要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我最近看到《天涯》上有您一篇《民主：抒情诗还是施工图》，这个方案也可以叫做“施工图”对吧？ 韩少功：那篇文章，来源于我单位内部推行民主的一些体会。那时我们搞“群众专政”，每个季度全员无记名打分，奖金、晋级都与打分结果挂钩。这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后来也发现，一旦我们决定某些涉外事务，比方说有钱了，要不要请外面的专家来开个研讨会？要不要支持某些社会公益事业？……到了这时候，民主就不大可爱了。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干吗呀，我们的钱干吗不分掉啊（二人笑）？肥水为什么要落外人田？从这些实践体会来看民主，你就会发现它对内与对外的功能不大一样。历史上那么多民主国家，对内能肃贪，对外却好战，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那样。有意思的是，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发给国外的一些朋友看，有些老外觉得新鲜，又觉得它有道理。那么我就想，他们研究民主多年，为什么没想到这些问题？唯一解释就是，他们没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里把民主这东西真格地玩一遍，只是在理论里转，只是知道哪个大师怎么说，哪个前辈怎么说。这样的理论就很可能缺血和无根。 此书之内 季亚娅：好，下面我们来看《山南水北》，这是一本非常好玩的书，有很多来自实际生活的最精妙的智慧。我们都觉得您是很少有的对我们这个时代保持共时状态的作家，或者说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您保持少有的清醒（韩插话：清醒也不一定好，难得糊涂么）。作为一个诚恳的读者，我的阅读方法是将这些文章从内容上进行简单归类，从全书的语境以及您一贯的创作脉络中入手，争取找出文本背后那些“沉默的不曾言说的东西”。下面找找看？我们进入第一篇吧。 从前、传统与回归 季亚娅：第一篇是《扑进画框》，可能是因为“第一”这种编排，我会努力地从中找出理解全书一些线索，也许这种方式本身有问题。这一篇文章我发现了全书的几个主题：文章开篇您写到对八景峒最初的观感“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我感到这船不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这里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您好像把自己的回归放在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的时空背景里，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是一个朝向文化传统的游历。是不是有这一点？而且这个传统首先指的是文化中非正统的那一部分，因为你会说：我今天在这里“落草”。我想起《马桥词典》里您描述到罗国的反抗传统，还有九十年代您的散文《人在江湖》里描写到“江湖”这个词与汨罗的关联，您是否再次在强调这些被压抑的或者反抗官方的传统？此文中您提到的第二个传统是劳动的传统：“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于是，我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您为什么要回到八景峒，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或者因为它放在第一篇而有所夸大？或者还有其他未曾言说的意义？ 韩少功：如果没有这片湖水，我这段议论肯定是不成立的。是这片湖水触发我的想象，这里面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也许这个偶然的后面也有一定的根由，比如对江湖好汉的造反有一种隐秘的向往之情。 季亚娅：就是“不服周”吗？ 韩少功：湖南人说的“不服周”是一种挑战精神。张承志说，艺术就是一个人对全社会的挑战。文学家不挑战，简直就是不务正业。 季亚娅：为什么对劳动感兴趣？您这本书还有一组和劳动有关的文章，我挑出来都在这儿说一下：《开荒第一天》您写“坦率地说，我怀念劳动”。《月下狂欢》，“劳动的欢乐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欢乐之路》，您写到修路的劳动场景与群体欢乐，“我不愿落入文学的排污管，同一些同行比着在稿纸上排泄，我眼下更愿意转过身去，投身生活中的敞亮与快乐”！还有《认识了华子》写一个好炮手，《也认识了老应》写一个好挖土师傅。这两篇文章您讲的是劳动给人的面子和尊严。特别是《开荒第一天》，您谈到了劳动与知识的关系。您说，“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而这一点，和《暗示》中以“体”为知识和认识的基础一脉相承。我想请您谈谈劳动与知识的关系，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在今天有什么意义？ 韩少功：上帝给了人一个大脑，也给了我们一个躯体，人就是应该劳心和劳力结合，或者说有一种平衡。现在社会的这种体制，把人分割成劳动的阶级和不劳动的阶级，或者说，劳动本身又是有等级的，最下等的是黑领，次下等的是蓝领。虽然这种等级制已经延续了几十个世纪，甚至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现象。但是没法改变是一回事，你觉得它是否合理，是否有美感，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直认为，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劳力和劳心的并举。 季亚娅：您这个好像与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社会很类似，和某些乌托邦社会的理想也很相像。 韩少功：对，还有毛泽东时代的学工学农。这个可以另作分析。但劳动确实是我们生存的第一天职。基督教徒当年说：最好的祈祷就是劳动。新教教徒在宗教改革以后，乘着五月花号海船到达新大陆，都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一个人可以不去求神读经，但不能不劳动。后来的美国人特别爱劳动，干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这不像中国人，只要有一点小钱，就会尽可能雇用仆人，自己裹小脚，留指甲，穿长袍，都是不便劳动的装束，是贵人和假贵人的时尚。 季亚娅：我总结一下：第一，您是对劳动等级差别中的不公特别反感…… 韩少功：这是一方面。第二，劳动有利于增强人的务实态度，这是认识论方面的意义。第三，劳动有利于创造人的生命美学，这是审美方面的意义。您想想，一个小白脸，看起来总是不那么顺眼吧（二人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弱不禁风、哎哎哟哟那一类，我就很讨厌。我在文章里面写过：有科学家推测人以后会变得像章鱼一样，有一个大脑然后有很多触须来按电脑键盘就可以了。这不是很可怕吗？何况我们的劳动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掩盖了，由其他人来承担了。只是媒体也好，意识形态也好，常常掩盖这种承担（季插话：这个说得很好），好像我们成天不干活也可以活得很好。 季亚娅：还有您在书中谈到的劳动的欢乐，可以把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那种欢乐，请您谈谈。 韩少功：最美味的享受其实是在劳动之后，是以劳动为前提的。你看现在有些孩子，当小皇帝，长大了还是“啃老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幸福吗？肯定不那么幸福，对幸福的感受非常浅，非常稀少。最好的美食，肯定是在饥饿之后。最好的休息，肯定是在劳累之后。而这些幸福是很多吸血虫享受不到的。 季亚娅：好像是这样。那接下来——我要检讨这种提问方式，好像是我要强调和突出某些方面——《开荒第一天》中写到的“体”与“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而且您从前有一篇写墨子的散文，认为墨家的知识是从劳动中得来的。这是否是另一种知识等级的重新建构？劳动中所得来的知识就一定比书本的知识高吗？ 韩少功：知识的源头一定在实践之中。异想天开和闭门造车的知识，偶然也有，比方说欧洲有人提到先验论，说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某些元素就是推导出来的，不需要实践。数学上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虚数就是纯逻辑的产物，与物质世界并无对应关系。但这些演绎成功的例证，无不以大量归纳为前提，演绎只是归纳的延伸和衍生，间接知识只是直接知识的延伸和衍生。康德一辈子待在一个小城里，似乎实践范围有限，但他所依托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成果，都是他人在实践中获取的。他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才能向上跳，才能关起门来推导他的理论体系。 季亚娅：还有“华子”和“老应”那两篇，虽然您会用一种幽默反讽的笔调来写他们的“有面子”，但骨子里还是很强调劳动本身带给人的尊严感…… 韩少功：对，尊严。那些小人物似乎不值一提，其实他们同样掌握着丰富的知识。只是我们常常在知识中建立等级，以为一个股评家或投资家的知识很高明，而把一个乡间的炮手的知识看得一钱不值。但事情是经常变化的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总韦尔奇来演讲，门票炒到一万块钱一张。但他的公司眼下大亏损，百分之九十的公司亏损，那他的知识还值不值钱？其实，知识的价格并不等于价值，一个炮手的知识并不比一个股评家或投资家的低（二人大笑）。文学家为天地立心，关心恒久的价值而不是一时的价格，因此以平等之心对待天下众生，包括很多小人物那里被人歧视、忽略、掩盖的知识。 季亚娅：下面是《回到从前》，这个标题我觉得可以视为理解全书的关键词。我注意到一句话“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的那条路”。我想问，这条路是什么？ 韩少功：它是乡下那条我们以前经常赤着脚在早上或者夜晚走过的土路。因为在你年轻时经历过它，它就可能在你的心里烙印得非常深……文章中有些句子不一定出于预谋，有时是跟着感觉走，写到哪里算哪里。三个重复的“多年以前”是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的，那就认下吧。 季亚娅：（大笑）其实您知道我问您的是什么，然后您就会告诉我这就是那条乡村的土路。我本来还是给您预备了几个答案的：在二〇〇二年法国的一次演讲里，您谈到您是一个逆行者，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里，您会掉头去寻找一些东西。比如说传统啊，你一直在说的公平与正义啊。我这种读解方式当然也值得反省，那条路当然也可以是那条土路。但在本文中，三个“多年之前”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修辞上的隐喻结构。 韩少功：写作有时是没什么道理的，兴之所至，信马由缰。一个作者在写作之初可能会有提纲，但写作时要放松，要随机，不能完全按照提纲去写。 季亚娅：但我们之前谈阅读方式时也说道：一定要回到整个上下文，甚至文本内外来理解一句话。这句话和这篇文本中的另外一些东西构成了一个大的语境。我可以谈谈我的感受吗（韩答：可以啊）？您在《欢乐的工地》中讲到一个观点，在历史叙事中常会有一些被忽略掉或者隐藏掉的“细节”，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尤其是我这种书呆子，常常会读不出那些不曾言说的细节是什么。比如您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又一次逃离的冲动”。我记得很多年前，您离开湖南到海南时，曾撰文说到自己是一次逃离。“又一次逃离”和“多年之前的路”显然构成了一个隐喻群。那么，您能结合“逃离”来谈谈这条“多年之前的路”吗（笑）？“又一次逃离”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韩少功：我这个人，有点不安分，总是向往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三十多岁时我从湖南来到海南。那时候我觉得内地的生活有一些沉闷，机关里衙门习气太重。我觉得海南岛像一片美丽的新大陆，“生活在别处”么。那时从长沙到海口要两天，坐车又坐船，颠颠簸簸的，有流落天涯的浪漫。那时官方许诺一个充分自由的经济特区，还许诺开放市场经济和民间独立办媒体。那不就是一个自由天国吗？但在海南从九十年代待到现在，你又会发现，现实同样是很严峻的，市场体制下既有解放也有罪恶。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这些年知识界的变化。原来我以为经过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思潮洗礼，知识精英已经足够成熟。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也就是几个蝇头小利，市场的钱，或官场的钱，或西方的钱，就会搞得很多知识分子没心没肺，摧眉折腰，不说人话，总是用堂皇语言来包装自己的投机取巧。怎么就这样啊？以前大家坐在一起还经常谈谈哲学和文学，但现在与一些作家、记者、教授吃饭，都是言不及义，插科打诨，谁不谈钱谁就是犯傻，所以很多次吃饭回家你都会觉得索然寡味（季插话：所以还不如去劳动呢）。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些反思，会有对自己的不满。反叛也好，挑战也好，逃逸也好，总之你不能不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 季亚娅：您在这篇文章中还这样说，您不相信上帝，因为他“数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我们逃离，但从不让我们知道理由和方向所在”。我从中看到的是一种最为深刻的怀疑。您在八十年代就宣称自己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前几天我看到韦君宜写的一篇文章，说到马克思和女儿的对话。有一句：您最喜欢的格言？马克思回答说：怀疑一切。韦君宜说，怀疑是否革命者的本质？我想问您的是：怀疑在您这儿意味着什么？怀疑是否意味着一种永远批判的姿态？ 韩少功：怀疑对我而言，就是寻找生活中的问题，用这些问题去检验我们所热爱、所尊重的知识。我经历过“文革”，在那时尝试过怀疑。那么在一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体制下，怀疑同样是我们思想创新的动力。世界文明史五千年，少说也有三四千年了，有制度和思想的各种变化，但据《全球通史》的那位美国作者说，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至今还没有一种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上帝存在吗？甚至还可以再问：理想是否可能？这不能不让我们有点沮丧，就像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如果有上帝，他从来只是变换不公，而不是取消不公。但是如果我们放弃怀疑，放弃批判，放弃追求，我们以前的一切就都成了无事生非。有些伤痕文学描写“文革”中党支部书记强奸女知青，知识分子非常愤怒。但现在老板强奸女员工，搞得公司里三宫六院的，很多知识分子倒觉得没什么，还说嫖娼和二奶都是时代进步的表现。那么你们当年何必愤怒？你们最为憎恨的强奸什么时候合法化了？ 季亚娅：和您谈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听到您谈到一个词，就是不公不公不公。您是否觉得文学是解决这些不公的一个媒介。 韩少功：文学解决不了什么，但文学可以有限传达一种情绪。但传达这种情绪，与没有传达这种情绪，是有区别的。觉得应该有这种情绪，与认定不应该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必夸大文学的功能，但如果没有文学，这个世界可能更糟。 季亚娅：宗教呢？ 韩少功：宗教，哲学，都没有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说以宗教和哲学进行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有一次说到“次优主义”，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理想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在不理想的生活中间找到一种不那么坏的生活（季问：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个发在哪里？韩答：这是一个谈话，发在《南方周末》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实现最优，但可以争取次优。 季亚娅：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不平等既然是一条铁律，他就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怀疑也不需要了。 韩少功：怀疑和反抗也是一条铁律呵。如果没有这第二条铁律，第一条铁律就可能更烂，更恶，更残酷，这就是怀疑论者的积极和肯定。 革命历史的重新讲述 季亚娅：下一篇我挑出来的是《残碑》。我会觉得它是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另外一种讲述。在这本书里牵涉到这个主题的还有一些，有一篇叫做《老地主》的，我觉得它讲过的是革命伦理与乡村人情伦理的对应和区别。《最后的战士》，被历史遗漏的战争的另外一些真相。《当年的镜子》，关于革命记忆的另一种书写。《另有一说》，抗日史中被隐去的细节。我想问您的是：现在似乎有一种重写革命史的文化现象，如《集结号》《历史的天空》《亮剑》，等等。请您谈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以及原因。 韩少功：以前的文学作品对历史粉饰太多，把历史描写得干干净净，容易培养历史幼稚病。就像我在《欢乐的工地》一章中撰写的公路碑文，其实把很多东西“隐”而不说。小孩子看了一些革命电影，觉得革命很好玩，扮家家一样。这是歌颂英雄吗？实际上是贬低了英雄，因为轻而易举就能胜利，那算什么英雄？其实历史不是那么干净的，总是带泥带沙，带血带泪的，有很多残酷与痛苦。历史人物经常不是在对与错之间选择，更不是在全对与全错之间选择，而是要面对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一类难题，所以才艰难，才手上有血。 季亚娅：您是说因为以前的描写太干净了，所以会有这些重写？可是这种重写它会不会也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改写与过滤？ 韩少功：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冷战以后，有些人一窝蜂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对革命大加妖魔化，走向了另一种粉饰、曲解以及简单化。似乎天下本无事，革命是一些烂崽和恶魔出来捣乱。其实，在当时的革命以前，天下太不太平了，满世界都太无人性了，翻翻当时的湖南的报纸，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生不如死，南军打过来，北军打过去，都是烧杀掳抢奸，人口急剧地减少——这些在地方史料里都有充分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能不革命吗？不抓枪杆子还有什么活路？红色的割据是其他各种强权割据多年以后才出现的。光是一条，军队不扰民，就足以让共产党在各种割据中脱颖而出，最终赢得民心。对革命大加妖魔化的人，为什么不去说说这些情况？ 当然，革命也会充满着很多悲剧因素。因为社会运动可能失控，可能走弯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手术刀一下去，不但割掉一些坏细胞，同样也可能伤害正常的肌体。 季亚娅：您刚才一直讲到历史的全部复杂因素。讲到那个大历史叙事中的“隐”与不见。可是，面对这种“隐”，我常常怀疑一切又无所适从。那个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呢？换言之，我们有无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韩少功：一个是深入地了解，一个是全面地了解。所谓深入，就是说尽量取得第一手资料，不要太相信宣传与传媒，就像我去听当事人和亲历者说。所谓全面，就是兼听则明，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季亚娅：您是说当时“左倾”得势肯定是有它很多原因。 韩少功：当年在北大的教员中做过一次投票，评选当代最伟大的人。得票第一多的是列宁，有一百多票；第二多的是威尔逊，美国总统，只有几十票。两者之间差距很大。那些投票者都是自由知识分子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党。为什么会有这种投票结果？这是妖魔化所不能解释的。 自然、动物有心、草木有情 季亚娅：下面一组文章是关于自然这个主题的。如《耳醒之地》我觉得是远离城市生活之后所发现的那个无限大与丰富的自然。类似的还有《蛙鸣》《村口疯树》《月夜》《太阳神》《雷击》《culture》《感激》《遍地应答》等等。这些都会涉及人与自然与宇宙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命题。这些文章中都使用一种非常感性的语言来描写您内心最细腻的感觉，因此我想请您用理性的语言进行概括。 韩少功：唐诗宋词里就有很多山水与田园。自然是生命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甚至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如果没有这些动物和植物，没有一种生态网络，人肯定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对自然的取消，就是对人的取消。对自然的漠视，就是对人的漠视。实际上，现代化一直在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系，至少从感觉上首先切断这种联系。比如我们每天吃菜，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菜是怎么生长的，似乎它们是从超市里或者冰箱里长大的。有些小孩子就像我曾写在书里的，一看见鸭子就只叫唐老鸭，一看见松树就只叫圣诞树。 季亚娅：我可以补充一个感觉吗？唐诗宋词里到处说到烟花烟柳，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是烟花烟柳了。后来有一次去北京植物园春游，有一个好大的湖，我放眼一看，果然就是那样，隔着湖岸看对面的桃花啊柳树啊，可不就是像烟一样淡淡浮着。然后我分析它有两个条件，一个要成片，一个要有一定距离，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这样去看。所以这么平常的比喻都没法理解其妙处。 韩少功：还有一个简单的词：人烟。为什么有人的地方要有烟啊？现在很多小孩子不了解。现在都是烧煤气、液化气，或者用电磁炉，没烟了。有烟就要喊消防队了。这样，很多优秀的文学遗产已经不能进入现代人的感觉。然后，既然我们在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自然，自杀性的开发也就顺理成章，对天地的友好与敬畏也就难以为继。大家觉得汽车是更重要的，水泥是更重要的，银行与股票是更重要的……一直折腾到空气、饮水、食品都毒化了，这才手忙脚乱。 季亚娅：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您写到“草木有情”，如《蠢树》《再说草木》。之前即使是佛经也不会把草木当成生命来看。但您写到那些植物居然能听懂我们说的话，会因为我们的赞美加倍努力生长，因为我们的批评一气之下不开花结果甚至自杀。哈哈，虽然很违背文学阅读的常识，但我还是想问，这是真的吗？ 韩少功：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用现有知识去处理它。你问的就属于不能处理的多余部分，或者溢出部分。这就是我理解的神秘。当然，科学也在发展，比如一些植物学专家会告诉你，我们在砍这棵树的时候，如果给周围其他树做“心电图”，会发现它们出现巨大的生理变化…… 季亚娅：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对待它们？ 韩少功：是啊，怎么对待它们，会是一个问题。它们虽然是植物，但也可能是有感觉的，与动物的区别可能只在于没有两条腿，没有一张嘴，但实际上可能也有信息传播方式。它们可能很低级，或者“低级”这个概念并不准确，它们只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传递感受，进行联络，谁知道呢？至少释迦牟尼在当时肯定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把植物排斥在“有情”之外。 季亚娅：我们中国的古代神话是否意识到这点？经常会有老树成精的故事，这就是以人的情感来体验一棵树的情感了。 韩少功：对，文学经常做这样的事，以想象的方式弥补科学的某些不足。文学的功能有很多，孔子说到“诗”的功能时，最后一条是“识鸟兽草木之名”。那么诗也是一种科普嘛。文学没有禁区，向一切事物敞开，把能解释的和不能解释的、能理解和不能理解的和盘托出，因此它不会回避神秘。这本书里有一章《瞬间白日》，描写黑夜突然明亮如昼。这件事我至今没法理解，请教了很多专家，也没法得到合理解释。但是我是当事人啊，毫无义务要建立一个禁区，把不能理解的事情都给排斥掉。 季亚娅：下面我挑出一组写动物的，这些都写得非常动人。您早年有一篇作品叫《飞过蓝天》，那里面的鸽子晶晶还是理想化的拟人描写。但现在不同，动物是和我们完全平等。在《飞飞》《诗猫》《其中的异犬》《三毛的来去》中，动物的情与理，动物与我们之间类似亲情的关系都有非常动人的呈现。还有一类作品是《养鸡》《小红点的故事》，您观察到人身上某种和动物共通的天性，比如：鸡也有排外天性，“他鸡（人）即地狱”，这和人类的排斥陌生人的天性多么相似。 韩少功：人和动物虽然有明显的分界，其实它的共同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说有些成语，“垂头丧气”什么的，我以为是描写人的专用词，后来发现鸡呀狗呀都是这样，它们情绪不高的时候都是垂头丧气。还有“趾高气扬”的情况也是。人身上的动物性比我们想象的多。 两篇特殊的文章 季亚娅：有一篇文章我是真的没理解，《很多人》，您好像就是把一篇族谱抄录了一遍。这是怎么回事？ 韩少功：当时我看到那个族谱真是很震动，一点也不觉得它枯燥，一点也不觉得它平淡。你想想，这么多名字，都代表着人，代表着一生中很多故事，但一切都在历史上被淹没了，只是留下一个名字。甚至有的人的名字还失考，尤其是那些女的，只是张氏李氏什么的。 季亚娅：对啊。我正准备说这个，女性在族谱里永远就是某某氏，永远处于无名的状态。 韩少功：也许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罗列下来，向类似我这样的人传达这种震撼和感慨（季插话：这个简直就是禅嘛）。你可以想象，我们以后就是这上面的一个名字（季插话：您还是不会的，我说不定连这样的名字都没有了。二人大笑）。历史有多长啊，任何名人都只是名震于一时，任何大数相对于无限来说，都只是零。 季亚娅：还有一篇我认为其实是动物主题中最好的，我把它放在这里说，《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这篇其实您只写了标题，其下通篇留白。如果说《很多人》是有意味的沉默，这一篇就是有意味的空白。这些空白它是什么？ 韩少功：有时候文字苍白无力。我们再自信，也都会觉得自己笨，觉得文字表达不了某种东西。 季亚娅：那是否和禅很像？那些不曾言说的东西可能比言语本身更重要。 韩少功：说出来就不是禅。 在文本中演练“心身之学” 季亚娅：首先可以看看我称之为反对教条主义的一组文章。这其实是文本中无处不在的您的知识观，它听起来很枯燥，但是与文本结合起来却是妙趣横生。《哲学》，农民很害怕书生下来和他们讲理论。农民的理论就是：干部多吃多占就好像牛偷吃了禾，鸡偷吃了谷，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是什么大事。《蛮师傅》说，蛮干也比空谈好。因为实际生活中蛮干往往有很多无奈，比如少钱。您说，“就是一个同胞，如果不熟悉乡村这些年的变化，要会心于老篾匠的比喻和概括也决非易事。正像我们不曾亲历西方历史过程，要读懂他们的各种理论，大多只能一知半解”。这还是强调亲历对于历史以及知识与理论的重要。关于这一点还是要请您作一个总结，因为它一直就在您的思想脉络里。 韩少功：任何知识，都是对现实对象的一种简化表述，只是有时简化得多，有时简化得少。如果要是说完整地表达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那几乎不可能。我们谈论一个杯子，从最开始的颜色、质地、款式到它的分子结构原子结构亚原子结构，可以无限谈论下去，写一本厚厚的书也谈不完。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简化，只能对于任何知识都要抱一种审慎态度。我们知道它是有用的，但是它又是片面的，几乎是瞎子摸象的产物。 写《雷击》这一章以前，我认为信神信鬼是迷信，说给母亲做了一件棉袄就会被雷公放过，这怎么可能呢？但到了乡村以后，我才注意到某些迷信的合理性。那个地方几乎无处躲雷，人们也没钱来安装避雷设施。你怎么办？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孝子不遭雷打，是人们面对雷电时的自我安慰。人们没钱购买科学，但自我安慰的权利还是有的吧？给自己壮壮胆还是必要吧？这其实也是心理医生常做的事情。 季亚娅：是啊，这正是我的下一个问题。您从“亲历”和“体认”中理解了这些称之为传统伦理的东西…… 韩少功：很多看似怪力乱神的东西，其实是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根据的。西藏人为什么宗教感那么强？在那样环境严酷的雪域高原，经常是几十公里内都找不到人，更不用说找到医生了。那么人生了病怎么办？牛羊生了病怎么办？所以他们只能求神。即便神不能治病，但他们因此获得了精神调理，有什么不好呢？批评者既然不能随时给他们空投医生和药品，那么一味地指手画脚之下，是迷信还是“科学”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季亚娅：下面我把《鸟巢》《守灵人》《中国式礼拜》这三篇文章放在一起来谈。这其中，《鸟巢》是从动物生态学来看人的伦理观的形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守灵人》谈中国人的祖宗观念。《中国式礼拜》谈到传统乡村中国的伦理约束机制。中国人认同祖宗和西方人认同上帝相类似。您说：一旦祭祖的鞭炮声不再响起，那寂静会透露出更多的不祥。这里的思想方法其实和上文所说的类似，就是我们在这种亲历中非常贴心贴肺地理解了这些东西。 韩少功：什么叫传统？什么叫文化？这些就是。欧洲人承接游牧传统，把一个亲人埋在这里，其余亲人就走了，赶着马车到别处寻找水源和牧草。所以他们对祖先不会有我们这样强烈的感情和意识，也不大讲究“游子悲乡”、“落叶归根”。我在书中用了一个词：定居。定居者生活在祖先的包围之中，很容易产生一种特殊文化。祖先天天盯着你，你能肆无忌惮地伤天害理吗？中国人，主要是汉区的人，没有发育出西方的那种宗教，而是所谓“慎终追远”，建立了祖先崇拜，祖先与神鬼多位一体，构成了最重要的约束机制。做事要对得起祖宗。自己挨骂不要紧，祖宗挨骂则万万不能，一定动刀见血。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这么来的。 季亚娅：类似的篇目还有《一师教》。为什么宗教会在农村盛行？您分析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是一杆“公平秤”，还因为生病了可以不求医与躲避人情债。这些合情合理的分析，源自对一种最底层生活的了解与贴心贴肺的描摹。 韩少功：一个东西的产生总有它的道理。教条主义者最喜欢想当然，不去深究和体察实际生活中隐藏的道理。 季亚娅：这是教条主义者的视而不见，他们根本看不见这些东西。 韩少功：现在医药费居高不下，传教者说入教可以百病自消，肯定会有吸引力。当然，其他原因也不可忽视。比如大家心灵无依，灵魂空虚，人际关系冷漠，需要找到一个寄托，需要某种归宿感和团体的安慰，这也会促进宗教的发展。 季亚娅：下面一组牵涉到乡村自己的运行逻辑：《老逃同志》讲述的是乡村生活的义道，全村人给客居的逃兵养老送终。《垃圾户》讲述的是狡猾与信用不可思议的结合：某困难户不惜胡搅蛮缠盖一个较为便宜的房子，竟是为了省下钱还赌债。他竟会把还不还赌债的信义看得比房子重要，为此不惜得罪所有帮他盖房的人。如何理解这种价值标准的轻重之分？ 韩少功：人都是丰富的存在。一个小人物，哪怕是一个庸人，甚至一个坏人，都未见得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坏亲戚，不见得是一个坏邻居。一个坏领导，不见得是一个坏父亲。这种五花八门的多面体因人而异。一个合格的作家，看事物起码应该比常人更看到多一点，哪怕多不了多少。 季亚娅：义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结合生活方式来分析？ 韩少功：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人特别容易一盘散沙，但有些奇怪的是，中国人又是人情味特别浓的群体。比方几个中国哥们儿一起聚餐，可能都抢着埋单。但欧美人会非常习惯于aa制。中国人又特别擅长窝里斗，三个和尚没水喝，似乎不像欧美人那样擅长建立组织与制度。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文化心理状态。如果我们要讨论国民性的话，与其谈谈阿q，还不如谈谈这些东西。这里面隐藏了很多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像《逃兵》里的情况，一个无人照顾的孤老，在西方只能交给教会组织或者社会福利机构，但中国在没有类似机构以前，只能靠民间传统来解决问题。这种传统在从前经常表现为祠堂制度、会馆制度等等，比方我是湘潭县的，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遇到困难了，就找那里的湘潭会馆，求得一些帮助。如果有人考上大学了，又没有钱上学，那他也可以求助于宗族，等着祠堂里开会议事，各家各户都伸一把手，凑钱让穷孩子读大学。 季亚娅：很多书里提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之后这些东西消失了。 韩少功：消失了，是因为我们按照西方的眼光，只承认国家、党团、工会、教会这一类组织的合法，而会馆、祠堂这一类宗族组织是不合法的。其实，很多农民并不习惯西方式的组织，比方孩子没钱读书了，他们不会去找党团或教会，还是去找各位宗亲。这样，简单地说中国农民缺乏组织能力是不公平的，是强压着一群鸡做鸭叫，然后责难它叫得不像。要知道，中国以前某些会馆、祠堂、行帮、票号，等等，也曾组织得极其严密和效率惊人。这些组织不是没有弊端，中国人建立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也确实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应该用辩证法的态度，平实看待合理中的不合理，不合理中的合理。 季亚娅：下面一个问题是《面子》，这个很好玩。 韩少功：我这本书里其实很多问题都牵涉到怎么认识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点像田野调查。《面子》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好面子，面子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面子原来外国人翻译成尊严，后来他们也觉得不对。现在我看到有的西方文本干脆用音译，叫做“mianzi”（二人笑）。 季亚娅：《欢乐之路》有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村里的三明爹病得快死了，一听说修路捐了一千元钱，理由居然是修好了路，他可以在阴间向早就修通了公路的两位亲家炫耀。这要放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一定会把这样的原因隐去，大力宣传其美德。 韩少功：面子是中国人的重要精神文化元素，经常比钱财还重要。有些经济学家说，人性铁律就是利益最大化。我对这一点略有保留，至少认为它不够全面。宗教徒就算不上利益最大化，是心灵慰藉最大化吧？小孩子也算不上利益最大化，是好玩最大化吧？还有一些农民盖那些不实惠和不合用的小洋宅，不过是面子最大化，倒是让自己的不方便最大化了。当然你可以说，面子也是利益的一部分。但是这里的利益观，取决于特定文化制约：在一种文化里面，这种事是有面子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中，这种事恰好是没面子的。所以铁律不铁，因文化而变。如果经济学把利益最大化当作铁律，就很可能要犯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错误。 多义的乡村工作指南 季亚娅：接下来是某一类特殊的农村题材文章，它们是《开会》《非典时期》《非法法也》《气死屈原》《兵荒马乱》《各种抗税理由》，和上一类田野调查式的作品明显不同。它们应该来自农村基层工作者的最实际具体的日常工作经验。我会把它们和赵树理的“农村工作指南”的那一类小说相比较。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里，最为了解中国农村以及农民心理的作家恐怕就数你们二人。我的毕业论文答辩时，有老师问到“知人论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举了《开会》的例子。如何禁码在我们看来这个没办法解决的难题，贺乡长用了一个在农村的价值观里比天大的理由——您不能骂我娘，轻轻松松占据了道德优势，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对于这一类的书写我非常感慨。赵树理的写作有很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是要给人当成“农村实际工作指南”。您的创作意图呢？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韩少功：我对赵树理的作品读得不全，也不赞成作家自居老师，把写小说当作写教材。但做社会工作要了解人，与作家了解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从政者要懂一点心理学和文化学。有些读书人下乡，对农民只会讲大道理，讲正道理，经常是讲不通的。有时候小道理比大道理管用，歪道理比正道理管用。我发现能干的农民或者乡村干部都有这个普遍特点：善于讲歪理，只是歪理并不全歪，实际上是歪中有正，隐含和运用着一些重大的潜规则。比方说，那个贺乡长不讲政策讲母亲，迅速掌握话语优势，就是巧妙利用了中国农民的孝道，利用了中国农民的某种思维定势——这还不是天大的道理？ 季亚娅：还有《非典时期》，非典时期乡人放鞭炮祭瘟神，理由是礼多人不怪，贺乡长号召大家讲科学：“你要是命里有，不放也没事，你要是命里无，放再多鞭炮顶个卵用。”乡长的这番科学道理很让农民信服。这和开会那篇有点像，都可以看成是农村工作手册的。只是因为你本身的学养以及对于整个时代的清醒判断，乃至作家中少有的世界史眼光，使这种理解与温情中透露出另一种思辨的清冷味道。《非法法也》讲到的是法律之外的天理人情。有人偷剪电线导致二人在水田触电而死。但贺乡长找供电公司做替罪羊，争取高额赔偿，理由是既可挽救死者的家庭，又避免了第三个家庭的崩溃。法理大不过人情！如此通达狡黠又智慧，哪里是书呆子想得到的。还有《气死屈原》《兵荒马乱》《各种抗税理由》等等。 韩少功：西方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以后，会产生一些排异现象，很多本土潜规则并不会立即退出历史。我翻《宋史》和《明史》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代法律非常有意思，比方说“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当官的可自动免罪，而是说死罪也不杀你，让你去自杀，以免坏了君臣之礼。又比方说亲人作伪证，当然是罪，但可以免刑，因为亲人不作伪证，那还有人味吗？还谈什么孝悌之礼？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是在法律与人情之间尽可能平衡与调适，与西方的法制大为异趣。 季亚娅：但我们经常在一些小说里看到相反的描述，大义灭亲。例如您写过一篇小说叫《兄弟》讲述父亲举报儿子的悲剧性故事。 韩少功：现代中国人不讲宋律和明律了嘛，不讲孔子了嘛。孔子在《论语》里说过：有人偷了羊，儿子去举报他，这在你们看来是正直，在我们那儿就不一样，有人偷了羊，儿子替他隐瞒，这才是我们的正直。在孔子看来，如果亲人不包庇亲人，那还像话吗？《老地主》一章里有一句话：新派人物往往注重理论和政策，但是农民不一样，更愿意记住一些细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思维方式差不多是文学的方式。农民擅长直观，擅长形象记忆，擅长以日常的言行细节来判断人物。而且他们为什么不大习惯理论与政策？因为理论和政策很容易把生活简单化，比如用私田数量标准来一刀切，划定“地主”或“富农”——这在农民看来就太简单了。农民在判断人物时几乎都有文学家的眼光。 多义的乡村现实 季亚娅：接下来是《口碑之疑》。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修路带给村人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这个似乎正是现代化两面性的隐喻？我记得您在汨罗乡干部的培训班上曾经讲过。 韩少功：辩证法是中国人的一碗饭，男女老少都会用，甚至用得不露痕迹，比如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等等，这种成语和俗语比比皆是。 季亚娅：这篇文章中第二个问题很好玩，农民期盼自己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在财政局、公路局等部门工作，到处都有我们的人。这个说的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人情伦理社会吗？ 韩少功：人情社会的负面效应就是不讲是非，大乱法度。这正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你觉得匪夷所思，但这对于书中的人物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合情合理的，逻辑性很强的。 季亚娅：接下来讲述的是“口碑”的可疑，是历史本身丢失的和隐藏的那些东西。从这个“口碑”的可疑出发，回头我们就会想到历史上的很多判断，也是很可疑的。如果我们不是亲历者，也找不到亲历者，那么是否永远无法知道可疑叙事背后的真相？ 韩少功：任何真相都是无法穷知的。所谓了解从来差不多都是一知半解，既取决于史料的有无多少，又取决于我们使用史料的立场与方法。在生态意识强化之前，我们说贞观之治或文景之治，大多都会将其归结为执政者的美德与才智。在生态意识强化之后，我们才会注意到这些大治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人口因战争而大量减少，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大大缓和。这就是不同的眼光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真相。 季亚娅：下一篇讲述的是农村土地问题：《疑似脚印》。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是您应法国某写作协会之邀而写作的，名曰土地，记录下一位失去土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但后半部分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其实这同一个人是非常愿意离开土地从事别的营生的。现实生活总是以这样复杂的方式在呈现吗？ 韩少功：人的感情与理智并不是时时统一。主人公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但在理智层面完全可能背道而驰。这一篇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紧张和对峙。这也是表达作者必要的自疑。 季亚娅：这篇文章中提到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个现实问题您怎么看，或许这个问题与文学的关系不大，我应该去请教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实问题。 韩少功：文学的价值判断通常是迟到的。文学不需要那么快地对现实做出简单明了的判断，其首要责任要把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认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文学比较擅长这个开始，其余的事由理论家来做可能更好。上帝的事交给上帝，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文学最需要做的，也许是显现生活的多义性。 季亚娅：下面我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我认为它们是结合乡村经验对“科学”这个命题的反思。《船老板》，他把自己的巫术称之为科学。《卫星佬》科学技术的乡村普及版，这一篇非常有意思。虽然您说所有的总结都会遗漏掉一些东西，但有的东西还是会呈现得更清晰。例如科学的神话或者它本身的意识形态。虽然我现在很不愿意用这样的词来表达。 韩少功：科学是这个时代的强势话语，而且在这一个世纪以来逐步进入到乡村，和乡村的诸多细节发生关系。船老板热衷于巫术，但喜欢借用科学的名义，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科学的威力多么强大。另一方面，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很生动的过程，“卫星”与“杀猪”的结合不过是事例之一。这里是无知，还是智慧？是野蛮的糟蹋，还是天才的创造？确实耐人寻味。 季亚娅：从前有一种赤脚医生制度是否与此类似。 韩少功：那也是科学本土化和本土科学化的一种互动方式。志在普及科学的人最应该了解这些方式。 季亚娅：船老板真用巫术帮主人找回了那只鸡？ 韩少功：是真的，我也无法理解。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无法了解的谜，等待未来科学的破解。有些巫术也是这样。据说现在很多老师在考试前让学生大喊三声：我是最棒的，然后再去考试。这种所谓心理暗示，恐怕也是一种现代巫术吧？如果它确实有效，用用也无妨，不必计较老师教唆学生吹牛撒谎。 关于文学本身 季亚娅：我们可以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关于文学本身。您的书里有一篇叫做《十八扯》，就是记录乡村夜间的闲聊，它们和事实啊逻辑啊完全没有关系，只要故事本身好听就行，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那样飞扬生动的想象很相似。我觉得这一篇可以牵涉到文学本身的一个起源问题。 韩少功：人们讲话有时候不在于讲出什么道理和事实，只是找个乐子，满足自己对惊叹、想象、愉悦、紧张等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和逻辑就不是最重要的。就像一个孩子，还没准备考博士，没准备建功立业，干吗要懂得那么多数理化和文史哲（季插话：懂得这些知识本身是有快乐的）？那是到了一定层次以后才能享受的快乐。当他还不能体会逻辑美和概念美的时候，他一定更喜欢童话。《十八扯》就是农民的成人版童话。 季亚娅：还有一篇，我觉得和这一篇正好相对应。上一篇你说的是文学的游戏本质，这一篇《窗前一轴山水》说的是文学艺术现实主义的根源。您从窗前山水与中国水墨画笔墨意蕴的关系衍生开来，认为所有我们不了解的艺术创造后面一定都有着某种现实的因由。这个和上一点是什么关系？ 韩少功：这两点并行不悖，就是说真实与虚构互相渗透，各有其用。即使是荒诞的《十八扯》，它内在的逻辑亦有真实的一面，比如说某头牛是人的转世，看来荒诞不经，但人们对转世者的同情，含有现实中真切的感情因素，也折射出现实中真切的时代背景……那故事是怎样讲的？ 季亚娅：某女人偷吃包谷挨批自杀了，这头牛的耳朵上似有耳洞，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女人转世。 韩少功：对，人们对她有愧疚之心，这种感情是真实的啊。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在艺术中尤其是如此。我们因病立方，因事立言，有时候会把真实感受的重要性多说一点，有时候会把艺术虚构的重要性多说一点，不过是从两个角度看这个杯子，并不是在说两个杯子。 季亚娅：这是一个很大也很重要的问题：您在这本书里是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乡村和传统的？您和乡村的关系是怎样的？例如我们经常会说到启蒙主义者与乡村的关系，民粹主义者与乡村的关系，但我觉得您和他们都有不同。在本书中，我看到您有时候是一个扶贫义工，跟着村干部出谋划策——因而您了解《开会》那样精彩的智慧。有时候您是一个在土地上的劳动者，与瓜果蔬菜发生关联，当然也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式的个人思考时刻。您怎样处理您和乡村之间的距离？您是一个旁观者、亲历者或实际工作者？本书中乡村社会所呈现的多层次，有可能正是因为“我”观看的角度不同。 韩少功：我与乡村是一个对话的关系。我是经历了另外一种文化熏陶和训练的人，重新回到乡村。静观也好，参与也好，都是对话的方式。我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但也不喜欢大惊小怪的玩赏者姿态。对话需要“同情的理解”，也需要善意的批评。更重要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才是有深度的对话。严格地说，这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乡土的书，同样是一本关于都市的书，乡村不过是观察都市的一种参照。在当代社会，“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旧问题也是新问题。我们能不能理解他者？怎样才能理解他者？比如帝国如何理解殖民地？基督徒如何理解伊斯兰？穷人如何理解富人？男人如何理解女人？城里人如何理解乡下人？……现代人正陷入过于膨胀的自我，对各种“他者”日渐盲目，最终也带来了对自我的盲目。其实这都是生活中产生的道理，不是什么高深学问。 个人时刻 季亚娅：在乡村传统这些大主题之外，我会看到本书中有很多个人时刻。我指的是知识分子式的自省、思辨或诗情的时刻。它们游离在现实空间之外，与乡村有关又无关。如《雨读》《时间》《你来了》。《你来了》很有意思，你在文中一直在转述一个来访者对于情感和人生的看法：情感是自伤的利器，情感总在期待回报收入欣慰；因此终了只有两条路：成魔或者成圣——魔圣皆无情，不期待交换。可是在结尾的时候，你说他其实对我这儿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谈话。这是不是一种反讽？是说他对身外的事情也是很“无情”的？ 韩少功：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放弃的时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怎么做也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放弃的话，我们所有的写作和表达都毫无意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另外一种东西，比方说信仰。信仰是不怎么讲道理的，也是不怎么讲感情的，有点没心没肺一意孤行的味道。比如出家人还能儿女情长吗？还能顾及毁誉恩仇吗？但信仰也有好坏两分：一种是成魔，一种是成圣。 季亚娅：可是信仰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的“情”啊。如果信仰里面没有“情”，信仰如何持续？ 韩少功：这里讲得有点深了。最高远的信仰是化大爱为无情，是化火为冰，是化帛为铁，比方绝无多愁善感。也许这种无情，正是对深情和激情的一种最好保护方式，有点像曾经沧海难为水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可以不同意。 季亚娅：你文中的那个来访者，问了这些问题之后，他还是对你周围的事情不关心……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为什么还是不关心呢？你这里是否有一种微讽的意味？ 韩少功：这里没有讽刺。他是一个高人，一个江湖上飘摇而过的影子，完全是目中无人四大皆空的状况。他不需要了解生活是怎么样的。 季亚娅：但是一个文学家必须要了解。其实“个人时刻”和我之前的问的有多少个“我”是相关的。 韩少功：当然，我们都离不开世俗生活，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孤独的时刻，有面对自己灵魂的时刻。尤其在乡村漫长的黑夜，有些闪念会油然浮现在心头。这其实是好事，就像练气功偶尔开了“天门”。 季亚娅：最后一组文章，其实也和情感这个主题有关，但与个人时刻有一些差别。我会把本书的最后一篇《在天空》放在这一组的第一篇，它说，记忆是生命的本质，是每个人的贴身之物，这可以视为对这一主题的概括。我选的文章有：《相遇》，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与时刻里看到了当年的我，轮回的命运与时光；《老公路》，一段路的青春记忆。我想问的是这段人生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抛开那些大的词，比如说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等等，就谈谈那些剩下的非常个人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你会在《秋夜梦醒》讲到旧家具所唤醒的记忆，那些深藏在内心最隐秘处的过去的那些人，因为忘记和丢失了他们，所以我们总是在固执地寻找，在一些往日的印迹与物品中寻找。 韩少功：刚才我们说到无情，其实我有很多牵挂，所以根本做不成圣人。就像很多人又想出世又想入世，总是两难。文学也好，哲学也好，甚至科学也好，最后都会面对一些悖论。在这里自我解围地说一句：也许不能抵达悖论的文学就不是好文学？《红楼梦》是悖论。屈原、苏东坡也是。雨果既是革命党又是保皇党，托尔斯泰既是贵族立场又是平民立场，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季亚娅：如果说这个悖论也包括您，它在何处呈现？ 韩少功：比如说印在这本书封底的这一段话：“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记忆或者忘却，功业或者遗憾，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标之下，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如果就从字面上看这是很虚无主义的，但是你读过我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我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相反，哪怕是一件微小的东西，一个卑微的人物，在我看来都是很伟大的。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存在。每一个生命都微小如尘，但你应该把他们或者它们看作上帝，看作伟大的永恒与无限。 季亚娅：我刚才说不用大词，现在想问问大词：“文革”，还有“知青”，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墙那边的前苏联》中那些老歌似乎唤起了革命与青春的情感记忆。 韩少功：个人感受的记录而已，没什么微言大义。一部个人史和一部社会史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同比放大。一个人爱唱样板戏，可能有个人原因，并不意味着他或者她就一定怀念“文革”。 总结 季亚娅：在本书中，我们拥有一个多层次的“从前”，一个多义的“乡村”。文本的多义与复杂性，正是一部优秀而深邃的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巨大精神享受。请您就这两点再谈谈。比如，在散文《山南水北》中，乡村生活在您笔下有了不同的展现，不同于寻根时期那个“乡村”，也不同于《马桥》中某种以乡村为传统文化寄托的民族主义乌托邦叙事，乡村不再是寓言，它变成乡土本身。您以一个乡村生活参与者的身份书写这些生活，写一己独特的生命体验，有一种对于乡村生活逻辑最为同情的理解，对于万物有灵的关爱，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有一种奇异的想象力和超越庸常的精神光辉，但这种超越又不是通常知识分子的精神高蹈，而是非常诚恳低调而亲和。 韩少功：从乡村出来的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乡村当成一个神话以充作精神寄托，另一种是把乡村当作不堪回首的往事大加厌恶。这两种不同的反应，甚至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事实上，乡村既不是牧歌也不是噩梦。如果它在人们视野里出现这样两极化的夸张，那原因只是一个：就是我们对它的无知，对它的心虚，还有人格分裂时故意拿它说事的居心可疑。 季亚娅：原来我会固执地按照自己的原来的思路来读解。例如有人会高度赞美这个劳动的从前。但是您的意思其实还是把这些当成一种个人的东西。 韩少功：文学当然是个人化的，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近乎坦白交代和自言自语，不可轻易自诩“人民”或“公众”。但是这种个人化不是自恋，不能自以为是，理应充满着自我反省和自我警示。一个富含社会内容的个人，与一味自恋与自闭的个人，肯定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到劳动，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但为什么我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这后面当然有社会和时代的诱因。很久以来，劳动不再光荣了，尽管国家领导人在强调“荣辱观”，包括提倡以劳动为荣，但体制与这一点是顶着的。不管是从企业法还是会计法来看，劳动不参与分红，只有资本才能享受利润。这一整套体制已经决定了劳动是不光荣的，是极为廉价的。这就是劳动重新成为问号的社会背景。 季亚娅：理解本书，还要理解生活方式对一个作家的重要，即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有意识的“修炼”如何影响到一个人的学问与文学。这点您能再谈谈吗？ 韩少功：一个作家出道，最开始是写经验与感受；待到经验和感受释放得差不多了，就写学识和技巧；待到常识和技巧也玩完了，就得写人格和灵魂——或者这样说吧，新的经验和感受，新的学识和技巧，常常需要一种精神去催生。这种精神往往就扎根在一种生活方式中。鲁迅说，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作家走一段以后就走不动了，觉得自己没电了，原因往往不是他们没有才华，而是他们缺乏内敛，缺乏顽强，或者利益之外不再有兴奋点，失去了精神的动力和方向。 季亚娅：本书还牵涉一个文体问题：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到《山南水北》，除了《报告政府》之外，您似乎一直在刻意回避西方小说叙述模式，转而采用散文体的叙事模式，您早就说过，我不写小说要写“文章”。比如，现在很多人写小说，不会像雨果那个时代大段大段议论，大家都尽量不跳出来说话。可是您的作品中叙事和议论会构成一种张力：比如，《土地》，您先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再讲述这个故事之后言而未尽的那些部分，您是故意这样写的吗？ 韩少功：不光写故事，而且写故事的产生，这种从舞台进入后台的方式也是有意思的。 季亚娅：怎样的文本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阅读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看小说了？ 韩少功：信息传播方式多了，娱乐方式多了，这都对小说构成了压力，抢走了小说的地盘。哲学的今天也许就是小说的明天，谁知道呢？但我们也许没法预谋和设计，只能干一行爱一行，不断寻找最贴近心灵的表达方式。就像一个农民，想种地就种地，不管他今后是旱还是涝。 季亚娅：但是这种方式是什么呢？之前好像有很多人都讲过类似的话：现代的感觉需要现代的表述……可是为什么现代派运动过去这么多年以后，前些年会有一个讲述故事的回归，而虽然当时情况好一些，可是现在会依然没有多少人看？最适合现代心灵的表述方式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诗啊…… 韩少功：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不能代替其他所有的方式。 季亚娅：现在读诗的人更少。 韩少功：不一定，歌也是诗啊，只是现在好歌太少。再说，一个人的精神需求不会恒久不变。早上我要喝牛奶，晚上我要吃面条，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哪怕是最古典的方式，也不一定没有潜能。有一个生物学家告诉我：因为基因技术出现，现在很多原始物种，从坟墓里取出来的什么种子，突然都成了宝贝，成了改良现代物种的希望所在。所以我们对文学艺术不必特别悲观，只要有人心在，就会有文学，就算成了一颗冷落在坟墓里的种子，也不是没有重新出土开花结果的可能。 2008年3月 追梦美丽乡村——答《湖南日报》总编蒋祖烜 追梦美丽乡村 ——答《湖南日报》总编蒋祖烜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5年《湖南日报》。 蒋祖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农村建设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近来美丽乡村建设越来越受关注。您曾两度“上山下乡”，在八景乡下也待了有十五个半年，对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您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建设者，还有很多理性思考。从您的角度看建设美丽乡村要有哪些必要条件？ 韩少功：虽然我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但其实我对农村的认识还很表浅，因为我还拿工资，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农民，充其量是乡村的半个参与者。以我的观察和体会，农村当然有“美丽”起来的优势条件，比如阳光、水、空气、植被生态都是相对优质的，比城市要强许多。但经济发展构成了很多地方的一个难点。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借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仓廪实而知美丽”。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不消除贫困，哪还顾得上“美丽”？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是文明教育。同样的人，有的环境意识强，有的就不够；有的人活得富有情趣，有的人就得过且过。最近我发现几位邻居家里开始栽花，庭院里五彩缤纷，再了解一下，发现这几家主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较高。我以前说过，没文化就是“将就”，有文化就是“讲究”。一个人不满足于吃饱喝足，讲究生活的环境、过程、品质、境界了，那就是文化含量提升了。这些都有赖于精神文明教育的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 第三是人才队伍。总的来说，农业在眼下还不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虽然在很多地方已有了突破，出现了不少亮点，但较为普遍的低附加值状态，不可能吸引大多数乡村精英，向城市流失的人才也难以回流。人是主体。事总是靠人办的。如果中青年人才都走了，甚至出现了“空心村”，“美丽乡村”靠谁来建设？“美丽”了又有何意义？只是给老头老太们增加小福利吗？这就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即“三农”的战略定位和相关人力资源的培育和配置。 最后一点，就是国家的支持，包括国家对城乡一体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建设总图规划。比如说垃圾。国家对城市垃圾是一直纳入管理的，但对农村没有，全靠自我消化。以前农村垃圾少，还好办，大多可降解成有机肥。但现在垃圾突然增多，特别是包装垃圾很难处理。近几年各地普遍建立垃圾桶、垃圾池、垃圾站，可以说治标有了效果，但离治本还很远。最后是填埋还是焚烧？由谁来负责收集和处理？……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有管理的空白。台湾的垃圾分类处理做得好，但我们这里连城市也大多没做好，比如在街头和公园分类了，到终端又掺和在一起，变成了半截子的“烂尾工程”。这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光靠农民和地方政府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国家的投入和统筹安排。 蒋祖烜：您所说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确很重要。目前，美丽乡村建设就已进入了“国家视野”。五月二十七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最近专门颁布了一个“美丽乡村建设”标准，明确了二十一项量化指标，便原来比较模糊的一些概念有了硬指标。但是又有一种说法，建设美丽乡村如果统一标准，可能就失去了味道，政府还是要低干预为好。那么美丽乡村建设要不要统一标准，是自然自发的好，还是整齐划一的好？ 韩少功：可能话分两头说比较好。乡村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硬化，还有通电、通水、通讯等，这都需要统一的标准，需要硬指标。在这些之外，比如房子怎么建，桥修成什么样，种什么树，栽什么花……这些问题切忌“一刀切”。一定要尊重当地老百姓的意愿，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产业特点，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实现“百花齐放”。这样，哪些地方政府要管，哪些地方政府要放，这个分寸感和平衡点要掌握好。 蒋祖烜：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美丽乡村建设，在看得见的“感观”部分，农村要搞得像农村，要像一个个有特色的、不可复制的农村，但是在看不见的、在用的“功能”部分，农村要向城市靠拢，要参照城市的标准执行，美丽乡村建设应该是有这么两个取向的。但现在一些地方就没注意这个区分，把农村全都修得像县城一样，这也是让人特别担心的地方。 韩少功：你说的这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许多地方所谓的集中连片安置，把房子盖得像“火车皮”一样，这些房子很可能是将来的“建筑垃圾”。刚开始，农民可能还比较高兴，搬新房呵，热闹呵，有路灯和街道呵，差不多是城里人的感觉。但三五年后问题可能就接踵而来：第一，他们要生儿女育女，房子到时会不够住，他们如何扩建？第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旦发生变化，到时候要养牛、养猪、养鸡鸭，要收藏大型农具和大宗物料，但周围没有回旋的空间，怎么办？如此等等，这样的现象在一些移民点已经出现了，值得吸取教训。 蒋祖烜：这就是要有标准，又不要标准，要一部分像城市，一部分更要像农村。如果农村所有的标准都“大一统”，如果依这样的标准模式去复制“美丽乡村”，那么看到一个农村就像看到了全中国的所有农村，这会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韩少功：你说得对，这其实也牵涉到尊重文化记忆的问题，文化的记忆一定要保持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蒋祖烜：您到过国外许多地方，曾经在法国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到过国外的许多人常常会更羡慕他们的农村，而不是城市。作为一个见过很多农村的考察者，同时作为一个在乡村生活了多年的近距离观察者，您认为中国农村的理想图景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一个规划家，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上一点想象的话，您如何来规划设计美丽乡村？ 韩少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多少发言权，但我觉得有两条原则恐怕要把握好。第一，功能第一，实用优先，建筑的样式固然有审美的要求，但第一位的还是要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特点。像“张谷英村”，这样一个古村落它的功能特点是大家族维系和联防自卫，在过去匪患猖獗的时代，这个功能很重要。但现在土匪没有了，人员流动性大了，大家族维系已不再，就没必要建成像“张谷英”那样了。采光、通风、借景、除臭、排污等功能要求，也必然带来建筑样式的变革。第二，尊重文化的记忆和创造。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你的母亲可能不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是为什么把你母亲整容成巩俐或范冰冰，很多人会接受不了？这就是一种文化记忆。人是文化动物，无论是陕北的窑洞、湘西的吊脚楼，广东的骑楼，还是北京的四合院，都保存有不一样的文化记忆，寄托了人们的情感。人们因取材的方便、地理和气候的制约，经济业态和生活习惯的需要、文化记忆和想象的差异，肯定会对家园建设形成多样性要求，于是不拘一格，各显身手，八仙过海。这都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尊重，留下足够的空间。 蒋祖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乡村建设、在家园建设中，究竟谁是主力？目前在家园建设中应该说有这么三支力量，首先提的最多是政府的力量，因各地的财政水平、治理能力不一样，这支力量很悬殊；第二是农民群众自己，但目前农村中青年人员大量外出，“空巢”现象严重，这支力量明显不足；第三支比较活跃的新的力量就是一些乡村实验设计师、规划师。我最近碰到一个叫孙君的人，他是美术家出身，他发起创办了“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致力于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综合性、系统性解决方案，先后在湖北的郝堂村、湖南会同的高椅村开展工作。但是这类群体却又很少，暂时形不成气候，那么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究竟要由谁来充当主力军？ 韩少功：你说的第三类人我在台湾也碰到过。一些艺术家参与进来，建成一些既好看又好用的乡村景观，带动旅游经济，让老百姓得实惠。但问题是这样的普遍性有多大？毕竟这样的义工群体和公益机构不多，而且一个村这样做赚钱了，跟进的十个村、百个村呢，则不一定，其同质化项目的利润可能迅速摊薄，甚至出现亏损。 真正做到一村一策，一村一业，一村一态，很多艺术家、科技专家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不过，主力军毕竟是当地老百姓，特别是新一代乡村精英。怎样使乡村的中青年——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对自己的家园感兴趣，让他们心系乡村，是一个关键性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据说目前法国农业人口只占到百分之三，美国只占到百分之五，在我们国家的比例则是大约百分之五十。我们能像法国、美国一样将“三农”人口减到这么低的比例吗？对这一点我很怀疑。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使这些发达国家本身就是“世界的都市”，把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当作了自己辽阔的“农村”，所以才有他们的都市化。但这样的道路不可复制。中国失去了成为“世界都市”的历史机会和条件。那么，既然我们不可能搞欧美式的都市化，农民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占很大的比例，那么我们必须坚持城乡并重，包括让农业的附加值提高，让农民能够自我“造血”，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只要有了恒产，农村精英才会把这里当作家园，才会有建设“美丽乡村”的心理动力。 蒋祖烜：农业附加值的提高除了价值提升，还需要价值发现，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现成答案，这会是唯一的根本出路吗？ 韩少功：至少是基本保障。近些年，很多地方的农民增收大体上靠两条，一是国家“输血”，政府补贴的项目越来越多；二是打工价格的一路升高。但目前这两个增收因素都在减弱，比如政府补贴毕竟有限，务工价格上涨也有“天花板”。我们这里附近一个砖厂老板，最近就买了四个机器人，既减少了雇工成本，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就对务工价格形成了压力。从长远来说，乡村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比如基因技术、互联网+等等，重新让农业成为一个朝阳产业或准朝阳产业，并非不可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就出现了这种迹象，一些年轻人回流乡村，比他们在城市里做得更成功，被媒体称为“新乡村运动”。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青年多了，乡村就人气旺了，内功练好了，生产要素活跃了，乡村的冷落、破败以及凋敝才能从根本上予以避免。 蒋祖烜：人们都在期望乡村变得美好，但乡村变美变好却是个庞大工程。近年来，国家的建设开始向乡村发力，要再一次推动农村生产力大释放，这是农村发展的机遇。但不生产何以发展，不安居何以乐业，不乐业何以美丽，美丽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既要有面子也要有里子的复杂工程，不然美丽乡村建设就会成为一个幻影。 韩少功：你说得很对。表面上看，“美丽乡村”建设好像只是一个村容村貌的净化、绿化、美化的问题，但它其实牵涉到深层的方方面面。有时候，条件的“一二三四”都有了，就缺一个“五”，事情就可能功亏一篑。我在海南有些地方见沼气池打得很好，但就是没有气，原来要保证产气量，就得喂几头猪，还要定期出粪渣。但有些农户没有圈养生猪的习惯，还懒惰，还“空巢”，政府资助的沼气池就成了漂漂亮亮的“形象工程”，投入打了水漂。可见，美丽乡村建设要根据每个地方的特点，包括它的环境特点、产业特点、民风和人性的特点，来做通盘考虑，做到一村一策，一乡一策，因地制宜，借势用力，切忌机械照搬和盲目跟风。政府拿钱做几个样板其实很容易，但要形成内生的、造血型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经验就比较难。 蒋祖烜：其实这些现象已经出现了，比如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个农村，村庄修得很现代、很气派，当地也很得意，农民也确实受益。但私下一打听，投入花费竟达上亿元，这就让人感觉变了味。 韩少功：要我说，这种现象就是“土豪文化”的灾难，一些地方干部因文化见识受限，喜欢大拆大建，靠摸脑子拍板，稍有不慎就会扰民、祸民、“坑爹”。有个贫困县，拿出财政支出的一半建了好些假牌坊，字都写错了，“美丽”在哪里？农民能不怨声载道？在乡村建设中，政府要有担当但又不能太任性，要特别防止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心态，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政绩观，真心实意为农民办好事。 蒋祖烜：在我看来，美丽应该有这么三个层面，除了看起来要很美，用起来很美，还有就是心灵也应该很美，要有文化的美才是真美。一个人每到一个地方除了看到美丽村庄，还要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乡情乡俗和乡风民风，比如有的地方古道热肠、有的地方急功好义等等。但现在让人特别担忧的是，随着“大一统”的建立，随着湖湘文化的流失，一些好的传统渐渐丢失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渗透进来了，人们的乡愁无处寄托，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韩少功：这是个天大的问题，乡村之魂的问题，放大了说就是中国之魂的问题。打开国门之后，外来文化的冲击是一种机遇，也确实会带来一时的无序、混乱、同化、蜕变，成功的消化需要一个过程。比如，以前我们这里唱山歌的人很多，但现在山歌几乎失传，年轻人都唱刘德华或周杰伦。这让人很无奈。乡村里有些人以前的孝道靠雷公来维系，比如一听到打雷，就会大声问，“娘老子，我给你称肉吃好不好，我给你做棉衣好不好”——其实这是说给雷公听的，因为他怕遭雷劈。但现在有避雷针了，人们也相信数理化了，那么新的道德敬畏感又从哪里来？新的道德标尺该如何建立？我们既不可能重新关上国门，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迷信，那么就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眼下乡村里活跃着一些宗教，其实就是来填补空白。它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暂且不论，但在我们这个宗教传统薄弱的国家，光靠这个力量肯定不行。 蒋祖烜：这跟过去确实不太一样，过去农村靠宗法制度，靠族规村约的约束，靠乡间贤达、德望高的人的教化影响，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些传统的东西几乎都已解体，这个时候乡村道德人心要靠什么来支撑？ 韩少功：在一个市场化时代重建世道人心，是“中国道路”的一大战略性难题。市场鼓励逐利，这没有错；但要实现整个社会的义利并举，那就不能止于市场，还要辅以平衡这种市场化的制度体系和制度力量。让有义者荣，让无义者辱；让有道者路宽，让失道者路窄——这就需要大胆的制度创新，从模仿资本主义走向超越资本主义，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新路。这远远超出了学校、媒体、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当然，在这一个综合性工程里，除了硬约束，还有软实力；除了制度，还要教化。比如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从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开始，相当于我们过去说的“天地君亲师”，官员要像官员，师长要像师长，父母要像父母，成为组合性的道德表率。孟子说过：小吏可谋食，大官一定要谋道。柏拉图也说过：老百姓可以发财，但治国的哲学家一定不能有私产，还应天天在公共食堂吃饭。他们的意思就是上下有别，对下可以宽，对上一定要严。我理解中新的“乡间贤达”就是这样一些人，一些有影响力的乡村精英，包括党政干部、教师、医生、企业家等等，承担起一种道德身教的责任。 道德是文化的核心。精英队伍的道德身教是核心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有效释放能量了，民风正、民气旺，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怎样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同时又能重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并能超越市场经济的一个可靠而坚实的道德体系，还需要城乡各界长期的实践探索。在这个意义上，“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城市居民其实也是一个责任的密切关联方。 2015年5月 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答翻译家高方 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 ——答翻译家高方注释标题 高方，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此文最初发表于2016年《中国翻译》杂志。 高方：韩少功先生，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访谈，请先生就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特别是就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实际上，关于文学交流与译介，您有着切身的经验和持续的思考。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您的作品先后被译为法、英、越、日、德、俄、荷、意、波兰等十多国文字，在海外广泛传播，有很大影响，能否请您谈一谈，您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被翻译出去的？ 韩少功：最早是一些作品被译成俄文，比如《月兰》和《西望茅草地》，但俄方给两本样书就完事了，没有更多联系。当时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条约。后来，第一本法文版中短篇小说集《诱惑》出版。那是一九八八年我到法国开会和访问，遇到了汉学家安妮·居里安女士，她后来又介绍出版商与我见面，三方共同敲定了这一件事。我的第二本法文版小说《女女女》也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也是安妮·居里安女士译的。当时中国的国门初开，改革开始发力，法国知识界和社会公众对中国的“文革”和改革开放都不无好奇感，小说成为一个认识入口，大概是很自然的。在西方国家中，法国的“多元文化”视野大概最为开阔，也是重要条件之一。 高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多元共生的状态引发了外部的关注与兴趣，一批代表性作家纷纷被介绍到国外，而您作为“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得到汉学家、域外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是一个必然。必然之中，也有着相遇的机缘，我们知道，您的作品最早被译成的外国语言是法语，被译得最多的外国语言也是法语，这应是离不开您的法译者，特别是安妮·居里安女士的持续努力。她是学者型译者，对您每个阶段的写作探索都有追踪和研究，通过翻译来进行介绍，译的作品包括《女女女》（一九九一）、小说集《诱惑》（一九九〇）、《山上的声音》（二〇〇〇），《马桥词典》（二〇〇一，节选发表）和《暗示》（二〇〇四，节选发表）等。安妮·居里安为推动中法文学交流做出了许多实绩性的工作，您和她有近三十年的交情了，一直有着良好的互动，您也在不断见证中法文学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对话，因着您作品在法国的影响以及您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您于二〇〇二年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能否请您谈一谈翻译在文学、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 韩少功：说实话，翻译是文化交流中的重中之重，最实质性的工作。相比之下，开会、展演、旅游等，要么是缺乏深度，要么是参与面小，充其量也只是一些辅助形式。就说开会吧，一个人讲十几分钟，讲给几十个人听听，可能还夹带不少客气话和过场话，能有多大的信息量？翻译好一本书，其功德肯定超过几十个会。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林纾、傅雷、王道乾、李健吾、郑克鲁等翻译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国”是个什么样子，将会何等的空洞和苍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特别感谢翻译家。你提到的安妮·居里安女士，当然是我的朋友和优秀的合作者。她对语言、文学、中国文化都有良好的修养，持续和广泛的兴趣非同寻常。《马桥词典》全书也由她译完了，最近将要出版。还有杜特莱先生，他翻译的《爸爸爸》再版多次，可见译文质量不错，受到了读者欢迎。这些汉学家隐身在作者身后，不大被一般读者注意，其实是默默无闻的英雄。 高方：您曾撰文《安妮之道》，专写自己的译者居里安女士，是一幅很形象的人物小品，文中，您说“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这是否能够理解为您对于原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 韩少功：当然是这样。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翻译不是production（制造品），而是reproduction（再造品），相当于二度创作，并不是照瓢画葫芦的那种机械性转换。译者处在差异性很大的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背景、两种生活经验之间，要兼顾“信达雅”，实现效益最优化的心智对接，并不是外行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有了翻译软件和翻译机，在商务、新闻、日常用语的翻译等方面大体还行，可提供一定的帮助，但对文学翻译基本无效，甚至往往坏事。原因就在于文学的感受太丰富了，一词多义，一义多解，微妙意味的变数太多，经常出现超逻辑或非逻辑的状态，很难固化为机械性的线性编码。常见的情况是，有些好的原作被译坏了，有些比较弱的原作则可能被译强了。依据同一本原作，不同的译本也都面目各异，特别是在语言风格上可能形同霄壤。最近有人拿不同译者笔下的泰戈尔《飞鸟集》来比较，就吃惊得大跌眼镜。这都证明，文学译者有“自选动作”的更大空间，有很大的个人裁量权，说他们是半个作家并不为过。 高方：在当代作家群体中，您是为数不多的做翻译的小说家。您曾倾力译过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通过翻译实践，您对于语言也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在不同场合您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大致归纳应是这样：文学中的人物美、情节美、结构美等等大体上是可译的，而对语言特别下功夫的作家，往往面临着美不可译的挑战。那么，在您看来，在您自己的作品中，有哪些语言或语言之外的因素有可能体现出一定的或绝对的抗译性？ 韩少功：一般来说，器物描写比较好译。但有些器物在国外从未有过，比如蓝诗玲女士做《马桥词典》英译时，我把一些中国特有的农具画给她看，她也无法找到合适的译名。中国的成语更难译。外语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成语，但中文的成语量一定最大和超大——这与中文五千多年来从无中断的历史积累有关。一个成语，经常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实践案例，离不开相关的具体情境和历史背景，要在翻译中还原，实在太麻烦，几乎不可能。中文修辞中常有的对仗、押韵、平仄等，作为一种文字的形式美，也很难翻译出去——类似情况在外译中的过程中也会碰到，比如原作者利用时态、语态、位格等做做手脚，像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那样的，意义暗含在语法形式中，因中文缺少相同的手段，也常常令译者一筹莫展。还有些差异，来自一种文化纵深和哲学积淀，浓缩了极为丰富的意蕴，比如英文中的being很难译，中文中的“道”也很难译。把“道”译成“道路”“方法”“态度”等都不对，都会顾此失彼，离“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境太远。因此，我们可能不必对译作要求过苛。古人说“诗无达诂”，文学大概也没有绝对的“达译”。我个人的看法是，能够把损耗管控在一定的程度，就应该算成功。 高方：《马桥词典》是您创作历程中又一力作，它以语言为叙述对象，阐述了一个中国文化寓言。这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传译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然而，从接受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英译本是成功的。二〇〇三年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推出了《马桥词典》的英译本，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获得媒体广泛好评，一方面是对您作品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译者翻译质量的认可；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五年，该译本又相继由澳大利亚的珀斯·哈林斯出版集团和美国的兰登书屋旗下的矮脚鸡戴尔集团再版，这也从市场的角度证明了该书在英语世界的成功。二〇一一年，《马桥词典》获得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译者蓝诗玲可谓功不可没。不过，蓝诗玲在“翻译说明”中特别指出，原文中有五个词条，因传译的困难，需增加大量补偿性翻译信息，会影响读者阅读效果，得到您的允许后，在翻译中得以略去，这五个词条是“罢园”、“怜相”、“流逝”、“破脑”、“现”以及最后一个词条“归元”的最后一段。我想，您精通英文，应能够理解翻译的具体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翻译的本质是否是妥协呢？除英译外，《马桥词典》还有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及越南等多个语种的译本，您和不同语种的译者是否都有这样深入而有效的沟通？ 韩少功：世界上的事物很难完美。实践者不是相对超脱的理论家，常常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现实难题。在完全不交流和交流稍有折扣之间，可取的恐怕是后者。我在《马桥词典》英译过程中同意拿掉的五个词条，都比较短小，不是太重要，拿掉了不影响全局，所以我就妥协了。翻译过程中的妥协或多或少难免，是否接受，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原则是保大弃小，以传达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为底线。另一条是宁减不增，其意思是译者要是难住了，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少译一点，但切切不可随意增加。我不能接受译者的改写和代写，因为那样做涉嫌造假，搞乱了知识产权——中国的有些原作者都碰到过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比如已故作家周立波曾告诉我，他的英译本《暴风骤雨》就被译者代写了不少。你提到的那些译本，其中西班牙文、波兰文的版本是依据英译本转译的，可能那里汉学家少，合适的译者不容易找到。其他版本的译者都与我有过沟通，大体上沟通得都不错。特别是蓝诗玲女士，她做得很谨慎很仔细，跟着我到“马桥”现场考察了好几天，上山下乡呵，吃了不少苦头。很多英文读者盛赞她的译文，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高方：学界有着一致的认识，《马桥词典》能够在域外广受好评，广泛传播，主要在于这部作品的内在价值，在本土文化书写中体现出世界诗意，是民族文学走上世界之路的成功个案。文学走出去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您对这个问题很早就有着思考，也一直有着冷静而清醒的认识。在您看来，就文化立场而言，是不是越能体现出异质性的书写，就越能吸引国外出版界和读者的关注？从世界文学这个角度来看，您三十年前写的《文学的根》是否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韩少功：重复总是乏味的，不管是重复古人还是重复外国人。这就需要写作者扬长避短，各出新招，形成个性，术业有专攻，打造特有的核心竞争力，即你说到的某种“异质性”。三十年前我写《文学的根》，就是希望中国的写作者做好自己，用好本土资源，形成“中国风”的美学气质和精神风范，不能满足于“移植外国样板戏”式的模仿，不能满足于做“中国的卡夫卡”或“中国的海明威”。但话分两头说，所谓“越是民族的”，并不一定就“越是世界的”。这个定律完全不能成立。长辫子和裹小脚是民族的，但它们能是世界的吗？创造个性并不是猎奇，不是搞怪，不是搞一些文学上的“民俗一日游”。相反，在回应人类精神重大问题上，在思想和艺术的创新贡献上，各国同行其实都有共同的价值标尺，几乎是进入同一个考场应考，有同质性的一面，或说普遍性的一面。“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人家做汉堡包，你做阳春面，但不管做什么，口感和营养不能掉到六十分以下，否则你的标新立异就一钱不值。很多中国写作者在这一点上恰恰还做得不够，常常把追求特色变成了狭隘和封闭。 高方：目前，尽管我们的很多作家都拿过国际性的文学奖项，各界对促进文学走出去也做出了很多实质性、实绩性的工作，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边缘化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世纪末，法国有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等级性结构有过论述，得到比较文学学界的广泛关注。她认为文学间的中心边缘关系，源自语言间的文学资本较量，源自语言间的中心边缘关系，而汉语与阿拉伯语和印地语一道，虽然广泛被使用，但因在国际市场上很少被认可，被归入“小”语言和被统治语言的行列。我想，她指的汉语，应是现代汉语。您对于这一论述是如何看的呢？语言因素是否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 韩少功：“资本较量”是一个很清醒的说法。西班牙曾代表第一代西方资本主义，因此西班牙语成了全球性大语种。英、美代表了第二、第三代西方资本主义，因此英语继而风行全球，在很多地方还抢了西班牙语的地盘，比如，在菲律宾。可见决定等级性结构的，有语言所覆盖的人口数量，有语言承载的文化典籍数量，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资本的能量。语言后面有金钱，有国力和国势。普通话以前在香港边缘化，一旦内地经济强盛了，商铺、宾馆、公司、机场、银行就都用普通话来吸引和取悦于内地客，普通话教学成了热门生意。这是同样的道理。汉语、阿拉伯语、印地语之所以是弱势语言，就是因为含金量低，因为相关国家曾经很穷，或眼下依旧很穷。人们学习语言首先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饭穿衣，其次才是为了艺术、宗教、哲学之类，因此“含金量”高的语言会成为他们的首选，全球语种的等级性结构也无法避免。如果你说这是人的“势利”，当然也无不可，算是话糙理不糙。据说现在全球有一亿多外国人在学中文，原因当然不用说，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大量商机涌现了。但人们这样学的首要目的是来做生意、找饭碗，比如签合同什么的，不是来读小说和诗歌。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有一条可以确定：什么时候他们乐意读原版中国文学作品了，就是中文最终摆脱弱势地位了，进入全球市场的语言障碍最小化了。对这一过程，我们不妨抱以谨慎的乐观。 高方：有国内评论家称您为“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尺性作家”。在近四十年的写作过程中，您一直得到评论界的关注，国内的和国外的。请您谈一谈国外研究者对您的解读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透过来自异域的目光以反观自身的文学创作，是否有所启示呢？ 韩少功：两个读者的解读都不可能一样，不同国家的读者群当然更难全面对齐。我有一个短篇小说《暗香》，里面有一段描写俩老头之间的互相问候，问遍了对方的全家老少，问得特别啰嗦，欧美读者觉得非常有趣，但中国读者对此基本上无感觉。另有一本《山南水北》，记录了很多乡村生活中的体验和感受，在国内市场卖得很好，比《爸爸爸》更受读者欢迎，但除了韩少功译本以外，进入西方市场并不顺利。似乎很多西方读者更能接受《爸爸爸》的那种“重口味”，更能接受神秘、痛苦、惨烈一点的中国——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揣测。我了解情况有限，也没法对双方差异做出一个像样的全面梳理。我的想法是，写作者就像一个厨子，按理说不能不顾及食客的口味，但一味迎合食客反而会把菜做砸。这是常有的事。何况食客口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如果一一顾及，哪是个头？这样，厨子最好的态度可能就是埋头做菜，做得自己心满意足就行，不必把食客的全体鼓掌当作一个努力目标；恰恰相反，应该明白那是一个危险的诱惑。 高方：您曾多次出访国外，法国去得最多，应该在不同场合和读者有直接的接触。能谈谈您对外国读者的认识吗？法国汉学家程艾兰在谈中国思想、文学、文化在法国接受时，有一段关于读者的描述，她说：“对于法国读者，我觉得还要防备另一种性质的双重危险。一方面要抵制猎奇的诱惑，这种猎奇的渴望长期以来将中国变成一副巨大的屏幕，在这屏幕上人人都可以投射出自己最疯狂的奇思异想；另一方面也不能将自己封闭在过于深奥过于专门的寓言中，以至于吓跑那些好奇而善意的读者。”您对这段话有何感想？有无体会到类似的“危险”倾向？ 韩少功：我理解她这一段话，是要提醒人们防止那些关于东方的惯性化想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提醒。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对东方知之不多。他们的知识界主流先是以基督教为“文明”的标尺，后来又以工业化为“文明”的标尺，两把尺子量下来，当然就把东方划入“野蛮人”的世界。在西方国家多次举办的世博会，总是都找来一些原始人或半原始人，圈起来一同展示，就是要反衬“文明”的优越，“文明种族”的优越。连培根、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很多启蒙精英也都是这样，多少有一些“欧洲中心论”的盲区。这当然会长久影响部分读者对文学的兴趣和理解。问题是有些中国写作者也愿意把自己写得特别古怪。比如有一本书写到中国女人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在缠足。另一本书写到中国女人从未见过裙子，因此到西方后不能辨认公厕门口那个有裙子的图标。如此等等，可见“疯狂的奇思异想”也产于中国这一方，常常是某种里应外合的结果。随着东、西方经济差距逐步缩小，甚至后来者有“错肩”赶超的可能，我感觉近一二十年来双方舆论场上的情绪化因素更多了，不少人相互“恶搞”的劲儿更足了。这当然不算什么。我们要相信欧洲人的智慧肯定不会被偏见绊倒。“好奇而善意的读者”，还有同道的作者和译者，最终能纠正文明交流的失衡，化解很多过时的想象。 高方：您的写作有着深厚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读您的文字，能体会到您对于文字、文学和文化的不断思考。“异”是翻译，是文学交流的出发点，也是交流的最大挑战。就我的个人理解，我觉得您在《马桥词典》后记中的一段话能很好地揭示翻译的使命、本质和所遭遇的悖论：“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消和相互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最后，能否请您为广大翻译工作者提一点希望或者说几句鼓励的话，谢谢！ 韩少功：差异是交流的前提，否则就不需要什么交流。之所以需要持续不断的交流，就在于即便旧差异化解了，新差异也会产生。差异有什么不好？依照物理学中“熵增加”的原理，同质化和均质化就意味着死寂，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即便我们实现了“地球村”式的全球化，生活与文化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差异，并且在文学上得到最敏感、最丰富、最直接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永远是一种朝阳事业，是各种文明实现互鉴共荣的第一要务，是人类组成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纽带。作为一个读者和作者，我始终对翻译家们心怀敬意。 2015年12月 直面人类精神的难题——答《文学报》记者王雪瑛 直面人类精神的难题 ——答《文学报》记者王雪瑛注释标题 最初分拆为两部分，分别发表于2016年《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和《文学报》。 上篇：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盲区正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雪瑛：你的文学创作贯穿了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你不仅仅是以小说的形式拓展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空间，同时以散文的形式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前沿，你以散文和小说之双翼划出广阔的文学天际线。大批富有思想含量的散文凸显着你的问题意识，保持这样一种问题意识，这是你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种责任感，一种理性的自觉，一种慎重的选择？ 韩少功：这样说吧，小说是一种“近观”方式，散文则相当于“远望”。这种“远望”比较方便处理一些散点化、大广角的材料，即不方便动用显微镜的东西。用显微镜来看黄山就不一定合适吧？在另一方面，在文学与理论之间，有一个叫做文化随笔和思想随笔的结合部，方便一个人直接表达思考。我曾说过，“想得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得太快，心智成熟经常跟不上经济和技术的肌肉扩张，有一种大娃娃现象。很多问题来得猝不及防。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等不起长效药，就得用速效药。思想随笔有时就是一种短兵相接的工具，好不好先用上再说。 王雪瑛：小说的形式无法给你的思考提供足够的空间，所以你越出小说虚构的掩体，选择了散文这种形式，直接面对中国经验，对当代问题提供自己的思路和看法，散文可以及时、自由、充分、深入地表达你的思想？你的散文写作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少功：小说与散文不光是两种体裁，而且常常承载不同的思维方式。你说的虚构是一条，是否直接表达思想也是一条。此外可能还有其他，比如慎于判断和勇于判断的态度差异。一般来说，小说模拟生活原态，尊重生活的多义性，作者的价值判断经常是悬置的，至少是隐蔽的。比如安娜·卡列琳娜怎么样，林黛玉或薛宝钗怎么样，由读者去见仁见智好了，作者最好站远一点，给读者留下自由判断的空间。但散文不一样，特别是思想随笔需要明晰，有逻辑和知识的强大力量。伏尔泰、鲁迅的观点从来就不会模糊。在这里，模糊和明晰，自疑和自信，是人类认识前进所需要的两条腿。但两种态度有时候脑子里打架，怎么办？我的体会是要善于“换频道”，把相互的干扰最小化。一旦进入这个频道，就要把那个频道统统忘掉，决不留恋。 王雪瑛：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和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你的散文中可以看见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直面中国社会深刻变化中问题与矛盾，思想发展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你对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市场经济、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政府廉洁等等问题的思索，那么近二十年的时光流转，社会结构的变化，时代风云的嬗变，现在的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类散文，随着时迁事移以及个人境遇的变化，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什么蜕变吗？ 韩少功：我给两个出版社编过作品的准全集，有机会回头审视一下自己新时期以来的写作。还算好，我删除了一些啰嗦、平淡的语句，基本上还未发现过让自己难堪的看法，没发现那种忽东忽西赶潮流的过头话。有个关于原油价格可能涨到每桶二百美元的预测，现在看来没说对，但这种情况不多。虽然在不同的时段，聚焦点不一样，兴奋点有转移，但正像一个青年评论家说的，三十多年前的《西望茅草地》其实已是《革命后记》的先声，前后是一脉相承的，好像不同的圆弧和半径组成了同心圆。对于几十年来核心的立场和方法，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王雪瑛：你的思路沿着怎样的轨迹在发展着？你常常会自我回望和审视吗？你如何看待一代作家的局限？ 韩少功：生活现实总是推着你匆匆往下走，是现实倒逼思考。比如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走出来，最初是忍不了僵化。后来见多了资本和市场，又忍不了腐化，包括权力和资本的交叉腐化。这事初看像是道德问题，细看就还有制度问题、文化问题等等。制度和文化又都是大题目，水深得很，随便找一个知识点进入，都有纵比较和横比较的不同角度，这就带出了更大的思考面。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其实都是瞎子摸象，局限性断不会少。因此我一直希望摸象者们相互包容和理解，比如编杂志时我就喜欢组织不同意见对手练，相互给予“破坏性检验”。“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这也是我说过的话。当然，我看不出胡搅蛮缠的也该被包容的理由，比如明明摸到了象腿，却定要说是鸡腿或鸭腿，这就破了底线。多元化的各方必须在六十分及格线以上，才能构成优质的多元化，否则就是比烂，好像在球场上拍砖和泼粪，再怎么对抗也没意义。 王雪瑛：《完美的假定》、《多义的欧洲》《哪一种大众》《第二级历史》《进步的回退》这样一批散文更是显示了你视野的广阔、思想发展的脉络、思想的锋芒和力度，这些散文成为当时文坛关注，同行热议的重要作品，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散文创作？ 韩少功：评价的权利在读者手上，我自己说什么没意义。再说那些只是些零散的想法，谈不上多重要。 王雪瑛：你的散文生动地记录了你如何遭遇当代中国问题，如何进行思想上的突围，你没有愤怒的情绪、悲观的绝望，也没有浅显的乐观和简单的判断，而是让大家看到了你权衡、比较、分析、阐释、探究的过程，你被认定为一个思想型、学者型的作家。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韩少功：我哪算得上什么学者？充其量是喜欢琢磨一点事，不大满意某些标签化的大话，有时来一点较真和抬杠。我甚至一直在躲避“理论化”，写作时总是避免大段的引文和考究。如果确实遭遇理论，也只是点到即止，不习惯学院派的某种套路。相比之下，我最有兴趣的是把一些概念拉回到生活实践的情境中，尽可能还原成具体的人和人的活法。这不是什么文学修辞的需要。其根本原因是我不擅长也很怀疑抽象概念的纠缠，比如抽象的“自由”是什么意思？是指奴隶解放的“自由”，还是指随地吐痰和乱闯红灯的“自由”？要澄清其含义，就免不了要情境和条件的还原，免不了夹叙夹议。我知道，这种重细节、重形象、重情境的思想描述，在很多学者眼里不过是“野路子”，拿不到课题费和学位的，但这没关系。 王雪瑛：在《进步的回退》中，我看到了你多年思索体悟后，明确而肯定的思想：“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你理性探索的收获让我联想到了你的一部重要的充满感性的散文长卷《山南水北》。 韩少功：以前恋爱靠唱山歌，现在恋爱可能传视频。以前杀人用石头，现在杀人可能用无人机……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变化，但变中有不变，我们不必被“现代”“后现代”一类说法弄得手忙脚乱，好像哪趟车没赶上就完蛋了。事实上，经济和技术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就道德和智慧而言，现代人却没有多少牛皮可吹。这是进步主义历史观常有的盲区，恰好也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王雪瑛：文学应该探讨人的多种可能性，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不断丰富民族的记忆与文化，现代化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韩少功：很对。人们曾经认为用化肥是进步，现在则可能认为农家肥代表了更好的现代化，可见对现代化的理解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的后面，是更复杂和更广阔的历史条件在变，比如美国的高能耗生活方式在以前不成为问题，但一旦中国人、印度人、非洲人等也要开汽车了，也要高能耗了，资源和环境就受不了，人们不得不重新判断和规划。 王雪瑛：在《山南水北》中，你以生动质朴的语言记叙了你的乡村生活，这是从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吗？每年的春末夏初，你从海南飞往长沙，来到湖南汨罗八溪峒，开始你悠然真实的乡村生活。每到秋末冬初，你又带着春夏劳动的果实，飞回海南，开始城市生活。 韩少功：我在那时已住过十六个半年。最初只是想躲开都市里的一些应酬、会议、垃圾信息，后来意外发现也有亲近自然、了解底层的好处。说实话，眼下文坛氛围不是很健康的，特别是一个利益化、封闭化的文坛江湖更是这样。总是在机关、饭店以及文人圈里泡，你说的几个段子我也知道，我读的几本书你也读过，这种交流还有多少效率和质量可言？相反，圈子外的农民、生意人、基层干部倒可以让你知道更多新鲜事。这里的个人原因是，我从来就有点“宅”，不太喜欢热闹，经常想起一个外国作家的话：每当我从人多的地方回来，就觉得自己大不如以前了。 王雪瑛：其实，你不是回避现实，而是开辟自己的现实，看见现实的多样性。面对那些“回避现实”的疑问，你发现自然之美，感受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还是安心踏实地过着你的乡村生活，九十九篇文章，二十三万字的容量，让大家感受到了你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山里人的日子。你当时开始动笔的时候有整体构想吗？ 韩少功：没有。很多章节不过是日记，后来稍加剪裁，有了这一本。当然，我从不认为这里就是现实的全部，但这种现场感受至少是现实的一部分，比某些名流显贵那里的“现实”更重要，比某些流行媒体东抄西抄嚼来嚼去的二手“现实”可能更可靠。中国一大半国土是乡村，至少一半人口是村民，这些明明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被排除在“现实”之外？ 王雪瑛：是的，作家的眼睛应该看见更多人的现实。我细读过《山南水北》，质朴而内蕴诗意的文字，让我感到了一种融入山水的生活，流汗劳动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我分明读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韩少功，一个对现实的问题反复思量，不懈探究截然不同的韩少功，你似乎不再批判和怀疑，而是投入和享受，但这两种形象不是分裂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构成更完整，真实的你。《山南水北》是你对思想和理念的一种感性的实践和体悟，是你个人对现代化的一种自由选择，一种个性化的文学表达。这是我的一种理解，不知你怎么看？从此书出版至今九年过去了，你如何评价《山南水北》对你的意义？ 韩少功：怀疑和批判永远都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者必须成天活得怒气冲冲，洒向人间都是怨。就思想文化而言，十八世纪以来不论左派右派都是造反成癖，反倒最后是易破难立，有破无立，遍地废墟，人们生活中的自杀、毒品、犯罪、精神病却频频高发，价值虚无主义困扰全世界。文学需要杀伤力，也得有建设性，而且批判的动力来源，一定是那些值得珍惜和追求的东西，是对美好的信仰，对美好一砖一瓦的建设。缺了这一条，缺了这一种温暖的思想底色，事情就不过是以暴易暴。用廉价的骂倒一切来给自己减压，好像别人都坏透了顶，那么自己学坏也就有了理由。这是一种明骂暗赞的隐秘心理。《日夜书》里有一句话：“最大的战胜是不像对方，是与对方不一样。”就是针对这一点说的。 王雪瑛：无论是质疑与批判，还是投入与享受都是为了辨析、呈现、珍惜美好。《群体寻根的条件》是你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寻根》的回望与审视，但这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空间，你只分析文化寻根产生的主体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因素，而不做文化寻根的价值评估，你在文中指出，文化寻根其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那么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价值多元，资讯过剩、传播快捷的全球化，自媒体时代，文化寻根是不是更有必要？文化寻根是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韩少功：多到国外看一看，走到景区和宾馆之外，多去与当地的华裔和老外聊聊，就会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眼下是一个越来越绕不过去的话题。文学界有幸在三十多年前最先触及破题，现在倒几乎成了沉默的一群，发言机会让给了法学、哲学、史学、经济学界了。文学界就算要谈，也常常流于“民族特色”“本土元素”一类皮相，比如要不要用孙大圣或大红灯笼去赚外国人一笔钱。曾经以《历史的终结》而著名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些年关注中国文明传统，可算是“寻根”讨论的外来接棒手之一，但我发现文学界很少有人提到他，更别说其他人，比方海峡那边许倬云、邹至庄、吕正惠那些学者。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大陆文学界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也许很多作家过度沉迷于“自我”，对稍微远一点、大一点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了。这有点可惜。 王雪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呈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抵御全球化带来的由消费潮流导致的文化一体化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命题，也是当代作家需要面对的挑战。 韩少功：就文化演进而言，趋同化和趋异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轮子，全球化不过是这两个轮子的古老故事，从村庄级上升为全球级，单元边界扩大而已。人都要吃饭，这是普适性。但什么饭好吃，人们的不同的口味受制于各种条件和相关历史，就有了多样性，其中包括民族性。我曾经以为舞蹈是最不需要翻译的，最普适性的，后来才知道肢体语言也有深刻的族群差异，我的语汇你可能无感，你的语法我可能不懂。舞蹈尚且如此，运用民族文字的文学怎么可能完全“一体化”？歌德说的“世界文学”，如果有的话，肯定是趋同化与趋异化在更高层面上重新交织，决不是拉平扯齐、越长越相像。否则，那个同质化世界一定乏味透顶，失去成长的动力。 王雪瑛：近些年来，哪些思想性的散文或者学术著作引起你的关注？ 韩少功：我有点怕开列书单。原因是年龄、职业、阅历、积学、阶段性兴趣的不同，同样一本书却有不同的边际效应，你的“破书”却可能是我的好书。比如《红楼梦》适合成年人，但肯定不适合小学生；读过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的，最好要读点后现代主义，但如果没有前面那些东西垫底，“解构”“祛魅”什么的就可能是毒药。这里没有一定之规，没有适合所有读书人的阅读“菜单”。 王雪瑛：清代诗学家叶燮在《原诗》中认为，“诗人之本”有四——“才”“胆”“识”“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萎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你如何理解和定义“作家之本”？有评论家认为在“才”“胆”“识”“力”，这四个字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识”，“识”就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而这也是中国当代小说最缺乏的。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韩少功：他说的都很重要，讲得也精辟，或许可以再加一条，也是老祖宗说过的“修辞立其诚”。你说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也许都有赖于一种实事求是的谦卑态度，否则就会先入为主，戴有色眼镜，把什么都看歪。眼下很多糟糕的求知者不是失在智商上，而是失在心胸上；不是看不到，是不愿意看到。 王雪瑛：极为认同“修辞立其诚”，这是写作的出发点。心态和立场会影响人对自我、社会和时代的认识。阎连科曾经说过：“现实的荒诞正在和作家的想象力赛跑，想象力跑不过现实的传奇和丰富，但你不能因此退场和停赛。如同运动员在一个跑道上飞奔向前的时候，你如果不跟着跑，而是站在他边上看，你就无法把握现实的脚步。”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荡，历史的巨大转折冲破了历史描述的传统框架。如何认识正在发生的“现实”，如何认识正在巨变的“历史”？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是不可回避的考验。你怎么认识当代作家面临的考验和挑战？ 韩少功：中国是一个千面之国，恶心和开心的事情都有，都是一抓一大把。村里一个农民感激惠民政策，说“政府不能再好了，再好就得派干部下乡来喂饭了”。但同一天我又看到某位名人的微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你相信哪一种判断？在这里，要避免片面性，最好是多实践，多比较，手里多几把尺子。要构成一个坐标系，就得有两把以上的尺子。拿腐败这事来说，用工业化程度这把尺子一量，拉美、印度、中国的共同烦恼就毫不奇怪；再拿文化板块这把尺子一量，中国的“人情风”“家长制”等农耕文明的传统，与游牧/海洋民族不同的国情特性，也就顺利进入视野。这样比较下来，该怎样下药治病，就有了个谱，至少比那些道德家的嘴炮要靠谱。 王雪瑛：各种媒体强劲散发出的商业化与大众文化中娱乐化的倾向，国际国内的出版业的倾向性等多种因素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以及各种奖项的涌现，扩大着文学的外延，也追问着文学的内涵，望着自己的作品目录，回首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写作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文学的内涵是什么？ 韩少功：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很多人没有理由需要文学。文学以情和义为核心内涵。他们觉得情义这东西好累人，甚至好害人，不能帮自己一夜暴富。那么，有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快餐就够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少见。我们常说的那些经典，放到大历史和大世界里一摊，其实是蛮稀薄的，扎堆的情形并不太多，可见纸媒也并不是文学经典的专卖区，与网络一样，都是鱼龙混杂，甚至都是鱼多龙少。但眼下不会是历史的终点。危机和灾难是最好的老师，总是帮助人类一次次纠正和调整自己。我们不必预测拐点何时出现，无须预测人类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重新出现对情和义的精神饥渴，但我们至少可以守住自己，做一点将来不后悔的事。这与采用哪种小说形式没有太大关系，与用不用网络工具也没有太大关系。 王雪瑛：处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之中，如何冷静而独立地认识和分析现实，如何真切而深入地揭示现实，这就是作家创作在深入现实题材的时候，不得不面临的真实考验。你在散文中对中国经验和现实问题的思索、分析、阐释、探究，形成自己思想的果实，我想这些思索和识见是不是构成了你创作现实小说的丰富的思想资源？阅读你的散文，我会对你的小说创作更加期待。 韩少功：我经常把小说与散文轮换着写，不过是换换脑子，互为休息和准备，或者是相机处理一些剩余材料，有点像“一鸭两吃”，找一种实惠的、方便的吃法而已。 中篇：小说的净收入是时间淘汰到最后能留下的东西 王雪瑛：《马桥词典》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你将马桥隐秘的历史分解为一个个词条，没有使用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而是提交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形式，马桥的生活就通过这本词典而生动地留存。你是一个喜欢追问和探索小说的形式、定义和功能的作家，你在这样的追问、探索、挑战中获得写作的快感？十几年过去了，你现在对当年的探索有什么评价？当年围绕《马桥词典》的一些是是非非，也成为你的一种自我历练？ 韩少功：我的主要作品几乎都引起过争论，都习惯了。当时有人认为《马桥词典》不算小说，那又怎么样？你说这不是苹果，就当萝卜吃好了。至于有人宣布这萝卜是偷来的，那就得摆证据，不然就是耍赖。当过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佛克玛（douwe fokkema）说过，《马桥词典》比《哈扎尔词典》更好，两者扯不上关系。但这话，洋人说了，很多国人也不信。其实我也没觉得《马桥词典》有多好，只是这种词条展开方式，相当于有了新的筐，很多东西方便放进去。有了近似“语言考古学”的维度，一锹一锹挖下去。对语言和生活会有一种双重发现，值得一试。 王雪瑛：我想真正的作家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对小说内涵与形式的挖掘和探索。在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暗示》中，你又一次抛弃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没有紧张的悬念，没有固定的主人公，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具象的描述，展开了生活的诸多片段，这些片段是独立的，非连贯的，它们分别是故事、人物速写、历史记忆，等等，你分析和提取其中的意义和文化内涵，流露着你的睿智与洞察。如果说《马桥词典》是你以词典的方式呈现了马桥人的日常生活，那么《暗示》中，你以具象的描述，来解析现代人的种种文化密码。小说完全打破传统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是不是让你在写作中享受了充分的自由，写起来得心应手，充分发挥你的多方面才能？思想和分析的爱好让你十分享受这样的文体创新吧，这是你认识现代人，揭示现代人内心与现代社会文化脉络的一种方式吗？ 韩少功：《暗示》最初是一些零散笔记，写着写着成了一本书，自己始料未及。很多哲学家喜欢谈语言/存在的二元关系，从维特根斯坦到福柯，大多是这样。我的野心打破这一架构，展示语言/具像/存在的三元关系。从“不可言说”之物出发，引导出具像论，然后是感觉论，然后是实践论……一条与逻各斯主义全面闹别扭的路线。这个任务超出了预想，甚至超出了文学。采用笔记小说这种体裁，也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方式。是不是应该干干脆脆写成一本理论？我后来也拿不准。这本书留下了不少遗憾，好在有些小众读者还认可，比如一个香港的理科读者居然认为它“建立一个新学科”。这种抬举不敢当，但多少给我一些鼓励。 王雪瑛：《日夜书》不是一个夺人眼球的作品，而是一个让人深长思之，可以不断深入探讨，提出多方面问题的作品。你曾说，现在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常委，有四个当过知青。除了他们四个人以外，中国的知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退出“历史”。而你也是知青一代，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在这个多媒体全球化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一下他们走过的路，也是你走过的路，这是你的选择。你会如何思索，梳理，呈现自己以往的记忆？你会以怎样的小说形式来展开？让我们看到怎样一批人物的形象？体现怎样的精神特征、生命状态和人生机遇？对于期待你作品的评论家和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悬念。你完成于二〇一三年的《日夜书》，打开了这些悬念的大门，让我们从中寻找答案。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满意吗？你用了多长时间来酝酿和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意义不同寻常？毕竟你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回望、描摹知青这一代，来审视和思索自己的人生。 韩少功：有些书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志在卓越。有些书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意在解脱和释放。《日夜书》大概属于后一种。这本书写作耗时一年多，触动了一些亲历性感受，算是自己写得最有痛感的一本。这一代人已经或正在淡出历史。我对他们——或者说我们——充满同情，但不想迁就某种自恋倾向，夸张地去秀苦情，或者秀豪情。我把他们放在后续历史中来检验，这样他们的长和短才展现得更清晰。由这一代人承重的时代，为何一面是生龙活虎而另一面是危机频现，才有了一个可靠的解释线索。“中国故事”难讲，最难讲的一层在于人和人性。没有这一层，上面的故事就是空中楼阁。“苦情”和“豪情”宣示虽不无现实依据，但容易把事情简单化，比如把板子统统打向别人，遮挡了自我审视。我的意思是，每一代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自恋，但我希望这一代人比自恋做得更多。 王雪瑛：的确，真正的自我审视，是从摆脱和超越自恋开始的。而摆脱和超越自恋对于个体和作家来说并不容易，是一种心理、理性、情感上的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自我审视，要从真切的自我体验开始，然后在从时代和历史的嬗变中认识自我。我觉得《日夜书》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摆脱了自恋，也摆脱了以往知青题材的套路，还摆脱了那种虚张声势，引人关注的设计套路，而是真正地以小说的方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回望和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不回避卑微，不回避平淡，不回避内心的纠结。 韩少功：郭又军是个仁义大哥，但他曾经把“大锅饭”吃得很香，结果误了自己。贺亦民在技术上是个超强大脑，但他对社会不无智障，江湖化的风格一再惹下麻烦。马涛有忧国忧民的精英大志，但从自恋通向自闭，最后只能靠受迫害幻想症来维持自信……他们该不该把这一切的责任推给社会？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有这些人性弱点，他们的奋争是否才会更真实、更艰难、也更让人感叹？相关的历史描述是否才更值得信任？ 王雪瑛：是的，你在小说中，正视人性的弱点，也不以现在的思维方式来拔高和修饰历史语境中的人物言行。《日夜书》是一部时间跨度巨大，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尽三十年中国社会与时代风云的沧桑巨变，历尽三十年中国人生命理念与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如何认识往日的知青岁月，如何叙写那段人生的经历，正如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个人的记忆也不可能重现当年生活的原貌，而是带着今日人生境遇、理念和心态的取舍。要驾驭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是不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韩少功：因时间跨度长，需要反复的闪回和比对，材料组织上有一点技术难度。我最初试了两种结构，在海峡两岸分别出版，最后定型时采用了台湾的版本，以顺时性为主的叙事流程。这是照顾一般读者的要求。 王雪瑛：你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中，你似乎收敛了思想的锋芒，而是将思想蕴含在小说的叙事中，通过一个个人物，带出往日的一段段经历，那些物质贫乏，精神亢奋的日子，同样通过人物来连接往日与今日之间那巨大的沟壑，在往日和今日，现实与记忆中塑造出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勾勒出人物在时代的风云起伏变幻中形成的命运。而不是想做什么定义和结论。你想做到是什么呢？是为当代文学留下这些人物的形象？是为历史留下一代人的人生轨迹？这是你认识时代与一代人，时代与自我的方式？ 韩少功：写人物，当然是小说的硬道理。我们可能已经记不清楚《水浒传》或《红楼梦》里的很多具体情节，但那些鲜活人物忘不了，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小说的力量，小说的净收入，是时间淘汰到最后能留下的一点东西。《日夜书》是留给自己的一个备忘录。写谁和不写谁，重点写什么，肯定受制于作者的思想剪裁，但我尽量写出欧洲批评家们说的“圆整人物”，即多面体的人物，避免标签化。有人说，这会不会造成一种价值判断的模糊？问题是，如果只有面对一堆标签才有判断能力，才不会模糊，那也太弱智了。 王雪瑛：对，有的时候所谓小说中的“模糊”，是对已有的观念和认识的突破。对于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来说，人物的塑造至关重要，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不选用某些特殊的英雄人物。著名的将领和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人。我的书，仿佛是人民自己写的长篇小说，是普通人意识的反映。”读你的《日夜书》让我想到了这段话。你没有写英雄，而是写普通人，写已经退休，被时代的大潮淹没的知青中的大多数。在你这部长篇小说中，你塑造人物很有特点，第一，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没有突出的主要人物，第二也没有特别光鲜的成功人士，第三小说中有两个很典型的人物，马涛和贺亦明。贺亦明出生卑微，极度受虐的童年，缺乏爱的家庭，养成了他的叛逆与散漫，还有满身的二流子习气，后来他居然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几乎成了一个英雄。而马涛貌似伟大的启蒙者，出众的才华，锐利的思想，是知青中的骄傲，在知青岁月中，疑似被人出卖，蹲了监狱，可贵的是他没出卖任何人，一个人扛下了全部案子，但他的自私、自恋和自负对他人形成伤害。在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中是不是蕴含着你对人性的认识，对时代的认识，你对知青生活的理解，你对一代人的理解？你对生活与人性复杂性的呈现？ 韩少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全息体”，隐藏着社会的多种基因。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打破认知成规，揭破一枚枚流行标签后面的事实纵深。这不是搞怪，不是玩反转，而是一种有说服力的实事求是，有说服力的真相唤醒。眼下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据说现代是一个“祛魅”时代，“真实”在文学中似乎成了“人性恶”的代名词。满世界小奸小坏或大奸大坏，不这样写好像就不谙人性，就是装孙子。我对这种时尚也不以为然。这也许是对伪善的逆反，但就人性把握而言，两头的极端模式其实是一伙的。不装孙子就无善可言——世界真是这样？如果反正都是恶，那种装孙子的恶又算得了什么？不是更有理由装下去？换句话说，如果洞察伪善在当下已经轻车熟路，甚至成了写作群众运动，那么洞察真善可能就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努力。 王雪瑛：深入探究人性的真实，应该摆脱两种极端的模式。细细想来从《月兰》《爸爸爸》《马桥词典》到《日夜书》，小人物常常是你作品中的主角，你既没有在小说的叙事中忽略这些小人物，也没有圣化这些小人物，你想呈现在社会生活中更真实的小人物，他们是在历史的大潮中真实的个体，从他们的身上，有着你对时代、社会、人性的认识？ 韩少功：我没当过大人物，不写身边这些小人物还能写什么？小人物谋道，比肉食者谋道更可贵。有杂质的英雄，比高纯度的英雄——假如有的话，也更有示范意义。相反，在某些大片里，英雄们成天笑呵呵的，毫不费力，从不犯错，身边圣徒如云，三两下就把天下搞定。这种神话岂不是活生生地要激发观众的怀疑？要削弱观众的同情和亲近？历史是伟大的，恰恰因为它是拼出来、熬出来、忍出来的，充满了失败、痛苦、纠结，包括来自自己和外界的污泥浊水，并不是那么红光亮和高大上。那些“高大上”的书生想象，其实是对历史缺乏真正的尊敬。 王雪瑛：你是一个注重小说结构和形式的作家，这部小说的结构方式，似乎也隐含着你的三观。小说以“我”贯串始终，陶小布有时是叙事者，有时是参与者，串起一些不同的人物和故事，没有中心人物，没有故事的主线，都是由人物牵出故事，犹如生活的自然形态，在人的一生中有的人物出现，有的人物退场是自然的状态，小说既没有虚幻地美化过去，以青春无悔来自我安慰，也没有义愤填膺地控诉社会，揭露他人，深挖人性深处的黑暗，而是带着一种承受，悲悯，理解，认识，的心态来回望过去，面对现实，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苍凉和深邃，小说后面的第四十三节，器官与身体，是一种特别的叙述方法，似乎是用一种散文化的方式来完成小说的叙述，四十九节是小说的尾声部分。“我一直说服自己把下面这件事看成一个梦”，无论是叙述的方式还是内容，让我觉得有超现实的梦魇般的感觉，你想用这样的尝试来丰富小说的叙述方式，达到一直超越现实的深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时不拘泥于现实主义，在小说中自然运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手法，时空跳跃、隐喻与超现实的场景，等等。你以这种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手法，来拓宽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路径。 韩少功：写这本书，我有时当作严格的回忆录来写，尽量接近生活原态，不回避边边角角、枝枝蔓蔓、缺胳膊少腿。有时就当梦境来写，亦幻亦真，哪怕有点晕晕的失控。这是实和虚的两极，需要慢慢地揉成一团面，一不小心就成了夹生饭。古人说“文无定法，但有活法”。其最大的“活法”恐怕就是感觉资源的支持，不论写实还是写意，不论是白描还是变形，都需要鲜活的细节以及坚实的细节逻辑。我赞成写作向一切文学的主义开放，但一切主义要有真情实感打底，不能搞成技术空转，搞成别出心裁的空洞。 王雪瑛：通过《日夜书》你感到自己完成了什么？描绘出了知青一代人的心灵地图和精神谱系？此书最让你兴奋的是什么？让你感到遗憾的是什么？ 韩少功：这个大话不能说。每一代都无奇不有深不可测，我充其量只是捕捉了自己较为熟悉的几个五〇后，清理了一个角落。这事对我来说当然重要，算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至于说遗憾，是有些部分展示得还不够充分和丰满，当时怕自己饶舌，就带住了，闪得匆忙了些。 王雪瑛：有的评论家认为，在一个普遍鄙薄当代文学的时代，要大胆肯定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成就。除了短篇小说和杂文的成就，因为有鲁迅在，不能说当代超越了现代，但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文学批评等领域，当代文学的成就显然已全面超越现代文学。但有些业内人士，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不乐观，对创作成就的评价不高，认为在当下，文化认同的共识正在发生撕裂：一方面，主流文化、传统美学在发声；另一方面，巨量信息散发着价值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也扩散着浮躁的气息，市场的压力，快餐式的写作，损害着作品的生命力和丰富性，大量内容空洞苍白、语言残破模糊、叙事软弱单薄、文本琐碎庸俗的文艺作品屡见不鲜。您对这两种全然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什么评价？你如何认识当下的文学创作生态和文学创作成就？ 韩少功：我总是躲避这样的讨论方式，因为我读得十分有限，没有资格来判断全称的什么“当代”和“现代”。代际之间的比较也需要特别谨慎，搞不好就是“关公战秦琼”。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出于有限阅读视野，我只能说对小说现状没法过于乐观。就说小说人物吧。小说的核心要素是人，但眼下很多小说正在出现“人的消失”。这意思是，它们多是像小资玩自拍，把自己还算拍得鲜活，却让他者和社会模糊不清，可以称之为“去广度”。它们的自拍也多是单面人和单色标，缺乏深刻的两难和自疑，可以称之为“去难度”。它们多是写得没心没肺，无悲无欣，靠絮叨饶舌来拼凑规模，可以称之为“去温度”。它们总是剪除事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逻辑，于是冷漠是自来冷（如仿卡夫卡们），爱心是天然爱（如仿村上春树们），心理和行为都变得如天降神物，来去无踪，这可以称之为“去深度”……这样，当小说人物失去了广度、难度、温度、深度，这种符号游戏离“神剧”“雷剧”还有多远？换句话说，现在的很多小说是多了小怀疑（比如多了自嘲、恶搞、无厘头），但也多了大独断，即某种自恋、自闭、自狂的极端化个人主义美学。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过去的托尔斯泰们就是最高峰，就没有盲区和残缺。对那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另说。 下篇：关切社会和历史的正当理由正是要关切自我 王雪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在冲破十年极“左”思想的禁锢后，各种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寻根文学，先锋派小说，意识流等现代派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创作在形式和技巧上的求变求新令人目不暇接。不少作家纷纷试水先锋实验小说，评论家对玄妙的叙述学也充满阐释的快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许多作家都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你的文学创作了贯穿了当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你对文学思潮，小说的创作手法有过怎样的思考？你的每一部长篇都是一次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创新，《马桥词典》和《暗示》从文体上来说，都不同于传统的小说形式，你的《日夜书》是不是体现了你思考的结果？ 韩少功：作家多种多样，就该各就其位，各走各的路。所以人家多做的我会尽量少做；人家少做的我却不妨一试。我很愿意尝试形式感，包括对报表、词典、家谱、应用文乃至印刷空白动动脑筋，包括对新闻或神话打打主意，但我也相信任何文体、风格、技法都不是灵丹妙药。一旦写作人热衷于拼产能、拼规模，生活感受资源跟不上，眼下超现实也好，新古典也好，装神弄鬼的水货其实都太多。好的形式感，应该是从特定生活感受中孵化出来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有根据、有道理、有特定意蕴的。你说很多作家“回归”，可能是大家对搞怪比赛开始厌倦，去掉一些高难动作，回到了日常形态。当然，这不意味着形式实验到此止步。不会，将来还会有奇思妙想，真正的先锋说来就会来。 王雪瑛：当代中国文学中，先锋文学首先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形式探索，也是一种文学的精神和理念的探索，相对而言，比较密集的形式探索，集中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你是不是认为先锋的理念和精神也贯穿在作家今后的创作过程中？我想这也是先锋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吴亮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先锋的艺术只能由先锋的哲学精神来识破和鉴别，这种鉴别工作成了当代真正拥有睿智目光和洞察力的先锋理性批评面临的最大难题。你对此怎么看？ 韩少功：吴亮的说法没错。好的形式感一定是有哲学能量的，是人类精神变革的美学表现。广义的超现实主义曾经就是这样，当人类的微观和宏观手段都大大拓展，肉眼所及的日常“现实”就必然被怀疑、被改写、被重构。这不是文学技巧的问题，是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重新确定，认知伦理的破旧立新。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的幕后通常都有科学、宗教、哲学、社会的大事件在发生和推动。 王雪瑛：帕慕克说：“写长篇小说让我感觉很舒服，而一个短篇对我来说就像一首诗。诗是上帝的灵感，我认为不适合我。”你觉得自己最擅长哪种小说形式？或者是随笔？ 韩少功：这要看情况。哪一块感受三言两语说不清，那就需要写长一点。哪一个想法写成三两句就够，那就不需要啰嗦。我不愿意把长度问题搞得太神秘，顺其自然最好。在这一方面倒是不妨跟着感觉走。 王雪瑛：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外文程度差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他认为，会很多语言，就像有了很多的家，这种感觉和只在一种语言里是不一样的。而你翻译过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当代名著，你对他的所言有何评价？ 韩少功：双语或多语当然好，方便扩大眼界，包括对语言性能给予更多比较和揣摩。中国作家圈里“西粉”不少，这些哥们学好西语的很少，岂不奇怪？我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顾彬的善意。不过成为一个好作家，外语不一定是必要条件。曹雪芹不懂外语，《红楼梦》就不好了？使用大语种的人，在相当范围内交流很方便，一般都缺少学习外语的动力和环境。比如拉美被西班牙语大面积覆盖，作家们靠这个走南闯北已经足够，学好外语的也不多，但你不能说那里的好作家少吧。何况中文对于西语来说异质性太强。法国人学意大利语，难度可能低于四川人讲广东话。拿西方人掌握几门亲缘语种的能力来吓唬中国人，不是很公平。 王雪瑛：任何一种经历对于作家来说都是一种财富，以你丰富的人生经历，近四十年的写作与阅读的积累，目前应该是你写作的黄金时期，你在写作中有什么困惑吗？你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你来说，目前写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韩少功：随着感受、经验、技能等各方面的消耗，自我挑战和超越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写作是一个缘聚则生的过程，有时候一、二、三、四的条件都有了，就缺一个五，作品也成不了。缺半个四，你也成不了。作家也可以敷衍成篇，维持生产规模，但那是骗自己。 王雪瑛：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等待一部作品的机缘成熟，而不是为了维持某种产量。一个作家审美趣味是他的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向度，而审美趣味的形成，往往由他的阅读养成的。你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哪些作家的作品对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关注的中外的当代作家有哪些？你特别看重的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品有哪些？ 韩少功：我是个“杂食类”动物，阅读口味很宽，有时候左读理论右读诗，虽然不一定写理论和写诗。也许有点职业性习惯，我喜欢在知其长时也知其短。好作家大多不是全能冠军。我们不必用托尔斯泰的标准要求卡夫卡，也不必用佩索阿的尺度衡量博尔赫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是好老师。我最乐意在书中读出实际生活，读出人。比如说田园诗派里，谢灵运的名头很大，但他那些优雅和华美都像是在度假村里写出来的，太多小资味。杜甫就不一样了，“盥濯息檐下”——收工后在屋檐下洗手洗脚，这种细节不是亲身经历如何写得出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这里面都有人，有鲜活的生活质感，是用生命写出来的。我喜欢这种质朴但结结实实的感动。 王雪瑛：作家艾伟指出，近年来，文坛盛行个人化、边缘化写作，过分关注生活琐事，太过注重技巧，而忽略基本价值和道义上的承担，没有对时代对现实作整体性发言的气度，缺少一种面对基本价值和道义的勇气。而有的评论家认为个人化写作和关注社会并不矛盾。个人是叙事的正常起点，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个人化叙事，都应该从个人出发，你的意见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纯文学”概念，纯文学坚定地拒绝了工具论，热衷于自我和主体，当年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社会历史是“传统”文学，个人内心、无意识、意识流、现代主义才是“现代”小说，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韩少功：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问题焦点，病不一样，药方就不会一样。这没什么奇怪。但“传统”和“现代”的两分法太简单了，“自我”和“社会”也不是什么对撕的两方。自我当然很重要，但抽象化、极端化的自我就是新的神话。眼下好多流行作品，狗血得大同小异，矫情得大同小异，“自我”们狂欢的结果却是千篇一律。其实，没有土壤，就没有树苗的“自我”。没有锤子、钉子的“自我”也是个笑话。关切社会和历史的正当理由其实正是要关切自我，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点儿也不高深。 王雪瑛：格非谈到经验对于作家的意义，有一种作家，比如沈从文、狄更斯，他们的个人生活经验层面的所见所闻，实实在在地成为他们写作直接使用的叙述资源、情感资源和思想资源。但另一种作家，比如卡夫卡，终其一生他的个人生活可能并不丰富，小城里的小职员重复着日常平淡的生活，却在写作中开辟出一个魔法般的精神飞地，抵抗着日常的压抑与贫乏。你属于哪一类作家？就运用自己的人生经验而言，简略地将作家分成两类，这是一种简略地分析，更多的作家是不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韩少功：没错，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像巴别尔《骑兵军》那样的作品，是拿命赌来的，拿血写成的，很难持续也不可复制，不过是偶然和昂贵的命运馈赠。相反，在一个和平和庸常的社会，大多数作家在经验资源方面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只能因地制宜，让资源利用最优化。一个人不必抱怨命运，刻意更换命运也难，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吧。 王雪瑛：诺奖曾经是中国作家的一种特别的关注与焦虑，莫言的获奖，缓解了焦虑，引发了大家对诺奖的热议与思考，对莫言的授奖词未翻译部分更是议论纷纷，中国作家到底凭借什么获得诺奖，以什么内容和独特的创作手法吸引西方世界的目光？始终是萦绕大家心头的问题。关注诺奖、布克奖等等奖项，是中国作家关注世界当代文学的一种方式，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你一定也关注世界当代文学的动态，你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如何看？ 韩少功：中国文学在境外多出版，多拿奖，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方式之一，肯定是好事。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最大的门道应该是文学如何回应当代人类精神的难题——这方面的关注眼下可惜太少，倒是在得奖攻略、面子有无等方面的叽叽喳喳太多。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礼遇自己，就是人穷志短了。如果一定要比，我们最好是纵向地同前人比，看是否刷新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的思想艺术纪录，是否回答了那些文学高峰未能回答甚至未能提出的问题。这才是以世界人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学，摆脱了穷酸心。否则谈“独特”“多元”就会变味。中国人搓麻将拜菩萨肯定是独特，长辫子也独特，拿这些去吸引眼球就那么重要？ 王雪瑛：文学如何回应当代人类精神的难题，是否回答了那些文学高峰未能回答甚至未能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文学的至高追求，也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雄心，从对人类精神的永恒探索中，对人性的不断探究中，体会和获得文学的意义，写作的价值。当下长篇小说每年出版的数量之多，无疑创中国小说史之最。在“最”被不断刷新的同时，各方对长篇小说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对于作家来说创作长篇小说的挑战是什么？如何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生活？如何有力地反映现实，如何生动地塑造当代人的形象？如何深入揭示当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何认识他面对的时代？如何认识时代发展的动因和趋势？你经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韩少功：中世纪过去，裸体艺术大量涌现。包括照相机在内的工业化，使印象派和抽象派绘画应声而起。这里的每一步，都释放出新的精神信号和精神能量，对时代形成美学回应。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主要任务是产出新的人物形象、生活感受、思想方法、审美范式……眼下不少科幻电影，玩技术够“潮”的，但挤干水分以后，发现一个个还是男人和女人、好人与坏人的故事套路，对人的认识差不多停留在骨灰级，不过是《三侠五义》的宇宙版和科技版。文学不能搞成高科技大展销吧。文学的核心创造力，应该是揭示新的人性奥秘，哪怕得其一二也行。比如人都成了基因工厂的产品之后，还有没有生殖？有没有爱情和性？有没有家庭、亲人、民族、价值观？……恐怕得想想这些事。否则时尚大潮退去，沙滩上一切原形毕露，骨灰级还是骨灰级。 王雪瑛：作家成熟的标志是什么？一个作家对时代的超越性的认识，对时代生活复杂的变化过程的敏感，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洞察，善于提炼自己的经验，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与体系，这些都意味着一个作家的成熟与魅力吧？ 韩少功：嗯，我同意你这些看法。 王雪瑛：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人文精神，民国范儿，之间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依然面临这些问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国家民族与个人，你会想起那一代作家的身影吗？你会从他们的身上汲取精神的滋养吗？你如何思考他们的选择与理念？你如何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家的意义和价值？你如何看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可以经典化了，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的成就，你怎么看？ 韩少功：要是后人都重复前人，那也太惨了。后人有义务不满前人，挑剔前人，超越前人，不过这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起跳，哪怕汲取前人教训也是一种沾光借力，不能赖账的。当代文学的量超大，质的方面也群星灿烂。但敬老尊贤不仅是礼貌，也是正确把握自己的智慧。好比我们吃第三个馒头时感觉饱了，但如果没有前面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第三个馒头肯定无效。我们拿“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来比，具体地遇事说事可以，但如果当团体赛来打，那就像拿第一个和第三个馒头来比，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王雪瑛：五四启蒙与新文学，八十年代的启蒙与文学创作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联系，那是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环节，你在一次座谈中指出，启蒙永远是现在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对启蒙的意义和价值的肯定，并不是说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也会产生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对吗？或者说把启蒙看成一种思想创新、文化转型以及心智的启迪，那将是真正的文学创作中需要保持的一种思想的活力和艺术的创造力？在启蒙运动中，作家以自己的创作表达他对时代的认识，他对人性的挖掘，他对未来的思索？ 韩少功：即使采用狭义的“启蒙”概念，特指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也能发现它并未一劳永逸。当初启蒙者抨击贵族时何其慷慨激昂，现在呢，“贵族范儿”回过头来迷倒了多少时尚男女？当初启蒙者抨击神学何其义无返顾，现在呢，迷信、宗教、邪教、极端的原教旨等，在很多地方不是再次朝野通吃？……何况我们说的启蒙，常常有更宽泛的含义，包括对欧洲式启蒙的再启蒙。我最近有一篇《守住秘密的舞蹈》，就写到当时启蒙思潮的一个短板：殖民暴力。事实上，日军侵华，也直接受到当时启蒙先锋（福泽谕吉等）所持文明等级论的有力推动。由此可见，启蒙从无终点，而只是现实所激活的一个个新过程。这个现实，在当前已突然变得空前的广阔和复杂了。 王雪瑛：对，更有针对性的应该是作家与作家的比较，作品与作品的分析。你在《想象一种批评》中指出，在一个正被天量信息产能深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批评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新的精神前沿以及最有可能作为的创新空间？你对文学批评在当下文化生态中的价值和意义的敏感与认识。文学批评应该是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你认为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怎样的？你关注的文学评论家有哪些？哪些文学评论给你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韩少功：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总体来说是与现实共振的，比如有关“伤痕文学”的批评至少也是接地气的。有关“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的批评，虽然现在看来也有盲点，但总体上说其学理含量和知识高度得分较高，一轮轮冲击波后来才被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逐渐汲收。这有点像俄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情况，文学和文学批评领跑在前，其实是他们的哲学、史学、社会学等都融入了文学批评，各方联动，才有了大问题、大视野、大方向。相比之下，时下的很多批评者满足于寻章摘句，雕虫小技，有些不错的划船手，一直在小沟小湾里划。我的感觉之一，是教育体系的科层划分太细，“术业有专攻”变成了术业太偏食，偏到最后，钻进了脱离实际的牛角尖。很多时候，“文青”已成为生活中的贬义词，成了说话大而无当、行为逻辑怪诞的代称，与这种虚脱的文科教学也关系甚大。英国有个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中国出了他好几本书。虽然我也批评过他的观点，但他的批评充满智慧、学养以及现实感，代表了“文青”的另一种可能性。 王雪瑛：中国当代文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呈现中国复杂经验的方法和路径，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这给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提出了新课题和新挑战。你视野开阔，同时关注国外优秀评论家的评论，这也是你对文学评论的看重吧。在你的文学创作和审美倾向中，你觉得自己受中国古典文论和经典的影响更大，还是受到西方美学思潮和经典的影响更大？ 韩少功：这个问题不好说，就像要分清我的皮肉哪些来自大米，哪些来自蔬菜，不大容易。 王雪瑛：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用这样一组关键词来分别描述八十和九十年代：激情、浪漫、理想主义、人文、迟到的青春属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则步入现实、喧嚣、利益、大众、个人……相对于浪漫的八十年代，现实的九十年代似乎天生缺少魅力。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的变化延续至今。你的创作贯穿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你对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有着怎样的看法？ 韩少功：大体来说吧，八十年代单纯一些，也幼稚一些；九十年代成熟一些，也世故一些。问题在于，差异双方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我们怀念单纯，包括能比对出一种叫“单纯”的东西，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世故了。人们滑向世故，恰恰是因为以前过于单纯了，或者说以前那种“单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抗压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以前的清教禁欲，就不会有后来猛烈的利益化和物质化；没有以前的极“左”，就不会有后来的极右……九十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恰恰是在八十年代，甚至更早。骗子是受骗者的产物。这里的道理是：要看到你中之我。 王雪瑛：从你对这两个十年的看法中，可见你认识问题的思路，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时代氛围的变化中，看出它们之间转换的内在因果关系，你不仅仅区分两个年代的不同，更思索它们不同的原因，以及如何演变，演变过程中的内在联系。相对于我们对八十年代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我们对九十年代还处于不断认识的过程中，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赋予个人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业化、娱乐化的兴起，关于文学的标准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九十年代到新世纪酝酿了今天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评论家认为九十年代对文学的影响直到现在，远未终结。 韩少功：九十年代至少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市场，二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件大事带来文化生态的剧烈震荡和深刻重组。如何消化这些变化，形成去弊兴利的优化机制，找到新的文明重建方案，需要长久努力。现在只能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王雪瑛：二〇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世界的目光聚焦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成为我们认识和探讨她作品的关键词。诺奖对非虚构写作的重视，让我们又一次关注真实性这个问题。当然小说的“真实性”与非虚构作品中的“真实性”不同。一位评论家说，“真实”，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和判断，存在着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真实”变成了一个极具难度的目标。而现在的生活，中国经验往往比虚构的小说更复杂、更丰富，所以对作家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能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你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韩少功：“真实”这个话题一听就让人头大，够写三五本大部头的。挂一漏万地说，寻找真实好比剥洋葱皮，剥到分子这一层不够，剥到原子这一层还不够，剥到原子核还不够……认识不可穷尽，那么每一层都不是绝对彼岸，都可以被怀疑。后现代主义擅长怀疑，但玩坏了就成了虚无主义，觉得垃圾也可以是宝贝，只要嗓门大，指驴为马也行。这当然是掉进了另一种绝对化。在文学这个领域，判断一种说法是不是“真”，在短期内可以各说纷纭，可以强词夺理，很难找到定案的法官。这可能给人无奈之感。但只要时间长一点，比较的范围拉大一点，人心向背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就会代表人类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刚性制约，形成淘汰的铁门槛。这叫“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天”就是人类的存在。哪一天人类成了芯片人或外星人，真善美的基本价值规则也许会变，但那一天我们管不着，操不上心。这话的意思是，所谓真善美也是一种概率性的共约，也是历史性的产物，但我们这几代还走不出这一段历史，所以不能不心怀敬畏。 2015年9月12日 是吗 是吗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老d。故事还会涉及到a、b、c以及m。之所以这里都以字母标示他们，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不需要郑重其事地拿姓名来予以区别。而且时过境迁，老d的叙述是否真实无误，是否值得与真实姓名一一对号，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 据老d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故事发生在那一年的冬天，很多史学界同行到北京去，参加八十年代后期一个重要的大会。当时正是老m特别走红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吧，不过是很多人觉得他特别走红的时候——这与人们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的淡漠印象并不一样。作为这个故事的重要人物，老m提早一两个月去了北京，到开会的时候，还没忙完诸多事务，身影少见而且飘忽，基本上不参加小组讨论，偶尔出现在宾馆的走道或餐厅，一个夹着皮包日理万机的样子，冲着这个或那个很努力地笑一下，或者故作惊讶地“嘿”一下，就不知去了哪里，不知何处还有经邦纶国的伟业等着他。不用说，他入住的六一三室也经常门庭若市，很多陌生的面孔探进门来，问他在不在，问他何时能够回到房间，如此等等。这些来客，有的是拿着他的新书来请求签名，有的是背着照相机一类设备前来采访，还有一些是编辑、书评家以及史学同行，满脸微笑地前来求见和拜访。寻找他的电话也特别多，从清早响到深夜，使同房的老a和老b都睡不好觉——那时的会风较为简朴，尤其是史学界开会，好像来的都是古董，只有霉味和锈迹，缺少热气与活力，不占地方，搁哪里都行，三五个人合住一房是通行的安排。 老a和老b是清史专家，从暗无天日的清宫史料深处走来，大概不耐现代的搅扰，想避开那些与他们无关的敲门和电话，便常来隔壁的六一五室来避难。他们遇到老c和老d，四个朋友久别重逢，开始只说些不咸不淡的话。老b说，别看老m一口乡下土话谁都听不太明白，但聪明人呵，聪明人呵，每一步都拿准了政治的脉，我们不得不服。老a说，老m最近的文章文采非凡，只是引的材料都是大路货和二手货，论史居然也没有考古的支持，这种文章么，应该到文学界去拿奖。 接下去，四个人越谈越亲，言语中的春秋笔法就少了许多。不知是谁再次说到他们共同的老朋友——至少算得上老熟人：屁，老m那点套路其实也简单。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他在北京忙乎什么吗？第一步，给各位老前辈上门送书，多少赚得几句称赞，一一详加笔录，立马传达给各大报刊。第二步，待各大报刊落实老前辈们的称赞，编发了相关书评和报道，老m再把这些材料统统复印，呈送各位老前辈以求进一步指教。老前辈们还能怎么办？一看舆论如此，民意与公论如此，当然赏下更多的称赞，这就有了以后的第三步甚至第四步……什么是古人说的“上下其手”？先生们，这就是，这就是。 这种描述有点损，只是来源和出处不详。事后的老a说，这是老c说的，而老c说，好像是老b说的。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老d，号称业内的版本学专家，也含含糊糊闪烁其词前后不一。但有一点较为确定：他们四个人哈哈大笑，臭味相投，同仇敌忾，对业内的诸多钻营风气和伪士行状不以为然。 四个人谈得兴起，把臂邀饮之类的小活动不可免。既然吃喝，当然还引出了很多有关吃喝的话头。不知是谁说到老m悭吝成癖，有一次号称要大宴省外来的同行好友，结果带着客人们绕了好几条街，如同率领着一帮乞丐大游行，顶着烈日，冒着大汗，来到一个满是泔水味的破招待所。他掏出几张皱巴巴的会议餐券，就餐券是否过期的问题，与食堂服务员大吵了一架，委实恶相迭出，才让一旁饥肠辘辘的朋友们，最终吃上了冷冷的盒饭。至于酒，只有他拎来的半瓶，也不知是他哪次享受公费招待时暗中截留下来的。如此奇闻，列入《清稗类抄》或者《古今谭概》一类野史，大概也很够格。 老a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b笑着说，得想办法治他一下。 老c笑着说，是得想办法收拾他一下。 老d笑得更厉害，说这种人乱我党风，乱我学风，乱我酒风。 大会的日程颇长。他们松散而闲适，大多有点无聊，于是修理老朋友或者老熟人的工作，就成了四君子眼下的临时主题。他们想起“薄责于人”的古训，觉得责之不必，不妨将事情付之一戏，拿老m来开开心。老a划拳胜出，第一个替天行道，捡了个便宜，来点低级招数就够用了。他会说粤语，打了个电话到六一三室，用粤式普通话对接电话的老m说，雷（你）好哇，这里是阿（亚）洲电视台记者，洪孔（香港）的啦，专程来京城采访，戏（是）啦戏（是）啦，想给你m先生做一个专题采访啦……他一放下电话，自己就扑哧笑出声来，说老m乐颠颠地连声答应，绝对没有听出他的声音，真以为喜从天降呢。 大家幸灾乐祸，急切地想知道老m是如何蒙在鼓里，一次次派人到隔壁房间去窥探，借口去寻什么人，或者是去送大会简报。第一次探子来报，说那小子已经在洗澡了。第二次探子来报，说那小子已经在抹头油了。第三次探子来报，说那家伙正在对着镜子试领带，试完了三四条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嫌红色的太俗，嫌灰色的太素，已经把衣箱折腾得底朝天。探子老a明知故问，你如何要这样讲究？是不是准备会见女大学生？他含含糊糊岔开话题，说电视里的舞蹈好看，你快去看吧——把自己的美事一个劲地严加保密。 下午过去了。晚餐的时候，他们发现老m一脸怒气，像只好斗的公鸡，见人就揪胸口或瞪眼睛，对这个那个熟人一一质问：是你骗我吧？上午是你打的电话吧？四君子都忍住笑，反问他电话是怎么回事。他把大家的眼睛一一仔细看过，没看出什么可疑的东西，还是颇不甘心。“你们这些小混蛋，从来没安过什么好心！”他拿出江湖上很哥们的样子，指着老d的鼻子横加讹诈：“你不老实交代，老子就不请你吃烤鸭。” 老m没有诈出什么，只得悻悻离去。但他既已生疑，第二轮戏弄若想得逞，当然是难度大增。不过，四君子都是中青年，脑子比较好用。老b想了想，生出一计，还是把电话打进六一三室，口音里略带一点山东腔，自称中央组织部某局的处长，有点盛气凌人地通知对方：眼下中央正要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政，第一批人选已进入考察阶段，局领导对老m印象颇佳，想当面晤谈，希望他下午不要去参加小组讨论，两点整在宾馆大门口候着，一辆车牌号尾数为四八〇一的黑色轿车将来接他。老b还故作神秘，说此事望老m暂保密，以免造成会上不必要的议论。老b说完赶紧放下电话，说言多必有失，言多必失，再说下去，他的山东腔就挺不住了。他还说，电话那一头的老m刚才答应得比较犹疑，似乎是吃一堑长一智，正在判断电话的真伪，正在判断这个山东腔是否接近哪位熟人的声音。也许他还想查问来电者的底细，只是一时没来得及。 还好，他们没有发现隔壁的老m那边有反常的动静。但老b的忧虑不无道理。老a说，你刚才的语气设计不对，“颇佳”、“晤谈”一类文言词也容易露馅，来点嗯嗯呵呵的停顿，也许更像一个处长。 他们对老m是否就范没有把握，但午睡还未结束，老b喜出望外地冲进门来，说快看快看，王师所向披靡，沙场再传捷报了。 四君子都奔向窗口，只见老m穿着大衣，缠着围巾，果然准时地往大门口，在漫天雪花之下一步一滑，在积雪里留下一道新的足迹。他们想象这行足迹的那一头，老m在大门口傻等上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被北风吹得全身哆嗦十指冰凉，对任何一辆黑色小轿车都引颈盼望，一个个都差点快活得孩子般在床上前仰后翻。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刚才的悬虑其实多余。想想吧，中央组织部，就是以前的吏部，握有百官擢贬之权，老m只要没吃豹子胆，没得神经病，即便百分之九十九地疑心这个电话是假，即便认为真实的可能性不足百分之一，也决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有“中央组织部”这五个字，他还能不去大门口乖乖地恭迎？ 这叫做宁忍一万，就怕万一。 再次上当，使老m的脸色有些混乱。他肯定知道事态严重，嗅出了身边的阴谋气氛。事情已经很明白：一个可恶的犯罪团伙正隐匿在他的周围，正有组织和有计划有纲领地与他作对，并且每一招都居心不良，让他有苦难言。他像舞台上一个孤独的演员，陷入了险恶剧情却不知这一剧情还要延续多久，更不知道微笑着的导演和观众隐在强烈聚光灯之外的什么地方。他要冲出十面埋伏，于是突击检查周围的房间，特别是突击检查熟人们的表情。据说他已经把六二三室和六一四室排除在目标之外，因为那两个房间都住着一些青年学者，都是新派人士，而新派人士醉心西学，心高气盛，压根就瞧不上他，不屑于拿他开心。据说他锁定的最大目标是六二〇室，因为那间房里住着几个同省籍的老乡，老乡么，互相之间知根知底，不避粗俗，不分上下，开点出格的玩笑也有一份乡谊顶着，谁也不可能过分认真。这就伏下了很大的危险性。当然，老m还检查过四君子经常扎堆的六一五室，眼珠滴溜溜地四下乱转，目光在老d的脸上深入开掘。正巧，a、b、c这一刻都不在，只有老d躺在床上看报纸。是的，他在看报纸。这太正常了，太冷清了，太不阴谋了，肯定打消了对方的一些怀疑。 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作为第三个接棒的老d，要把升级游戏玩下去，当然需要更多的心思。首先，他否定了电话这种方式。老m两次吃亏在于电话，眼下就算是他爹娘打来电话，恐怕也会被他当作老骗子。然后，他也否定了女色一类中介。老m不是傻子，知道自己以前的轻薄之名，眼下肯定卧薪尝胆严防死守，在特殊时期对一切女性都高度警觉，哪怕是碰到貂蝉再世西施转生也会小心翼翼。最后，老d只好开始琢磨晚上的电影。 这天晚上给与会者放的影片是美国片，叫《午夜》，据说是很资产阶级的一部，是带荤带色的那种，作为“内部参考片”，以前只在文艺界的会议上放一放，眼下能拿到史学界的会议上放，不知意图何在。有些与会者早就在议论这部片子。用过晚餐以后，老m也兴致勃勃地赶早去了宾馆东楼的礼堂，一心一意等待电影的开始。老d的主意就是这一刻冒出来的。 待电影放到一半，渐入高潮，眼看银幕上的女主人公的春情汹涌，他偷偷溜到放映间，请放映员打出一条幻灯通知：m先生，请速来礼堂大门，有人找。 老d谋事颇为心细，故意向放映员报错了老m名字中的一个字，错成了另一个同音字。要知道，这并不妨碍理解的一错，实为神来之笔，极大增强了通知的真实感、正常感、质朴感、纯洁感，其道理很简单：任何做局下套的人不可能把目标人物的名字搞错，于是出错者必为忠良，与任何预谋与心机无涉。 老d弯着腰潜回座位，关注着右前方猎物的动静。他看见幻灯通知在银幕一侧终于出现了，然后看见前面黑压压的背影里，老m熟悉的背影也冒出来了。那家伙果然毫无戒备，前顾后盼了一阵，挽着一件大衣，恋恋不舍地站起来，艰难地从前排一个个背影前挤过，眼睛还不时盯住银幕，直到走近大门了，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老d差一点笑出声来。邻座的老b和老c也乐不可支，捂住了嘴，让前后排的观众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投来疑惑与不快的目光。 四君子不知老m是什么时候返回座位的。可笑《午夜》，一部低俗的娱乐片，其实没有什么，比中国古代大多数色情小说还要素净，但他们可以断定，大家不把这部片子当回事，但老m有特殊心结，此时一定懊丧不已。他错过的这十来分钟，不定就是他永远的人生遗憾。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没有什么，他必不相信；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有什么，他必不满足——听说与目睹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他眼下打脱了牙齿往肚里吞：怎么好意思问？在正人君子面前他要问什么？ 这一天，走出礼堂的老m变得沉默了，平静了，是暴风雨过后的一片落叶，见了任何一个熟人都没有什么表情，据说回到房间里以后，也只是默默地看报纸，有一种悲壮和孤愤之态。 老c在那里瞟了一眼，回来以后有点心软，说这最后一棒是不是算了？人家已经真生气了，我们的三戏周郎也够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不如就此打住。 其余三人说不行不行，还说你是个军旅学者，如何言而无信？如何临阵脱逃？ 老c说，军人就是头脑简单，不会骗人。 但这只是他的谦虚。在他的一再请求免战之后，在旁人一再催逼之下，他最后的出招，其实是一颗高科技原子弹，几乎把大家吓了一跳。事情是这样：他冒充大会秘书处一位人员，给一位大学老校长打了电话，说你是某省的领队吧？你们省里不是有个与会代表老m吗？老m同志不是前不久从新加坡访问归来吗？正巧，新加坡的一个华裔银行大亨来华访问，有心资助学术研究，在会谈中已几次提及。我方教育部长明天晚上在北京饭店宴请，特邀几位学者前去作陪，老m就是受邀者之一。他可带上自己的著作签名本，提前二十分钟赶到饭店，到时候与服务台的孙女士联系，如此等等。 接电话的老校长，是老m的上级，某省与会代表的领队，虽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有一些事情遭人诟病，但近年来最喜欢支持新潮学者，比如总是把老m的名字挂在嘴上，以示自己提携后学之功。他有时候甚至提携过了头，曾到处为一位青年副教授的抄袭辩白，说没有抄太多，只是抄了一点点。结果，所有不知情者也都知道了抄袭，气得抄袭者自己也大为恼怒，说屎不臭挑起臭，他娘的这个老家伙是何居心？老c正是看中了老校长的职位和身份，看中了他六十多岁的年纪，还有德高望重关心大局的长者形象，借他一张嘴来传话。老校长不知底细，接电话后立即以领队的身份下达通知，其过程顺理成章，正大光明，气势磅礴，无懈可击。老m眼下即使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警觉，也不可能疑到老校长的头上，如何防得了这一奇袭？何况一次结识国际巨商的机会，可能早已让他心潮起伏忘乎所以。他岂有幸免于难的可能？ 从开会地点到虚拟的教育部宴会，有漫长的道路，需要在客流高峰期间转乘几趟公交车，几乎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对老m来说无异于一次残忍的折磨之旅。四君子根本用不着去等待和核查结果，已经在房间里畅饮庆功，一个个自比小诸葛，对各轮攻略一再回味和评点，像最终合力完成了一件精美的作品。老c的酒量很大，喝了整整一瓶二锅头，然后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无中生有的本事原来十分了得，将来不打算搞宦官史了，要改行当作家，写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小说，可能是物尽其用的合适选择。 如果老d没有记错，这一次聚谈时，老a还出口成章，总结出一番人生哲理，说智不在术而在道，老m接连入套无药可救，无非是利令智昏，名令智昏，权令智昏，色令智昏，可见名、利、权、色乃智之大敌。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为人无欲则刚，无欲则智，人骗其实皆为己骗。 大家都觉得这是至理名言。 深夜了，老m还没有回来。 消息到第二天清晨才传来：可怜的老m，不幸的老m，竟然在北京饭店门前的大街上被一辆汽车撞伤，造成较为严重的脑震荡，已送入医院救治。不用说，他当时一定气昏了头，或者是饿昏了头和冻昏了头，眼中根本没有红绿灯，向巨大的黑影一头撞去。医生说，当时如果不是司机及时刹车，老m可能就英年夭折了。 这是一个爆炸式的新闻。会议组织者立即开始追查电话恶作剧。老校长一大早就在宾馆走道里愤愤控诉：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玩笑都开到我的头上来了。都是人民的知识分子么，都是党的知识分子么，怎么能做这样无聊的事？ 有些与会者也在走道上主持正义：肯定是有人嫉妒他！是故意陷害吧？故意打击报复吧？应该让公安局来严查！ 四君子再次相聚，关紧房门，面面相觑，吐着舌头，脸上已经没有窃笑，神色多少有些沉重和不安。电话追查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这用不着担心。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毕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四人中老a年纪最长，立即以老大哥的身份表示自省：“这事主要怪我，疾恶如恶，疾乱如乱，其实对这样的人何必较真？此事下不为例。” 四君子临时俱乐部立即宣布解散。事情到此为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说了，再不说了。以后也得吸取教训，玩笑适可而止。他们相互叮嘱着，然后分头买了些水果和奶粉，去医院里看望了受伤的老友。当着老m的面，老b谈了一些对老m新作的读后感，说他读到某个精彩段落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种真情吐露让老d吓了一跳。老c说文人无性呐，有些人不好好写作，成天就是算计别人，成天就是窝里斗，实在可恶可恨得很。这种慷慨激昂也让老d吓了一跳。老d当然也说了些假话，比如一直仰慕老m的才情，比如将来要请老m去他的学校讲课什么的，不过刚说完又后悔——他有点担心，这些假话可能让一旁的a、b、c也暗自心惊和暗自琢磨。 走出病房时，他们客气得有点不自然。你先走。你先走。你请。你请。他们在房门前别别扭扭，完全没有了几天来的随意。 回到宾馆里，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握手告别，握出了心神不宁的客套。老d问老a和老b是否需要皮鞋油，说完又觉得这种殷情很是过分。 事实上，从医院回来以后，他们绝口不再议论老m，连相互见面的次数也大为减少。一想到老m在病房里目光迷离、气若游丝以及手指颤抖的模样，他们大概都心有余悸和心存余愧，于是在大会选举阶段热情推荐老m，一定要把他选为新一届中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说无论从人品还是文品来看，他进入领导班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让这样优秀的中年学者选入领导班子，我们这个团体的生命力就大可怀疑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大可怀疑了。他们甚至为此与反对者们争议不休，说老m的一点绯闻算什么，说老m做人小气一点算什么，看人一定要看大节，要看政治本质。 从老m事后的满脸微笑来看，这些话已经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老m果然当上了常务理事。公布结果的时候，四君子怔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是鼓掌还算热烈。有意思的是，大约一个月后，老a的一封信，让老d差点要一头往墙上撞过去。什么叫震惊？什么叫崩溃或者空白？老d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体会。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者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老d也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老a来信的大意是：老m的脑震荡完全子虚乌有，不过是串通一个医生朋友，演了一出苦肉计，在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不但赚得了暗算者的恻隐，还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这真是四只小螳螂扑蝉，岂知大大的黄雀在后！ 平时自以为聪明的老d，此时真是要愧死。想起老a以前说过的什么术什么道，还莫名其妙地大笑。 多少年后，天各一方，老d很少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就算想起老m，想起老m当年守着几张旧会议餐券的悭吝，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倒有几分朴实与憨直让人觉得有趣。这种忆旧的温暖感，也许是一种心理老态吧。他常常这样想。 他还在治宦官史，有时读到一些闲书，包括一些记叙史学研究进程的史学。他知道，文科院校这些年培养出了太多的研究专家，这么多专家都要写文章，都要写书，包括写史书，于是八十年代的一些事已经过早地匆匆入史，甚至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争相放大，直到每一件事都被众多论家之嘴咀嚼得索然寡味，直到每一件事都众说纷纭于是各种幻影不再能叠合出共识，也不再能还原出真相。很多书都说到那次北京的大会。有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是这样说的：那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大会，是错误观念在特定气候下大量出笼的大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引为深刻的教训。另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则认为：那是一次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标志着新时期史学研究春天到来的大会，广大学者怀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在会上对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思路、旧体制、旧方法、旧文风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完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淹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脑震荡？老m？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他们通话的二十分钟，最后只能让老d确认：对方记忆里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融，只有新时期知识界明媚春天的远景。 老d有点奇怪：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或者那一年冬天在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也许，老d需要赶快飞去老a所在的城市，敲开老a的房门，检查一下老a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然后紧紧盯住他的双眼，看那里面是否有可疑的掠影一闪。 2004年6月 梦案 梦案 注释标题 原题《会心一笑》，最初发表于1994年《收获》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一 当时我特别忙，夜里很少做梦。脑子里少了些古怪的夜间精神演习，不免有些空洞和乏味。凡做过的梦，我也很难记住，只要在梦醒一刻不紧紧追忆，梦便如曝光的胶片，图影转瞬即逝并且一去不返。朦朦胧胧的恐怖或甜蜜，马上在清醒的思索中瓦解，再也不可能找回来逐一重温。老人们说过，记梦最不好，伤身子，折阳寿。我妻子就笃信这一点——自从人到中年，凡从外面听来的民间真理，她都在饭桌边大力宣传并且坚信不疑。 这一次的梦有些特别。梦的前半截已经曝光，一片灰白也许掩盖了很重要的来历和前因，现在只能随我去猜想。我能记住的，是当时我喊不出声音，身子软软的不能动弹，眼睁睁地看着门开了，放进来一片逐渐宽大的月光。我似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回首之际一个黑影已经立在我的床头。我隐约看见他油光闪亮的臂膀，还有手里一件形状不明的东西——但我的眼光发直，鼓足劲也没法看清那东西是什么。 他似乎还未完全弄清床上的情况，先是朝我的脚那一端摸索，被椅子撞了一下。然后，他似乎明白了目标在哪里，黑影朝我的头部笼罩而来。我觉得他的身影有点眼熟。我不敢呼吸也不敢往下想，直到他突然举臂的一刹那，才总算挣脱了浑身僵硬，在生死关头调动了神经。 有床头灯与铁器相拨的声音。床头灯是我随手抓拉来的。又是一次掌心中的震颤，我感到手上空了，床头灯不知如何从手中飞了出去，也不知飞向何方。但我已滚下了床，碎碎瘪瘪的声音从喉眼里挤出来： “你要做什么？你是什么人？” 黑影犹豫了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站稳了，朝门外亮灼灼的满地月光纵身跃去，大喊了一声： “救命——” 我觉得自己好糟糕。我身强力壮，每顿饭都不好意思地盛上三四碗，而且当时门后就有铁铲和哑铃，完全可以用来捍卫男子汉的脸面，为何我竟然吓得如漏网之鱼过街之鼠？还可耻地大呼“救命”？至少，我应该叫出一些豪壮些的话，比方说“我裁了你”、“你等着杂种”什么的。 我一喊，就幸福万分地醒过来了。 我胸口咚咚跳，浑身大汗，痛快淋漓地享受着噩梦初醒时的庆幸感和安全感。我起床撒了泡尿，小心地查看了一遍。门已经闩得紧紧的，很好。窗子上的安全栅也未遭破坏，同样很好。门外依然月色空明。 我说过了，这一次的梦有些特别。梦境清晰而牢固，一出现便如经过定影处理，绝不变化褪色。当我辨认这些图景时，虽然光色嫌暗，但图景中那桌子，那蚊帐，那窗口婆娑树影和明亮月光，仍然真切在目。我只是没法看清凶手的面孔。这很可惜，假若这梦是真的，我等一下要去向警察报案，不是缺乏最关键的侦破线索么？当时我如何慌乱得没有将他从容地打量一眼？ 他向我高高举起凶器之际，我未看清他的脸。 这个人是谁？ 二 我睡不着了。似乎需要仔细想一想，谁有亡我之心？这几年我得罪过什么人？ 我觉得这个梦绝非毫无来历，绝不是电影公司跑片人迷了路，把某个武打片错误地投送到我脑袋里。它必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警号。 只是这个警号残缺不全，需要我补充一些想象和推测，才可真正读解。 这个填空作业固然有趣，但有些累人。我想起了两条漂亮柳眉，一张小白脸，是秦某人的。此人是我几年前认识的一位文学青年，某县文学社团的头，领导着更多准文学青年。听说我迁居海南，他邮寄了一包干笋给我。初来乍到，我不知邮局在哪里，也没工夫去领取邮包，便没有享受到他遥远的敬爱。紧接着，他就跑来海南谋职，靠一通表爱心献忠心的慷慨陈词，进了我们的公司。 公司里两位知识女性，抽着香烟，极力抨击他的男士系列美容霜以及他对任何陌生人的文学辅导癖。他腰间一大串钥匙，响得耀武扬威，也被激进派女士们讥讽。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后，他去为公家买保险柜，买价竟比一般市价高出一大截。第二次，他去为公家买收录机，刚买回来磁带轮就不转了——而这心肝宝贝算是公司第一件奢侈品。大家急着催他去退换，他支支吾吾磨磨蹭蹭，又喝茶又擦皮鞋又说要去医院治牙痛，才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我找他来问话。他看来还无惯犯的沉着，频频照过镜子的小白脸被我一盯，就有些发硬，五官各行其事互不配合，比方说嘴先一步笑了，眼睛还迟迟地不去响应。 他供认不讳，称自己已在多次购物时吃回扣——包括回扣过脸盆、镜子、长统套靴、手表等等。这当然令人气愤。公司草创时期，正穷得像个人人勒紧裤带的知青户。有次要印份资料，为了争取便宜几十块钱，我们几乎找遍了全市所有的印刷厂，被毒辣的阳光晒得头昏眼花。女士身上晒起了泡，更是连呼惨惨惨。 我们严明法纪不能留他。他听了我们的决定，倒也没什么，在双膝间搓手，说了些表示理解和感谢的话，诸如很高兴接受同志们的宝贵礼物之类。这些多年前的政治套语，弄得一场谈话如同再次发动“文革”。他还熟练地用了繁多的形容词、介词以及副词，使我不知如何应付。 他走了，约摸两个多月后，不知从哪里寄来一封信，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声称他将写长篇报告文学揭我的老底，声称他在中央军委有朋友有亲戚，还说他不光勒令我给他赔钱，还必须记住上有老下有小，你小子放明白一点云云。 尽管我在同事面前对此装得满不在乎，但瞥一眼女儿上学去的小小背影，还是有过担心的一闪念。真来黑道怎么办？真下毒手怎么办？我后悔没及早警觉他“老师”前“老师”后的恭敬以及问我要不要平价外汇的殷勤——大凡过分的殷勤都值得怀疑，都不是无偿的供奉，若没有同样卑鄙的回报，终会成为一份份仇恨的零存整取。我活来活去，算是明白了这一简单规则。 又过了很久，他终究没露面，只是不知从何处寄来一张他冠有五六个“理事”、“助理”之类头衔的名片，狠狠回击我的蔑视。 听人说，他还真发了，办过小报，开过服装厂，贩卖过玉石，还打算去香港或泰国……但他始终未曾露面。我多次在大街上睁大眼睛找他，也没见过他的影子。海口这时正处在开放的热潮，全国各路英雄来此大显身手。整个城市如同百慕大，任何你身边的熟人都可能突然消失然后永无音信，而你根本记不起来的某位故旧，不知哪一天就突然冒出来，敲响你的房门，拍拍你的肩膀，让你大吃一惊。他们都可能甩出头衔堆砌的名片。那些头衔排列如同诗行。值此诗刊一家家倒闭之际，名片成了最权威最荣耀的抒情诗。 我等着姓秦的来算账。我总算在街上撞见他了，揪住他的胸口，差一点就揍得他手舞足蹈。我很快发现自己揪错了——那个人并不太像秦，只是从浙江来的一位旅游者。我向他道歉。 三 我又想起了另一位我认识的c。他前几年发表了处女作，十分现代派，对未婚妻已婚妻免婚情妇都不用标点符号地失望乏味然后痛苦，轰动了文坛。于是他应邀参加一次级别很高的文学会议。他不屑参加但半推半就，会议期间始终戴着耳机沉醉于音乐圣境。这又激起了纷纷赞叹：果然现代，果然先锋，果然放荡不羁遗世独立，连开会也超凡脱俗呵！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也拥护他的处女作，只是对他的与会方式怯怯地稍有疑惑：倘若不高兴开会，最好不来，在公园或在家里酷爱音乐岂不更好？莫非在闹哄哄的会议室里听音乐才别有滋味？ 必定是这些话被什么人传到他耳朵里去了——眼下文坛不制造不回击不裁判这一类恶攻言论，实在没什么事好干。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宣布他不再认为我是好作家，并已将这一观点告知了一名德国记者。在信的最后，他很幽默地说，他很荣幸地把这一情况通知我。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怒从何来。他当然可以否认我是作家，我弃文从商也就是自己知趣。他也当然可以把这一见解告知德国记者，甚至可以告知十名美国记者再加十名法国记者，既走向了世界也可以不怎么搭理中国记者。我想这样来给他回信，后来觉得自己也不幽默，就算了。 他倒不是个记恨的人，后来到海南岛找我，说想来倒卖电视机或者倒卖旧军舰。随他来的还有两位汉子，一律长发，一律胁生汗臭。走进我家狭小平房的时候，他们不需主人言请，先把目光所及的芒果和香蕉逐一消灭，然后也不要筷子，将最先端上桌的辣炒肚丝一串串拈起来，从容吊入黑洞洞的嘴巴。吃得手上油糊糊了，c便去厨房洗手，一伸手把我妻拨开来，也不说一个字。我妻看着他很有学问的一头长发，吓得不敢吱声。想问问我，也怕开口。 他们一直谈着他们所熟悉的什么人和什么电影，顽强地让我陪在一边插不上嘴，让我傻乎乎地完全没事干。我唯一听清楚了的，是c翻翻一本连环图后的要求：借给我们十万元钱吧，我们想出几本书玩玩。 说完，他把我小孩的一把玩具手枪扣得叭叭响，不时瞄准一只小狗做射击状。这种叭叭叭蔑视钱财的游戏风度当然更震慑了我。 我赶紧说：“这样吧，我明天就 四 写到上面时我半途而废，连打标点都没打一个。因为我刚写到这里，窗外响起了一阵自行车铃声，把我的回忆和写作打断了。 眼下我接着往下写吧。我得写写这个骑车来的小周，让他尽快进入故事。他是公司办公室一秘书，这一天上班特别早，一来就尽职尽责地扫地，擦桌椅，浇浇花，顺便帮我涮了茶杯，重新泡上了一杯热茶。他问我昨天晚上看了电视里的足球赛没有，然后对六号球员的一个臭球怒不可遏。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 他在大声唱着歌。 我说昨晚没有睡好，做了个噩梦。 他瞪大眼。 我把梦中的情节说了一遍，还说那黑影的轮廓看起来有些眼熟。 他说你这样有人缘，谁会来杀你？ 我引述老婆听来的另一些民间真理：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十商九奸或者大忠似奸等等。比方说那次c作家他们来，我没借钱给他们，不就招恨了吗？ 小周哈哈大笑，鼻子把眼镜架一拱一拱，脸上笑纹交叠，像一条毛巾被狠狠地揪了一把。“不可能，不可能，他们都出国了，都花洋钱了，谁还会记得那件小事？再说你当时也没亏待他们，管吃管喝十几天哩。” 小周很佩服c的新派小说。其实我老婆虽然对辣炒肚丝耿耿于怀，事后读c的作品，还是给予佳评。我也许不该随便猜疑他们心目中的天才。 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值班室的钥匙有多少片？” “钥匙？让我找找。柜钥匙，左抽屉钥匙，中抽屉钥匙……”他在衣袋里掏来掏去。 “我是指门钥匙。” “门钥匙就一片，你不是拿着？” “这钥匙是不是掉过？或者被人拿去配过钥匙？昨晚上很奇怪，我睡觉前把门关得好好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个影子就进来了……” 小周想了想，又把一张脸笑烂：“有意思，有意思，你还把梦当真呵？你还硬想找出杀人犯？那也容易，你再睡一觉就是。这一次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一愣，自觉梦话又出来了，不免有些滑稽。我决定去洗一把脸。 小周帮我找肥皂。他长手长腿，干什么都可先人一步，只是有点粗心，眼睛又近视，结果把皮鞋油当肥皂拿来了。我笑他添乱，重新去找肥皂。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值班室里的情形有些异样。一些报纸杂志乱堆在桌上。床头灯躺在墙角，电线已崩断了。捡起来细看，铁灯罩被砸瘪了一块，铁灯架也有漆皮剥落的一道刮痕。灯泡当然早就没有了，玻璃碎片撒满一地，踩起来吱吱嘎嘎响。昨晚睡觉前我没用过这盏灯，难道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继续在房间里搜索，对一种陌生的混乱百思不解。比方椅子倒在地上，桌上的烟灰缸也翻了，烟头之一溅到半碟豆腐干中。这一切发生在昨晚上？然后，我找到了一颗似曾相识的扣子，在桌面和床沿还摸到两处刀痕，其中虽有一处是旧痕，似不足为证，但另一处明显是新痕，刀刃撬起的一条木刺发出清新木香。我察看地面，发现那里有几个泥灰脚印，是某种皮鞋的底纹，约摸四十三码大小……我吓出一身冷汗：难道我的噩梦并不是梦？而是实有其事？ 咕咕——我还听到了响亮叫声，抬头一看，是几只肥硕的红头蜥蜴倒贴在高墙，正冲着我眼珠一轮，似乎把什么事已经算计好。 “小周——”我大喊。 小周不在了，大概去了别的办公室。只留下一件夹克搭在椅背上。 我想抽支烟，稳定一下情绪，但发现自己的烟盒空了，便去小周的衣袋里共产。更重要的事情在这时候发生了：我不经意地瞥见他夹克上拉开了一道口子，不知为什么心里一动，竟联想到昨夜里搏斗中的布裂声——不正是可能挂破了一件夹克？再想想，四十三码大小的皮鞋，公司里不正是只有小周才是这样大的脚？我太希望脚印大一点，或小一点，但它们偏偏就是如此分寸准确，把我的思绪锁定在一个熟人。 这怎么可能？我急忙忙把昨夜的黑影来与小周比较。结果，我不得不惊异而痛苦地承认，不管怎么比，不论是比个头还是比体态，怪不得它让我眼熟——其实它最像小周。 小周名叫周中十。 周中十绝不可能对我有歹心。这不仅仅因为他刚才还为我泡茶和找肥皂，还因为他是公司员工们公认的大好人，在我的感觉中——甚至是个好孩子，很适合当中学生的副班长，很适合唱唱儿歌，背上书包和制作航模，去大街上宣传爱国卫生运动。长出喉结、胡须乃至生出长长的皱纹，对他来说都是超前的负担，是派给他一个不合适的角色。我想他揣着大学毕业文凭却长久失业，就是扮演成年人必然的失败。但他披挂着喉结和胡须就得继续演下去，即便加上香烟和酒瓶这些道具以及恋爱和赚钱这些台词，也仍然演得力不从心。他曾给一个大饭店打杂，混了十多天就被辞退。又卖过一段报纸，结果以大亏本结束。我是在公交站偶然遇上他的，见他捧读一本象棋棋谱，便搭上了腔。后来他找我下棋，顺便送了几首他写的诗给我看，应该说，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灵秀和天真。当公司要聘用一位秘书的时候，我很自然想到了他的名字，极力推荐他的厚嘴唇和满口白牙，推荐他一笑就笑得差点要咳嗽的单纯。 他来公司上班以后十分高兴，痛恨自己的字太娃娃气，经常埋头抄习钢笔字帖，抄得得意了，骂一声他奶奶的，伸一个大懒腰，用五音不全的直嗓门引吭高叫——实在不像是高歌——把一支歌用五六个调门串成一气，唱得顺顺溜溜如入无调之境。如此虎狼嚎一番以后，他极力号召同事们随他去卡拉ok。 他第一次领到年终奖时，买饮料买烟款待众人，连厨房阿婆来送开水，也被他气势汹汹地塞一包洋烟过去。他把钱都交给母亲存起来，宣称自己从没见过这么多钱，说他父亲他爷爷也没一次拿过这么多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真是太可爱啦。 对于这位本质上的中学副班长来说，他不能说是很能干。丢钥匙、失文件、早上睡过头、买东西被小贩欺骗、用洗厕剂来洗茶杯之类的事屡有发生。有一次，他换一把门锁，居然不知道可以用螺丝刀把旧锁从门上拆卸，而用锤子凿子去撬，干得怒气冲冲且满头大汗，一口一句他奶奶的。幸亏被人发现，才保住了木门免遭毒手，没被撬出个大开花。要是让他继续干下去，他说不定一气之下会把整个大门砸掉。 上面派到公司来的牟总经理曾对我说：还算个人吗？要不是看你的面子，老子早把这家伙炒一百次了。 言下之意，他是在照顾我与小周之间的私情。 我有什么私情呢？不就是同他下过几盘棋吗？我既不是他舅舅也不是他姨父，连邻居也算不上，不就是对他有一点同情吗？ 我暗暗为小周着急，也多次暗示他须明白自己的处境，今后办事务戒错漏，否则真过不了牟总那一关。小周听我这一说，连连点头，连连搓手，说陈主任你放心吧，我一定再不会让你们失望了。但接下来一切还是不大见起色。他负责去跑一个普通的批文，忙碌了个把星期，反复了三次，取回来的批文仍然牛头不对马嘴。我瞒着牟总催他拿去重新办，还把可能出错的细节再次一一解说和教练。他信心十足地点头：“好，好，我明天就去，明天就去。”说着就去翻时尚杂志。 我觉得他简直不知死活，大喝一声：“现在就去！” 屋子里发出嗡嗡嗡的回声。 他脸变白了，不吭声了。他准备出门，去换鞋，喝开水，戴墨镜，两条腿晃晃荡荡地在地上划着步子，临出门还斜探出身子把桌上某张报纸瞥了一眼，鼓起嘴唇吹出一线长长的口哨。大概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这其实是他极度紧张的神态——如果注意到他换鞋时微微颤抖的手指。 他走了。我又难免有几分担心，怕刚才我脸色太难看，要是吓得他骑车走神撞上了汽车如何是好？平时就是没有吓着他，他每个月也得被交警罚几次的。 还算好，他平安地回来了，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居然还没吃午饭。他一心不可二用，想着干活就没法想到吃饭。如果你因此埋怨他，他会很奇怪，并坚决不认为误餐算什么事。 他开始泡方便面。我随意地与他说了几句，比方说说最近的一部电影，希望他明白我刚才对他毫无恶意。 他似乎是完全明白的。说得高兴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些美女画片，考一考我的审美观。他是个苛刻的女色鉴赏家，而且所倾慕的女子必定独具一格，有点阴麻子，有个塌鼻子，或者有点其他的困难，令同事们不可理解。他坠入情网时，办公桌边的墙上必定出现这些不对劲的女星画片。一旦他有了失恋嫌疑，画片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必是一些警句，是满墙的骇然悲怆，诸如“人对人是地狱”，“爱情是美丽的骗局”，“泣血哀嚎在山谷里回荡”，“我是一头负伤的狼，舔干自己的血迹”，等等。 那一段，他必定黑脸，冷目，沉默，独来独往，使你怯怯地不敢去找他搭腔，怕触发他的什么狼威。 五 周中十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回来。很多电话来找他，都扑空。隐藏在电话那一端的人都口音陌生，神神秘秘地不说出自己的名字，殊为可疑。 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上班就被牟总的妹妹叫走，去帮她退换什么沙发。那女人对家具新潮总是了若指掌，时常对照先进找差距，深入研究着如何少花钱或不花钱使家里面貌日新，使自己活出点广告中的劲头，因此经常传小周去帮她做这做那。她离婚寡居，兄弟侄儿不少，朋友也不少，但似乎都不被她器重，还是唤小周唤得顺嘴，引起了公司里很多闲话。“周中十不是那娘们的家奴吧？”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 有一次，小周刚刚给她拎回煤气罐，五楼出了问题，顺着楼梯漏下一些水来。她住在四楼没上去查看原因，却着一身大花的睡袍荡下楼来，荡过饭厅与停车坪，边抹唇膏边唤小周去五楼：“看什么家伙在那上面乱放水。” 小周唯唯允诺，放下正在吃的油条，一个健步窜出门去。 旁人都有点想法，互相交换着眼色。我事后也告诉小周，我们这里毕竟不是私人公司，有制度有纪律，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不可随便离岗。假如碰到什么私人要求，该说不的时候要说不，不必过于迁就。 我当然指的是从四楼下来要一楼的人去五楼看水之类。 不知是没听懂，还是不赞同，他伸伸舌头，露出一口晃眼的白牙：“五楼那个泰国佬真他奶奶的有钱，输了六万港币眼睛都不眨一下。人比人，气死人呵。” 他猛拍桌子一掌，拍得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只好找烟来抽。 今天，他入夜还未归窝，我已在他家里坐了个把时辰。他母亲是个工人，住在破旧的工厂宿舍，每见儿子的同事上门，必轰轰烈烈地打酒，有时还买上一堆油饼，毫不讲理地往你嘴里塞。她对儿子的同事一律称“领导同志”——包括司机也包括厨房伙夫。说得高兴了，她必定喜滋滋地向领导同志展示儿子以前获得各种奖证、成绩单、图画作品以及一张儿子上台扮演小白兔的剧照。她宣扬儿子的聪明，断定他的象棋水准全区第一。小周总是红着脸来呵斥她赶紧去做饭，坚决纠正浮夸，说他连电机厂的魏跛子都下不过，还谈什么第一？她便一口咬定魏跛子不行。小周则说你老懵癫的晓得个什么？ 他们总要为这个魏跛子的棋坛地位问题纠缠一阵。这天夜里，我照例与老人谈了谈魏跛子，直到周中十满头黑汗地回家。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他再次发现了油饼，立刻命令母亲赶紧把这些丢人现眼的东西拿走。 “是有事。” “哦，你喝茶，抽烟。” “小周，你昨晚干了什么？” “昨晚？看电视呵，逛逛呵，睡觉呵。没做什么。这鬼蚊子。” “这样说吧，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意见？” “我们近来都忙，交流得不多。我想，也许我有什么地方让你不满。你可以坦率地对我说出来。” “陈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他瞪大眼。 “是这么回事。我不是给你说过一个梦吗？对了，就是那个噩梦。我后来发现，那并不是一个梦……” 他吓得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你是说，还真有人……” “这样说吧，我要说出一个结论，虽然我根本不相信这个结论，觉得它荒谬绝伦可笑至极，虽然你也完全可以对它嗤之以鼻，不把它当回事，但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我遇见的杀手——”我停了停，下决心说出结论：“有点像你呢。” “我？”他哈哈大笑，咯咯咯地五官挤成一堆，但笑着笑着突然收声，脸色渐渐变得惨白，两眼直愣愣地冲着我。 “小周，你的夹克是怎么破的？” “夹克？我夹克破了么？” “值班室怎么留下你的脚印？还有——”我亮出掌心里的一颗扣子。 “陈主任，您吓糊涂了吧？”他吃饭的筷头在哆嗦，急得有些结结巴巴：“你怎么把一个梦当真？再说，我是怎么进公司的？你是怎么关心我的？我们非亲非故，但你给我找了工作，还为我找对象出谋划策，说实话，我感谢你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他眼球膨大而突出，经眼镜片一放大，竟有铜铃般大小，似乎很快就会双双滚落，需要当事人手忙脚乱满地寻找。 “你吃饭，别急别急。我不是说过吗？你不要把它当回事。”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陈主任，你可不能拿一个梦来冤枉我。我要是对你有半点歹心，我情愿去汽车下轧死……” “你吃饭。我只是说说而已。” 我有点后悔，也许不该前来说梦，更不该盘问他的夜间活动，让他吓得语无伦次而且眼球暴突得这么大。倘若吓出了高血压或神经官能症，吓得他一赌气跳了楼或抹了脖子，我该当何罪？不错，扣子是他的，但不可能是前几天他无意中掉在值班室的么？脚印像是他的，但穿四十三码球鞋的人岂止他一个？这样想来，似梦非梦的黑影在我的记忆中有些模糊了，也不太像小周了。 他母亲此时从里屋走出来，问儿子：“菜刀呢？” 周中十闷声闷气地说：“什么菜刀？” 周母说：“你记性给狗咬去了？你昨晚上把菜刀塞在书包里拿走了。害得我今天没刀用，好不方便。” “我把菜刀拿走了？” “你看你，总有一天你会忘记你姓什么。” “对对，我好像是拿了刀出去……我是去砍钓鱼竿吧？” “你的钓鱼竿呢？” “是呵，我的钓鱼竿呢？” “死鬼，快鸡叫了你才回来，晓得你搞什么鬼？” 听到这里，我已经毛发倒竖。周中十昨夜带刀出去干什么？真是去砍什么钓鱼竿？但他刚才不是说他昨晚去了什么南洋公司？而且他为什么眼下突然脸红和手颤？ 他看了我一眼，失手之间碗筷砸在地上。“我我我我没没有撒谎，陈主任，我我我昨晚确实去了南洋公司……”他猛扑上来抓住我的手，“我只是在路上碰到阿丽，就就就跟她鬼混了一阵子……” 我已经不想听他啰嗦，“我没说你呵，你吃饭吧，吃吧。” 六 我暗暗查访，而且基本查访清楚了，在我险遭谋杀的那个夜里，熟人们大多行为举止正常。尤其男人们无非是逛宾馆看电视搓麻将喝小酒，再回家与老婆抬抬杠吵吵架，与他们的昨天前天前前天没有多少差别。他们的活动都有旁人证明。公司保安也说，那天晚上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既没有陌生人出入，也没发现任何办公室有反常动静。 只有周中十是一个疑点。据他自己说，他当晚本来是提刀去砍钓鱼竿，但途中遇到一位以前的女朋友阿丽，便双双进了酒吧。他被那小娘们又骗去几十块钱，气恼得菜刀都丢了，然后只得去南洋公司找另一个朋友借钱。可是，那位女子住在哪里，有没有电话号码，他却说不上来。他说他忘了，一会儿又改口，说他一直不敢问对方——这些说法都难以置信，听上去漏洞百出。 我向警方报告了这件事。一位年轻警察来了，嘴唇上披着浅浅的茸毛，口里嚼着口香糖，一看就是那种刚走出校门的嫩萝卜。他接受我满怀期望的倾诉，不时认真地点头，使我的举报愈来愈详尽而且条理清楚推论有力。他把公司包租的楼房前后左右细看了一遍，尤其把门厅、走道以及值班室反复勘察，还拍下几张照片。但他检查破台灯的时候，听我说到梦，立刻大吃一惊：“什么？什么？梦？” 我说确实是梦。 他指着台灯架上的刮痕，“这也是你梦到的？” “这不是梦。我怎么说呢，这事可能是梦，也可能……” 他把台灯架愤愤地一扔：“同志，你们怎么能开这样大的玩笑？做个梦也来报案，是不是看个电影也要来报案？以为我们闲着没事干？同志，我们都在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大家都很忙。你明不明白？现在海南岛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今年国民生产总产值应该达到……” 我连忙据理声辩，说这哪里只是个梦？即便事情是从一个梦开始，但看看这一个现场，看看这么多物证，一次真正的谋杀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嫩萝卜根本不耐烦听下去，眼睛老看着天边一朵云，最后还是耐心地向我讲解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的意义，希望我再不要胡搅蛮缠。 他气呼呼地走了。 无论我再怎样打电话，公安局都不再理睬，有次对方还大骂了一声：“倒颠！”这在海南话中就是走神的意思，神经病的意思。同事们也觉得我脑子有了毛病，见到我时眼中总是透出犹豫和戒备，打量我脑袋的目光，像是在审视一个劣质冒牌货。一位公司副老总也找我谈话，要我休息一段，去外地度个假，还不无阴险地提到天麻、安眠药、心理医生一类混账东西。 我觉得他们全在胡说八道。我现在根本不是无事生非。我要的是起码的安全感，而且有十足的证据证明危险就在身边。不是吗？我的抽屉显然被什么人翻过，我的钥匙奇怪地失踪然后又突然出现，我还在街上不止一次感觉到被人跟踪……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 我对周围的人都心生疑虑，尤其无法容忍周中十这家伙在我身旁接电话，抄文件，填报表，整理报纸，甚至读棋谱或者抄写钢笔字帖。他的一声咳嗽，都可以让我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好半天还心跳过速张皇四顾。当然，我总是看到他一张笑脸，看到这张脸上的几分尴尬甚至几分愧疚。有意思的是，自从他知道我的噩梦以后，他工作上变得卖力多了，办事的差错也大为减少，不仅不再丢三落四，而且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总是又快又好，连财务部和出口部那几位女士也跑不下来的批文，也常常求他出马相助，由他三下五除二地搞定。对这样的员工，我还有什么话说？大家还有什么话说？ 他对我百般逢迎，一有闲就抢着帮我涮茶杯，擦单车，倒烟灰缸，有时还塞上两包香烟或几只水果以讨欢心。对我的任何讥讽或牢骚，他都圆睁大眼夸大其词地响应和拥戴。 我说茶比可口可乐好喝。 他立即拍马出阵声讨可口可乐：“什么玩意儿？一股中药味，弄不好还是他奶奶的一些阴沟水，掺了点洗厕剂，哪比得上中国的茶？有些人就是爱赶时髦，以为美国佬放个屁也是香的，你说这可恨不可恨？” 我说史铁生的小说写得不错。 他便及时惊叹一番：“史铁生还用说吗？那是什么工夫？那是什么境界？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照片，完全是一座佛么。好些人吹日本的三岛尤纪夫，比起史铁生来，那个小日本算个卵呵？” 说到女人，他也不再为阴麻子和塌鼻子辩护了。只要我说谁好看，他就认定那是天仙。只要我说谁难看，他就说那是妖怪。他常常在我身边游转，似乎秣马厉兵等待我提出新的话题或要求，他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投入新的拍马屁大战。 这一天，我在读一份资料，眼角余光隐隐感觉一团黑影压过来，回头一看，只见他两眼发直，操着一把剪刀，盯住我的天灵盖。我大叫了一声，差点从椅子上栽倒下来。“你、你、你要干什么？” 他指着我的头：“陈主任，你有好几根白头发了，我给你剪一剪吧。” “你、你、你怎么不打个招呼？” “对不起，我怕打扰你。” “我不需要你剪，你站开！” “对不起……” “你吓死我了！” “我不是有意的……” 他抱愧地笑了笑，怏怏地走回去。 我余悸未消，发现桌上一瓶墨水已被打翻。墨水漫流半个桌子，把几位同事辛辛苦苦一个月做出来的资料泼染得一塌糊涂。天呐，我望着桌上这场黑色的灭顶之灾，觉得自己弃文从商的兴趣和信心，全被这一片黑色给埋葬了。 小周赶紧找来抹布抹桌子，两手在哆嗦，神情特别慌乱，不小心撞翻茶杯，还失手打碎了一个茶杯盖。“陈主任，我确实不是有意的。”他一遍遍解释，“千真万确，我不是有意的，只是想给你铰掉两根白发。千真万确，我只是……” 我气得拂袖而去。 这一天，听说他没吃中饭，听说他一直神色恍惚，最后找到了会议室里一只红头蜥蜴，似乎找到了自己一切不安的根源，找到了可以狠狠报复的对象，然后大张旗鼓全力追杀。他从桌边追到桌下，再追到墙角，追到卫生间，一口一句他奶奶的，不获全胜决不甘休。他宰杀了一只，同时发现了更多，面对鬼头鬼脑的众多仇敌完全没法压抑胸中怒火，卷起袖口冲着同事们大喝：“快，找根铁棍子来！”有人递了一根铁棍过去。他便用铁棍捅破了柜门，用铁棍撬开天花板，用铁棍敲碎了玻璃窗，用铁棍捅破沙发的包皮，挑得里面的泡沫絮腾跃四溅。到最后，他咬牙切齿，一连掀倒两张办公桌，狂暴地推开上前劝阻的同事，用铁棍猛刺已经上了墙的红头蜥蜴，戳得墙灰一块块崩落下来。 已有七八只红头蜥蜴的尸体整齐排列在地上了。他顶着一朵蛛网走来，吮了吮手背上一道血痕，见血淋淋的尸体还在扭动，又从开水房提来一桶沸水，把蜥蜴逐一下到沸水里去。水中发出嗞嗞嗞的声响，一条条尸体立即发白并且开始胀大。周中十似乎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咯咯咯地狞笑起来。 屋里弥漫着一股混浊的尸臭。 女打字员捂住鼻子愤怒谴责：“周中十你倒颠？你看这办公室成了什么样子？” 小周平时对女打字员最为友好，经常教她下象棋，眼下却完全像变了个人，恶狠狠地大吼：“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看见这些家伙就恶心！” 七 我后来换了个工作，调入一家杂志社，重新干起了编辑老本行。我庆幸自己离开了牟总的颐指气使，也躲开了公司办公室里紧张和恐怖的气氛——我至少以后可以多睡几个安稳觉吧？少做几个噩梦吧？ 据说，在我调走以后，周中十干得还不错，有可能提升副科长，只是婚姻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他曾找过几位女朋友，还自供当过几回插足他人婚姻的第四者或第五者，但他与各种老少女人打交道，谎话总是编得支离破碎，一不小心就泄露出自己既不懂电脑也没买房子的事实，加上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喜欢唱歌，大嗓门把四五个调门一串，女人们必定笑翻，吃了他的，喝了他的，然后一去不回头。他只能经常黑着脸等待电话。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拎着一串香蕉登门找我。我女儿惊喜地扑上去叫他周叔叔，他笑笑，不知为什么眼圈红了，鼻子抽缩了两声。在我给他泡茶的时候，他细观墙上的国画和木雕，远瞄瞄，又近瞅瞅，含混地嗯嗯几声，直到完全从容够了才转移目光。但他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显然遇到了什么难事。 他粗重地叹了口气，说他母亲差点疯了——尽管他说这话的时候拉着轻描淡写的腔调，似乎根本不愿意说，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事情的原因是他去帮牟女士搬家，不小心打碎了她的一只茶壶，那婆娘说茶壶是宋代官窑青瓷，要他至少赔钱一万五。他母亲一听这事就差点晕了过去。现在他已经卖了彩电和冰箱，但还差三千多，需要我帮一把。 这是我理解和整理出来的谈话概要，他的述说当然没有这般清楚。他越说越急也越乱，常常描绘些我不明白的事物，比方有一张桌子如何重，如何长，桌沿还有颗什么可恶的铁钉等等。他说牟女士拒不承认桌子有八十多斤重，简直太不顾事实了，太主观臆断了。八十斤就是八十斤。六十斤就是六十斤。方桌子就是方桌子。圆桌子就是圆桌子。难道可以随便混为一谈么？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说话的口气完全像是一种倾诉，似乎与我从来没有什么过节。 说到母亲，他哇哇哭了，双拳夹击着自己的太阳穴。 我拉住他，劝了他一阵，他才忍住了号啕，但还是一次次摘下眼镜来擦眼窝，揪出一把把清亮的鼻涕，甩在地板上，吓得我女儿躲得远远的。 “你妈妈不是给你存了很多钱吗？”我问。 “你不知道……”他脸红，“谈恋爱多费钱呵……” 我不想借钱给他，但表示可以提供一批卖得正火的挂历，销售利润全数归他。 他高兴得鼻涕更加汹涌了，两膝已经开始下跪，“陈主任，我太感谢你了，我真不知要如何……” 我扶他起来，递给他卫生纸，“别废话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知如何报答你……” “你一开始就不应对你妈说钱的事。钱不是小事吗？急坏了她怎么办？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安定她，治好病。” “你说得对，很对。我当时一急，唉，他奶奶的昏了头。” “你以后再不要理那个女人。” “我知道，我一定下最大的决心。” “你以前也下过决心。” 他朝膝盖恨恨击了一拳：“你想想，她是总经理的妹妹，我得罪得起吗？她的眼睛又确实让我喜欢，那么大，那么大。”他用拇指与食指合成圈，引导我的想象，“什么刘晓庆什么利智，根本没那个味道。” “你死了心吧。你就是给她做一条狗，她也不会看你一眼。” “我知道。我哪不知道呢？我对她其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挺挺胸，抒发男人的慷慨：“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太庸俗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她，但绝无邪念。我帮她干活，是我的自愿。她利用我，但我无所谓。我不是为了回报才……”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贱呵？” 他震得口张开，手指又开始哆嗦，然后头向双膝间埋下去。“是的，是的，我也知道，我是贱，是个没用的人……” “有时间的话，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我换了个话题，给他说说挂历推销，说说电脑培训班和大学自考班，还愿意介绍他去我一朋友那里学书法。 “我去，一定去！” 他终于结束了迟疑，把拳头握得有些夸张，撑着自己的从容和轻松，伸了个懒腰，出门时还打量了一下门锁，把它拨拉得哗啦一响，以示对小玩意也不乏兴趣。只是他的目光一直朝下，最后也只回头冲着我的拖鞋说再见。 我目送他的背影融入暗夜，对他的背影高兴不起来。不知为什么，我隐隐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并不妥当。我的帮助可能使他感激吗？或者我的指责和教诲只可能使他深感压抑？他的荒唐被暴露，自尊被挫伤，行为被约束，他是否觉得得不偿失？也许，他走出这张门以后并无什么感激，倒是眼里燃烧着反抗的烈焰。这种结局完全可能。 八 小周失约了，没有来找我去拜书法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也不再出现在公司里。两个警察向公司领导反映：他参与了一桩刑事案，伙同另外两人抢劫一位台商，在遭遇反抗时还动手杀人，用菜刀在对方身上连砍了二十多刀，然后抛尸荒郊的一口废井。眼下这三人都在逃，其中周中十是主犯，还是从犯，尚不得知。 凡认识他的人都对这消息大吃一惊，就连我这个早有疑心者，真正面对一个血淋淋的真相，也觉得事情不可思议。他不是前不久还在我家里揪鼻涕吗？不是还痛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吗？——那不是我做梦吧？ 牟女士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据说周中十曾经跪着向她求爱，因此她现在把电话换了号码，把妈妈接来陪住，给家里的门窗都加上安全网，还一再强烈要求公司增派保安，确保家属区的绝对安全。 其他人也吓傻了，怯怯地不敢靠近周中十用过的办公桌。 警察们由这个案子想到了以前的蛛丝马迹，前来找我谈话，连连表示歉意，让我详说上次险遭杀害的过程——他们也觉得那不是一个梦了。据说，在我受袭的前不久，公司里有人看见周中十整整一个中午埋头捣腾着值班室的门锁，不知在干什么。还有人看见他背地里发牢骚，说我对他要求太严，使他成天吓得提心吊胆，这当然也构成了一个疑点。警察们认真记下了这些证词，还把公司大楼的里里外外查了个遍。他们已经找到了最重要的物证——菜刀，就在周中十办公桌的抽屉里。还找出了女人的内裤、淫秽录像带、梅毒用药，外加一个锈坏了的电饭锅，都在周中十的文件柜里。它们的含义也十分明显。警察极其小心地取指纹，察微痕，从好几个角度咔嚓咔嚓地拍照，并且断言：“没错，他就是想声东击西。” 我没听懂这句话，只是对警察们背上两块湿津津的汗渍深为感动。 警察们唯一感到困难的，是他们怎么也找不出嫌疑犯对我动手的犯罪动机。他们问我与周中十是否合伙做过生意，我说没有。他们问我是否曾与周中十争夺情人，或者是否曾与周中十共同嫖娼，我更是哈哈大笑懒得回答。他们最后问我是否与周中十发生过争吵，我想了再想，还是想不出什么事实。我能说到的，是我在工作上批评过他，包括那次公司开除姓秦的小白脸，周中十偷偷嘟哝了几句，我就骂了他是非不分。可这能说明什么？ 显然是一桩比较奇怪的案子。 不光是警察，连我也不大想得通，回到家里没怎么睡好。我从来都以为自己比较聪明，但拿开除贪污者这件事来说吧，周中十与小白脸当时并无深交，为什么倒对贪污者充满同情？我当时自以为除害利民大得人心，一股雄赳赳的劲头，为何周中十这个受益者倒嘟哝着不满？他是不是觉得我下手太狠？历经过谋职艰辛的他，是不是已如惊弓之鸟，对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的卷铺盖都不寒而栗和暗暗生怜？ 很好，很好，我得换个脑子，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小周是我提名录用的，这事不假。小周曾对此感激涕零，这也不假。但小周凭什么对此感激而不怨恨？我当时对满街的人都看不上，独独相中一个身无所长的小毛孩，是真正出于一种同情吗？也许我只是看中了他的驯服好使，单纯可欺，更不担心他才华横溢从而盖过我自己？我对他常常一脸微笑，但微笑中是不是透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和漠视？对这一点，他岂能看不出来？ 我一直急切希望他长进，这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为什么希望他长进？为什么催他练好字、捡回英语以及尽早学会开汽车？恐怕是为了让他更好使唤罢了，今后承受更多的劳动负担吧？他肯定记得那次我怒发冲冠大喝一声“现在就去”，像要把他一口吞下去。当时旁人都被吓得变了脸色。不过是办错了一份批文，错了再办就是，值得那样凶神恶煞地给脸色吗？你就没办错过事吗？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敌人的凶狠，而是朋友的冷眼。这种冷眼会不会像一道闪电，让小周总算看清了一切？ 我对他的帮助也无不可疑。他家里生活困难，为何就不能同意报销他那些交通违章的罚款？我既然热心为他介绍对象，为何就不容许他上班时在电话里与女人多聊几句？他太有必要与牟总一家拉上关系，但我为何对他为牟家跑腿老是耿耿于怀心生妒意？当然，他知道姓牟的不是什么好鸟，公费吃喝公费游山玩水，为了与朋友在周末一起钓鱼，就可以花上一大笔公款在波音飞机上坐头等舱。不过，姓牟的至少坦荡，不玩清高，表里如一，想捞就捞，想腐败就腐败，倒也本色个性，比伪善还要可爱几分吧？伪善就是刻意做好人，成天练气功一般强打精神道貌岸然，心里却偷偷咽下吃亏感和委屈感，实在憋不住了就大喝一声“现在就去”，把一口恶气往同事和下属那里撒。 这不是牟总常说的“小廉大贪”和“小忠大奸”么？ 小周当然知道我从不多吃多占，连在办公室拨了个私人长途电话也要事后交钱，这当然会激起同事们的啧啧赞誉——但我图的不就是这个？不就是一直在积累名声和收揽人心么？他并不反对这一点，甚至一直想两肋插刀助我步步高升，将来一路接掌党权政权军权。他只是讨厌我利己还要损人，损人过分以至到了不要朋友的程度。不是么，我标榜清廉便拖着大家一起喝白开水，炫耀能力就拖着大家一起来做牛做马累死累活，真是一将功名万骨枯哇！ 也不看看现在脱贫致富是什么形势——现在哪个国营公司还做这种蠢事？不是都在把公家的电扇、沙发以及货款都往家里搬么？不都在一沓沓的白纸条来报账然后个个吃得肥头大耳红光满面么？……他小周本来可以去那些单位的，要去了的话一定早就发了。他之所以没有去，完全是看在朋友一场的情分上，为我做出巨大的牺牲，包括给我跑腿办事以及擦一擦自行车。 可悲的是，我制造了这样一个贫困区还自以为是，扮演着道德家的角色就不卸妆了。我自己找累找苦找麻烦，却向观众索要掌声，索要他们的言听计从与感恩戴德。我甚至粗暴干涉他们的私生活：“你再不要理那个女人。” “我知道，我一定下最大的决心。”他知道我对牟总有成见，不便与我争辩。 “你以前也下过决心。” 他无法不展开抗辩：“你想想，她是总经理的妹妹，我得罪得起吗？她的眼睛又确实让我喜欢，那么大，那么大。” 我在露骨地挑拨朋友之间的纯洁友谊：“你死了心吧。你就是给她做一条狗，她也不会看你一眼。” 他不得不正大光明地宣告：“我知道。我哪不知道呢？我对她其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太庸俗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她，但绝无邪念。我帮她干活，是我的自愿。她利用我，但我无所谓。我不是为了回报才……” 我再一次恼羞成怒：“你贱呵！” 他被深深地伤害了，心头像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但他是弱者，既不能得罪牟家也不敢得罪我。“是的，我知道，我是贱，是个没用的人。” 我自觉有点失态，口气稍有缓和：“有时间的话，为什么不做点正经事？” 问题是，什么是正经事？整理文件接待来访端茶送水记录电话这些正经事周中十做得还少吗？唱歌下棋喝喝酒找找女人这哪件事又算不正经？难道只有仕进为官才算正经？一切阴谋家都是这样可恶。他们常常表现出对手下人的关心，实际上只是把手下人当配角，以成全自己的一场场道德演出。不，那些手下人连配角也不是，只是一件件道具。当演员在聚光灯下文唱武打叱咤风云，博得了一阵阵喝彩，甚至摘走了金光闪闪的奖牌，道具就会被锁到仓库里去，在黑暗中无人理睬，慢慢蒙上灰尘。在以后的某个时刻，演员可能还会回头来看看道具，见面时拍拍肩膀，开一点不咸不淡的玩笑，甚至还可能问寒问暖并且给一点帮助。这样，在物质方面完全榨干对方以后再取得精神优越，演员们把好事都占全，包括享受着大贵人不忘旧相识的美名。但此时的双方都很明白，那不过是一位演员对一件破旧道具的友谊。道具最终会被抛进垃圾堆，彻底完蛋。 这一切难道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该不该被周中十刻骨仇恨？为了他的后半辈子，为了其他弟兄们的后半辈子，他该不该替天行道地向我举起菜刀？ 我想得全身大冒冷汗，赶快拨通警察的电话，说我已经完全知道了周中十的犯罪动机。我只是说得有点乱，似乎一直没让对方听明白。 九 有人说看见过小周，在泰国曼谷的一条街上。据说小周走得一跛一跛的，很可能是被人打伤了腿，或者是胯下的梅毒发作，走起路来不大方便。 也有人说小周曾出现在福建，完全改名换姓，手上戴着几个金戒指，在一个地下赌场当发牌员，看上去还混得不错。 他会不会重新出现在海南岛，谁也说不定。这年头的海南岛就像百慕大，白炽化的热带阳光下一切都闪闪烁烁和飘飘忽忽，任何人落入这里都可以刹那间无影无踪，但说不定某个完全想不到的人刹那间又冒出来，让你觉得世界太小。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互不相识，如同象棋围棋军棋跳子棋等多个棋种混成一个棋局，大家别别扭扭将将就就地走起来再说，不知道将走出一个什么结局。照这样下去，哪一天周中十突然坐着大轿车，揣一本南美国家的护照，带着自称来自中央军委或者前苏联的什么客人，来谈谈有关原子弹的大生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我在杂志社工作了几年，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杀人事件。究其原因，可能是同事们不再屈从我的约束，也不再用赞扬和敬佩来吓唬我。我在平庸中感受到一种安全。为了加强这种安全，我不仅上班带头迟到和早退，有时还诈称自己吸食过大麻，倒卖过黑枪，用啤酒瓶打过架，这样很多同事就笑得比较轻松，对我拍拍肩，挤眉弄眼——他们肯定觉得我一肚子坏水，是他们秘密的地下同志。只有老婆对我越来越不满意，下班回来看见家里碗没洗，地没扫，满屋子烟雾中，我还躺在被子里。她洗着洗着碗，终于脚一跺，哇的一声哭出来，扭头跑出门去…… 夜里，我去寻找她。我找到了潮水般涌来的摩托车流轰鸣震天，找到了餐馆前满地的剩菜烟头和脏兮兮的卫生纸，找到了一个死者被匆匆抬出医院而旁人眼中几乎没有掠过悲哀，找到了夜深人静时水井中木桶空空撞击石壁的声音，还找到了菜市场鸽笼边当场烫鸽的汤水浮起一圈羽毛。我没有找到老婆，却与一位汉子撞了个满怀。对方从地上拾起帽子，冲着我会心一笑，轻轻地说： “兄弟，你走错了。” 你走错了。这是他的提醒还是他受人之托来传达的一句忠告？他脸上的笑纹怎么那样奇怪？他不是一个什么知情人吧？ 有一个女孩来找过我，自称是周中十的同学。其实我见过她，知道她与小周交往过一段，两人曾在饭店和舞厅进进出出。她眼下浓妆艳抹，脂粉盖住脸上的阴麻子，眼圈黑黑的，戴着大耳环，有些瘦削的肩膀在寒风中裸露，束胸的轻纱退到某个精确的分寸，使小小乳房呼之欲出。她抽着烟，交给我四百五十一元钱。 “周中十要我把钱交给你，说他欠你这个数，是挂历货款。” “你什么时候见到他？”我大吃一惊。 “这个你不要问。”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个棋袋，就是周中十常用的那副花梨木象棋。“还有这个也托我交给你，说是留一个纪念。” “他现在哪里？”我的脸色一定变白了。 “要警察去抓他吗？”女子冷笑一声，“抓不到了。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再也不会有烦恼的地方。”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 她吐出一个烟圈，没有说话。 “这不可能！” “你觉得不可能，就不可能吧。”她的态度仍然冷淡，爱理不搭的。 “请你告诉我：他没留下什么话？” “没什么……哦，好像有这么回事。他要我告诉你，他对你表示抱歉，说他曾经伤害过你……” “你往下说，他怎么伤害我了？” “记不清了。好像是说他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做过什么蠢事，只是没有得手。他对此一直感到很后悔，但没勇气向你说出来。” 我几乎要喊出来：“不，他说错了。那只是一个梦，一个梦！他怎么能把梦里的事情当真？” “梦？”女子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说什么呢？” “他肯定是记乱了，记糊涂了，把我说的都当成了事实……”我不知如何才能把这事说清楚，不知如何才能用事实证明周中十与那个梦境无关，但女子显然已经不耐烦我的啰嗦，一扬手，东张西望，叫服务员结账。“我还有一个约会。对不起，以后再来听你讲故事吧。”她付清了两个人的咖啡钱，旋起一道香风，匆匆离去。 我面前只剩下周中十的那一袋象棋，还有一笔钱——我怎么敢用这笔钱？这一笔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的钱？ 我鼻子有点发酸，使劲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掐了掐自己的手腕，再一次确认自己不是在梦中。 这一年年终，我原来供职的那家公司举行创业五周年庆典。作为公司老员工，我受邀去参加了一个晚会。牟总宣布公司再次获得巨额贷款的好消息，然后轮番接受一批批员工的敬酒。牟女士在席间飞光流彩，献上了几段京剧，唱得确实悦耳动听出人意外。员工们高兴得纷纷热烈鼓掌。她说忘了词，立刻有人争先恐后去帮她拿歌本。她笑得捧腹弯腰，摄影师就叭叭叭地争着给她拍照，拍下那妩媚多姿的瞬间。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 周中十以前经常演唱的这首歌，现在没有人唱了。听席间的老同事说，公安局不久前确实送来了死亡通知书，称他的尸体已经找到，是从河底浮上来的，身上还残留着曾经系过大石块的断绳。还是这位老同事告诉我，死者曾经在公司里收养过一只野猫，每天为小猫收集残鱼剩虾。说也奇怪，自从传来死者的消息以后，小黄猫就开始拒食，哪怕面对着上好的海鱼也掉头而去，只是四下里哀哀地号叫，全身的长毛脏得结成条结成块，被苍蝇追绕着，眼里盛满着恐惧。它最后死在垃圾堆里，死在一只球鞋上——有人认出了那球鞋，足有四十三码大，曾出现在本公司一位青年的脚上。 1993年6月 老狼阿毛 老狼阿毛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钟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小朋友们应该知道，阿毛是一条白色长毛狗，出身不明，年龄莫辨，自从几年前的一个风雨夜被捡到这个家来以后，已经渐渐有了人的起居习惯，有时还能像人一样自命不凡，耍耍小性子。他发现人很讨厌老鼠，就成了个勤奋称职的门卫，一听到桌下有动静，就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在一个小黑影跳上桌子的刹那间，差点咬住那家伙屁股头一根肉绳。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鼠在桌子上尖叫。 “谁叫你私闯民宅？” “这是你的家吗？” “当然啦。” 老鼠吱吱吱地冷笑。 阿毛不明白老鼠在笑什么，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懂，便全身一摇，让长毛统统张扬起来，撑出一个雄武而可怕的模样。 “假狮子，假狮子。”老鼠还是捂着肚子笑，“可怜啦你们这些狗，永远只是人类的走狗，永远变不成森林之王，比我们老鼠还不如。我们至少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四海为家……” “你出去！” “好啦好啦，谈正事吧，我来请你去开会的。” “少给我废话。” “你也不问问我的名字？” “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阿毛的狂吠已经在喉头滚动。 “土鳖，真没礼貌。” 说到礼貌，阿毛只好把狂吠暂时咽回去，前爪在地上踌躇不安地刨着。这时一只蜘蛛沿着桌边爬了过来，摇头叹气道：“亲爱的，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国际大饼干请你去开会，你摆什么架子？你不过就是一条狗吗？哎呀呀，有什么了不起？” 国际大饼干是谁？是老鼠的笔名或网名吗？阿毛哼了一声，不想露怯，更不愿与蜘蛛一般见识，不拿正眼瞧他。 “亲爱的，你以为你像人一样剪指甲，像人一样梳头，像人一样洗澡而且还用什么进口的洗浴香波，你就不是一条狗了吗？你真的以为人狗平等或者人狗一家了吗？亲爱的，你听听人类的那些骂人话：狼心狗肺，蝇营狗苟，鸡鸣狗盗，人模狗样，狗盗鼠窃，狐朋狗友，狗尾续貂，狗皮膏药，狗屁不通，狗头军师，猪狗不如，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走千里还是要吃屎……哎呀呀，还有好多难听的我都不敢看，看了也不敢给你说。他们还不曾用这么难听的话来骂我们蜘蛛呢。算了算了，不说了。”蜘蛛连连摇手。 “说下去，说下去！”老鼠快活得大叫。 “亲爱的，还是让他自己去看吧，随便哪一张报纸上都多得很，真把老夫的肚子都气大了。” 蜘蛛今天的肚子确实很大，让阿毛不能不有点紧张。他收了收鼻孔，从蜘蛛身上吸入了一丝纸张和油墨的气味，还有樟木的气味、地毯的气味、陶壶的气味，看来这蜘蛛确实是从书房那边爬来的——那里确实有家具、地毯以及陶壶，还有很多散乱报纸。这就是说，蜘蛛确实有可能在那里爬过了很多报纸。阿毛对这一可能感到羞辱和愤怒，幸好脸上有一层层厚厚的毛掩盖了他的脸红。他嘟哝着：“我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我听说胜利大街最近又开了一家狗肉馆，专门吃你们身上嫩嫩的肉，这个吃你们的腿，那个吃你们的屁股，加一点姜葱，加一点辣椒，美味美味真美味呀……”老鼠从桌上跳下来，幸灾乐祸地嗅一嗅阿毛身上的美味。 阿毛一声大吼，滚地翻身，冲着国际大饼干张开血盆大口。不过老鼠早有准备，刷的一下蹿到地墙根，而且在阿毛穷追不舍之际，一个急转弯便绕过花盆折向阳台。阿毛因为头毛下垂，视野被挡去了许多，没有看清对方的急转弯，一直扑到空荡荡的大厅，才发现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在桌子或柜子后面看了又看。 “说下去，说下去！”老鼠还在什么地方大叫，“我们要言论自由——” 阿毛陷入了痛苦之中。很多年来，他一直自以为是主人的好学生和好帮手，甚至是主人的铁哥们或者甜心宝贝，连拉屎都有了人的文明，一定拉到厕所里去。他差点就要从人类那里学会接电话了，学会上网聊天了。他决不相信他的主人在给他梳头洗澡剪指甲以后，会做出出卖他的事情。但蜘蛛说的那些话挥之不去，让他有点睡不着，忍不住溜进了主人的书房，哗啦哗啦拨动茶几下的一堆报纸，想看看蜘蛛说的是不是事实。 阿毛没有上过小学，甚至没有上过学前班，认字的能力其实很差。他总是被主人圈养在家里，外出的机会不多，不似老鼠和蜘蛛那样四处游荡见多识广。虽然主人读书读报的时候他常常趴在旁边伴读，但人类使用的很多词语，还是让他头痛，偶尔听入了耳的一些词语也支离破碎。因此，他眼下把那散乱报纸扒拉一阵，还是没有看出个究竟。不过他果然看到了报纸一角有个狗肉馆的广告：两只头戴厨师大白帽的狗，守候在餐厅门口，弯腰摆手做出一个请客人入座的姿态，嘴里还吹出两团云彩，似乎图片中的人说起话来都非得这样吞云吐雾不可的。“哗！陈氏狗肉馆开业一个月内五折大酬宾！切莫错过良机！……” 阿毛估计云彩里的这些字不是什么好话，很可能就是吃狗肉要加姜葱和辣椒之类的混账言论。 阿毛挑起一只后腿，冲着这个广告撒了一泡尿。还不解恨，又围着这个广告团团转了几圈，选好落点，撅起屁股，在广告上面准确无误地拉出一团屎。他让轰轰烈烈的胜利气氛掩盖了报纸上的无耻勾当，这才气呼呼离去。 这一天，他没有睡到主人床边的狗窝里去，而是睡到大衣柜下面一个黑暗的死角，有一种很孤独和惆怅的神情。 “你出来！你出来！”他被房间里嘈杂的声音惊醒了，听到男主人愤怒的声音，看见男主人脑袋朝下，冲着这个死角喷出牙膏气味。 他吓得更加往死角里面收缩。 “你造反了呵？你看你把家里搞成什么样子？居然还拉屎撒尿！你出来！老老实实出来！把自己的犯罪现场看一看！” “妈呀！我的保修单和发票！”这是女主人的声音。于是屋里更乱了，似乎是女主人两张更重要的纸被阿毛咬碎了或抓破了，主人更加怒气冲天。女主人甚至哭了起来，说她早忍受不了这遍地狗毛，早就忍受不了这成天狗叫，而且她现在刚买的一套高保真音响就没有了发票和保修单呵呵呵……她逼着男主人作出多年来没完没了的选择：臭王八蛋，你是要我？还是要狗？ “我我我没有咬你的保修单和发票……”阿毛委屈地叫唤。 “你还凶？看我怎么收拾你！”男主人误解了他的意思。 “肯定是国际大饼干捣蛋，那家伙想加害于我！” 男主人还是听不懂阿毛的话，抄来一支扫帚，用扫帚杆捣击大衣柜下面的阿毛，幸好有一个纸盒子挡着，扫帚杆只碰到了阿毛的胡须，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最后，屋里闹了一阵，有一张什么椅子倒了，有一个盆子发出咣当响声，然后男女主人都出门去了，只丢下了男主人一句恶狠狠的话：“今天非要饿死它不可！” 他们的脚步声下了阶梯，出了楼门，上了林荫道，一直到院门外嘈杂的汽车声浪中去了。阿毛这才偷偷从大衣柜下探出头来。其实，他不担心扫帚杆，男主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做做样子而已。那个女主人呢，样子看起来很凶，从来没几句中听的话，但给阿毛织过毛背心，扎过小辫子，总的来说也是个外强中干嘴硬心软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阿毛一眼就能把这些人看穿。一旦阿毛闹点感冒发烧之类，你看吧，男主人会忙得屁滚尿流，女主人也会上来搂着它上医院，测体温呵，照片子呵，开药呵，打针呵，让阿毛感动得真想给她一个吻。想来也奇怪，邻家那个小孩感冒发烧的时候，女主人没流过泪；连男主人的母亲感冒发烧的时候，她也没流过泪。似乎人对人反而不容易流泪的。 人对人似乎也说话很少。男主人总是对阿毛发出各种古怪声音，甚至经常把他的名字叫错，阿大毛，阿毛毛，阿大宝，哈毛，哈哈毛，哈哈嚎，娃哈哈……就是说，男主人没话找话，神智不是很正常，经常找一大堆词来养养嘴，把阿毛的名字七揉八搓弄成一块糖。但男主人对自己的母亲倒无话可说，成天像个哑巴。老人后来哭哭泣泣离开这个家，说自己活得还不如一条狗。阿毛觉得奇怪：老人家睡床，狗只能睡狗窝。老人家穿衣，狗只能赤身裸体。怎么她会觉得自己不如狗呢？可能是觉得自己没有阿毛那么多甜丝丝的名字吧？ 想到这些，阿毛把尾巴摇得得意洋洋。 现在，他再次摇动了屁股后面那一杆大旗，重摇三圈，轻摇三圈，还是没有嗅到鸭肝或肉骨头的气味，连剩饭剩馒头的气味也没有。这就是说，尾巴今天不再战无不胜，事情似乎非同寻常，主人可能要跟他较真了。不就是撒了一泡尿、拉一包屎吗？这些叫做人的家伙怎么敢做这种缺德事？居然可以断粮草？呸，他们自己不也要撒尿拉屎的吗？他们成天穿着裤子，常常把自己关进厕所，在厕所里面还喷上香水什么的，还挂上风景图片什么的，就以为别人不知道他们同样有撅屁股噼里啪啦的事情。可笑。那些臭臭的事情骗得过人的眼睛，从来骗不过狗的鼻子。其实屎尿就是屎尿，不是什么坏东西，透出了鲜美的气味，至少比巧克力和xo不差，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这真是太不合理了，太不公平了，太不像话了。公安局真得把这事管一管。 不知过了多久，他舔了舔索然无味的扫帚，还舔了舔更加索然无味的桌腿和墙根，饿到要翻白眼的时候，终于忍不住用鼻子顶开了窗户，顶出了一条缝隙，夹着尾巴从缝隙里钻了出去，再从阳台上纵身一跳，来到了气味丰富无比的大院。 他在这里还是没有找到肉骨头，没找到剩饭一类可以将就的东西。他在路边嗅到了一条母狗的行踪，嗅出了这条母狗与一条公狗在草地上恋爱和偷情的故事。他在墙根嗅到了一只野猫的残痕，嗅出了这只野猫在垃圾桶那边向一只小老鼠施以血腥暴行的全部悲剧过程。他时而嫉妒，时而恐惧，但对一切守口如瓶不动声色。他在这一片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的院子里跑来跑去，还嗅出了蚂蚁的悲泣，蚯蚓的偷盗，麻雀的陷害，蟑螂的狂欢。当然还有人的种种秘密，比如有一个学生向他母亲说，他刚才在学校里补习数学，但他的鞋底上明明有足球场上草地和尘土的气息。还有一个男人向身边的女人说，他在出差的这一段时间如何想念她，但他的袜子上和提包上明明有另外两三个女人的复杂味道。他对这一切当然习以为常，还是守口如瓶不动声色，顶多只是摇头晃脑地喷两个响鼻，有点暗自得意。 阿毛决定今天要很晚很晚才回家，要让主人们找不到他然后着急万分，要让他们知道胡作非为的严重后果。他相信只要主人发现他不见了，就会狗一样到处乱窜，会满头大汗地把他阿毛的名字喊遍全世界。 那一次，阿毛不过是同小母狗幽会去了，他们把配有阿毛照片的寻狗启事张贴在大街小巷，让阿毛借机大出了一次风头，成为很多人议论的话题。当时他十分满意地躲在草丛里，看见男主人同女主人一会儿出门，一会儿回家，互相埋怨面红耳赤。阿毛还看见女主人在路上见了另一个女人，两人的身上都有狗的浓浓气味，于是两人都大说自己的小狗，最后抱头痛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当然啦，那个女人后来就成了家里的常客，就像主人其他一些客人一样，每次来都要给阿毛带来美食罐头。 阿毛突然嗅到了老鼠气味，准确地说就是国际大饼干的气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四方奔走激情澎湃壮志未酬的阴谋家气味，让他有些好奇。这种气味时断时续，绕过一幢大楼后，向另一幢未完工的大楼延伸而去。光线越来越暗，乱石和杂草也越来越多。 “站住！”一个小老鼠从乱草里冒出来。 “我来散散步……不行吗？” “这里面是精英聚会，你不能进去。” “这里未必有最低消费限制？” “那倒不是，但阶级斗争形势确实很复杂。” “是国际大饼干……请我来的。” “你是说我爷爷？你怎么认识我爷爷？你是他的投资合伙人吗？” “告诉你，他是我手下败将。” “哦，你一定是阿毛。我爷爷说了，他对你太失望，太生气。你们这些狗都被人类宠坏了，教坏了，连兽性都快没有了。讨厌！” “我没有兽性？”阿毛一直想当人，不以为兽性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为玩兽性毕竟是老本行，他想了想，把嘴巴大大地张开，露出尖尖的门牙和血红色的长舌，做出大灰狼凶狠的嘴脸。 “这还差不多。”小老鼠被他的血盆大口感动了，左看看，右看看，犹豫着说：“你等在这里，容我进去通报。” 事情的结果，是国际大饼干乐颠颠地跑出来，也对阿毛的血盆大口恢复了信任感，对他尚未吃上早餐也深表同情，终于让他进入烂尾楼的地下室。直到这时，阿毛才知道，深受人类迫害的动物界代表正在这里召开一个空前团结的大会，正在这里表达他们对人类深深的忧虑和怨恨。与会的猪代表叫花花肉总博士，正声泪俱下地控诉人类如何红烧他们，如何油炸他们，如何清炖他们，如何熏腌他们，说到惨不忍闻之处，鸡女士大概也勾引出心头呱呱呱呱的伤心事，情绪激动地哭了起来，不过她的哭只是呛，以母鸡的特有方式，喉头一挺一挺地干叫几声而已。 国际大饼干觉得眼泪有点离题，一只脚敲敲桌面：“吃我们一点肉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动物从来都是比较大方的，身上有肉就大家吃，是不是？我们不像人那么小气，动不动就搞什么人道主义，从来不让我们吃他们的肉。” “是呵是呵，人道主义真不是个东西！”猪博士喷出两注鼻涕，继续控诉人类如何红烧他们，如何油炸他们，如何清炖他们，如何熏腌他们。 国际大饼干不耐烦地再次插话：“诸位请注意，发言不要重复，不要重复。问题不在于猪肉好不好吃，在于不饿的时候就不能吃肉，这就是我们动物界的伟大原则，是我们兽性的崇高所在！可是人呢？可恨呀可恨，他们不饿的时候也要行凶，他们为了貂皮杀貂，为了象牙杀象，为了鹿茸杀鹿，为了鳄鱼皮杀鳄鱼。他们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肚子里都是饱饱的，完全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这还不说，他们甚至为了权力和观念发生世界大战，自相残杀血流成河，我们动物界全体精英对此感到不可理解！” “顶，顶！献花！”猪博士用耳朵扇走了一只苍蝇，继续控诉人类如何红烧他们，如何油炸他们，如何清炖他们，如何熏腌他们，还是没有顺从老鼠的引导。 “真是头蠢猪！”国际大饼干气得翻了个白眼。 一直到花花肉总博士呼噜呼噜地控诉中出现了鼾声，发言权才移交给乌鸦代表。而牛代表、龟代表、甲虫代表等等也接下来一一口头跟帖。他们不但控诉了很多人类的罪恶，而且报道了很多可疑的新情况。比如小奶牛曾经听他的主人说，他们准备在牛奶里面大加防腐剂以便陈奶可以冒充鲜奶，从而获得更多利润。更为骇人听闻的是：乌龟曾经听两个小孩子说，他们正在研究什么科学，准备做出一个比原子弹还厉害千百倍的基因武器，就是让牛长出六只角，让鱼可以长出四个头，让人类的发情设备统统失灵。甲虫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说他看见了两个男人互相吐唾沫，然后互相扇耳光，啪啪啪惊天动地，如此而已。 蜘蛛也在这里。这个蜘蛛身上仍然有油墨和纸张的气味，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在听发言时上蹿下跳地忙着结网，把大家的发言要点记录在这张闪闪发亮的蛛网上，有一种要成为历史人物的劲头。 阿毛第一次听到这么多激动的发言，见大家都说，觉得自己也应该说说，比方说说人类居然没有发情期，不在发情期内的他们居然也交配，有时大汗淋淋的，实在太累啦，太流氓啦。但他拿不准这些是不是人类的缺点，也拿不准他自己应不应该参加这种对人类的攻击，就舔舔嘴巴没有吭声。 最后，蜘蛛总结了动物代表们的学术共识： 一、人类已经疯b了； 二、人类已经抓狂了； 三、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对人类进行坚决斗争，把自由和民主进行到底，让世界充满爱，让祖国明天更美好。 在国际大饼干的提议之下，动物们纷纷举起尾巴对蛛网上的这份决议表示赞成，没有尾巴的昆虫就摇摇头上的触须，用他们的方式鼓掌。 此时的动物们都面容严肃，因为他们都明白，他们是弱势群体、贫困群体、边缘化群体，如果动武的话根本不是人类的对手。他们都没留过学，不是博士或者硕士，不会讲英格利士，不懂得什么科学，因此下一步的斗争当然只能悲壮。老牛就是这样站出来了，说牛类再也无法与人类合作，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一致决定患疯牛病，也算是宁可玉碎不可瓦全吧，让人类再也吃不到美味的牛肉，让人类知道知道牛类的尊严最终是不可侵犯的。大概是受老牛这种慷慨捐躯英雄气概的感染，鸡女士也激动不已地站出来。她说鸡类愿意向牛类学习，为了配合牛类崇高而伟大的敢死行动，鸡类决定分期分批患上禽流感，让人类从此见鸡而惧，见鸡而逃，不但没有鸡肉可吃，连鸡蛋汤也喝不上——看他们以后拿着西红柿去打什么汤。她的表态也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摇尾欢迎。在这样同仇敌忾的气氛中，她和另外几只小鸡立即大声干咳，表示他们说干就干，马上开始努力表现禽流感的特征。其他动物也学样，大声干咳，大声干呕，看自己能不能找到禽流感的感觉，能不能跟上起义斗争的大好形势。 只有猪在偷偷地往牛身后面缩。国际大饼干一把揪住他的耳朵，“花花肉，你唧那个唧呵？” 对方没听懂：“你说什么？” “唧那个唧，就是唧那个唧！” “土鳖，你得说普通话！要是我说呼噜个呼，你听得懂吗？” “我是说，你们吃得这么脑满肠肥，就不准备有所作为吗？” 花花肉气呼呼地说：“猪类与人类永远不共戴天！猪可杀不可辱！猪生自古谁无死，留得猪肺照潲盆！我们一定要为千千万死难的同胞报仇！哇哇哇……” “你别光说大话。你们猪不是也可以患口蹄疫吗？” “不行，不行，口蹄疫太难受了。” “那你就心甘情愿让人类吃你的肉？就愿意未成年的猪也变拼盘和上菜谱？” “我不长肉，再不长肉了。要不，我就把肉长得特别粗糙，特别平淡，像塑料肉一样索然无味，这样人类就没法吃了是吧？” “你倒是会偷工减料。不过这还要问大家答不答应哩。”国际大饼干转身问其他动物，“他不打算患口蹄疫，你们说怎么样？” “口蹄疫！口蹄疫！口蹄疫！……”动物们齐声高呼。 乌龟这时乘机揭发出花花肉的历史问题，说他为了争取当上种猪，经常讨好人类，曾经打小报告称牛羊肉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远非猪肉可比。大家一听更生气了，再一次强烈要求：“口蹄疫！口蹄疫！口蹄疫！……” 不知由谁带头，他们还喊出一阵阵愤怒的口号： “全世界的动物们联合起来！” “非暴力、不合作的禽兽们战无不胜！” “动物团结一条心，试看天下谁能敌！” “撼山易，撼兽性难！” “兽性万岁！打倒人性！” …… 震耳的声浪吓得阿毛全身哆嗦，万分惭愧，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看上去像一支鸡毛掸子。 “亲爱的，你不同意吗？”蜘蛛发现了鸡毛掸子。 阿毛的眼睛仍然盯着远处的墙根。 “说你呢！你装耳聋呵？你装死狗呵？你对人类还抱有什么幻想吧？”国际大饼干也觉得不能放过这支鸡毛掸子。 “我饿了……我要回家。” “你他娘的是人类的走狗。” “那有什么办法？我老爸也是这么说的。” “老爸？哈哈哈，你还有老爸？你以为你是谁？你别忘了，你是个假冒伪劣产品，白长了一口好牙。你本来应该是一条狼！是狼，懂不懂？” “狼有什么好？狼可以吃到肉罐头吗？狼可以坐汽车吗？” “当然啦，你洗澡还得喷一喷进口洗浴香波哩。”国际大饼干尖笑起来，“你们快来看看，这个家伙是个既得利益者，和大熊猫一样，和波斯猫一样，就差没有穿裤子和穿皮鞋了。我说今天的气味怎么这么臭，太难闻了，太难闻了，呛得我的鼻炎都要复发了，原来就是这个家伙把人味带进来了。” “恶心！”乌龟嘟哝了一声。 “恶心！”动物们也都纷纷捂住鼻孔，并且一个个开始拉屎撒尿，力图弘扬正气压倒邪气。 看到这情景，阿毛也赶紧扬起一条后腿挤出几滴尿来，以示自己还有制造臭味的能力，还有权与大家平起平坐。但这已经有点迟了，他挤出的尿太少，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在国际大饼干十分夸张的煽动之下，他身上的香波味成了大家鄙视的目标。一群耗子吱吱吱跑过来揪他的胡须。鸡和鹅则跑过来啄他的脑袋。他感到屁股头有剧烈的炸痛，大概是牛蹄或者羊蹄在那里狠狠踹了一下。花花肉总博士这时候也找到了泄愤的对象，找到了表现勇敢和正义感的机会，摇头晃脑冲上来一屁股坐在老鼠身上，听见鼠叫才知道自己坐错了对象，又搬着山一般浩大雄伟的屁股，把阿毛逼向墙角，向他狠狠地压过来，压得他两眼一黑，在一堆热乎乎的猪肉之下差点被憋死，好半天才挣扎着探出个头来，才找到新鲜的空气和出逃的方向。 他本来想发表一点异议，说人类也多方抢救大象，抢救藏羚羊，连丑陋不堪的鳄鱼也拿来保护，不完全是你们说得那么坏——这都是他从电视里看来的。人类对狗和猫的笑脸，也常常比对邻居和亲人的笑脸要多得多——这更是他亲眼所见。但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一切说出来，就已经昏头昏脑天旋地转。 他顶着一头猪粪狼狈地逃离会场。 他用前爪在头上抓拉了一阵，又在草地上打滚蹭地，但身上的污迹更多。他摇了摇身子，在水池里发现了一张陌生的五花脸，突然觉得自己全身脏得有点焕然一新，想看看别人对此是否感到惊奇。结果，他跑到任何一条小狗面前，都把对方吓得慌忙逃窜。这使他暗暗得意，便追赶着那些小狗，一心要他们把自己的新奇面貌再看一眼。 夜晚，男女主人熟悉的脚步声临近。 “妈呀——这不是阿毛吗？”女主人发出挨刀时才有的惊叫。 “怎么有了这么个尊容？是在垃圾场撒野来吧？”男主人也声音颤抖。 阿毛反常地没有摇尾巴，也没扑上去拥抱主人们的腿，更没有跳起来探望他们提包里的内容。主人提起他回家的时候，他闭上眼，爱理不搭的。 “不准动！不准动！不准动——”男主人的呵斥一声比一声严厉，用几根手指夹住阿毛的胳膊，将他一直高高吊在空中，一直吊到家里厕所间的一角。“不准动——”男主人再一次发出这道命令的时候，水管里喷出的一注冷水已经冲着阿毛劈头盖脑而下。这不就是洗澡吗？阿毛觉得不以为然。他冲着男主人叫唤了几声，提醒对方用温水，用毛刷，用进口香波：既然洗澡就得按规矩来。 阿毛吃到了肉骨头，重新进入人类的生活。他听到女主人在厕所间外手忙脚乱昏天黑地地擦洗地板，擦洗他到过或坐过的那些地方，嘴里还有无穷的抱怨：“我早就说了这是条野狗，充其量也只是条杂交了的土狗，你看看，你看看，哪来这么多不良习惯？你看人家三楼那条杰克，还有七栋那条莎莎，那才是真正的名贵血统，真正的英国贵族！剩到第二餐的肉骨头，他们根本就不吃。有垃圾有泥巴的地方，他们根本就不去，哪像他这个贼坯子，居然在家里拉屎撒尿，还把臭大粪什么都带到家里来了，我早说了这路上的野狗捡不得的你就是不听，你看吧，这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日子还是个日子吗？” “狗就是狗嘛，”男主人嘟哝着，“你还以为他也像人一样规规矩矩当会计主任？还会自己梳洗打扮，三天两头去做面膜？” “姓张的你少贫嘴！我跟你再说一遍，我管你一个人也就够了，你还捉一条狗来污染环境，要累死我呵？”女主人的调门更高。 “给他洗澡从来都是我承包的。” “就只是洗澡吗？这狗食是谁买的？这狗毛是谁扫的？你看这到处的狗毛，三天不扫，就要扫出一堆，都织得出一件绒毛衫了。我这背上也老是痒，我就怀疑是阿毛把外面的狗虱子带回了家。” “那是你生了牛皮癣吧？” “放你娘的屁，我什么时候有过牛皮癣？” “我身上怎么就不痒？” “你那是人皮吗？你生来就应该睡狗窝。” “当初是你要参加那个保护动物协会，你休想赖我！” “参加就参加，一定要养这号贼坯子吗？你看这屎臭的呵呵呵……” “比你的屎还臭呀？” “姓张的你狗嘴里就吐不出人话！” …… 这一类争吵，阿毛听得多了。他依稀听出男主人是向着自己的，于是高兴地汪汪大叫：“老爸说得对！老爸说得好！乌云遮不住太阳，事实胜于雄辩……”他又伸出舌头把男主人的手舔一舔，以示及时的感激和声援。还就地一躺，开放自己的全部肚皮供老爸抓挠，作为对可爱人类的犒赏。 他吃到猪肉骨头的时候，想起了花花肉总博士，想起肥大屁股下的暗无天日。好吧，你想坐死我，我就吃你的兄弟，吃你的外甥和侄子。阿毛恨恨不已地把一根大骨头也嚼了个粉碎，连一点渣也不留下。 “他今天这么饿呵！”男主人惊奇地看着他。 阿毛打了个嗝，回味满嘴肉香，再一次想起人类从今以后的日子要难过了，因为动物们已经都悄悄地行动起来，要发动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了。这人类怎么就不急呢？这些直立动物也太自以为是了吧？动物们其实并不傻，有时装得呆头呆脑，只是谦虚而已；在报纸和电视面前满不在乎，也不过是不屑于无聊地浪费光阴。他们除了没学位和工资，其实什么都能干，还可以在自己的肉体里面制造病毒——比方制造出羊肝炎、鱼肾衰等等，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折磨人类甚至消灭人类。他们的英勇献身可以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可以使整个历史改变方向，只是不习惯声张罢了。即使有个别动物出于同情而给人类偷偷递过一些什么眼色，可人类根本不明白。 想到这里，阿毛眼里透出无限悲哀，鼻子紧贴在地面，在黑暗的墙角里凝视主人们，似乎就要作最后的永别。 他很想告诉老爸，今后要注意来自冰箱和超级市场的危险，注意那些色泽鲜艳但完全不怀好意的牛肉、鸡肉以及猪肉。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没有把握说得清楚。整整一个晚上，他根本睡不着，男主人走到什么地方，他就跟着叫到什么地方。男主人睡下了，他就咬住被子的一角往床下拖，力图让男主人注意听他的话。真要听他说话了，他翻跟头，咬尾巴，挠耳朵，舔鸡鸡，八八六十四，三七二十一，累得浑身大汗，伸长舌头大口大口出粗气，还是没有折腾得很清楚。 这当然引起了主人们共同的恼怒。男主人说：“你还让不让我睡觉呵？” 女主人披头散发地突然坐起来，捂住双耳大叫：“他简直是一条疯狗了。我把他送走！把他送走！——” 她还去抽屉里去拿什么药丸。 家里总算安静了一些。男主人也总算眼生疑惑，下床来守在阿毛面前，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问他是不是还要吃，是不是有点冷，是不是要撒尿，是不是发现了老鼠或者蟑螂，这些愚蠢的询问总是气得阿毛越躲越远，越远就越急，越急就越叫。他觉得男主人平时还是善解狗意的，比方他舔舔嘴舌，男主人就会给空水盆里加水；他摇摇尾巴，男主人就会开门让他出去散步。但他现在无论怎么叫，男主人还是一脸茫然，不明白大难临头的事实。 他用爪子抓拉冰箱的门。 “这里面没有老鼠呵。”男主人把冰箱门打开了。 “你这个大菜鸟，一点文化也没有！还算个人吗？” 阿毛怒眼圆睁，拨开冷藏柜，叼出里面的一棵芹菜，叼着在房子里来回跑。见男主人还是一脸呆相，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给对方作出进食的示范，一直吃到自己两眼发直地翻胃。 “呵，我明白了，他自己找草药了，肯定是感到自己犯病了。” 男主人要把阿毛套上狗圈，又找来阿毛的病历本，当然是要把他送去医院。一场拼死的挣扎不可避免。阿毛头上被扯掉了几撮毛，后蹄撞到一个刚刚被打碎的玻璃果盘，一脚踩到玻璃碴以后，在地上留下两三个血蹄印子。最后，疯了一般的阿毛还在男主人手上咬了一口，于是男主人也在哎哟一声大叫之下，一脚将他踢到墙边。门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警察，嘴里冒出啤酒气味，后面还有几个探头探脑的人影。阿毛本能地要去迎接或者攻击，但发现自己动不了，胸口剧烈地痛，大概是男主人的一脚踢得不轻。 “你是张先生吧？对不起，你的邻居都投诉你，说你家的狗吵得他们睡不着觉……这个问题你必须解决，否则我们就只能按条例公事公办。” 男主人捂着自己手上的血迹，连连点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这只狗有合法身份吗？” 男主人忙着给警察翻找宠物检疫证、饲养证以及训练结业证。但警察身后那些模糊的人影并不在乎这些纸片： “你们保护动物可以，但不能侵犯人权嘛。把动物的快乐建立在我们痛苦的基础上，像什么话？” “什么动物保护？我看就是邪教，精神病！” “我以为是什么百万富翁呢，原来也没有金砖铺地呵。你看那桌上，也就是半碗咸菜，说不定他内裤里还打补丁哩，这种人也配养狗？” “有钱也不能为富不仁么。你看看现在多少下岗的，失业的，没饭吃的。他们的狗还吃肉罐头，他妈的什么世道？” 接下来的声音就嗡嗡搅浑成一团，听不清楚了。直到男主人忙出了满脑门大汗，把好话说尽，门外还冒出一声怒吼：“拿刀来，宰了它！不宰不足以平民愤！” 女主人忍无可忍，突然从卧室里冲了出来，“哪个喊宰？哪个喊宰？你有种的就站出来！你屎尿灌昏了头到老娘这里来撒野呵！胆敢动我家阿毛一个指头，老娘的菜刀也不是吃素的我告诉你！老娘要养狗，没有吃你的，没有穿你的，关你屁事？别说养一只阿毛，老娘还要养十只，二十只！老娘高兴！老娘就是要喂肉，喂罐头，你管得着吗？出去！都出去！深更半夜想打劫呵？……” 女主人的开骂大长了阿毛志气，虽然胸口还在痛，他屁股头的旗帜已高高扬起，“出去，都出去！这里不是开会的地方！”他也跳起来大吠。 第二天，男主人把狗皮圈套在他的脖子上，这当然是出门远行的安排。 阿毛以前就多次戴着这个皮带套子远行，去那些有奇异气味的地方，比方说有鱼虾气味的海边，有浓烈汽油气味的大街。他不知道今天又要去访问哪些气味，但从男主人有些异样的脚步声来看，那些气味肯定不同寻常。当他被车窗外刷刷刷的风景闹得脑袋天旋地转以后，胸口一涌，一口吐出酸水，但还是兴冲冲地向往着。 他再一次从昏睡中醒来时，发现汽车已经停了。车门外涌进来蝴蝶和蜻蜓的气味、鸟粪的气味、松树皮的气味、腐叶和泥土的气味，还有很多他说不出名目的气味，这些气味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盘根错节暧昧不清，像一座气味的大迷宫，使他的鼻子一开始就嗖嗖嗖地忙不过来。他当然还听到了鸭子的叫声，看见四只鸭子在不远处散步，便热情万丈地冲过去问好，不料那些鸭子吓得哇哇奔逃。他们没有看见过狗吗？没有看见过阿毛这样的狗吗？他有点纳闷和失望，尾巴也摇得有点一厢情愿并且无精打采。 他同时还发现，这些鸭子的高呼救命的声音难懂，与菜市场里那些鸭子的口音很不一样。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动物们说方言的地方，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 他看见男主人和另外一个男人正在远处抽烟和说话，两人的目光不时投向他。片刻之后，男主人笑着走过来，蹲在他面前，拿额头碰了碰他的脑袋。“阿毛，这就是你的新家，知道吗？” “今天不回去了吗？”阿毛有些奇怪。 “他说什么？”那个陌生的男人问男主人。 “他可能是有点饿了吧。”男主人说。 陌生的男人就从一间房子里拿出一块水煮肉，丢到阿毛面前。阿毛看了男主人一眼，没有打算吃它。 男主人摸摸阿毛的头，“好啦好啦，阿毛，吃吧，我也舍不得你，以后有机会还会来看你的。呵？” 男主人起身向汽车走去，似乎还向阿毛摆了摆手。那辆没有鼻子的白色面包车闷闷地吼了几声，放出几个屁来，一溜烟就跑远了。 阿毛以为老爸在开玩笑，蹲在路边一心一意地等着，等着那人开着汽车来接阿毛。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很多天过去了……老爸的面孔没有再出现。他相信老爸是病了，或者已经死了，肯定是中了动物们那些恶毒圈套了，否则老爸不会不出现的。他真想为老爸干点什么，比方嗅出圈套在哪里，嗅出疯牛病什么的在哪里，甚至还可以把走狗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人类保护协会……那些人类何等危险呵！为此他到处乱窜，四方巡游，打抱天下之不平，一心想投入忠肝义胆的人类保卫战。但他苦无报国之门，基本上是瞎胡闹，比方把一块朽木咬得稀巴烂，把一块锈铁咬得嘎吱响，最后把自己的尾巴咬出了血。一时急昏了头，他朝一堵砖墙撞去，把对方当作大敌，结果撞得自己口吐白沫，翻了白眼。 他听到冷笑声，却不知道谁在冷笑。直到这一天，他来到一个乡间集市，发现肉摊子那些猪头、羊头、牛头等等，整齐地排在肉案上，像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正冲着他满面笑容。鱼档上那些鱼也睁圆眼睛，笑嘴一开一合。被开膛破肚的一排鸡鸭则不满意自己的小嘴，索性敞开两扇肚皮，整个身子都成了豪迈的大嘴，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喇叭——原来笑声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他发现数好多干虾也参与进来，一个个都咯咯咯地笑弯了腰。 阿毛在这巨大的笑浪中毛须倒竖，鼻尖冒出冷汗，终于慌慌地叫了一声，然后朝田野里逃窜而去。 人们说，这个公路段后来出现了一条野狗，只要一见到白色面包车，便汪汪汪地狂叫不已，还在车尾没命地追逐。 人们还说，这个公路段附近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条疯狗，眼睛瞎了一只，耳朵缺了一只，有时身上还有皮肉翻翻的癣块，引来一些蚊蝇嗡嗡飞绕。这条疯狗——准确地说是一头狼，曾咬伤了一个学童，咬伤了两个贩竹子的农民，还把一个洗衣女人吓成了精神病，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一直在组织猎户和警察予以捕杀。 有意思的是，这匹神出鬼没的老狼对汽车最有兴趣，尤其是公路上出现白色面包车的时候，人们一定能听见林子里传来呼唤： 呵呜—— 2001年2月 方案六号 方案六号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红豆》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你又来做什么？电话里不都说了吗？我没法帮你找工作。你别看我在这里混了这么多年，自己还是盲流一个，还得吃老婆的软饭。走吧走吧，我等一下要出门送货了。 你还是去看报上的分类广告吧。要是你运气好，也许能碰上哪个华人老板要个看仓库的，要个跑外卖的。要是哪个富婆要找个小白脸陪陪，你小子就把耳朵掏干净点，就把牙齿刷干净点，拿出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的劲头冲上去，先去混个吃饱喝足再说。人家女的当金丝鸟，你就当一回金丝熊，男女都一样么。男子汉同样可以坐台，同样可以傍大款。阿彬那小子不就是傍了个台湾婆，坐了几年婚姻台，才混出个人样？ 迈阿密？no，全美国你哪里都可以去，就是迈阿密不能去。这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了。那里工资确实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那里是边境，满街都是黑社会，满街都是非法移民，移民局就查得特别厉害，查得打黑工的都不敢去，劳务价格才高起来的。凭你鸦片鬼的样子，几句烂英语，你还想到迈阿密去玩？我话说在前头，出了事，我可没办法到局子里捞人，也不敢操起卡宾枪去劫狱。你把鬼佬的牢底坐穿也是你自己的事。你烧几炷高香，自己看着办吧。 你还是想卖画？慢点慢点。还要我给你介绍画廊？你没发烧吧？没病吧？你没病那就是我病了，我要是答应你我不是严重脑膜炎是什么？不是精神分裂症是什么？告诉你，在美国什么都值钱，就是艺术家不值钱，随便到哪里都可以扫得出几大筐。你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看──纽约，牛皮吧？但那里一个月轮换上百个画展，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具象玩抽象，什么先锋前卫，什么装置行为，都臭了大街啦，你看了一万个等于看了一个，你看了一个等于看了一万个，谁当回事呵？还不说你现在没有本事到那里去露脸，就算你在那里混了个三进两出，对不起，你该刷盘子还得刷盘子，该饿死还得饿死。你看见我家对面汽车站前那个老头了吧？就是那个拿地铁票叠花呀鸟的，对，一只要卖二十五美分的。你不要以为他是美国贫下中农，说出他的来历，恐怕要吓你一跳。这位老哥，俄国大画家，当年前苏联总统戈什么夫，对了，就是你说的这个戈尔巴乔夫，还给他授过勋章。现在怎么样？就差一点要进疯人院了。 你说那几位爷？你怎么能跟他们比？人家抢占先机，人家赶上了时候，人家祖坟埋的位置好，好得开了裂，那就该人家吹汤喝水，吃香喝辣，甩开胯裆走八字路，轮不上你来眼红。当年人家玩垃圾的时候，玩爆炸的时候，玩人民币的时候，玩人肏猪的时候，你小子到哪里去了？我承认，你说得不错，那些东西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憋一个观念唬人。不怕你笑话，我老贾第一次玩行为的时候，也只是少先队员小小花朵的水平。跑到大楼顶上一亮相，还不敢全脱，咬咬牙还是留了条三角裤；举起来的标语牌也让人笑掉牙，无非是“大干四化振兴中华”！无非是宣传《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活脱脱是个游泳池里蹦上来的共产党员。但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玩行为还是原始股，刚出锅，鲜，一条三角裤就可以吓得派出所全体干警出动，就可以让德国记者和英国记者来做专题采访，请我老贾喝可口可乐和吃比萨饼。 我说这事的意思你应该明白。这就是说，这现代艺术就是一趟一趟的车，你没赶上就没赶上，不要怨天尤人。现在连末班车都开过去好远了，都收班了。你没看见人家连死婴都吃起来了，想得绝吧？想得恶心吧？这就对了。现在的艺术，尤其是中国来的艺术，就得让你恶心。恶心了就有效果，恶心了就火。你还不得不服。 不过恶心到这分上，没法玩了。除非下一步你敢脱了裤子拉屎然后自己细嚼慢咽，你敢不敢？ 总归一句话，你来迟了。你现在就是装“地下”、装民运、装反革命也不灵。“地下”有什么了不起呵？闯江湖的中国哥们说起来都“地下”，都有一打一打的故事：无非是什么画展被禁，什么被安全局特务盯梢。人家老外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表面上跟你慈祥，心里不知道笑成什么样。 你别打开，你告诉你，你别打开。你这些画我不要看，而且我不看也知道是些什么破玩意。架上绘画，也不看现在是什么年头！不是我看不起你，我连自己也看不起。我也不是不帮你，要你去打包，是你自己不愿意去，那就不能怨我。你们都是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吃懒了一身肉，真该到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受受教育。其实我刚到美国来也打包，一干就是八个月，干到最后看见什么都想把它包起来。陪老婆上一趟街，老婆看商品，我就看包装。警察来查我的证件，我还想着如何给他塞泡沫垫，如何给他装箱，如何让他防震防潮防倒立，一个劲估算着他的规格和重量，看着看着，让他脸上变了色，伸手就去摸枪。这家伙还是鲜活物品呵！我正愁着手边没有绳子，脑门就被他的枪顶上了。你说那惨不惨？那是人过的日子？ 我后来还给人家洗车。对了，我那张福特汽车发动机的拓片就是洗车时得到的灵感。后来拓电脑主板，拓地下水管，拓立交桥，拓自己的小“弟弟”……其实是如法炮制，把现代世界全都拓成黑不溜秋的古迹，一片黑暗夜色，鬼影在浮动，还有点狰狞，再加一点残缺，再加一点漫漶──漫漶你懂不懂？就是模糊不清呵。这都是要让鬼佬知道一下东方拓片的厉害。这里就有东方哲学，他们玩不过我们。不过，我老贾这样伟大的灵感，也只是赚个吆喝，赚不到钱。你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张发动机的拓片，扎扎实实的大制作，卖是卖出去了。钱呢，经纪人黑去一半，还得让我缴税，落到自己手里也就是几个烟钱，哪比得上我老婆做服装生意，只要接一单，少说也是五位数的进项。跑到中国去转一圈，人家市长说她是外商，把她当姑奶奶供着。 你不要在这里抽烟，我老婆闻到烟气会骂人。走走走，我们到洗衣房去抽吧。 你说我怕老婆，唉，没办法呵。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吃软饭么，就得忍气吞声交出好多人权，你是毕加索二世也没有用。 你这云南烟好，味纯。你别客气，我哪里能要这么多烟呢，你自己留着抽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你看，你这是……你这是何必？其实，我一直是想帮你的。这么说吧，你想清楚：你到底是要名还是要利？你要是铁了心要名，硬是要火一把，那也不怎么太难。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案，你照我的方案去做，保证你在全美国一鸣惊人，三天之内成为新闻人物。你说我吹牛皮？笑话，要吹牛皮我找江泽民去吹，轮不上找你。你好好听着，我有些话要说在前面：这个方案不一定能赚钱，而且还有风险，比方说要蹲蹲监狱什么的，你敢不敢？你先不要问能不能成，你先说你敢不敢吧。好，你说了敢，这是你说的，我就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面子上，把这个方案六号无偿转让给你。要是对别的人，不预付五千美金一律免谈。 你不要急呵，你坐下，你听我说。我当然不会要你去做你根本做不了的事。既不要你去放火烧国防部五角大楼，也不要你去把克林顿的鸡巴割下来。你那几根肠子几块肺我还不清楚？这个方案是我前几年准备的，很多方案中的一个，后来没时间去做了，就搁在抽屉里了。这个方案首先要求执行者，也就是本案的行为艺术家，拿出三万美金去报纸上打广告……什么？你没有这么多钱？那你拿两万也行。什么？两万也没有？你小子在国内搞装修画广告的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那你自己说，你有多少钱？一万二？就一万二？这么一点点？这有点难办。让我想想……好，一万二就一万二吧，你也可以试试，看报社能不能给你打点折。你得找个英语好的人去为你办这件事，说你是个艺术家，不是来做商业广告，只是在报上只是公布一个行为艺术方案，请他们优惠一些。你得找一些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什么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的方案主题么，叫做《吻》。内容就是这样：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在芝加哥全美国最高建筑物西尔斯罗伯克大楼上，你，戴维斯·王，一个中国现代行为艺术家，将从高楼上坠身而下扑向大地…… 你不会跳伞？你哪有什么降落伞？对，就是光着身子跳！对，也不是什么蹦极，就是跳楼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才刺激对不对？这才能引起轰动对不对？你急什么？谁要你真去送死？你听我说。你不是要出名么？你不死一下如何能出名？你活着谁愿意看你？看你吃饭？看你穿衣？看你走路打喷嚏呵？人家个个都在活，没有什么稀奇。但人家个个都怕死，所以就要看你死！所以你必须死！必须死得彻底！当然当然，你用不着真死。我后面会给你安排。但你在公开的方案中必须这样宣言：这次创作以生命为代价，因此是你最后一次创作。在你从高空坠地的过程中，你将对人生做出独特的艺术诠释，将对自由、美、佛教密宗做出最为完美的表达和建构。你将在坠落过程中感受到加速度，感受万有引力，感受神义的存在。你身体的第一个造型是字母s，第二个造型是字母c，第三个造型是字母j，第四个造型是字母v……你可以说，这是与神的语言交流，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名的英文缩写。至于这个人是谁，至于你为什么要用身体表达这个名字，你可以在公开的方案中说，也可以故意不说，让人家去猜。这各有各的好处。比方说，你可以说那是你未婚妻的名字，而那个未婚妻就是在三年前的此刻逝世，死在中国的一次悲惨的灾难之中。这不，爱情也有了？批判现实也有了？此时此刻，你，戴维斯·王，刷刷刷扑向大地，就是对你未婚妻最后一次热吻。好，《吻》的主题和来历在这里正式揭宝了。你的落地将是一次血肉飞溅，一次粉身碎骨，相当于一颗肉弹爆炸，也算是吻出一朵灿烂鲜花，作为你对未婚妻的献礼，扑通一声也是你与你未婚妻迟到的婚礼，永恒的结合。 怎么样？精彩吧？这样的方案一公布，那些洋婆子还能不哭得以泪洗面死去活来一个个皮泡眼肿都像大金鱼？她们哪里见到过这样的婚礼？哪里见过这样的圣洁情人？她们早就对丈夫在外面吊膀子养二奶怒火万丈，一个个苦大仇深，水深火热，这时候还不把满腔的委屈和满脑子的幻想都撒到你小子身上来？ 到了那一天，你当然得去，敢说就得敢做，不能熊。不过你放心，有了这一个公告，消防队肯定比你去得早，警察肯定也比你去得早，你小子到时候想死还很不容易哩。 大楼顶层等一切可能出事的地方肯定已经清场了，封闭了，说不定楼下还拉开了救生网和救生气垫。警察和警车严阵以待，记者扛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到处乱窜，一些好事者肯定也在那里拥挤得密不透风。你想想，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准备的。你，戴维斯·王，今天是全世界最耀眼的明星！全世界最野心勃勃和最厚颜无耻的大骗子！比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还牛皮，正在被亿万革命群众提心吊胆地期待和关注。你最好打扮得像一个要出席婚礼的新郎，要中国式的，中国味才能出彩。你得穿件长袍，戴个礼帽，来一条大红缎带束腰，好让人家一看就想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或者上海，就想到老式留声机和人力车，就知道是东方情圣戴维斯·王已经光临。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用什么人介绍，一出场就能抢镜头，好好地风光一把。你最好少讲话，你那猫叫一样的英语别让美国人扫兴，一脸深沉一脸苦难也比较酷，看任何人都要像看仇人，要想象那人强暴了你姐姐或者黑了你的吃饭钱，对，就要有这种深仇大恨的感觉。你当然还得用点心计，就是要冲着警察多的地方去，冲着大个头的警察去，这样你才打不过他们，才用不着真的跳楼。 你已经明白了吧？你硬冲就是，不用同他们废话，拿出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样子。他们若拦阻，你就开打。掏心拳，扫堂腿，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一打你就安全了，如果你把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口里冒血，如果你砸烂什么玻璃或者什么照相机，那就更安全了。暴力袭警，起码判你十天拘役。你想想，你小子怎么可能死？你怎么死得了？ 哈哈哈。 方案到了这一步，当然就是内部方案了，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阴谋了。中国人要玩起阴谋来，他们老外傻乎乎的哪懂这一壶呢？你记住，你在监狱里必须绝食，必须抗议，抗议警察干预艺术创作，抗议芝加哥没有艺术自由。你最好一纸诉状把芝加哥警察局告到法院上去，控告他们是中世纪的黑暗专制，迫害艺术家令人发指。你得想想，你现在是新闻人物啦，说任何话都是新闻，放个屁也有录音机录着，打个喷嚏也有摄像机拍着，接见记者的苦差事会让你烦不胜烦，大人物有的苦恼你都会有。你小子就是盼着这一天吧？但你接见记者最好少说话，胡说八道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最好一看见记者就目中无人，就练气功，就打坐，就背诵点什么狗屁经文，或者带着氧气袋、输液瓶什么的，拿出气息奄奄说不出话的样子来，有话让你的朋友去说，让你的经纪人去说。如果硬要让你说，你就不能同他们照规矩说，要答非所问，语无伦次。你反正现在已经东方神秘主义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牢房不是牢房，见记者不是记者。天一句，地一句，你跟那些记者越拧着说越好，越往玄里说越好。那些小记者就是要这种刺激，就是要这种料。 什么？你连什么是料都不懂？料就是新鲜事，就是可以上报纸的材料呵。 你在干什么？你还在听着吗？你回来，回来，我告诉你：你的名气还将越来越大。你得记住，你要戴着手铐继续公布你的行为艺术方案。现在你不用再缴什么广告费了，那些媒体巴不得从你这里讨点新闻呢，你的后续方案他们能不争着抢着要？能不往头版位置上搬？你可以这么说，鉴于芝加哥警察局对艺术家的无理迫害，鉴于你天人合一的情怀得不到世俗当局的理解和支持，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之下，你，戴维斯·王，只好借助民航客机来完成创作。你得请航空公司和旅客们谅解，到时候得请他们不要惊慌并且系好自己的安全带。你非常抱歉，非常抱歉，这一次不能向他们预告行动的时间了，但那个时刻将会到来的，可能是十天之后，可能是二十天之后，可能是三十天之后，在美利坚阳光灿烂的万里长空上，你会突然拧开某架客机的舱门，迎风屹立，气宇轩昂，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你对大地的崇拜和回归……你想想，你这一说，还不把所有的航空公司老板给吓晕？还不把所有的航班订票量吓得哗哗哗往下掉？还不把全国新闻界乃至联邦调查局都搅个天翻地覆呵？……哎，你听没听？你关着门干什么呢？你什么鸡巴要把一泡牛尿撒这么久？想在我家厕所里安营扎寨等着过年怎么的？ 你怎么回事？不舒服吗？你慢慢说，慢慢说。我没听明白。 你坐下来说，说得清楚一点。你的意思，是说你老爹已经在医院楼顶上跳……跳……他贪污了么？贩毒了么？也玩行为艺术？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他……是想给你省钱，想省出钱来让你出国当大艺术家，不让你们再为他花费。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你也从没有对我说过。 对不起。我这人嘴臭，嘴毒，哪壶不开提哪壶，不知道你爹有这么回事。你不要哭了。再哭，我也会忍不住蛤蟆尿了。你爹真是个爹，真是个爹呵，真是个爹呵。他去年还同我搓过麻将今年怎么就得了……怎么就来这么一手呢？癌症，没有办法。来，不要哭了，你哭得我有点害怕……真的害怕，也差不多要癌症了。我们喝杯酒吧，为你爹的在天之灵干杯。 你爹是玩真的，我们都是玩假的。我们都是伤天害理的混蛋。 好了好了，也为普天下走投无路的混蛋干一杯吧。我老婆可能快回来了，来来来，把烟灰拂掉，把烟带上，我们还是到洗衣房去喝。 2001年4月 八〇一室故事 八〇一室故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一天，接到一起无名女尸案报警，警察们勘察案发现场，发现附近有一串遗落的钥匙——也许是当事人遗落，也许是过路人遗落。这就是说，它与该案件可能有关系，可能也没有关系。 苦于侦案线索很少，钥匙仍属宝贵线索之一，不容警察们放过，被小心取回局里。他们开始查找钥匙的主人。后来根据其中一片大钥匙的型号，查到了本地的某锁业公司，得知钥匙属于一种三年前投入市场的保安门锁。接下来，警察又从该公司钢门的销售和安装服务记录上，查到了河湾区一个名为福海花园的住宅区。最后，喀啦一声，钥匙插入后慢慢地旋转，拧开了一张门。 门开了，是八〇一室空空的房间。 文件一：八〇一室装修方案 一、福海花园八〇一室概况： 福海花园由金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获国家建设部aaa级商品住宅性能认定标准，为三星级智能化系统示范高尚社区，提供超值享受，收藏无限美景，为成功精英人士的理想住所。 八〇一室在八层，合同建筑面积为一百九十八点二平方米，套内实测面积为一百四十一平方米，交房为毛坯房。对外窗均为钢塑飘窗，进深为六百毫米。有两个阳台：北阳台为内阳台（工作阳台），该阳台西侧与北侧分别有管径为两百毫米的pvc管与燃气管道通过；西南阳台为休闲观景阳台，外设欧陆古典风格的铁铸栏杆。 强电系统已到位（照明、空调等），弱电系统（电话、有线电视、宽带超五类双胶线、安防等）基本集中于客厅之中。 二、业主对装修设计的要求： 玄关 方便主客从容换鞋更衣，给来客不同凡响又不露声色的高贵气象。主题是自然和祥和。装饰墙面为石砖，色调是威尼斯深蓝。收藏鞋柜和雨具一类的杂物柜用原木制作，柜面需有一定宽度，以便将来置放花瓶，摆插野芦苇或干花、麦穗一类。头顶装日本式纸罩箱灯。柜上置陶艺灯，配合遮窗的一挂竹帘，透露出浓浓的东方禅韵。入口侧面置立式镜，方便主客出门前整装。 客厅 客厅应该是另一片风景，主题是青春、快乐、高尚、现代。墙面、窗帘以及大理石地板等应明亮，比如，地板可考虑用佛罗伦萨橙，地砖可考虑用哈佛红，墙壁可考虑用阿尔卑斯白，窗帘可考虑用墨尔本翠绿。谈话区置放黄白两色相间的欧式真皮沙发（已订货，须占地约18平方米），供主客交谈或视听欣赏。采用北欧（瑞典、丹麦、挪威等）抽象风格的茶几与灯具。藤质的报刊篮，可陈设六种以上的时尚报刊，包括大版型的英文和日文杂志，突显客厅的现代气息。南侧墙悬挂业主博士服，使之成为客厅景观的一个亮点。东墙留出大幅结婚照片的空间。谈话区旁边设置组合柜，其中有业主在政治与学业方面所获奖杯、奖证、奖品陈列专柜。西面安装背投式大屏幕电视。环绕组合立体声的线路和喇叭位置需要预留。包括空调柜机的安装，共需要高位与低位的电源外接口十二个，同时需要顶灯、壁灯、射灯的电源暗线预埋（详见图表一），以便将来满足视听欣赏、阅读报刊、查换碟片、饮茶品酒等活动时的照明需求。风格统一的乳白顶灯，给人柔和舒适之感。 博物架上适当隔开客厅与餐厅，实际上起到屏风的作用，上面应能陈设各种古玩和具有“异国风情”的木制品，可穿插点缀小巧盆景。 餐厅及酒吧 供主客六人左右餐饮。主题是原始和潇洒。设牛仔味吧台，配两张高脚凳。有冷气酒柜和冷气饮品柜的预留位置。有酒具橱柜和咖啡壶的陈放位置。墙面可考虑浅咖啡色意大利小地砖一块一块地拼成，天花由原色条状木构成。墙角适当装饰酒桶、铁锚、渔具、滑轮等异域旧物。预留镖靶的位置。须注意的是，吊顶时需在此区安装环形五彩变光射灯，一旦撤除餐桌，此区可成为家庭舞池。 主卧 应满足夫妻休息、独立起居、私密娱乐以及梳洗化妆的要求。主题是温馨和浪漫。墙面色调伊丽莎白粉红。窗帘色调用普鲁旺斯黄。变光陶艺灯的光线由孔隙中透出，比较迷离和朦胧，营造情感氛围。主要安装设备包括空调、电视机（二十九英寸）、影碟机、音响设备、保险柜、化妆台等。空间布置尽量通透，保证自然采光和空气流通，并注意私密性，比如隔音功能良好。化妆台应设计一正、两侧、一反的镜面，方便主人全面检查化妆效果。 主卫及公卫 主卫实现干湿空间有效分离。主要安装设备包括电热水器、进口toto三大件洁具，以及调温浴体器。还应有储藏洗浴用品、卫生用品、清洁工具、临时换洗衣服的空间，有存放少量书籍杂志的地方。墙壁的瓷砖色彩要淡雅、明丽、柔和，尽量不要用灰暗的那一种。浴缸、脸盆、马桶要大小合适，色调要统一和谐。地砖彩用防滑型。灯具是不可或缺的，最好采用冷色的节能灯，镶嵌在扣入板内。浴品柜面用镜子，增加室内采光度。 公卫陈设与主卫大体相同。注意：主卫与公卫均应在适当位置做花架，以便将来摆设鲜花或盆景，幽香四溢，情趣盎然。还应有悬挂图画的空间预留，让人赏心悦目，文化氛围凸现。 书房 应满足业主两人阅读和案头工作的功能要求。主题是高雅和前卫。色彩偏冷，如地中海风格。应有av出口两个，电话出口两个，数据出口两个，catv出口一个（详见图表二），有充分的智能化的网格布线。主要安装设备有空调、台式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soho设备。书橱有储存大版型书刊的足够空间，主要是储存工具书、经典套书等。有专门的文件分装柜，以利分类保存各种学务、政务、商务以及家务的文件资料。通过对设施不同高差的处理，配合灯光照明，满足主人以坐、卧、立等不同姿势进行阅读和工作的需求。家具应尽可能设计成折叠或抽拉式，在提供储藏空间的前提下，扩大平面活动空间，方便交通，以免拥堵。 预留折叠沙发的位置，可灵活改作来客临时下榻的客房。安装排风装置，以便灵活改作抽烟客人的临时抽烟区（一般情况下，客厅成为严格的禁烟区）。 儿童房 适应小孩成长过程中的学习、游戏以及休息的需求，适应其活动好动的年龄特点。主题是幸福和天真。小孩性别尚属未知，故房间色装饰暂不确定。但基本安装设备应包括空调、电脑、电视机（二十一英寸预留）、小书架、小书案、玩具柜。建议将床做成高架势，留出较大的学习与游戏空间。须特别注意采光及安全。有环绕立体声的线路与喇叭预留，有电子琴、曲谱架的设置空间，以利将来培养孩子的音乐素质。均采用英文标识的壁饰和图画，让孩子从小习惯英语。 工人房 满足工仆起居的需求。设置连接书房与主卧的传唤电铃，以便主人传唤。房门留透明观察窗口，以便主人巡视。考虑到此房有时候也有留居老人的可能，需预留安装空调、电视机（二十一英寸）的线路出口与位置。预留蒸汽足浴器的位置。由于此房间面积较小，橱柜应嵌墙或挂墙，以节省空间。 厨房及工作阳台 应满足一至三人在其中作业。厨房与餐厅相邻，两区之间须改造成半敞开式，满足便捷交通和空气畅流的要求。主要安装设备是电冰箱（220l）、全套橱柜、管道燃气灶、微波炉、烤炉、消毒碗柜、滚筒洗衣机、衣服晾晒器具。安装悬挂式电视机（十四英寸），方便业主下厨时也可观赏电视节目。阳台则应挂满吊盆栽种的绿萝，让长长的绿萝在风中摇曳，婀娜多姿，既是一道独特的屏风，阻隔来自户外的视线，以增强私密性，又有回归自然的象征，与环保的时代潮流协调。 储藏室（大小两间）大储藏室改造成通主卧，为衣帽库。安装环型滑动衣架，确保能挂置一百套左右的服装，壁柜能存放被褥和箱子。应安装干燥机防潮。小储藏室邻近厨房，安装橱柜，主要存放食品和杂物，包括各类diy工具及soho设备和耗材。 三、业主特别提醒： 智能化布线 业主爱好旅行、摄影以及音乐，及时跟踪时代潮流，对线路布设有周密和严格的要求。全宅信息点三十四个，信息面板二十五个（详见图表二）。除工人房外，各房间均可独立观看电视，均可电话接入，还可互相通话，以及转接、代接、同时通话，有电脑话务员功能，可设置限制呼出功能。除工人房外，各房间均有宽带网络接入，多台电脑可自组局域网，并可同时宽带高速上网冲浪。为此，布设暗线时，工人应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充分的技术知识，注意合理和协调，严禁野蛮施工和盲目施工。 材料 材料的选择、初处理以及加工过程中，应考虑防潮、防锈、防虫蛀（白蚁等）以及环保。所有材料应能通过放射性安全检测。 增值鉴于所装修的房产可能在将来用于出售，因此装修设计的最终成果应着眼于巧，结实耐用，性价比高，以便业主将来在出售房产时，能将装修作为独立因素增值出售。装修所有开支须有正规发票并妥善保存。 流程 初步沟通——现场勘测——初步方案构思——第二次沟通——初步方案定稿——施工方案图制作——第三次沟通——施工方案图定稿——材料选定——图纸审核定稿——开工交底——施工现场指导——软装潢布置——初步验收——对不合格部分修改——最终验收（三个月以后）。 热带鱼设计工作室 文件二：八〇一室搜查报告 福海花园八〇一室因涉三二三河边抛尸案，经上级批准予以搜查。因房主不知去向和无法联络，故由该宅区管理处代表第三方在场监督，由我组进行当事人缺席搜查。初步提取疑点证物十八件（附清单）已由第三方代表签字证明。 其他现场观察情况在此简报如下： 一般情况 查无凶器、毒品等违禁物。查无暗室、墙夹层等构造。查无书信、日记、账本等资料。查无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户口、护照等任何有效身份文件，此种情况较为异常。查有宅区管理费、电费、煤气费等收据共四十三份，线索价值一般。 书房 查文件柜中有八〇一室装修方案一份，由名为“热带鱼设计工作室”约三年前完成，对了解八〇一室房主家庭成员、财产、职业等情况有参考价值。查有房地产项目、文化传播公司、民营学校、健身俱乐部等机构筹办策划方案五份，没有正式运作的资料证据。查有澳大利亚某公司家用热水系统经销委托书一份及相关产品介绍资料传真件，没有经营资料证据。有台式电脑与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各一台，均配有“大智慧”和“股票之星”的股票交易软件，但近一年来无交易记录，有当事人股市套牢和暂时出局的迹象。所存文档资料多与股票交易分析有关，是一般的股评和公司年报。查无电子邮件及联系人目录，疑已被主人删除。文档库中有下载的一些流行音乐与楼盘广告图片。有电子游戏软件若干，包括最新的赛车和麻将软件。 查写字台抽屉里有毕业纪念相册三本，名片簿两本，其线索价值有待进一步调查。查有“商务通”一个，内无电子名片及其他资料。从大词典书套中查获名册一份，疑为房主自己打印。根据上面提供的电话号码抽样查实，列名者均为政府、大学、银行、商界的重要人物，涉及广东、上海、北京、海南等多个地域，看似一社交对象名录。各姓名后均有“生日”、“籍贯”、“个人爱好”、“饮食口味”、“电话号码”、“家庭住址”、“亲属资料”、“密友资料”、“经常出入场所”、“禁忌话题”、“性格弱点”等详细记录，在“机密”的标注下还有“重要把柄”的记录。 大卧房 查有未喝完的啤酒两箱半。有烟灰缸。查化妆台上有男用香水、“魔丝”定型水等用品，但室内不显眼处多有积尘。抽屉里有金项链两条。有进口较大号钻戒一只，经特邀专家协验，为伪造品。床头有消闲杂志若干，如《汽车》、《女友》、《时尚》等。橱内有图书比尔·盖次、韦尔奇、李嘉诚、霍英东、张朝阳等很多商业巨头的传记，另有《挪威的森林》、《天龙八部》、《上海宝贝》等文艺书籍。查橱内还有微型录音机一只。另有各款式手机三部及手机充电器若干，有各款式cd随身听两件，有手表四只，均性能完好，疑为消费升级后的废弃物。有不同款式墨镜三副。 值得注意的是：查一抽屉内有女式内衣一件。有女式连裤丝袜两双，尺寸不相同。与储藏室里的女式衣物尺寸更是不合，疑此室曾有另一个（一个以上）的女人出入。 储藏室 查有订制专用保龄球两个，有网球拍和壁球拍各一套。男式服装的尺寸不一样，如裤腰围长度从七十八厘米至九十八厘米不等，如属于一人，则有近年来体形变化之嫌。从这些衣物推测，男房主现在身高应在一米七三左右，体重应在八十五公斤左右；女房主现在身高应在一米六二左右，体重应在六十公斤左右，若与三二三案涉女尸体形比较，要明显的高大，二者不太相符。此点应予注意。 小卧房 查室内有儿童玩具和儿童图画若干，但无儿童衣物。查有女人用品若干，包括布娃娃四个，唇膏四支，以及废品桶里有口香糖、蜜制话梅、太太口服液的废弃包装。查一件挂衣的口袋内有本地至桂林往返火车票两张，有本地至北海汽车票一张。抽屉内有本地税务抽奖餐费发票十四张，从金额都较小这一点看，疑为一人或两人用餐所留。另有港元、泰铢、欧元的零星硬币十多枚。桌上有宽带上网电脑一台，内存浏览网址很多，为一般娱乐性网站。鼠标与键盘上有烟灰残屑。一口杯中有烟灰残垢。查床头柜里有扑克牌两副，小屉内有胃病药若干，另有睡宝、冬眠灵各一瓶，有奋乃静丸两瓶，盐酸氯丙嗪注射剂四盒，利培酮片剂半瓶，均为安眠药或抗精神病药。 查有《瑜伽功入门》书一册，元极功练功音乐碟三张，讲座门票三张。有不同场所的美发、美容、健身优惠卡共八张。另有律师名片三张，其线索价值有待进一步调查。查床下有女式高跟或坡跟皮鞋若干。其中一浅黄色皮鞋里，发现藏有烈性毒药“毒鼠强”两包，另有微型十公里窃听器一只，台湾华州有限公司出品，hk200型，表面有破损痕迹，似为房主有意隐匿。 厨房 查锅台、灶台、微波炉上均有稍许积尘。查抽烟机几乎无油渍，看来久未使用。冰箱里比较空，仅有面包、火腿肠、苹果汁少许。冰箱上供有铜质镀金小观音菩萨一座，座底压曼谷某高僧何年何月何日开光微小字样。座前有小香炉，积少许香灰。 餐厅 查酒橱里没有存备瓶酒，疑房主久未接待客人，也无意这样做。查餐桌布上有微薄积尘。查桌布下桌沿有一较深缺口，疑似刀痕，有发生过暴力冲突的可能。经仔细搜查，一张沙发椅底部的横档上，也有多处破损痕迹，与餐桌的缺口相似，疑为刀具砍击所致，初步确定出自同一利器。从痕迹位置上看，可能是有人用该椅抵挡攻击所留。痕迹色泽有二，是新旧两种痕迹的交叠。 查壁橱里有杂乱的高级补品若干，如太太口服液，人参蜂皇浆等共十二盒，均已过保质期。高丽参一盒已发霉。 阳台 查有闲置冰箱一个，箱门上有砸痕。有花草若干盆，大部分已枯死。 客厅 查博物架上有古董若干，尤以古代瓷壶、瓷瓶、瓷罐为多，经特邀专家协验，全为仿制品，并无什么价值。橱柜里有书画作品若干，经特邀专家协验，也是伪品水货，无收藏价值。另有折叠麻将桌两张，有烟灰缸三只，呈多人曾在此聚集玩乐迹象。有星海牌钢琴一架，多个音键不准，似不曾使用。查茶几玻璃台面有裂纹。茶几下有证券类报纸杂志若干。另有杂乱报纸若干，经仔细检查，发现其共同特点是均刊有移民国外（主要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咨询和代理广告，显示房主可能有移民国外的兴趣。 查玻璃鱼缸里有死金鱼八只，其中三只翻肚漂浮，肉体残缺，疑为金鱼饿极相食而致死。从这一点看，虽然房主没有外出旅行的痕迹，如两扇窗子仍然打开，电源和煤气总闸没有关闭，而且宅区管理员称男房主似乎一周前曾经出现，但从死鱼情况判断，此房已有十五天以上无人居住，或是无人料理。 其他情况 查外卫生间里一瓶洗面液瓶口未盖上，另有水龙头未拧紧，有小水流一直漏泄，估计最后一个离开此房的人行动较为匆忙和慌乱。 刑警大队三二三案探组 ——八〇一室的全部故事就是这样，过于残缺，似有却无，算不上一个故事，充其量只是某一个故事的场景。 看来，本文的标题名不副实，一开始就应该改拟，比如改拟成《八〇一室无故事》，或者《八〇一室场景》，再不就是《八〇一室物品》。 其实，每一件物品都有故事，起码是某个故事的痕迹，甚至可能成为某个故事的物证。但从物品中读出故事，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比如一个没有当过母亲或妻子的人，大概不会从一条男人腰带的尺寸，想到当事人的体重、性格、生活规律以及可能的处世态度。从物品中读出故事，有时候还需要一点侦探式的敏感，比如刑警探员们在此次搜查中，基本排除了八〇一室与抛尸案的关系，但又觉得这个住宅提供了新的疑点，需进一步琢磨与调查。他们的兴奋不已和浮想联翩，正是得助于一些沉默不语的物品，比如这一间住宅里的药丸和字画。 我们缺乏这种敏感，因此常常像一个不懂化学的人走过了一大堆化学方程式，或者像一个不识谱的人翻过了一页页乐谱，眼中什么也没有留下。这些年，我们到过很多房间，到过很多大楼，到过很多地方和很多地方，眼睛里也许有价格、质地、款式、防伪商标等等，但从来没有什么故事，就像一些不懂方程式和乐谱的匆匆过客。 既然没有故事，就不需要故事的结尾。 暂时就这样吧。 2004年6月 是吗 是吗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老d。故事还会涉及到a、b、c以及m。之所以这里都以字母标示他们，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不需要郑重其事地拿姓名来予以区别。而且时过境迁，老d的叙述是否真实无误，是否值得与真实姓名一一对号，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 据老d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故事发生在那一年的冬天，很多史学界同行到北京去，参加八十年代后期一个重要的大会。当时正是老m特别走红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吧，不过是很多人觉得他特别走红的时候——这与人们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的淡漠印象并不一样。作为这个故事的重要人物，老m提早一两个月去了北京，到开会的时候，还没忙完诸多事务，身影少见而且飘忽，基本上不参加小组讨论，偶尔出现在宾馆的走道或餐厅，一个夹着皮包日理万机的样子，冲着这个或那个很努力地笑一下，或者故作惊讶地“嘿”一下，就不知去了哪里，不知何处还有经邦纶国的伟业等着他。不用说，他入住的六一三室也经常门庭若市，很多陌生的面孔探进门来，问他在不在，问他何时能够回到房间，如此等等。这些来客，有的是拿着他的新书来请求签名，有的是背着照相机一类设备前来采访，还有一些是编辑、书评家以及史学同行，满脸微笑地前来求见和拜访。寻找他的电话也特别多，从清早响到深夜，使同房的老a和老b都睡不好觉——那时的会风较为简朴，尤其是史学界开会，好像来的都是古董，只有霉味和锈迹，缺少热气与活力，不占地方，搁哪里都行，三五个人合住一房是通行的安排。 老a和老b是清史专家，从暗无天日的清宫史料深处走来，大概不耐现代的搅扰，想避开那些与他们无关的敲门和电话，便常来隔壁的六一五室来避难。他们遇到老c和老d，四个朋友久别重逢，开始只说些不咸不淡的话。老b说，别看老m一口乡下土话谁都听不太明白，但聪明人呵，聪明人呵，每一步都拿准了政治的脉，我们不得不服。老a说，老m最近的文章文采非凡，只是引的材料都是大路货和二手货，论史居然也没有考古的支持，这种文章么，应该到文学界去拿奖。 接下去，四个人越谈越亲，言语中的春秋笔法就少了许多。不知是谁再次说到他们共同的老朋友——至少算得上老熟人：屁，老m那点套路其实也简单。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他在北京忙乎什么吗？第一步，给各位老前辈上门送书，多少赚得几句称赞，一一详加笔录，立马传达给各大报刊。第二步，待各大报刊落实老前辈们的称赞，编发了相关书评和报道，老m再把这些材料统统复印，呈送各位老前辈以求进一步指教。老前辈们还能怎么办？一看舆论如此，民意与公论如此，当然赏下更多的称赞，这就有了以后的第三步甚至第四步……什么是古人说的“上下其手”？先生们，这就是，这就是。 这种描述有点损，只是来源和出处不详。事后的老a说，这是老c说的，而老c说，好像是老b说的。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老d，号称业内的版本学专家，也含含糊糊闪烁其词前后不一。但有一点较为确定：他们四个人哈哈大笑，臭味相投，同仇敌忾，对业内的诸多钻营风气和伪士行状不以为然。 四个人谈得兴起，把臂邀饮之类的小活动不可免。既然吃喝，当然还引出了很多有关吃喝的话头。不知是谁说到老m悭吝成癖，有一次号称要大宴省外来的同行好友，结果带着客人们绕了好几条街，如同率领着一帮乞丐大游行，顶着烈日，冒着大汗，来到一个满是泔水味的破招待所。他掏出几张皱巴巴的会议餐券，就餐券是否过期的问题，与食堂服务员大吵了一架，委实恶相迭出，才让一旁饥肠辘辘的朋友们，最终吃上了冷冷的盒饭。至于酒，只有他拎来的半瓶，也不知是他哪次享受公费招待时暗中截留下来的。如此奇闻，列入《清稗类抄》或者《古今谭概》一类野史，大概也很够格。 老a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b笑着说，得想办法治他一下。 老c笑着说，是得想办法收拾他一下。 老d笑得更厉害，说这种人乱我党风，乱我学风，乱我酒风。 大会的日程颇长。他们松散而闲适，大多有点无聊，于是修理老朋友或者老熟人的工作，就成了四君子眼下的临时主题。他们想起“薄责于人”的古训，觉得责之不必，不妨将事情付之一戏，拿老m来开开心。老a划拳胜出，第一个替天行道，捡了个便宜，来点低级招数就够用了。他会说粤语，打了个电话到六一三室，用粤式普通话对接电话的老m说，雷（你）好哇，这里是阿（亚）洲电视台记者，洪孔（香港）的啦，专程来京城采访，戏（是）啦戏（是）啦，想给你m先生做一个专题采访啦……他一放下电话，自己就扑哧笑出声来，说老m乐颠颠地连声答应，绝对没有听出他的声音，真以为喜从天降呢。 大家幸灾乐祸，急切地想知道老m是如何蒙在鼓里，一次次派人到隔壁房间去窥探，借口去寻什么人，或者是去送大会简报。第一次探子来报，说那小子已经在洗澡了。第二次探子来报，说那小子已经在抹头油了。第三次探子来报，说那家伙正在对着镜子试领带，试完了三四条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嫌红色的太俗，嫌灰色的太素，已经把衣箱折腾得底朝天。探子老a明知故问，你如何要这样讲究？是不是准备会见女大学生？他含含糊糊岔开话题，说电视里的舞蹈好看，你快去看吧——把自己的美事一个劲地严加保密。 下午过去了。晚餐的时候，他们发现老m一脸怒气，像只好斗的公鸡，见人就揪胸口或瞪眼睛，对这个那个熟人一一质问：是你骗我吧？上午是你打的电话吧？四君子都忍住笑，反问他电话是怎么回事。他把大家的眼睛一一仔细看过，没看出什么可疑的东西，还是颇不甘心。“你们这些小混蛋，从来没安过什么好心！”他拿出江湖上很哥们的样子，指着老d的鼻子横加讹诈：“你不老实交代，老子就不请你吃烤鸭。” 老m没有诈出什么，只得悻悻离去。但他既已生疑，第二轮戏弄若想得逞，当然是难度大增。不过，四君子都是中青年，脑子比较好用。老b想了想，生出一计，还是把电话打进六一三室，口音里略带一点山东腔，自称中央组织部某局的处长，有点盛气凌人地通知对方：眼下中央正要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政，第一批人选已进入考察阶段，局领导对老m印象颇佳，想当面晤谈，希望他下午不要去参加小组讨论，两点整在宾馆大门口候着，一辆车牌号尾数为四八〇一的黑色轿车将来接他。老b还故作神秘，说此事望老m暂保密，以免造成会上不必要的议论。老b说完赶紧放下电话，说言多必有失，言多必失，再说下去，他的山东腔就挺不住了。他还说，电话那一头的老m刚才答应得比较犹疑，似乎是吃一堑长一智，正在判断电话的真伪，正在判断这个山东腔是否接近哪位熟人的声音。也许他还想查问来电者的底细，只是一时没来得及。 还好，他们没有发现隔壁的老m那边有反常的动静。但老b的忧虑不无道理。老a说，你刚才的语气设计不对，“颇佳”、“晤谈”一类文言词也容易露馅，来点嗯嗯呵呵的停顿，也许更像一个处长。 他们对老m是否就范没有把握，但午睡还未结束，老b喜出望外地冲进门来，说快看快看，王师所向披靡，沙场再传捷报了。 四君子都奔向窗口，只见老m穿着大衣，缠着围巾，果然准时地往大门口，在漫天雪花之下一步一滑，在积雪里留下一道新的足迹。他们想象这行足迹的那一头，老m在大门口傻等上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被北风吹得全身哆嗦十指冰凉，对任何一辆黑色小轿车都引颈盼望，一个个都差点快活得孩子般在床上前仰后翻。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刚才的悬虑其实多余。想想吧，中央组织部，就是以前的吏部，握有百官擢贬之权，老m只要没吃豹子胆，没得神经病，即便百分之九十九地疑心这个电话是假，即便认为真实的可能性不足百分之一，也决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有“中央组织部”这五个字，他还能不去大门口乖乖地恭迎？ 这叫做宁忍一万，就怕万一。 再次上当，使老m的脸色有些混乱。他肯定知道事态严重，嗅出了身边的阴谋气氛。事情已经很明白：一个可恶的犯罪团伙正隐匿在他的周围，正有组织和有计划有纲领地与他作对，并且每一招都居心不良，让他有苦难言。他像舞台上一个孤独的演员，陷入了险恶剧情却不知这一剧情还要延续多久，更不知道微笑着的导演和观众隐在强烈聚光灯之外的什么地方。他要冲出十面埋伏，于是突击检查周围的房间，特别是突击检查熟人们的表情。据说他已经把六二三室和六一四室排除在目标之外，因为那两个房间都住着一些青年学者，都是新派人士，而新派人士醉心西学，心高气盛，压根就瞧不上他，不屑于拿他开心。据说他锁定的最大目标是六二〇室，因为那间房里住着几个同省籍的老乡，老乡么，互相之间知根知底，不避粗俗，不分上下，开点出格的玩笑也有一份乡谊顶着，谁也不可能过分认真。这就伏下了很大的危险性。当然，老m还检查过四君子经常扎堆的六一五室，眼珠滴溜溜地四下乱转，目光在老d的脸上深入开掘。正巧，a、b、c这一刻都不在，只有老d躺在床上看报纸。是的，他在看报纸。这太正常了，太冷清了，太不阴谋了，肯定打消了对方的一些怀疑。 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作为第三个接棒的老d，要把升级游戏玩下去，当然需要更多的心思。首先，他否定了电话这种方式。老m两次吃亏在于电话，眼下就算是他爹娘打来电话，恐怕也会被他当作老骗子。然后，他也否定了女色一类中介。老m不是傻子，知道自己以前的轻薄之名，眼下肯定卧薪尝胆严防死守，在特殊时期对一切女性都高度警觉，哪怕是碰到貂蝉再世西施转生也会小心翼翼。最后，老d只好开始琢磨晚上的电影。 这天晚上给与会者放的影片是美国片，叫《午夜》，据说是很资产阶级的一部，是带荤带色的那种，作为“内部参考片”，以前只在文艺界的会议上放一放，眼下能拿到史学界的会议上放，不知意图何在。有些与会者早就在议论这部片子。用过晚餐以后，老m也兴致勃勃地赶早去了宾馆东楼的礼堂，一心一意等待电影的开始。老d的主意就是这一刻冒出来的。 待电影放到一半，渐入高潮，眼看银幕上的女主人公的春情汹涌，他偷偷溜到放映间，请放映员打出一条幻灯通知：m先生，请速来礼堂大门，有人找。 老d谋事颇为心细，故意向放映员报错了老m名字中的一个字，错成了另一个同音字。要知道，这并不妨碍理解的一错，实为神来之笔，极大增强了通知的真实感、正常感、质朴感、纯洁感，其道理很简单：任何做局下套的人不可能把目标人物的名字搞错，于是出错者必为忠良，与任何预谋与心机无涉。 老d弯着腰潜回座位，关注着右前方猎物的动静。他看见幻灯通知在银幕一侧终于出现了，然后看见前面黑压压的背影里，老m熟悉的背影也冒出来了。那家伙果然毫无戒备，前顾后盼了一阵，挽着一件大衣，恋恋不舍地站起来，艰难地从前排一个个背影前挤过，眼睛还不时盯住银幕，直到走近大门了，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老d差一点笑出声来。邻座的老b和老c也乐不可支，捂住了嘴，让前后排的观众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投来疑惑与不快的目光。 四君子不知老m是什么时候返回座位的。可笑《午夜》，一部低俗的娱乐片，其实没有什么，比中国古代大多数色情小说还要素净，但他们可以断定，大家不把这部片子当回事，但老m有特殊心结，此时一定懊丧不已。他错过的这十来分钟，不定就是他永远的人生遗憾。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没有什么，他必不相信；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有什么，他必不满足——听说与目睹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他眼下打脱了牙齿往肚里吞：怎么好意思问？在正人君子面前他要问什么？ 这一天，走出礼堂的老m变得沉默了，平静了，是暴风雨过后的一片落叶，见了任何一个熟人都没有什么表情，据说回到房间里以后，也只是默默地看报纸，有一种悲壮和孤愤之态。 老c在那里瞟了一眼，回来以后有点心软，说这最后一棒是不是算了？人家已经真生气了，我们的三戏周郎也够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不如就此打住。 其余三人说不行不行，还说你是个军旅学者，如何言而无信？如何临阵脱逃？ 老c说，军人就是头脑简单，不会骗人。 但这只是他的谦虚。在他的一再请求免战之后，在旁人一再催逼之下，他最后的出招，其实是一颗高科技原子弹，几乎把大家吓了一跳。事情是这样：他冒充大会秘书处一位人员，给一位大学老校长打了电话，说你是某省的领队吧？你们省里不是有个与会代表老m吗？老m同志不是前不久从新加坡访问归来吗？正巧，新加坡的一个华裔银行大亨来华访问，有心资助学术研究，在会谈中已几次提及。我方教育部长明天晚上在北京饭店宴请，特邀几位学者前去作陪，老m就是受邀者之一。他可带上自己的著作签名本，提前二十分钟赶到饭店，到时候与服务台的孙女士联系，如此等等。 接电话的老校长，是老m的上级，某省与会代表的领队，虽然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有一些事情遭人诟病，但近年来最喜欢支持新潮学者，比如总是把老m的名字挂在嘴上，以示自己提携后学之功。他有时候甚至提携过了头，曾到处为一位青年副教授的抄袭辩白，说没有抄太多，只是抄了一点点。结果，所有不知情者也都知道了抄袭，气得抄袭者自己也大为恼怒，说屎不臭挑起臭，他娘的这个老家伙是何居心？老c正是看中了老校长的职位和身份，看中了他六十多岁的年纪，还有德高望重关心大局的长者形象，借他一张嘴来传话。老校长不知底细，接电话后立即以领队的身份下达通知，其过程顺理成章，正大光明，气势磅礴，无懈可击。老m眼下即使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警觉，也不可能疑到老校长的头上，如何防得了这一奇袭？何况一次结识国际巨商的机会，可能早已让他心潮起伏忘乎所以。他岂有幸免于难的可能？ 从开会地点到虚拟的教育部宴会，有漫长的道路，需要在客流高峰期间转乘几趟公交车，几乎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对老m来说无异于一次残忍的折磨之旅。四君子根本用不着去等待和核查结果，已经在房间里畅饮庆功，一个个自比小诸葛，对各轮攻略一再回味和评点，像最终合力完成了一件精美的作品。老c的酒量很大，喝了整整一瓶二锅头，然后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无中生有的本事原来十分了得，将来不打算搞宦官史了，要改行当作家，写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小说，可能是物尽其用的合适选择。 如果老d没有记错，这一次聚谈时，老a还出口成章，总结出一番人生哲理，说智不在术而在道，老m接连入套无药可救，无非是利令智昏，名令智昏，权令智昏，色令智昏，可见名、利、权、色乃智之大敌。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为人无欲则刚，无欲则智，人骗其实皆为己骗。 大家都觉得这是至理名言。 深夜了，老m还没有回来。 消息到第二天清晨才传来：可怜的老m，不幸的老m，竟然在北京饭店门前的大街上被一辆汽车撞伤，造成较为严重的脑震荡，已送入医院救治。不用说，他当时一定气昏了头，或者是饿昏了头和冻昏了头，眼中根本没有红绿灯，向巨大的黑影一头撞去。医生说，当时如果不是司机及时刹车，老m可能就英年夭折了。 这是一个爆炸式的新闻。会议组织者立即开始追查电话恶作剧。老校长一大早就在宾馆走道里愤愤控诉：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玩笑都开到我的头上来了。都是人民的知识分子么，都是党的知识分子么，怎么能做这样无聊的事？ 有些与会者也在走道上主持正义：肯定是有人嫉妒他！是故意陷害吧？故意打击报复吧？应该让公安局来严查！ 四君子再次相聚，关紧房门，面面相觑，吐着舌头，脸上已经没有窃笑，神色多少有些沉重和不安。电话追查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这用不着担心。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毕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四人中老a年纪最长，立即以老大哥的身份表示自省：“这事主要怪我，疾恶如恶，疾乱如乱，其实对这样的人何必较真？此事下不为例。” 四君子临时俱乐部立即宣布解散。事情到此为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不说了，再不说了。以后也得吸取教训，玩笑适可而止。他们相互叮嘱着，然后分头买了些水果和奶粉，去医院里看望了受伤的老友。当着老m的面，老b谈了一些对老m新作的读后感，说他读到某个精彩段落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种真情吐露让老d吓了一跳。老c说文人无性呐，有些人不好好写作，成天就是算计别人，成天就是窝里斗，实在可恶可恨得很。这种慷慨激昂也让老d吓了一跳。老d当然也说了些假话，比如一直仰慕老m的才情，比如将来要请老m去他的学校讲课什么的，不过刚说完又后悔——他有点担心，这些假话可能让一旁的a、b、c也暗自心惊和暗自琢磨。 走出病房时，他们客气得有点不自然。你先走。你先走。你请。你请。他们在房门前别别扭扭，完全没有了几天来的随意。 回到宾馆里，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握手告别，握出了心神不宁的客套。老d问老a和老b是否需要皮鞋油，说完又觉得这种殷情很是过分。 事实上，从医院回来以后，他们绝口不再议论老m，连相互见面的次数也大为减少。一想到老m在病房里目光迷离、气若游丝以及手指颤抖的模样，他们大概都心有余悸和心存余愧，于是在大会选举阶段热情推荐老m，一定要把他选为新一届中国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说无论从人品还是文品来看，他进入领导班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让这样优秀的中年学者选入领导班子，我们这个团体的生命力就大可怀疑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大可怀疑了。他们甚至为此与反对者们争议不休，说老m的一点绯闻算什么，说老m做人小气一点算什么，看人一定要看大节，要看政治本质。 从老m事后的满脸微笑来看，这些话已经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老m果然当上了常务理事。公布结果的时候，四君子怔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是鼓掌还算热烈。有意思的是，大约一个月后，老a的一封信，让老d差点要一头往墙上撞过去。什么叫震惊？什么叫崩溃或者空白？老d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体会。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或者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老d也算是有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老a来信的大意是：老m的脑震荡完全子虚乌有，不过是串通一个医生朋友，演了一出苦肉计，在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不但赚得了暗算者的恻隐，还赚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这真是四只小螳螂扑蝉，岂知大大的黄雀在后！ 平时自以为聪明的老d，此时真是要愧死。想起老a以前说过的什么术什么道，还莫名其妙地大笑。 多少年后，天各一方，老d很少看到往日熟悉的面孔，相见时难别亦难，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就算想起老m，想起老m当年守着几张旧会议餐券的悭吝，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倒有几分朴实与憨直让人觉得有趣。这种忆旧的温暖感，也许是一种心理老态吧。他常常这样想。 他还在治宦官史，有时读到一些闲书，包括一些记叙史学研究进程的史学。他知道，文科院校这些年培养出了太多的研究专家，这么多专家都要写文章，都要写书，包括写史书，于是八十年代的一些事已经过早地匆匆入史，甚至可能在有些人那里争相放大，直到每一件事都被众多论家之嘴咀嚼得索然寡味，直到每一件事都众说纷纭于是各种幻影不再能叠合出共识，也不再能还原出真相。很多书都说到那次北京的大会。有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是这样说的：那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大会，是错误观念在特定气候下大量出笼的大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引为深刻的教训。另一个版本的史学年鉴则认为：那是一次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拨乱反正的大会，是一次标志着新时期史学研究春天到来的大会，广大学者怀着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在会上对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思路、旧体制、旧方法、旧文风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完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淹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脑震荡？老m？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他们通话的二十分钟，最后只能让老d确认：对方记忆里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融，只有新时期知识界明媚春天的远景。 老d有点奇怪：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或者那一年冬天在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也许，老d需要赶快飞去老a所在的城市，敲开老a的房门，检查一下老a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然后紧紧盯住他的双眼，看那里面是否有可疑的掠影一闪。 2004年6月 兄弟 兄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山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一 进入小学后不久，我炫耀父亲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在同学中吹嘘他的英雄事迹，当然少不了一枪干掉两个狗汉奸之类的惊险故事。方强来我家里做课外作业，看着我爸出门去的身影，也深信不疑地说：“你爸爸看报纸的样子好威武，吃茶的样子也好威武，肯定当过师长！” 我含糊其辞地表示，也就是带一两万兵吧。 “参加过淮海战役吧？” “岂止是淮海战役，东海战役、南海战役都不在话下。” “同敌人拼过刺刀吧？” “你太无知了吧？我老爸在指挥所，哪有工夫拼刺刀？” 方强更激动了：“你爸爸是坦克师师长？是138师吧？要不就是217师的？”他喜欢信口编排出一些想象中的部队番号，“肯定是！肯定！”然后圆鼓着两腮发出嘟嘟的马达轰鸣，横架起双臂做坦克状，一边不停地颤抖一边在屋里兜圈子，把自己向往成一辆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伟大坦克。 这家伙到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帮着我把牛皮越吹越大了，最后竟说我爸是指挥过淮海战役的副总司令。后来，秦老师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次免职与个人表现无关，不过是学校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我不大清楚“阶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系到父母，关系到我是否有戴臂章的权利。因此秦老师的宣布无异于当众一耳光，揭穿了我以前那些关于战斗英雄和坦克大战的无耻谎言，让我永远成为笑料。 我紧紧盯着地面，不敢看任何人，感觉到汗点在脑门渗出，相信他们都在对我大惊失色交头接耳。而且从这一刻起，我不爱说话了，更没心思笑了，一放学就夹着书包飞快溜走，情愿绕道也要包抄那些僻静的小巷，不愿面对任何熟人的目光。我觉得那条空无一人的麻石街小巷是我的天堂，最为安全也最为亲切。 秦老师对我失去笑脸，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在于她丈夫是一个右派，正蹲在牢房里，努力地谋求减刑。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觉悟，包括不得不故意多扣掉一些我的考试分数。方强和小虎也不到我家里来了，因为他们一家家也栽在“阶级”问题上，父母不是小土地出租，就是小业主一类，反正是电影里对地主老财点头哈腰满脸媚笑的那些人，是革命战斗中缩头缩脑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他们的父母肯定也自惭形秽，肯定同我的父母一样，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只允许我们去工农子弟的家，只能交工农子弟为友——这都是一些让我半懂不懂的烦心事。 在这一段比较清冷的日子里，只有疤队长还常到我家来玩耍。 疤队长叫罗汉军，右眼下一个疤痕，使他有了这个小名。他个头矮小，脸上经常没洗干净，放出的屁很臭，学习成绩更好不到哪里去，只有画画身手不凡，比方说刚开学不久他就把所有作业本都画完了，把课本上所有空白处也画满了，气得老师总是冲着他大拍桌子，拍得他低下头去咬紧牙关翻白眼。他画出美国的、俄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各种英武军官给我看，显示出他对各国肩章、领章以及军阶具有丰富知识。他还特别喜欢画马，在我看来比墙上徐悲鸿的那些马还要画得好，因为这些马无论大小肥瘦，无论立着还是跑着，都夹着两条后腿间一个粗大把戏，让我们看得非常开心。 但他画出这些大家伙时毫无邪意，一点也不笑，完全是严肃认真地追求艺术真实。 他穿一双大得出奇的套鞋，比较像个工人阶级的儿子，因此把课本画得再乱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把题目答得再错也被秦老师视为可靠人才，比我血统高贵一些。但他觉得我的古代武将画得不错，对我高看一眼，愿意同我交流艺术经验，也愿意与我一起喂喂兔子看看鸟。在我家的小院里，我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各画各的，画完了互相看一看，直到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我们骑在门槛上各自画画的情景，在蝉鸣声中有清风吹拂的情景，多少年后总是一次次浮上我心头。 他也邀我去他家玩过几次。他家住在北区三公里那一片棚户区，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小巷子里，准确地址是戥子桥五号——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家门号牌有红色框边，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据说是他弟弟画的。他家没有收音机，没有画报，没有脚踏车，其实没什么好玩。几间房子都矮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面有的潮湿得冒水，白天也常常需要开电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让我看到镜框里的几张旧照片。 每次走进这个家，汉军看到椅子左偏右倒，或是看到床上的帐子垮了，就要冲着门外大喊一声：“罗汉民——”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你皮痒了是不？讨打是不？” “我在站岗呢……” “老子挖死你！还不快回来？” 正在门外挎着木枪站岗的汉民，立即跑来收拾乱局，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翻出大眼睛的闪闪光亮。 与弟弟对骂差不多是汉军的每日功课。有一次，我们刚推开房门，一道红光闪过，一只屁股上带着红缨须的小刀已经扎在门上，算是给我一惊心动魄的见面礼。 “老子剥你的皮！”疤队长没有平时的沉静，对弟弟凶狠无比。 “报告上校，这是神刀，绝对不会扎到人的。” “讨厌，滚！” “是！上校！” “不准说上校！” “是！〇〇二！” “不准说〇〇二！” “是！老货！老鳖！” 汉军一掌扇过去，被弟弟躲过了。对方嘻嘻一笑，扬起两根指头往额上一架，算是刷出一个军礼，然后逃入另一间房子。在那扇关紧的门后，有过片刻的安静，但很快又传来他的高喊：“中——中——中——”每一喊声里，都有神刀扎在木器上的声音。 直到他的上校哥哥再一次怒不可遏：“小杂种，你要拆屋吧？”那里面的声音才最终平息下去。 二 罗汉军有个哥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人物，是个印象中模模糊糊的假冒长辈。 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棚户区少见的西式床以及床头柜，只是还没有做油漆。床头柜上有一盏旧台灯，虽然支架被布条包扎，但毕竟是一盏有模有样的台灯。墙角的手风琴也赫然在目，虽然如汉军揭发的那样已塌了几个琴键，但毕竟是一架有模有样的手风琴。屋里还贴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自励自戒性标语：知识就是力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8+6=24？罗汉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我后来知道，这间房子在他们家也是个非请莫入的禁区，平时总是锁着门。因为汉国的数学成绩曾经名列前茅，因为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性俄文朗诵比赛，因为罗家三兄弟中唯有他能拿回光彩耀眼的奖状，所以父母授予他特权，容许他独占一室并且使文明和进步自成一体。汉军对哥哥似乎不以为然，对数学和俄文似乎也不以为然，见大哥回家也不怎么理睬。“嫖客一样。”他有时会嘟哝一句，好像知道嫖客是怎么回事。 那位头发油亮的青年对弟弟的一切都没什么兴趣，冷冷地看我一眼，就钻到他的文明禁区里去了，砰的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有一次，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读书声，确认他已经回家，我敲开门请他解释一道算术题。他只把门打开一条缝，三言两语就完事，好像严防我顺着这条门缝得寸进尺。 我借机看清了他：一个眉目清秀的青年，像某个电影里的明星。 我没有见过汉军的父亲，印象中只见过他的一张空床，还有桌上一个大得出奇的搪瓷茶杯。据说他是一个老建筑工，劳动模范，戴过不少大红花，平时不大管家里的事，经常在工地上加班加点，直到带着满口酒气深夜回家，一进门就倒床呼呼大睡。看到儿子们吵架或者打架，他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要是被闹烦了，根本不论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脑地扑打，把小崽子们统统打出门去，算是对整个事件的权威性总结。他需要这个家，只是需要劳累以后的安静睡觉。 汉军他母亲对这一点大概已经习惯，下班回家后总是捧着一个水烟筒咕噜咕噜抽闷烟，不大说话。汉军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最宠汉民，一看汉民喊救命就会出面袒护，总是把闯祸的责任赖给两个哥哥，甚至不惜与丈夫动手对打。但她的宠爱也多是恶声恶气，比如摸出一角钱往汉民手里一塞，“哭死哭死，有什么好哭？老子一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啊？还不快去买槟榔，吃你的冤枉！” 或者说：“老子还没死，你哭丧啊？你包子也吃了，油渣子也吃了，你那张鳖嘴巴还塞不住？” 汉民就在母亲这把保护伞下活得更加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他吃过包子或油渣子以后，展开对木器的科学研究，让家具无一得到幸免，都被他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最后重新凑拢来，不是桌腿被锯得高低不齐，永远也摆不平，就是柜门被刮去一块油漆，留下永远的伤痕。但他的研究只有三分钟热度，才过了几天，他把斧子刨子一丢，又突然生出养蚕的兴趣，于是家里的桌上和床上到处爬满蚕虫，被子里也有蚕粪，饭锅和套鞋成为囤积桑叶的容具。有一次，汉军发现自己的画作被弟弟撕破了，成了装蚕蛹的纸袋，一气之下把弟弟追打到巷子口，好久都不敢回来。 汉军回头气喘吁吁地发表预言：“这个神经病，将来肯定要祸国殃民，不是判无期就是要吃枪毙！” 母亲露出一颗大金牙开骂：“你打死他吧，拿菜刀剁了他的手，剐了他的皮，打死他你就安心了是吧？” “就是要打死他，给国家节约粮食。” “妈妈的，老子打死你呢。他喂几条虫子碍了你的哪根肠子哪块肺？……” 我是遵照父亲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优秀事迹，倒常常在打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我在他家里没法把关云长或武松画得更好，后来就不大去他家了。 三 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算是友军暂别分头进击，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从他的来信得知，他下乡不到一年就被某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革命家庭的优势。好在他所在工厂与我的插队地隔山为邻，不算太远，他偶尔会翻过山来，送给我一些粮票或者猪油，与我继续交流艺术经验。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军官和武将，还是夹着鸡巴的奔马一类，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大有青年人的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和痞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以至我的知青朋友发现猪油吃光了，就会说：“你那个哑巴朋友呢？怎么不来了？” 但我还是感谢他沉闷的来访，感谢他沉闷的有情有义，包括他偷来哥哥的破手风琴，让我玩了几个月。他的粮票使我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饥荒。 每次回城过年探亲，我的第一件事都是去戥子桥找他。几年下来，我发现他家一步步在发生变化：先是院墙已经粉刷，然后是两间板房改成了砖房，大门刷上了绿油漆，门上还装了个罕见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汉国的手笔？作为劳模子弟，他享受政策优待，没有下农村当知青，进了一家国营工厂，算是父母身边可留一人的安排。他跨上了上海产的自行车，穿上了折线挺括的毛料裤，还勤奋地改变着家居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逐步接轨。他母亲有次吮着铜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等公交车时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小弟，嘴上多出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只脚一踮一踮的。 “请！”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 “你学会了抽烟？” “玩么。”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玩么。” “你哪来的钱买烟？” “报告领导，在下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搞来了担把水。”他是指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我就是下乡的苦命，没办法。但我在农村实在吃不消，饿得眼睛珠子都绿了。我懒得出工，米吃完了就去偷点，油吃完了就去偷点，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根本不管我们了。” “只做了这么些坏事？” “爷哎，我表现这么好，汉军那个老鳖还把我当劳改犯，我还能做什么坏事？他一副卖煮蚕豆的样子，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呵，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抡皮砣。”他是指用拳头打人。 他说这些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女子捂嘴暗笑，让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你也不介绍介绍，这是谁呵？” “报告领导，他是神经婆。”话未落音，被那女子擂了一拳。 公交车来了，我得赶上这一班，匆匆向他们告别。他抓住最后的机会问我：“对了，你说一个人周游世界至少要带什么东西？” 你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周游世界？我对这一问题毫无准备，说大概……可能……至少……要带一个指南针和一把好刀吧？ “不要放大镜？” “放大镜做什么？用太阳光取火？” “对呵。” “那就加个放大镜吧。” “这三样就够了？” “我也没试过，哪知道呢？”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上了车。被乘客们挤得东偏西倒，挤到一个角落去了。越过一些乘客的肩膀，我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追赶汽车，圆睁双眼冲着我大嘴张合，继续他莫名其妙的提问。 我没法听见了，没法回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不知道他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荒唐主意。莫非他正准备周游世界？或者正在什么历险游记里入了迷？但我没料到的是，公交车走到下一站时，我听到车窗外有人大声叫我，原来是气喘吁吁的汉民用自行车搭着神经婆又赶上了我。他冲着车窗大喊：“要不要带地图？……” 我回答要，当然要。 但不知道他听见了没有。 四 汉民回到城里以后，偶尔打打工，更多的时间里是胡作非为，包括用弹弓打碎人家的玻璃窗，给人家的自行车轮胎放气，在电影院里抢人家头上的军帽，把肉食店里一个比他大两个型号的汉子打得哇哇直哭。父母不怎么管他，汉国身为兄弟之中的老大，是不能不管的。但那一段汉国带着小提琴参加了厂里的文艺宣传队，成天忙着排节目，分不开身，只好把弟弟托付给一位当中学教师的朋友。 这位中学教师外号肖眼镜，下棋是霸主，游泳是高手，还有满肚子的历史、地理以及军事知识，无论汉民问什么刁钻古怪问题，总是有问必答，每答必详，镇得汉民一愣一愣的。苏联的坦克已经换过哪几代，美国的最新轰炸机巡航速度是多少……这些闻所未闻的专业资讯，更是让汉民五体投地。才几个月，不仅是汉国，就是汉民他娘，也觉得小崽子真是浪子回头了。他不再偷偷抽烟，不再去巷子口打架，连衣服鞋袜也勤于换洗，洗得家里经常有肥皂泡气味。他夹着一些书本，当然是从肖眼镜那里借来的书，在家里进进出出，甚至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平光眼镜，戴在自己圆乎乎的娃娃脸上，想必也是模仿心目中某位学者的形象。 他母亲高兴得偷偷去乡下祖坟地烧香谢恩，不知罗家祖上积了什么阴德，让汉民这一次碰上贵人。她还要汉国前面引路，提着半篮鸡蛋去面谢肖贵人。 她只希望小崽子把初中功课补上来，以后去考一个技校。 补课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母亲的宏愿只能让汉民冷笑，却不说话，不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有一天，汉国回家，发现地上有血滴，顺着一线血迹找去，发现汉民在水缸边洗手，一只胳膊上缠着透血的纱布。汉国大吃一惊，问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开始不说，直到汉国一再逼问，直到汉国找到了带血的锥子，汉民才吞吞吐吐地交代，说他扎了自己几锥子，磨炼一下自己的革命意志。 “你神经病呵——”汉国已经气歪了脸，“你以为你是谁？你能把鼻涕擦干净就不错了，流几滴鸡血给谁看呵？” “你以为以后就不需要流血了？就没有渣滓洞的辣椒水和老虎凳了？世界革命就大功告成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呵！” 汉国觉得弟弟脸上那种沉默和傲慢十分陌生，也大为费解。这家伙不拿家具搞实验了，就拿自己的胳膊来搞开发，天知道是中了什么邪！该不会再玩一把辣椒水和老虎凳吧？不会在自己肚皮上割一刀，把肠子也掏出来玩玩吧？这也叫革命？他晓得什么是革命？乘汉民出门的机会，大哥在家里展开紧急清查。还好，没发现弟弟的枕头下藏有匕首或者黄色照片，也没发现来历不明的金钱，倒是发现了大量的理论书，比如《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以及整套的《列宁选集》，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经典，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不过，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毛病，就像一团狗屎突然不臭了，反而生香了，只能让汉国更为生疑。尤其是那些外国书，存心不让人读懂似的，一个人名就啰啰嗦嗦占去大半行，放在嘴里死嚼硬咬，还是难以下咽，只能把人呛出病来。这种天书有什么好读？也是小杂种可以读懂的？汉军取来一本俄国车什么人的《怎么办》翻了几页，读得头昏脑涨哈欠滚滚，才知道那是小说而不是工具书，实在没什么用处。 “这些书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偷来的？”等弟弟回家以后，他怒气冲冲地问。 汉民横了他一眼，不愿意搭理。 “你说，是不是肖眼镜要你看这些书的？” “什么肖眼镜？肖大师！” “你晓得什么大师不大师？你怎么不好好向他学数学？” “大爷，做做好事吧，我给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我看这本书就像黄色小说。” “黄在哪里？你指给我看看。” 汉国没读过这本书，“这个车，车什么……” “车尔尼雪夫斯基。”汉民替哥哥念出作者姓名，念得太顺溜了。 汉国红了脸，“名字一听就不是个好家伙，肯定是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专门毒害青少年的。” “你读过没有？你读了再发言好不好？别以为你什么都懂。你知道什么叫做十二月党人？什么叫做召回派？你连这些都不懂，有什么好谈？” “小杂种，你像人了是吧？你卵毛长齐了是吧？你脱了裤子自己看看！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晓得什么书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 弟弟转过背去翻书，嘟哝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口气不小呵？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就想飞。《共产党宣言》也轮得上你来读？我都没读过，你未必读得懂？别装像了，你在娘肚子里再翻两个跟头，看来世有没有可能。” “愚昧！” “你说什么？” “我说你愚昧，愚昧！” 大哥的拳头已经挥过去，但汉民眼明腿快，一闪身出了门，还在门外留下一句愤怒呼号：“打倒斯托雷平！” 多年后汉国才闹明白，那是指旧时俄国专制政府的一个头子。 汉国恼羞成怒，发誓要把弟弟的邪书一把火烧掉。但母亲冲上前来，不由分说在他头上锄了一丁公：“读书比打架好吧？读书比偷东西好吧？你这个臭鳖不让他读，要让他去街上杀人放火呵？……” 这样，汉国非但没有制服弟弟，自己头上还冒出一个大包。 五 初夏的一天，汉国想给自己做一个乐谱架，到处找刨子和凿子，最后撬开了汉民那扇紧锁的房门。他在弟弟房间里还是没有发现木工工具，但拉开柜门，心惊肉跳地发现了油印机、纸张以及油墨，还有一沓署名为“共产主义人民党”的传单。 早些天他就听说了，最近冒出一个反动组织，就是叫这个名称，在很多公共场所张贴传单，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甚至猖狂要求为彭德怀和刘少奇翻案……传单还涉及妇女、知青、临时工、用电短缺等社会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又七拼八凑，引来全市警察倾巢出动，到处搜查和察访，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汉国排完文艺节目回家，登上公交车不久，就发现警察和军人拦车检查，几乎把乘客的全身都查了个遍。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好几次指向他，吓得他心惊肉跳。 现在，他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没想到反动组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与自己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天呐，他还在这里做乐谱架，在这里修自行车、刷油漆、洗衣服、吹头发而且吹口哨，竟然不知道一颗巨型定时炸弹就在身边，而且引线在嗞嗞嗞地燃烧！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汉民，找那个不知死活的畜生畜生畜生呵——他非把对方撕成碎片不可。但他刚跑到巷子口，又觉得首先应该去报告父母，看这一场晴天霹雳般的灾祸该如何应对。说不定应该严加隐瞒，悄悄除痕灭迹？实际上，他已经走不动了，朝父亲所在工厂方向刚走了几步，就蹲下去，靠着墙，捂着脸呜呜哭起来。 父亲和母亲知道这事以后，当然也脸色大变，完全说不出话来。停了好一阵，父亲操起一根铁棍就往家赶，但哪里也找不到汉民的人影。 两天以后，不知死活的定时炸弹回家了，一路上还哼着小调，回味着自己去其他城市分发传单的豪举。他一进巷子口就发现情况有异，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刷刷刷一阵旋风之下，几个身高体壮的警察从潜伏位置猛扑过去，把他按倒在地，双手反剪，完全是老鹰抓小鸡一般轻而易举。他这才发现小巷杀机突现，军人和警察呼啦啦出现在墙头和窗口，出现在四面八方。连高层建筑上也冒出了机关枪、望远镜以及无线电步话机。一个警官操着电喇叭在那里指挥：“目标已经制服，目标已经制服。三组、四组收队，第二方案取消……”以前只在电影里见到的荷枪实弹大军压境，吓得整个巷子里的老百姓都缩头缩脑，也吓坏了汉民。 “你们抓错人了？”汉民挣扎着还想狡辩。 他父亲赶过来，伸手就在他脸上扇了两耳光，然后对警察赔笑脸：“这家伙交给你们了，由你们好好教育。你们要骂就骂，要打就打，我没有半点意见。” 他还向警察一一敬烟，“我早就说了，你们何必这么辛苦？你看这太阳毒的！一阵太阳一阵雨，你们一等两天两夜，就不怕熬出病来？我早说过了，这小杂种肯定跑不了。只要他一回来，我就会送他来投案自首。他舅子、他满姑、他大哥这两天都在到处找他。我罗家都布下天罗地网，还怕他飞了不成？……” 一个警察走过来，与他热情握手，“罗大叔，谢谢你了。” “哪里的话？你们是谁？我是谁？你们是人民政府，我得过那么多镜框子，还不同人民政府一条心么？” 汉民就这样被押走了。他登上警车的时候，回头看见围观者越来越多，还看见人群中母亲眼里的泪水，还有大哥的一脸苍白。 汉军也请假回到了家里。几天来家里没做饭，甚至没烧开水，死气沉沉就像一个墓穴。汉军骂父亲报官是愚蠢如猪。父亲骂汉军胆大包天，知情不报，竟敢对政府不忠。父亲又骂两个当哥的没带好小弟，更骂老婆是狗婆子，惯来惯去，给他家惯出一个反革命，让列祖列宗的脸面往哪里放？他们互相责骂，差一点就要打起来。 汉国与汉军出去摸一摸案情。他们到拘留所探视，遭到拒绝。找到几个脚路较宽的朋友或亲戚，但对方一听这事就连连摆手，吓得话都不敢说，还能帮什么忙？最后，他们只好来到市公安局，经过久久地排队，领到一张接见卡，受到了一位警察的接待。没料到的是，那位警察满面笑容，端茶送水，还引来了一位副局长。“我们要给你们家送一面大锦旗。”副局长热情与他们握手，“如果没有你们家属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如果没有你们这样高的政治觉悟，这个震动全国的‘6·13’大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侦破？这么多案犯怎么可能在两天之内全部落网？我要代表党和人民，好好地感谢你们。” 汉军支支吾吾，说他弟弟早就同意投案自首，只是警察动手早了一步。请政府在审判量刑时考虑这一点…… “你父亲已经说过了，你母亲也说过了，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们放心吧。” “他还只有十七岁，完全是不懂事，是受人蒙骗和利用……” “当然，他太年轻嘛，不是首犯，也算不上什么主犯，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明确政策界限的。何况他还是工人阶级的后代，怎么可能真正走上反革命道路呢？” “我老娘身体很不好，这几天吐血，发烧，水米不沾，一直卧床不起……” “看了医生没有？吃了药没有……她老人家一定要保重，一定要保重。我们过几天就去看她。我说过了，我们还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我们和你们的心是相通的，目标是一致的么。你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也会怎样对待你家的小孩。你们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放心吧。” 汉军眼睛一热，突然跪了下去，脑袋在地上砸出三声巨响。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副局长拉住他。 他顾不了那么多，看见窗台边还有一个打着字的女警察，也冲过去扑通一声倒地，砸了三个响头，担心自己的礼数不够周全。 “不要这样么，同志。”副局长掏出手帕给他擦泪，“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你们虽然是罪犯的家属，但你们没有罪。非但没有罪，你们全家还有功。是不是？来来，你们喝茶，你们不要激动。” 六 汉军来到知青点的时候说了上面这些情况，再一次回味副局长有力的握手，回味他家里那面鲜红的锦旗——是一群警察和几位街道居委会干部敲锣打鼓送来的，上面有“大义爱国高风亮节”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汉军说，等他弟弟出来以后，他就要把弟弟送到我这里来，让我好好教育他。他甚至做好了退职的准备，带着弟弟一起下乡，好好管束他，再不能让小杂种胡来。 我问他，汉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他说，不知道。 他口气里透出某种乐观，这是因为有副局长的握手和微笑，有家里那一面大锦旗。但他对这种乐观似乎又不大有把握，才抓住休息日跑到我这里来，要同我说一说，也就是说一说而已。没有买到汽车票，他就步行了四十多公里路，走到半夜才摸进了我所在的村子。他说只能在这里停一停，顶多停四五个小时，因为他还得赶回厂里去上班——他眼下已沦为反革命案犯的亲属，不得不格外注意遵守纪律。 我不能留他，也没找到面条和鸡蛋给他做点吃的，只在衣袋里揣上两个生红薯，陪他上路夜行。我们走进寂黑的夜晚，走在隐约可见的沙石路面上，听脚下嚓嚓嚓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不时惊跑了路边的青蛙，或者招来附近农家一片狗吠。黑森森的山峦在我们身边有时慢慢地升起来，有时又慢慢地落下去，像一片黑色巨浪要把我们吞没在浪谷。 走得冒汗，我们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赶路。 “都是那个小杂种害的，”汉军发现自己两脚都已经出现水泡，“等他出来，老子有他的好看。” “他挨了这一烙铁，应该会有教训了。” “他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呵。你想想，要是这畜生真被判个七年八年，我老娘一条命不就送到他手上？全家人的反革命家属不就当定了？国鳖也是个王八蛋，守在他面前也是个瞎子。传单就在他隔壁印，他只会梳头发，照镜子，嫖客一样，不闻不问。我老娘也是个猪，把他从小惯到大……” 我想宽宽他的心，说了好几个听来的轻判案件，还说到我自己的哥哥。他原来属于省城最激进的红卫兵派别，下乡时去了一个遥远的山区小县，在那里与同队知青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和讨论，规划着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有一次，一个邻队知青来借粮食，顺手借走了他们的讨论记录本，并且一借就没有归还。后来才知道，记录本作为反革命罪证上交到公社，并且一直惊动了县、地、省各级有关官员。毛泽东南巡时，省委书记在汇报中还提到这事。毛泽东的指示不得其详。后来据一位身处官场的朋友透露，传达下来的只有一句话：“二十年以后再看。”这句话有点费解：二十年以后再看？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还是领袖相信革命形势会越来越好于是小逆贼们会不战自降？……反正就是因为有这句话，因为有这一个神秘莫测的“二十年”，那一伙遭到举报的知青竟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被捕。腊月寒天，他们试探着去公社里请假探亲，干部们的脸上也没有任何阴谋，想都没想，就开出路条，放他们远走高飞了…… 听到这里，汉军果然轻松了一些。“就是么，青年人怎么会反革命呢？不都是想爱国吗？不都在学马克思主义吗？说实话，汉军那小杂种讨厌是讨厌，但他思想比我进步得多，成天就想着国家和世界，都走火入魔了。” “政府肯定要想到这一点的吧？不会不考虑他们良好动机吧？” “至少也得给我老爸一点面子。不然以后哪个还敢大义灭亲？” “当然，当然。” 我们说得高兴了，把话题转到画画，转到汉军最近迷上的油画。我与他约定，等这件事过去了，他带着油画颜料来，与我一起去写生。 我把红薯递给他。 “你吃。” “你吃。我不饿，一点都不饿。” 我们终于看见了渐渐放明的东方天空。 七 我给汉军去了一封信，久久没有接到回信，不知是为什么。这一天队长带着人从供销社买回石灰，怕石灰从竹筐里泄露，用一些报纸给竹筐垫底。我扯了一角报纸去了茅房，在这一角皱巴巴的旧报纸上读到了几则迟到的新闻：样板戏演出、全省夏粮丰收、某三结合小组又实现了科技攻关，如此等等。 一个熟悉的字眼闯入我的眼睛：罗汉民。我大吃一惊，发现这是一则刑事判决公告：……为了保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狠狠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会最终审核批准，所谓“共产主义人民党”的反革命组织首犯肖寿青、主犯罗汉民，昨日已被押赴刑场伏法…… 轰的一声，我眼前一片黑星四溅。 我从头冷到脚，一口气把这句话来回看了几遍：已经伏法已经伏法已经伏法——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疑心是不是有别的罗汉民。当这种愿望和假设一步步消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抽干我的血肉和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人们不是说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不是说副局长的微笑很慈祥和致谢的锦旗很鲜艳吗？事情怎么能这样？一个生命，一个曾经向我打听指南针和放大镜的生命，一个曾经射出飞刀并且叫我上校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从此在我生活的每一天和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没有了吗？…… 已经伏法。没错，就是这几个字，就是这个“已”字，这个“经”字，这个“伏”字以及这个“法”字。我听到了旧报纸里透出的枪声，感到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隐在我身后，对准了我的后脑勺，然后钢铁的子弹嗖嗖嗖飞来，一举击破了我的头盖骨，使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茅厕前面那片泥土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秽物质，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摸不到任何东西，就像一团透明的空气静静飘散。 “出工呵，都到猫公冲打石灰！” “走走走，还磨蹭什么？” “懒牛懒马屎尿多，你在茅厕里过年吧？” …… 队长一个劲叫我。他事后肯定发现我面无人色地坐倒在茅房门前，但他肯定没注意到我的死亡，没注意到我后脑勺无形的弹孔。 我赶快回到城里，直扑戥子桥。但罗家的门紧闭，不论你怎样捶打，也没有任何应答。门口只是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两行字：“坚决拥护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我找罗家的邻居们打听，去一些老同学家里打听，但谁也不知道这一家人去了哪里，只知道自从街上到处贴有判刑布告以后，就没见罗家人出门买过菜或倒过垃圾。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 多少年以后，我看到了一纸判决书上罗汉民的签名，也就是想象中我的签名，还有空白处上的这些话，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时才中断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他还写出了以下这些话： 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个动作。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不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们的儿子。 没有其他纸片了。 但汉民一定还说过很多话，需要我在寂静中聆听，不是吗？在铁窗里，在刑场上，在他最后看过一眼的天空，我不是还能听到他这些话吗？ 妈妈，很对不起，我忘了给你下跪，来不及给你下跪，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爸爸，我一点也不责怪你。为了做一个守法公民，你当然要举报我，当然要把我绳之以法。为了表示拥护正义的判决，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你也不让全家来刑场给你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关系，就不宜有这些拖泥带水和藕断丝连。这我完全理解。你们不但不去刑场，还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高声诵读出劳模家庭的崇高品质和凛凛正气，让周围的人没法对你们找岔子和做手脚。这也是我的希望。 爸爸妈妈，儿子未能尽孝，一直给你们闯祸。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的亲人：我不是一个坏人，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不过是为真理而死，不过是长大成人了，要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请你们相信，一个黑暗的时代不可以万世永存。在我挂着大牌子走向刑场的时候，当我五花大绑度过最后的时光，我心里没有什么惭愧，更没有什么惧怕。我知道你们不会来，但还是忍不住东张西望，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放不下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你们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我只希望向你们说一句话，一句也就足够。不，我其实并不想再看，也并不想再说，更不奢望你们的拥抱。说来也好笑，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目光在这一刻该在哪里停靠，不知道天地这么阔大，自己的最后一眼该投向什么地方。我的亲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你们听到了我的呼喊了吗？ 我没有喊出第三句口号，因为早已套在脖子上的一条毛巾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及时行动，因此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没有提前切断我的喉管，已是他们的客气和关照。 与我同案处决的还有肖大哥，使我一路走得并不孤单，你们放心吧。不过说实话，他有点让我失望。不就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吗？不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吗？前人把渣滓洞和白公馆都熬过来了，我们这又算得了什么？但他供出了所有的同志，到头来还是没有保住自己的小命。可怜的他，甚至没有在刑车上唱出《国际歌》，连两条腿也一直没站稳过，成了两根棉花条，得靠两个军人架起来拖着走。 我其实想帮他一把，其实想帮他擦一把泪，但我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看着他的鼻涕洒成一线。 他也是冤死的。他留下一个不到周岁的儿子，比我死得更惨，因为我毕竟还有兄弟，还可以拜托他们尽孝父母。因为其他同案犯多少还留下了一条命，将来还可能有申冤和报仇的机会。想到这一点，我不忍心怨他，只是想帮帮他，让他在枪口前站稳一点，不要让行刑者们嘲笑。 我的亲人，你们也不要责怪他，不要笑话他。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一定会重新记住这样的名字：遇罗克、张志新、林昭……还有一个可怜的肖寿青。 再见了，我走了。 再见了，我会常常托梦回家。 再见了，你们就当我周游世界去了吧，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八 “文革”宣布结束以后，很多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连我的父亲一案也重见天日。那一天，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轿车驶进我们街区，几个陌生人走下车，四处打听，最后来到我们家里，向我母亲微笑和打招呼。 他们进入低矮昏暗的小屋，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茶杯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坐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突然光临，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向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 她似乎一直没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后，她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窜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我向她解释好一阵，才让她明白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 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搬入宽敞明亮的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 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以前疏远我的一些亲人和朋友重新登门，在我家聚谈和吃喝，发出爽朗的笑声。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退还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卖了一半捐了一半，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家？卖了的也可以无偿退还？是不是房管局的档案乱了套，大家重新洗牌随便摸呵？要是这样，再打一个报告，说方强家那年被红卫兵抄走了十个金戒指，看政府信不信讹，说不定又讹成了呢？……他笑出了很贪婪无耻的模样。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汉民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此时已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当厨工。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的丝绸袄子正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 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围炉取暖，给我们一一发烟。 “你弟弟的案子也翻了吧？” 他没有吭声。 “还没动静么？你们当亲属的也不去跑一跑？” 他还是没有吭声，转身去找烟灰缸。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是不是上面还有阻力？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刚好调进省检察院。” 汉军听我们大谈平反的理由，还有巨款赔偿的可能，追认英雄的可能。关于要不要立一个纪念碑，也进入了我们的思考。但他一直沉着脸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把诸多准备动作做足了，还是一个闷罐子。“你以为公安局和法院就是你们办的？”他最后才嘟哝出一句。 我吃了一惊，不知他为何如此无精打采。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犹豫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政治问题夹杂着刑事问题就是一大难点：当时“共人党”不是缺少经费么？汉民就曾经去盗卖过铁路器材，还胆大包天在银行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只是作案两次，都没成功而已。 我劝他不必多虑：“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和枝节的。抢钱固然不对，但不是没造成后果么？就算有错，也罪不至死吧？” “事情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吧？”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吧？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大案都翻了。” “他们是什么人？你拿起篮盆比天？” “这个案子也不小。” “你们这是屎不臭要挑起臭。” “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呵。”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不谈了，不谈了。”疤队长突然生气了，翻了个白眼，走到窗前朝窗外狠狠啐了一口。 他的态度让我吃惊，好像是吃错了药，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吧？哪有这样不识好歹混账透顶的家伙？我与方强对视一眼，只好悻悻地告辞。 几天以后，方强才告诉我实情。其实，汉军不是不想给弟弟平反，问题在于，不管怎么平反，他弟弟还能再活一次吗？如果不能，那么得到一个空名的后果，却是活活要他老爹的一条命。想想吧，当初汉民是由他父亲举报的，伏法也是他父亲表态拥护的。汉军当然得考虑一下：如果汉民是个罪犯，他父亲不过是大义灭亲，还可心安理得地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成了英雄，他父亲就是卖子求荣，舍家附逆，到头来鸡飞蛋打，甚至成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暴政的同谋和帮凶，将被押上道德舆论的审判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反对于他们家有什么意义？死者既不能复活，活人却要从此负罪。再想想吧，那些平反之后声势浩大甚至家喻户晓的鲜花、哀乐、眼泪、赞词、补偿以及新闻报道，那些闲话者的指指点点和叽叽喳喳，岂不是把老父亲的一颗心千刀万剐？ 毕竟，汉民当年是公安局束手无策之时由他爹主动送上门去的——听方强这么一说，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汉民他妈已经成了墙上一张遗像，而罗伯已年迈退休，因身上风湿病严重，常常卧床不起，四肢关节肿大，痛得他全身冷汗如洗。这样一个老人，眼下架着那副缠满胶布的老花眼镜，浑身冒出酒精气味，经常嗬嗬嗬地喘息，涎水滴在胸襟也不自知。他儿子若有在天之灵，大概也不忍心对他再捅一刀吧？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阻止冤案的平反？至少也要向老人瞒着冤案的平反？比方说帮着汉军夸大他弟弟的过失，使老人相信那兔崽子当年确实罪过应得，甚至相信他效忠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全国胜利推进？…… 九 我接过一张名片，这才让认出了眼前这个卷发美男：“汉国！” 他拍拍我的肩，“你也来开会？” “你呢，哪个组的？”我注意到他的金边眼镜和大围巾，还有胸前的出席证以及大会统一发放的黑皮文件包。两个记者模样的人跟在他后面，似乎正急着等待他接受采访，把他当作这次政协大会的新闻热点之一。 我后来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音像公司的老总，还当上了这个理事那个委员，事业如日中天。我们同桌就餐的时候，他一会儿去接北京来的电话，一会儿去接香港来的电话，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见面的十分钟之内，让我知道他的种种好事，比如他刚刚出国回来。他照顾着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抢先给她夹了很多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向皮短裙说了个什么事，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嘴里冒出“佛罗伦萨”一词颇有意大利韵味。 皮短裙没有胃口，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里的饭菜就是不好吃，然后拿出小皮包离席。汉国也就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一会儿给自己补妆，一会儿戴上耳机听音乐磁带，闭着眼摇来晃去的，让几位高龄委员交换着目光，脸色颇有些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一扫而光，因为汉国的发言实在太精彩。他首先说了两条北京最新消息，让大家情绪振奋，又提到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使听众对他的身份和背景充满好奇。 “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那么多冤屈者为什么还得不到昭雪？我们这里不会是台湾吧？党的政策一到这里就打了折扣，下次我碰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我该怎么向他说？……”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接着说到了当年的“共产主义人民党”，即共人党案件和他的弟弟，一个惨遭杀害的少年英雄，一个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忠贞烈士，一个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众多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七岁的生命！十七岁呀同志们！青春岁月呀同志们！花季少年呀同志们！谁家没有儿女？谁家没有父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岂能忍心…… 在座几位女委员已经不忍心地抽泣，一些老同志也眼眶红红的。 汉国继续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关注之下虽已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并未落到实处。烈士的母亲，当年因悲痛而死，可至今拿到了一分钱的抚恤费吗？烈士的其他亲人，多少年来因冤案而失去了政治前途，不能入党，不能上大学，不能得到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做出了什么补偿吗？…… 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罗委员，我们愿意联名上书，向中央反映你这个问题！” “罗委员，你不要太难过，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小罗同志，你不是同耀邦同志很熟吗？你向他提提呵。” …… 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 汉国又出示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另一位是某退休老将军。据他说，这些首长都感激他弟弟当年的义举，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还拿出一首诗，说是某著名诗人被他弟弟的事迹感动得彻夜未眠，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慰问和崇敬：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眼睛里收藏了所有历史 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的缺席 一声枪响，令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汉国朗诵诗的时候，泪水奔涌而出，尤其是当他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键处，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已经定格。他的头甩出黑发的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人们像醒了过来，报以哗哗哗的鼓掌。 看着他的身体造型，我像看着一尊佛罗伦萨的大理石雕塑，只能从他垂发的剧烈抖动，才发现他还是个活人，才知道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听众走上前去，把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效率。一位戏剧界的委员当场愿意捐款。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干部，上前握住汉国的手，说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说的这些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英魂……老人说到这里已面色惨白，目光发直，偏偏欲倒。随着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大喊救心丸，大喊氧气袋，大家七手八脚把老人扶到沙发里躺下。 我看见汉国发出一声惊叫，扑到沙发前，背脊在老干部脑前一起一伏，直到医生带着担架赶来。 这天晚上，一个大学的学生会请几位社会名人演讲，把汉国也请去了。前来聆听演讲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型卷发在白炽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再次不期而遇撞入我的视野——我是来会一位教师朋友的。面对黑压压的青年学子，他再一次说到了烈士，再一次朗诵著名诗人相赠的长诗，再一次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的鸦雀无声。稍稍令我惊讶的是，当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键处，他还是节奏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定格。他的头照例甩出黑发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我是应该鼻子发酸的，事实上也差不多要酸了，但我发现台上古典雕塑的失声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欲酸又止，反有一丝惊愕。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正是他后来在公众面前一次次雷同的激情失声，使我觉得他的一切所为都有点设计感。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个耸耸肩的动作，似乎都出自台后的排练。报上发表了罗汉民少年烈士当年的日记，让我读出了汉国却没读出汉民的口气，怎么读也有太多的虚构感。报上又发表汉国回忆英雄弟弟的文章，让我总觉得有些离奇不实，比方他说弟弟曾经为抢救农民的山林，差点被山火烧死——有过这种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到我的哥哥：他是否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他说台湾某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 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你同太太拌嘴了？” “没有呵。” “那是为什么？是不是担心报酬太低？”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报酬甚微，只是尽社会责任感而已。他说台湾方面虽然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呵。 “汉国兄，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我哥这一段太忙，何况陈谷子烂芝麻的，有什么好说的？说得太多了，是不是有炫耀之嫌？” 他没有听出我的话中有话，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他把每一个举动的时间预估精确，而且说到做到。 直到最终放弃说服，他也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美国和欧洲，可能圆了他的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出现在一本朋友寄来的英文杂志，是一张背靠沧桑老墙的满脸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苦难和非凡忍受，完全是一个受难的东方耶稣，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他的采访。应该说，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该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某些人心窝子里说，往某些人最想听的方面说。比方他现在是面对西方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改写：弟弟是一个叫“人民党”的地下组织的领袖（“共产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及时摘除）；有millions（数百万）中国人因这一案件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在数字后面随便加几个零）；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不懂中国当代历史）……最后，他还自称该组织领导人之一，当年虎口脱险，曾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一次不过是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 接下来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很多家庭妇女大动悲情的情节。比如他说到《圣经》——他举起手中一本《圣经》，放在嘴边吻了一下，称那是弟弟的唯一遗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枕着它，以表对弟弟的怀念。 他在哪个货摊上买来这个小道具？——我读到这里时真想笑。 记者的采访还在继续：关于肖寿青，关于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汉民当年在银行门前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相当于希特勒当年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那家银行在警察指令下设计了这一事件，然后嫁祸于我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也痛恨当年的警察，但警察竟然狡猾到这种程度，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找到汉国，查证一下他说话的依据。不过眼下他是大红人和大忙人，找他实在太难了。电话打到他的公司，对方说他已经调往出版局。电话再打到出版局，还是一次次扑空。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首长去看望老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什么事由，就说罗副局长今天不接电话，她只能代为转达。 他还算念旧情，听女秘书汇报以后，把电话打了回来，问我有何贵干。 “我看了英国记者对你的采访……”我听到他的沉默，“关于银行门前打劫那件事闻所未闻，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什么银行？” “就是你说的呵。” 他又有一段沉默，接着在电话里发出大笑：“老弟呵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也相信？他们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吗？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找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和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很多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怎么能这样搞呢？太不像话了么。只是我最近工作太忙，没顾得上这件事。” 他把电话挂了。 我无话可说。他做什么都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让我最终说不出什么，也让其他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也许，他眼下正冲着镜子做鬼脸，吻一下自己的英俊形象，憋不住自己的得意微笑吧？ 十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方强多次邀我去他家玩，但我每次进他家那张门，都发现他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 有一次我没有预约闯上门去，看他有没有不打牌的时候。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我说，他马上就回来，要我一定等他。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直到出门时才看见他的满头大汗。走什么走？他抓住我不放，还让我看看他手里的一瓶好酒。知道我确实要去车站接客人，他才无可奈何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还得到回厂里去，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他当然是重返牌桌，连家门也无暇跨进了。 疤队长倒是从不打麻将也从不摸扑克，还能在同学聚会时陪陪我。但他现在更不怎么说话了，总是笼着袖子，给这个添添水，给那个倒倒烟灰缸，有时还去厨房里帮着洗菜或破鱼，忙得一声不响的。他脸黑多皱，过早地戴上一顶呢帽，像他爹当年模样的翻版。只有一次，不知是谁说起了马克思主义，他一时兴起竟打开话匣子，直说得面红耳赤两眼翻白，像要投入什么争论。他居然大谈辩证唯物主义，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鸟人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 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多少响应和拥护，便把深奥理论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喘上一口气，又一脚踏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理论。 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只有某位老同学的胖公子。“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对他的教导不以为然。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吗？”汉军提到一个陌生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学者。 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这个名字，胖公子更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晓得召回派是什么？” 胖公子更加傻眼。 “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出个墙报，办个展览，又是国画又是粉画，那都是专业水平。” 我这才记起他当年的图画。 正在这时，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汉军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机，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再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让我误以为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声音从不谈及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被自己的烈士家属身份害惨了。尽管家人向他隐瞒了法院的平反通知书，隐瞒了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有关宣传，也阻拦了所有记者对老人家的采访，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老人家还是从邻居那里听到了什么。他曾经投河，被别人救了起来。他曾经上吊，被别人及时发现砍断了绳子。有一次，不过是夜里一次普通的停电。老人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怒，跑出门去大叫大骂，骂累了就去推邻居家的门，发现推不开，拾起一块砖头就砸门，吓得邻居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汉军赶到现场拉扯他，才发现他已经不认识家门了，也不认识儿子和邻居了。“这是我的家，你们这些畜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你们拿手电筒来吓得住谁？……” 他全身颤抖不已。 在医院里躺了一两个月以后，他慢慢恢复了正常，能够重新与邻居打牌了，能够重新上街买菜了，能够重新在巷子里扫地并且与老朋友一起去钓鱼了。一场大病只留下了两个不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戒了酒，转而爱上可口可乐，一见儿子和媳妇就要钱，一有钱就去巷子口那个杂货店，转眼间就把钱变成可口可乐的空罐子，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丢在墙角或路边。二是喜欢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的最新社论，包括赞颂中国女排和开展党风教育的各种要文。他找来纸和笔墨，把这些文章的段落抄写成小字报，拿到外面四处张贴，贴在电杆上或者墙头，贴在那些性病广告或招工广告的旁边。 城管队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就撕，撕得老人家十分愤怒。“你们胆敢阻挡我宣传毛泽东思想，小心人民砸烂你们的狗头！”他揪住一个大盖帽不放。 “老人家，你贴这些东西有谁看呢？有这些工夫，还不如去搓一把麻将。” “你怎么知道没人看？无产阶级革命派心最红，眼最亮，永远忠于毛主席！” “你以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怎么了？‘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好？你贪污一包烟，就贴你的大字报。你偷了一袋米，就揪你上批斗台。哪个敢乱说乱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把一切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老鳖，你思想还蛮反动呵？”一个青年大盖帽想吓唬他。 “你这个杂种才反动哩。”老人家上前就是一巴掌，打掉对方的大盖帽，“你们这些假共产党，老子同你们拼了……” 混乱之时，一个比较知情的老干部赶来，劝开了冲突的双方，把老人家引到巷子口细说，还给他买了一瓶可口可乐。不过，等老人回家，墙上他那些招贴文章已不翼而飞，气得他呼吸粗重，满脸涨红，连连跺脚。“毛主席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我没有完成，没有完成呵……”他老泪纵横，回到家里就要找绳子或者老鼠药。 汉军接到老婆的电话，赶回家来对自杀未遂的老人大发其火，转身又去偷偷求城管队网开一面，对那些小字报手下留情。他知道老爹破坏了市容，但他愿意为此承担罚款，或者出钱买下墙上的位置，就算让他爹贴贴小广告，不行吗？ 有钱好办事，老人的革命宣传后来果然得到关照，可以保留三天或更长的时间。 老人比较高兴，抄写毛主席著作更加欢势了，经常背着手在巷子里走来走去，见到熟人就高声招呼，还偷偷地告诉汉军，好多人都来看他的小字报，好多人都看得眉开眼笑的。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谁怕谁？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哩。 十一 汉军守着父亲近二十年，没过上什么轻松的日子。自从他所在的那个工厂倒闭，他拿着一份救济金，间或找熟人接点画广告或者搞装修的业务，手头还是越来越紧。连买包烟也只能冲着最廉价的牌子去了。他曾经与两个同伙做一笔油生意，不料卷入一桩假冒伪劣案，被警察抓进局子里关了几天，要不是一个警察知道他弟弟的故事，要不是方强托人搭救，他可能一脚踏进去就得好几年。 父亲的药费不能不付，城管队那里的墙租费也不得不缴，衣袋里的票子越来越不经掏。这一天，汉军实在掏不出什么了，只得把家里一个进口电饭锅偷偷提到菜市场，卖给了一个卖菜女。 老婆回来做饭，左找右找没有发现电饭锅，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他不疯，我就要疯了！”当即把淘了一半的米摔在水池里，水淋淋的指头指向丈夫鼻尖，“姓罗的，你再卖呵！你电风扇卖了，电饭锅卖了，你最好把电视机也拿去卖掉，把你儿子老婆也拿去卖掉。你不卖就是小婆子养的！” “你讨打吧？”汉军压低声音怕老人听见。 “你打呵，有本事就打死我。你耍什么臭威风？你有威风到你老子面前耍耍看！你有威风到罗汉国面前去耍耍看！他罗汉国就不是你们罗家的人？他是来端过一天药还是喂过一天饭？他是来送过一次米还是来送过一次油？你一到他面前怎么就屁都不放一个？你胯里白挂了四两肉，何不早点去死？你死了老娘也好改嫁呵？好去做婊子呵？” 汉军翻出一个白眼，拍桌子大吼：“你滚！” 女人一怔，捂着嘴跑到卧房里去了，在那里放出一线号哭。摔东打西的声音也噼里啪啦地传来。 汉军抽了一支烟，给父亲揉了一阵全身的骨节，在地坪里做了一阵煤饼，又回家淘米煮饭，最后走到床边冲着女人起伏的背脊瓮声瓮气地说：“哭什么哭？觉得这里的日子不好过，你不过也罢。” “你怕我不敢离？你以为你这里是金窝银窝？” “反正你们洪家从来也看不上我，你们洪家都有钱，你们洪家都是人物，你早就应该听他们一言。” “我就是后悔自己执迷不悟，我鬼迷了心窍才来做牛做马，我当初做婊子也不会这样人不人鬼不鬼！” “我现在就写协议好吧？” “你以为这吓得住谁？吓白菜呵？” “我是说真话。” “你敢写，我就敢签！” “一言为定。你今天不签就不是人！” “老娘不签就雷打火烧千刀万剐！” 妻子一咬牙，果然在离婚协议上飞快地签了字。第二天，汉军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见巷子口停着一台眼熟的红色的日本轿车，看来妻弟们的动作很快，要来接走他姐了。他停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此时应不应该进门，不知道面对洪家的人该说些什么。他想在墙上找到苍蝇或者蜗牛一类值得关心的东西，想碰到邻居然后有停下来说话的理由。他听见屋里传出妻子的哭声：“……我是要恨他，我是要恨他，你们讲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你们要我怎么走得出这张门？十八年了，我没法说他是个坏人，我没有办法呵。老天，我没有办法啊。求你们饶了我吧……” 一片静寂，接着有她弟的一句怒吼：“你是个猪！你是个疯子——” 两个女声也叽叽喳喳跟上，似乎是在继续规劝什么。 “我是疯了，早就疯了……”这是汉军听到妻子的最后一句。 他走出了小巷，走到了大街上，茫然地往前面走。夜幕开始降临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饭店酒楼里人潮涌动。他想买个馒头或者面包，但掏一掏衣袋，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他走到方强的家，还走到另一个熟人的家，但都是走到门口怯于敲门，只是在那里磨蹭了片刻，嗅了嗅门窗里飘出的熟人气味。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墓园，走到曾经地处郊外但眼下已被城区包围的山坡。母亲和弟弟的墓碑就在前面，已经差点被荒草覆盖。他坐下来，在黑暗中埋下头，突然捂住自己的太阳穴号啕大哭起来。 没有人听到他的哭声。 十二 我又来到了戥子桥五号。 我远远就嗅到了车前草的清腥苦涩——这些草长在墙根、井边、后院，有时也偷偷长在床下潮湿的角落。我还远远嗅到了麻石、青砖、朽木以及绿苔，嗅到了门前石阶的冰凉。我听到了大门吱呀一声如此耳熟，似乎门是被我在多少年前推开。我看着进门后左边第一间房子，第二间房子，还有右边和前面的房子，记得当年第一间房子的陈设和模样，记得这些房子当年在油灯下轻轻地摇晃。我看见木窗上有几处刀痕，还有更多的钉痕，还有厨房门后油漆涂下的“八十”两个字模糊不清，想不起这些痕迹后面的故事，想不起当年生活在这里的面容和神情。妈妈。 我见到了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老头儿，还有他的老伴儿，不知是这座房子第几任房主。他让家里的每一间房都堆满了玻璃酒瓶，说靠回收和洗刷这些瓶子能够维持生活。他们也在准备过春节，桌上堆着干肉、干鱼、红枣、年糕、烟酒以及瓜子花生，还有将要贴到门口去的红对联。远远的地方已经有爆竹爆炸的声音。 他问我：“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 “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我还是没有回答。 他说这里的房子都快要拆迁了，罗家的人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不知道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也有几个陌生人来看过这房子，打听过罗家的人，但近几年来已经渐少。有几次他开门的时候还发现门前有一束花，但不知是谁留下的。 我知道是谁留下的。 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没有脚步声。我果然又一次听到身后吱呀的关门声于是暗自得意。我总是被误认为是一个敲错门的人，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一个上门推销挂历、袜子、打火机一类小商品的人，总是与你们擦肩而过。 2001年2月 报告政府 报告政府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5年《当代》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已译成越文。 一 那天晚上闷热。警察把阿龙送进二号仓，把我带到九号仓。我还在回想阿龙刚才回头时恐怖的眼光，就听到一声大喝：“进去！” 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我在黑暗里摸索，瞳孔好一阵才慢慢适应昏黄光雾，渐渐看清了这里的砖墙。房子高得像一口方方的竖井。沉淀在井底的一些活物醒过来了，纷纷坐起来，或者站起来。二三十颗人头中，年轻人居多，也有几张皱纹脸。他们大多剃着光头，目光一齐落在我身上，透出一种发现猎物时的饶有兴趣。 “又来了一盘菜。”有人打着哈欠。 “带了什么危险品？”这句话像是问我。 我摇摇头，也不知道该不该摇。 “你是不是冬瓜头的人？” 我还是摇摇头。 没有人踹我一脚或者给我一耳光。这就是说，我刚才摇对了。也就是说，刚才这些话确实是问我的。 有人拽走了我腋下的棉毯。还有人开始翻我的衣袋，又在我的腰身和胯裆里摸了两把，一直捏到我的脚跟。他们肯定很失望，就像刚才搜我的警察一样，一边搜一边骂骂咧咧，气不打一处来。我此时真希望身上复杂一点，比方有成千上万的赃款被他们一举查获，起码也要有点凶器或者白粉什么的，让他们搜得顺心一些。我固然清白无辜，但总不至于乞丐一样可怜吧？ 可惜，我眼下偏偏就像个乞丐，很没面子，很没内容，只有刚领到的旧棉毯，一支牙刷也只剩半截。警察警惕一切金属物品，担心牙刷把也可以磨尖，长度足以抵达心脏，只给我一个没把的牙刷头。 “脱鞋！”这一命令好像也冲着我来。 我的鞋子肯定也让他们扫兴。鞋底里没有什么夹层。一双胶鞋不是什么名牌，好几个月没洗了，一定臭气冲天。 “对不起了，各位兄弟，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很不好意思。不过，过几天家里人会来看我的。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各位失望。今天请你们多多包涵……”我的声音哆嗦。 “还懂规矩么。”一个小脑袋对我阴阴地一笑，“不过你今天搅了老子的好梦，早不来晚不来，老子一梦到表妹你就来。” 这能怪我么？ 但我得为此事抱歉，得为此点头哈腰。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光头，没见过这么多邪恶的笑。也许是太拥挤，还刚进夏天，他们全光着油旺旺的大膀子，喷出一团团酸汗气，像一种半生半熟夹须带毛的咸肉刚出蒸笼。他们生活在蒸笼里，脾气想必高热和膨胀，哪怕是一句好话出口，都是凶狠狠的烙人。目光这么一盯，就能在我的身上戳个洞。咧开大嘴一笑，热浪就能在我脸上燎起火泡。想一想，这些阎王爷要收拾我的话，那还不就是捏死只蚊子？ “各位兄弟，各位大爷，我确实是冤枉，确实倒了大霉。是他们抓错了人。我不过是偷看了一下妓女。” “这家伙偷看妓女！”有人大叫一声，引起再一次哄笑。 “我身体不好，从小就贫血，三岁得过脑膜炎，八岁得过肺结核，十八岁时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我信口胡编，想引起他们的同情。 “少啰嗦，你在外面打什么工？” “记者，实习记者。” “那你是大学生？” “当然。” “偷了文凭吧？” 他们又笑。有意思，记者也坐牢，教授也坐牢吧？什么时候抓几个教授来，让我们也听听教授放屁，看是玫瑰屁还是茉莉屁。有人这样说。 二 我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直伏在大床台的那一端，旁边有两个人正小心侍候他，一个给他打扇，另一个在他背上按摩，把他侍候得皇帝一样，只差没站上几个太监和嫔妃了。这个人一身精瘦，撅着颗小屁股，背上和胳膊有刺青文身，是梅花或鳄鱼什么的。一只眼混浊不明，还有点斜视，因此两眼放出的目光处于交错状态，一道正面射过来时，另一道朝右上方斜过去了，照管着墙上一个堆放杂物的隔板。我注意到，犯人们笑过以后都把目光投向他，似乎在恭候脸色和指示。 他懒懒地哼出一句：“说话乖巧，鹊子嘴。会唱歌吧？” 我不知道他交错的目光到底是在看哪个方向。 小脑袋立即冲着我大吼：“问你话呢！聋了？” “是问我么？” “当然是问你。” “是问……唱歌？” “就是！问你能不能唱歌！快说！” “能，当然能。” “唱一个听听，唱那个……莫斯科。” 床上又丢来一句懒懒的圣旨。 我还是犯糊涂，不仅没法对接发令者交错的目光，而且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莫斯科，是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吧？这是什么意思？枪战片突然切换成烹调节目，夜总会里冷不丁分发儿童课本，一定是视频信号乱套了。但几个犯人不容我检查视频，又冲着我大吼：大哥要你嚎春，你耳朵打蚊子？你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要我们给你提提精神呵？……有人揪住我的耳朵，朝我屁股踢了一脚，让我把腰伸直一点，把胸挺高一点。他们只差没有塞来一支话筒并且升起大幕。 可这哪是唱歌的时候？哪是唱歌的地方？这里没有舞台也没有伴奏，甚至没有一口干净清爽的空气。这还是在地球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是否知道我在这个鬼地方？这还是在人世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此时正在何处？一天来的逃跑、抓捕以及审讯过去了，录像带快进式的让人眼花缭乱，我突然定格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一头扎进这个汗气滚滚的蒸肉堆里，已经身软如泥和心如死灰，哪还有心情走向莫斯科手风琴声声的郊外？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树叶在沙沙响 …… 我不能不唱，不能不打开僵硬的口腔。眼下就算是要我在粪池里扎猛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只能闭着眼睛捏住鼻子往里扎了。我的音色和腹部共鸣一定镇住了他们，刚唱出两句，斜视眼就眼睛眨巴眨巴，一条缺水的鱼，在歌声的滋润和浇灌之下重新有了活气。他兴冲冲地在床上一跃而起，推开打扇和按摩的小伙计，找出一个笔记本，在本子里翻找着什么。也许是找到了熟悉的地方，兴起的地方，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嚎上一嘴。虽然我紧张得有些气短，声音有时也飘忽，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后来我才知道，相对于我的跑调，他的声音更是完全大撒把，一声嚎上去，又一声嚎下来，再一声嚎上去，一台没有方向盘的坦克，在人口稠密区横冲直撞，一再把我的旋律碾压得粉身碎骨。 “唱！再唱！还有第三段，妈妈的你唱呵——” 他碾得很开心，眉开眼笑地再点一首《亚洲雄风》。等我唱起了头，照例不由分说地上来添乱，每嚎出一拍就重重跺出一脚雄风，发出叭叭的响声。这还不够，他把几个塑料板瓢翻过来当作架子鼓，筷头在上面敲出鼓点，一扬手，筷头敲错了地方，敲到周边的脑袋上，敲得那些人吐舌头，做鬼脸，也嘿嘿嘿地跟着他发癫，放出一些牛喊马叫。 《妹妹你坐船头》更使他心花怒放，一身皮肉浪荡。他把一条毛巾缠到头上，又用衬衣在衣襟里塞出两个大奶子，在床台上扭腰肢，撅屁股，抛媚眼，抹刘海，再加上一些洗澡搓背或者骑马扬鞭的动作。有个犯人把一只鞋子递给他，他就把鞋子当作话筒，拿出大歌星的爱心，与台下听众一一亲切握手，包括把我的手也捏住摇了两下，赢得了满场的大笑和鼓掌——犯人们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拍他的马屁。 我没料到监仓里有这种疯狂，但庆幸他们已经忘记了我，入牢时免不了的毒打，看来让我躲过去了。 高高监视窗上传来一声怒吼：“闹什么闹？” “报告政府，我们……在歌颂祖国和伟大的党。”不知是谁在讨好。 “吃多了是吧？伙食标准太高了吧？” 大家朝窗口看了一眼，突然收声，各自偷偷溜回自己的床位。我还有半支歌在喉管里，也只能吞回去，迅速关机。 谢天谢地。我关机了。一台多功能多碟位的肉质cd总算可以撒尿了。我喉干舌燥，头昏眼花，找到了我的旧棉毯，找到了我的一只鞋和另一只鞋，开始寻找厕所，再寻找今夜的容身之处。我没有料到的是，当我跨过一些头脚交错的人体，蹑手蹑脚来到水池边，哗啦一声，两个纸包砸在我的脚跟前。 回头一看，是小脑袋冲着我一笑。“大学生，强哥赏你一个夜宵！” 哇——周围几个面黄肌瘦汉子都有狗鼻子，刷地一下坐起来，嫉妒的眼光在那些纸包上生根，口水的吞咽声丝丝入耳。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我看看他们，来不及犹豫，更无心慷慨，两眼一鼓，喉头一滚，两块方便面，还有两支火腿肠，顷刻间就在我嘴里不知去向，连嗝都没有一个。我不相信自己已经吃过了，更无法知道方便面与火腿肠有何区别，只知道眼前的包装袋里确实已经空了。这就是说，我刚才吃过了。 “纸！”一个汉子大喝，指着我的纸袋。 我不知什么意思，把纸袋给他。 他接过纸袋，伸出灵巧的长舌，把纸袋里的面屑和油渍舔得干干净净。 到这时，事情算是完结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其他汉子这才怏怏地躺回去。其中有一个大概馋得恨恨不已，装作伸懒腰，把我狠狠踹了一脚。 我痛得好半天没有透过气来。 三 当时的监仓里又破又脏，简直是个垃圾站，既没有后来才有的电视和电扇，也没有后来才有的电视监测眼。在大部分时间里，这里是没人管束的自由世界，打架放血是家常便饭，拉帮结伙弱肉强食是必然结果，牢头也就应运而生。新犯人入仓，先得饱挨一顿杀威拳，从此服服帖帖效忠牢头，是第一堂必修课。 我听说过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从进门第一刻起，我的膝盖就一直在发软，背没有伸直过，好几次差一点尿裤子。我没料到几首歌把最恐怖的第一夜混过去了，没料到牢头是个世界上最不懂音乐的音乐狂，没有什么心眼，刚好掉在我的饭碗里。也许我可以继续用唱歌稳住他，套住他，让他忘记杀威拳这回事。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看见了一个陌生屋顶，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过了好一阵，我才确证这是一个屋顶，是我往后天天要看到的屋顶。我拍拍脑袋，明白了自己身边不会有床头灯和电视遥控器，不会有牛奶和苹果，更不会有未婚妻的留言纸条……倒是有一只男人的大脚，带着一圈脚气病白花花的皮屑，还有脚趾间触目的黑泥，横蛮地堵住了我的嘴。 你他妈的脚往哪里放？我正准备开骂，突然想到昨晚上猛踢过来的脚，就是这只脚吧？莫不是一个杀人犯的脚？这一想，我再次避开它，宁可忍气吞声，不能惹是生非。 在脚的那一边，亮了一整夜的那盏昏灯之下，人影晃动着。有洗脸的声音、水盆相撞的声音，还有各种骂人的粗话，更有大小便噼里啪啦的喧嚣。我忍不住鼻子一酸，心想事情怎么成了这样呵？我好歹也是个大学生，好歹也是个发表过作品的歌坛新秀，甚至还快混成局长的乘龙快婿了，怎么一晃眼就睡在这大小便的声音里？我不会永远睡在一个公共厕所吧？ 天啦，我当初不该去华天宾馆。我不了解小余他们，真以为他们只是去看看妓女，不知道他们是冒充警察敲诈勒索。我看见他们从宾馆大门里仓皇逃出，在一片“抓骗子”“抓骗子”的喊声中跑得比老鼠还快。其实，当时我应该继续挑选我的歌带，继续喝我的可口可乐，不该跟着他们乱窜。我没诈钱，跑什么跑？有必要跟着他们跑吗？那一刻我肯定吃错了药，无异于做贼心虚，自跳火坑，送目标上门，刚好被真正的警察抓了正着。要命的是，我皮包里有一支走私手枪，虽然只是玩物，虽然在我手里从没真正用过，但成了这个案件最重要的物证。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有两个同案犯逃脱了。在把他们抓获归案之前，在他们能够证明手枪的来龙去脉之前，我浑身长满嘴也没有用。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时刻祈祷他们早一点落网归案，虽然这种祈祷很不义气，很卑鄙小人，但此时此刻我别无选择。我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可能回去关闭我的电饭锅了，只能听任桶里那只小乌龟活活饿死了，也没有机会把门钥匙柜钥匙箱钥匙交给未婚妻了。我捶自己的脑袋，掐自己的皮肉，但无论怎么掐也没法把时间掐回案发之前，没法把幸福的时光掐回去，让地球倒转一个圈。 “开饭啰——” 门外传来吆喝，还有走道上木桶和竹箩拖动的声音。其实，早上是不开囚饭的。只有那些在加餐卡上存了钱的人，有亲属心疼着和资助着的人，才可以吃上私费加餐，否则就只能饿着。我看出来了，这里的大部分人同我一样，只能舔舔舌头，吞吞口水，准备把空空肠胃扛下去。我还看出来了，牢头当然是例外。不管是谁点来了面包还是牛奶，点来了油条还是面条，首先都得贡献在他的面前，任他挑选和享用。等他吃饱喝足了，包括他的左右副手也跟着吃饱喝足了，剩下的才属于进贡者。只有到了这一步，他们终于等到了牢头的一个眼色，从远远观看的位置走过来，把残汤剩饭端回到那个角落，弓着背，缩着头，饭勺在饭盆刮出哗哗声响，不会有任何怨言。 我现在知道他叫黎国强，九号仓的一个统治者。仓里所有人的钱都是他的钱，所有人的财富都是他的财富。 他瞥见了我，把我叫过去，笑眯眯地丢来一个面包，让我受宠若惊。 “你说，谭咏麟算不算得上一条腿？” “应该说，当然……”我揣度着他的意思。 “你实说，坦白从宽！” “那还是……算得上的……” “为什么？” “人家音质好，呼吸控制得不错，有美声的底子。” “不愧是记者！”他高兴地转向众人：“你们听听，我说谭咏麟是条吃菜的虫，不会比张学友差。你们这些猪耳朵还不服？” 有几个犯人应付了一丝干笑，表示认下了这猪耳朵。 他斜斜地瞥我一眼，“你以后就是我们这里的谭咏麟，是我的收音机。懂不懂？不过，昨天晚上我困了，没顾得上打你。” 我一口面包卡在喉头没吞下去，呆呆地盯住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他的分叉交错的目光里何处藏有真意。 “开学教育是不能免的。” “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我第一次进仓，被别人放血，躺了三天。”他半躺在床上，架起一条腿，目光投向屋顶。 “大哥，我求你，我得过肺结核，还有脑膜炎后遗症……” “要是怕挨打，那你就去打别人。” “我从来不会打架，从来没有打过架，你看我这手杆，同鸡爪子一样，一打肯定骨折。” “那怎么办呢？”他目光发直，“你以为这里是国宾馆？要你挨打，你又怕痛。要你打别人，你又手杆子细。好好好，这样吧，你就冲着这墙壁撞头，撞两下可以，撞一下也可以，咚咚咚，撞昏就行。这总可以了吧？” 我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优待，还没撞墙，两眼已经发黑。“你行行好。我以后天天为你唱歌行不行？说实话，我可以教你发声，教你识谱，教你唱气声。我会唱谭咏麟的《都市恋歌》、《雾之恋》、《曾经》、《永不想你》、《水中花》……”我把能想到的歌名都想到了。 他不耐烦了，再一次转向众人，“读书人就没有四两骨头，胯里不长毛，天天要阿姨喂奶吃。” 仓里的人大笑。 “他还不如老子的那条狗！” 要打！要打！要打！犯人们都兴奋起来。他们已经看出了领导意图，纷纷举手请战。强哥，把他交给我！黎头，我好久没锻炼身体了！大哥，我昨天输了三根烟，正憋着一肚子火哩，再说我还从来没打过大学仔，今天得尝尝鲜了……毫无疑问，这些家伙都挨过打，都有一肚子冤情和苦水，眼下好容易找到报复的机会，找到了恶毒施暴的对象。何况昨晚上我一个人独享夜宵，刚才又吃面包，差不多是无功受禄越级提拔，正使他们妒火熊熊群情激奋。 牢头一个面渣团子射出去，正中一个人的鼻尖，算是指定了打手。 四 打手就是那个小脑袋，昨天晚上给我夜宵的汉子。我这才发现他又黑又瘦，好像被人拧干了水，晒上几天，再拿去酱腌火熏，就成了这样的腌腊制品。他的嘴巴看上去没有嘴唇，不过是割了一刀，又薄又紧的皮层因此炸破，嘴巴就永远炸成了一个半开。要是笑一笑，他半张脸上都是牙。 我希望他不要过来，但他走过来了。我希望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希望小脑袋突然一笑，或者是牢头突然一笑，然后气氛完全缓解，大家接下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我发现没有人笑。恰恰相反，小脑袋眼里透出满足和快活，兴冲冲地一步步向我放大。所有的人都跟着他拥了过来，你推我挤地争抢最佳观赏位置，似乎要细看我如何挣扎和扑腾，如何成为一只被放血的小鸡——这只鸡已经被对方一把揪住了领口，来了个全身向上的伸展运动。 “你是要长痛而是短痛呢？是要多留只手呢还是要多留只脚？”我没有听懂小脑袋的这句话。 “对不起了，我们前世无冤来世无仇，今天只是公事公办。”他叹了口气，“看你白嫩白嫩像个女仔，我也不想下重手。要不这样，你喊我三声老爸？” 仓里一阵狂笑，还夹着拍掌和跺脚的声音。不，要他做狗爬，要他钻胯，要他吹鸡巴！要他吹鸡巴！要他吹…… 安静了。 其实不是安静了，是我在重重一掌之下失去了听觉。我感觉到自己在空中飘游，眼前只有几道黑丝静静飞旋，有些小虫子在爬动。在那一刻，也许我太恐惧、太绝望、太悲愤，一掌之下已经昏了头。不过昏了倒好，恐惧没有了，一下打没了，倒是有了魂飞魄散时全身上下的自行其是。我事后才知道，我不敢反抗但事实上反抗了，不敢出手但事实上出手了，虽然毫无获胜的自信但事实上一拳捅向了小脑袋的裤裆，操起一个饭盆又砸向他的脑袋，还飞起一脚猛踢他的胸口——这都是人们事后告诉我的，是我不怎么相信的。他们还说我把小脑袋的头揪着撞墙的时候，声音竟像擂大鼓，但我也没听见。他们说我一口咬破了小脑袋的手，但我回忆不起这个血淋淋的情节。 总而言之，一段任人填补的空白记忆之后，我鼻孔里鼓着血泡，扶着墙喘了好半天，勉强伸直了腿。我以为事情还没完，以为脑袋和背脊还要迎接更沉重的打击，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向我动手。我把目光聚焦，把几个人影看清了，发现小脑袋不见了。左右看了一阵，最后发现他躺在地上翻白眼，正被几个人用凉水冲洗。 他怎么了？他是被我打倒的么？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嘴里咸咸的，一吐，骨碌一下吐出一颗牙。 我摇晃着走向水池的时候，犯人们都给我让路，给我递毛巾，给我舀水，还有人给我塞鼻子的棉花团，争着大献殷勤。还有人朝旁人大喊：“你妈妈的欠打？还不快点去拿盐来！”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为我冲盐水。这就是说，我胜利了。的确胜利了。我胜利了所以也就是人上人了。我从此在这里也是个不好惹的角色了，不需要再看这个那个的脸色，不需要再弓着腰避让着这个那个。我终于用一颗牙和满口血泡泡的代价打出了面子和威风他娘的想怎么咳嗽就怎么咳嗽想怎么吐痰就怎么吐痰！我吐出一口血，用冷水毛巾久久捂住自己的脸，把嘴里的突然冒出来的一声大哭捂住，捂住，捂回去。 没有人知道我的泪水。 “谁再来试试？来呀！来呀！”我疯了似的大叫。 我只听到一片掌声。 可怜小脑袋过于轻敌，竟一个跟头栽在我面前，被我打得无脸见江东父老。他从此失去了在仓里的原有地位。不仅大家都笑他这一身伪劣皮肉，这一条无用的尿胀卵，黎头也只能顺从民意，觉得他连一个读书仔都降不住，便废了他的要职，不再负责保管方便面和火腿肠。他还受罚洗厕所一个月，受罚滚下了床台，搬到厕所边去开铺——那是全仓最差的位置，又潮湿，又脏，又臭。 他从此沉默寡语，偶尔咳嗽，背也弯了几分，只是很负责地擦洗茅坑。人家说那里已经擦干净了，他还是闷闷地擦。人家邀他玩扑克，他摸着摸着牌，一不留神又溜去擦茅坑，弯曲的背脊线在隔墙那边一冒一冒，让人莫名其妙地好笑。 他就没机会再把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一架打回来？据说他犯的是伤害罪，一铁铲把老婆的奸夫拍出了个脑震荡，又把自己的老婆一铲砍断了腿。这罪照说不算太重，他自己以前也不当回事，口口声声出狱以后还要追着狗男女再打，要一剪刀阉了那两个骚货。但自从擦上厕所以后，他就像换了个人，成天嘀咕着什么。旁人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嘀咕着老婆要来害他，嘀咕着老婆会串通这个那个来害他，包括串通奸夫那个当县长的舅舅。某警察对他白了一眼，高墙外突然来了一部汽车在叫，某个犯人无意间绊了一下他的脚，在他看来都是他老婆串通正在成功的证明。 他还嘀咕着自己肯定没法活着回去，为此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注意着日历。据说每到重大节日之前，警察总是要毙几个罪犯，那么他肯定逃不掉。他还总是注意着伙房那边的动静。据说每到杀人之前，伙房里就会半夜里起来早早做死囚饭，切得萝卜或者南瓜嘣嘣响，那肯定是为他准备的。 每到这个时候，他就睡不着了，早早地起床，洗脸，抹身子，换上他一件皱巴巴的酸菜西装，是他当优秀售货员时的奖品。他还要对着水池里的倒影刮胡须——可惜监仓里不可能有剃刀，他找来一块玻璃片，在脸上刮来刮去。胡子没刮干净，脸上倒刮出了一道又一道血痕，像几道胭脂没有抹均匀。 这个胭脂脸站在仓门前候着，一候就是一两个时辰，直到仓门打开时，警察是来提别人问话或接见，不关他什么事。 但下一次，一听到伙房里大清早嘣嘣嘣地切菜，他又会去水池边刮脸。 最后，警察也觉得他有点问题，带他去了两次医务室，又把他调到了另外一个仓，看换换环境对他是不是有好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姓朱，外号贵八条，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曾经向送餐人员点了一份红烧肉，指定送给十六号仓的他，但我不知道他吃到了没有，吃到了多少。我希望那个仓的牢头能够多少给他剩一口。我更不知道这份肉会不会吓住他——他不会以为这是警察送来的死囚饭吧？ 五 有很多这样萍水相逢的人，让我至今没法忘记。我还认识一个人，是个真正的死刑犯，外号“大嘴巴”。 那年头的死刑犯，一审宣判后就要上枷——不是戴脚镣，更不像现在戴那种五公斤以下的轻镣。脚枷又名“脚棒”，有传统文物的味道，粗大笨重，工艺简单，有点像铁路上的枕木，由前后两半合成。枕木中挖出了两个洞，枷住犯人的两只脚，使犯人无法走动，甚至难以站立，确有画地为牢之效。枕木两端有螺丝紧固，只能用特别的工具才可拧开。 这种脚枷可以防止死刑犯自杀，做出狗急跳墙的什么事，保证行刑的子弹在法律规定的那一天不会嗖嗖嗖地扑空。 大嘴巴一进仓就戴上了这种大脚枷，让我感觉到胸闷和胸堵，心里一阵阵发毛。当时警察带来两个“劳动仔”，就是那种已经结案的轻罪犯人，可以参加劳动的那种——警察让他们帮助大嘴巴洗澡，换衣，喂水，乒乒乓乓地上枷。大嘴巴还听老警察说了一些宽心的话，神情比较稳定，频频点着头。老警察分派我给他写上诉书时，他朝我淡淡一笑，算是感谢。 突然，警察发现脚枷的一个螺帽不见了。“螺帽呢？还有一个螺帽呢？谁拿了，赶快交出来！”他冲着大家吼。 没有人回答。 “不交出来是吧？搜出来罪加一等，你就死定了！” 还是没有人回答。 警察的目光投向小斜眼：“看见螺帽没有？” 黎头不满这种目光，懒懒地说：“你搜么。” 对，搜！搜！搜吧！搜出来就剁爪子！搜出来就挑脚筋！搜出来以后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光头们幸灾乐祸地大叫，好像都与这事无关，一心帮着警察愤慨。 警察有点疑惑，把大家的脸扫了一遍，大概估计这里一池浑水不浅，只好大事化小，自己找台阶下，带着两个劳动仔扛上脚枷走了。 不一会，他们扛来另外的一副，是一副旧枷，大概是用的时间长了，两个脚洞久经磨损，已经变大了，也润滑一些，戴枷人会比较舒服。 看着大嘴巴面色舒展了一些，我才明白螺帽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刚才有人对那副新枷恨恨不已，与警察暗中斗法略施小计。 我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一直到我一年多以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也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就像我不知道监仓里很多秘密，按规矩也不能打听这些秘密，永远也不能说出这些秘密。比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守所有那么高的围墙，拉了那么多的电网，装了那么坚实的铁门，连一只蟑螂都混不进来，但居然还有蜡烛、香烟、味精、酱油、白酒混过了关卡，甚至有锉子、钉子、刀子、淫秽画片这些严重违禁品混进仓来。有的女犯竟然还在这里受精怀孕——这是一池永远不会澄清的浑水，你没法明白其中的全部故事。 六 警察带着劳动仔走了。大家一窝蜂凑到了大嘴巴面前，打听着他的来历和案情，原来他是个挖煤工，被矿主克扣了两年工资，往上告状，没把对方告倒，反而被矿主派人毒打了一顿，脑袋上的伤口缝了八针。他就是这样起了杀心。 他倒也不怎么后悔，说柴收一炷烟，人活一口气，他这一口恶气是出足了，值！太值了！法官曾告诉他，他只杀了六个人，不是他夸大的七个，因为有个孩子并没有死。他一听就惊讶：“怎么没杀死呢？我补了一刀呀。”法官给他出示受伤者的照片，逼他承认杀人不够七个的事实。他看着照片直跺脚，扇自己的耳光：“他不是那个伢吧？他怎么会是那个洪家老三呢？他活得好好的呀。老天！我要是没有斩草除根，他长大以后肯定会欺负我家笑梅！” 黎头历来敬佩杀人犯，听完案情以后两眼放光，给大嘴巴一个劲打扇，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激动就把大嘴巴“吴大哥”错叫成“高大哥”或“赵大哥”，叫错名字的时候不少。他命令手下人给大嘴巴喂饭，给大嘴巴揉脚和揉背，让死刑犯享受与自己差不多的上等人待遇。抬着大嘴巴去茅坑的时候，他干部参加劳动，撅着屁股，抬着脚枷的一端，一二一二一二地喊着口令，让大家步伐协调，防止东拉西扯。其实，他有点过分地多事。他不用这么吆喝，大家也能走得整齐的。看大哥便秘的时候，他表情再多也帮不上什么忙，一个劲地咬牙切齿，人家还是拉得出就拉得出，拉不出就拉不出。 “对不起，得罪你们了，我只能来世相报。”大嘴巴微微撅起屁股，让我屏住气息给他擦拭。在那一刻，我发现他突然汗如水洗，大概对别人擦屁股这一点紧张万分羞愧不已。 “说什么屁话！我们谁跟谁？”黎头不习惯他的客气。 大嘴巴不哭，不呕吐，不失眠，不拒食，不狂喊乱叫，没有死刑犯通常有的那些毛病，甚至对上诉也不感兴趣。他戴着脚枷端坐，只是经常呆望着高高的窗口，呆望着窗外的一孔天空，惦记着自己的家，特别是一个刚满八岁的女儿。一见日头偏西，他就说这个时候他家笑梅要放学了。一见太阳东升，他就说他家笑梅要上学了。这些话说了无数遍。他还说他以前每次从矿上回家，笑梅都要在村口等他，因此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女儿远远的眼睛。高墙外有一丝小孩的叫声传来，他都会浑身一震，然后说：“这个伢可能也是八岁左右，是个女仔。” 这些话说得我心酸。 有一次，黎头给他一袋五香牛肉。他把小小真空袋放在手里搓捏好半天，正反两面反复看，说笑梅还没有吃过这新鲜玩意。他希望我以后找人把它带出去，捎给他女儿。 “你自己吃吧。” “不吃了。再过三五天，我就要走了，还吃它做什么？”他摇摇头。 我听出“走了”一词不是去指散步或逛街或上班，吓了一跳，极力安慰他：“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上诉会起作用的，高院会考虑的，他们不是已经来问过话了吗？有个记者不是还说要为你说话吗？……”其实，我也知道这些安慰空空洞洞，我替他写的那份上诉毫无说服力。 他苦笑一下，说他杀人太多，杀得太毒辣，说上天，说下地，也是该抵命的。人民政府不杀他就是太无道理了，太不像个政府了。是不是？他只是有点怕死的时候太痛，样子也太难看。他听他老爹说过以前枪毙土匪的事，据说一梭子弹打过去，土匪的天灵盖就飞起几尺高，像旋出一顶什么圆帽子。还有一个女土匪，一阵枪声之下，两只漂亮的眼珠蹦上天，最后挂在树梢上，在太阳光下晶晶发亮，被小孩子当作野葡萄。 他问我：“你说，人有灵魂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哪一天死了，能看见已经死去的亲人吗？” “我不知道。” “我要是能够投胎，能投到黄柏县高井乡去吗？你晓得吧？我家笑梅怕狗，上学不方便。我要是能变条狗，就可以护一护她。你说是不是？我要是变条狗，就可以在她门外转来转去。你说是不是？” 我激动地抓住他，“来日方长，有朝一日我出头了，一定去看望你女儿。只要我碗里有，就不会少她一口。你放心吧。” “你是大恩人。我在阎王那里也天天为你烧香。” 他挣扎着要给我叩头。因为木枷绊住脚，他搅得咔嗒一声，没法站起来，只是额头在手铐上点了一下。 七 他走的那一天清晨，铁门突然咣啷大响，把我从睡梦里惊醒。几支白炽强光灯照射过来，使我什么也看不清。好容易躲开了强光的直射，我看见小脑袋又被来人推到一旁，看来今天还是不关他的事。他的胡须又一次白刮了，新衬衣也是白换了，早早起床也是白费工夫了。 几个武警士兵知道自己的目标，一进门就径直奔向大嘴巴，没等他洗脸和刷牙，就把他连人带枷抬起来，缓缓向门外移去。 大嘴巴转动颈根，朝我斜斜地看一眼，算是最后告别。 “兄弟，兄弟，你慢慢地走呵。”我鼻子一酸，轻轻地说，也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当时仓里太乱，脚步声和吆喝声响成一片。因为牢门窄，脚枷长，士兵们无法把他平抬着出门，就将枷举起来倾斜了一个角度。这使他的最后出门是一种杂技动作，四肢舒展，在空中慢慢翻旋，有一种太空人遨游天宇的姿态。他叫了一声：“唉哟——”大概是脚踝被脚重枷别痛了。我事后回想起来，这一声轻得像蚊子叫，却是一个人留给九号仓最后的声音，真真切切地扎在我心里。 “你们手脚轻一点。”我忍不住请求那几个兵哥。 “听见没有？手脚轻一点！”有人却在我身后大吼。 仓里一片寂静。兵哥们回过头来，几支白炽灯到处照，寻找着叫声的来源，最后照在斜视眼的脸上。他抄着手靠在墙边，对白炽光既不退让也不躲避。 “你凶什么？想造反吗？”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冲上去，手枪狠狠对准了他的前额。这等于给出一个信号。室外突然发出一片哗啦啦子弹上膛的声音。我到这一刻才发现，高高的监视窗外，全是武警士兵们警惕的眼睛，还有黑洞洞的枪口。放风室那边也是一片应声而起的子弹上膛声。原来那里的天窗盖早已掀开，监仓像一口竖井暴露在旷野，井口周围布满岗哨，只是我们刚才并不知道。一见这边有反常事态，那边开始紧急增援，井口上整整一圈射灯全部打开，白炽光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照得连任何一只蚂蚁也无处藏身。井上的兵哥们纷纷大吼：“不准动！不准动！两手抱头！全部蹲下去！都蹲下去！……” 我们都吓得抱头蹲下去了，只有黎头还是横着一只眼，额头紧紧顶住手枪，甚至顶得军官退了一步：“我要你们手脚轻一点！这是抬人，不是抬猪！” “反了你？对抗执法，格杀勿论！” “你杀呀！杀呀！孙子！”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老子今天就是想死！你不在我脑袋上打十个洞，我同你没完！” 黎头今天已经疯了。 他断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的心已跳到了喉头，怕军官一气之下，稳不住指头，黎头的脑袋就真要穿个洞，透透风，一注鲜血喷上墙。如果再加几个当兵的稳不住指头，我们大家今天也会一阵狂舞乱跳，落下全身的筛眼。幸好此时有一警察插上来。“强仔你疯什么疯？找死吗？你有几颗脑袋？今天要不是没时间了，非整你个出屎不可！”他哗啦一声把黎头双手铐住，算是搅了局，然后招招手让兵哥们离开。 一道道白炽电光也渐次熄灭，门外和屋顶的嘈杂脚步声陆续远去。但我们都没说话，也没话可说，一直等到天放亮，等到一块方形霞光从监视窗斜斜地照进来，然后在砖墙上移动，拉长，变形，变成不规则的长锥形，最后变成一束稀薄而涣散的斜线。高墙外有远远的一声牛叫，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报来什么消息吗？大墙外又有远远的几声打桩机轰响，又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咚咚的心跳吗？还有一个声音，初听像小孩叫声，细听像小孩叫声，听来听去，发现它确是小孩的叫声。 我发现，原来任何一种熟悉的声音都会变得陌生。 送餐人员来吆喝了，但没有人打门要餐，也没有人拿自己的东西来吃。我们只是呆呆坐着，说不清自己为什么难受。 这一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把一支粉笔当作香烟，把粉笔的一端蘸上红墨水，就成了点燃了的烟头。我叼着这支假烟，很像一个便衣警察，大摇大摆地往门外走去。警察们没看出我嘴上的假烟，没看出我狡猾地隐藏在一支假烟之后，一个个都向我微笑，点头，打招呼，傻乎乎地纷纷让路，听任我迈着八字步走出了第一道大门，走出了第二道大门，一直走到了大街上的人海里，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 我醒来以后，不知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八 那时候没有室外放风制度，只是每个监仓配一间放风室，两室之间有门相通，像个左右套间。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警察揭开放风室的天窗盖，差不多是掀掉整个屋顶，让阳光穿过粗大的钢筋栅栏投射下来，散一散室内的潮气和臭气，就算是放风了。这比室外放风要安全得多，简便得多。警察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一般来说，水池与厕所也在放风室里，不过看守所超员羁押，每个放风室总是躺着密集人肉，相当于客厅和厕所都成了卧室。 除了去接见室或者谈话室，我们被六面墙团团包围，从不能越牢门半步，眼里既没有草木和泥土，更没有以前生活中的人面。接见室里墙上的一个圆家伙，是叫挂钟吧，很像一个挂钟吧，经常能陌生得让我吓一跳。我发现自己差一点忘记了挂钟，于是紧张地试着回忆以前一切熟悉的人名、地名、物名，试着想象那些东西的形状、颜色以及气味等等，担心这一切会变得模糊涣散，在这个六面墙的洞穴里逐步消失，漏到地底下去。 放风室里那一块方形天空，如果能够向我们开放，就是我们平时唯一能看到的世界了。那里可能有一只麻雀停栖，一只蝴蝶停栖，或者是蓝天里有一丝白云悠悠飘过，让你忍不住要东想一下，西想一下，其实什么也没想。我总是试图抓住这块天空中的任何一丝变化，努力推想外面的季节、环境以及可能的生活情景，确证这个洞穴还在世界上，还没有被世界抛弃，没有坠向太空中越来越远的深处。 别看有些人嘴硬，其实没有人不怕坐牢，没有人不怕自己落在这一块方形天空之下。一到了这里，眼光有极度的饥渴，灰色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疯。哪怕是最硬的汉子，从接见室里回来，在半夜里醒来，都可能忍不住两行泪水。哪怕是最文雅的书生，为了半碗剩饭，或者一个烟头，都可能在这里勃然大怒大打出手，越活越像头野兽。 打架在这里是常事。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是光头们为什么而打，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人打什么人，只知道仓里一眨眼就地动山摇昏天黑地，像夯地机一通电就开始抽风抓狂。有时候你甚至觉得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开战，每个人都是见人就打，没有什么营垒和阵线，打来打去也没有目的。一场恶战下来，有人少了几撮头发，有人的手腕换了个角度。但完成这一切以后，大家一哄而散，该睡觉的睡觉，该搓脚的搓脚，如同什么也没发生。 警察们对这些差不多司空见惯，有时候抓两个打手到院子里教训一番，也管不了下一回。他们甚至问不出什么结果。不光是打赢了的不会说，挨打的也绝对嘴紧，总是露出一脸茫然，与囚友们面面相觑，好像这里一片祥和太平，没有什么事值得政府操心。至于他们嘴边的血污，肯定都是自己“摔伤的”或者“碰伤的”，不值一提。 世界上有很多动物园。但这里是人的动物园，是人们恢复利爪、尖牙、尾巴以及将要浑身长毛的地方，是人们把拳头和牙齿当作真理的地方。你不服气吗？还想来点喷上了香水的什么人格呀、尊严呀、民主呀、法制吗？还想象抹了胭脂口红的少先队员那样来呼唤爱心与和平吗？拉倒吧。我在一本书上读过：猴子有猴王，蜜蜂有蜂王，鱼群里也有头鱼，没有平等可言。特别有意思的是，头鱼大多数是残疾，不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就是有点神经分裂症或者更年期综合征，因此特别顽强和凶猛。养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通常会故意把某条鱼搞残疾，这样它就可能成为头鱼了，就能使鱼群得到秩序和安定了。没有头鱼的鱼群，只是苟活一时的零食。 我们的头鱼也是残疾。我看过他接到的起诉书，给他写过上诉材料，知道他刚满二十岁，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头，照理说只合适在街上卖卖报纸，擦擦皮鞋，扛一桶矿泉水爬上高楼，是赚点小钱的那种人。但他居然当过大街上的菜刀队队长，在南门口到新新商厦一带颇有名气，断过两根肋骨，背上有三四条刀伤，可说已身经百战。这一次入狱的事端，就是一刀捅进人家的胸脯，只因为刀子被骨头卡住了，实在拔不出来，才没有再捅一刀，留下了对方一条性命。 不过，从我认识他起，我倒没见他动过手，大概他人小威大，一般用不着自己亲力亲为。我曾经好奇他的威从何来，老少犯人们也说不大清楚，甚至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这样说吧，他敢于在枪口之前与警察叫板，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就是一种大威。他可以把图钉尖朝上，然后一巴掌把图钉拍进自己的手心，也是一种血淋淋的威。他还可以与人打赌，一口气吃下两袋味精，吃得嘴唇都乌了，两眼发直，全身有一种触电后的痉挛，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两边甩，那当然更是一种疯狂的威。 他还吃过一斤生猪肉。据说他喂养过大狼狗，给大狼狗喂生肉，发现吃生肉的狗最勇猛、最凶悍，自己也就跟着吃。 凭着这一切，小斜眼享有至尊的地位和无边的权利，在监仓里咳嗽一声，就有全仓的鸦雀无声。不仅早上有人替他打水和挤牙膏，不仅晚上有人替他铺床，他喊一声“电扇”，就有人给他大摇蒲扇，他喊一声“收音机”，我就得放下手里的事情，赶紧给他开机和选台——虽然少了一颗门牙，但得播放出各种男声和女声，高声和低声，再加上前奏和过门的各种音乐。包括沙锤、钢鼓、长号以及萨克斯，全都行云流水上天入地并且闪耀着伟大艺术的光辉。我捏住一只鼻孔大摇手掌，摇出的二胡颤音，自己也觉得十分动听。 “我也见过苏什么，苏芮吧？”他淡淡一笑，“那次我在广州同几个弟兄扯扑克，咣咣咣，把他们打得两眼黑，一个个滚到桌子下面。听说有苏芮的演唱会，我召了一部的士直奔越秀公园。我到那里发现没有票了，咔嚓，老子给门卫一个眼色，刷，两张纸往他口袋里一塞……” 我发现他描述往事时，一高兴起来，最喜欢用象声词，就像话语里夹进一些打击乐。比如递眼色是“咔嚓”一声的，塞钱是“叭”的一声的，还有灯光亮了是“咣当”一声的。他的开心事都是铁罐子木桶子，在脑子里碰撞出一路的声响。我相信，他的偶像一定更热闹无比。刘欢是大胖子，出场想必是轰隆一下。程琳是瘦小精灵，出场想必是吱溜一下。费翔英俊潇洒，目光肯定锐利得刷刷刷。邓丽君小甜妹的脚步呢，必是咿呀咿呀在心窝子里揉。 “你怎么一嘴的打击乐？” “什么打击乐？”他睁大眼。 “也就是递个眼色，咔嚓一下做什么？” “我咔嚓了么？” “你刚说的，自己就忘了？” “你胡说。” “我怎么胡说？要是有个录音机，叭叭叭，全给你录下来！” 事后一惊，我也学会了象声词“叭叭叭”。这真是没办法，同他一起混久了，我脑子里也多了些莫名其妙的动静。 他虚心地向我学唱音阶，学识简谱，还记下了很多歌词，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笔记本花花绿绿，一些歌星头像的剪贴，来自破报纸旧杂志。一些用彩笔描出来的山水、花朵、青松翠柏什么的，装点着各种歌词。其中大部分是流行歌，无非是爱情呵泪水呵小雨呵花朵呵昨天呵黄昏呵孤独呵，粉红得厉害。他的错别字太多，总是让人连读带猜，硬着头皮看甲骨文。 但他的五音不全一次次让我失望，糟践艺术的恶习更让我经常气愤。《恰似你的温柔》在他嘴里恶声恶气，成了掐死你的温柔。《酒干徜卖无》开头两句本来是：“多么熟悉的声音，伴我走过了多少风和雨……”但他心里一邪，常常唱成“多么恐怖的声音，陪我多少次抽脚筋……”还有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里面有两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一高兴就唱成“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缸边，听妈妈讲那锅里的烧饼……” 他有时还强迫大家一起来糟践艺术。有一个福建籍的老光头，把任何歌曲都当安眠曲，谷堆旁也好骨灰缸也好，他一听就呼呼入睡，放出尖锐的鼾声，使歌手觉得大煞风景。 黎头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看他上厕所就脚下使绊子，有一次还借口那家伙把“馒头”发音为“慢猴”，对闽南方言勃然大怒，说这老货进仓两个月了还不会普通话，简直不是个人，命手下人扇他两耳光。 “到底是馒头还慢猴？你说！”小斜眼揪住对方的耳朵。 “馒头，馒头！” “再说一遍。” “馒头！” 黎头这才松手。 说实话，这里不是播音室，普通话就那么重要？何况黎头自己的京腔也是狗屎团子。但大家敢怒不敢言，身处牢头的淫威之下，折磨着自己口腔舌头，还是尽力挤压出一句句中国外语，反而让人没法懂。 同样道理，监仓也不是军营，把口杯放成一条线，毛巾挂成一条线，棉毯折得四方四正有棱有角，这些黎头立下的规矩也十分可笑。他一时心血来潮，是不是要把我们统统培养成纪律严明的特种部队？是不是要争创模范卫生单位？我后来也蹲过别的仓，当劳动仔时还到过其他仓干过活。我发现很多监仓一点组织纪律也没有，犯人们吃饭时分成三国四方的这一“锅”那一“锅”，有了纠纷时找不到联合国，找不到维和部队，一口饭都吃不安稳。那些监仓更没有卫生执法和语音学执法，文化档次太低了，经常乱得像狗窝猪圈。这样一比，九号仓虽然也是奴隶社会，但至少是个比较整洁有序的奴隶社会。我对此似乎不应有什么怨言。 九 因为会嚎春，黎头对我比较器重，有时拍拍我的肩，赏我一支烟，或者一个没吸完的烟头，让我止止瘾。他经常对我没头没脑傻笑一下，没有什么下文。见我胡子长了，觉得我不讲卫生，面容很不艺术，拿来一个牙膏皮做成的胡夹子，定要为我夹胡子。他不知为什么对夹胡子有极大兴趣，曾在很多人脸上操作这种手术，并且享受了充分的快感，因此决不会放过我这个工件。但他哪里是夹，分明是扯，是揪，是野蛮施工，夹得我的两腮一阵阵麻辣烫，实在痛苦难当。但再痛这也是领导的关怀么，再痛也比挨打要强么，我只能忍着，说他夹得好。 他有时也要我给他夹，指导我操作牙膏皮的技术。奇怪的是，不管我如何夹得重，他眉头都不皱一下，从没什么感觉。 夜晚太漫长，仓里有时会举办晚会，叫花子穷快活一下。他在这时总是把我叫到他身边坐下，权当是他的艺术参谋长，行使评审节目的大权。其实这些节目都算不上什么，除了唱唱歌和讲讲笑话，剩下的就是瞎胡闹。一个叫“老猫婆”的走走猫步。一个叫“唐老鸭”的学学鸭叫。一个叫“老鼠”的就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在旁人的膝盖下或胯下“打地洞”。一个叫“雄鱼头”的没什么好表演，就在地上翻跟头，嘴里胡乱吼上一通，听上去不像是雄鱼倒像是林子里的狗熊……这些动物名字都是黎头派定的。他觉得张某某胡某某这些名字太复杂，叫起来也没意思，不如一律简化为动物，或者简化成“收音机”、“电扇”、“楼梯”一类工具，世界就简单得多了。他觉得世界上有动物的名字和工具的名字，就足够了。 如果节目出尽时间还早，他就要大家摔跤打架。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动物们和工具们高喊口号，各就各位，摩拳擦掌，一边号叫一边撕咬和扑打——这就是九号仓以武会友的每月擂台。黎头一高兴，召集我这样的评委，评出一等奖、二等奖、入围奖什么的，相应地奖出饼干或者香烟。说实话，有了这种物质刺激，没有哪个不会眼睛红红地发起猛攻。 这一天我们疯过头了，只顾着跺脚和鼓掌，没注意牢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更没有注意鬼子偷偷进了村。当时我们取笑一个败下擂台的麻子，正在大声背诵一首骂麻子的民谣：筛，天牌，烘篮盖，雨打沙台，虫子蛀白菜，石榴皮翻过来，长街烂泥走钉鞋，满天星斗无云遮盖……我突然看见坐在对面的几个人空张着嘴，一脸的表情凝固，这才领悟到我身后发生了什么。 回头一看，是车管教那一张阴沉沉的脸。 要死，今天怎么这么巧！他脸上也有两三颗阴麻子。 “念呵，怎么不念了？”他笑着问大家。 我们不敢吭声。 “普通话说得比我还说得标准么，朗诵也很整齐么。是不是想到北京去汇报演出？” 有人急忙献上两个苹果，想讨好或者通融一下。“报告政府，我们是笑邱麻子，绝对只笑他一个人。我们对您是无限尊敬和无限热爱的，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同政府作对。我们觉得政府今天好靓丽，好光彩……” 这真是越描越黑，揭疤抹盐，气得车管教一脸通红，啪的一下打掉苹果。“聚众喧哗，违犯监规。说，谁带的头？”他把我们的脸一张张看过去，指着我们的电棒一直在颤抖。“好吧，你们不说，你们有种，给老子玩邪的。把这里当成了渣滓洞和白公馆？想玩一盘宁死不屈永不变节是吧？要迎接解放绣红旗是吧？嗯，想得好，很好。只是都没睡醒。” 他嘴皮包住两颗暴牙，一个小脑袋支着两只招风耳，一看就是个机灵人，阴毒主意不少的人。老犯人都说他平时惩罚人的方式花样百出，一只蚊子专咬你的脚踝骨，一根刺专扎你的指甲缝。这一次，他的想象力还不算丰富，没有罚我们到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暴晒，也没有罚我们去跪瓦片渣子，只是用电棒逼着我们继续玩游戏。玩法当然要改一改：围坐一圈，击鼓传花一样打耳光，算是互相醒脑，集体受教，不用他来动手。 “不打不成人呵。”他语重心长地说。 大家对新玩法不很适应。一耳光打给下方，下方本能地跳起来反击，耳光就没法往下传，整个规矩就乱了。只是经车管教再次教练，大家才慢慢克服本能，眨眨眼，想一想，弄明白自己出手的方向。这样，一阵噼噼啪啪下来，总算把耳光传得很顺利，但人已经晕了一半。 在他叫停之后，我几乎没听清他说什么，只听到最可怕的一句：再玩！ 又是几轮耳光传递，大家都头昏眼花，渐渐有点看不清人了。天旋地转之中，我觉得旁边有个家伙的上身与下身已经错位，另一个家伙的脸则窄成了一条线，黎头则在一个劲冲着我笑，身子一张纸片似的在风中飘摇。我肯定也是傻了，大祸可能就是在这一刻铸成。 不知什么时候，有了锁门声，是车管教走了。我还没来得及高兴，扑通一声来了个狗啃泥。 “你这个臭杂种没王法了！”我听到黎头在大叫。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骂我。我后来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坐在他上方，耳光都扇在他脸上，早已使他怒不可遏。一不留神就把他打重了，更使他狂怒无比。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受害者呵，被我的上方打得更重呵，左脸早成了一个热面包。我那一刻只惦记着身后晃悠的电棒，哪还管得住自己出手的轻重？ 他揉着自己的腮，狠狠地啐了我一口。动物们和工具们立即遵令上前，一张棉毯蒙住了我，对我来了一通黑打。这些王八蛋落井下石，冤不找头债不找主，把我当成了今天的出气筒。 十 黎头是个半文盲加法盲。他的上诉书我根本没法写。如果我告诉他，杀坏人与杀好人都是杀人，在法律上同罪，没有什么不同，他一定会惊讶得两眼圆睁，好像我是一个火星来客，头上顶着鹿角，两腮支着鱼翅。 如果我告诉他，法律就是法律，一般不考虑强盗在打杀时是冲在最前还是躲在最后，在逃跑时是溜得最快还是撤在最后，在分赃时是比较贪心和还是比较大方……法官不会在强盗中评选劳模，而且越是有劳模品格的强盗，有时越会遭到法律的严厉打击。他对这种说法肯定更会惊讶得缺氧，好像我不光是个火星来客，而且一步步精确计算，硬是把一加一算成了一万。 这样说吧，他也许知道什么是犯罪，但脑子里另有一套歪理邪说，出口就是胡言乱语不着边际。比如他看不上贪污受贿，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它武不武，文不文，只是依仗权势和关系，不劳而获欺世盗名，好汉不为也。他也看不上盗墓、扒火车、撬井盖、割电线，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它们太累人，简直是重体力劳动，搞得一个个黑汗水流，气喘吁吁，就像乡下的农忙，一点都不爽。用他的话说，可以流汗的地方满世界都是，那些鸟怎么喜欢流汗？怎么不到祖国大西部去搞开发？ 他最蔑视的罪行要算嫖娼了，尤其是“因公嫖娼”——这是一个嫖娼犯的说法，指消费公款的公关接待活动。 这个嫖娼犯是个山东大汉，仪表堂堂，算得上小帅哥。他刚来我们仓时，对门十四号仓的牢头还通过劳动仔捎来口信，说这家伙有钱，是老七的好朋友，要黎头多加关照。黎头还算讲规矩，一开始就让嫖娼犯当上了上等人，可以随牢头一起进餐。对方也够朋友，面子大，一来就获得管教批准，带来了四箱饼干和面包，两箱鱼干和咸鸭，外加两箱矿泉水，差不多满满堆了一个屋角，让全仓的伙食标准大大提升，令众人喜出望外。只有雄鱼头有点悲从中来，美美地咬了一口咸鸭，感叹他儿子没跟着他享上福，恨不得儿子也来蹲仓。 “哎呀，他上次帮别人销赃，本来是可以进来的。后来就是工商局插一杠子，只判了个罚款！”雄鱼头遗憾地说。 不过，嫖娼犯太多话，一旦吃饱喝足就开吹，说这个城市最大的立交桥就是靠他引进资金建起来的，说这个城市的新机场也是靠他的关系才得以立项。他还认识市长、厅长、中央军委秘书、国务院副总理的媳妇等等，同他们三天两头就要在一起吃饭的。尤其是同黄副省长一家人，几十年来从不分你我，五粮液一喝就是半箱，一瓶瓶地吹，咚咚咚，开五粮液就像开矿泉水。他说形势发展太快了，他现在正操心两个新项目。一是要把港口整个卖给美国，一共卖十二个亿，一个子也不能少。这事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二是要把整个城东区的改造承包给日本公司，由他来做第二轮主谈代表，这样不仅可以在这里再造一个香港，还可以解决十五万人的就业问题，让全市的经济增长至少增加两个百分点……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捡一块枯泥，在地上画出新开发区的轮廓，说金融区在哪里，电视塔在哪里，哈佛大学的分校在哪里，迪斯尼乐园在哪里，沿湖绿化带是什么模样。一些犯人围在他身边，撅着屁股看规划，对画在地上的新生活啧啧惊叹，充满了无限向往。不过有时也问出比较愚蠢的问题，比如迪斯尼是什么意思呢？这让嫖娼犯一阵好笑，不过最后还是耐心给予解释。 当时，小脑袋还没有结案，一直以为自己是死罪，虽然听不懂嫖娼犯的话，但模模糊糊知道是好事来了，还知道模模糊糊的好事与自己无关了，于是更加悲哀，一连两天没怎么吃饭。 很多人已经看出嫖娼犯的身份不凡，忍不住凑到他身边，向他打听一点有关法院和官场的情况，希望他帮个忙，关心一下小弟的案子。他倒是个热心人，有求必应，不仅详加询问和指导，还闪烁其词地许诺，比如说：“你的案子我会注意的。”或者说：“你放心。我事情再忙，时间再紧，该管的事还是一定要管。”或者说：“你不要急。你在这里安心改造。等我出去以后，我看看，我看看……好像王处长是管这一方面的吧？要是王处长不管，刘处长肯定会管。”他没有说明王处长和刘处长是谁，没有说明他找姓王的或姓刘的要干什么，但这一类含糊已经足够，已使很多人深受鼓舞。 “你说这事还要等多久呢？”有人这样问。 “唉，不会太久了，不过要紧的是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呵。”这种回答不知所云，只是让旁人一头雾水，又不好再问。 黎头本来也想去问问案子，但一直没怎么听懂对方的话。“市场化的体制框架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件事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研究”，“普法教育一定要落实到基层”，这一类奇怪的话灌下来，黎头只能目光迷离哈欠连天。 对方说到什么单位和人，还总是不忘了指明级别：看守所，顶多是个副科级吧；建设银行的分行，顶多是个副地厅级吧；福海寺的智海法师，算什么呢？他有什么样资格坐二点零的广州本田？怎么可能有那个待遇？这个事，宗教局也不来管一管，都是白吃饭的官僚，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他愤愤地把矿泉水瓶子狠狠地摔向墙角。 黎头吓了一跳，回头对我说：“这家伙脑袋进水了吧？” “听他口气，倒像是个干部。” “干部就这样子？那还不把老百姓统统搞蠢？”黎头十分困惑，也十分不满，“这号鳖，只有用扫把抽屁股，用鞋底抽耳光，逼他每天挑一百担大粪，他就会讲人话了！” 我从黎头的眼里看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十一 黎头夹光了胡子，梳齐了头发，以水代油把头发抹亮，换上一件洗过的衬衫，兴冲冲地召集众人审案。这种审案其实也是娱乐，无非是让犯人们各自交代案情，可能的话，还要表演案情，比如盗劫犯表演撬锁盗车或者飞檐走壁，诈骗犯表演假钞调包或者扑克调包，扒手小偷则表演两指神功，包括在开水盆里取硬币——没等你看清楚，五分钱硬币硬是从水盆里夹了起来，手指还真没烫着。这一切让我大开眼界。 在我看来，这些老老少少其貌不扬，其实是高手如云，在这里岗位练兵，经验交流，犯罪综合素质必将大大提高。 见大家已经表演完毕，黎头把目光投向嫖娼犯，意思是现在轮到你了。 嫖娼犯一惊，有点意外地红着脸，浑身上下不大自在，假装糊涂地朝身后看一看，发现身后没有人，实在没有可以拿来误解和搪塞的东西，就说时间不早了，睡觉吧，睡觉吧。 牢头巴掌一抬：“怎么？看弟兄们不来？不给弟兄们面子？” “兄弟，我那点事能做不能说的，怎么上得了台面？再说你们也肯定看过黄色录像带，还能不知道那点子事？” “我们今天就要是看录像带。” “看立体录像带！”有人追了一句。 “我年纪这么大了……其实要不是为了公家利益，要不是为了引进外资，我会去干那种事？” “你是不是一胯的梅毒疮，怕我们看见吧？”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大家笑了。我这才听出，黎头今天出言不逊，有点来者不善，大概是存心杀一杀对方的气焰。其实，嫖娼犯牛皮哄哄，但为人不算太坏，至少对弟兄们还算大方，黎头为何没有容人之量？我不敢把这话说出口，只是看着嫖娼犯插翅难逃，不敢抗命，忸忸怩怩好半天，马马虎虎脱了一下裤子，算是应付差事。黎头见大家都笑了，没再说什么，抽完一支烟就去睡觉。 还算好，小斜眼今天没有太为难对方，大概是顾及对方的年龄和身份。但接下来的日子里，嫖娼犯颇有挫折感，不怎么说招商新项目了，好像当众脱过一回裤子，暴露了一下小如蒜头的玩意，让众人大为惊异、失望以及蔑视，实在很没面子，再谈改革开放就不大合适。他探头探脑，坐立不安，只是频繁与警察和律师交涉，一天之内去接见室好几次，有时在门口与车管教嘀咕一阵，很神秘的样子，还借对方的手机打过一次电话。 他打过电话以后很高兴，满脸笑容哼着戏腔。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高兴。他连连搓手，说他的律师很得力，他的朋友也很帮忙，花了几万元捞人跑案，也就是为他疏通关节。现在形势大好，副省长的大公子都出面过问了，他大概过几天就能出去了。他喜不自禁地夸耀：他一出去就可以上狗肉馆喝啤酒。世界上只有狗肉最好吃，尤其是那种小狗，从笼子里揪出来，毛茸茸的，一棒一个，打得它口吐鲜血，马上剔毛下锅。 要不是我一个劲给他使眼色，他可能还会大冒傻气地憧憬下去。我事后告诉他，黎头正好喜欢狗，尤其喜欢大狼狗。 黎头这时正巧走过来了，不过没有说狗。 “你说你过几天就出去了？” “嗯啦，快了快了。” “到底过几天？” 嫖娼犯赔上一个大笑脸：“估计……也就是三五天吧。” “三五天？三天还是五天？” “可能……五天吧。” “这是你说的。” “我估计，估计是这个数。” 黎头哼了一声，“好，我就给你五天。你记住了，你要是五天之内没出去，你就是撕毁合同。” 对方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看看我。我也不大明白，看看牢头，发现他吹着口哨又去了墙角，再次练起了俯卧撑。 仓里的气氛变得有点沉闷。大家感觉到了什么，对老嫖客表现得有些疏远，至少不大怎么同他套近乎。这一点嫖娼犯自己也感觉到了，眼里总是透出不安和疑惑：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一天接上一天，接上一天再接上一天，当他发现自己的饼干也没人吃的时候，也没人找他说案子的时候，试着去讨好牢头，要送给对方一件毛衣，说好歹是个患难与共的纪念。 这件毛衣看来质地还不赖，对方倒没怎么拒绝。 第五天晚上，嫖娼犯在厕所里洗完澡，抹了点头油，提着毛巾兴冲冲走出来，突然发现仓里鸦雀无声，几十个光头围成一圈，都盯着他。 “你们……” “不玩扑克呵？来来来，扑克在哪里？”他见没人回应他的笑，不知该怎么办。 “矮下！”有人突然发出怒吼。 更多人的吼声跟进：“矮下！矮下！矮了！……”吓得嫖娼犯一个趔趄，还没看清眼前是怎么回事，两膝就已经扑通一声着地，刚抹上油的头发耷拉在前额。 “你今天怎么还赖在这里？还在这里冒领人民政府的囚饭？”黎头厉声问。 “我是要出去的，是要出去的，只是……” “你欺骗了我们各位弟兄，让我们很生气，很悲痛，知不知道？”黎头用错了一个形容词。 “各位兄弟，各位好兄弟，有话好好说。” 黎头不理他，对我使了个眼色，要我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开读： 魏孝贤，非男非女，四十八岁，山东烟台一鸟人，因嫖娼罪被市公安局拘留收审。 魏犯孝贤身为国家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热潮中，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上，一贯玩弄妇女摧残幼女，是可忍孰不可忍。该犯在收押期间还拒不改造，对抗法律，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大搞权钱交易，利用关系网跑案，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我革命犯人，妄想逃避神圣的法律制裁，实属目无王法，罪上加罪，情节恶劣，影响极坏，不打不足以平民愤。 为了严肃法纪，奖罚分明，按劳分配，善恶有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xx省xx市看守所第九号仓刑法第一千零一条，现判决魏犯孝贤苦役半个月，每天洗厕所三遍，擦地两遍。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用梳子打手指关节五十下。 这封判决书当然是我的奉命之作。当时黎头还要列举更多罪行：吹牛皮，讲屁话，经常假笑，大吃山珍海味，残害未成年狗仔等等，但这些欲加之罪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算不上什么罪，在我的强烈反对之下，才没有往上写。很多狗屁不通有辱斯文的词语，由于我的坚决抵制，最终未能进入文件。 老魏哭笑不得，“你们别开玩笑了，我是有心脏病的人……” “哪个开玩笑？我只问你：上不上诉？” “请各位不要乱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么。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我不是说过了吗？本大哥是最有责任感和同情心的人，一定重重回报各位。你们的案子我都牢记在心。我同这里的车管教雷管教刘管教都是好朋友，我也认识新来的所长。不是我吹，我一定可以帮上你们的大忙……” “你不上诉是吧？”黎头打断对方，对唐老鸭钩钩手指，让对方按计划出场担任辩护律师。但唐老鸭是个做假酒的农民，只读过小学，哪知道什么辩护？他抹了一把鼻涕，说魏犯孝贤长得白净态度和气，还算是说了些优点，但与案情毫无关系。他然后说到嫖娼的合理性：“他大鱼大肉筑了一肚子，不骚一下又如何办？他吃饭不要钱，喝酒不要钱，坐车也不要钱，那屋里那一堆堆发霉的票子如何花得完？不从鸡巴里出来，还怎么出得来？娘哎，你们再急也没有用，你要他的票子出得来呵！……”这些话听似辩解，实是责骂，甚至比控诉还阴毒。“老子做假酒，一年到头提心吊胆累死累活，也只做得一幢屋，只讨得一个老婆，哪比得上他娘的天天做新郎，到处有岳母娘呵……”说到这里，就更离谱了。 在这种辩护之下，判决结果可想而知。九号仓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不但没有减刑，反而把梳子打手指骨节的次数由五十加重到一百，让老魏一听就脸色惨白地倒下去，全身如一团烂泥。 在一片狞笑和欢呼之中，执法开始了。他被众人七手八脚架起来，拖到床台边，让他继续跪着，伸出两只手，平摊在床台上，就像暴露在砧板上等待刀斧。雄鱼头操起小小的梳子，对梳子背吹吹气，一梳下去狠击他的指关节。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旁人每齐声数一下，老魏就哎哟大叫一声。才打了十多下，他的几个指头已经充血，肿胀紫黑，如同酱萝卜。 看他的衬衣透湿，说实话，我有点暗暗同情他。我发现，不光是我，还有几个人的脸上也有隐隐的不安。连雄鱼头也回过头来请示牢头：“三十五下了，算了吧？要不就罚他一点款？” “是呵，是呵，罚他两箱咸水鸭！”有人附和。 牢头大喝一声：“拍加河！” 这一刻他已经气得忘记了普通话。据事后有人解释，这是他老家方言中“打死他”的意思。 十二 老魏的惨叫声继续，直到声音虚弱下去，渐渐变成了一种哼哼，变成了一种似有似无的吁气。他的几根指头已经血肉模糊，隐约露出森森白骨。 黎头还不算太狠，经大家再三劝说，给老魏免了几十梳子。他这次也没让老魏“烤乳猪”——那是一种更毒辣的刑法，逼受刑者脱光了裤子蹲马步，在他屁股下点燃一根蜡烛。一旦他蹲不住了，两腿颤抖，屁股下垂，就会被火苗灼出一声惨叫。像这样烤过几回的乳猪，屁股上留有一块块焦皮，半个月内肯定没法坐，只能哎哟哎哟地躺在床上。 牢头也没让老魏“练芭蕾”。我听说隔壁十号仓不久前查出一个贼，众人大动家法，把那人的两个大拇指缠起来，吊在窗户栏杆上，不高不低，刚好让受刑者可以踮脚落地，时时保持着芭蕾舞引身向上的姿态。不用说，不到一会儿，受刑者踮不住了，体重在每一分钟都像在成倍增加，两个大拇指先是被勒得钻心痛，最后成了两团黑肉。 奴隶社会的毒刑就是这样惨绝人寰。但蹲过仓的人都明白，这些毒刑半是惩罚，半是游戏，又不可认真对待。在这个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在手指头脚指头都被无数次玩过的地方，每一寸光阴都如太平洋辽阔无际需要你苦熬和挣扎，鲜血有时就成为红色玩具。瘸子说过：这是人类最大的玩具，已经玩过好几千年了。 瘸子是从七号仓转来的一个犯人，走起路来一踮一踮，右肩高左肩低，有一种特殊的持重风度，好像右腋总是紧夹着什么，比如夹着一本不可示人的无形秘籍。他很少说话，不参加抢菜或者抢水，如果别人吃了他的饭，他还是不吭一声，脸上毫无表情，轻轻地坐到一边去，因此好几天过去以后，他在大家印象里还是一片似有似无的影子，从某一条人缝里飘来，又朝某条人缝里飘去，完全不占地方。 不过，自他到来以后，仓里不知何时有了些变化。比方墙上多了一个圆钟，是用硬壳纸做成的，不光可以指示日期，还可以记月和记年，让大家不至于忘了时间的运行。这是谁做的呢？厕所里还多了个淋浴喷头，是用一个矿泉水瓶底做的，上面扎了一些小眼，套在水管上，使水雾变得柔软和均匀。这又是谁做的呢？……人们感到新生活悄悄来临。 当时老魏已经释放走人，仓里的咸鸭味和鱼干味渐渐消失一尽，经济形势正是危机之时，吃饭又成了大问题。一餐一个水煮菜就不说了，一星期只摊上两三片肥肉也不说了，就说好端端的青菜，伙房里偏偏拿去煮黄了，煮黑了，同喂老母猪的一样。有时菜里面还夹着一条蛆，两根稻草，几粒老鼠屎，说不定再给你藏一缕糊糊涂涂的卫生纸，让你浮想联翩和肠胃翻涌：下一次不会吃出避孕套吧？ 在这艰难岁月里，瘸子再一次让人惊奇。不知什么时候，他不声不响地开设伙房，更准确地说，是开设一间魔术室。他从不担心警察搜走打火机和火柴，把棉絮或毛絮搓成索，使劲用木板搓压，就能点着火。他把几支牙膏皮捶平，拼起来，再用饭粒封住接缝，就成了一口可以煮汤和下面条的铝皮锅。一个蚊香架子，在他手里可以成为切菜的刀。一个罐头盒子，填入烂棉絮和碎蜡烛，在他手里就成了小炉灶。他居然可以用纸锅烧汤，居然只用一支蜡烛就烧出了鲜美的三菜一汤，烹出宫保鸡丁红椒鱼头拔丝苹果！你想想，这同一个穷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明了原子弹有什么不同？ 伙房里万分可疑的水煮青菜，在他手里也绝不浪费。他打来一盆清水，把菜叶子一片片洗了，倒回锅去加工，加上油和盐，加上几滴酱油和麻油，照样美味可口，完全是化腐朽为神奇。 照理说，监规是严禁烟火的，但瘸子偏偏能在管教的鼻子下瞒天过海。他带着一两个帮手，在厕所里做菜，因为那里比较偏僻，一堵半矮的隔墙多少挡住了来自监视窗的视线。只要有烟冒出来，就有人大力扇风，使烟变得稀散，不会形成刺鼻或者触目的目标。若放风的人发现敌情，一声口哨，厨师赶快熄火，不会让路过的警察有所察觉。 这样，其他仓常常有人犯事，被警察拉到院子里去罚晒或罚站，但我们仓一直平安，有时还能在卫生评比中评上先进，得到政府的表扬。 到了这一步，大家都尊瘸子为“博士”。但他还是不大说话，不说自己的案情。据说他一直不承认自己犯罪，只承认自己初中毕业以后自学成才，有很多发明创造而已。他确实也没杀人，没放火，只发明过一种喷剂，叫“一步倒”，比古典小说里的蒙汗药还厉害，朝什么人的脸上扑哧一下，那人立刻眼光发直地倒下去。劫犯们就是拿着这种喷剂在宾馆和银行里猖狂作案。他还有一个绝密化学配方，据说可用很低的成本，在普通中学的实验室里轻易配制出“逍遥散”，其功能相当于冰毒。若是美国大毒枭们知道了这一点，还能不求上门来？客户不拍下二十亿美金，岂能买到他的科研成果？ 但是，这就算犯罪吗？这是犯了哪一门罪？你们想清楚了，你们把本本拿出来看清楚了：他并没有直接抢劫和直接制毒。他只是发明，发明而已，对发明成果的误用却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他曾振振有词地质问预审官：“原子弹杀了人，但爱因斯坦是罪犯吗？”果真把对方问得一愣。 他对自己的案子信心百倍，还曾在七号仓绝食三次，吞过洗衣粉，嘴里鼓出一堆堆白泡沫，情形很是吓人。但警察对付这一套有经验。一个新来的冯大姐不但不救人，不但不让其他警察救人，还把另一袋洗衣粉甩到他面前：“好吃是吧？你再吃，再吃，把这一包也吃完！你不吃完老娘就不答应！”这一逼，瘸子反倒不吃了。 到这时，女警察才把他揪到水龙头前，用胶皮管子接上水，对着他的嘴猛灌，一直灌到他嘴里和屁眼里两头出水，白泡沫逐渐稀释，这才算完事。 我曾经向他求证这些传闻。他只是笑了笑：“教训。教训呵。我在洗衣粉里掺了好多面粉，但还是太轻敌了。” “你也失败过？” “成功者别无所长，最善于总结自己的失败。” “你是个天才，一个化学脑袋！与你认识真是我三生有幸。不是我吹你，将来你出去以后，肯定要干大事的，肯定要当个真博士！” “博士？” “是呵，博士！” “只是当博士？”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淡淡一笑，“同你说吧，我这一辈子有三大目标：一是要当博士生导师，二是要当千万富翁，三是要当省部级高官，生前能上新闻联播，死后能进八宝山。”他朝我挤了挤眼皮，“你等着吧。” 看着这个一踮一踮走远的瘸子，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静下心来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为什么不可能？八宝山也是人进的，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也是人上的，世界上好多大人物不也是从牢里走出去的？说实话，瘸子身上确有一种说不清的魔力，凭着他的克己、热心、勤奋、手巧、足智多谋，眼睛眨巴眨巴，苍白脸上淡淡一笑，还有沉默中无形的谦虚和威严，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不露痕迹地赢得交情、尊重甚至某种畏惧。你稍加小心，就能在任何一大群人中把他这样的面孔轻易辨认出来。他们身上的影响力和征服力，透过平静的目光弥漫和辐射，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抗拒。 雄鱼头可惜就是不明白这一点，才去偷他的奶粉。他肯定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特别义愤，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铁了心向着瘸子。不论瘸子如何息事宁人，大家还是要搜查，要审讯，非要查出家贼不可。这样，半包奶粉终于暴露，是雄鱼头有口难辩的铁证。几个犯人齐刷刷扑过来。唐老鸭一脚就踢得他捂住肚子弯下腰去。他的头发随即被另一个人揪起来，脸皮成了擦墙的抹布，哧哧哧，立刻有了几道血痕。 要不是瘸子相救，雄鱼头这块抹布今天肯定要磨透。瘸子说：“各位请息怒。我也偷过他的馒头，今天两下扯平吧。” 雄鱼头哪里丢失过什么馒头？但从今以后，别说是馒头，就是自己的心肝肚肺，只要瘸子想要，他雄鱼头恐怕也愿意割出来了。见瘸子用盐水给他清洗伤口，他感激的泪水一涌而出。 十三 像其他犯人一样，黎头也对瘸子有了兴趣，对他的智能犯罪刮目相看。什么洗钱、虚假注资、伪造信用卡、骗取出口退税等等，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神话，居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白花花的银子流进自己的账户，甚至还可骗得官员们迎来送往，骗来警察的摩托队呜呜呜在前面开路，那是何等的威风和惬意！现在，价值二十亿美金的配方更是让牢头目瞪口呆，觉得自己的武打简直一钱不值。 不过，他并不去打听出口退税和药物配方，大概觉得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对那些学问高攀不上。他凑到瘸子那里，只是问问美国最新的飞机和坦克，问问塑料地雷和神经毒气，打听那些可以杀人如麻的武器，然后惊叹一番，向往一番。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菜刀落后于时代，看来是不行了。 他还讨教些小问题。比方说，他好几次深夜里听到窗外有笃笃笃的高跟鞋走过，但没见到半个人影，那里也不可能有人，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有自动走路的鞋子？还有，他好几次听到地下有人叽喳叽喳说话，只是听不大清楚，但那水泥地下根本不可能有人，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石头也可以录音？他还说到监仓区院子里的一盆白玉兰，据说是镇仓之木，从来无人敢动。前不久新来的所长不知情，要清理环境，派人把白玉兰搬走，让好多警察惊恐无比议论纷纷。结果这一搬，真搬出事来了，搬出大事来了。女仓那边一天疯一个，每天夜里都有人狂呼乱叫，甚至有人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亲生女。旁人拿绳子捆绑，拿毛巾塞嘴，都没法让这些疯子安静。到最后，新所长只好派人又把白玉兰搬回原地，重新镇仓，这才让疯子们恢复了原态——兄弟，你说说，这又是为什么？这看守所里还真有妖怪？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闻，吓得把监仓四处看了又看，对仓顶一道奇怪的声音格外警觉，觉得那不像是石头滚过的声音。 瘸子笑了笑，解释了一下物理学和心理学，说到了磁场、太空以及什么气功，说得我们似懂非懂半信半疑。 “大嘴巴没有走之前，天天锁在脚枷里，但他每天晚上还去帮他老娘挑土做屋！”黎头不相信什么物理。 “这不可能！”瘸子说。 “怎么不可能？他天天早上醒来，鞋子都是湿的，还沾了外面的黄泥，明明是挑过泥巴的样子。” “不是幻觉就是谣言。你们中间谁亲眼看见过那鞋子？闻过没有？鞋子上面到底是水还是尿？” 这种说服还是不够有力。 但瘸子的科学算命最后让大家不服也得服。因为他不但会看面相、看手相、看足相，还可以远距离算命。办法是这样：你请他给什么人算命，你就一个劲想着那人的面相——这就等于锁定目标，气功已经发射给那个人。瘸子用一只手握着你的一只手——这就等于他已经与你接上气，通上电，把你当作天线开始发功。他闭目养神的时候，采录和分析各种信号，然后一一说出那人的模样、性格、大致经历乃至疾病和寿命，简直是一台不可思议的人生雷达。说来也奇怪，这台雷达还真说准了黎头的父亲：他家的大门一定是朝北而不是朝东的。这一条没错。那男人一定是黎头的继父而不是亲父。这一条也没错。那继父喜好赌博和酗酒，对黎头母子俩没什么好脸色，曾经被黎头操着菜刀赶出门等等。这些也都没有错。如果最后一条错了，把那老家伙的肺结核说成了乙型肝炎，那也不是瘸子的错，原因是黎头这根天线出了问题，一度脱离了目标。兄弟，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黎头事后一想，只得承认这一点，说有一瞬间他打喷嚏，确实想到车管教那里去了。 瘸子遗憾地说：“还不是？你不配合，信号就大大减弱了。” “那我们重来，重来。” “每次断电以后再接通，要重新调整频率，很不容易的。再说目标也可能进入死角，比如在隧道里，有电梯里，你就没法接通。要是目标在大的电器旁边，也会有电磁信号干扰。” 我在一旁暗想：这发功算命也就是打手机呵？ 十四 黎头一高兴，给瘸子一外号“瓦西里大师”。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部电影里听到过“瓦西里”这个名字。更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觉得这个洋名特别好，应该戴在尊敬的瘸子头上。 瘸子要转仓离开的前一天，黎头代表九号仓人民政府授奖，在瘸子胸前挂了个啤酒盖子。这一天，瘸子用酒精、味精、糖、洗衣粉一类东西勾兑出来一种酒，或者说一种像酒的液体。黎头只喝了两三口，就变得舌头大和眼光直，刚才还在说瓦西里，转眼说成西瓦里，等一下又在他嘴里变成了瓦里西。人家说他叫错了名字，他只是傻笑，半醒不醒的样子。人家抓住这个机会哄骗领导，要他同意把库存的白糖拿来分光吃光。他还只听到一个开头，没听清对方在说什么，就豪迈地挥挥手，“同意！我同意！……” 幸好只是一点白糖。如果此时是一个仇人要割他的头，他大概也会没听清就抢先同意的。 不知什么时候，他死死抓住瘸子的手，突然有点异样，嘴里碎碎瘪瘪的词语，让我们辨出他的笑脸其实是一张哭脸。“兄弟，你不能走呵。你要是走了，我早上一起来，一看见墙上的钟，一看见淋浴的喷水头，一看见你做的菜锅汤锅，我心里……哗啦哗啦，会好难受呵……” 面对这张似笑实哭的脸，瘸子也有些激动，“强哥，我没有走，不还在大墙里面吗？说不定哪天冤家路窄，又在哪个仓碰上了。” 黎头还是伤感：“大嘴巴走了，唐老鸭也走了，癞蛤蟆也走了，鳄鱼头他们都走了。老猫婆也走了。你们都不管我了哇。你们再不给我敌敌畏了哇……” 他是指手里的自制液体。 敌敌畏！喝敌敌畏！他操着空杯子见人就敬酒，见人就说大嘴巴走了唐老鸭走了癞蛤蟆走了鳄鱼头走了老猫婆他们都走了哇——还几次强拉牢门，不知牢门是拉不开的，不是可以由他来拉的。 他即使拉开了牢门也不可能再见到大嘴巴唐老鸭癞蛤蟆鳄鱼头老猫婆他们了。弟兄们见他一直横着眼，已基本上属于弱智，把他扶到墙角去了。 好半天，还听见他在那里哭，不过是哭上了别的什么事，旁人听不明白。他哭火柴盒，说他糊了二十万火柴盒还是没读上书。他哭自己被人家抢了馒头没还手，被人家抢了帽子没还手，被人家砸砖头还是没还手，但还是没有读上书。他还不如一条狗，他是个一骗就上当的傻鳖哇…… 他渐渐地安静下去。不知何时又突然爬出窝，把我当成了瘸子，一把抓住我的手：“你不能走，你走了我的心里会难受呵……” 这天深夜，不知他肚子里有什么不消化，先是放了几个屁，然后噼里啪啦一阵，发出打水枪和扯烂布的声音，使整个监仓都弥漫着奇臭，臭中有酸，酸中有辣，辣中有腥，呛得我首先夺路而逃，周边的几个犯人都从棉毯里跳出来，捂着鼻子大骂。因为昏暗中有脑袋或手臂被踩了，更多的犯人跟着叫喊。大家一致声讨领导的不法罪行：黎头，黎哥，你吃了什么冤枉？你核试验也太厉害了吧？这日子还让人活不活？你要毒死几条人命呵？你再给我们煮八宝粥，我们就坚决要求转仓…… 此刻的黎头酒醒了大半，自觉理亏，有点威风扫地，不敢差遣别人，自己夹着裆，一手提着裤头，撅着屁股朝厕所逃窜。他在厕所里发现没带纸，从隔墙后摇动着求援的手：“各位，各位，做做好事……”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狼狈，看到弟兄们这样尽情地辱骂他，觉得十分快意。 “没有纸啦，撕你的歌本吧？”我故意为难他。 “撕布，撕毛巾，求求你啦，爷哎……” “不行，这里只有歌本可撕！”我把一张废报纸撕开，一小块一小块递过去，每一次都磨磨蹭蹭，消受这家伙的百般焦急和苦苦求助。 十五 瘸子最终没有转仓，甚至没有活着走出仓门，是我始料未及的。这件事据说与女仓的犯人有关。 我们在这里一般看不到女人。有时候去谈话室或者接见室，有机会跨出牢门，眼光越过绿地庭院，一眼看到对面某个窗口晾晒着的乳罩或者头巾，免不了心里一软——那里就是女仓了。但那里关了些什么人，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我没法让自己的目光像一只只幸福的蟑螂，沿着肮脏的下水管道，偷偷爬入那些窗口。 听人说，这个所有八个女仓，关的人大部分是妓女和妈咪，也有杀夫犯或者儿童拐卖犯。天气热的时候，有些女犯毫不含糊，光着上身纳凉，顶多挂一个乳罩，面对监视窗口的男管教或者劳动仔，毫无羞耻之色，反而以疯作邪，故意浪荡地大笑，把狗奶子往上掀，搞得男人们一个个脸红得溜之不及。还听说有些女犯无聊撒野，有一次故意把电灯线扯断，然后大喊大叫要电工来修理。一个负责电工活的劳动仔不知底细，老老实实去修电灯，刚爬上人字梯，几个女犯们一声吆喝扑上去，七手八脚把他的裤子扒了，吓得他面无人色地滚落下来，狂呼救命呵救命。要不是女警察闻声前去营救，那几个疯婆娘说不定就集体施暴了。 没有我的日子里 你要自己搞自己 …… 这是女仓的浪声远远飘过来了，男犯们像中了吗啡一样兴奋，通常会扯开嗓门嚎上一曲： 正月那个初一， 小姐姐去赶集。 碰上那个好弟弟， 拉着进了高粱地。 走进了高粱地呀， 脱裤子又脱衣。 （白）小姐姐，味道怎么样呵？ 哎呀呀，真是甜蜜蜜 …… 这还哪像看守所？差不多就是个妓院吧？但警察们不太在意这些，尤其是男警察，有时装得没听见，甚至还哈哈一笑。只有新来的冯大姐有洁癖，对此大为生气，好像去高粱地的是她家的千金娇女，刚才被几个臭犯人活活糟蹋。“哪个嘴臭？哪个嘴臭？”她的嗓门最大，一开腔就是敲响一面锣，敲得全所鸦雀无声。 “九号仓的，听见没有？要我拿马桶刷子来戳两下是吧？” 她是个老管教了，把一张铁仓门玩得特熟，插钥匙，开锁，摘锁，拉栓，推门……五六个动作可以融为一体，在咣当一声中完成，是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使任何人的违禁勾当根本来不及掩盖，一次次暴露在她的眼前。但这一张铁门还有其他玩法，比如她一看见你满脸淫邪，认定你是个下流坯子，就会在你进仓的当口，咣的一声，让大铁门不早不迟不偏不歪，准确打在你的脚后跟，打得你眼泪直流但又无话可说——她打你了吗？没有。她关门不对吗？很对。怪只怪你自己的后脚提慢了。 有些犯人跟着这个五大三粗的冯管教回仓，还没走近仓门，就两腿发软迈不开步子，蹲下去求饶：“冯姐，冯姐，你慢点关门好不？” “起来起来，快点走！” “我就是怕你走在后面。” “少啰嗦。” “我再不唱流歌了，再也不唱了，再唱你就割我的舌头。” 冯姐哼一声，撇撇嘴，算是放过对方一次。 不用说，冯管教的铁门功让很多强奸犯恨恨不已。虽然她帮过很多人的忙，比方帮很多人修改上诉书，改正错别字，解释法律知识，甚至还掏钱给一些穷犯人付律师费，但有些人还是摸着脚后跟，恨恨地叫她“绊脚鬼”。她为改善伙食出过力，曾在伙房里拍桌打椅骂管理员，说饭食是猪吃的、狗吃的，你们自己给我吃一口看看！她还大骂那个姓王的副所长，说你要是没贪污鬼都不信，这油到哪里去了？豆子到哪里去了？三千多斤黄豆，化屎化尿也要填满两大池吧，怎么就不见了？……这些话从伙房里传出，在离伙房较近的监仓可以听到，也在犯人中悄悄流传。但有些强奸犯还是余恨难消，走路一跛一跛的时候，一次次咒那个绊脚鬼将来出门要被汽车撞，吃饭要被鱼刺卡，哪一天要瘫痪在床上不得好死。 如果听到开门声拖泥带水，有三没四，七零八落，犯人们就可以断定，绊脚鬼今天没有来。确认了这一点，男犯们才有了轻松和解放，才斗胆开始发情，包括此起彼伏地尖叫，没有什么含义，没有特定对象，只是情不自禁地亢奋一番，像动物在野地里的寻常勾当。 黎头这一天也跟着叫，然后夹胡子，梳头发，抹头油，爬向监视窗口——这需要坐在一个人的肩上，还需要下面的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形成三节人梯，才够得上监视窗的高度。我们仓就有两个名叫“楼梯”的犯人专司这种公差。他们一次次结成人梯，把牢头高高地顶起来，让他独占满窗的风光，寻找饱餐秀色的机会。 黎头探头窗外，大多时候都很失望，说根本看不到什么。他说有一次看见一个老太婆，比他妈的年纪还大。后来还看到一个女犯跟着警察低头而过，但连个正面也没有看到，是麻子还是瞎子也不清楚，顶多看清了一双皮鞋是两个样子，颜色也不同。 这一天，他总算有些收获，不但撞见了一盘刚进二十三号仓的嫩菜，还同那个货说上了话。 “喂！喂——” “是叫我么？” “安妮！” “我的名字是安妮吗？” “他们说你就是这个名字。” “假名。” “你真名是什么？” “真名么，藏在李白的《长相思》里，你去猜！” “我没文化，猜不了。你多大？” “你土鳖呵？对女士也可以问年龄？” “你不说，我也看得出。” “告诉你也没关系。扣除睡眠，我四千三百多天了。”对方嘻嘻一笑。 “我看你六十岁了。” “讨厌！” “我怎么看见你有皱纹？你过来，走近点，让我仔细看看。” “呸，我不上你的当！” 黎头后来知道，这盘菜刚见了检察官，心情不太好，经管教特别批准，在院子里坐一坐。她摘了几片草叶，捉了一只蜻蜓，不知不觉靠近男仓了。“大哥，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好好寂寞，好好孤单的。”她一脸港台流行式悲伤，“我好想有一对蜻蜓的翅膀……” “我在这里疗养，舒服得不想出去啦！你信不信？”黎头历数自己这几天的幸福，早餐吃过了什么什么，昨天晚上吃过了什么什么，昨天中午吃过了什么什么，还有昨天早上…… “大哥，我们来玩个游戏吧。”对方说。 “玩什么？” “玩——恋爱，怎么样？” “恋爱？怎么玩？” “这样，你先叫我一声么，叫得甜蜜一点。明白吗？” “就这么叫？” “当然就这么叫。” “一叫就同你恋爱了？” “讨厌，游戏嘛！” 黎头一气放出个炸雷：“安妮——我爱你——” 他发现对方没回话，仔细一看，原来对方头转到另一边去了。“喂，喂，我已经喊了，下一步做什么？” 对方终于把头转过来，满脸泪水吓了黎头一大跳。 “你怎么啦？”他问。 “对不起，好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她泪脸上挤出一丝笑，用衣角擦着眼睛，“一听，心里……好难受。” 黎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恋爱有这么危险和这么繁重。他想说点安慰的话，不料轰隆一声，自己偏偏在这个时候落入黑暗，在地上砸了个四脚朝天。原来刚才是两节“楼梯”实在撑不住了，大汗淋漓，额冒青筋，口挂涎水，加上顶端的人剧烈扭动，重心失去平衡，人梯就呼啦啦散了架。 十六 黎头痛得哎哟哎哟直叫，揉着自己的脑袋和腰身，跳起来狂骂，逼楼梯们爬起来再接上。不过，等他再次爬到窗口，庭院里已空空荡荡，叫安妮的那盘菜不见了，只有两只蜻蜓在阳光下飞绕。 车管教走过来一声冷笑：“强仔，长本事了？有进步呵！油头粉面的，还知道调戏女犯啦？是不是要戴镣长街行，唱一出《天仙配》和《十八相送》？” 小斜眼冲着车麻子横了一眼，黑着一张脸不吭声。等对方走远了，走出监区大门了，才对着空空庭院补上一嚎： 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 朝前走，莫回头 …… 他从窗口下来以后，有些闷闷不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爬起来问我“感”字怎么写，“铲”字怎么写，最后索性要我代笔，帮他写一封信，托劳动仔捎到女仓去。说实话，我一听给女人写信就比较有灵感，脑子里有各种小星星在闪耀，有各色小花朵在开放，有各种三角帆漂向蓝色海面的远方，根本不用找参考书，很快就写出一大堆形容词：花容月貌、仪态万方、羞花闭月、沉鱼落雁、婀娜多姿、亭亭玉立、倾城倾国……相信大多数通俗文学作家都会在这封信面前自愧不如，大多数无知少女都可以在这封信前动容。 黎头不知道这是些什么意思，脸上毫无表情。待我逐一解释，他才有点腼腆。“太啰嗦了，太啰嗦了，呸，哪来这么多屁话！” “那你要我怎么写？”我很委屈。 “只要告诉她：哪个同她过不去，啪啦，给大哥递个话来。我就去铲了！” 他要我撕了重写。 深夜，我睡在他旁边，发现他还是动静很多，一直没消停，最后坐了起来长长地叹气。我也没睡着，问他有什么心事。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头，长得活像他亲生父亲，在窄窄的铁路桥上遇到一列火车，连忙避让，但一脚踏空了，忽悠悠落入万丈深涧。后来他赶到桥下去营救，发现老头已经死了，不过，老头的帽子下面不是脑袋，只是一个闹钟。你说怪不怪？ 又沉默了一段，他又叹了口气，在昏灯下第一次说起家事。他说起他生父去世早，母亲改嫁，把他带到了周家。但继父对母亲并不好，三天两头打得母亲头破血流，有一次深夜了，正逢外面下大雨，还立马要把母亲赶出门。当时只有八岁的他，跪在继父面前，哀哀地求他留下妈妈。但继父哪里会听他的？那个王八蛋还说，祸根子其实就是他，他吃周家的，穿周家的，还要周家供他上学，这样一个无底洞，如何填得满？花了万贯家财，不过是养一个野崽子。肉中一根刺，肯定长不到一起的。 强仔记住了这些话，以为继父只是舍不得钱，以为只要自己少花钱，继父就会对母亲好一些。他从此学会了捡垃圾，学会了卖报纸和糊火柴盒，碰上两个街上的弟兄，还学会了偷自行车和摩托车，学会了拍砖头和抡菜刀。但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拿钱回家也是白搭。不仅继父还是没有好脸色，而且正是在他的威迫之下，母亲把亲儿子举报了。母亲甚至还去送烟酒，托人情，说好话，说什么也要请政府从重法办，把这个不孝之子绳之以法。 他被警察带回家取衣物用品的那一天，母亲没有在家，或者是不想回家。只有周家姐姐为他收拾衣物。咯嗒一声，一个小相框从衣柜里滚出来，正是他亲生父亲的照片，是他一直偷偷保存着的唯一旧物。他把相框拾起来，目光触及父亲的容颜，那个经历太多凝视然后线条开始模糊的容颜，鼻子一酸，咬紧牙，忍着，忍着，最后还是没忍住，流出了眼泪。他听到身旁也有抽泣，抬头一看，是周家姐姐泪光闪闪地看着他。 “弟弟，照片交给我吧。我会帮你好好地保存。” 他扑通一声跪下去，给周家姐姐叩了头。 不用说，他的普通话就是来自周家姐姐。我记得他以前说过，他有个不同父也不同母的姐姐，靓得很，牛得很，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还到省里参加过中学生朗诵比赛，拿回来一个金光闪闪的奖杯。 十七 警察不在监区的时候，犯人们常常搭着人梯，爬到窗口“打电话”，就是朝其他窗口远远地喊话。包括与自己的同案犯串串供，或者是找熟人聊聊天，传播一些重要消息，比如女仓里又来了一盘什么菜，叫什么名字，长得如何，如此等等。 有一次，斜对面的某仓打来电话，说他们那里刚来了两个小毛贼，呜哩哇啦只是叫，听不懂本地话也听不懂普通话，看上去可能是越南人或柬埔寨人，是一对苦命的国际朋友。没料到警察有办法。车管教对另一个警察说，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审不了，遣送不了，养着吃饭更不是办法，干脆把他们活埋了。车管教拿来两个麻袋，又找来一把铁锹在院子里铲土挖坑，吓得两个小毛贼立刻开口：“警察叔叔饶命！我们交代！我们交代还不行吗？” 大家这才知道他们是本地人，刚才只是装聋作哑。 这些小毛贼想同车管教斗心计，还真是嫩了点。 十八 天气暴热的那一段，黎头背上生了个大毒疮，体温烧得他一度昏迷不醒，还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要自杀。绊脚鬼天天来帮他换草药，脓呀血的，沾满她一双手。她一个女人，在光膀子男人的肉堆里进进出出，在晾晒着的男人短裤之下来来去去，在明明蹲着男人的厕所前打开龙头取水，从不害怕。即便看见什么人的大裤衩里支帐篷了，或者是大裤衩下走火了，她一般来说视而不见，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才会一只鞋子突然砸过去，来个精确打击，警告对方自我检点。“喂喂喂，文明点！自己的东西自己管好！”有时她会大喊一句，喊得大家心知肚明。 她领着医生来给黎头打针，没料到这个杀人犯杀过人，但晕过针，最怕打针，又喊又叫的，死死揪住自己的裤头不放。绊脚鬼火了，不由分说，哗的一声扯下裤头，在对方露出的半个屁股上猛击一掌，意思是要小斜眼老实点。三下五除二，真把对方治得服服帖帖。 有个小光头一直盯着女警察滚圆的膀子，还有肥厚和跳荡的胸脯，在她的大屁股周围蹭来蹭去，对黎头早已羡慕不已，叫叫嚷嚷称自己也有病，脑壳闷，肚子痛，不打针是不行的。还没等医生诊断，他急急地退了裤子。本来只需要露出屁股的一角，但他一呼噜把裤腰差不多退到了膝盖。绊脚鬼摸摸对方的额头，说是有病，还病得还不轻呵，说着从医生手里取过注射器，没上药，也没消毒，朝着白屁股上狠狠一扎，扎得对方歪了一张脸，哇啦哇啦鬼叫。 “明天再给你打！”绊脚鬼说这一个疗程要打五针，吓得小光头五天之内再也不敢见她，听见她的脚步声，就躲在远远的墙角，紧紧把守住裤腰带。 她只是有点粗心，不大像个女人。有时开门进来找人，找来找去没找到，大吃一惊，才发现自己看错了门号，把我们仓当作了另一个仓了。有次给黎头换药，她还把一只手机遗落在地没有带走，被我捡到了。我送还她时说：“要是我拿这只手机打一一九，把全市的消防车都叫来，你怎么办？” “我们无仇无冤，你小子不会这么坏吧？” “要是我瞒下它呢？” “我消了号，你拿了也没卵用。”她居然有粗口。 “我刚才已经接了你的一个电话，是你老公打来的。”我骗她。 “是吗？” “他一听是个男的接电话，还以为老婆出问题了，哇！” “放什么屁？老娘拍死你！”她瞪大眼。 “嘿嘿，同你开个玩笑。对不起，对不起。” 她缓了口气，“你没跟他通报姓名？” “通报姓名干什么？” “我同他还说起过你。” “你……说起过我？” “是呵，说起过呵。我说你会唱歌，唱女声还真像，把我都骗了，比宋祖英还唱得好听，哪天到电台去骗骗人。你不知道吧，我那一口是电台党委书记，有点小威风的。他说我不懂音乐，好像只有他才懂。呸，我以后我还真要带你去给他看看。别以为我们看守所没人才。我看他们那里才臭鱼烂虾哩。” 我的心里一热。 她没注意我的眼睛，“你以后总要出去的吧？到时候要是找不到工作，说不定我还真可以搭上一只手。”她接过手机开始打电话，把我晾在一边，没工夫再理我。 我从此不再叫她绊脚鬼，管她叫冯管教、冯大姐、冯姐。黎头自从毒疮收疤以后，只要是冯姐来训话，不论说得如何不中听，也不再拉长一张狗脸，比以前和顺了许多。以前他根本不愿意上诉的，现在也打算见律师了。 十九 恐怖之夜就是在这一刻来临。眼下我一遍遍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是很奇怪。那一个夜晚极其普通，极其平静和安详。如果说窗外有一群麻雀突然惊散，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是高墙外有什么人惊动了它们。 开始有一个仓又打来“电话”，没说什么要紧的事。后来，有几个犯人开始打扑克。另有一个犯人用自制的竹针穿纱线，埋头缝补自己的裤裆。还有三个四川佬是刚来的，嘀嘀咕咕凑在一堆，肯定是对老犯人有所不满，但也没办法，只是间或怯怯地瞥我们一眼。 就是在这个晚上，我与瘸子一连下了三盘棋，虽然他每次都少用一半车马炮，但还是保持常胜纪录。其中有一盘，如果不是走一步瞎眼棋，我差点就要赢了。我要悔棋，但手腕被他紧紧抓住，架在空中无法下落——我这才发现这家伙虽然单薄，但一只手像铁钳，一身功夫不露形迹。 “落地生根，不能悔！”他平静地坚持。 “这又不是国际比赛，就悔一次么。” “好狗不吃回头屎。” “不就是玩玩么？” 有人担心我生气。其他弟兄嫉妒瘸子的常胜纪录，也一致拥护我悔棋：是呵，玩玩，莫太认真，法律都可以改的。 “棋场即战场，岂能儿戏！” 瘸子固执不让，眼中透出了某种狠劲和杀心，是一刀子定要插到位的那种精确和冷静。我终于恼羞成怒，既然架在空中的手落不下来，便一脚踹了棋盘。这并没有使他生气，也没有使他松动。他默默地把棋子一一捡回来，看了我一眼： “三比零。你输了。” 这一天晚上不欢而散，我迟迟才入睡。第二天，我们起床后洗脸刷牙上厕所，发现瘸子还在蒙头大睡。又过了一阵，送餐的来了，有人邀他起来一起喝粥，他还是蒙头一动不动，似乎对嘈杂声响充耳不闻，这才让人觉得有点反常。有人喊了两声瘸子，去揭他的棉毯——恐怖的尖叫就在那一瞬间发出，叫得我眼球胀痛，血往头上涌，脑颅里一片空白。几个警察冲进仓门，发现瘸子的头上套着一个紧紧锁口的塑料袋，全身有一种僵硬，裤裆里是湿的。 冯姐翻了一下他的眼皮，说快快快，抬出去！ 门外是走道和庭院，空气要清爽许多。冯姐挽起衣袖，蹲在瘸子的腹上，双掌叠压在他的胸口，一声嘿，做起了人工呼吸。有两个小犯人平时最喜欢听瘸子讲故事，眼下见瘸子成了这样，吓得呜呜呜地只是哭，被冯姐一声喝，才撅起屁股俯下去吹气。一个小犯人对着瘸子僵硬的嘴，一口长气吹进去，使瘸子的胸脯鼓起来，再由冯姐一把一把地挤压，把胸腔里的气排出。 医生也赶来了，手忙脚乱打针，但说这鼻孔里耳朵里都见血，强心针打了也是白打。 冯姐很不耐烦：“打了再说，能打多少打多少！” 车管教也来了，探了探瘸子的鼻息，查了查瘸子的瞳孔，说至少三个钟头了，不用白费工夫了。 冯姐更生气：“就是个石头也要救一把再说吧？你怎么知道就救不活？要是你家的人你不救吗？你还会在这里屎少屁多？”她想起事故的责任就更气：“你们这些臭窝笋，昨晚值班时干什么去了？打牌去了？喝酒去了？看电视去了？早就要你们注意九号仓，你们就是不注意！要你们找人摸摸情况，你们就是不摸！现在好，没盯住，出大事了吧？你们这些饭桶饭桶臭饭桶——饭碗不想要了吧？也想蹲蹲仓吧？” 她一气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得姓车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满头冒汗，张口结舌，当着犯人的面真是栽得厉害。他手足无措，丢了烟头，只得老老实实去给瘸子搓手和搓脚，似乎想把血流搓动起来。 “给九号仓全部上镣，查出凶手——”车管教大叫。 二十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的象棋，还有前一天晚上瘸子说的“你输了”，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里窒息而去。一个有体温、有表情、有动作、有脾气的人突然成了一堆任人搬弄的呆肉，不知何时在我们熟睡之际不辞而别，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一步步冷却和僵硬——生命真是脆若悬丝，死神在我们耳边又一次悄悄掠过。 我捡到了一只熟悉的鞋，把它偷偷套在瘸子冰凉的脚上，一只混乱场面中谁也没注意的裸脚。 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死？是自杀？是他杀？然而自杀或他杀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回想这几天来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还是没法嗅出空气中的阴谋和恶毒。直到事隔很久以后，我才有了一个疑点：记得小斜眼曾低声问过我一句：“要是有人想整死你，你怎么办？” “拼个鱼死网破。”当时我随口一答。 他看了我一眼。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没什么，随便问问。” 我后来回忆得更清楚了：就在他问话的前后，他不唱歌，不俯卧撑，也不要人按摩，只是独自睡觉，但钻进棉毯的那一瞬，眼角里泄出一道余光。我看清楚了，余光虽然只是投向墙上的纸挂钟，却隐隐藏着凶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警察也不相信瘸子是自杀。仓里的人都被叫去受审，包括才来两天的三个四川佬。几个杀人犯和流氓犯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受审时间总是很长。尤其是黎头，一去就三天，直到一个深夜才被两个劳动仔架着回仓。他气息奄奄，浑身汗湿，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车管教把他的一只手铐住，另一端铐在仓门的门闩上，让他只能站着，顶多只能半蹲，没法坐下来。只有半天，牢头的两腿就肿如木桶，加上门口的风大，两手已经冻得铁一样冰凉。大家找来些纸盒和棉毯，塞到他屁股下，让他能够坐一坐。他不从。弟兄们送来吃的喝的，他也一直紧咬着嘴唇，还是不从。他有一种要与手铐拼到底的劲头。最后，大概是发现没希望了，他突然破口大骂，每骂一句，脑袋就朝墙上猛撞，整个人疯了一般。顷刻之间，他满脸盖着血，已经不见脸了，只有红色中两只眼睛眨巴眨巴。 我们大惊失色冲上前去，七手八脚将他抱住和按住，用一床棉毯包住他的头。但我们不知他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不但甩得我们东偏西倒，不但继续往墙上撞头，而且身上所有没有被我们按住的部位，一团团的肉都突突跳动，都在向外爆炸。 “要死人啦！” “救命啦！” 我们恐惧万分地大喊，喊来了警察。他们也被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吓坏了，商议了一下，给他解了手铐。 我也是瘸子的交往密切者，因此在提审室待了很久。我想洗脱自己，帮助警察迅速地破案，但我没法供出密谋的过程和动手的情节，更没法供出他们想象中的棍棒、刮刀、毒药一类物证，使警察们很不满足，连冯姐也对着我瞪眼大拍桌子，根本不把我视为什么人才。另一个警察接班，同样对我没有好脸色，口口声声要把我丢出去喂狼狗。又一个警察来接班，虽然没有威胁，但始终不让我闭上沉重的眼皮，一连十几个钟头折腾得我痛苦不堪。这种车轮审讯的最后一站是车麻子。我怕他，一心想让他满意，于是忙不迭地挖空心思，把早已成为枯渣的回忆再来一次榨挤。我说瘸子做过很多数学题，不知是什么意思。麻子听后并不满意。我又说瘸子给我们讲过《圣经》，讲过洪水滔天毒疫流行之类阴冷可疑的故事。麻子听后更不满意，认为我故意糊弄他。 他用电棒戳戳我的衣袋，“这里面没有白粉吧？要不要我今天给你搜一下？给你加判个七年八年？” 我知道他的意思，气愤地大喊：“你、你不能栽赃陷害！” “还知道怕呵？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态度老实一点！” “你打死我，我也只知道这一些。” “想骗谁呢？你同他臭味相投，交往密切，经常合伙加菜。有人还揭发你们走后门！”他是指同性恋。 “那是血口喷人！无聊！” “人家的笔录上有白纸黑字！” “是你们搞逼供信！” “好，就算没有走后门，你们混在一起也不光是下棋吧？不光是讲故事吧？不光是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吧？九号仓里就这几团毒，你不知情还有谁知情？你以为我们公安局是粮食局？都是吃饭的？” 他用电棒指定一个台灯架，一按电门，棒头立刻噼啪一响，白中带蓝的光团爆出，震击得台灯架一跳。我知道，下一步我肯定就是这个台灯架了。我看见他的电棒头已经逼近过来，逼近我的鼻尖，知道自己马上要发出一股焦煳味，就要头发竖立和眼球外突，整个身子跳到天花板上去。 我果真大叫一声，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倒在地，满面流着冷水，眼中是车麻子朝下俯瞰的一张脸，有些模糊和变形。 我听到他哈哈一笑：“我没有按电门，你小子晕什么晕？你还没学会视死如归呵？” 二十一 有一个管教好色，看中了一个女犯，值夜班时常把这个女犯叫去谈话，进行思想教育，然后要对方按摩，吃她一点小豆腐。他没料到对方按摩时偷听他打电话，察觉了他的一个圈套。他当时受人之托，正设法给瘸子减刑，要为瘸子制造一个立功机会。他的这一招很阴：据说是让瘸子去鼓动黎头越狱，假模假式提供锉刀一类工具，但准备在案发之前及时举报，一举制止越狱事件。这不就立功了？减刑不就有了可能？ 按摩女郎把这事偷偷告诉了两个囚友，于是另一个女犯把风声透给了黎头。不用说，黎头心一横，先下手为强，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这是一种说得通的说法。当然，关于瘸子的死还有其他说法。有人说他的哥们统统招了，让他始料未及大为悲愤。他是个心高气盛之人，眼下制毒证据确凿，身为主犯罪大恶极，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判个无期。听检察官和律师都这么说，他不愿在监狱了此残生，便断然结束自己。 这样说也似乎合情合理。不管出于哪种情况，他的死都让我深为可惜。他一个初中毕业生，做出那一堆堆的高等数学题，一直让我惊叹学海无涯。他对生活的看法，虽不被我全部接受，却使我深深震撼久久难忘。有一天夜深，他迟迟没有睡下，嚼着嘴里的一根干草，一口咬定这个世界已经无药可救了：“……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要是没碰上它们，当然很容易做好人。”他冲着我冷冷一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成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悔改机会的人，比方说没时间了，不能重新开始了。” 我怯怯地说：“你的意思是，大多数人不是潜在的罪人，就是后悔的罪人，是吗？”他点头：“对，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罪孽深重。” 我辩不过他，没有他那么多学问，更没读过他动不动就提到的《圣经》。但我已察觉到他白里透青的脸上有一种死亡气息——那一夜他是不是对噩运已有预感？ 多少年以后，我从老魏那里知道了安妮的行踪，一心想找到安妮，想知道她是不是那个给黎头透风的女犯，或者说她知不知道那个女犯——这关系到黎头在我心中永远的一个疑点。当时老魏已经离开机关了，公司又破败了，办公室里堆了半个房间的旧货包，一台传真机据说是坏的，冰箱里只有西红柿和几包方便面，桌上和地上还有薄薄灰尘。看来这里没有安妮那样的小秘书来侍候老总了，也没有多少谈判和会议了。但这并不妨碍老魏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沓沓豪壮的项目书，一个劲向我描绘公司的大好前景。这也并不妨碍他看在囚友的面子上，慷慨接纳我，要我当营销部经理。 “日本贷款还没到位，因此我暂时不能给你工资，但公司的股份给你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二，你看怎么样？” 我很感动，“魏哥，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我是最念旧情的人。与你共过一次患难，对你还是够朋友吧？虽说事后没把你们那些弟兄都捞出来，但看守所面貌的彻底改变，践踏人权现象的基本杜绝，还不是靠我魏总？那两个去考察的著名作家，都是我哥儿们。他们把内参一写，把政协提案一交，公安局就得来乖乖地整改。我本来还想搞个记者团去好好曝它一下光！” 这似乎是事实。 手机响了。从他突然融化如水的五官来看，从他立刻扭动腰肢和跷起小手指的青春活泼来看，手机里想必有女人的香风扑面。他乐呵呵地说不行不行，时间这么晚了，他刚见了中央一个领导，还要等两个美国的传真，实在没时间呵。他又哟哟哟几声，被一只蝎子咬着了似的，说好吧好吧，宝贝，我联系一下美国再说。 他收线了，气恼地摇摇头，“唉，都是我大观园里的一帮妹妹。好厉害！现在没多少客人了，天天把我的手机打爆，要宰我的冤大头！” 他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一个夜总会，一进门碰上领班就吆喝：“还有哪些没上台的？都来都来，都算我的！” 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女子一拥而出，雀跃欢呼又饿虎扑食，把我们严密地押进了一个ktv包厢。其中有一个还坐到他腿上，攀到他的肩上，差一点就要骑到他的头上。不过，她们今天有点高兴得太早了。老魏确实是来收容她们，不过日本贷款没到位，今天不能给现金，只能开白条。 花蝴蝶们哪吃这一套？她们柳眉倒竖，翻脸不认人，咸鱼小贩的粗话脱口而出，七手八脚把魏总来了个围抢。不仅搜走了他身上的发票和几张小钞，还搜走了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的一副太阳镜也被人抢走，大概是便宜货，被那个女子看了看，又给甩了回来。一只手表还没解下手腕，已陷入三个疯婆子的争夺之中。 “你们欠打不是？”魏总一脚踢翻了茶几，这才吓得花蝴蝶们一哄而散。“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眼睛画得熊猫一样，衣服穿得咸菜一样，一看就是个卖甘蔗的，没一点品位，也想在这里混钱？” 看她们低眉顺眼，撅着嘴嘟嘟哝哝，气焰不再嚣张了，他把散乱的头发抹了抹，气平了一些：“叫花子嫌饭馊，还想要现金。哪来那么多现金？现在是文明社会，中国要申请进入wto，各行各业都要讲道德，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你们首先就要端正服务态度不是？不要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不是？不要把一个‘钱’字顶在额头上。钱钱钱，俗气！知道不？别说你们这些破冬瓜烂茄子，就是国色天香来了，也不能开口就是钱！你——”他指着一个女子，“要你去矫正牙齿。为什么不去？一嘴桂林山水，还不把客人吓出十万八千里？”他把对方气得哇的一声哭着夺路而去了，又指着另一个胖丫头，“你们也站好！你——讲话最没有礼貌，一点文化都没有，还口臭！只唱得了几首港台歌，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素质怎么行？你们白天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读读书？像唐诗、宋词、元曲，总要知道一点吧？像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还有最新发生的国家大事，总要知道一点吧？……” 他的政治教育和人生指导看来没完没了，我把一个点歌簿翻过好几遍，最后装作上厕所，溜出了空气混浊的包厢，来到了大街上。 二十二 眼前的街口靠近华天宾馆，有一个贴满小广告的邮局报亭，居然还是三年前的老样子。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当时被警察反剪双臂，额头顶住了一个肮脏的垃圾桶，屈辱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我曾经在监仓里狠狠掐自己的大腿，想把时间掐回到这个垃圾桶，掐回到我到达垃圾桶之前的一刻。 现在我回来了，对着垃圾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两个同案犯后来终于落网，使案子得以审结，我可以获得轻判和出狱。但我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一消息时，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像经过旷日持久的排队，总算排到商店柜台前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不知道柜台里的东西是否物有所值。母亲的床上已经空去并且积有灰尘。未婚妻的床下已经有了另一双男人的皮鞋。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大多已经改变——我现在应该往哪里去？我当然还能慢慢地找到朋友，听他们谈gre，谈技术移民，谈欧二标准，谈真人秀，谈上网灌水，谈党校中青班，还有台阶和助巡……这都是我听不大明白的，就像我当初听不懂犯人的黑话。 他们拍拍我的肩，给我加上葡萄酒和巴西烤肉，约我下一个周末去打球，看他们如何赢下350杆的耐克或者300杆的登喜路……这又是我不懂的黑话，再一次让我额头冒汗，手心发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他们像我当初见到的犯人，对我这个新来的家伙饶有兴趣。 我不是一直在向往这样的自由吗？不是一直向往这样的明亮和舒适吗？为何一落到自由里反而一身哆嗦？ 是的，我自由了，听不懂上等人的黑话但还是应该高兴自由的降临。我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必担心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不必担心任何保安和警车，就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队伍开过来，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口哨。我没犯法，没有案情。你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看天色，挠挠头发，挖一挖鼻孔。我既可以上中巴车又可以招的士，既可以看广告又可以看橱窗，既可以摸电杆又可以摸墙壁，既可以踢一个饮料纸盒又可以踢一块小石子，既可以走进一家小酒吧又可以走进一家理发店……我再一次确认头上没有四方形的天空，确认自己可以在这里幸福地打滚，翻跟头，做广播操——我曾经昼思夜想的一幕。 我给安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魏告诉我的。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电话里口香糖的咀嚼声，还有歌舞厅嘈杂的喧哗。 “我是收音机，你不记得了？” “什么收音机？” “我是九号仓的男高音呵。” “有这样的事吗？” “我当劳动仔的时候，帮你递过不少条子，还替你到外面补过鞋。”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不是安妮？” “对不起，我不叫这个名字。” “你又改名了？” “国家机密，不告诉你。” “不就是藏在哪首诗里吗？怎么不藏在性病广告里？藏在老鼠药广告里？” 我有点生气，也生自己的气。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做什么？是要与她分享自由的幸福或者沉重？是要与她分享回忆的辛酸或者快乐？还是要找个女人唱上一支《红河谷》，然后蹭她一顿饭，再蹭她两支烟？我已经重返生活，正在与人们相忘于江湖。方形天空下的往事一去不返，不再需要我暗暗坚守。 “喂喂，”她打断我，“你小子怎么这样嘴臭？不是想来绑票吧？你这个人，想绑票也得先引诱引诱吧。你小子听着，你要是说借钱给我，要是打算送我什么金项链玫瑰花，就再打这个电话。” 啪，对方挂机了。 我像挨了一记大耳光，怏怏地走出电话亭，把门上掉色的“中国电信”四个字看了好久，好像我还能镇定自若。我看了看天，那片无限开阔的云天，被城市灯光映照得一块块发红，如同一片片无人扑救的大火。大巴车在疲惫地喘息，出租车在鬼鬼祟祟地逃窜，自行车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像是在跟踪前面的自行车。三五成群的街头闲人看上去在观望与等待，等待着一片无人扑救的大火之下某个事件的发生。 我被三个黑影围住了，退到了墙根。这里离路灯较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脖子下凉凉的刀刃，表明了他们的来意。我有点好笑，因为提包里只有两件臭烘烘的衣裤，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手表、钱包以及金戒指，仅有十几块钱还是老魏刚才借给我的，只能让他们白忙活一阵。但他们发现了我手臂上的刺青文身，都是当初用瓷片扎到皮肉里去的：有一条小龙，是我的属相。数字1994612——是我被捕的日子。 “唐家河出来的？”一个黑影这样问。看来他也蹲过仓，知道看守所就在唐家河，知道唐家河这个俗称。 “当然。” “哪个仓的？” “九号，十二号。” “刚出来吧？” “三天了。” “刚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呵。这么晚了还轧马路？提了个包，跟真的似的！”黑影生气地把什么东西往我衣袋里一塞。 等他们走远，我掏出衣袋里的东西，发现是一张五十元的钞票，大概是他们一气之下，勒令我打车滚回家去！ 二十三 很多结案的犯人没法“投劳”——即投放劳改单位。这是因为劳改单位大多人满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里的两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当上劳动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劳动仔住的监仓要好一些，仓门白天也不上锁，这样说吧，这相当于从三等舱搬进了二等舱，乡下户口转成了郊区户口。因为参加劳动，我们这些劳动仔也有较多自由，有时甚至能跟着警察出外买菜或者运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华，嗅一嗅汽车废气或女人头发的美好气味。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借机逃跑，谁也不会干那种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有的种菜，有的帮厨，有的喂猪，有的打扫卫生或者修汽车，分成了若干劳动小组。其中修车组经济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组员们有时还能请一两天假回家探亲。 我不会修汽车，但毕竟是大学生，可以帮所里写标语出墙报，还可以给警察的子弟们补课。我后来得到减刑的宽大，就是因为把两个警察的小仔子辅导得不错，让他们一举考上了重点高中——可怜这些小伢仔，跟着家长住在这破郊区，实在碰不上什么好学校和好老师。我记得学生中最差的是车小龙，车管教的大公子，读到四年级了，九九表还背不全，“甲”字也总写成“由”字。我有一次问他什么是被除数，他只是傻笑。等我再问，问急了，他才一举揭穿我的伪装：“老师，你其实什么都懂，还来问我做什么？” 我当时差一点气得晕过去。 我对这些警察从此多了一份同情。他们别说管管孩子，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法休假，充其量只能轮着回家吃顿饭。在这样的高墙下一待几十年，岂不等于判了个无期？他们虽说拿着工资，但吸最劣的烟，喝最粗的茶，碰到伙房里杀猪分几斤肉，还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有哼有唱，这份日子恐怕连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 眼下，我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下一代人走出刑期的希望，因此大受器重，有头有脸，趾高气扬，一高兴，堂而皇之换上一件新衬衫，到值班室去看看电视，甚至同管教打个招呼，到大门外的小街上吃两个冰激凌，顺便给弟兄们夹带点香烟进来。有一次，一个探监的家属把我当成了便装警察，一把拦住我，求我批准他同儿子见上一面。我耐心地给对方解释政策，把制度是不能违反的云云说了一大通。 我帮看守所出墙报的时候，还经常出入管理区的房间，参与警察们的一些闲聊，甚至参与他们的学习讨论。有一个老人，捡垃圾为生，在车祸中断了双腿，活在世上实在受罪，要朋友帮他一把，把他背到桥上再丢到河里去，算是他投水自杀。朋友也是捡垃圾的，想成全这事，没料到一上桥就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最终被法院判刑六年，罪名是杀人未遂。警察对这一判决意见不一。车管教是站在我这一头的，说法院全是胡闹，人家要自杀，自杀就自杀呗，硬留着做什么？不是留着人家来慢慢地害吗？至于那捡垃圾的朋友是受人之托和助人为乐，算得上什么罪犯？冯姐虽然不赞成我们的看法，但说服不了我们。 后来他们在打人问题上又争议不休。车管教说恶狗服粗棍，新加坡那么发达的国家不也有鞭刑么？他由此认定，抓到罪犯，特别是那种没有大罪的，最好不要关，打一顿屁股扔出去，再不就割耳朵、剁指头，额头上烫字，既能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又不伤人命，还省了国家的钱财和警力。更重要的一点：免得罪犯们关在一起互相学坏呵。我在这一点上坚决反对车管教，与冯姐站在一头，强烈抗议野蛮执法论。 姓车的说不过我们，一口恶气最后撒在我身上：“哎哎哎，你来瞎搅和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 “你……你……你刚才还说我说得好。” “好个屁，你他娘的是哪个裤裆里拱出来的？” 我气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有话好好说，骂什么人？” “骂你怎么了？你以为教了几页书，就上天了？人模狗样骂不得了？呸，要不是我以前修理你，你小子有现在的出息？” 他不说也罢，一说就勾起新仇旧恨，顿时气炸了我的肺：“姓车的，难怪你那儿子也是个木瓜脑袋。你有什么了不起？干了几十年还是个小警察？你今天可以横，可以凶，但我总要出去的吧？你就不怕你以后老眼昏花的时候在街上碰到我？” 我没说出的话是：你就不怕碰上我的奔驰六〇〇？ “稀奇，稀奇，今天是国民党上台了么？” 他跳出椅子，怒气冲冲去寻手铐，但冯姐拍了我的脑袋一下，一把拉住我出了办公室，算是给我及时解围。 她偷偷对我说，车管教的老爹病了，他老婆又在老家的木器厂下岗，闹得他最近脾气很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你不要招惹他。 二十四 有一次，我跟一个管教出外买菜，在菜场里遇到了贵八条那件腌腊制品。他见我衣着整洁，戴了手表，惊得半天合不拢嘴，把我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 “你现在是干部了？” “没有，劳动仔，也就是当个组长。” “组长也是干部，差不多的。兄弟，这事全靠你了，你一定帮我去找政府们说个情。”他的“政府”是指警察，他的事就是要回来当劳动仔。 “出去了还想再进来？”我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们看在老交情的分上，总得给我一口饭吧？” “你没饭吃？” “吃什么饭？不瞒你说，我天天在这里捡烂菜叶子，晚上就去翻垃圾桶，一张脸皮早就甩在地上，踩了好几脚，不要了。兄弟，你不知道呵，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大，没文化，又是唐家河出去的，人家一听就怕。谁要呢？现在没有工作的大学生，都一抓一大把的。” “你肯定是懒，上班打瞌睡。” “天地良心，我做事的时候连尿都不屙。” “据我所知，所里现在不缺人手呵。” “我就打打杂，不行吗？我洗菜切菜是把好手，扫地拖地也是把好手，就是喂猪掏粪也行。你们不想做的事都归我了！不行吗？” 我不能支持他的异想天开。我就算衣着整洁像个便装警察，就算在政府那里有点小面子，也没有能耐把他抓到仓里去就业。我摇摇头，不能接受他一个打火机的贿赂，也不知道那打火机是从哪里捡来的。 我拉着一车菜走了，听见他在我身后大骂：“你们见死不救？你们一个个都良心喂狗哇？老收鳖——”他只记得我的外号收音机，“你去告诉他们，他们放了我就不管我了，将来老子去杀人，老子去放火，莫怪我丑话没有说在先呵……” 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后来并没有杀人和放火。我听人家说，他刑满释放以后，老婆早已经跑了，一个女儿也不认这个劳改犯父亲，过年都不来与他见面。他到乡下养过鱼，喂过猪，但不巧鱼发了瘟，猪也不怎么长肉。他后来借钱买了一部三脚猫，就是那种吐着黑烟的三轮车，在小街上钻来钻去送客。城管队扣下了三脚猫，说这家伙破坏市容，又是无证黑车，不但要没收，还要车主缴罚款五百。他百般求告没有用，自扇耳光没有用，下跪喊爹爹也没有用，一气之下，解下车架上挂着的一瓶汽油，把三轮车一把火烧了：“你们没收呀！没收呀！拿去吧！拿去吧！哈哈哈……” 这一故事最后的情节，是他把剩余的汽油淋在自己身上，一划火柴，一个众人围观之下的火球就跳跃着，奔跑着，旋转着，从大街上烧到花坛里，又从花坛里烧到人行道上，又从人行道烧到墙根，直到火焰渐渐熄灭，冒出缕缕青烟，一个黑糊糊的活物还在那里抽搐。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对这个火球大感惊慌。 但没有一个人来灭火。没有一个人来扑打火焰，没有一个人去寻找灭火器或者水桶，最后只有一个老乞丐，用一床烂棉袄捂灭了他身上的余烟。 幸亏汽油不算多，没把他烧死。人们这样说。 在他的一个侄儿闻讯赶来之前，只有老乞丐在街上抱着他老泪横流号啕大哭……人们还这样说。 二十五 每次走过九号仓和十二号仓，我都有一股庆幸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也有一点没来由的惭愧，好像我正独享荣华富贵，把幸福建立在弟兄们的痛苦之上。这样，我拖着大木桶给九号仓和十二号仓打菜时，勺子总是往菜汤面上削，好歹多刮一点油花子，或者勺子尽量往底下沉，好歹多捞一点有分量的干货，以表示一点心意。如果他们要我递字条，只要不是太出格的，我也尽量通融，包括把一些错别字连篇的字条传去女仓。 我同各个仓的关系都搞得不错。我悦耳的口哨或哼唱，常常激起这个或那个仓里的掌声。 女仓的人越来越少了。自从上面对肃娼有了新要求，一两个避孕套已经不能成为证据，定案难度大大提高，警察们就不大往这里送女人了。待这里的女仓空空荡荡，由八个减到两个，男犯们的字条也就大大减少。监区也冷清了许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男犯们更加容易焦躁不安，一个个炸药包碰上火星就炸。一个四川佬，不过是两个月无人探视，就绝望得轻生自杀，吞下了铁钉，痛得自己满地打滚。管教把他抬到伙房，让我们找来一些韭菜，用开水烫软了，再用筷子撬开了他的嘴巴，把一缕缕韭菜塞到他的嘴里去，忙得我们大汗淋漓，后来还一直苦守着他的肛门，看韭菜能不能裹住钉子从那里排出。还有一次，不过是打扑克时输赢几张纸片，一种硬壳纸剪出来的假光洋，几个犯人居然争执不已，继而大打出手，把全仓人拖进了一场恶斗，打得五个人骨折或脱臼，又一次让医生和我们忙得喘大气。 九号仓的越逃是不是也与此有关，也不得而知。我一直没有察觉到任何先兆，从未在黎头眼里发现过异常。据说有一家伙去预审室受审，偷偷从谈话室的窗台下拧下一只风钩，带回了仓里，小斜眼就用它来挑剔砖缝。几天下来，果真挖掉了一口砖。无奈的是，砖那边是厚厚的混凝土，铁一样硬，实在挖不动，他们只得悻悻罢手。但他们不甘心，后来细细考察监仓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发现仓里的三道裂缝中，有一条最有价值：监视窗的窗框有些吱吱的松动，是个最可能利用的破绽。他们把床单撕成布条，再搓成布绳，绳的一头锁紧窗框，另一头由弟兄们轮番上阵，进行冲击式的拉扯，忙活了三四天，终于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拉开了窗座部位的一条长长裂缝。看来，只需要再加一把力，整个窗框就要连根拔起，轰隆一声垮塌下来，自由与清新之风就要从缺口一拥而入。 他们喜出望外，暂时不再拉了，让窗框悄悄回位，让墙缝重新合拢，看上去不大明显。为了遮人耳目，他们每天还在那里挂一件衣，好像是晾晒，其实是掩盖现场，让警察看不出什么。 他们现在需要等到一个合适的行动时机，需要更多的观察和准备。说来也怪，那一段我去过九号仓，收垃圾和喷药水什么的，从没注意窗上那件晾晒的衣。管教们也去那里检查卫生评比先进，早晚还各有一次人头清点，但也没人注意窗上那件衣。 隔壁八号仓的闹事险些坏了他们的大计。八号仓的犯人馋肉，指责所里的伙食近来油水太少，一个星期两次吃肉也都是吃些肥肉片，一点都不爽。他们在八一建军节那天突然闹事，强烈要求纪念建军节，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加过肉的，为何建军节就不能加肉呢？难道看守所要大家爱党不爱军不成？……他们觉得这一吃肉的理由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气吞山河，于是表现出对人民军队的无限深情。也不知是谁，弄到了一支口红笔，在每个人的额头画出一个大大的红五星。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抗议看守所不准我们庆祝建军节！决不容许任何人贬低和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抗我伟大的钢铁长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他们把能想出来的口号都想出来了，吼得慷慨激昂，甚至有点悲愤和悲壮，好像他们的拥军之心受到了可耻的践踏，好像他们突然都成了威武不屈的英雄战士，身上还带着弹片，脚上还缠了绷带，刚刚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或国内战争三大战役，刚刚从英雄的火线上撤下来，一回到后方竟被几个小管教无端欺压。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八号仓这么一唱，其他仓的犯人也心领神会，于是脚踏祖国大地肩负人民希望的雄壮军歌立即激荡整个监区，只是唱得比较乱。记不住歌词的时候，有些人把“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当成全部歌词，翻来覆去只有这一句，一直唱到“向呀么向太阳”才住嘴。警察们如临大敌，荷枪实弹全面警戒，但他们冲着炸了锅的军歌有点犹豫，大概觉得唱乱了的军歌也是军歌，冲着军歌下手是不是有点不妥？ 结果，伙房里给大家加了肉，算是大事化小。 但警察们咽不下这口气，为了修理一下八号仓，车管教带着人对这个仓来了次突然搜查。他们想找点把柄，比如找到香烟一类违禁品，借机严惩闹事者，让他们知道人民军队是不好当的，吃进去的冤枉肉是要吐出来的。 不料这一搜，竟搜出了半条锯片，吓出警察们一身冷汗。要知道，锯片不是一般的违禁品，足以威胁到镣铐、铁锁以及窗户的铁栏，足以造成重大的越逃事故，进而砸掉好多警察的饭碗！全体警察紧急行动起来，不仅严查锯片的来源，而且对其他各仓也一一大搜查，消灭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他们简直是挖地三尺，把棉毯草席掀个底朝天，把每一条墙缝和每一个衣角都不放过，连瓦片石块鞋带裤带一类也统统收走。 照理说，小斜眼他们很难逃过这一劫。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有准确的预感，那只风钩不翼而飞，那块脱落的砖头复位如旧，挂在窗口的衣衫摘下来了，但墙缝被饭粒填充和黏合，居然骗过了警察的眼睛。他们只是损失了几块瓷片，损失了一副纸团与饭粒捏成的麻将，还有黎头的两个大歌本——警察对他一直不放心，觉得他的东西无不可疑，无不散发出毒气。 时间到了农历七月半这一天。七月半，鬼门开，家家户户都接鬼祭祖，尤其是车管教这种农村来的人，午后都请假回家去了。看守所特别安静清冷，只有墙根的蟋蟀叫有一声没一声。 晚上十二点左右，监区里传来沉闷的轰隆一声，但混在附近人家接鬼祭祖的一串鞭炮声里，几乎没有人听到。这天是冯姐值夜班，顺便在管教队办公室里写份材料。她上厕所的时候，路过监区大铁门，眼角的余光里有几个人影晃动，但没怎么引起她的注意。直到她走出了十多步，才觉出有点不对劲：今晚既没有提人问话，也没有劳动仔打扫卫生，院子里怎么会有那些人影？ 她大惊失色，跑回大门一看，天啦——果然是一伙犯人出了窝！ 事后有人说，如果冯姐处事冷静一些，就不会吃那么大的亏。她当时明知警力不够，又不知对手的底细，第一件事应该是检查监区大门，确保大门已经上锁；第二件事就是赶紧检查管理区大门，确保这道门也上锁。有了这“回”字型的两道高墙固若金汤，再拉响警报，打出电话，急调警力前来增援，事情就糟不到哪里去。但她偏偏忘了这些，似乎是急昏了头，连电棒都没有操一支，打开监区大门就冲了进去。一个女流竟想弹压一群暴徒，还能不被人家活活包了饺子？ 事后人们还说，如果不是另一个值班管教头脑冷静，赶紧把监区大门重新锁住，暴徒们就完全可能从大门一拥而出，可能迅速控制管理区的电话、警报器、各种钥匙，还有武器和管理区那最后一道大门。事情若到那一步，一切就不可收拾。 冯姐赤手空拳对付三十多个犯人，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就算是带了枪，也根本没法阻挡越逃者的滚滚洪流。几个对她怀恨在心的强奸犯，一见到她，冤家路窄，几个回合的格斗下来，靠着人多势众，狠狠掐住了她的脖子，加上砖块重重一击，把她当场拍昏倒地。大门外的同事看见她一头鲜血倒下去，急得跳脚，但顾及到敌众我寡，不可能开门去救她。 枪声响了，但手枪火力小，射程也不够，不过是放几声闷屁。从大门外射击，又被值班室和医务室挡去了一大片空间，对越逃者不构成什么威胁。 警报器也响了，响出了监仓的一片骚动。每个窗口都冒出人头，贴在栏杆后面，显得兴奋不已。“找钥匙！找钥匙！要跑兄弟们一起跑呵！”有人这样央求。“快去抱棉被来！没有棉被如何爬得过电网？”有人这样指导。当然也有人表示忧虑，说九号仓的蠢鳖活得不耐烦了，今天硬要鸡蛋碰石头。 越逃看来是有充分计划的。小斜眼首先带人占领了监区内的值班室，大概是想找钥匙打开所有的仓门。一旦发现没有钥匙，他们就操起椅子，把电路总闸和配电箱砸得稀烂，监区的电灯全部熄灭，顿时黑寂寂一片。他们的计划当然也有漏洞，比如监区的电灯虽然灭了，但监区外有另一个电路系统，依然完好无损，使警报器还在响，岗亭上的探照灯还在扫射，高墙上的电网也还通着电。有一个犯人被电网打出一声惨叫，掉下了人梯。另外的犯人抱来棉被和值班室的化纤窗帘，把它们递上墙用来隔开电网。时间一秒秒过去，他们眼看就要爬过高墙，但被岗亭射来的一梭子子弹，吓得缩了回去。小斜眼较有经验，从值班室拆下一个蚊帐架子，撑起一件衣服，不断冒出墙头招摇，吸引着岗亭射来的子弹。岗亭上的武警果然中计。他们没料到今晚上出事，没有准备足够的子弹，加上一紧张，手指一颤，一夹子弹就嘟嘟嘟嘟打光了，甚至都打到天上去了，几个弹夹很快就成了空夹。他们在岗亭里急得团团转，眼看着犯人们正一个个越过高墙。 就在犯人们哇哇哇地欢呼的时候，就在第二道高墙也要被人梯突破的时候，谢天谢地，远远的警车呼啸，增援警力终于来到。指挥官用电喇叭指挥行动，敦促越逃者投降。管理区和监区的两道大门都被打开，黑压压的武警和警察一拥而入，潮水般扑向每一个角落。手电光柱交叉横扫，刺刀寒光闪闪，所到之处都有越逃犯人的鬼哭狼嚎。人梯最下面的一个犯人被电棒击中了，身子一折，上面的两个就呼啦啦栽下墙来。还有两个犯人刚用破布条结成一根新绳，一见阵势不对，立刻高举双手。 “报告政府，我是被迫的……” “报告政府，我不跟着跑就会被打死的……” “报告政府，我刚才没有跑，一直坐在院子里等你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他们往哪里跑了……” 犯人们在刺刀面前都吓得变了声，知道这次祸闯大了，一个个急着开脱自己，做出无辜羔羊的可怜模样，或者是里应外合喜迎友军的激动姿态。 管教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在院子里排成一线，抱着头蹲下。人数已经清点过：除了三个受伤，三十八个犯人还差八个。 管教们再次惊慌失色，忙去清查九号仓，清查其他监仓的门锁，清查管理区的每一个房间，查得大家一个个声音发颤：他们难道插翅飞了不成？他们不是没有爬过外墙吗？ 所长突然一拍脑袋：“我知道了！” 所长带着大家赶往公厕，在公厕后面找到一个废水池。池边果然有踩倒的青草，池里果然有刚刚泛起的一层泡沫，旁边是一个洞开的污水管。 他们冲出看守所，来到墙外的野地，在离高墙大约一百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堆废石料。大家确定位置以后，把石料搬开，暴露出下面一个沉沙井的水泥盖。水泥盖再打开，手电筒一照，下面果然有两只闪动的眼睛。 出来！出来！统统出来！警察们大喝。 不要开枪……里面好像有人声。 两只眼睛出来了，又有两只眼睛出来了，又有两只眼睛出来了……一共八对眼睛爬出了井口，一对也不少。他们眼睛以外的一切部位都是粪泥，黑糊糊的看不清楚，而且恶臭扑鼻。 这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事后听人说，几天前有个农民在这里拆房子，拆下了一些石料，临时堆放在路边，刚好压住了看守所的这个沉沙井盖。人算不如天算，就凭这个极为偶然的堆放，越逃犯人们顺着污水管爬到这里以后，拿出吃奶的气力也没法顶开井盖，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污水管太窄逼，他们也没法循原路返回，更没法掉头，只好在这里卡成了一节节臭肉灌肠，耐心等待着束手就擒。 两天后，警察们敲锣打鼓，放一挂鞭炮，给拆房子的农民送来了一箱酒，让农民觉得莫名其妙。 二十六 生活，是一张网 生活，是一堵看不见的墙 墙上有几行歪歪斜斜的字，不知是谁留下来的。我正在看着这行字，屋檐上掉下来一只大飞虫，有气无力地扑腾，已经是半死。我身旁的一个劳动仔骂道：“娘的，谁要倒霉了。” 我知道是谁要倒霉了。囚车已经停在大门外，十几个武警士兵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严惩暴动越逃首犯”一类标语是我前一天张贴上去的。伙房里照例早早地做饭，特地做了一份红烧肉，一份炒鸡蛋，一份油炸带鱼，还有一盘小菜。当我把这些菜端去办公室时，好几个仓的犯人大概闻到了菜香，大概是听出了我脚步声里的沉重，于是传出粗粗哑哑的歌声： 人们说，你就要走向刑场，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 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 要记住唐家河你的故乡， 还有那白发苍苍你的爹娘。 歌声一浪一浪地荡漾和涨涌。我知道这一首改词的《红河谷》是为谁而唱。小斜眼被三个警察押着，已经坐在办公室了。他双手戴了手铐，脚上挂着铁镣——所里最近已经取消了脚枷。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冲着我淡淡一笑。 “强哥……” 他看了饭菜一眼，摇摇头。 “强哥，你多少吃一口。”我差点要哭了。 “你去帮我找件衣吧。” 我看了车管教一眼，得到他的默许，慌慌地向自己的监仓跑。我失神地跑了起来，跑得耳边风声嗖嗖，跑得身边的窗口都拉出了扁平和倾斜。其实我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甚至忘记了自己眼下要去干什么。我真希望脚下的路有十里长，百里长，千里长，万里长，绕过地球一圈又一圈，永远不要有终点，永远让我像箭一样狂奔不止，让我真正地飞扬起来撞入太空…… 我取回了自己最好的一件深褐色夹克，还带来了梳子、头油，外加从女警那里借来的摩丝发胶，回到办公室里，把强哥稍加收拾打扮，使他的刺猬头又湿又亮，看上去有香港小歌星的模样。 “谢谢你。”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分明是在说：还是你了解我。 门外不时有人走过，但脚步声让他的目光一次次黯然。我知道他在等待一种脚步声，一种我们都熟悉的脚步声。我们这些蹲过仓的人对脚步都有特殊辨别力，能从脚步声中辨出是谁来了，能辨出此时来人的脸色、心情、脾气、想法。一个负重的人，走路决不同于一个空手的人，一个前来找麻烦的人，脚步声决不同于一个前来报喜讯的人。 小斜眼目光跳了一下，好像听到了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出来。他的目光更明亮了，有一种全身毛发竖立的神态，但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听到。直到最后，我才不得不佩服他的狗耳朵：一种熟悉的脚步声果然从寂静中潜出，由远而近，由近到更近，风风火火撞开大门。“不是说九点半吗？怎么提早了？”冯姐一进门就冲着车管教直嚷。 冯姐自从越逃事件以后，因为脑部严重受伤，又因处置失误受到批评，调去交警部门已快一个月了。 “我怕见不到你了。”小斜眼对她一笑。 “我说了来，肯定就会来的。” “你能答应来送我，谢谢你，真的。” 冯姐叹了口气，“国强，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同我说？” “我就是怕没机会同你说了。” “你慢慢说，我听着。”她抽了一张椅子，与他面对面坐下，紧紧盯住对方的眼睛。 “上次越逃……是我挑头，但我不知道是你值班，也没有要他们打你。我只是没管住……对不起了，冯姐。” “事情不是过去了么？我知道你不会害我。” “不，我得让你知道这一点。我不能对不起你。每年中秋节的月饼，是你送给我的，不是我妈送的。我知道。” “这些小事还说它做什么？” “我知道，今年春节那双鞋，也是你买的，不是我妈买的。” “谁买的不都一样？”冯姐有点慌乱。 “你用我的名义给我家里写信……” “是这样吗？我写过么？……” “冯姐，你不要哄我。我不是小孩子，心里一直很明白，只是软话说不出口，没说惯。我知道你是怕我伤心，怕我孤单。其实我不怕孤单。我说出来怕你不相信：我不怕别人对我坏，只怕别人对我好。别人一对我好，我就欠了账，就还不起了。” “你不要这样想。” “你听我说。我知道，这几年我妈从来没有来过一次，这几年我妈从来没有给我送过任何东西，我妈从来没有我这个儿子。这样好。这样我就少欠她一些。我虽然长得像她，但我是她不该生出来的孽种，我是一个不该有妈的野人，畜生！” “你妈也许是病了，也许有别的什么原因……” “不，我不配有妈，根本不配！只是我以前不明白这一点。那一次，”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那王八蛋要赶她出门，我怕没了她，从被子里爬出来，跪着求那王八蛋，抱住那个王八蛋的腿，求他不要把我妈赶出去，说外面又下雨又冷，妈妈能到哪里去呢？当时我只有八岁，八岁呵——”小斜眼全身一震，喉头被什么卡住了似的，停顿在一个呕吐状，嘴巴大张，满满咬住了一口气，好一阵没声音。 冯姐眼圈红了，把僵硬的他搂在胸前，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国强，你不要说了，不说了。你错误犯得太多了，几件重案在身，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就安心地去吧。像俗话说的，好汉做事好汉当，胸膛一挺，眼睛一闭，就那么回事。早去早投胎，来世重新做人……” “我下辈子不想做人了！冯姐，我要做狗，做猪，做老鼠，做臭虫蚂蚁，绝不再做人！” “你要相信，你下辈子一定会有个好妈，一定会换一个好妈……” “我不要妈，再也不要妈！” 我事后记得，在场的两个警察也红了眼睛，连车管教也捏了捏鼻子，转过身去，两手插在裤袋里，看着墙上一排镜框里的监规公示。 门外的汽车喇叭一叫再叫，大概是司机等得不耐烦了。一个警察用对讲机与外面低声联系。强哥擦了擦眼睛，把头抬起来，平静了一些，有如释重负之态，脚镣咣当一声，他站起来向明亮的门外走去。 在出门的那一瞬，他略略回了一下头，看着地上，意思是再见了。 没有人回话。 “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他是冲着冯姐说的，但对我使了个眼色，要我去看看他的鞋跟。 我摸到他的鞋跟，摸到了一个隐蔽的夹层，小指头在那里一挑，挑出了两块小铁片。从凹凸不平的齿边来看，是私下磨制的钥匙。 蹲过仓的人都明白，这是对付手铐和脚镣的暗器。这就是说，他刚才突然改变主意，放弃了途中越逃的可能。 我把钥匙交给冯姐，发现她的手哆嗦着，差一点没有接住铁片。我看见她捂住嘴，圆圆的娃娃脸上泪水双流。 二十七 我听到一个管教的脚步声远去，渐渐消失在夜色里。但只要我竖起双耳，屏息静气，紧紧地咬住它，守住它，跟住它，它就不会完全消失，虽然在耳膜里微小如尘若有若无，但一直波动在那里。它来自水泥地上，沙地上，泥地上，木板上，新木板或旧木板上，音色并不完全一样。我甚至能从它微弱的偏移或稀薄，听出那双旧皮鞋是踩歪了沙粒，还是踩倒了青草，碰到了木楼梯。我有些惊讶和兴奋，甚至相信只要我这样全神贯注地守住，我就如同在两只鞋底上装了窃听器，能远远地听出行者的一切，听出他到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包括放出什么样的哈欠和发出怎样的长叹……我可以把他的一切秘密了如指掌，哪怕他在一百面高墙之外。 我摸摸额头，估计自己是病了。 二十八 就像老魏事后夸耀的那样，他那两个作家朋友来访以后，写了份内参，又写了什么提案，狠狠参了看守所一本。加上不久前的越逃事件引起震动，上面终于决定把这个破旧不堪和管理不善的监所推倒重建。这样一来，在押人员开始分流，我与其他九个劳动仔，还有三十个已结案犯人，将去省拘留所代管半年。我好端端的幸福日子，被两个多事的文人给搅了。 这一天，两辆警车和三辆囚车开到了所里。十来个警察灰头土脸地下车，大骂这是什么鬼地方，今天这一路真是倒大霉了，一人少说也吃了半斤土。其实，最近这里修路，路确实难走一点，但不值得他们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来就没有好脸色。他们大多拿出手机打电话，电话里大多是骂骂咧咧，没工夫与前去迎接的管教们握手。他们拍灰，洗脸，抹头，刮鞋泥，上厕所，又嘲笑这厕所里还养着猪，连个卫生纸也不准备，差一点逼着他们拿竹片刮屁股，真是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呵！ 他们喝茶时也不顺心，说这里居然还用着搪瓷杯，也没有一次性的纸杯，革命传统好是好，就怕染上什么病。犯人家属来了也是用这些杯子吧？犯人家属里就没有口臭、肝炎、痢疾、肺结核以及艾滋病？ 一个大个子警官，看上去是个领头的，扯了一张钞票给车管教：“兄弟，我们不熟悉附近的情况，烦你去提一箱健力宝，要不矿泉水也行。” 车麻子把热水瓶和所有的搪瓷杯收走，没有说什么，又大汗淋漓地扛回两箱饮料，一张马脸拉得长长的。 交接程序其实不复杂。管教叫一个名字，一个犯人就出列向前，经省城来的警察对照表册验收，然后上囚车待着。 轮到我上车的时候，大个子警官指着我手上的可口可乐瓶子。“什么东西？” 我说是茶，路上喝的。 “扔掉！” “这四五个钟头的路程……” “就是再长的路程也不准喝！喝多了就要撒尿，一撒尿就搞名堂。想脱逃是吧？” “天气这么热……” “热怎么了？是请你们去当官，还是请你们去出国观光？” “这是车管教同意了的。” “车管教？你飞机管教也不行呵！” 他的同伴笑了。我回头瞥一眼，发现本所里的管教都没有笑，车麻子更是黑着一张脸，不过还是没说什么。 “婊子养的！”车厢里有人嘀咕。 大概是顺风，一声嘀咕竟然被大个子听到了，听得他突然一愣。“谁在说话？说什么呢？”他把头探过来，把车上几个人的脸色一一看去，一眼就锁定刚才的嘀咕者。“你——就是你——你下来！” 嘀咕者当然不愿意下去，只是往人后躲。我们也用腿暗暗拦住他，不让他吃眼前亏。这把那警察气坏了，他叫了几声没有结果，恼羞成怒，挥舞着警棍跳上车，一棍敲在我头上，一巴掌就把嘀咕者抹倒在地。“你给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他的皮鞋和警棍一齐下去，车厢里立刻哇哇乱叫，乱成一团。为了夸张警察的粗暴，不但是挨打者，就是我们这些旁人，没事也会大声惨叫的。 车管教突然大叫一声：“住手！” 大个子气喘吁吁回头，“什么意思？” “到这里发猪头疯么？” “你……你才发猪头疯哩。” “屙屎也要看地方，打狗也要看主人。这里是你撒野的地方？你耀武扬威惯了吧？称王称霸惯了吧？一点规矩都没有，眼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王八蛋是吧？” “我打坏人，你心痛什么？”大个子警察跳下车，“奇了怪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同这些人渣什么关系？难怪说你们唐家河黑得很，乱得很，原来我还不相信，今天可算是开眼界了。警察强盗亲如兄弟呵，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呵，平日里红包什么的没少收吧？……” “你小子胡说八道，小心我撕了你的臭嘴！” “你敢！” “你再说一遍！” “我说！就要说！你能把我怎的？” 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双方都有铁哥儿们，不管有理没理，先向着自家人再说话，决不能胳膊肘往外拐。他们先是争吵，接着是推推搡搡，最后一个大盖帽打飞了，不知道是谁先出手，一支手枪亮出来，另一支也亮出来，一支支全出了套，一支顶着一支，一支咬住一支，成了互为目标和互加钳制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都落在火力网里。省城警察的两支微型冲锋枪也顶上火。没有带枪的警察操起警棍，或顺手拖来一把铲子，举起一把椅子，拾起一块砖头，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连伙房里的一条狗也紧张地发出狂吠，把车上和车下的犯人全都吓得目瞪口呆，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共军打共军的枪战眼看着一触即发。 场面僵住了，呼吸都声声可闻，谁都不敢妄动。省城警察清一色的钢盔和武装带，清一色的年轻小伙，面对老少不齐着装杂乱的本地管教，简直是宪兵队碰上了团丁。但宪兵队毕竟人少势单，在枪口的团团包围之中，只能自己下台阶。 大个子首先收了枪，说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自家人刀兵相见，像什么话。他一挥手，他的同伴都把枪垂下来了。这头的人眼见对方退了一步，也只得把五花八门的武器收敛。大个子把车管教拉到一边，又是递烟，又是打火，又是拍肩膀，叽叽咕咕说了好一通，使对方终于和缓地吐出一口烟。 车管教还是黑着一张脸，走到囚车前，冲着大个子说：“你听清楚了。这四十个人今天交给你，半年之后由你们送回来。这是上面的命令，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扶贫救灾。你们不想接，找上头说去，有气不要冲着我们发。是不是？你们省里的水平高，谱大，好，但不要把唐家河的人不当人，明年把这四十个人送回来，谁缺个胳膊少个腿，缺个牙齿少颗痣，你们损坏照赔，休想赖账，到时候莫说唐家河的门槛不好跨！” 他又瞪了我们一眼：“你们也听清楚了，一张张臭嘴给我刷干净点！一个个乌龟脑袋给我缩进去点！出去惹是生非，坏了唐家河的牌子——莫说老子不给脸！” 我们使劲地点头。 我很想更使劲地点头。 “拿着！”他把路边那个装着茶水的可口可乐大瓶捡起来，抹一抹上面的灰，往我手里一塞。 囚车咣的一下关了门，上了锁，起动了。我们挤在小小的后窗，争着把手举起来，伸向窗口，好让车管教看见。我看见他抽着那支烟，弓着背脊，吃力地推着大铁门，甚至没朝我们看一眼，一眨眼就消逝在车后扬起的土黄色尘浪中。不过，即使他朝这边看，他也不可能透过满是尘垢的小窗，看见我们告别的手，看见我们眼里的泪花。我在摇晃的车厢中，很快就想不起他的面目了，似乎往事摇着摇着就破碎了，匀散了，没有了，再也无法聚合出原形。我摇着摇着只记得收拾过办公室垃圾时，发现他的烟屁股最惨，每根都烧到了过滤嘴，甚至烧焦了过滤嘴。我摇着摇着摇着还记得他手腕上经常缠着一根红布条——肯定是避邪的迷信把戏，说不定是被监区那盆神秘白玉兰吓出来的。当时我还猜想过他是不是成天穿着一条红短裤。 我把自己的手腕狠狠咬了一口。 2005年5月 山歌天上来 山歌天上来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人民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一 当年的老寅背有点驼，在椅子里坐久了，背上揉挤出层层皱布，吊幕一样向上拉扯，前长后短的礼服十分古怪。 当年的老寅在汽车站打了个哈欠，看天色已晚，扛着四张竹椅四处找人问路，一路埋怨天气也埋怨县城，最后才找到了县文化馆。 老寅这个人不太好描述，比如他的脑袋小，不好说一个脑袋，更像是一粒脑袋；眉毛粗，不好说两条眉毛，更像是两把眉毛；耳朵倒很大，说两扇或者两页，可能就合适了。文化馆的老柳肯定是不习惯脑袋的粒状，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人买椅子。把这里当菜市场呵？ 对方连忙抠出一纸通知给老柳，止住了对方的轰赶。 “你就是毛三寅？” “唔呵……”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呵……”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么？” “我问你。”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呵。”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尖叫。 粒状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完全变人吧……” 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 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打嗝放屁都是红薯味。他要是能把七个音符唱圆整，我就倒立着来上班。” 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是个乡巴佬吧？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发现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喂喂喂，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耍流氓呵？”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很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可以证明。你不要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不打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么？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斜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这位妇女今天跌了一跤吧？” 这话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二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经常哗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很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想到任务重和要求高，一心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之时，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抬头一看，噪音又是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你吃文化馆的睡文化馆的，就是要来打鼾的么？” “对不起，柳老师，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条被子拿个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了。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在全场的笑声中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捉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音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察觉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悠，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啃哧啃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的声音。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味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呵。”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呵？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花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不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剐刑，剐上一整天，刺刀捅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者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手人脚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手人脚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乃至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犁下七寸是黄金， 深耕才有好收成， ……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凌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让人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嘴里。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么？”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脸增添任何表情。 学员只对柳老师报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三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深知这些曲子里既有泥土风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不可等闲视之。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发现那是一支圆舞曲谱，竟呼啸着一股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诺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游戏之作，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含含糊糊的呵唔呵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只是还不够斯基也不够诺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高队长下村，说你们不要客气，家里有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嗨，花桥镇是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花桥人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呵。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言语容易招祸的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的时候，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跺着脚就开骂，说哪来的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 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至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的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山里马帮到处流窜的时候，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说他会睡觉？笑话！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吸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吸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伽。 用他的话来说，瑜伽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大体上能吃个饱饭，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老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乐感，说那畜生绝对听得懂音乐，可以随着节奏摇尾巴，摆耳朵，听到入迷的时候，还可以发出一种奇怪的呻吟，有舒服得要哼哼唱唱的那种劲，简直是个牛群里的莫扎特。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眯眼越来越小，据说是没有钱买灯油，晚上燃三两炷香捏在一起看书，看成了这个样子。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宁可无饭，不可无酒，碰到衣袋里布贴布，也三天两头要去酒坊，深深地嗅几下，好歹让鼻子过瘾。有一次，附近中学的老师央求他写支曲子，酬谢他一坛花桥镇的头锅谷酒，足有十来斤。他大喜过望，倚着酒坛一屁股坐下，一边哼哼写写，一边把搪瓷杯迫不及待地伸向坛子。舀着舀着，发现杯子轻了。探头一看，其实是坛子空了，见底了，摇一摇也不再有声响。他吓得跳了起来：奇怪，这坛子没见漏，旁边也没人影，怎么酒就没有了？ 明明是满满一坛酒，一眨眼到哪里去了？ 他呼了一口气，吹得眼前的一只蜻蜓晕头转向，一条弧线歪栽在地上，是醉翻了的模样。他撒了泡尿，烟头丢上去，竟激得哗的一亮，虽然没有像酒精那样真正烧下去，但已经相当危险了。 他这才相信自己全身都流着易燃物质，自己已经成了个酒坛子。 他的眯眯眼睁大，炯炯发光，全身上下泛着红潮，睡意或者癫态一扫而光，连驼背也挺直了许多，连声音也有了更多腹腔共鸣。在这种时候，他不但毫无睡意，不但写得好音乐，还能清醒判断很多复杂的问题，比方说能判断一坛酒是他自己而不是老婆更不是大哥宽老倌喝完的，比方能判断这一天是初一不是初三更不是十五。在这种时候，他还可以伸手踢脚做广播操（在北京学会的），可以去学校里找来报纸字正腔圆地朗读（特别关心缅甸和印度的打仗，可惜近来报纸上这方面的新闻不太多）。若碰上音乐爱好者，他还说得清歌剧《刘三姐》的一切细节，对中外音乐大师的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老莫（莫扎特）到老李（李斯特），从瞎子阿炳到王同志（洛滨）和雷同志（振邦）和何同志（占豪），全不在话下。不要看他的发声有点尖削，甚至有点娘娘腔，但这个时候的他随口唱出一个音，就是准确无误的中央c，或者是铁板钉钉的降b，根本用不着什么定音叉和定音笛，让行内人不得不服。他随手抄起一件乐器，无论胡琴、琵琶、笛子、芦笙，还是唢呐，不说玩得天花乱坠，至少也耍得中规中矩。还有手里的石头，脚下的水，嘴里的一片树叶，桌上的筷子和碗钵，都常常被他折腾出声音，准确地说，是折腾出音乐。 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的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还有一大片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憨头憨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他说，他已经知道老寅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老寅的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记者后来没有访到老寅，据说是遭遇到了瘴气，两腿立即肿大和奇痒；又据说是糊糊涂涂迷失了方向，只好搭乘一辆运木头的汽车出山。 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四 老寅还玩不了单簧管，钢琴也戳得有点臭，让柳老师稍稍放心了一点。柳老师执意要在钢琴上试奏学习班的所有作品，试完以后又急风暴雨般地来一段赋格，即兴加一点花，好好杀一下老寅的气焰。老寅默听了一阵，抬起眼皮，挤出一句嘿嘿，停了停，再挤出一句嘿嘿，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好，嗯，就是好。” “好在哪里？” “你的记性真是好，身体也好。” 这话怎么听也不像是夸奖。 临出门时，他记起了什么事，回头丢下一句：“第二个爱夫有点矮。” 爱夫就是f。柳老师后来才闹明白，他的“矮”是“音低”的意思，指琴弦有点松，该请调琴师了。如果说乐音“瘦”，就是指音有点弱，可能是琴槌有毛病，得想办法修整了。至于某段曲子“没吃饭”，是指动机内蕴贫乏；某段曲子“没长肉”或者“不调皮”、“打瞌睡”，是指发展缺乏松弛和变化。还有性能不同的各种和弦，在他嘴里就成了“亲兄弟”、“表兄弟”、“远房兄弟”、“桃园三结义”等等，听上去很别扭。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谈音乐而是谈人。或者，乐符在他那里从来不是什么声波，不过是一些要吃要喝和有哭有笑的小家伙，是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闹别扭的小家伙。那么，每个作曲者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子孙成群的大家长，是管理着音符们的饲养员，应该腰扎一个围裙，手里咣咣咣地操一个饭勺。 柳老师被第二个爱夫搞坏了心情，化悲愤为苦斗，化雄心大志为挑灯夜战以及在书橱前对苗、侗、瑶、傣等各民族的紧急流窜——他必须从书本中抓到什么，必须比老寅抓到更好的音乐素材，写出副组长的杰作，不能栽在乡巴佬面前。结果，他的一大堆谱子出手了，但自惭之余，还是没敢往上送。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寅的作品在地区大赛中出线，虽然在最终的评审中，被说成“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没有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失去了获奖资格，但音乐圈子里开始流传毛三寅这个名字，还有他有点奇特的来历和习惯。 同行们都在向柳老师打听老寅，包括《犁田山歌》是如何来自他谷酒狂灌之下的清醒。有一种说法传出了县又传回了县里：那一天雷雨大作，又停了电，老寅到了交稿限期的前夜，从被子里钻出来，把四张竹椅子换来的钱，全部买成了酒，三大瓶立在油灯前，如同供上了三尊菩萨。 他正襟危坐，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扯开了一张报幕员登台时的笑脸。他其实没有笑。同他处久了，才可知道似笑非笑就是他酒力发作的表情，是饲养员准备工作的常规表情，只要有了这种表情，就有了主人面对音符崽崽们的现场感，有了面对油灯后面一片黑暗的激情，肯定乐思如涌，怎么写都来神。 地区文化局长是个转业军人，以前的手风琴手，对音乐有点发烧，亲自就音乐创作召集过一次讨论会，让各县的音乐主创人员参加，还特别点了老寅的将，说“那个酒癫子不要漏了”。荒唐的是，老寅不识抬举，居然不知道这次机会何等重要，把自己一个小娃崽带去了那种场合，据说是这次要带儿子到大城市看看火车。他们摸到火车轮子的时候，刚好火车一声大叫，吓了他们一跳，父亲就说：“你看这家伙还怕挠痒痒。”这是娃崽报道的故事。那娃崽一看就是个上天入地的种，在会议室里跑进跑出，嘀嘀哒地狂叫，一下撕坏了报纸，一下撞倒了茶杯。大概是看到大楼外的其他孩子抱着布娃娃，他善于学习，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块木板，兴致勃勃地给木板喂水，扶木板走路，给木板抽尿，抽得自己的尿急了，便掏出小鸡鸡当着局长的面抛出一线黄水。在此天下大乱的危急之下，老寅完全不像是一个爹，不加以管教和呵斥，也不知拿一块糖来稳定局面，只是在旁边打哈欠。虽然后来扯上了儿子的裤头，但地上已有了热腾腾的尿渍，实在是不像话。 他扯下自己的袖套去擦尿，会议室里的笑声便更为膨胀肥大。 他踢开木板，狼狈地带娃崽去了厕所，一去便久久没有人影。柳胖子看见局长拉长了脸，还有一再看手表的动作，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只好急急地出门去寻找。奇怪，厕所里没有人，女厕所里也没有人，二楼与三楼还是没有人……这是招待所两栋模样和结构相同的大楼，有廊楼在东头相接，还有走廊与政府办公大楼相通，确实有点结构复杂。柳胖子一直走到饭堂旁的锅炉房，才发现毛家父子在那里东张西望着急万分，看来是迷路了。你是个卵。你才是个卵哩。你脑袋里灌了水。你脑袋里才灌了水哩。我叫你走这边你不信。我叫你上楼你不信。你猪娘养的不记路又不听话。你才是猪娘养的不听话又不记路……他们跟着柳胖子往回走的时候，还在气呼呼地斗嘴，不饶不让，没大没小，纲常全无，骂得既愤怒又认真。 “以后带你出来，硬要带一副牛绳，把你时时刻刻套住才好。”柳胖子气呼呼地擦着汗。 “有绳子就好了，这恐怕是个办法。”老寅认真地同意。 “绳子归我来牵。”儿子也热烈拥护。 午餐铃已响，发言的时间是不够了。“我虚心接受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回去以后好好改正缺点，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各项工作都抓上去。”老寅结结巴巴的这一句，算是结束语，但口气说大了一些。 老寅低声问柳胖子：“我还想说一句：以后用正确思想的牛绳套住鼻子，永远走在时代精神的犁路上。你说行不行？” “这些话就不要说了。” “这样好的话，说不得么？” “人家童局长要吃饭啦，不要说了。” “那好，”老寅转向大家，“本来我还想说一句，柳老师说不要说了，我也就不说了。完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么。”局长还有兴趣。 “柳老师他不要我说。” “你嘴巴不是长在他身上吧？” 老寅转低声问柳胖子：“那我还是说？” “想说就说吧。”胖子有点不耐烦。 “好吧，我继续说。”老寅转向大家，“我要说什么呢？怪了，刚才看着看着出来了，一下子又进去了。”他抓抓脑袋，意思是要说的话突然找不着了。 大家嗤嗤好笑。 有人提示了一句：“你刚才说到了修正主义。” “哦，说修正主义。这么说吧，这么说吧，”老寅咳了一声，小心地寻找着字句，“修正主义确实歹毒，确实无血，不光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几句话嚼过来又嚼过去，耽误了好多瞌睡呵。” 有人捂住了嘴巴，还有人前俯后仰地捂住了肚子，看局长连连敲击桌面，也没有静下来。这使老寅大为奇怪，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笑什么？我说错了么？修正主义没有耽误我们的瞌睡？” 笑声总算被哭声打断，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一口砖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挖坟揭瓦的活祖宗，还是很善于学习，大概是看见大楼外的其他孩子玩积木，刚才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些砖，在会议室门边辛苦地搭砌火车站，没有砌稳，便发生了工伤惨剧。这样，老寅忙着去抢救伤员，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下文。 五 芹姑娘走进了这一个故事，用一副玩具积木换下了小娃崽的砖块。 她是县文艺宣传队（后改名为山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唱过老寅的歌，曾经放出话来：“只有毛老师的曲子才唱得有味。”后来见到不是毛老师的柳老师，一再招呼，发现对方面有愠色，根本不理人，这才伸伸舌头，知道自己祸从口出。她马上改口，说毛老师的歌只是有味，但柳老师的歌更有水平，水平呵，水平这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不喝上几桶墨水是吹不出来的。她抓住机会给柳老师吃一颗酸梅，哎哟哎哟地哀怜自己的肩周炎，要柳老师给她揉揉肩，终于让对方有了笑脸，还有了一种惬意得哼哼的可能性。对方幸好没有尾巴，否则肯定也摇摆不已。 一个肩周炎便能够化险为夷。她就是这样手段高超，有时呆，有时精，有时呆中有精，或者以呆卖精，一句句话让人难辨真假，到处都是迷魂阵，后来被女友们私下里叫作“肩周炎”、“膝盖炎”以及“小嘴炎”，是圈子里鬼鬼祟祟的取笑。至于业务上，她是队里第一嗓，只是很小就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别说是五线谱，连简谱也啃不动，一见乐谱就冒汗，越冒汗越是舌硬，几个音符在嘴里嚼来嚼去，折磨得颈根都要抽筋了，衣衫汗得水洗一般了，还是成不了句。说实话，当年要不是这一条，凭着她的音域宽和气韵长，省里的专业院团早就把她挖走了，若按照柳老师的宣告，柳某人也早推荐她到什么大学去深造了。 台上唱不过她的姑娘们，一般都在乐谱面前找到心理平衡。一见她太得意，就拿一个什么本本来大唱特唱，迫使她闭嘴，无精打采地坐到一边去，闷闷地叠纸船或者钩头巾什么的。她知道，乐谱成了她永远的克星。她的歌喉所向无敌，她的一个眼风或者一条腰胯的线条，足以调动和控制剧场里每一个角落的目光，但她就是没法迈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一步。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演唱都得由别人一句句教。这成为了行中笑话，成了她最大的污点和心病。 老寅不大看演出，不大认识她，说到她的时候，有时叫她“菜姑娘”，有时叫她“蒜丫头”或者“葱妹子”，不知是从哪里随便抓来的名号，不知是有意打趣还是真在菜园子里昏了头。他说过：“蒜姑娘好就好在没多少文化。”这句话没头没脑，差不多是癫语，听者不把它当真，没有往下问。 没人问，他就不说了。 他还说过：“芹菜是我们家宽老倌的那只霸王鹅，占了人家的窝，还发脾气。” 这句话还是癫，听者就算想往下问，也没法问。 没人问，他也不说了。 芹姑娘倒是来问过一次。她额头冒汗，拿着老寅的几页新作，说里面这么多升半音和降半音，教唱人都觉得难度太大，她一个乐盲看了更是两眼黑，怎么唱呵？是不是搞错了？要不就是要害死她？她去找过柳老师。堂堂柳老师也教不了她，一上调就晃晃悠悠，好像纸上全是西瓜皮，没几块能让人踩稳。柳老师最后还生了气，说民歌民歌么，从来都是啷咯哩咯啷，宮商角徵羽，五音阶当家，怎么能搞得这么多半音？玩西洋套路也不能这样的。柳老师还有了一种警觉：老寅这个人就是骄傲，不知自己八两半斤了吧？资产阶级音乐体系正在回潮吧？ 老寅大概还记得芹姑娘的积木，收捡自己的散乱衣物，意思是给来客让个座。“大妹子，莫急莫急，这首歌最合你的口味。” “你肯定是两碗猫尿灌迷糊了。”女演员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不奈酒气，站到了门边比较通风的地方，用手在鼻子前扇风。 “你小时候喜欢打架。” “同打架有什么关系？” “你还比较蠢。” “说什么？你才蠢呢。” “你说得对，我是蠢。我是蠢人喜欢蠢人，蠢人喜欢唱蠢歌。我同你说，你不要怕半音。半音是什么？半音是你的崽，你怕你崽做什么？” “你好好地说么。” “我知道你还没有嫁人，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说，你听呵，山里的牛叫、羊叫、鸡叫、鸭叫，车子叫、磨子叫、锯子叫、刨子叫，还有各路贩子打吆喝，哪一样没有半音？放个屁也有半音吧？” “呸呸，难听死了。” “好，不说放屁，我们说贩子的吆喝。你听听满街的吆喝，伢崽都学得像，你一个戏子如何就学不会？” “谁是戏子？” “好，演员，是说演员，人民的演员。演员的眼里不是夹豆豉吧？你到山里去看，光是一个绿，你看得多了，保不定看出上百种绿。光是一个黄，你往细里看，保不定看出几十种黄。颜色就是音乐。呵呀呀，这里面就有好多半音，好多半音的半音。呵呀呀，哪是五个音阶写得尽的？哪是五个或者七个音阶唱得完的？”老寅已说得眉飞色舞，“说画画只能用七个色彩，狗屁！就像说音乐只能用七个音阶，也是狗屁！世界上好多人成天放狗屁，越放狗屁人家还越说他们高明！”他一股火气不知是冲着谁而去。 芹姑娘似懂非懂，“柳老师也是大学生，还会五线谱，又是手风琴又是钢琴，他也唱不出来。” “柳老师好聪明的人呵，好有学问的人呵，长得又白又胖，衣袋里挂着两三支水笔，当然不会是聋子，起码有两只猪耳朵。” 芹姑娘忍不住笑，注意到老寅的大耳朵，笑得更厉害了。 “妹子，你听过禾凤子叫吧？” “当然听过。” “那好，你叫给我听。” 老寅让姑娘学禾凤子，在鼓励之下一次次叫得更悠长，不知什么时候，他接过禾凤子的声流向上一挑，走，向前一带，再走，声音就有了节拍，有了旋律起伏，就成了他乐谱上的句子。芹姑娘大为奇怪。她平时学一首歌，至少得跟唱七八遍才会，这一次她只跟唱了两三遍，一首歌居然就顺风顺水一通百通。遵毛老师之令，她尽力忘记音阶，确实忘记了音阶：不就是牛叫、羊叫、鸡叫、鸭叫的那种味道吗？不就是布贩子、油贩子、糖贩子、药贩子、铜铁贩子到处吆喝的那种劲头吗？升半音，降半音，原来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一开始就没这回事。她一头扎进禾凤子的叫声里，顿时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山寨，油然生出一股当年的野劲，疯劲，还有蠢劲。 她确实唱蠢了，蠢得快活无比。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唱什么歌，几乎是在崩塌，在飞旋，在漂流，在花一样绽放，自由放出的长音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接引和牵绕出心中的种种往事，还有说不清的什么隐情——眼里有了惊喜的泪水。 她惊得一屁股坐在床上，两眼瞪得老大。 “好，懵天懂地，接上地气了。”不知道老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毛老师，我……好喜欢你这首歌，真的好喜欢。” “当然，你非喜欢不可！” “我……都唱哭了。我从来没有唱得这么痛快过，都唱得一身发抖了。毛老师，你如何写出这样的鬼东西呢？你耍了什么鬼花招？你给我下了什么迷魂药？我恨不得要打你一顿，恨不得掐死你——” 她当真在老寅背上猛捶了一拳。大概自觉有点放肆，她眼睛往上一轮，提着热水瓶去伙房打水。她注意到老寅乐呵呵地看曲子，没有留意她的离去。 六 老寅的曲子让芹姑娘越唱越火，自己也越写越上瘾，还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地主老财才有的腐败生活：天天可以吃到一点腥。 他是应召来文化馆写曲子的，与一个画画的后生合住一间客房。他嫌那个后生的脚臭，一解开球鞋就天昏地暗，就灭绝人性。那个后生则嫌他晚上磨牙，讲梦话，时不时还开叫吓死人。还嫌他总是穿错别人的衣，拿错别人的饭盆和筷子，出门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在门里。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好几次开口借钱借粮，借了也不还，完全是个赖皮，是无耻的诈骗犯。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老寅没喝酒时的借钱都是白借，呸，天下哪有这样的混账逻辑？ 太阳如今从西边出来了。老寅突然活得容光焕发，衣物和被褥变得干干净净，不知是谁洗的。他床头多了一些水桶、脸盆、毛巾、热水瓶，也不知是谁买的。他居然也用上了高度文明的牙刷和牙膏，一口黄牙渐渐变白，不再喷放出浓浓馊气。当这口扎眼的白牙嚼着豆腐干和小咸鱼下酒，自然引来了画家大为惊异和嫉妒的目光。缩缩鼻子，这间房里有了女人的气息，一股年轻女人才有的体香。这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女子常有的冷手和冷指，这房间里不可能有悚然袭人的整洁。这也毫无疑义。问题是，毛三寅这老家伙（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毫不在乎——甚至不大在乎女人是谁，有时被后生问起来，便含含糊糊地提到什么蒜丫头菜妹子，在他的菜园子里没有刨对过几回。 他以为两瓶小曲是画家买来的，连连欠腰：“你这样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如何是好？” “我得了脑膜炎还是猪头疯？一定要来孝敬你？” “不是你买的？那就怪了，未必是何馆长赏下御酒？”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味。人家送酒来，你喝了白喝。我借给你钱，你也不还。” “钱？你是说钱？” “你看你，前天还差点把胸脯拍烂，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的……” “大兄弟，这种玩笑不能乱开。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人穷志不短，叶落树干直，前世做鸡也不欠人家的谷，来世做牛也不欠人家的草。你不要乱开玩笑，一开我就发心脏病……” 后生几乎欲哭无泪。 好在癫子十几天后就回乡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回乡下去了。他作品还没有改完，但领导方面觉得他政治上不可救药。交给他的歌词，领导改定的歌词，他不是说被风吹走了，就是说可能被老鼠吃掉了，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柳胖子曾经要他写一个检讨，保证再不丢歌词也不乱改歌词。他盯了胖子一眼，不说话，再盯一眼，才挤出一句：“要我写检讨？惯肆你们？” 宣传部长只好说，乡下的革命和生产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老寅应该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老寅大为不解，说家里的猪没有发病，队上的禾苗没有发虫，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不拿补贴也不要紧。但部长慈祥得很坚决，派柳胖子直接去买票，把他送去车站。 癫子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情，比方他的歌是如何打入冷宫又如何解冻，比方芹姑娘是如何把他的歌唱出了大风头，一直唱到在省里拿奖，在省里与首长合影，还上了电视和广播。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变化，作品审查不像以前那样风声紧张。像芹姑娘唱出去的这些歌，一变成乐谱，谁看了都觉得难唱；一变成声音，谁听了都觉得易唱，更觉得闻所未闻，完全是不合规则的一手怪牌。这种音乐一新耳目，在省城引起广泛注意，尤其引起一些院校科班才子的好奇。这样说吧，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乐谱引导但无法被乐谱描述，在乐谱之内又在乐谱之外。听了这些歌，一个人可能会多一些幻觉，一声鸟叫，一声风啸，一声汽笛的擦肩而过由厉而钝，都可能让人疑为旋律：原来满世界一直是无音不乐呵，原来满世界一直管弦遍地只是等待你张开双耳呵。 很自然，这些歌立即被有些新派人士誉为新探索，誉为什么主义什么派，引发一些争议，在某份杂志上还形成了专栏。但癫子在边山峒放牛，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顶多能从有线广播匣子里偶尔听到芹姑娘的一两段，电流的喳喳声夹杂其中。 镇上出现电视机以后，老寅家里的广播匣子有时呻吟，有时咳嗽，最终成了哑巴，连喳喳声也没有了。 他到坡上去查线，发现大段电线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人来管管。瘟队长居然到城里做米粉生意去了。 关于主义，他只是在墟场上碰到一位中学老师，才从对方嘴里得知一二。后来又碰到两个专程远道来访的同行，从对方嘴里得知三四——他当时挖了几个竹笋，想在墟场上换几个钱，在街边蹲着，没等到买主，倒等来了两个研究生和几个主义。 “什么主义？笑话，写曲子要什么主义？不要主义，不要主义的，只要有酒就行。没有谷酒，红薯酒也行……”他陪着研究生在街边操练京腔，说得对方疑疑惑惑面面相觑，直说得自己的口舌别扭得有些麻木，回到家里以后忘了换舌头，于是卷舌音主义使老婆莫名其妙——把他疑惑地看了又看。“你没毛病吧？”老婆摸摸他的额头。 他说到了门德尔松和巴赫，又说到街上一个疯子，没等客人听明白，还从口袋里摸出两首新歌分送客人，是自己没酒了，就以歌代酒，客气一番。事后他才记得自己未留底稿，纯属胡来。 但既然高兴过了，既然他都开始主义了，其他一切算得了什么？他喜欢音乐，喜欢所有爱音乐的同行，喜欢所有音乐般让人高兴的事，有时守在家门口心血来潮，邀请过路的陌生人来家里喝酒，一个劲地招手，反把对方吓得快步逃跑。实在无人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就走到山上，找块石头，找棵树，把它们当作娃崽哄一哄，或者当作妖魔来一番吹胡子瞪眼睛。一个砍柴的后生曾听到林子里人声喧哗，以为有人在那里吵架，跑过去一看，发现茅草那边只有老寅一个人，正在与一根刺藤过不去。“你上次咬了老子，前几天咬了老子，你找死呵？你要咬，就规规矩矩地咬。每次都咬这个老地方，情节也太恶劣了，影响也太坏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老寅一个人完成了长长的宣判，刀起藤落，把一条刺藤砍得碎尸万段，才气呼呼地住手。 走在山里的路上，他无人说话倒是变得话多，甚至一张嘴巴直通大脑，关不住自己的任何念头：唔呵，我想喝酒了吧？嗯嗯，还可以忍一忍的。我的柴刀呢？怪事，原来在箩筐里呵。不好，又要屙尿了。到茅草后面去屙吧。如此等等都脱口而出昭告天地。他当然还经常碎念着县城，碎念着美妙县城里有牙刷牙膏而且有瓶装好酒的日子，还有那些让他过上好日子的朋友：芹姑娘、柳老师、何馆长以及那个同房的后生画家。真是些好人呵，好人呵，真是让人想念呵想念呵想念呵。他们一别三秋怎么就不见了？怎么就不下个通知来让他再去写歌？歌是个好东西，是个酒一样不得不喝的好东西，是芹菜大蒜小葱韭菜之类姑娘们身上不能不流的血，不能不怀胎和生育的娃崽。 芹菜曾经有信捎来，鼓动他为重新改组的山歌剧团写个大作品。他心花怒放，大张旗鼓，蜷缩在床上一睡就是三四天，像一只豹子收缩着身体，充分地后退，小心地积蓄体力，然后投入生死一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都把音乐看作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绝不是文弱书生那种纤纤小手做得下来的，因此他的每次下笔都是背犁，都是凿石，都是挑担，都是不要命的生死一扑。一旦扑出去，就是连续几天的夜以继日，直到自己累翻在地，瘦得胸脯上的排骨充分暴露，嘴巴大张着喘气。 他写下了一部名为《天大地大》的八幕山歌剧，为了移动和削平这一座大山，他变卖了自己的猪，自己的房子，自己责任山上的好些林木，几乎砸锅卖铁倾囊而出，把它们统统换成了酒，换成了他的弹药。一直等它们已经十倍于敌，百倍于敌，千倍于敌，再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狂炸出去。对于他来说，《天大地大》不是什么音乐，是他全身酒精燃烧和爆炸起来的熊熊烈焰。 他不明白的是，本子寄出去以后为何一直是石沉大海？ 掐掐指头，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居然一直没有个消息。还有柳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那些胖子，如何就不再办什么学习班？就不再关心农民业余作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就不再来占领农村文艺阵地呢（他不知道这种说法已经过时）？这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事业（他同样不知道这个政治口号已经废止）怎么就不继续往下抓呢？ 有问题。 保不定，是村里那个麻子会计拉痢，混里混账把通知书擦了屁股。他看见会计抽烟，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抽烟的模样。看见会计吃饭，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吃饭的模样。看见会计打儿子的屁股，更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的心怀鬼胎——每一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分明是瞒天过海。 邮递员总是把邮件送到会计家的。他忍不住去了一趟那里，但麻子会计说没有通知，确确实实没有通知。会计还说：“寅癫子，你要认命。你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就是眼睛太小了，伤了命理的根本，只配在边山峒嗅牛屁股。” 嗅牛屁股是放牛的意思。 他抹一把脸，默默地回家。 秋天，发生了一次意外。他带着儿子在岭脚下烧火土灰的时候，有一只黑蜂蜇了他儿子。他狗一样在林子里上蹿下钻，猛追那只罪恶滔天的黑蜂，决不让它逃跑——按当地的说法，挤出这只黑蜂的汁液，原汁化原毒，才能给伤口最快地止痛消肿。他气喘吁吁追踪到一个山坳，发现了一个大蜂窝。蜂群正从一个岩洞里冲出，轰然一声，一道水桶粗的黑流闪电般掠过，飞旋而上时又散成一片黑纱，遮天蔽日，化昼为夜。嗡嗡嗡的蜂鸣时近时远，时急时缓，时扬时抑，有一种浪潮扑来震撼大地的力量，连草叶都为之颤抖。这种巨大的轰鸣他从未听过，使他惊喜入迷，一时忘了火土灰。 他没有听到远处儿子的叫喊。事后才知道，火土灰冒出了一处明火，被风一鼓，有一朵飘到了路那边的杂树林子里。儿子拿它毫无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哭喊。他赶回来的时候，火乘风势，已经噼噼啪啪烧上坡去，浓烟滚滚之处，鸟雀惊叫着四处逃命，烧炸了的竹子则在烟火深处不时爆响，一声声炸得山体震动，震得他腿都软了，心都空了，根本没法挪动半步。 幸好村里的人看见了烟火，赶上山来扑救。也幸好天降及时雨，没有让火势向更大的范围蔓延。一场黑雨夹杂烟尘，在地上洒落出遍地黑泥。 林业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宣布他毁坏山林，手铐当啷一声套住他的两手，吓得他老婆哇哇直哭，扯住他的衣袖不放。 他一脸烟灰还没来得及洗掉，也吓得牙齿敲个不停，靠旁人七搀八扶，才别别扭扭地滚进小货车，几乎是一堆烂泥。“救命啦——救命啦——”他吓得大喊不已。 他在派出所的小房子里一蹲个多月。毁林三百多亩，差不多是大罪，本来足以送他去法院判刑。后来考虑到他癫里癫气的也不宜过分较真，考虑到他是远近有名的山歌王和作曲师，警察以罚代刑，罚他一千块，再罚他植树两百棵，算是从宽处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派出所多住一天，派出所就多乱一天，让人有点受不了。 他闲得无聊，便给自己的检讨书谱曲，画出了好多蝌蚪文，谱出了一曲冗长的认罪语录歌。觉得还是闲，又顺手捡起《森林保护法》的小册子，也当作歌词，密密麻麻地谱下去。咣咣咣咣——嘣嘣嘣嘣——！一段管弦乐的前奏过后，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成了颤音，严禁任何人乱砍乱伐有了和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成了圆乎乎的男低音美声，忽悠了好一阵，最后一个“贷”字迟迟出壳，让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大概是为了有所强调，这三个字重复了多遍，声情并茂地有扬有抑。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这三个字同样重复了多遍，绕出了悦耳的花样，然后才转入节奏分明的快板：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贯彻，防火防盗各项……到最后，一部马拉松式的地方法规由他唱完了，“现予公布实行”一句，余音渐弱，圆乎乎的无限深情送向远方。 警察们开始以为他疯癫，最后才知道那是什么宣叙调，洋人的宣叙调就是唱不太清楚的，就是开唱时嘴里含了个热萝卜。 派出所旁边是供销社的屠房，还有镇上的兽医站、农药仓库以及裁缝店。几天来，居民们从未感受到美声森林保护法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倒是毛骨悚然，浑身鸡皮疙瘩。不管天有多热，大家乒乒乓乓地关窗子。 警察去屠房买肉，遭到了严厉拒绝。“你们派出所天天鬼叫，叫得我睡不着觉。你们吃肉的时候就想起我来了？”王屠夫把砍刀一拍，“今天对不起，我补了觉再说。” 屠夫老婆也出来骂人：“你们派出所说是说保一方平安，其实是搅一方瞌睡，还让人活不活？” 警察们一合计，只得让老寅赶快走人。 老寅倒是不急，甚至于有点恋恋不舍，走出小房子的时候揉着眼皮：“这个地方好清静，是个孵蛋的好地方，补足了我的瞌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要是舍不得，就再住三年。” “走，要走的。客走主安么。” “把罚款赶快交来，听见没有？” “当然，当然。你们这样看得起我，只罚这一点点，我也要对得起人，不会耽误你们的公事。是不是？” 警察发还一些收押嫌犯时的扣押物。他清点了自己的鞋垫、酒葫芦以及粮票（这些已经没什么用的纸片他还总是带着），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太客气了。不收粮票，天天有茶有饭，三天两头还让我出国观光，实在不敢当。”他说的观光，是指自己看到了电视里的国外风光片。他一口一个“谢谢”，一口一个“再见”，见人就握手，不像是囚犯出监，倒像是领导下来慰问。三个警察没来得及躲，被他分别握了一下。一个送柴的汉子正好进了派出所，也被他当成警察握了一下。 “快走快走。”警察觉得手上怪怪的。 “不握一下手，辞行哪有个式样？两军交战，也要以礼相待吧？” 他把警察的脸一张张看去，看得他们不得不点头，这才心满意足。他是不能急的，是不能让人催促的，待辞行的礼仪逐项完结，稳稳地朝院门走去。 院门那里有熙熙攘攘的闲人，大多是闻讯来见识癫子，也有一两个老寅半熟不熟的人，来打一个必要的招呼。有一个少年大唱一句：“现予公布实行——”当然是模仿老寅这些天的圆音唱法，引发一阵笑声，场上十几副牙齿全部外露。癫子知道他们在看猴戏，重咳一声，装着没听见，走自己的路。 七 老寅忍不住进城去问一问结果，是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对不起，他常常把我们的记忆说乱）。 他剪了个头，穿上侄儿给的一件武警上衣，袖口上有两条黄带子的那种，然后背着四床细篾凉席急匆匆上路。他一下汽车就觉得眼花缭乱天旋地转。问了好几个人，掐痛了自己的手腕，才确证自己没有下错站。城街显得窄了，乱了，也浊了，以前一面面寂寞清冷的围墙，眼下全成了密集相连的铺面。电器沙发衣装烟酒之类货品塞满铺面，再从铺面里溢冒出来，挤占着人行道，把人们挤到了车道上，阻碍着黑烟大喷的汽车和摩托。满街都有电声音乐——哪是音乐，分明是一团团凶音把所有过路人打得鼻青脸肿，差点打出了腰肌劳损和四肢骨折。再看电视荧屏里的那些歌手，男不男，女不女，刚才还埋着头神经兮兮地念经，转眼就仰面朝天用肠子（不是嗓子）大嚎，然后又久久地弯下腰（像胃痛），或者连连往后蹲坐（像尿胀）。他们卖力折腾着自己的眉眼和嘴鼻，个个都痛不欲生，像死了亲爹和亲娘……可怜呵，可怜。老寅看呆了：如今好容易吃饱了饭，这些毛芋头为何还要死要活？ 他迷了路，在几条街上游转到下午，才机警地一举侦察到文化馆。其实文化馆不是一条到处跑的船，还是在老地方，只是已被花花绿绿的铺面淹没，不容易看出来。而且馆门已经通向一个录像投影厅，满地纸屑果皮。他原来住过的客房，与另一间打通，变成了照片扩印部，两个陌生面孔在那里忙碌，问他要不要拍彩色婚纱照。他没有找到何馆长，只是得知馆长已经退休。他也没有找到柳胖子。柳家一位少年一直盯着电视里的机器人打仗，说爸爸准备开一个餐馆，到省城订购桌椅什么去了，两天内回不来。 老寅好容易在剧团宿舍看见一张熟悉的粉脸探出门来，怕喊错名字，便“呵呀呀”大叫一声，显得热情万丈。 “毛老师！” “正是，正是我老寅。” “你没蹲大狱呀？还在乱说乱动呀？” “政府宽大，政府英明，要我继续为人民服务。” “你好久不接见我们了，今天怎么会移銮起驾巡幸寒舍？” “想你呵，你这个鬼！” “呵呀呀，我也想你。都差点要得相思病了。来来来，热烈祝贺毛老师逢凶化吉平安归来，今天先要亲一口。” 老寅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料芹姑娘不在乎他记错了名字，真的热拥上来，一条软臂绕住他的头，一对冷唇在他脸上发出脆响，让他呛了一鼻子香水味。 屋里一阵好笑。 老寅揪揪鼻子，才发现屋里坐了好几个男人。有两个比较面生，挂着领带或抹了头油。另外两个是县剧团的演员，以前在舞台上出现过，但眼下做派已变，像是刚从电视里蹦出来的，胃痛和尿胀还没有完全解除，长发披肩，脸色苍白，挂着什么项链，眼光直勾勾。他们倒还随和，给老寅让座，给他敬上啤酒。芹菜夺过他的啤酒，换上白酒，一个很知情和很贴心的样子。正是靠着这一杯酒，老寅才听清了其他人说的话。他们吹捧芹姐的嗓子，说到底是牌子亮，打遍这么多歌舞厅无敌手。他们赞成芹姐向通俗唱法靠，民歌毕竟同港台劲歌是没法比的。他们还建议芹姐以后用燕窝煲粥，唱歌这种脑力劳动，可不比农民种田，不能没有营养滋补。他们还说到花桥镇的女子可笑，不知道皮肤黑的就不该穿浅色衣，罗圈腿就不能穿牛仔裤，酒窝深的人笑起来该把嘴巴抿一点……这些都不懂就抛开了媚眼哈哈哈哈。 他们推着桌上的麻将，清点各自手中增减的钞票。 芹菜穿插其间，不时戳一下这个脑袋，或是把小手不经意搭在一个肩头。有时还眉心扭结地发点小脾气——她似乎知道自己严厉的样子也十分性感。“老娘拍死他！”她不知在什么话题上了火，发出一道娇声威胁。 看得出，她不让老寅受到冷落，一声声“毛老师”叫得大方，还挤到他身边的柜橱里取什么东西，用低低的声音来点耳语。一次耳语，是说柳老师离过两次了，候选老婆已经到任，绝对最新消息吧？另一次耳语，是提醒老寅扣好自己裤子的前裆。虽然让老寅有点狼狈，但狼狈里有了感情定位的提升，有了不一般的小默契和小秘密，还有了记忆的涌现——芹姑娘以前就经常这样提醒。 老寅差一点兴奋了，又喝了一杯酒，但发现自己还是鸡群里的一只鸭，只宜端坐在墙角，嗖嗖地吸烟，说不上什么话。他伸了个大懒腰，装装样子去看壁上的画和照片，但觉得这个动作并不合适，也不顶用，搞不出什么下文。他把一个花瓶研究了好一阵，还是搞不出什么下文。 他等待主人提起正事。听她说起当年非毛老师的歌不唱，以为她会说到剧本了，但她嘴一撇，说起了豆腐配鱼头。听她说到剧团改革，以为这次大概要进入正题了，但她舌头一跳，又开始说家具。老寅已经干咳了几声，最后只得怯怯地开口： “大妹子，我来问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 “是你那个音叉吧？” “不是。” 女主人拍拍自己的脑袋，说该死该死，猪脑子不管用了。 经老寅提示，她才呵呀呀，说是有个剧本，叫《天大地大》吧？是叫《天大地大》吗？不是叫《天地之间》吧？不是《天上地下》吧？她说事情是这样，本子好是好，一直没有钱排演，在好些人那里转了一圈，后来被省歌剧院的一个魏老师拿去看看，一直没有回音，看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最近，听说魏老师还出了国…… 老寅的脸色转暗。 “魏老师真的出国了，好像是去了新西兰，不对，是新西兰还是加拿大？反正是个欧洲国家……”她问身旁的人，“加拿大是在欧洲吧？” 老寅的地理知识也少，不知道这一问为何引起笑声。“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东西还在，再远也找得到的。到加拿大有好远？顶多也就是印度那样远吧？唐僧去得，我也去得。” 他不知道为什么旁人又笑。听人说他根本不可能去加拿大，听人说姓魏的可以去但他姓毛的铁定去不成，根本不是什么走水路还是走旱路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南边还是走北边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盘缠不盘缠的问题，他这才有了眼里的惊慌：“那……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毛老师，这事只怪我，怪我前一段昏了头。” “他总要回来吧？他死在外边么？他过端午过中秋也不回来？亲朋好友摆喜酒摆吊酒，他也不回来？” “他已经入了外国籍啦。” “入了月亮籍，入了太阳籍，他拿了人家的东西也是要还的吧？明明是一捆结结实实的东西，既不是一个嗝，也不是一个屁。” “毛老师，那个本子就真的很重要？” “怎么不重要？我孵出来的蛋，这么大一个。”他比画出脸盆的大小。 “要不，我赔你钱？” “不，不要钱。” “说句大实话，你没必要去找了，其实，找回来也没个屁用……”女主人觉得不宜说得太直，换上另一种说法：“你不必客气，我现在有钱了。就算我买下你的行不行？你卖到哪里不也是卖？” “对！毛老师的东西不是嗝也不是屁，要她赔钱！要她买！她在歌厅里赚海了钱的！”有人在恶作剧地起哄。 看到老寅没有吱声，或者不等老寅吱声，其他几位也摆出为农民音乐家打抱不平的架势，想出了高高估价的各种理由，汇演和巡演，唱片和磁带，还有编入教材畅销世界的可能性，一条条搬上阵，使卖价数字不断增大，大到了不认真的程度。 “好哇好哇，你们拿芹姐调口味。”芹菜笑着一拍桌，“十万就十万，还要怎么样？老姐今天认栽！毛老师就是把我杀了，动手拆这房子，逼我当丫环，我都认！” “当什么丫环，当妾吧——” 对，当妾！当妾！当妾！游戏到了这一步，笑声和掌声一齐爆出，还有人在桌上拍巴掌。大势所逼，老寅也咧了咧嘴，不像是笑，但似乎已在笑声中就范，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了。想再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毒刑已经上完，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大家搬一个圆桌面架在方桌上，忙着上酒菜，准备吃饭了。大家传看着酒瓶，觉得酒的防伪措施是接下来理所当然的话题。他们没注意老寅的沉默，没注意到他一直没有动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正当大家举杯，他像是醒过来，睁大眼睛，摇摇晃晃地起身，挺出干干瘪瘪的肚子，挤得桌面晃了一下。他不是要致祝酒词（有两个人这样以为），也不是要检查各个杯子里的分量以防有人酒德沦丧（更多的人这样以为），而是冲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啸，吓得旁人不知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左顾右盼好一阵，才发现是他在叫。 大家发现他的目光已经空洞，全身有一种电击下的哆嗦：“散伙呵——”他公鸡报晓一般再次扯直了喉管，没等旁人明白他的意思，咣，大圆桌面突然升起来，七盆八碟齐刷刷跃向空中，悬浮了一瞬，东偏西倒落回桌面，再沿着倾斜的桌面乒乒乓乓狂泻而去。鱼片与肉丝共舞，酸汁与辣汤对飞，什么东西滚到墙角，发出零零落落的声音。 他是一只疯了的公鸡。幸亏旁边的人及时闪开，油水没有盖在什么人的头上，但两片菜叶还是溅到了女主人手上。 “你这是做什么？”芹姐愣住了，“你吃了生狗屎？你你你真是个癫子？” “赔我一桌菜。好吧？”公鸡干笑一声，拍拍手，出了门。 “你妈妈的——”女主人跺一脚，口出粗言，看到家里遍地狼藉，哇的一声哭歪了脸，朝另一间房子跑去。 她眼泪哗哗地又把两卷凉席抱出来，狠狠地摔向大门外：“拿走你的烂席子！去垫你的尸！去垫你爹的尸！臭癫子你算什么东西你狗屎也不是你听见没有……”她闭着眼睛大骂，祖宗子孙无所不及，直到有人扯扯她的衣袖，说人已经走了。她睁开眼，探头一看，面前果然只有一条空空的楼道。 八 老寅走出县城，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发现自己的东西变成了嗝和屁，发现自己在城里也只是一溜没有位置和没人注意的空气，倒是一身轻松，无所牵挂，心里有一种踏实。 他没有急着回山里，决意去附近一条河，早就听说那里建了个防洪坝，有几里路长，他想看看那条洋灰田埂是不是真有那么威武。他说过，他从小就喜欢大东西，超大的南瓜，超大的树木，超大的卡车，超大的山峰或者堤坝，凡是大家伙都会让他喜不自禁，摩拳擦掌，流连忘返，甚至得意洋洋扬眉吐气，如同自己也跟着大了起来，有开天辟地的神力。他爱看大东西就像一个人经常要吃饭。 熟悉他的人还知道，大概出于同一种大物崇拜，“你死在火柴盒子里去”是他骂人的常用语：在这里，贬低变成了贬小，小到了火柴盒。 但他未能看到那条超大的洋灰田埂，酒劲一过，就开始迷糊，就醒得迷糊，觉得世界有点乱来。他觉得大树踢了他一脚，汽车喇叭声搔了他的胳肢，两个红砖窑塔肥胖无比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暗暗串通一气，总是同他过不去，找他无理地纠缠了好一阵。他八字硬，从来不怕鬼，不信邪，没让它们占什么便宜。最后，一条道路扑了过来，缠得他呼吸粗重，最后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他一觉睡醒了，天边已经透白。 他发现自己躲在石桥下一条干涸了的水沟里，身上有露水的潮湿，嘴上有泥沙。旁边只有一条狗歪着头盯住他。 他挪一挪腿，发现右膝盖剧痛，原来那里有血迹。 姐在河里洗白绸 举起棒槌泪双流 人家问我哭什么 丈夫小了不称头 …… 他邪邪地笑着，一跛一跛，唱着小调回了家，路上不知一共花了多少天，不知走出了一条什么路线。脚下一只胶鞋不见了，倒是换上了一只破皮鞋。武警上衣也不见了，但多了一件大红色的球衣，不知是捡来的还是什么人给的。 他一路上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枕着月光说梦话，披着露水打呼噜，倒也不会受寒。熟悉他的人说，他体内长期来含酒量超高，已经钢筋铁骨和气血强旺，阴寒奈何他不得。他也从来不怕蚂蚁、蚊子以及蚂蟥，不论在那里落身，身上干干净净，一身威杀之气倒把毒虫们烧得望风而逃。这其中道理，只要想一想酒精消毒的效果，想一想乡下人常常用烈酒掺兑农药的经验，大概不难明白。 他家里从无蚊子，夏夜里的小娃崽们还喜欢藏在他身边避蚊。他对这一点也觉惊讶，曾经告诉郎中，他的血型既不是o型，也不是a型或者b型，一定是“酒型”。两个不大懂西医的郎中，对这一点点头称是。 他穿着一只胶鞋一只皮鞋终于回到了边山峒。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出山，他的故事将渐渐消失。新奇事越来越多，人们轮不到来说他。除了贩竹木和偷猎的人，很少有人会到那一片山里去。一旦他不再出山，一旦他老得走不动了，在山外有些人看来，他就会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朝大山深处不断地坠落，直到最后消失。大山里会有野猪和野麂出没，有时还会有山火突然把绿色变成黑色，或者蝗虫突然把绿色变成黄色，但一个人的消失不会有什么动静。 他的音乐还会留下来，只是不再成为一种声音。将来有一个什么人，如果能从压迫目光的重叠山峦中听出交响乐，从飘忽无依的林中流雾中听出独奏曲，从一条小溪的落花数点中听出竖琴和钢琴，那再正常不过。回首惊望的时候，他或者她会觉得寂静中隐藏着什么。 山里太静了。也许，寂静里才有歌的诞生。当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蠕动的红点或白点，山里人的问候只可能是一声含混的吆喝。当红点或白点渐渐消失，山里人没来得及讲出的话，永远没法讲出的话，只可能化作独自无奈的吟唱。他们知道听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远了，歌声就会有一种尖厉和悠长，以便升入云天，向山那边似有似无的世界抛落。当年北京的三个老师就是循着这种歌声进山，找到了老寅这个放牛娃。他们听了老寅吹的唢呐，还有老寅拉的胡琴，决定把这个赤脚少年带去北京——有一位老师当即为他买了双胶鞋，告诉他怎样系鞋带。 不知为什么，当年的边山峒到处有歌，除了史歌、情歌、丧歌、下流歌，山里人连纠纷都常常由歌声来调解。纠纷绝不告官，是他们千年的铁规矩。哪怕打死人了，他们也觉得唱歌比告官更可靠。纠纷双方只是请出各自的“理头”，对面席地而坐。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打一个结，算是记录。待十个结打满，把绳子递给对方。对方的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解一个结，也是记录。若十个绳结全部解开，就是谈判完毕，化干戈为玉帛，不得继续积怨。如果有输理的一方，这一方照例操刀杀猪，炖一大锅“洗脸肉”，无论何人都可吃上一块，洗脸也是洗心。 倒是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以后，山里的民歌却越来越少，耳生的现代流行歌几乎是一把猛药，锁住人们的喉舌。定要唱的话，顶多是吊丧守夜的时候唱两嘴，在老人多的那种场合唱两嘴，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见不得光天化日。当年的赤脚少年也没有像北京老师们期望的那样，写出什么新的《刘三姐》或者《天鹅湖》。相反，他已经有了皱纹和白发，指头硬得笔都捉不稳了，五线谱上总是戳出了很多破洞。他的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是呆呆的还是凶凶的，还有什么用呢？不论是发表了的还是未发表的，谁还愿意唱一唱？这些歌已经无法进入舞台，连芹姑娘也不需要了，那它们就真是纯属多余，只能捆成一包扔到仓楼上去，只配在老鼠的小嘴里变成了一堆粉末。胡琴一类玩意也只配发霉和生虫，丢入了屋后的粪凼。 后来有人问起那些东西，老寅就用普通话模仿一句俄国电影里的台词：“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让资产阶级的艺术统统腐烂吧！” 他对这一格言咯咯咯地笑。 老婆不久前已经离去，在两个儿子中带走了小的，留给他大的。老婆比他大四岁，比他高半个头，曾经同两个偷牛贼打过架，决不让自己的男人吃亏；曾经在油灯下画过很多空白五线谱，一心让自己的男人做大事。怕他在外丢失东西，还在他所有的物件上都缝下或写下名字，几乎把大小各异的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写满了她的世界。她到处标记毛三寅长达二十年，到头来住在漏风漏雨的窝棚里，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没有，连一块豆腐都赊不回来，实在是很委屈的。老寅说：“你不离婚天理不容。这样吧，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随便拿。” 后来才发现自己说错了，家里已没有什么可拿，用得着的东西，一担箩筐就装得下，只是自己不知道。 离开前，老婆什么也没拿，只是把“毛三寅”三个字缝入他的袖套和鞋后跟，填补最后的空白，完成最后的交代。 他哭了一场，记住了老婆临走时的劝告，不能再癫了，为了儿子，也经不起癫了。斯大林就是他老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他老婆的指示：噩梦必须结束，音乐必须腐烂，必须在屋后那个粪凼里腐烂，拌上陈砖土，或者碳酸氢铵，下到大田里去种谷子。可恶的音乐必须生出蛆，生出孑孓，生出绿莹莹的苔藓和黄锈色的泡沫，永远让他望而生厌。何况一台《天大地大》几乎已经掏空了他，榨尽了他，烧干了他，使他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一切都无法从头开始。在这一点上，本子的丧失实在及时，他完全不该生气，不该去城里打架（这一点记忆得不够准确）。 他开始养羊，喂鸭子，种谷子，种南瓜，编织竹垫，给儿子笨手笨脚地补衣服。集体的田和牛都分到户了，没有牛群让他照看，能做的就是这些。据他儿子说，他洗心革面并不容易，有一段旧瘾复发，差点想把音乐从腐烂中找回来，在学生课本的空白处默记了一些句子。直到普法教材、农药常识、增广贤文、初二化学、电器修理、计划生育问答、青年时代杂志的空白处全部挤满了墨水疙瘩，才被儿子一举查获和大加责骂。如果不是儿子及时查处，他后来不大可能把那堆书丢入粪凼。 儿子倒是鼓励他去戏班拉拉琴，好歹也赚几个活钱。他一心听儿子的话，觉得自己应该去拉琴。不过在他看来，这种拉琴根本不是什么音乐，从来不用过脑子，不过是帮木匠拉锯。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自己连拉锯也算不上一把好手。手腕乏力，琴弓飘浮，无法拉出结结实实干干脆脆的声音。被锄头把磨粗了的手指，笨得像脚，找不准弦上的指位，往上摸不是，往下摸也不对。最简单的西湖调劝夫调哆哆嗦嗦走了调，怎么听也是杀鸡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几个指头一刀斩掉，放到嘴里嚼巴嚼巴吞下去。 他眼前一片昏花，但感觉到演员们在一旁皱眉，还有两个后生在他身旁暗笑。“献丑了，献丑了。”他不好意思地收弓。 “哪里，姜还是老的辣，寅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一下弓就是法无定法，有一股仙气哩。”有人这样理解。 “寅爹是故意谦虚，功夫不能让你们随便学的。”另一种不同的理解。 “真人不露相，高人点到为止。”更新的理解也来凑热闹。 他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你的眼睛虽然小了一些，但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差一点就是大贵之相。”人们还研究他成功的原因。大概出于对他北京经历的崇拜，有些拉琴的后生学着他的样子拉锯，拉出各种飘移和模糊，拉出弓无定法，听上去简直是嗡嗡嗡的群蚊乱舞，使他如坐针毡，借口要丢尿，含含糊糊地退出场子。 “寅爹你莫走呵。”邻村的大木匠追上来，递上一支烟，又把整整一包烟往他衣袋里塞。“你不要太那个了，嘿嘿，手艺多少要传一点，乡里乡亲的，你姑妈还是我丈母娘，你家大侄还是我娃崽的同学，上次你在我家歇脚还吃过我的西瓜……” “送葬么？你老是跟着我？” “烟不好，你多包涵。我今天手头紧了一点，改日一定重谢，决不食言。” “你身上也太臭了！一身的汗臭起码积了三个月吧？熏得我眼睛都打不开了，都要发炎了。你有话好好说，站远一点说，猪娘养的莫让我发炎好不好？” “不教就不教，你骂什么人？”对方一怔，沉下了脸。 “骂你又怎么样？你拿给丈母娘的皮鞋都是假货，纸糊的东西，还能叫鞋？还当得鞋？你不忠不孝，还配学什么琴？以后只能配拿苍蝇拍子拍死，死在火柴盒里。” “你才死在花生壳里哩。”大木匠也不好惹，把一包烟抢了回去。“你有什么了不起？摆什么臭架子呢？不过就是会拉个琴写个曲吧？也就是个混口饭吃的五音师，你上了天呵？以为你上了天呵？你要是做得出飞机，那还不天天对着我们的饭锅屙尿？你要是做得出原子弹，那还不割下我们的脑袋当球踢？” 两人摆开阵势恶语相攻，祖宗三代不可开交，直到各操一条板凳定要拼个鱼死网破。事后老寅心里明白，他眼睛根本没有发炎，对方的气味也从不让他在意，他开骂不过是因为心里的无名火。 他再也不去戏班了。 他只是远远地听着。 后来，有戏班来热闹的时候，他连听也不听了，总是朝着与音乐相反的方向走去，不管自己会走到哪里，不管自己会迷失在哪一片月色。这一天，他走着走着，发现当空皓月照得天地大亮，远近树木简直就是暴晒在白炽月光之下，拖着边缘清晰的一条条黑影。青蛙躲在什么地方一声不吭，倒是公鸡纷纷拉出了报晓的长啼。时辰是有点乱套了。 他瞥见土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走得更近时，发现不是什么水渍，是一个活物在土墙上撞得四处飞溅：是一张钉上墙的牛皮，被钉子拉扯出几个尖角。他熟悉村里的牛，尤其是他放过的牛。伸手一摸，很快摸到了几个熟悉的牛毛旋，忍不住心里一痛：这不就是那个投胎做牛的莫扎特？不就是那头可以应着笛子节拍摇尾巴和摇耳朵的老黄牯？ 它的眼睛呢？它湿漉漉的鼻头呢？它那断了一小截的左角呢？天呐，它怎么不去犁田而是挂在这个墙上偷奸耍懒？他猛拍牛屁股，发现它不动，死死地赖在墙上。 他一定是听到了牛叫，听到了这张牛皮的长长叫喊，才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他心里已经炸裂，额头重重砸向牛皮，砸向一张又硬又枯的多角形，在牛血的腥烈气息中流出了稀稀拉拉的鼻涕和泪水。憋了好一阵，憋出了女人的尖声，不像是哭，倒像是咳，一声声干咳。 他跳起来大骂牛的主人：“吃枪毙的三老倌，遭雷劈的三老倌，好端端的牛你把它摔坏，摔坏了你又不好好地治。你歹毒呀，你心枯呀，你明天就遭雷打哇……老子要揪下你的脑壳蘸酱豆腐吃哇！” 他骂得太聚精会神了，没注意自己这一天正拉肚子，直到发现裤子里热乎乎的一团，才一手提起裤边，尴尴尬尬地回家。 九 老柳来山里收购古旧家具，顺便来看过他。据说雕花床和雕花桌椅眼下可以在外国商人那里卖好价，柳胖子精力过剩，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他准备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老寅愿意帮忙，他这次就准备在花桥镇设一个收购点，不能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埘，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不下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象，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门槛，入座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元四或者五元六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看对方还在嗯呵嗯呵，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么？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呵，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呵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呵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恨不得一刀杀了你。没把你调进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得那么坏，只是想离你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是我也得告诉你：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驭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对不起了，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 “对不起，我脑子经常跑神。”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 “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气数已尽了，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啦。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停了停，狠狠吞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 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落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何能把这首歌牢牢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那一个：“让你笑话了，我家那个相公实在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呵。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东拉西扯的，只是一杯杯地喝酒。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想的日子。 “说到底你是个蠢货。”柳胖子说。 “说到底你也是个烂货。”毛三寅说。 “不要说了，我们都是猪肏的王八蛋！”柳胖子眼里闪着泪花，哈哈笑了。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声落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的时候，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影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神，深深吸了口气，很晚才起身。 十 芹姐也来到边山峒，带来了重要的消息，准确地说是重要案情：老天有眼，老寅多年前那个《天大地大》终于找到了，不过是出现在别人的乐曲里，出现在国外好些城市的音乐厅里。到底是哪个外国，她一时日本一时英国地说不清楚，拍了几下脑袋，说反正是一个外国，你怎么能不知道？ 交响曲的作者，就是当年从她手中拿走本子的人，那个姓魏的作曲家。芹姑娘不明白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可以拉这种臭屎，不明白这种臭屎怎么沾到自己身上。她就像看见一个娃崽被活生生地改名换姓，活生生地被陌生人牵走，而自己不明不白当了一回拐骗犯的帮凶。当年还有比她更蠢更笨以及更冤的帮凶吗？还有比当年那更欺负人的事吗？她傻呵呵地请客人吃了饭，喝了酒，把大包小包土产送到车站，为对方一行三人买好了车票，再把孩子亲手交给了主凶。 她没有料到，老寅对她的到来并不兴奋，根本不记得什么剧本不剧本，甚至不记得任何往事了，一见到她居然兴高采烈：“杨裁缝又来了？” 她心里一凉，“毛老师，你莫吓我，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杨裁缝？” “你再仔细看看。本大姐怎么是个裁缝？应该是个杀猪佬吧？” “我晓得了，你不是杨裁缝，是信用社的秋姑娘。这下对了吧？” “毛老师，你就不记得县剧团里有一个芹菜？” “你是说芹姑娘？” “对呵，你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没文化的大歌星莫小芹。你的歌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唱的，你不记得了？你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我的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我们差不多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老寅的目光一亮，把来客再仔细端详。“芹菜？莫小芹？不，芹菜没有你这样白，也没有双眼皮。你不是芹菜。你顶多是酸菜。”他干笑了一声，“你不要以为我不喝酒了，脑壳里就只有石灰渣子。昨天我一看那块地，说顶多一亩三，三伢子还不信，结果呢，他敢不服？” “我真是芹菜……”她急得跺脚，要哭出来了。 老人把客人往屋里带，跨过晒着干豆角的篾垫，跨过屋檐下一条懒懒的老狗，跨过一条磨损得深深下陷的门槛，一路上自说自话：“芹菜，芹菜是个好仁义的姑娘，去年还来接我去城里做客，太客气了。她要带我去看什么公园，呵呀呀，坐什么转转车，吓死人的。她晓得我喜欢吃猪脚，一锅猪脚焖得烂烂的，还放了茴香。她晓得我最喜欢一碗苋菜梗子炒辣椒，硬是给我炒了两大碗，一定要让我吃个厌。她晓得我平生就好一口酒，把头锅大曲准备了一坛子。可惜，可惜呵，我没有口福，血压太高，戒酒已经八年啦，不能喝了……” 他没忘记递来一碗茶——缺了口的破碗里，有一圈黑垢印子，还有一只漂在碗边的苍蝇，差一点让客人当场翻胃。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的蛛网、手上的血口子，还有白花花的胡桩。他半张着牙齿不全的嘴，朝着阳光花花的门外无限神往，似乎阳光深处有昨日的苋菜梗子炒辣椒。 女人咬住嘴唇，急急戴上墨镜，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一颗泪水从墨镜后滚落了下来。 “你好没意思！毛老师，你都成这样了，怎么就不递个话呢？你还真癫呵？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你哑巴啦？你痴呆症吧？哪有你这样不够朋友的？你连猪都不如，猪还晓得叫一声。你连狗都不如，狗还晓得认个路。你就不知道还有一个芹菜吗？你死要面子活受罪，你会死无葬身之地你明白不？……”她骂到恨处，朝老寅身上挥拳猛击，像要把对方乱拳捶醒。 老寅呵了两声，看来没听明白，老牙错杂的嘴僵在那里，差一点流出涎水。 女人为主人做了一顿饭，还去溪边洗刷主人的衣物，洗得自己两手已经酸痛得举不起来。她看了一眼水中倒影，觉得自己不过是老了一些，不过是做过一两次整容，老人怎么就不认识了？一个神经兮兮的老人，当然也会忘记她的种种劣迹，比如舞台上裙子垮落的笑话，比如商店里的大打出手和赔礼道歉，比如要把所有小男人都搞疯搞废的出口狂言，这倒也好，应该说很好。她不知道信用社的秋姑娘是什么人。老人问起一笔粮食款，当然是问秋姑娘，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了。老人又问起一个姓黄的什么人，大概还是问秋姑娘，她也支支吾吾混过去了。她只是擅自做主，把主人两件太破的裤子甩到林子里去了，好像这种裤子太让她丢脸。 “反正是秋姑娘扔的。”她把责任推给别人。 她发现屋里除了床下一堆南瓜，除了猪食和猪粪的隐隐酸味，不会有她要找的东西，连一张纸片也不会有。一个朋友曾经告诉过她：找到原稿才算拿出了亲子鉴定的基因样本，抓住拐骗犯才有希望。 “毛老师，你硬要害死我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就不记得一个叫《天大地大》的山歌剧？是你自己写的，你一点印象也没有？” “记得的。”老人笑了，“曲子不都在省里的杂志上发表了吗？他们好客气，寄来的稿费，五角钱，还得到花桥镇的邮局去领。你说我的面子大不大？我走到那里要半天，走回来要半天，名声好听得很：领稿费。” 芹姑娘哎哟一声，像遭到电击，但还是不死心，“你还记不记得歌剧《刘三姐》？你以前一提到就眉飞色舞的歌剧？你把脑袋拍一拍，搅动搅动，再想想。” “刘三姐？就是电影里那个刘三姐吧？”老人抹了把脸，“了不起的劳动模范，不容易呵。一个婆娘，带着大家开公路，回来还受老公的气。她老公像个鸦片鬼，没有什么用的。” “不行，不行，你是真癫了，痴呆了。以前人家还说你是刘三弟，你看你看，现在你连刘三姐都忘记了……” 老人没再回话。来客一看，他大概是答得太疲惫，已经耷拉眼皮，歪着头睡了过去，脸上还僵住了一个浅浅的笑。 女人翻了个白眼，出了口长气，知道奇迹不再可能发生。她一肚子邪火发在旁人身上，比如陪同她前来的乡政府秘书，还有后来陆续赶到的乡长和书记——曾经都是她的戏迷。她把这些人骂了个狗血喷头，扬言要让税务局来罚款，要让法院来判刑，看到底是谁在虐待知识分子和艺术大师。骂来骂去也没什么政策水平。临走时她还扯两张钞票给秘书，令他给老人代买几条裤子和一袋大米。对住房如何改造，如何消灭苍蝇，她也做出了很多指示。 不久以后，芹姐再次来到这里，带来了录音机和磁带，还带来了一个据说法力无边的巫婆，想帮老寅捉捉鬼，让老寅恢复回忆和辨认的能力。但她来迟了一步，得到的消息是老人已经去了医院。她在扑空之地喘了口气，看见地上还有包谷，还有红薯，在等待主人来收获。她看见一张犁插在地边，在等待主人来把扶和推动。小路上堆放着一些刺柴，据说是堵野猪的路，防止它们来吃包谷。地头的一个草人，据说是阻吓鸟雀，不让它们来啄菜子。一抹阳光从山头投照过来，使草人的一件小红衣耀眼夺目，勃发出呼啦啦的一团红光——这是一件女装，大襟式样，用一条旧背心改成的，看上去精神得很。如果芹姑娘没有猜错，草人的小斗笠下，棕绳是两条大辫子，一块塑料布是随风飘荡的围巾。尽管日晒雨淋已经模糊了色彩，她还可以依稀看出草人脸上的一抹口红。 如果不是草人的眼睛画得太像两颗煤球，如果再给它加一个双眼皮或者一对耳环，它简直就是绝代佳人，而且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小草人的背景，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山林，有积云之下的灰暗和浓重，也有雨雾洗刷出来的清晰，远远的一片树叶似乎都纤毫毕现。正因为看得太清楚，山林就给人一种正在逼近的动感，恍惚之际，像是大地突然立起来，推过来，要把草人一口吞下。 什么人来了。她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吃惊地回头，发现路上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阵山风吹过，清凉，湿润，甘甜，还杂有一丝新草的辛辣。一条大胡子黑狗跟在她身边，偶尔舔一下她的鞋跟，似乎认识她。 “你听到什么了？”一个女伴注意到她的紧张。 “我刚才听到了脚步声。” “我什么也没听到。” “是我听错了？” 她们带着巫婆在老寅家四周烧了符，念了咒，还在可疑的位置撒了鸡血，朝更可疑的一个方向砸碎个两个瓷碗。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芹姑娘又听到了身后嚓嚓的声音，再次回过头去，发现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连狗也不见踪影。 十一 芹姐这些年日子过得有点含混，说不出个一二。自从柜子里的衣服都窄小得没法穿，加上有一批更野更浪的歌手出现，她在歌舞厅风光的好日子已经结束。她去柳老师的公司混了一段，后来说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意思，很快就扬长而去。不过，这只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柳老师的新夫人大骂狐狸精，操着一把剪刀把她赶出了公司。她也去中学代过课，后来说学校生活太呆板，校领导不重视艺术，虽然一直想把她正式调过去，但她考虑再三，不想舍弃自己亲爱的舞台。不过，这还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她不识谱，不能胜任音乐教学工作，在文化测试中又分不清法院与公安局，把克林顿当作一种冰箱的牌子。即算她不曾带着学生们去喝酒和偷花，校方也根本不打算留她。 有两年来时间，她甚至销声匿迹，去了什么地方，去做了些什么，比方是不是真去了省里参加业务进修，也是说不清的。或者说是说了，口气不怎么肯定。只是她喝酒的本事见长，罚别人喝酒的本事也见长，一上桌，要大家用舌头舔鼻尖，要大家靠着墙拉大顶，做不来的，你输啦，喝，给老娘喝！ 她好像还是剧团的一员。此时的剧团好像也还存在着，只是大不如前，一旦发不出工资，几个女演员就临危受命，身上穿少一点，香水喷多一点，到领导或老板的办公室里扭一扭，或许能啄回一点赞助。到了后来，钱啄不动了，剧团门口加挂过“艺术幼儿园”的招牌，还加挂过一块“艺术殡葬服务有限公司”的招牌——虽然晦气，但进出大门的人也只能忍着，装作没看见，或者权当是烈士家属的光荣匾，虽与死人扯上关系，但没有什么不光彩。这个世界总是要死人的吧？死人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个丧礼吧？丧礼也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人哭甚至有足够的哭吧？这就对了。 没看见吗？如今天大地大不如钱大，有些家户相互讨账的争吵越来越多，丧礼上的泪水却越来越少，演员们刚好填补感情空白，洒向人间都是泪，接管了千家万户的悲痛。他们不仅有一口可以出租的水晶棺材，不仅有布景、乐器以及音响等全套行头，还有表情专长，很快就练就一套本领，包括催哭、领哭以及代哭的熟练技能。刚才还大唱《亚洲雄风》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换曲子，男声部，女声部，预备，走——眼泪说来就来，悲声说放就放，比有些孝子孝女们还要尽责。他们即便有时过于疲劳或者疏忽，忘了哭词，或者哭走了题，但节骨眼上一般不会失手，能准确及时地涕泗交流扑天抢地。男声女声提起来，再提起来，泪水是真的，鼻涕是真的，真像死了爹娘，这一条令人惊奇和满意。他们常常哭得女人们鼻子发酸，连角落里的猫狗也被折腾出凄惶。 哭得好！用本地人的话来说，这文艺道场真合算，不像和尚道士那样偷工减料，也比老式道场更现代化。 哪个能哭出那么多花样？大家都觉得花钱很值。 芹姐有时参加演出，有时也参加哭丧，有时又不见影子，不知去了哪里。她已是半老徐娘，但兰花指一挑，粉面恰到分寸地一倾，手帕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一开腔还是能令人心动。哀调是她的拿手好戏，能唱出很多套路。“霎时间天昏地又暗，爹爹爹爹你死得惨……”歌剧《白毛女》里的哭诉，有时也能成为临时即兴，一顺心就给客户们免费加演。长哭当歌，她手帕捂脸的时候，每一个哭音入腔入调，转上七八个弯，上下游走，牵肠挂肚，酣畅淋漓，完全是创新一代哭风，是孝悌情感音乐化的嘎嘎独造——不愁人们不来围观，不怕别的殡葬公司来抢业务。 凭着这一条，她名角架子还能留下几分。根据明码标价，别人一个“点”要哭四十分钟，她可以少哭一半；别人有时需要披麻戴孝地跪哭，她从来只挂一条黑纱坐哭。如此等等，是一位哭星的特权。 她还有些特别的讲究，比如见遗像上獐头鼠目歪瓜劣枣的，就决不出场迁就，而且陪死人不陪活人，卖哭不卖笑，不像有些人什么钱都赚。有一次，一个来喝吊酒的路桥建筑老板不知趣，自称以前是芹姑娘的歌迷，仗着曾经对剧团有过赞助，下巴始终抬得高高，没等丧礼结束，就要拉她去“卡拉呵嗬（ok）”。她装作没听见。对方后来又请她到包厢吃酒席，谈笑之间，把她的手偷偷摸了一下。芹姑娘本来可以装糊涂，可以假惊讶或者假生气，把场面敷衍过去，捞一把也未尝不可——一杯酒一百块呐，半老头子要她陪十杯。 但这一天她特别烦，突然揭了对方的假发，在他的秃头上大摸了一把。 对方吓了一跳。 “你摸我的手，我就摸不得你的头？”她瞪大眼。 “你你你……怎么能这样？” “没见过吧？你是摸手爱好者，我是摸头爱好者呵。” 酒席上一片大笑，使半老头子脸上涨成了猪肝色。别说是占便宜，这个曝光秃头逃都来不及了，谁知道这个疯婆子还会怎样？下一步不会大庭广众之下揪着他的耳朵骑上他的头吧？ “喝酒喝酒，”她决不让对方逃走，打定主意进一步调戏和蹂躏，“你的一百块钱呢，拿出来呀，让我看看，是真钱还是假钱？” 大概是护主救驾有责，一个管家似的男人冒出来了，“芹姑娘，我原来一直以为你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以为你们文艺工作者五讲四美……” “停，停。”她伸出一个指头，“更正一下：赚死人钱的，不是什么文艺工作者。” “难怪，死人钱赚多了，一开腔就像是棺材里跳出来的，人不分上下，话不分好歹。” “是呵，我一睁眼就看见死人，看你也是个半死不死。” “你们看看，一张嘴是茅厕板子。” “不光是茅厕板子，还是毒药罐子。”她突然扭扭腰，挤出一脸媚笑：“大哥，你那癌症心肌梗什么的，还没查出来呵？还有你那肝硬化、脑血栓，不赶快去查？再不查就晚啦。我就等不及啦。”她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白，“大哥，你再忙也要想想后事了。你不要骗齐老板的钱，不然的话，到时候齐老板哪会来哭你？你也不要到外面拈花惹草，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的老婆只会找你的存折，也不会来哭你。你尤其不要得罪下面那些打工仔，到时候你总要有人抬棺材吧？总要有人挖坟筑墓吧？”她兴冲冲地喝下一口，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白中有青，寒光闪闪，硬邦邦的，是从冰箱里搬出来的冻肉模样，“到那一天，要是不请本大姐来假哭几声，你麻烦大啦……” 她字字割血，一口气把对方呛得结结巴巴。那堆冻肉瞪大眼，挣扎着站起来好像要动粗，但叭嗒一声，自己先摔了一跤，哎哟哎哟地没起来，发现手机也摔在地上，于是忙着找什么手机。 看到这样的狼狈和混乱，她大出一口粗气——什么东西？呸，撒娇都还没学会，就想同老娘来过招？ 她得意洋洋走出店门，被冷风一吹，快意里不免又有几分委屈。她今天似乎太邪，一开口就是大粪腔，如果再跳起来一叉腰，不是个母夜叉是什么？她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她讨厌男人但也愿意逗男人们玩玩，但她知道自己已经与男人越来越远了。她的举手投足可能还有点形，还不那么难看，但目光肯定已经粗粝，脸色肯定已经僵硬，浑身都是灵堂里的香灰味、蜡油味以及爆竹味，挎包里还藏着经常要用的黑纱。有了这条黑纱，全身就断了电。 没有电的假笑，怎么说也是操着玩具枪抢银行，是拿着假钞票做买卖，人家可能行，但她不行，心一虚，只能夺路而逃。 一个同事来找她，要她上车再赶一个场子，于是她和同事们嚼了些方便面，撑着雨伞上路，在车上颠簸了一阵，掐着时间赶到另一个灵堂，看到了另一张遗像：其实是以前的一个同事，前不久死于车祸。她心里一动，想起自己当年的剧团和舞台，想起死者曾经在舞台上的种种，禁不住痛痛快快真哭了一场。她哭自己如今却落到了代人哭丧的地步，哭自己的男人既不同意离婚又不断欠下赌债，还哭自己的女儿个子矮小脾气古怪……哭过点了，还止不住泪流，一条手绢已经湿透。 主家没注意她哭乱了词，不知她如何这样伤心，大为感激，往她衣袋里多塞了一个红包。 红包就红包。红包是个好东西。她已经赚了很多红包，然后把红包一次次花出疯狂补偿的快感。面膜一次做两轮。冰激凌一次吃两个。皮鞋一次就提回三双。衣服是眼都不眨地买回来然后眼都不眨地送出去然后再眼都不眨地去买。一百块一件的衬衣，太便宜了。六十块钱的丝巾，那不是白送吗？要命的是，也许是带黑框的遗像看多了，眼下她看任何人眼里就闹鬼，一走神，视野中就有阴阴的黑框子就位。她揉揉眼睛，发现一个个陌生的面容都像是遗容，在黑框子里迎面而来：一个可能将要死于车祸的遗像卖给她冰激凌，一个可能将要死于毒大米的遗像给她做面膜，一个可能将要死于中风的遗像正在推销皮鞋并且打出一个喷嚏。他们的悼词会说些什么？他们的享年将是二十岁？三十岁？五十二岁还是八十六岁？……她一走神，不是给遗像多付钱，就是给遗像少付钱。 “你是一个能够偷看未来的巫婆吧？”女儿有次突然冒出一句，吓了她一跳，发现女儿正翻着一本外国卡通书。 她眨眨眼，黑相框也出现在女儿的肩头。 她大叫一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如果她有足够的果断，这一刻很可能就抠下自己的眼珠，丢到河里去。 女儿不知一句话为何这样吓坏了她，把她摇了半天，才使她醒过来。女儿更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后来总是不拿正眼看她。 女儿学习成绩不好。母亲就是在为女儿寻找教辅材料时，无意间瞥见了电视荧屏上的交响乐《山鬼》，不，不是《山鬼》，是她完全知情的《天大地大》。如果一开始她还只是好奇，觉得曲调有些耳熟，一旦看到作者姓名，就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半睡半醒的笛声，又巫又仙的唢呐声，突然坍塌或突然迸发一样的大鼓大钹……她都能回忆得起来。一个山鬼掉了脑袋，以乳头为目，以肚脐为嘴，恶战天兵天将……这些歌词也似曾相识。稍有不同的是，《山鬼》多了些新的曲目，多了一群白胡子中国老艺人，还多了一些大钟大磬的排场，更容易让外国男女们惊奇。那个姓魏的，同王室成员和音乐大师们握手，在闪闪钨灯下被那么多人围着献花和采访，看来是理所当然。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震惊和愤怒基本上没用。有谁会相信一个国际当红音乐家，一个拿了洋文凭的魏博士，会改头换面地抄袭一个乡下农民的作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乡下人能有作品吗？那个乡巴佬是谁？……就连老寅自己，也把以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谁。这事还可能说得清楚？ 她找过一些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但拿不出抄袭的证据，也就无法让人相信她的神经正常，只能越说越乱，把天气时装音乐零食法律心脏病现代化等等胡扯一通，刚好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神经。 特别是省城里的一个小毛头，差不多有多动症，眼珠是四处乱蹦的壁球，一张嘴无法在任何话题上停留五分钟，说任何一个五分钟也会被手机电话打断七八次。他同上一次见过的小毛头一样，也是个报纸娱记，即娱乐版记者，一听到魏博士的名字都睁大眼，好像这个大名一经说出，就有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呵呵呵的层层回声，就有空旷大厅里神圣感和历史感的嗡嗡共鸣，决不可随便冒犯——虽然他坦陈自己从未听过魏的杰作。他对农民根本不感兴趣，充其量，只对一个女演员的愤怒感兴趣。你什么时候认识魏先生的？说说吧，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他是否伤害过你？说说吧，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他耿耿于怀？……他肯定有了想象中的大标题：名人情缘，名人孽债，都是特大字号。 小毛头打开了录音机，录下了她的大笑。 “大姐，您不要太激动。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听说过一句话吗？痛，并快乐着。过去的事情是痛，但也是快乐，是我们回忆的宝贵财富……” “你们当记者的就是词汇多，一句话可以说成十句话。” “难道不都是你的心里话？只要我们都勇敢地面对过去，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走过了似水年华，感情还是涛声依旧……” “你说得好感人，把我感动得要哭了。” “大姐，谢谢你的鼓励。我虽然对你没有太多了解，但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女性，月亮代表你的心，大雁带走你的情。我甚至对你有些嫉妒，你想想，小城故事多，你同魏先生鲜为人知的一段，是你今后多大一笔无形资产……”也许发现对方脸色发白，他刹住话头，“你没哪里不舒服吧？需不需要我叫救护车？……” 她喝了口水，拍拍小毛头的肩，临走时丢下一句：“小兄弟，你的鼻毛该剪剪了。” 她扬长而去，气得要哭，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忍受对方嘴里那些歌词，也怀疑自己神经确实不够正常了。不是吗？她把记者见一个得罪一个，而且烧完汤总是忘了关煤气，买小菜则买进了局长办公室，看到邻居杀鸡居然去打电话报警。最后，她在自己最熟悉的十字路口迷了路：街道突然变得无比陌生，前后左右都是楼房，前后左右都是汽车，前后左右都是人，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为什么一定要走走走走而不能停下来就躺在这里……这天傍晚，丈夫喊了几个人，把她一绳子捆起来送入医院。 医生给她打针，总算让她安静下来渐渐入睡。医生事后偷偷地说，他打的不过是蒸馏水，对这种癔病，心理疗法足矣。 柳胖子来看过她，劝她不必太为难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只能向前看。毛老师他自己都是那个样子，皇帝不急太监急，你又何必？柳老师眼下说话，有网球场和健身房的雄厚底气，笑几下也是学院派低音发声：“你跟我学学网球吧，对保持体形绝对有好处。网球可不是羽毛球，更不是乒乓球。它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不会打网球，说不上是一个现代人，你看桑普拉斯那个角度之刁，你看格拉芙那个优雅……哇哇哇，她的个人财产已经一亿马克呐！” “柳老师，这个事情你真不打算管？” “我哪有时间管呵？你知道，魏博士也算是我老同学，再说我生意也太忙了。下了班还要去健身房，六百块钱一张的月票。早上还要练网球，八百块钱一张的月票。你看看，哪有什么业余时间？我实在……这样吧……” “你帮我卖点白粉吧？卖摇头丸也行，我们五五分成。”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做生意吗？我帮你做呵。” “你……你怎么说白粉？” “我还有批黑枪，明天你来看货吧。” “你开什么玩笑？” 柳胖子吓了一跳，立刻像是舌头割了一截，结结巴巴溜走了。 她吓走了胖子，大笑一阵，发现家里重归宁静，只有录音机里飘来的《山鬼》，像来自遥远的地方。 熟悉的音乐淹没过来，淹没过来。很多年过去了，她觉得自己能够听懂这些升半音和降半音了，是一种透骨的懂，痛心的懂，不知自己痛在哪里的懂。她觉得那个唱法不规不矩的鬼，那个以乳头为目和以肚脐为嘴的鬼，那个最后无人搭救从而被天兵天将砍了头的山鬼，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她就是一个恶鬼，将来不得好死。她这样想。 柳胖子又折回来了，一口答应为芹姑娘作证，参与状告魏某人的集体签名。他不敢不这样做。因为他在折回来之前，他老婆每天都要收到一封信，一纸复印件，都是他当年写给芹姑娘的酸词和疯话。这日子还能过吗？如果他想逃避老婆的哭闹和毒打，就不得不带着脸上的青一块紫一块，来向芹大奶奶求和。 十二 公路修进山里以后，很多乡亲喜欢热闹，去公路边盖楼房，用水泥瓷砖铝合金组成了一个个新村。新房大多有一个铺面，摆上了货柜货架，虽然眼下空空如也，但一个全民经商的机会可能到来，人们的准备还是必不可少。老寅说公路边离田太远，离山太远，不愿同兄弟一起搬到那里去。邻居们便留给他一条寂静山谷，还有一些空空的旧土房。 土房已经没有人迹，像演员离去后舞台上的布景，有时候给人一种不真实之感。在这样一些布景里，老寅留守着山谷里的全部白天和黑夜，被过于浩大的白天和黑夜一次次深埋，有时十多天不见人影。眼看着路上的足迹渐渐模糊，耳边的余音渐渐消失，走进邻居的任何一张门，都只有尘封的桌子尘封的床以及尘封的碗。一个屋檐下的老风车，爬满了牵牛花，已经成了鼠窝。不知什么时候，山谷里出现了很多老鼠。老寅家的胡子狗以前可以捉鼠，老了以后，扑不动了，看见老鼠冒头，只是吹胡瞪眼做做样子。 这一天，老狗昏沉的时候，一只老鼠猖狂地钻到老寅床上，在他的愤怒扑打之下昏了头，钻进了裤子，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他起初没有在意这小小的伤口，没料到伤口后来越来越红肿，开始变硬和变黑，开始散发出脓臭，呵呀呀，是个妖怪缠上来了…… 人们后来听到他家的老狗跑到公路上狂叫，才有一点领悟，急急地去老山里看他。 但事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他的大腿肿得裤子退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开。乡下的郎中看了一眼，说要赶快送去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看了一下，说要赶快送省城大医院。边山峒的人对大医院没有什么兴趣，倒不是说有病不看，只是觉得有病不必大看，不必过于大看。特别是老年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不是什么大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叶子到时候要落的。有钱人花上十几万修一根肠子，补一个脔心，保住一片叶子晚落几天，在他们看来大可不必。 何况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治病。就算有亲友资助，就算有芹姑娘拿来的存折，也在医院里撑不了几天。他们只好把老寅抬回山峒，抬入他二哥老宜的家。二哥让他吃足了肉，还破戒喝上了酒——那个日子反正已经不远，血压不再值得提防。侄儿的一个手机，现在也成了老寅的新玩具。 这个东西确实很神，戳几下，就是个顺风耳，再远的人也可以叫到面前来说话。老寅按照侄儿提供的号码，给几个乡亲和亲戚打了电话。一旦打上瘾，忍不住天天打，只是没有什么事要说。“福矮子，是你吗？是你呵。”电话就挂断了。“王麻子，你在呵。”电话也挂断了。 这样笑眯眯地打下去，对方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心痛手机接话也得付费，火气发在老寅侄儿的头上，一次次把他叫到电话面前开骂。侄儿一脸苦相，劝叔叔以后无事不要打手机。老寅似乎听懂了，嗯嗯呵呵一番，说不打了，打它做什么？但躺在竹床上无聊，忍不住又戳，只是记住了侄儿的警告，说上了一些正事：“王麻子，你吃饭了吧？今天吃了什么菜？你这个老家伙，没偷树吧？没偷茶籽吧？我就要死了，以后哪个来监督你这个落后分子？”或者说：“福矮子，你晒辣椒没有？今天好太阳，你还不晒呵？我就要死了，你还不快快送点白辣椒来孝敬我？你快点来，快点来！” 他还想给国务院朱总理打一个电话，要侄儿给他找号码。听侄儿说不可能找到这个号码，便大惑不解，“这么好的东西，总理也不挂一个？” “他认得你是老几？要听你的电话指示？” “我们三天两头都见个面的。” 他信心十足的理由是，总理几乎天天来到他家里，来到他家的电视里，一次次接见他，怎么说也是老熟人了，有事应该可以说上几句的。 “你也要问他今天吃什么菜吧？” “磨盘湾的竹子都要被蝗虫吃完了，他住在北京怕是不晓得吧？” “这算什么屁事。” “赵菲菲那个疯婆子，还不赶快埋到粪凼里去？” 赵菲菲是省电视台某频道娱乐节目主持人，近来名声大噪，最受一些后生的喜爱。但在老寅看来，纯粹是电视里的一团毒，不会唱不会跳，只会疯和痞，小屁股扭来扭去，扭乱了思想和风气，实在是第一个该枪毙的家伙。说起这事，他还迁怒于多年前的武打片《霍元甲》，说好多干部以前都不贪污的，就是被这个片子教坏了样。那个什么警察，嘴里说不要钱，但转过身子，把衣袋亮给你，让你把钱塞进去，他装着没看见。现在刘所长王局长都是这号动作，不就是从《霍元甲》学来的？ 他没有说出这些，因为侄儿已经挑粪去了，没有兴趣听他控诉。几个老邻居也差不多是饭桶，没有什么文化，同他们说不清楚。他相信只有总理可能懂得他的一片忧国之心。他得向总理说说，彼得堡的“契卡”到哪里去了？怎么就不来管管赵菲菲这样的货？——他居然还记得俄国电影里的肃奸机构。 他叹了口气，喝着已经久别的谷酒，却喝不出什么味，便说他这一辈子喝了太多的酒，以后儿子给他上坟，不要上谷酒，也不要上红薯酒，上点茶就可以了。 老宜点点头，说好的好的。 他说儿子一定要记得他娘，记得他弟弟，秋收以后，拣好糯米打一担送过去，拣好鸡婆捉两只送过去，当伯伯的到时候得提醒一下。 老宜又点点头，说好的好的。 老宜对弟弟倒有些嫉妒，说老寅你这一辈子该知足了，北京去过了，什么广西、云南、国外也都去过了，哪像他老宜，只去县城里拉过一次石灰。到现在，你屁股一拍，说走就要走，三亩田的谷子还要他老宜来割，坡上的红薯还要他老宜去挖，连上坟这些啰嗦事也是别人操心。人比人，气死人的。 老寅不同意这一点，“我到过国外吗？我什么时候去的？” 他们有时还争辩一点阴间的事情。老宜说：“看你那柜子里，还攒了一堆发霉的粮票，怕是想带到棺材里去呵？好笑好笑，你不如多带两双鞋，这一辈子鞋子穿得少，一双脚吃了亏。” “你们以为阎王爷也改革开放了，不用粮票了？” “说不定老阎一看就相中了你，一心要栽培提拔你，让你一去就当上干部，吃上国家粮呢？当文化局的局长呢？” “给阎王当干部，你以为有什么好差事？今天锯这个的脑壳，明天抽那个的脚筋，戳心。” 老宜想了想，“你一不要灵屋，二不要冥钱，光要些粮票有什么用？人家花桥镇的人想得周到，灵屋里还有电视机，还有摩托车，扎得好漂亮。给你也扎几个吧？” 老寅瞪大眼：“变电站呢？”喘了口气又说：“加油站呢？” 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纸灵屋不带个变电站，光有电视机有何用？如果阴间没有加油站，摩托车拿什么来跑？ 老宜说：“那你那些粮票又有什么用？阎王爷那里有粮站么？有粮食局么？有拖粮食的火车和轮船么？就算你可以去买米，也要带一担箩筐吧？或者带个布袋子吧？你要吃饭，还要碗和筷子吧？还要蒸锅菜锅吧？你不烧一个百货公司，恐怕也吃不成。” 老哥一阵大笑，笑弟弟理屈词穷，得意地去端盅饮茶。 正在这时，毒疮痛起来了，老寅的五官缩成一撮，咬牙切齿地呻吟一阵，身子一软，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再一次昏昏睡去。这一睡，便是他体温的最后消退和流失。他蜷缩着身子，走得非常平静，甚至有点轻松和愉快，笑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墙上一个虫眼。儿子侄儿来叫他，老哥老嫂来叫他，他都不答应，只是满心欢喜地紧紧盯住虫眼，像盯住棋盘上最后一个棋子，盯住世界最后的一个出口——虫眼那边也许有另一个美妙的开始？也许有一片霞光万道的五彩天地？ 山里人说，很多动物也是这样，一旦知道大限已到，没有什么悲寂，没有什么惊慌，只是悄悄地去寻找最隐秘的角落，顶多留给我们一个飘忽远去的背影。我们从来找不到它们的尸体，从来不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走完最后一步，不知道它们何以懂得珍惜世间的整洁。有人说，它们掩藏自己，是怕猛兽吃掉尸体。其实，死都死了，尸体怎么打发不都一样？ 不，它们只是珍惜着世间的整洁。 老寅的消息传开以后，乡亲们忘记了他借钱不还或者臭气熏人的诸多劣迹，都变得胸怀宽大，感到有些惋惜。县里一位退休的供销社主任，以前是老寅的同学和崇拜者，发动诗友们写了好些古体悼亡诗联，决心把丧事办热闹些，包括请来县剧团的哭丧队，大张旗鼓进了边山峒。同样是出于他的热心张罗，人们还凑钱去订制了一些特别的冥物。一个特大的纸饭碗，有桌子般大小。一个特大的纸辣椒，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一双特大的纸鞋子，每只都像条小船。还有一对特大的纸眼球，像两个溜溜转的大灯笼……据说扎匠为了扎出这些大家伙，光是做糨糊的面粉就用了两袋，牛皮纸也用了几担。到后来，它们中的有几样大得无法挤进院门，人们只好七手八脚，搬梯子搭桌子，把它们从院墙上递进去，再搬入灵堂——不用说，人们送来这些巨型冥物都是投老寅所好：他不就是喜欢大东西么？ 在吓人的大饭碗大辣椒大鞋子大眼球面前，丧礼成了小人国里的动静。死者躺入水晶棺材，身体已有些萎缩，换上了一套新的西装以后，衣服显得太大，是一个套在小学生身上的成人装。过于卖力的化妆师在他脸上抹上了浓重的胭脂和口红，使他双颊艳若晚霞，嘴唇红似鲜花，满脸泛着油光，活脱脱就是一个大耳朵娃粉墨登场。 当然，人们也可以将水晶棺材看成玻璃防弹仓，把他看作最尊贵和最显赫的英雄，正红光满面雄姿英发登台接受千万民众的致敬——只是眼下没有凯旋仪式，他的面前只有两道山梁之间无限高空中的几颗疏星。 在那一刻，他两个嘴角似乎微微往上扯，僵住一个人们熟悉的微笑。 让我再看你一眼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让我再看你一眼 把你永远记在心间 …… 香烛闪烁，旌幡飘摇，喇叭里播出了流行歌曲。作为剧团的例行程序，这是第一道工作——催哭，铺垫情绪一般都很有效。随着导演的一个响指，音乐被音响师调弱，一男一女以手帕掩面，一道惊心的战栗从天而降，便是演员领哭的开始，其目的无非是力图把有些人欲流未流的泪水再狠狠推一把，把有些人欲空未空的心胸再狠狠地掏一把。看到两个孝子已经哭了，死者的亲属们也哭了，还有各路吊客都面容瓦解，抽泣之声四起，悼亡的情绪高峰即将到来，导演比较满意，随即向乐队一挥手，喇叭里的哀乐按部就班地轰然加强，鼓号之声大作，形成新一波冲击，于是满世界的沉痛都砸了过来，满世界的悲怆都压了过来，在场人都被打入了天昏地暗的痛感。 该芹姑娘出场了。她走到灵堂前，看着棺材里那个浓妆艳抹的大耳朵娃娃，出人意料地跪了下去，重重三叩头。她揪住了胸口，但没有哭；撩起了手帕，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还是没有哭。最后，她用手帕捂住了嘴，一头向夜色撞过去，大家以为她会哭了，结果还是没有动静。 她好容易挤出一声长嚎，好像是一句歌唱，大家都感到陌生的唱词，不是“三杯酒”或者“七拜爹”那些套路，而且声音又直又干，而且沙哑，大家一听都觉得不对味，与她平日的婉转浩荡大不一样。她的眼窝子干枯，没有泪的迹象。只是全身在哆嗦，不知是怎么回事。她的双手无法自制地抖动，连一条手帕也抓不住，一个话筒也接不住，两手使劲地互相搓揉，互相掐，直到掐破了皮，流出了血。 “你的手是一只死人的手，这么冷呵？”一位同事走上前去大为惊疑。 “我好冷。” “我给你加一件衣。” “我哭不出来……” “那就唱吧。大家都等着你哩。” “也唱不了……我喘不上……气来了。” “你一定是病了，今天不要上了。”同事转过头对导演说：“芹姐病了，换人吧，换人吧。” “怎么搞的？”导演皱皱眉头，叫另一个女演员顶上去，随手塞给对方一张纸，是备忘的哭词。 芹姐退下场来，躲入了厚厚的棉大衣，由一位同事搀扶，退到大灯照不到的偏僻角落。她今天太让人们失望，也让自己沮丧和惊慌。从她一丝不乱的发型来看，从她一套黑色衣裙最为准确的剪裁来看，从她精心搭配的披肩、耳环、手链以及丝巾来看，她今天一心冷艳逼人，来一次最隆重最激情的出场，以万籁俱寂时的一道惊弦，无前无后，若有若无，使所有人都在惊弦之下崩溃和消融。但她眼下一只手缠着纱布，搂着个临时借来的热水袋，大概刚喝了两口酒，喷出了混浊的酒气。她的指头还在不断敲击膝头，没法停下来，像拍发一个长长的电报。 事后，一个头戴白孝布的妇人来给演员们发红包，看了她一眼，把这个电报员跳过去了，红包发给了她身边的人。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 到点了，导演安排结束音乐，一般来说，还是安排那种流行歌，而且是较为欢快豪迈的那种，以便人们收哭，从丧礼的悲痛中走出来。亲属和吊客们果然止泪，甚至有了预期中的说笑。一些人支起了桌子，准备打麻将扯扑克守夜。另一些人走出老宜家的院子，跨上了摩托，钻入了拖拉机或者汽车，一时车灯纷纷打开，发动机纷纷震响，浓浓的尾气气味中，他们准备驶入以后忙碌的日子。最后一轮鞭炮开始炸响。 临上车以前，芹姐拿出一个y型音叉，据说是死者遗物，烦请人们拿去随死者一同入葬。她还拿到一纸药方——医生是吊客之一，县城里的一位老大夫，曾给剧团里的很多人看过病。他摸了摸她的脉，望了望她的舌，说她没有什么大病，可能只是一种职业现象。原因么，很简单，假哭太多以后，真哭就很难了。医生还说，从今往后，你心里一苦，可能就会有这种阵发性哆嗦。 这种病对身体倒没有多大危害，用不着太担心，休息一阵就会好的。大夫只给她开了点维生素和安神丸之类的药。 她呆呆地收下了药方，“不会毒死我吧？” 一个同事推推她：“你怎么说话的？” 她眨眨眼：“我说什么了？” “人家好心给你看病开方，你狗咬吕洞宾呵？” “哦，该死该死，我总是乱说。我的意思，我本来的意思，是说我快死了，什么药也救不了的。” 她脸色大变，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胡言，说出如此不吉利的咒语。但她已经说完了，说完了就怎么也吞不回去了。她看看周围的同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傻傻地笑起来。 2004年5月 白麂子 白麂子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山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季窑匠是个单身汉，撬着个布包来到这个村子，已经好些年头了。他烧出一窑窑青砖黑瓦又结实又匀整，价格总是比别人的便宜，发货时又不计小数，三十五十顺手相送。碰到什么人急难之下开口来借钱，只要他手上有，他从来不说二话，你借八角他甚至还掏出一块。有时热情得结结巴巴，恨不得把口袋底子一同翻给你。 有一天，他灰头土脸地下了工，去湖边洗澡洗衣，一去就没有回头，只留下岸上的衣衫和草帽，第二天被看牛的娃崽发现了，提在手里捡了回来。村里的人大惊失色。一些后生赶紧扛着桨去放船，到他下水的地方寻找和打捞。忙了约摸两个时辰，一篙子终于戳到水下一个重物。两个后生喝下酒，壮了胆子，潜下水去一摸，果然捞出了一张歪张着的嘴巴以及整个泡得又白又肿的人尸。 他的四肢都缠上了水草和渔网——看来是不幸游错了方向，被一张捕鱼的拦网缠死在水中。 村民们唏嘘了一阵，各出一把力，挖了个土坑，把他草草下葬了，包括把他歪张的嘴巴又揉又捶又扳又敲，好容易才使它勉强合拢。有人说他是个“祛师”，意思是说他是个法师，虽然只是业余水平，但既然懂点看水碗、剪纸符、收魂驱魔一类小巫术，还是有点别出一格。照老规矩，得让他眼蒙布条入殓，或者让他入土时脸面朝下，以免他死后还能东看西看，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乱射，搅得村里不清静。但大家念他多年来的义道，情面多少有点抹不开，含含糊糊一阵以后，把防范措施稍稍放宽，只是在坟穴里熏了一把烟，再垫了一担石灰，有点消毒灭虫的意思，好像他是一个虫蛹，有石灰管着，就不会变蛾子飞出坟墓了。根据村里李长子的提议，大家还凑钱买来一丈白布，把他裹了个一身清白和一尘不染。 丧事毕，主丧的李长子看纸钱灰屑在秋风中飞远，重咳一声，郑重发话，说季窑匠虽然上无老下无小，但他还有一个姐姐在石门镇打豆腐，有人在那里看见过的。你们知道么？ 大家说，是的是的。 李长子说，你们谁借了他的钱，赶紧还回来，一起给他姐姐捎过去，也算是活人不欠死人账，阴阳有界两相安。你们明白么？ 大家久久没有吭声。 李长子对沉默有点生气，忍不住点下名来：“辉矮子，你堂客上次肚子里长瘤子，住医院两个月，未必没找季窑匠借钱？” 辉矮子笼着袖子往人后缩：“借是借过一点的，不过……我那堂客早还了吧？好像是早还了的。我……这得去问问她。” 李长子又把目光投向另一个：“友麻子，你前年做了五间大屋，都是在窑里挑的瓦，瓦钱都同他结清了账？” 友麻子还未说话就红了脸，但出言理直气壮：“你不说结账还好，说起这事来……唉，不说了。” “有什么话说不得？” “他还倒欠我一千皮瓦哩。现在他眼一闭，脚一伸，我找哪个去要？该我倒血霉。不是看他死得可怜，我还真要到石门镇去走一遭。” “嘿，你还有灯亮照人家？今天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李长子看看天，表示对这话根本不相信。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等下就被雷公劈死在茅坑里！” 李长子手中没有证据，没法往下说，只得再次重咳一声，耐心地等待。他发现眼前好一些人都目无定珠，吞吞吐吐，东张西望，抓腮挠耳，虽然身子还马马虎虎地在场，但心里着了火，已经无法安坐，如果不是被他的目光紧紧黏住，肯定就会像苍蝇轰的一下四处逃散。最后，只有茂爹出面认了一笔账，说他两年前借过季窑匠八角钱，季窑匠恐怕是已经忘了。他还说明天就去卖鸡蛋还账。 李长子叹了一口气，说人生在世，只有两块金字招牌，一个是仁，一个是义。你们还不还钱，我管不了。你们借没借钱，我也不知道。但你们最好是把脔心放在胸口里，端端正正放好，就行了。 大家都说，当然，当然是这理。 时间一晃过了十来年。这些年里村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人出生了，有人去世了，有的家兴旺了，有的家败落了，倒也正常。随着市场经济越闹越火暴，这些年风气不如从前，有人偷牛，有人偷树，有人连电线也割一段去卖废铜，甚至把自己的亲爹亲娘屋外赶，也不能算不正常——这些就不说了。唯独有点让人奇怪的是，这些年村子里老是出病人，而且很多人一病就说昏话，说话的声音和口气都像某个人，准确地说，像当年的季窑匠。比如辉矮子家的那个二毛佗，还只有六岁，说昏话时居然有了成人浑浊浊的喉音，半夜里大喊：“坯泥还没踩熟，坯泥还没踩熟！”他一个娃娃晓得什么坯泥不坯泥呢？或者喊：“拿弓线来，拿弓线来！”自从有了山外那些便宜和结实的机制砖瓦以后，村里的两口窑早已废弃，坯桶、荡板、弓线这一类窑匠工具完全绝迹，一般的少年见都没有见过，他一个六岁小儿如何喊得出这等名称？ 满姨子打老远来看他，还没走进院门，这小把戏就在帐子里嘟哝一声：“满姨子来了。”这更是奇怪，隔着两堵墙，他如何看得见大门外是什么人？ 到最后，他高烧不退，还惊恐万状地撕蚊帐，撕成一片片一缕缕的以后，塞到嘴里去嚼，人家拦也拦不住。邻居照例往因果报应那一面想：想当年季窑匠缠死在渔网中的——莫非是他阴魂附体，眼下把蚊帐当成渔网，一看就怒气冲冲要除之而后快？ 这样一想，人们越想越害怕。 辉矮子请郎中来治病。郎中把了脉，看了舌，打了针，脸色还是阴沉，叹了口气说：“这种病来路不明，用心太险，吃药打针恐怕是没什么用了。” 郎中深深地盯了辉矮子一眼，似有什么意味，说什么也不收医药费，撑着雨伞匆匆走了。 辉矮子着急，又去请磨盘岭的法师。法师名气很大，号称白云半仙，据说晚上回家时嫌路远，便在湖面上忽悠悠如履平地抄了近路——有人看见过的。但他还只走出磨盘岭的山口，离这里还有整整六七里地，鼻子在风中嗅了嗅，掉头就往回走，还气呼呼地抱怨：“这种烂事也找我，我一个人再狠，如何打得三个人赢？”他说什么也不上阵。至于他说的三个人是谁，还有他如何知道要迎战的是三个人而不是两个或者四个人，这些都言之不详，旁人没法明白。 辉矮子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肝儿子继续高烧，在抽搐中脸色发青和全身变冷。下葬的那天，他在坟前昏了头，忍不住对自己的婆娘来了一通毒骂：“……我说了要还，你贼娘养的不还。你这下甘心了吧？你是留着钱买棺材呵！你是要留着钱买冥屋呵！你这个烂货一心一意要绝老子的后灭老子的族呵！” 不用说，悲愤之下吐真言，村里人都听出了这一段话中的隐情。其实，这些年有难的人家不少，但这些人家是否都有隐情，是否都属于什么报应，不是一件说得清楚和查得明白的事。但人们都拿辉矮子说事，偷偷地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远近四乡的人都在闪烁其词心惊肉跳。季窑匠又来了吗？嗯，又来了。季窑匠去年不是来过了吗？嗯，今年又来了。他们如此交头接耳心照不宣，好像季窑匠没有死，永远不会死，永远是这个村子里一个无处不在的成员，随时可能出现在某一张门的后面，某一张床的后面，或者从某个废弃的土屋里探出蓬头垢面的头来。 他们议论辉矮子家的、黄三家的、罗海家的、清远家的动静，说他们病床前季窑匠的什么声音和口气，说他们当年与那个窑匠的可疑交往，当然还不会忘记对门山上的麂子——据说那是一只少见的白麂子，近年来出没在对门山上，叫的声音特别悠长和尖厉，深夜里呜呵出一道长音，像孩子的哭喊，十里之外也听得到，附近村子里更有叫声中的瓦片和砖块突然开裂。人们说，白麂子一叫断无好事，瓦片与砖块开裂更是窑匠出场的预告，声音所及之处，必有一家遭殃。 人们还说，季窑匠入土的时候不就是裹了一身白布吗？不就是一身白吗？你想想，这只麂子的白色怎么没有点来历？ 村里有一些猎户，专门与野猪、野羊、兔子、野鸡什么的过不去。有的神枪手把茶盅往空中一抛，提枪就能将其击个空中粉碎。但枪法再好的人，也不敢去碰白麂子。以至这只白麂子越长越大，偶尔见过它的人说，这些年下来，它已经有一扁担高，一门板长，在岭上出没的时候，挤得枝叶哗哗哗地两边分，像轮船排出滚滚波浪。它也越活越横蛮，在小路上碰到砍柴的或者挖药的，根本不让路，直愣愣地盯着你，呼呼呼地出粗气，逼着你远道绕行。有一次，它还跑到村子里，在小学校的球场里大大方方绕场一周，吃了几个不知谁晒在那里的红薯，吐出薯皮，扬长而去。 这只白麂子成了人们心中最大的恐惧。如果有孩子不收哭，大人就可能警告：“你再烈，你再烈，白老爷就要来了！” 白老爷就是指白麂子。 白老爷果然能够吓得全村的娃崽们一声不吭。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在意白麂子。茂爹当年还清了八角钱，就是其中一个。据说他家里从来都很清静，不但男女老少安康无恙，鸡都不曾瘟死一只，瓜也不曾蛀空一个。有次茂爹到山上挖药，一不小心失足掉下山去，顿时无踪无影，人家都以为这下完了，圆整的肯定是没有了，挑着箩筐去捡点骨肉零件吧。没想到的是，他们哭哭泣泣地下到谷底，发现树丛中的茂爹竟然毛发无损，还捡了身边一窝野鸡蛋，用一角衣襟兜着。他的子女也都有出息，一个当上了中学教师，一个当上了汽车司机，还有一个在读博士研究生，据说是专门研究大汽车的鼻子，了不得，研究大汽车的鼻子呵，与研究脚板或屁股的岂可同日而语。 除了茂爹，李长子当然也不必要害怕白麂子。他心中无冷病，以前对季窑匠不但不曾欠钱，而且还今天送个南瓜明天送把苋菜，就凭这一条，他不管在哪里碰到季窑匠都说得起话，都做得起人。不过，说是这么说，不知为什么，这年夏天他孙子考中学落榜，读议价生亏了好几千。接下来祸不单行，他自己脑袋又痛得厉害，有时痛得他冷汗大冒昏天黑地恨不得立刻喝农药。到县城医院就诊以后，不但没有去痛，一条腿也有些麻木了。人家都说，他怕是要瘫了。他有点纳闷甚至愤怒。为什么张三不瘫，李四不瘫，唯独他的身上出鬼？要瘫就好好地瘫，合情合理地瘫，有桥有路地瘫，为何偏偏撞上对门山里的白麂子叫？搞得村里人偷偷摸摸地戳他的背脊？ 一天，辉矮子在路上碰到过他，叫了一声“村长”，什么也没说，只是不怀好意地阴阴一笑，好像彼此同在一个婊子家撞上，有点原来如此的惊讶，又有点连裆共裤的友好。 “你笑什么？”李长子很恼火。 “我笑了么？没什么，没什么，我是要去买豆腐，准备明天接客。” “你说怪不怪，我那个孙子蠢得做牛叫，还得了个奖学金，一得就是三百块！”他吹了点牛皮。 “你大人大福，闭着眼睛都发财呵。” “我今天腿也不麻了。” “是么？”辉矮子不无警惕，“那就好，那就好，只是这走路的样子还是……” 村长不再搭理对方，气呼呼来到乡卫生院，找到了戴眼镜的王院长，“你说那对门山上的白麂子也是老了吧？我看是老糊涂了，乱叫一气。差不多就是下河湾那个谷爹，老得连儿女都不认得了，晚上把儿子当贼打。这麂子老了也一样造孽！” 王院长笑着说：“哪有什么白麂子，我是从来没有听见过。” “你是读新书的，阳气足，火焰高，听不见。” “迷信，都是迷信。你上次说茂爹是得了白麂子的照应，其实你就单单记住了他摔一跤。他那个宝田丢了一台汽车，欠一屁股账，白麂子怎么不照应？他那个宝华的媳妇至今怀不上娃崽，未必也是白麂子的照应？” 李长子眨眨眼。 “你们呀，说一不说二，说三不说四。” “倒也是，我忘了这些事。” “哪是什么忘了？你们是不想记，就不记了。古人说三人可以成虎，三人成麂不是更容易？” 李长子无话可答，但还是感到几分安慰：“你们读新书的都讲科学。这科学也确实厉害。你想想看，老班子说什么顺风耳、千里眼，眼下不都实现了？顺风耳就是手机，千里眼就是电视。老话还说刘伯温的铁牛肚里藏万人。现在轮船和火车的肚子里不就是真能藏万人？说不定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一口气把猪吹成个人，这事也快了。依我看，古人讲的其实都是科学，都是现代化，只是时候不到，就不能让你们一下子听明白。你说是不是？” 王院长只是笑笑。 “这科学好是好，就是不分忠奸善恶，这一条不好。以前有雷公当家，儿女们一听打雷，就还知道要给爹娘老子砍点肉吃，现在可好，戳了根什么避雷针，好多老家伙连肉都吃不上了。可怜呵可怜。” 王院长笑得更厉害，“这也能怪科学？” 李长子今天很愿意谈科学，在科学面前放下心来了。遵院长的建议，他第二天去省城大医院做了个检查，割了脑袋里一个瘤子，回到乡下时，发现自己果然脑袋不痛了，手脚也灵便了，可以直着腰杆在村里走来走去，可以大声说话和大声打喷嚏，一旦打出就惊天动地余音袅袅。他说啧啧啧，还是省城医院的手段了得，这个镜子那个镜子在他身上照妖，把他的脑壳当西瓜一样破开，他居然一点都不痛。但村里很多人不大相信照妖和破西瓜，说医院治病不治命，归根结底他还是靠了白麂子的照应，是他自己修的福分和积的阴德，与医院何干？ 说来说去，说得他又有点迷糊。说来也是，他本来是有福分的，有阴德的，本来就是不怕白麂子的，事实也证明白麂子终究与他没有关系。人与人就是不同呵……这一想，就把医院这一段撇下。 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白麂子前不久的几声叫，如果绕过了他李长子，那么将要落实到哪一家的头上？如果说季窑匠这次没有进他李家的门，那么会进哪一家的门？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几天来，眼见得李长子的脑袋确实比较安定，村子里开始惶惶不安。张家父子大吵了一架，李家婆媳大吵了一架，都是在查什么钱，好像家家都在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和揭底运动。有人满腹委屈地说：“季窑匠已经来收过账了，未必还要来二回？来三回？这要收到何年何月？干部搞摊派也没有这样心枯吧？” 友麻子从邻县贩竹子回来，发现自己背上有点异常，摸一摸，是个硬硬的毒疮，立刻吓出一身冷汗。他去找郎中要草药，见地坪里有人交头接耳，忍不住自己一腔怒火：“我怕什么？他姓季要来就来！他南边来，我南边迎！他北边来，我北边接！他季窑匠就没欠我的？贼养的，他当初鸡巴骚，有生活作风问题。老子不看僧面看佛面，一直忍住没同他算账。一夜夫妻百日恩，未必就不抵他那几皮烂瓦？……”这一说不要紧，大家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婆娘踉踉跄跄从屋里冲出来，一头撞在他怀里，抓住他的手就咬，顿时咬出了袖口上的一注鲜血。他大儿子正在砌猪栏房，当即抽了自己两个耳光，一脚踢倒了新墙，回家清捡了几件自己的衣物，骑上摩托就要出村，一个要远行不归的样子——人们这才有所醒悟，觉得这后生确实有几分像季窑匠，比方说两人都是下巴塌。 大家明白了当前的事态。有人骑摩托去追麻子家的公子，有的去阻止麻子家的婆娘喝农药。鸡飞狗跳之下，有几个人找到李长子，说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辉矮子的这个毒疮不得了，要是治好了呢，就更不得了，不知道哪一家又要出鬼，他乡长县长来也降不了这个鬼。你是个一村之长，看来还得拿个主意，把道场做了吧。 他们的意思，是每一家出二十块钱，合起来给季窑匠做一个道场，弥补当年草草下葬的不足，给死者消消气，搞好关系，免得日后再生麻烦。 他们没有说出的话是：现在到上面这个所那个局去办事，不也是得这样一张笑脸向前，不也得放水养鱼破财消灾吗？ 见村长有些犹豫，他们又急急建言：“你是个老干部了，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件事关系到两百多户人家的利益，你刚在上面学习了文件，总要有点实际行动吧？总得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不出头谁出头？你不挑担子谁挑担子？” 村长确实想做点安民利民的实事，但不知道如今办道场合不合法：“道场就那么管用？我同你们讲，你要是个长命鬼，不做道场也长命，你要是个短命鬼，做了也是白做。我们最好还是搞科学，不要搞迷信。” “如何是迷信？”村会计瞪大了眼睛，“刘少奇死了那么多年，党中央在北京城里还做了一台道场，电视里都播了，你没有看见？” 李长子拿不准，“那不是道场吧？” “追悼会不就是洋道场？” “追悼会就是追悼会，你莫乱讲。” “我们也只是为季窑匠开个追悼会，不行吗？” 其他人也说：对对，我们既不杀人，也不放火，只是开个追悼会。马虎点算一算，季窑匠也是个老一辈革命窑匠吧？对革命没有功劳有苦劳吧？ “不行，你得让我想想。” 李长子说不过他们，又不敢去找政府请示，想了想，觉得全村群众的利益实在重如泰山，还是去了卫生院王院长那里。他想问问北京是否为刘主席做过道场，是否为彭将军做过道场，是否凡革命同志都可以享受改良道场。王院长哈哈一笑：“你们硬是想做，就去做。其实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我有一位老师说过，古人的巫医结合自有其道理。医疗治其体，巫调治其心。也算是双管齐下，心身兼治。” 李长子眨眨眼，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院长被婆娘叫去破鱼。李长子见对方在水井边两手带血，刀光闪闪，不便继续问，便在房里静候。直到日头又爬高一竿，见院长还没有回来，不知去了哪里，才不得不打道回府。不过，他刚才静候时看了一阵电视，是中央台在播映孙悟空的故事。说来也是，电视台不说是党的喉舌吗？党的喉舌不是一直是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吗？现在党的喉舌那里也是牛鬼蛇神男妖女怪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方针政策，老百姓做一台道场又有何不可？难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他这样一想，就想通了。一台水陆道场就做下来了。村里热闹了三天，和尚念经，道师作法，香烛纸钱烟熏火燎，鞭炮锣鼓惊天动地，还有花灯绣球长幡短旗，村里人大展身手，拿出了做一番实事的劲头，几个村干部更是处处身先士卒，忙得走路都咚咚咚一阵风，嘴里说得冒烟，手机差点打爆，茶水都没好好喝一口。但他们这么一忙，就忙得心里踏实多了，周身的气血也畅通多了。他们把季窑匠从土坑里挖出来重新安葬，不过挖地三尺，什么也没有挖到，连一根骨头或一颗牙齿也不见，觉得好生奇怪。经过慎重商议，他们只好把坑里的一层石灰泥权当尸骨，装入棺木，裹上红绸，送抵新坟。入土的时候又遇到奇怪事：突然间天昏地暗，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十步之外就闻声不见人。这阵狂风持续了约摸两根烟的工夫。人们事后发现，新坟旁两棵碗口粗的松树不知何时被狂风刮断，断得大家心里虚虚的，不知又是什么兆头。 不知是真是假，自从季窑匠迁入高贵的新坟以后，自从他的拱形青砖墓室比乡信用社的营业厅室还要体面气派以后，据说对门山上还真的清静了，白麂子不再叫了。有人说还看见过它，说它一反常态，见人就跑，慌不择路，拉成一道白光，很快就隐没在山林里。有一个月夜，天地间亮如白昼。友麻子的婆娘从婆家翻山回村，一不留神，发现白麂子就赫然立在她面前，眼里发出红光，是哭得很伤心的模样——它已经成了一只红眼睛白麂子。 据说那女人顿时吓得全身都软了：“我们就算无恩，起码也是无仇，你你你不会同我过不去吧？看在我们虎娃的面上你你你也……” 白麂子前来嗅了嗅她的鞋子。 “我家那个发瘟的友发，虽说黑了你的十几担瓦，但他没偷过别人的树，没偷过别人的牛，那次在路上捡了一捆电线，事后还是给了人家司机的……” 白麂子喷了个响鼻，又探头来嗅她手上的布包，把她挤逼到路边，差一点要失身掉下山谷。 “你千万不能冤枉好人哇，冤家。上次有人偷公路上推土机的油，人家怀疑是他，其实我们晓得是谁偷的，只是不好说。还有那一次，村里少了三袋水泥，人家也又怀疑他，还跑到我家的猪栏房里来看，我们身上长一万张嘴巴也说不清……”说到这里，女人突然火冒三丈，朝白麂子猛击一拳，又气急败坏捡起土块猛扔过去。“你如何瞎了眼？你如何也来墙倒众人推？你这个千刀砍万刀剁的货——”女人大骂，骂得白麂子一惊，似乎明白了什么，又喷了个响鼻，甩甩尾巴，盯了她一眼，扭头向坡下逃走。 据女人事后说，白麂子挪了挪嘴唇，没有叫。她还看见对方白麂子眼中闪着光亮，是一窝汪汪的泪水。 山上仍然有很多声音，包括一道道长音，像麂子的叫声，又像红毛狗或者挂角羊的叫声。但猎户们听了以后都没想到白麂子，都信心十足地说，是挂角羊！今年的挂角羊很多，等它们长肥了再去打。 只有友麻子说，他还听到了白麂子叫。他知道大家都不相信这一说法，但也无可奈何，无法给大家重新安装一个耳朵。需要交代一句的是：他这一年没有死于毒疮，但两年后还是死于肝硬化。 2004年10月 生离死别 生离死别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6年《山花》杂志。 玉老爹是属狗的，掐指一算，已年近八旬。他婆婆从不知自己的生年，只说她是山上大闹蝗虫那年生的，是油榨房起火那年嫁的，大概在村里打死豹子那年又做了娘，活到如今到底多少岁，是一笔糊涂账。 反正他们活得自家的老大死了，老二也死了，女儿的丧事几年前也办了。唯一剩下的老四，是个路上捡来的孤儿，靠老人砍柴禾和捡牛粪养大，读了书，进了城，一晃这些年无音讯。邻居们问起老四的时候，老两口哼哼哈哈装耳聋。 他们经常在井边合抬一桶水，在山边合抬一捆柴，觉得路好长，肩上好沉，蚊子和马蜂好欺人。特别是这一天，老黄狗有些异样，盯着饭不吃，盯着水不喝，四腿一跪，倒在门边，眼光慢慢发直。老两口有些伤心，在屋后挖了个土坑，摸着将要入土的一团冷毛冷皮，割肝割肺地哭了一场。他们拍着身上的泥土时不约而同对视了一眼，互相明白了心意。 那件事看来是该办了。 “我胆子小。你先做我，再做你自己。”老妻说。 “我好歹当过组长的。你得先做我。”老夫摆出领导干部资格。 “我腿不灵便，站不稳。你不是不知道。” “我眼睛花，这几天手杆子也没气力。” “我事事都让着你，这回说上天说下地，也不让了。” “不是不让你，是说做自己太难了，如何好下手？要是把自己做个半死，血糊糊地闭不上眼睛，我就亏大了。” “那你去找雄三来做你。他会帮忙的。”老妻出了个主意。 “雄三，雄三，你只晓得一个雄三。” 老夫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但也没办法，抹干胡须上的残涎，回家去找出斧子，在阶前石块上磨了好一阵。见斧口渐渐泻出银光，拿一块木头试试，叭，居然一劈两半。婆婆在一旁高兴地说：“我说你行，你看是不是？” 婆婆扶着墙，驼着背，兴冲冲拐进了屋，清出了两套比较体面的衣，算是入土用的寿衣，一套男式，一套女式。她最不放心老公的眼花和糊涂，“死鬼，到时候你多看两眼，莫把我的鞋子穿反了，莫把我的袜子穿反了，记住了么？” “我连这点小事还做不好？” “你要把我身上的血抹干净，莫吓了别人，晓得不？” “你都说过八遍了。” “我胆子小。你要把先我打昏再下刀……” “你就是啰嗦，一张麻雀嘴。你要是这不放心，那不放心，你就自己去做！”玉老爹气呼呼把斧头丢在地上。 玉婆婆不敢自己“做”，即自己杀，只好不再当麻雀。他们吃了最后一顿饭。老妻要老夫多吃点，说多吃才有力气，才会下手利落，见对方放下碗，又往空碗里再压了半瓢饭，非把对方喂成一个雄壮杀手不可。接下来，她照例收拾桌子，涮锅，洗碗，洗筷子，不料玉老爹坐在门口打饱嗝，等得有点不耐烦。“死猪婆，还洗什么洗？给谁洗呵？” “我洗了一辈子碗，未必就多了这一回？摊烂这一灶台，我不安心。” “好吧，你只管洗，你洗。” 玉老爹尽力表现得耐心一点，闲得没事可做，便一把斧头在门槛上随意乱剁，剁得木渣四处飞跳。一只破皮鞋也拿来剁了，顷刻间碎尸万段。看来刚才斧子磨得好，刃口已无可怀疑，有一点削铁如泥的味道。 灶台上叮叮当当的声音总算消失，水缸边窸窸窣窣的声音也没有了，小土屋里一片寂静。后来的事情发生在灿烂的阳光里，发生在门前两头牛不安的长啸里，发生在某一片枯叶飘离枝头或某一滴泉水落向石块的微弱动静里……这件事在此从略，以免过于血腥的场面刺激读者。总之，按照他们事先的策划，玉老爹在这天一棒打昏了自己的老婆，然后杀了她，提来两桶水，把她身上的血抹洗干净，依次换了衣和鞋袜，用白布床单包好，平平稳稳地放入棺木。他检查了一下死者的衣袋，发现一沓纸钱已经在那里了。又检查了一下死者的脚，发现鞋袜都没有穿错，这才喘一口大气，觉得事情做得利索。 “你现在满意了吧？”他把小镜子和小梳子放入女人的衣袋，对尸体不无羡慕和嫉妒地说。 “你现在晓得，有老公与没老公还是不一样吧？”他还不失时机地自鸣得意。 他现在得考虑自己了。去找雄三之前，他围着自己的老屋走了一圈，围着自己以前种过的两丘稻田也走了一圈，回头把一张旧渔网和半罈好酸菜送给邻居秋矮子，算是抵了去年抓药时借的四块三毛钱。做完这一切，他掩上门，扶着一根竹杖上路，翻过一个小山坡去找雄三，一个远房侄子，一个热心帮忙的人。 雄三是个砌匠，住在水磨房旁边。他听说来意，鸡啄米似的点头说，这个忙肯定是要帮的，你老人家是从不开口的人，好容易开一次口，我能不答应么？你帮我找过牛，帮我理过圳水，我不帮你还算是人养的？不过…… “不过什么？” “这样的事，我怕。” “怕什么呢？我斧子都给你磨快了，不费你多少力。你就看准我的颈根，要不看准我的脑壳，闭上眼睛，咔嚓一下……事情简单得很。” “我……我从没做过这事。” “我也没做过，今天不也做了？” “你要我帮别的忙，我肯定说一不二。” “你去多喝点酒。我出酒钱。屋里还有个柜，算是留给你的。” “我要是喝醉了，说不定就砍乱了。要是砍了别个，如何是好？” “真是个没用的货！你没宰过鸡么？没破过鱼么？我比你年长几十岁都杀得了，你一个后生如何杀不了？只是下斧子要狠一点，莫杀个半死，痛得我满路上跑，滴得血到处都是。” “再说……”雄三眨眨眼，“这事也不知违不违法。” “是我要你杀的，又不是你要杀的。” “那不一定。上一次国强打他老婆，又没打别人的老婆，也被警察抓去关了几天。谁想得到呢？” “我给你留字据，总可以吧？” 雄三觉得字据很有必要。不过玉老爹眼睛花，不识几个字，字据只能由雄三写好，念给对方听，交对方按手印。雄三怕承担责任，在字据上特别强调，杀人这事纯属帮忙，是欠了人情不得不还，与他雄三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下手再狠，就算没给对方留下个全尸，他雄三也不负任何责任。 可惜雄三家里没有别人，没有第三者按手印作证，因此这字据还是让他心里悬悬的，不怎么踏实。“这样就行了么？” “你还要怎样？” “这样吧，我再去问一下村长。你不急在这一刻，早晚都是一回事。先回去等着。我立马就回来。” 玉老爹冲着他的背影大发脾气：“屁大的事还问问问，胯里白挂了四两肉！比你玉婆婆还不如。我早就说你成不了大事！只有尿壶的八字，摆到哪里也装不了酒！” 雄三早已一溜烟跑了。 雄三来到村长家，发现来得不是时候，村长正指挥一些人卸车，卸下沙石和水泥，是准备秋后盖新房的——有新房以后就有新媳妇进门了。他只好先帮着卸车，把一包包水泥堆码在檐下，累得头昏眼花，连衣角都在滴汗。好容易才见汽车走了，帮手们散了，村长也消停下来，才凑到对方的耳朵边。“今天特地来有事要问问……” “什么事，你说吧。” “我要杀个人……” 村长脸色突变，“哪个黑了你的钱？” “那倒没有。” “睡了你婆娘？” “也没有。” 村长松了口气，“你想上台唱一回杀人的戏，你就说清楚。” “村长你莫开玩笑。我哪是唱戏的料？我是真想……杀人了。” “雄伢子，多个仇人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今天不要在我面前说是非。你就是受了再大的气，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懂不懂？人呵，只有今生没有来世。你记住我这句话。” “你老人家越说越远了。我真是……真是……”雄三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才能把事情说出来，最终掏出了字据。 村长看完字据，呵呀一声，明白了几分。“你是说玉老夫子……他么，活着确实受罪，死是福气，不死不顺民心的。你想呵，有饭吃不香，有衣穿不暖，一不留神屎尿就在裤裆里。到冬天，咳得没声音，只是咳得眼睛翻白，口吐清水，全身发抖，差点把绿肠子都咳出来了。他不受罪，我们看了都是受罪，哎哎哎……” “你是说我杀得？” “难为他这一片心，算是舍己为公，给国家和社会减轻负担，精神是不错的，风格是高尚的，应该表扬……” “照你这样说，我杀他一下没有问题？” 村长摇摇头，“见血总有点吓人吧？社会影响不好吧？你看看，我们这个村就在大路口，还是个林业先进村，沼气利用先进村，灭鼠模范村，人家过来过去的。上面的小汽车也今天来一部，明天来一部。你搞得外边人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大家脸上有什么好看？照我看，他不想受罪就自己动手……” “他不是怕动手，是怕自己搞不彻底，落个半死不活。” “那就下点农药，到河边找个水深的地方，总而言之，要做得斯文些……” “我也是这样说呵，但他又说怕死得慢，说只有斧子来得快。你说这如何办？我也不知走什么背运，倒霉事件件都赖上我了。”雄三蹲下去揪自己的头发，急得一脸的五官全乱了套。 村长没法断案，想了想说：“这样吧，这事得问问。要不，明天我给你打个报告送上去，就说这是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处理。” “来不及啦！”雄三拍着大腿，“他正等着哩。我不杀他，他肯定不依不饶，说不定晚上就提着斧头上门来，守在我床头。我还睡不睡觉？” 事情既然急成这样，村长只好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自己的小舅子，一个在城里教书的先生。不料对方一听到杀人，吓得结结巴巴，很快就把电话挂了，好像怕血流从电话筒里溅过去。村长又打电话给洪麻子，镇上一个修电视机的师傅——那人比较现代化，西装穿得好，皮鞋穿得好，还能说城里的官话，应该比较有见识。不巧的是，洪麻子这一天恰好出远门，也没法提供法律结果。村长没办法，急得团团转，只好拉着雄三直接去乡里。 天色渐晚。乡政府一侧的派出所里，两个警察正在灯下打牌，吵吵闹闹的，没把村长的话听入耳。待村长说到第三遍，一个警察才跳起来：“嘿！翻天啦！这不是凶杀案吗？”说着把手中的牌一丢，跳下桌子找鞋子，提起手铐就往外赶。 一行人急匆匆来到玉老爹的小土屋里，查看了玉婆婆的尸体——受害人果然在。又查看了墙边的斧头和水沟里的血迹——犯罪工具和犯罪现场也历历在目，完整无缺，不容抵赖。他们随即把凶手逮了个正着。当时杀人犯已经困了，坐在门槛上，依着大门，半张着嘴巴昏昏入睡，梦得昏天黑地深不见底的样子。月光从树影里筛下一些光斑，在一张皱纹深刻的老脸上跳跃。两只萤火虫落在他的破鞋上，绿色的亮点此起彼伏，一闪一闪。 手电筒射光在他脸上照了几轮，才晃得他两条眼缝慢慢打开。“喂，你杀了人吗？”一位警察问他。 “没，没，没杀呵。”老人以手遮挡强光。 “那屋里的玉婆婆如何死的？” “我杀的。” “你还不是杀了人？” “我没杀人，只杀了我老婆。” “你老婆也是人，杀她就是杀人，明白不？” 警察用手铐套住他的手腕，把他从门槛上拉起来。拉他的时候发现他太轻，轻得像一根草，一阵风。 轻飘飘的人不知这是要去哪里。 “你犯了谋杀罪，要吃官司。起码要判你个死缓。”一位警察说。 “死缓是么事？” 村长解释：“就是让你死，但暂时还不让你死。” “那要等好久？” “不晓得。可能等一年，可能等两年，也可能就不让你死了……” 老人一听就急，哇哇哇哭了起来。“娘哎，娘哎，好你个雄三呵，你不帮忙也算了，告什么官呵？害得我还要等一年，还要等两年……你好个不知咸淡的货呵！”骂完雄三又喷出鼻涕大骂自己的老婆：“我说了不能找雄三，你说找得。现在好，还不是找来个祸呵？你拍屁股走了个干净，留下我一个人吃官司呵！死猪婆，疯猪婆，瘟猪婆，你现在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腰也不痛了，后脑壳也不痛了，你撇下我不管了，自己逍遥自在花天酒地过太平日子去了呵……” 老人号啕不已，踉踉跄跄跟着警察走了。大概是他闹腾的声音太大，树上一群乌鸦突然惊散，扑拉拉地腾空而起，飞向月亮的方向。 两个月后，玉老爹因犯谋杀罪被判了个二十年。听说他在法庭上吹胡子瞪眼，很不服气，看谁都没有好脸色，后来大概是累了，在法庭上睡了过去，直到宣判完毕才被警察叫醒，重重咳了一声，朝地上吐出一口唾沫。 法警把判决书交给他。 他看也没看，将纸片揉成一团，擦擦鼻子和嘴巴，丢了。 2006年8月 土地 土地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4年《文学界》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已译成法文。 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异响，跑到院子里一看，见竹林里枝叶摇动，还有个隐隐约约的黑影似乎正在藏匿。是谁呢？我随手抄起一杆铁锹大叫一声，那里便有一刻的静止，然后冒出一个顶着蛛网和草须的脑袋。 “我来砍点茅竹。”他露出两颗黄牙。 “你是谁？怎么砍到我院子里来了？” “这些茅竹没有用的。” “你说没用，我有用呵。” 我大为生气，觉得这人真是无礼，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擅闯私宅，冲着我的园林狠下毒手，是不是过两天还要来拆墙和揭瓦？可怜我精心保留下来的一片绿色，院子内必不可少的第二道或第三道绿色帷帘，已经被他撕开了缺口。围墙红砖裸露出来，砸得我眼前金星四冒。 他嘴唇肥厚得有些迟重，又披挂着又粗又密的胡桩，搬运起来不方便，吐什么字都是一锅稀粥。他说了他的名字又似乎没说，说了他家在何处又似乎没说，还说茅竹不是楠竹，只能砍下来卖给毛笔厂做笔杆云云，但我都没怎么听清。我喝令他立即住手，立即离开这里。他怔了一下，迟疑地点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回答得并不清楚更不肯定，或者干脆就不曾回答。 “这些茅竹只能藏蛇，留着做什么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他还在嘟哝，把砍倒的竹竿收拢成捆，扛上肩，总算出了门。 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进院门，发现这里已有主人——又是那一嘴胡桩，像一个脱手刷子；还有两大块嘴唇，冲着我一番哆嗦和拥挤，总算挤出几星唾沫，是高高兴兴的唾沫：“回来了呵？”在他的身后，两头牛也有主人的悠闲自在，一边喳喳喳啃着草，一边甩着尾巴，拉下了热气腾腾的牛粪，惊动了上下翻飞的牛蝇。我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但定睛一看，这刚刚用石板铺成的路，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刚刚搭就的葡萄架子，明明还有我的手温。这围墙外的一棵大树和远远的两层山脊线，明明是我熟悉的视野，怎么眼下倒让我有一种反身为客的紧张？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警惕地问。 他兴冲冲地指着一块菜土：“这里的地湿，你不能种番茄，只能种芋头和姜。你得听我的。” 他又指着樟树那边说：“那下面有两株好药，五月阳，你不要锄掉了，等我秋天再来挖。” 我不懂什么五月阳，也不在乎两株草药由谁挖走以及什么时候挖走，但我无法容忍他这种兴冲冲的劲头，这种无视法律和搅乱社会的口气。“你到底是谁？我同你说，这是我的院子，我买下来的院子，我办了土地证的院子。这个意思你不会不懂吧？你要挖草药，要放牛，要砍茅竹，可以到外边去。你如果要进这个院子，得经过我的同意。你懂不懂？你要不要我拿土地证给你看看？” 他怔住了，似乎难以理解这么深奥和复杂的道理，“你是说，你是说……” “我是说，你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放牛。好不好？” “这里不能放牛么？” “你觉得这院子可以放牛？” “牛最喜欢吃这些茅草，你留着反正也是没有用……” “留不留是我的事，对吧？你怎么知道我不需要茅草？” “你要留呵？你要留，就早说呵。我不知道你要留。我不知道。你要是早说一句，我就不会来了。” 他没有追究我不宣而禁不教而诛的责任，吆喝一声，赶着牛出了院门。一大捆牛草在他肩后晃荡，叶尖沙沙地刮扫着路面。他当然没有带走牛粪和牛蝇。 我后来给院门加了一把锁。 我加了锁以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他叫李得孝，外号孝佬，是附近一个农民。只因为我买下的这块地，原是分配在他名下，二十多年来，已经被他跑熟了，甚至被他家的牛跑熟了。一放绳，那牛根本不用驱赶，就乖乖地直奔这里而来。眼下，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不是不知道这块地经乡政府征用，最终卖给了我这个外来人。但他砍茅竹或者割牛草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往这块地上窜。想想吧，他熟悉这里的茅竹，熟悉这里的茅草，熟悉这里某个角落的五月阳，憋一泡屎尿甚至也习惯性地往这里狂奔，一心要来增肥活土。他一时半刻哪能割舍得下？ 他远远就能嗅到这里的气味，远远就能听到这里发芽或落籽时吱吱嘎嘎的声响，连睡梦中一迷糊，也能感触到这里在雨后初晴或者乍暖还寒时的一丝抽搐或跃动。对于他来说，这些当然比一张土地证更重要。有人告诉我，自从我不久前两次把他逐出门外，他还是有点半醒不醒，好几次扛着锄头来到我家院门前，见门上一把铁锁，才怏怏地蹲下或者徘徊，最后掉头而去，嘴里嘟嘟哝哝不知说些什么。 他没有大喊大叫地打门，没有气冲冲地翻墙或挖墙，就算是够清醒的了。我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会在一把铁锁面前恍惚，就像把一个儿子过寄给了人家，但很难把这个儿子视为人家的骨肉，一不小心就还会叫出什么乳名。 我的目光越过院墙，看到了墙外起伏的青山，看到了雨后的流雾在山间悄悄爬升，这才发现自己对这里所知甚少。 说起来，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三个月，也许往后再住上三个月，再住上三年，我也无法得知这里的全部故事。就拿对面山上那个无人的峡谷吧，我只知道它在地图上叫“珠波坳”，或者是农民平常说的“猪婆坳”，一个诗意的名字不时散发出猪屎味。到底是“珠波”还是“猪婆”？在一个旅游者眼里，那条峡谷也许只是一片风光，只是春天的映山红和秋天的落叶红。但在一个勘探者眼里，那里可能是丰富的酸性红壤和页状层积岩吧？是勘测记录里来自侏罗纪时代的云母矿和含硫铁矿吧？同样是那条峡谷，对于一个耕作者来说，也许更意味着竹木的价格、油茶的产量、蜜蜂花源的多或少，水源利用的难或易，还有某一年山林垦复时刺骨的寒冷和腿上流血的伤口。我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位喜欢谈风水的船老板。我知道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猪婆坳在他眼里既不是风光，也不是资源或者物产，只是一些青龙、白虎、神龟、玉兔以及来意不明的其他巨禽大兽，是这些神物的伪装和凝固，还有它们对山民们命运的规定。于是，船老板总是在山水中看到了遥远的祸福，有时会被一棵老树的倒下吓得浑身冒汗，或者对某一个建房工地心急如焚长吁短叹。 船老板近来忧愤交加，因为风水正在遭到漠视和破坏。外来人越来越多了，大多不理睬他的那个罗盘。除了我这样的城市生活逃避者，还有商家要在这里征地建制药厂和矿泉水厂，还有政府机构要在这里征地建培训中心，还有一家港资公司打算在这里圈地上万亩，建设宾馆、猎场、马场以及生态公园——测量人员已经来了好几趟，陌生的身影和口音让山民们颇为好奇，未来的一切也就变得闪烁不定。乡政府干部大为生气，说有些农民一听说外人要来征地，就到处制造假坟，骗取迁坟费。乡长在广播喇叭里曾大声怒吼：有些家伙，平时一没看见他们上供，二没看见他们挂香，到这时候了，就这也是祖宗那也是祖宗，你们哪来那么多祖宗？孝子贤孙想当就当么？随便挖个洞，丢几根猪骨头牛骨头在里面。想诈骗谁呢？以为我瞎了眼吗？以为人民政府的钱出门就可以捡吗？…… 农民对此不服气，在路口上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说人骨头就是人骨头，乡长如何扯上猪和牛，讲出这种浊气的话来？他自己的祖宗未必就特殊些？有本事他也挖给我们看看！再说，那公司老板的先人姓曹，以前就是这里的大地主，只是革命那年吓得白了头发，瞎了双眼，最后一绳子上吊。但现在曹家香火旺盛，人脉发达，在台湾出了博士，在香港又出了董事长，要把土地统统往回收。让他家多出几个迁坟的钱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做了几个真真假假的坟，不也是让他多掏一顿饭钱么？哪里扯得上什么破坏改革开放？ 说起来，命就是命呵。他们常常感叹，十几年前修公路时移过曹家祖坟：坟破之际，坟内热气往外冒，潮乎乎的鲜味扑鼻，像包子铺里一个揭了盖的蒸笼。你想想，时隔几十年还能有这样的蒸笼，曹家不兴旺发达也是不可能的。 言下之意，是他曹家多出几个钱也在情在理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见到过曹家的后人。乡长带着一行客人来到我家，照例是无可款待的时候，把我这个院子权当乡间景点之一。客人中领头的一位满头银发，但穿着旅游鞋，背着双肩包，揣着照相机到处照相，照我家的树，照我家的草，照我家的鸡埘和锄头，最后照到我的脸上，似有一种对案发现场的认真仔细，让我有一刻的毛骨悚然。他身后的秘书也是个银发老头，也穿着旅游鞋，但一进门就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大概是走得太累了。如果不是他们身后还有年轻的一男一女，一直折腾着便携式电脑，我觉得这两个老顽童疯疯癫癫，投资开发一类纯属儿戏。 他们操着台湾式国语，倒是很和善，见人就递名片，就彬彬有礼地鞠躬问好，连一个个抹鼻涕的娃崽也被他们笑脸相向，毫无一点寻仇报冤的迹象。 他们把我家院落前前后后细看了，临走时，照相的老头低声说：“你在入秋的晚上是否听到过什么声音？” 我摇摇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他笑了笑，吁了一口气：“你这里是个好地方，最好的地方，千金难买。我告诉你，只是有一条：千万不要冲着西北角撒尿。” 我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看了看我家后门，看了看后门外碧绿的水面，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你听我一句：这个门的朝向要改一下。实在不能改的话，至少要在门外做两个石头狮子。实在不愿做石头狮子的话，门上至少也要挂一面镜子。” “为什么？” “你不知道么？你这张门，正对着猪婆坳。民国十六年，那里曾有血光之灾，必留恶煞之气，还是避一避的好。你明白了吧？你要是下水游泳，也千万不要游到那里去。那里不干净的。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什么？民国十六年，也就是七十多年前，是我出生前的三十多年，那里发生过什么？如果是杀了人？杀的是什么人？ 老头言之不详，告辞走了。我事后向乡亲们打听，他们也含含糊糊，没人能说得清楚。孝佬来挖五月阳，顺带找我讨几片瓦，对杀人事更是一无所知，只是说那山峒里原来有一户人家，听风水先生说他家要出三顶轿子，心里十分高兴。没料到一辈子过下来，还是穷得差点卖裤子。主人最后倒也没有找风水先生的麻烦，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三顶轿子倒是没说错呵。你算一算，我婆娘结扎是抬出去的，我婆娘遭病也是抬出去的，最后死了也是抬出去上山的，不就是三顶轿子么？ 我一听孝佬说起这事，知道他已经糊涂，把猪婆坳说成雁泊坡去了——他的耳朵似乎有点背。 我后来去过一次猪婆坳，是跟着制药厂几个人去找水源。我们弃船登岸，劈草开路，沿着一条小溪走进了比人还高的茅草丛，走进了一时明又一时暗的杂树林。我不怕蛇，甚至没工夫想蛇，满脑子是前不久曹家老头那番说法，于是对山谷里的一切既好奇又提心吊胆。 大概就是这里了吧，也许不是。也许事情还发生在前面，在歪脖子松树那里。我不知道溪边那片石滩上是否横过尸体，不知道前面那棵老枫树上是否挂过血淋淋的肠子或者眼球，不知道更前面那一丛火焰般的美人蕉，之所以开放得如此癫狂，是否扎根于一个蚁群曾经密密噬咬过的骷髅。我正在走过一个现场，以至我在一个石头上喘气的时候，觉得这块巨石太凉，凉得很有些来历，让我有点不敢触摸。最后的情节是什么？是一个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从草坡那边爬过来，把扎进肚子的杀猪刀拔出（这样也许可以爬得快一些），把身上那些鼓着气泡的血水送进嘴里（也许可以解渴和增加体力），眼睛就盯着这块石头，一寸又一寸，半寸又半寸，希望能在天黑下来以前爬出山谷，至少要爬到能看到山下屋顶的那个地方（那时还没有这个水库，不会有水库边的小船和草棚）？但那个人可能就在触到巨石之前，伸出的手痉挛了，僵硬了，慢慢地冷却，然后有蚂蚁、蚊子、蜈蚣、山蚂蟥的聚集……他或者她的衣袋里，可能滚落出一个银镯子，或者是一片人耳——以后查找仇人的证据在此失落。 一声尖厉的惨叫拔地而起，吓得我全身有抽空之感。仔细一听，才知不是什么人的惨叫，是林子里鸟的喧哗。 我可以确定，完全应该确定，我在这里没有见到罪恶。除了树上有一张蚊帐般的大蛛网让我心惊，除了一种草叶毒得我两腿奇痒，这里只有各种野花争相开放，足以让你想象自己落入了一个万花筒天旋地转。在一种有草腥气息的晕眩里，你还可以看到一大群蝴蝶扇动着阳光的碎片，遮天蔽日而降，感觉到全身被无数个光点一瞬间击穿。 坐在这块石头上，同行人谈着引水工程以及将来的大规模开发。我没有什么好说，回望水那边，恰好可以看到村子里的几户人家，包括看到孝佬的那两间瓦房，看见他的屋顶上照例没有炊烟。 他很久没有来我家了。我知道，像其他有些农民一样，失去土地以后，他就去城里打工，算是运气不好，打完第一年工，老板跑了，让他一个工钱没有拿到。第二年算是拿到了工钱，但老婆跟上一个照相的浙江佬，要同他离婚。儿子想了想，对母亲说：“爸爸一辈子抓泥捧土，好辛苦，我不会离开他的。”母亲说：“妈妈再给你找个好爸爸。”儿子说：“我不要新爸爸。你一定要离婚的话，我就穿一身白衣到汽车站去送你，给你叩三个头，但从此以后你不要回来，我也不会去找你。” ……这一切是孝佬说给我听的，让我心头一酸。 还是从孝佬的嘴里，我听说他婆娘听完儿子的话，跑到山上大哭了一场，但还是走了。儿子果然穿着一身白衣去送妈妈，在汽车站撅起小屁股，冲着她的背影跪叩三番，直到夜色降临还跪在路口，直到泪水流干还面朝着公共汽车远去的方向。是一个陌生的老头最终扶起了他。 从那以后，主妇再没有回家，也没有寄钱回家。为了独力负担儿子的学费，孝佬在工地上不再吃早餐和晚餐——因为老板只管一顿免费的中饭。这样，他每天早上和晚上看见同伴们取饭碗，就假装上厕所或假装去逛街，一直熬到中午，一直熬到可以白吃的时刻，再狠狠吃他个两眼翻白，又是嗝又是屁地动静很大。他后来一失足摔下脚手架，摔断了腰骨，大概就是胀昏了头或者饿昏了头的缘故。 他一度回村养伤。我看见他一手扶着腰，在山里挖药，或者给邻居阉鸡，还给学校里这个或那个老师挖地，种点菜秧，好像他吃着百家饭就管着百家事，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后来我才知道，他欠了很多人的钱，一时没有办法还清，就用气力来还一点人情账。 有时他一手扶着腰，拿着十几根多余的菜秧来找我，问我要不要赶着季节栽下。这时候，他蹲在地头，接过我递过去的烟，嗖嗖地吸出声音，嘟哝着他的儿子。儿子读高中本来成绩还好，但去年竟然考了个门门不及格，退学了，去广东打工。其实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他是故意考砸的，是想考出个退学的正当理由，早点去打工赚钱替父亲还债。 “孽障呵，你看看，真是个不忠不孝的孽障呵！这个该吃枪毙的，英语只考了个八分，传到外面去，把祖宗的脸都糟践成屁股皮了。” 父亲一说起这事，就抽自己一大耳光：“我就是腰不好。要不是这腰，我早就跑到广东去了。我要找到他，打断他的腿！” “你不要怪他。年轻人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不读书怎么办？不读书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到时候不就像我？一辈子就土虫子一条？” 我连忙岔开话题，问他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老婆。女人的话题也许能使这个单身汉开心一点。 “我有儿子了呵！”他瞪大眼睛。 “我不是说儿子，是问你为什么不再找个女人。” “我有儿子了呵，已经有了呵，对得起祖宗了，还结婚做什么？还养个婆娘来吃饭？来费衣？来摆看？” 这回轮到我有点费解了，“你毕竟……才四十出头，就不要个做饭的？” “做饭最容易了。我煮一锅，吃得了两天。” “就不要个伴，好说说话什么的？” “我不喜欢说话。” 他已经栽完菜秧子，又摘了些大树叶来给菜秧子遮阳，防止它们遭到暴晒。看他对菜秧子兴冲冲的劲头，我怀疑他根本没听懂我刚才的话。他平时随便找个碗，往地上一砸，取块瓷片就可以帮邻居阉鸡或者阉猪，甚至给自己剜疮割疣，他莫不是又砸了一个碗？取一块瓷片把自己给阉了？不然的话他为何对女人毫无兴致？ 春天又来了，我家的芥菜果然长得很猛，每一棵就胀得地皮开裂，能让你挖出碗大的菜头，可见孝佬确实熟悉这里的泥性。 春天里的茅竹齐刷刷抽笋，很快就绿成了密不透风的一片，有几只鸟在那里面扑腾或者啼叫，总是引起来客们的注意。我不得不去间伐一些茅竹的时候，就想到了孝佬。我早就取下了铁锁，敞开了院门，希望他什么时候提着柴刀前来，但他的脚步声不再出现了。我家的五月阳已经繁殖出一大片，开出的花朵像满地金币，却没有人再来挖采。 我路过他家门，发现门上挂着锁。他是去寻找他的儿子，还是去哪里给人家帮工还人情，抑或是去城里找他的一位兄弟，不得而知。 他的邻居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更准确地说，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邻居。村子里有点空空荡荡，我的脚步声足以引起巨大的回响，我的说话声也足以让自己惊吓。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还是锁着。就像一场瘟疫留下了巨大的空阔，声音在这里奇异地被放大，连一片树叶的轻落，一只蝴蝶的飞掠，一缕微风的穿过，几乎都可以在这里震出天地间滚滚的声浪。还算好，我在这里找到了人。但留在这里的老人和小孩似乎已经习惯寂寞，不大说话，只是倚着门，直愣愣地看着我。你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眼光里有欢迎但没有惊奇，看我离去时有欢送却没有惜别。也许他们已经疏于人间交往，常见的世界只是泥土和泥土和泥土，常见的活物也只是飞鸟和飞鸟和飞鸟。也许，在他们的眼里，我不过是一只人形的鸟，即算挂着古怪的墨镜和照相机也还是一只鸟，一只稍微有些特别的鸟，不过是来此落脚，吃点谷米，撒点粪粒，然后又飞上前面的山冈，离开他们的视野。 我问他们：打工的人会回来吗？比方说，过春节的时候会不会回来？ 他们说：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 我问：他们总会要回来的吧？ 他们说：当然，总要回来的。 我看见好些空屋堆放着一些杂物，有烧剩的干柴，有破摇篮或者旧水缸，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农具，比方木头大禾桶，是以前给稻子脱粒时要用的；比方说木头大风车，是以前给谷粒去壳时要用的；还比如木制的龙骨水车，复杂和精巧得像巨大的骨雕项链，是以前抗旱引水时要用的。眼下，它们用不上了，或者说是被更先进的金属机器替代，只能在这里蒙上尘垢，冷落在某个阁楼上或者墙角里。奇怪的是，主人把这些东西都保留着，没把它们烧掉，好像它们还会有用上的一天。 在这些人家的屋檐下，在横梁上或者走道里，一定还停放着棺木。一具或者数具，不可一世地占据着很大的位置，翘起的棺头更有点趾高气扬，只差没有喷出呼噜噜的鼾声，没有喷出高声大气的哈欠。 我知道这些棺木很珍贵，一户人家如果有这样的棺木，足以证明这一家过得殷实，对未来早有准备，日子可以过得踏踏实实。 前不久，我家院子里出现了一只鸟。这家伙在林子里呱呱呱地大叫，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得摸黑去寻找和驱赶，用木棒敲击了好些树干，用石块射击好些树杈，但最终不知它藏在哪一片墨色树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鸟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而且发现这只鸟就死在石阶上——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只是瘦成一包壳，在我的手里轻飘飘的像一片影子。它有蓝色的翎毛，有橘红色的眉圈，有眉心间的一点纯白，其实美艳惊人。 它为什么死在这里？这里是不是它必归的家园？ 或者它是不是带来了远方的什么消息？曹家老头曾经低声说过，要我注意初秋夜晚里的动静。我这才发现，那老头看似疯疯癫癫的，其实是个知情人，对这只鸟的到来早有暗示。在这一刻，我甚至相信七十年前七百年前七千年前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是知情人，对今天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们大概早就知道，早就在口口相传，有一只无名的鸟今天将回到故乡，死在秋日的露水和晨光之下。 我把它埋葬在竹林边，踩紧了一堆新土。 2004年12月 末日 末日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7年《山花》杂志。 昆佬回村以后吞吞吐吐，把地震一事轻描淡写，倒让乡亲们更慌了。事情很明显，肯定是凶多吉少，肯定是上面怕下面乱，不让他回来说实情，只说地震是可能，是或许，是万一，是那个那个……这话谁信呢？ 政府曾经说往后吃饭不要钱，不也是捏住鼻子哄眼睛？何况山那边瞎眼四婆婆早就放下话来，这次是龙王发怒地龟翻身，老天爷不收走十万人命不会歇手。 “我说不会震。你们硬不相信我，那我也没办法。”昆佬是生产队长。 “什么叫没办法？”很多人只听到后一句。 “我没这样说，是你们这样说的。你们这个说会震，那个也说会震，反正把我说的只当放屁。你们硬是想震那就震吧！” “你也同意震？那你就早说呵！”人们还是只听后一句。 “我同意什么了？这事轮得上我来同意么？你们看看人家，吴家桥的人还在修路，小寨的人还在挖塘，只有你们……都活够数了是吧？” 还是只听后一句：活够数了？这不结了？总算逼出了他的实话吧？ 人们倒抽一口冷气，想起十几天前一些口音和着装都比较陌生的人来到村里，又是观测井里的水位和水质，又拿着收音机到处寻找怪音，还在地头支起了三角架，用奇怪金属盒子把前山后山瞄了个遍，每个人都忙碌匆匆。那会有什么好事？他们还四处寻访，听说这一家的鸡婆上了树，那一家的老牛不回棚，还有一家坟地上突然冒出乌丝蛇几十条，立刻脸色发白额头冒汗，做笔录的手都哆嗦不已——到最后，干部们终于去开紧急会议，开了一个又一个。他们肯定不是闲着没事去烤炭火吧？ 有的说五天之内一定震，有的说今天晚饭后就要开始。不管怎么说，反正大家都明白了“震”是怎么回事。不就是天崩地裂吗？不就是一个个村子突然夷为平地，大树突然塌陷成地面一个树梢尖，包谷地棉花地都突然翻滚和跳跃？……有一个河北来的药贩子，描述过多年前那里的地震情景，说得某位大嫂当场身软如泥口吐白沫。 各生产队的民兵已组织起来，日夜值班，守住电话，严密监视地情和水情，一旦发现地震迹象就要鸣锣报警。另一条指示也开始落实：假如远方有亲戚朋友的，可以把老人小孩送去寄养，以免他们到时候不便疏散，成为抗震救灾的拖累。这更证实了灾难的紧迫性，也使瞎眼四婆婆更受到关注。照她的说法，命就是命，能跑得脱么？就是跑到九州外国，该寅时死的不会卯时死，该竖着死的不会横着死。你就是把自己塞到坛子里埋在床脚下，阎王爷也会看见你躲在哪里。 很多人都相信四婆婆，相信她嘴边上一跳一跳的大黑痣，于是送走亲人的并不多。就算真要送走，一想到生离可能是死别，想到将来的少年丧母或老来丧子，当事人又撕肝裂胆哭作一团，喊出我的肝呵我的肺呵一类词语，喊得旁人的心里也空了，轻了，碎了。要不是昆佬瞪着一对牛眼珠前来发威，有的人家还差点提前举丧：扎的扎冥屋，剪的剪纸钱，手忙脚乱赶打棺材，搞得乌烟瘴气，实在很不像话。喂喂，不是还没震吗？不是还光天化日天下太平吗？革命群众抗大灾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就是这个白菜样？ “抢先进是吧？搞竞赛是吧？”昆佬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平时要你们担牛粪抬石头，怎么一个个都往后缩？” 有个老人说：“汉昆，是你说的，说要准备准备呵。” “我要你准备棺材了吗？我是要你们多打担把米，到时候万一桥垮了，就没法去四方坪打米了。” “我那个王八崽子不孝，你是晓得的。要是我伸脚了，他肯定舍不得打樟木棺材。这事只能靠我自己。” “屁话。要是小震，根本用不着棺材。要是大震，再好的棺材也没用。咣当一声，大家都呵嗬嘿，哪个来给你盖板子？哪个来抬你上山？” 这话也在理。 另一个老汉说：“队长，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半死不活。你们硬要震就一次把我搞死火，莫害得我缺胳膊少腿好不？” 昆佬更火了，“你血口喷人！吃人饭放牛屁呵？什么我要震？我什么时候要震？” “那……是公社曹书记要震？” “关公社什么事？” “原来是县政府要震呵？” “县上的人骨头发痒了？” “那……这地震总得有个来由吧？” 昆佬不是四婆婆也不是地震局，说不清复杂的来由，只好拣一条顺耳的说：“是美帝国主义要震！美国，你懂不懂？就是在朝鲜和越南丢炸弹的坏家伙。他们觉得炸弹不过瘾了，晓得我们也有原子弹了，就发明地震。明白了吧？” 大家哦了一声，表示恍然大悟。 昆佬觉得他们在美国面前太不经事，差点一脚踹了棺材，但眼下面对着老辈，又考虑到大家说不定见一面就少一面，说一句就少一句，还是留一线人情为好，就气呼呼地走了。 事情得接着往下说。 因为没有听到队长吹出工哨，全队劳动力这一天不明不白地放假。牛也跟着放假，发出此起彼伏的哞哞叫声，不知是觉得幸福还是感到诧异。孙家后生在灶边多瞌睡了半个时辰，直睡到被牛叫醒，揉揉眼睛，抹一把涎水，伸了个大懒腰，在村前村后转一圈，发现没有人叫他去担粪，也没有人责怪他出工走得慢，更没有人嘲笑他挑担时的水蛇腰和蛤蟆步。这一想，地震还是不错，同过端午节和中秋节差不多。 他迎面看见老万的一张苦脸，更觉得地震深得民心。老万会养蜂，会采药，会打猎，加上几个儿子门高树大，是村里有名的殷实户，前不久刚建起一栋丈八高的砖房，远近第一大厦，当时贺喜的鞭炮炸翻了天，接客的酒席摆了好几桌，但老万没给泽彪下帖子——不就是狗眼看人低吗？他孙泽彪是近邻，七尺男儿戳在这里，孙中山的孙，毛泽东的泽，林彪的彪，说到哪里都是这三个大字，居然没接到帖子，奇耻大辱也。没想到老天终于开眼，有钱的老万一样跟着挨震，狗眼看人低的老万已被阎王爷盯上了，而且房子越高大肯定垮塌得越惨重，哗啦啦咣当当咚隆隆得儿哩个呛。想到这里，他在危楼前心潮起伏，多说了几句话。 他给地震局派来的勘察队扶过几天标杆，算得上半个地震内行。“肯定要震！怎么能不震呢？”他瞪大眼睛，“廖技术员说了，这次不是七级就是八级，到时候你还站得稳？还跑得动？娘哎，爬都没处爬呵。老天爷筛几轮再簸几轮，说不定搬来一座山擂你几下。你这个房子不就是个老鼠砣？”——他是指诱砸老鼠的那种石块，“肯定的，一砣一个肉饼子。” 老万已急得团团转：“早知今日，盖什么死尸屋呵？可惜我那百多根好杉木，可惜我那一窑好烟砖……” “打地基，你肩膀都挑肿了。”泽彪帮助对方记忆。 “岂止是挑肿了肩，我草鞋都磨穿几十双呵……”老万揪出一把鼻涕，蹲下去，哀哀地哭起来。 泽彪叹了口气，对危楼左右看看，“算了算了，你加柱子也没用，加斜撑也没用，还不如去剁两斤肉，要死也做个饱死鬼。” 很多人都来劝老万止哭，劝着劝着自己也黯然神伤，大概是想到自家房屋。只有泽彪心花怒放，反正他的两间茅屋用不着伤心，也没有婆娘孩子值得操心，因此不管走到哪里都大声说地震，无非还是什么筛几轮再簸几轮，还有老鼠砣一类。说得兴起，又信口胡编一些消息：哪一家的竹扫帚开了花，居然有茉莉香味哩。还有某一家挖出的萝卜完全是人脸，居然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就像前两年死的那个张家老二。想想看吧，这不都是天下大变的异兆么？这些异兆不早不晚偏偏这时候出现，不正说明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吗？哎哎，老桃叔，老桃婶，你们多保重呵。金山哥，卫老伯，我们可能得来世相见了。明年的今日，唉唉唉，天晓得是谁的坟前有香火呵？……不知什么时候，他很悲痛地从金山哥那里揪来一顶棉帽，在自己头上戴得顺理成章。他又在果园里悲痛地揪下几个柑子，嚼得自己理直气壮。因为更进一步悲痛，他还差点信心十足拉扯人家的热乎裤带——当时他见秀姑娘洗菜，剥了个柑子硬要喂给她，顺手在对方腰上掐了两把，差点把对方挤到水塘里去了。 “臭痞子！”秀姑娘满脸涨红，跳出一丈多远，整顿衣装。 “你叫什么？”泽彪压低声音，“这里又没人看见。” “你怎么没皮没脸？” “要地震了，大家都要永垂不朽了，你如何还放不开？”他眨眨眼，“好姐姐，你我这辈子真是亏大了，一点娱乐都没有。” “去死吧你！”对方把一团干牛屎砸在他脸上，哭哭啼啼地跑了。 “喂——”泽彪急得大叫，“你听我说，听我说说。你再不听就没机会啦。我有一个日本的铜盒子早就想要送给你……” 大概是秀姑娘去告了状，昆佬怒气冲冲挡在村口，泽彪还隔老远就感到自己全身汗毛倒竖，一根根被烤灼得弯曲和枯萎。“彪拐子你脱了裤子看看，看你胯里是人卵子还是狗卵子，是狗卵子还是鸡卵子！”队长发现他转身逃跑，“你回来！回来！你这畜生连自己的姑都敢骚，害得人家要吊颈要吃窜塘的，没王法呵？” 泽拐子装作没听见，朝着路边人家大喊：“一组的劳动力赶快去挑塘泥哇——” “震一百次，你也休想趁火打劫！” “第二组的劳动力赶快去加固渡槽，人在阵地在，怕死不革命，关键时刻看行动——” “你装蒜也没用，老子要开你的斗争会，罚你的谷！” 泽拐子没法继续代理干部部署生产，只得回头一咬牙，做出一个下流手势：“你罚，只管去罚。你咬老子的卵呵？你老人家命大，八字硬，大水淹不死，房子压不死，泥巴埋不死，到时候全队的谷都是你的，还用得着你罚么？我家里的坛子、柜子、房子都是你的了，你满意吧？只是到时候你老人家一定要万寿无疆呵！” 队长算是听明白了。眼下莫说是罚谷，就是坐班房挨枪子也不足以威慑对方。他泽拐子居然敢还嘴，居然敢高声大气还以脸色，不都仗着地震的势？不就是身后有美帝国主义在撑腰？队长气急败坏，脚一跺，捡起泥块就砸，砸得泽拐子闪入油菜地。“你回来，看我老子不揪下你的阉鸡脑壳喂狗——” 泽彪一口气跑过山坡，回头看看，确认没有人影尾随，才吐匀一口气，活动了一下手脚，从一片薄薄的影子变回一个有体积的整人，从一堆四分五裂的动作变回一个团结的肉身。这一天很冷，阴霾沉沉，下了一阵雨，敲落一些熠熠发光的叶片，搅得人心确实灰暗和冷寂。他没兴致再去巡视，只在寒风中独自悲愤了片刻。他孙中山的孙，毛泽东的泽，林彪的彪，发现眼下很多人居然仍对地震缺乏理解，只好在窑棚里睡了片刻，最后撕了墙上两条旧标语，冲着抽水机拉了一泡屎，算是对队长的狠狠报复——他知道那铁家伙是队长所爱。 天色渐晚，他被一只飞鸟吓了一大跳，以为那是队长射来的致命暗器；又被一阵风吹草响吓出了满身冷汗，以为那是队长的伏兵突然出击。到最后，他瞻前顾后，还不敢回村，笼着袖子来到了大队供销点。那里的小老板叫小奇，是他的初中同学。 “一瓶酒，一斤饼干！”他把一张皱巴巴的票子拍在柜台。 老同学很高兴，“我正要找你哩。你上次赊了我的砂糖和纸烟，都欠下几个月了。” 泽彪又在棉袄里摸索一阵，再拍出一沓小票。 “发财了？”老同学觉得太阳从西边冒出来了。 “阎王爷不认得这些钱，留着也没用。我还有一个日本军官的铜盒子，值好多钱的，我明天拿来送给你。” “你以为真会地震？不至于吧？” “不说这事。来来来，喝酒喝酒，彪哥我今天高兴，我今天请客，请客请客请客……”他一口气把请客高声强调十几遍，差点把舌头扭成结。 他咬开酒瓶盖，找来两只搪瓷杯，在小桌边一屁股坐下。但小奇眼下没工夫陪酒，只是一个劲忙着应付顾客。今天的生意太火暴了，大概是生死关头乡亲们都不想省钱，已经把供销点里的砂糖、糕点、面条、粉丝、海带、咸鱼、干椒、白酒、陈醋、酱油、萝卜干等等一扫而光，连饼干渣也没给泽彪留下。要不是小奇打点埋伏，酒也不会有了。特别是第三队的国安爹，平日里从不进店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今天却狠狠地花天酒地，说什么也要喝它一斤酱油，嚼它三碗砂糖。他出手豪阔又长吁短叹，猖狂享受又骂天骂地，一碗砂糖咽得自己翻白眼几乎要呕吐，还舍不下一只空碗，用蘸着口水的指头去清底。“白砂糖就这一个味道呵？”他流着泪说，“怎么吃到最后是个肥皂味？” 小奇本不在意地震，以为坐牛车和坐拖拉机也是震，震一震不是正好睡觉么？何况压库的霉面条和臭海带都成了抢手货，不能不说是件好事。但扛不住国安爹的泪，他最终也有点慌。“彪哥，彪哥，你说这地震不会真来吧？” 他知道对方为勘察队扶过标杆，知道更多的情况，“你别光顾着喝酒。你说说，廖技术员到底是怎么说的？未必我们这个地方真会震？未必说塌就会塌下去了？没这号事吧？” 彪哥已经喝得红了眼圈，脸上拉扯出一丝怪笑，“放心，你不会死的。顶多也就是断条胳膊少条腿。” “你怎么知道？” “八字。你不懂八字么？不懂得看相么？” 小奇对着镜子把自己看了看，没看出什么道道。“那你说，我老爹和老娘的面相怎么样？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劫？他们信了几十年的菩萨，连鸡都没有杀过的。” 彪哥不接话，咕咚一声又喝下大口酒。“太好了！”抹了一把脸又说：“太好了，太好了！” “你什么意思？” “地震就是太好了！不震他一家伙，这老天爷也太不讲道理了！”彪哥两眼闪亮，“你想呵，把猪脑子拍打拍打，仔细往下想呵。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什么时候碰到过这样的好机会？信用社和百货公司的楼肯定要震掉吧？到时候我们去那里，想穿皮鞋就穿皮鞋，想戴手表就戴手表，想擦香肥皂就擦香肥皂，城里人享的福我们都能享！还有满地票子随便捡。要上茅房了就扯两张票子——不，票子太滑了，还是毛巾舒服——扯两条新毛巾擦屁股。” 小奇吓了一跳，似乎不相信这种美好时光。 “第二就要震掉林业派出所。看他娘的还威风什么！上次老子不过是剁了几根树，就被他们上铐子，套索子，插牌子，说我是反革命，也太歹毒了吧？” “震了派出所也好。”小奇也不喜欢警察，因为他姐夫就是警察，平时最看不起他的诗歌创作，说他今后顶多只能给人代写书信。 “第三要震掉汉昆那个老鳖。” “你是说你们队长？” “队长？狗屁队长？到西山公社黄土大队棺材生产队去吹哨子吧！我是不会给他送葬的，不会给他吊香的。以后每次走他坟前过，还要屙他一泡尿。他家雪娥当了寡妇，到处找不到男人，说不定还得哭哭啼啼地来求我。到时候我收不收寡妇，还得考虑考虑。” “你还没喝多少，怎么就在裤裆里说话？” 彪哥不容老同学夺走酒杯，红红眼睛一瞪，“你嫉妒我是吧？你也打了雪娥的主意？” “我们好歹是老同学，我怎么会嫉妒你？你就是收二房三房也不关我的事。” “那是，我也不会亏待你。”彪哥想了想，“这样吧，一夫一妻的政策还是要的，所以竹梅、二娥、翠玉就不留了，留着也不好配。只有秀姑娘留下，派给你。她的水桶腰太粗了，脸模子还不错。” 小奇大笑，“你怎么就知道秀姑娘不死？说不定女人都震死了，老母猪也没给我们留下一头。” “这怎么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你以为你是阎王爷他爹？” 两人争辩了好一阵，没什么结果。这时天色更暗，寒气更重，北风吹得糊窗子的破塑料布叭叭响，吹得油灯也晃个不停。小奇见顾客散尽，掩了店门，找出半锅冷饭和一碗咸鱼，在炭火上热一热，将就着充饥和下酒。泽彪握了握拳头，捶了捶桌子，借着酒力来了个缩腹挺胸，引颈拔背，朝窗外严正地盯上两眼，继续自己严正的想象，一步步完善震后的生活蓝图。他甚至到屋后的山坡上登高远望，看自己将来的新楼房该落座在哪个方位。 一切都计议停当。比方说，既然说到母猪，既然说到猪，就得考虑吃肉的问题。他和小奇不能光有女人吧？好日子里总得吃吃肉吧？但他们不会杀猪，那么屠夫不能死，大路边的屠房也得留下。当然，屠夫不能杀空气，那么还得留下几个养猪人，王家的，李家的，似乎可以考虑考虑，队上的猪场也不能震掉。当然的当然，猪也不能光吃空气，还得吃粮食，还需要人们种田，那么除了王家的和李家的，孙家的和莫家的是不是得多留几个？到时候插秧和打禾总得有些人手吧？莫非像泽彪这样的领导干部还要亲自去挑谷？这是一个问题，嗯，一个大问题……小奇你也说说看法么，事情一想远了还是蛮复杂哩。 彪哥像一个最高法官，终于掌握了生杀大权，正召开一闭门会议，在一大片死囚面前决定着赦免对象。他们提前进入了震后百废待兴的世界，进入了重建家园的艰难，对人才的选用和教育尤费心思，争议哪一个该死，哪一个该活，哪一个该死但可以稍缓，哪一个该活但得给点教训。比方刚才那大吃砂糖的国安爹就让他们为难。这人么，最小气，铁公鸡一个，只要有机会就不用自己的锄头而用别人的，不穿自己的套鞋而换别人的，穿了别人的套鞋还专往尖石上跺，往泥水里踹，是可忍孰不可忍，照说该死得翘翘的。但考虑到他是个篾匠，有一技之长和可用之处，就不能不网开一面了。他们最后的决议是，让国安爹震个半残吧，留他一双手，好编个箢箕或箩筐。 他们已接近完美的方案。就是说，杀猪的，喂猪的，种粮的，还有编箢箕和箩筐的都安排到位，他们和他们的女人可以高枕无忧的大享其福了，还可以想当队长就当队长，想当大队长就当大队长。小奇伟大的诗集出版就更不在话下。拟任大队长孙泽彪已经提前批出了五百块钱，助他去北京拜会诗坛老师，让他激动不已。 不过小奇没全醉，虽然傻傻地大笑，但眨眨眼又想到一个新问题：要是吴家桥的人来抢水怎么办？是呵，种粮得有水，吴家桥的人住在马子溪的下游，好几次遇到旱情就要来破闸毁堰，不准上游的人截流。他们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大搞帝国主义，有次冲突中还一扁担打得泽彪头上起了个大包。要不是汉昆出面，对方可能会下手更毒。那次他们终于撤兵的原因，一是汉昆一口气可以吃下五斤肥猪肉，不能不让他们佩服；二是汉昆一个人可以搂起染房里的大踩石，不能不让他们胆寒。更重要的是，昆佬虽读书不多，但从伯父那里学会了喊礼，是远近有名的礼师，能在丧礼上喊出“三杯酒”之类的套路，喊出《浪淘沙》或《满江红》的哀调，还懂得“享年”与“享寿”的区别，“孤子”与“哀子”的区别，中规中矩的丧礼总是少不了他。这附近哪个老人的顺利归天不靠他去喊几嗓子？要是得罪了他，要是与他结了仇，你们往后还能安安稳稳地死得成？你们不三不四地上山去钻土洞，睡在那里还不天天托梦回家吵事？ “不行，汉昆恐怕还得留下来。”小奇一想到吴家桥的人就怕，一想到水源与种粮、与喂猪、与杀猪、与吃肉的因果关系，就觉得事情别无选择。 “你胆小？你背叛我？”彪哥把搪瓷杯愤然砸在桌上。 “不是背叛，是你我都不会喊礼，吴家桥的人不怕我们。” “干脆，把吴家桥的人都震死！” “万一他们也有些八字硬的呢？”小奇还知道，吴家桥很多人去外地修铁路，以后总要回来的，总要生儿育女的。再说除了吴家桥还有下游的小寨和莫家坝，那些人未必都是善鸟？ 彪哥憋红了脸，一时竟无言以对。 “彪哥，算了，算了。来，喝酒。你也不要想着雪娥了。那雪娥有什么好呵？虽说会唱戏，但又好吃，又好疯，还懒得出油，连纱也不会纺，连鞋底都不会打，也没见她扛锄头进过菜园。你要是收了她，是收一个祸，收一个祖宗，收一大屁股债，凭你这香火棍子样的手脚，你当奴隶也还不清的。” “照你的意思，她还得继续忍受强占？” “什么叫强占？人家是合法夫妻。” “就是强占！就是拐骗！就是流氓犯罪！” “人家有结婚证。” “肯定是那个王八蛋拿钱买通官家，骗来的。” “好好好，依着你，是强占。那就让她震死算了，省得你心里焦。” “怎么死？” “还能怎么死？房子一垮，咣当咣当，砖瓦四溅，血肉横飞，同老万、金山、七麻子他们一样的死。” 彪哥没笑出来，只是捂住了脸。不知他因此窝了多大的火，等小奇上茅厕回来，发现一条板凳四脚朝天，一只搪瓷碗滚落墙角，连床上的蚊帐也垮塌下来。拟任大队长困兽一般在屋里走来走去，在柜台上拍出叭叭叭的震响：“老子操他娘的美国佬，要震也不选个时候，还让人家过不过年？……” 小奇本想纠正对方的美国责任论，突然大叫一声“快跑”，话音未落就夺门而去。身后老同学也撇下帝国主义跟着出门，一头扎进黑暗里。原来小奇刚才听到了锣声，远远的锣声，令人魂飞魄散的锣声。 外面正下着毛雨。他们想回头去取伞，但听着越来越急和越来越密的锣声，都不敢冒死进屋，甚至不敢靠近危险万分的屋檐，只好来到晒坪边一棵大枫树下暂避。黑暗中有人语。从人语声可以听出，附近几家农户的乡亲也来到了这里。有人是从茅厕里直接跑来的，身上只有短裤，眼下正冻得全身哆嗦鼻涕淋漓。又有人在争议该不该回去取棉被，该不该回去赶猪和捉鸡，但争了半天，没有人动身。有的母亲在呼叫儿子，有的妇人在寻找老公，患难之中见真情，喊声都撕裂和尖锐。只有几个小娃崽不知忧患，反倒觉得很热闹，自己错穿了别人的衣裤也很好玩，黑灯瞎火地来捉迷藏也很好玩。等一下会不会放电影？他们唱起了战争片常有的片头音乐：哒哒嘀，嘀哒哒，哒哒哒嘀—— 人们紧张地四处张望，看村子是否突然夷为平地，大树是否突然塌陷成地面一个树梢尖，包谷地棉花地是否都突然翻滚和跳跃，但等了好半天，只等到全身发硬，什么也没发生。摸摸自己的手脚，掐一掐自己的皮肉，已全无感觉。穿短裤的汉子实在受不住了，骂了一通娘，回家钻被窝去，说震死也是死，冻死也是死，有什么好怕的？接下来，又有两三个陆续跟着回家，说锣都敲过好几轮了，老天爷也好，美国佬也好，一点实际行动也没有，太不严肃了，像什么话？ 但泽彪与小奇还是觉得门洞可怕，不敢贸然靠近定时炸弹。他们往指尖上哈一口气，往树干上撞一撞，尽量给自己增加一点热量。 “地在摇，你发现没有？” “是的，是的，是在摇，肯定地震了！” 他们感觉自己是站在船上，前俯后仰地站不稳，不得不蹲下来，紧紧抱住树干。但抱着抱着又觉得平静如常，刚才到底摇没摇，有点说不清楚。问旁人地震了没有，旁人也说不清楚。 好容易，大路上传来吹哨的声音。“各家各户都睡觉吧，没事啦，没事啦——”待这喊话的人走近，他们才发现对方是一值班民兵，手里的一道手电筒光柱雪亮刺眼，坚硬得似乎敲在哪里都会有嘣嘣响。据他说，刚才不过是一值班人打瞌睡，被一只疯老鼠咬了耳朵，惊吓之下把自己的翻倒误当地震，当当当敲起了锣。邻村的民兵一听也跟着鸣金报警，闹得大家虚惊一场。 “贼养的，把我们当猴呵？”泽彪气得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一敲锣，猴子就出来跳。一吹哨子，猴子就进笼子。好耍是吧？我不被震死也要被你们耍死的。你赔我的骨折……”他出示自己腿上摔跤的伤口，没找到骨折也没找到脱臼，便迅速拿七麻子当作气愤的依据——不久前刚被他暗暗判过死刑的家伙。“他有心脏病，你们知道么？他刚才一脚踩空了，肯定摔成脑溢血了。你看他嘴巴，你看他额头，都是血。就要丧失劳动力了，你们给他养老送终是不是？……” 这种仗义执言颇有煽动力，在场人都纷纷指责民兵的荒唐，对他们倒立空瓶之类的监测手段也很不信任。防震期间杀猪太少，公粮征缴太多，森林禁伐太严等等，也迅速成了湿淋淋猴子们愤怒的内容。比较奇怪的是，泽彪不管骂到谁都要把昆佬带上：“坏得跟张汉昆一样”，“肯定是同张汉昆一伙的”，“张汉昆就是跟他学”，诸如此类。 “你以为我愿意耍猴？你来耍，你来耍！”民兵把铁哨子往这个那个塞去。 没有人敢接这个差事。 “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当猴。下次听到锣响，你们再跑出来就是我妹子养的！”说到这一层，民兵更占理了，大义凛然的手电筒光柱戳在泽彪脸上。 革命贫下中农是——泽彪本想大喊一声口号以抗议手电筒，但想了想，还是忍住。 不知什么时候，他气呼呼回到小店。这时小奇已把自己珍贵的各种文稿和笔记本收捡好，哈欠滚滚之际，借来一床棉被准备睡觉。遵上级最新指示，他搂着一床被子钻到床下，以床架为掩体，防备房屋的垮塌。一张借来的木排椅翻倒，由椅面与靠背形成三角形空间，上面加盖几个麻袋，也是一安全掩体，需要老同学钻进去。 “喂——”小奇在吹灯前推了推对方，“你说，今天晚上不会有事了吧？你耳朵尖，留心一点。” 排椅下的彪哥不吭声，只是把头埋在被子里。 “睡得这么快么？我跟你说，我这个床架子不结实。要是今晚我那个了，你得把我的日记和诗集交给我爹，记住了么？” 对方埋着头，还是一动不动。 “要是我爹也不在了，你得把这些东西交到县文化馆去。我会记住你深厚友情的，会记住你高风亮节的。你要相信，未来的读者也会感谢你对文学事业的贡献，会从我的诗歌里听出你的艰辛和牺牲……”小奇突然有点伤感，声音有些异样。 对方还是只有一撮乱糟糟头发露出被子。 “你听到没有？同你说话哩。”小奇擦了把鼻子，把老同学的脑袋揪出被窝，不觉大吃一惊，因为对方已浊泪满面，瘪瘪碎碎的声音在嘴里憋着，憋着，憋不住，终于从一张歪嘴里迸出：“……不行呵，她要是没有手，就戴不得镯子啦。要是折了腿，就穿不得皮鞋啦。她的腰子也不能伤，要是在里面接根管子，钉几颗钉子，上台唱戏哪还扭得动？不行呵，残了我也不能残她呵……” “你说谁呢？” “她家就在山边边，那么高的山崖，太危险啦……” “你还想着雪娥？喂喂，你……发梦癫吧？” “不管她残成什么样子，我也会去帮她挖地，帮她挑水，帮她砍柴……” 面对这样一个满嘴酒臭的候补义士，老同学有点哭笑不得，只能拍拍对方的肩。“怎么说你呢？好，不说了，不说了，睡觉吧。” 他吹熄了灯。 不知过了多久，暗夜中总算有了粗重的呼吸。到处是浓浓的一片寂黑，窗外的风声和雨声停了，只有蛐蛐声偶尔冒出墙根——真是一个美好的深夜，一份万分宝贵的寂静和安全。只是这一觉睡下去，不知还能不能活着醒来，还能不能看到明媚灿烂的万里晨曦……小奇迷迷糊糊时未能把这一诗句想完。 2006年7月 西江月 西江月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8年《中国西部文学》杂志。 人们以为他是傻子，其实他识得字，会搓绳，能编筐，还收集各种男女旧鞋，大概有鞋业研究兴趣。他只是有点懒，对各种招工告示漠不关心，碰到有人雇他挖沙或者卸煤也只当耳边风，情愿守在街边晒太阳，玩蚂蚁，磨石子，放出一个个哈欠，把自己固定成一处街头风景。 他一双耳朵很灵，薄薄的肉片微微一颤，就能听见远方似有若无的锣鼓或鞭炮，能辨出那是红喜事还是白喜事。他嗖的一下及时现身那里，一身万国装五颜六色大小不齐男女混杂又洋又土，浓浓溲臭还让人们掩鼻而退，呼吸困难，差一点作呕。 “这里没有龙贵，到别的地方找去！”主人知道他经常寻找一个叫龙贵的人。 他翻一白眼，嘴里嘟嘟哝哝。 “客人还没到，你倒抢了个先！”主人气不打一处来。 他搓搓手。 他再挨骂也不报复，甚至不生气，比方并不靠近酒席强讨，更不会突然上桌抢夺，只是远远地坐在树下，一声不吭地吞咽口水，好像是来为酒宴义务站岗。但这样一个蓬头垢面的哨兵有点煞风景，一旦撞入客人的视野就如无形叮咬，让人心里发毛。万一起风了，不知来自何处的溲臭徐徐入席，与各种佳肴串味，给各种恭维与祝贺的话增鲜，更会大败客人们的兴致。想到这里，主人只能自认倒霉，盛一碗肉饭前去恭请哨兵撤岗，去柴房或墙角单独进餐。更好心一些的主人不但管饭，还会塞几角钱，让这颗毒气弹早一点乐颠颠离去。 对于他来说，酒宴当然不是天天有。有时候，他爬上小镇附近的山头，竖耳细听好一阵，也没听到远方的锣鼓或鞭炮，只得怏怏地回到街上游荡，收缩一下鼻孔，在这家门口炖墨鱼气味中坐一坐，在那家门口煎豆腐的气味中倚一倚，困了就蜷缩身子睡一觉。他还是不会开口乞讨，不会那样没皮没脸。如果无人施饭，他就会抹抹嘴巴往垃圾站而去，找一点菜根菜叶什么的入口。日子长了，他连活蛤蟆和死老鼠也能吃，有时口吸一条蚯蚓像吸面条；嚼一只蚱蜢如嚼花生。但他从来不生病，有时脸上还有两块鲜鲜红晕。 “哇——哇——”他气得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威胁那些把垃圾倒在站外的孩子。 如果发现有人倾倒霉变的香烟、腐烂的瓜果、过期的滋补品，他也必定冲着浪费者再次发飚，再次气得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哇——哇——屎臭臭——”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他的名字，见他支着几颗龅牙，都叫他“龅牙仔”。他的年龄也难以确定，虽然已有抬头纹，但一张脸鲜嫩，嗓音很尖细，薄薄身子好像还没发育完全，看上去是老年与少年的随意凑合。 比较熟悉他的是两个乞丐。一个外号“铁拐李”，是本地名丐，总是扶一钢管为杖，虽气象凶险，但每次只讨三分钱。你要是给他一分钱，他会坚决拒收。你要是给他一角钱，他追着喊着也要将七分钱找还给你，决不占便宜，决不乱规矩，让人们觉得特别有趣，也更愿意掏出钱来测试他的诚信。另一个外号“变形金刚”，是个大胡子，操四川口音。其绝活是在车站或码头占据最佳迎客位置，一屁股坐下来，三下五除二，让自己的左腿膝关节脱位，来一个前后倒置，如同下身反接了一只脚，有点惨不忍睹。照他求助纸牌上的说法，东风浩荡，凯歌震天，红旗曼舞，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但建设祖国的无私奉献者们有苦何处说？无钱疗伤之苦可有人知？……他的动人说辞和志愿军、老劳模一类不知真假的身份，每次都为他赚了个盆盈钵满。但只要旅客们散去，他左右看看，咔嚓咔嚓两下，又能使膝关节复位，金刚再次变形，然后夹着纸牌从容回家。 据他们两人说，小花子已来花桥镇三年多，与他们同宿镇西门桥下，平时不怎么言语，也不做什么有伤丐德的坏事，只是喜欢偷偷公家的招牌，曾先后把学校、兽医站、计划生育协会、革命历史教育基地等牌子，偷搬到桥洞里来挂了个琳琅满目。他连镇政府的牌子也敢偷来当床板，说政府干部连垃圾站都管不好，搞得那里臭水横流没法下脚，实在屎臭臭，太屎臭臭，根本不配挂牌子。至于他自己的事，他家里的事，谁都没听他说过，只是听到他常在深夜梦中大喊一个人名：“龙贵”，“龙贵”，“龙贵”……大概就是他常在街面上寻找的那个人。 “这里根本就没有姓龙的。”镇上有些人早对他宣告。 “你那个龙贵么，我认得。他到九江去了，江西九江，知道么？”也曾有人这样打发他。 不知道他去过九江没有，去过人家胡乱说出的湘潭、永州、祁阳、安化、麻阳没有。不过他还是幽灵般地出没于小镇，似乎要死守这一个约会地点，深信他期待的人不可能失约，正在远处一步步朝他走来。龙贵是他什么人？给他许过什么愿呢？或者龙贵只是他梦中一位救苦救难的下凡仙人？……人们不得其解。每逢汽车喇叭或轮船汽笛鸣响，只见他应声而起，呼地一下窜去车站或码头，在客流中穿插如梭，逢人便急急地掀起几颗龅牙：“有叫龙贵的吗？”见对方茫然，便进一步唾沫喷飞，“龙马的龙，富贵的贵。”有时还在掌心上写给别人看。 人们总是对他摇头，或是被他油光光的衣衫片子吓住，慌慌地快步跳开，像避开一只硕大苍蝇。 这些旅客大多是来进香拜佛的。花桥镇是他们上山的必经之地。山上有一禅庙，近年来香火很旺，钟鼓常鸣，轻烟薄雾缭绕林间。穷人和富人都去那里祈福，特别是一些瘸子、瞎子、聋子、瘫子以及各等哎哎哟哟的重病者，不知道听了什么传言，都急着上山求医——据说那里有一位神僧颇得佛力，不用针和药，只是撮土为丸，吐痰为汤，随便在来人脸上摸一摸，或者朝来人屁股拍两掌，就能包治百病。小镇因此越来越热闹了，不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斋菜馆，还有各种卖鞭炮、香烛、佛经、雕像、供品、碑刻拓片及各种旅游产品的店面。有些非法游贩也出现在此，躲过警察与市场管理人员，偷偷向旅客兜售神僧的指甲、皮屑、胡须乃至干粪便，声称这些秽物均有医疗神效——只是不知他们的货品是真是假。 有一个鞭炮老板姓陈，这一天站在店前东张西望，最后把目光落在龅牙仔身上。“你过来，过来！” 小花子懒懒地看他一眼。 “你是要找龙贵吧？我可以帮你找到。” 龅牙仔眼睛发亮，朝他走近了两步。 “我还骗你不成？龙马的龙，富贵的贵。没错吧？不过，我不能白帮你，你得给我信息费。” 龅牙仔听懂了，撒开两只赤脚就跑，不一会，气喘吁吁又回到老板面前，扒开一个旧塑料编织袋，出示里面的各种宝贝：一盏旧台灯，一只旧公文包，一台可以发声的旧收音机，还有一大堆男式和女式的旧皮鞋，轰隆隆的脚臭味扑面而来。 “把这里当废品站呵？要熏死我呵？”老板捂着鼻子后退，“这样吧，你给我一百块钱，要不就给我打五天工。” 龅牙仔沉下脸，提着编织袋就走。不过龙贵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他没走出两步又折回，挠挠头，指着隔壁小店里卖的包子。 老板好笑，“看不出，你小子还会讨价还价？好吧，我就每天加你两个包子，算是你的加班费。” 龅牙仔咬着两个包子，跟着老板走了。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一天鞭炮厂有工人嫌工钱少，突然辞工而去，人手忙不过来，陈胖子只好临时拉龅牙仔顶班。老板哪里知道什么龙贵，只是以为小花子好哄，到时候胡编个说法就行。他没料到，五天过去以后，龅牙仔成天追在他屁股头问：龙贵！龙贵！龙贵！……差一点在他耳朵里磨出茧子。实在混不过去了，老板只好装模作样打了一个电话，回头说：“湖下村是有个龙贵，不过刚生出来，还差三天满月。东门外呢，有条癞皮狗也叫龙贵，大家都这么叫，你可以去找。第三么……”他还没有说完，龅牙仔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发出持久的尖叫，夺过电话机就往地上砸。老板当然早有防备，出手夺回电话机，仗着自己腰圆膀壮还把小花子一身骨头扭得咯咯响。“老子给了你三条信息，没加收你的信息费，就算便宜你了。你还要在这里行武？找死呵？老子一个指头把你捏到门缝里去！” 他把龅牙仔轰出店门：“滚远点，滚远点，要是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吊到井里去凉快凉快！” 老板的大洋狗也及时出阵，冲着龅牙仔一阵大吠。 小花子这才逃之夭夭。 陈老板财大气粗，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时搬着肥大屁股随便往哪家一坐，主家就得笑脸相迎，又是敬茶又是敬烟，还得恭敬聆听各种教训。他说你家茶叶不好，你家茶叶就是不好。他说你家儿子太蠢，你家儿子就是太蠢。他说你家里有鸡屎臭，你即使从未养过鸡，即使在家里刚喷过三轮香水，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大家都把他当菩萨他爹供着。不过，陈老板接下来的日子有点不顺。比方每天早上开门，他店门前不是有一堆臭屎，就是有几堆五光十色的垃圾，气得他脑袋大。一个“良种猪仔基地”的牌子不知何时挂在他门前，更让他满脸猪肝色，操起一张板凳就砸。但刚砸了这块牌子，两天后门前又冒出一块“烈士陵园”的牌子，比良种猪仔还糟心十倍。他气歪了脸，令手下人把牌子火烧了，在店门前一连放了十挂万子鞭，在门槛上淋了三道公鸡血，还觉得店门前不干净。 陈老板不至于当烈士，不至于住陵园，但事情不能细想呵，一想就大病了一场。他重新出现在邻居面前时，头贴黑膏药，手脚僵硬，哼哼唧唧，还时不时胸闷欲吐。照他的说法，害他的不是别人，肯定是那个该千刀万剐的龅牙仔，真恨不得扒了那家伙的皮才好。他这次住医院、拜菩萨总共花了大几千块，算怎么回事？就算抓住了那个小杂种，把他剁成碎片卖上十次，也卖不出这么多钱吧？ “还是老班子说得对，花子惹不得，惹不得的。”陈胖子苦笑着直摇头，从此见了龅牙仔就躲，见了所有的乞丐都心虚气短。据说他后来花一笔钱，买通一个黑工头，把龅牙仔骗到贵州去下井当煤奴。 一个多月以后，一位赶郎猪的老头晚上回家，看见几条狗在水沟边嗅着什么。夜色昏暗，他看不大清楚，只觉得水沟里好像有动静，划燃火柴一看，发现那是一个人，面色苍白，嘴唇发黑，一条腿粗肿如桶，身上还有很多酱色的血渍和血痂——这不是龅牙仔吗？腿肿成这样，是不是被毒蛇咬了？ 他是如何逃脱黑工头的魔掌，如何从千里以外的煤矿跑了回来，如何又不小心受到毒蛇攻击……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出现在街头一个拆走了轮子和机器的中巴车厢壳子里，颤抖在乱草丛中，鼻孔里气若游丝，一连昏迷了几天。一个卖瓜的九婆婆可怜他，每天驼着背送来米汤给他慢慢地喂下，还带来一罐浓浓的茶水，替他洗一洗身上伤口溃烂处的脓血。看见嗡嗡飞绕的蚊蝇，她还点燃了一支蚊烟。 “可怜，可怜，你就没有个家么？”九婆婆终于看见他醒了。 小花子两只眼睛里空空洞洞。 “你就没什么亲人了？” 死鱼般的眼睛还是直愣愣向天。 九婆婆撩起衣角擦擦眼睛，从怀里颤颤抖抖掏出一个小酒瓶。“苦命的伢，你活着为哪样呢？你爹妈把你生下来做什么呢？你的苦还没吃够哇？九婆婆今天给你做个主。你把它喝下去。” 小花子眼眸隐约一暗。 “你不要怕。这是快活汤，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你一喝下它，身上就不痛了，肚子也不饿了，心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往后就一心一意过好日子。” 龅牙仔嘟哝出一个字：“龙……” 九婆婆知道他要说什么，叹了口气：“伢呵伢，世界上没有你要找的人。你死了这条心吧。” “龙……龙……” “莫说是你那个龙贵，就是菩萨也救不了你呵。” 龅牙仔咬紧牙关，死死堵住瓶口，就是不张嘴。一滴泪水终于出现在他眼角。 “这是为了你好哩，你听话，听话，呵？”老人没法灌，收回小酒瓶，揩去对方的泪滴，哀哀地哭了一场。据知情人后来说，九婆婆那一段是觉得自己气虚和腿重，看来是大限在即，哪一天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她担心自己一旦撒手西去，哪一个来给龅牙仔送米汤？如果没有她的米汤，龅牙仔嗷嗷地如何活下去？ 九婆婆一失足跌倒下去，确实再也没有起来。大概是感念九婆婆的善德，一些好心人东一碗汤，西一碗粥，把九婆婆的好事做到底，还叫来一位医生，抓了几帖药，竟使龅牙仔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虽然脸部多了一块暗疤，拉扯得表情有几分狰狞；虽然一条腿有些瘸，使他走路时尖尖屁股一撅一撅，但他还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街边晒太阳，玩蚂蚁，磨石子，放出一个个哈欠。他还去河边九婆婆的坟前叩了几个头，在那里立了好几块牌子，有“先进幼儿园”、“商品质量信得过单位”以及他曾经拿来垫床的“花桥镇人民政府”。 经过一个多月的贵州行，他甚至更长本事了，伸出的指头不怕火烧，铁硬的脑袋扛得住棒打，还学会了吃土——随手捡起一块黄泥或黑泥，嚼巴嚼巴就能往下咽，令围观的小孩们十分好奇。有一次他没找到合适的泥巴，甚至还吃起了沥青和煤渣，嚼出了杏仁或蚕豆的声响。一位过路的电视台记者发现了这一点，想拍个奇人花絮之类的节目，曾给他三十块钱，想让他在镜头前表演吃土，只因他哇哇怒吼，捡起一个石头相威胁，才遗憾地作罢。 铁拐李想当他的经纪人，追着对记者说：“加一点，给两百，给两百他就吃土。” 他在记者那里点了钱，回转身来，却发现龅牙仔不见了。 这一天，又一批外地旅客来到了小镇，停车区里大车小车很是热闹，到处是人头攒动和大呼小叫。有一中年卷发男子戴着太阳镜，走出一辆白色轿车，刚好被龅牙仔远远地看见。“你认不认识龙贵？”瘸子扶着竹杖照例上前搭一腔，“龙马的龙，富贵的贵。” 对方正在锁后盖箱，随口回了一句：“我就是，什么事？” 好一阵没有声音。 还是好一阵没有声音。 事情似乎已经完了。对方回过头来，显然看见了龅牙仔呆若木鸡，脸色发白，全身颤抖，还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差不多就是一个将要虚脱的病人。对方肯定以为自己倒霉，碰上了疯子，赶忙跳开一步，朝车那边的两个女人挥挥手，朝山上快步而去，一边走还一边回头。 龅牙仔终于发出呜呜呜的哭声，或者是笑声，追上去问：“你……你……真的是龙贵？” “一边去！我不认识你。” “你肯定认识我姐。” “我要喊警察啦。” “你不就是在黄沙桥的人？” “你……” “你不就是龙天祥他二弟？” 对方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全身僵住，忍不住将小花子上下打量。“你是……”他没说下去，只是乘人不备撒腿就跑，差一点撞翻身边的一个老头。但这已经足够，足以让龅牙仔完成认证并锁定目标。他大叫一声，旋起一阵风，叭叭叭两脚翻飞追了上去。后来有目击者说，那一刻他根本不像个瘸子，只见一道黑光闪过，飞向天空的竹杖还未落地，他已突然放大，像一只巨大蜘蛛缠住了前面的背影。 两个女人发出尖叫，吓得周围的人毛发倒竖引颈张望。他们终于看见两个黑影在河边的西门桥上扭成一团，像是拥抱，又像是厮打。他们来不及打听是怎么回事，就听见那里一声声大叫震天。“龙贵！”“龙贵！”“龙贵——”这叫声像是欢呼，又像是叫骂，怎么也让人听不明白。一切都来得这么快，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直到两个时分时合的黑影在桥上一晃，翻过栏杆，双双掉入河里，激起沉闷的扑通一声，他们这才大致明白，刚才不是拥抱，也没有欢呼。事情似乎有点不妙。 “杀人啦——” “救命啦——” 两个警察终于从派出所那边赶过来。 他们来到西门桥，朝桥下看了看，只见水面一圈圈波纹渐息，没有什么东西冒出水面。他们见河边有几条船，忙上前交涉，请船老板把船划到刚才溅起水波处，用船篙探入水中搜索。但他们来来回回戳了好几轮，没有戳到什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警察从中发现了几个熟面孔，大概是水性比较好的，要他们下水帮着寻找。加上哭哭啼啼的两个女人当场拍出一沓钱，那几个后生就脱了衣服，在腰间系上安全绳，一个接一个跳下水去。不过，直到入夜，直到东门那边升起一轮月亮，他们在水下捞出两只皮鞋，一只铁油桶，一个摩托车头盔，一头半腐的死猪，还有一张糊满泥巴的渔网，就是没有找到人。只有一只出水的男式皮鞋，由两位哆哆嗦嗦的女人辨认，是当事人的，由警察提到派出所去了。 “龙贵——” “龙贵——” “龙总，你在哪里呵——” 夜色降临，西垂的一轮明月下，苍茫远山垫在树林剪影的后面，河面上飘摇着一把闪闪烁烁的光斑。两个女人在河边一直哭喊到深夜，在码头的石阶上拍出更多钱，还有当场解下的金戒指、金项链以及金耳环，算是对救人有功者的重重悬赏。更多的船出动了，搅出了更多月光。更多的小镇居民聚集在河边交头接耳，惊得两岸狗吠声久久不息。一些手电筒、灯笼以及火把闪烁不定，沿着河岸向下游摇曳而去。 龙贵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浮出水面，漂到下游的一片芦苇边。据说他已全身浮肿，肚子膨大如鼓，虽然四肢还在，但鼻子没有了，耳朵没有了，上下嘴唇也没有了，整个脸盘似乎被木匠刨子刨去一层，刨去了毛边和棱角，只剩下一团圆乎乎血糊糊的肉瓤，暴露出多处白骨。法医从他脸上发现好几道深深肉沟，相信那是牙齿啃刨的痕迹。至于龅牙仔，当然也没活下来，据说他满嘴肉泥，身上至少有四处骨折。 这真是一桩离奇而惨烈的命案。 因为没找到身份证，也没法给中年男客恢复容貌，加上两个涉案女人失约，未去派出所留下笔录，驾着白色轿车不知去向，警察手里的破案线索实在有限。他们不知道死者是什么人。从龅牙仔寻找龙贵这一点看，他并不认识后者，与后者应无直接的过节，那么他是为谁张开利嘴？为他父亲？母亲？姐妹？兄弟？师友或者乡亲？同样令人迷惑的是，这食肉之恨何来？是关乎钱财？关乎性命？关乎情爱或尊荣？……警察遍访小镇居民也没问出个所以然。九婆婆的儿子说，他听龅牙仔昏睡时骂人，好像是骂自己没有用，但那是操一种奇怪方言，他没怎么听懂。铁拐李说，他发现龅牙仔每年六月初到河边烧纸，祭悼什么人，但不知与案情是否有关。 上级公安机关也派人来查过，只查出那个叫龙贵的身家不菲，是山上禅庙的大施主，至少有过三笔数目不小的捐赠记录。 事情到此，看来也只能不了了之。警察叫来几个农民，把两具尸体埋葬在西门桥外。 街市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山上的香烛气息和钟鼓声响不时飘下来，流散在墙基或者檐角，流散在外地旅客的擦肩而过和蓦然回首之际。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少年，也是在找人，逢人便问：“你是不是王海？”如见对方迟疑，又急急地解释：“龙王的王，海洋的海。”甚至还要在掌心中写出字来给你看。 更严重的情况是，不久后街上又冒出两个陌生面孔。一个是黑脸大汉，见人就问：“你认识周华剑么？”另一个是戴眼镜的妇人，见人就问：“你知道李子明住在哪里？” 街上闲人们一听这话就心惊，好像自己就姓周或者姓李，凉气从背脊一直升到后脑，纷纷作鸟兽散，包括赶快揪回自家的孩子，哗啦啦拉下铁闸店门，让寻人者不免有些诧异。 他们都面带微笑，甚至衣冠楚楚，不像是刺客。说不定他们只是来寻找情人或恩人的？或者是拾金不昧来寻找失主的？或者是受台湾熟人之托来寻找什么故旧？ 他们四处探头探脑东游西荡的时候，街上寂静了许多。 据闲人们说，这个小镇的居民后来都习惯于晚开门和早关门，习惯于养看家烈犬，而且多了一些流行口白。人们见到做了恶事的人就忍不住诅咒：“等着吧，总有人要长龅牙齿的。”或者是：“就算老天没长眼，他也不一定过得了西门桥。”喜欢恶作剧的人还曾这样吓唬朋友：“不得了，今天街上有个眼生的人到处打听你哩。”直到有一次，一个被吓唬的人当场晕倒，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差一点猝死，大家才知道这种玩笑不能乱开，往后的口舌才谨慎了许多。 2007年9月 第四十三页 第四十三页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8年《北京文学》杂志，同年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 小说写到这里，我发现主人公想家了，便让他上了一列火车。这一刻夜已深，天很冷，整个站台上人影零落，车站补水管在哗啦啦响着。 我的这位主人公外号阿贝——球友们夸他球场威猛，称他为小贝哥，小贝克汉姆，他也乐意以欧洲球星自居，包括走路时垂肩曲背，像个内敛的猩猩。他稍感奇怪的是，他刚才入座时不但内敛而且礼貌，但对面一个妇人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显然受到了惊吓。身旁一个歪头昏睡的胖子，被火车启动声惊醒，一旦发现他也神色惊慌，急忙撅起肥圆屁股抢出座椅上的旅行袋，转移到斜对面的卡座去了。不一刻，他的周围空荡荡，只有几个乘客在远处伸长脖子，对他浅一眼深一眼地打量。 他们看什么呢？ 他刚想问，那些长脖子立刻沉没在椅背后面。 他的长头发有什么稀奇吗？他是不是身上有血迹？一看就像个杀人犯？ 神经病呵。他脱下秋雨淋湿了的外衣，继续挂着线听mp3。但这一刻他倒是看出了车上的某种异样。中山装。他发现这里的男人大多穿中山装。辫子和辫子。他发现好几个女人的耳边都齐刷刷挂着短毛刷。都什么年月了，有人还套着肥囊囊的大统裤，散发出红薯的气息。一个包着白头巾和怀揣毛主席著作的老村长该出现了吧？只是他眨眨眼，老村长不翼而飞，有点虚幻不实。 他觉出鼻子里不爽，有一种猪屎臭。大概是他脱口而出，正在扫地的女乘务白他一眼：“你才猪屎臭哩。” “怎么这么冷呵？也不放点暖气？” “怕冷就别出门，钻你老妈的被窝去。” “你这是人话吗？” 他冒火了。 对方像没听见，用扫帚敲打他的脚，意思是要他挪脚，只差没把扫帚直接捅向他的耐克牌，其动作之粗鲁气得他晕。 不过，她把一堆果皮纸屑扫走以后，给他拉上厚布窗帘，还摔来一条棉毯，意思是：冷就披上吧。 披上棉毯，身上暖和些了。球星没法跟小女子斗，只好随手抄捡起一本杂志消磨时光。这是一本《新时代》，破旧得卷了角，大概是哪位旅客扔下的。有意思的是，阿贝的目光一扎进去就拔不出来，女乘务取他的湿衣去锅炉间烘烤，车长来给一位旅客测体温，询问有哪位旅客掉了钱包，他都充耳不闻。 事情是这样，杂志上居然有个奇怪的故事：深夜，下雨，站台，火车等等。车上有中山装和小短辫，然后一个新上车的年轻人感到鼻子不爽，然后女乘务员用扫帚敲敲他的脚，差点把扫帚捅向他的耐克牌……唯一的出入，是主人公不像阿贝：他不是江湖艺人，而是个球星，正在业余收购文物的归途。 他咬住指尖，忍不住大叫一声。 女乘务赶过来，揉着自己的胸口：“没看见好多人在睡觉？你叫什么？把我都吓住了。” 阿贝这才细看对方一眼。没错，她眼眸大黑大白地分明，就是杂志上写的那种。戴着两个布袖套，与杂志上写的也相同。至于她穿着刻板制服但翻出了个小花领，挂着短辫但辫尾巴烫成卷毛，算是小说家遗漏了的细节。 吃错药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他狠掐自己的胳膊。 “我看你是有点不正常。”对方盯住他的眼睛。 “你叫莫小婷？” “你怎么知道？” “这书上写了。” “鬼才信。” “不信？你今年是不是十九岁？是不是有个当兵的对象？……” “你是派出所查户口的？” “你自己看呵，就在这里，你看你看。” 对方懒得看杂志。她手提一个带布套的开水壶：“杯子呢，把杯子拿出来，等一下不要说我没送水。” 阿贝没有带杯子的习惯。“车上卖可乐吗？” “你说什么？” “可乐。可口可乐。” “什么可可可？你结巴呵？” “你连可、口、可、乐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杯子？没有？我走啦。” “慢点，你怎么不知道可口可乐？那么农夫山泉、娃哈哈、优酸乳、蓝带果啤……你也没听说过？” “你说什么呢？” “嘿，你山顶洞人，你兵马俑呵？”阿贝照例把“俑”说成“桶”。 “你才兵马桶呢。同志，这里是红旗车厢，请你嘴里干净点！” 阿贝忍不住笑，忍不住大笑。他站起来环顾四周，呼呼喘着粗气，终于掏出手机给朋友打电话：喂喂，你醒来，快醒来。宋虾子，你知道，知道我碰见什么怪事了吗？宋虾子，你听我说，我在火车上，这趟车呵居然一车土鳖，连可口可乐也没听说过。你说怪不怪？你来看看，他们还穿中山装，还开口叫同志，我骗你不是人……你在不在听？ 估计宋虾子把他说的当酒话，不愿听下去，只是要他快回去上班，说老板已经为此拍过桌子了。 他合上手机，发现两个男人不知何时堵在他面前。一位是刚才那位车长，另一位是大个子乘警，都满脸警觉和严肃。小婷躲在车长身后怯怯地眨巴眼睛：“……就是那个东西，你看你看，就是他手里那个什么……吓死我了。” 阿贝发现更多的人围过来，都盯着他的手机。他手机怎么了？他依稀想起了什么：对了，他刚才摸出手机时，女乘务像被咬了一口，扔下水壶大叫一声跑开去。 车长说：“证件。” “凭什么查我的证件？” “你哪里来的？从国外来？” “不不，我天外来客吧，来自冥王星或者海王星。”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手机呵。” “手机？发报机吧？” “我为什么要发报机？” “那要问你自己。” “我给美国发报是吧？我告诉中央情报局的怀特将军，这里连可口可乐也没有，这里还有猪屎气味……”阿贝差点要笑出声。 “装什么蒜？你就是冲着563号项目来的，以为我们不知道？” 他不知道车长说的563是什么，更不知道车长接下来说的“备战”、“路线”、“两打三反”、“革命委员会”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情况有点不妙了，一切都不像是开玩笑，也根本不好玩。他的手机被一把夺走，背包也被拧过来检查。幸好那里没有毒品。一张坐公共汽车的ic卡，他们似乎不懂，将其一一传看，没看出个所以然。几本足球杂志，他们似乎也不懂，将其仔细查阅，还对着灯光找什么纸纹暗影，还是没找出所以然。比起几件酸臭衣服和一双拖鞋，mp3当然是最大疑点。无论阿贝如何辩解，如何解释音乐和芯片，但它还是连同手机一起成了扣押品，眼看着被乘警略加清点，装入一个公文包，就要离他而去。 “哎哎哎，你们是哪盘菜？有搜查证没有？你们土鳖呵？脑残呵？二呵？你们怎么连手机都没见过？”他愤怒地大喊。 他一把抓住车长，“我要到法院控告你们！要在媒体上给你们曝光……你们不要以为我好欺侮，我报社电台里的哥们儿有的是！惹毛了我，叫你上午下岗，你不会等到下午的！” 大概是乘警嫌他猖狂，飞来一巴掌，打得他眼冒金花，有点飘飘然不知上下左右。等他抓稳了桌沿，校正了脑袋位置，找到了脸上热辣辣的痛感，他依稀听到车厢里发出一片口号声：打倒狗特务！打倒一切害人虫！打倒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周围旅客都冲着他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 确实一点也不好玩。要不是女乘务拦着，一个老汉就要把雨伞扑到他头上，一个小孩还差点朝他吐痰。直到他被押走，人们还在气愤地议论： “早就看出他不是什么好鸟。你看他那裤子像裤子吗？” “当特务也穷成这样？怎么连理发钱都没有？” “帝国主义是乱了种吧？怎么这家伙不男不女？” “不是乱种，是耍流氓。男扮女装，就好钻女厕所。” “对，肯定是这么回事。” “应该把这个流氓塞到粪坑里去！” “让我恶心死了！” …… 他被关入了一间窄小的乘务室。 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完全成了个傻子。他怎么上了这么一趟奇怪的火车？怎么鬼使神差来这到这里挨巴掌和蹲监房？更重要的是，他阿贝，小贝哥，贝克汉姆，什么事不好干，什么钱不能赚，怎么偏偏听宋虾子的瞎鼓动来收购什么文物？……他不知道眼下的麻烦如何了结，更不知道一旦行期再耽搁，自己还能不能保住公司里的饭碗。 窗外一片寂黑，偶有一辆对开的列车呼啸而过，咣当当差点撞在他的脸上。他看见了一闪而过的明亮车窗，甚至看清了车窗里的男女。他们多幸福呵，多温暖呵，多安全呵，说不定在那里喝啤酒啃鸡腿。他们肯定有手机，知道手机是怎么回事，能轻而易举证明阿贝的无辜。但他们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刷刷刷消失得太快，像一道闪电。 他打门和踢门，把一铝皮桶当足球踢了好几脚。 没人理他。 他有点累，只好坐下来揉揉脸，发呆。他看见天花板上，一只小老鼠钻从夹板缝里探出头来，一点也不怕人，欢乐地吱吱两声，支着小尾巴又缩了回去。 好在一本奇怪的《新时代》还插在衣袋，可供他继续研究这列火车。 来的该来去的该去， 百年石头还是石头； 来的该来去的该去， 千年月亮还是月亮； 来的该来去的该去， 万年天空还是天空； …… 这是第四十二页上一位盲老人唱的，可车上并没有这样一位老头。这就是说，又有一处出入，可见小说并非预言——阿贝眼下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但他宽心的时间不够长。随着后续情节在小说中展开，他读得禁不住两手发抖，全身发凉，一颗心再次提起来堵在喉头。没错，小说与他的遭遇确有出入，但小说中的老鼠是怎么回呢（刚才他已经看见了）？暴雨是怎么回事呢（车窗外的水流已经拉出斜线）？打雷是怎么回事呢（车窗外已有闪光，刹那间黑夜如同白昼，千山万水突然涌现）？……而且差点令他晕过去的是：小说在第四十三页处说到子龙峡，叙说这列火车在那里与一片泥石流相遇，于是车轮出轨，车厢翻倒，电光迸溅，钢铁声大作，有两节车厢在挤压中升起来冲向高空，散落的车轮在草坡上飞跑……这也太恶毒了吧？ “喂，干了。”女乘务开门进来，把热乎乎的夹克扔给他，同时发现了他的惨白脸色。“你哪里不舒服吗？” 他喘着粗气：“前面，是不是经过子龙峡？” “我什么也不告诉你。” “你真以为我是特务？你看我像特务吗？有这样仪表堂堂的特务吗？” “难说，反正要等保卫处的核查。” “我们没时间啦！” “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告诉我，前面是不是要经过一个叫子龙峡的地方？” “就算……那又怎么样？” “天啦，我们真要出事了，已经玩完了。” “不懂你说什么。” “你当然不懂。你懂个屁呵！”阿贝怒不可遏从椅子里弹起来，“你们连可口可乐都不知道，还革委会呢，一个个脑子里进水，浑身的潮气没晒干。我问你，就算我是个特务，我会当着你们的面来发报？我要千方百计来让你们发现我？” 对方看来被这句话触动，有点不好意思：“要是冤枉你了，我们给你赔不是。” “赔？怎么赔？你看看我这半边脸。” “大不了让你还我一巴掌，有什么了不起？” “你受得了？好笑，你是想成扁的还是散的？” “你就那么毒呵？你就不能轻点打？就不能分几次打？再不，我叫我对象来顶替。他是特种兵，在部队里天天练挨打的。” 阿贝懒得对付特种兵，把《新时代》翻到第四十三页，要她自己去看去看去看。 对方看他一眼，又看杂志一眼，又看他一眼，疑疑惑惑把目光投向第四十三页。列车发生了剧烈晃动，灯光一暗一暗，当然干扰了阅读。对方不认识有些字，有时要问身旁的乘警，碰到大个子不认识的，还要回头来请教阿贝，更增加了阅读的周折。阿贝不耐烦这两个呆货，恨不能把从第三十八页到四十三页的字句一把抠出来，狠狠拍进他们的脑袋。但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一大群乘客突然登车了，顿时挤得车厢里秩序大乱。阿贝事后还知道，呆货们在手忙脚乱中还丢失了杂志——他知道这事时，真是欲哭无泪。 事情来得有点突然：当时列车驶过一座桥，司机借着车灯的光柱，发现前面路基上有很多人摇手拦车，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批从洪水中逃出来的灾民。他们担心路基不够高，央求铁路工人兄弟带走他们，以防更大的洪峰到来。车长当即同意这一请求，大手一挥说全都免票，于是又哭又闹携家带口的灾民们一拥而上，带来了行包、竹筐、水滴、泥浆、扁担甚至鸡鸣狗吠，使车内顿时充满田园气息。很多人没法挤进门，只好从窗口爬。所有车厢内都挤成了人肉罐头，椅背上或行李架上都有杂技高手，脚丫子不时踩到他人的肩膀或脑袋。卧车厢也不能幸免，在车长命令下一律开放，装了人再说。 莫小婷那呆子顷刻间已忙得满头冒汗和头发散乱，刚让一个抱着大公鸡的娃娃找到妈了，刚把几个老人扶稳了和坐下了，又得驱赶攀高的几个汉子，以防他们压垮行李架。一声尖叫，她被新的人浪推过来，倒在阿贝的怀里。 阿贝觉得两张肉饼要搓揉成一块。他感到了女人身体的凸凹，有些脸红，忙说了声对不起对不起。 她瞪了一眼，“你没手呵？还不帮帮我？” 他从对方手里接过了两个热水瓶和一块抹布。 这样，对方就腾出一只手，攀住他的脖子，不至于倒下去。 阿贝刚拥抱了一个肥胖农妇，眼下又被迫吻了女乘务的眉毛和前额，嗅到了陌生的头发气味，脸更红了，只好让身体尽量偏转，又拿出球场上的阴招，屁股使劲一撅，撅出身后哎哟的叫声。 挤死人啦！救命呵！我的桶子！你的爪子往哪里伸？……各种狂呼乱叫中，阿贝的腰部发力连环传递，一个人叫了，另一个人跟着叫，又一个人再跟着叫，多米诺骨牌一样最后导致一个坐在椅背上的汉子大摇双臂，仰面倒了下来，正好盖在阿贝的头上。幸好这一盖，阿贝与另一男人的架才没打成。当时他们不便施展拳脚，但鼻尖对鼻尖，唾沫星子互射，肩膀和胸脯已开始过招，接下来就可能要动用嘴巴了，看如何一举咬下对方的部件。 “不要闹！大家安静！我们来唱一首歌吧——”女乘务摇着双手大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预备——起！” 说也奇怪，这首歌大家都会唱，也真唱起来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奇妙的是，一唱这歌就泄了不少火气，很多人的动作开始变得柔和，体积似乎也悄悄收缩。“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列车在歌声中开动。车厢里更松动一些，大概是一些灾民匀到了卧车厢。女乘务这才得以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提着热水瓶什么的，把阿贝押回乘务室。 “你打什么架？还嫌车厢里不乱？我们是红旗车组，战斗在最前线的车组，要让每一个旅客都感到温暖如家。你知不知道？” “我不打，就没法让你。” “谁要你让？特殊情况么。” “你会以为我故意挤你，耍流氓。” “你想什么呢？讨不讨厌？” “我没想……”他说得有些含糊。 “哈哈，你脸红了？” “我没脸红。” “就是红了！就是红了！你就是乱想了！” “那是我热的……” 对方像发现了大秘密，下巴一点一点，有点兴高采烈和得意洋洋。接下来，她的动作也就有了欢快舞蹈的味道。她欣欣然用毛巾擦去阿贝头上和肩上的泥巴，欣欣然又要对方坐正，要对方转身，要对方伸出手来，用自己的手帕包扎手腕上一道血痕——不知阿贝刚才那是在哪里挂伤的。阿贝倒有些紧张。这间房实在太小啦，他感到对方的腿抵住他的膝，对方的发丝撩过他的脸，自己难免呼吸急促，全身开始冒汗。 直到门外有人叫她，她才提着水桶离去，咔嗒一声锁了门。 事后阿贝想起来，当时确实只有咔嗒一声。 事后阿贝无论怎样回忆也只得承认，当时只有咔嗒一声，连半句话都没有，连咳嗽之类也没有。 他是否应该大松一口气？ 风雨还未停歇，车窗上还有斜斜的水流，黑森森的树影在车窗外起伏。列车一下钻入车轮声紧密的隧洞，一下又飘上车轮声柔远而稀薄的桥梁，正头也不回地向前狂奔。阿贝感到前方神秘莫测的第四十三页正在步步逼近——他相不相信那个结局？他怎样才能摆脱那个结局？或者他是否应该让女乘务也知道那个结局？ 车头尖叫了两声，车身再一次剧烈晃动，然后明显放慢速度，大概是进入了弯道或坡道，再不就是又遇到什么险情。他神色一振，全身通了电一般，立刻朝车窗外看了看，几乎想也没怎么想就拉起了吱吱嘎嘎的车窗。在出窗前的那一刻，他扯出背包里的一条裤子，束紧了自己的腰，束出了及时的勇敢和果断。 他把两只腿从窗口先放出去，感到各种布片被疾风鼓荡，但既然半个身子已豁出去了就是箭已离弦，他一咬牙，终于跃入黑暗。 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光线太刺眼。又过了好一阵，待瞳孔渐渐适应光明，才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白菜地里，完全暴露在清鲜的乡村阳光下，全身都是泥，小虫子在脸上爬。 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早晨。有鸟叫。有绿树。有浮云中露出的蓝天。世界太安静了。他还活着吗？他试着挪挪脚，伸伸手，眨眨眼皮，吐一口带着泥沙的唾沫，发现除了右膝和右踝剧痛，其他部件还能听使唤。他当然还发现地边有一辆摩托车，一个男人走过来，好奇地看着他。 “帮帮我……救救我……” 对方上下打量他，把他散落在地边的背包翻了翻，向他伸出两个指头。 “我不会……亏待你……等到了医院……” 对方摇摇头，再一次伸出两个指头。 阿贝想了想，只好把泥糊糊的手表摘下，扔了过去。 对方擦擦手表，把它放入口袋，似乎满意了，起身走向摩托车。不一会，他不知从哪里带来一辆农用汽车和两个青年，把哼哼哟哟的阿贝抬上车去。有意思的是，在汽车开动之际，阿贝发现身边两个青年都手握一罐口乐。不错，确实是那种眼熟的红白两色易拉罐，他感到无限亲切和无比激动的久违之物。 “你们……喝什么？” 两个后生看看他，对视一眼，笑了笑。 “我不是要喝，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喝什么。不不，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只是想知道你们怎么叫。不不不，我其实也知道你们的叫法，我只是……” 阿贝自觉说得太乱，但他就是想让旁人确证一下他的发现，确证一下他逃出噩梦的真实性。“中药水！”一个青年大笑以后又补充，“喝中药水，呸呸，还是曾麻子的包谷烧味道足些。” 什么是曾麻子的包谷烧？也是一种饮料吧？阿贝不明白。 他住进了医院。几天下来，右踝骨节已经复位，两处创伤也已逾合。大表姐已经来过这个县城医院了，给了他一张信用卡，买了水果和肉罐头，洗净了全部衣物，还就续假事宜同他的公司老板打了长长的电话。还好，在这个有香水味隐隐弥漫的地方，他可以大喝特喝可口可乐了，还可以扶着拐杖找电视看足球，去网吧找到足球游戏软件，让自己带领母校代表队把英超、意甲等各大牛队统统狂胜一轮，每一场至少赢下八粒球。他看着窗外的大雨曾略有一刻的恍惚。奇怪，不还是这玻璃窗上的水流吗？不还是这一片到哪里都差不多的萧瑟秋景吗？这生活怎么说变就变了？ 护士拿来账单要他去缴款。他一翻账单就差点滚下床，差一点要再次跳窗逃逸。亲爱的！六万五！没搞错吧？不开玩笑吧？什么钱呵？他不知道自己是进了病房还是被绑了票。难怪这些天医生对他笑容可掬，不厌其烦地来量血压、测心律、做x光、做彩超、做ct……口口声声这些绝不多余，完全是为了对他的身体高度负责。这下好，光量血压就量去了三千多，不是明摆着是要逼高他的血压？ 他自觉血压升高的叫骂引起了骚乱。三四个白衣男女拥入病室，倒也不生气，倒也很耐心，只是向他详细讲解每种收费的依据，让他明白血压高无理。 降压药总算出现。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太婆走来，有点领导模样的，对账单皱起了眉头，抽出圆珠笔在这里一勾在那里一划：“哎呀呀，对外地客人要优惠一点嘛。这笔免了，这笔减半，这笔也打折……”然后将账单递给阿贝。见他还黑着一张脸嘟嘟哝哝，又再次善解人意地操起圆珠笔：“这样吧，大家都献点爱心。这笔归你出——”她指着一个部下；“这笔归你出——”她指着另一个部下；“这笔归我——”她拍拍自己的胸口。 六万五已一减再减，最后成了一万六，周围的白衣人士已有悲壮表情，阿贝还能说什么？况且老太婆最后还发话，称确实困难的话就不必缴啦——但这种没面子的事，一个伟大球星肯定做不出来。 他只能交出信用卡，还傻傻地说了声“谢谢”。 他卡里没多少钱了，得打电话求大表姐再往卡里打一点，往空空衣袋里一摸，才记起了自己的手机。他悲愤地想了想，去网吧上机搜索关于子龙峡的消息，发现毫无线索。又去附近的报摊，看报上是否有类似的报道，还是一无所获。让人心烦的是，一个大盖帽见他随地吐痰，按最新规定罚了他十块钱，把他好好说道了一番。 他觉得手机一事还是戳心，便雇一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找到了问讯台。一位穿制服的小姑娘看了看他的车票：“这是什么票呵？我怎么从没见过？” “我六天前买的，就在你们前两站买的。” “假票吧？” “我上了车呵！怎么可能有假？”他大叫起来。 小姑娘看了他一眼，叫来了几个同事，大家也把票看来看去，交头接耳。一个头发半白的老铁路最后对阿贝说：“先生，你这种票二十几年前才用，你不知道？年轻人，生财得有道，你不能乱来呵。” 对方显然听说了他的手机和mp3，把他当成了一个上门取闹的讹诈者。 “你的意思，我一跳就从二十多年前跳到了今天？” “不能这么说，你没这么大的本事。不过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报上不是说了么？有一个人，在自家门口摔了一跤，就摔得没记忆了，不认识爹妈了……” “这怎么可能？”阿贝急急地拉起裤脚，亮出里面的白色纱布。“你的意思，我这些伤口是二十多年前留下的？二十多年前我才多大？敢跳车吗？我奶毛还没脱，牙齿还没长齐，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有人冷笑，有人摇头，有人对他挤眉弄眼，大概听完他的故事，都以为他病得不轻。还有些目光明显透出快意：骗谁呢？黑吃黑，这下活该了吧？只有老铁路还算厚道和耐心，戴上老花镜将车票再细看片刻，引他来到一间办公室，打出了两个电话。“对不起，”他最后无奈地退还车票，“找是找到了。二十多年前是有过这趟车，是有过这么一场车祸。我也想起来了，那次伤亡不小，光我们局就有五六位员工……光荣了。” “你骗人！” “我怎么骗人？子龙峡那里还有块纪念碑，我都参与过建设的。” “你这家伙胡说八道！” “年轻人，你怎么出口伤人呢？我好心帮你查查……” “你们休想串通一气！你们休想花言巧语！告诉你，我手上有证据，还有人可以做旁证，我同你们——没完！” 阿贝歪着一张脸冲出了车站。 他决心追查到底，一不做二不休，带上出租车再奔子龙峡。司机正好在播放一盘音乐磁带，听起来有点耳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阿贝一怔，问这是什么歌。司机说不知道，反正是老歌。当这一曲要转到下一曲，阿贝请司机将前面的再放一遍，就这么锁定放下去。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两眼，似乎觉得这个人有点怪。“你不要听周杰伦？”他问了一句。 子龙峡不算远，汽车很快到了。只是时过境迁，纪念碑似有似无，很多人对阿贝的问话都只是摇头。这样，这位阿贝颇费周折，先找到一个学校，再找到一个牛场，最后才一拐一拐钻过竹林，爬上山坡，跨过牛粪，分开割脸割手的茅草，找到一块破损不堪的水泥平台。在他前面，一座爬满青苔的石碑果然出现了。这确实是对一场大事故的纪念。从那些红漆剥落的刻字可以看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某列车在此地遭遇泥石流。铁路员工们为了搜救车厢里被困旅客，坚持最后撤离现场，不料其中几位被新的泥石流无情吞没。他们的名字是陈某某，张某某，席某某，单某某……阿贝果然在碑面还找到了一个名字： 莫小婷。 就是杂志上出现过的那个名字，也是那位女乘务应答过的名字。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巧合的同名人吧？他拍拍自己的脑袋，开始有点怀疑这东东了。捏一捏青苔，发现它是潮的，滑的，应该说真实无欺。他折一折树枝，发现它是硬的，脆的，应该说也货真价实。一声大哭，原来是一声鸟叫，是树林里一大群黑鸦扑拉拉惊飞而去，似乎搅起一阵侵骨的寒风。 他呆呆地在碑前坐了一阵，面对着粗糙的刻字无可奈何。他终于从衣袋里掏出两条白纱布，系在石碑前的小树枝上；又操着石片刮去碑面的青苔，就近摘来一些松枝和野花，让它们守护和陪伴石碑。 事后他想起来，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事后他无论怎样回忆也只得承认，他甚至已记不清那个女乘务的面容，如同真是一片二十多前的空白。 他不知何时下了山，一路上不再说话，只是喝了不少酒，摇摇晃晃上了另一列火车，在我们眼下的这一页稿纸上朝地平线那边飞逝而去。这列车上有暖气，有高清电视屏，还有可旋转的沙发座，显然让他十分放心，似乎又让他有所不安。他又要了一瓶小件的二锅头，飘飘然从车头游到车尾，像寻觅什么熟人，又几次求看乘客手上的杂志，检查杂志封面，似乎对封面很有兴趣。在很长的时间里，他还伸长脖子东张西望。 “我看到第四十三页了。”邻座一位姑娘合上手里的书，放出一个哈欠，倒在身边男朋友的怀里。 阿贝哇的一声差点跳起来，事后发现自己竟一身冷汗。 他瞥了一眼，发现那是本封皮花哨的外国童话。 谢天谢地。 车速越来越快了。钢铁车轮声时厚时薄时急时缓在脚下响着。列车一下钻入黑暗无边的隧洞，一下又晾在无依无靠的高桥，与迎面而来的列车擦肩而过。在我们眼下的稿纸上，这位逃出小说的主人公看见了哗哗而过的明亮车窗，甚至看清了车窗里的男女——那些五光十色的人，想必是无忧无虑的人吧？但他只看到了一节节被速度压瘪了的车厢，看到了一沓薄如纸片的窗口，其实什么也没看清。 附记一 值得补记一笔的是，主人公阿贝摘松枝时划伤了手，在稿纸上五官收缩成一团，曾忍不住回头冲着我（即本文作者）大叫：“你乱写些什么？小说里那傻丫头不是没死吗？怎么又冒出这块碑让我找找找？” “是吗？”我赶紧翻前面的稿纸。 “怎么不是？第四十三页里可没有这一条，我记得很清楚。” 我叹了口气，“是的，她在小说里是没死，但你得知道，小说毕竟不是生活，更管不住生活。有时候，作者拿她这样的人也没办法。” “就算死，那也是革命烈士，至少是因公殉职，是有待遇的。你把这里也写得太荒芜了吧？她不是有个弟弟吗？不是有个未婚的兵哥哥吗？不是还有他们救下来的那些王八蛋乘客吗？怎么也不能来打理一下？他们死到哪里去了？你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让我碰着。不然我见一个修理一个，打得他妈不认得他！还有那个砖窑——”他指着纪念碑下方的砖窑和浓烟，还有逼近纪念碑的林木砍伐，气出了怒发冲冠的模样。 我面对稿纸笑了笑，“也就是给树刺划一下，你如何这样窝火？” “划一下？我在你这里挨打挨骂，只差没搭上一条命。” “你本可以少摘些松枝和鲜花，也没必要修整台阶。我是说你刚才……” “我以为我想来这里？今天有一场意甲赛，ac米兰对佛罗伦萨。我亏大了我。” “可是你还是来了，还带来了白纱布。你怎么想到这一点？” “我刚说了，有时候作者并不能指挥笔下的人物。” “这事赖上我了？” “得了吧。告诉你，我最讨厌你写我脸红。你们这些家伙，也只有这点味精来吊胃口。你怎么没写我三角恋？怎么没写我一夜情？怎么没写我遗精和自慰？拜托了，你们能不能玩点别的套路？你们以为自己真那么聪明？” “当然，我并不说你有什么别的心思……” “打住，打住！”他朝我做了个叫停的手势，“你们这些人总把自己当根葱。包括刚才你那些摘花什么的，白纱布什么的，酸，太酸，删了吧。如果你现在用笔，就把那些涂掉。如果你现在用电脑，就用dele键，就在你键盘右上方。找到没有？告诉你，我根本不想来这里大汗橫流！” “我感兴趣的是，你还是来了，比我想象的还激动。我对此有些奇怪。” “不要同我说这些！我没文化，我猪脑子。” “其实你不光是想找回手机和mp3，我看出来了。” “活祖宗，你还让不让我走？你话痨呵？骗稿费呵？” “好吧，就快了，就快完了。你要知道，文学不是由你主宰。也不是由我主宰。也许是市场或者什么在暗中指挥我们。我承认对你的了解有限，本来也不想这么写这么多，但《新时代》的吴编辑一定要我填满八个p的版面，还定要我添上一个漂亮的女乘务与你搭档……” 他摇摇手，一拐一拐地下坡，“不行不行，我饿了。你写的这些狗屁列车统统见鬼去吧！” 他重新钻进出租车，要司机开车下山。当天晚上，他甚至不经我的同意就拎着酒瓶上了另一列火车，就是他眼下正酣睡其中的那一列。 附记二 就在这同一列车上，一位老妇人摘下黑眼镜，对我（即本文作者）冷笑了一声，“你以为事情就这么完了？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本院的名誉损害了。告诉你，律师会来与你交涉的。”说完气呼呼打开一张报纸，目光落在股票版上。 2008年5月 生气 生气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9年《山花》杂志。 最近忙什么呢？ 什么屁话？居然问我忙什么？我干了什么她不知道吗？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装聋作哑，明知故问，现在的人怎么这样阴毒？ 好，就算我去台湾旅游她不知道，就算我出任爱鸟协会副主席她不知道，就算我去光明中学主讲时代与爱情她也不知道，那么我几天前到电视台当嘉宾呢，同人家崔部长坐在一起，与人家歌星和影星坐在一起，黄金时段播出的，差不多是轰动性的文化事件。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全世界人民也看见了，她居然装作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笑，你一个小记者，熬出皱纹了才熬成什么副组长，副的呀，副的还组呀，今天竟然也人模狗样，学会了夹枪带棒暗器伤人了？要是你混得再牛势一点，你会不会眨巴着眼睛问我“你是谁”？你今天为什么不问？你吃了豹子胆就这样问呵！ 告诉你：没门！一边去！歇着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船烂了还有几斤钉，我白某人的还没下课，还没打折，不是残汤剩菜。别说以前那个声势吓死你，就是现在的这个委员那个理事，这个顾问证那个贵宾卡，这些头衔随便数一数，也够你一辈子去梦寐以求望眼欲穿的了。十大巾帼英雄的大红证书，你有吗？全国报刊优秀征文的大奖杯，你有吗？香港皇家学院名誉博士的方帽子和黑袍子，你有吗？好几种《名人录》里白纸黑字的条目，你有吗？……明天，崔部长的千金还要约我去一起逛街，一起做面膜，一起练瑜伽，说不定她那个部长老爸晚上还会请我上鲍满楼——知道鲍满楼吗？知道鲍满楼在哪里吗？是什么档次吗？有什么排场吗？餐具是什么质料的吗？小子，你还嫩了点，去路边大排档扒你的盒饭吧，喝你的大碗茶吧。 这就是人比人气死人的现实——你不服吗？不服也得服。你不认吗？不认也得认。 你看上去精神不错呵？ 我精神是不错，确实是不错，百分之百的不错。怎么了？你奇怪吗？不相信吗？没想到吗？ 什么叫“看上去”？好像我容光焕发青春永驻只是表面，装给别人看的，实际上已经人老珠黄残花败柳臭鱼烂虾——你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没成为一个街头卖甘蔗的老妈子就得让你惊讶万分了？我没成为一个晚上偷偷出来拾荒货的鬼婆子你就大失所望了？其实你不用明说。我还没老年痴呆，哪能看不清你肠子里灌的什么粪？ 寒心呵寒心。我见过无聊的，没见过这么无聊的。见过恶劣的，没见过这么恶劣的。没想到你也是一条喂不熟的白眼狼。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吃人饭不说人话，穿人衣不办人事。你拍着胸脯想一想，那一次你刚进单位，想当优秀工作者，姑奶奶不是为你两肋插刀说过话？那一次你带着孩子上街坐公交车，姑奶奶不是助人为乐地为你们买了票？那次我们一起坐火车去广州，在车上你吃了谁的话梅、谁的口香糖？特别是那次你被老公打惨了，披头散发，泣不成声，连死的心都有。最后是靠谁的名气、谁的地位、谁的关系、谁的大义凛然才招来了晚报的记者，吓得你老公前来讲和？ 你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算哪一盆菜？口红抹得再多、乳罩垫得再高，骨头里还是一股红薯味。老爹就是个菜农户，老妈就是个小摊贩，当哥的开个农用车运煤渣，以为谁不知道么？要是没有我，你怎么会有今天？你那当牙医的老公起码踹你十几回了吧？你现在嫁个白粉鬼或者癫痫症，恐怕也是难免的吧？ 我不是要你报恩。我让你到鲍满楼摆宴席了吗？我找你要过金项链或者玉镯子了吗？……得得得，对你这种没心没肺的货，老娘从来没有奢望，就当肉包子打狗了，就当支援灾区或者慈善捐款了。可你这个臭蹄子怎么可以一见面就血口喷人？就话里话外扎刀子？难怪你老公烦你，三天两头要捶你。好，你等着吧，恶人自有恶人报，等他咚咚咚再捶上几回，我看你离精神病院就不远了，离脑震荡或者植物人也不远了！ 我好喜欢你家的窗帘。 瞧瞧，什么人呢？什么话呢？说这话是找抽和欠扁？居然只说我家的窗帘好，那么我家的电视机、电冰箱、真皮沙发、品牌地板、全套进口洁具就不好了吗？ 你装作没看见是吧？你存心视而不见是吧？难怪你端着架子，今天说要加班，明天说要开会，后天说要出差。一个教书匠哪有那么多会好开？一拖就是两个月，你就是不来姑奶奶这里欣赏一下、震惊一下。其实请你来是给面子，是看得起你，你也学会了蹬鼻子上眼呵？ 真要让你看，你还不一定看得懂呢。这种平板电视，数字的，高清的，负离子的，内置机顶盒，五十五英寸液晶硬屏，智能化自动调节亮度和色彩，起码节能百分之三十，你小子见过吗？超豪华智能马桶，瑞典设计的，韩国制造的，更要震你一个休克和风化吧？你见过这样外表典雅华贵的？这样功能完美无缺和超值享受的？入座自动感知、自动冲水、自动喷洗、自动除臭、自动烘干，还夜光照明和全程遥控，既降血压又减肥，既防癌又美容——你见过吗？不是小看你，你这种人只配蹲茅房，只配拿树皮当卫生纸，怎么明白高科技时代的真正意义？ 你装吧，继续装下去，装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离吧，就当我家只有一扇窗子。当着你那个土婆娘的面，你当然得显摆一下狗屁美学，拿窗帘说说事，又是图案又是色彩，又是江南风味又是古典感觉，好像你那个业余进修文凭还真是回事了。当着你那个傻婆娘的面，你当然还得假清高、假朴素、假开朗，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呵。你混账不混账？看手表、挠脑袋、翻报纸——你在报上找火葬场的广告呵？我就不相信你不心虚，不眼红，不冒冷汗。我把话撂在这里——如果你两口子今天回去还能心情平和地吃饭和睡觉，我就把名字倒写。如果你们不羞愧万分，不被今天这件事刺激得闹心、抓狂、呕血、喉干舌燥、时时有犯罪动机，我就不算是人养的！ 其实，你买不起也没什么丢人。眼下能活到我这个份上的毕竟不多。只要你继续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广结人缘，你将来也不是没有希望。我也是可以继续提携和帮助你么。姑奶奶最看不顺眼的，就是你那个酸，那个假，那个三孙子样。你要走就快快走，滚！快滚！能滚多远给我滚多远！ 要不要我送一下你？ 说什么呢？全世界就你有车么？以为姑奶奶我没坐过车？落下车窗故意来问一句，是看着我今天没车来接是吧？是刻意显摆你开上了一辆破车是吧？告诉你，我偏要走路，要顶天立地地走路！ 也不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不看看我住的是什么小区，用的是哪国的家具和电器……你若看明白了，料你也不敢这样没上没下厚颜无耻。别说是宝马或者奔驰，别说是保时捷或者法拉利，要不是上次我学车受了惊吓，要不是脂肪肝和心绞痛，我什么样的车开不上？什么车没玩个够？ 太好笑了，只有你们这些土鳖，才会把车当一回事，总怕人家不知道似的，见熟人就热情开门。得得得，你把卖小菜和收垃圾的也统统拉上，去跑完二环线和三环线再来上班吧，否则你怎么能让全国人民普天同庆？谢天谢地，你还没开上波音飞机，手里也就是一辆普桑，国产的，手动的，比拖拉机强不到哪里去，配你这种小电工倒还比较合适。问题是，这么个破车也值得你三天两头拿去洗？值得你每次开车前用鸡毛掸子打灰？值得你去装什么车载cd和倒车雷达？值得你半夜爬起床朝窗外看几眼？——你放心啦，偷车贼再没事干，也不会盯上二手拖拉机的。 你累不累呵？贱不贱呵？雷人不雷人呵？实话跟你说，你们这些人太没档次了，一点文明细胞也没有。空气污染就是你们这些人闹出来的，南极洲变小也是你们这些人闹出来的，还有石油战争……在非洲还是在中东……反正是一场战争吧……也是你们的滔天罪恶。报上都是这么说的。总有一天，我们这个地球就要毁在你们手里。就冲着这一点，姑奶奶不但今天要走路，而且以后天天要走路，让你知道什么是档次，什么是社会责任，什么是人生境界！ 拯救地球这样的大事我能不管吗？你根本没法理解，像我这样的公众人物，能不注意形象吗？能不注意影响吗？能不担当使命和责任吗？姑奶奶不但要对这种低档次、高污染的拖拉机大声说“不”，还要到大街上摇着小旗宣传环保，要到公园里披着红绶带带着孩子们拾垃圾，要在烛光晚会上配乐朗诵关于藏羚羊和小企鹅的诗，把爱心女士们感动得眼泪哗哗的。还要像美国人那样一下班就跑步，骑车，爬山，进健身房，在会馆里练瑜伽——你以为人家没车坐？笑话，绿色消费，低碳人生，天人合一，后现代精神，你听说过吗？人家老外有车也不坐，有钱也要找累和出汗，那才叫酷，才叫文明，才叫前卫，才叫全球化高品位的生活。你小子睁大狗眼学着点吧！ 你的诗写得还真有意思。 你这还像句话。可恨的是，你早干嘛去了？你以前不知道我会写诗？你我也算相识了二十多年，你以前一直是瞎子呵？ 写诗小菜一碟。实话同你说吧，我四岁就会背诗，六岁就会写诗，读小学时就是广播站的优秀记者，校内校外哪个不给我跷一个大拇指？读中学时的作文从来不在八十分以下，被老师拿去贴在墙上当范文不下二三十回吧？要不是“文革”耽误整整一代人，别说北大或者清华，我至少也是留洋博士，怎么可能到今天还在编辑队伍里混？再不济也会在文学界、妇女界、环保界有一席之地吧？告诉你，我在全国出名的那时候，现在的这个作家那个作家还不知在哪里蛇行鼠窜呢。要不是权奸当道，要不是体制杀人，能有他们什么事？特别是那些女作家，都写过些什么？我姓白的在文坛看了这么多年，还真没一个顺眼的。她们不就是会拜门子拉关系吗？不就是会撒撒娇，装装傻，扭扭腰子，抛两个媚眼，发几条暧昧短信，呼啦啦把男编辑、男评论家、男记者、男评委、男书记统统搞定了吗？ 红颜薄命，天妒英才，我有什么办法？连刘少奇那样的开国元勋也不得好死，连陈景润那样的大科学家也埋没多年，我一直遭受打压，没什么好奇怪的。明眼人都看清楚了：他们一个“抄袭”假案，就把我的主编位置黑了去，要置人于死地，但我朝中无人，能打官司吗？我没有后台，能摆平这个那个委员会吗？我一不送礼二不请客三不解带宽衣，你说姓吴的、姓刘的、姓庞的那些老贼能对我有好脸色？要不是我坐得端行得正，要不是凭实力吃饭，恐怕还被他们扫地出门了吧？恐怕还戴高帽、挨批斗、下大狱、充军流放、尸骨无存了吧？ 你废话少说，狗屁少放，别同我说什么公道自在人心，别同我说什么群众。我算是看透了，群众算什么？你不也是群众？你心里有秤没秤？那杆秤在哪里？你充其量也就是今天私下里说句实话，但你有一个舅舅在《人民日报》当差，你怎么没让他为我拉拉场子？你有一中学同学在武汉大学当教授，你怎么没让他来写一两篇关于我的评论？你也有不少社会关系吧，怎么就不找一些知名人物，义正辞严地为我来一次联名上书？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弟弟的老丈人就是厅长，上次评职称时完全可以帮上我的忙，但你一直袖手旁观装傻充愣——你以为我真傻呵？你一点米汤就可以把我灌晕呵？呵呸——这套雨后送伞的假人情我不稀罕，捡回去孝敬你自己吧！ 你不知道要提工资呵？ 提工资？这也算好消息？也值得你眉开眼笑？你脑袋被踩瘪了吧？被蟑螂和臭虫做成窝了吧？你也不想一想，你我这样的人能提多少？连我们都提了的话，那部主任会提多少？社长会提多少？局长会提多少？广州那边会提多少？上海那边会提多少？军队里会提多少？那些位高权重的朝中高官会提多少？ 你吃糠，人家吃米！你添一口汤，人家添十碗肉！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再说那些肥得流油的家伙还需要工资吗？手里捏着巨额公款，身边的马屁精前呼后拥。吃的有人送，穿的有人送，住的有人送，玩的有人送，连花姑娘也大大的有——你还别不信，媒体曝光的这一类消息车载斗量。就说我知道的那一位，姓崔的，我同他女儿熟呵，到他家去得多呵，他家的金龙鱼和樟脑球都是我送的呵。不怕吓着你，他随便掏出的信用卡就一大把，丢失几张也可能毫无感觉。他想怎么刷就怎么刷，刷个十万二十万，眼睛都不眨。你以为他是刷自己的工资？刷自己的祖宗遗产？刷自己的稿费或者专利？……拉倒吧，凭他那讲三句话也要秘书写稿子的水平，讲三百句话还不知所云的水平，要不是顶个乌纱帽，他给我提鞋我也不一定要。 你别提工资这事，提了姑奶奶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恶心，就悲愤，就浑身发抖全身冰凉，闹出个脑溢血你得负责。这些糊弄人的小伎俩，这些收买民心粉饰太平的老套路，骗得了谁呢？也就是骗骗你们这些二百五和臭木瓜。去去去——你去欢欣鼓舞吧，去奔走相告吧，去掐指头扒算盘敲计算器然后对着镜子傻笑吧。你炒菜时要多放油、洗澡时要多抹肥皂、看电视时要多嗑两粒瓜子，总而然之大手大脚花天酒地甜甜蜜蜜地幸福得找不到北。中国为什么不能民主？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太容易满足现状。中国为什么不能法治？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太喜欢贪图小利。这么多臭木瓜茁壮成长，中国还有什么希望？真应该像谁说的，派一百架飞机来撒耗子药和杀虫剂，撒上三个月，专找人多的地方撒，从南撒到北，从北撒到南，把你们都统统灭了——姑奶奶我才有出头之日！ 你不知道崔部长进去了？ 你是说他被“双规”？说反贪局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在政界、军界、商界、文化界的哥们姐们一大把，什么事瞒得过姑奶奶的耳朵？ 姓崔的，我太知道他啦，对他的哪根肠子哪块肺不看个底儿透？他是蠢，走多了夜路要碰鬼，但你放心吧，官场的水深着呢。到时候会有人来为他说情的，会有人打电话、写条子的，会有人来给他作伪证、抽材料、改案卷、堵嘴巴、找借口的，到头来不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不定还查出一个优秀领导干部！你信不信？ 就算他这次真的翻了船，你以为能把他全部的脏事都查出来？能把所有黑钱都追回来？拉倒吧，他的钱就不能悄悄转到日本或者瑞士？就不能埋到乡下哪个舅妈或者侄儿的菜园子里？就不能变成一笔笔人情拍在至交好友那里，相当于无形储蓄，以后再来慢慢地还本付息？我没贪污也懂得这些套路呵，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呵。录音机？针孔探头？没门！要是我收了钱，我会给你打收条？会当你的面点钱？会在电话里强取明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姑奶奶就不能暗示你丢在花园里，事后我再来捡一下？我捡钱不算犯罪吧？捡的钱放在办公室里，又没往家里搬，凭什么你说我侵吞占有？ 你放心，姓崔的不比你我傻，不会不留后手。他就算在牢里蹲个十年八年，出来以后照样吃香喝辣。就算这家伙被毙了，他儿子、孙子也一辈子不差钱。再说，没有崔部长还有张部长呢，没有张部长还有李部长呢。即使抓了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又怎么样？轮得上你我有我们什么事？他反贪局什么的能解决我恢复职务的问题？能解决我冤案平反的问题？能让我身边那些阴险小人都洗心革面或者都斩尽杀绝？……起码一条，我上个月为接待国际友人支出的那几千块钱美容费和置装费，明明是公务开支，明明是爱国开支，他反贪局能给我报销吗？ 去去去！别以我是三岁娃娃。什么反贪廉政——快给我闭上臭嘴。你再来哄我，我跟你急！到时候休怪我支气管炎想吐痰知道不？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 你别说这句还好，一说这话就别怪姑奶奶我要爆粗口。什么叫我的意见？你以为这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不是你们的事？不是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的事？ 你知道出版工作多重要吗？如果有关方面按我的想法去做，如果他们真正做到任人唯贤，还是让我当主编，再合情合理地让我当出版局长、宣传部长，在中央一级再发挥点作用，全国的出版界、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何至于是这样子？市场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精神鸦片和文化垃圾？千千万万青少年怎么还会这样遭受心灵摧残？整个社会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压迫、专制、腐败、愚昧、虚伪、贫困、变态？……我最讨厌你们这样的嘴脸，说的比唱的好听，脸皮比东门老城墙还厚，该捞的一样不少，该做的能躲就躲，能推就推，能装蒜就装蒜。 拜托啦，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有事，我什么事也没有。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有意见，我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一条：等到你们大吃苦头的那一天，你们千万别跳楼、别上吊、别割动脉、别放煤气、别吃耗子药，你们一个个就好好地自作自受吧！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都报。你们就等着天崩地裂九死一生万劫不复水深火热百年不遇从头再来真金不怕火炼青松傲对风霜得儿啷当——得，你把姑奶奶气糊涂了，我这说到哪里来了？是说梦洁牌床上四件全套吧？ 别，你别生气了。 我凭什么生气？我生哪门子气？我同你生气犯得着吗？你把我当上访户、抑郁症、特困对象、待业愤青、望穿秋水的深宫怨妇呵？你是不是想同情和安慰我一把？是不是一见人就特想献爱心？小妹妹，你好可爱呢，好纯真呢，好美丽呢，哎哟我一摸你这小手就打心里疼。 嘿，你抬起头，好好地看看我——本大姐像个生气的样子吗？实话同你说，别看我是个单身贵族，我肯定比你过得滋润，过得潇洒，过得丰富多彩。像我们这种素质和教养的人，哪会看得起当官的那几个臭排场？哪会看得上发财的那几个臭钱？他们有什么呀？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你得明白这一点。你得多读点书，多懂一点人生哲学。 你看看我，我现在照样穿超短裙，照样戴大耳环，照样描眉画眼披红挂绿，走到哪里都有居高不下的回头率，我高兴呀！我该蹦迪就蹦迪，该桑拿就桑拿，该卡拉ok就卡拉ok，该推油吸脂就推油吸脂，成天忙不过来，我高兴呀！我吃日本寿司巴西烤肉法国鹅肝酱——我高兴，怎么啦？我买美国内衣芬兰手机土耳其地毯——我高兴，怎么啦？我逛台湾游澳洲跑韩国看地中海风光——我高兴，怎么啦？我最讨厌打麻将，但我要上网qq、下水裸泳、坐飞机看足球、进国学班修身养性、一天吃三个冰激凌，怎么啦怎么啦？ 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着？“咱们老百姓呀，今日里要高兴呀……”对，就这意思。本大姐今天要高兴，明天要高兴，后天要高兴，永远要高兴！我要不顾一切地高兴，全力以赴地高兴，大张旗鼓地高兴，高高兴兴地高兴，高兴高兴再高兴！ 哈哈哈—— 咯咯咯—— 小妹妹，你能有我这样高兴吗？ 2009年5月 赶马的老三 赶马的老三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9年《人民文学》杂志，2010年获《人民文学》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2011年获首届萧红文学奖。 找个四类分子来 老三出任村头，怎么看怎么不像，起码不那么知识化，比方既不会用电脑也不懂ok的意思。他黑头黑脑，毛头毛脑，一只裤脚长而另一只裤脚短，还经常在路边呆呆地犯晕，比如盯着一只蚂蚁、一根瓜藤、一个机修师傅拆散的拖拉机零件，一盯就是大半天，直到旁人一再大叫，他才“哦”一声，像从梦中醒过来。 “老三，你的手机响了。” “天要下雨么？” 他又经常这样答非所问。 虽说也外出打过工，但他没学回太多文明，只学回了几句牛屎样的普通话。有一次在城里进小饭店，他开口就找女店主要“妇女”，见对方先是愕然，接着啐一声“下流”，便满脸的困惑不解：“我吃饭的时候就是喜欢妇女啊。我又不是不给钱。你这个人真是！” 其实他要的不是妇女而是“腐乳”，即村里人说的毛乳或霉豆腐，只因口齿不清，才让女店主万分紧张，差一点跳起来操刀抗暴。 当上村头以后，老三的一张大嘴还是常出乱子。特别是在乡上开会，任乡长说要建设“小康社会”，他没听头也没听尾就插上一嘴：“小糠社会有什么好？我看还是不如大米社会，更不如猪肉社会。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怎么还要吃糠呢？”任乡长提到“唯心主义”，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居然兴冲冲发表感言：“对对对，任乡长说得就是好。做人就是要凭良心，一个脔心要在胸口里端端正正地放好，严严实实地守住，不能被狗吃了。我这个人几十年来没有别的本事，就是喜欢唯心主义。” 乡长受不了这种胡言乱语，更讨厌老三造谣——当时是小组讨论，老三愤愤声讨县林业局一个刚刚案发的贪官：“王眼镜要吃就多吃点，要喝就多喝点，拿那么多钱干什么？邓小平说的么，男人有钱就变坏，女子变坏就有钱……” 乡长敲敲桌子：“何大万，何老三，小平同志什么时候讲过这话？哪本书上有？哪张报纸上有？” 老三注意到乡长的脸色，手对门外指了指，把责任推给门外一片青山。 “你亲耳听见了？” “我们村的国少爷，给我发短信……” “国少爷？就是那个偷牌照的？什么人放屁你都信？” “你的意思，是邓小平他没有……” “你呀你……” 乡长觉得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太成问题，只好再一次耐心宣讲，让大家知道“一忠二孝”这类口白都得改改了，更重要的是：“小康”不是“小糠”，“唯心”其实是黑心和闹心，邓小平更不会说什么男人和女人——他老人家连国内外大事都管不过来，还会来编这种无聊的三句半？会后，他还把满头大汗的老三留下来，找了几本理论学习资料，比较通俗易懂的那种，让他带回家去好好读一读。又忍不住把改革形势和干部职责说了一通，把信息与流言的区别说了一通，恨不能把对方那个猪头割下来，狠狠灌上一些科学与文化，再装回他肩膀上去。“你读不读诗？”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还随口问一句。 老三听后抹了一下嘴巴，啧啧感叹：“看不出，你年纪比我轻了一轮，原来还是个四类分子。”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好学问，装一肚子文章，了不得，了不得。” “学问就学问，怎么扯上四类分子？” “徐矮子就是四类分子啊，最会写对联，办书函，看风水，讲古书，没有什么字不认识的。”老三再一次兴冲冲。 乡长事后才知道，对方是指村里一个老地主，以前的阶级敌人，划入“四类分子”的那种，但那人中过秀才教过私塾，开口之夫也者，让你不得不服。 “你怎么不夸我是陈水扁呢？怎么不夸我是恐怖主义呢？”乡长没好气地大吼一声，摔门走了。 老三挠挠脑袋，明白自己再一次祸从口出。他不大明白的是，“四类分子”大多是以前的有钱人，读过书的人，难道读书有什么不好？这不是眼下最时兴的事吗？徐矮子早已不吃田租了，已死去多年了，他那顶帽子莫非还是不怎么干净？……要是在村里，他一看到报纸上难懂的语句，看到牌匾或碑刻上的繁体字，头昏眼花之际，总是习惯性地大喊一声：“找个四类分子来！” 意思是找个有文化的老先生来。 看来新时代的很多东西，确实需要他认真学习了。光知道蛇如何偷蛋，鸟如何偷蜜，木匠如何凿榫，铁匠如何打链，是远远不够了。光是看看电视农业频道里的新技术也远远不够了。生活真是山外有山和天外有天啊。 这以后，他在村里是条龙，到乡上是一条虫，严防自己的嘴，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不说话，以一种万能的笑脸广结善缘，算是礼多人不怪。如果有可能，他能不见官就不见官，一听到乡上通知开会就装耳聋，或是冲着手机连声喂喂喂，似乎手机没电了，或者信号不好。一见乡干部上门来，他就从后门溜出去，紧急上山砍柴或下河放钓，躲避各种危险情况。实在躲不过，被人家堵在路上了，他就往太阳穴贴两块黑膏药，再在鼻梁上拔出一道红红的痧痕，到时候响亮地咳上两声，咳出吐清水的样子，然后笼起袖子坐在墙角，双目无神，唉声叹气，气若游丝，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任乡长觉得他的病态十分可疑，“老三，你怎么开会就病？要不要我给你挂急诊、请医生？恐怕是思想病吧？” “鼻炎……”老三笑一笑。 “争扶贫款的时候，你的鼻炎到哪里去了？找我要茶园的时候，你的鼻炎到哪里去了？那时候你惊天动地，张牙舞爪打得鬼死，大嘴巴吞得下一头牛。现在要你们做点贡献，你不是鼻炎就牙痛，不是血压高就是牛皮癣，连电话都不接。” “对不起，手机坏了……”老三又笑一笑。 “想搞独立吧？台湾的民进党挂绿旗啊？” “我哪敢挂绿旗呢？嘿嘿，乡长你有的是导弹，今天丢三个，明天甩五个，不早把我炸一个粉身碎骨？” “你晓得就好。” 财政所长在一旁接过话头：“你说说吧，这一次，你们村能集资多少？”他是指乡政府开发旅游的集资任务摊派。 老三望望自己身后。 “你不要望后面，就是说你呢。” 老三又看看左右两边。 “你不要看旁边，就是说你们村，你们小湾村。” 老三指指自己的鼻子。 “对，说你们村。听明白了吧？要开发旅游就得修路，要修路就得集资。这个道理同你们说过一百遍了。这是为了大家好。其实我们并不想收这个钱，但应该收。” “你们不想收？”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你们不想收钱，是应该收钱？” “对啊，应该收钱。” “这就怪了。昨天说你们要收钱，今天又推给了什么应该。应该在哪里？怎么我没有看见他？” 台下发出一片吃吃的笑声。 财政所长差一点气歪了嘴。“你长着什么耳朵？你不明白‘应该’的意思？‘应该’不是一个人。‘应该收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解说清楚。 老三仍然满脸的无辜和认真：“既然不是人，那他来收什么钱？收肚子、收肠子、收骨头啊？大家的几个血汗钱，凭什么要给这个家伙？” 台下的笑声更为浩大了。乡长敲敲桌子，“何大万同志，这是开干部会。你有意见就提，不要装疯卖傻。你未必连‘应该’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明白？” 老三继续谦虚：“乡长，你是大学生。但我是个农夫子啊，读的几句书都还给老师了。不过的但是……”他一激动就情不自禁地多用虚词和滥用虚词，大概是想加强自己的文化。“我还是一心多学习，争取提高觉悟。我刚才不正在请教所长吗？我问谁收钱。他说是‘应该’。这话你们都听到了吧？所以的因此，我非常想同这位应同志会个面，谈一谈，交个朋友。这有什么错呢？既然的而且，如果的可能，乡领导都说不想收钱，那么凭什么这家伙比乡领导还大？常言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他姓应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这位所长又说，‘应该’不是一个人。那就更怪了。他不是个人，未必是只狗？是堵墙？是个变形金刚？是个激光化学原子弹？……” 会场上已经笑得东倒西歪，笑出了仿鸡、仿鸭、仿蛤蟆的音响，笑出了电击、蛇咬、冠心病发作之下的动作。但老三还是文绉绉地申诉下去，时而京腔时而土语，时而虚词时而科技，只是口齿呼噜呼噜的一锅粥，不大容易听清楚。 这已经是第三次集资动员无果而终。前两次是另外几个村官叫苦，这一次是黑老三搅局，而且搅得很恶劣，让财政所长大为冒火。“你还说老三没文化，我看他一肚子坏水，是个最大的刺头，非拔了不可！”他事后对任乡长抱怨。 乡长也觉得老三说傻就傻，说刁就刁，不是一只善鸟，也早有换马之意。他亲自下村了解情况，但访过来问过去，发现可以取而代之的人选并不很多。原因是年轻人大多进城打工，高学历者当的当砖厂老板，跑的跑钢材生意，赚了个盆满钵满，连老婆孩子都接进了城，哪还愿意回到村里领这个一百八——穷困村的干部补贴就这么一耳勺。有个叫国华的复员军人倒是主动请缨，而且能写会算，见多识广，玩得了电脑上网，说得出cpi和ppi。不过此人刚偷过乡政府一台小面包车的牌照，转眼就笑嘻嘻地伸手要官，真不知道世上还有羞耻二字！ 这样，乡长只好把换马之事暂时压了下来。 几代鸡由几代人赔 伸手要官的国华，外号“国少爷”，个头很高大，眉眼还漂亮，自认为一直壮志未酬，对农事怎么也看不入眼。他遇到热天就说太阳烤死人，不能做事；遇到寒天就说冷风吹坏人，也不能做事。早晨露水太重，当然做不得事；傍晚蚊子太多，肯定更做不得事。反正算下来有八个不能做、九个不可做、十个做不得，家里的扁担和锄头几乎与他无缘，用他爹的话来说：“这个小杂种懒得屙蛆。” 老爹怕他真的屙蛆，曾把他送去部队锻炼，没想到他有一次诈称奶奶死了，骗了连长三千块钱，去广州找朋友玩了几天，挨了部队一个处分。复员后在省城混了些时日，有一次又诈称自己遇上车祸，骗了妹妹两千块钱，其实是打了麻将和洗了桑拿。到最后，他打电话回家，说总算遇到贵人搭救：他朋友是银行的科长，招他押送运钞车，还配了一支枪——他为此得送科长太太一条金项链，不还这个礼是不行的。老爹不知这有关银行的大事该怎么办，请同村的黑老三接电话。 老三在电话里问：“真给你配了枪？” “那还有假？” “长枪还是短枪？” “短枪。我当队长的，哪用什么长枪？” “木枪还是竹枪？” 对方这就不说话了，后来也再不说金项链了。 国少爷回到村里，对老三这个堂叔很不满意，烟都不给对方敬一支：“你就是把我看瘪了。这不，害得我保安队长也当不成。” 老三笑了笑：“我倒是想把你看圆，但你得先把你娘的耳环还了，再把她的锅盖补上一个。” “哼，等我以后当了百万富翁，你莫找我借钱。” “到那一天，我就头戴尿桶去看戏。” 少爷哼了一声，扭头走了。这以后，他除了热心打野猪和抓鱼，还是不大务正业，三天两头就偷鸡，偷羊，偷瓜菜，偷汽车牌照——要不是老三去乡上求情作保，这一次案发差点让他蹲完派出所还要蹲县局。但国少爷属猪，命好，福气大，两个心软的妹妹在外面打工，总是给哥哥的卡上划一点钱，于是少爷不但有钱打麻将，还有钱玩电脑和养小狗——他牵着一条奇怪的白色长毛犬在村里游走时，经常夸耀：“我这条狗只吃白糖拌鸡蛋，其他都不吃。”见旁人不怎么关切，又说：“它根本不吃饭，它连肉都不吃，嗅都懒得嗅一下。”直到说得大家都奇怪了，再大张旗鼓推介：“维西都，正宗的英国维西都，没听说过吧？它爹妈那都是听音乐、喝咖啡长大的，到了冬天还要穿鞋子、穿毛衣、睡鸭绒被窝。” 村民们都听得大惊失色。 少爷对国外情况知道得多，这个东洋，那个西洋，天下大事像是他脑子里的一册书，无论什么时候翻出来，一清二楚头头是道，足以吸引一些后生。这一天，他正在家门口同两个后生闲吹，从韩国美女说到美国导弹，再说到全国股市的全面翻红，忽听维西都大吠，顺着狗眼看去，见大路上一个陌生人急停摩托。车轮下有一只小鸡仔，已经奄奄一息。 少爷精神大振，起身迎了上去。“兄弟，你今天发财啊？” “这是你家的鸡？对不起，对不起。”对方看了他一眼，“我认赔，你开个价。” “我怎么好开价？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方赶紧掏出一张钞票给他。 “你家的票子真是大。”少爷捏了捏钞票，吹一声口哨。“知道这是什么鸡吗？知道它从哪里来吗？知道它爹叫什么名、娘是什么号吗？知道它过了多少山、过了多少河吗？知道它的时代背景、科学含量、学术价值以及神圣使命吗？……” 对方已经傻了一半。 国少爷是这样算的：良种母鸡，祖籍澳洲，国际高科技产品，眼下虽小，但吃得多，长得快，下蛋足。长大以后能下多少鸡蛋呢？少说也是两百。那么两百个蛋能变多少鸡呢？少说也有一百六七。那么的那么，每只鸡仔长大以后又能下……同你说实话吧，这只鸡就是国华同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看在初交的情分上，打个折扣，直接损失加间接损失就是五百吧。这个价说到哪里不是菩萨价？ 陌生人脸色变白，转而变黑，支几颗板牙大叫：“你抢钱啊？把我当冤大头啊？你为何不说你的鸡是下金蛋拉银屎的呢？……” 看他挂一副眼镜，载一顶遮阳帽，背两根新款钓鱼竿，大概是教师或小老板什么的，进山来钓鱼的。但此刻他已被几个山里人牢牢地钓住了，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三个后生团团围住他，扯得他衣襟斜领口歪的，就差一点拿工具来敲他的车轮和后视镜。叫声引来了更多的村民，老三也夹在其中探了探头，发现形势显然对外来人不利。有些村民不是不知道国少爷刁，但眼红那些来来去去的钓鱼者衣着光鲜，吃饱了没事干，还喝什么“营养快线”，又痛恨他们把烟盒子、饭盒子、饮料瓶子丢得水库岸边到处都是，便故意跟着起哄。 眼看着外来人差一点要哭了，老三这才咳一声，表示他有话要说。众人也都安静下来，给村头让出发言席。 “依我说，一只鸡么，确实是不一般的鸡，了不起的鸡，赔一万块也不算多。”老三首先抹了把脸。 在场人都愣住了，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国少爷也惊喜万分地眨巴着眼睛。 “不过的但是，赔一块钱，也不算少。” 几乎所有人都愣上加愣。刚才明明是说一万，怎么突然就少了个万字？这一个筋斗也翻得太远了吧？ 国少爷尤其着急：“三叔你这是什么话？” 老三对侄儿笑了笑，“你想啊，他赔你一块钱，你拿去买彩票，赢了一百万，不就等于他赔了你一百万？你未必还打算退他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你……你怎么保证我能中头彩？”少爷口舌不大利索了。 “那你怎么保证这只鸡不发瘟？” “我……我家的鸡……从不发瘟。” “不会被黄野狗吃？” “告诉你，我天天扛杆铁铳守着，专打黄野狗，专打老鹰！” “好，要是你国少爷吃得了这个亏，守住了黄野狗和老鹰。那这五百块钱就赔得合情合理，赔得没话说。这样吧，五百块。你来签个协议：他赔你五块；他儿子赔你儿子五十块；他孙子赔你孙子四百……是好多，你等我算一算。” “慢点，慢点，我要现钱，一次性付款，与儿孙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呢？”老三瞪大眼，“你刚才算了鸡生蛋，又算了蛋生鸡，一算就好几代啊。好几代的鸡，由好几代的人来赔。这个道理没错吧？未必你不是这样算的？那你是要减一代，还是要减两代？” 外来人不懂本地土语，也没跟上老三的严密逻辑，还是一脸困惑。但旁观者们已经笑起来了，笑得前仰后合，五官一次次发生重组。国少爷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嘴皮跳了两下，像要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最后一脚踢飞了小死鸡，牵着维西都走了。“老子今天一脚踩了牛屎……”他的悲号和怒吼远远传来。 外来人见他背影远去，终于恍然大悟，一把捉住老三的手：“大哥，谢谢你，太谢谢你啦！来，抽烟，你抽烟。” 老三其实不想接这支烟，甚至后悔自己今天又多管了一件闲事。像他自己说过的，斗老不斗小，斗小有仇报呢。自己已年近半百，眼看着离天远离地近，前面的日子不会太多。要是把村里的后生都得罪光，自己到了闭眼的那一天靠哪些人抬上山？难道从棺材里钻出来自己爬上去？哎呀，想不得，想不得……他抽了自己一嘴巴，再一次不明白这张嘴为何说着说着就自行其是。 他重重叹了口气，走了，让感恩者一直莫名其妙。 一个人十分钟轮着咒 国少爷经常借钱的对象是戴庆生，外号“庆呆子”。在这个小湾村，田少山多，林产品又缺乏深加工，庆呆子开的一个锯木场就算是罕见的企业，一台大卡车也算是村里最耀眼的固定资产了。照理说，庆呆子占了这两个头彩，再加上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超殷实，连鸡鸭的叫声都气足韵长。 但庆呆子也有烦恼。他婆娘茉莉成天一个野人样，坐无坐相，站无站形，已经是做外婆的人了，还经常不做饭，不烧茶，不带外孙，更不喂鸡养猪，一出去就是头上插两朵野花，大半天不见影子。儿子收工回来发现家里空锅冷灶，一次次到处找娘，发现她不是在张家看杀猪，就是在李家看裁衣，更多的时候是去了学校电教室，一边嗑瓜子一边看国少爷教娃娃们玩电子游戏。“娘哎，你当神仙不打紧，我们要吃饭啊。”儿子们总是这样说。 “饭有什么好吃？天天都吃的东西。”茉莉很不情愿地跟着儿子回家。 茉莉看多了电视和电子游戏，走路时也经常哼哼唱唱，与树影或山影展开互动，有时是打拳的动作，有时是打枪的动作，有时更像洗澡或招魂，让外人十分疑惑，还得了一个绰号“莉哈性”——就是莉疯子的意思。村里人都知道，她的疯其实是多功能。比如有人来借钱，明明只借六角，她掏出一块就一块，硬要疯疯地塞给人家。比如有人在晒谷或种菜，并没叫她帮忙，她也操起家伙前去疯疯地干上一阵。她不怎么搓麻将，但经常喊这个喊那个，喊得惊天动地，逼着女人们去牌桌边快活。有一次差不多都半夜了，她带着人串了好几家，最后到老三家捶门打户，硬把主家夫妇从床上揪起来，凑成一桌搓麻将，自己站在一旁观战，然后去灶房里烧茶水和炒豆子，只是一不留神钻到床上睡着了，发出呼呼的鼾声。 村里几乎没有哪家的床她没有睡过，而且一睡就怎么也喊不醒，撒手叉脚，歪七倒八，睡出了对角线或横切线，霸占了辽阔的床位，害得主家无论老少和男女，到后来扛不住哈欠，只能小心翼翼地钻缝隙。更重要的，每次这样睡过以后，这位四海为家的婆娘身上常有陌生的袜子或毛背心，自己的镯子或手电筒却不知去了哪里。 庆呆子只得一次次去商店买手电筒，被店主取笑：“庆呆子，你们家把手电筒当饭吃啊？” 庆呆子苦着脸嘿嘿一下。 有时还冲着杂货店评点时局：“新社会好是好，就是解放妇女过了头啊。” 他在婆娘面前从来不敢高声。比方说这一天，他只是多了句嘴，说菜里放多了盐，就引起莉疯子柳眉倒竖，不但夺了老公的饭碗，还不准老公的两个连襟吃下去，说既然嫌饭菜不好，你们就去上馆子，快走快走。可村里哪有什么馆子？再说这一天请来客人帮工，就是要建两间偏房。重要时刻误了工，还不是自家吃亏？ 大儿子见父母吵闹不休，气得直指父亲的鼻尖：“爹哎，你如何找了这么个疯子婆？真是搞得我好没面子。你当年好歹也是初中毕业，还混了个生产队长，七不找，八不找，偏偏找来一个老虎凳。你没本事，就去倒插门。再不行，就去当和尚啊。” 二儿子去给外公打电话：“外公，外公，求你做点好事，赶快把你的疯子女搞回去。你要是少了米，我给你送点米来。你要是少了油，我给你送点油来。你莫让你的疯子女在这里横闹，吵得我们连饭都吃不成了。” 两个儿子对父母的婚姻都愤愤不已。 庆呆子送走了两个连襟，又接受了岳父在电话里的歉意，还是觉得郁闷，忍不住去找高人讨主意。一个漆匠，一个酒坊老板，一个小学教师，都是他小学同学，又都是同姓远亲，听这事都愤愤不平，决心为他讨回公道，于是结成一伙前来谈判。国少爷找庆呆子多次借钱，欠下了人情，也自告奋勇前来帮一把。哪知道他们一行人刚进地坪，就听到莉疯子开骂：“哪来这么多是非人，想到我家来开斗争会？有屁快放！” 她一手叉腰，插出一个茶壶姿态，雌威凛凛封住大门，吓得来人全体愕然竟不知该如何谈起。 好半天，国少爷才鼓起勇气：“茉莉嫂，不是要开斗争会。你老公这么会赚钱，要放到城里，恐怕二奶、三奶、四奶都有了，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放屁，你们都想当种猪哇？” “我庆叔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有哪点对不起你？他哪有福气当种猪？当奴隶也只是个非洲奴隶。” “我前世被他欺了，今世要还报！” “现在新官不理旧账，你还管什么前世呢？” “我骂我自己的老公，碍了你哪根肠子哪块肺？他成天同狐朋狗友鬼混，不骂还能成人？我岂止骂，还要打。” 国少爷急红了脸：“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怎么都成了狐朋狗友？你不是心理变态吧？不是更年期综合症吧？开口就是语言暴力，坏了江湖风气。来来来，我们今天还非得同你pk一场不可……” 国少爷真是帮倒忙，扯出什么pk，什么更年期，什么语言暴力，时髦倒是时髦，但根本不解决问题，还让莉疯子觉得特别戳耳。她杏眼圆睁，一拍大腿，操起大扫把扫鸡粪，扫得说客们在粪雨之下招架不住抱头鼠窜。走在最后的国少爷慢了一步，屁股上挨一扫把，蛤蟆镜也掉了。疯子见对方捡眼镜的狼狈样，愣了一下，捂嘴哈哈大笑起来。 邻居们面对这种大笑，没一个不摇头叹气的。大家又说起庆呆子他爹，当年不知为什么事冒火，给过儿媳一耳光，立刻被儿媳还了一耳光——这种忤逆之人可以上房揭瓦下地刨根，你十个国少爷捆在一起恐怕也不是她的对手。还pk？你咳屁（kp）吧！ 第二天上午，在国少爷家躲过一宿的庆呆子，惦记着家里的鸡和猪，更惦记未完工的两间偏房，硬着头皮去看一眼，没想到一进家门就难逃严惩。按莉疯子的说法，这家伙居然带人来家里开斗争会，是不是还想开宣判会？是不是还要开追悼会？吃里爬外的货，狼心狗肺的贼，连自己婆娘的更年期也广告四方，不剥一层皮他还真不知道痒了。于是两人又揪头发又掐脸，又抡拳头又操扁担，闹得家里桌倒椅翻鸡飞狗跳。 待国少爷叫老三前来平乱，庆呆子已气喘吁吁夺路上山了，蹿得比狗还快。莉疯子则披头散发咬牙切齿在后面一路狂追。“我崽呀我崽呀——”这似乎是她最严厉的咒语。 “哪个敢拦我，我的砖头不认人！”她用手里半块砖指着老三，似乎看出了对方的来意。 老三吓得退了两步。“我拦你做什么？我是来帮你的。” “不要你帮，一边去！” “你一个人打得下来？” “你看吧，老娘要砸碎他的狗头！” “你要砸，就好好地砸，莫砸个半死不活，害得大家来抬担架，送医院，端汤送水，跟着你们吃亏啊。” 莉疯子无心开玩笑，脚一跺，冲着山上大喊一声：“你有种的站住——” “我看你根本没下决心。”老三搂起一个大石块给她，“来，给你换个大的，一下就砸到位，砸他一个满园开花万紫千红！” 莉疯子正在豪气冲天的状态，不能不表现决心，不能不升级自己的恶毒，也就不得不丢了砖头，接过沉沉的大石块。但她毕竟是个妇人，搂着大石块，立刻弯了腰，追赶速度明显放慢，跌跌撞撞好一阵以后，眼看着离前面的小黑影越来越远。 老三在她身后大叫：“快追呀，你没吃饭吧？你裹了小脚啊？怎么放他跑了呢？快点快点，我抄小路到前面堵住他……” 其实是抄小路上山挖笋子去了。这一天，老三在山上挖了几颗笋，查看了几处杉林的生长情况，与雇来的挖土机师傅算了算土方，又在好几家喝了茶。当然一路上也接了不少电话。先是庆呆子要求报警，老三的回答是：“亏你胯裆里还有四两肉！哪有老公挨打要报警的？你不丢人，我都会丢人了！小湾村的男人，以后出去还讲得起话？不用裤子罩脑袋还出得了门？”接着是莉疯子强烈要求离婚，老三的回答是：“离什么婚？两根老黄瓜藤还想移栽？我看移也移不活，你打死他算了……没打死么？那好，我明天再来帮你打。”最后还有当事人各方亲戚前来威胁或声讨，诉苦或央求，乱成一团。娘家派与婆家派势同水火，都护着自己的人。不过这也好办，老三见人讲话，见鬼打卦，不是摸顺毛，就是没正经，反正胡言乱语一通，说了些什么自己也不大知道。 他对所有人几乎都许诺明天，说明天一定来严肃处理这件事。但明天还有明天，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老三去城里买电线了，去岳父家帮工了，去王家河放鞭炮吊丧了……每件事都理由充分无可指责，一连好几天没露面。直到锯木场的电锯声再次响起，庆呆子家的炊烟按时升起，莉疯子甚至重新有说有笑出现在村口了，他这一天才大大地“啊”了一声，拍拍自己的脑袋，像记起了什么。 他放下手中的尿桶，隆重地穿上皮鞋和戴上手表，带着不常用的笔和本子，重重地咳两声，代表村委会去升堂办案。他来到锯木场这一家，进门后东张西望，先检查电视机、电冰箱以及电饭锅，指派莉疯子的两个儿子分头把守。 有人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三说：“两公婆吵架，不摔东西有什么味？等一下好戏开场，你们只守住这几样，其他东西随他们摔，千万不要拦！” 对方问：“那被子、枕头就往他们手里送吧？” 老三点点头：“你这个娃，聪明！” 大家都笑了起来。 他又指派另一个后生：“你去窑场里搬几个烂瓦罐来，去何漆匠家里找几个油漆桶来，那些家伙摔得又响又不值钱。” 笑声更多了，连莉疯子也翻了个白眼，一种忍笑的样子。 老三在正堂居中坐下，两边各设一张椅子，让纠纷双方相对而坐。应他的要求，一壶茶水和两只杯子也由邻居备好，拿来摆在屋中央。待一切停当，全场肃静，老三看看手表，表示时辰已到，郑重地开始发话：“今天祖宗在上，领导在位，乡亲在场。鉴于戴庆生与刘茉莉两同志经常相咒，今天就请你们好好地咒，过足这个瘾。一个人咒十分钟，轮着来。好不好？这不，茶水都给你们备好了。你们口舌干了就暂停，喝足茶水以后再接着来。现在——计时开始！” 这场阵仗前所未见，镇得纠纷双方有点不自在。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他们或是摸鼻子，或是扯衣角，都说不出话。 “开始啊。”老三瞪大眼，又朝观众挥挥手，“你们都支起耳朵好好听。哪个想学咒人，今天就是机会。” 说得双方更不自在，特别是庆呆子连汗都出来了。 “是不是要找面鼓来，找面锣来，配上锣鼓有味一些？” 莉疯子红了脸，指了指众人，又指了指茶壶：“他三叔，你看你这是……你这不是耍猴戏么？” “你以为你们平时不是耍猴戏？是放电影？是扭秧歌？” 大家又笑了，莉疯子不知是与哪位婶子的目光相遇，想做个鬼脸，忍不住鬼脸也成了偷笑。 “严肃点！”老三瞪她一眼。 她再翻一个白眼。 老三再一次看手表。“你们都不讲，那就我来讲一句？” 好，你讲，你讲。 “真的要我讲？” 当然，当然。呆子与疯子都鸡啄米一样点头。 “请你们咒，你们不咒，老鼠肉上不得席啊？以后谁也不能咒。知道么？再咒，我就不烧茶水了，只会挑一担大粪来灌嘴巴！” 他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一举手：“散会！” 村民们意犹未尽，似乎不大想离去。不知是谁带头鼓掌，屋内外终于响起一片掌声，吓得茉莉伸伸舌头，三脚两步往人后钻。来自婆家派或娘家派的几个助攻手，本来准备大干一场，见此情景也就兴致索然，无精打采，各自散去了。 据说锯木场这一家以后还真是平静了些，莉疯子即使有高腔，但也稀薄了好多，至少不再抡砖头追上山，不再闹着要离婚。用老三的话来说：要她打吧，她打不出个结果；要她骂吧，她骂不出个样子——还好意思来找我？ 阎王的加油站在哪里 几年前，老三在路边撒过一泡尿，撒完才发现前面有一土地公公，就是杂草掩盖的几块砖瓦和几根残香。他本应该说一句“大人不计小人过”之类，或许就没事了。但他那天头顶烈日热昏了头，加上在生姜老板那里亏了钱，便在公公面前耍狗脾气：“嘿，你未必还真能咬我鸡巴？”说完扬长而去。 不料几天之后，他的阴处开始生疔，痛得他满头大汗，呼天喊地好几天，连撞墙的心都有。 自那次以后，老三世界观发生变化，有点相信八字、风水以及报应，对非同一般的巨石和老树都比较恭敬。他当然也相信科学，比如相信抽水机、钻孔机、推土机、挖土机以及电视台农业频道，甚至对相关高人特别崇拜，侍候得很殷勤，但村里改建土地庙的时候，他还是偷偷捐了一份钱，不觉得这与机器时代有什么抵触。没料到这事后来遭乡上查办。任乡长追究个别村干部带头“反对科学”和“复活迷信”，摘走了这个村的一面流动红旗，气得老三虚火上升，嘴巴肿了好几天，去医院打了三次吊针，还是一个猪嘴巴。当时要不是玉和爹劝住他，说争荣誉不是打架，不能斗狠和赌气，这个猪嘴巴差一点要拱到乡上去，在乡长的小面包车上砸几团牛粪。 但老三不论世界观怎么变，还是看不起皮道士。这皮道士有什么呢？蛇也吃，猫也吃，还把自家的老鼠烧了吃，算什么人呢？明明连道士都没当出个样，还结巴，又口臭，就凭着同县里什么王主任搞好了关系，居然拿回一张介绍信，接管了莲花庵，插手佛门事，这不是鸡仔进了鸭棚么？再说庵不是寺，只能住尼姑的，阴气重的地方，一个汗毛森森汗臭烘烘的汉子戳在那里，好比男人出入女厕所，是何道理？成何体统？小湾村这些年又是虫灾又是旱情，祸根子就是这家伙乱了阴阳吧？老三还有十足的理由怀疑庵里的那尊菩萨。他记得很清楚，看得很真切，当初庆呆子那里一根老梓树，一锯裁成了两截，上一截由皮道士拿去做了菩萨，下一截由庆呆子解成木板，垫了自家的茅厕。那好，问题就在这里：同一根木头，难道只灵这一头而不灵那一头？要是皮道士的菩萨灵，那床呆子的茅厕板子灵不灵呢？ 莲云庵很小，也破败，没多少香火，闲着也是闲着，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管，现在有个人就近打理一下，当然不是什么坏事。退一万步，既然现在政府提倡男女同校，那寺庵不分也不是不可以通融。不过，皮道士占了这个码头以后，近来越活越神气，穿上一件皱巴巴黑油油的法袍，就以为自己不是挑粪的皮二结巴了，谈生说死，卜凶占吉，口水溅出几尺远，俨然一个博古通今之士。特别是自从任乡长的老娘来卜过一次儿子的前途，虽然乡长本人不一定知道，但皮道士从此就以半个国师自居，有一种官场红人的气焰，有一种干预党政大局的劲头，对谁都敢指指点点，动不动就夸海口：“我找任家老太说一声……” 村民们在庵前修路，他居然连茶水都不烧一壶来。村民们给庵里架电线，他连烟也不摆一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收来一些旧啤酒瓶，装一点来路不明的水，就说那是圣水、仙露、太君玉液，卖到八十八块钱一瓶，优惠价也是五十八，赚得自己红光满面的，腰身肥了一圈。 人家不买，他就说：“福祸由人，功罪自取，法眼在上，随意无妨。” 吓得信徒们还是只能买。 这一天，庵里出现治安事故，皮道士发现一只铜壶不见了，跑来找老三报案，说你们村干部得管管这事。老三怀疑是国少爷手脚痒，但一时没有证据，只是冷笑了一声：“你的那个菩萨不管事啊？不是连乡长、县长的官帽子都能管吗？怎么连个小偷也管不住了？既不管事，天天坐在那里吃什么冤枉？” “无上神君法力无边。可能是我前几天诵经的时候没漱口，才有这个报应，不不不不是什么别的原因。”道士一急就更为结巴。 “我不要你漱口，只要你去把供品搬到这里来，我就帮你抓偷壶贼。” “罪过，罪过，贫道做不得这个主。” “你那仙水价格一涨再涨，未必是无上神君做的主？” “信众自愿的，贵一点么，恭敬呀……” “那是，如今送礼走后门，红包也是越大越好。” “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 “二结巴，你好大的胆！”老三突然一拍桌子，“我要是你的圣祖，今天一雷把你劈死在茅坑里。你把圣祖当贪官啊？钱多多办事，钱少少办事，没钱不办事，那不就是林业局的王眼镜吗？”他是指最近案发丢官的一位知名人物。 皮道士羞得面红耳赤，夺路而去，再也不提铜壶的事。 莲云庵的圣水也从此不见了。不过，没过多久，皮道士又找到一个新的营生，与纸有点关系。这样说吧，送亡灵要烧冥宅，驱疫鬼要烧阴兵，祈神求仙要烧灵台，如此等等，都是纸制品，出自镇上一个扎匠，即皮道士的一个妹夫。大概是与时俱进，这位扎匠的产品越来越摩登，比方说阴兵不仅是纸旗、纸马、纸刀、纸枪，还有纸糊的飞机和坦克，打的是现代化战争，不怕他疫鬼不降。冥宅也不仅是纸院、纸楼、纸桌、纸椅，还有五彩纷呈的电视机、空调机、摩托车、小轿车一类——这种地府流行的好生活真是让人眼红，让人觉得生不如死，慢死不如快死，等死不如找死。 “这里最好还扎几个三陪小姐，穿皮短裙的，穿高跟鞋的。”国少爷还曾如此建议，只是被哈哈大笑的莉疯子猛踢了一脚。 “早晚要阉了你们这些货！”莉疯子又啐他一口。 皮道士没有国少爷那样轻薄，一般都能恪守纲常之礼，但也赚得盆盈钵满，在村里村外名气日盛。他的出场费越来越高，而且一台小号的“万福仙境”或者“千寿琼园”，相当于小户型低档楼盘，也起码开价三千，根本不还价。其他阴阳师来定日子或者选地方，与东家还是可以打商量的，定个不远的日子，选个较近的地方，就可以偷偷为东家减少成本。但皮道士说一不二，颇有客大欺店的味道。这一天，村里有个叫何子善的死了娘，皮道士明明知道这一家穷，但掐掐指头，打一个哈欠，竟把出殡的日子定在五天之后，吓得孝子差一点当场尿了裤子。这事也算了，村里人帮上一把，好歹把这几天的花销撑下来。但皮道士的服务项目也太多，设坛招魂，打醮驱鬼，加上冥宅一台五千八。如此算下去，子善他老娘还怎么死？还怎么上山和入土？就算上了山入了土，身后一家人的日子还过不过？ 老三前去吊香，放了一挂鞭炮，接受了孝子的跪谢，还有告知亡灵的一声惊天锣响。他注意到孝家连张好椅子都没有，一只碗橱也只有三条腿，另一角由砖石垫着。热水瓶里倒出的是冷水。日历还是挂着前年的。柴灶上方该挂腊肉的地方只有几个空铁钩。他刚才带来的一桶白豆腐，看来很必要也很及时。 庆呆子在这里当提堂官，就是主持丧事的人，正指挥几个人打灶、杀猪以及搭棚子。他把老三拉到一边：“不得了，不得了，十个锯木头的还不如一个裁纸的。” 老三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对方又说：“这号事乡政府又不管了？” “他们说，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条文。” “怪事，每个月是他们领工资，又不是条文领工资，如何一办事就找条文？” 正在这时，皮道士指挥几个后生把琳琅满目的巨大冥宅抬入大门，引起一些娃娃的兴趣，似乎把冥宅当作了巨型积木。一个娃娃伸出手指：“我坐这张椅子！”另一个娃娃伸出手指：“我坐这张椅子！”又一个娃娃说：“那张床是我的！”直到大人又来揪嘴巴又来打屁股，娃娃们才纷纷伸舌头，不再争先恐后地在冥宅里预订享受。 老三背着手，也挤在娃娃们中绕着地府幸福生活细细看了一圈：“皮师傅，以后等我伸了脚，你也要给我烧一台，让我好好过一回瘾。” “那没问题，我给你烧三宫六院十八房，一套中式的，一套洋式的。”对方兴冲冲地说，“再给你烧个办公室，你下去了还是当干部。” “你说当干部就当干部？” “要是你多积点德，还可能提拔，到县里当个副局长也不是不行。” 老三观察得很仔细，“当干部至少得骑个摩托吧？” “摩托车？到时候你肯定坐汽车。” “我还想坐飞机呢。不过飞机也好，汽车也好，摩托也好，总得加油吧？你不烧一个加油站，到时候我扛着摩托走？” “加油？……” “你这里也没个变电站，这些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机如何开动？” “变……” “你至少还得烧个银行，不然你这些信用卡往哪里刷？再说，阎王那里怕是没有百货商店，你这些冥府美元也好，冥府港币也好，都只能拿去糊壁头啊？” “难怪，”庆呆子一拍大腿，也恍然大悟了，“皮道士，上次你在我家发了十万阴兵还是无功而返。当时我就想，有刀枪，没茶饭，阴兵怕是不肯卖命啊。” 国少爷更加见多识广：“光有加油站也不行。加油站的油是从哪里来的？恐怕还得有运油车和炼油厂，还得有中石化和中海油吧……” “你们真会开玩笑，真会……嘿嘿……”皮道士脸额上冒汗，看看手表，像有什么急事，拔腿就往屋后溜。 老三料定对方没什么急事，大步追赶过去，在屋后菜园里抓住皮道士。“你是要种菜还是要摘菜？走错园子了吧？” “三哥，三哥，你莫逼我……” “我逼你什么了？我的摩托要加油，你指个地方就是。我又没有要你出油钱。” “那也就是……就是……意思一下么。”对方苦着一张脸。 “你说清楚，到底是好大的意思？你没有加油站，没有变电站，让各位归天之灵如何意思？二结巴，我要是工商局，就要到阎王老子那里举报。这活人么，用点假货也就算了。死者为大，死者为尊，死鬼的事情还能咿呀咿吱呀？” “哎呀呀，这些事是不能太……太认真的。” “既然不认真，你为何要来？” “东家请我来，我有什么办法？”对方一脸的无辜。 “这还算一句话。” “你要吃饭，我不也要吃饭？” “这也算得上一句话。” 老三点了点头。 这天晚上入殡，皮道士诵经时几次忘了词；颠着步子绕棺招魂时差一点摔倒；一揖三叩时多了一叩，被娃娃们数出来了；莲花步走得没有平时那样好看，更让观众们大失所望。有人在嘘声中朝他投了纸烟盒和塑料空水瓶，表达极大的不满。事后，虽然老三并不在场，道士也没敢开口说钱，接过提堂官手里的红包，是多少就认多少，夹着法袍匆匆而去。一柄法剑居然也遗落现场，被娃娃们抢着拿来玩耍。 老三其实在场，只是有点乏，坐在偏僻处听老人们唱夜歌。他觉得唱夜歌还是好，不像城里人只是鞠个躬，献枝花，丧事也太冷清了，让后人们没什么想头啊。 上门服务的合理收费 葬下老娘以后，何子善一园板栗挂了果，山上林木也进入间伐期，家境终于有所改善。放在前几年，他是村里著名的困难户，今天卖一根柱，明天卖一根梁，后天再卖一担瓦或一担砖，眼看把青砖祖屋拆卖一半，再这样下去，以后可能就得住山洞了。他平时出门，已提前有了山顶洞人的模样，一身破衣烂衫，手上扶一根棍子，头上缠一条毛巾，走在路上哎哟哟地呻吟，似乎生命已到尽头。 村里人见他可怜，每年年终都会给他评上一份补助。好心人还会把几根柴或几棵菜放在他时常经过的路口，让他拿回去。庆呆子锯木场里那一堆堆的杉树皮，也三天两头地免费给他。但也有人说，他卖了杉树皮，拿着钱去打牌，打牌的时候从不呻吟。回家时如果发现周围没有人，把棍子一扔，把头巾一扯，撸两把汗，咚咚咚走得比哪个还快——不知这种传说是否属实。 有一段时间里，他想发大财，跟着邻县一个什么人到处找文物，贩银元，买彩票，还参加了什么耶稣教。家里的责任田里草比苗深，总是成了野鸡窝和野猪窝。村里用扶贫款给他买的三头小牛，也被他赶到山上以后撒手不管，结果三头牛几成野牛，在山上找不到水，渴坏了内脏，死掉一头，另外两头也一直不长肉，最后被他吃掉了一头，卖掉了一头。人们要是数落他，他就委屈地说：“我一个眯子，眼睛里少了油，哪看得住牛呢？” “你眼睛里没油，又看得清文物？”老三没好气地说。 善眯子在这种时候总是装装耳聋。 老三知道善眯子的小肠子不少，但不忍心他真的成为山顶洞人，更觉得他一家老少几口是个事，有时候也就马虎一下，并不求个水落石出。有一次，派出所打电话来，说那个叫子善的借口贩文物，其实是伙同不法分子坐庄，发行违法私彩，必须立即严加法办。老三在电话里连忙说，抓不得，抓不得的，他老娘动不动就发猪头疯，以前还上过吊，投过河，喝过农药，你们要是为这些事逼出人命，如何收得了场？这一吓，算是给派出所出了个难题，逼他们手下留情，只是把善眯子叫去训了一通。 又有一次，两个警察带一辆警车怒气冲冲下村，说有人举报善眯子偷树，这一次属于屡教不改，必须严查重办了——他老娘不是已经过世吗？不是不能发猪头疯了吗？老三这一次拿不出劝阻理由，只好说：“好好好，我换一双鞋就带你们去。”其实他借口换鞋，溜到屋后打了个电话，让村里一后生赶快开上推土机，把进山的路口给堵上。这样，等他们的警车开到那里，面对大铁疙瘩无可奈何，找不到推土机的司机，只好弃车步行。可怜两个警察平时爬山少，不一会就汗如雨下，东偏西倒，张开大嘴出气。手遮烈日朝前面望去，盗伐现场据说还在两个山头之上……我的天！事情到了这一步，不用老三开口，警察自己就找台阶下坡。“这样吧……”他们交代老三，“这一次人就算了，但你们村委会必须重罚，罚他一个倾家荡产！” “你们不是要抓人么？”老三佯装不解，“快快快，你们再这样蜗牛爬门槛，他贼骨子早就跑得没影啦。” “我们，我们，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案子……”一个警察差一点要哭了，忍不住上前敬烟，有讨好和求饶的味道。 老三其实不是隐恶护短，也不是不知道依法办事的重要，只是觉得抓人不是办法，尤其善眯子万万抓不得。这臭眯子的确惹人嫌，但好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抓了以后怎么办？你官府是执法严格了，但他一大堆娘娘崽崽以后找谁去要吃要穿？家里总得有人挑水吧？总得有人打米吧？到头来，善眯子在牢里舒舒服服白吃饭，倒是全村人来帮着他养老又养少，这样的法律糊涂不糊涂？……更重要的，老三受不了那两个警察的没大没小。看上去比老三的女儿大不了几天的家伙，见面只有一声“喂”——哪个是“喂”？姓“喂”的在哪里？百家姓上有这样的姓吗？就凭着这一条，老三也必然恶向胆边生，不让他们尝尝推土机的厉害，不让他们在烈日下脱一层皮，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这一年年底，老三叫挖土机师傅转一个方向，让一条新路改道经过善眯子的林地，以便这一家今后倒树出料时省些力资，多一点收益。清账决算时，老三在算盘上打到善眯子的三千元罚款，同村会计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减免五百为好，免得那一窝娃娃吃不上过年肉——他那个耶稣菩萨管天管地，怕是管不了菜锅里的油腥啊。 两人来到善眯子家退钱，不料对方大大方方接过票子，凑在鼻子前数了数，一个“谢”字也没有。 “错了吧？哪止这一些？”善眯子说。 会计眼光发直：“减这五百，已经是很照顾你啦。” “五百没错，但你们至少还差我……”善眯子用指头掐着数字。 “什么钱？” “利息啊。” “什么利息？” “你们减免五百，就证明这五百本该是我的。对不对？我五百块钱借给你们大半年，为何没一点利息？” “你……开钱庄放高利贷啊？”会计差一点晕了过去。 “就算没有利息，你们来一趟又一趟，同我结丝绊经，耽误我好多工。怎么说还得算我一点误工费吧？” 老三跳起来咬牙切齿：“善眯子呀善眯子，你快到城里医院里去照片子，看你贩银元是不是贩得脔心多出了一个窍。你为何不再收点茶水费？不再收点进门费？你老人家变成了千年古尸，起码也是一个兵马俑，是吧？我们来看一眼也要买门票，是吧？老子——”他两只牛眼珠差一点暴出眼眶，“恨不得一丁公，锄得你脑壳从屁眼里出来！” 从这一家回来，他再次虚火上升，肿了半边脸，在门前劈一竹筒发出毒誓：“老子要是还理他，下一辈子就去睡青石板。” 这意思是下一辈子去做猪。 他为此还迁怒整个洋教，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你看他们神不神经？一有事就对着壁头叽里咕噜，就算是做功课了，连香火也没有，连个菩萨也没看见。那只是一个壁头啊，未必你信的是壁头教？”又说：“什么这一诫那一诫，有什么新鲜？不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么？不就是摸着胸口办事么？一句话不好好讲，不照实讲，背上一个篾晒盘装乌龟啊？”不料这话得罪了自己的姑妈——他后来才知道，姑妈一家也是信了“壁头教”的。 这些话，皮道士倒是很爱听，有时候还在一旁乘机落井下石：“他们信耶稣菩萨的不吃血只吃肉，还不是尽拣好的吃？” 但日子还得过下去，还得在这个地方过下去。眯子的房子就戳在这个村，不是一个船可以划走的；眯子的田和山也睡在这个村，不是几片波浪可以流走的。老三既为一村之首，怎么可以躲得了善眯子？躲得了初一又怎么躲十五？初春时节，一挂鞭炮炸响，善眯子的婆娘从娘家回来了，抱回了第三胎，一个喊声特别脆亮的男娃。按规定，这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偷生和超生，至少罚款五千元。善眯子当然舍不得掏票子，缠了老三好几趟，一会儿拼命往对方衣袋里塞香烟和塞板栗；一会儿站在门口高声威胁：“我今天一起床就磨菜刀，看哪个敢同老子结子孙仇！” 老三不怕菜刀，但也学会装聋，“啊”几下，“哦”几下，没有什么下文，一捉住机会就闪身出门，欺他善眯子眼里少了油。善眯子说着说着，发现面前没有动静，仔细瞅一瞅才知自己一直在对墙壁说话。 可以想见，他闹到乡上的时候，累得黑汗滚滚，气不打一处来，一根竹棍扑得窗台叭叭响，也不大记得在胸口画十字求上帝了。“哪个要灭我的族，我就要绝哪个的后！我不怕你们头上有角，有角老子也要拔！我不怕你们皮上长刺，有刺老子也要锉！就算你们是九头鸟，我何子善今天也要剜下你的蛋子下酒喝……”他冲着乡长大骂一通，后来发现对方不是乡长，不过也是一个穿红色球衫的胖子，据说是来讨债的什么砖老板。 任乡长终于出现在他身后：“喊什么喊？道士门前鬼唱歌啊？你是不是超生？” “超……是超了一点点……” “一点点？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你有几个脑袋来对抗国策？” 善眯子真见到乡长，气劲已耗去大半，口气稍稍放软一些：“五千块也太吓人了吧？你们何不剐我的肉，不抽我的血？” “霸王价，一口清！” “农资公司卖水泥也打得折的。” “那你去找农资公司。” “你怎么说也得给我减免两三千。” 乡长懒得理他，向秘书要钥匙什么的。 “那……你们就让我赊一半。” “你以为政府是饭店？是小卖部？” “你们不减又不赊，那就是逼我一死！”善眯子狠狠地一咬牙。 “好啊，中国什么都缺，就是吃饭的多了。河里没罩盖子，你赶紧去。绳子到处有卖，你赶紧去。” 善眯子没料到乡长一书生，居然句句话是下刀子。忍不住全身一软，坐在台阶上，闭着眼睛哇哇大哭起来。天呀地呀，爹呀娘呀，你们看看这些当官的，欺侮我一个病人呀。我几十年的贫下中农，从没挂过牌子，站过台子，今天是冤深似海呀。你们都睁眼看看，那个娃根本不是我的，凭什么要我缴罚款？他们不去抓野老公，反过来要抢我的钱啊？他们当官不为民做主啊……他哭得泪一把涕一把，一只鞋子也踢出去了，左右抽打自己的耳光，大骂自己是畜生，是蛆虫，是粪渣子，惨得旁观者有点看不下去。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哭诉之词让人大为吃惊，更让几个乡干部忍俊不禁。他们听过各种抗罚理由，说前一个娃是聋子啊，说避孕环不管用啊，说老爹抱不上孙子就要上吊啊，说自己刚刚遭遇虫灾或者盗贼啊……说什么的都有，还就是没有归罪野老公的。这一理由看似好笑，却有点麻烦。照理说，冤有头债有主，事情如果真是他说的那样，你能找出一个他必须顶罪的理由？ “你说你婆娘那个，那个……有什么证据？”乡秘书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们也不去看看，那样白的皮，那样尖的鼻子，怎么会是我的种？” 秘书差一点笑出声，“那……这样吧，你把野老倌说出来，我们就去找他。你要是说不出个人，那就对不起！绿帽子也好，黑帽子也好，戴多少顶是你的事。” “我是要找出这个白皮鬼。”善眯子嗖的一下跳起来，用头巾撸了两把汗，恨恨地再补一句：“我今天还真不信这个邪！” 说着说着，他就把在场者一个个开始打量，特别是把肤色稍白者打量仔细，眯眯眼差一点压到对方鼻尖上。这种显微镜式的紧盯细瞄不怀好意，照得对方先是想笑，继而不无恐惧——这家伙怎么到处找野老公？有这样的找法么？他不会胡方言乱语血口喷人吧？财政所长大概是想到自己的皮肤，想到老婆就在不远处洗衣，已经吓得往后退：“何子善，你看清楚点，这种事不能乱开玩笑，我与你前世无仇来世无冤……” 还好，善眯子的目光离开他，盯向别处了。 另一个也急了：“善眯子，我是才调来的，你看什么看？” 还好，捉奸者的目光也离开他了。 片刻之后，善眯子在乡政府大院转了一圈，所到之处无不人心惶惶如临大敌，直到他回到了乡长的办公桌前，顺手把门关上。 “算了，我今天不麻烦别个，只找你。”他摇摇杯子找水喝。 “出去，出去！”乡长正在接电话。 “你莫给我装蒜，慧梅这笔账你赖不掉的。” “慧梅？什么慧梅？” “去年在你们这里帮过厨的，你敢说不认得？” “帮厨？梅嫂吧？她就是你……老婆？” “当然是我老婆！我出了彩礼的，办了酒席的，雇了面包车装来的。任家的，人做事要凭良心。你鱼肉吃多了，想娱乐一下，其实不算什么大事。但你好汉做事好汉当么，还要别人倒贴钱，就太不义道啦……” “你胡说什么？” “你做都做了，人家还不能说？” “你——你他娘的找抽啊？”乡长居然动了粗口，居然拍了桌子，顺手抓起一本书就砸向对方。 善眯子逃出房间时大喊救命，更无聊的口号随即响彻大樟树下：“你们看啊，什么世道啊？野老公打家老公啊……” 大院里已成为迫害与反迫害的战场，只是正邪定位一时还不大分明。乡长满腔怒火已经高压临爆，一张白脸憋成了粉红色，再憋成猪肝色。他冲到派出所去喊人，不料后来没什么结果，原因是对方觉得口角毕竟不是打架，实在不便出警。他掏出手机再找县里什么人，不过没叫通就自己挂了机——这种事闹到城里去，七嘴八舌，风言风语，也不大好看吧？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事情严重，痛悔自己今天没下村去，没关起门来上网下棋，碰上了这么个烂货，惹上一身腥臊。不错，那个帮厨的大嫂是帮他洗过两次衣，可他连对方姓名也不大清楚，怎么就要对她的肚子负责？善眯子，王八蛋啊？是不是觉得大学生好欺侮？是不是想敲一笔竹杠？是不是知道他一贯铁脸办案，这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挟私报复？…… 幸亏其他人把捉奸者暂时拉走了，“野老公”之类全方位高音广播暂时消停。但从人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来看，王八蛋的威慑和捣乱已有效果，真是一石激起千层粪——乡长不能保证没有人信谣，没有人看险，没有人恶作剧，没有人但求自保。即便有些人愿意帮他擦粪，即便是擦干净了，他也会臭烘烘的余味难消吧？ 他开上小面包车来到医院，发现自己并不是想来这里。一打方向盘改了道，在路上蹭过一堆乱糟糟的茅竹，刮出了汽车面板上刺耳的声音。走进老三家门时，他一把散发耷拉在额前，看上去已经老去十多岁。 老三提来一壶茶，做出很着急的样子。“不得了，你还真是白脸皮、尖鼻子，同他家三娃仔比较配套的。” “胡说！我坐得端行得正，怕什么怕？验个血，验个dna，一切就会真相大白！” “但要是她说你摸了她，掐了她，抱了她，如何验？再说，野老公也不一定都下种，没下种的不一定不是野老公。” “她她她……总不能无中生有吧？” “你们两个人的事，何为无，何为有，如何说得清？” “何大万同志，你这样说太没良心！” “我是想帮你啊。不过这事……还真是个死案。” 大学生此时肯定想起了烈士和冤狱，恨不能扒开自己的胸口，一腔冤屈和一生清白苍天可证。他是一头身陷陷阱的咆哮雄狮，走过来又走过去，每一步都踏着悲愤，最后指着门外大骂：“小人——刁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老三很想大笑，实在忍不住，假装去了一趟厕所。他甚至假装接了个电话，说自己坚决不相信乡长犯错误，坚决又坚决地不相信乡长有野种，坚决更坚决地不相信乡长夫人会寻死寻活……其实这都是高声大气说给乡长听的，让他知道电话那头的流言沸腾已到了何种程度。刁民？哈哈——乡长大人现在也知道刁民了？恐怕还不知道刁泥鳅、刁老鼠、刁虱子吧？平时下指示的时候，你指挥棒敲得嘣嘣响，就没想到下面一堆乱麻，一个刺窝，一片大泥潭，具体办事有多难？一辆汽车冲过来冲过去威风凛凛，一副黑眼镜摘下来戴上去牛气冲天，你小胖子也有被一根烂绳子绊倒的时候？ 他从厕所出来，发现乡长已经走了，震怒和绝望的发动机声远去。他再次幸灾乐祸地大笑，哼着小调去后山割牛草，只是割到第二捆时，忍不住还是打了个电话给国少爷。他为什么多出这一事，事后自己也不大明白。 他以两包烟为许诺，让国少爷去眯子家跑一趟。一两个时辰以后，善眯子果然就慌慌地来敲门了。 “……你看现在的人无不无聊！”他一进门就口水四射地告急，“街上那个郑瞎子、罗瘸子，还有那两个白粉鬼，都无皮无血地要来认亲子！” 老三知道国少爷已经把事做到位了，只是佯装不知，故意好奇：“看不出，你家慧梅还有这么大的本事？” “听他们放屁！我家慧梅，好规矩的人，怎么会同那些家伙扯皮绊？她到镇上卖几次菜，都是拉她嫂子一起去的。” “管他呢。只要有人来认账，就有人帮你交罚款，你不就省钱了？你反正是个不要脸只要钱的货。” 善眯子一跺脚，“他们还要抱娃走！” “抱娃？那倒也是……”老三挠一挠脑袋，“这事有点难办了。你想啊，你下了黄瓜种，黄瓜就是你的。你下了萝卜种，萝卜就是你的。照我们山里的规矩，我山上的竹子要是跑根到了你山上，在你山上当了一回野老公，长出来的竹子还是我的。是不是？因此的所以，还有的而且，你家那个三娃……” “慧梅是我的啊！她十月怀胎，东藏西躲，做贼一样，容易么？” “慧梅当然也有贡献，那是事实。国少爷没告诉你么？那些街痞子说了，不抱娃走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 “唉，我还不好怎么说。” “说，你只管说。” “那我就说了？” “爷哎，你要急死我了。” “配种费。” 善眯子没怎么听明白。 “他们要收配种费。明白了吧？你想啊，良种站来上门服务，配一头猪是多少钱？配一头牛是多少钱？今年就不是去年那个价吧？这配人，价格就更不好谈了。像郑瞎子、罗瘸子那样的还好说，一般品种，要架子没架子，要肉膘没肉膘，要面相没面相。碰到任乡长那号大学生、高级干部、跨世纪人才，威武得像戏台上的，几十年都是吃的精米细面，就算拿到联合国去鉴定也是超级良种，天乖乖，这个数恐怕还得翻一倍啊……” 老三晃了晃三个指头，吓得善眯子结结巴巴，半边脸抽搐：“如何能这样打比方？我家慧梅又不是一只猪、一头牛……” “你到处喊喊叫叫出她的丑，未必是把她当人？” 要不是主人赶快给客人灌下一杯茶，再掐掐人中，揪揪耳朵，善眯子两眼翻白，差一点就瘫倒在门槛上了。 善眯子这天回家还真是走不动了，真是一步三喘了。第二天，任乡长高兴地给老三打来电话，说善眯子已老老实实缴了罚款，什么话也不说，不知被什么魔法给治了。他想问问情况。老三不是不想说情况，但一听电话里得意的口气，重新出现的拉腔拉调，就一阵“喂喂喂”，似乎手机没电了。 他关上手机时冷笑一声：“卢州的鱼只能卢州人钓的。你懂个屁啊？”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莉疯子带两个婆娘去看住慧梅。那女人失了面子，又没省下钱，可千万不要想不开。 好容易有了次出名的机会 后来的有一天，老三万分不幸，被查出是个假党员。 没错——假党员，就这么回事。事情的起因，是任乡长一高兴，把他推荐到县里开什么会，表彰他带头修桥、开路、化解纠纷一类优秀事迹。没料到喜事办成丧事，县里说党员名册上根本没他的名字，乡上随后的清查也让人目瞪口呆：当了五年书记的这家伙确实没有任何入党手续——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用财政所长的话来说：他收了头房又讨二房，抱了儿子又抱孙子，到头来发现自己是个阉太监。 事情可能是从老三他爹那里错起，这是很多人后来的看法。那一年，他爹去砍树，大概是碰倒了老树精，明明已经锯透了，但老家伙吱嘎吱嘎只是叫，硬挺着不倒。到最后倒是倒了，但左跳一下，右撞一下，踩出了梅花步，闹腾好一阵才哗啦啦惊天动地，垮塌出一片刺眼的天空。人们听到了一声“哎哟”，扒开枝叶赶过来看，发现老三他爹一只脚已被树干砸成肉泥，当时就痛晕过去。 他醒过来后，再也无法下床和出门，但他是一个老党员，能背诵好多革命口号和领袖语录的，把光荣责任看得特别重，经常到东家说一通：“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到西家说一通：“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再到南家说一通：“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说得大家迷迷瞪瞪，似乎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现在，他觉得人残志不能残，人在阵地在，遇到党员开会，他不能去，就叫三儿去；到了缴党费的日子，他不能缴，就叫三儿去缴。如果党员们组织突击队去打山火或者筑堤坝，他不能上阵，就叫三儿去上阵，反正不能让突击队里有一个空岗。幸好老三很孝顺，不想去也还是去，特别是一听到旁人叫好，挖土一定拣大钯头，挑土一定拣大箢箕，每次都累得张开大口出气，在手上或脚上留下伤痕。老爹对三儿很满意：“老大被罗医师的针打坏了，耳朵不灵便，不适合开会。老二呢，气虚，身上不着肉，不适合下力。只有老三什么都顶得上，给老子当党员算了。” 当党员就当党员，有什么了不起？老三在初三那年辍学回家，一干就是十几年，全面接管了老爹的柴刀、牛鞭、破算盘以及全部党务，包括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举手的时候举手，该发言的时候发言，还去乡上光荣了一回，在台上戴了大红花，领回了一顶新草帽——他后来以为那就是入党，至少是再次入党，其证据是草帽上明明写着“优秀党员”四个大红字，不可能是开玩笑吧？但那一次到底是什么，村里人也没怎么闹明白。有人说那次是“总结”，有人说那次是“比赛”，有人说那次是“吃肉饭”，有人说那次是“领草帽”，还有人说那次只是“领毛巾”——因为当时草帽不够分，后到的只领到一条小毛巾。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觉得那一回很热闹，热闹就是好事。 老三他爹是八年前去世的。不过在那以前，村党支部开会点名，也只习惯性地点到老三了。有时候发现老三没来，便理所当然地奇怪，然后派人去找，或打开广播器在喇叭里喊，把他从被窝里或电视前揪过来——倒是把他爹忘得差不多了。“你作为一个党员明天决不能睡懒觉……”这一类派给老三的说法不胜枚举。这样，改选支部书记的时候，在大家一阵起哄之下，老三只觉得自己读书少，一张嘴说不出四言八句，再加上鼻炎发作时的呼噜呼噜有失体面，倒没在其他方面谦虚。 玉和爹当时有点生气：“你爹瘸了十几年，靠集体补助养大了你兄弟几个，还欠了几千块钱医疗费。这事你看着办。” 老三想到这笔人情确实不小，只好不再嘴硬。 他回头咨询过姑妈。姑妈说：“玉和爹开了口，你得给人家面子么。当年你爹出门吃个饭，喝个酒，都是靠人家玉和背进背出和背上背下，好不容易的。”姑爹也在一旁插嘴：“没文化怎么的？皮二结巴读了多少书？他当得了道士，我看你就当得了书记。”表妹在一旁更是加油鼓劲：“好多战斗英雄没有手没有腿了，还是一往无前，你鼻炎算什么？顶多是一个轻伤员。” 这些道理很有说服力，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只是多年后任乡长听到这一过程，如听天方夜谭。 “事情果真就是这样？” “你们没记错么？” 他向知情人一问再问，问得对方有些紧张，东拉西扯反而更说不清了。到底是不是有个女乡长特别赏识老三，是不是档案资料在那年洪水冲击之下全部丢失，是不是老三在外地打工时入过党，都变得闪闪烁烁莫衷一是。 乡长知道少数农村基层组织不甚规范，甚至听说有的人以为入党就可领工资，或者以为退党就可以拿赔款，但还没听说过这种假党员的荒唐。显而易见，这足以构成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重大丑闻。正是考虑这一点，他采取紧急减灾措施，一是派人去县里收回已报资料；二是派人清理、修补以及重建档案；三是向下面发布封口令，严防新闻媒体借题炒作——秘书今天早上已经告诉他，外面已有很多电话打进来了，那些平时八人大轿也抬不来的记者，眼下比老鼠还蹿得快，肯定是来者不善，要来大掏粪渣子！ 乡长没料到的是，老三不觉得大难临头，倒是像一只乐颠颠的大公鸡，一只以为自己可以下蛋的大公鸡，梳了头，刮了脸，可能还抹了头油，穿上新崭崭的西装，差一点飞到树上去扑打翅膀表演一番产后打鸣。掏出手机时，他还耍起了京腔，提前进入外事活动状态。“……你顺着公路跑，向南，再向东，再向南，一条笔直的弯路，翻一个小小的大山，就到了。”他正在给什么记者指示路线，只是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理解他“笔直的弯”和“小小的大”。 他家厅堂已经打扫干净，摆上了茶水和糖果。老婆正在厨房里杀鸡。“乡长你来得正好。等一下一起吃个便饭，你帮我陪陪客。”他乐滋滋地说。 “你以为你十分光彩？”乡长有点气急败坏，“这件事捂都捂不过来，你还要到全国去打锣？” 老三眨眨眼：“你是说……这事不能说？” “有什么好说？人家做假还只是米啊，油啊，烟啊，酒啊，我们造出了假党员、假书记，名声很好听是吧？” “不是这样说的吧？乡长，不就是我给你们党员帮了一下工么？在我们这里，你家要建房，我给你帮一手。我家要割禾，你给我帮一手。多帮一点，少帮一点，不算细账的。” “怎么成了帮工？你知道入党是多么严肃的事！哦，一个菜园子，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我哪一点不严肃？我偷了你们党员的钱？睡了你们党员的婆娘？”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怪事，怪事，我给你们糊里糊涂多帮了十几年工，你还找我的癞子。”老三摇着头，又接电话去了。 如果现在下跪能解决问题，乡长愿意下跪。如果现在喊祖宗能解决问题，乡长愿意喊祖宗。面对这个油盐不进的猪脑袋，乡长差一点急得要抱着对方去跳崖，宁可来一次同归于尽。同来的秘书更觉使命重大，立即向乡长偷偷建议，敬酒不吃吃罚酒，干脆把老三抓起来关几天，罪名就是赌博——他未必没打个牌？未必在牌桌上没有输赢？这事一逮一个准，绝对不会有冤情的。乡长说，这个不靠谱，老三平时还真不怎么打牌。秘书又说，赌一次是赌，赌十次也是赌，你管他呢，过了这几天再给他宽大就是。乡长还是犹豫，说就算他赌得多，这样做也不大服人吧？也过于阴损吧？秘书挠挠头，只好回头再找老三，又是递烟，又是拍肩，又是毫无必要地给对方整衣领，还猛夸对方的新西装特时尚，然后摆出沉重和悲痛的全套表情。哎呀呀你老三当然没有癞子，但事情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啊，这样的啊，出现假党员毕竟是工作上的大差错，让乡领导的脸面往哪里放？还有县领导、地领导、省领导的脸面往哪里放？你是最义道的人，总得考虑一下全局吧？至少的至少，不要毁掉任乡长的政治前途吧？他在这里干了整整六年，六年，不容易啊。每次开村组干部会，他说卖裤子也要办好招待，肉不能少，酒不能少，对你们可是够意思的吧？年关送温暖，他哪个山角落都跑到了，鞋子都磨烂哩。那次打山火，他头发都烧焦一块，衣衫都挂破两件。这些你也都看见了。还有搞蔬菜大棚，搞野猪家养，虽说不是太成功，但没有功劳有苦劳。如果这件事一曝光，一炒作，一惹上面生气，你说任乡长这六年不就…… 乡长听得有些鼻酸，扬扬手：“不说了，我们回去！” “任乡长家里还有一个守寡半辈子的老娘呢……” “听见没有？”乡长大喝一声，“回去！” 老三看见乡长眼里的泪花，听到对方沉重而悲壮的深呼吸，似乎明白了，似乎又没明白：“你是说，要我帮他一下？” 秘书说：“就算……就算是这么回事吧。你刚才不说帮工么？对，帮人就帮到底，救人就救到头。”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真是！” 老三是个好商量的人，愿意给面子的人，尤其吃软不吃硬，遇到人家砸过来几顶高帽或灌下来几盆米汤，可能先晕了一半，最容易大拍胸脯豪情满怀两肋插刀。没说的，多大的事，封口就封口吧——尽管这实在是忍痛割肉。用老三事后的话来说，他看了十几年电视，从未上过一次电视。这次好不容易盼到机会，差一点要当上名人啦，偏偏被乡领导拆了台。他女儿翠萍在外地打工，只是个吊车司机，也上过两次电视，这叫当爹的如何有面子？据翠萍说，当名人好处多得很哩，进馆子吃饭可能被店家打折，上中巴、坐的士还可能免票，到学校去更是被学生娃娃围着要求签名和照相……老三眼看就要实现的这一梦想，居然被乡干部搅成了猪尿泡。他们——也真下得了这个毒手啊？ 根据乡上的安排，他叫婆娘关了大门回娘家，自己上山躲了几天，就像被警察盯上了的贼，就像生育不遵计划的大肚子超生婆。他孤零零待在一个守野猪的草棚里，被蚊虫咬得心烦，被歪风斜雨打得冒火，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忍不住翻肠子倒胃地号叫了几声，然后给乡长恨恨地打电话：“喂，那个茶园的事……” 这是指当年乡上解散集体茶场时截留的一片，多年来小湾村一直要求退还。老三已经纠缠过乡领导多次。 乡长知道对方找准了要价的时机。“这样吧，你书记是当不成了，但乡企业办或者林管所那里，不是不可以安排……” “不，我什么都不要，就要几片茶叶。” “要不然就给你一次性补偿？” “不行，你莫吊胃口，我就要几片茶叶。” “你不再考虑考虑？” “不行，我这里蚊子咬死人，烟也快抽完了……” “好好好，”乡长怕他擅自下山，急急地说：“你得给我一点研究的时间吧？你就待在那里，我马上就派人给你送烟去。” 知道对方的让步已成定局，老三喜不自禁，搔耳挠头，想了想，又打去一个电话：“喂喂，你就挂什么机？上次我同你说过修桥补贴的事……” “你得寸进尺啊？”对方差一点叫起来，“胃口也太大了吧？你是不是想搞垮乡政府？那你明天就带着推土机来——” 对方关机了，气得老三直骂娘。 几天之后，记者们终于不再来了，假党员一事有惊无险，总算大体上掩盖成功。小湾村悄悄换了书记，如此而已。老三被一棒打回原形，从此只能专心务农，经常赶着一匹马，用他的话来说是成天闻马屁，为一些东家驮运水泥或电器进山，驮运树木或药材出山，一线马铃声零零散散地洒落山林中，播入一缕缕白色云雾。 他太熟悉这一片山地啦，闭着眼睛也翻山越岭，收收鼻孔就能嗅得出脚下是何地方。前面是箕子沟，那里的井水最甜。再前面是霸王庙，那里的野杨梅最大。再前面是老云界，那里的石头又粉又韧，随便取一块都是上好的磨刀石。再前面是雁泊湾了，那里的野鸡最憨最笨，你在草丛后拉屎也可能顺手捞上一只。从雁泊湾往上就是蘑菇砚，那里最怪的是只长公竹，一根母竹也没有，一山的光棍竹子哗哗地开会。从蘑菇砚往下三里半就进了赵家坊，那里已经迁走大半人口，到处是空空的老屋，但一个叫五妹佗的大嫂还住在水磨边和垂杨下，经常在出门不远的小溪前举槌捣衣。她最会唱山歌，一开嗓门就是百鸟噤声，流水止步，人不知今夕何夕。老三的几段“黄色歌曲”都是在那里学来的——其实是指民间情歌。 丈夫打我你莫慌， 娇姐越痛越想郎， 剁了脑壳还有颈， 剜了肝肺还有肠， …… 这样孤独的“黄色歌曲”唱得真是山河黯然，让老三伤心不已，听完或者唱完以后一次次揪鼻涕。 不唱歌的时候，马道上有些马伙计曾找老三打趣。比如说：“你怎么也来闻马屁？一个尿壶不冒充酒壶了？” 老三笑道：“你以为那是什么好酒壶？喉咙里都结了蜘蛛网，几年里没唱歌了。我的娘，出门就要带两个肚子，一个肚子装饭，一个肚子装气。头上还要顶三把糯谷草，任人捶来任人踩。” 对方说：“少说乖巧话。当初是哪个天天抹头油？还到处说矮子上楼梯，一级硬是一级？” 这时候的老三咧开河马大嘴嘿嘿一下，没词了。 又过了几天，乡政府让小湾村得到了他们的老茶园。据说新任支部书记放了一挂鞭炮，提议办几桌酒席，唱一台大戏，酬谢老三多年来的谈判之功。老三说，红包就算了，大戏就算了，如果大家真要奖励他和高抬他，真要了他一个心愿，那就资助他与几个老伙计去韶山看一下毛主席的祖坟。 要得，要得，很多人都想去看那个祖坟。他们虽然说过老人家的一些坏话，但乡政府这次发还的茶园，还有其他田土山林，不都是老人家当年给穷人们争来的？这个恩德还不大上了天？有些人最喜欢看战争片，最近看了什么电视连续剧，对老毛指挥三大战役佩服得五体投地，认定真命天子毕竟是真命天子，他家那祖坟一定非同寻常大有奥秘。 出发的那一天，庆呆子的大儿子开车，莉疯子在一旁陪驾兼指挥，老三和另外几个汉子在卡车厢里抽烟，喝啤酒，嚼饼子，打扑克，身旁是他们备好的大香大烛。 任乡长在路上遇到他们，上前看了看香烛，嗅了嗅车厢里残留的石灰味和猪尿味。“你们怎么不去看深圳？不去看广州？那里的高楼大厦比山还高，肯定看得你们花眼。” 老三兴冲冲地说：“先看祖坟，先看祖坟。” 乡长皱皱眉，纠正对方的说法：“你应该说，去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事迹。” “事迹？他的事迹我们一清二楚，这次就是去看祖坟。” “你至少应该说，是去观赏一下韶山的美丽风光。” “风光？哪里没有好风光？这次就是去看祖坟。”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看祖坟？” “这句话又说不得？”老三睁大眼，“你们清明节不都是去看祖坟？也没看见政府把清明节废了啊。” 乡长叹了口气，没话说了。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在韶山当官，本来可以打个电话去，让对方招待一下这群老少疯子，但看老三那模样，怕又闹出什么大洋相，只好打消了掏手机的念头。他挥挥手走了，回头对开车的秘书只说一句：“看祖坟也就算了，我怕就怕他们下一次到天安门去敬香。” 2009年7月 怒目金刚 怒目金刚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9年《北京文学》杂志，2009年获《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作品奖，2011年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年度优秀小说奖。 老邱会砌墙，一把砌刀敲得当当响，只要砖块和灰浆供得上，两三个呼呼喘气的砌匠也赶不上他。他又会打猎，一枪放倒野猪，用不着其他人补枪，大家只管前去挂绳子抬肉就是。他还身高体壮，见几个后生抬一根水泥电杆上山，别别扭扭，累得嘴斜鼻子歪，便一声冷笑：“啰嗦，啰嗦，这么多筷子如何夹肉呢？”他扬扬手让后生们后退，自己紧了紧腰带，大吼一声，三百多斤的电杆就上了肩，稳稳地腾空而去，吓得后生们无不倒吸冷气，再也不敢要求加工钱。 正因为身手不凡，加上全乡在他的治下粮食增产，他这两年臭脾气见长，帽子从没戴正过，衣襟从没扣好过，眼睛珠子总是朝天上翻。“你小子”“我老子”“他妈的”“老子崩了你”一类行伍京骂，动不动就遍地开花，大戳乡亲们的耳朵。但大家拿这位活阎王能怎么办？他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不敢说从东边出来。他说一天有二十五个钟头，你就不敢少说一个钟头。人们忍气吞声，任他一张臭嘴到处吆三喝四骂东骂西，任他四方步、八字步、蛤蟆步或螃蟹步呼呼地带风，走到哪里都排山倒海。用本地人的话来说：他要进你家的门，你得赶紧砸门框。他要是在你家坐，你得赶紧往椅子下支砖。 这些话的意思，是指这位书记霸气太大，门框都容不下；也太重，椅子也顶不住。全乡的门框和椅子都遭了殃。 这一天，活该吴家村的玉和倒霉了。刚过大年初五，老邱召集村干部们学习。这正是大抓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农村的时代，物质、精神、内因、外因、质变、量变、辩证法、形而上学……这一类小册子上的古怪名词折腾得大家冒虚汗、翻白眼以及舌头抽筋。但哲学是明白学、鼓劲学、斗争学、粮食增产学和肉猪长膘学，哪个敢不捧着小册子出汗？哪个敢逃脱这种哲学大刑？ 玉和来迟了，拍拍身上的雪花，笼着袖子往墙角里蛇行鼠窜。 “嘿！站住！”书记铁青着脸，“你小子怎么又迟到？” “我……刚才看见对面山上牛吃菜……” “哄鬼呵？今天是牛吃菜，明天是鸡吃谷，每次迟到都有理。妈那个x，我看你小子就是目无领导对抗学习！” “确实是断了牛绳，真的，不信你自己去看看，西坡的油菜秧子少了好大一片。我要是说假话，就把舌头割在这里。” “油菜重要还是哲学重要？你就不能叫别的人去赶牛？你猪娘养的呵？不会动动脑子呵？要是在战场上，迟到半分钟也不行。妈那个x，贻误战机，军法从事，老子一枪崩了你！” 书记今天火气特别大，主要是发现下属的学习一塌糊涂，不是把“黑格尔”记成了“黑木耳”，就是把“辩证法”记成了“变戏法”，甚至把“巴黎公社”理解成“篱笆公社”，将来遇到上级派人来检查，肯定烂他的场子和大丢他的脸面么。他已经拍了三次桌子，疯狗一样逮谁骂谁。据玉和后来清算，那骂娘骂爷的粪团子至少砸下了一筐。 说起来，玉和虽是尖嘴猴腮苦瓜脸，但在同姓宗亲中辈分居高，被好几位白发老人前一个“叔”后一个“伯”地叫着，一直享受着破格的尊荣。因为读过两三年私塾，他能够办文书，写对联，唱丧歌，算是知书识礼之士，有时候还被尊为“吴先生”，吃酒席总是入上座，祭先人总是跪前排，遇到左邻右舍有事便得出头拿个主意。想一想吧，这样的堂堂君子为何今天成了茅厕板子说踩就踩？成了床下夜壶说尿就尿？不就是迟到么？不就是赶了一回牛并且在水沟里摔了一跤么？他姓邱的凭什么狼心狗肺当众打脸？ 玉和抹了把脸，端坐着一声不吭，只是休会时在门口拦住了书记，说你慢点走，我有事要说。 书记斜瞅了他一眼，说你迟到这么久，还有什么屁事？说完向另一个人交代运化肥和挖塘泥的任务，发出哈哈大笑。几个人额对额地借火点烟，亲热出抹脑袋和捅腰身一类动作。 玉和嘟哝一句：“我要辞职。” “你说什么？” “我要辞职！”玉和只得高声。 对方这才扫来胡乱的一瞥：“想叫板？你今天迟到，我骂你有什么不对吗？” “骂得对，都对。” “那你还有什么好说？” “你骂我对，骂我娘不对。我娘没有要我迟到，还特别怕我迟到，今天一黑早就起床给我煮饭，三番五次催我出门，说山上有雪不好走。你如何左一句‘猪娘养的’右一句‘妈的x’？这事与我娘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同我说清楚。” 邱书记一怔，翻了个白眼，“我这是……这是……教训你。” “你明明是骂我娘，哪是教训我？这大家都听到了，人人可以作证。” 书记左看一眼，右看一眼，说不出话来，最后憋出了一个大红脸，呼啦啦甩下烟头拂袖而去。 副书记见玉和跟上去纠缠，只好插上来紧急救驾。“玉和同志，你辞什么职？给人剃了半个脑袋就丢下不管？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你看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你来迟了，与你娘确实没关系。书记也不是要骂你的娘，只是他当过几年兵，习惯了行伍里骂人的一些口白。你不能太认真呵。” “怪事，对娘不认真，他姓邱的是树上结的？是土里长的？是螺蛳壳里蹦出来的？莫非只有他的娘金贵，别人的娘就是狗屎？” “你消消气，骂娘确实，确实这个么……” “今天才初六，照规矩元宵节之前都是过年，得讲个喜庆和睦。他这个时候当着上下百多号人来指着鼻子骂娘，是不是欺人太甚？” “人家老邱可能根本没掐这个日子……” “我比他整整大一轮，多吃了十二年的饭，他也没掐一掐？出门要尊贤，入门要敬长，他连这个道理也不懂？” “这样吧，你抽烟，你抽烟，我把你的意见转告他……” “你告诉他：去年他来我们队蹲点，我娘为他煮过饭，烧过茶，洗过衣，做个鞋垫，亏了他么？他不记恩也就算了，为何一转脸恩将仇报？我娘快七十的人了，一辈子没做过恶事，连蚂蚁都不踩，连蚊子都不打，脑壳痛了十年，腿痛了二十年，眼下只剩下几粒牙齿喝稀饭……” 玉和不愧是吴先生，一较真果然有板有眼，条理分明，证据确凿，情理并茂，大义凛然，气壮山河，铁齿铜牙足以逼得对手一截截出屎。副书记知道今天遇到大麻烦了，再递烟也无济于事，再拍肩再赔笑也阵脚难守。眼看着幸灾乐祸挤眉弄眼的闲人越聚越多，他只好适度背叛一下。“老邱怎么搞的？确实不该这样说么。这样吧，我给你道歉行不行？我代他向你道歉行不行？杀人也不过头点地，我们认错了，不行么？” “你不用道歉，这不关你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只找他，要他到我家去坐一下，同我娘说清楚，就可以了。” “好好好，会去的，你放心，肯定要去的。” 下午开会，邱书记成了霜打的秋茅，不时用袖口在额头抹汗，嘴里干净了许多，在造林一类问题上还无端称赞了吴玉和几次，散会时又主动前来招呼，说天在下雨，玉和同志你要不要借把伞？ 玉和戴上自己的斗笠扬长而去。 “雨太太太大了吧？……”书记的结巴和巴结都留在远处。 几天过去了，玉和一心一意等着，等着老邱上门来的那一刻。其实他嘴硬心软，没准备下毒手和动大刑，甚至不打算说重话。他平日里对待牛马猪羊都和颜悦色从无恶语，如何会为难一个人？一个长官？他只要对方来坐一坐而已。坐一坐就是坐一坐么，喝杯茶，抽根烟，天南地北说几句，事情点到而止就行。玉和还准备了酒肉，说不定到时候还要贴上一顿呢。老邱最爱吃的小腌笋，他一直小心地留着。他知道老邱的行伍脾气，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那家伙不该在不当的时间、不当的场合、以不当的方式、向不当的对象撒泼发癫，这一背天理，二败习俗，岂能听之任之？士可杀不可侮也。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也。老话就是这么说的。 门外总算了有了脚踏车的铃声，玉和清清嗓子出门迎候，发现来人不是老邱，是一个走门串户的蛇贩子。 屋前的老黄狗大吠，玉和拍拍身上的灰屑钻出厨房，发现来人仍然不是老邱，是一个挑着空箩筐的亲戚，大概是来借粮。 不是说了他会来的么？ 玉和等得心里越来越虚。直到家里的小腌笋霉得只能沤肥了，还不见姓邱的影子和声气。后来听人说，邱天保来什么来？这家伙刚接到调令，脚板下抹了油，已经去其他地方上任，你八人大轿也接他不来了。吴玉和顿时两眼发直，全身抽搐，像重重挨了一枪，胸口有撕裂的剧痛，差一点口喷万丈鲜血然后直挺挺地倒下去一命呜呼。天呵天，那家伙肇事逃逸，欠债不还，杀人不偿命，拉完臭屎屁股一撅就溜了？他吴玉和老娘头上的这一泡臭屎只能没完没了地顶下去？ 他大病了一场，额头上贴膏药，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整个人瘦下来一圈，不再兴冲冲地办文书、写对联、唱丧歌，也不再吹嘘祖上那些翰林、都督、御医的故事。他不知乡亲们会如何议论此事，甚至不敢出门见人，但相信自己已斯文扫地可笑如猴，他婆娘就是猴子的婆娘，他儿子就是猴子的儿子，他孙子将来就是猴子的孙子。一只飞鸟此时刚好把两滴稀粪拉在他的茶碗里，更让他看到了形势的严重。他拿定主意，忙去打听邱某人的去向，然后给所有去那个地方的人捎口信，拜托各位开车的司机、走娘家的女人、卖竹席的小贩、补锅或者修伞的师傅，去找到那个王八蛋，就说这里有个姓吴名玉和的人在等他，要找他，永远跟着他。他得听好了：躲得了初一但躲不过十五，他就是躲进了蛇洞，吴玉和也要挖洞灌水凿洞灌烟；他就是逃到了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解放台湾！ 不知这些口信捎到了没有。到最后，他气呼呼把儿子叫到面前，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给我带上一双草鞋和两斤米，明天就到河口乡去。记住：你到了那里，找到那个姓邱的货，一不要讲理，二不要打架，三不能毁坏东西，只是咒他邱天保不得好死。记住：你要咒九九八十一遍，嗯啦，八十一遍。你回来以后，老子付你口水费，让你吃三天肉！ 儿子一听说吃肉，乐得摩拳擦掌，“要不要咒他绝代根？”这是一种村里人最恶毒的命运预告。 “不可，他娃娃与此事无关。你不能乱来。” “要不要咒他癞头猪在粪坑里肏的？”这是一种乡下的下流描绘。 “不可，他爹娘与此事无关。你也不能乱来。” “要不要往他窗户里砸牛屎？” “不可，不可。你砸了牛屎还不是他婆娘来清洗？他婆娘又没骂我，不关她的事。你休得连累无辜。” 儿子把老爹交代的政策和纪律记住了，顶着一个草帽，提一根打狗棍，斗志昂扬上路而去。不料他这一次毫无战果，原因是他寻到河口时，姓邱的不在那里，据说他不久前违法犯罪，闯下大祸，一头栽进了公安局。 玉和先是一惊：公安局？他姓邱的能犯什么罪？接着是一喜：老天总算开了眼呵？走多了夜路要碰鬼呵？这个贼坯子也有栽跟头的时候？再下来却有点左右为难：因为他听人说，天保那家伙吃官司，一不是拿错了钱，二不是上错了床，三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过是擅自下令砍了公路两旁的行道树。事情的起因，是河口遭受水灾，上面迟迟拨不下救灾款。眼看着几百灾民没房住，他一冒火，“妈那个x”，就带人去给干线公路猖狂地操刀剃头，把护路的樟树、杉树、梓树统统砍了然后分给灾民盖房子——这种毁林毁路之罪，在抗美援越的特殊时期尤其罪不可赦。 但不破坏又怎么办？不擅自不猖狂又如何？吴玉和大张着嘴，有点想不通：那些树反正没运出国，不都是给中国人享用了？又没烧成灰，没化成水，不也是派上了正当用场？这算什么违法犯罪呢？未必有了“黑木耳”、“变戏法”，有了“篱笆公社”的革命哲学，灾民就可以不住房子了？或者房子就可以用纸片来糊？……邱天保居然为此获刑两年，丢了饭碗，一栽到底，实在匪夷所思。玉和由此想到小人暗算、权奸作乱、昏君恶法、国运不兴一类大事，想着想着就把私仇一段暂时放下。这一天，去县城卖猪鬃和拉酒糟，他还忍不住去看一眼邱犯天保，想送上一碗牢饭。 在送完牢房以后再啐他一口，这样做可能比较合适？ 后来他知道，天保没蹲看守所，算是刑期监外执行。那家伙在县城也没住房，只是眼下靠老婆当临时工养家，就在城郊租了一间库房，方便老婆去大米厂上班。这样，玉和顶着烈日打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大米厂围墙外找到一排库房，找到了邱家一张歪门。库房是以前用来囤放石灰和水泥的，已经破旧，还阴湿，还窄狭，墙壁不过是篱笆上糊了些黄泥，炉灶不过是墙角里几口砖上架一口锅。有一张木椅因为少了一条腿，只能斜斜地靠着墙。一线蚂蚁从墙上爬到了椅子上，聚叮着几颗剩饭。 往日的大书记眼下又黑又瘦，胡子又乱又长，在黑暗中瞅了好半天才认出来人。但他没法站起来——右腿据说是不久前在一次批斗会上被踹伤。他只能捉住来客的手，禁不住浊泪一涌而出：“我在三个地方任职为官，前后干了十多年呵，没想到……没想到只有你今天来看我。” “你不要动，不要动，就这样好。”玉和让对方坐稳。 “上茶——”老邱凶猛地表示客气。 一个小女孩赶忙来招待客人，但揭开热水瓶的盖，发现里面没有水；从井边提来半壶水，发现火柴盒又空了；好容易从邻居引来火，又发现小铁筒里已无茶叶。看到这场忙乱，玉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他喝着一碗白水，见小女孩靠两张凳子相叠，爬到小阁楼上去写作业。“这么爬上爬下好危险，你不给她打一张楼梯？” “早就拜托了人，都一个多月了，人家也没个回音。” “怕是木匠没空吧？” “没空？我算是明白了，世态炎凉呵，墙倒众人推呵。如今我成了王八蛋，还有什么人情面子？” “这事好说，包在我身上。” “麻烦你？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想办法。” “你啰嗦什么？五天之内，保你有楼梯用。” “哎呀呀……”天保眼里闪着泪花，“那也好吧，到时候我给你算钱。” “钱？你要说钱？那这事就不能谈了。我吃饱了没事干呵？要赚你这几个臭钱呵？算了，你另求高明吧，我也没得空。” 鼻涕声更响亮，天保再一次紧握来客的手，嘴巴张开了两三次，像一再慎重挑选词句，要说出激动和重要的什么话来。 玉和等着，等着，等着呵等着，甚至等得自己怦怦心跳，一心等到对方最应该说出的那句话，等着云开雾散阳光灿烂的美好。但不巧的是，小女娃偏在这要命的时候问父亲一个字，又问一个题。这事刚消停，主人的老婆又下班回了家，于是天保的口舌胡乱支应离题万里，让玉和暗暗叫苦。 主妇见家里有客人，顾不上一身灰土，忙去买了一条鱼，打回一瓶酒，留客人吃晚饭。豆豉大蒜烩鱼的香味很快在窝棚里弥漫开来。天保揭开热气腾腾的汤盆，喜滋滋地说：“来来来，吃！” “你吃。” “你吃。” “你先来。” “你吃嘛吃嘛吃嘛。” “你来嘛你来嘛。” 推让三番五次，天保嗓门越来越大，见客人还是怯怯地往后缩，竟急红了一张脸：“你到底吃不吃？”见客人呆呆的，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端起鱼盆往地上咣当一砸，“不吃就不吃，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他气呼呼地摸火柴抽烟，吓得玉和差一点翻下椅子，面色惨白，不知所措。好容易看清眼下的局面，玉和只得先安抚哇哇大哭的女娃，又与主妇争着去在地上救鱼，争着用扫把和抹布清理污秽。幸好装鱼的是铝盆，没砸破。主妇回头将鱼用清水漂一漂，略加油盐，还能上桌。 “你急什么急？人家这不是在吃吗？”主妇把筷子重新塞到丈夫手里。 一顿回锅鱼吃下来，邱犯天保还是喝醉了，脖子都红红的，哭出一把鼻涕一把泪，先是骂法院判决不公，接着骂自己脑子里长草，再骂某人落井下石，骂某人见风使舵，骂某人皮笑肉不笑，骂某人明明输了棋偏不认账……都是一些玉和不知头也不知尾的事，让他接不上话。只有妈那个x妈那个x妈那个x一类口白，“你小子”、“我老子”一类前缀，玉和倒是听得耳熟。 玉和不再说话，只是一听对方说“吃”就赶紧操作筷子和嘴巴，全身紧张一直持续到欠身告辞而去。 四天之后，一张小楼梯就由玉和求村里的木匠打好，托拖拉机手捎去县城。据说那楼梯又光洁又结实，长短恰到好处，还有防滑倒的挂钩，显然是来自一种用心的观测。邱家人见了喜不自禁。 但玉和再也没有去过那一家。有时捎去一包茶叶，有时捎去半袋豆子，这点人情倒是有的，但他不愿再进那张门。日子久了，熟悉他的人才得知，他无非是嫌邱家缺文少墨，不遵礼数。做女儿的不会叫人，是个哑巴么？当主妇的在客人面前穿短裤，白花花的肉晃来晃去，天气再热也不能如此不成体统吧？再说吃饭，主先客后，这是规矩，就算是吃碗老萝卜烂白菜也得讲究的，为何推让几下你就要瞪着眼睛砸碗？你拷问犯人呵？你痞子闹场呵？真是莫名其妙——人家客方一个肚子是来装饭的还是来装气的？一餐饭下来没长肉还要吓得掉肉呵？ 最后一个捎豆子的人回来时说，邱天保已经搬家。相关的好消息是，因为不少群众一再上书，法院重审案件之后终于对邱天保改判。这家伙命好，八字硬，居然还得到某个大人物的赏识，虽写下一份深刻检讨，但最近被提拔为副县长了。 听到这事，吴先生点了点头。 “你不高兴吗？”传信人觉得对方还应该有更多表情。 吴先生提着牛鞭出门，“高兴什么？这家伙，落难惹人怜，得势遭人嫌。”走出地坪好远又在柳树林那边扔过来一句：“你们看吧，他那张嘴巴又会变成大屁眼，到处喷屎喷尿，哪个受得了？” 邱副县长是否到处喷屎喷尿，不得而知。不过他当然不会忘记玉和，据说很快就捎话来，邀他去县城走一走，请他去看什么大戏，接他去赏什么灯会，但他充耳不闻，就当没这回事。有一次，副县长在路上见到他，远远就要司机停车，热情万丈地迎上来，但他借口手上有泥水，没接住对方伸过来的手，自始至终也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不咸不淡地支吾一下。 老伴事后埋怨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你们这对冤家也结得不容易。照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得饶人处且饶人么，你呀……” 没料这句话引发玉和的勃然大怒：“我又不是个疯子，凭什么要握手？凭什么要应答？” “他问问你有什么困难，怎么说也是好意吧？” “困难？我最窝心的困难，他装模作样不知道？” “他可能……真是忘记了？” “这种事都能忘记？那他就更不是个人！” 老伴吓得舌头一伸，再也不敢接话。 一天，四五个乡干部一齐来到玉和的地头，见两口子栽瓜秧，就这个帮忙点粪，那个帮忙覆土，另有人大张旗鼓地砍树枝扎棚架，“吴伯”、“吴爹”、“吴先生”一类叫得特亲热，递烟点火一类动作也让人应接不暇。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其实是想接先生去县城走一遭，帮他们去拉拉关系，解决乡政府旧楼改造的资金问题。照他们说，这四乡八里就吴伯面子最大——不然邱副县长为何三天两头就要问到他吴玉和？他雪中送炭青松傲雪慧眼识英雄的感人事迹谁个不晓？ 玉和一直不吭声，最后冷冷一笑：“我是三岁娃娃吧？你们还要我去找那个王八蛋，不是偏偏要踩我的痛脚？” 众人吓了一跳，面面相觑。黄乡长怯怯地问：“你说哪个是王八蛋？” “你们说哪个，我就是说哪个。” “这就怪了。前……前……你与他不是来往最多么？在他最倒霉的时候……这可都是邱副县长自己说的。” “那是我看在他落难。” “吴伯，这我们就不懂了：一面破鼓，补它是你捶它也是你？” “有什么不好懂呢？桥归桥，路归路，一码归一码。他蒙冤落难，我要行公道。他伤我太深，是亏了私德。懂不懂？公道与私德是两笔账。诸葛亮气死周瑜和哭吊周瑜也是两笔账。我吃了五十多年的干饭，连这个账都算不清？” 众人说不过他，甚至听不懂什么诸葛亮的账。另一个干部只好苦着脸另找话头：“吴伯，你就算是帮我们一个忙吧。你看我们那个办公楼，实在破得像个猪窝了。昨天一下雨，我在房里摆三个桶子接漏水呢。老鼠天天在我头顶上打架。你老人家菩萨心肠，大人大量，德高望重，对我们全乡的发展建设功勋卓著！这样吧，你老人家消消气。到时候我们在城里最好的酒馆摆上一桌，你与人家老邱相逢一笑泯恩仇，往事一笔勾销……”见玉和一张苦瓜脸正在转暗变黑，又赶忙顺着来：“哦，当然啦，都按你老人家的要求办，人家邱副县长肯定有个说法。是不是？我向你保证，事情一定圆满解决。今天我一个脑袋赌在你这里……” “这关你们什么事？”玉和把来人的一张张脸盯过去。 “我们不就是要促进团结么……” “在酒馆里搞团结，我娘听得到？我娘有这么长的耳朵？”玉和哼了一声，挑起粪桶径直下坡去了。 大家拍拍脑袋，这才想起一个重大疏失：玉和老娘的坟头在这里——既然事情因她而起，当然就得在这里了结，酒馆里再圆满再伟大的团结也是锣锤没打在锣上，不合吴伯的章法。 日子就这样过着，有晴有雨有暖有寒地过着。又一个冬天到来了。村里遭遇一次山火。那天风太大，烈焰横蹿，火团远跳，几乎逢路过路逢溪过溪一往无前。离火舌还十几丈远的林子，哪怕隔着荷塘或地坪，一眨眼就由绿变黄和由黄变黑然后噼噼啪啪自燃，把在场者都吓得差点尿裤子。谁也没见过这么疯魔的火，不知道如何对付。玉和的儿子就是在火场差点丢了小命，黑糊糊的一团送到医院时，冒出皮肉焦煳的气味。 听说儿子需要清创、消炎、植皮等费用两三万，母亲几天来以泪洗面。玉和赶到医院时，女人告诉他很多人都来看过了，其中包括乡干部和邱天保，都在着急钱的事。 玉和忙着倒水和打饭，又去上厕所，好像没听到。 女人吞吞吐吐地说，邱天保还批了一张条子，要县民政局特事特办，参照抢险抗灾英模待遇，给伤者家庭补助一万元。 玉和愣了一下，接过字条看看，顺手撕成碎片，扔到地上还踩一脚。“无聊！无聊——”他冲着墙角瞪眼睛。 “你要死呵？”女人大惊，忙不迭地捡起碎片，“你挨千刀，你下油锅呵——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称什么大？赌什么气？耍什么横？” “你也不看看，什么狗屁字？猪蹄子戳的？狗爪子挠的？” “你抠什么字？你的字是比他的写得好，但你的字不值钱。” “还有脸当干部。就是给我当学生，我也要打烂他的手板。” “没见过你这号人，山穷水尽了还酸，你就是孔夫子又怎么样？” “错别字也太多了吧？太无聊了吧？”玉和仍是一根筋，想起了更可气愤的，是字条上儿子吴懿风的名字居然也被写错。“还‘一风’呢，哪来的吴一风？他怎么不写成一级风、二级风呢，气象预报呵？他怎么不写成东风、南风、西风呢，打麻将呵？就他这水平，把政府的脸丢尽了，只配去发酒疯！” “人家可能是没记住，或者觉得那个字难写……” “列祖列宗在上，我吴家从来没有野崽子。吴懿风就是吴懿风，上了谱的，入了帖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吴家再穷也不能去拿人家的钱！” “怎么是人家的钱？不就是一个字么，总不会比我儿的一条命……”女人嘴一歪，哭着夺门而去了。 吴玉和翻了翻医院账单，摸摸衣袋，挠挠脑袋，只能出门去卖血。发现儿子连肉汤都喝不上，连鸡蛋都吃不上，当娘的更是餐餐靠酱巴下饭，他更知形势的严重性。他总不能指望老伴去垃圾堆里捡烂菜叶吧？不过他年纪偏大，个头瘦小，面相还丑陋，被采血的护士皱着眉头瞥了两眼，当歪瓜劣枣打发出门。他想了想，只得坐车来到一个小镇医院，找到一个当医师的亲戚，算是走后门通融，偷偷卖出了红色液体——那里有个病危者正好需要这种血型。“你们肯定还有病人！是不是？肯定还会有难产的、中风的、撞车的、跳楼的、闹癫痫的……”他捏着钞票还不愿走，一个劲地纠缠这个或那个医生，恨不得这一刻有千万人大祸临头，都抬进急诊室，都气息奄奄，都急需他价廉物美的鲜血。不用说，他望眼欲穿也没有等到这种奇观，倒是自己几乎被亲戚轰出了院门。 他这才感觉自己有点头晕，两脚如同踩在波浪上，周围一切飘忽不定。扶墙歇一会儿以后，他喘口气再走，差一点撞到树。有位路过的熟人发现他脸色不好，问是不是要用脚踏车驮他一程。他缓缓地摇手，说自己不过是想赏一赏风景，不过是在等一个朋友哩，不急着走，不急的。 他其实很想叫住那个骑车人，请对方帮一把，但不知为什么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还是咬紧牙继续观赏美丽秋色。 儿子出院回家后，身上虽有几块疤，但行走什么的已无大碍，让全家人松了一口气。“不吃嗟来之食，饿死了吗？饿死了吗？”玉和对这种结局兴高采烈，冲着儿子问一句，冲着老婆问一句，冲着邻家的鼻涕娃娃也问一句，问得他们都迷迷瞪瞪，然后面对门外的重叠山峰摆上一碗谷酒，好好地豪壮了一番。不过，治伤所欠下的债，以后得慢慢偿还了。从这一天起，这一家不开电灯，晚上能摸黑就摸黑。这一家也不用肥皂，洗衣时只用草灰或茶枯凑合。玉和豪壮地戒了酒，不买烟，胶鞋换成草鞋，皮带换成草绳，成天着装像个叫花子，在务农之外寻找一切挣钱的生计。他以前从来不去屠房的，总觉得那血淋淋的砍杀，嗷嗷嗷的惨叫，实是不仁，实在戳心，但现在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去那里帮着操刀行凶。他以前从不挖坟砖的，即便是挖一些无主的野坟，死者为尊，虽殁犹存呵，后人岂能咣咣当当地打砸抢烧横加欺凌？但眼下的青砖值钱，卖一口就赚两角哩，他也不得不寡廉鲜耻地扛着锄头混入小人行列。最后，他还跟着后生们上山倒树。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汉，还经过多次卖血，在根本没有路的陡坡上和密林里蹿上蹿下钻来钻去，被马蜂刺，被树刺扎，被毒草割，被风雨淋，一张沾有青苔和泥沙的脸经常像恶鬼，落在水潭里吓自己一大跳。 他手捧清水洗了几把，才在水面倒影中辨出自己的苦瓜脸，兴之所至，还随口吟出一联：“人面兽心方可恨，兽面人心又何妨？” 他那干瘦如钉的两条腿越来越哆嗦和晃荡了——终于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肩头重量消失，膝盖和腰身忽然舒坦，阳光明亮耀眼，山风鼓荡爽身，整个身体有一种飘起来、浮起来、飞起来的感觉，有一种浮游在五彩天宫里的自在逍遥。 这才是人过的好日子呵——他差一点笑了起来。 其实他是在村民们的大声惊呼中，一失足便连人带树坠下山崖。几只鹧鸪在那个落点的周围大叫着绕飞不已。 落物惊起一大群金色蝴蝶，如一朵灿烂浪花升起来，然后缓缓地溅散。 村里人在谷底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嘴巴、鼻孔、眼眶、耳穴里都流血，手腕已无脉跳，全身正在变冷。玉和，玉和伯，玉和爹……大家的喊声撕肝裂肺，然后在村里引发一阵阵炸响的鞭炮。家人们哭号着，发现他手冷如铁，只得赶紧给他洗身与换衣——据说尸体僵硬后就不方便这样做了。 遵照他以前有过的交代，丧事一切从简，比如道场和傩戏是断断不可。但有些规矩则不得马虎：儿孙晚辈一定要跪着守灵，白豆腐和白粉条一定要上丧席，香烛一定要买花桥镇刘家的——那一家的质量最好；祭文一定要出自桃子湾彭先生的手笔——那是死者生前最为知心的文友。出殡的队伍还一定要绕行以前的两个老屋旧址——死者在那里度过几十年，必须向熟悉的土地和各类生灵有最后一别。 入殓前，儿子发现父亲大睁双眼，目注苍天，不论亲人如何揉，如何搓，如何抹，眼皮也只是半闭。他的牙关紧紧咬住，咬出了一个宽宽嘴形，咬得腮帮微微鼓起，整个一张脸有些扭曲和张扩，活生生一个怒不可遏上阵打架的模样，让身旁人无不想起佛庙门前的怒目金刚。 是不是人家欠了他的粮？是不是他欠了人家的钱？……人们悄悄议论。只有家人最明白他的心事。儿子凑在他耳边大声喊：“爹呵，爹呵，那个人已经来过了，已经给你赔不是了，你就放心去吧……” 金刚还是紧紧盯住屋梁，时刻准备出手。 “爹呵，爹呵，他实在是太忙了，但已经写来了条子，打来了电话，这事大家都知道的呵……” 死者依然严阵以待。 儿子拿一块白布盖住死者面孔，但仍然不解决问题。更麻烦的是，白布盖上去不久，有人听到嘎巴嘎巴的声响，若有若无，似在非在，来自左边又来自右边，待大家侧耳细听小心寻找，才发现越来越大的异声其实来自死者，来自他体内各个骨节的暗中发动。人们赶紧揭掉白布，消除这恐怖的声响，在临战者周围吓得一个个脸色发白。村长急得直摇头，说不行不行，和爹是什么人？你们想拿一块布打发他？这件事再难也得帮他办实了，不然他如何死得透彻？如何走得顺心？ 村长赶忙到村部去打电话。这是一个通讯不太方便的时代。邱天保在省城办事，从吱吱吱喳喳喳的电流声中知道事情原委，不免大吃一惊，依稀想起了十多年前。他连夜赶火车，换汽车，把慢腾腾的火车汽车骂了狗血喷头，差点与无精打采的汽车司机打上一架，以至连跑带窜赶到死者面前，已是天亮时分了。他跌跌撞撞扑向床前，一把抓住死者的手放声大叫：“玉和大哥，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是那辆狗屎汽车给耽误啦——” 随他推金山倒玉柱扑通一声跪拜，死者的家人忍不住掩面放声大哭。门外更多的人也跟着抽泣或唏嘘不已。 “我就是邱天保，我在这里给你赔礼，给你娘赔礼——” 人们真真切切听清了这一句。这时，天上突然劈下一个惊雷，震得灵堂烛火慌慌地跳荡，在山谷里激起隆隆回声。顷刻之间大雨也狂泄而至，在门外拍过白花花的一浪浪雨雾，又把一团团雨雾送入门内。据说死者就是在这一刻牙关松弛，欣然闭目，隐隐呼出最后一丝气息，眼角还神奇地挂上了一滴泪。 有人偷偷地笑了，说这就好，这就好，生要晴日亡要雨日，老天也在陪着他放声一哭呢。 2009年8月 山那边的事 山那边的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2年《青海湖》杂志，获《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 上访户 四海在镇上开过赌场，贩过假酒和假药，用乡亲们的话来说，是“半个身子已进牢门”的货。但他每次事发以后，不知为何都能哼着小调回村，可见他手眼通天，脚路很宽，不是一般的角色。 有一次，他与同伙去北京赌，输光了皮帽子和花领带，连回家的车票钱也没有，情急之下给县政府打一电话，称自己冤情太深，没办法，想不通，得去天安门讨个说法。这一电话吓得县政府赶快派人急飞北京，找到他，稳住他，拉入宾馆吃住，说天安门有什么好看的，不如去八达岭吧。这样，免费的长城一日游之后，他接过干部塞来的车票，又免费坐车回了家。这一路算是官家“维护稳定”有惊无险，但省下了车费的四爷并不领情。他哼了一声，说看在乔县长的面子上，算了，以后再说。 似乎以后他去日本或美国再赌，就不会这样便宜乔县长了，一个八达岭景区和几个盒饭是糊弄不了他的。 学校里欲建一幢教学楼，是国家财政工程，由县里大牌施工单位承建。四海来到现场，背着手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种检查工作的模样，然后找到经理，喷出一圈烟，说有饭得大家吃，要分点业务干干。对方不认识他，见他人瘦毛长，鸦片鬼模样，一直不拿正眼看人，领口积有黑黑的油泥，没怎么理他。 他冲着对方的背影大吼：“给你脸，你不要脸呵？你去周围打听打听，你四爷是讨饭的么？” 这一天，工地上一辆小推车不翼而飞。水管没水了，胶皮管不知被谁割去一截。推土机也开不动了，油箱里不知何时被人抽吸一空。好容易，机手再买来一桶油，重新发动了机器，但轰轰轰地还未开进工地，发现三个陌生汉子坐在那里玩扑克，一根草绳挡住道口，对机器声充耳不闻。 机手上前递烟，“有话好好说。我们是包工的，耽误不起。” “我们本地人要饿死了，那又怎么办呢？”汉子中有人冷笑。 机手找来经理。经理再次见到鸦片鬼，知道对方绝非善鸟，便掏出手机找乡政府。不料接电话的都不沾包，这个说要接老婆，那个说要看牙医，还有的要去检查森林防火，一个个比老鼠还溜得快。只有一个新来的小王不知深浅，让四海接电话，令他赶快走人，否则以车匪路霸论处。不过，这小王犯下一低级错误。他本是想教训对方不要学坏，但嘴上一急，溜出一个比方：“人家得了癌症，你也要跟着得癌症么？”事后他才知道，四海的母亲前不久正好是死于癌症。 上天有眼，给了四爷一个大好战机。他顿时怒发冲冠，跳脚骂娘，顺手操一把柴刀，带着一伙人打上门去，一路走一路还打电话四处叫人，其孝子声威咄咄逼人，其人间正气浩浩荡荡——胆敢咒我老母，不想活了么？老子就要割你舌头！拍死你这个绝代根！ 一伙人冲到乡政府，高声大气，捶门打户，到处搜捕歹人。“姓王的，出来！”“出来！”“出来！”……一位乡干部请他们坐，结果是椅子被踢翻。另一位乡干部请他们喝茶，结果是茶水泼在对方身上。乡政府的牌子也被摘下，被他们一通狂踩，又给挂到附近一个猪栏房去了。闹到最后，四爷不但要灭了绝代根，而且强烈要求政府赔偿损失，报销他家的医疗费和丧葬费。 “赔！” “赔钱！” “赔五万再说！” …… 起哄者七嘴八舌，其声浪差点把乡政府的屋顶挤爆。 贺乡长倒是沉得住气。他当时正在农电站查账，听到一个又一个电话告急，冷笑了一声：“怕什么怕？胯里都没夹卵子么？刚出牌就打什么大鬼？” 这后一句的意思是，他这张大牌得等一等再出手，准备最后一举抠底，眼下不用急。 直到傍晚，四海带来的一伙人有点乏了，加上有的要去喂猪，有的要去下网，还有的惦记着某张牌桌，已走得七零八落，贺乡长才出现在乡政府门前，把闹事者的面孔一一细看。在他到来之际，一辆小推车，一条胶皮管，还有满壶柴油，也被他派出的几个人，从四海家一举收缴归案——包抄后路的打法应该说战果不错。 “你说他咒你老母，没有录音。我说你破坏国家建设，铁证在此。你说这事是我来办，还是交法院去办？”他冲着四海点点头。 四海有点慌：“今天不被你整死，反正也要被你饿死。那我今天就死给你看，看你的血多还是我的血少！” “想吃我的豆腐？”贺乡长一瞪眼，“我贺麻子是吓大的吗？来，我先让你三刀，哼一声我就不姓贺。告诉你，你搞死我没关系。我的头发是上级政府一根根数过的，少一根都要找你算账。我的骨头是上级政府一根根量过的，少一寸也要拿你补齐。我家十八代出一个乡长，有面子，有成绩，够本了。我被你搞死，肯定是烈士，上报纸，上电视，追悼会一开，几百人来吊香，鞭炮把天都炸烂。父母孩子都会有政府养，不用我操半点心。你呢，搞死我以后，只有一副大手表让你戴，只有一粒花生米请你吃。你会死得连狗屎都不如。你一分钱也得不到，你兄弟姊妹还做不起人，你爹妈还要骂不孝之子。你信不信？” 四拐子没这样算过，一时语塞。手下人见形势有变，忙上前劝解，把他赶快拉走。但他临走时不想失威，又吐痰，又跺脚，口口声声要把乡政府一把火烧了，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打得不敢出门。 “好，你等着，我明天就去北京，去天安门！”他最后这一句似乎更有威胁性。 “伢子，你快去！”乡长追上去大喝，“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到处都有粪渣子，我这里粪渣子最多，最臭，最熏眼睛。你最好告到联合国。知道联合国怎么去吧？隔了一个太平洋，你游是游不过去的，筏子是撑不过去的。你最好先去拆了屋，多备点盘缠。” 四海事后是否去北京，是否去了联合国，好像没有下文。去联合国是往南还是往北，得走水路还是旱路，也被一些老人议论了许久。 倒是贺乡长余怒未消，一心清理门户，定要把那一颗老鼠屎开除党籍——那位四爷还真是爷呵，十多年前居然混入党内，也太不像话了吧？光凭他这一次把政府招牌挂到猪栏前，就不能不好好修理一下。 不料，干部们对这一建议多是含糊，这个说要接老婆，那个说要看牙医，还有的要去检查计划生育，还是一个个比老鼠溜得快。乡长好容易叫回他们，逼他们点下头来，没料到村民们那里又炸了锅。 “党员好歹是一根綯。要是这根綯都没了，那个牛魔王还能管得住？” “你们有本事就管好自己的人，管不好的放出来害群众，太不义道了吧？喂喂喂，还是留下来害你们自己吧。” “你要是把他搞出来，那就把我们都搞进去。不能让他坏了我们群众的名声！” “党员不就是你们的崽么？你们来一个开除，脱离父子关系，以后不承担责任了？你们说执政为民，到头来就是赖账，就是躲奸，就是甩包袱呵？” “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才见过你们这号人！” ……贺乡长这一天还没进村，被几个村民堵在路口，听到这一堆七嘴八舌，额上冒出了大汗。他现在就是浑身长嘴，也没法说清整理党务的必要，没法让这些以前多次告状的受害者，被四海偷过树、偷过谷、偷过鸡鸭的乡亲，相信这正是还他们一个公道，正是迟到的正义。他也没法让一位妇人相信他的好心，不再把唾沫星子射过来。 他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只好跨上摩托溜之大吉，一不小心，栽入路边的乱刺蓬，飞出去的手机也摔成几块。他爬起来时咬牙切齿，冲着随行的小秘书大骂：“你要搞死我呵？” 这句话好像骂得没什么道理。 “捉起来没见卵子，放下去又要爬背。什么东西！”他又骂了一句，意思更加难以理解了。 夜生活 老乐跟着罗会计进城，去县里某机关办一个手续，一同乘电梯来到大楼顶层。这时候，一定是罗会计要找乐，坐在那里等人的时候，觉得椅子很无趣，墙壁很无趣，自己的手指头还是无趣，便生出一个坏主意。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老乐坐立不安，朝电梯那边看了看，说刚才那个大盒子被我们搞上来了，还没搞下去，后面的人怎么上楼呢？罗会计一听，明白对方肯定是头一次乘电梯，便生出几分焦急，说也是，还真是，你想得周到，快去按一个1键，把大盒子放下去，你再从步行梯上来。 老乐很憨厚，照对方的指示速办，后来气喘吁吁爬上楼时，发现对方正击掌大笑，才明白自己当了一回傻子。 两人办完事，去汽车站乘车回家。这时候，一定是老乐想解闷，觉得水壶很平淡，馒头很平淡，手中一把雨伞更是平淡，也生出一个坏主意。他捅了捅罗会计，说车票应该是一个样吧，我看看你的是什么样。他接过罗会计的票，正好靠近检票口，一举票，进去了。可怜罗会计刚回过神来，已被拦在验票口的那一边，又被身后几个乘客拥挤和推搡，急得跳起来大叫，两眼瞪得铜钱大。过了好一阵，气急败坏的他才重新举着一张票，急匆匆登上车来，接受老乐递过去的车票钱。 “一个读书人，没买票就想混进来，太不像话吧？”老乐这一次也击掌大笑，高兴对方也当了一回傻子。“没钱就找我借么，死要面子活受罪！” 一报还一报，平了。 两人各有所乐，但回村后各奔东西，种菜或者喂猪，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入夜，罗会计摇一把蒲扇，在村头村尾转了一圈，想必是睡意尚无，精神正好，得再找点什么玩玩。回想起县城里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觉得这里白天是青山连青山，晚上是黑山连黑山，几条亘古不变的山脊线真是让人寂寞，忍不住叹出一口气。 他挠了挠头，终于上心来，邀了几个后生，说老乐今天发了财，买了一双女式袜，了不得，了不得，得去打鞭炮送恭喜。 后生们最乐意上门起哄，既是礼数周全，又是热闹取乐，还可能赚来烟酒糖果，让夜晚变得比较有滋味。因此，这些年来村里喜事不断大增，或者说贺喜标准一再降低，造成小店里的鞭炮总是供不应求。以前只有生子、建房一类大喜可贺，但眼下任何小喜也不能拉下，考上高中或受到奖励就不用说了，买个摩托车，买个电视机，甚至打一个柜子，也都统统变得意义重大，如同丰功伟业，得全民共庆，引来各种忙碌和闹腾。 不过，但是，然而——老乐买袜子这事是不是也太小了一点？有些后生眼里透出困惑的目光。 罗会计瞪大眼，挥一挥手，“笑什么笑？你们知道那是什么袜？卡通的，弹力的，三g的，推荐指数五个星哇！” 后生们听不懂三g，听不懂五个星。但不懂就对了，眼下凡听不懂的就时髦，就高贵，就爆红，听得懂的反倒喊不上价。大概科学技术又有了发展，不但药丸听不懂了，布料听不懂了，如今连一双袜子能g了。能g的东西，肯定能美容、抗癌、防衰老、降血压、燃烧脂肪、开发智力吧？说不定还能带来买彩票和打麻将的运气吧？ 大家想象了一番，惊奇了一番，疑惑了一番，终于觉得袜子确实非同小可。可恶的老乐，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拿一根草绳当皮带，拿一个塑料袋当雨伞，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家伙，如今也奢侈和腐败，居然还想瞒天过海混过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大家凑钱买下鞭炮，兴冲冲一路吆喝杀向老乐，暗含一种同仇敌忾的意味，一种要富就大家共同富裕因此断不容擅自独行的意味。 接下来，那一家狗叫了，灯亮了，门开了，老乐探出头，在火光四射和硝烟弥漫中睁开迷糊的双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待得知众人来意，才咬牙切齿地一跺脚，“你们无聊不无聊？歹毒不歹毒？魔障不魔障？你们放什么鞭炮？想灭门就扛刀来呵，要拆屋就开推土机来呵……” 骂归骂，吵归吵，既然贺客们已经进了屋，已经入了座，鞭炮也没法打包退货，东家纵是悲愤满腔，伸手也不能打笑脸人的，只好暂时接受隆重的喜庆。他老乐确实买了袜子，能g的袜子，一双不寻常的袜子，属于超前消费，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不能不有所表示。花钱换体面，其实也不算什么坏事。不过，他这一天实在毫无准备，家里既无酒，也无猪肉和鸡蛋，在橱柜里找了好一阵，只找到几斤面条，本是留给外婆的。老乐一咬牙，只好挥挥手，让老婆去灶下升火。 片刻之后，屋里热汽腾腾，碗筷叮叮当当，还有嘴巴和嘴巴嗖嗖的吸面气息此起彼伏。后生们吃得兴起，高声大气地又要酱，又要汤，又要辣椒，又要葱花，催得主妇团团转，撞倒一张椅子，差点摔了一跤。 好，很好，这个夜晚算是比较有意思了。 “喂，三贵家昨天还装了一个电视卫星锅。” “金河爹前天还买了一只喷雾器。” “我听说，志良他大婶说要去买一条围裙的。” …… 食客们纷纷提供最新情报，挑选下一个祝贺对象。至于是否要确定统一的接待标准，也进入了他们复杂的协商和权衡过程。正在这时，门外又响起鞭炮声，大概是消息传开，又一拨后生从夜色中拥出，也来老乐家凑热闹了。 ……十六，十七，十八，已经端出最后一碗面条了，已经听到勺子刮锅的声音了。不用说，听到新一轮鞭炮，老乐面色惨白，忙从后门溜出，是去告借，还是逃难，还是魂飞魄散时走错了道，意思不大明白。倒是主妇还淡定，端一大汤锅，噔噔噔冲出厨房，往大桌上狠狠一顿，“好，来得好！不就是为了这个死尸吗？你们都不要走，今天非吃了它不可！” 大家朝锅里一看，发现面汤中只有一双袜子，顿时再一次哄堂大笑，没注意主妇泪光闪动，匆匆跑开去。 乡村英文 玉梅是一个热心女人，与左邻右舍处得很热闹的。她家门前有一水泥坪，遇到邻家的金花来借坪晒谷，二话没说，满口答应，当下把自家柴垛移开，把落叶和鸡粪扫净，让出一片明净的场地。 她还兴冲冲地忙前忙后，将自家的大堂屋腾空，以便傍晚时就近收谷入门，避开露水和雾气，好第二天再晒。 不料，她不知因何事上火，第二天一大早就立在坪前高声叫骂。先是骂鸡：养不亲的货呵？吃了老娘的谷，还要上灶拉屎怎么的？就不怕老娘扭断你颈根拔你的毛？接着骂狗：你贱不贱？老娘请你来了吗？老娘下了红帖，还是发了轿子？这不是你的地方，你三尺厚的脸皮赖在这里，有本事就死回去发你的瘟呵！最后还骂到树上的鸟：你才是个贼，老不死的贼！你上偷瓜，下偷菜，偷惯了一双爪子还贼喊捉贼。有本事你就到法院去告，就十八路人马来抓呵。阴计烂肚的，算哪门本事？…… 她骂得鸡飞狗跳日月无光。远处的金花听得心疑，脸渐渐拉长了，上前来问：“玉梅姐，你骂谁呢？” 玉梅没好气地说：“谁心中有鬼，就是骂谁！” “没……没什么人得罪你吧？” “谁得罪了，谁知道！” 这就等于把话挑明了，把脸撕破了。 金花扭歪了一张脸，咚咚咚大步离去，叫来两三个帮手，一担担地把稻谷搬走。她的尖声也在篱笆那边隐隐传来：“……以为没有她一块坪，我就只能糠拌饭么？神经病，脑膜炎，一大早踩了猪粪吧？” 帮手中的一位，后来私下问玉梅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玉梅开始不说，实在却不过，才道出心中悲愤。原来她早上见天气不错，打算帮那妖婆子搬谷入坪摊晒，一心做点好事呵。却发现谷堆上画有暗号，是一些弯弯曲曲的沟痕，顿时就气炸了肺：呸，什么意思呵？留暗号不就是防贼么？留在她家屋里不就是防她么？怕她认出来，居然不写汉字，还写成了英文，就是电视上那种洋字码……你王八蛋呵，也太小看人了！她玉梅别说有吃有穿，就算穷，就算贱，就算讨饭，也不会稀罕你几粒谷吧？ 冤仇就这样结下了。 金花事后不承认什么暗号，声称对方血口喷人，居然诬她写洋字码，为何不说她写了蝌蚪文呢，写了蚂蚁文和蜘蛛文呢？天地良心，她要是写得了洋文，还会嫁进这个倒霉的八溪峒，还会嫁给一个烂瓦匠，还会黑汗横流地晒谷？…… 但冤仇就这样结下了，事情真相已没法澄清，因谷堆已散，谷堆上到底有没有暗号，有没有英文，旁人无法证实。 两家断了往来，连鸡鸭也不再互访。一旦它们悄悄越界，必有来自敌方的石块，砸得越界者惊逃四散。一些妇人曾经想从中调解，但怎么也说不通，只能摇头叹气。 据玉梅说，那贼婆子曾经送给她一条花裤，说她个子矮一点，穿着正合身，给她穿算了。她以前还满心欢喜，现在算是想明白了：那哪是安什么好心，不就是嘲笑她的个头矮，要当众揭她的疮疤么？ 玉梅还说，那贼婆子曾经约她进城去看戏，抢先掏钱给她买了车票和戏票。她以前一直心怀感激，现在也算是想明白了：那哪是什么看戏？不就是要显摆自己有钱，显摆娘家有人发了财并且让她沾光，要当众戳她的痛处吗？ …… 往事历历在目，件件滴血，桩桩迸泪，眼下都被玉梅想得恍然大悟，反正什么事都往心里堵。而且越是有人来劝和，越给她增加了思前想后和悲愤重温的机会。一听到金花家那边狗叫，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那可能是发情的叫，是挨打的叫，是赶山猫或野兔的叫，但在玉梅听来都是狗仗人势，叫得这么猖狂和歹毒，吓白菜呵？她把一条花裤找出来，嚓嚓嚓地剪成碎片，一把碎片朝篱笆那边摔过去。 数日以后，住在山坳里的公公找来了，什么话也不说，要玉梅跟着走一趟。她来到了公公家的谷仓，顺着老人的手看去，发现那里的谷堆表面也有一些弯弯曲曲的沟痕，与她不久前见到的完全一样。谷仓前有两三只地蟞虫，大概是爬过谷堆的，留下沟痕的，已被踩死，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酸腥味。 公公嘟哝了一句，听不太清楚。 但媳妇捂住嘴，愣住了，冒出一张大红脸。 她低着头回了家。去菜园里锄草，顺手把金花家的两块地也锄了。去扎稻草人赶鸟，也顺手在金花家的田边戳了一个。去撒谷喂鸡，见邻家的鸡过来了，也不会再次厉声驱赶，让两窝鸡快快活活地啄在一起。 但金花没见到这一切，而且她那张门一直紧闭，悄无声息。玉梅事后才得知，收完稻谷后，金花就外出打工了，去了很远的北方。 第二年，金花没有回来。 第三年，金花还是没有回来。 第四年的一天，人们悄悄传说，可怜的金花姑娘回不来了，不久前在一次工厂的火灾中已不幸遇难。丈夫怕她婆婆和女儿伤心，迟迟没有说破。不过，她女儿后来上学时骑的那辆红色跑车，玉梅知道，大家也知道——是用一个女人的赔命钱买的。女儿不知道这个来由，骑车飞驰时经常放声大笑。 咆哮体 他是一傻子，一流浪哥，经常蓬头垢面和破衣烂衫，身上还冒出一股酸臭。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去了，没一个定准。他上桌吃饭，东家给多少，他就吃多少，自己从不叫饿或者添饭。他上床睡觉，东家给多少，他就盖多少，自己曲着一条干枯的背脊从不动弹，似乎对冷热毫无感觉。 有意思的是，这傻子据说能通神，在屋檐下插上几根香，嘴里便念念有辞。如来佛祖，玉皇大帝，武圣关公，土地菩萨……诸多神圣名号都喊上一遍以后，他闭上眼，垂下头，放出一个屁，冒出一个嗝，右手里一根木棍不停地跳动，大概就有附体神灵了。 人们可以求他帮助排解一些人生难题，但须习惯他的凶狠，因为他每次回答，都瞪大眼睛，咬紧牙关，面目狰狞，凶巴巴地高声大气，整个一个咆哮体，似乎问话者都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特别是人家若问神圣何来，想查验一下他的身份，他对这种存疑必定不快，更是破口大骂：“你一根臊毛出裤裆呵？……” 他手中木棒猛击门槛，发出震天的巨响——“响佬”这个绰号，咆哮体的含义，想必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来人在请教之前，得如实报上自己的八字和属地，包括本村各位神灵的名号，比如城隍是谁、土地是谁、灵官是谁，这相当于县、乡、村三级神界的干部列席，以便傻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找准问题，现场办公。一般来说，他不测字，不算命，也不掐阴阳，只是对有些往事比较计较和生气。翻白眼的时候，或斜视路边一只小鸡的时候，他能大声吼叫出各种历史真相：你多年前有一兄弟死在外边未曾收尸，你狠不狠心？咚咚。你那一张收据就在右厢房门后的砖缝里，自己瞎了眼，怎么去怪你老婆？咚咚。你上个月偷了老乐家的一只鸭，在坡上烧熟了下酒，不怕烂手烂脚，不怕烂肠子烂肚？咚咚咚。你无聊不无聊，丧德不丧德，一泡屎屙在人家祖坟上，如今胯裆里长疔疮算什么？你吃药也是白吃，打针也是白打，不痛上两个月不行的！那天一个穿白衣的人坐船来，就是搭救你的贵人，你瞎了眼呵…… 他吼得很多来人大惊失色，不知那些重要隐情，包括一些不堪之事，连老婆也不知情的，连父母也蒙在鼓里的，甚至自己都忘记了或不知道的，如何竟被一个外乡傻子了如指掌并且喊得天下周知。 好多人不敢惹他，当然是一些有秘密的人，见他来了就躲得远远，根本不敢前去撞枪口。有人甚至想坏他的名声，曾报上一头牛的生辰八字，却问这位牛栏里的“舅舅”为何最近总是同儿媳吵架。 “妖怪！”傻子啐了一口。 “你……你说呵，说呵，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妖怪！”他操起棍子就打。 他追打得来人抱头鼠窜，直到那家伙再也不敢骗他。 这一次，是建华一个妹妹在外打工，几个月杳无音信，家里人怎么打电话也无人接，两度派人去找也找不到，连警察接到报案以后也一筹莫展，只是含糊其辞，说等一等再说，等一等再说。建华是最不相信神鬼的，身为学校教师，讲得了数理化，玩得了电脑，一直把傻子当笑料。但这一次病笃乱投医，他被父母骂急了，被左邻右舍劝得多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蹲在咆哮哥面前。 傻子坐在门槛上听说事由，翻了个白眼，吐出一口痰，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一个圈，然后睡了过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面面相觑，不得其解。 过一阵，傻子醒过来了，见书生还在眼前，便用木棍在地上敲了三下，气呼呼地瞪大双眼。 这个意思更难明白了。 “对不起，小弟愚昧，不解神意。”书生推推眼镜，往对方衣袋里再塞了两个咸鸭蛋，“还请大仙进一步指点迷津。” “你去戴眼镜呵，你去喝牛奶吃蛋糕呵！”傻子不耐烦地放口咆哮，“人家睡在桐梓岭下，饿了几十年，冻了几十年，不找你，找哪个？” 这下算是听出点意思了。桐梓岭？他是说桐梓岭，是说出了这个明白无误的地名。但桐梓岭下只有一片包谷地，有些杂树林和小水沟，能藏有什么故事？书生立刻带上锄头去那里翻刨，看能不能找出什么坟石、什么灶砖，什么老树根，什么蛇洞或狐穴。一无所获之后，又找村里老辈人细细打听当年。一位牙齿掉光了的叔爷想了想，才闪烁其辞说出一件事。大概是这样，那是抗日战争后期吧，一个日本伤兵摇着白毛巾，扶杖跛行入了村，连连鞠躬地讨饭吃。建华的爷爷给了他茶饭，还接受了对方答谢的一支钢笔，但乘其不备，痛下杀手，一锄砸开了对方的后脑门，然后把尸体丢入砖窑，点燃柴火，封住窑口，烧出了皮肉焦臭的一股怪味。 这一往事的知情者极少。当时为了防止日伪报复，几个当事人发了毒誓的，几十年来果真守口如瓶，秘密都烂在肚子里。因此，眼下叔爷的回忆也是有三没四，东拉西扯，似是而非，疑点不少，一时说是这个下的手，一时说是那个下的手，一时说是被逼下手，一时说是意外失手……但无论如何，一个外乡人既然落了难，鞠了躬，面子踩在脚下了，遭此横祸还是令人唏嘘。 好，退一步，即使他罪大当诛，杀了也就杀了，但没让他叶落归根迁葬故土，阿弥陀佛，似乎仍有点让人不忍的。照老人们的看法，一个人哪怕尸骨无存，但一个衣角，一撮头发，还是得归还家乡和父母的吧？家里人想报个梦，总得有个去处吧？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六神无主的书生遵老人们指点，找到当年的窑址，洒上一筐石灰，大概有消毒的意思；淋上一碗鸡血，大概有镇邪的意思；再供上米饭、猪肉、鲜果，大概有拉拉关系和亲切慰问的意思。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他从网上找来一些日本字，制作出一堆日本冥币，在窑址前烧出了一缕青烟。 说也奇怪，几天之后，他妹妹果然回家来了，挂着大耳环，穿着超短裙，支着一个狼牙棒式的爆炸头，与以前的模样大不一样，显示出这一段时光确实不同寻常。但说起这五个月的失踪，她一言不发，顶多是眼圈一红，掉几滴眼泪，或者突然咯咯咯地大笑，让身旁的人惊惶不已。不过有一条，据她举手发誓，她根本没去日本，不认识什么日本人，也不像几个同辈姑娘猜测的那样，对什么日本卡通片有兴趣。总之，她与桐梓岭那一个死鬼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她说的也许都是真话。 但村民们觉得，摆平了桐梓岭那一孤魂野鬼，消除一大隐患，可能还是很有必要。想想看，再想想看，建华后来遭遇车祸怎么没伤皮肉？他家的橘子这一年怎么结得那么多？他何德何能怎么一举当上了学校的副校长？……这些奇事都让人们浮想联翩。后来，祭亡灵烧纸钱时，有更多的人会多烧一把——朝桐梓岭的方向。 不知什么时候，人们突然注意到，傻子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了。他留下的一个旅游帽，帽檐很长的那种，久久地挂在村口小树上，已经蒙上了一朵白色的鸟粪。 2012年4月 枪手 枪手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6年《收获》杂志，获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2017年度短篇小说金奖。 油印工序大体是这样：先用尖头铁笔在钢质垫板上刻写蜡纸，然后把蜡纸挂上墨网，用滚筒蘸上油墨碾印，于是油墨透过诸多刻痕，一张张传单或小报便大功告成。这种活很奇妙，干得多了，少年们免不了别出心裁再干出一些花活，比如用多机实现多色套印，或在蜡纸上下足工夫，时琢时磨，时剔时刮，居然能捣腾出木刻、工笔线描一类图像，甚至印制出深浅不同的水墨层次，与铅印的正规报刊相比，效果难分高下。可以想象，要是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再闹上几年，一代铁笔艺术家茁壮成长，就靠那些侏罗纪风格的老装备，蜡刻印象主义或蜡刻浪漫主义也许要流派纷呈的。 多年后，徐冰说起当年，出示自己的一些油印插图，我一见就会心。想必这位大腕当年也是脸上常有油污，指头磨出硬茧，上街只看墙头张贴的小报，看小报又全然不在乎内容，目光直勾勾的，只是留心标题、版式、配图的艺术高招和创作心机。惺惺惜惺惺。他肯定注意到街头最精美的那几家小报，隔空神交了许多同道好汉，恨不能千里相会聚首把臂一吐衷肠。 我也在这个江湖里混过。 其时年满十四。 本人最大的从业污点是伪造印章。说实话，既然铁笔下能有艺术流派，刻出印章效果就只是小菜一碟。全国学生免费大串联历时约半年，终于被叫停，但同学们心痒痒的还想出去逛，于是盯上了铁路系统的内部车票。在他们怂恿之下，我借助一把放大镜，在蜡纸上精雕细刻，再用抹布蘸上油墨轻轻涂抹，很快就制作出铁路局的什么函件，其大红印章看来看去，几可乱真。有同学一见就乐坏了：“你索性再刻一个中央军委的公章，我们坐上轰炸机出去耍耍呵。” 以这种假印章骗车票居然多次成功。就这样，这一年夏天，好友们一伙去了广州，另一伙去了北京，再不济的也去畅游岳阳或衡阳，校园里变得异常安静，只有绿树深处蝉声不息。他们去的那些地方我早已去过了，便留校守家。我所在的长沙市七中与烈士公园为邻，校园北部的山坡外就是浏阳河。如果同学们都在，我们常去河里骚扰民船，以满船的西瓜或菜瓜为目标，讨不成就偷，偷不成就抢，图的是一个快活。后来还有更神通的战法，那就是一齐对船老板大喊“陈老板——”或“樊老板——”。“陈”谐音“沉（船）”，“樊”谐音“翻（船）”，都是美丽江面上最狗血的咒语。有些船民一脑子迷信，一听到这种叫喊就叫苦不迭，就急得跳脚，实在招架不住，只好往船下丢几个瓜，算是堵上小祖宗们的臭嘴。 可惜我眼下孤身一人，构不成声势，没有预言“沉船”或“翻船”的威慑力，只好怏怏地提一条游泳裤提早回家。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九六七年这一天的回家之路实在落寞得很，无聊得很，一路走得郎里咯郎。我走过飘飘忽忽的体育馆，摇摇晃晃的公交牌和米粉店，在白铁作坊前还没把弧线剪材看出个门道，忽听身后一声暴响。 事后依稀分辨出来了：枪声！ 事后我还回忆起来了，街面顿时大乱，人们像一群无头苍蝇惊慌四散夺路而逃。如果我拍拍脑子，掐一把皮肉，还能回忆起一个老太婆摔跤了，另一个汉子盯住我的左腿大惊失色，于是我看见自己裸露的大腿上，有一个扣子般大小的血洞，开始往外冒血。这是什么意思？这红红的液体不就是血吗？我的天，刚才那一枪是打中了我？世界上这么多人影，我招谁了惹谁了，竟然如此背运，早不回晚不回偏偏要在这一刻回什么家，千辛万苦把自己往那个黑洞洞的枪口上凑？ 我没感觉到痛，而且发现自己还能行走，便用游泳裤紧紧捂住了伤口，跟随人们闪避到路旁。我撞开了一张门，有用没用先求上一句：我受伤了，请帮帮我！说完才看清面前是一老一少两个惊呆了的女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一位女同学的家。她比我高一届。她肯定没想到，我们日后还有机会在同一个知青点共事多年。她肯定更没想到，她再后来移民美国，经商成功，与伙伴们天各一方，只是一份音信渺茫的模糊。 她是否还记得，她外婆找来草纸烧灰要给伤口止血时，两只手颤个不停，好几次都划不燃火柴？是否还记得包扎伤口时，她俩全身都软沓沓的使不上气力？……好容易，门外消停了，枪声和狂喊乱叫没有了。一个男声由远而近：“刚才那个伢子呢？那个受伤的……”大概是受邻居们指引，一个人敲开了房门。他瘦个头，还有点驼背，手里提一把驳壳枪，冲着我们裂开生硬的笑纹：“不好意思，刚才我们是在抓公检法那些王八蛋，妈妈的，一时枪走火，枪走火。” 他说的“公检法”，是司法系统某个群众组织，大概是他们的对头。那时正是“文攻武卫”高烧期，每个城市都闹成山头林立，你争我斗，一旦红了眼便兵戈相向。连中学生手里也少不了苏式骑五三、汉阳造七九、转盘帕帕夏……说实话，多是些民兵训练用的破铜烂铁，子弹也不好找。谁要是扛上一支五六式半自动，那才有几分正规军模样，有脸挎出去招摇过市。大家对此其实意见不小：北京那边说“武装左派”看来也是半心半意呵，要不然好枪都去哪里了？不是被一脸又一脸假笑的解放军早早藏起来了？ 接下来的事较为简单。小驼背抱上我出门，送上一辆货卡，是他和同伙刚从大街上截来的，然后一路驶向湘雅医学院附属二院。看着呼啦啦的梧桐枝叶在天空中刷过，我已开始感觉到伤口裂痛，而且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弹孔，在大腿侧后，是子弹的入口。进入医院后，痛感更加猛烈的狂暴。不知什么时候，白大褂晃来晃去，一位女护士问我一些问题，爱吃什么菜，爱唱什么歌，爱玩什么游戏，是不是放过风筝或做过航模，诸如此类，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她这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瞥见手术台上那一大盆一大盆的血纱布，防止我大叫一声吓晕过去。据她说，手术时间稍长，是因伤口离枪口太近，火药残毒重，必须切开皮肉全面清创——这话说白了吧，“清创”就是用药纱条在一道肉沟里拉锯式的拉来扯去，就是用钳子夹上药棉团这里那里猛戳一通。 我哥来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找到了我——这里已人满为患，加床都差点加到厕所里去了。我哥对小驼背怒不可遏地喊：“你什么人？干什么的你？你会用枪吗？你也配拿枪？你的枪口再提高一点点，他就没命了你知道吗？你今天实际上就是个未遂的杀人犯，杀人犯！谁在乎你那点水果罐头？医药费算个屁呵。他要是留下个什么，你这个家伙必须一辈子负责到底我告诉你……” 小驼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把手枪哗啦一声推上膛，狠狠地塞给对方：“那怎么办？大哥，你打我一枪。” 我哥愣住了。 “你要是还觉得亏，那就打我两枪。不过话讲在前面，我没打死他，你也不能打死我。” 大学生最终没敢接下盒子炮。 “你打呀，打呀。没关系，老子这条命反正不值钱，就是一条野狗。大哥你要是不会打，来，小弟我教你打……” 现在轮到我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了。其实，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家伙长得未老先衰，虾米背和猴公嘴不怎么周正，倒也不像个小土匪。无所事事的时候，见邻床一个老头上厕所困难，他就扶来扶去好几趟，还帮忙打饭。见病房里太燥热，他后来带上一个兄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工厂里常见的大型排风扇，拉上临时的电线，呼呼呼送风，赢得众多大拇指。大概是同医生们混熟了，还不时有白大褂来找他，求他去救个急，帮个忙。他们都叫他“小夏”或“夏同志”或“夏如海同志”。据说他总是在脖子上挂两串手榴弹，把其中一个拧开盖拉上弦，冲到手术室那一类地方，大吼一声，两眼圆瞪，喝令小杂种们统统闭嘴，统统一边去。那些“小杂种”其实也是荷枪实弹凶巴巴的，大多比他雄壮比他伟岸，无非是看见战友伤情重，正急得抓狂，用枪口指着白大褂们，强求手术插队，强求最好大夫出来主刀什么的。在这种场合，穿鞋的怕光脚的，光脚的怕玩命的。突然冒出一个比谁都不要命的王八蛋，其他人不敢同归于尽，就只得让他三分。 好几次混乱就是这样平息了。我后来怀疑，院方让我足足住院二十多天，迟迟不放我走，其实是想把他这个维稳积极因素多留下几天。想想也好笑，要放在平时，就凭他的虾米背，满嘴“鳖”呀“卵”的流子腔，大夫们哪能拿正眼瞧他？科班出身的正人君子们，餐前都要肥皂洗手的，周末都要上公园赏花的，笔下总是拉丁字母龙飞凤舞的，别说没工夫对他和颜悦色，恐怕还要严加提防。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鸡毛飞上天了。既然只有他愿意平乱，能够平乱，那就成了革命医务人员的主心骨，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即便一条颈根总是没洗清爽似的，能算事么。 肯定是接受了太多热情信任，听取过白大褂的诉苦和建议，小驼背同志心情大好，索性再叫来几个兄弟，统一挂上“青年近卫军”的红袖章，在大门口吆三喝四地设岗值勤。他指挥就医者们排队，顺便督察一下环境卫生工作，教训一下叫卖的小贩，忙得浑身汗臭。如果让他再忙下去，人民英雄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他可能就得问寒问暖成天说上普通话了。 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却一直坍塌式消沉。文艺界男女们常来慰问战斗英雄，又唱又跳，又献花又鼓掌。其实英雄在哪里？在这个被临时征用为专收武斗伤员的医院，一个弹片削去鼻子的菜农户，一个腹中四枪的小学生，一个炸飞了双腿的还俗和尚，一个脑袋被铁棍开了瓢的搬运工，还有太平间蒙尸白布下露出的一缕黑发或一双赤脚……看得我心惊肉跳。这就是“路线斗争”呵？明明是开屠坊、摆肉摊么。手术室里日夜灯火通明，白大褂们匆匆来去，那么多人被呼啸的钢铁剪裁成模糊血肉，号叫的号叫，失禁的失禁，完全是一片战祸景象——这就是“继续革命”的丰硕成果？邻床的一个眼镜鬼，参加过省会长沙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聚义兴兵，前去“解放湘潭”什么的。但大家一窝蜂真到了前线，一个叫易家湾的地方，没人指挥，连饭也没人管，各人自己找地方趴着和躺着。几个首长模样的人挂上望远镜，带上随员和步话机，乘坐军用吉普窜来窜去，雄才大略胸有成竹的范儿，让大家眼巴巴引颈期待，但等到天黑也没见下文……只好一窝蜂又纷纷散了。“贼养的，就算是耍猴戏也不能饿肚子吧，去地里挖红薯算什么事？” 我才这看到了报纸和庆典以外的世界。 一年多后，全国的无政府状态终于大体结束。我离开学校和城市，成了湖南省汨罗县某茶场的一名下乡知青。新生活倒是太安静了，只有日复一日的腰酸背痛，两头不见天的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无穷无尽的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让我们体力严重透支，被岁月抽空了和熬干了，只剩一个个影子在地上晃荡。就像我多年后在一本小说里说过的，“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对于我们这些产盐大户来说，“文革”已恍若隔世，同汉武帝、武则天、北洋军阀那些故事差不多。如果说它还略有遗迹，还略有余温，那也不过是断断续续的小麻烦偶尔来扰，让人一点也爽不起来。有干部从城里来，调查是否有知青还私藏什么军品，谢天谢地，与我没关系。又有干部从城里来，调查是否有知青离校前顺走了公家的篮球、哑铃、球衣、手风琴，谢天谢地，还是与我没关系。更多的调查和清算与全国大串联有关。比如在各地红卫兵接待站借过钱的，借过棉衣的，眼下都得秋后算账。我的室友黄某，早就丢失了学生证，但眼下无论他如何强辩，那个别人冒用了的学生证，牵涉到三笔共十五元巨款，最终得由他全数补缴，一点折扣也不给。好在他也揩过国家的油，算是没输光，不至于冤屈得撞墙和喷血。据他说，他的骗乘术很简单，想到什么地方去耍，就先学几句那里的方言，然后求告火车站长一类，伪装成途中惨遇小偷的苦命游子，求一个回家的机会。对方听他的外地方言，有时信以为真，心一软，就放过了。只是有一次他撞上克星。对方居然心细如发，硬是找来了一个上海乘客，核查他的上海话，哪怕他紧急改口称自己是上海郊区的，是郊区的外来户，也没法骗过人家那一对高精度的上海原装耳朵。 人们没把他一把揪去派出所，已是他后来的大幸。 这一天，又一位警察从长途大巴下来走进了茶场。接下来，场长阴沉着一张脸，不找张三也不找李四，径直走向我，吓得我胸口乱跳，暗想出来混终归是要还的，肯定是伪造印章那些事败露了。 “你认识海司令？”警察问。 “谁？” “夏如海，就是开枪打过你的人。” 我松了口气，这才想起是有过这么回事，是有过这样一个人，只是去年已经太遥远，好几个朝代都过去了吧。 接下来的询问大概有这些： 他同你有什么仇？或者同你家人有什么仇？是什么原因，他要在大街上对你横加伤害？ 他打伤你以后没有逃逸吗？没有推诿吗？你后来是怎样找到他的？ 你的伤情怎样？骨骼、神经、脏器有过什么问题？对现在的劳动和生活有什么影响？你做过全面体检吗？ 作为受害者，你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求助政府？没有追究这种人身伤害的犯罪？他是否对你或者对你家人有过恐吓和威胁？ 在你与他接触的过程中，你是否发现过他还做过别的坏事？比方是否还有过其他开枪致伤、致命的情节？是否有过持枪抢劫、勒索、报复、耍流氓的行为？你仔细想想，他是否穿戴过来历不明的手表、皮鞋、金戒指？ …… 感谢警察叔叔，一旦重返岗位，重整天下山河，就对我如此关心。不过事情是这样……这么说吧，这么说吧，当时世道很乱，坏人不少，但大多不像是他说的那种坏法。即便是在收枪禁令之前，弟兄们舞枪弄棒，但除了一个图书馆被盗，学校附近的银行、邮局、粮店、商店、饭店、肉店、冷饮店等倒是一直安然无恙，连捡个钱包也是要争相上交的，谁窝藏谁找死呵。是不是？也许小蟊贼都死绝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怕警察，更怕业余警察，无非是怕那些革命群众管起闲事来不讲规矩，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枪口一下子顶到你脑门上。枪手们还到火车站义务搬运过援越物资呢。 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要隐瞒什么，只是觉得对方有点想当然，调查方向有点偏。看来，他在小本上记录下一堆困惑，在这里只看到一条不甚给力的伤疤，没发现轮椅或拐杖，更没发现导尿瓶，大概觉得这一次长途奔波有些不值。在他一再启发之下，我搜肠刮肚，努力配合，总算梳理出小驼背的一些劣迹，比如用手榴弹炸过鱼，用扑克牌赢过散装烟，还居然要让我享受美好人生，哄着我抽下了此生第一支烟，结果半支下来我就天旋地转，差一点栽倒在厕所……但我没法说下去，因为我发现胖警察脚下已有真真切切三四个烟头，手指头上还有焦黄的熏痕。 “大叔，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抽烟不好……” “没关系，没关系。” “你平时……不打扑克吧？” “打又怎么啦？中央文件规定了不准打扑克吗？正常娱乐生活还是要的吧，年轻人要活泼一点，快乐一点，率性一点嘛，也没什么不对呵。” “那是，那是。” 警察当天就返程了。知青们发现我这一次轻松过堂，既没缴钱也没被扣粮，多少有些嫉妒。 我没料到的是，这事还远未结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四年后，我被调去全县围湖造堤会战指挥部刻印工地小报，有一天去食堂吃饭，见一个陌生女子守在食堂大棚的门口，一见小伙子模样的，就上前欠身盘问，是不是知青，有没有人姓韩。她眼睛大大的，鼻尖冻得透红，一件红花棉袄裹住了丰丰满满的少女青春，但辫梢和袖口都积有泥点，大概在哪里摔倒过。 她最后筛出了我，冲着我两眼睁大，上上下下好一阵打量，捂住嘴突然哭了。“天呵，天呵你就是……” 出入大棚的民工们吓了一跳，一个个探头探脑的，交头接耳，看看她又看看我，大概在猜想这里的故事，猜想我在故事里的勾当。 我做什么了？ 我没被她认错吧？ （如果是电影，此处应该有音乐，大提琴声轰然迸发弦惊天外的那种。）事后才知道，她就是夏如海的妹妹，一个多月来她找我实在找得太苦了，太苦了。她大海捞针般地要找到一个毕业于“长沙市第七中学”的“韩”姓学生，是因为法院军管会判决书上只留下了这一点信息。她先找到学校，找到毕业生下乡的去向（有南北共三个县），又找遍了这个县的七个公社（若干韩姓学生如此分布），但知青情况变化很大，招工的、升学的、病退的、流浪出走的、转点投亲靠友的……有时一动就跨县和跨省，造成线索七零八落，忽断忽续，常常是似有却无。现在，老天爷呀老天爷呀总算开眼了，她死死揪住我这最后一线光明，再也不能松手，再也不能遗失。她发现这个“韩”果然活得好端端的，就像她哥说的一样，不可能“残废”——这是判决书的关键词之一，所列罪状的重要一条。 她苦命的哥就是因这一纸判决，入狱服刑二十年。这事显然与他的“劳教”前科有关，与他后来公然报复“公检法”人员有关。仇恨激发仇恨。碰到这种竟敢反攻倒算的人渣，警方岂能不重拳打击？不难想象，如果当时有法律体系，有律师、公开庭审、辩护制度什么的，案情的夸张现象也许能得到较多避免，但事情可惜不是那样。一个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以至数年后“律师”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新词。在我所在的那个县，谁都不愿当“律师”，谁也不愿同嫌犯们共裤连裆。据说无奈之下，第一个“律师”还是县长强令指派的，不过那大学生的出庭辩护竟然通篇是骂，完全是针对被告的大批判，比检控一方还骂得振振有词，让很多人哭笑不得……这是后话。 当然，若往细里说，夏如海一案还与他的家庭有关。据他妹后来说，她与他其实既不同父，也不同母，是因父母再婚才有了兄妹关系的。不知为什么，后母与夏家哥哥总是隔，总是犯冲，总是闹成斗鸡眼，只有小妹觉得新添一个哥哥的日子倒也不错。她喜欢夏家哥哥爬树和翻墙的身手，喜欢他的弹弓枪和蟋蟀罐，更享受出门在外时一个男孩的保护。她哥对后母直呼其名“周秀娟”“周秀娟”，甚至让她觉得有趣。上学以后，妈只给她的白面糖包子，她总是偷偷给哥留一半。妈只给她送来的雨伞，她也总是撑到哥的教室前，等哥放学后一同遮雨回家。有一天大风大雨，哥一整天没回来。她撑开雨伞出门寻找，找呵找，最后才在垃圾站找到了一个熟悉人影，跪在蚊蝇乱飞的垃圾堆里，胸中紧抱一团什么。她一看就明白，肯定是妈又同哥吵了，肯定是妈把哥轰出门以后，气得摔东打西，把所有戳眼的东西都扔了出去——其中有一只旧枕头。这是另一个母亲的枕头，是她儿子最后一件偷偷摸摸的收藏。他可以不要弹弓枪和蟋蟀罐，不要课本和书包，但他就是舍不下这只枕头，枕头上一点点熟悉的气息。 她看见哥手上有一些血口子。他在恶臭熏天的垃圾坑里扒开烂菜叶，扒开西瓜皮，扒开血淋淋的鱼鳃片，扒开破罐子和碎玻璃，扒开了五光十色的尿片药渣煤灰废纸死老鼠，最后抱紧一只脏兮兮的枕头泪流满面。 她也哭了。 “哥……回家吧。” “滚！” “哥……” “滚不滚？老子不是你哥！” “你背过我了，你背过我的……”这意思是她要证明哥哥的身份。 “扣子婆，你今天想死是吧？” 夏家哥哥大概想用狂骂掩盖自己丢人现眼的哭泣，但骂着骂着，一张脸更加扭曲，更加稀里哗啦了。就是在这个夜晚，他抹干妹妹的泪水，有点弥补的意思，然后咬咬牙，说他爸是个酒鬼，早就不要他了。后母更是把他当眼中刺。其实他早就要远走高飞，闯荡江湖，去武当山或南华山，但他怕自己一旦离开，哪一天他亲妈回来了，就找不到他了。他没有办法，只能赖在这里等。 他狠狠地说，妈还会来看他的，来接他的。事实上，他不久前就听到过她的咳嗽声，等他跳下床，冲出门去，深夜的小巷里已寂静无人。但他伸出鼻子嗅一嗅，路灯下分明有一丝熟悉的气息，正是旧枕头上的那种。 扣子婆听不大懂，也不愿听懂，只是哭。 现在我已知道她的大名叫夏小梅。她后来在来信中说，这些年她深深自责的是，她的同情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加重了母亲对她哥的愤怒，甚至恐惧和狂乱。“这个吃枪弹的，挨千刀的，果然是人小鬼大，花招诡计还不少呢，敢在我家扣子婆身上动心思了。你一只癞蛤蟆也不自己照一照尿桶？……”想象丰富的后母决不相信自己保护不了女儿，最终使出撒手锏。这时，街道上正巧发生了脚踏车连环盗窃案，被查出来是几个小屁孩所为。后母居然逼着酒鬼丈夫随行，一同去了派出所，给所长送了两瓶酒，不知如何交涉了一番，终于举报成功，把夏如海做进了这个案子——而且是主犯之一。“劳教”三年的胜利成果一举搞定。派出所还把一面“大义灭亲”的大红锦旗送来了夏家。 那个派出所长，就是小驼背后来在大街上提着驳壳枪要抓捕的“公检法”一员。夏小梅为申诉取证，当然也找过他。那所长似乎也另有苦水，比如曾被“青年近卫军”那些家伙拘禁，在批斗会上一头扎下台子，摔出了一个严重腰脊损伤，后来走到哪里都要带上一个垫腰的大枕头。他承认，当初的“运动式”办案么，可能有点匆忙，但他面对的是嫌犯父母，是人家气壮如牛的大义灭亲嫉恶如仇赤胆忠心，他能怎么样？如果说他们是作了伪证，世上哪见过这种虎毒偏要食子的天方夜谭？他怎么知道对方提供的赃物、赃款、证词后面，还有什么家庭恩怨的狗屁隐情？……更可笑的是那个老酒鬼，当初把儿子往死里整的是他，一转身鸣冤叫屈找政府要儿子的也是他，他把人民公安当猴耍呵？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其实这不过是依托夏小梅的述说，一种情境化还原的大体想象。很抱歉，我不能保证这种想象有多靠谱，不能保证上述细节和引言都是还原如实。由于所知有限，我也不能保证这些就是情境的全部，比如这里未能涉及小驼背的其他案情，也没留下他父亲和后母的视角——这就像古往今来太多大义凛然的叙事，一些有控无辩的隐形法庭，没给机会让其他当事人开口。 但无论如何，我从未“残废”——这毕竟是事实。证明这一点至少是我该做的。 奇怪的是，自最后一封来信告知申诉得到受理的喜讯之后，夏小梅却突然失联。我给她提供过书面证词，承诺自己可随时出庭作证，而且一直关心她申诉的进展。她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消失无踪。一年后的某日，我路过长沙一家国营棉纺厂，被厂牌扎了一下眼，突然想到哎哎哎这不正是夏小梅的通信地址吗？架不住往事涌上心头，我决意进去试试。车间不让外人进入。经传达室一位老头通报，一个工帽和工装上都沾有棉絮的女工，戴着大口罩迟迟才出来见我。她说夏小梅数月前已经辞职，去了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我只得怏怏地离开。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千辛万苦找到我以后却不辞而别，如同从未出现过，连一句半句的解释都不给？……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本身就是结局了。生活中充满太多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的碎片，不像小说那样完整。 在这里，我很不愿意说起另一个故事，不愿意尝试一次次心中闪过的猜测和链接。当然，说也无妨，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这样，一九七八年前后，我的一些朋友陆续获得平反，走出了大墙，不免有时会说起一些墙那边的见闻。忘了是谁说过的一次袭警风波，让我一直没法忘记，忍不住一次次进入情境还原：一件三一三号囚衣。一个身穿三一三号囚衣的小瘦子。一个身穿三一三号囚衣的小瘦子缓缓捡起地上一块小瓷片。有人说这家伙一直不服判，不知被狱警罚晒多少次，在烈日下晒晕过多少次，结下了梁子。又有人说某狱警调戏和辱骂过他妹，一位前来探视的姑娘，让他两眼充血怒不可遏，口口声声要杀人。这些说法都闪闪烁烁难辨虚实。但不管怎么说，狱警们嗅出了危险，对他一度大镣重铐，严加管控，看这只死老鼠还能翻天。果然，死老鼠服软了，好一段活得蔫头蔫脑无声无息，直到那一天去审讯室。他惺惺忪忪地走到半途突然不动了，只是低头看脚，原来小腿不知何时破皮流血，染红了脚镣和破胶鞋。值班狱警骂不动他，也没找到什么帮手，大概觉得血淋淋的画面也刺眼，便去给他开锁解镣，准备带他先去医务室。没料到，就在那一刻，在当事人后来无法清晰回忆的那一刻，一尊沉睡的石头醒了，醒过来了，于眼缝间偷偷泄出一线凶光，突然哗啦啦集聚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毛发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高举重铐，朝下方那一个后脑勺哗啦啦——恰好砸中那个脑袋。 事情很明显，血迹不过是他的一个圈套，一个诱饵，是他精密计划的关键环节。一块小瓷片造成的流血，足以让他实现最佳角度和最佳距离的打击。 “发癞子——你也有今天呵——”他大声爆出对手的绰号。 “发癞子你这坨臭狗屎——” “你只配给老子舔胯！你舔呵，舔呵，舔呵！今天你舔过瘾了吧哈哈哈哈——” …… 他是一个得胜回朝的大王，扯歪了一张脸，把狂喜和骄傲宣告四面八方，等待臣民们欢呼的排浪。但四周的监房只是死一般冷寂，好半天还是这样，连一片枯叶飘落的声音仿佛也能听到。 可惜，当天有陌生面孔在审讯室等待他。两位奉命前来的法院干部，正准备对他的案情重新审理。人们后来说，如果法院的人早来那么一天，如果当班警员不是他那个对头，如果他戴的也不是那种重铐，如果他忍过初一再忍忍十五，下手不那么狠，或下手适可而止，没在后脑勺上砸出白浆子……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篇了。眼下，白浆子已经出来了，不可能在镜头回放时收缩回去，再多的“如果”都变得毫无意义。 他最终被加刑重判，死刑。 食堂照例是下半夜提早做饭，黑暗中传来滴滴答答的切菜声。为了尽可能避免扰邻生乱，武装警察总是谨慎行事，确保在天亮前悄悄提人，还得安排死囚“上路”前的一顿稍微吃得好点。这样，下半夜的监狱食堂总是让人不安，一有动静就让很多囚犯竖起双耳。一群鼹鼠捕捉风声时就是这样子。 我前面说过，我不太愿意想象这一个情境，不愿意说到这一个早晨。尽管两个故事之间有几分暗合，我说的夏如海却不应该也不至于是这个倒霉的三一三。恰恰相反，几十年过去，他可能眼下还活得好好的，比如在某个工厂退了休，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老花镜，背着手的小驼背在街上闲逛，看老街坊下棋或打牌，跟在那些广场舞大妈们后面，耸肩撅臀地比画两下子。他身边应该有一条狗，有一个总是泡上浓茶的保温壶，还有夕阳里江面上一片灿烂的光波，南方深广无际的秋天。 很可能的是，他仍住在那条小巷，那个电线杆旁边的红墙小屋。大概是把一个地址住久了，习惯了，就不想离开了。儿子去年给他一沓票子，说什么年月了，把房子翻修一下吧，他也支支吾吾一直没动手。 夏小梅，事情是这样吗？夏小梅，如果你看到我这一篇文章，请理解我没有采用你和你家人的实名，但相信你不难从中读出熟悉的往事，不难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肯定没有忘记那一切。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障碍，你可以通过杂志编辑部联系我，告诉我你失联后的故事，告诉我你哥眼下或许就是我说的这样。 你是否还会继续保持沉默？ 2016年3月 六 妖精们 六 妖精们 吴天保降职为副场长，变得有点消沉，不再操一根竹竿在地上吆喝，也很少去开会，不是借故自己头痛，就说脚痛或腰痛。若有人私下里问起来，他气呼呼地说：“开什么开？老子上次去开，一块肉皮都没吃到。厨房师傅本事大，做出了哪吒闹海。” 他是指干部会的伙食越来越差，美其名曰四个菜，其中三碗是汤，尽是一些水，没什么意思。 “怕是住在湖边上，肖书记他挑水挑上了瘾呵。”这是谴责公社领导拿清汤寡水来糊弄与会者。 他更愿意带上几个人去抓鱼、捕鸟、挖洞打蛇，甚至烧野蜂窝，看能不能在那里掏一点野蜂糖（本地方言中的蜂蜜）。有一天夜里，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两杆民兵用的老式七九，带我们去打野猪。但我们在一个山谷里守了大半夜，连一根野猪毛也没看见，回到工区时已快天亮。大概觉得这一晚无功而返，什么也没做，有点说不过去，他就在山坡上教我们一点“牛皮鳞”的拳法——据说是向一个牛贩子学来的。我们即学即用，互相比试，结果“牛皮鳞”夹杂蛤蟆拳和王八拳，一直打得好几个鼻青脸肿。大家面向鲜润的东方红日一阵叫喊，觉得这个晚上还算过得充实。 采茶的季节到来了。这是女人的季节，附近各村的妇女们，即吴天保嘴里的“妖精们”，挎着篮子来采茶，算是季节性临时工以弥补茶场的人手不足。一枝两叶是一级茶，四分钱一斤；一枝三叶是二级茶，三分钱一斤……鲜叶价格分出档次，多采多得，过秤付钱。但妇女们结成团伙以后就难免有些疯野，三个蛤蟆闹一塘，妇女解放运动张牙舞爪。“毛主席说妇女是半边天。你算哪根毛，比毛主席还大？”这是她们经常抗议男人的话。她们突然一阵哄笑，不知有何原因。又一阵哄笑，仍不知是何意思。再横蛮的男人面对满山满坡的女人，在这种来历不明的大笑前也有点不知所措。 看准了这一点，她们就笑得更开心、更夸张、更猖狂，然后乘人不备，把已经过秤的茶叶再称一次（赚两份钱），往茶叶里偷偷塞两个石头（虚增重量），不管有关两叶、三叶、四叶的技术规定，把一根根茶枝呼啦啦捋成光杆（茶叶质量可想而知，茶树存活也凶吉难料）……她们投入一场捣乱大比赛，包括毫不在乎吴天保这个家伙，不久前还在挂牌挨斗的货。 “猴子！” “老猴子！” “不给老姐送点茶水来？” “我住在你三姨妈的对门，你也不给我一张饭票？” 她们总是这样叫叫嚷嚷。一个叫梅艳的少妇，大概仗着自己丈夫是现役军官，胆气特别壮，多次成为闹事带头人。她带头偷吃黄瓜和菜瓜，带头在茶园里烧火烤米粑，还扣过茶场的一个秤砣，说你们再不提价，老娘就把秤砣丢到河里去。吴天保来找秤砣时，她还无耻放刁：“铁秤砣没有，肉秤砣倒有两个，就怕你不敢要！”一句话臊得对方成了个猴屁股，在女人们的哄笑中狼狈而逃。 这一天，不知用了什么高招，猴子竟然整得她放声大哭，披头散发，两眼通红，死了爹娘一般，要不是两个女人拉住，立马就要朝水泥电线杆一头撞过去，留下一摊浓浓的血迹和身边哭号的娃仔——谁都觉得事情的下一步就是这样。我来到现场时，发现她涕泪横飞，隔了两三个规劝者，指定猴子的一张脸。“老贼，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凭什么造谣？” 猴子眨眨眼，“你没被强奸呵？那就好，那就好。” “你装什么蒜？就是你说的！今天当面锣，对面鼓，你不把证据摆出来，老娘非割你的舌头不可！” “是我说的吗？” “就是你！” “我什么时候说了？” “就是你，就是你，三妹子都告诉我了……” “我什么地方说的？” “就在供销社门口。我至少有两个人作证……” 猴子叹了口气，“好吧，就算我说了，那也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他伸出两个指头朝前点了点，“艳妹子，我不这样说，如何把你搞臭？我不把你搞臭，你会还秤砣？” “你去死吧你——”梅艳绝望地一闭眼，一头撞上前，把对方冲了个趔趄。刹那间茶园泥沙飞溅，竹篮、泥块、木凳在尖叫声中都成了武器，在空中飞来飞去。尽管有很多人大加劝阻，猴子下坡时，脖子上还是有两道鲜红的抓痕，衣襟被扯破一块，头上的痰液被他一抹再抹。 但他很得意。“这叫什么？这叫恶狗服粗棍，蛇精怕雷打。茶场的秤砣是好扣的？不来点邪的，她就不晓得厉害。” 梅艳气病了，一连几天没来茶场。吴天保发现这一结果后更为得意，成天在女人国里串来串去，脸上刮得发青，一个铜哨挂在胸前，鸭公嗓漏风跑气地到处叫唤，还经常透出一股辣辣的酒气。他管得太宽，不但检查采茶的质量，还要这个戴好草帽，要那个擦净鼻涕，命令另一个扣好腰身一侧的裤扣，不得露出内裤坏了社会风气。为了加强权威性，他不时假造圣旨，宣布各种最新的中央精神：“四十六号文件怎么说的？生产时不准打架！”“根据中央军委的最新规定，妇女不能随便插嘴，踩死了花生苗的要缴罚款，一根苗一块钱！”……如此条款似真似假，镇得女人们不敢吱声。 当然，混迹于一个乳房密集区、肥臀密集区、花头巾密集区、发油气味的密集区，陌生的体味似有似无，撩来撩去，一个酒鬼难免更晕。这一天的情况正是这样：他出门时踩塌了一脚，差点摔了一跤。朝一口大水缸笑了笑，后来才发现那不是一个人。把挑水的曹麻子喊成王会计，也搞得对方十分疑惑。接下来，深一脚浅一脚，走到茶场的烘房前，见一个叫胖婶的妇人弯腰忙碌什么，在晒垫前撅起一个肥大屁股，十分触目和碍事。一定是酒力乱性，他见屁股不见人，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把扁担一丢，上前一把搂住大圆臀，顶上自己的下半身，隔着裤子又撞又蹭，乐呵呵地大笑：“好热乎呵，好软和呵，好心痛的家伙呵……”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空气死一般的寂静。 事后连他自己也有些吃惊，即便对方是老熟人，无皮无血的一块老抹布，但光天化日之下，玩笑还是太过分了吧？ 胖婶吓了一跳，回过头来，炸红一张脸：“你这个猪——肏的猪肏的猪肏的猪肏的猪肏的——” 一道声音的弧线由高到低，直抵气绝之处。 一口气灌下了多少个“猪肏的”，谁也数不清。在场者只记得那声音剧尖，是吸髓的、抽筋的、揭头皮式的，揭得大家都觉得脑袋凉飕飕。这以后，大家还能听到猴子的声音，至少能听到零碎的呼叫，但已不见他的人影，只见胖婶全身发动，扩张成一辆肉坦克，在墙根那里轰隆隆地又冲又撞，好像与墙壁过不去。 “我看你臭，我看你骚！” 肉坦克全方位遮盖的缝隙里，“住手”飘了一下，“救命”闪了一下，“玩笑”蹦了一下，基本上不成句子。 “你还嘴硬！”胖婶觉得不解气，又一屁股骑上去，恨恨地解怀露胸，掏出大奶头，挤得奶汁喷射。可惜打斗之际不易定位，她只是把胯下人胡乱射了一通。“臭猴子，你吃了老娘的奶，就是老娘的崽。看你以后还敢没大没小！”她哈哈大笑，“你说，是不是我的崽？是不是我的崽？你老实说……” 围观人笑得前栽后仰的，捂的捂嘴，跺的跺地。 “翻天……”坦克下还有零碎的声音挤出，“老子”飘了一下，“哎呀”闪了一下，“裤子”的声音更瘪也更弱。 妇人们立即七嘴八舌： “他要脱裤子？吓白菜呵？好呵，让他脱！” “今天他不脱还不行！” “正好阉了他！” “把他那四两臭肉割了！” …… 一些小媳妇和小姑娘看不下去了，红着脸跑开。几个老娘们看得过瘾，倒是叫叫嚷嚷地加入恶搞，不但三下五除二剐了副场长的裤子，而且找的找柴刀，找的找绳子，要为民除害，替人民政府执法斩草除根。特别是那个梅艳，终于找到报仇雪恨的机会，抓来一团牛粪，不光是朝仇人的胯下砸，还一个劲往他嘴里塞。 她们不至于真阉，但下手还是够狠，把一个尖屁股的猴子绑在一张椅子上。一条麻绳缠紧胯下的那四两肉，绳子的另一头从木凳下通过，系住身后不远处一块立砖，相当于装了一拉线开关。闲人们好容易才看明白，她们是要看看猴子的厉害，拿他的命根子做一次惩罚性的试验——什么时候那根肉棍举起来了，把绳子拉动了，拉紧了，把后面那块砖扳倒，她们就来还裤子。这是她们宣布的规则。 “臭猪婆——”猴子发出杀猪一般的号叫，脑袋左一撞，右一甩，无奈自己被绑成个粽子样，头部大回旋也不解决问题。 大概是有人同情副场长，或是同情普天下男人，不一会儿，把天保的老娘请来了。老娘平时不来茶场的，这一天刚好也是赚几个小钱，没想到来得太不是时候。远远一见儿子这模样，哇的一声大哭。她一头白发，一双小脚，一个牙齿零落的口腔，眼角处积有暗黄色的眼泥，黑斑密布的一张豹子皮松松地披挂在颈根和手臂，吓得妇人们吐吐舌头，哄的一下作鸟兽散。 “我怎么还不死呵？”老人越走近儿子越走不动，最后颓然坐倒在地，抽打自己的脸，“我吴家一根独苗，我养了四十年的儿呵，遭这些狗婆欺侮呵。这些丧天良的，欺我一个老寡妇。老天在上，老天有眼，你们的鸡要发瘟，你们的菜要烂根，你们的房子要起火，你们以后只能叉开胯裆生蛇蛋呵。你们拿刀来呀，拿斧子来呀，杀了我这个老不死的，就是你们行善积德呵。我还有什么活头？我不是赖着不走……” “娘……”老儿子鼓出一个鼻涕泡也哭起来，“我又犯错误了……” 一 远方 一 远方 那一天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然后在双杠上闲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可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两条都合得上，不必下乡当知青，被不少同学羡慕。 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杠，投射纸飞机，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时回不去，便在大楼里闲逛。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全国大乱结束了，中学生几乎都被赶下乡去。到处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痕。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不久前的那一次，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觉得自己没骂赢，打架也没占上风，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幸亏当时周围没人，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 我推开二〇二房，我们不久前的红卫兵司令部，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没有我熟悉的钢板、蜡纸、油印机、糨糊桶，只剩下几张蒙尘的桌椅，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忍不住，我又习惯性地走进二〇八、二〇九、三一一……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但这些地方更冷清，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结束一切。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 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 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于是回家写诗，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 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出校门时，雨还在下，仍在忧伤不已的我遇到了郭又军，比我高五届的红卫兵头。像我一样，他有一位工伤卧床的父亲，也有条件和理由不下乡，但他还是去了，这一次是回城来接收和指导另一批同学。他忙得满头大汗，受人之托代购了诸多新毛巾、新面盆、新球鞋，装了满满的两个大网袋，清一色的光鲜亮眼，给我一种出门旅游的气氛。一对新羽毛球拍也挂在他肩头。 “我跟你一起走。”我兴冲冲地报名旅游。 “你在那里有女朋友？” “没有呵。” “家里没出事吧？” “没有。” “那你发什么神经？” “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太没意思。” “该升学就升学，别乱来。下乡不是下棋，户口一转就不能悔棋的。”他瞪大眼，“再说办事还得讲究个组织纪律。” 郭又军似乎不明白，此时的学校过于凄冷和陌生，让人没法待。还能上什么课呢？long live chairman mao，英语课只会教这一类政治口号，笑死人了。代数课呢，不是算粮食就是算肥料，今天是牛粪一元方程，明天是猪粪二元方程，已经算得教室里粪味弥漫。学生们都惊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 “我已经向军代表报名了。”我兴奋地告诉军哥。 像后来有些人说的，我就这样自投罗网青春失足，揣上介绍信和户口材料，跟随军哥一同乘火车，再转汽车，再转马车，在路上昏昏沉沉颠了两天多，在哗哗急退的风景里心潮起伏。我们一路上同县招待所里的厨师吵过架，同另一伙知青下过馆子和看过电影，直到那个傍晚才抵达白马湖——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 我把一口木箱和一个被包砸在这里，未见欢迎仪式（几天前已经开过了），未见朋友们前来激情地跳跃和拥抱（他们早来十几天，已累得无精打采），更没见到旅游营地的手风琴和篝火，倒是被一钵冷饭堵得胸口冰凉。也许是淘米时太马虎，饭里夹了一些沙粒。更重要的是没有菜，只有盖在饭上的几颗咸黄豆，让我目瞪口呆，东张西望，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面。睡觉的土房里油灯如豆，地面高低不平，新泥墙还潮乎乎地透水。木栏窗只蒙了一块塑料布，被风鼓成了风帆状，叭啦叭啦的随风拍打。外面呼呼下大雪，瓦缝里就零星飘入小雪，以至帐顶上挡雪的一块油布不堪其重，半夜里被积雪压垮了，吓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来大叫，把同室人都叫起来紧急救灾。 还不到第二天挑湖泥，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了，就明白农村户口是怎么回事了。我其实不是没有奋斗的准备，甚至在日记里写下过豪言壮语，写过“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一类。但挑湖泥算什么？呱唧呱唧的臭泥水算怎么回事？牺牲，也得身姿矫健一点吧，也得顶天立地或排山倒海一点吧？一屁股坐在泥浆里算什么？疑似半身不遂，我以为自己站直了，走稳了，但到头来发现一只脚早已出了套鞋踩在污泥里，踩出了脚趾间泥浆的冒溅，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算什么？ 身子一晃，像被谁重重地推了一把，我四脚朝天倒下去，引来几个本地农民的哈哈大笑。 “有牛肉吃啰！” “有牛肉吃啰！” …… 我听不懂这些话。正像他们刚才冲着我说“三个脑袋”，叫喊“补锅的快来”，都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差一点哭了起来。我是最后一个完成定额的，天黑时分还孤零零踉跄于工地，在冷冷的小雨中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幸好，路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影，变成了眼镜片和头发上全是泥点的军哥。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只注意到他从我肩上接过担子时，一线鼻涕晃悠悠落在我手上。 我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声谢谢。 多少年后，我差不多忘了白马湖。多少年后，我却从手机里突然接到军哥上吊自杀的消息，顿觉全身发软。当时我正乘坐长途大巴，脑子里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军哥，军哥，是叫郭又军么？就是那一个喜欢下棋，喜欢篮球、唱歌时走音跑调的郭长子？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你还同我下过棋，还嘿嘿嘿地说过笑话，还不由分说地给我加酒和灌酒，扭得我的胳膊很痛……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捅我胸口一刀，用一个电话把我的全身抽空？不，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我要掐自己，要揪自己，要抽自己的耳光，要用烟头烧自己的手，千万不能让自己忘记你，就像不让自己在极度疲乏中入睡。对不起，如果我对你后来的事知之甚少，差不多相忘于江湖，但我至少应该记住多年前的那一线鼻涕，滑腻腻的，清亮亮的，曾飘落在我的手背—— 泪水夺眶而出。 我失声痛哭起来，全然不顾司机和乘客们的惊疑，直到后排座上有人拍拍我的肩，递来两张纸巾。 二 赌徒 二 赌徒 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一百一。”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 “你称的时候，肯定喝足了水。” “还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开始起哄。赌！赌！一定要赌！……这使我奇怪，体重这事有什么好争的？争赢了如何？没争赢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我才恍然大悟：阴谋原来在这里。 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们争议了好久。争到最无聊时，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蓄意欺骗党和人民，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够狠毒吧？总之，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我从秤钩上跳下来，听到他们一阵欢呼，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然后给帮凶们一一分发。 这是不是下流无耻，我不想控诉。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公用鳖，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赌十张饭票，一张票三个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卧撑。” “比投篮？标准距离，一人十个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开荒时刨出来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觉得阴气袭人，污浊发霉，有一种咸鱼味，但我嘴上还得硬。“十张饭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脑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赌二十张！” “我今天没兴趣……” “二十五！” 其他人觉得有戏可看了，围上前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评点或挑唆，使大甲更为得意地把赌注一再加码。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最后涨停在五十——如此惊心动魄的豪赌已让我呼吸粗重。 五十是什么意思？五十就是五十钵白花花米饭，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时的晕眩，你大快朵颐时的陶醉，还有抚摸肚皮时的脑子一片空白。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里，你活得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活脱脱就是当今皇上，不必再对食堂里的曹麻子谄笑，让他的铁勺给你多抖落几颗黄豆；也不必捶打邻居的房门，对屋内的猪油味贼心不死抓肝挠肺；更不必为了争抢一个生萝卜，与这个或那个斗出一身汗。 生死抉择，成王败寇，翻身农奴得解放，不就在此一拼吗？我抹了一把脸，大声说：“有什么了不起？饭票拿来！” 他们被镇住了，好一阵沉默。 我清点饭票，确认赌资无误，然后旋旋腰，压压腿，捏一捏喉咙，咧一咧牙口，把自己当做出场前的运动员。我闭上眼，想一想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想一想舍身堵枪眼的英雄，过一遍电影里诸多动人形象，在精神上也做好准备。最后，我用衣角细细拭去一块片骨上的霉污泥迹，两眼紧闭，大喊了一声： “毛主席万岁——” 一次深呼吸之后，我咔哧咔哧地大嚼猛咬，没觉出就义是什么味，也不敢去想就义是什么味，直到胃里突然一阵恶涌，眼看就要涌上口腔，像高压水枪一样把嘴里的骨渣喷射出去，这才拔腿狂奔，蹿到附近的小溪旁一头扑下去，在那里拼命呕吐和洗漱——逃窜前当然没忘记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饭票。 从这一刻起，皇上的幸福令人陶醉，攥紧在手中的一沓饭票简直是镇国玉玺。晚上，队长买猪娃回来了。队长姓梁，绰号“秀佬”和“秀鸭婆”，不知有什么来历。他听说此事，觉得问题严重而且形势危急，立即把全队人召集在地坪，没顾得点上一盏油灯，就在黑糊糊的一圈人影里开骂：“连先人都不放过呵？什么人呢，就不怕遭雷打？也不怕吃得嘴巴里生疔？就不怕烂肠子烂肚？就不怕你婆娘以后生个娃仔没屁眼？” 黑暗中的责骂声在继续：“陶小布，你看你，长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岁了，还像只三脚猫，不上正版！”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口气滑出七八个数，铆足了劲给我拔苗助长，怎么不一口气把我拔成一个老前辈？ “你锄死了花生苗，我还没说你。你一锄头下去，就少了半斤花生，明白不？你是个枯脔心，打牛——是你那样打的？你爹妈是那样打牛的？你爹妈是那样教你打牛的？你吃饭，它吃草。你睡床，它睡地。你跟它有仇呵？” 这话不但离题，还有点费解——他似乎不知道城里没有牛。 其他农民兴高采烈，会后一再点头哈腰笑脸逢迎，争相找我借饭票，又忍不住好奇地打听：那骨头到底是什么味？是不是有点酸？是不是有点咸或者涩？年纪稍长的几个，问过以后还心重，还嘟囔，看我的目光不无异样。我喝过水的杯子，他们决不再沾。我用过的脸盆，他们决不再碰。到了深夜，同房的一个老头从噩梦中惊醒，大喊大叫，满头大汗，找到梁队长强烈要求换房，说他情愿睡牛栏，也不同啃尸鬼同住一窝。只有食堂里的曹麻子好像很欣赏我：“小子，你胆大。以后吃烂肉算你的。” 他没解释“烂肉”是什么。 作为一种惩罚，我和大甲都被梁队长勒令去山里买竹。这是一种重活，得挑担子行走七十多里山路，不死也要脱层皮的。由于没拿到竹木砍伐指标，虽是给集体办事，但也算违规违法，只能贼一样昼伏夜行以求躲过沿途检查站那些关卡。我们这次去又遇上大雨，还没赶到产竹地，便在路边一位木匠家避雨，吃光了随身所带的几斤米，不知道接下来两顿饭的着落在哪里。 木匠是做棺材的。工房里摆了几口刚上过漆的胖大家伙，有木料味和油漆味，黑幽幽的阴气袭人。有时棺材板会无端发出炸裂之声，大概是板材干燥后变形所致，足令我们心惊肉跳。大甲喜欢这种阴森的布景和声效，一定要在这里睡觉，一定要在这里掌灯打牌，而且老是眉飞色舞。“喂，你后面的棺材里怎么伸出了一只手？” 一个绰号“光洋”的说：“大甲，你自己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 “哈，是你的相好吧？来偷看我的牌？” “真的，你回头看看，看看么。真的有一张大白脸，抹了口红，眼角流血，舌头尺把长，牙齿绿幽幽，哎呀呀我怕……” 我用一根食指封嘴，“别闹。好像有动静。” 我们屏住呼吸，确实听到了什么。但竖起耳朵再往深里听，能听到窗外下雨，树梢在摇摆，溪流轰鸣声膨胀，主人在隔壁的咳嗽有一下没一下……但这些都不关棺材什么事。直到一张木门突然咣当震响，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才吓出一片齐声惊叫。 原来是一阵风吹开了门。 灯火飘忽更加微弱，我们虚虚的不再敢回看身后，更不敢探身门外，出门撒尿也相约一起行动，你盯上我，我看住你，撒尿时不再有兴趣比谁射得更远或射得更高。突然，我们都感觉到赤裸的脚心一阵发麻，两腿不由自主地弹向空中——事后才明白电光与雷鸣同时抵达的恐怖意义：我们被击中了？ 重新点亮油灯后，更多的雷击接踵而至，一次次把窗外的夜晚照亮如昼。大水狂泼，地动山摇，整个世界黑白相续暴放暴收忽有忽无，似乎正万劫不复地向某个方向倾斜和滑落。又一道响亮的钢鞭抽下。一个火球滋滋滋地从大门外跳入，吓得我们叫的叫，倒的倒，蹿的蹿，无不灵魂出窍。待回过神来，发现火球没有了，但门边一堆碎瓦散泥，是从屋顶垮落下来的。空气中有刺鼻的焦煳气味。室内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大概是火球经过之处，有些地块久久地发烫。一个扫帚变成了灰烬，只剩下秃秃的一根棍。一个空油漆桶竟成了废铁皮，收缩成瘪瘪的一个铁瓢。 我们刚才若不是蹿得快，躲过了雷公爷这一“火轮车”（木匠的说法），眼下也会成为几团黑糊糊的烤肉吧？ 我们整顿表情，心有余悸，陷入了激烈的互相指责。我一口咬定是他们刚才胡言乱语，对棺材不敬，触怒了阎王爷，才遭受如此严厉的警告。大甲当然更愿意相信是我吃了死人骨头，发了死人财，几十张不仁不义的饭票被雷公爷紧紧盯上了，害得大家差一点受连累，一把扑克也玩不好……最后，他们一齐起哄，把我当成扫帚星、祸根子、危险万分的轰炸目标，决不容许我同他们挤睡在一起。我只好夹了一捆稻草，在愤怒的指责声中去厨房那边另打地铺。 三 公用鳖 三 公用鳖 与大甲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落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画，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扇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地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淌，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七九八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倒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电视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四 亚利玛 四 亚利玛 我们一起喝酒。对面的这个喝酒人牙齿稀疏，扶一根拐杖，不时咳出大段的静默，需要我从一大堆皱纹中细辨往日的容颜，然后犹犹豫豫地“呵”上一声，再次确认自己没有认错：对了，他应该是吴天保。 应该是老场长。 这位陌生的熟人完全忘了当年对大甲的厌恶，似乎自己早就慧眼识珠了。你想呵，那个小犊子哪是个种田的料？去打禾，撒得稻谷满田都是。去栽菜，踩得秧子七歪八倒——身上的每根骨头都长歪了么，没对上榫头么。你再想想，人家借了他的钱，他不记得。他借了人家的钱，也是不记得的。更重要的是歹毒，你晓得的，好多人都看见的，有一次，他用一个木桶，提来一颗人头，一脸的大胡子，说是无名野尸的头，然后借来一口锅，热气腾腾地煮出一锅肉汤，要制作什么骷髅标本。娘哎娘，那是人干的事吗？又剔肉，又刮骨，又拔须，掏了鼻孔还挑耳毛，忙得满头大汗，如同曹麻子杀猪办年饭，戳心不戳心？害人不害人？…… 吴天保时隔二十年后差一点再呕一口。 但他的意思不是谴责，恰恰相反，语气里更像是透出赞叹，似乎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举，要成大事不就得这样疯疯癫癫吗？不就得这样狼心狗肺吗？ 他临别时交代，等秋收以后，他要攒一筐鸡蛋，托我去带给大甲。 “好的，好的……”我含糊其辞。 “你把志佗也带去，他喜欢画菩萨。”他是指自己的孙子。 “好的……” 其实吴天保应该记得，当年大甲和小安子剔刮出的那个骷髅，那几个四处探照的黑窟窿，几乎气得他把桌子拍垮，在脚下跺出一个坑。那也叫艺术？艺你娘的尸呵。他当时就是这样开骂的。怎么不天天睡到坟地上去艺术？怎么不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艺术？怎么不把你们爹妈的肠子肚子挂在墙上去艺什么鬼术？……把一个茶场搞得乌烟瘴气，屎臭尿臊，牛鬼蛇神闹场来了，是国民党派来的别动队吧？ 他当即在职工大会上宣布：扣掉姚大甲一个月饭票，剐他十几斤肉，看他还抽什么风！ 大甲气呼呼地同他交涉，怎么也谈不通。吴场长读书少，只是在扫盲班识了几个字，别说素描和人体结构，据说以前接到县里来的电话，还不知该如何对付话筒。“我听不清。我这就去穿草鞋，就到你那里来。”——他居然不知道，县城远在一百多里之外，那个听起来很近的声音，并不在隔壁房间也不在对门山上，一双草鞋根本帮不上忙。他甚至连火车也不明白。好容易在县城看到火车了，回来后大表惊讶：“那家伙一身黑皮，还冒烟，跑得比贼还快，大得吓死人，一天要吃多少草料呵。”不难理解，这样一块从泥土里刨出来的老菜帮子，如何能与姚大师达成艺术共识？ 大甲在工地上赌输了饭票，又被场长罚扣，雪上加霜，几近饥寒交迫，虽有哥们姐们一点接济，还是咽不下一口恶气。场长去食堂打饭时，他突然插上前，把对方手里的一钵饭菜抢了就跑。 “嘿——你土匪呵？你你你鬼爪子往哪里抓？”吴天保总算明白了自己的两手空空，气得额上直暴青筋。 大甲已跳到远处，“你要饿死我，那你也别想吃。” “崽呵崽，崽呵崽，老子要一拳砸得你脑壳从屁眼里出来！” “老鳖，你来呵。上次我们还没玩够吧？告诉你，你要是打死我，我爹妈还有两个儿子，没关系。我要是打死你，你婆娘就是寡妇，你那三个儿子就要随母下堂，不能再姓你的吴！” “老子要把你捆到公安局去！” “反正我没饭吃，吃牢饭去更好。” 吴天保肯定没见过这种煮不烂嚼不碎吞不下的活爷。不知是大甲的威胁起了作用，还是他的抢饭防不胜防——他不但抢场长的饭，后来还抢过客人的饭，茶场请来的木匠、篾匠、泥瓦匠频遭袭击，待客的鱼肉一次次被他无耻地分享——场长后来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会计发还大甲的饭票，罚扣一事不了了之。 县文化馆来函借调大甲，场长气得把来函拍了一把。“他不是有个鬼脑壳么？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他往哪里跑？他跑到蒋介石的胯裆里，老子也要把他剜出来蘸点酱油下酒！”骂虽这么骂，他还是在借调函上速批“同意报销”，一刻也不耽误。 “同意报销”就是“同意”的意思，算是他的万能圣旨。不知是谁教会他这四个字，使他从那以后把一切问题都处理成财务。在他乱糟糟的办公桌上，入党申请上是“同意报销”，举报材料上是“同意报销”，防虫防病紧急通知上是“同意报销”，各种上级红头文件上还是“同意报销”和“同意报销”。梁队长说过，他不久前递上结婚报告，对方打了个哈欠，抽燃一支对方递上的喜烟，捉笔如捉泥鳅，搓捏笔杆好一阵，在空中哆嗦好一阵，描过来又画过去，最后才往纸上落下欣欣然的四字箴言，其中的“销”照例错成了“肖”。 秀鸭婆不肯走。 “还有事？” “场长……” “怎么啦？” “我买猪娃你是这几个字，我买鱼苗你也是这几个字，我买几个尿桶箍你还是这几个字。今天是我搞对象……” “晓得你今天是要搞男女关系。” “场长，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是不是要写得客气一点？” 场长看了对方一眼，再看看批示，一拍桌子，“怎么不客气？就你啰嗦，不都一样么？你说说，不这样批又如何批？” 新郎总觉得自己的喜事与猪娃鱼苗还是有所区别。“我娶亲又不是进一头猪，这报销不报销的……” “报销就是好事，报销就是领导支持，报销就是生产发展，工作顺利，形势大好。你懂不懂？你还要我批一句毛主席万岁么？想偏你的脑壳。你去告诉国矮子，是我批的！” 他是指公社管理民政事务的一位干部，似乎他拍了桌子，就有了文件防伪的保证，就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国矮子没理由不开具结婚证。 他后来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说起这事都笑。为了回击笑声，他抽一张椅子，端端地坐在门前，面对人来人往的地坪，大张旗鼓地看报纸，看文件，翻出哗哗声响，用一支笔在这里画两条杠，在那里画个圈，张扬自己的领导素质和文明水准。看到兴奋处，他大声说：“写得好！”“写得真是好！”“县上的同志就是水平高，十个国矮子捆在一起也比不上。”诸如此类。他指头蘸上口水翻纸页，翻出了好多爆炸性的知识，比如苏联人吃黑面包，脏死了，可怜！美国有无人飞机，恐怕是人都死绝了，要断后了。天安门广场大得可以让全县人民去晒谷，工程伟大得真是了不起呵了不起。共产主义呢，日子好得没法过，成天不用做事，吃出了一身肥膘就去轧床，舒服得只能死……这些都是他后来常说的。 当然，也有说乱的时候。“革命就是要苦干加23干”，这话怎么也让人听不懂。其实，“23”是“巧”，一到他的眼里就掰两半，还是阿拉伯数字。“海内存知己，天涯五比零”，这后半句得让琢磨片刻，才可明白不过是唐诗里的“天涯若比邻”，被他一不小心改成了球赛报分。有一天晚上开大会，他在台上说得激动了，屁股下装了弹簧一般，身子一次次往上跳跃。“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爬山！” 不知哪个知青提醒：“不是爬山，是登攀。” “登攀？什么意思？” “登攀……就是往上爬。” “还不是，”场长横了大家一眼，“还不是爬山？我哪里说错了？你们说说，我哪里说错了？” 提醒者还真是理亏。 场长再次听到了笑声。也许是在意这一点，他走出会场时怒气冲冲，差点摔了一跤，后来发现是一只木桶绊脚，忍不住把木桶猛踢一脚，“真不是个桶肏出来的！” 有趣的是，他说这一类下流话却从不出错，总是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不断创新，花样百出，让大家的耳朵忙不过来。 ——夹卵（算了）！ ——搞卵呵（搞什么）？ ——不要算卵毛细（不要太小气）。 ——你咬我的卵（你痴心妄想）。 ——你搓卵去了（你干什么去了）？ ——我看你就是个尿胀卵（我看你就是个冒牌货）。 ——你屙尿还没干胯（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 ——你们把屁眼夹紧点（你们把精神提起来）。 ——那妈b自行车还真跑得快（自行车真是好东西）。 ——大卵子一甩，天下太平呵（形势会越来越好呵）。 …… 女知青极为反感这种语言强暴，一听就皱眉，就脸红，如果见身边有人哄笑，更有当众受辱之感，很可能低声啐一句“臭痞子”。我毫不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青春理想就是由此破灭的，人生信仰就是从这里开始动摇的，后来一个个不择手段惊惶不已地逃离乡村，与这种听觉伤害一定大有关系。也许，这些花骨朵同我差不多，以为革命充满了诗歌、礼花、小帆船以及飞奔的骏马。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是身穿红军制服的亨利·方达或克拉克·盖博，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白马王子，至少也得有点雄姿英发的范儿，有点刚正不阿的劲头，断不可像吴天保这样小眼珠、小尖嘴、小矮个，更不能像他这样污言秽语，一张嘴随地大小便。这种烂人放到任何一部电影里，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匪军甲或流氓乙。一代新人类能在他这里接受什么“再教育”？ 我当然也讨厌吴天保这个活阎王。我痛恨他下达任务时心狠手辣，简直把我们当牲口使，对下雨和下雪视而不见，天塌了也不忘吹出工哨。我还恨得牙痒痒地想到他上工时不见人，说不定是躲在哪里睡觉，到我们刚要休息时却及时出现在工地，吓得队长不敢下令歇工。他早不来，晚不来，打蛇打在七寸，操一根两米长的竹竿作为随身量具，更相当于行凶暗器，在工地上这里量一量，那里丈一丈。两米竿在手上翻一跟头，配上他故意疾行的步伐，实际上一竿翻出两米多甚至三米的距离——这样量出来的土方，谁担得完？这样丈出来的荒草，谁锄得完？ “不怕阎王要你命，就怕猴子一根棍。”连本地农友都这样说。 “猴子”是他的绰号。 但我还是好奇他的裤裆语，觉得那些话虽不文雅，但很好笑，特敞亮，是典型的就近取喻，有通俗、形象、强烈、便于传播的好处，一炸开就爆破力十足。对不起，我也大体上赞同他对厕所的反感，特别是拒绝当时臭烘烘的各种茅坑。哪怕是离茅坑近，他也愿意舍近求远，去地上的树丛后解裤头，搂屁股，差一点就要加上猫仔刨土和狗仔跷脚的动作：美丽的大自然呵—— 这样做的好处，照他的说法，一是不闻厕所里的剧臭，二是省了运送粪肥的手脚，三是可以看看风景，说不定还能顺手扯一把草药……这些求真务实的理由真让我无话可说，甚至令我跃跃欲试。 我的暗自惶恐是，自己是否也是个当匪军甲或流氓乙的料？我的沉沦是不是就从污言秽语开始？当然，我万万没想到，其实没过多少年，他那一大堆“卵”呵“鳖”的在特定情形下倒是奇货可居，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成了文明的前卫款和高深款——这事不大容易让人看懂了。大甲后来在美国开了一个画展，一大堆潦草变形的男女裸体画，使参观者如同走进一个冻肉库，在一挂挂粉色肉体前穿行。画题分别是《夹卵》《搓卵》《咬卵》《木卵》《尿胀卵》《算卵毛细》《叶（瘪萎义）卵》等，分明就是吴天保当初那一嘴下流，是粗痞话集大成的图解。配画的文字说明，无非是解释这些话各自的引伸义和常用法。画展总题则为《亚利玛：人民的修辞》，其前半句既是基督圣母名谓的倒装，也是白马湖人骂娘的谐音。 大甲就不觉得这一恶搞是在毒害小朋友？ 有意思的是，他在那里开过好几个画展，每次都惨到了门可罗雀的程度。玩抽象玩具象都不灵，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那些经典大师全帮不上忙，但唯独这一次重口味石破天惊，最狗血的灵感赚了个盆满钵满。市长和主编的宴会请帖送来了。记者的采访让他烦不胜烦。一些洋同行拉他去喝酒，白肤或黑肤的，长发或光头的，在酒吧里同他大谈“解构”或“当下”或“反抗”，听他答非所问胡言乱语也依然开心，依然攀肩搭臂众志成城，闹得他有点受宠若惊。 “不就是个冻肉库吗？”我翻看画册和照片，不明白这种画展的伟大在何处，不知观众们为何热血。 他乐得在床上翻了一个跟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出了连翻白眼的可怜样，“亚利玛，你真是土得……” “我土？骂人就不土？” “太对了。”他再次拍大腿，“就是要骂人，就是要用屎团子把资产阶级统统砸晕。你知道那些擂的死（太太）煎特焖（先生）吗？你知道他们扭着小屁股吃香喝辣，然后ni——（我提示他，nice？）对，nice，就是这个nice！你知道他们nice（优雅、有教养的）得多么痛苦吗？成天都端着，张嘴就谢谢，不是皮笑肉不笑，就是肉笑皮不笑，没日没夜地教养来教养去，水深火热呵，暗无天日呵。” “你的意思是……” “猪脑子，还没明白？那些阉货too nice都不会骂娘了，肾上腺素都断档缺货了，所以我们革命人民就得教他们骂娘，代他们骂娘，骂出他们的心花怒放……” 我怀疑他胡扯，对那些观众并不理解，至少是不充分理解。事情肯定比他说的要复杂得多。但他一甩长发，径直去我家厨房找吃的，没耐心与我讨论。“我反正是成功了。”他在冷猪蹄上咬出了洋洋自得，“不瞒你说，我眼下放个屁，在艺术界那也是香的。不得了哇，没办法，门板都挡不住。” 第二天早上，他迟迟没起床。我去拉窗帘时，发现他睡得平静，眼角流出一滴泪，正缓缓地下滑耳根，想必是坠入梦中什么伤心处。我暗自一怔。这家伙还有泪？我差一点笑出声来，忽然想起他昨天曾凝视过墙上一幅画，是他以前送给我的，土红色调的夕阳图。他面对那些可能早已陌生的色块和线条，那种老掉牙的架上绘画，好一阵发呆。 眼下他梦中的一颗泪，与那样的发呆没关系吧？ 我很想摇醒他问一问。 五 更高的东西 五 更高的东西 吴天保丢了官帽，就地劳动改造并接受审查，事因是破坏计划生育。他已有三个儿子，其中老大叫“公粮”，老二叫“余粮”，老三叫“粮库”，全都是与吃饭有关的好东西，但他居然还想生一胎“粮票”或“杂粮”，对抗节制生育的官方新政策。他不但不让老婆去卫生院上环，还一张嘴巴不干净，说共产党管天管地，还管到裤裆里来了，肖书记的鬼爪子也伸得太长了吧？ 这就把自己的官帽给骂掉了。 他在会上挂了牌子，戴了高帽，站过台子，一些陈年老账也被翻出来重新清算。他给一位阵亡的解放军将领挖过坟，算是以前的非凡事迹，但现在的说法是：那是什么挖坟？保不准就是盗墓。将军是埋下了，但衣袋里四块光洋不见了，是不是这家伙做了手脚？他曾给一个大财主帮厨，见一锅肉迟迟未煮烂，客人们又到齐入座，便跳上灶台朝锅里偷偷射出一泡尿，算是以人尿代硝土，用土办法催熟。以前的说辞是，他那是深入虎穴刺探敌情，一泡尿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大灭了剥削阶级的志气，而且让一位反动军官吃坏了肚子。但他一旦在批斗台上低下头，一位姓杨的民兵营长就愤怒揭发：姓吴的当时为什么不下毒药？为什么不冲过去投下手榴弹？为什么还怕反动派把一锅炖肉吃得不够烂和不够鲜？他的阶级立场到底在哪一边不是昭然若揭吗？事后，那个狗军官还赏给他一块白绸子，夸奖他把肉炖得香，不就是他暗通敌人的铁证？ 吴天保辩解：“什么绸子呵，一不暖身，二不吸汗，顶多只能拿去做祭幛，做孝带，屁用都没有。” 杨营长拍打桌子质问：“为什么不给张三，不给李四，偏偏只给你？你同那家伙是不是共裤连裆的汉流？” “汉流”据说就是洪门会党，曾是革命英雄，后来不知何时又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些来历和批判都不大容易听懂，与节制生育似乎也没多大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看到场长大人挂着鼻涕两腿发抖，很多人还是兴奋不已。 他和我们一起挑土，同样嘴歪鼻斜，灰头土脸，大喘粗气，让我好好地幸灾乐祸了一把。我故意往他的箢箕里多多压土，看他两条脚杆摇摇晃晃憋出了吃奶的气力。 他明白这是报复，但只能谄媚地笑笑，递来烟丝和纸片，请我享受一种叫“喇叭筒”的自制烟卷。 我不抽烟。 “一个男人家，不抽烟，不喝酒，只吃几粒谷，不像个麻雀子？”他把卷好的烟塞过来，殷勤地划火柴。 我被一口烟呛得大声咳嗽。 他嘿嘿一笑，“搞卵呵，我家公粮五岁就抽水烟筒。” 他捶打自己的腰和背，捶出哎哟哎哟的呻吟，然后告诉我偷懒的窍门。出工要走在前，知道么？让人一眼就看见。装土呢，却要装得松，让土块架起来，这样担子好看又不咬肩。他还悄悄传授吃的艺术，比如去食堂要晚，等大菜盆里浅下去了，窗口那边的厨师才能舀到下面的汤。知道么？好油水都在汤里呵……听到这些，我觉得这家伙确实可疑，将军的那四块光洋说不定真被他窝藏了。 我为他代写检讨书，趁机用墨如泼让他对自己大加挞伐。他不知道我写些什么，只是大为惊讶，“你写字怎么同拈泡一样？” 这是说我写得快。 当他发现检讨书上很多字难认，还顺便得知数字有多种写法，有大写、小写、阿拉伯数字等，禁不住睁大眼，“了不得，了不得，你的学问真是大。” “这算什么？我以前参加数学竞赛，都是第一个交卷。” “竞赛？赛赢了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奖谷？” “不奖。” “不奖肉？” “不奖。” “那有什么味？” 我给他解释数学，解释少年科学宫和人造卫星……突然发现他半张着嘴，头一歪，呼呼睡过去了。直到复工哨吹响，他揉揉眼睛，不忘记续上前面的话题：“你的学问真是大，放个屁都是文章，将来牢饭是有得吃的。” 我差点吓出一身冷汗，不明白他何出此言——学问与坐牢居然煮成了一锅。这正像后来我用收音机偷听台湾广播，被小人举报了，他找我严肃谈话也是圣意难测莫名其妙。“你这个贼养的，收听敌台是不是错？”这一句还好理解。“你听就听了，还说出来，还承认，是不是错上加错？”这一句只能让我发愣。他该不是恼怒于我如实坦白，害得他不得不来谈话，耽误了他的大好瞌睡吧？ 猴子——我现在也习惯这样叫他了，这一天与我去榨房里打油，一打就是昏天黑地的几天几夜。柴禾用完时，没法炒籽和蒸粉，不得不停工。他缩在草窝里翻来覆去，大概是吃多了刚出榨的新油，有了火烧火燎的活力，不容易入睡。他一次次坐起来抽烟，在暗中亮起一星火光。“知道么？今年收了晚禾以后，就要解放台湾了。”他兴冲冲地说。见我没什么反应，又郑重其事通知我：“下个月有一架北京来的飞机，会从北坡上过，到时候你要喊应你们队的人，不准拿棒棒打飞机，更不准扔石头。听到没有？”——天知道他从哪里得知这些国家机密。 他该不是做了一个自己仍在当场长的梦吧？一个仍在拜将入相操劳国家大事的梦吧？ 他说完北京的飞机，找来一个瓦钵，装了一钵新油出门，好一阵才回来。我怀疑他是去了附近的村子，给哪个老相好送油去了。果然，他回来后眉飞色舞，坐起来又睡下，睡下去又坐起，捅一捅我，“嘿嘿，你睡过妹子没有？” “说什么呢。” “一条骚牯子，还给老子装老实？” “向毛主席保证，只拉过手。” “你憋得住？” “没什么呵。” “不打个手铳？”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才知“手铳”是指自慰，立刻感到脸上发烧，心头咚咚大跳。 “不打手铳，我就早犯错误了。嘿，只有打手铳不犯法，又快活，还不费钱，想睡哪个就睡哪个。白马湖的妖精你都可以睡。” “老不正经的家伙！” “小子，你屙尿没干胯，卵毛没长齐，晓得什么？等你牙齿落了，蚊子都拍不中了，就会明白人生一世，没多大意思的。我告诉你一句大实话：锅里有煮的，胯里有杵的，就这么两条。” “你以前怎么说的？荒山变粮山，解放全人类，向党和人民献礼，誓把革命进行到底……好话都被你说完了。” “那也没错。解放全人类，不就是要让大家都好过？没有煮的，没有杵的，能好到哪里去？好，让你当个县长，但你卵子没有了，有意思吗？” 窗外有远近高低的蛙鸣，有春天的温润，有一种生活重新开始的蓬蓬勃勃。这样一个美丽的春江花月夜，这一个应该遥想远方和未来的时刻，下流话题实在不合时宜。“不，生活中还有别的什么……”我也卷上了烟草，“一定有更高的东西。” “更高的？哪里？” 我说不上来。 “你们这些喜欢刷牙的家伙就是啰嗦，就是心大了碍肺，架起梯子想上天。你上呵。你小子，陶小布，是一个。还有你们那一伙，偷偷摸摸搞什么，以为我不晓得？尽搞些没用的东西，不着肉不粘骨的东西。一朝当皇帝，还想做神仙；坐了神仙位，还想蟠桃会。人家几句戏文，你听听就好，莫当真。我看你一顿饭吃得下两三钵，工分没少赚，早点找个对象把肚子搞大，还算一回事。” 他熄灭了黑暗中的星火，一翻身缩到草窝里，顶过来一条弯曲的背，又补上两句：“我是对你好，才说几句实话。小子，你听我的没错，搞对象就是要骚，就是要蹿。我老婆就是我蹿来的。” 然后不再说话了，放出呼呼的鼾声。 在后来的日子，我经常回想这一个深夜，回想那浓烈的菜油味，那干稻草暖烘烘的气息，那一束月光投照在碾台上如霜如雪。我静听窗外的蛙鸣，静听草窝里的呼呼鼾声，不能不大为惊讶地想到，几十年后我也会是这样子？也会鼾声粗野，磨牙声狰狞，偶尔还在乱糟糟的裤头里放出一两个闷屁？生活正在眼前展开，正嘀嘀哒哒扑面而来。如果我不愿像他那样活，不愿像他那样挣吃挣喝然后生下一窝“公粮”“余粮”“粮库”，那我又能怎样活？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有更高的东西，那更高的在哪里？ 小时候暗暗猜想：多年以后的人，回看我的一生也许像看一部电影。我眼下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在观众眼里不过都是电影情节。因此，与其说我眼下正在走向未来，不如说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正抵达于我，让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出演各种已知的结果。我可以违反剧本吗？当然可以。我可以自选动作和自创台词吗？当然可以。但这种片中人偶然的自行其是，其实也是已知情节的一部分，早被胶片制作者们预测、设计以及掌控——包括我眼下这种胡思乱想。于是，人生就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我们在银幕前关上窗子，熄掉灯光，对准时钟，确保自己的现场感和首映权，但在另一个地方，在后人或上帝那里，同一部电影其实早已播完，甚至早已入库。我们的一切未来都在他们预知之中，仅供他们一边嚼着玉米花一边表示同情的微笑或摇头的叹息。 谁能早一点告诉我结果？ 我能不能从时间里脱身而出，向前跳跃哪怕数年，哪怕数月，哪怕数日，跳到上帝的那个影片库里看一下自己的未来，一种没法更改的未来？ 眼下这一刻，我已站在未来了，已把自己这部电影看了个够，也许正面临片尾音乐和演职员表的呼之欲出。我不知在演职员表里能看到哪些名字，能否看到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剧情已明朗，未来已成过去，我凭什么说这一堆烂胶片就是“更高”的什么？ 六 妖精们 六 妖精们 吴天保降职为副场长，变得有点消沉，不再操一根竹竿在地上吆喝，也很少去开会，不是借故自己头痛，就说脚痛或腰痛。若有人私下里问起来，他气呼呼地说：“开什么开？老子上次去开，一块肉皮都没吃到。厨房师傅本事大，做出了哪吒闹海。” 他是指干部会的伙食越来越差，美其名曰四个菜，其中三碗是汤，尽是一些水，没什么意思。 “怕是住在湖边上，肖书记他挑水挑上了瘾呵。”这是谴责公社领导拿清汤寡水来糊弄与会者。 他更愿意带上几个人去抓鱼、捕鸟、挖洞打蛇，甚至烧野蜂窝，看能不能在那里掏一点野蜂糖（本地方言中的蜂蜜）。有一天夜里，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两杆民兵用的老式七九，带我们去打野猪。但我们在一个山谷里守了大半夜，连一根野猪毛也没看见，回到工区时已快天亮。大概觉得这一晚无功而返，什么也没做，有点说不过去，他就在山坡上教我们一点“牛皮鳞”的拳法——据说是向一个牛贩子学来的。我们即学即用，互相比试，结果“牛皮鳞”夹杂蛤蟆拳和王八拳，一直打得好几个鼻青脸肿。大家面向鲜润的东方红日一阵叫喊，觉得这个晚上还算过得充实。 采茶的季节到来了。这是女人的季节，附近各村的妇女们，即吴天保嘴里的“妖精们”，挎着篮子来采茶，算是季节性临时工以弥补茶场的人手不足。一枝两叶是一级茶，四分钱一斤；一枝三叶是二级茶，三分钱一斤……鲜叶价格分出档次，多采多得，过秤付钱。但妇女们结成团伙以后就难免有些疯野，三个蛤蟆闹一塘，妇女解放运动张牙舞爪。“毛主席说妇女是半边天。你算哪根毛，比毛主席还大？”这是她们经常抗议男人的话。她们突然一阵哄笑，不知有何原因。又一阵哄笑，仍不知是何意思。再横蛮的男人面对满山满坡的女人，在这种来历不明的大笑前也有点不知所措。 看准了这一点，她们就笑得更开心、更夸张、更猖狂，然后乘人不备，把已经过秤的茶叶再称一次（赚两份钱），往茶叶里偷偷塞两个石头（虚增重量），不管有关两叶、三叶、四叶的技术规定，把一根根茶枝呼啦啦捋成光杆（茶叶质量可想而知，茶树存活也凶吉难料）……她们投入一场捣乱大比赛，包括毫不在乎吴天保这个家伙，不久前还在挂牌挨斗的货。 “猴子！” “老猴子！” “不给老姐送点茶水来？” “我住在你三姨妈的对门，你也不给我一张饭票？” 她们总是这样叫叫嚷嚷。一个叫梅艳的少妇，大概仗着自己丈夫是现役军官，胆气特别壮，多次成为闹事带头人。她带头偷吃黄瓜和菜瓜，带头在茶园里烧火烤米粑，还扣过茶场的一个秤砣，说你们再不提价，老娘就把秤砣丢到河里去。吴天保来找秤砣时，她还无耻放刁：“铁秤砣没有，肉秤砣倒有两个，就怕你不敢要！”一句话臊得对方成了个猴屁股，在女人们的哄笑中狼狈而逃。 这一天，不知用了什么高招，猴子竟然整得她放声大哭，披头散发，两眼通红，死了爹娘一般，要不是两个女人拉住，立马就要朝水泥电线杆一头撞过去，留下一摊浓浓的血迹和身边哭号的娃仔——谁都觉得事情的下一步就是这样。我来到现场时，发现她涕泪横飞，隔了两三个规劝者，指定猴子的一张脸。“老贼，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凭什么造谣？” 猴子眨眨眼，“你没被强奸呵？那就好，那就好。” “你装什么蒜？就是你说的！今天当面锣，对面鼓，你不把证据摆出来，老娘非割你的舌头不可！” “是我说的吗？” “就是你！” “我什么时候说了？” “就是你，就是你，三妹子都告诉我了……” “我什么地方说的？” “就在供销社门口。我至少有两个人作证……” 猴子叹了口气，“好吧，就算我说了，那也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他伸出两个指头朝前点了点，“艳妹子，我不这样说，如何把你搞臭？我不把你搞臭，你会还秤砣？” “你去死吧你——”梅艳绝望地一闭眼，一头撞上前，把对方冲了个趔趄。刹那间茶园泥沙飞溅，竹篮、泥块、木凳在尖叫声中都成了武器，在空中飞来飞去。尽管有很多人大加劝阻，猴子下坡时，脖子上还是有两道鲜红的抓痕，衣襟被扯破一块，头上的痰液被他一抹再抹。 但他很得意。“这叫什么？这叫恶狗服粗棍，蛇精怕雷打。茶场的秤砣是好扣的？不来点邪的，她就不晓得厉害。” 梅艳气病了，一连几天没来茶场。吴天保发现这一结果后更为得意，成天在女人国里串来串去，脸上刮得发青，一个铜哨挂在胸前，鸭公嗓漏风跑气地到处叫唤，还经常透出一股辣辣的酒气。他管得太宽，不但检查采茶的质量，还要这个戴好草帽，要那个擦净鼻涕，命令另一个扣好腰身一侧的裤扣，不得露出内裤坏了社会风气。为了加强权威性，他不时假造圣旨，宣布各种最新的中央精神：“四十六号文件怎么说的？生产时不准打架！”“根据中央军委的最新规定，妇女不能随便插嘴，踩死了花生苗的要缴罚款，一根苗一块钱！”……如此条款似真似假，镇得女人们不敢吱声。 当然，混迹于一个乳房密集区、肥臀密集区、花头巾密集区、发油气味的密集区，陌生的体味似有似无，撩来撩去，一个酒鬼难免更晕。这一天的情况正是这样：他出门时踩塌了一脚，差点摔了一跤。朝一口大水缸笑了笑，后来才发现那不是一个人。把挑水的曹麻子喊成王会计，也搞得对方十分疑惑。接下来，深一脚浅一脚，走到茶场的烘房前，见一个叫胖婶的妇人弯腰忙碌什么，在晒垫前撅起一个肥大屁股，十分触目和碍事。一定是酒力乱性，他见屁股不见人，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把扁担一丢，上前一把搂住大圆臀，顶上自己的下半身，隔着裤子又撞又蹭，乐呵呵地大笑：“好热乎呵，好软和呵，好心痛的家伙呵……”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空气死一般的寂静。 事后连他自己也有些吃惊，即便对方是老熟人，无皮无血的一块老抹布，但光天化日之下，玩笑还是太过分了吧？ 胖婶吓了一跳，回过头来，炸红一张脸：“你这个猪——肏的猪肏的猪肏的猪肏的猪肏的——” 一道声音的弧线由高到低，直抵气绝之处。 一口气灌下了多少个“猪肏的”，谁也数不清。在场者只记得那声音剧尖，是吸髓的、抽筋的、揭头皮式的，揭得大家都觉得脑袋凉飕飕。这以后，大家还能听到猴子的声音，至少能听到零碎的呼叫，但已不见他的人影，只见胖婶全身发动，扩张成一辆肉坦克，在墙根那里轰隆隆地又冲又撞，好像与墙壁过不去。 “我看你臭，我看你骚！” 肉坦克全方位遮盖的缝隙里，“住手”飘了一下，“救命”闪了一下，“玩笑”蹦了一下，基本上不成句子。 “你还嘴硬！”胖婶觉得不解气，又一屁股骑上去，恨恨地解怀露胸，掏出大奶头，挤得奶汁喷射。可惜打斗之际不易定位，她只是把胯下人胡乱射了一通。“臭猴子，你吃了老娘的奶，就是老娘的崽。看你以后还敢没大没小！”她哈哈大笑，“你说，是不是我的崽？是不是我的崽？你老实说……” 围观人笑得前栽后仰的，捂的捂嘴，跺的跺地。 “翻天……”坦克下还有零碎的声音挤出，“老子”飘了一下，“哎呀”闪了一下，“裤子”的声音更瘪也更弱。 妇人们立即七嘴八舌： “他要脱裤子？吓白菜呵？好呵，让他脱！” “今天他不脱还不行！” “正好阉了他！” “把他那四两臭肉割了！” …… 一些小媳妇和小姑娘看不下去了，红着脸跑开。几个老娘们看得过瘾，倒是叫叫嚷嚷地加入恶搞，不但三下五除二剐了副场长的裤子，而且找的找柴刀，找的找绳子，要为民除害，替人民政府执法斩草除根。特别是那个梅艳，终于找到报仇雪恨的机会，抓来一团牛粪，不光是朝仇人的胯下砸，还一个劲往他嘴里塞。 她们不至于真阉，但下手还是够狠，把一个尖屁股的猴子绑在一张椅子上。一条麻绳缠紧胯下的那四两肉，绳子的另一头从木凳下通过，系住身后不远处一块立砖，相当于装了一拉线开关。闲人们好容易才看明白，她们是要看看猴子的厉害，拿他的命根子做一次惩罚性的试验——什么时候那根肉棍举起来了，把绳子拉动了，拉紧了，把后面那块砖扳倒，她们就来还裤子。这是她们宣布的规则。 “臭猪婆——”猴子发出杀猪一般的号叫，脑袋左一撞，右一甩，无奈自己被绑成个粽子样，头部大回旋也不解决问题。 大概是有人同情副场长，或是同情普天下男人，不一会儿，把天保的老娘请来了。老娘平时不来茶场的，这一天刚好也是赚几个小钱，没想到来得太不是时候。远远一见儿子这模样，哇的一声大哭。她一头白发，一双小脚，一个牙齿零落的口腔，眼角处积有暗黄色的眼泥，黑斑密布的一张豹子皮松松地披挂在颈根和手臂，吓得妇人们吐吐舌头，哄的一下作鸟兽散。 “我怎么还不死呵？”老人越走近儿子越走不动，最后颓然坐倒在地，抽打自己的脸，“我吴家一根独苗，我养了四十年的儿呵，遭这些狗婆欺侮呵。这些丧天良的，欺我一个老寡妇。老天在上，老天有眼，你们的鸡要发瘟，你们的菜要烂根，你们的房子要起火，你们以后只能叉开胯裆生蛇蛋呵。你们拿刀来呀，拿斧子来呀，杀了我这个老不死的，就是你们行善积德呵。我还有什么活头？我不是赖着不走……” “娘……”老儿子鼓出一个鼻涕泡也哭起来，“我又犯错误了……” 七 小军帽 七 小军帽 大家说，走了一只猴，来了一只羊。新任场长是个姓杨的年轻人，其实只是谐音“羊”。他在外当过兵，篮球打得不错，也有刷牙的习惯，当民兵营长那一阵喜欢与知青们混，讲半吊子的普通话，暗地里经常撇一撇嘴，把本地农民叫做“土皮虫”，似乎把自己的身份撇在城里人这边。 他曾拍打这个或那个的肩膀，吹嘘民兵马上就要改编成预备役，拉到中苏边境去打仗。为此，上级将给每人发一条真枪，让大家半天劳动半天练兵，每个星期日就放假打球，食堂里保证供应回锅肉，晚上放电影的话还有面条加餐……这一前景让我们十分向往，浮想联翩了好长一段时间。 没料到，接替场长一职后，他立刻变了一张脸，不仅回锅肉和电影没有下文，而且动不动就抽检知青的书信和日记，看里面有没有反动话；夜里还常到知青住房外偷听，看是否有人收听敌台。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找女知青谈话，东敲一句，西打一下，时不时翻动自己的笔记本，抖落一点有关当事人的告密材料，享受对方恐惧万分的等待。在这种时候，他有一种老猫戏鼠的饶有兴趣，慢条斯理，拖腔拉调，讲话留半句，笑声掐半截，后半截压在舌根处下的某个位置，挤揉出一丝奇怪的尖声。 他把好几个女知青都吓哭过。 这家伙不会扶犁掌耙，但头戴最小号的军帽，一颗小脑袋里能琢磨出很多批斗会的新花样，对付敌人的招式不断改进，比如，罪人罚站要站在高凳上，罚跪要跪在碎石上，挂的黑牌越挂越大，最后大成了整个一张门板，几乎把罪人的脖子当成起重机吊臂……他不知从哪里还引入一些奇怪的刑讯手段。把罪人绑在木梯，再将整个木梯翻转倒挂，这叫“翻身探海”。把罪人的两个拇指捆在木桩，然后从桩顶的缝隙钉下木楔，随着打手挥锤钉楔，随着木楔一分分往下挤，绷紧的绳子几乎勒断罪人的拇指。这叫“猴子献桃”。总之，自他官升一级，批斗会多出了很多鬼哭狼嚎。 有一次，是三工区一个新来的农民往家里偷运了三根木头，被他派人一绳子捆上了台，跪在一层碎石上。 “你老实交代，家里到底是什么成分？”杨场长这样大声喝问。 “成分？”那个盗木贼满头大汗，“哪有什么陈粪（成分）？队上每个月上门收几轮，粪池都被他们刮塌了。” “胡说！‘成分’你不懂？成分就是阶级！” “阶级？我家就两间茅房子，连门槛都没有，哪有什么阶级？” “你小子装疯卖傻？‘阶级’就是……” “我懂呵。” “你懂个屁。这样说吧，你和刘老四走得那样近，就是他们一伙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纲领？” “纲领？” “对，你们的政治纲领。” “纲领？缸（纲）倒是有一个吧？” “谁搞的？是你，还是刘老四？” “当然是刘老四。我劝他不要搞，他硬要搞，说这家伙比木桶好，还借了我五角钱。结果有什么用呢？他家的娃仔太调皮，上房揭瓦的货，一个石头就把它打烂了。” “打烂了也要交出来。你们想隐瞒罪证？” “就在他家后院里，已经不能装酒了。你们去看一下么。” “你说什么？你是说瓦缸吧？我们问的是纲领，你同我们哩咯啷，东扯葫芦西扯叶。告诉你，你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货，今天不挤出你的屎，你不晓得东南西北是吧？” “你们刚才不是说缸么？我是交代缸呵。” “纲领不是水缸，不是酒缸，你猪耳朵打蚊子去了？” 这里简直是鸡同鸭讲，折腾得双方都满头大汗。很多人忍不住笑，大甲一笑就大嘴哈哈欢天喜地，又拍手，又跺脚，一不留神往后翻，只能到板凳后面去找人了。这让杨场长脸色很不好看。 不久后的一天，大甲就为他的这一笑付出代价，更是为他多次缺席逃会付出代价，为他在篮球场上一再把杨场长撞翻并且装傻卖呆付出代价。杨场长发现他拿一张旧报纸擦画笔，刚好污损了报纸上伟大领袖的照片，立刻激动不已，两手搓个不停，摘下小军帽，往桌上狠狠一掼，当晚就把他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好小子，好小子，总算暴露了吧？你胆敢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脸上打叉叉？毛主席领导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你一家人都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是吧？” 事涉毛主席，问题比较严重了。一些本地农民不知详情，一听也大吃一惊，怒气冲冲地在台下大喊： “绹起来！” “绹起来！” “绹起来——” 意思是吊上梁去，吓得大甲张皇失措，一对大眼睛眨来眨去的，大概以为这一次自己死定了。 “你不是喜欢笑吗？你笑呵，怎么不笑了？”杨场长更得意，“告诉你，我不是吴天保，不怕你抢饭，不怕你放刁。你是一只老虎，我今天也要敲掉你满口牙。你是一条毒蛇，我今天也要让你脱层皮。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我一口气毙上七八个也只是踩死一只蚂蚁！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你三根筋挑一个脑壳也想翻天？” 没料到大甲就是命大，瞎眼鸡仔天照应，哪怕走错路也能遇贵人。不知什么时候，眼看着几个人七手八脚往梁上挂绳子，台下突然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杨场长，你讲得太好了，但你那个脸盆的事是不是也要说一说？” 大家回过头来，发现说话的是小安子，正在梳理自己一头湿发，说话没头没脑。“没听懂呵？你那个脸盆把我吓出汗来了，心脏病都吓出来了，明天就要住医院了。”她拍拍胸口，其实没出汗也没闭眼晕倒，倒是大摇大摆地起身了，移步了，挤出人群了，走到门口，径直飘向了门外。有人以为她有什么事，发现她好一阵没回转，才明白她真走了——这家伙今天活出了几个胆？ 她刚才不是冒出了几句梦话吧？ 场上的静如死水变成一片哗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脸盆不脸盆的怎么啦？……人们面面相觑，议论纷纷，抓耳挠腮，争相在记忆中打捞有关脸盆的细节。若有所悟之际，一双双目光开始投向台上。对呵，杨场长不是有一个脸盆么？就是，那个从部队里带回的搪瓷脸盆，里面不是有一圈“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漆字？不想不是事，一想还真是事。天啦，大甲反对毛主席诚然可恶，你堂堂的场长也不含糊，一直用神圣无比的毛泽东思想洗脸，洗脚，洗短裤，洗臭袜子，算什么？更加难以启齿的是，你家娃仔上次吃坏了肚子，哇的一声，一口秽物不就恰恰喷在脸盆里？你婆娘来场里过夜，不是还用那东西洗过屁股？洗过女人的那种带子…… 小军帽显然感受到四周目光的压迫，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情急之下振臂高呼：“革命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 台下的跟进呼号却寥寥无几。 批斗会再一次虎头蛇尾。接下来的几天，没见场长人影，直到他后来再次出现在大会上，传达什么文件，大家发现他瘦了不少，连连抽烟和咳嗽，目光躲闪，很少抬头。不知讲到哪一段，他突然卡住了，咳一声，再咳一声，然后再无言语。台下很多人发现不对劲，抬头一看，才发现他半张嘴，茫然的目光投向前方，似乎同一根房梁较上了劲。一分钟过去了，他没说话。两分钟过去了，他还没说话。三分钟、四分钟也过去了，他还是凝固成直愣愣眺望远方的形象……身边的会计又是给他的杯子加水，又是扯他的衣袖，还是未能把他从不屈不挠的远望中拉回来。 最后，他被别人请下台，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全身汗湿，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连头发梢都在真真切切地滴水。 他去了医院，在食堂里熬出浓重的中药味，慢慢恢复了正常，包括恢复了领导工作，只是落下两个小毛病：一、一见小安子就嘴角开始抽搐；二、半夜里不由自主地尖叫。这后一条当然不是什么大事，在医生们眼里，虽说闻所未闻，却也无足轻重。他在白天可以吃饭如常，洗漱如常，查工如常，打电话如常……只是一到深夜便几无例外地遭遇噩梦，或者说也不一定有噩梦，只是喉头无端地搞搞怪，闹点小动静。 据说有一次，他住进县招待所，一个同房的后生被夜空中一道尖声惊醒，面色惨白地求饶：“这位叔，你不让我睡不要紧，留我一条命吧。”然后夹上枕头和被子去走廊里睡了。又一次，他住在邻县一家旅店，店主带上警察半夜里敲门，一进门就床下、门后、被子里到处搜查，似乎不相信这里没有血迹——否则怎么会有那样的惨叫？怎么把全旅店的人都吓了个半死？ 他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睡前用毛巾塞嘴，但到时候自己扯出毛巾还是叫，完全是下意识的非叫不可。无奈之下，他只好采取提前道歉的办法，特别是出差在外，总是及早向同房旅客献上笑脸，递上一支支烟，“对不起，很对不起。今天晚上可能有点那个……到时候你们莫慌，莫怕，不会有事的。”他连连鞠躬。 “对不起，我有个小毛病，今天晚上可能会……你们把窗子都关紧点就好。”他对住地附近的陌生人也一一关照。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茶场里听多了这种深夜呐喊，倒也习以为常。如同靠近海关的人听惯了钟楼报时，靠近铁路的人听惯了火车鸣笛，如果一夜下来寂静如凝，反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一段，我被派去守夜，一个人在山谷看守庄稼防范野物，发现自己开始两天总是半夜里醒来很难入睡。我思来想去，确信自己不是怕鬼，不是怕野物，倒是山谷里的深更半夜太安静，成了一种难耐的惊扰。 这时候，真希望能听到往日那一声声凄厉的催眠。 八 美声歌剧 八 美声歌剧 如果大甲没吹牛，那么他多年后从毒贩子那里解救小安子，地点应该在美国的露易丝安娜州。 小安子本名安燕，以前最喜欢查看地图册，常在地图里神游远方。佛冷翠，枫丹白露，爱琴海，米兰、萨拉曼卡……当然还有这个露易丝安娜。这些地名最令她神往（应感谢中文译者吧），一看就是充满爱情和诗意的地方。 她以前还喜欢游泳，冰天雪地时也敢下湖，把最牛的男人都比下去一头。一身泳装回到宿舍，招来各个门窗里的伸头探脑，对于本地农民来说，无异于伤风败俗的色情表演，真是要看瞎一双眼的。她裸露光光的两条大腿，提一个水桶去食堂里打热水洗澡，吓得主厨的曹麻子丢下锅铲就跑，在外面躲了好一阵，结果把一锅菜烧煳了。 曹麻子更恼火的是，这个贼婆子不要脸也就算了，洗澡用热水太多也就算了，一张嘴还足够无聊。连猫也吃，连老鼠也吃，还曾把一条血污污的长蛇提进了厨房，不但污了菜刀和砧板，费了公家的柴禾，更重要的是折腾得太闹心，让大家这一碗饭怎么往下咽？ “它咬我一口，我就要咬它十口。”她是这样解释的。原来她在茶园里被蛇咬了一口，气愤之下一口气追出几十步，没顾得上操锄头，便用石块砸，用树枝打，最后干脆用脚跟一顿乱踹，连跟上去的大甲也看得目瞪口呆倒抽一口冷气。这条蛇已血肉模糊夹泥带砂的不方便吃了，但她仍要吃，非吃不可，要把蛇咬去的给咬回来。 有关她的段子还包括杀猪。那是过年前，梁队长掌刀杀猪，见她在一旁好奇地观看，便要她递个手，拉一拉绳子。但她生性多事，不知何时一把揪住了猪耳朵——这一抓就是木已成舟，依照本地人“谁抓耳朵谁动手”的规矩，队长只好把一柄尖刀塞给她，“戳，归你戳。”到了这一步，她才知道自己抓错了地方，不上也得上了，只能闭上眼操刀突进。她第一刀没刺准，第二刀没扎透，第三下刺准了也扎透了却又戳斜了……不过她从不服输，咬紧牙关之后痛下毒手，一连十几刀捣蒜似的，活生生戳出一片血糊糊的肉瓤，才把血放出来。不用说，这事办得很难看，那畜生惨叫好一阵，猪血喷溅了她的一身。 一个血人哼哼唱唱地走回宿舍，吓得旁人四处躲闪大惊失色，她却得意洋洋地找来一面镜子端详，索性把自己抹成一个大红脸。 从此，不管她走到哪里，都有本地农民对她指指点点，更为她的男友郭又军担心。“你一不瘸，二不瞎，什么人不能找？”他们的意思是，崽呵崽，怎么偏找一个杀猪婆？ 或是说：“你们两个以后过日子，你就不怕她一不高兴就摸刀，把你的脑袋当西瓜？” 更多的人是这样说：“军哥，佩服你，你好猛呵。” 军哥笑眯眯地回答：“没办法，娶鸡随鸡，娶狗随狗，只能这样了。”然后继续在棋盘上对照棋书打谱。 照理说，小安子与大甲在中学同班，又都比较文艺，那才是郎才女貌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的天生一对。两人收工后在湖边拉小提琴，在防空洞里练美声，架起一口锅热气腾腾制作什么骷髅标本，确实经常疯在一起，没军哥什么事。但近距离也是危险距离，大甲与小安子倒是吵架最多，动不动就泼菜汤，动不动就掀桌子，需要军哥来居中调解。军哥是个笑脸哥，给小安子打饭时也想给大甲打一份，但女友坚决不同意，说那家伙是吃了不认账的白眼狼。军哥给小安子洗衣和补衣，也准备给大甲搭一手，还是女友从中作梗，说那家伙一身油泥，灶眼里蹦出来的一样，一件衣还不洗掉我们半块肥皂？……这一次大甲在杨场长那里挨整，军哥与小安子合计解围之法，小安子开始还不大乐意出手。 “他那个家伙就是活该整一整！我警告了不知多少次，要他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别踩雷。他还骂人。” “他骂你什么了？” “他骂我白骨精。” “那我不成了牛魔王？” “还骂我寡妇。” “那不是咒我死？你等着，看我去削了他！” 两人准备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只是事到临头，见大甲真要被吊上梁，小安子才忍不住把脸盆一事捅了出去，算是围魏救赵了。不过，见大甲挠头抓脑地获释归队，白骨精余恨未消，还是罚对方代工锄草三百米，刷半个小时的牙，洗一个小时的头，洗三大盆脏衣臭鞋。 多少年后，大甲与小安子都去了国外，有人在军哥耳边嘀咕，说那两个家伙不怎么义道，据说在江湖上传有绯闻，军哥不以为然地一笑，“伙计，你要是说小安子同门前那个雪菩萨好上了，我还会相信一点。” 郭又军对婚姻其实不像有太多自信。原因是小安子脸盘子靓，靓得有一种尖锐感和寒冷感，长长睫毛到哪里都刮得男人们眼热，岂是军哥那一张驴脸打得住的？当红卫兵那一段，他家境较差，常穿不合身的衣，本是一个扫地、打水、装电灯的长工角色，论口水论打架都不算出众。大家后来推举他当司令，军代表让他进学校革委会，看重的就是他的工人家庭背景和学生党员身份，头上有红帽子，是权力合法性和组织正统性的合适标签。凭借这一条，他去不少单位怀揣小红书宣讲过毛主席著作，收获了不少女生的眉来眼去，也被小安子她妈一眼看中。 不过挎上美女也是一种负担，比如他本可以依据政策留城照顾父亲，但送小安子来白马湖的那天，小安子一哭，他就不能不英雄救美了。小安子倒不是怕苦，刀马旦的豪气有时比农家女还足，对付犁耙或扁担并不怯场。她只是受不了蛆虫、毛虫、线虫、虱子、蚊子、苍蝇、瓢虫、蚂蟥、蜘蛛、蠓子（小得几乎看不见的袭击者）这一类小动物，受不了身上的一片片红包，更没法忍受恶心的臭大粪——她下乡后的第一哭就是被茅坑吓坏了，在轰然爆开的苍蝇齐鸣中找不到北，当下好一阵翻肠倒胃，眼珠子发绿，差一点没接上气来，回到宿舍后怎么也咽不下饭。 那一天她既不吃也不喝，似乎只要牢牢把住入口关，就不用再去那恐怖茅坑。她恨不得从今以后靠喝空气过日子。 后来，凡是涉粪的任务多是由军哥去代工完成，或是由她戴上两三层口鼻罩去完成。有时遇到什么清洁工种，队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位“口鼻罩”（她的另一绰号），照顾她去锄草、脱粒、洗茶叶、上地赶鸟什么的。 霎时间天昏地又黑， 爹爹，爹爹，你死得惨。 乡亲们呀，乡亲们， 欠钱不还打死我爹爹。 …… 她最喜欢赶鸟。她唱上这样的现代歌剧，唱了《起义者》或《鸽子》，唱了《流浪者之歌》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手摇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挂一束飘动的红布条，活脱脱就是一个摇幡舞旗的招魂女巫，在刚下过种的花生地和绿豆地里四处巡游，果然有赶鸟的好效果。据说任何人干这个活都不如她，大概鸟雀都不习惯她的歌唱，惊诧于她的口琴或小提琴，也被她的奇形怪状吓了一跳：头上插了野花，腰间挂几片荷叶，背上披了块大红布，有时还有红色或黑色的自绘脸谱。 本地农民不知她唱了些什么，还以为她是念唱一种咒语。“鬼喊鬼叫的，哭爹哭娘一样，你以为好容易？不是对集体生产高度负责，哪个打得起这个精神？哪个学得来这样的猫公咒？”武队长后来在大会上提出表扬。 “你才鬼喊鬼叫呢，你才猫公咒呢。”小安子眼一横。 “不是猫公咒，那些鸟怎么吓得没影了？” “我那是歌剧，美声，花腔，《地狱中的奥菲欧》！” 队长不知她说什么。 这一天下雨了。军哥打好了饭，打好了热水，还没见小安子回来，到绿豆地里一看，只见赶鸟的挂彩长竿插在地头，还是不见人影。他差点急出了一身汗，满工区到处找，一直找到白马湖水闸，才发现小安子正在雨中漫步，披头散发形如落水鬼，明明手里有一顶草帽，却偏要享受雨水淋浴。 “你没事吧？”他以为对方受了什么委屈，或接到了什么让人揪心的家中来信，一时想不开。 小安子朝满天雨雾展开双臂好一阵大笑，吓了他一跳。“当感情征服了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呵，会像阿拉伯的橡胶树——” 这似乎是哪个洋剧本里的一句台词，军哥有点印象。 “你不是生气呵？” “生什么气？我散散步。” “散步？……你什么时候不能散步？” “雨中散步别有滋味，你不懂。” “你看你这两脚泥。” “平时哪有这沙沙沙的雨声？” “那你……打把伞吧。” “打伞？有点傻吧？”她把军哥塞过去的破纸伞扔了回来，拒绝这种丑陋的道具。 “你会淋出病的。” “讨厌！你这样跟着我，我还怎么散步？” “你走你的，我不妨碍你。” “郭大傻，一个人散步，两个人散步，感受根本不是一回事，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要拉一支队伍来游行？” “那……我到那边去等你。” “那我成什么啦？是你放的牛？放的羊？” “没关系，你就当我不存在么。” “我又不是个木头，怎么能当你不存在？” “那好，那好，你不是木头，你是姑奶奶……” “你往前走。” “我走。” “你不准回头看……” “我不看，不看。” 军哥只好先走了。但没过片刻，小安子也气冲冲地来了，大概雨中的孤独感被搅散，忧伤感、悲壮感、超然世外感也没法找回，她失去了阿拉伯橡胶树流泪的兴致，只能走向庸俗的宿舍房门。 她果然病了，发烧，呕吐，昏迷中胡言乱语。军哥给她烧姜汤，灌热水袋，连夜提上马灯去请医生，翻了两个岭，在路上不小心一脚踏空，摔到陡坡下的茅草丛里，砸在一块石头上，脑门上砸开一道血口子，去医院里缝了五针。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对小安子的雨中情怀又敬又怕：谁受得了那血淋淋的五针？ 九 抹尸 九 抹尸 郭又军依仗自己的根正苗红，下乡仅一年多就招工去了县城，常被外贸公司派遣去香港，随火车押运活猪。失去了这个忠诚的骑士和勤奋的黑奴，安公主阁下的日子过得有些乱，常常忘了打开水，只能喝冷水；忘了打饭，只能事后啃萝卜或红薯。若不是女友们帮忙，若不是军哥隔三岔五来探亲，小安子的床上差不多就是一狗窝，被子和衣服搅成一团，内裤什么的也不收捡。男性本地农民都不敢进她的房间。 她常常找朋友帮忙整理内务，洗衣或缝被套，但找马楠时推开了蔡海伦的门，喊蔡海伦时推开了顾雨佳的门，总是找错地方，然后说“对不起”，退出门来再找。 有一天半夜，她一翻身，翻得床铺咔嚓塌了一头。大概是天太冷，她不愿出被窝，懒得起来点灯和修理架床，只是探头四下里看了看，仍然缩在被窝里睡下去，哪怕脚高头低的高难度动作一直将就到天亮。“练倒立不也是要练么？这也是培养一种平衡感。”她后来向朋友这样解释。 洗衣也总是让她心烦。不知何时，她盯住溪水看了一阵，有了新的创意，用绳子系住一件件衣物，吊入哗哗水流中，接受水力冲击，省下搓洗工夫，算是自动冲洗法。不幸的是，别出心裁也有巨大风险。这一天早上，她去溪边兴冲冲地回收衣物，发现夜里一场雨太大，溪水突然膨胀，轰隆隆冲走了她的大部分衣物。她急得大喊大叫，在本地农民的指点下，沿着溪流往下游方向找了一两里路，虽找回了几件，但还是丢了一只袜子和一条裤子，手中那些糊满黄泥的秽物也需要重洗。一个放牛仔捡到她的乳罩，不知是何物，缠在头上如同戴了两只大耳机，让她哭不是笑也不是。 她在另一些事情上倒是永不疲倦，哪怕是夜里，哪怕没顾上吃饭，也可以去教别人游泳，教别人拉琴，或带上歌友去防空洞里练习腹腔和胸腔的共鸣。听说省歌舞团来县城演出，水平高得一票难求，她惊喜得两眼发直，尖叫一声，说走就走了，没搭上便车就徒步出行，一连几天不见人影。 身为队长的武妹子怒不可遏，“她是山上捉下来的么？也太没规矩了吧？把茶场当茅坑，想屙就屙，想走就走？” 其他发妹子、根妹子、飞妹子也不满，都说这种人跑了也好，留下来是个祸。 他们都成了“妹子”，是本地人觉得名号贱一点容易活人。 移栽老茶树的时候，女员工也有每天六十个坑的任务。她意兴阑珊，抡起一把过于沉重的铁钯，身子七歪八扭好一阵，差一点把自己扭成麻花，钯尖还是在硬土层上弹跳，就是扎不进去，顶多留几个齿痕，老鼠咬出的一般。眼看别人挖出一个个深坑，都走远了，她还满脸通红地落在后面，有一种要哭的表情。肯定是恨到了极处，她每挖下一钯就低声骂一句“妈妈的”或“奶奶的”，粗话滔滔不绝。“武妹子我挖你祖宗——”她对队长的一腔怒火也是冲天而起。 我禁不住好笑，上前去示意她让开，替她狠狠地钉下几十钯。这样，硬土层已经破开，她接下来刨取碎土和修整坑形就容易多了。 她站在旁边没说话，或是累得已经说不出话。 我也没说话。 傍晚，她拿一根针线来找我。“你那两件衣太破了，我帮你补一下吧。”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让我大吃一惊。“你也会补衣？你不是只会贴胶布么？” “补衣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觉得没意思，不想学。真要补，像我这样聪明的人，还有什么事不能无师自通？” “你不会把两只袖子绞成一只吧？” “讨厌！不识好人心呵？” 其实，补衣的女人更像女人，就像捣衣的女人，淘米的女人，蹲下来同邻家孩子说话的女人，在我这种老土的眼里是女人不可缺少的规定姿态。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女人打扇——她眼下不时跺脚，不时脖子扭动，显然正受到蚊子侵扰。 这个弥漫着烧草烟子味的橘红色黄昏，显得特别静也特别长。咬完最后一个线头，她得意于自己的补丁有模有样，斜看我一眼，笑了一下，不知什么意思。她得意洋洋地吹了一阵口哨，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她邀我去吃肉，说是有福同享。我后来才知道，吃肉就是农民说的“吃烂肉”（丧家的招待）。附近一位妇人死了，丧家知道她胆子大，想必是阳气旺八字硬的角色，扛得住来自阴间的邪毒，前来请她去抹尸。这不是一个很好玩的机会么？不是同制作骷髅的刺激性有得一比？说不定还能看到传说中的巫师唱傩戏呢。 我很想油一油自己干枯的肠胃，打上一两个幸福的饱嗝，但一听抹尸还是心里打鼓。抹尸有什么好玩？谁知道那尸体是不是腐烂发臭，会不会屎尿横流，会不会有传染病？再好的山珍海味，摆在离地府阴间最近的地方，摆在死神的嘴边，恐怕也有几分难以下咽吧？更可疑的是，她连死人都不怕，居然不敢一个人夜行，要拉上我做个伴——这话明明有假。想必是大甲、军哥不在这里，她把我当代用品，身边不能没有卖命的小听差。 “我不去，我要睡觉。” “胆子果然是小，我都替你臊。” 这话比较伤人。我只得狠狠心跟随她出了门。不料我们出行前就有关传染病的事争议太久，耽误了时间，丧家以为她不来了，便请人抹过了——这就是说，我们只能无功而返打道回府，喝过孝子敬上来的一杯茶，就算完事了。 小安子急得翻眼皮，“那不行，我还没抹。” “确实抹过了，都入殓了呵……”孝子吃了一惊。 “重抹！” “为什么？” “抹尸这可是件大事，一定要保证质量。”小安子支支吾吾，“你说的那个三嫂什么人？用没用肥皂？用没用热水？该抹的地方都抹到了？……” “实在对不起，你迟迟又没来，不能再等了呵。不过三嫂是学裁缝的，做事最贴心、最细心，手该轻的时候轻，该重的时候重，肯定把我娘抹舒服了……”孝子突然“呵”了一声，大概从我们的磨蹭中领悟到什么。“这样吧，来的就是客，你们来了就不要走，留下来吃块豆腐。” 小安子冒出一个大红脸，“不用，不用，你让他吃就行……” “你们是城里人，是毛主席派来的知青，来了就是我娘的面子。是不是？不能走，说什么也不能走。我娘这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要是知道你们来了，来得这么远，她死得有面子，这一路肯定走得高兴。” 后来才明白，“吃豆腐”是低调的说法。实际上，半夜这一顿肉鱼都有，让我忍不住热血沸腾神采飞扬，一顿饭下来吃得腿沉和气短。惭愧的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小安子的一套化妆功夫也没用上。我们不会唱夜歌和演傩戏，进门时也没带香烛、鞭炮、祭幛什么的，几乎吃得不明不白。为了有所弥补，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决定做点什么以寄托哀思。我去抱一个奶娃，结果笨手笨脚，不知何时抱出一个上下颠倒，奶娃的头朝下，两只脚朝上，急得奶娃他妈在一旁哭笑不得。小安子去檐下帮丧家磨豆腐，却不习惯吊杆长柄的推磨，上推时卡住，下拉时也卡住，一旦用力过猛，又嘎啦一声，把长手柄的立杆别断了，简直是添乱。好在主人没见怪。“没关系，没关系，我再砍一根就是。” 回家的路上，小安子对自己的添乱忍不住大笑，惊得林子里的宿鸟扑扑飞逃。我们走上一个山坡，穿过一片竹林，走在一片深秋的虫声里。沙路有点滑，她向我伸出一只手，让我拉了一把——黑暗中的那只手有点冷，但坚硬有力像男人的铁掌，在我的意料之外。 “陶小布，我们这样子有点像深夜私奔吧？”她的手有一丝犹豫，终于放开了，突然冒出调戏之语。 “小安姐，你……你要让军哥掐死我呵？” “你看看，怕了吧？声音都抖了。” “我……”我一时没找到词，不无几分狼狈。 “小菜瓜，你知道私奔要如何装？” “我哪知道？” “想一想么。” “我想不出。” “要不要我告诉你？” “我明白了。昂首挺胸，前弓后箭，面带微笑……” “呸，我今天给你补了衣，还领你来吃了肉。你可真是忘恩负义，装一回私奔会死呵？下次不带你玩了。” “装私奔……还不如盗墓吧。我们说不定还真能盗出一个财主墓，挖出一堆金元宝……” “嘿！”她打断我，“你拉我一把呵。” “这里又不滑，你上不来？” “我刚才没吃东西，走不动了。” 我把拐杖的一头递给她。 她啪的一下打掉拐杖，在黑暗中笑，“……你看你，吓得连手都没有了，是不是尿裤子了？是不是脚抽筋了？你干吗不撒开脚丫子抱头鼠窜？” “你……你这不是已经上来了？” “小菜瓜去死吧你！” 补记： 多年后，她的女儿丹丹送来一个布包，说里面有几本日记，是母亲去非洲之前交代过的：如果三个月内得不到她的消息，就把这一包交给小布叔叔——我不知这一托付与多年前的那个秋夜是否有关，不知这种托付为何指向我。 我与她之间有过什么吗？没有，甚至没说过多少话。那么她要向我托付什么？把自己一生中的心里话交出去，也许比交出身体更为严重，发生在一个女人远行之前，不能不让我一时慌乱。我觉得这一包日记就是秋夜里伸来的那只手。 我没有忘记什么，当然没有。我肯定没有忘记什么，当然肯定。她说过：“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 对不起，这话其实不说也罢。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世界里大凡读过一些洋书的女子，谁没几个关于爱情的梦，关于艺术的梦，关于英雄的梦，关于欧美式都市或田园的梦？……小资们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在高高云端中顽强梦游，差不多是下决心对现实视而不见的。“米”不是大米的米，首先是米开朗基罗的“米”；“柴”不是柴禾的柴，首先是柴可夫斯基的“柴”；至于雨，万万不可扯上灌溉或涝渍，不可扯上水桶和沟渠，只能是雪莱或海涅那些诗境中的沙沙声响和霏霏水珠——她就是这样一路梦游而来。问题是，哪一个男人能伴飞这永无终点的梦游？ 生活中得首先有米，首先有柴，首先有掏得出来的钢镚儿……在这一点上，比起小安子这样的超级梦女来说，再英雄的男人也会显得庸俗不堪。 她父亲就是这样的。从她的日记中得知，作为一位曾留学苏联的乐团指挥，她父亲好旅游，喜游泳，爱朗诵，热衷跑步，雨中散步一类的雅兴肯定也少不了。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的胆小怕事，一旦听到妻子戴上右派帽子，成了政治上的拖累，立即离婚而去，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女儿曾瞒着母亲和外婆，一个人偷偷远涉千里之外去寻找生父的面孔。但对方只是把她带到饭店，看她狼吞虎咽地吃下两碗面，给她一些钱，并无把她迎入家门的意思。“安志翔——”小安子最后直呼其名，“我一直保存了你的一张照片。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回去一定把这张照片撕了。” 从她的日记中还可得知，她母亲是一位油画讲师，最多的周末活动是去郊外写生，给儿女捉蝴蝶或捡蘑菇，讲一讲《安徒生童话》什么的。但她的再婚对象是一个秃头官员，显得她落难后的新生活务实了许多。这一天，面对丈夫的急不可耐，家里唯一的小房子又太窄，她便把儿子哄到阳台上去睡。时值武斗时期，城里乱成一团，远处的枪声竟夜不息。冲锋枪的哒哒哒，重机枪的咚咚咚，日本老式三八大盖的叭——咯，连邻家的老太太和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能分辨出一二。不知什么时候，一颗呼啸流弹到访了这一家的阳台，正中孩子光洁的头部，却不为家人所知。于是这里的世界霎时断裂成两极：在枪声时断时续的这个晚上，在南方夏天星光繁密的这个夜晚，在很多秘密事件悄然发生的这个夜晚，墙那边是父母的鱼水尽欢，墙这边是儿子的奄奄一息；门那边是疯狂情欲，门这边是悄悄死亡。母亲用床上气喘吁吁的呻吟送别了儿子。血流出了一步，流出了两步，流出了三步，流得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快，一条红色长蛇般窜入竹椅下的排水管……直到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儿子全身的冰凉和僵硬，当场晕了过去。 小安子独自处理了弟弟入殓的一切事务，包括换衣和化妆。 她清洗一个七岁弟弟颌下和耳后的血渍，清洗一双小手和一双小脚，觉得自己正在面对一个洋娃娃，有一种带领玩具过家家的奇怪感觉。这就是她后来再也见不得洋娃娃的原因。她不怕摆弄骷髅，愿意给农妇抹尸，但一个憨墩墩胖乎乎的塑胶小脸足以吓得她面如纸白，大叫一声拔腿就跑。 显然，当一个女子连洋娃娃都不敢面对，如果不投入一种更为迷幻的梦游，又怎能把日子过下去？ 十 日新月异之志 十 日新月异之志 郭又军迁居回到省城时是“文革”结束以后。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他没考上大学，不是基础差（下乡前已读到高三），也不是没时间准备（已能洋洋得意地做出不少偏题和怪题），只是一听到数学监考老师大声宣布“开始”，便一时心慌，两眼发黑，脑子里一片空白，笔尖在考卷上笃笃笃啄个不停。全怪那家伙把“开始”喊得太吓人了——他事后这样埋怨。 他又怪小安子那天早上给他煮的咖啡，不但不提神，反而闹肚子。 第二年，他忙着办调动，打家具、粉刷房子、给女儿冲奶粉，去某厂篮球队打外援，给张家或李家修理自行车，还被厂里派去山西采购煤炭……结果根本没进考场。“考什么大学？以后给你提个科长不就得了？”领导这种空头支票，他居然也信了。对方拿党员的纪律来说事，他居然也就从了。何况采购员的日子确实不赖，能在客户那里喝喝小酒，在验货时稍稍通融一下，就能得到好烟好酒好烧鸡的回报，说不定还被对方请去钓鱼，请去打猎，甚至去北京或西安玩一趟。从那些大地方给工友们带回一些紧俏货品，被大家感恩戴德，也是很有面子的事。 厂长还真没说错：大学算什么呢？这样滋润的小日子，拿三张大学文凭捆在一起来换也不够吧？ 一直忙到自己所在的国营工厂破产，他这才发现那个许愿的厂长不知去向，自己也突然一下变老，脸上多出了深深皱纹。大批工友在下岗，这张老脸不进入下岗人员名单是不大说得过去的。看来时代已经大变了，党龄不再吃香，家庭背景不再管用，“工人老大哥”的最新称呼是“打工仔”，他眼下被人们的目光跳过去，如同一块嚼过的口香糖只配粘在鞋底。 茶叶得花钱买了，这变得很现实。小酒瓶已倒空了，这也变得很具体。他下岗后摆过摊，拉过货，做过装修，收过医疗垃圾，还在一家罐头厂破过鱼，都没赚到多少钱。有时是面子却不过，比如，给熟人刷一下墙，收钱岂不是打他的脸？有时是自己贪玩，比如，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看就大半天，把生意耽误了。这一天，他从公厕出来遇到一位老熟人，听对方随口搭讪一句：“去哪里呵？”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顾不上自己正要赶活，也不管对方是否有急事，停下来耐心解释自己的去向，以及他今天为什么要去那里，以及他今天去那里以后还要去哪里，以及他今天早上为什么要带上卷尺、电钻、切割机以及一瓶凉开水……直到对方东张西望，吐长气，冒哈欠，一脸欲逃无计的苦恼，大概为刚才的搭讪后悔不迭。 他说错什么吗？他不该诚心诚意把事情说清楚吗？不该让对方明白他眼下的工作与采购同样重要吗？但他事后发现，就因为说得太清楚，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不翼而飞，大概是被哪个小偷撬走。 这是他丢失的第四辆车。一气之下，他恶向胆边生，用砌刀撬了路边另一辆自行车，骑上去逃之夭夭。 他得给这辆车改一下模样。但拆卸网篮时，他发现网篮里的两个纸团都是试卷，上面稚嫩的字迹一看就是出自女孩之手。车头一朵糖纸扎成的蝴蝶花，也暗示车主身份。 这个孩子丢了车，会不会迟到和缺课？会不会急得哭走街头？会不会被父母责骂甚至暴打然后躲在外面不敢回家？……想到这些，郭长子有些不安。以大欺小，好汉不为也，他把自行车送回原地。不巧的是，他刚刚来到那个停车棚，就听到身后有人大喊：“抓小偷呵——就是这一辆——”原来是车主的父母正在这里找车。在一些路人的帮助下，他们一窝蜂冲上来，怒气冲冲地把他抓扯得衣领歪斜和扣子脱落，一举扭送派出所。新车锁当然是他盗车铁证。他一身脏兮兮的尘土也不无人渣之嫌。还算好，值班警察认识他，说自己老娘有一次在街头中风倒地，就是他护送去医院里的。靠这一点交情，对方从轻发落军哥，没让他写大字检讨贴到街上去。 小安子从派出所领回他，已没兴趣责怪这个呆货。论脾气，论人缘，论孝顺岳母，论他从前捞回来的各种实惠，这个丈夫也算是经济适用了。但小安子生气的恰恰是太没有理由生气，她那一颗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是另一回事。 小安子有一些怪癖，比方与丈夫办事之前，要在卧房里悬挂巨幅的政治领袖照，似有一种渎神的变态心理；要不然，就在床边贴满各种人物头像，最好是熟人们的，最好是女性熟人们的，造成一种众目睽睽万人围观的效果，一种当众下流的疯狂感。有时候她还要大音量播放流行革命歌曲，最狂热、最激烈、最喧嚣的那种，几乎把某种红色恐怖的记忆当作诱发春情的最佳情境。 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后来还有受虐取向，一再要求丈夫强奸，好像只有在猛烈厮打、猛烈对抗、猛烈相骂的状态下（有一次她还真把丈夫的肩膀咬得出血），在自己还原成一个弱者乃至极弱者的感觉下，一种惨遭强制和迫害的感觉下……她才可能放松自己，慢慢地亢奋起来。否则，她就如同一个冷冷的橡胶人，通体冰霜没法解冻，公事公办地草草应付，粗糠代粮、吃了仍饿，让丈夫十分苦恼。 她是不是有点癫狂？是不是应该看心理医生？丈夫还真去找过医生，取回一些药片，谎称是维生素，但不幸被妻子一眼看穿，连瓶子带药一起扔到窗外去。没办法，他只好努力培养自己的勇敢和粗暴，喝下很多酒，吃下很多肉，全身运气再三，如同一个大猩猩猛烈捶打胸脯，豪气冲天地决死一战。但他还是没法强奸。 他要真打吗？要真掐吗？要真踢吗？要揪着对方的头发拖来拖去？要把她的手臂扭得咯咯响？要抹去她吐来的唾沫然后扇上一耳光？……他下不了这个手，哪怕想一下也满头大汗，胸口乱跳。 “你就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日本鬼子？”妻子急了。 “我好好的，当什么日本鬼子？你怎么说也太贱了吧？” “我是贱，你才知道呵？” “你真让人受不了。” “你以为我就受得了？郭大傻呵郭大傻，你就是聂瞎子那样的白菜！” 这是指她一位聂姓的同队知青，回城后娶了个老婆，但对方多年不孕，最后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她还是一个处女，既惊讶无比，又哭笑不得。夫妇俩也不知事情错在哪里，经医生暗示，才知结婚还需那样，做那种“道德败坏”“见不得人”的下流事。两人为此都吓出一身冷汗。 “你不是人——”小安子接下来的话更难加费解，“你不强奸我，就是真正地强奸我，道道地地的犯罪，明白吗？” 照这种说法，小安子在婚后的大部分情况下，是被微笑哥温柔地、耐心地、认真地、按部就班地谋害了，并且留下暴力的恶果，一个丑陋的女儿。那么她后来决意提一口皮箱远走高飞，看来不仅是要去赚钱闯世界，更重要的原因，是无法忍受遥遥无期的合法暴力，无法接受永无休止的心身折磨和千刀万剐。 她得给自己找一个解冻的办法。她的心需要动感，需要燃烧，需要日新月异，没法沉沦在灰暗的小日子，永远守住锅台和水龙头。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她后来有过另一个男人，一个同她在熄灯舞会上认识的流浪诗人，那家伙至少能注意她黑裙子和灰裙子的变换，不是丈夫这种瞎子；不久又有了另一个男人，一位很懂打领带、吃西餐、听爵士乐、扔保龄球的气质教授，那家伙至少能欣赏她翻墙偷花，不是丈夫这种守法守纪的可怜虫。她的心还在继续飞翔，飞向更多激动人心的非常旅途。有一次，她在外地遇到一中学同学，校园时代的舞蹈王子和羽毛球偶像。该出手时就出手，她大喜过望地把对方引诱上床，不料对方已是一位资深医生，特别讲究卫生，事前要求她洗澡，刷牙，剪指甲，刮腋毛，喷香水……用过了牙刷还得用牙线，用过了香皂还得用酒精，用了一遍还得用二遍，好几条毛巾拿出来各专其职。这还不算，严格程序走完了，双方好容易呼哧呼哧地体力劳动了，卫生专家还把地上废纸巾捡起来，收集于一个铝盆，用小钳子夹住一点点在火中烧掉。那些纸团在小安子记忆中烧出了世界上最恶心的气味，简直让她万箭穿心，冷汗直冒，差一点呕吐。她后来整整一个月痛经，据说就是深受刺激了。 天啦，王子和偶像怎么这样啰嗦？“燕燕，你得用牙线。”“燕燕，你的腋毛太多了。”“燕燕，我给你说吧，双氧水的作用是……”对方既不傻，也不怎么逗，更不会狂野，以泰山压顶之势，突然把她顶在浴缸里或灶台上，恶狠狠地把她一口吞没。恰恰相反，对方香喷喷的，笑眯眯的，比女人还细心，比女人还温柔体贴，擅长指导和管理性生活，比她更有知识也更有责任感地掌控生殖系统，处理精子与卵子的一时冲动。同他上床差不多就是上课铃响时老师把学生带入数学课堂。这事当然很难办。俊若影星的数学老师仍是沉重的压迫，何况这一位出题还特别难，每一道题都是对细菌和病毒的精密想象，都是对双方身体健康的合理规划，都是必须如此的严格定律。由香皂、酒精、牙线、双氧水、剃须刀、避孕套等组成的复杂运算环节，也许能解除一位医生的内心紧张（开始气粗了和冒汗了），是他爱起来的条件（一连两次证明他酣畅淋漓），但对于小安子来说，无异于一大堆多元高次方程，只能令人崩溃。 她慌不择路地逃离对方的家门，不过是再一次逃离可恶的数学，再一次逃离自己的爱情幻灭。 “中国男人都死完了呵？”她在路口忍不住跳脚大骂。 “腋毛怎么啦？”她狠狠啐出一口，“本小姐偏偏喜欢腋毛，腋毛，腋毛——”吓得身边两位妇人快步逃窜。 也许是她曾把这一故事说给大甲，后来从大甲嘴里传出，便成了他与一位美女护士的故事。两个版本分别在女友圈和男友圈里悄悄流传，只是不知哪个版本为真，哪个版本才是剽窃和胡吹。有一段，这两人都 十一 都是天价 十一 都是天价 郭又军的女儿叫丹丹，高颧骨，一脸横肉，虎背熊腰的，一点也不像她妈，甚至不像她爸。这种父母的缺点集中，一加一等于负二，也许是一种婚姻错误的后果。但女儿再不像洋娃娃也是父亲的心尖尖，是一个百看不厌的吉祥物。尤其是母亲出国后，父亲觉得没娘的娃可怜，宁可自己一连三餐嚼冷馍，也必须倾囊而出，笑眯眯地坐在卡座对面，看女儿享受周末大犒劳，一口气吃下两个汉堡包、八个炸鸡腿以及三个彩色冰激凌。 “军哥，你别老守着我，眼睛直勾勾的，像个变态男。再去找个妈吧。我妈肯定是不要你了。”女儿说岔了辈分，在他的手背上拍一拍，说出的混账话照例是反季节的，也就是乱长幼和没上下的。 “胡说什么！” “我妈在外面肯定有人了。” “这是你该管的事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别在我面前装正经。请吃饭呵，看手相呵，操练口头幽默呵，痛说革命家史呵，感叹无常人生呵……泡妞不就是这几招？你也太笨了，连这个都学不会？要不要民妇我教教你？” “什么屁话？老子拍死你！”变态男高扬巴掌，吓得女儿头一低。 当然并不敢真打。女儿看透了这一点，继续拿他消遣，放出哈哈大笑。不过她笑得有点难，因为吃得越来越胖，胖得自己面部皮肉堆积，表情动作完成不易，只能靠手指头拉扯嘴角，算是帮助自己笑，正如手指头拉扯眼眶，帮助自己惊讶或愤怒。这些动作越做越熟练了。但这一张面容凝固化的超大娃娃，觉得自己还没吃够，回家后敲两下电子琴，觉得没意思，再翻翻一本卡通画，觉得更没有意思，一屁股蹲进厕所里大叹人生悲哀：“……唉，今天没有吃荔枝，今天没有吃巧克力，今天没有吃香酥芋卷，今天没有喝野生蓝莓汁……” 父亲在门外听了一阵食谱，“丹丹，你在里面嘟囔什么？吃吃吃，只知道吃。吃成了一个肥猪婆，看以后怎么嫁人！” 女儿把什么东西砸在门上了，“讨厌！姓郭的你滚开！” 一阵沉寂。 不一会，厕所里又传来苦恼的自语：“唉，今天也没吃玫瑰果冻……” 天啦，她的食谱怎么没完没了？以前的果冻，论斤卖也就几毛钱，现在变变花样和加点颜色，就价格翻上几倍。 显然，很多东西已开始变得昂贵，就像她妈出国前那些折腾，弹钢琴，养藏獒，学法语，沿长江旅行……没一件不是要放血的，不是逼他军哥砸锅卖铁的。现在好，自己的好光景没了，女儿却偏偏犯上快乐这种毒瘾，中了快乐这种邪魔，其节目清单吓得父亲屁滚尿流。问题是，如果无力购买商家们开发出来的高价快乐，包括不断升级换代的流行美食，生活还有何意义？还算是生活么？在很多人看来，现代生活不就是一个快乐成本不断攀高的生活，因此也是快乐必然相对稀缺的生活？ 郁闷哥好几次想告诉女儿，为什么一定要咬牙切齿地逼自己快乐？从何时开始这快乐成了每天必吃的饭？不疯疯癫癫地尖叫几声就是猪狗不如，这是哪一家的王法？ 郁闷哥更想告诉女儿，其实呢，象棋也很好玩，篮球也很好玩，沙子里也有快乐……但他没勇气说出这些，自己也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可不是么，夏威夷或巴厘岛的沙子可说好玩，但家门前那堆王师傅砌墙剩下的沙子算什么？不能坐上豪华游轮和波音飞机去玩的沙子算什么沙子？ 丹丹的学业当然好不到哪里去。上课时，她玩自己的布袋熊，画自己的动漫，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但她入睡前在一张纸上画出两个睁大的眼睛，贴在自己额头，代替自己振奋精神地听课。老师居然没理她，不知是真被一个面具骗了，还是根本就不想蹚她这一池浑水。 父亲被老师请到学校来谈话。女儿根本不在乎父亲来干什么，不在乎父亲接受谈话以后的满头大汗和面红耳赤。她确实上课睡觉了，确实考了个全年级倒数第三，那又怎么样？生活本来已乏味透顶，怎么还摊上可恶的考试？ 她撅起嘴巴：“我本来是倒数第一，就是来了两个插班生，害得我进步了。” “你给老子争名次是吧？”父亲大吼。 “你来读一下试试。” “我当年，怎么说也是班上前十。” “谁信呢？你读得好，现在怎么这样窝囊废？” “怎么窝囊废了？” “连耐克都不给我买，还好意思说。”对方是指一种名牌。 父亲哑口无言。女儿踢了他一脚，把书包和旱冰鞋扔在地上，意思是要他老老实实地背上。正在这时，一些女同学围上来了。“见识一下外公吧。”她一边喝饮料，一边大大方方地吆喝她们，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这个外公好凶的，最抠了，不给我买鞋子，但再抠也是你们的外公。” 外公！外公！外公！……女同学们立刻热情地叫成一片，吓得军哥脸红，一把拉住女儿就走。 “活祖宗，你就不怕他们的家长生气？” “我要是不罩着她们，她们就会受欺的。” “就你这样，还罩人家？” “我有神门十三剑，还有树魔宝杖。” 这话父亲就不懂了。要听懂，可能就得多去电影院或酒吧，就得在时尚男女中混。现代社会里的话题其实也是有价格的。 丹丹读高二那年，跟着几个男同学喝酒，偷学开车，一次撞车竟欠下了三万赔款，吓得她一直躲在外面不回家。军哥急红了眼，急出了一嘴的火泡，没有孩他妈可以一起商量，也不好意思向亲友讨教——他近来悔棋和赖牌太多，在圈子里名声一落千丈，已不大好意思见人。思来想去，他破例喝下半瓶白酒，找来一口砖用报纸包好，提着出了门。他沿街搜索一家家夜总会，一直找到女儿正在那里唱卡拉ok的包厢，走到女儿前，什么话也不说，抡起手中砖块，一道弧线闪过，砸在自己脑门上。嘣的一声闷响，鲜血立刻迸涌而出，流过了鼻子和嘴唇，吓得包厢里的少男少女发出尖叫，是足球破门或飞车坠崖时才有的尖叫，三维电影中一支剑突然刺向观众眉心时才有的尖叫。 “反正要被你气死，不如我自己走——”他说出这句话时已两眼发黑，也看不清扑上来的是什么人。 “我不要你负责，只是你要去告诉你妈，告诉你爷爷，你爸是如何死的……”军哥挣扎着再来一砖，但混乱中砸在别人身上。 “爸，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女儿扑上来抱住父亲的双腿，一阵哇哇大哭。 她回了家，哆嗦了整整一夜，再也不敢翻白眼吐唾沫，再也不敢捂住耳朵喊出“我没听见”或“我没耳朵”，而且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晨跑，还主动买早点和烧开水，当天就拿回了一个英语作业的好成绩。 但她不知道，父亲的日子已剩下不多了。就像人们后来说的，父亲其实早就发现自己的一张脸越来越窄，几根肋骨变成突出和尖锐。父亲没对她说过自己的痛，好像是在胃部，好像又是在肝部，不时折腾得他冒汗。到最后，女儿陪他去了医院，只说肝炎，只说肝部结节，但他并不呆，很快就从女儿的红眼圈里看出端倪——去护士工作间偷看病历只是进一步印证：果然是癌，肝癌晚期。 怪不得老同事和老同学都来了，连一些消失多年的面孔也冒出来。大家排了班似的，今天来一拨，明天来一拨，送来各种慰问品，还陪他下棋、散步、说说笑笑。他当然没必要同大家说破，也顺着他们笑笑。“等老子病好了，再来给你们烧一次鱼，让你们晓得自己吃了半辈子狗屎。” 他预约日后的快乐。 老婆没赶回来，但汇来了美金，特挂快专寄一种针剂，肯定是天价，闹得女儿每次都不准护士过早拔针，对吊瓶里剩下的几滴心疼不已。同室病友说漏了嘴：“可惜呀，一滴就是几十块钱呢。”这一句军哥算是听懂了，也听懵了。老天，这是什么龙肝凤胆？一针就打掉了女儿一年的学费？就打掉了老婆的两个汽车轮子？就打掉了他自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苦力活？莫非这个时代不仅快乐很昂贵（比如耐克鞋），不快乐也昂贵（比如高价药），无论哪一头都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无论哪一头都同他过不去？ 他把针剂的包装盒看了好久，好像要把洋字码一一研究，要研究出一个废物在这些字码里的活命之道。 那一天，他征得医生同意，回家休息几天。他说想吃蟹，让女儿去北门大市场买，去叫婶婶来做。等家里安静下来以后，他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充分地大小便——想走得干净一些，不至于太难看。他算准了时间，因此女儿和老婶婶来家时，一切已经完结，包括他换下的衣服都已洗净，整齐地晾晒在阳台；包括他睡过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包括他穿过的大尺码皮鞋，都擦得干干净净。他得给这个世界一个清洁的告别式，一个不麻烦任何人的结局。一台卡式录音机放出了最大音量的《运动员进行曲》，是球赛前经常播放的那一曲，也是他少年时代听得最熟悉的。雄壮的旋律跳跃而奔放，震天动地，斗志昂扬，再一次鼓舞他披挂球衣入场。 丹丹从这种近乎咆哮的乐曲中预感到什么，紧急丢下菜篮，门里门外四处寻找，最后发现只有厕所门紧闭，任你怎么捶打，里面也无动静。 “爸——” “老爸——”女儿的声音透出撕裂的惊恐。 老婶婶叫来了邻居，总算踢破了门板。门下方两块生霉的板子最先破，从这个口子朝里看，两只悬空摇荡的大脚，赫然压在门后。 丹丹，冤枉钱不要再花了吧，我也累了。 这是他遗书中的一句，写在一个笔记本里。他歪歪扭扭的字迹还记录了一些小事，谁送来了钱，谁给他熬过药，谁来看过他，谁的咳嗽也得注意了，诸如此类。其中当然少不了对女儿的交代： 炒白菜要先炒杆，再加叶子一起炒。 宽汤煮面比较好吃，给锅里多放一点水。 做红烧肉略加一点糖，味道更好。 家里用煤火，一定要开窗。晚上把煤炉提到户外，千万记住！ 最好剪一个短发，省得天天扎辫子，费时间。 天快冷了，电热毯和热水袋在床下的木箱里。 …… 十二 懂懂 十二 懂懂 当年小安子说过，一定要把马楠培养成一个狐狸精，不然这丫头今后怎么过？一辈子听外婆讲大灰狼的故事吗？一个女人不能这样对自己不负责任，就准备让臭男人们来欺侮呵？ 大概是不堪教化，马楠与她同居一室，混了好长一段，还是活得十分迷糊，别说狐狸精，连毛虫精也不是。 她是一个活得提心吊胆的女孩，比如，去食堂帮厨，量米、切菜、烧火，干什么都行，连挑水也能摇摇晃晃地对付，只是一见办招待，要破鱼杀鸡了，就跑出去老远，躲在外面不敢回来。即便事后蹑手蹑脚地回来，若看到地上有血迹，还可能一脸惨白偏偏欲倒。曹麻子知道这一点，每次总是在她回来之前把血迹冲刷得一干二净。这也许就是她后来为曹麻子逝世哭得特别伤心的原因。 一位年轻的公社干部最喜欢教她骑自行车。但她说什么也不敢骑，在对方百般鼓励之下，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好容易跨上了车，一起步还是满头冒汗地大呼小叫。哪怕前方路上的人影还只有豆粒般大小，她也会觉得血案迫在眉睫，双手松把，狂叫一声：“前面有人——”然后连人带车扑向最近的树干或电杆，紧紧一把抱住救命的依靠。这时候的她，两只手僵硬的成半握状，需要旁人事后又揉又搓，又捏又拍，才能手指慢慢伸展，恢复指关节活动的机能。 她居然为公家去供销社买过一次鞭炮，相当于吃了豹子胆，英勇顽强得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她开始倒没什么感觉，只是一搂住鞭炮就忍不住想象鞭炮受热后的爆炸，想象爆炸时自己的皮开肉绽，于是一路寻找树荫避开阳光不说，走一段就用草帽扇一阵不说，揣在怀里怕它受热，抓在手里也怕它受热，结果左手拿一下，右手拿一下，如同来回倒腾一颗吱吱冒烟的原子弹，回到家里时连毛衣都汗湿了。 她为什么认定人体的热气足以引爆鞭炮？就像她认定自己的左臂比右臂长一点（完全测不出来），认定山上的野草分公母（找不到任何观察依据），认定人的梦有黑白、彩色、橙黄色的三种（她不会是个催眠女巫吧），认定同一只木桶装满冷水时比装满热水时要重得多（温度计比台秤更能测出重量似的）……如此稀奇古怪的想法，经常没来由地冒出来。她似乎存心把大家的智商都统统整回草履虫的状态。 她是属兔的。这只总是能在生活中嗅出巨大危险的兔子，有时也不乏惊人之举，让人们咄咄奇怪。这一天，她在食堂里烧开水烫萝卜菜。一个不知哪里来的疯子，全身又脏又破的黑大汉，哇哇哇冲进这个厨房，手舞一把菜刀逢人便砍。曹麻子的手臂首先挨了一刀，鲜血立刻喷溅灶台。另一伙计用锅盖挡了一把，很快夺门而逃。还有一位是来打热水的，顿时吓得瘫软在地。倒是她迷迷瞪瞪迎头撞上，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见疯汉子杀气腾腾，指定她大喊“妖怪”，觉得这家伙也太可恨了，闹得这里乌烟瘴气，像什么话？“你才妖怪呢。”她顺手舀起一瓢开水泼过去，烫出对方一声惨叫，捂住一张脸，跑了。 她看看一把落在地上的菜刀，看到曹麻子一手的血，这才突然明白了什么，双膝一折，晕了过去。 人们掐人中，抹凉水，抽打嘴巴，好容易把她弄醒，告诉他疯子已被抓住了，不会有危险了。她不知对方说什么。 大家夸她勇敢，说要不是她一瓢开水，疯子说不定还要把更多的人当妖怪劈了。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同样不知大家在说什么——开什么玩笑？她怎么可能那样？给她十个胆也下不了那个手呵。 “我什么时候泼开水？”她冲着曹麻子瞪一眼，“你想把责任赖给我吧？” “是你的功劳，你还谦虚什么？” “你见鬼去吧。” “马楠，你看你，这不是夸你吗？” 她还是很不高兴。 其实，她也并非小安子说的那样低幼，比如，她有一个服役海军的男同学，与对方常有书信来往，已是一个成年的迹象。这样看来，她倒是下手很快，在大家印象中已属婚恋军需品，只能被我的目光跳过去，大概也被很多男生的目光跳过去。有一段，我们两人被公社抽调，跟随一位姓焦的宣传干部下村，巡回辅导农民编排文艺节目，由她指导表演，由我参与修改脚本，筹备全公社的文艺汇演。那些天里，即便走得近，但她在我眼里仍是一个穿了衣服的影子，有些动静的木偶，处于性别之外的工作搭档。无论我们相互看了多少眼，目光也是毛毛糙糙的。 当然，也可能是我们这种小青豆还不上道，属于绝缘体或半绝缘体，体内的电量本就微弱。就像她后来愤愤所言：对天发誓，她下乡很久后还辨不出什么是女人的漂亮，什么是男人的英俊，总觉得这些话题过于深奥。即便发现自己的衣衫胸围收窄，看见种猪爬背，还会奇怪地参与围观，急急地向旁人打听：“这家伙干什么呢？为什么打架？”又一个劲地催促梁队长，“怎么多出了一条腿？你得管一管呵，快喊兽医呵。” 不用说，队长被她问出了一个大红脸，事后只能摇头，“嗨，这些城里妹，还真是些懂懂。” “懂懂”的意思是蠢货。 两个懂懂就这样走了十几个村。借居一个乡村小学时，我们自己做饭吃。她切菜，我烧火，她洗碗，我挑水，但吃了也就吃了，没什么好说的。这一天，她发现一条蛇从门外爬入，吓得魂飞魄散地大叫。我赶过去顺手一合门，靠门板与门框的挤压，刚好把一条蛇卡住，最终将其碾为血淋淋的两段。但叫也就叫了，碾也就碾了，还是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点上油灯去各自的房间，累得只想早一点睡觉。 如果不想睡得太早，我们或许在火塘边坐一坐，看房东老太婆纺纱什么的。一辆手摇纺车不时轻摇，发出低一声高一声的嗡嗡嗡和嗡嗡嗡，如一种催眠的哼唱，从屋檐下丝丝缕缕外溢，在乡村的静夜里显得特别嘹亮，特别飘滑，也传得特别远。这种寒夜中的颤抖让人似乎想到什么，又想不起来。恍惚之际，我回头一看，她的座位不知何时已经空了。 如果早晨醒得太早，我们也许会在村里闲逛一下，比如看一个少年屠夫在地坪里杀猪。她不敢看，捂住耳朵跑得远远的，但事后一再好奇地问这问那，想知道那一位八岁娃是如何降服一座肉山，以至大哥或大叔都只配当下手，帮他煺一煺毛，理一理猪下水。她强烈关心的是少年是如何下绳，如何出刀，如何喝令长辈，嘴里说了些什么话，小鼻子和小眉毛是否有些奇异……问得我烦了，没好气地回一句：“你没眼睛呵？干吗不自己去看？”堵得她两眼往上一轮，呼了口气，闷闷地走了。 时间长了，出双入对的情形多了，事情还是会出现一些变化。女人大多是地下矿藏，是需要慢慢发掘的东西，特别是像她这样的懂懂，不那么奔放，相当于石头里的玉石（不是宝石），车灯里的近光灯（不是远光灯），丢在人群里不大抢眼。只有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才会有一个浅笑，一个微偏的回头，一次轻盈的跳跃，一回生气时的撅嘴，一条腰身线条的妖娆，一种悄悄拉扯衣角的羞涩，一种下蹲时大腿挤压出来的丰满曲面……渐入男人的心头。这些来历不明的性别语法，涵义模糊的身体邀请，不会一举惊艳，却可能形成某种缓慢的积累。 可能有那么一天，你突然感到一阵心痛，来自对方模糊身影的沉重一击——毫无疑问，那才是情感的不明飞行物真容毕现，并且已形成心理创伤。 很多事就是这样，形式反过来决定了内容。在龙廷上批过圣旨的，不是皇帝也是皇帝。用密电发过情报的，不是间谍也是间谍。没有身份的行为本身就是身份，没有内容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一如现代的某些孤男寡女，一起泡过酒吧了，一起看过电影了，一起在海边畅谈过人生了，还相互关切过肚子痛和领带式样了……恋爱的一切形式都具备，他们不是恋爱又是什么？他们还能像路边小摊砍价双方那样随意地一拍两散？电影导演们肯定注意到这样的情节流程：我与马楠已合伙吃过饭，已联手打过蛇，已在村头一起洗衣，已在月光下多次一起夜行……这不是爱情片还能是什么？camera！ok——事情还能退回到剧情以前？ 尽管我还有点没心没肺，帕瓦罗蒂式的低音美声还是脱口而出：“对不起，借我一下针线……” 借一下针线都不失雄浑、深沉、悲怆以及孔武有力，问题就很大了吧？心怀鬼胎已无可遁形吧？ “别人都在说，你没听见？”我终于忍不住说出口。 “说什么？” “说我们两人的事。” “我们什么事？” “我们……是有点那个了？” “什么那个？” “恋爱吧，是不是？” “什么？这就是恋爱？恋爱就是这样子？”她似乎很吃惊。 “依我看，好像就是这样子了。你看这小日子，过得老夫老妻似的……” 她脸红了，“你放屁！” “这可是别人说的……” “别人说的也不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说了，这话不能由你来说。” 但她的脸红其实已说了什么。她把洗净晒干的衣服叠好，默默地交给我，差不多更是一种自供——尽管她随后紧紧关上她的房门，响亮地插上木栓。 几天后，给一些青年男女改定小演唱脚本后，我下河游泳，没料到上游有人在放巴豆水毒鱼。我看到水面上漂来一两条翻出白肚皮的小鱼，还以为自己捡了便宜，待听到上游的人冲着我大喊，才知河水有毒，不能沾，更不能喝。但事情已来晚了。我上岸时头重脚轻，走上堤时下身已麻辣火烧，走到村头时肯定已面色惨白，嘴唇乌青，踉踉跄跄——否则不会栽倒在大树旁。一位老农急忙找来山蒜拌桐油，灌进我的嘴，让我好一阵呕吐，吐得死过了一轮似的。他还挖来茅坑土，臭烘烘的那种，放在锅里炒热，也是往我嘴里灌，这种解毒之法完全无视人体上下器官的重大区别。另一位汉子还拿来一碗热麻油，涂抹那些毒水浸过和红斑涌现的体位，包括裤裆里的私处。在这一过程中，马楠一直忙里忙外，包括把卫生院的医生请来给我打针。 我的阳具又红又肿，贴满了咬破的芝麻粒，差不多成了一根狼牙棒——据说这也是解毒的土法子。好了，到了这一步，走光如此，简直是黄色镜头，也算是最劲爆的电影情节了吧？如果马楠参与了这一情节，与我的交情尺度是否也大大破位？如果一部电影拍到这里，还能不轰然一声迸放出背景音乐？还能不呼啦啦抡上一堆玫瑰、草浪、明月、红头巾、海鸥双飞的蒙太奇？ 她发现我醒来了，要吃稀饭了，显得很高兴。“我知道你死不了。吃吧，多吃一点。我也要去洗头了。” 这话真让人扫兴。洗头不洗头的，她就没有稍微精彩些的台词？虽只是一次有惊无险，好歹也是劫后余生。即便她不能扑来与我抱头痛哭，即便她没有“活着真好”“天空真蓝”“这是不是在梦中”一类感叹，在如此劲爆情节之后，她至少得多一点温柔吧？ 她果真去洗头发了，果真去久久地烧水和涮锅了，让我无所事事，只能一个人呼噜呼噜大吃稀饭。空碗在桌上砸出闷闷的声音。 “再来一碗吧？这里还有咸菜。”她的台词依旧平庸烂俗。 “不要。” “你说什么？”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我又不是一个饭桶。” “你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没什么！” “那你就睡觉吧，不要说话了。” 事情过去很久后，我笑她不解风月而且嘴笨无比。她倒是承认自己嘴笨，而且一直痛恨这种无可救药的木头木脑。她说这张嘴岂止是不够甜，差不多一说就错，开口即祸，得罪过不少人，以至她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避开人，没事时情愿把自己关在房内睡觉。奇怪的是，她可以上台跳舞和演戏，甚至一抹上油彩就比谁都如鱼得水，昂首挺胸的胆子天大，但如果要她上台讲话，那无异于逼她杀人，只能让她浑身哆嗦。 一次言语事故据说是这样：她织了一条纱巾送给二姐，说出口的热情居然是：“这东西我反正用不了，你拿去吧。” 二姐冷冷一笑，“小楠，你的剩余物资太多，搞扶贫是吧？” 马楠觉得不对味，不知该如何接话，想了一阵，忙追加一顶大高帽：“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你哪是扶贫对象？我什么人都不佩服，只佩服你们这些当老师的。” 刚说完又捂住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怎么能这样说？这算是讨好二姐了，但在座的还有一位邻居，一位响当当的革委会副主任。如果她只佩服老师，那副主任往哪里摆？ 她瞟了一眼，发现邻居果然收起笑容，放下一份报纸要走。 “徐叔叔，你怎么能走？好不容易来一趟，哪能就走呢？你看，已经到饭时了，就在这里吃一碗吧。你反正也没地方吃饭。” 对方嘿嘿一声，“我没地方吃饭？”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对方还是拉门而去。 是呀，什么叫“没地方吃饭”？人家好歹一个副主任，到哪里没人招待，还指望你这里一碗？她留人吃饭，什么猪嘴巴没事找事又多出一句，能不把人家气得七窍冒烟？ 她见二姐没带走的纱巾，又见徐叔叔远去的背影，顿觉天旋地转，一屁股坐在椅上，捂住脸呜呜地哭了。 十三 国际歌 十三 国际歌 因为马楠的关系，我认识了她哥马涛，也是郭又军的一位朋友。这两位大哥在下乡前就混成了红卫兵的同一派，有点战友交情。马涛的父亲被对立派同学抓走和批斗，是军哥去交涉，把老人家要回来的。马涛说妹妹有关节炎，不合适下水田，也是军哥想办法把马楠从w县迁来白马湖。 与妹妹不同，马涛倒是特别能言善辩。据军哥说，当年中学生到处打派仗，他是他们这一派的王牌辩手，只要他一出马，要格言有格言，要论据有论据，要讽刺有讽刺，要诗情有诗情，口水总是淹得对方招架不住落花流水。战友们一高兴，齐声欢呼“马克涛”，就是小号马克思的意思。 他曾来白马湖看望妹妹。正值抢收早稻的季节，我们没法请假陪他，他便同我们一起出工，在水稻田里干得浑身泥水，在炎炎烈日下烤出一脸黑，腿上也有好几处蚂蟥叮出的血痕。军哥在掰手腕时赢了他，让他颇不服气，于是提议比酒量，把村里款待抢收支援者的谷酒一口气连喝五大碗，喝得对手自愧不如。接下来又提议比挑担，挑起满满四箩水淋淋的稻谷，踉踉跄跄，东偏西倒，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一口气挑到晒谷场，吓得军哥倒抽一口冷气。二比一，涛哥脸上这才有了笑容。 但他在象棋盘上很少赢过又军，更下不了军哥擅长的盲棋，一直很不服气。 他这一次来茶场不打算下棋，但不能不洗澡。一到湖边，二比一的记录便出现动摇。军哥毕竟在湖边混得久，把堤坝当跳水台，一段助跑后飞身射出，或是飞燕式，或是鱼跃式，再不济也要来个屈体直下，倒插一根“冰棍”，让马涛在一旁看得略有不安，笑纹下隐下一份黯淡。 “马涛，怎么不来一个？”军哥一张驴脸笑里藏刀。 马涛笑一笑，搓洗自己的衣，算是支吾过去了。 他留给对方一个背影。但这天夜里，他既不参与歇凉，也不上床早睡，一个人再次去了堤坝，在那里发出嗵一下又嗵一下的入水声，显然是咽不下胸中一口恶气，非要练出点跳台风采不可。子夜时分，北斗星在头上缓缓偏转。我们在星光下聊过了一个大蜂窝，聊过了一个关于岔路鬼的传说，聊过了美国最好的步枪“大八粒”……不知何时突然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细想一下，原来堤坝那边好久没动静了。 我们没见马涛回来，忙去堤坝边寻找，用手电一照，不禁失声惊呼——他躺在岸边，半身还在水里，一手捂住额头，从指缝中流出的鲜血盖满全脸，只有两只眼睛偶尔翻一下，显示出那还是一个活物。 “天啦！” “你受伤了？” “快来人呵——” 他已无力回应我们的呼叫。 后来才知道，堤坝两端有涵管，还有堵漏的一些木桩。他不熟悉这里的水情，选择落差最大的地段跳水，没料到一头扎下去，砸中了隐伏水中的一根木桩，顿时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他头上缠着白纱布离开茶场，登车时突然想起什么，交代送行的三两朋友：“你们去告诉又军，我的难度系数肯定超过了他。” 大家愣了一下，好一阵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惦记跳水，原来他刚才应对左右谈天说地，实际上一直心不在焉。 他额上的那一块伤疤，好几年才慢慢平复。有意思的是，他后来一旦摸不到这个疤，就完全忘了那一段。在他的记忆里，他从来不喜欢跳水，也没跳过水。为这事拿自己的脑袋开瓢纯属无稽之谈。他的很多记忆可能确已删除。相比之下，他更乐意谈一谈打水漂，扎飞镖，打乒乓球，下围棋，打桥牌，解数学难题，背记化学元素周期表，西方哲学中的这一派那一派，还有在狱中坚持正义的抗暴斗争……他在这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上何时屈居人后？连洗衣做饭也可以谈——当然是他偶尔把这些事做出了成就感和示范性的时候，能说出一大套相关理论的时候。别人若不谈这些，他便无精打采，抹一把脸，揉一揉指头，不是走开去就是拿一张报纸来看。当然，他有时可能突然冒出一句：“我说了我能吹的！”这话让旁人不知所云，看看他手中的箫，才可能想起好久以前他试箫时的漏气失音。或冒出一句：“你看看，你看看，题目本身错了么！”这话也让旁人听不明白，听他解释手中的一册数学，才知道不久前他被一道题目难倒，其实不是他不会做，是说题的军哥自己说漏了条件。总之，他几乎对自己所有的成败都刻骨铭心，都暗中牢记，不会轻易放下。 说实话，这些往事后来才浮现于我的记忆，挤占了最早的兴奋。说起来，他当时走到哪里都不缺乏我这样的仰慕者，不满现实又野心勃勃，一心闹出点动静的小反贼。想一想吧，在他的周围，一伙少年男女偷偷纠合成群，神色清纯而凝重，嚼过一点炒蚕豆或冷锅巴，一张嘴，一放言，就是面对中国和世界，就是今后三十年乃至百年。说一说东南亚应该怎么办，欧洲与非洲应该怎样变，伟大领袖“重上井冈山”一语到底是何意思，能不让人眼睛发亮？讨论一下第三国际的教训在哪里，北约和华约的各自隐患在何处，还有中国的政府和军队该怎么重起炉灶，包括工业、农业、教育、文艺该如何大破大立……这种把栏杆拍遍和拔剑四顾的英雄豪情，这种即将候任广场上伟大塑像的劲头，能不让人热血？ 各种革命在这里串味。革命既然是流行色，地下革命便是愤怒青年的美酒——不管这种愤怒是来自贫困，还是来自失恋，还是来自家仇国恨，还是来自读书后的想入非非……革命的某种形式感，诸如紧紧握手，吟诗赠别，严肃论争，还有在惊涛拍岸前久久的沉思，已足以让人醉心于辉煌。何况这还是青年社交的一种有效媒介，就像马克思说过的，在广阔的大地上，任何人凭借一首《国际歌》，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同志——对于我们来说，当然还意味着找到一顿充饥的饱饭，几支劣质香烟，他人慷慨相赠的旧胶鞋。这些《国际歌》的兑换品和增加值温暖旅途。 一个人进门时举起右拳：“消灭法西斯！” 其他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 小太阳们还有这样一些礼仪。 坦白地说，如果没有这种豪情憧憬，我的青春会苦闷得多。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一旦有了候任铜像或石像的劲头，再苦的日子都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能放射出熠熠光辉——在日后某些观察者的眼里，宗教不就是这样吗？在缺少宗教的地方，革命不常常就是这样吗？在革命退场的地方，商业消费不常常也是这样吗？当今娱乐的、体育的、传销的、烧钱享受的诸多明星，引千万追星族要死要活，甚至闹到自贱、自废、自残的程度，其实也没什么新鲜。人类激情一次次失控性地自燃，拦也拦不住。 我开始重新看待脚上的镰刀伤痕。作为格瓦拉的崇拜者，我当然不再自怜，倒有一种把伤痕当作勋章的骄傲。走过那些衣冠楚楚的上等人身边，我甚至忍不住亮出身上的勋章，让寄生虫们统统一边去吧。 我开始重新打量前面的崎岖山道。作为甘地的崇拜者，我当然不再叹息，倒有一种把艰辛当作资历和业绩的兴奋。我相信一个人的体魄和意志，只能在这样的山道上，在身挑重担汗如雨下两腿哆嗦的长夜，才能真正百炼成钢。 我开始重新审度繁华街市。一个乡下人，心里装着马克思和巴黎公社，装着“重上井冈山”那种坊间流传的密旨，哪还有工夫嫉妒？哪还有工夫自卑？哪有工夫婆婆妈妈地上街淘货？要忙的事都忙不过来呢。反动派肯定不会自动垮台，街垒战斗太有可能在这一片城区打响。红旗应该在这幢楼上飘扬。重机枪应该在那幢楼上布设。起义的硝烟和坦克的机油味废气味已隐约可闻，那么起义者该在何处阻击，从何处增援，去哪里割断电话线，在什么地方建立指挥所，加强政治攻势的高音喇叭该如何架设……岂能不预先有所规划？路上一个白发乞丐，应该好好接济。街旁一个呻吟的病妇，也应该出手搀扶。因为人民大众是革命的坚强后盾，这些大爷和大嫂，说不定就是将来可贵的向导，是最要紧的线人，到时候能帮助我方突出重围绝处逢生——人民万岁！ 这一天夜里，我躺在拖拉机货厢上，怀揣一封来自马涛的信。信中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让我无法入眠。照信中的说法，湖北的情况很好，四川的情况也不错，广东方面已有朋友打入革委会，上海那边则有朋友进入了新闻界和哲学界，更重要的是，四十七军看来很有希望……总之，到处都在星火燎原，攻陷巴士底狱的伟大日子就在前面。我掐了自己一把，证实自己不是在梦中。 我眼望一座座向车后退去的暗色山峰，耳听满车竹竿颠簸的哗哗声，觉得很多事项也许还需进一步推敲。农民运动确实重要，但该从何处着手？秀鸭婆、武妹子、曹麻子那些家伙能听我吆喝？他们怨言再多，会舍下家里的老老少少和鸡婆鸭仔跟我犯上落草？不会把我一索子捆起来送官或当疯子按在地上灌药？再说，更让人觉得不放心的是，高层真的出现了裂痕吗？那几个老帅能起什么作用？很多人寄予厚望的那位大人物最终会是何种面目？……这些都是圈子里的热门议题，却又迷雾重重。 心事浩茫，神驰万里，我还没把中南海的纵横捭阖理出一个思路，忽听一片鞭炮般的炸响，感到了背部和屁股连遭痛击。我定下神来，翻过身来，看清了天上的星星，看清了路边黑色的树影，伸出两手摸索，才发现自己坐在水沟里，并不在货厢里的竹竿上。又过了片刻，我才大致明白，一定是厢板挂钩在颠簸中脱落，半车竹竿哗啦啦滚下车，躺在上面的我自由落体无法幸免。 “喂，停车——” 我把呼叫抛出去，扔入一大堆机器声、铁板撞击声以及竹竿颠簸声里，连自己也不大能听见。机手绝尘而去，一晃一晃的尾灯越来越远，最终被无边的黑暗淹没。 “喂——”我几乎欲哭无泪。 以一根树枝为杖，我一拐一瘸地上路，走到老井坊那里，向路边农户讨了一点草纸，烧灰给腿上一处伤口止血，然后才看见路上迎面而来的两道光柱。原来机手一直把拖拉机开到茶场，才发现车上空了一半，车上人也无踪影，才急忙开车回头来找。车上的两个人是他找来帮忙搬竹竿的，不是来参加起义的。 “你这个臭聋子——我要你慢点开，慢点开。那个破车厢不散架才怪呢。”我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能怪我吗？我要你坐到前面来，你偏要睡在上面，吹你那一身痱子。我又没长后眼睛，还能时时刻刻把你盯住？”机手也很冒火，压根儿没把我当作未来的起义领袖。 我很想启发一下对方，不要鼠目寸光，不要门缝里看人……但接过对方递来的两个煮红薯时，我已确认远水不解近渴，红薯比革命更能消除自己眼下的头晕目眩。 十四 影子人物 十四 影子人物 红色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这个城市成为神秘的基地之一。离城市七八十公里的山坡上，一片树林子里，一座没有挂牌的楼房，架有铁塔天线并有军人守卫，是东南亚某国共产党的一个广播电台——这事多少年后才为公众所知，楼房成了一个游者出入的历史遗迹。来自几个东南亚国家的红色干部子弟，还有些烈士遗孤，安顿在远郊一个学校。我们曾去那里举行篮球友谊赛，向对方球友赠送毛主席像章。我的一位大龄同学，好像姓罗，记不太清楚了，还在那里交上一位女友，据说是菲共首脑的女儿。那女孩大眼睛，大酒窝，中国话学得很快，最喜欢打乒乓球。 罗同学带这位女孩来到学校，说他不久前偷渡出境去越南参战抗美，不巧被解放军的空防部队抓住，押解回国，惨透了。不过，他说他还要去的，等到东南亚全解放，哥们可能混成一个旅长或师长，到时候一定邀我去旅游，饱吃那里的香蕉和木瓜。 一位偷渡同行者已死在美国b52的狂炸之下，也是他说的。 我下乡后还见过这位罗同学。他不知为何没去越南，红色公主似乎也没下文。但他同我说起了马涛，一个他无比崇拜却无缘得见的思想大侠，知青江湖中名声日盛的影子人物，曾任某红卫兵小报的主笔。 “你是说马涛？我认识呵。” 他圆睁双眼，把我当恐龙上下打量，“吹吧，骗谁呢？” “吹什么？他妹妹将来说不定还是我的……那口子。” 他差一点眼球掉出了眼眶。 “你看你，至于吗？我有什么必要骗你？” “你真的……认识他？” “真的。” “你是不是耍我？” “懒得同你说了。” “亲爱的，那你一定要带我去认识一下。”他立刻拍打我身上的灰，买来一支冰棍递给我。 他从抽屉里搬出一本剪报，里面有不少马涛的文章，化名“新共工”“潜伏哨”“小人物”一类，都是红卫兵小报上的时论。他又掏出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有各种他抄录和珍藏的格言： 革命就是看似凶手的外科医生。 胜利的最大秘密，在于等待对手犯错。 青春——与年龄无关的热情。 …… “你听听，说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也就是一个中学生，你说他脑子是怎么长的？听说他的数学，初中时就自学到高中，觉得物理课本没意思，索性自己重新编写了一套。有这事吗？听说他很多的文章都不打草稿，直接往蜡纸上刻……”他兴冲冲向我打听各种细节，又翻动纸页，温习下一句格言。 我无法证实传说，也无法确定那些格言都出自马涛。我略感吃惊的是，涛哥什么时候已如此深入人心了？也许是时间长了，接触多了，见多不怪，加上马楠这一层关系，我倒也没觉得他神奇到哪里去。他没叼烟斗，没披风衣，没戴花呢贝雷帽，没敲击打字机并且在壁挂地图前踱来踱去，不像个来自巴黎或彼得堡的革命党魁。“托洛次基同志……”他没这样嘟囔过。“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哪里？……”他没这样打过电话。虽说鼻梁高挺，眉骨峻突，隐有几分凌厉之气，但他那虎背熊腰拿去扛包还合适，戳在哪里打铁或夯地也合适，说到底也就是一普通人，在民办中学混过的高中毕业生吧——当时很多低下家庭背景的学生，地主或资本家的子弟，只能去这种学校，隐在小巷里的那种，连操场都不一定有。 这位涛哥似乎还有一点点笨，一点点痴。他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精确无误。但他就是不大记人，是个“大字先生”——农民们对粗心人的另一种说法。据说他下乡后，把村里的姓王的叫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一再搞乱村里人的辈分和姓氏，被旁人纠正了，下次还可能错。他在三〇一国道边一个知青户住过两天又吃又喝，还拿走人家几毛钱搭乘汽车，但那位债权人后来见到他，他根本不记得，理都没理，只看了一眼便倒在床上继续读书，把对方气得脸红脖子粗。“什么人呢？怎么这样白眼狼？他去我们那里流窜，谁不是把他当祖宗供着？他担过一次水么？劈过一根柴么？摆过一次筷子么？” 有人把这些悲愤万分的话转述给马涛。 马涛很奇怪，“有这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天地良心，他可能真忘了。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扫帚倒在地上，他路过好几次也不扶；饭烧焦了，他路过好几次也不熄火。这都是他的常态。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扫帚、饭锅这一类婆婆妈妈的小事。 回城过春节了，他与同行的知青们想省钱，贼头贼脑地“打溜票”上火车。碰到乘务员巡车查票，有的人钻厕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车厢下后车厢上，还有的嗷嗷直叫装聋哑人，拿一条围巾蒙面装麻风病人，或是联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计……总之是花样百出各显神通，让查票的顾此失彼，防不胜防。结果大家都纷纷过关了，唯有他当大爷呆呆地坐等奇迹发生，最终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没买票，承认自己也没钱买票，气得伙伴们一个个痛不欲生大加埋怨。“天下还有这样的猪脑袋？他就不会说车票被小偷偷走了？不会说车票不小心丢了？” “像他这样的木瓜，抓进鬼子的宪兵队，肯定第一个毙了！”有人对他的智能水准也大生怀疑。 他供认不讳，自证其罪，被乘警带走，在终点车站挂一个“流窜犯”的纸牌，与其他盗贼、骗子什么的一起，面对广场示众三日，算是折抵车资接受惩罚。几个伙伴去接他回家时，他不知在哪里睡过，与一些什么家伙亲密过，头发结成了块，身上冒出一股浓浓的溲味，脸上好几处红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似乎不大在意，见到伙伴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们，我知道维特根斯坦错在哪里了。” “你说什么？”大家如同听到火星语。 “何胖子根本没读懂，对怀特海的解释也纯属胡扯！” 他把提袋丢给伙伴，自己这就去找何胖子。他要与那位化工厂的锅炉工就欧洲现代哲学一决胜负，不杀个人仰马翻决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个澡吧？”他妹妹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么了，一身臭气也不怕熏了别人一家？” 他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全身，发现自己确实成了一颗毒气弹，便没再说什么。 多年后，他已远在太平洋的那一边，音信渺茫，相见时难，但还是不时潜入我的恍惚，触动我内心中柔软的一角。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阴暗的岁月，在我父母双双收监审查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开我的那一段，经常与我散步在街头，兄长一样热情地解说和鼓动，填补了我身边的空白。我得感激他引我走入知识之途——尽管他的不少说法并非牢不可破（比如我一度跟着他确信当时的社会积弊是“资产阶级复辟”和“修正主义专政”），尽管他的某些兴趣话题不无可疑（比如我曾经跟着他热情关注那些八竿子打不到的四十七军或三十八军），尽管他对我的耐心渐少，刻薄之语让人难以忍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你怎么还不去一头撞死？）……但我还是承认，他是第一个划火柴的人，点燃了茫茫暗夜里我窗口的油灯，照亮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他就有了充实感，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这样，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从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汉吉拉斯，我就是在马涛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过青春。借来的、抄来的、偷来的书塞了满脑子以后，我甚至像圈子里的各位哥们姐们，差不多长出了一张马涛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鲁迅常用语），动不动就蹦一个“逻各斯”或摔一个“布尔乔亚”（“逻辑”或“资产阶级”的旧译），说话口气回到手摇留声机时代，回到繁体字和长布衫的时代，暗示自己的学养根底非常了得。 不好意思的那一次，就像大家嘲笑过的，一听到马涛推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甚至立刻跑到书店，一进门就大喊：“买一本幼稚病”——显然是未能记住长长的书名。 一位老头营业员愣了，“你是要看病？这里不是医院呵。” “不，我是要买书！” “那你上二楼看看。治病的书在那里。” “幼稚病不是病，是左派。” “左派？我们都是左派。你从哪个螺蛳壳里拱出来，敢说我们有病？” 我可能真是记错了。那么到底是左派的幼稚病，还是幼稚的左派病？是青年近卫军的幼稚病，还是铁道游击队的左派病（我刚看过这几本有关战争的小说）？……我想了好一阵，越想脑子里越乱。老头取来的几本幼儿书，当然也是离题万里。我只得摸摸脑袋，悻悻地离去，让几位营业员在我身后面面相觑。 出门便遇到小安子。她听我说完忍不住大笑，伸出一个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几个指头？” “一个么。” 她加上一个指头晃了晃，“这是几个？” “你什么意思？” “我要看你是不是脑积水了。” “你才脑积水呢。” “你不会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小菜瓜，告诉你，马涛那种狂人纯粹是飞蛾扑火，充其量是一点飞蛾之志。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她翻一个白眼，扬长而去。 十五 告密信 十五 告密信 当时的乡都称“公社”。这个公社的知青散落在山南岭北，总是在赶集时才集中出现于小镇。操一口外地腔的，步态富有弹性的，领口缀有小花边但一脸晒得最黑的，或脚穿白球鞋但身上棉袄最破的，肯定就是知青崽了。他们坚守一种城市的高贵（小花边、白球鞋等），又极力夸张一种乡村的朴实（最黑的脸、最破的棉袄等），贵族与乞丐兼于一身，有一点自我矛盾的意味，似乎不知该把自己如何打扮。 每逢农历三、六、九，农民们来此赶集，交换一些土产品，以货易货，调剂余缺，大多聚集在猪市、牛市以及竹木市。知青们则大多是冲食物而来，见到甜酒、米粉、猪血汤、糍粑、包子、板栗、菱角、杨梅一类必兴奋不已。本地小贩都不大喜欢这些外地人。有人说，这些街痞子太没规矩，用磁铁块暗贴秤砣，一个钱买两个钱的货，太歹毒了。还有人说到更无聊的事：买一个包子，吃完半个后假装失手，把剩下的一半落在油锅里，气得女店主欲哭无泪：“祖宗，你吃包子就吃包子，这一下吸走我二两油呵。” 来自四乡八里的知青在这里混出了几分熟，日后不免有些走动，相聚下下棋或打打球，唱唱《三套车》或《山楂树》什么的，再讲一个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也算是超爽的文化大餐了。马涛所在的一伙来自茶盘砚，在集市上结识了另一伙，一些操纯正北京腔的知青——据说多是外交部子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通过特殊关系落户这里。 天下知青是一家。两拨落难人隔河相望，一接上头便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在小饭店里吃米粉时免不了互相谦让，争相埋单，闹出扭打的模样。“人生呵人生。”“命运不过是一杯苦酒。”“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话都很耳熟，很对味，也很伤感动人，如同江湖上的接头暗号，一听便可引为知己。 “你就是马涛那个点的？” “你同阎小梅一个队？” “我早就拜读过你们涛哥的文章。” “我早就仰慕你们梅姐的诗名。” “能认识你们，我太高兴了。” “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听……” 一个少男和一个少女，就这样在邮政所前认识了，互相一阵打量，紧紧地握手，眼睛迸放光芒，立即解下背篓去溪边深谈。他们在柳树林那边会不会擦碰出感情火花，会不会眉来眼去进而谈婚论嫁，也尽在其他伙伴的想象中。不料大家才逛了半个集市，就发现他们怒气冲冲各自归队，情节急转直下。 少女回头大骂了一句：“骗子！” 少男也回头大啐了一口：“什么东西，冒牌货！” 伙伴们后来才发现，也许是相互期望值太高，亲密者其实最容易成为冤家仇寇。他们刚才不过是一个有关俄国电影的细节解读没谈拢，就无不痛感失望，怒不可遏，忍不住喷血相骂——知识的高风险由此可见。读书是好事吗？当然是。但读书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一不小心就在相互挑剔、相互质疑、相互教导之下土崩瓦解，甚至在知识重载之下情绪翻车，翻出一堆有关智商和品德的恶语。 不久后，一场读书人之间的口水仗再度爆发： “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思》？” “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 “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 “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 “说说《资本论》吧。” “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是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 “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 “你是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玛特辽娜的家》？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 “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 这种对话像打牌，各方都决心压对方一头，四连炸，同花顺，一个个都争相拍出大牌。对方读过的书，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没读过的才应该成为话题，才是缺口、软肋以及决战机会，必须一举发现，狠狠抓住，穷追猛打，打得对方晕头转向。相比之下，关于辩证法、辉格党、汉代土地制度一类辩题，是一些难分高下的死局，说起来比较费事，聪明人最好不去那里纠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还懂一点英文或法文，那么各种版本都抡上来秀一把和搅一把，正事就更没法谈了。 空气中已隐隐弥漫敌意。大概是在知识攻防上打平，擂台争雄难有结果，于是双方的比拼转向更加奇怪的科目：你犁过田？你做过瓦？你烧过砖？你炸过石头？你下过禾种？你阉过猪？你车过水？你会打连耞？你会打土车？你一天能插多少秧？你遭遇过雷击？你一次能挑多重的谷？你打死过银环蛇和猫头蛇？你知道“赶肉”与“炼山”是什么意思？你那棉袄上的补丁有我的多？……如此唇枪舌剑，相当于夸富和炫宝的颠倒版，同样是一种挑衅，一种进犯，一种排行榜竞争，一场争面子和抢风头的往死里打，一种革命和更革命之间的不共戴天，一种英雄和更英雄之间的水火不容。 “骂谁呢？”有人大拍桌子。 有谁开骂了吗？更多的人东张西望，寻找目标。 “道不同，不相与谋！”另一位站起来，气呼呼地拂袖而去，跨出了小饭店门槛，带动了另一些人纷纷起身，吓得几个和事佬左右为难。他们这一次不仅没有争相埋单，而且大多成了气包子，脸上挂不住，连“再见”也免了。只有阎小梅跑出来大喊：“谁的草帽？是你们的草帽吧？草帽都不要了？” 后来，河这边有些人骂出了“臭权贵”，河那边有些人骂出了“狗崽子”，扯上各自的家庭背景，就更为意气用事了。其实双方的家长此时都是受到运动冲击的倒霉蛋，但这一方多是地主、资本家、旧职员的故事，那一方多是红色官员的故事，双方的苦情同中有异，好比财主和乞丐都牙痛，但痛得不大一样，事情不宜往深里想。 有人把马涛被捕一事，归因于对方借刀杀人——怀疑依据之一就是马涛在辩论时的傲慢曾把小梅气哭，种下了苦瓜籽。雪上加霜的是，几天后小梅在买粮的路上被碎瓷片割伤脚，一时血流如注，红透了半只草鞋，坐在路边痛得咬牙切齿一头大汗。涛哥恰巧路过这里。他不是没看见她脚下的血草鞋，不是不知道这里偏僻得前不巴村后不巴店，不可思议的是，他只是淡定一笑，“怎么这样不小心？要防止破伤风呵。” 他取下墨镜又戴上墨镜，跨过箩筐和扁担以及血草鞋，竟然一步步走远，一只旅行包在背上晃荡，消失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 “快去卫生院吧。”他最大的恩惠、最深的关切、最温柔的言语，就是回头补上这一句指示。 他以为他是谁？ 这也太冷血了吧？连一条路边的狗都对血迹惊慌大叫，但一个人居然没停下来，没蹲下来，没撕破衬衫帮助包扎，甚至没想办法给伤者的伙伴们捎个口信，就这样脸厚如墙地袖手而去。他就不知道流血过多差一点要了小梅的命？即便他是“沉船派”，与“补船派”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他是人，是男人，是一个号称心系世界的男人，如果不懂得怜香惜玉，至少也要知恩图报吧？如果不懂得知恩图报，至少得有一点人之恻隐吧？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没少吃小梅那些人埋单的甜酒、米粉、猪血汤……这些就不说了。有一次过河去借粮，他喷完一通理论口水，还受到对方全体的热烈鼓掌。换下来的衣服还是小梅和另一个女知青拿去洗过，小梅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也是优先他挑选。他怎么一转脸就全部人情归零？如果不联系“狗崽子”的阶级背景，这一骇人听闻的事实该如何解释？ 一个常打篮球中锋的大个头，小梅的男友，将军的儿子，捎来口信要与马涛约架，一对一，徒手上，血溅五步，生死在天，地点定在河边林子里。要不是双方的和事佬多方劝阻，一场血拼也许难以避免。但事已至此，群体内部的严重分裂无可挽回。 壮志未酬，大业未竟，胡马未灭国先乱，靖康犹耻箕豆煎，呵呵呵，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有一位女知青每想到这一点就暗自流泪。同伙们发现她从此以后沉默不语，茶饭不思，要不是偶然发现她的三首旧体诗和一封遗书，差一点就听任她悲愤万分地投江明志去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一封不知出自何人的告密信，举报马涛的危险言行，算得上警察一看就要血管爆炸的大案情，引来了两台神秘的吉普车。警察直接来自省城，身穿便衣，换掉了警用车牌，大概是不想打草惊蛇，没有直扑茶盘砚抓人，只是在村外较远的路口布控，让一名公社干部去诱马涛入网，其事由是请他去“帮助公社绘制水利地图”。 这一次秘密逮捕，当然是为了撒开一张更大的网。以至村里人都不知情，好一段还给马涛记工分和分口粮，以为他不过是去公社当差了。 没有太多人打听他的归期。 十六 三卦全凶 十六 三卦全凶 我一直为马涛悬着心，觉得他走南闯北，交友太广，说话又敞，很可能遇上什么叛徒或密探。他曾提议建党，草拟过一份党纲。考虑到他周围的面孔太多和太杂，出事的风险超大，我和很多人都表示犹豫和反对。 我得承认，谨慎的别号就是怯懦，我们的勇气远不及他。我一直为此暗自羞愧，总觉得自己骨头软，一旦碰上小说和电影里刑讯的老虎凳、辣椒水、大烙铁一类，肯定会招供，说不定还丢人现眼地尿裤子。我的妈，我太想当英雄但从小就怕打针。我太想当英雄但千万不要受刑，要死就快死，挨枪子踩地雷都无所谓，只是不要面对老虎凳……我永远的秘密就藏在这里。 好几次眼看就要出事，特别是春节回城聚会的那一次，涛哥进门后摘下口罩，大声招呼各位，但迅速低语一声：“我被跟踪了。” 我如遭电击，好一阵目瞪口呆。 事情是这样，他发现自家楼下突然换了房客，是一对夫妻，但女方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所在的单位，说不清单位的业务，表情很不自然，估计就是探子。更可疑的是，他收到来自四川的两封信，从邮戳的日期判断，都比以前反常地慢了两三天，那么这种延误意味什么？难道不正是秘密邮检所需的时间？就是刚才，他出门后发现身后总有一个人影，不远不近地尾随。他试探了一下，把一张废纸揉成团，扔进街口的一个垃圾箱。果不出预料，他后来躲在墙后偷看，发现那个身穿深蓝色夹克的家伙，正朝垃圾箱里查看，大概想找到他扔掉的纸团。 我们慌了，顿时觉得门外充满风险，布满了警察的眼睛和枪口。不知谁撞倒了一个茶杯，发出惊天动地的恫吓。 马涛若无其事地一扬手，“打牌。” 他指了指上下左右，又指了指耳朵，意思是这里也可能有窃听器。这样，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在一片发牌和叫牌的嘈杂声中，由他写在一块纸片上：第一，这两天大家不要互相联系。第二，分散出门，若被查问，就说今天是打扑克，说说招工的事。第三，回去后销毁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文字，特别是信件、日记等。第四，以后见面时吹一声口哨表示安全……他把这张纸片交大家看过，划燃一根火柴，烧了。 我们给窃听器热火朝天打了一通扑克，分批离开这一雷区。我一路走得胸口大跳，见谁都紧张，见警察和军人尤其腿软心慌，于是两次进入商店，上了一趟公共厕所，看一下路边墙上的公告，还仿照涛哥的办法故意丢一个纸团，看是否有人随后来捡。还好，我觉得最可疑的一个撑伞女人越过纸团径直往前走了。 也许事情没那样严重？也许刚才那间房间里并无什么窃听器？我怯怯地这样想。 一定是某种奇妙的感应在发生。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在深夜醒来，确定自己躺在床上，听到了窗外的风声、雨声、雷声、树枝折断声，还有火车站那边的汽笛声和放气声。我还听到了隐隐约约的一丝呼唤，侧耳再听片刻，觉得那呼喊似与我有关。是的，应该有关。我打开电灯，穿好衣服，开门下到一楼，没找到保管院门钥匙的老王头。 仍然能听到远处飘忽不定的什么，好像那个什么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消失在邮电大楼那边。 我只好翻墙出院，撑一把伞，来到了街上。我赶到邮电大楼，发现积水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水渍中的路灯倒影。再找一找，才发现声音已飘至农机厂那边：“陶——小——布——” 果然是我的名字！这太奇怪了。是谁在找我？是谁用这种方式找我？ 我赶过去，发现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影。一张半藏在雨帽里的脸看上去很眼生。“你找陶小布？” “你是陶小布？”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 “你找我……有事吗？” “马涛你认识吧？” “当然，当然……” “他进去了。” 我吃了一惊，顿觉脊梁后一股凉气往上冒。看来，该来的终于来了，既然来了也就踏实了。我觉得自己还不错，沉着地开始掏烟。 “你好像不太吃惊？” “进去了就进去了呗。”我得提防来人是一个探子，是一个什么圈套。 其实对方也不知具体案情。他是一个窃贼，看上去是一个真窃贼，与马涛在号子里萍水相逢而已。听说他今天将获释，马涛便托他捎出口信，而且要求快，十万火急。但他不知如何才能找到我。从马涛嘴里得到的信息，只知我最近借调在县电影公司写幻灯脚本，具体地址并不清楚。因此，他只能大海捞针，乘晚班火车赶到这里，下车后沿街寻找，借助路灯和手中的打火机，见一个招牌就看一个，直把打火机的汽油烧光，还没找到电影公司。夜太深，雨太大，他找不到地方买打火机、手电、火柴，也不便敲门问路，只好一条又一条街地狂喊，不信自己的运气就那样背。 这真是太悬了。假如我这一天睡死了怎么办？假如我这一天出差了怎么办？假如我提早结束借调然后返回乡下了怎么办？假如我听到呼喊但没能追上他怎么办？……更脆弱的一环是，他与马涛非亲非故，凭什么费力又费钱地跑这一趟？假如他不是对政治犯高看一眼，不是一个身为窃贼的活雷锋，一出看守所大门就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又怎么办？在这一刻，我不能不相信奇迹，不能不相信眼前这个窃贼就是上帝之手，不能不相信上帝的另一只手刚才在风雨中摇醒了我。 “他说了，只要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当然……太谢谢你了。”我用打火机点上他的烟，“你都淋湿了，到我那里换衣吧。你一定也饿了。” “不行，我得马上走，明天还有急事。”他执意连夜赶回省城，只是临走前找我要下了余下的半包烟，稍有犹豫后连打火机一起塞进他的衣袋。 我回到电影公司的小房间，看看闹钟，离天亮还有四小时。我的第一步是紧锁房门，拉上窗帘，烧掉身边一切可能惹事的纸片。我总觉得时钟滴答滴答跑得太快，相信很多事正在这时步步逼近，比如突击审讯可能在这个雨夜继续，抓捕名单可能在这个雨夜扩充，布控电话可能在这个雨夜打向四面八方，警察们可能在这个雨夜紧急出动，扑向那些睡梦中的人……秘密逮捕图的不就是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大突破么？县公安局那座远远的大楼，还有三四个房间亮灯，更引起我的警觉。那里的人为什么还没睡？他们在干什么？……（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了解的事实居然证实了这一点——那一夜省厅专案组人员确已驱车抵达这个县城，比捎信的小窃贼快了一步。幸运的是，一场大雨造成道路泥泞困住了吉普车，加上县局同行们执意招待酒饭，他们才没有连夜下乡去，给我留下了宝贵的时间差。） 早上八点整，我准时来到邮电局，第一个冲进营业厅，抢填长途电话申请单——当时长途电话都只能这样打。我的慌乱肯定让营业员奇怪。但我顾不上那么多，第一个电话打向茶场，让王会计立刻通知马楠，“三姑要来看她了”——这是我与她约定的暗语，最高级别的警报。她一听就知道该干什么。 第二个电话打出去了，第三个电话打出去了，第四个电话打出去了……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广联公社中学的莫眼镜。这个莫眼镜与马涛走得近，是地下建党积极分子，还曾把武斗中的一支五四式手枪窝藏下来，虽打光了子弹，把枪丢到河里了，但是眼下若查出这一段，不仅他要脱一层皮，马涛也必然罪加一等。 通话的结果，是他此时不在学校。他的同事说他上午要看病，然后随校长来县城开会。这似乎证明他尚无危险。不过蹊跷的是，这莫眼镜一直无官无职，大头兵一个，什么会议轮得上他？ 我对“开会”的说法放心不下，便去汽车站拦截。查了一下班次表，发现从广联来县城的最早一班车是中午抵达，太晚了，太晚了，晚得有点悬了。我必须把拦截的位置前移，移到对方上车之前。 但这时已没有开往广联的班车。 我只好立刻上路找货车，在公路上窜来窜去，太想自己变成一个花姑娘，让货车司机们动心；太想衣袋里有钱，让货车司机们对一张大钞票动心。但这一切都不可能。我更不可能操一挺机关枪立在路当中朝天点射，把开车的吓下车来，只能眼看着货车一辆辆飞驰而过。经验丰富的司机们，越是见路边有人探头探脑，越是把汽车开得飞快。 最后一着只能是爬车。我追赶的第一辆，呼的一下如炮弹出膛，只给我一个眨眼的机会，连车影子都没摸上。我追赶的第二辆，哗的一下溅我全身泥点，待我抹去脸上的零碎，目光重新聚焦，眼前只剩下一条空空的道路。一直走到三五〇公里路牌处，我才看出一点点门道，发现货车减速的条件是：一、上坡；二、转弯；三、载货重。这样，我选定一段上坡的弯道，在那里等了片刻，终于等来一辆摇摇晃晃的运粮大卡。 破釜沉舟在此一举。我一听到汽车喘息减速，立刻从路边跃身而出，拿出跑道冲线的疯狂，把随身的挎包首先扔上车厢——这相当于来一次豪赌：能上车则已，不能上车就一输到底，挎包里的钥匙、粮票、手电筒、雨衣统统奉献给司机，给你大爷尽孝吧——事实证明，这种自逼绝境的一招确实有效。赌徒一旦孤注一掷，脑子便是空白的，眼睛是充血的，两脚不再属于自己，爆发力不可思议。不知何时，我发现自己摸到了车厢板，扣住了车厢板，呼呼呼脚下生风，忽感一阵轻松——全身飘飞之际，脚下拉成一片的模糊路面已离我下沉。 谢天谢地，我的挎包算是失而复得。 到达广联时，我选择一个上坡地段跳车，在路边候车的人群里一眼看见了莫眼镜，正在与一中年人说话。他看见我，显得有些奇怪，不知我为何出现在这里。他身旁那中年人大概就是什么校长，此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大概只是把我当作同行者偶遇的某位熟人，冲我点了点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不要慌。”我把莫眼镜拉到一边，“我不能确定现在有没有人注意我们……” 对方已经紧张了，面容开始僵硬。 “看着我，看着我，保持微笑，保持全身放松，就像没事一样……” 远处有汽车鸣笛，长途班车已驶近。这就是说，对方马上要上车了。不过通气和串谋无需太多时间，哪怕一分钟，哪怕半分钟，就已经足够。 魂飞魄散的十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事后得知的情况是，共有七人在这一天来县公安局接受询问，其中三位的住处遭搜查。从警察话里话外的迹象判断，马涛的有些事尚未暴露，幸好这边的被传询者都有备而来，也没放出多少料，特别是手枪一事提都没人提，大概能蒙混过去。 这些人事后都来过电影公司，享受我的一包花生米，一盆豆腐干，两瓶白酒——算是我给他们压惊，庆贺意味也在不言之中。 马楠不知哥哥眼下到底怎么样，在我的房间里急得哭了。蔡海伦在一旁尽力安慰她。我们商议的结果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了应对事情进一步可能的恶化，有些人最好避避风，到外地躲一段，比如她马楠。 “我不走！”她连连摇头。 “就算你相信你哥，但同案的其他人是否扛得住？”我尽量说服她，“你想想，只要证据链塌几环，漏几块，案情就是查无实证。这对大家有好处。” “我就是要他们来抓我，我不怕！” “马楠，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一切都要做最坏的打算。没看出来吗？这次来的警察非同一般，至少是省厅的，你以为是吃干饭的？”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不就是把我判刑吗，把我枪毙吗？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如果连这样的人也只能死，那我就死好了。我陪我哥去死，像秋瑾、赵一曼、江竹筠那样去死，砍头也只是碗大个疤。” 横到这一步，气壮山河到这一步，我就显得很小人了。结果，胆小惜命的丢人角色只好由我来勇敢担当。第二天一早，送她们回乡后，我在床前扔了三次硬币，以正面为吉，以背面为凶，竟发现凶凶凶无一例外，吓出了自己一身冷汗。我不能再犹豫，不能再犹豫，哪怕十个小人也得一口气当下了，于是留下一张请假条，买了一张火车票，急匆匆去z县投靠一位朋友。 十七 永远的空框 十七 永远的空框 到底是谁告密？没有人知道，但大家都在暗中打听。马涛下乡插队的w县，离我所在的y县两百多公里。那一次我从报纸上得知，w县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河流上游的水库观察员疏于职守，喝醉了，睡着了，没发现洪水来得太快和太猛，形成了深夜里的漫顶的溃坝。上万吨固体般的泥浆翻腾跳荡轰然直下，惊得方圆数里之内的老牛、小狗、老鼠、鸡鸭、鸟雀一齐呜咽或号啕。 一个吊脚楼里入睡的五位女知青，不解动物们的警告，连人带房被洪流席卷而去。直到七八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的漫长水岸，陆续找到一具具泥糊糊的遗体——其中便有阎小梅。 我串访w县时见过她，发现她身上可能有蒙古人血脉，身体高高大大，说话快人快语，有时还像男人抽上一支烟，特别是在辩论什么时。 县里举行了隆重集会，追思英灵，表彰勋业。据说小梅的父亲出现在会上。这位风度翩翩的前驻外大使，反而为渎职的年轻观察员求情，希望有关方面不要重判。他说，他和妻子已失去了孩子，不希望另一对父母也失去孩子。 他只是带走了一面镜子，女儿唯一的遗物。 很多年后，我在一个知青网站上发现有人还在回忆这事。一位网友写到小梅，说她当年外号“老佛爷”，是北京某中学红卫兵头，在乡下时特别爱孩子，一旦发现村子里有孩子失学，就叫上女知青们去孩子家，责问当事父母为何不重视教育，简直是开批斗会。另一位网友还说，小梅当年是了不起的才女，有一次在火车上迷倒一位男教授，对方到站了也舍不得下车，硬是听她说完了几部法国电影，到前面的车站再另外买票往回赶。但这个网站上没人提及当年隔河两岸知青们的交往，更没人提到马涛被密报一事——那封要命的举报信，到底是出自小梅，还是出自小梅的男友，还是出自其他什么人，大概都说不清了。是否真有密报这回事，看来也成了一个永远扑朔迷离的疑点。 人们肯定都希望往事干净一些，温暖一些，明亮一些。清明时节，知青网上也有祭奠活动，挂上了一些亡友的照片、简介、悼文以及追怀者们献上的电子花篮。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没入洪水的那五位花季少女。她们不失满脸朴拙，如一棵棵白菜天使，水淋淋的动人，与时下的卡通女、野蛮女、职场女、小萌女、豪华女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化妆品以及敌视化妆品的时代，一个生活尚未精装化的时代，一个更靠近泥土的时代。 稍感意外的是，阎小梅的名下连照片都没有，仅留一个黑边空框。祭奠发起者这样解释：当年照相机很稀罕，留下的照片本就不多，何况她父母觉得看女儿的照片太伤心，早就把那些黑白片全部毁了。 一个少女就这样成了一个永远的空框。 十八 政治犯 十八 政治犯 对不起，我们两个并不合适，还是结束这件事吧。 这张字条赫然入目。随这张字条送来的，有一只我送给她的口琴，还有我存在她那里的全部饭票——意思已十分明显。这件事发生在马涛惨遭判刑之后，她回城打理她哥的一些事，刚刚回到白马湖。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怒气冲冲地赶到食堂。“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合适？我不合适谁合适？” 马楠正在大木盆前切菜，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继续切出南瓜片，“我就是觉得不合适。你走吧，不要在这里。” “你……是不是怕你哥连累我？” “我有别人了。” “骗人！” “我一直在骗你，”她投来冷冷一瞥，“你还不知道？你走吧。你要是再来纠缠不休，我就要报告领导，揭发你的一肚子坏水！” 我气昏了头，觉得眼前这个人完全陌生——一部像模像样的爱情片，到头来怎么突然变成了批斗会？ 她以为自己能骗人，其实她才是最好骗的，一骗一个准。多次交涉无效后，一封假遗书，无非是从书上抄来一些要死要活的话，无非是失恋者夸张的上天入地来世前生一类，写得泪巴巴血淋淋的，被我蓄意留在枕下（好像还没写完），蓄意让同室的二毛翻到（他喜欢翻找我的香烟），蓄意让他立刻去传给马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错）……接下来的情况不出所料，她以为真要出大事，冲上来擂了我两拳，哭歪了一张脸。 她捂住这张脸，一口气说出了真实隐情——其实是我不愿听到的，后来一次次后悔自己费尽手脚去打听的。生活中有很多秘密，其实应该像地表下的地核，隐在万重黑暗的深处，永远不见天日。 流星在头上飞掠，我现在该往下写吗？星空在缓缓旋转，我现在该往下写吗？月光下的山那边似乎就是世界边缘，是滑出这个星球的最后一道坡线，我犹豫的笔尖该往哪里写？马楠，原谅我，我不该套出你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复杂，甚至有些乏味。这样说吧，她哥在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好几次写信回家，希望家人帮他陈情申诉，也需要家里给些钱。劳改地在湖区，那里的冬天太冷太潮，他需要皮褥子和大棉鞋。狱中的饭菜也太差，他需要奶粉、肉肠以及囚犯自费的“加餐券”。作为一个“现行反革命犯”，他在交付群众游斗的那一阶段饱受拳脚，至今还常感腰痛，左眼视力模糊，身上有好几处内伤。他虽当上了狱中的文化教员，可以少干一些重活，但身体恢复看来还是遥遥无期。没办法，为了尽快恢复体力和思考力，他需要西洋参、蜂王浆、鱼肝油丸——据说一种产地澳洲的鲨鱼肝油特别好，是一位狱医告诉他的。 母亲倾囊而出，卖了压箱底的玉镯子和金戒指，把仅有几样家具也送入了典当行。马楠还一次次去卖血，为了规避短期内不可卖血太多的医院规定，每次都是跑三四家医院，报上一些假名，大喝白开水，然后要医生多抽一点，再抽一点，无论如何再抽一点……直到自己头昏眼花，出门时一步踏空，晕倒在医院门前。 即便如此，钱还是不够，不久前她去探监，带上了奶粉什么的，但还是缺三短四。马涛瞪大眼，发现没有鱼肝油丸。“你得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属于全社会的人。” “哥，很对不起……” “我不需要你们怜悯，明白吗？”马涛焦急得做了几个旋脖子的动作，看天的动作，“我再说一遍，你们怎样做都对得起我。我可以吃糠，可以吃烂菜叶，饿死也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可惜有些事，比如偌大一个思想界的倒退，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 “哥，我们尽力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 “哥，我们会再去想办法……” “你走吧。” “哥，请你原谅我，没把事情办好。听说有一种国产的鱼肝油，质量和效果也不错，我不知道……” “不要说了，你回去吧。其实你们以后都不必来看我，你们可以忘了我，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 “哥，真的，家里情况你可能也知道。能找的人我都找遍了……”她本来想说说母亲的手镯和戒指，但说不出口。 “你不要说，不要说，我知道你找了哪些人。”对方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气恼，平了平气，转入耐心的启发。“楠楠，你努力了吗？当然努力了。你辛苦了吗？肯定辛苦了。但我向你说过几乎千万遍，那些小布尔乔亚的书生无足轻重，脱离人民的孤芳自赏者注定一事无成。人民，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真正的智慧所在，是一切办法中最大的办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是任何人也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如果你觉得孤苦无助，不是人民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明白不？” 虽然穿一件脏兮兮的囚衣，显得有点人瘦毛长，但哥哥依然目光炯炯，说话仍是有腔有板，充满了面对讲堂的浑厚和沉稳，每一句清晰得可供记录、录音、录影，很合适进入历史档案。 他上身靠后，微眯双眼，再次意味不明地冷笑了一下，走出脚镣的哗哗声，把身后的妹妹抛弃在茫然中。 “一百四十五号，你还有时间。”门边一位警察提醒他。 他没回头，脚镣在铁门槛撞出咣当一响。 “一百四十五号，你的东西带走。”警察把查验过的一大包扔过去。 可怜的政治犯就没打算问一问母亲？也不打算问一下姐妹们以及朋友们的情况？也不打算知道大家是如何为他焦急、奔忙以及奉献？……十分钟的探视，在这里其实更像一场伸张权利的逼债。在囚禁与未囚禁的两方，在受难与未受难的两方，在负伤和未负伤的两方，地位立见高下，没什么平等。这里的手铐脚镣无异于铁证，自证了高贵，自证了威严，自证了情感的最大债权，胜过一万个理由，使马涛的任何指责都无可辩驳，任何要求都不可拒绝，任何坏脾气都必须得到容忍和顺从——对方只能心慌自责。如果妹妹在他面前有一点抱屈，有一点声辩，有一点商榷时的龃龉，那不成了落井下石和助纣为虐？一旦时过境迁，局外的人，后世的人，包括抱屈者自己，难道不会一致认定这种抵赖债权的万分可耻？ 哥哥肯定是太受苦了，苦得脾气坏到了极点。马楠只能吞下泪水，抱住哆嗦的双臂，走出冷冰冰的探视室。 她依照哥哥的指示走向人民。但举目茫茫，谁是人民？人民在哪里呢？是伸手的乞丐？是拉车的大婶？是捡破烂的老头？还是拎一只铝壶送开水的车站服务员？……她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看来看去，目光最终落向一位汉子。那人牙齿白脸皮黑，身上穿得很破旧，显然是那种下层苦力。高个，长条脸，后脑板削，嘴唇厚厚的，很像一个和泥带土的山药疙瘩，应该叫“二顺子”或“大宝哥”吧？但马楠刚搭上话，对方就眨眨眼，问她要不要黑市上的布票和糖票，让她吃了一惊。她去给对方打一杯开水，回来时发现人没了，自己的提袋也不翼而飞——她开始以为是开玩笑，但找遍候车室内外，才知没人开玩笑。天啦，一个好端端的山药疙瘩怎么会这样？这光天化日之下还真有见财起心的歹徒？ 她怒不可遏，铁了心要找回提袋，在车站周围的街尾里四处搜寻，不料山药疙瘩未见踪影，倒是自己被一个彪形大汉紧紧盯住，把她逼到一个废桥洞。不知为什么，在要命的那一刻，在那个无处可逃的死角，对方狞笑了一阵，在目光对峙中终有一丝慌乱，吐下一口唾沫，走了。 她这才冒出一身汗，发现自己全身软得迈不开步子。 她只能再次求助一位以前的邻居。说实话，她最怕见的就是那位副主任。对方确有官场关系，能把她哥调入条件相对较好的劳改农场，甚至还答应借钱。申诉一事也能进入他的考虑吧？但副主任每次握手，目光总是停留在她的胸脯和大腿，抓住她的手照例久久不放，有一次还色迷迷地说：“小楠呀，你哥犯的是大案重案。我这样做，有很大风险的哦。” “徐叔叔，我明白，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你是个聪明孩子，该知道如何谢我吧？”对方笑了笑，挤了挤眼睛，把她的手暗暗捏了一把。 “徐叔叔，你每次握手都这样吗？” “怎么啦？” “握得我有点怕，手心出汗了。” “小楠，小楠，你真是太单纯了。二八姝丽么，怎么还像个孩子？”副主任哈哈大笑，在她脸颊上轻拍一下，扔给她一片钥匙——她后来才知道，那是对方的一间闲置房，离他家不太远。 她不明白这片钥匙的意思。“有时候也可放松一下么，快活一下么……”对方是这样说的，落音之际还挤了挤眼皮。她事后把脑子拍了三五轮，在干活时发呆五六次，总算猜出了这里的暗示，禁不住自己一身冷汗——这就是她后来再也不见对方的原因，一听到那个名字也浑身发抖的原因。 但她眼下能怎么办？她不能再逼母亲，不能再逼大姐和二姐，更没勇气在朋友面前张嘴或去商店里打砸抢。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事情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街上的一辆辆卡车缓缓驶来，每辆车上都有一些五花大绑沿街示众的罪犯，一律挂上了木牌：“反革命犯”“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坏分子”……车上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类声声入耳。 突然，她看见有一个低头的罪犯很像她哥。她挤擦一些陌生的肩膀，追过一个路口，好容易靠近了那辆卡车。谢天谢地，那不是马涛，是另一张陌生的面孔。 但哥哥也会在闪闪的步枪刺刀下挂牌吧？也会这样被恶狠狠的民兵揪住头发吧？也会在另一场合被揪得脸部翻仰嘴巴大张吧？……又一阵口号声浪把她惊醒。她不敢往下想，顿觉眼下自己的自由太奢侈了，太堕落了，太可耻了。一种自由的旁观简直是罪恶。一种自由的犹豫、害怕、委屈以及计较简直是冷血的见死不救。她怎么能这样？大不了就是一死么。既然她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如果在刚才那个桥洞下她被对方收拾了，不也就那样了？ 她有恍然大悟之感，突然觉得自己放下了，轻松了，无所顾忌了，在商店橱窗玻璃前理一理头发，一口气赶到副主任所在的办公楼，敲响了三楼的一张门。 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过来告诉她，徐副主任今天不在。 “他怎么不在？” “好像出差了吧？我不太清楚。”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这口气听上去有点急不可耐，有点深夜里全力以赴唯恐错过了末班车的味道。 对方打量了她一下，把她带到电话机旁，一连拨出几组号码，总算逮住了目标，然后把话筒递过来。 “徐叔叔，我是楠楠……我是来拿钥匙的。” 她听到了话筒里静了片刻，然后是轻轻的笑声。 十九 寂静山谷 十九 寂静山谷 我出现了幻觉，一眼识破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他们当然是串通了要算计我。他们吃饭时如常说笑，当然是故作轻松在掩盖什么。我的脸盆不见了，似乎与屋檐下的两只麻袋有关系。麻袋准备用来装什么？装了以后是否要往河里扔？第二天，我发现屋檐下麻袋不见了，但多了一些草绳，那么情况当然更为可疑。草绳准备用来捆什么？什么东西才需要捆绑或者紧勒？ 终于，我一举揭穿了孝矮子的真面目。我没唱歌，他为什么要诬我唱歌？我没睡觉，他为什么要诬我睡觉？还诬我假装睡觉？还诬我假装睡觉时挠了鼻子？就在他气急败坏即将出手的刹那，我一扁担扑掉了他行凶的钯头，扑得他爬起来屁滚尿流往坡上蹿。“小杂种，哪里跑？”我挥舞扁担追上去，只是不知何时两眼一黑，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从人们嘴里得知，我当时如有神助，再尖的碎石也能踩，再宽的水沟也能跳，结果从两人来高的断崖飞下来，把自己当成了一只鸟。我的腿上因此拉开了一条大口子，一个大脚趾翻了指甲，血肉模糊。 不过，人们说幸好这重重一摔，把我身上的勾魂鬼摔掉了一大半。梁队长找来鲜牛粪擦揉我的胸口，把陈醋烧开，加上几口唾沫，灼烫我的后颈。他还派一个婆娘提一件我的衬衣，到湖边去敲锣，到处喊我的名字，加上“东风”什么的、“南风”什么的、“西风”什么的、“北风”什么的咒语——据说是给我“喊魂”。吴天保也来过了，看一看我颈后的烫痕，说这家伙挑担子是不行了，踩水车也不行了，去水家坡守秋吧。 我知道这是他的照顾。“守秋”就是看守地上正在充浆结实的红薯、花生、旱稻等，防止野物侵掠，算是比较轻松的差事，一般只交给老年人干的。 这样，我就来到了水家坡，一个经常落雷的地方。 在本地人眼里，雷劈者最为可怜，小命不保，还名声可疑，好像做过什么歹事终遭天惩。自多年前有一次三人同时死于雷祸，这里的农户悉数迁出，只留下一些杂草丛生的断壁残垣，还有一个空空的山谷。 这里的上百亩田土不能浪费，划拨给茶场后，便成了茶场的一块飞地，距最近的工区也有七八里。野鸡、野兔、狐狸、野猪、猴子是这里的常来之客，总是沿着秋收的美好气息前来觅食，其中野猪长鼻子最灵，能嗅出地下的竹笋、土豆、红薯以及丝茅根，一些人眼莫及的东西。它们铁嘴如犁，相当于快速翻地的重装备，可把田埂和坡墙一举铲平，闹一个天翻地覆。大概是觉得筵席丰盛，它们越吃越刁，学会了去粗取精和挑肥拣瘦，吐出的谷渣和红薯皮一堆又一堆，实属厚颜无耻。 我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四处投放屎尿，最好还能到处挥洒汗水和唾液，留下各种人的气味。在这里，人的气味就是防线，就是警告，新鲜气味更是毒气弹和地雷阵，能使野物们嗅到人类的凶险和强大，缩手缩脚的不敢贸然越界。 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夜里敲敲锣，或放两三个鞭炮，或时而男声、时而女声、时而京腔、时而方言地喊上一阵，制造人多势众的假相，阻吓各路来犯之敌。一般来说，野猪擅长防卫，猪窝大多是乱枝结成的木笼，坚硬结实如堡垒，不能不令人惊叹。它们也擅长攻击，特别是游击战阅历丰富，常有一些声东击西的诡计。不过，这些猪八戒毕竟肚大脑小，有时明明只嗅到一个人的气味，但还是被自己的耳朵所骗，以为这里屯兵众多。一听到耳生的普通话和外国歌更是远远的不敢造次。即便饿急了，眼红了，忍无可忍了，也只是缩在草丛里来一番愤愤的嘀咕—— “你呢你呢你呢”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第二人称问候。 给原有的哨棚加些草，再支上一张网床，往坑灶里架上锅，事情就算开始了。我守望这一片盛满鸟鸣和蝴蝶的山谷，目光撒开来向前奔腾，顺着坡线呼啦啦抬高，一飞冲天全面展开，狂揽蓝天白云下的连绵秋色，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九五至尊的帝王。 大海航行靠舵手， 外婆出来晒太阳（原句：万物生长靠太阳）， …… 另一首是： 我们走在大路上， 手里拿着一支冰棒（原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 一些歪歌可在这里大唱特唱。一些平日里不敢说出口的话可在这里大喊特喊，激起轰隆隆的回声。这一种想躺就躺、想叫就叫、想骂就骂的日子，让人一吐五脏六腑之浊气，确有几分惬意。 困难是后来出现的。首先是山蚂蟥。这里的山蚂蟥特别多，总是悄悄地倒立于草叶，一见目标便屈身如弓，一个大跨度弹跃，扑上来偷偷吸血。这些混蛋小如火柴杆，吸饱血以后就粗若筷子，留下的伤口还不易愈合。尽管我用柴刀把哨棚周围十几步内的野草统统砍除，身上还是免不了常有血痕。 接下来是蛇，即本地人说的“长虫”。大概是秋夜生寒，长虫们都在寻找热气。我晚上入睡前必翻一翻垫褥，早上起床后必倒一倒鞋子，防止银环蛇一类在这些地方盘踞取暖。有一次，听到身后不远处有咝咝咝的声音，我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条眼镜蛇冒出草丛正在向我窥视。幸好那张大瘪脸也吃了一惊，后来不知去了哪里。我只是在它的藏身之处找到一窝长虫蛋，但也不敢吃。 更可怕的是风雨。在工区时是天天盼雨，让自己有个理由睡觉。眼下却是一见阴云就紧张，一听到雷声就叫苦，因为哨棚太简易，一阵狂风就能把草盖掀翻，把蚊帐刮走，让被褥、枕头、衣服等全泡在水里。特别是夜里，天地俱黑，雷电交加，豪雨瓢泼，草盖垮没垮都差不多，身上披没披塑料布也都差不多。我在浓密的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自己在一种分不清上下左右的黑暗中无限坠落，被千万重黑暗掩埋得透不过气来。一道闪电劈下，四周的山影和树影突然曝光，突然白炽化，如魉魈魑魅全线杀出——我免不了发出一道失声的尖叫。 我只能凭借扣住木柱的手感，凭借摸到泥土或草叶的手感，知道自己还在，还活着，还活在地狱的某一角落。我怎样做都是白费力，只能横下一条心，看这个天怎么塌，看它能塌到哪里去，看它塌一千次又能怎么样。嘿！老子今天干脆什么也不做了，就同你死拼一把，睡它一个淋浴觉就不行吗？ 好容易等到了天明，等到了鲜润的阳光。雨后的难事就开始了。不仅需要重建哨棚和晾晒衣物，还有毒气弹和地雷阵的失灵让人头痛。人的粪味、尿味、汗味等被大雨一洗而尽，重要路口全面失守。一个人的排泄在这时肯定不够。此刻我望眼欲穿的，一是客人，二是客人，第三还是客人！一个采药佬，大概姓金，以前常来这里。两三个牛贩子，也偶尔赶上各自的牛群路过这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些伟大的救星出现在山口，在这里留下更多的气味。不好意思，我还曾眼巴巴地盯住牛屁股，直到它善解人意地支起尾巴，拉下一大堆，而且一头牛开始拉，其他的牛受到启发，纷纷加以响应——水家坡的节日就到来了，因为野猪们深知人与牛马的亲密关系，对牛粪马粪的气味也疑惧不已有所退避。 “我这里有猪油，有辣椒和丝瓜，你吃了饭再走么。”我曾一个劲地挽留采药佬，害怕他起身离去。 “今天还得去看外孙。” “吃饭也不耽误你什么。” “嗯，天不早了。”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身影远去，痛恨他刚才吃了我的花生和红薯，抽了我的烟，竟无半点气味的回报。 老家伙，你至少也得吐几口痰吧？ 这里太偏僻了，咳嗽和脚步声几乎都是形影相吊的，一声声独霸四方的。我就算把金元宝丢在路口，也不会有人取走。我就算在哨棚里死一百次，也不会有人前来探望。我这才相信，寂寞，漫长的寂寞，无边无际的寂寞，能把人逼出病来。我发现自己在哨棚周围转悠好几圈，却不知要干什么。不知何时，我发现自己已把一只七星瓢虫看了十几遍，于是它不再是瓢虫，俨然就是一妖妇，五彩罗裙勾人魂魄。我发现自己把一只花脚蚊子也看了几遍，于是它不再是蚊子，活生生就是一超大的战袍骑士，既能跆拳道，又有花剑功夫，还有三十马赫以上的飞行动力，一阵之字形的激情飞绕之后，最后立于我的手臂，谢幕的芭蕾动作让人着迷——我是不是再次疯了？ 雨后的空气特别透明。呼啦啦的流星雨掠过，如曳光弹纷纷来袭一片无人阵地。无边无际的星空压下来，压下来，再压下来，深埋我的全身。一层银色的星光湿漉漉和沉甸甸地打手，在林子里到处流淌。最早闪烁的一颗星，比往常体积倍增，是挂在草盖一角的大钻石，甚至闪烁在我的蚊帐里，垂落我的睫毛上。在这样一个遭到群星摩擦乃至重压的地方，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我，有点飘，有点闪，有点稀薄，似乎行走在都市广场，手臂被别人轻轻一挠。回头看，没发现什么，只见一个男人的背影，有点像采药佬的驼背。细心地再看看，才发现那男人腋下有一只大挎包，没扣好的包盖下，冒出一个小脑袋，毛茸茸的，粗拉拉的，又像松鼠又像考拉又像兔子。 天啦，我没看错吧，那双眼睛却分明有几分熟悉，清澈而湿润——马楠的眼睛。 刚才是她用小爪子挠了我一下，让我知道她也在这里，让我知道她认出了我，一声招呼到了嘴边。 我的心在发紧。马楠，马楠，你怎么在这里？你为何成了一只松鼠，有了满脸和满身的须毛？怎么装入一只帆布袋任人摆布？怎么挎在一个老男人的腰间离我远去？你偷偷挠一挠我，是因为你认出了我，但你已不能说话也不愿说话？我们避人耳目地偷偷地联络一下，是忘不了往事，但又只能认命，无法改变你被随意卖掉的日子？我们之间横隔了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早已遥不可及。那么在擦身而过之际，在无望再会之时，在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繁花似锦的这个街面，你实在忍不住了，只能以一个几无形迹的问好，暴露你曾经为人，曾经有爱，曾经有委屈，黑幽幽的眸子里也隐藏了一份往世前生…… 我醒过来了，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我本来以为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她已退还了口琴和饭票，我也很久没再见到她。在路上遇到，双方只是点头而已。在食堂里隔着窗口打饭菜，双方的目光更是不再交会。但梦中的苦咸和冰凉的泪水扑面而来，告诉我事情还远未结束，骨血中隐藏的痛感远在自己的意料之外。 “马楠——” 我一跃而起，顶得满天星星纷纷摇晃和坠落，冲着对面山影的曲线大喊了一声。 这一喊我就明白了。马楠，原谅我，我的小辫子，我的黑眼睛，我怎么能让你走？怎么能让你成为一只松鼠？你得做我的老婆，老婆，老婆。你明白吗？我要睡你！我要你生孩子！我要你做孩子他妈！我要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明白吗？马楠，我要你以后天天等着我回家，天天给我做饭，天天给我涮碗，天天给我叠衣服，天天给我洗袜子…… 我不知自己喊了些什么。 我狂乱地敲锣，肯定把山谷里的野物吓得四散惊逃。 二十 初夜 二十 初夜 隆重的庆典正在这个山谷里举行。影响远及后世的伟大事业正在开启。她没再阻挡我的手，任其猖狂地推进，抚过她光滑的肩头，拨开了她乳罩的扣子，伸向她不算太大的乳房，还有结实丰满的腿（像男孩子），两腿间的须毛（好像不该有，有点让人惊慌）……在一片花生和红薯的成熟气息里，月亮是我们的，树林和群山是我们的，满天挤眉弄眼的星斗也统统是我们的，一下倾倒在我们下面，一下翻升在我们上面，天花乱坠，叮叮当当。 紧要时刻出状况。我的下体居然毫无反应，一直是棉花条。 “没关系，你可能太紧张……”她安慰我。 “怎么会呢？”我急出了一身汗。 “你累了……” “不可能！我什么也没干，今天特地多吃了两碗。” “那就是我不好。”她把头埋在我臂膀里，声音有些异样，透出某种恐惧和绝望。“你说你不在意，实际上你还是……” 我的汗水更多了，“胡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肯定有关系，肯定……” “笑话，我肯定行，我不可能不行，我今天还非行不可……”但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急越乱，越乱越糟，我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向自己下达一道道命令，逼迫自己全身动员雄风大振投入决战，但那家伙依旧软塌塌，蹭过来蹭过去，还是无功而返。这真是让人颜面扫地。我长叹了一声，懊丧地坐起来抽烟。 “不要紧。就这样吧。这样就很好……”现在轮到她来安慰我了。她抓住我的一只手，让这只手落在她的乳房，滑向她的下腹。她的舌头在我肩头上下轻舔，大概想舔掉我的焦躁和愧疚。 一个耻辱的初夜就这样平静地过去。我们只能用抚摸相互释放安慰，于是我知道她身上很多瘀痕，据说一碰就青一块，不容易消退，干起活来防不胜防。她整个身体几乎是一件易碎的青花瓷。我还知道她左腹有一道伤疤，据说是五岁时留下的。 当时三个男孩欺侮她大姐，她冲上去挡在大姐前面，被一个男孩拉扯和推攘，跌下一个坡，扎在一个破酒瓶上。这就牵出了大姐的故事。大姐是她一直崇拜的女王。令人稍觉纳闷的是，自大学毕业分配到外地后，大姐几乎没有给她写过信，甚至没回过信，就像忘记了这一个妹妹。也有没忘的时候。有一次春节团聚，大姐与大姐夫说起他们的新婚准备，说到他们置办的脚踏车、缝纫机、手表，即当时流行的“三转”，算是有个模样了，唯一的遗憾是尚缺人们说的“一响”，即收音机。大姐搂住她笑了笑：“楠楠，你那个收音机给我吧。你在乡下当农民，反正也不需要知道什么国家大事。” “没问题。”马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她为大姐的婚事高兴，不可能拒绝女王的要求。不过，大姐两口子拿到收音机时的相视一笑，让她觉得不无奇怪。他们在交换什么眼神？他们似乎预谋过什么，会意了什么，不然为什么要偷偷交流一下成功的喜悦？直到很久以后，马楠才惊讶地得知——总是晚一拍地得知——他们各自享受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是将近自己的十倍。马楠还听说他们已阔绰得玩起了照相机和草原旅游，这才稍感一点刺痛。是的，妹妹是个低贱的农民，不配照相机，不配草原旅游，甚至不配听一听收音机里的新闻，但妹妹就愚蠢得需要你们机警地交换眼神？就需要你们躲躲闪闪地努嘴唇或支眉毛？就不能坐在你们身边，听你们大大方方爽爽朗朗地说一下婚事？ 夜很长，二姐的故事也进入话题。二姐最近一段火气大，对马涛入狱一事气愤不已，几乎闹到公开声明脱离关系的程度——其实家里常有这种风波。父亲生前一直鼓励子女们大义灭亲，站稳“革命立场”，切不可把反动派当作同情、礼貌、尊重的对象。他禁止孩子们去看望那位当过地主的姑姑，不就是这样吗？他禁止孩子们谈论那位当过举人的爷爷，不就是这样吗？到最后，听说马涛在学校里贴大字报，痛斥父亲这位“旧官僚”，积极靠拢党组织，父亲反而高兴了好半天。说不定，倘若儿女们在公众场合给父亲踹一脚，啐一口，扇几个耳光，反而会让父亲更高兴呢。用自己的伤痛换来儿女们的政治加分，让儿子们一路践踏自己走上光荣的革命大道，含泪的父亲有什么舍不得？ 家里的抱怨和争吵越来越多了——尽管这种父亲期待的对抗并无什么结果，儿子成绩再好，最终还是就读一个破学校。 眼下，二姐怨完了马涛，还怨上了马楠，似乎马楠如果懂事一点，不那么瞎起哄，在旁多扯一扯衣袖，马涛就不会走那么远。眼下好，全砸了，天塌了，一个在押的反革命犯连累全家，整得她在学校里抬不起头，获奖和晋级统统泡汤。 说到气愤处，她又抱怨这个家不像个家，老的害人少的也害人，阴风习习的，一进门就是进了冰窖，只有一条条冰冻鱼。她前不久过生日，家人居然没有一句生日祝贺（马楠事后怯怯地想起，自己过生日也从未收到过二姐的问候）。再说母亲是她一个人的母亲吗？其他人什么时候把母亲放在心上了（马楠事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确实出力不多，但母亲的棉衣、棉鞋、棉被不都是自己在乡下置办的）？ 这一天，二姐得知妹妹一位同学的父亲，是火车站管票的，便让她去求购一张卧铺票。火车票特别紧张。马楠好容易把事办成了，兴冲冲赶回家，不料二姐一见车票便沉下脸，“怎么是上铺？” “上铺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行，我这是给校长买的，怎么送得出手？” 马楠愣住了。 “你赶快去换。” “二姐，人家说这张还是想尽办法才抠出来的。” “人家当然要那样说，你信呢。” “人家还说了，下铺只有六天以后的了。” “六天？人家是出差开会，又不是去看猴戏。” 马楠再次欠下了重重的一笔。 问题是已经没时间了，明天是假期到点必须返乡的日子，何况眼下夜已深，公共汽车收班了，同学的父亲也回了家，她怎么去找人？找到人以后又怎么去车站窗口办票？……但二姐似乎被一个上铺激怒，没工夫想到这一切，更没想到刚进门的妹妹尚未吃饭。“不能换就退，反正你得去，反正我丢不起这个人。”她去打水洗脚时甚至嚷嚷：“你办不成就早说呵，我就去找别人办。你这不是误我的事吗？” 马楠已被锁定，已被掐死，毫无逃脱的可能，只得重新穿上棉袄，扎紧围巾，换上雨鞋，毫不犹豫出门而去。她一个人走过空无人迹的公交车站，走过几无人影的跨江大桥，走过只剩下一地路灯余晖的街道和广场，在灯下一次次拉长自己的影子又一次次缩短自己的影子。最后，她几乎穿越大半个城市，在铁路局宿舍的一张门前，鼓足勇气敲响了门——她明白，此时的打搅实在过分。她恨不得甩自己一个耳光。 但她能怎么办？ 也许是她全身发抖的可怜样，是她丢人的两眼泪流，让开门人动了恻隐。接近天明的时分，她怀揣一张下铺票从火车站走回家，发现母亲的身影还立在路口，在一盏路灯下孤零零地等她。她成功避开路灯，没让母亲看见自己的泪水，也没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她太想那样哇哇哇地大哭一场。 天更亮了，马楠收拾行李动身返乡。从无送别习惯的母亲不知何时换上了雨鞋，取来了雨伞，一个要出门的样子。 “妈，你不用送。” “我反正要去买豆酱。” 母亲还是执意出门，陪她走向火车站。公交车并不太挤，但两人都说车上挤，于是越过一个个车站一路步行，也不大言语。 “妈，回去吧。” “嗯。” “太远了，你回家还是坐车，不要走路了。” “嗯。” “你快走吧，天快下雨了。” “没事，我到前面找一找豆酱。” 马楠看见母亲的一脸平静，看见母亲杂乱的头发和磨破的袖套，忍不住心里一酸。她知道母亲心里在想什么，但母亲不会说的。她知道母亲心里的话多得没法说，也说不清，因此只能一路长送，在她记忆中留下最温暖的一段。长宁街、中山路、小武门、桂花园、迎宾路……后来都成了她忍不住一次次回味的节日巡礼。出门前，母亲给她整理发夹时襟怀里涌来的某种气息让人难忘，母亲清凉的指尖更让她惊心。早知如此，她一夜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每次都吸吮这样的气息，她为二姐跑上十趟百趟也心甘情愿吧？ 她不敢回头。她知道，在检票口的那一边，母亲抬过手了，返身离开了，其实还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偷偷朝这边打望，目光落在她正在步步登梯的背影。她得忍住，得忍住，不能回头，她必须扛住满背的目光，死死地强拗脖子和偏扭脸面，装出不知道也不关心身后一切的模样，否则她就会在崩溃的一刻泪如潮涌，哭塌整个摇摇晃晃的车站大楼。 终于登上最后一级阶梯了，拐过墙角了，背上的目光渐渐凋落而去。她突然紧紧抱住一个圆柱，为自己背上的轻松失声痛哭。 二十一 红月亮 二十一 红月亮 “小布，你怎么不说话？” “没什么。” “小布，我有点后悔。” “为什么？” “我可能不该说这些……” “为什么？” “我怎么……就忘不了这些事？” “忘不了，就忘不了吧。” “我是不是很小气？是不是很计较？” “换上我，也会。” “我很怕。” “不要怕。” “我会变坏吧？” “什么叫变坏？就算变，也没什么吧。” “我怕。” “你不会变坏。” “我的意思是，我不愿像他们那样。” “我们可以不像，没关系。” “我怕我做不到。” “我们能。” “我怕我会受不了，我会灰心。” “忍一忍就好。马楠，有人欺骗我们，我们不欺骗。有人侮辱我们，我们不侮辱。有人伤害我们，我们不伤害。这也很简单。” “问题是，太难了。” “是有点难。事情可能是这样，战胜一个人很难，但最大的战胜是不像对方，与对方不一样。这就更难。” “小布，你要帮帮我。” “我能帮吗？”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你必须，你应该。” “我试试。” “你要帮我。” “我会。” “其实，我并不怨他们，不想说这些，不愿意想这些。我还想过的，如果有来世，我还愿意与他们成为一家子。” “你愿意？” “我想过了。我还愿意。”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是心疼他们……” “也许是吧。假如有来世，我还会去找他们，满世界地找他们。我说不出什么理由，但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因为他们脸上有爸爸的影子，有妈妈的影子，还有我的影子。他们都是我们家的东西，很容易辨别的。” “马楠……” “小布，你哭了？” …… 多少年后，我其实并不能确定我与她有过这样的对话，不能确定有过这样一个山谷里的初夜。 我也不能确定那个夜晚自己是否活见鬼了，当时全身发凉，腿脚有些麻木，阳具和阴囊内缩得厉害，自己在裤裆里怎么也攥不住，怎么也攥不回来——这就是本地人传说的“缩阳”吧？幸好马楠不知发生了什么，在黑暗中不知我的哆嗦别有原因。 我早就从本地人嘴里说过这种怪事，传得神乎其神的，据说总是群发性爆发，闹得一两个班的男生们突然间大惊失色，捂住裆部跑出教室，跳踉不已大呼小叫，要靠成人们前来七揪八攥，还要敲锣鸣炮，叩天拜地，祈得神鬼之助，才能让少年们的裤裆里逐渐恢复正常。我不会也是被某种邪魔盯上了吧？我不是一个轻易迷信的人，对“缩阳”一说从来不以为然，权当一个笑话而已。万万没想到，这种白马湖流行性的恐怖偏偏说来就来了，居然降临在我的初夜，使我的终身大事一开始就蒙上不祥的阴影。 这样的夜晚是什么意思？这个夜里天边那一瓣毛茸茸的红月亮是什么意思？ 二十二 酒鬼 二十二 酒鬼 这时，一个黑影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袭来一股热乎乎的臊味。 可以说说它吧？既然想起来了，为什么不说？ 双眼皮，深眼窝，翻鼻孔，一张嘴便如巨蚌裂成两瓣，还未成年却有了嘴边的白胡须，可能是白臀叶猴的杂串种——在鸟或者狗的眼里，这差不多就是一张毛茸茸的人脸吧。但它是一只猴，因为某一天偶然的离群，某一天偶然的流窜，某一天偶然的饥饿，某一天偶然的入室偷食……它被梁队长捕捉，后来又被二毛带到水家坡的新工区，这就与我有了关系。在马涛一案不幸发生后，在我和马楠都受到牵连和追查的阴暗日子里，它多少能给我们增添一些笑脸，几许乐趣。 混迹于人群久了，它不免人模人样。大家吃饭，它也得吃。大家喝茶，它也得喝。大家睡床上，它也要挤上床来睡一头。到最后，大家上厕所，它也像模像样地去那里撅屁股，只是分不清男厕女厕，有时吓得女士们大喊：“酒鬼，你流氓呵？”“酒鬼，你要当少年犯吧？你思想意识也太不健康了吧？” 大家叫它“酒鬼”，是因为它有一次偷喝稗子酒，大概喝得太多，一醉就是两天两夜长睡不醒。 这个绰号听得多了，它明白自己就是酒鬼，于是闻声必应，必竖耳，必回头，必眨眼定睛。作为它的第一主人，二毛不仅驯出了它的招之即来，还让它学会了拿火柴，拿肥皂，拿帽子，拿鞋子，甚至是划火柴点烟这种高难动作。一个称职的勤务兵终于就位。只是有一次，勤务兵动作笨，划火柴时差点烧了手，火柴又点燃屋里的垫床干草，呼呼地引发大火，吓得它一个倒翻跟头弹射出门好半天不回来。自那以后，不论二毛如何发令，它总是东张西望，装聋作哑，再也不来划火柴，而且对火柴特别恨，龇牙咧嘴的，快速猛击后马上远退，如是三番，直到把火柴盒拍得稀烂。 说它排名第十二，是因为这个新工区有十一位男女，这黑娃子跟上大家也确实能干点什么。只要稍加示范和训练，拾禾穗，捡菜秧，搂草捆，下草灰……它虽干得有点丢三落四，有点主次不分，但也能模仿个大概。挖地一类重活干不了，但它在地边跳过来又爬过去，白屁股一闪一闪，很着急和很卖力的样子，算是精神上参与了。 当然，它不明白出工是怎么回事，肯定觉得人类的辛劳不可思议。游戏不像游戏（哪像在树上飞来跃去那样浪漫），谋食不像谋食（哪有掏鸟蛋、摘野果、掰包谷那样实惠），实在没什么意思。它的哥们义气也毕竟有限，一旦乏了，就会不辞而别，倒在树荫下大睡，听到呼叫也装耳聋。 我们逗一逗它，说吃饭了，它仍然不醒。说吃肉了，它还是不醒。但只要说到“喝酒啦”，它肯定一骨碌跳起来，两眼眨巴眨巴，大鼻翼嗖嗖地翕动，四下里寻找什么。 大家捧腹大笑。 它发现自己上当，在笑声中有些恼怒，一纵身上了树。这一天，我们回到住处，发现被子到了地上，枕头到了沟里，椅子被掀翻，衣服被撕烂，厨房里的两口腌坛全部翻倒，咸菜泼洒在外。值班烧饭的马楠在地坪里大呼小叫，顺着她的手看去，酒鬼正蹲在屋顶一角，肩披一件花格子衣，挥一把锅铲敲打屋顶上的瓦片。 “酒鬼，把锅铲给我呵。”马楠几乎欲哭无泪，“我要做饭，你也要吃饭呵……” 它把目光高傲地投向别处，悠悠然遥看夕阳。 我们气得捡起泥团投射。没料到它身手敏捷，左一让，右一闪，从容躲过枪林弹雨，全身毫发无损。 “敲你肠子呵？反了你这个王八蛋，看我不剁你的爪子，钳你的毛……”二毛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一个劲地升级恶毒。但对方还是不下来。大概觉得咒骂很有趣，它还忍不住模仿，跳到屋顶的另一头，冲着下面的两只羊和几只鸡吹胡子瞪眼睛，来一通“嗬嗬嗬”的怒吼，算是把我们的愤怒照单转发，把自己撇干净了。 我们只好不再理它。想必是饥饿难耐，它这一天没下房，第二天没露脸，第三天实在忍不住了，不知何时潜回地坪，先是在墙角磨蹭一会，然后在水缸边磨蹭一阵，虽然还是不拿正眼看人，但离我们已越来越近了。到最后，它偷偷接近地坪里的玉米棒，乘人不备，抓了就跑。 稗子酒最终发挥了作用。它咕嘟咕嘟喝下一钵酒后，两眼发红，目光发直，转眼间东偏西倒踉踉跄跄，就擒时没有任何反抗。我们决心为被子、枕头、衣服以及锅铲报仇，好好地修理它一下，找来绳索将其五花大绑；一把菜刀杀气腾腾架上它的脖子——刑场正法眼看就要开始。在这一刻，它似乎酒醒了，满身冒汗，四肢哆嗦，目光里透出恐惧，冷不防挣扎着向我们弯腰，又扑通一声跪下，捣蒜一样满地叩头—— 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动作？ 它是偷看过人们开批斗会吧？知道挨批斗的罪人们都得低头和叩头吧？……我们一时都愣住了。 它看看大家，试探性质地再叩了一个。 我们终于笑得前翻后仰。 肯定是发现这一招有奇效，在后来的日子里，它一旦想讨我们的高兴，特别是想喝酒时，就傻乎乎地鞠躬和叩头，活像一个惊慌失措的老地主。 后来，酒鬼渐渐长大了，站起来高过桌面，青春期和成年期的臊味很重，时有时无地弥漫。有时阳具高挺，翻出红头，只是自己不知羞耻，晃来荡去的不避人。大概是这个红头让它不大舒服，它便自己抓挠，甚至低下头一阵狂舔，好半天才让自己慢慢安静下来。 给它洗澡的次数不能不有所增加。它很喜欢洗澡，特别是女人给它洗澡。在这个时候，它嘴角微微上翘，分明是笑，分明是幸福感，分明是掩饰不住的洋洋得意，然后在草地上撒手撒脚地躺成一个大字，充分亮出肚皮和阳具。 “它会笑，真的会笑……”马楠大为惊讶，即便我们都认为她看错了，不过是把吃歪的嘴看成了笑容。 夜里，如果身边的男女有一点亲热，它一定郁闷和焦躁，甚至表现出痛苦不堪的表情，又是拔自己的毛，又是咬自己的手，两眼呼呼的直冒火，撞墙寻短或操刀杀人一类轻生之举似乎也有可能。发现这一情形，在场的女人又好笑又害怕，不能不暂缓风月，转过头去同它说说话，摸摸它的头，才能让它停止自虐。 更严重的事故在后面。这一天蔡海伦穿了一条红裤子。大概是觉得红色很鲜艳，很撩人，很神秘，酒鬼突然色胆包天伸手一挠，就把裤头扯了下来，露出了主人的花内裤，吓得对方发出惨绝人寰的尖叫，搂上裤头狂逃。不用说，自有了这一声尖叫，工区的四位女子都活得提心吊胆，再也不敢穿红色或其他色彩艳丽的衣服。特别是蔡海伦，进入天天防暴的状态，一见到酒鬼就全身哆嗦，指定它的鼻子大喊：“你走开！”“你走开！”“你听见没有？”…… 可怜的她这一段也睡不好，半夜里还是常有梦中惨叫，在寂静山谷里传得特别远。 没办法，我们只好一致决定把酒鬼送到山那边。那里有一农户养了只猴，还是只母猴，大概可与它配上对。不过新郎刚去了半个月，那家的主妇就翻过山来，苦着一张脸，说我们的菩萨脾气太大，她家的庙小供不住。原来，酒鬼到了那里，面对一个比它高大得多的猴姐，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便被关在同一个大笼子横遭逼婚，还是躲得远远的，十几天来不怎么进食，眼下已瘦了一圈，成天蜷缩在角落里无精打采。猴姐经常拍打它的脑袋，想怎么欺侮就怎么欺侮，直到对这个窝囊废完全丧失兴趣。 我们只得接受退婚。说也怪，它一看见我们就眼泪汪汪，就跳跃和嚎叫，就开始吃东西。虽瘦得不成样子，但它打了鸡血针一样，一见到我们就往每个人的怀里扑，大鼻孔嗖嗖地闻来闻去，最后跳上马楠的肩，搂住她的头，揪住她的小辫子，咧开大嘴在她脸上狂舔，全然不顾自己多日来没洗澡，烘烘的臊臭令人窒息——后来马楠洗掉了两担水才把自己洗出个人样。 贺亦民这时来到了水家坡，不知在城里犯了什么事，窜来乡下避避风。这家伙是郭又军的弟，长得又矮又丑，却带来了城里人的高贵肠胃，不耐每日的冬瓜加茄子或茄子加南瓜，建议我们把酒鬼拿去卖了，说不定能卖出两三头牛的价钱，多少也能给锅里加点油水。有意思的是，酒鬼似乎能听懂人话。第二天亦民刚起床，便发现被子上有一摊猴尿。一顶帽子不知去向。一条裤子到了水沟里。一双球鞋也不见了（后来发现是去了溪边）。他看了看其他人的床，发现那里的东西完好无损，这才明白自己遭到定点打击。 “酒鳖——”他半裸身子出了门，“你欺侮外地人，算什么本事？” 地坪里的几个人大笑。二毛点醒他：“肯定是你说什么坏话，得罪了我们这位猴爷。” “老子只说送它去动物园，是送它去享清福，吃国家粮，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又不是送它去屠宰场。它好歹也是个灵长类，怎么这样没文化？” 他找二毛借了一条裤子，才得以去溪边洗脸刷牙，发现溪边草丛里自己的球鞋。 后来的一天，酒鬼不幸中毒了。我们在北坡找到它时，发现它窝在一块大石头下，抱膝蜷缩，目光发直，嘴吐白沫，下体有肮脏的泻物。一大群黄头蚂蚁，本地人叫“狗蚁”的，已上了它的身，密密麻麻挂了半个身子。这事肯定又与贺亦民那家伙有关——他这些天总说胃缺肉，吵吵闹闹要打猎，拿一瓶农药去毒野物。我们交代他定点投饵，还要白天覆盖晚上暴露，天知道他耳朵里听进了多少。 责怪已无济于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赶快送酒鬼看兽医。天开始下雨了，很快就形成瓢泼之势。一束电光射出去，只能照亮眼前两三步，再前面就是白花花的大片水墙。人间世界已不知去向，只剩下轰隆隆的四野迷茫和八方咆哮。 “这雨是不是太大？”我看看天。 “大什么大？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怕吗？你不是吹你一个人还在大雨里睡过觉？……”马楠在我背上狠狠擂了一拳。 我与她深一脚浅一脚重新往黑暗里闯，往天塌地陷的前面闯，往一个几乎毫无希望的绝境里闯。我们钻过一棵倒下的大树，绕过一堆倒塌的坡土，好几次是连滚带爬地滑下坡，刮得哗哗枝叶昏天黑地。这一路上，酒鬼好像明白一切，迷迷糊糊但紧紧依偎于我。如果我一时顾不上它，两手离开了它，它还能紧紧搂在我的脖子上，如同摇摇晃晃地荡秋千，没有掉下去。 它一定明白我们在救它，明白可以信赖的面孔在这里。只要我们在，一切都会好起来，风雨再大也肯定会好起来。 我们在一片狗吠声中进了村。很不巧，兽医去女儿家了，我们又惊醒了另一个村子的狗，问到他女儿家。幸好这位兽医对中毒比较有经验，一看就知道事情与硫磷有关，马上给酒鬼灌盐水和肥皂水，设法导吐排毒。神奇的是，这是酒鬼第一次接受打针，居然很配合，似乎也在行，一听我们说要打阿托品，立即主动伸出两条手臂，让兽医在猴毛里寻找针位。 冬天来了，马楠获得“顶职”招工的机会，以母亲退休为条件去母亲所在单位上班——这是当时知青们的另一出路。临走前，她哭了好几场，最后给酒鬼做了一顿好吃的，连煮鸡蛋和煎油饼都摆上了。但酒鬼贼眉贼眼的面有疑色，大概觉出厨房里的复杂动静有一些异样。直到我们在餐桌边开吃了，快吃完了，它还是避开一钵美食，一动也不动。 “它又知道了。”马楠捂住自己的嘴。 它一定是注意女人的泪花，更加确信了什么，急得一时团团转，抓一顶草帽戴在头上，见我们没笑；又哇哇哇正面大拍自己的嘴巴，见我们还没笑；最后一个激灵扑到马楠前，献上一个久久的鞠躬，还是没发现什么反应。 我们笑不出来。 它挠挠腮，可能觉得自己的表演太不成功，便扑通一声跪地，给马楠叩下一个头，手忙脚乱给每个人都叩上了。 我一把攥住它，“哥们，今天不玩这个。我们喝酒。” 我塞给它一个搪瓷杯。它犹犹豫豫地吮了一口，又吮了一口，又吮了一口，把整个脑袋扩张成两瓣大嘴，分明是要喷放满腹的沮丧和委屈。“噢——” 它喝多了，喝醉了，满脸泛红时步子摇晃，喷出呼呼酒气，鼻涕和口涎齐下。它咣当一声把搪瓷杯随手扔了出去，抓一把米饭抹在自己头上，在餐桌下无羞无耻地撒了泡尿，擂鼓一般捶打胸膛。它把自己的豪情捶打出来后，突然扑向正在收碗的马楠，其力度之大和神态之狂前所未有，一下就把对方扑倒在地。 “酒鬼——”我们一齐冲上去解救马楠。我右腕上的两三道血色抓痕，就是在这一混乱中留下的。 酒鬼终于被捆绑起来了。它左一下右一下拼命挣扎，头上顶着饭渣和菜汤，一个很堕落和很蛮横的模样，红红的醉眼盯住我们，透出几分愤怒甚至仇恨。 多少年后，我还能清晰回忆这一次仇恨的离别，也没忘记马楠事后的恍惚。她曾紧紧地拥抱我，“小布袋，你不要离开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我怕……” “我不会。” “我真的很怕……你不要离开我。你要保证，你要发誓，你要永远记住，你这一辈子不要离开我！” 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时出现幻听和幻视，看到路灯投在家中一堵墙上的树影，就说那是酒鬼；推窗看见天边一堆升起的乌云，也说那是酒鬼；往阳台上泼了一盆水，更是吓了一跳，叫叫喊喊地让我出来辨认，看对面一堵破墙上的裂纹是否正是酒鬼的轮廓……我知道，她是指酒鬼正面蹲立的那种剪影，有圆圆的头，两边各支一个小耳朵，一种凝固不动的黑色守候。我们以前外出若是回家太晚，朦胧星光下的路口一定有这样的剪影。我们以前若是早上醒来较早，门外那棵树上，酒鬼最喜欢攀援的“快乐树”上，也一定有乳色曙光中的这种剪影，正等待我们的开门和问好。马楠对这一个剪影再熟悉不过了。 她给酒鬼的新主人写信。得到的回音是，新主人未能看住它，它有一天突然失踪，可能是跑回山里去了。 我们重访白马湖时，乘船顺青阳河而下，在大王岭下恰好看见岭上有一群猴子拉手连臂呼啦啦吊下悬崖，连成一个猴链来河边喝水。马楠突然眼一亮，跑到船头大喊了一声：“酒鬼——” 那群黑猴纷纷朝这边张望。 “它应了，你快听，肯定是它……” 她打了我一拳，惊喜地跳起来，但我怎么听也只听到舱里的机器声，船下的水浪声，依稀还有点儿鸟叫，听不出更多的什么。 “它真的应了！它就在那里！”她再次朝河边呼叫，“酒——鬼——” 我还是没听到什么。 机动船噗噗噗行驶得很快，一转眼就绕过河湾，把刚才那一幕甩到山后去了，把一片钢蓝色的断崖甩到山那边去了。 二十三 两根指头 二十三 两根指头 贺亦民那一次来水家坡避难，是因为手下人偷了一个军人的文件包，据说涉及高端军事机密，全城的警察疯了一样拉网严查，逼得这位小偷王只好远走高飞。他下乡来找他哥郭又军，却不知对方早已离开白马湖，无意之间遇到了我。 我再次确认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以前熟悉的面孔，眼下一个二流子，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你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 “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 “放心，不会连累你的。” “你……还是不要自暴自弃吧。” “你是要我学好？我叫你爷，叫你活爷，给你烧高香，这个世界谁稀罕我学好？再说，什么是好？你能讲得清楚？一个老家伙同我说过，当一个银行员工，看见有的人来存一千块，有的人来存一块，会觉得人很不一样。要是当个淘粪工呢，就会觉得人人都一样，裤子一脱都是拉屎喷尿。连皇后、公主喷出的也是臭烘烘，根本不能看。这个世界就这么回事。”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这种振振有词的厕所理论。 工区同事们好奇于他的街头阅历，但还是不大喜欢他，觉得他懒惰，还挑食，白吃白喝的，一口下流腔十分刺耳，比如把一些街头女叫做“马子”，叫做“楼子”，意义不大明确但联想空间污秽无比，足令女士们义愤填膺。因为主张卖掉我们养的一只猴，因为放毒饵差一点毒死那只猴，马楠大发一通猴妈脾气，更是同他翻了脸，不但不给他洗衣，在他面前收拾碗筷也给尽脸色重手重脚。 “他是个流氓犯吧？”马楠和蔡海伦机警地猜测。 “他是不是抢了银行？”“他是不是走私黄金？”“看他那样子不会是杀了人吧？……”其他人也议论纷纷，加强了对自家物品的看管，晚上睡觉时更不忘记紧闭房门。 作为他在这里的唯一关系人，我只能尽力各方润滑，陪他下下棋，扯几手扑克，带他去见识“醉草”，又叫“睡草”或“懒婆草”的——据说人一嗅到它的气味就会昏昏欲睡。他肯定没见过吧？见他没多大兴趣，手操一根树枝有一下没一下地抽打草叶，我又推介“笑菌”，一种人吃了后会大笑不止的东西；再推介“麻树”，一种人沾上木液会皮肤溃烂的东西——以前农民械斗时常用这种毒液涂抹箭头，打猎也常用它涂抹矛尖。他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对这种奇物怎么说也要吓一跳吧？ 我带他去打柴，顺便去找一找野生的山楂和猕猴桃。天已黄昏，枫林血红，桦树金黄，芦花玉白，一大群蝴蝶在遮天盖日而来。风在树梢间梳出飕飕的声响。烧制草木灰的烟雾爬上山坡四处弥漫。站在山顶上，远处的群山像凝固的大海，脚下山谷里秋色的斑斓五彩十分浓烈，交织成翻腾和流淌，是诗人们一见就要血压上升瞳孔放大并且“呵呵呵”的那种景象——但他对这一切还是看不上眼。 “你们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吧？还让人活不活？”他丢了柴捆，使劲抓挠两臂，还有额头上和耳后几个红包，一张蛤蟆脸上满是鄙薄。“做好事，拜托了，这就是你们的广阔天地？你们在这荒山野岭也待得住？你们这里是有金子挖还是有银子捡？乖乖，换上我，早就喝农药了。” “艰苦环境对人是一种锤炼么……”我的辩解肯定不大有力。 “屁话。你锻炼了，又怎么样？” “我至少会砍柴……” “涛哥也会砍柴，那又怎么样？” “……” 他哈哈大笑，“我也没见一年到头吃生米呵。告诉你，当时居委会也来动员我下乡。我同他们说，铐了去可以，捆了去可以，自己去肯定不行。” “你妈也顶得住？没被那些老太婆们磨死？” 话刚出口，我就知道自己失言了。我忘记了他母亲已早逝，对于他来说只是一张照片，只是一些稀薄的想象。 “对不起……” 他面无表情，低下头，坐下去，一条背脊弯曲，把头埋在双膝之间，好久没有说话，肩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一条树枝被他使劲地折断，再折断，再折断，几近粉碎。 “对不起……”我拍拍他的肩，与他一起挑柴下山。 这一天夜里，我终于被他说动心，决计不再在这穷山沟里傻等机会。事实上，自马涛一案告破，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也在暗暗找出路。“病退”看来是较为可行的首选，很多哥们姐们都成功了。但我能吃会睡，一百多斤骨肉健康得太让人沮丧，拿什么哄过医生的眼睛？我曾广泛打听坊间经验，在胸透时偷偷往肺部贴一锡箔纸片，或在体检前大嚼麻黄素（据说能收缩血管）与避孕药（据说能升高血压），加上量血压时似坐实蹲，暗暗用力，咬牙切齿，一心把要命的血压计水银柱给挤上去。遗憾的是，结果不是锡箔纸片露馅，就是水银柱升得仍不够高，我只得一次次垂头丧气走出医院。看着那些出入医院大门的病人，看那些幸福的肺结核、高血压、风湿症、胃溃疡、罗圈腿……我嫉妒得差一点欲哭无泪。 我没法再装豪迈，誓言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卧薪尝胆也甘之如饴。这些话自己听了也虚。时间在一年年耗去，我得有一个决断。 “这好办。”贺亦民喷了一口烟，“我来打你一个骨折，等你户口回城后再接上就是。我认识一个妙手接骨的神医。” “万一接不上呢？我是说万一。” “瘸了就瘸了，也比你死在这里强吧？” “你这算什么主意？”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你懂个屁呵。” 我不愿当瘸子，但想一想长痛不如短痛，为了夺回城市户口，为了合法地回到文明和进步，我既然无望招工和升学，既然没钱给官员送礼，那还能有什么招？再想一想，不就是一根骨头吗？我在红卫兵武斗时中过弹，左腿腓骨已非原装，眼下再上一次手术台，不算什么大事吧？就当自己再一次战场挂彩，伤痕累累地荣归故里，比暴尸沙场还是要强几分吧？ 这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 第二天，我带亦民再去打柴，来到一个旧村落遗址，找到几堵土墙，一条石板路，还有一块刻有“酒酣醉卧”几个字的残碑，似乎有点什么来历。这是一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偏静处，便于动手。他要用扁担砍我的腿，我担心旧伤叠加新伤，今后不好治，没同意。他要用大石头砸脚，我怕他野蛮操作，搞得我太痛，也没同意。最后，我选择了左手（不如右手那么重要），选择了中指和食指（据说断两指是病退的起码伤残标准），塞在两扇厚重的木门之间。这样，他一脚踹上来，两门狠狠地相向一挤，指骨便可望嘎嘣一声断裂，我便可能在惨叫声中一举成功了。接下去，拍一张货真价实的x光片，我便可以理直气壮地拍在干部们面前，走回自己梦中五光十色的城市呵城市。 他朝我嘴里塞了一条毛巾，“准备好了？” “好了。” “你放松，不要运气。你一运气还不容易断。” “我放松了……”其实我早已冒汗。 “你这鸟毛，哆嗦什么？” “废话少说两句行不行？你要踢就踢。” “你这筛糠的草包样子太好笑了。” “臭疤子，你手脚利索点，不然我把你筑到尿桶里去！” 我再次闭上眼，感觉到对方丢了烟头，朝目标看了一眼，深吸了一口气，突然发动全身扑了过来。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的那一瞬，他扑通一声翻倒在门前，原来是抬脚之际被我横插一腿，蹬得失去了重心。“神经呵。”他眨眨眼，摸摸屁股，见我的左手早已抽出门缝，“你臭狗屎糊不上壁呵？你连做贼的格都没有，还想干大事。这又不是要你的命……” 我瘫软在地上，与他相对而坐，取出嘴里的毛巾，擦拭头上的汗珠。“对不起，我还得再想想，再想想……” “尿胀卵，我晓得你就是个尿胀卵。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你最好把你的冬瓜汤一直喝到死！”他跳起来拂袖而去。 回到宿舍，我想给他一支烟，但烟盒已空了，于是我们各自撅起屁股去“打狗”，就是搜寻地上的烟头。我们照例划区包干。我把门厅、寝室、饭堂都划给他，只给自己留下门外的地坪，算是弥补对他的一份抱歉。“你不要生气，我再想想么……”我对他一再赔上笑脸。 这天晚上，我脑子里再次冒出多年前那个想象：人生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与其说我眼下正在走向未来，不如说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正抵达于我，让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出演各种已知的结果。我可以违反剧本吗？当然可以。我可以自选动作和自创台词吗？当然可以。但这种片中人偶然的自行其是，其实也是已知情节的一部分，早被胶片制作者们预测、设计以及掌控——问题是，谁能告诉我下一分、下一秒的情节？那个情节就是我的两个指头再一次塞进门缝？ 我把这两个指头摸了又摸。 二十四 小人们 二十四 小人们 马涛出狱是六年后，“文革”的大幕已经落下。那一天很冷，阴雨霏霏，我和马楠都参加迎接，去了远在湖区的那个第三监狱。咣当一声，他走出铁门时又黑又瘦，一个老酋长模样，留着长长的胡子，身上还套着囚衣——后来才知这是他坚持的出狱条件。狱方要他剃了胡子再走，他说剃了就不走。狱方要收缴他的囚衣，他说不穿囚衣就不走。最后僵持不下，狱方只好妥协。 他从我六年前的记忆中走出，还是威严依旧，身正容端，对无罪改判一事竟无喜色，与各位重逢也若无其事，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逐一握手。他让大家等一等，去附近农田走了一圈，在铁丝网前坐了一会儿，去高架哨所那边四处张望，遥看河对岸的风景，突然哈哈大笑了一通。我猜想那都是他留下足迹和故事的地方，突然要离开，还有几分不舍，笑声中有太多复杂的意味。 大甲给他抓拍了一些照片，一个长须黑汉的雨中孤独照——他当时执意不让别人为他打伞，更不愿妹妹给他换衣。 总算上了车，一辆七座的小面包。他听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些新鲜事，突然插上一句：“我的笔记本呢？” 这话似乎是冲着马楠说的。 “什么笔记本？” “黑皮的。” “黑皮？你的东西都在这里，就几件衣，一双球鞋。我没看见什么……”马楠以为对方是指狱方发还的私人物品。 “不是，我是说我的手稿，那两个黑皮笔记本，要你好好收藏的。” “哦，那个呀，对不起，当初我让小布给烧了……” “你说什么？” “我……”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察觉到问题严重。果然，他随后一把抓住我，脸色铁青，目光直勾勾的，盯得我的脸皮差一点吱吱吱冒火泡。 “呵——”他双拳重重击头，爆出撕天裂地的一声长嚎，拉开车门就要往下跳，疯子一样的大喊：“让我回监狱！让我回监狱！” “马涛！”邻座的几位惊慌不已地扑向他。 “我宁愿坐牢——”声音已经滑向车窗门外。 马楠被吓哭了。我也手足无措，脑子一片空白。这事可怎么办？当初为了对付警察搜查，防止案情扩大，除了一烧了之还能有其他办法？在保命要紧的那当口，谁会想到一个笔记本是他的心肝？竟把他的获释之喜变成了这样？ 司机紧急停车。我们怎么也攥不住这座爆发的火山，下车后左跟右随，七求八劝，足足陪他走出一两里，才让他止步在河边。两哥们死死攥住他的胳膊，才避免他的额头在树干上砸出鲜血。我们在冷冽的寒风中足足消磨了一个多钟头，几乎每个人都流鼻涕和打喷嚏。但再多同情的喷嚏又有何用？就像他后来说的，两本写得密密麻麻手稿即便可以重写，但很多灵感可能难以找回。六年前写的与六年后写的，价值区别也太大，就像唐代的瓷器与清朝的瓷器根本不是一回事。即便知情人都站出来说清楚，证明他的写作时间，但那些话在法律上并无意义，也不一定被史家们采信……一段辉煌壮阔的历史奇迹，一部据说足以比肩《资本论》的《权力论》，可能真是在一根火柴之下灰飞烟灭了。 问题在于，我和马楠当时怎么会料到今天？如果警察拿到了那个笔记本，据此把他马涛送上了刑场，怎么得了？ 问题也在于，如果马涛压根就不在乎刑场，宁可一死也要确保自己的名节，捍卫自己神圣的学术生命和思想声誉，又有何不可？ 事实上，他正是这样说的。“我真的不在乎监狱，不在乎死。唤醒这个国家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你们不知道，我病得一头栽在地上时也没灰过心，哪怕吃饭时嚼沙子吞蛆虫也没灰过心，哪怕被五花大绑拉到刑场上陪斩也决不灰心。我被他们的耳光抽得嘴里流血，被他们的皮鞋踩得骨头作响，但我一直在咬紧牙关提醒自己，要忍住，要忍住，要忍住。我就是盼望这一天，就是相信有这一天……” 他哽咽了一下，蹲下去捧住头呜呜地哭了。 我也眼眶潮湿。 接下来的几天，大概就为这事，他过得很不开心。有个记者通过蔡海伦找到他，一心想了解他六年的狱中生活，写出一个传奇性铁窗英雄，配合宣传改革开放的全国新政。不料一开始，对方说错的一个成语就被他指斥，对方嚼口香糖也被他粗声制止。对方说到当年判决书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三大罪状不实，一句话使他沉下了脸。“你说什么呢？恰恰相反，我是货真价实的三反分子，他们的定性完全正确。难道你不明白？”他恼怒的口气让对方吃了一惊，大概思路对接不上，一个劲地挠头，冒出了一头汗，仍是支支吾吾。 接下来，对方盛情夸他一句“自学成才”，更让他火冒三丈。“什么屁话？我自学了吗？我还成才？” “你自己刚才说，你只是一个高中生，但自学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记者两眼大睁，不知自己说错了哪里。 “你以为我那是读《三字经》？” “对不起，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懂得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不懂得‘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你就不配当一个记者！” 他不顾母亲和大姐的劝阻，气呼呼地把记者轰出门去。直到这时，近视眼蔡海伦才发现他脸上没有谦虚，不是开玩笑，是真生气了。她结结巴巴，慌乱中打翻了热水瓶，碎片和沸水齐飞，场面就更乱。她刚才与老太太有说有笑包下的饺子已无法弥补万一。 据说她跑出门去，回家后一病好几天闭门不出。 她想不通的是，她做错了什么？那记者说错了什么？“自学成才”还算是一句好话吧？怎么说还是属于流行的褒奖辞令吧？但也许是太流行，常常用于那些无师自通的小厨师，巧手出众的小钳工，某个低学历的优秀教师，某个捣鼓出不少技术发明的大头兵……这就让马涛觉得是骂人了。他不会否认这些小人物难能可贵，但他是马涛，一个从铁窗里走出来的思想家，一个像阿·托尔斯泰所说，“在清水里泡过三次，在血水里浴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的受难者，与这些七七八八的混在一起，什么意思？把他放在报纸的“青春剪影”“五月花”“创业篇”一类栏目里宣传，挂一点花边，配一点励志格言，什么意思？ 好几天里，他窝在家不见客，不访友，不上街，不看报，不去医院检查身体，甚至每餐都吃得很少，只留下满屋呛人的烟雾。我给他说说水家坡和“酒鬼”的趣事，也没换来他的笑脸。 幸好，有一位刚刚出狱等待复职的老部长，耳闻他的名声，派车派人来接他去谈谈。据说老部长激赏他的经历和见识，把他介绍给一位老朋友，大学校长，名流教授，让对方允许马涛跳过本科免考入校，直接就读研究生。他这才心情由阴转晴，满面春风地回到家里，又是给母亲穿针，又是给妹妹讲解社会形势，还与二姐夫碰杯喝酒，满满灌下了一瓶白酒。关于政治学和研究生的前景，成了这天晚上餐桌前大家唯一的话题。 后来的故事是，研一还未读完，因一个观点上的分歧，他与名流教授翻了脸，差一点闹到退学的程度。 我对此忧心忡忡，建议他千万要忍住，屋檐下一定要低头。 “忍什么忍？这种书只能把人读蠢。” “有一张文凭，算是敲门砖吧。” “对自己不自信，就别在社会上混。” “你不是说……”我记得要文凭正是他以前强调的。但我突然想到，这话他可以说，我不可说，否则便有指导之嫌。他不习惯被别人支使得溜溜转。 “也是，也是，杨鲁晋就从来没打算读研，连国外的邀请也不接受，反而要去走黄河，搞调查。”我立刻顺风转舵，提到另一位坐过牢的民主英雄。 “他是什么人？官宦子弟，有人给他铺路，搭桥，抬轿子，还用得着什么文凭？他还需要敲门么？连围墙都有人给他统统推倒。” “当然，你是靠自己的实力，与他不是一回事。” “实力？眼下谁承认实力？”他似乎更冒火，“如果那些家伙重实力，就不会联手来打压我。如果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讲实力，就不会不同意我转学。这个社会，蝇营狗苟，我算是看透了。” “谢老好像很肯定你吧？我是说那个……给你回信的。” “谢老？好笑，我对现代权力结构的重新解释，他几乎没看懂。我对自然辩证法的创见，还有对宗教功能的再思考……他只字不提。他不可能懂这么多，我可以谅解。但他那些廉价的大帽子，依我看也就是耍耍滑头。” “也许你的思想太超前，曲高和寡。” “错！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常识。” “你的铁窗经历非同一般，他们应该对你更关注才对。” “打住，你说什么？说什么呢？”他差一点气歪了嘴，“我最讨厌提坐牢！坐了又怎么样，不坐又怎么样？我还需要这件事来加分么？我还需要拿这个金字招牌来招摇撞骗——你是这个意思？” “怎么可能呢？当然不是。我是说……” “陶小布，你也算是跟了我很多年。可悲呵可悲，今天我总算看清了，你完全不了解我，你们没一个了解我。” 太监当不下去了。君王太难侍候。我不知问题出在哪里，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发现自己怎么说都是错，怎么曲意顺从都只能是给他火上浇油。我惊讶地发现，自从他在老部长的高墙大院那里三出两进，自从他的冤案故事和英雄事迹见诸媒体，他的脾气倒是越变越坏。对他的关心涉嫌居高临下，对他的亲热涉嫌轻佻不敬，对他的规劝涉嫌好为人师，对他的回避则是卑劣的冷漠无情……连拍个马屁都可能是冒犯，不是明褒暗贬，就是避实就虚，是可忍孰不可忍。条条大路通罗马。个个话题通愤怒。他已习惯于两眼微眯，用下巴指向来客，目光顺着严正鼻梁薄薄地下泄，对所有小心翼翼的来者布下一种冷冷的俯视，一种警觉和严审。 在这种万能角度的俯视之下，小人们的驴肝肺一律暴露无遗。在这一把愤怒的铁锤看来，到处都有欠揍的钉子，都必须一一猛击。接下来的吃饭就是这样。郭又军一定要请他喝上两杯。但军哥先给我打电话，然后才给他打电话，已使他的脸色冷却。军哥把饭局定在玉楼东酒店，是他不大喜欢的粤菜馆，更让他脸色阴暗。军哥叫上了一大堆人，据说其中也有杨鲁晋，还有罗什么、高什么的几位，首席宾客的定位较为模糊，免不了又加剧他牙关的暗咬。最要命的，出门时我一不小心再次犯错，说军哥这家伙“最近拿了个行业象棋赛冠军”，可能触碰他的哪一根筋，一只已经迈过门槛的脚，突然又缩回来，不去了。没什么理由，就是不去了，坚决不去了。 最后，他情愿待在家里炒冷饭。 我和马楠打回来几样菜，还有一瓶好酒，说这是军哥特意留给他的。他不听还好，一听便摔脸子，随手把菜和酒统统扔进垃圾桶。 “军哥对你确实是一番好意，今天还以为你真是累了，差一点要骑自行车来驮你……”我说。 “好意？”他重重地冷笑一声，“他不来这一套还好。他越是这样，我倒是越怀疑他心虚。” 我和马楠吃了一惊。他说什么呢？ “他没想到我马涛还能回来吧？” 又是一声冷笑。 我后来才知道，他出狱后一直想弄明白当初是被谁告密，军哥也成了怀疑对象。他曾利用某个春节假期，撮合七八个前红卫兵领袖开过一形势座谈会，知情人极少，军哥是其中之一。但这一情况居然被警察了如指掌，那么军哥的可疑程度岂不迅速提升？整个事情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出轨？说起来，那个姓郭的毕竟是执政党党员，占有人生发达的先机，不管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野心，甚至是出于男人之间的羡慕嫉妒恨，在绷不住时踹出一脚，不是比阎小梅那一伙更有可能？ “他给我装吧，继续装，没关系。”马涛从垃圾桶里取回那瓶酒，含义不明地反复打量，像打量一件战利品。 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一夜久久不眠，忍不住回想刚才酒宴上的一切。我琢磨军哥对马涛的仔细打听，琢磨他对马楠的格外热情，琢磨他一个个开瓶的动作、劝菜的动作、脱大衣的动作乃至醉酒时的一声轻叹……看其中有无破绽，有无告密者的蛛丝马迹。他执意给马涛捎一瓶价格不菲的五粮液，似乎也确有几分夸张。 但马涛为什么到现在才说破这事？ 早不说，晚不说，他偏偏在这时说，是最近获知了新的线索，还是一碗冷饭终于压垮了他的容忍？ 生活真是一张严重磨损的黑胶碟片，其中很多信息已无法读取，不知是否还有还原的可能。 二十五 大是大非 二十五 大是大非 肖婷长得很漂亮，自己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几乎每天换一套衣，像个衣架子移来移去，大举收缴客人的目光。她在自家客厅有固定座位，总是侧身若干度造型端坐，配上精心布置的背景和近物，配上最迷人的表情，让客人们能从最佳角度看她，看到侧光或逆光之下脖子、胸脯、腰身的动人线条，上一堂古典艺术欣赏课。 作为马涛的又一个崇拜者，她轻易取代了对方的前妻，成为丈夫的联络主管，长袖善舞地出入沙龙和交际各方，特别是那些说英语的洋面孔。据说每次都谈得超精彩，但我从未打听出一二，只能隔墙猜花。“哎呀，都是最前卫的学术思想，都是非常非常……”她摇一摇小手，“用中文没法谈的，中文太糙了。” 临末还时常交代一句：“这些事你不要说出去。” 问题是，她说出过什么吗？ 她说过某作家的婚变，但掐掉了后半截。她说过某哲学家的官司，但掐得只剩一个话头。她说过某位气功大师不久前的来访，又掐掉了对方进门后的一切。总之，她是一切名人的朋友，对上流社会无情不知，无密不晓，但她既然身负密友们的深深信任，就不能不闪烁其词，欲言又止，相当于一个称职的保密局。 几年后，他们去了国外，留下了肖婷的一个继女，马涛前一次婚姻的结果。这几乎在朋友们的意料之中。 我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直到后来陆续遇见一些国外来人，才知那边情况远非肖婷以前描述的那般顺利。据说两口子抵达那里时，发现机场里没人铺上红地毯，也无媒体记者争相迎候，更无机会见到议员甚至部长——已令他们困惑不解。更实际的是，马涛虽名气不小，但各方的招待也只是两顿三餐，管不了日常的营养保障。肖婷的父亲，一位大学校长，在那里有不少故旧，但他们的资助能力也有限。几个月下来，积蓄迅速流失，两口子不得不开始注意超市的特价食品，还有穷人的食品券。靠一些留学生指点，他们有时也去教堂混上一两顿，再不济就去大学校园里乱窜，寻找一些研讨会的茶歇场合，冒充与会者，嚼上一些饼干，运气好的话还能喝到葡萄酒。 作为寻求庇护的难民，他们倒是得到了一间住房的救济。但与邻居一比，气不打一处来。那个姓高的小胖子比马涛名气小多了，至少没蹲过监狱，住的房子却大了一倍，还有个不错的阳台。凭什么？就凭他以前那顶总编的乌纱帽？ 马涛找到难民署的尼克，当过使馆二秘的小伙子，以前就认识的。“中国人势利，你们也势利吗？中国的干部级别待遇，在你们这里也有效？” 对方耸耸肩，“没有级别，这里没有。” “为什么他的房子那么大？” “你是说高先生？对不起，你来得晚，只有这一间了。” “我不信。” “骂套——”尼克把汉语的“马涛”发音成这样，又挤了挤眼皮加上一句：“小伙子，这不是在中国，你不能在我面前抽烟。” 马涛一时尴尬，掐灭烟头，塞回衣袋，赔笑点头道歉。他不知对方为何不讲情面，以前在中国好歹也吃过他马涛的饭，怎么一转背就当面打脸？即便你讨厌烟，即便制止客人抽烟是你的权利，怎么说也得有个“请”字在先吧？也得面带一丝笑容吧？他当然更不相信对方的搪塞。鬼佬们——他现在私下里这样称呼洋人——给那个胖主编送来聘书，从未送给他；多次请那个胖主编去开会，很少请他去，不就是势利吗？不就是狗眼看人低？不就是帝国主义的臭德性？——他差一点冒出当年红卫兵小报的腔调。 他也受邀参加过一些会，关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研讨。不过，自己的英语不灵，参加这些会得非常小心，有时听对方哇啦哇啦说一大通，没抓住几个词，只能傻子一般胡乱点头。遇到一个热情万丈的女记者，金发碧眼，风姿绰约，据说是有名的专栏作家，他好容易折腾一个电子翻译器，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个开头，但对方突然一脸困惑，“你是中国人？你不是井田先生？天啦，对不起。”然后提上皮包走人。他好一阵才明白，女作家一定是分不清东方人的面孔，刚才认错人了。 这一天，也许是主办方粗心，会议的schedule上未注明吃饭地点。他一不留神，在室外抽烟的时间稍长，回来时便傻了眼，不知大家去了哪里。他在会议室周围多方打听也无结果，最后只得找个地方自己埋单啃了个汉堡包。 他离开快餐店时，一个黑哥们追出店门，冲着他大喊大叫——原来是他把提包忘了。他接过提包，连忙赔笑感谢，但也许是一时激动，也许是近来心里憋了太多的恶骂，一出口竟把thank you（谢你）口误成fuck you（操你），一连说了好几遍。他发现对方表情怪异，依稀觉得这怪异可能与自己有关，但弥补已来不及了。对方暴睁双眼，把他当成一个面包上的蛆虫，左瞧右看好一阵，最后来一个龇牙咧嘴狮子大开口，半瓶啤酒不偏不斜淋在他头上。 “shit——”对方的大拳头总算没落下来。 更让人窝火的，是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人辛格教授，列举中国杰出的民间思想家，只把他排在第十一位，仅在“等等”之前，差一点就要“等”掉了。这不是欺侮人吗？如此排序显然是别有用心，是要黑掉他最近可能获得的一个奖，也太岂有此理吧？他本想站起来当场反驳，但一眼看上去不认识几个人，一听别人嘴里的滔滔英语又有些怯，最终没把手举起来。他黑着一张脸回到家，一股邪火全撒在肖婷身上。“你怎么办的事？沟通来，沟通去，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你还说那个辛格真诚，什么博学，什么睿智，我看就是个大骗子，两头吃，欺世盗名的家伙！” 肖婷从医院下班回家，累得伏在餐桌上已睡着，被他吓得跳起来，面如纸白，好一阵搓揉胸口。“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一定同他说清楚……” “你现在就打！” 老婆连忙走向电话机。 “你告诉他，还不是一个排名的问题，是历史能否还原真相的问题，是历史观能否正本清源的大是大非！” 冗长的电话谈判就这样开始。依照丈夫的指示，肖婷与辛格严正交涉，包括再次详述丈夫的业绩，如坐牢十年（她在英语中调整为“六七年”），如秘密建党（她在英语中调整为“秘密筹备建党”），如武装起义（她在英语中调整为“有一些武器”，意思比较模糊，便于多种理解），如卓越而独特的理论建树，在中国最早提出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民主与法制，比邓小平什么的要早得多（以一本著名的“黑皮笔记”为证，只是这本笔记尚未发表）……总之，她悄悄修剪了丈夫一时气愤之下的夸张，掐掉了一些难听的话，但基本上表达了申诉原意。“教授，我们非常尊重你，但遗憾的是，你身边的那些人提供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歪曲事实，误导舆论，影响我家先生的政治前途。依照贵国法律，我们强烈要求这些人道歉，并保留经济上索赔的权利。” 她把板子打在辛格教授后面的小人身上，是碍于对方一直对他们有资助，每月一千元美金，已持续了一年多。 “马太太，你们中国人真是很奇怪……” “为什么是中国人？教授，你不觉得种族是个敏感话题？” “对不起，我是说马先生很奇怪……” “该奇怪的是我们。” “是呵，没错，你们是奇怪。” “我们一点儿都不奇怪。” “哎，刚才你不正是这样说的？” 这就有点纠缠不清了。 一个又一个电话，交涉持续到深夜，耽误了做饭，只能叫一个外卖的夹肉饼了事。肖婷顾不上吃，在丈夫催促下又紧急写信，力图在有关媒体和有关人士那里消毒。丈夫不大满意的遣词造句，她一读再读，一改再改，废纸团扔出了一大堆，顷刻就填满垃圾桶。在这期间，马涛也打出一些电话，向几个华人朋友控诉辛格教授的无耻，痛快淋漓地用了一把汉语。伪君子、两面派、犹太奸商、到处拍肩膀填支票的作秀大师，美国中情局的白手套，说不定还是中国国安部的双料间谍……他骂完那家伙又顺带骂上邻居，比他排名前几位的那个胖主编。那家伙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常去逛红灯区，欺骗女留学生，生活上腐败糜烂，嘴里那一套慷慨激昂的说辞，充其量是骗色骗财的一桩生意。什么人呢？ “那是人家的隐私。”一位华人报纸的女记者提醒他，“马哥，这里是自由世界，你这样说不大合适了吧？” “既无私德，何有公道？” “你说话……还真有点像共产党的纪委。”对方笑了起来。 马涛气红了脸，摔了电话。“二鬼子！不就是多喝了几年洋水吗？” “我看就是个婊——”他把后半句掐了，总算给自己留了一点风度。 骂来骂去，最后肯定还要骂到马楠和我。他痛恨我们当年烧了他的手稿，其严重后果眼下已显露无遗。一把火烧去了那段历史真相，以至他无法证明自己，无法面对那一段过去，让那些小人们统统闭嘴。 二十六 遗言 二十六 遗言 再次推开这一张门时，母亲已经走了。她的枕，她的床，她的房间，已经空了。她的一些破旧衣物残留秽迹，但散发出一种熟悉的余温，已被打成一个包，抛入黄昏中的垃圾站，很快就被苍蝇飞绕，被蚂蚁攀爬，让我不忍回看。我后来每次走过垃圾站都有几许心悸，至少有几分茫然。 从道理上说，我知道这是好事。将心比心，我要是她，也会希望早一点解脱。她病倒已数年，即便那一次在医院里恢复得最好，也是食不甘味，神智混乱，常常拉坏裤子和被褥。这样的日子实在痛苦。每次醒来后看一看电视，实际上看不清，也看不懂，只是一种漫长的呆坐，一种面对五光十色的时间苦刑。在大姐家住过，她不大习惯，据说每晚都坐在床头不能入眠。在二姐家也住过，她还是不习惯，成天站在阳台上守望，还恢复了咳嗽和喘息。我同马楠商量，还是接回来吧。于是，我把她背上五楼——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她最后一次回家。她再也不能活着从这张门走出去了。 她从来记不住我背她上楼的事。包括每次送医院，包括上公园或躲地震，我背来背去的结果是她的感慨：“涛儿力气大，上楼下楼都亏了他。” 马楠忍不住说：“哥在国外，他的魂来背你呵？” 母亲指了指我，她的女婿，“不会吧？是他背的？” 她似乎明白了，但后来再提此事，肯定还是张冠李戴。“嗯，涛儿力气大。” 她已这样认定了。正如她把马楠买的生日蛋糕，说成是马涛买的；把马楠买的棉鞋和电热器，说成是马涛买的；连大姐、二姐买的衣服和床单，都成了宝贝儿子的一份孝敬。三个女儿一提起这事就很不高兴，就说老人太偏心，重男轻女。“你们去打个电话呵。涛儿要回来吃晚饭吧？”她有时突然这样发问，似乎必须把一个多年来未曾回家的儿子，想象成身边的事实，一种看得见、摸得到、嗅得着的孝顺。 她的胃口稍好了一些。稀饭，面条，蜂蜜水，生黄瓜，多少能吃一点。她显得高兴了，便多说一些话，甚至能开一开玩笑。她说大姐长得俊，但对大姐夫太粗心，太凶，由此说到自己年轻时对父亲也凶，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欠欠的。接下来，她叹了一口气，宣称自己快要死了，顶多也就两三年了，以后给丈夫扫墓都很难了。 我问她还有什么事放心不下。 她摇摇头，突然眉头紧锁地抱怨：“他对我不好呢。” “他不是给你寄来了药？” 她不吭声，似乎知道我在骗她。 “他太忙了，没办法，也许秋天能找机会回来。” “今天天气真热。”她把话头岔开。 我知道她其实希望我继续往下说，包括说那些假话。 “他不是来信了吗？不是来电话了吗？依我看，他对你比以前好多了。昨天他听说你睡着了，就要我们不去惊动你……” “他不是对我不好，不是。”她终于点点头，合上眼皮，摸了摸毛衣，陷入一种含混不清的嘀咕。“就那个姓肖的主意多……”这大概是指她的儿媳。 不知什么时候，她把目光投向我，眼巴巴的像个孩子。“你说，这次发病，怎么就不回头了？”我看出她眼中的失望和慌乱。放在以前，只要我与马楠在她面前，只要我与马楠说她的身体没事，她就会点头，就会放心地入睡，发出均匀的鼾声。可这次情况有点不同。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能找的医生都找过了——他们都含糊其辞。她肯定感觉到这一回我们的目光不像以往那样坚定，口气不像以往那样爽快，便不再多说话，再次叹一口气，看电视屏幕上的浮光掠影。“这只鸡怎么没毛？”她指着屏幕表示惊讶，其实屏幕上是一位比基尼女郎，在她的眼里恍惚了。 吃药和注射仍在进行，但充其量只能减少她一点咳嗽。这一天，她吃了一个汤圆，一点麦片粥，一点燕窝汤。第二天，她只吃了几勺稀饭，一点麦片粥，两片苹果，但精神似乎还好。马楠劝她多吃时，她还能发发脾气：“不吃就是不吃。老问什么呢？”第三天早晨，她气息变得有些虚弱，说自己的脚痛，让马楠揉了好一阵，但已不大说话了。十点十分，马楠发现她额上开始出汗。十点二十五分，马楠发现她呼吸开始变粗。十点五十分，救护车应招抵达，医生进门来，发现她睁大眼睛，死死地盯住床边的墙，手腕上的脉搏已消失。十一点二十二分，医院急诊室里的抢救开始，呼吸机、起搏器等设备悉数上阵。 我请假提前下班，匆匆赶到医院急诊部，发现医生已放弃了抢救，将大白布拉过来盖住她的脸。这时是十一点五十分。二姐和二姐夫已经到了。大姐和大姐夫随后也到了。马楠与大姐赶快去买鲜花、取寿衣以及准备遗像。二姐则同一个老太婆吵架，说对方的洁身费和整容费要价太高。 根据老人生前的交代，没有任何追悼仪式，甚至没有通知任何外人。在儿子的电报到达后，塞进她怀里后，我们便从医院太平间出发了。灵车一路缓行，被很多汽车超越，到大桥时却突然不动了。司机钻到车下去修理，忙得满头大汗，也让我焦灼不已。后来想一想，这也许是母亲还舍不得走，想多看一眼江边的风景？或许是她不明白电报是怎么回事，觉得送行者当中还少了一个身影，她还得在这里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火葬场正在改建，到处堆放石材、水泥、砖瓦，是一个乱糟糟的工地。待一切手续办完，母亲被焚尸工转到轮车上，送入黑洞洞的炉膛。电闸一拉，巨大的锈铁炉门发出咣当震响，震得轮轨和轮车都颠簸起来，母亲的一缕黑发也从白布里抖落。马楠要前去整理一下，被焚尸工拦住了，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以她一缕黑发向世界告别。她的白发一直很少，因此白布下挣扎而出的一缕黑发，似乎是一道闪电，一道鞭影，一道裂痕，向脏乱不堪的火葬场暴现一个女人顽强的青春。 鼓风机轰轰响起来了。我们追到室外，见烟囱里飘出一道薄薄的青烟，越升越稀疏，越摇越透明，最后完全消散在蓝天。 马楠忍不住，终于捂住脸，一头扑进小汽车，躲到那里放声大哭。她一定是哭母亲的消失之地如此不堪，哭锈铁炉门粗暴的巨响，哭炉墙和地面的肮脏，哭其他几具陌生尸体在炉前的混乱拥挤，哭自己未能在焚尸工前坚持一下，最后为母亲理一理头发——回报母亲这一辈子为女儿千万次理过的头发。当然，她也可能是哭这十多年来的日日夜夜，一次次在老人走失后的满城寻找，一次次在老人拉坏后的全面洗刷，一次次在老人误用灶具后的扑灭火情和收拾残局，还有一轮轮应对老人彻夜咳嗽的焦虑不眠……好了，火情不再有了，咳嗽不再有了，一切烦恼和折磨都已结束，她应该轻松了，自由了，高兴才是。她怎么有那么多泪水夺眶而出？ 那么，她是哭母亲这一次不仅带走了爱，也带走了自己的全部委屈——或者说与委屈等值的爱，让她哭得如此孤单。 她是哭母亲的最后一句话吧？ 这最后一句遗言是：“涛儿，你再给我揉一揉脚。” 二十七 女权教授 二十七 女权教授 蔡海伦是不是被马涛误了青春，人们说法不一。 因出身基督教家庭，她便有了这个洋名。马楠是她的好友，曾一心想让她当自己的嫂子，也不明白哥哥为何不感兴趣。在她看来，马克思身边有燕妮，列宁身边有克鲁普斯卡娅，那么哥哥身边就应该有海伦姐，有这个读书成癖的才女。至于海伦姐的大手、大脚、大鼻子、大嘴巴、大门牙……有些人一说起就笑。那有什么好笑呢？如果这算不上漂亮，那什么样的门牙才能算得上漂亮？ 马楠再次慢一拍，很晚才明白一点男人的心思，才明白小安子为什么对她大笑，笑出了美人咳和泼妇叫。 这件事的结局可能也让海伦很受伤。回城后，自那一次马涛把她带来的记者轰出门，一别多年没有消息。我再见到她时，发现她依旧单身，依旧有一张马涛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鲁迅常用语），动不动就蹦一个“逻各斯”或摔一个“布尔乔亚”（“逻辑”或“资产阶级”的旧译），有些言语习惯还停留在昨天。体态当然有所变化。宽大饱满的额头上仍是短发，但胖了些，比从前更垮一些，有点大娘模样了。她已当上教授，但背一个小女孩常用的熊猫双肩包，挂一个海豚饮水瓶，倒有点马戏团的味道。架上深度近视眼镜，思考时偶尔挑一支香烟，又有一种理科男的深刻风度。唯一的怵人之处，是她笑点太高，差不多是一个面瘫，好像一辈子没笑过几次。 也许是因为长期专心授课，她说起话来几乎每一句都有重复，不是重复关键词，就是重复后半句，似乎眼前有一群学生在紧张笔记，她重复一下可让大家跟得上，听得清，记得准，知识点传授无误。但这样说成了习惯，就成了舌头自带回声，一个人包干两步轮唱，不无嘈杂喧哗之感。比如劝母亲吃药时，她的开导成了这样：“……你不吃药是不对的，不对的。这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不负责任。这种丸子是眼下降血压药物副作用最小的，副作用最小的……” 她说得再对也没用——她家保姆说，老太太拒绝吃药，其实是耍耍小脾气，闹一点事端，让儿女多关注她，并非不知吃药的重要性。 但教授不大理解这种逻辑，觉得自己够孝顺了，吃药治病是硬道理，科学化的关照方案无懈可击。第一，她给母亲买了五种保险，买了五种保险；第二，她每个星期都来探视两次，探视了两次。第三，她每次探视都带来了价值不少于百元的礼品，不少于百元……那么她还能怎么样？还能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她觉得保姆的说法，不过是推卸责任，夸大老人的心理变态。好，就说变态吧，她好几次带心理医生来看过。几个小时下来，图片看了，游戏做了，连最新款的心理测试仪也上了，搞得老人很高兴也很糊涂。医生们最后都说，老人各项指标正常，数据摆在那里。 她也曾与母亲深入交谈，但每次都不欢而散。母亲还是希望她放下那个姓马的，另找一个男人，不能像个游魂和野人，不能像个没锅的锅盖。这天下不是只有姓马的一个吧？……她立即纠正母亲的大男子主义，说女人不是锅盖，男人更不是锅。有一本西方著名的理论《第二性》是这样说的，这样说的，这样说的……母亲不懂西方的这一性那一性，气得一闭眼，摔东打西的，后来索性冒雨出门，下坡时勇敢地摔一跤，摔断了右手两根骨头，大概是想用骨折事件一举击破女儿的“第二性”，粉碎教授的各种混账话。 但女权是海伦不可放弃的原则。面对一种极其错误的腐朽观念，她能不警觉和批判？能不苦口婆心和循循善诱？能不摆事实、讲道理地据理力争？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如果她连身边的家人都不能说服，还有什么资格去启蒙学生与大众？还怎么挑战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传统？吾爱吾母，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海伦觉得自己的学术道德底线不可动摇。 她母亲病故于秋天，是不是与气恼有关，不得而知。 一些老朋友参加了追悼会。答谢餐聚上，绰号叫“尿罐”的不知何时的一句“娘们”，涉嫌对女性不敬，被海伦义正辞严地追究了一通。我也很栽，虽知自己身份敏感，一直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瞻前顾后，但无意间嘴里溜出“太太”一词，还是踩响了女权主义的地雷，炸出了筷子落下和杯盘碰撞的声音。顺着声音看去，海伦紧紧捂住嘴，一副要吐的样子。“行行好，”她摇摇手，喝了口水，长舒一口气，向大家表示自己忍住了恶心。“什么腔呵？是不是还要说‘贱内’？是不是还要说‘奴家’？” 她的一声冷笑似乎与我有关。 “我怎么啦？” “‘太太’不是你说的？” “说了吗？好像说了吧。这是不是……”我不明白。 我以为这一个文雅的词，拍了女人们的马屁，没想到在海伦那里还是祸从口出。她耸了耸肩，摇一摇头，大概觉得我等凡胎愚不可及，使她无心再费口舌，便起身退席了，去另一间房翻看杂志。 整个场面僵在那里。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太太”错在哪里，更不知还有多少词在这里危险万分，随时可能让女主人拂袖而去。也许我们确实无知，但今天不是来开追悼会的吗？大家七嘴八舌回忆海伦她妈的一些往事，回忆她妈当年如何一次次来乡下送猪油，如何给大家洗衣服和缝被子，如何帮马楠收割白菜差一点一跤摔到了湖水里……感怀老前辈之际，是否一定需要展开学术讨论？是否一定需要在所有学术讨论会上都把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海伦认为这两者大有区别，大有区别，决不可混淆，不可混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否一定需要像刚才海伦对“尿罐”那样，时而英语，时而引述，时而举起双手挠动一个指头（表示此处有单引号）或两个指头（表示此处有双引号），说到激动处便伸出一根食指在空中朝前点击，一下又一下，如一枪枪精确地戳过来，戳得“尿罐”这样的水果贩子张皇失措丢盔弃甲？ 我们这些臭男人，肯定是满身毛病，但也不一定每个毛孔里都充满男性阴谋，都把女人当成了玩物、陪衬以及奴隶吧？我们再大的罪过，也不妨在追悼会以外的什么地方来清算吧？ 大家闷闷地吃完饭，各自散去。我本来想说一下老场长吴天保的死，我不久前在白马湖听说的，终究没找到机会。 二十八 万水千山总是情 二十八 万水千山总是情 父母离婚时，法院依照女方要求，把笑月判给了父亲。但肖婷似乎一直不能胜任继母的身份，总是嫌笑月舌头大，说不好普通话更说不好英语，又嫌她刷牙弄脏衣，喝汤声音响，走路的步态像螳螂，还不知从哪里带虱子回家。 有一次，抽屉里的十块钱不见了，到底是孩子偷了，还是继母记错了，一直是说不大清。但一场大动干戈的追查后，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弥补。笑月的眼睛几成喷火器，填装了弹药，扣紧了扳机，一再瞄准继母的香水瓶、试衣镜、丝织旗袍、各种首饰……肖婷后来强烈要求迁居国外，据说就是不堪自己的物品总是莫名其妙地消失或毁坏，不堪小刁婆没完没了的阴谋。她也没法把孩子甩还给那个下落不明的生母。 马涛一出国就音信几无，似乎不知道父亲的电话对一位八岁女儿意味什么。那一段，笑月疯了一样，总是披头散发，找遍了所有亲戚和父亲的朋友，找遍了父亲以前出入的一切场所。她在父亲以前带她游玩过的公园甚至守了整整一夜，一直呆坐到天明，觉得树林那边的路灯下有可能出现奇迹。 我告诉她，她父亲一直在关心她，给她带来了礼物。 “你们骗我！” 我说，她父亲不久就会来接她。 “你们骗我！” 我说，我们最近也没有她父亲的新消息。 “你们骗我！我知道，他给晶晶她妈妈打过电话，给艳艳她爸爸打过电话，给帅佗他爸爸打过电话，就是不给我打……” 她泪流满面大哭起来。“姑爹，爸爸不要我了，是吗？爸爸讨厌我了，是吗？你去同他说，求你去同他说说，我再也不砸家里的东西了，不行吗？我再也不吃手指了，不行吗？我再也不要冰激凌了，我再也不撕课本了……” 我只能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我每天写生字一百遍，每天都做最难最难最难的算术题，四位数加四位数的，再减四位数的，再乘以四位数的，不行吗？……” “笑月，你是好孩子。这里有你的姑爹，还有你大姑，你二姑，你三姑呢。” “不，我要爸爸——” 她哭得呕吐起来。就在这天，她再次街头闲逛，在路边捡了一块玻璃片，在腿上划破一道口子——这是划给她父亲的；再划一道口子——是划给她生母的；再划一道口子——是划给自己的。照她后来的说法，她要用血来报复那两个家伙，当然还要惩罚他们的孽种，就是她自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冤有头，债有主，血债要用血来还。她必须让世界上本不该有的这一家人统统痛苦！她怀着一种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大获全胜的心情，看自己皮开肉绽，看鲜血横流，想象那个叫马涛的人一时束手无策。 她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她成了三个姑姑家的女儿。吃饭穿衣倒不是问题，但没人能帮她找回一个爸。有一次，她在大姑家玩布娃娃还算高兴，看大姑爹与两个表姐躺在床上，不知说到什么高兴事，唧唧喳喳笑成一团，没大没小地滚成一堆，她突然脸色惨白跑到另外一间房，扑倒在自己的床上，用被子紧紧捂住双耳。待大姑爹发现她时，她在右手上已咬出两处血痕。哪怕大姑烧的狮子头是她的最爱，她后来再也不愿住大姑家。 三个家，六个长辈，家规不统一，也是教育孩子的难题，是孩子目光日益混乱的原因。有人说可以这样，有人说不可以这样。有人说可以那样，有人说不可以那样。一幅画被油画、粉画、水墨画好几种颜色涂抹，难免不是奇形怪状。光是一个给不给零花钱的问题，我就与马楠呛过好几次。我用三个古代少年英雄的可爱小故事，好容易说服了孩子，让她收回了要钱的手，但一转眼马楠就把钞票塞入她的衣袋，差一点让我吐血。马楠的理由是：“人家都给了，我们怎么可以不给？我们不疼她，还有谁疼她？” 几乎在我的预料中，她逃学了，成绩下滑了，考试舞弊了，还学会了躲闪和逃避，比如一遇考试就宣布腹痛或头痛，不知是真还是假。她小小年纪就偷偷地描眉、抹口红、做卷发、涂指甲，出入网吧或酒店，吹嘘自己将去国外继承遗产。 我觉得应该找她好好谈一谈了，但马楠再一次冲着我瞪眼睛。“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不了解她。” “你了解，那你说一说看。” “你以为她不爱学习？你以为她不刻苦？你以为她缺乏同情心？……告诉你，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她的来势可不大妙……” “闭嘴。不准你这样说她！” “马楠，你没看见吗？她怎样对待邻居的？怎样对待邮递员和保洁工？她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惯得……” “你胡说！” 马楠委屈得脸歪了，眼眶红了，冲到孩子的房间，清理那里的积木和图书，摔东打西的声音震天响，激动程度让我大吃一惊。她凭什么把自己当作孩子的知己？她们俩真有什么说不出来也不可追问的共同秘密？莫非是生育这一块心病，使她就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伤口，舔来舔去，最终舔昏了头？ 我尤其不能提到一位女邻居，名叫陶洁的那位，上过报的特级教师。有时我不过是说起邻居的合理化建议，不要给孩子太多玩具，不要给孩子太多零食，长辈的意见口径务求统一，诸如此类，马楠就气不打一处来。“开口陶洁，闭口陶洁，她是你什么人？” “你这是什么话？” “你们都姓陶，本就是一家的。你去同她过吧，去呀！” 这事就没法谈了。 我知道，一次人工药流手术不当，是她一直不孕的原因。我反复安慰过她，说事情都过去了，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当一当“绝代佳人”也不错。但她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释怀，总是切齿诅咒她当年的遭遇的那个男人——我们多年来不碰的伤口。 大概是因为不孕，她活得较闲，也不无自卑和心乱，于是对婚姻常有点神经兮兮，对我的女邻居女同事女同学等很在意。她接到这些人的电话时，不时粗声闷气，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来。她对我多看两眼的那些杂志封面女明星也警觉万分，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便要数落她们逃税的丑闻，假捐的丑闻，违犯交通规则的丑闻，要不就诋毁她们的假睫毛或者假鼻梁，似乎怕我一转眼就去杂志里偷情，甩下她不管。如果我有几天话不多，她就疑神疑鬼，不相信我是太累，一再逼问我是否在外面有人，是否有流行歌或电视剧里的那些情节。即便我一再强辩自己的清白，她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求证，比方逼问我想不想她，是如何想的，在什么时候想的，都想了她一些什么——恨不得我自剖脑袋，提交一大堆脑电图，供她仔细比对和研究。 “你可以出轨，可以不要我，没关系，我不计较。但你得实话实说。”她一次次逼我招供，一心撬开我的铁齿钢牙。 “你烦不烦？” “不，就是要你说！到底爱不爱？” “你是一个爱情犯，天天打砸抢呵？” “就是，就是要打砸抢。” 我曾经说过，我不大习惯“爱”这个词。它有点过于欧化吧？与西洋电影关系密切吧？多少有点台词的感觉吧？我充其量接受“喜欢”或者“情”。在我看来，把爱情、亲情、友情、热情煮成一锅其实更好。但她就是偏好进口台词。 她掐我，揪我，打我，拉扯我，恨不得摆上老虎凳和辣椒水，撬出了进口台词后才可能结束刑讯。“你等着，哪一天我非用针线把我们两个缝在一起不可，再也分不开。”她喃喃自语地憧憬未来，终于睡了过去。 缝出一个人肉褡裢，不至于吧？这种血淋淋的憧憬只能让我心惊肉跳。 不知从何时开始，她简直变了一个人，让我无法联想多年前那个看见公牛爬背也大惊小怪的“懂懂”。一个同事来过了，一切都很正常，但她根本不关心也不明白来人谈的是什么，不关心也不明白来人说的住房改革是何意思，只是一口咬定：“他同老婆的关系不正常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又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熟人，她没同对方说上一句话，整个见面也不过短短一刻，她不知凭什么就扭紧眉头：“可耻！” “你说什么？” “他手淫时说不定会乱想，恶心死了。” “你怎么知道……” “你没看他的眼睛？” “他眼睛怎么啦？” “他往哪里看？往哪里看？……不同你说了。你这个瞎子。” 我承认，与她的明察秋毫相比，我基本上是个瞎子。我没法在生活中一眼准，甚至只是鼻子嗅一下，就能发现那么多色魔、失恋人、闷骚汉、小三、早恋者、性冷者、单相思者、性变态者、老牛啃嫩草的家伙……在她眼里，世界似乎不是由公民组成，不是由人组成，只是由情欲激素组成。克林顿的伊拉克战争不存在，只有风流总统与谁好上了这件事存在。普京的强国政策不存在，只有英俊总统是否吸引了女粉丝这个问题存在。飞机的速度、材料、配置、推比度、涡喷气流统统不存在，只有乘机蜜月旅行这一美好图景存在。总之，万水千山总是情，粉色是个纲，纲举目张。 这并不是说她风流放荡。恰恰相反，她的性取向其实十分保守。即便高潮之际，颠鸾倒凤，向往一些新花样，甚至气喘吁吁地赞同春药、性工具、三p……但只要一转眼立马变脸，搂上裤子就成了圣女，束好头发就成了中学班主任。 “想得美，我决不能让你学坏。”她狠狠瞪我一眼。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说过的。” “怎么可能？告诉你，你一肚子坏水，休想赖到我身上。” “怎么就成了坏水？” “你们男人好得了吗？” 再同她争辩下去，她又要扯上女邻居了。 又一个政治热季到来了。电视机前的人们都在关注屏幕里的军车和坦克，揪紧了一颗颗心。在这样一个思想和情绪终遭撕裂之际，她居然像个高龄儿童，虽然也关注，虽然也焦急，虽然紧张得捂住眼睛从指缝里朝外偷看，但东一句西一句的感叹总是不得要领。屏幕上出现一个烧成焦炭的年轻军人，还有相关的生前照片，立即引来她一把伤心泪。“可怜呵，这么年轻，这么单纯，肯定没谈过恋爱的……谁下得了这个手？”不一会，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女子，是政府通缉的要犯，她不管自己刚才哭过了什么，立即连连跺脚搓胸口，“真是扯！她怎么可能是个坏人？你们看她那气质，那风度，那种冰雪聪明的眉眼……” 当时电视机还不太多，一些邻居在我家看电视。其中一位逗她：“你还要窝藏这个人是吧？” “为什么不？我要是遇到她，肯定……” “你吃了豹子胆么？” “我就敢。” “嘿嘿，你不怕引狼入室？那女人比你可漂亮多了，同你老公勾搭怎么办？同你老公私奔了怎么办？” 冲着一片笑声，她愣了一下，觉得有点为难，“他真要是跟这样的人私奔，那我也就服了。” 也有人没把这些看作笑话。几天之后，警察大概接到举报，上门前来调查，看到底是谁打算窝藏通缉犯，是否真窝藏了乱党。他们又是询问又是笔录又是四处查看，闹出不小的动静，引来邻居们伸头探脑地围观，以至多年后，我在机关里遭遇麻烦，有人还曾拿这一段来说事。 她承认自己有点糊涂，也接受我的建议，决定今后少看一点爱情片。她练习毛笔字，把口琴找出来吹一吹，甚至把少年时代的《卓亚和舒拉》或《青春之歌》翻出来，正襟危坐地读几页，大举返回人文经典，直到自己读得昏昏欲睡。但这一天她还是慌慌地跑来，摇着我叫喊：“五十岁怎么就成了老大娘？” 我吓了一跳，也去看一眼电视，发现那里没有地震和战争，不过是一条有关社区卫生工作的小新闻，纯属鸡毛蒜皮，只是记者现场解说时，不知何时说出一句“五十来岁的老大娘”，竟然让她如遭高压电击。 中年妇女不至于如此心理脆弱吧？在人家小青年的眼里，五十来岁的人可不就是老了么？ “电视台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怎么能胡说八道？” “放在以前，三十多岁的都能做奶奶。”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中央电视台，中央的，国家的，总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吧？不能恢复封建主义吧？以前还有童养媳呢，以前还裹小脚呢……难怪呵，连电视台都这么乱来，社会上的坑蒙拐骗杀人放火，当然少不到哪里去。” 她真是越扯越远。 接下来，她执意封杀电视台，说这些烂节目不看也罢。即便我开机，她也余怒未消，在一旁现场监督，时刻准备投入斗争。一见电视里宣扬商品经济，她立即表示抗议：“什么商品经济，说得好听。我前天买一双鞋，只穿了两天鞋底就掉了，里面全是纸……”一见电视里报道企业承包制，她也气怒气冲冲。“承什么包？都成了私家菜园子，凭什么呵？你看八幢的那个赵厂长，一天一瓶五粮液，是喝他自己的钱？……”电视里播放卫星上天的实况，该是举国同庆的好消息了吧，该没什么话好说吧？但她仍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我就奇了怪了，好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国家烧这种钱干什么？你上了天又怎么样？放个礼花不是更好看？” 总之，自电视台冒犯了中年妇女，通过一个小记者的嘴，画出了五十岁这条青春终止线，她便耿耿于怀，以牙还牙，有仇必报，祸及其他所有的内容。她几乎怀着一种审看敌台的心态，对屏幕上的一切都挑剔和谴责，把电视机里的零部件都当作狼心狗肺。 “马楠，你还讲不讲理？不能这样神经质吧？”我哭笑不得，“你好歹也是个电大毕业生，好歹还是你们公司的业务组长……” “陶小布，我说得不对吗？” “你说出口的话，总得有点分寸，总得过过脑。” “你也觉得我是老大娘了？” “这可是你说的。”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是得考虑吃药了。” “你咒我是吧？” “不是咒。解除心理障碍，药物介入很正常。陶洁说她的表姐就是……” 我话未说完就知道自己触电，哪壶不开提哪壶，想改口也来不及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她五官线条一股脑弯垂下来，胡乱收拾几件自己的衣物，哇的一声哭着跑出门去。这一夜，她不穿棉衣也不戴围巾，一个人跑到江边广场站到深夜，冻得自己全身发抖嘴唇乌紫，让我开车好一番寻找，苦口婆心地解释和规劝。我得让她相信我没打算甩下她不管，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对老天起誓没有。好，我的设计报告是没法做了，这且不算。家里的水壶烧了个底儿透，差一点酿成火灾（慌乱中忘了关火）。我的一个手提包不知掉在哪里（肯定在哪里忘了锁车门），里面的身份证、驾照、信用卡等都需要麻烦透顶的重新补办。这乱糟糟的一切后果，就是她快意的惩罚？就是她不屈不挠的爱呵爱？ 我差一点大喊：马楠呵马楠，我一辈子为你打蟑螂，一辈子为你开瓶盖，一辈子为你淘臭水沟，一辈子为你背包扛箱，一辈子帮你解开绳子的死结，一辈子为你修理自行车，一辈子为你挠痒痒——你挠不到的背上我都能挠……这样的老公还不够吗？你还要我怎么样？你就不能在一个女邻居的问题上消停一点？你笨得连自行车都不会骑，连电视遥控器都永远是胡乱摁，但折腾老公如何一套又一套？ 最后还是药物发生了疗效。谢天谢地，氯硝安定和阿米替林终于松弛了她紧张的神色，脸上还有了久违的笑。她在这一份化学所挽回的周末宁静里，看了一个美国婚外恋题材的影碟，哭湿了一堆纸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婚外恋也有好美的故事。我真是没想到。小布，我是不是太狭隘？是不是像个狼外婆？是不是像个母夜叉？是不是成了一个好坏好坏的家伙？” “那倒不至于。” “你说真话？” “当然。” 她停了停，“你要是碰上了那样的好女人，我不会怪你……” “是吗？你要是碰到这样的男人，我也不怪你。” “你还会帮我吧？” 我一时语塞。 “你说，说呵。” “也许吧……” “也许什么？你的意思是会帮我？” “你一定要把我整得那样崇高？戴个绿帽子还得争先恐后？” “你爱我，就不能太小气。你绝不是个小气人。不过，你要是帮我，我肯定会更爱你。小布袋，到那时我可怎么办？我不能把自己劈成两截吧？我不能把一只手缝给你，把另一只手铰给别人吧？” 我紧紧拥抱她，打断她有关缝纫的又一轮惊魂想象。 她后来翻读小安子的日记，不知读到了什么动心事，又摇动我的肩膀。“小布袋，你要去找找她呵。你在国外有那么多朋友，就没有一点办法？” “丹丹都找不到她，我能到哪里去找？”我是指小安子的女儿。 “她把日记都交给了你，这意思你明白吗？这说明她信任你，指望你，说不定偷偷喜欢过你。你同他真的没好过？真的只是拉过一下手？你不要给我装傻。好，不管你们好过没好过，我不管，你总得为她做点什么吧。一个女人在外面飘，心里肯定苦。你还是去想想办法吧，至少，你得帮她整理一下日记，想办法给大家看看，让大家不再误解她……她其实真不坏。小布同学，我同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我非常认真地同你说，要是连你也不理她，把她当一个笑话，当一个疯子，那她就……” 我的小辫子和黑眼睛又红了眼眶。 “别急。我会去找的，会去找的……”我给她递上一条毛巾，想再提一下陶洁，同她开个玩笑，但想想后还是咽了回去。 二十九 陆大宝贝 二十九 陆大宝贝 陆学文很关心笑月，经常说到他的一位老乡，就是笑月所在那个中学的一位年级主任。据他说，笑月有一次偷了班主任的进口手表，本来是要取消学籍的，他给老乡打了个招呼，就大事化小了。笑月同几个男同学玩感情，搞得其中一位差点自杀，也是靠他给表弟打个招呼，把笑月调换到另一个班，抹平抹平就算了，没让男方的家长来吵事。 他说到这些时，脸上总有一种暧昧不明的笑，像是贴心贴意地前来串谋和报功，也像把柄在手时的暗暗得意。 我一再强压怒火，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我不知道笑月这孩子何时进入了他的视野。事情看来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的。有一次，他请我吃饭，餐桌边竟冒出了马楠的大姐，吓了我一跳。这家伙什么时候同我家大姐混成了熟人？又一次，他笑眯眯把手机递给我，说有人要与我通话。我接电话时更是吓了一跳：肖婷，远在国外的大嫂，我平时都不常联系的，与他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如何也同他通上了热线电话？…… “俺大嫂哥什么时候回来？”他收线时兴冲冲地问。 他大嫂哥是谁？我突然明白了：他一声“大哥”在前，自居我弟的身份，那么我老婆当然就是他嫂，我老婆的大哥当然就是他的大嫂哥。这里的逻辑一绕八千里，七弯八拐，倒也扯得上。 “你是说马涛？……”我恍然大悟。 “他从奥斯陆回来了吧？” “我没听说。你怎么知道？” “俺侄女今年也该升大学了吧。” “侄女？……” “笑月呵，你看你。” “对不起，我脑子没转过来。” 原来他把我的侄女也一并接管为亲人，原来他已让我的亲人全面暴露，一个个乖乖地落网。这使我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被瞄准的感觉，似乎黑洞洞的枪口正指向我的后脑勺。 说实话，我太不愿意同他拉扯。这家伙身为副厅长，上班却几乎只有一件事，就是打听和传播各种人事消息：谁要提升了，谁与谁的关系铁，谁上面有天线，谁看上了哪一个缺，谁的嫂子与谁的老婆经常一起散步，谁的小舅子与谁的表姐夫是老同学加牌友，谁的老爷子病了并住进了哪一家医院……他对很多大人物及各位亲属的姓名、履历、爱好、人际关系、家人状况都如数家珍，如同情报局的活档案，记忆力堪称惊人。 办正事却是一条虫。他签批文件，永远只有两个字“同意”，或一个字“阅”，批不出任何具体的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具体建议，一辈子吃定了这个三字诀，铁了心要当一名高薪的双向无障碍文件传递工。哪怕内部会议上的两分钟发言，他也要手下人写稿，如果不能照稿念，他就结结巴巴，一路颠三倒四，十之八九是离题万里的大话和套话。为了不让这家伙太坏事，我绞尽脑汁，废物利用，平时只安排他“陪会”，即应付一些官样文章，让他带上耳朵就行，没听明白也不太要紧；或去市县参加一些仪式性活动，反正对方要的一张领导脸，并无实质性工作。但日子久了，各方面都觉得他很像个领导，很合适在台上坐坐，连我也觉得沐猴而冠只要足够长久，就不再是猴。 这种感觉的悄悄变化有点怪。 其实这家伙废得没底线。据同事们说，他到了市县，一端酒杯就狂吹自己在上面的关系，还有自己的诗词空前绝后，被各大学中文系争相研究之类，活脱脱就是疯话——随行同事都恨不得就地蒸发。行业政策细节总是被他说错，得靠随行同事一再事后擦屁股，才不至于留下隐患。有一次，办公室一位女科长安排会场，把他的名牌摆错了位置，也就是右二错成右三，大概有损他的尊严。他在这种事情上口才倒是出奇的好，拍桌子足足骂了好一阵，从祖宗骂到长相，根本不要稿子，骂得女科长当下双手捂脸一路泪奔。 在场人都觉得太过分，只是敢怒不敢言。 同事们后来都不愿同他一道出差。“老大，你行行好。”有人曾这样求我，“你派别人去吧，谁去我请谁吃饭，出辛苦费。” 或者说：“我又没犯错，你不能这样整我吧？” 但就是这么个陆大宝贝，不仅一路官运亨通，调来省环保厅后还出了个小风头。他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大学生，给北京某位大人物编了一本《xxx生态文明思想浅论》，不过是一些剪刀加糨糊的工夫，却成了学术大作（是“编”还是“著”，说得比较含糊），还出了一个英文版，让那个退休的老爷子大悦，立即传召编者进京，一赏家宴，二赐合影。电视和报纸也大张旗鼓推介这一本“划时代的好书”。 声势所及，苏副省长也好奇，在某县见到我，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学文同志编的那本什么……到底怎么样？” “太扯了吧？谁都会说那些话。是不是要给每个大人物都编一本？” “你这样认为？” “我当面这样说过。” “后天上午就是首发式了。” “他邀我参加，我没打算去。” 对方淡淡一笑：“好多事，大家其实都明白，说不说是另一回事。” 副省长看来并不糊涂，虽然后来参加了首发式，对上对下都给了面子，但不再提及此事。即便有人提及，只要我在场，他大多会看我一眼，有一种私下的会意。 陆学文大概觉得这事热得不够，遭遇到四周的某种寒意，神气之余多了几分悲愤。他上班时故意打开办公室的门，在室内高声打电话：“中央军委吗？”“国务院吗？”“财政部王部长吗？”“x办吗？”……怕别人没听见，有时还操一支手机打到走道上来：“老兄，你搞什么搞？我们省的这三十个亿扶贫款，得赶快拨下来呵。这事不能再拖啦……”这种巡回广播当然是要吓唬同僚，狠狠回击大家的不敬。 “陶厅，”另一位副厅长满脸苦笑，“我们这里出了个中央领导呵。” “我们厅什么时候改成扶贫办了？”另一位说。 “岂止是扶贫办，还是中央军委的分部。”又一位说。 …… 这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副省长那里给他下药，觉得这个脓包非得挤一下不可。他多烧点电话费和飞机票倒是小事，问题是再这么乱下去，机关里很多正事都没法干。 “你们按规定办吧。”对方默默听完，不动声色丢下这么一句，“规定就是高压线，不按规定办肯定犯错误的。” 我等待他说下去，见他给小茶壶续水，见他翻了翻笔记本，见他把秘书叫进门。“你们的环评工作会定在什么时候？让小李记一下，到时候我会来……” 我继续等待，包括继续搓手，继续挠一挠耳根，继续盯住对方的眼睛，继续忍住喝一口茶水的冲动，没料到最后只等来他的一个笑脸。他指了指墙上。“小布，你看我这些片子怎么样？” 我吃了一惊。他刚才什么也没听见？我明明汇报了那家伙在设备采购、规划审批等方面的重大嫌疑，有理有据，简明扼要，准备充足，语势强劲，他居然什么说法也没有？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决不表态——什么意思？ 墙上有几幅风景照，有红的夕阳和黄的秋林，有慢速曝光的江边灯火，还有两张潜水拍的海底风光。以我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些片子像素度高，构图不算差，大概出自哈苏h系列单反。 “这是您的新作？”我胡乱应付，“很好看么，拿到展览厅去，又是一颗摄影新星冉冉上升了。” “哪里，也就是一个摄影器材的新星吧。哈哈——” “搞摄影可是个体力活。” “谁说不是？”他指了指墙上一方夕阳，“为了等最佳光线，我在云霄岭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被虫子咬了一身的包，代价惨重呢。” 我们的谈话从此再未回到正题。走出这幢办公楼时，我把此前的情景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只能这样揣测： 一、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谗言，暗示我不该鸡肠小肚，捕风捉影，对同事搞小动作。 二、他已被姓陆的搞定，说不定与那些设备进口商也有利益瓜葛。 三、他也觉得姓陆的确实烂，但只要我没拿出贪污、受贿一类确证，搞掉一个副厅级就那么容易？插手人事管理不是他的分内事。何况那个人关系背景复杂，他脑子再晕也犯不着蹚这一坑浑水。 四、像有些人一样，他可能乐见下属之间的矛盾，哪怕这种互掐影响工作，但避免了下面的铁板一块和独立王国，未尝不是好事。一种互相盯防，在很多情况下能形成制衡，减少一些腐败，或使腐败容易暴露。 五、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不是不愿帮我，只是觉得我谦卑得不够。这并不意味他喜欢那些提包、打伞、开车门的媚态，但如果有人从不在车前迎送，从不盛赞领导大笔挥就的书法或诗词，从不毕恭毕敬地掏出本本随时笔记上司指示，哪怕是一些有三没四的闲聊废话……那么这人是否标榜清高太甚？是不是也有些刺眼？即便从爱护我的角度出发，他也太希望我多懂一点什么。人呵，都是人。事都是人办的。长官们可以不贪私利，但至少得有一点礼貌和感情的回报吧？焦头烂额的诉苦，气急败坏的辩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千恩万谢的领情和效忠，只是一些嘴皮子工夫，但能使公事透出几分私情的味道，容易把人心焐热。你小子如何连这个也不懂？如果你没做足感情养护的功课，人家到时候凭什么要把你的事急办和特办？ …… 我感觉到问题严重了。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办法挤破那个脓包。查账取证吗？派人外调吗？找知情人逐一谈话吗？……当然可以。问题是，我不可能事事亲为，同时又无法保证手下的办事人不被收买，在红包面前清一色的铮铮铁骨刚正不阿。既如此，一次兴师动众的调查，只要塌掉其中两三环，就很可能煮成一锅夹生饭，说不定还会烫手。我再天真也不能指望烫手时大家都来呵护有加。 官场上的这一类中场盘带进退两难，最让人煎熬。 更奇怪的事发生了。组织部门的考察组抵达机关，要求推荐和考察一名厅长人选。全员民主推荐随即展开。我拿到选票，发现四位副厅长在候选之列，诡异的是，依选票上的解释，受荐人须有五年以上副厅资历（其中一位条件不符），须在这一级别任过两个以上的职位（另一位条件不符），须五十二岁以下（另一位条件不符）。这样，表面上是四人候选，合格的却只有陆副厅——照萝卜挖坑呵。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显然对这样的选票大为震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有人开始举手表示疑惑： “答案都有了，还让我们投什么票？” “我今天忘了带老花镜，看不清呵。” “这选票上的标题和说明都有语法错误，太不严肃了吧？” “以前不是画钩吗？怎么这次要画圈？圈就是个零，很不吉利的。” …… 他们肯定是看到陆学文本人在场，不便公开反对，便枝节横生，胡搅蛮缠，阴一句阳一句地装疯卖傻。听组长解释过三四遍了，有些人还是把票写错，写错了便要求换票，换了一张还要求再换一张，怎么像文盲就怎么干。有人抗议身边的人抽烟。有人抗议身边的人放屁。严肃会场充满了哄笑和胡闹——他们显然是在发泄情绪。 我一直没抬头，感觉到众多目光叮咬我的脸，火辣辣的失望、愤怒、轻蔑像小虫子在这张呆脸上爬来爬去。我无话可说，甚至不敢对视任何人。我知道，如果这样的荒唐事无可阻挡，那么我当然就是坐在这里的头号大骗子，可笑的大尾巴狼。平日里那些折腾，什么廉政，什么民主，什么献血和扶贫，什么讲座和考试……都成了羊头狗肉。零x任何数=零。这一张选票偷越底线，是一个巨大的零，足以使大家今后对任何事都破罐子破摔。 散会时，我叫住了考察组长，“我要同你们谈一谈。” “当然。你是一把手，我们会找时间听你的意见。” “不，我要求马上谈。” “马上？” “我要求考察组全体在场。” “全体？” 天色已晚，窗外已黑。组长看看手表，与一位女处长交换了眼色，似乎有点为难。但他们看一看我的脸色，没再说什么。大家在空荡荡的会议厅找一个角落坐下。组长安排人去买盒饭。女处长打开了记录本，专等我开口。 三十 孩子的五彩梦 三十 孩子的五彩梦 一连几十个电话都是为那家伙说情的。可见眼下的人事保密规则形同虚设，我向考察组说的话，记在保密本上，却差不多是大街上广播过了。 来电话的人当中，有老同学，有前同事，有首长的秘书，有司机，有处长，有报社的记者，有北京的朋友，甚至有一位老邻居，又自称是蔡海伦最新的闺蜜……不过，其中一些人倒也没怎么强说，有点虚应人情的味道，只是点到为止。一旦听我解释，便嗯嗯哦哦没有下文。看得出，对于他们来说，打这个电话很重要，打电话的结果并非特别重要。他们只需给托付人一个交代。 马楠说，这几天家里总是接到奇怪电话，话筒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是透出一种粗重的呼吸声，让人毛骨悚然。不管你说什么，对方总是不回话，明显透出一种恶意。她说要去报警。我说别费事了，查出几个公用电话亭又有什么用？既然对方只是来呼吸呼吸，你拿什么去告？ 小区保安慌慌地来寻找车主，说我的汽车惨遭损毁。我到现场一看，发现挡风玻璃碎成一片粉末，一块大砖头砸进车里，落在驾驶座上。玻璃碴、落叶、雨水、泥土等，灌得车内一片狼藉，水淋淋的。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高楼坠物？是小孩捣蛋？还是歹徒报复？或是更大报复前的警告？……这是一片尚未安装监控探头的住宅区。保安没找到任何目击者，跑到现场旁的公寓楼里挨门挨户访了几家，还是无功而返。 在权力要害部门供职的老范，算是我一个老熟人，与我共事过多年，也神神秘秘打来电话：“老弟，你还好吧？最近有一些事呵，我不能给你说。你也不用猜……对呵，我不能违反纪律。不过，你是个聪明人，我是很关心你的，明白吧？……这些事你以后自然会知道。我是看在我们的老交情上，才与你先通个气。明白吧？……你看我，这样说已经不合适了，已经过了。但谁叫我们是朋友呢？……你不必知道是什么事，也千万别去打听。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呵……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非常正常，组织上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对不对？” 他用最机密的方式说了一通最空洞的废话，让我支起双耳一无所获，忍不住打断，“喂，不就是有人告我的状吗？” “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第一，告我嫖娼，对不对？第二，告我在大学期间闹过学潮，对不对？第三，告我在机关里排挤党员，提拔了两名非党人士当处长，是不是？……” “你不要有什么情绪么。你要相信组织……” “没关系。我早说过了，谁查出问题，我给谁发奖金。你们一定要派人来，最好是大队伍开进，全面发动群众，举报材料公示，查它一个天翻地覆，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你们要是乐意，就把举报人送到北京去，上至中南海，下至省里五大家，让他一家一家给我全部告到，少一家也不行！” 我没好气地摔了电话。 马楠的二姐也来找我了，把我约到一个咖啡馆，要了咖啡和奶油草莓，说起笑月的求职一事——去电视台当记者。据说有关表格已拿到手，也填过了。“你松松口，放他一马，他就办了这件事。” 我知道她是说谁。“你怎么也认识他？他是牛皮王，可以指挥中央军委的。他的话你也信？” “你放心，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还能被他耍了？” “他真是想得出。” “小布，这是一个机会。” “二姐，你不了解情况。”我把事情略加讲解，“不是我不愿意松手，但这里是一个大粪坑，是一个大陷阱，你得明白。” 她惊讶得摘下墨镜，把我盯了好一阵，指头敲敲桌子，“你太过分了吧？你没病吧？你是笑月的姑爹。你不管谁管？你要是不管，你和楠楠以后同马涛还见不见面？你们这些当官的，要名声，要保官，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都可以理解。但你万万不能……” 幸好，她的手机响了。幸好，她接完一个电话，手机再次响起。于是一场谈话下来，她穿插了五六个电话，让我多了些喘息的机会。她又是说楼盘，又是说税务，又是约发廊，又是交代儿子的晚饭，还不耽误隔三岔五地同我争辩。这个女能人给我的感觉，是眼下再给她一个随身听，一个跑步机，一个头发烘罩，一两台电脑，也不够她忙的。她一心多用三头六臂，能把任何情况下的千头万绪都一并拿下。 我被她批斗得心情很坏。与她分手后，我不知何时发现一名警察挡在车前，面色严峻地对我举起手。下车一看，才发现自己鬼使神差驶入了逆向的单行道。警察扣下驾照，开出了罚单。 我担心自己下一步还会闯红灯，甚至直接撞上校车什么的，便停下来，在路旁公园里抽了一支烟。公园里有一些孩子，还有一些三口之家的高低身影，搭上气球或童车，跃动出周末的轻盈感和幸福感，还有烤玉米的气味。我其实不太爱看这种场景——原因当然不用说。我家只有一个笑月，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孩子。事已至此，她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我们家的一脉骨肉。那么我将如何向她解释我刚才的拒绝？记者，主持人，电视台……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是她的五彩梦。我该如何向她说明白，向她的爸爸马涛说明白，砸碎这个梦，不是我的自私，恰恰是为了她真正的安全和健康？一个孩子如何才能理解，人家塞来的这个大甜饼，连周围很多成年人也在惊喜的这个大甜饼，其实暗藏了可疑的毒药？ 或者，我是不是看事物太夸张了？是不是像二姐说的，变态了，out了，有点没事找事，在一件寻常小事上赌得毫无意义？ 我又抽了一支烟。 回到家里，我不知如何向马楠开口，不知如何才能说明白，二姐接来的这桩烂事，美其名曰“破格”“特招”，其实明明是腐败，明明是荒唐，是把孩子往是非泥潭里推。我没料到马楠这一次倒是特别清醒，没等我说完，就开始抱怨二姐多事。“她什么时候能上点道呵？她家那个浩宇被她换了十几个单位，不是被她换废了吗？”她还主动请缨要去说服她二姐。另一条，下一学期由她去租房和陪读，让笑月进一所更好的学校，一位朋友在那里而当教务长的学校。全家来一个重金投入，全程紧盯，全方位服务，不信啃不下孩子高考这一块骨头——这个计划由她迅速敲定。 我激动得马上给她解围裙和剥香蕉。 意外的是，她联系学校的电话刚打出去，就跌跌撞撞冲进我的房间，“笑月——笑月她——” “怎么啦？” “她跳……” “跳什么？” “跳楼……” “你说什么？”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她……”她两眼翻白，手扶墙壁倒下去了。 我喳喳喳的毛发炸立，不知自己是如何救醒了她，不知自己是如何冲出房门，钻入出租车，一口气狂奔医院，直扑急诊室。一个茶杯盖一直攥在自己手中，竟不为我所知。 二姐眼里泪花花的，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就是你干的好事！” 二姐夫也如热锅上的蚂蚁，搓着手走来走去。“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如何向她爸交代？这孩子倒真是狠呵，真是狠呵……”然后他开始接电话，一个火爆的男声从手机里断断续续传来，大概是一个正在抓狂的父亲，在电话线那一头正在震惊和愤怒。 大姐家两口子也赶来了。 后来才知事情是这样：笑月听说电视台去不成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坐在电脑前一言不发。二姐从外面回家，没看见她，以为她逛街去了，没准是去大姑或三姑家了——她反正从来都是说走就走，很少预告也很少留言的。二姐夫倒是多心了一下，说这孩子神色不大对，不会有什么事吧。想到前不久有学生卧轨的传闻，他决定出门看一看，竟发现楼下果然围了一圈人，是在楼后的一侧。一只粉色的深口山地鞋，落在路边的草丛里，被他一眼认出，当即一口气上不来，赶快抓摸自己的速效救心丸。 目击者说，孩子是从三楼的楼道窗口往下跳的，幸好三楼以上的窗口都有铁栏栅，也幸好她下落时被树梢拦了一把，又被一个临时棚盖托了一下，最后砸中一个垃圾箱。医院检查的结果：虽无性命之虞，但有脑震荡，还有膝盖、脚踝、胸口的五处骨折。 知道这一切时，我已来到病床前，发现笑月还未醒来。她只剩下半张脸，右脸似乎都转移到左脸去了，其实是瘀肿的左脸过于膨胀和暴发，淹没了一只眼，也挤掉了另半张脸。面对亲人们有关手术的复杂讨论，这位半脸和独眼的女孩保持惊愕的表情定格，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一条血污尚存的腿被护士们简易地固定和悬吊，像一脚踢出豪迈的步伐，整个人要向天空走去。 “笑月……”我凑近这张过于陌生的脸，感到自己无比虚弱，靠扶住墙才得以止住自己的摇晃。 三十一 出局 三十一 出局 知青下乡算作工龄的政策，使我获得申请权，递过一份提前退休申请，但被上面拒绝了。我没料到他们眼下回头来成全我，强调这只是尊重我的意愿，与其他事没有任何关系。 这当然是他们的客气话。 事实上，我的受挫难以掩饰和辩解。一大堆照片摆在面前，有餐馆前拍的，有歌舞厅前拍的，有度假村拍的……一个个公车牌号清晰入目让我无话可说。两次车祸的调查报告更让我无话可说。我得承认自作聪明的公车制度改革失败。原以为提倡头儿们自驾，可省下十来个司机，减少一半以上的油耗和废气排放，也防止有些长官把司机当家奴使唤……好处似乎不少。但我高估了一些人的自律。按下葫芦浮起瓢，省是省了些，但公车私用的积习未除，一旦有人告状，有人跟踪拍照，有人蓄意捅给媒体，就成为事了。我更高估了一些同事的能力，比如那个负责法规研究的副巡视员，手比脚还笨，脚比屁股还笨，一抓方向盘就是多动症和羊角风。我已不下三次严令禁止他摸车，但他偏要摸，手下人谁也拦不住。他不撞入人家杂货店里去还能有别的结果？ 他只是断了两根肋骨，没一口气碾死七八个小学生，割下一路娃娃菜，已是很给我面子了。 “车轮上的腐败”，“改革改出了杀手”，如此等等，已成为媒体大标题，我一上网就随处可见。上司方面的问责也顺理成章。 接受正式谈话回来，已到午休时间。办公楼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女工勤探头看了一眼，问我要不要帮忙。我谢谢她的好意，然后最后一次翻动台历，最后一次签收文件，最后一次清洗茶杯，最后一次合上抽屉和锁上柜子，最后一次独坐在桌前聆听整个大楼里的寂静。我一键删除了电脑里的所有文本，自己曾投入心血的那些文案，咝咝咝地清空了自己公务生涯的十二年，清空了所有的酸甜苦辣。面对凌乱的房间和几箱即将粉碎的废纸，我发现自己一直想离开这一切，但真到了这一刻，到了房钥匙和车钥匙都摆在桌上之时，心里又不免有点乱。我捏摸了一下两把钥匙，不知这一切旧物，包括自己用熟了的键盘、鼠标、订书机、笔筒、台历、电话什么的，今后将被抛弃在何处的黑暗，将在什么地方蒙垢和破损。我觉得它们几乎是自己的骨肉，从此天各一方。 走出办公室，我发现同事们都上班了。很多人聚集在走道上前来握手，有送别我的意思。他们肯定已看到电子屏幕上新厅长即将上任的通知，都有些神色沉重，投来的目光较为复杂。特别是有几位女士眼圈红红的，揪的揪鼻子，掏的掏纸巾，让我不免心头一热。我不能再说谢谢她们的话，一说就是压上催泪弹，有点像电视剧里的煽情套路了。 我得赶快往坏里想，一举打掉自己的感动。抹什么猫尿呵？别逼我情意深长呵。哪一天，你们也许会庆幸我滚蛋的，比方说你们妇女节公费游香港的计划一旦获批，你们会不会跳起来，欢呼抠门的前厅长终于不再挡道？你们会不会吐出瓜子壳，高兴得相互击掌三声？ 或者，哪一天，我腾出的位置一旦被小人补位，你们会不会咬牙切齿，把一肚子气撒在我头上，骂我秀清高，卖耿直，到头来害人不商量？ 我与大家一一握手，包括握别泪水最多的一位，就是曾被陆大宝贝辱骂得一路泪奔的那位女科长，在她背上拍了拍。 他们肯定也从电子屏幕上看到，陆学文也同时调离了，据说是去某学校出任第四副校长，算是与我同时出局——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胜盘，至少暂时是这样。 回家的路上，手机一直在发热，同事们的短信嗡嗡嗡的不断发进来。 事后回想起来，手机中似乎没有小杜的短信。这小子以前三天两头要用短信肉麻我一下，进我的办公室也决不坐下，决不伸直腰杆，哪怕被我命令入座，也屁股下长刺，沾一下椅子就跳起来，继续点头哈腰，脸上永远是打不烂煮不熟咬不动的一堆谄笑。他眼明手快，不是给我倒茶水，就是给我抹桌子，有时还偷偷塞来一包烟，小动作让人防不胜防——我知道他家里穷，没有大动作的可能。但身为宣传科长，他最大的忠诚就是在每篇报道里把一号长官胡吹海捧，全然不顾报道主题是什么。我怀疑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文章来惹我生气，让我当面动笔大砍大删——他笑嘻嘻的根本不相信我是真生气，只能让我更生气。但面对这样铁了心拍一辈子马屁的可怜人，我能较什么真？ 老潘也没来短信。这位潘夫子负责财务报销，最喜欢认死理，卡过姓陆的那家伙一些票据，为此屡遭对方报复。为了让他顺利晋升副科长、科长，我没少费心思。奇怪的是，好几次民主测评，除了姓陆的，就是他给我扣分最多——这种投票虽采取不记名方式，但只要注意每一张票的打分全貌，来一点排除法，来一点交叉比对，猜出投票人的真实身份其实不难。问题是，他对我到底有何不满？他给我扣分时心里在想什么？他连胃痛和肝痛都分不清，自己胡乱吃药，越吃病越重，被我强行带到医院里就诊，难道就是对他的羞辱？他被老婆打得头破血流，无家可归，在办公室一睡两个月，被我派人一轮又一轮去加以调解，难道就是对他家庭幸福的粗暴破坏？……或者，从根本上说，他认为自己当上科长不是什么好事，纯粹是我心狠手辣地给他添麻烦和下圈套？甚至是我与那个姓陆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暗中串通迫害忠良？ 十二年过去了，场面和声威看了不少，门道和机关也看了不少，其实都没什么好说。它们决不比周围几个寻常人影更让我迷惑。 这是我卸职后第五天，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一身皱巴巴的领带和西装。我想了一会，觉得对方应该姓刘，是研究室的一位科长，因报假账被我狠狠修理过，不仅少涨一级薪水，还在大会上公开检讨。 “你在家呵……”他嘴皮哆嗦，在桌边放下一个纸袋，二话不说便闪向门口，如同鼓足勇气砸下炸药包后手忙脚乱逃离危险。他不至于被自己的一个纸袋吓成这样吧？ “嘿，你怎么就走？” “不麻烦了，不打搅了，陶厅……” “喂——”我赶紧抓了一件东西追出去。事后才知道，他送来的两条香烟已经发霉，不为他所知而已。相反，我追上去的回赠却是一瓶价格不菲的xo，别说是老婆，就连我自己，对这种乱抓一气也痛悔莫及。 我一直追到院里，追到院门外的公交站，才把礼袋塞到他手里，完成了一次紧急交换。这全赖我日前闪了腰，没法走得更快。 “老刘，你也太过分了，茶都没喝一口。” “变了，变了。”他看看大路尽头，不知何故长叹了一声。 “你说什么变了？” “没办法，没办法呵。”他摇摇头，还是语义不明。 “家里人还好吧？” “陶厅，恕我直言，你这房子的风水不敢恭维……” 公交车迟迟没来。我在站上只能没话找话，其实大多是答非所问，各说各话，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我想说一说他的字（确实写得漂亮），谈一谈机关里的青年书法讲座（我以前交给他的业余任务）——莫非这就是他来看望和送礼的原因？是他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我家的原因？他却不愿意谈字，改不了说话的老毛病，嘴里呼噜呼噜一锅粥，一开口便有点无厘头，这一句和那一句之间强拼乱接。刚才还在说老婆的怪脾气，没等我听明白，便说到李白的名诗不合格律，还是没等我听明白，又说到报上的矿难新闻，还是没等我听明白，又说到机关里闹鬼……据他说，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从下往上数是三十六级，从上往下数是三十五级，一定是这样。大厅里八幅名人画像，每天晚上少一幅，到了早上又会恢复原样，好多守夜人都发现过的。他瞪大眼睛说，这一次环保厅有两个子弟没考上大学，肯定是大楼前面那两个花坛太像两个零蛋。 我庆幸自己已退位了。放在半个月前，我岂不会火冒三丈，再次打断他的胡言乱语，骂他一个晕头转向？我会不会一怒之下再降他的薪水？ 但我相信他此时并不是要同我说风水，不是。他今夜跑这么一趟，肯定是有话要说，只是嘴皮哆嗦和唾沫翻飞，最终没说出来。 我挥挥手，把他送上了公交车。 想到以后再见机会不多，想到这个怪哥们从此与我擦肩而过，不再有斗气的可能，我在汽车站上多站了一会，然后慢慢走回家。“你要内外兼修，好好进步呵。”我想起他很久以前曾像一位大首长，拍过我的肩，惊吓过我一次。 三十二 团圆家宴 三十二 团圆家宴 马涛回国时未能见到女儿，好容易拨通了对方的手机，但无论如何热情和慈祥，总是听不到回音。马涛后来再拨，发现那头已关机，几天后甚至成了空号。 “这孩子，怎么能这样？”肖婷撇一撇嘴，“该寄的钱，我们不也都寄了吗？一套套衣服，那都是正品。她以为是地摊货？” “眼下这种教育体制，除了毁人，还是毁人。”马涛另有一番理解。 我用手机拨打了好几次，也通不了。 与朋友聚会时，若肖婷不在场，也会有人偷偷问到笑月。大概是喝多了些，大概是撞上了有关世道的话题，马涛的回答更让我意外。“这有什么奇怪？我对这一切早就习惯了。别说是我女儿，就是你们，要是同我走近了也得小心呵。不知什么时候你们的电脑里出现了异动，不知什么时候有陌生人深夜敲门，不知什么时候你的某个亲人或邻居失踪……都在情理之中吧？你们的手机也得注意了，一不小心，就成了窃听器。” 他的这些话吓了大家一跳，好半天没人回话。“尿罐”后来在厕所里结结巴巴地问我，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那一路爷？” “那倒不是。” 我知道对方是指什么。据我所知，马涛早已远离政治，从那个闹轰轰的江湖脱身，甚至对往日的许多朋友大不以为然。他的最新身份定位是哲学的王者归来，与哪一派都不沾包的民间思想达人。据说“新人文主义”就是他的首创，至少这个词是他首提，白纸黑字，有案可查。依他的说法，这种主义多面开战，侧着身子迎敌，左手打击宗教的暴政，右手打击科学的暴政，对所有的政党、教派、财团、学阀势力都形成了真正的釜底抽薪之势……因此他不可能不孤独，不可能不感到压力倍增和危险四伏。一般情况下，他不会把文稿放在行李里托运，不会在路边小店复印材料，尽量不使用手机和座机。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把手机放在离身很远的地方，用毛巾包住，用面盆盖住，当窃听器防着，保持必要的戒备。他最近已发现有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正在网上对他明枪暗箭，并且对他的日常情况知道不少，看来很不正常。 二姐不爱听这些离奇故事，倒是乐意让哥嫂两口子去看看她的独栋别墅，几乎是以热情为镣铐，以客气为枪口，押解他们观赏了每一个房间，看了大理石地板，北欧式壁炉，黄花梨明式家具，澳洲羊毛地毯，水流按摩浴缸……连一个小小的储藏间也不放过。欢迎客人入住的客房早已备好。光是墙头一幅名人真迹，据说就值一辆桑塔纳。家宴当然更不可少。最会做菜的大姐夫被邀来主厨，很快就做出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多盏烛台齐明，照相机举起，四家人终于有了一次欢乐的团聚。 马涛气定神闲，略有矜持，意识到自己的主角身份，照例是餐桌上的话题中心，巧妙的引导和把控不露痕迹。二姐多次打听国外的房价、金价、名牌手袋，但三五句之后，必被他不知不觉地引回来，回到他的“新人文”。条条江河归大海。世界经济五百强你们知道吧？云计算和反物质你们知道吧？new age你们知道吧？前不久的奥斯陆高峰论坛你们肯定听说了……他的新主义几乎就是这一切，至少与这一切有关系。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全球解决方案，一种避免地球生命第六次大灭绝的治本之策，“五百强”之类与之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他还不失时机地找来手机翻出一条短信，是某位朋友发来的。据那位朋友说，“新人文”理念已在南非开花结果，使那里的吸毒者比例下降六成……六成是个什么概念？想想看，如果各行各业的效益暴升六成，这世界会怎么样？如果各族各地的恶行都减少六成，这世界又会怎么样？ 我半醉半醒地进入美好未来：在那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会住进独栋别墅吧，都享有烛光大宴吧？ 大家再一次为他的事业前景干杯。 他又翻出蜂群自杀和病毒变异的什么消息，证明地球生命第六次大灭绝其实已迫在眉睫。 不过二姐对大灭绝无感，听得哈欠连天，好几次伸懒腰，翻白眼，看手机或看电视，早早地撤了。二姐夫也是眼皮子重，鸡啄米似的点头，冷不防却发出一道鼾声，虽一个激灵醒过来了，振作精神继续往下听，但已让马涛大为扫兴，一时有点说不下去。 二姐夫力图有所弥补，“你的专利费肯定不少。” “专利费？”马涛有点懵。 “这么个好东西，得好好评估一下，争取包装上市呵。”二姐夫讨好的意味依旧，掏出名片匣，说要介绍一家香港的资产评估公司，一个很靠谱的秦总。 “你真是好幽默……”马涛摇摇头，嘴角咬出一丝笑。 我见势不妙，忙上前搅和一把，“二姐夫，你的酒还没完呵。哪有你这样喝的？喝酒留一口，这样的干部要调走。喝酒留一半，这样的干部要查办。这话没听过？来来来，走一个，再走一个！” 这时，隔壁房间里一阵高腔，引起大家的惊愕。原来肖婷不知何时也离席了，正在那里清理行装，准备下一步行程。她发现一瓶葡萄酒实在装不进箱子，放在提包里又怕碰碎，便交给二姐，说送给二姐夫。 二姐一听就沉下脸，掂了掂酒瓶，终于忍不住一声笑。“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也是见过世面的呵，怎么这样不会说话？” 她见肖婷不明白，冲着她直眨眼，气得一个脸盘子更大。“这几天，你们在这里红的、白的、土的、洋的，都喝够了吧，知道我们根本不缺酒，是吧？但这么多年没见面，你们也算是千里迢迢海外归来，送我们一瓶酒，不算过分吧。怎么到这时候，装不进去了，才想起这一出？” 肖婷炸出一个大红脸，“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听错了你的意思？你讲的是英文还是日文？是月亮文还是太阳文？我两只猪耳朵听不懂？” “我是真心地想让二姐夫品尝一下……” “什么琼浆玉液，要走了才拿出来品尝？” 二姐夫这时急忙赶过去，把肖婷一把拉走，又回头给老婆使劲递眼色，“说什么呢？人家在国外多年了，不习惯送礼了么……” “国外？不习惯送礼，就习惯受礼呵？” “你少说两句行不？” “人家做都做了，我为什么不能说？告诉你，我就看不惯有些人，喝了几年洋水，以为自己人五人六。又不是元妃省亲，把别人都当叫花子吗？有什么了不起？说不定也就是住两间破房子，开一辆破车子，到超市里淘一淘大路货，几个钢镚还拿皮套子攒着，也不怕麻烦。邀个饭局就像过年，我的妈，几个星期前就翻地图，看菜单，想来又想去……得得得，我今天得了一瓶酒，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谢谢！谢谢了！” 嘣的一声——谁都知道，那瓶酒被她随手扔进了垃圾箱。 这一扔搅乱了后面的很多事。本来是马涛两口子住在二姐家的，结果突然转来我家，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本来是约好四家一起去给父母上坟的，结果是二姐不去了，大家都闷闷的，怏怏的。肖婷一直拘束不安，从墓园回来后洗脸时终于忍不住地哭在湿毛巾里。她说这次回国，名义上是陪马涛参加一个研讨会，实际上是要访两位名中医——马涛前不久患肺癌，手术还算成功，剥离得很干净，不过癌细胞的复发和转移仍有可能，中医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也是天知道。 说这话的时候，马涛不在家。 她不会是博同情吧？不是编个故事破解难堪吧？不管如何，她说出的隐情足够惊心，让我很快联想到马涛这一次瘦削的脸，头上的发套，还有大异于从前的灰白脸色，像抹过一层薄粉。整整一个晚上，大家都不再怎么说话。马楠更是哭得眼睛红红的。 第二天，他们两口子要走了。马涛一大早起来便扫地，擦地，抹桌子，整理零散书报，用酒精棉花团清洗电话机。不知在哪里发现了一根胶皮管，他还用钉子在胶皮管上打眼，要给阳台上的盆花做一个滴灌系统——其劳碌让人颇不习惯，颇为惊讶，更添我们几分心慌。没多久，大姐两口子来了。二姐夫也来了，只有二姐迟迟未露面。她还是要来送行的吧？她已经在路上了吧？只是在哪个路口被堵住了吧？会不会是去买什么旅途食品？……马楠拨打了几次手机，没什么结果。 直到挂钟再一次敲响，马涛对了一下手表，勉强笑了一下，深吸一口气，拉上旅行箱终于出门了。 “谢谢你们，这些年照顾妈妈，还照顾笑月……”这是他上车前的一句，是我记忆中他这辈子第一句软话。在迟疑片刻后，他终于憋出了一份谦卑，憋出了一份大哥式的温厚，对于我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好半天才没让我回过神来。 “我只能抱歉……”他嗫嚅了一下，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也许是太反常，这种低声和气短的晴天霹雳便有了重大的意味，宣告了一个重要的仪典，暗示了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万里之别和百年之痛的关头。尽管没人说破这一点，尽管他的目光躲闪而飘浮，但已让人不忍对接。亲人们哗啦一下都眼圈红了。“垃圾袋呢，你们没把垃圾袋带下来吗？我要倒垃圾了……”马楠更崩溃，突然粗声大气地关心垃圾，只是声音有些瘪，有些闪。她没等到握手，更没等到挥手，一把捂住嘴跑开去，咚咚咚一口气扑向楼门。一个急着要去倒垃圾或关炉子的主妇模样，匆忙的背影有些不近情理。 我发动了汽车，见马涛盯住了后视镜，盯住了那一个个渐渐滑出镜面的人影。他还有机会再回到亲人面前吗？我不知道。我故意起步很慢，让他多看一下后视镜。当汽车一路飞驰，一路上升，升至拱形跨江大桥的顶端，与对面同样上升的城区遥遥相会——他还能再一次驶上大桥吗？金色的万顷波光在桥下闪烁——他还能再一次跨越家乡的江面？低沉的轮船汽笛声在江岸回荡——他还能再一次听到家乡的汽笛？一道道斜拉钢索的影子在窗前哗啦啦闪过——他还能再一次看到这钢索的第九根、第八根、第七根、第六根、第五根、第四根、第三根、第二根、第一根？…… 我打开了音碟机。一曲男声独唱轰然而起： 茫茫大草原， 路途多遥远， …… 我注意到他闭上了眼睛。 我突然有一点鼻酸，被俄罗斯草原上一个马车夫临终的故事打动。我庆幸自己能送上马涛一程，哪怕这一程永无终点和归期，哪怕这一秒延绵成万年。我真想悄悄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我真想汽车来一个急转弯，于是自己不由自主地身体倾斜，能呼吸到他更多的气息——嗅到我的多年以前。 随着汽车驶下大桥，林立的高楼在前窗升起，继续升起，大规模升起，把我们的汽车一口吞下。一座座新楼房太整洁而光鲜，就像眨眼间变出来的幻境。特别是一幢玻璃墙面的摩天楼，反射太阳的光芒，给这个城市随意插下一支巨大的利剑，全无真实感，简直就是贴上去的。奇怪的是，熙熙攘攘的行人对这种天幕上的随意剪贴毫不在乎。 “太像暴发户了，你看这些楼房新得——”肖婷寻找话题，“不能都这么新呵。当年那些老房子其实蛮有味道的，怎么扒得一间不剩了？大家都疯了么？” 马涛没有应答。 “my god！这些汽车怎么满街乱跑？都吓死我了。要在这里开上一个月车，不在心脏里搭三五个支架，恐怕还不行吧？” 马涛仍无应答。 三十三 纪念衫 三十三 纪念衫 我陪他们到了y县，又到了w县。肖婷说要拍一些寻访旧地的照片，为马涛的一本传记准备些影像资料。 w县是马涛当年插队和被捕的地方。可惜老县城的木板房和麻石街都没有了，河边老码头也面目全非，一个龙王庙改建成小百货批发市场，安徽和浙江的口音不少。我们把全城转了个遍，也没找到太多可入镜头的素材，没找到传记作品中常见的那种奇特、浪漫、神秘以及沧桑感。历史被清洗得太快。千篇一律的写字楼太可恶了。面目雷同的大厂房太可恶了。俗艳的拥挤超市简直应该一炸了之。生活在这里的人看上去都是塑料人，是互相陌生和互相仿制的冷面人，居然可以容忍故乡的消失，居然可以容忍大路口那一座恶劣万分的雕塑——用肖婷的话来说，有点像嫦娥，更像三陪女，舞动的一把彩虹哪是什么彩虹，完全是大师傅散拉面——她在这里倒是咔嚓了一张，想传给朋友逗个乐。 入住旅店，我们倒是没有摄影镜头的恋旧癖，选了一家最摩登的大宾馆，据说是四星级的，在这个县城属价位最高。果然，水晶条坠吊灯琳琅满目，菊纹石板墙面富丽堂皇，红衣侍者几乎跑步前来殷勤地鞠躬并接下行李，立该让客人自我高贵起来。肖婷在接待台要下了一间套房——九百八，这个价格吓了我一跳。想到现钱可能不够，我急忙找人打听提款机在哪里。 我不想说他们挥金如土，更不想说自己与老婆出行也从未如此豪放。预感告诉我，即便自己那样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肖婷除了暗挑一下眉梢，对我的装蒜不以为然，还会有别样的表情？ 我要了一个标间。在房间里洗刷一把，走下大堂时，发现他们已躺在美容厅里，贴上了面膜，大概是想弥补一下这几天的日晒。我照例去结账，照例再受一次惊吓。乖乖，光是活氧面膜就是每件三百多，还有什么乳液、爽肤水一类，都是一把把快刀。 “你也来做一个？”一张大白面膜向我发出肖婷的声音。 “不用。” “风尘仆仆这些天，都成鳄鱼皮了。” “土包子受不了这一补。” “放心吧，我又不是纪委，没人查你的腐败。” “这同纪委有什么关系？” “嘿嘿。”白面膜挤了一下眼睛，“不说了。不过，这可是你们自己的媒体说的，不是我造谣哦。” 她是指那些关于腐败的报道吧？是指官员们五花八门的公款消费吧？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又挑套间又贴面膜，为什么一路上心安理得地等我埋单，坐着一动不动视而不见。看来我这一路没买来他们的感激，只是买来了他们全程的轻蔑，还有反腐除恶的坚定决心和昂扬斗志。 我能说什么？我怎么证明自己的钱干净？我即便长出一万张嘴巴把事情说清了，就能使这一趟旅行变得更愉快？……我只好找来一份报纸，从新闻版看到娱乐版，从天气预报看到分类广告，一直说不出话。我去门外的停车场走了好几圈，把一池金鱼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说不出话。 直到晚饭时分，肖婷看了我两眼，可能觉得事情有点过了，第一次慷慨破费买来一袋鲜桃。这时，马涛换上浴后的晚装，也容光焕发地来到餐厅，对肖婷说，他找衣服时，发现一件球衫不见了。 我这才想起来，是一条美国某球星的纪念衫，很好看也很少见的。在吴天保小儿子家的那一晚，我把它洗过后晾在阳台，事后竟忘记收捡。 这事可怎么办？ 肖婷看看我，又看看马涛。“可惜了。不过没关系，你还有好几件。” 马涛沉下脸，“你以为那是一块抹布？” 我说：“这事只怪我，是我忘记收了。这样吧，送走你们后，我马上去取回来，给你们寄过去。” “万一寄丢了呢？”马涛盯我一眼。 “不至于吧？” “国内的邮政，怎么能让人放心？” 我立刻敏感到事情有点复杂。他说过这是黑人球星的私人赠品，比那顶巴勒斯坦的军帽更珍贵，比那张瑞典的签名照片更荣耀，是对他事业的大力支持，因此这事不可能有别的解决办法。我今晚必须让这一份尊荣物归原主。别说来回只有四百公里，就是千里万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这事也得速办和妥办。 肖婷居然没这种敏感，“哎呀，去取是来不及了。要不这样，到时候我再求柯大叔补一件？我们明天得赶火车哩……” 马涛打断她，“火车？” “我们不是……”肖婷十分惊讶。 “什么我们？你凭什么代表我？我同意过？我答应过？我签过字？你什么时候问过我的意见？” 肖婷顿时面如纸白，“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走完了这两个地方，就去成都和西安，再去北京……” “没说坐火车吧？” “是呵，是没说坐火车。这不是飞机票没订上吗，当然……” “什么叫‘当然’？为什么不能坐汽车？为什么不能坐船？或者推迟几天走？告诉你，肖婷，我最讨厌你这种擅自做主和自以为是。对不起，你不是我的boss，我不是你的听差。你不要把全世界都当成你的服装店。” “你说什么呢？” “我同意过坐火车了吗？我同意过住这家宾馆了吗？我同意今天晚上在这里吃饭吗？……告诉你，肖店长，这一路上我一直忍住，不想同你在小事上置气。但你不要太过分。人生而平等，哪怕你是总统，哪怕你是石油巨亨，你也没有吆三喝四的权利。你必须学会一个文明人最基本的规则：尊重他人！” 劈头盖脑一通骂，骂得肖婷泪水闪动，嘴一歪，朝门外跑去，连太阳镜也忘在餐桌上。 现在只能由我来劝解：“算了，吃饭吧，有话好好说……” “我没好好说吗？我怎样才算好好说？我哪一句说错了？”马涛拍下筷子，闪闪利目横扫餐厅，回头戳我一个猝不及防，差一点在我的全身捅出两个洞。“陶小布，不是我说你，你这一次也让我非常吃惊。我知道，你春风得意，当过什么弼马温，在体制内讨一口嗟来之食。我不会苛求你。我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敢于担当，都深明大义，都特立独行，但既得的一点蝇头小利算什么？不可怜吗？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你得明白，日子过舒坦了，离人民大众远了，良知慢慢就会丧失，追求真理的勇气就会慢慢磨灭。” 他缓了口气又说：“当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阶级鸿沟，逆耳忠言你是不大听得进去了。但作为一个过去的朋友，我还是要送你一句话：好自为之吧。” 我不知道他火气从何而来。应该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没错，每一个标点都在智慧和真诚中浸泡过千遍，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卓见精识，但我与他之间到底有什么鸿——沟——？我们的鸿沟是他住套间而我住标间？鸿沟就是他享受养容护肤而我习惯于十块钱的理发？鸿沟就是他拍拍屁股出国而我一直在代他奉养母亲、照看女儿、然后对他盛情接待？……没错，弼马温一钱不值，但这里的人们没自杀，没疯癫，没蹲大狱，就是滔天大罪，就是无耻的苟活和叛卖？如果这些凡夫俗子没有追随你和膜拜你，没有哭着喊着向你欢呼，就是见利忘义恶俗不堪拒不悔改负隅顽抗？大人，马大人，是这样吗？ 我把这一腔愤怒大喊出来，劈头盖脑拍在他脸上。 当然是在想象中。 事实上，我只说了一句：“我会把你的球衫取回来。” 不就是来回四百来公里吗？不就是一个晚上不睡觉吗？我摸出车钥匙，立即走向停车坪，发动了汽车。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夜——想想吧，捂住嘴再想想吧，明天他们就要乘火车，就是我们之间的分离甚至是——永别。那么，在这个满天星斗的夏夜，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偏僻小城，让我成为他最后的沙袋，最后的枪靶，最后一番教训和羞辱的对象，多大的事呢。只要他高兴，就算我守住最后一次的侍候与报答。母亲早就对我说过，做人宁亏己勿欠人，得一辈子在事上磨。不被自己的亲人磨一磨，不会死得踏实的。 母亲——我的泪水一涌而出。 有人拉开车门，上了副驾驶座。我回头一看，发现是肖婷，还未结束匆匆的涂唇补妆。 “对不起，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没什么。” “你不知道，他把我的朋友差不多都得罪完了，我也不知受过他多少气。有一次，我只是说了一句，说可能没人窃听我们，他就把我的电脑扔到游泳池去……”大概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她开始抽泣，粉色指甲捉一块湿纸巾轻蘸眼角。 “没多远，我一个人去就够。你去休息吧。” “我反正也睡不着。” “你没有国内驾照。” “我陪你说说话，你就不会那么困。” “他会更生气。” “不，他的气大多是骂出来的。找不到人骂，可能还好点。” 车灯射光楔开前面的黑暗。一个个路牌在黑暗里不断绽放又不断熄灭。成群飞蛾在车灯中嗖嗖嗖扑面而来，打得挡风玻璃叭叭响。一阵沉默之后，我给她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在乡下时，大家曾吃到一个奇苦无比的葫芦瓜，觉得实在费解。为何一根藤上结出的瓜，别的都甜，唯独这一只充满毒液？当地农民也解释不了这件事。也许，这只瓜在授粉和打苞时遭遇了事故，出现细胞或基因方面的错误，才积下了满肚子悲愤。你也不妨这样想象：月光遍地之时，别的瓜都睡了，只有它不睡。早上鸡叫时，当别的瓜兴致勃勃地欢呼阳光和雨露，只有它在沉默和蛰伏。它一心一意要做的，就是暗中收集蚁毒、蚊毒、蝎毒、蜂毒、蛇毒、蜘蛛毒……把自己熬制成一颗定时炸弹，然后在主人的餐桌上轰然爆炸。它就不想希望自己也能甘甜一生吗？当然不是，肯定不是，绝对不是。但它的悲情无人可知…… 我不知自己为何要说这些，让肖婷听得神色慌乱。“你要抽一支烟吗？你抽吧，我不在乎。”她可能觉得我有些异常。 “肖婷，他坐牢时留下了腰伤，注意不要久坐和久站，睡的床要硬一些。” “我知道。” “据说灵芝对提高免疫力有良效，很多癌症患者都吃。” “我明白。” “多说点逗笑的段子，可能是最好的养肺。” “我懂……”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一只冰凉的小手悄悄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 茫茫大草原， 路途多遥远， …… 车里再一次响起音碟上俄罗斯歌手的男高音。一种全世界海平面都在呼呼呼上涨的感觉，从声浪中淹没过来。 三十四 漫长的失眠症 三十四 漫长的失眠症 一个将要死于车祸的人正在碰杯，一个将要死于癌症的人正在购物，一个将要死于衰老的人正在给女友献花，一个将要死于水源污染的人正在奉承上司，一个将要死于战争或地震的人正在点击网上关于死亡的话题……这些话有些难听，但都是事实。生活就是由各种将要死去的人组成，或者说由大地上的暂住者们组成。死亡不过是每个人与永恒的预约，使生命成为一种倒计时——滴滴答答声无一例外的越来越响。 不是在那一天，就是在通向那一天的路上。 那一天是何等景象？亲友故旧会不会在身边？如果在，他们的容颜会不会苍老得难以辨认？其面目会不会在悲伤的扭曲下完全失形？如果他们不在，或早已不在，或从来没有，那么你的视野里会有什么？陌生的护士、医生、清洁工、整容师、保险公司代表、一群路边的好奇者或不好奇者……在这些陌生面孔之下，你不会觉得自己走错地方，有一种迷失者的孤立无助？ 窗外也许是秋阳或春雨，是一片幽静森林或错乱群楼。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最后看到的世界，与我们最初看到的世界，其实不会有太多不同。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月亮照常向西方坠落。天空还是那样。群山还是那样。流水还是那样。暮色降临之际的玻璃窗上总是闪烁一些光斑乱影。几十年间耳闻目睹的一些变化，对于生者也许很重要，对于垂死者却没那么重要，甚至算不上曾经发生。 重要的是生命已经见底，重要的是以前很多事实际上都成了最后一次。人都不免有些粗心。最后一次在车站握别朋友，最后一次在街头观看窗橱，最后一次在城南大道打哈欠，最后一次走出四号线的地铁站，最后一次接到物流公司的电话，最后一次开车送客人驶上斜拉索的拱形大桥……你原以为那些事是可以重复的，还有下一次，但你错了。包括你儿时的万花筒或纸飞机，抄作业或买糖果，早就是此生的最后一次——只是当时没有行刑官高举白手套，宣布那些日子的死亡。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早已开始死亡，或说部分的死亡，永别了数以千计的最后的一次，就像一棵树凋落了一片片叶子。 眼下是摘去这最后一片的时候？ 你来自黑暗，又归于黑暗，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苏醒。你将回到父亲和母亲那里，回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里，回到已故的所有亲人那里，与他们团聚，不再分离。你是不是有一种归家的欢欣？当你想象自己将重返中年，重返青年，重返少年，重返幼年，哗哗哗的记忆镜头一路闪回襁褓岁月，聚焦于你爬向那个纸飞机的背影，聚焦于小小的后脑勺，只有父母才可能暗记在心的后脑勺，你会不会喜极而啼？ 出生前也是死亡，是不存在，是无。既然人们不曾惧怕生前的黑暗，那么为何要惧怕死后的黑暗？不就是再来一次吗？几十年劳累其实不怎么惬意。摘下呼吸机更像下班，把白布拉下来盖脸更像回窝，是一个工匠哼着小调走向轻松假日。一切成功者或失败者、快乐者或悲伤者、富贵者或贫贱者之间最为平等的长假，就是死亡的到期归零。一个人没理由对此愤愤不已。 当然，如果你怕死，不妨接受一种有关轮回的想象，如等待舞台上新的一幕，等待进入新的角色和剧情，以便把此生未办成的事补办一次，把来不及、错过了、不敢想的事尽力补偿……问题在于，要识别新剧情就必须保留旧剧情，就像要识别2.0版就必须比对1.0版。然而一旦新旧交杂，两个版本混在一起，当事人该如何取舍？会不会有顾此失彼的两难？就像轮回说描述的那样，当前生骨肉统统成为陌路人，或变成鸟在窗前叫一叫；或变成马凑过来蹭一蹭——依稀往事会不会使你心如刀割？ 这可能多出补偿，但也会多出欠债。但一个删除了任何前世记忆，新版本身就是无可比较的孤本绝版，所谓补偿在这里既没有根据，也没有对象，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有关轮回的许诺委实两头都说不通。 在一个暗夜无边的宇宙里悄然划过，以众多星体为伴，与茫茫尘埃共舞，布下无形的步履和飞翔，漂泊于无始无终的浩瀚和深远——我们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熄灭吧。退出记忆几乎就是退出清醒，退出失眠症，退出一种过于漫长的失眠症。这算不上什么代价，但能让我们重归山河大地天长地久，换来我们今后的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这种在，这种最大的在，当然就是上帝。 “……再给我揉一揉脚吧。”上帝最新的一句话是这样。 三十五 白马湖 三十五 白马湖 根据宇宙大爆炸的理论，空间应该一直在不断地膨胀。但白马湖为何偏偏在收缩尺寸？——比如记忆中的堤坝如何变得这样短、这样窄？湖面如何变得这样小，看上去不过是一些稍大的水塘胡乱拼凑？ 是不是我记错了？ 记忆中的白马湖就是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总是以空寂无人的面目抵达梦境。记忆中的白马湖烟波浩渺，波浪接天，纵目无际。月亮升起来的那一刻，满湖闪烁的鳞形光斑，如千万朵金色火焰燃烧和翻腾，熔化天地间一切思绪，给每一个人的睡梦注满辉煌。有风声，有浪声，有桨声，有鱼跃声，有偶尔飘过的口琴声……不知来处也不知所往。当各种声音飘落于深夜，群山下这一大片琥珀色的遍地残火，注定无人在场，也举世莫知。 那样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 当年我们举着火把去偷袭野鸭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当年我们放船去采菱角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当年我们草绳束腰破衫蒙头去砍伐芦苇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当年我一个人累倒在湖州中以至呼呼一直睡到天明没有任何人察觉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当年那一夜蚂蚁咬不醒蚊子叮不醒寒风吹不醒饥肠闹不醒的昏昏大睡，从泥土中睡去从泥土中醒来的那一片大空白大寂静大虚无，还能否重返我的失眠之枕？ 小船摇，桨声响， 湖面闪闪是月光。 两腿泥，一身汗， 天涯游子梦故乡。 …… 这是小安子当年写的一首歌，据说歌词还出自我的手，曾一度在知青中传唱开来，但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 我只记得最后离开白马湖的那一天，早已不在茶场的秀鸭婆，听说我要走，一大早还是从村里赶来送行，往我衣袋里塞了两个硕大惊人的鹅蛋，还有一堆板栗，又挑上我的被包和木箱，一直送到公路口。 “你们这些城里仔，不是这个八字，其实本不该来的。”他叹了口气，“看看这一坡坡茶树，这些年苦了你们，也苦了你们父母。” “没什么。” “男子汉嘴大吃四方，但吃死人骨头那事，以后不能再搞了。听见没有？” “你还记得那事？”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一双手，靠自己做。” “当然。” “你们有文化，是干大事的人。不过，万一哪天你们在外面不好混，就回来吧。这里没什么好东西，但有我们的一口干，就不会让你喝稀。” “我知道。” “你晓得的，我们眼下也有水泵了，有碳铵了，有薄膜了，有喷雾器了，还杂交了……”他是指正在推广的杂交水稻种。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可以多打些谷子了，不会再饿我们了。哪怕我往后是拖家带口的来，锅里也不会空，桶里也会有的。 我眼眶有点发热，去溪边洗了一把脸。早春的溪水还是透骨凉，一沾就好像手指头都被铰掉。 三十六 毛主席万岁 三十六 毛主席万岁 我几乎忘记了白马湖，更忘记了吴天保。那次陪马涛两口子回访乡下，见到了吴家老三吴粮库，才从对方嘴里听到他爸的一些后事。 其实也没多少事好说。吴天保既没发家暴富，也没作奸犯科，属于记者和作家通常不感兴趣的那种庸常多数，比较平淡的故事缺乏者。自茶场承包给私营公司，他回村里务农，连个退休干部的待遇也没捞上，还是被村里女人叫做“猴子”。邻居失了鸡，他就去烧纸符。邻居要办席，他就去杀猪。邻居有小孩病了，他就到处去敲锣喊魂。一旦干得腰酸腿痛，他把椅子放倒，屁股坐在椅背，背脊靠住椅面，说这种别别扭扭的姿势最舒服。一个猴子的尖屁股需要特别的安放。 “怎么就不开会了呢？让我开一下天会塌么？怕我的铜牙铁齿啃烂你乡政府的饭碗呵？”他对乡领导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再不开会，再不学习，再不搞思想，我就把一担谷把这个党员卖了它。” 他的日子看来过得过于寂寞。 算来算去，他最有面子的一件事，是教训过一位局长。那次是他去乡上找会开，觉得美国那旮旯炸塌了两栋楼，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不开会的。但他最终没开上会，只见乡长在设宴款待县里一位局长。局长酒量大，气焰嚣张，不一刻就把乡长放倒，把两个副乡长也灌得眼睛发直，于是嘴里很不干净：你们如何这么不经喝呢？几个尿壶，上不得台面呵。几块肉皮，摆不成宴席呵。我是想在税收上照顾你们，但我这酒杯不答应，你们说怎么办？这白马湖也真是太没人了，连酒鬼也没一个…… 吴天保从窗外路过，觉得这人骂得好，骂得大快人心，但一听到那人说到白马湖，忍不住一踢门进了餐厅。“说得好，白马湖一没酒仙，二没酒鬼，只剩一点酒精了。四妹子——”他一招手，“来，撤酒杯，换大碗！” 这意思是他要替白马湖来做一回人。局长打量他身上的泥点，还有乱糟糟的胡须和手里一根扁担，觉得自己没必要说话。 “我姓吴，吴不倒，又叫无底洞，随你怎么叫。” 一位副乡长忙介绍：“他就是茶场以前的场长……” 客人对陌生人不感兴趣，看一下手表。“各位，时间不早了，下午三点半局里还有个会……” “不能走，不能走，没喝好如何能走？”吴天保一掌按住对方，“我们这鬼地方的规矩，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四妹子——”他又喊开了，“去把张医生喊来，把吊瓶准备好，今天不喝出个急症，恐怕是对不住人的。” 局长这才明白自己遇到难事了，不过大话刚出口，一时不好改，加上敬酒者是一个老人，是两手端碗，是鞠躬在先，也不便过于无礼，只好硬着头皮接招。第一碗下去，他还能笑。第二碗下去，他已有点像哭。待第三大碗咕咚咕咚灌下肚，他一脸僵硬，成了个斗斗眼，对吴天保喊“乡长”，对乡长喊“亲家”，起身去厕所却走向了厨房，走了一阵十字步，最后扑通一声倒在门外，连眼镜也飞出老远——果真是横着出门了。“我没醉，我没醉，我不怕你们挂吊瓶……”他躺在地上还嘟囔不休。 “开会去，开会去，好好地开。”吴天保搭上一手，帮忙把对方抬上汽车，朝汽车挥了挥手。 人们事后说，这一天县财税局长颜面扫地，威风不再，从此在白马湖抬不起头来，开口要茶叶不再那么海，还同意给这个乡减税。对蔡海伦、顾小佳等一些老知青募来的救灾款，也同意不再雁过拔毛，强征什么荒唐的“营业税”。 乡干部对吴天保感激不尽，送来一箱酒，又接他去县城看大戏，“保爹”“保爹”地喊得很热闹，只是仍然不提美国的两栋楼和老革命们的开会待遇。吴天保后来一提起这事就上火。呸，请我看戏，那也能叫戏？一无锣鼓，二无行头，三无腔调，连皮影和猴戏都不如。台上只有一群小妖精，绿头发，红头发，黄头发，一张嘴就是“爱”呵“情”的，猪油拌白糖，不怕腻死人。个个都像澡堂子里跑出来的一样，脱得身上只留几寸布，还不时下台来逗骚，找这个握手，找那个握手，血盆大口吓得死老鼠。嘿——她们的父母都半身不遂么？如何不操一把菜刀来剁脚？ 他发现一个香喷喷的女子已扭到眼前，鞠了一个躬，手里抖动一个装有零散钞票的草帽，分明是索要赏钱。 他闭上了眼睛。 “爱哥哥，别紧张呵，看看我嘛。” 他几乎要发出鼾声。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你别装睡呵……” 他实在赖不过去了，被对方拉扯得没法再装，忍不住脚一跺，睁开眼大喊一句： “毛主席万岁——” 小女子以为自己遇到了疯子，吓得一伸舌头赶快溜走。周围的人也大惊失色，纷纷探头，指指点点。 他对这种效果很满意，朝空中某个地方看了一眼，目光降落下来后，冲这个点一点头，冲那个点一点头，谢幕的意味明显，负手扬长而去。小儿子粮库追出剧场大笑。“爹，爹，你也真是土，又没人送你上刑场，你喊什么口号？人家同你一样热爱毛主席，不过是你票子上的那个毛主席。” “太不像话！要省布，也不能这样省吧？以前还好点，顶多是扒开裤子看屁股，现在成什么了？扒开屁股看裤子？” “不就是娱乐么？时代不同了，你不能翻老皇历。” “娱乐就是看肉？” “好看呵。” “给你天天看又能怎么样？给你们发一个放大镜，又能看出一朵花来？没见过你们这些憨货，看一下，就拍钱。” 这样说来，他似乎又只是对亏本生意恼火。 粮库是个广告公司小老板，在县城置有公寓一套，家境不错，顿顿有酒肉，还是没喂出父亲的老年骚。吴天保也不擅打麻将，在妇女们那里输过几回钱，便恨上了麻将机，老是说中国应该同日本打一仗，最好同美国打一仗，等美国导弹把这个国家打烂了，打成豆腐渣了，大家就好夹紧屁眼扎紧裤头打起精神搞建设，省得去打麻将——否则麻将机还不玩死人？他想串一串门，同邻居商讨一下这样的治国谋略，但邻居都大门紧闭，他楼上楼下转了半天，没好意思敲门，即便鼓足勇气戳一下门铃，但对方只打开一条门缝，防贼一样地上下打量，问他有什么事。 他有什么事？他能有什么事？但不讨饭不逼债就不能来坐一坐，喝杯茶，抽支烟，把扫荡麻将机的问题议一下？大卵子一甩，把全国的歪风邪气扫一下就那么难？ 不用说，见对方急急地关上门，他气不打一处来，再次跺一脚高呼：“毛主席万岁——” 邻居肯定更不敢开门了。 老人过日子省惯了。攒下的旧衣、旧鞋、旧瓶子、旧盒子都舍不得丢，要丢就是丢他的命。客人喝剩的可口可乐，他也拿来喝。客人丢下的纸巾团，他也捡来擦嘴，擦完往衣袋里塞。一不留神就盯住路边的垃圾桶细看，似乎那是一个个百看不厌的聚宝盆。儿媳说他这根本不是节约，是存心找病，是拿药费单子坑人。儿子的道理更时尚，说他这是对抗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阻碍市场经济，无非是想饿死一家家企业，饿死满天下的打工弟兄。最后，这家的一只猫也暗下阴招，大概是恨他打劫鱼骨头，对他从无好脸色，不是尖叫恐吓就是利爪袭扰，有一次还把猫尿拉在他的皮鞋里。 面对人兽联手的全面围剿，他招架不住，只能闭上双眼再来一个绝地反击： “人民解放军万岁——” 至少把那只猫吓得无影无踪。 他以前就不习惯厕所，眼下更看不上儿子家的抽水马桶，蹲在马桶上吧，又滑溜溜地摔跤，有骨折或脱臼的风险。他只好去附近的菜园里游游荡荡。这一天，他在酒厂后的草丛里提起裤子，感叹县城的乏味，发现几个娃娃贴着工厂围墙蛇行鼠窜，开始以为是小蟊贼，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不敢走大路，是学校里“郊农班”的被“择优班”欺侮。后者多为富家子弟，家里出得起择校费的，有手机，穿名牌，袋装零食不断，还有学校里最好的教师精心执教。其中几个男生被高脂肪和高蛋白喂成了小巨人，又肥又壮的超大型儿童，肉势逼人，趾高气扬，眉飞色舞，滑旱冰时连成一队“开火车”呼啸而过，令其他子弟只能躲闪。在最近的一次群殴之后，郊农班的这一伙小青菜不仅鼻青脸肿，还被对方责令永不得走大路，更不得向择优班的女生吹口哨和抛媚眼，癞蛤蟆休想吃天鹅肉。 “你们老师呢？搓卵去了？”吴天保大为吃惊。 “不能告官。告官就休想在江湖上混。” “还江湖？你老娘打地洞吧？生了一窝老鼠，连路都不敢走。” 孩子们疑惑地看看他，低下了头，嘟嘟囔囔。一个挂了鼻涕的娃觉得冤：“我们打不过……” “打不过？你们是没爪子，还是没蹄子？每餐三碗饭都吃到屁眼里去了？胯里那两颗蛋蛋被鹞子叼走了？” “我们不会打。” “不会打？我教呵，师傅在这里呵。” 吴天保的一套“牛皮鳞”拳法已经荒疏，但老底子还在，教孩子们几招不是很难。他着重教了一个侧身护胸，还有一个勾拳连击……其实打架主要是打一股气，照他的说法，实在顾不上了，就上牙齿，扯裤子，吐唾沫，撒泥灰，什么烂招都是好招。几个娃娃学得兴起，相互试拳，精神大振，拉的拉裤带，抹的抹鼻涕，一个个绽开笑脸。只有一个家伙不好好学，老是喜欢打岔：“老师傅，你的牙齿好黑呵。” 吴天保只当没听见。“今天是什么日子？七月半，鬼门开。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做人，要做鬼。明白么？” “明白了！” “世界上只有人怕鬼，从来没有鬼怕人。哪个要打你们，你们就要打得他们天天晚上做噩梦。明白么？” “明白了！” 小屁仔还是打岔：“老师傅，你的牙齿太黑了吧？” 一支抗暴维权的起义队伍初步建立。孩子们始而惊异，继而紧张，最后是一派兴奋的欢呼雀跃。吴天保把这些小武士带去理发店，全部剃成光头，据说这样打伤了也好包扎。又买来一堆大馒头，让他们每人吞下一个。“记住了：哪个不敢打，老子就要打他，还要告诉他的父母，不给他饭吃！” 这是他最后的战斗动员。 “耶——”一群小光头凭借大馒头的气势，朝大路上掩杀过去，决心一洗天鹅肉之恨。 下午，孙女放学回家，带回了爆炸性的消息。据她说，学校里一场恶斗，把警察都惊动了。“郊农班的好酷呵，把篮球抢回来了，把旱冰场占领了。他们个个都是光头，都有金钟罩，还有九华派传人掌门哩。我们都看见了，那个掌门仙姑白头发，白眉毛，白袍子，就在学校对面那个啤酒屋里施法……”直到父亲重重抹来一掌，这个小麻雀才住了嘴，伸伸舌头写作业去了。 吴天保听说这些，一声不吭只顾喝酒，继续看电视碟片。据说电视剧里的一个人物，就是他多年前挖坟埋藏的那位将军，因此这片子他百看不厌，虽未看到自己挖坟的情节，还是十分过瘾。唯一的缺点，是将军的几粒麻子，还有一条大狼狗，在这部“电视戏”里竟然无影无踪。 这年冬天，他的左腿越来越跛，脚踝部分还变青和变黑，医生说是什么动脉炎，须截肢以防进一步的坏死。他决不同意，说他以后到阴曹地府还要见娘的，他娘要是问两条腿怎么少了一条，他该如何回答？ 拖到年关，他只能架拐杖出门了，但还是一拐一拐在村里转，甚至去一些丧家听夜歌。那一天，他大概喝多了，喝得胸口都红潮一片，兴之所至，情之所迫，也想唱上一嗓子。他一句上板没翻过去，便空张着嘴，目光呆呆地看天，不知呆了多久，终于仰面倒了下去。人们后来说，他是不小心起调太高，把自己的脑血管唱炸了。 依照他生前的交代，三个儿子给他做足了水陆道场，新旧两套祭奠礼仪，鞭炮放了几箩筐。要命的是，丧礼过后不久，几位面生的债主找上门来，有的有字据，有的无字据，但都说吴天保欠下了钱。照理说，吴天保的三个儿子都混得还不错，也还算孝顺，给过老爹不少钱，但谁也不明白他为何还要四处借钱，还要在杂货店和鱼贩子那里赊账。这天杀的老财迷把东西到底藏在哪里了？全家人撬墙砖，翻楼板，拆鸡窝，上房揭瓦，门前屋后到处挖，几乎掘地三尺，除了在棉衣里找到一些卷成小棒棒的小票，在猪栏房一个瓦罐里找到包藏若干硬币的油纸包，其他钱财还是无影无踪。 家人终于在一个柴灶上方的吊篓里找到了几大扎，看上去是原形尚存的钱，但经过柴烟的长期熏烤，成了干透失重的纸灰，几乎一吹即散一触即破。三个儿子小心翼翼连篓子带钱一起捧到银行，但银行职员看了一眼，说这是一堆灰呵，哪是什么钱？ 老太婆在他的遗像前怒火满腔，脱下一只鞋子猛击门槛，每击一次就骂一句：“你无聊呵，你缺德呵。这年月一不逃荒，二不打仗，三不吃公共食堂，四不搞阶级斗争，你藏你娘的肠子肚子肺呵？你害了我一辈子，当死鬼还要害我呵？你那些东西到底藏在哪里？你说！你快说！你说不说？你不要在我面前装死。我追到阴间也要揪死你，掐死你，一屁股坐死你。老娘要踩住你的两头打中间，要把你吊起来一天打八遍，你这个死猴子呵……” 只有几个小孩好奇地听她骂。 日子久了，孩子不见了，只有三五只鸡远远地听她骂。 三十七 扯谎歌 三十七 扯谎歌 我需要再次离开小说主线，拾取一些记忆碎片，比如“秀鸭婆”这个绰号，一个我刚才重新想起来的人。 我常常猜想，上帝大概是不读小说的。因为我独自一人靠近上帝时（就像现在，在深夜的键盘前，在远处有轮船低鸣之际），心中闪烁的更多是零散往事，是生活的诸多碎片和毛边，不是某种严格的起承转合。 对不起，我的写作由此多了很多犹豫和混乱。 这个秀鸭婆眼下就坐在我面前，提到的一段婚礼胡闹，倒是让我略有印象。当时是婚后第二天吧，大家意犹未尽上门起哄。姚大甲用一个陪嫁的马桶罩住他脑袋，整得他两手困于糖果，腾不出手来摘马桶，只能瓮声瓮气地喊：“憋死我了，憋死我了……救命呵……”那样子实在好笑。 大甲乐颠颠地强令他交代洞房勾当，否则要剐掉他的裤子。他死死抓住裤头，一个劲地央求：“我讲，我讲。” 有人不耐烦，“那你就快讲！” 他左看看，右看看，发现自己无处可逃，才吞吞吐吐地说：昨天晚上见她眼睛翻白，全身出汗，以为她会死了……后来才晓得，那是她喜欢…… 大家一片浪浪的大笑。 他乘机逃出魔掌，跳到远处，一脸涨红。“你们这些城里崽……好拐呵，好拐呵，好拐呵……”一时竟骂不出别的什么话。 新娘子正巧挑水回家，见新郎叫骂不已，又听到众人大笑，猜出了什么，一张粉脸羞得通红，放下担子就跑，洒了好多水在青石板上。 这以后的故事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是经别人提示，我从遗忘中慢慢打捞出来的。是茶场里盖仓库，还是盖宿舍？反正都差不多吧，这位队长去梁上钉檐条，一脚踩空了，从梁上栽下来，砸在一堆乱砖上，据说把男人的东西砸坏了。坊间的传说是，从此他很少回家去，有一天走进家门竟发现老婆抱住一个汉子在床上打滚，脱下的衣服丢得满处都是。要不是狗叫，把床上人惊醒，他当时进退两难，羞恼万分，竟把自己一张脸憋出了猪肝色。他后悔自己回家来取棉衣。 他老婆倒是大方，下床整理衣装和头发，把衣服递给野汉子，等对方穿戴好，还当着老公的面送野汉子出门。她回来后一声不吭，做好了饭菜，自己却不吃，收捡了几件衣物，抱孩子出门去了娘家。 村里几个后生劝他去把老婆接回来。他眼睛红红地说：“没用，没用。她身子回来了，心还是在外面。” 有人怒气冲冲，鼓动他去把那个狗婆子打一顿。 他抹了把脸，“这事怪不得她，只怪我。” 他变得沉默少言，只是一说到儿子就津津乐道，十分陶醉，眼中透出明亮的光辉。据他说，那个小崽子还不满两岁就能抓笔写字，虽然满纸都是天书，但一个格子里画几下，很有章法似的。 他也惦记两个妹妹。大妹三岁那年，小妹出生那年，因为家里穷，又因为阴阳先生算出了两个命该过继的八字，被父母一起送给别人。父母去世以后，他常常买上几尺布和一包点心，翻过大王岭去看妹妹。两个妹妹一见他就哭，抱住他久久不放手。她们又黑又瘦的脸，结成麻绳一般的乱发，冻得满是血口子的手背，还有补丁叠补丁以至结一大团的棉裤裆，让当哥的心痛如割。每次回家时走到避人处，看到山坡上那两个小黑影看不见了，融化在天边晚霞里了，他就泪如泉涌。 三十岁那年，他去给父母上了坟，然后来到两个妹妹的养父母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前额砸在地上，“对不起，我要把她们带走。” 妹妹的养父母相互对视了一眼，不好说什么，只是请他起来。“也难得你当哥的有情有义，不过这七八年下来，不算我们两家说妥的三担谷，我们就算是养两只羊，也要吃掉成山的料吧？就算养两只鸡，也要吃掉一船的谷吧？” “你们放心，我决不让你们吃亏。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这不是小数，你再想想。” “不，今天你们不答应，我不会起来。” 双方后来商议的结果，是当哥的拆了两间屋，加上东讨西借，凑足了二十担谷的钱，总算把两个妹接回了家。 就凭这一条，不管他如何戴绿帽子，但村里人说起他还是跷一根拇指。不管他婆娘如何浪，如何野，如何伤风败俗，村里人说起她也没太多恶语。因为夫妇俩硬是把两个妹妹养大，让她们补读了几年书，还给小妹治好了癞子，把她送去省城治好了眼疾。待她们成人，哥嫂俩分别给她们备一份嫁妆，一大柜，一中柜，两挑箱，四床绣花被，把她们打扮成镜子里的两朵花，风风光光嫁了出去。人们说，两个妹妹出嫁时都是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送行的女人们无不撩起袖口或衣角暗自拭泪。 秀鸭婆为此欠下了不少债，包括一位堂叔的钱，利滚利，三年间滚成六百多元。这位堂叔几乎引起乡亲们的公愤，但秀鸭婆一直认账，坚持还完了最后一分钱。堂叔是一位孤老，死后还全靠这个侄子送终。他又出钱又出米，力排众议，到处张罗，坚持要为堂叔“做七”，圆圆满满地完成了七天奠礼。“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不管怎么样，他是我叔。”这是他事后对乡亲们的解释。 我不久前遇到他时，他已经老了，还瘸了一条腿，已不能上房干活，只是帮儿子看守一个煤气站，卖罐装液化气的那种。遇到生意清冷，他就在屋后的湖边钓鱼。 他淡淡地说：“草木一秋，人生一世，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梁队长，你这一辈子可不容易。” “也没什么，大家都一样。” “有些人不会这么想。” “做好人，当然是要吃亏的。” “是这话。”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也没什么意思。” “我相信。” “一天天扛，总觉得自己扛不下去了。” “人都没有铜头铁臂，都不是神仙，都有扛不下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关虾子？”他突然换了个话题。 “梁队长，我想起来了，当初就是你挑一担行李，送我到公路口……” “白露一过，虾子就肥了，就呆了。” 他好像有点耳背，根本没看到我的惊讶和激动，只是冲着我笑了一下，再次把鱼钓甩出去。我久久地凝望水面，凝望水里的青山倒影，水里的白云和蓝天，还有一只无声飞过的孤单白鹭。 捡块石头来烧火呀， 筛子渡客好过河。 白菜长得藤满坡呀， 一只茄子挤破箩。 两条蚯蚓比大腿呀， 三个虱子比耳朵。 四个和尚来打架呀， 头发都成野鸡窝。 我爹满月我陪客呀， 回家我娘生外婆。 扯根茅草三围大呀， 吊起太阳往回拖。 白云割下腌酸菜呀， 抓把星宿下油锅。 王母娘娘来洗碗呀， 玉帝帮我把背搓。 …… 这是湖面上一些农民“赶鱼”时唱的《扯谎歌》，我以前听过的，梁队长也唱过的。干这种活多在秋天鱼肥之时。农民一撒七八条船布开阵势，在船上用木棒敲击船舷，敲出日夜不息的“蓬蓬蓬”和“咚咚咚”，把鱼轰赶到湖库的某一角落——其他伙计正在张网等待的地方。他们敲得兴起，便敲出不同节奏，一重一轻的两拍，一重两轻的三拍，一重三轻的四拍，如此等等。切分音符中似有敲击者的醉态，有湖岸的此起彼伏、跌跌撞撞以及某种浪荡轻浮。慢板和散板中则似有敲击者的愁容，有恍惚和遐想。人们总是把水面上的月光敲得叮叮当当琳琅满目，不知今夕何夕。 梁队长说过，赶鱼就要这样唱，把鱼唱得颠三倒四傻了一大半，它们就会自投罗网，不用打鱼人太费手脚。 他是一个同鱼说得上话的人。 三十八 欠下一个笑 三十八 欠下一个笑 看到追悼会上的遗像，那个名叫郭又军的微笑面孔，我略有几分陌生感，这才发现自己很久没与他往来了。 我是否该为自己的陌生感哭泣？ 很抱歉，就算没有马涛坐牢那件往事，我也不大适应他家后来的那些麻将：有时摆一两桌，有时甚至摆三四桌，于是小屋里闹哄哄的，烟雾腾腾，喧哗四起。这时候的他，可能耳朵上夹了五六个晒衣夹，可能正在解手表或解钥匙链，忍受输牌后的各种惩罚，没工夫起身礼遇我，只是扬一扬手，告知烟在桌子上，茶叶在盒子里，瓜子在盘子里……意思是你好好招待自己吧。 我来这里一颗颗地剥瓜子显得很傻。 我闲坐在这些牌桌边，听他们争议某一位女歌星的嘴巴是大了还是小了，争议彩票中奖号码可能是双数还是单数，争议当年学校里谁偷看了试卷，争议当年班上谁的肺活量最大并且把水漂打得最多……是不是很无聊？当然，他们似乎只有这些事好谈。他们如果不翻找出这些磨牙口的话头，制造各种恼怒或开心的争议，严肃或无聊的争议，又如何把一天天的日子填满？ 那一次，他家里只有丹丹在啃面包和看电视，我用电话联系他，他说马上就回家，说好了不见不散，但我一直等到他女儿看完两个日本卡通片，眼看就要误航班了，只好离开他家。有意思的是，他满头大汗在楼道撞上我，看到我手上的飞机票，发现实在没理由留我，便回头再次跨上自行车。 “你不是下班了吗？” “刚才手气太臭，根本没有吃牌的机会。”他挠挠头，“今天非要报仇雪恨不可，把老子的米米赢回来！” 他连家门也没入，甚至来不及打听我上门事由，一头扎入夜色绝尘而去，弓着背再度杀向某张麻将桌。 他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想调解他与马涛的关系。 他后来打过一次电话。 “小布吗？” “谁？” “我又军，郭又军呵，听不出来了？你这个鳖太没意思了。” 我沉默一阵，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好意思，没打搅你吧？你好久没来玩了。” “玩什么？我不会打麻将，给你们傻傻地站岗？” “你来了，我不玩就是。上次让你白等了好久，是我的不是。再说，我可以教你玩呵，玩简单一点的。我们也不玩大的，不会挖你的金矿……” “对不起，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他迟疑了片刻，假笑了两声，又迟疑片刻，“你家马涛是不是还在怀疑我……” 我怔了一下，不知最近又有什么闲话嚼到了他耳朵里。“什么陈谷子烂芝麻，事情都过去了，说它做什么？” “不，我要说，我一定要说。小布你一定要给我主持公道，我再不是个东西也不会卖友求荣吧？我吃饱了撑的，当初会去写那样的信？这怎么可能？明明是阎小梅下的药，明明是北京知青的事，这冤有头债有主……” “我相信你，真的，相信你。” “不，你不相信。你对我一直有成见。” “这么些年了，我问都没问，是觉得这事没必要问。” “不，你要是真相信我，就一定会来问我的。你和马楠不问，恰恰是你们心里有疙瘩。我没说错吧？” 这就有点纠缠不清了。我到底是该问还是不该问？我的追问就不会引来他另一套说法？ “小布，我真没下过眼药。”他的声音接近哭腔，“我承认，当初我是有些怕马涛。我也承认，那个什么会我确实知情，确实参加了，警察后来找到我，我实在没办法，多少也吐了点黄水。但点眼药真的与我无关。我在你这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明天就在大街上被货柜车一头撞死，我丹丹明天就……” “对不起，我这里有客人。”我打断他，“这事以后再说吧。” 其实没什么客人，只是不想往下听，更不愿他把女儿押上来赌咒发誓。拜托了，他可能确实不曾告密，但事情过去了这么久，另一个可疑的阎小梅已去世，当年的警察和案卷都不知所往，这事还怎么可能真相大白？更要命的是，即便我眼下说一万遍相信他，他能相信我的相信？即便他一时放下心来，一转念不会又来忧心忡忡地唠叨不已？ 他后来还来过几次电话，完全不听我分说。我差一点冲着话筒大喊：郭大爷，你给我听明白了，我宁可接受一个告密者，也受不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清白人！ 不知这一声大吼与他的病情加重是否有关，与他后来在笔记本遗嘱里无一字提到马涛是否有关。不知从何时起，他不再自我辩白——是澄清无望，还是心虚默认，还是已疲惫得说无可说？我无从得知。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年初四的聚会。他似乎很在意我，一反常态地不打麻将，不下棋，一直陪在我身边干干地假笑，给我介绍一些新面孔。“我下次还要给你介绍一位，就是我说过的那个谢工，老大学生。他叔叔和表哥也都是大学生，你肯定感兴趣的……” 他唯恐天下英雄不相识，最喜欢介绍朋友，比如，他通过卖水果、搞装修而新交结的一些要人。他特别愿意鼓吹要人们的学历和职称——如果被介绍者不是博士，那他或她的亲戚里可能有硕士；如果他或她不是教授，那这家伙以后或再以后一定是副教授。再不济，他也要把车间副主任一类职务，去过韩国或香港一类非凡经历，甚至儿女考试拿下名次一类盛大喜讯，作为隆重推介客人的理由，让朋友圈子蓬荜生辉，大家共享荣耀。 “我说一个笑话说给你们听……”他不但营造了一个荣耀的团体，还要在团体里大张旗鼓地营造欢乐，让大家不得不进入某种表情预热。“真是笑死人。真是太有意思了，特别有意思的，把我肚子都差点笑痛了。昨天来了两个人，走我家门前过，左顾右盼的。你们猜他们是干什么的？猜不出吧？我当时看了他们好久，好久，好久呵。我以为他们是小偷，不是。我以为他们是水果贩子，也不是。最后，我以为他们是便衣警察……” 旁人尚未笑起来，但已听到他的咯咯咯，估计包袱可能就要抖开，于是全神贯注跃跃欲笑。 “你们猜一猜，他们到底是谁？猜不出吧？猜不出吧？操——我最后算是明白了，他们就是两个打工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把大家的胃口吊到最高点，让听众的脸部表情紧绷在最危机一刻，眼看就要水落石出灿然一片，这才一举抖出谜底： “他们其实是找厕所。” 他笑得又捧腹又拍膝，得意于自己的快乐大酬宾。可怜身旁几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脸皮怎么也动员不起来。 “我的笑话完了。你们怎么不笑？” 倒是这一句令大家发愣，然后哄堂大笑了。 “不对，你们是笑我，不是笑我的笑话。” “不是，真不是。军哥你听我说，你今天真是让弟兄们笑惨了……” “那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再讲一个。别拦我，别打岔，我一定要再讲一个，保证你们个个笑得流眼泪……” 他取来一个小笔记本，急急忙忙地翻阅，大概那是他的笑话宝典，早已助他养兵千日粮草先行，今天非一鸣惊人不可。不巧的是，几个新来的客人进门，一套寒暄搅散了他的后续节目。他几次想开口，甚至已经开口了，“听我说……”“听我说……”“有一天是这样……”但最终还是插不上嘴，只好去给客人沏茶水和削果皮，给两个小孩吹气球。 他是不是因此留下了一桩极大的遗憾？ 眼下，再也没有他在场的初四了，再也没有他的焦虑、忙碌以及欢乐预告了。我是否欠下了他很多？欠下了一些约会，欠下了一些电话，欠下了可能谈好和谈透的某个雨夜，我至少还欠下了他一个大笑吧？——追悼会上，我走过他的遗体，看到他被整容师制作出来的红腮和浓眉，听到殡仪乐队那几个老头照章办事又吹又打——他已闭上双眼无视这一切。但他的耳朵还张着，还支着，还在那里绽放，在持久地等待什么。那么，我们所有朋友是否应该追补一次放声大笑？“军哥，你真是让弟兄们笑惨了……”我们是否应该笑得浑身颤抖东倒西歪眼泪横飞上气不接下气，让九泉之下的聆听者如愿以偿，最终适意地安睡而去？ 三十九 高高大山的那边 三十九 高高大山的那边 小安子回国来，赶上了丈夫的葬礼，但一些朋友非议甚至愤怒的是，她戴的黑纱还未摘下，家里居然就冒出了一个俄国帅哥，总是戴一顶绒线圆帽，穿一件方格大图案的粗麻衬衫，没事时就哗哗哗拧一个魔方。小安子的说法是，她想给女儿装修一下房子，但她不会干这个，伊万就主动要求前来帮忙。 俄国帅哥果然很能干，笑一笑，便刷好了墙。笑一笑，又重装了便池和热水器。再笑一笑，还淘来几个配件给丹丹装了一台电脑——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他干不了的活。他说不了几句中国话，但似乎能听懂不少，常用点头或摇头回应别人的言语。 丹丹倒是很开通，并不排斥母亲的男友。见他来自俄国，还翻出很多书本来讨教有关知识，比如她崇拜的托尔斯泰。 “骗子！”伊万指着书中托尔斯泰的照片。 丹丹吃了一惊，又翻出屠格涅夫。 “骗子！” 丹丹又翻出诗人布罗茨基。 “骗子！” “为什么呀？” 伊万耸耸肩，向小安子嘟囔了一句，小安子替他翻译了：“他说，俄国就是被这些骗子给坑了。” “你才是一个大骗子呢。你好大的狗胆，敢辱骂我的偶像……”丹丹忍不住大笑，抡起书本往对方砸去。两人用汉语和俄语胡吵一通，打闹成一团。 小安子懒得理他们，只是独自倚门，拎一瓶子喝啤酒，间或撇一撇嘴，用嘴角吹出的气流整理自己飘乱的鬓发。自回国以来，她似乎不大适应家乡的口味，很少吃饭，只是喝了一箱又一箱的啤酒。从她后来捎回的日记里得知，她也不再适应家乡的潮湿，觉得自己成天活在蒸笼里。她更受不了街头巷尾的脏乱，觉得自己成天活在一个垃圾场，再在这里活下去一定疯掉。她对熟人们（特别是男人）的挑剔一如既往，对我也大失所望。大概是我见面时伸手邀握，让她颇不习惯，便在日记里讥讽：陶干部呵陶干部，怎么不加上一句“近来工作和学习怎么样”？那一天，她的手机没电了，借我的手机用一用。我见她喋喋不休，忍不住插了一句：“国际长途很贵的，你快点说。”这就更惹来她的愤怒。她在日记里毒舌如刀：还以为这家伙仙风道骨，原来也是大俗物一个。几年不见，怎么都成这样呵？我要是再在电话里多说几句，不会把他急出脑溢血？…… 说实话，她说的这事我几无印象。好吧，就算有这事，就算我小气，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吧？犯得着她来耿耿于怀痛下恶语？她以为她是哪根葱？她以为自己的睫毛还能搅翻一个世界？她以为天下男人都该像郭长子那样任劳任怨？都该像伊万那样招之即来大干快上无偿奉献活脱脱就是一台机器？ 她凭什么还要把这样的日记捎来给我添堵？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可能说那样的蠢话。我肯定不会那样小气。但我这一不白之冤没处说。 好吧，这只越活越瘦的干鸭子爱说不说，我不在乎。 她与伊万在国内待了两个月，据说打听了一下丝绸、茶叶、工艺品的出口货源，便返回了国外。后来，从她捎回的日记来看，这是她最后的一次回国。她的整个后半辈子漂泊在十几个国家，打过八九种黑工，包括当理发师、当驯狗师、做裁缝、在餐馆导客、开花店、当保姆、出租录像带等。她是否参加过一个叫“世纪之光”的疑似邪教组织，查无实证。她是否参加过哥伦比亚的一个反政府游击队，还遭遇过一次车祸，同样查无实证。“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我记得这是她多年前说过的话。 但“伊万”这个名字似乎也不是高高大山那边最后的一个，后来也消失在她的日记里，由一个代号为“d”的取而代之——到底是她的同居者，还是她的朋友，抑或她的客户或老板，不大清楚。在国外见过她三两次的大甲对d这个代号也一无所知。 d是华人无疑，也一定比她年长不少。因为照日记里的说法，他当过国民党的兵，是最后一批坐船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就算当时是童子兵，现在也该是大叔级，比小安子大十几岁吧。他曾经回忆，船离三亚港时，遭岸上的炮火猛击，差一点丢了自己的小命。不过开炮的不是共军，是国军中那些上不了船的，大概不甘心自己被遗弃，一时气不过，便调转炮口猛开了一通火。 d叔后来在南非教过好些年的油画，做过园艺，也做过生意，长期漂泊的日子里不免怀旧思乡。当时南非还施行种族隔离制度，公交车上有白人专区，设在车厢前半截，有时那里空了一片座位，有色人种也不得僭入。这一天，他照例往车后边钻，与一群黑人挤成了肉酱。不知什么时候，一位白人满脸笑容地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先生，你好，你可以到前面就座了。” 他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对方进一步解释：“先生，你难道没看今天的报纸？” 他从对方手里接过英文报纸，这才发现头版新闻标题赫然入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他发现司机和其他几位白人也看着他，摆摆头，扬扬眉，示意他坐到前面去。他这才明白原子弹爆炸了，中国就是核大国了，从今以后他这张黄面孔就成了高等乘客，从今以后所有的华裔也可以让人高看一眼——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何其简明，何其坚硬，也何其势利。只是那些微笑的邀请者不明白，试爆原子弹的那个红色中国其实与他没关系，甚至是他多年来的敌人。他们还分辨不出不同的中国人。 “that's not my country（那不是我的国家）！”他慌慌地大喊了一句。 满车人都惊诧无比地看着他。 “你不是中国人？”有人问他。 “让我下车，下车——” 他没有上前入座，而是走下车去，离开这一个他觉得进退两难无所容身的车厢，一种他没法面对的等级选择。一张报纸在他手中抖动，说不清的泪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他既为中国人感到屈辱，也为失败的自己感到屈辱，觉得自己走在开普敦临海大道上的双腿沉重如铁，一时不知该往哪里去。 四十 老照片 四十 老照片 郭又军的身影消失后，白马湖知青的聚会也少了。依照老习俗，这种聚会以前总是定在大年初四。大家在一间借来的教室或会议厅里，各带一点吃的，说说笑笑，吃吃喝喝，相互进行皱纹的年检。不用说，一旦女人们的话题转向孩子择校的费用，转向柴米油盐的价格上涨，这些脸就越来越不中看。 这种聚会一旦形成便不间断地延续几十年，倒也是个奇迹。同学、战友、老乡、同事的聚会，好像都难以做到这样。“你这小杂种躲到哪里去了？”“死鬼你还晓得来呵？”“老子一看你就恨不得……”他们见面时总是习惯用这一类辱骂来表示亲热。惨遭毒蝎攻击式的尖叫，大概也出自女人们的狂喜。 他们是被又军吸附在一起的。军哥的插龄其实很短，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担任知青事务总管的角色，在县城那几年，他的住所就是知青接待站，来往食客特别多。调到省城后，他又成了个联络中心，哪个病了，哪个搬家了，哪个要结婚或要离婚了，哪个的父母或子女有事了，好像都在他的业务范围之内。他骑一辆破自行车颠来颠去，对各路情况了如指掌全面关怀。几个老姐老妹的最喜欢去他那里，据说连妇科病的隐私也愿对他唠叨。 大家也是被白马湖粘合在一起的。那么白马湖有什么特别吗？从这些人的表情和言语来看，过去的岁月黯淡无光，说起来简直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吃不饱呵，睡不够呵，蚊子多得能抬人呵……白马湖是他们抱怨的对象，痛恨的对象，不堪回首咬牙切齿的对象。如果说他们现在下岗失业了，提拔无望了，婚姻解体了，儿女弃读了，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肯定就是白马湖罪大恶极，窃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 不过，在不经意时，比如对晚辈说话（他们有时混迹于这种聚会），他们也可能脱口而出： “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样浪费？” “我们那时候，一担谷一百八还上坡。你哭都哭不动吧？” “你们这些蜜罐子里泡大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一天打蛇七八条，不算稀奇。” “我们那年月，连一罐猪油也是大家分，没人敢独吃。” “给鸡打青霉素，你不会吧？” …… 这些话值得稍加注意。从口气上不难听出，他们似乎在夸耀什么。打针（知识）、猪油（情义）、打蛇（勇敢）、担谷（体力劳动）……是值得夸耀的吗？如果是，那么另一个白马湖就与前一个白马湖混杂起来了。 比较而言，启蒙前辈也好，卫国老兵也好，怀旧态度大多是单色调，只有自豪，绝少悔恨，几乎是雄赳赳的一心一意。但从白马湖走出来的这一群要暧昧得多，三心二意得多。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他们聚集在郭又军这只老母鸡的翼下，高唱一首首老歌，津津乐道往事，结伴寻访旧地，深情看望老房东或老邻居，接受当地新一代官员的欢迎和赞美，甚至编影集、排节目、办展览、筹建纪念碑……一切英雄怀旧的外形都有了，但他们的表情始终要低几度，口气总是要带点飘忽，有点强打精神的意味，似乎是对一笔亏损的生意，不便大吹大擂和恋恋不舍。他们的自豪与悔恨串味，被一个该死的白马湖搞得心情失调。 还有一些人，从不参加这种怀旧。因为在外地，或因为失去联系，或因为不感兴趣，一直是初四的缺席者。 黄，六队的，曾强烈要求把自己的姓名改成“誓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不同意，是觉得“誓”这个姓太怪，名字也太长，再说占了那么多好词，万一这家伙将来犯错误，大家要骂要咒要“打倒”，不大方便吧？他后来喂过猪，每次都动用肥皂、刷子以及梳子，把集体的猪侍候得干干净净，得到农民的赞叹也让农民困惑。嗯，学了毛主席的著作硬是不一样，养猪都养得这样客气。不过把猪娃都养成了相公少爷，以后它们要不要上床来睡觉？ 顾，三队的，脸色透青，几乎不说话，活得像个哑巴，更像若有若无的一个幽灵，小小年纪就习惯于从眼镜框上方看人，后来在文艺宣传队跑龙套时演过一个账房先生，虽无一句台词，但大家都觉得他神形毕肖。有一次，几只鸡误食打过农药的稻谷，被毒倒在田边。他不知从哪里学来一招，找一把剪刀，用火消消毒，剪开鸡的食袋，以肥皂水冲洗，再用针线将伤口缝合，居然使两只中毒的鸡活了过来，让村民十分惊喜。他回城后混得不是太好，在蔬菜公司早早辞职，卷铺盖回乡下养鸡去了，一干就是十几年。他的回乡与当年那一次妙手救鸡可能不无关系。 郑，一队的，给人的最深印象是个子特别高瘦，走路时摇摇晃晃，好像重心不稳，行走成了一种飘荡。有人说他偷过东西，有人说他没偷过。有人说他同某女谈过恋爱，有人说他没谈过。有人说他在乡下干了三年，有人说他干了五年。有人说他毕业于五中，有人说他是十八中的，只是随姐姐混进了五中这一群……总之，有关他的事大多歧义丛生，本身就是一大特点。说起来，与其说大家对他感兴趣，不如说对他老爸感兴趣。那位老人每次写信，都是写在报纸中缝，于是寄报就是寄信。好处是报纸属于印刷品，邮资三分钱，比信函省了五分，而且让儿子多看报，好歹也能温习几个字。不知是不是老人这一手见了成效，儿子后来考上了大学，去了大西北一个石油基地。 …… 日子久了，更多人成了聚会的缺席者，甚至也进入歧义丛生的状态，比如说：还活着吗？已经死了吗？是不是真活着？是不是真死了？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 我很久没听到这种歌声了，以后能否听到，也不知道。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倒闭大潮，使这里的多数人丧失了唱歌的兴趣。相反，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除了打麻将，喝小酒，斗嘴取笑，更多的只有抱怨。“地狱”“劳改”“大迫害”“大骗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九死一生”“万劫不复”……这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流行用词，对于他们来说最为顺耳，最为解气，最能记住。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就认定：说得太好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若不是因为下乡，若不是因为白马湖，他们哪会沦落到眼下这个地步？他们不也能在北大、清华那种地方混个三进两出？不也能与那些戴上钻表、开上豪车的成功人士们有得一拼？ 我也参与过这种抱怨。 几乎忘了的问题是，白马湖的农民会这样说？他们当然也觉得知青崽苦，离乡背井更是可怜，但再苦也就是几年，顶多是服了几年兵役吧，而他们在白马湖活过了世世代代，甚至一直活得更苦和更累，那又怎么说？他们甚至不能享受知青的“病退”和“困退”的政策，没有招工和升学的优先待遇，但一眼看过去，土生土长的万千农民中不也成长出好多企业家、发明家、艺术家、体育明星、能工巧匠、绝活艺人，还有一条短裤闯出国门却把生意做向了全世界的家伙？凭什么说三五年的农村户口就坑了你们一辈子？ 恰恰相反，是“城市户口”这种保护伞，是“国有企业”这一类安乐窝，养懒了你们的一身肉吧？废了你们的武功吧？你们这些“国”字招牌和“城”字招牌下的红色破落户，二等八旗子弟，国家粮养出来的病秧子，一旦失去保护伞和安乐窝，就只是打麻将喝小酒了？你们开骂也不妨事，但冤有头，债有主，端起城里人的小架子，往自己身上贴几枚假伤疤算怎么回事？ 我猜想不少乡下人就是这样想的，只是没说出来。即算说出来了也很难上媒体——媒体毕竟都是城里人办的。 我也说不出来，不仅因为自己有幸上了大学，还混成了副教授，混成了科长、处长、厅长什么的，涉嫌人模狗样，能给这个那个办点小事，能给朋友的聚餐埋一两次单，在物质优越的同时收获精神优越，自得于一种双重的富有——这种人最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更重要的，我发现自己说不出口是因为曾在街头突然见到一个女同学的肮脏、憔悴以及过早苍老，惊愕得退了一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我熟悉的哥们没钱给儿子所在的学校“赞助”，被儿子指着鼻子大骂，只能暗地里自抽耳光。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曾与我同台演出的姐们，失业后干上了传销，逢人便推销净水器，便发展敛财的下线，以至喋喋不休翻来覆去百般纠缠廉耻尽失。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曾帮我拉过车的老同学太穷了，去校园里捡垃圾，顺手偷窃球鞋和球衣，落了个当场败露，被一群大学生无比正义地暴打。我说不出口。我一次次想说却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是因为刚刚参加了郭又军的追悼会，会上诸多熟悉的面孔都容颜渐老，不是掉牙就是谢顶，却闪烁着小动物那样的眼睛，透出温顺和惊乱，正在有关明天的恐慌前不知所措。他们是一些知识精英昨天认定必须赶下岗的人（据说是为了效率），也是同一批精英今天鼓吹必须闹上街的人（据说是为了公平）。 他们其实不想下岗，也不想上街，只是需要一个理由，使自己稍微宽慰一点，轻松一点，能有勇气活下去——哪怕这个理由是一枚假伤疤。 这有什么过分？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从四面八方奔赴初四聚会，奔赴一张友情的老照片，在一张立体化与活动型的照片里，在一张褪色发黄的集体留影里，在每年一度定期出演的温暖定格中，给自己的神经镇痛。他们的抱怨是相互温暖的一部分。 显然，对于他们来说，谎言是必要的镇痛剂。在这个时候，谎言是另一种形式的真理，不真实是真实的一部分，正如真实也可以是不真实的一部分。 我连这一句也说不出口。 就在不久前的那个初四，他们包乘两辆大客车又去了白马湖，享受了乡政府的招待酒饭，各自接受了茶场馈赠的两袋茶叶。据说因筹建纪念碑的事商议太久，三五位有见识、有阅历、有行政经验的男士们各有主张，理应让老友们刮目相看，于是在碑址选择和碑文内容方面争执不下，耽误了大家的返程，晚上只好临时就餐在路边一饭店。军哥忙于录像，交代另一位收饭钱，每人二十元。不料大家抹嘴巴剔牙齿走出饭店时，收款却差了一大截。“我们流血流汗那么多，还要交饭钱？”这一条好像说不过去，毕竟店主与茶场没什么关系。“这个厨师也太不行啦，饭都没怎么蒸熟。”这一条好像也不上道，再糟糕的饭不也是吃了么？到最后，还是有些人瞪大眼，干脆交出一脸的无辜：哎，哎，不是说不收钱么？对呀，你们什么人在这里假传圣旨！ 谁说不收钱？张某说是李某说的，李某说是吴某说的，吴某说是邢某说的，邢某说是洪某说的，洪某说不知是谁说的……一个查无来处的谣言被这些人坚信，被这些人热心传播，被几个铁杆信谣者七嘴八舌再一次强辩为真实，倒是军哥的辟谣被很多人怀疑，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情，在这里瞎操心。 没办法，面对气呼呼追出大门的店主，又军只好押下自己的身份证，打下一张欠条，答应过几天来补齐欠款。 汽车开动了。又军没再窜前窜后地给大家录像和说笑话，只是坐在最前的座位上，一声不吭捧住脑袋，好像睡着了。 与来时满车笑语的情况不一样，这次是出奇的沉默，大家也久久地不再说话。 四十一 臭疤子 四十一 臭疤子 丹丹与笑月就是在父母们聚会时认识的，靠争糖果和互相化妆结下了交情。丹丹这孩子倒是讲义气，读大二那年曾乔装打扮，为笑月去代考，结果被监考人员当场查获。若不是靠一场装模作样的大哭，博取了对方同情，被放过一马，那事的后果肯定很严重。 笑月的成绩还是上不去。听说贺亦民教子有方，教出了一个名校学生，我也曾去讨教经验。我在他的小公司里转了一圈，顺便求他一事：若笑月这次再考不上，就请他留下这孩子，在公司里描描图纸或做做模型都可以，算是有口饭吃，也能学些技术。我最怕她去社会上闲混，尤其怕她一不小心吸上毒品。 亦民一张脸笑得很下流，“你就放心让她来？万一她爱上了我怎么办？我们以后一不小心结成了亲戚怎么办？” “臭疤子，你就不说说人话？” “没办法，我这人就是有桃花运。我意志薄弱，最容易怜香惜玉了。” “你这家伙不怕下地狱呵？” 他仍然嘻嘻笑，不愿意接球沾包，只是从抽屉里抽出两扎钞票，算是他赞助家教费，要我请几个大牌的老师，给笑月好好地补课。 一个小矮子，当年的一个垃圾生，眼下把钞票当砖头甩，在写字台那边人模狗样，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想当年同学们大多不知他的姓名，更不知他父亲其实姓郭，只是习惯叫他“疤子”，缘于他右耳下方有过一块伤疤。 因为个头矮，他是班上一片人头中的塌陷区，又经常缺课逃学，是大家视野中的缺损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几乎没同学，差不多是一个隐身人。他成年后还说过，他几乎是被打大的——如果哪一天没挨打，原因只会有二：他父亲病了，或他病了。 父亲一直恼怒于他的矮，还有他可疑的长相，似乎不相信他是自己的骨肉，只是一份耻辱，一个丧门星，一个应该在鞋底碾掉的臭杂种。因此，一旦哪天父亲忘了打他（父亲在厂里得奖了，入党了，或赌赢了，这种事偶有发生），疤子就条件反射，觉得自己应该发烧，应该咳嗽，应该拉肚子或晕过去，否则这一天肯定不大对头。 他从未穿过新衣，总是接哥哥不再合身的旧衣，烂布团一样滚来滚去，以至有一次全班上台唱歌，按规定都得白衣蓝裤。他没有蓝单裤，只有蓝棉裤，虽被老师网开一面，自己到时候却热得满头冒汗，在夏日的阳光下两眼一黑中暑倒地。他倒在《美丽的哈瓦拿》优雅的歌唱中。但他不敢休息，一醒来便飞跑回家，扑向父亲下达的生产任务，给一种叫蝉蜕的药材去头去尾——加工一两，获利三厘。药厂职工们大多这样，把加工业务领回家，多少贴补一点家用。 这样，他几年下来业余上学，作业本一页页大多擦了屁股，当然得不到老师的好脸色。同学们看包场科普电影，每人交三分线。他哭了两天也未能从父亲那里讨到钱。老师不相信这是事实，一口咬定他不爱学习，拿钱买东西吃了。同学们也大多换上了老师的机警目光。有一次，班长收到他上缴的一毛钱，据说是路上捡的，本应该表扬他，却冷冷一笑，“就一毛钱？骗谁呢？都交出来吧。”这个小干部见他哭了，又拍他的肩，“疤子，你不要哭，只要承认了错误，我们不处分你，也不批判你，还可能让你戴红领巾。” 疤子觉得自己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急得一头撞到墙上，流出的血吓得同学们尖叫。 又军这才闻讯赶来把他接回家。 这是一种彻底的孤独和耻辱。班上当然还有穷学生，但那些人多少还有些自我加分的办法。有一位家里是摆米粉摊的，他可以经常偷来酸菜，就是汤粉的作料，洋洋得意地分给大家吃。有一位家里是拉煤的，每逢全班运送垃圾，他可以拉来一辆胶轮板车，光荣地成为劳动主力。还有一位，尽管他手心冒油汗，放屁特臭，穿妈妈的红色女式套鞋，但他打架时的个头大引人注目，还是很有面子。只有郭亦民——不，贺亦民，他执意改用母亲的姓——是烂中的最烂，破中的最破，废中的最废，哪怕做坏事也没人邀上他。男生们的铁环队、弹弓队、摔炮队，水枪队、高马队，都会把目光从他头上越过。理睬他的唯有又军，有时从家里偷一个馒头塞给他，或下雨时给他送来一把伞。 他没考上中学，倒是让父亲如愿以偿，大概是觉得小杂种给自己省了钱，居然没想到要打他。儿子为此大感失落——他最想挨打时反而没人打，只能羡慕其他那些落榜生，虽鼻青脸肿眼泪哗哗却有一种挨打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那个老杂种只差没拿刀来杀了我！”他甚至对另一个落榜生吹嘘，好像自己惨得并不逊色。 又军倒是把他揪到河里，把他的脑袋按入水中，灌了他几口浑水。“你这样下去，只配做个流氓！” “你管不着……” “数学只考十八分，你好意思还是我弟？” “我本就不是你弟。你姓郭，我不姓郭。你淹死我吧！” “你以为我不敢？” “我就是要你淹，你不淹死我就不是人！” 又军又是一顿老拳，打得他顾头不顾腚，打着打着还把自己打哭了。两人在河边呆呆地坐了一个周末的下午。一只帆船滑过来，又飘走了。另一只帆船滑过来，再次消失在水天尽头……暖洋洋的日光下，一块朽木被波浪推到了岸边，一只水鸟在木块上左顾右盼，啼叫出渐浓的暮色，终结了一个沉默的告别式——其中一个将要离开校园，不再与对方在放学回家的人流中相遇。 后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发现小兔崽子居然窝在家，没去挑土，没去拾荒，也没去车站推上坡车（两分钱推一次），还人模狗样地捧一本书。父亲一把夺过他的书，在空中摔出一个弧线，落到阴沟的烂泥里。 “钱呢？”父亲是指他每天都应上缴的五角钱。 阴沟里那一本《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是又军交给他的，也是迄今为止他唯一收到过的礼物。这一天他不过是看天快下雨了，便没去车站推车，翻出书来看一看。 “不交钱，想吃饭？告诉你，少一分也不行！” 他斜看着阴沟已经破裂的书封，泪水一涌而出。 “聋了么？再不走，就是六角！” 他还是一动不动。 “再不走，七角！” …… 接下来的情况他也无法解释。他不知自己为何那样无法无天，那样出手歹毒，突然抄起一条长凳，朝夺书人的背影狠狠砍下去，只听见背影“呵”了一声，顿时左低右高，歪了几分，再歪了几分，终于斜倒在地上。 他在一片尖叫声中跑出大杂院，跑到街口还振臂高呼一句：“郭家富你去死吧——” 他父亲就是这名字。 他一路奔跑来到又军所在的中学，想解释一下自己的暴行，解释一下那本书不是自己扔的，更不是自己撕破的……他在校门外等了很久，总算远远看见又军拍一个篮球，同几个球友汗流浃背谈笑风生地走出校门，把口哨吹得十分嘹亮，将一个个书包旋舞得十分嚣张。遇到一位男老师，他们那一伙没大没小，攀肩搭臂，七嘴八舌，爆出一阵热烈笑声。这时候的贺亦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离校园太远，没勇气走上前去丢人现眼，被他们那种打量烂布团的目光千刀万剐。 他只是揪一把鼻涕，躲入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默默地走远。 “你就是一个王八蛋！你就是一个屎壳郎！你从来就没有哥……”他在心里对自己这样大喊，把一个消防栓猛踢，踢到胶鞋破绽脚趾流血为止。 踢到自己昏头的时候，他突然朝一辆汽车迎头撞去，听到了汽车尖锐的刹车声。“孩子，你家住哪里？你听见我说话吗？……”他隐约听到了有人问话，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在依稀逆光中有耳际的一缕头发飘动，有美丽的脖子。 他太想大声喊出那两个陌生的字，不，哪怕是犹豫的一个字，哪怕是含糊的半个字： “妈……” 四十二 江湖之王 四十二 江湖之王 漂泊生涯从这一天开始，从他的一双破胶鞋开始。他睡过车站、公园、防空洞，还开始偷东西——那时候多见“大统楼”，多家合住一层，厨房是合用的，或干脆在走廊上。等主人们白天上班去了，他就去那里顺手牵羊，有一次喜出望外，捞得一只炖鸡，吃得自己满嘴流油，还把一只钢精锅卖了八毛钱。 他把一些赃物换成香烟，结识了不少烟友，经常扎堆街头吞云吐雾。其中一位大哥，家里无长辈，进出很方便，于是成了天然的贼窝和赌场。他就是在那里玩上了扑克、牌九、麻将，而且师从大哥很快学会了赌场作弊。这事其实简单，比如剪一硬纸片卡在酒杯里，酒杯实际上便成了两层。当骰子在上层摇得哗哗响时，下层的另一颗骰子却被庄家暗暗卡住并未真正摇动，于是出杯时的骰面朝向，一直得到暗中掌控。光是这一招，他和大哥就把一些老家伙赢得晕头转向。一个修钟表的，一个拉煤车的，还有一位被红卫兵强逼还俗的和尚，都在这里输得脱裤子。 聚赌满足不了烂仔们的胃口。不久，他越玩胆越大，终于玩到了大街上，出落成一个扒手王。最威风那一阵，他戴上小墨镜，迈开八字步，麾下有二十多个小伙计，横行五一路和南校场那一片，闹得很多行人神色惶惶。他其实用不着身体力行，经常把办公地点设在街心公园，选一凉爽的树荫处，呼呼睡上一觉，安心等待小喽啰们上税。他被手下人恭敬地低声叫醒，打一个哈欠，掰开钱包，取走大头，留下一口摔回去，如此而已。有时碰到一个毫无油水的卫生钱包，他还会很不耐烦地将其摔在来人的脸上，“你那个猪蹄子怎么还不剁掉？” 这时的对方就会谄笑，会点头哈腰，会屁滚尿流地一溜烟跑开去，投入更为艰巨的战斗。 王者当然也不白吃白喝。一个城市的扒手往往分成不同团伙，根据相互间不成文的约定，分别经营不同的街区。一旦有人越界经营，相当于偷别人的饭，相当于国家间的主权纠纷，战争便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会骗不如会打，一个扒手王如果还想混下去，就必须有效庇护臣民，用拳头、砖块、铁棍一类履行神圣的王者之责。“五（一路）帮”与“八（角楼）帮”的群殴就是这样发生的。贺疤子是“五帮”头，每一次都是最先出手，每一次都叫得最凶，“今天要搞死你”一类，“老子要挖死你”一类，在江湖上名声大震——其实他后来对我说，打要巧打，叫在先和打在先很重要，如此气势汹汹才能让人们印象深刻和远播威名。真正打开了以后呢，肯定是一场混战，谁都顾不上谁，胜了也是惨胜，你最好脚底下抹猪油——溜！ 江湖名声也会引来麻烦。这一天，南北两派还未交手，就听到四周哨音大作，手电光柱乱射，原来是警察和民兵早已设伏，把这一带团团包围了。“条子糕呵——”贺疤子喊出撤退暗号，立马折入一条小巷，扑向路边一张纳凉的竹床，搂住一个睡熟的孩子，闭上眼睛，憋住呼吸。不一会，一串脚步声从旁边经过，感觉中有灯光在他身上照了照，还有人在竹床边停留了片刻。大概抓捕者以为他真睡了，或把这个小矮个看成了小孩，就过去了。 他的部下却大多落网。听到这消息，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太不像一个好汉，便一路打听来到警民联防的治安指挥部。 “你就是疤司令？”一位民兵头很吃惊，“还晓得来自首？” “自什么首？我又没犯法。” “没犯法？一切情况我们都清楚。每次都是你最先动手，每次都是你下手最毒。难怪你父亲三次登报同你脱离关系！” “那是打坏人，为民除害。” “你还狡辩？” “我是替你们维护社会治安。” “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来三句半？——跪下！” 他坚决不跪，死死揪住一张高靠背椅以为支撑。结果，他被四个民兵拳打脚踢，从椅子这边转过去，又从椅子那边旋过来，与椅子死死纠缠，人椅连体盘根错节，一块滚刀肉似乎不大好对付。汉子们气喘吁吁，搓揉自己的手，有点打不下去了。 “打呀，再打呀，莫停手。求求你们，今天非把我打死不可，千万要把我打死。”他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你们不打死我，那就不好办，我要是活着出去了，回头就要一个一个来搞死你们，先从铁路局八栋的开始。” 其实他并不知道在场的哪一位来自铁路局，只是刚才昏天黑地时，好像听到有人说到铁路局宿舍八栋打来的什么电话，便暗暗记下了。 这一招果然管用。四个民兵互相看了一眼，再也不打他了。后半夜有人来点了一支蚊烟，送来两个馒头和一壶水，大概也与铁路局的暴露有关。 按当时的惩罚规则，疤子和他二十几个小兄弟被民兵武装押送，挂黑牌游了两次街，又去挖了二十天防空洞，暴读三百遍有关的党报社论，就给释放了。放他的这一天，一个汉子（大概是家住铁路局的，他现在才真正看清了，认识了，对上号了）塞给他一包烟，说那天晚上的事么，动手是公事公办，没办法。 疤子抽燃一支烟，冷笑一声。“大哥，我这个人最不记仇，但以后要是铁路上有事要办，你不能不帮忙呵。” “好说，好说。”对方居然一个劲地点头。 四十三 身体之谜 四十三 身体之谜 人只能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这听上去像一个病句。我的意思是，人的心再大也得接受身体之囚。帕瓦罗蒂没法同时拥有乔丹的长腿和梦露的大胸。一个人也不能把自己的眼睛留在唐朝，把耳朵留在民国，把手足或肠胃留给未来。 人的身体不仅有一次性和个人性，还有普遍性——这意思是说，稳定的基因遗传决定了全人类的形体大体相近，除了肤色有异，至今无人能长出牛角或羊尾。 这一事实很神奇。 但基因的大稳定下隐伏了丰富的差异和变化。有的个高，有的个矮；有的音盲，有的色盲；有的恐高，有的恐蚁；有的乳大，有的乳小；有的嗜肉，有的喜素；有的花粉过敏，有的干果过敏……这一切似乎与生俱来，原因不大明了。更容易忽略的是，圣女特蕾莎和魔头希特勒是否基因图谱相同？如果不同，这种差异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决定？该由他们的祖辈负责，还是该由他们自己负责？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文章称：很多科学家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亚洲的集体主义……从根本上要归因于基因差异。”“文化价值观与携带5-羟色胺的基因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惊人的说法。翻一翻美国《心理学家》之类杂志，可知不少专家还把偏激、懒惰、恶毒、共和党立场等都看成基因的产物。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迄今为止的各种政治、道德、文化的革新运动，看上去都像是无事生非，是闹哄哄的外行越位，只配基因专家们摇头冷笑了。 不过，对基因专家们的质疑是：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基因？如果基因是动态的，是可以改写的，那么它还算不算“基因”？还仅仅是一个实验室的问题？这种被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不断改写的基因，比如被特蕾莎们或希特勒们严重改写的5-羟色胺，换一个角度看，是否也该称为“基果”？ 事情可能是这样。“基因”也是“基果”（至少应有这样的中文词）。每一个人都亦因亦果，是基因的承传者同时也是基因的改写者，即下一段基因演变过程的模糊源头。生存环境和历史过程作为一种更为强大的实验室，正在悄悄实施各种转基因工程，正在编织一份个人亦即群类的、稳定的顽强的亦即多变的生理未定稿——这听起来又像一个病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回到身体”一类口号，显然不宜止于红灯区一类通俗话题，而应转向每一个人身体更为微妙的变化，转向一个个人性的丰富舞台。 贺亦民的一份基因未定稿，不妨举例分说如下。 关于腿与腰 中国南方人普遍偏矮，其中一些高个头也多是腿短而腰长，长在一条腰上，比较适合几千年来的农耕事务：便于弯腰，便于上肢接近土地和庄稼。贺亦民的不幸在于，他属于矮中更矮，不知前辈们何时何地的一次精卵结合，在隔代遗传或邻代遗传之后，使他的身高大约是一米六，相当于时尚标准下的半残。 一种猜测是，北方以及更北方的那些游牧人，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打望牛羊需要高，远眺风云和敌人需要高，登上骏马更需要高，屈就地面的活动较少。于是，一种拔高的心理期待成就了遗传选择，给后代们留下了修长双腿。通过移民或战争，通过情愿或不情愿的交配，这种长腿也逐渐出现在某些农耕地带，成就了贺疤子眼下左侧的那个人——廖哥，一个山东小伙，正在用砂轮磨刀具。 廖哥是高中生，拥有这个街办小厂的最高学历，最喜欢说数理化，最喜欢别人叫他“廖工”。亦民向他打听收音机是怎么回事，还用小学生的算术方法解出一个方程题，得数似乎没错，但廖哥还是抹了他脑袋一把，抹得众人哈哈笑，一句赞扬也没有。没人把他古怪的算法当回事。 一天，他发现廖哥不吃饭，头发耷拉在额前，不时唉声叹气。一打听，才知对方失恋了——那个电工班的厂花，能拉手风琴的团支部书记，把廖哥偷偷递去的情书揉成一团扔回机修班。 “秋瞎子呵，”贺亦民想给廖哥出气，“狐狸精一样，要她做什么？送给我也不能要。” “疤鳖你少吹牛。”一位工友说，“不要再刺激我们的廖哥了。” “我吹牛？只要我愿意，手指头一勾，花姑娘一堆堆地来，踢都踢不回去。” “你勾几个母蚊子还差不多。” “小看人？要不，我今天同你打个赌。” 工友们一齐起哄：你要是钓不上鱼，以后天天请我们吃包子。要是钓上了，我们放你的假，三个月里替你顶班。 贺疤子觉得自己把话说大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他骑上脚踏车去一位邻居家借来《红楼梦》，还有两三本文学，放在柴油机旁，布下高雅的诱饵。接下来的安排，是他在电闸那里做点手脚，构成电工必须来检修的理由——报修时间当然必须在晚上，在厂花当班之时，以暧昧的月光朦胧为背景。 挎着电工袋的厂花就这样入套了，检修电闸时发现了《红楼梦》，发现了知识和艺术的亮点。亦民与她搭讪也很顺利，于是对方的工具柜里，从此有了一本接一本的名著，包括中国的、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疤子其实根本不懂那些天书，不过是掏钱买烟，每次都求邻居火线补课，让一个中学教师告诉他各书的要点，由他满头大汗地强记下来。主题，人物，风格等，这些奇怪词汇被他硬吞强咽。 “你看书这么快？是不是一目十行？”厂花吃了一惊，对这位才高八斗的文艺青年大为崇拜。 “这些书哪够我读的？都差不多读过两三遍啦。” “我以为你不识繁体字。” “不好意思，我本来打算研究一下甲骨文。” “我以为你只会打架。” “没书读的时候，不打架干什么？” “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应该去上大学，应该去深造。你去北大呵、清华呵，或早稻田，我姨外婆那里。” 亦民以为“早稻田”是乡下什么地方，称自己最讨厌下田，决不下乡当知青。幸亏他这几句说得含混，没怎么引起对方注意——他后来得知“早稻田”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开始出现在电影院阴暗的观众席——亦民提前通知工友，让他们到时候去电影院见证事实，把以后的肉包子备好。不经意之间，他目光离开银幕，瞥一眼身边的厂花，觉得这份战利品还真不是什么狐狸精。水汪汪的眼睛，翘翘的小鼻子，脸上两颗不大明显的雀斑，说错话时的捂嘴巴或伸舌头都居然令他心动。坏了，这差不多就是恋爱吧？就是重色轻友的开始吧？可怜的廖哥眼下不知在哪里抓狂，会不会捶胸顿足喷一口鲜血？ 他想拉住对方的手，但刚碰到一个指头，对方立刻触电一样把手缩了回去。两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继续聚精会神于电影。 工厂附近两个高音喇叭不见了。警察们没费太大的周折，就在亦民的狗窝里发现了赃物，把他抓进派出所一关半个月。工厂也立即罚他每天去扫厕所。他再见厂花时，还没来得及控诉那个喇叭的可恶，没来得及说明自己下手是想给对方买一架手风琴，对方已扇了他一个耳光。 “你听我说，对不起……” “我不听！” “我是为了你……” “你骗谁呢？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吃包子。” 对方把一摞书狠狠地砸在他身上，然后哭哭啼啼地歪斜着身子跑远了。他只能捡起几本书回家。在清理自己的工具柜时，他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是熟悉的笔迹： 臭矮子，你是个无可救药的混蛋！ 他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身影。据说廖哥也辞职了，与厂花相约去了另一个工厂。伙伴们见他愁闷，都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照他们的分析，看两场电影不算什么的，真要谈婚论嫁，光是他这三寸乌龟腿就过不了丈母娘那一关。人家是干什么的？团支部书记，工程师家的千金，即便被文学灌晕了，哪天一个喷嚏打醒了自己，也不愿意挎一个马桶上街吧？不愿以后生下一窝小马桶吧？喂，你脑子被门板夹坏了，还打算送手风琴，不如给弟兄们买包子呢。 亦民摸摸脸，没说话，再次看了看那张字条。 “臭矮子”——这一句很伤他。他记得廖哥也偷过厂里的轮胎（比高音喇叭还要贵），也受过处分（开除团籍的处分比他扫厕所还重）。如果厂花能够原谅廖哥而不能原谅他，那么事情显然另有原因，远非《红楼梦》什么的可以解释。 关于手 早在出入拘留所时，疤子就发现电工最舒服、最神气，哪怕蹲在牢房，也常被警察叫出去修电扇或修路灯，从来不必真坐牢也不必干重活。这样的高等囚犯有时还以购买零配件为由，骑上自行车上街去，叼一支烟吞云吐雾——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便装警察，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他拜一个瘸子为师，说什么也要当上一名电工，装出一台师傅家里那样的电子管电视机。但不论他给对方做了多少煤饼，挑了多少井水，买了多少白菜和萝卜，对方还是不让他碰一下万用表，只是丢给他几本中学物理课本。 他不服气，带上一个以前的小喽啰，决心自己去偷一个万用表。目标已确定，就是附近的一家电器厂。他去那里踩过点，发现侧门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缺口，偷偷将锁门的铁丝剪断，再虚虚地搭上，制造出门禁正常的假象，以便自己晚上下手。没料到人算不如天算，他拎一只麻布袋再去时，门上的铁丝不见了，竟然已换成一把新锁。但箭已离弦不可回头，他只得踩着同伙的肩，翻墙上房，踩椽木前行，再揭瓦而下（利用自己以前当泥工的知识），溜入材料库房，用鸭嘴钳和钢锯打开铁皮柜（利用自己以前当钳工的知识），展开一次疯狂的打劫。 事前估计不足的是，他划完所有火柴后只找到了万用表和电焊枪，图谋中的变压器、三极管、可变电容等却不知在哪里。 “有人来了，来了……” 小扒手再次发出警告，吓得他慌慌逃离现场。哗啦一声，一脚踩偏了，几片瓦掉下去。两捆漆包线就是这时掉下去的，让他事后心痛不已。 他的豪华型、浪费型、破坏型的电工学习由此开始。大半个麻袋的元器件，他拿来就拆，拆不动就撬，撬不开就割，与其说是当电工，不如说更像杀鸡破鱼，各种试验完全不计成本。当然，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最要命难点的还是读书，是搞清楚这些鸡呀鱼呀的来龙去脉。他的决心是，人家一天读十页，他十天读一页总可以吧？人家读中文或英文，他凑上一点“贺文”也无妨吧？——“贺文”就是他的错别字，只有自己能够懂的那些王八蛋。以至很久以后他还把“绝缘”读成“绝绿”，把“高频”读成“高页”，把a和j读成扑克牌里的“尖”和“钩”。 他惨遭电击无数，麻木和晕倒是家常便饭。奇怪的是，他的两手似乎开始变化，对电越来越没感觉，二百二十伏的家用电到了他手里，有时只有一点毛毛热。工友们不知他的身体有什么特别。一个小马桶，没胡子和头发稀的家伙，没有铜头铁臂也未见嚼铁吞钢，顶多只是皮粗骨硬一点，凭什么干活不用绝缘手套和电工钳？凭什么可以经常带电作业野蛮操作，根本不需要拉闸？有一次，连他自己也好奇，一手抓零线，一手抓火线，把两线头越捏越紧，眼睁睁看见自己嘴咬的一支测电笔亮了，更亮了，更亮了，引来伙伴们一片惊呼。他的手指头怎么没冒烟，也没见闪闪光弧？ 伙伴们扒了他的衣服，发现他身上也没什么机关。用万用表测过他的全身，发现他带电时的鼻子电压超过一百一十，肚脐电压超过九十，阳具更不得了，电压超一百三十……简直是根电棒，可以点亮电灯泡了，直接插到路边去当路灯。 一位教授前来仔细观察他的带电实验，说奥秘可能在他的手上。这双伤疤暗布和老茧相叠的手，相当于戴了胶皮手套，形成了电阻，虽能显现电压，但大大化解了电流强度，对身体形成了保护。 疤子倒是不大相信教授这一解释，更愿意这是自己变戏法的运气。他后来转向微电子，倒腾三极管一类，就是担心哪一天运气到了头，电流翻脸不认人，突然把自己烧成一团焦炭。他提醒自己还是离这家伙远一点好。 关于脑 贺电工受厂部推荐去工人技术大学读书。当时很多高级技工都出自这种学校。不过他没怎么珍惜这脱产的三年，没上过多少课，一直在社会上走穴混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什么业务都敢接，什么工程都敢碰，只差没在客户面前拍胸脯接下原子弹和核潜艇的订单。至于那张文凭，用他的话来说，红布壳子算是他的，证书芯子是同志们的——二十多门考试大多靠弟兄们帮忙才得以蒙混过关，我就至少冒充他代考过两次，《basic语言教程》什么的。他差不多据此可以写一本《舞弊大全》。 也许正是这种广泛流窜的经历，这种电工、装配工、钳工、车工、铣工、模具工、电镀工、铸造工、永磁磨工、木工、泥工、缝纫工等什么都混过的野路子，使他的技术见识极为古怪和狂野，脑结构异乎寻常。这个脑袋戳在肩膀上，装了一坛子沟纹密布的酸菜或豆腐（他吃得最多的东西），如果也算得上一个电器件，那么它的短路点不胜枚举，但也有反常的并联或串联，有胡乱搭接的密集电路，一塌糊涂的同时却灵感迭出。 这个脑袋装不下很多重要的科学公式，装不下中学生的语法，小学生的九九表——他脱口而出就是“四七二十六”或“六八四十二”，见别人大笑才急忙更正，而且经常一错再错，说出来的又变成“四七三十八”或“六八四十六”。他不可思议的困惑，是不知大家如何都能熟记九九表，眨一眨眼，摸一摸头，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这个脑袋装下的东西千奇百怪。随便一个什么工件，他不用看标牌，几乎只是摸一摸，甚至嗅一嗅，就能判断出是不是德国货（在他看来工艺水准最高，那些狗纳粹不让人活了），或是美国货，或是日本货，或是中国货……凭借一种无法言传的猜读法，他读不懂中学的英文课本，却能在网上猜英文，猜德文，跟踪世界最新技术。有一次，听说我去美国，便委托我去硅谷买芯片，是他在网上查到的一款。我取道硅谷，走街串巷七弯八拐，好容易找到那家设在地下室的smr。洋经理看到订货单时大为吃惊——smr在美国也默默无闻，他们刚刚开发的这一款新产品，连美国同行们都不大知道，如何这么快就被一个中国人盯上了？ 这位中国知音是何方神圣？ 经理一再查看护照，觉得我至少也应该是来自台湾。我解释了好一阵，才让他明白“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英译差异。 其实哪是什么神圣？充其量就是一个技术魔怪，没有任何头衔、学位、职称、单位的个体户。用他的话来说，物理这东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无非是声、光、电、磁、核这几种解决手段。人不能被尿憋死么。人家用声，你为什么不能用光？人家用光，你为什么不能用磁？人家用磁，你为什么不能用核？……面对再大的难题，只要你善于急转弯，就可能别出一格，一举抠底。他首创全世界的k型水表，就是发现专家们一直着眼于降低叶轮的摩擦，着眼于叶轮重量，而他不过是斜出一招，在围棋盘上走象棋，打一打磁悬浮的主意，叶轮重量和摩擦锐降为零的结果，便令业界哗然。 好几位大学博士前来取经，他结结巴巴说不清，在厕所里躲了好半天，走出厕所时也只憋出一句：“你们呀，就是书读得太好了。” 这话很难让人理解。 想了想，又憋出一句：“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就得长一根斜筋，一根横筋，一根反筋。” 博士们面面相觑，还是一脸困惑。 他的意思是指现代院校分科太细，博士们读成了“窄士”，不容易跨学科打通？我可能没说对。他那六十多项发明专利，来自怎样的思想狂飙和技术胡闹，我更无从理解。据他供述，他砍瓜切菜般的发明史源于最初一次惊讶。那还是他初当电工不久，拆解了一大堆电表，无意间发现全世界的电表都有一个重大漏洞。这可能吗？天下还有这种惊天秘密滚到他的脚下，等待一个小电工捡便宜？一代代人殚精竭虑的技术改进，居然在一个毛小子面前露出了大屁股？ 他带有几分自疑，在电表上三下五除二，发现电表当真不再走字了，或者说只按他的命令走字了。这让他震惊不已，一激动，便站在走道上大声吆喝，宣称他的电炉大开放：“社会主义的大锅电，不用白不用呵——” 老人要熬药的，女工要烘衣的，青年要炖肉的，都兴冲冲来到他的房间，差点把小屋子挤爆。贺电工干脆把门钥匙多配了几片，给这个那个胡乱分发。第二天，供电所的抄表员来查电表，眼睁睁地看见屋里的电炉红红火火，楼梯间那里的电表就是不走字。“偷电就是盗窃国家财产，就是违犯国家电力法，你晓得不？”他在电工班找到贺亦民，口水四溅地大叫。 “你说偷电就是偷电？”亦民不拿正眼看他，“总得拿一点证据吧？我文化不高，法律还是懂一点的。” “电炉就在那里，还要什么证据？电炉在炖肉，电表不走字。怎么回事？” “玩戏法么。” 在场工友们哈哈大笑，气得抄表员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好吧，你玩，好好地玩，公安局会找你玩的。” 供电所长和警察来了，探头探脑一阵却没什么下文。接下来，市局的总工程师也来了，带来技术工人和各种设备，在这个厂区宿舍查了个天翻地覆。先是尝试整区停电，然后试一下分楼停电，最后试一下分层停电……结果并未发现任何偷埋的暗线。电线槽板和总配电间被戳得稀烂，到处都有破壁残垣和满地渣粉，像刚刚经历过一场巷战。各种电表也换了十来个，各种检测工具轮番上，还是给不出一个说法。 总工程师提上两瓶酒和一大盒点心，只能在电工前满脸微笑。“小同志，局领导研究过了，只要你告诉我们偷电的办法，我们既往不咎，从轻处理，把你以前的欠费全免了。你看怎么样？” “哎，哎，什么叫偷？没有物证，没有数据，一个总工程师说话就这样跑火车？” “好，好，不说偷，就说是用，这总可以吧？” “你们的电价也太高了吧。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要养老婆，要养仔，不玩点戏法怎么办？你们供电局是管饭，还是管尿片？” “我深表同情，深表同情呵。这样吧，我再同领导说说，只要你配合，你以后不管用多少电，我们一律免费。好不好？” “要是你们换领导了，到时候我找谁去？” “算了吧。”高工再一次谄笑，“你看我，比你大了二十来岁。” “西门庆比我还大了几百岁呢。” “亦民同志，这样说吧，这样说吧。国家现在这么困难，百废待兴，电力先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一点责任。大家各退一步，都过得去，好不好？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好青年，又是厂里的技术革新能手，值得我好好学习。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为国家用好电，管好电，对不对？” 亦民是个顺毛驴子，听不得软话，接下了酒和点心，同意以后每个月缴两块钱电费。 从这个月起，他缴的电费永远是两元，直到多年后家境改善，直到他日夜享受中央空调，才主动改缴电费每月一百。历届供电局领导不但接受这种霸王价，还经常登门送礼，对他千恩万谢。毕竟，他信守承诺守口如瓶，未让偷电技术扩散成灾，没把供电局活活地整垮，已是刀下留人皇恩浩荡。他们听说过，境内外有些商家曾出价七位数乃至八位数，希望购买他的秘密然后垄断全球新电表市场，但都被他拒绝。“放心吧，”他拍拍新局长的肩，“就算你是我老丈人，把三个女儿都嫁给我，我也不能告诉你呵。” 局长感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真是我们电业系统的衣食父母，不，你是整个国家的大英雄，大恩人！” 一个神电工，从此在江湖上爆得大名。在不少人看来，这家伙发现的秘密无人破解，各方专家莫奈其何，实在太神了（作为他的朋友，我有幸探知其中奥秘，但不得不在这里说到做到严格保密）。至于八位数的进项打不动他，几句奉承话倒可灌翻他，则有几分神经。一个人的“神”与“神经”，差别可能本就不大罢。很多人说，少半步的“神”就是“神经”，多半步的“神经”就是“神”。 关于舌 传说一伙土匪绑得几张肉票，想辨出倒霉蛋们哭穷的真假，便做一桌饭菜看他们如何吃。一般来说，口味重的是穷人，口味淡的是富人，其中的道理，是穷人出汗多，需补充大量盐分；吃菜也少，菜里盐分相对集中，浓度必然提升。口味与身份的关系最先被这些土匪一眼看破。 贺电工的一条舌头差不多也是下贱标志，与妻子俞艳萍格格不入。婚前的穷日子似乎从两方面改变了他的口味：一条是多吃生厌，比如喝粥太多，使他眼下一见稀粥便恶心，饭粒要越硬越好；另一条是多吃成嗜，重口味一旦成为积习，重盐重油就成了他的命，大酸和大辣也必不可少。 他用满屋子神奇的自制电器和几项专利把女警察哄得五迷三道，但拐骗得手后，真要过日子了，两人吃不到一起去。警花对照书本科学配餐，在丈夫眼里那是拿草料拌白水，无异于逼他出轨。他装上一盆饭，总是端到邻家去吃，到这个姐姐或那个妹妹那里快活去了。男女的笑闹声总是从邻家飘来。 妻子一次次气得脸色发绿。 亦民赚了几笔专利费后，与一个香港人合股在深圳办了家公司，算是躲开了家里的餐桌战争。他觉得副董事长的职位很爽，没什么事，成天泡茶馆，看电影，打游戏机，洗澡按摩，找女服务生开开玩笑，还可花钱如流水，把故旧亲朋全请来吃海鲜。请到没人可请了，拿起电话不知往哪里打，便把自己以前的厂长也请了去。他说当年自己被对方扣奖金，到对方家里强吃赖喝，实在对不起。对方也一笑泯恩仇，说过去的事都过去啦。 亦民拍拍胸口，“等我发达了，先把厂里欠下的电费和材料费统统付清，再给你们盖两幢大楼。” 厂长也很激动，“那就好，那就好。苟富贵，勿相忘。” 小俞也来深圳探亲。深圳是个大洋场，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商界各路豪杰都不知来处，见面时总有暗暗的互相度量，互相揣摩，互相提防。在这种富人如林的地方，小俞一再为丈夫暗暗焦急。拜托了，你递出去的名片上是副董事长兼发明家，但动不动说粗话，动不动把裤脚搂到膝盖，把领带扯得像根吊颈绳，是不是还要当众抠脚趾？更戳心的是，到了高档餐厅里不懂蛋乳冻、冷冻慕斯、水果沙司、橙汁三文鱼也就算了，怎么连鲍鱼汁拌饭也不会吃？一举筷子就只知道红烧肉和咸鱼煲，甚至还要腐乳，搞得服务生好为难。你好歹也算是个老板吧？怎么像个刚刚越狱外逃的走私犯？ 一些客人不时暗中交换眼色，亦民没看见，小俞可全看在眼里，回到住处忍不住一关门就叫：“五星级餐厅里要腐乳，骨子里都是穷酸气，亏你想得出！” “怎么啦？” “你不吃腐乳会死？” “我出钱，顾客是上帝，他们凭什么不给？” “你最好要他们给你一团盐。” “他们的菜是太淡，不下饭。” “你这人，真是没文化。没看见报上说吗？英国科学家研究的，每个人一天顶多只能吃六克盐，这才是科学，对心脏、对大脑、对肝肾，都有好处。你连这个都不懂，亏你还是什么副董。是不是在街上捡来几张名片就到处发？我坐在你旁边都臊得慌，一张脸算是丢尽了……” “嘿，俞神经，嫌丢脸你就不要来呵。这不丢脸的满街是，圆的扁的，长的短的，型号应有尽有，你快去挎一个呵。” 两人恶吵了，恶摔了，还恶揪恶打了。警花当下泪水狂涌收拾衣物就走。可惜几件旗袍、抹胸裙、吊带裙，刚刚挂出来万紫千红，还没穿过一回，又一股脑收进了拉杆箱。 一年后，公司破产，贺副董身无分文，灰溜溜地回到家乡。他对破产的原因其实不太明白，只知道公司做过电器，也曾投资玉石，最后栽在一块地皮上。他完全看不懂财务平衡表，听别人说破产了，大概就是破产了吧。看陌生人来给汽车贴封条，那么自己就该走路了。见取款机一再回吐他的信用卡，那么自己就该吃泡面了。 他发现老婆对他很冷淡，但梳妆台前的香水瓶、护肤品、化妆品却多了不少，家里的香雾若有若无，不是什么好兆头。妻子的姐姐约他见面，在一个餐馆叫了几样菜和一瓶红酒。给他的两个纸袋里都是男式新款衬衣。 “我看你们过下去活受罪，不如好说好散。这件事我也不能不负责到底。”作为当年的媒人，大姐拿出几页文件摆上桌面。 “你们不要太势利。我这次确实栽了，但你们要相信……” “我同你提过这事吗？说到了一个钱字吗？” “你们也不要轻信谣言，以为我在外面如何。我其实蛮纯洁的。” “你觉得我会信？” “我切一根指头给你，发个毒誓，以后再也不打她了。” “你早干吗去了？” “嘿，她还真要散呵？脑子没被驴踢坏吧？你去告诉她，现在的中年单身汉都是宝，全国抓一把，至少一亿在我的选择范围。她呢？” “那就祝你好运！她的事，谢谢，你不用太关心。” 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涉下来，贺亦民费尽口舌，未能软化对方，见文书上已有老婆的签字，一生气，拿起笔也在那里戳几下，差点把纸页戳破，然后拿起账单头也不回地去了收银台。 “有财产分割事宜呢，你怎么不多看一下？”大姐追了一句。 他回头道：“我被老婆休了，脸皮就是屁股皮，还要什么财产？你们要踹就踹彻底，把东西统统拿走，扫地出门，斩草除根！” 关于耳 自儿时唱过一次《美丽的哈瓦拿》，贺亦民再未唱过歌，对唱歌也毫无兴趣。这样，老婆生下的一个儿子，功课都还不错，可惜是一个音盲，一开口就是踩在西瓜皮上，溜到哪里算哪里，翻到哪里算哪里，专往不该去的地方去，每一句澎湃激情都给人吊颈或割喉的危机感，存心让听众抓肝挠肺。 丈夫连声说唱得好，唱得好。 老婆气不过，“这还叫好？你猪耳朵呵？人家的孩子不是钢琴五级，就是小提琴八级，有了你这样的爹，我家儿子能把普通话说对，就是祖宗那里烧高香了。” 老婆坚决相信这是一个遗传问题。钢琴买回来了，音乐家教也请来了，老婆希望对儿子的后天有所弥补。但丈夫没觉得那位上门的音乐副教授唱得怎么样，“马”来“马”去的，“鱼”来“鱼”去的，说是唱音阶，怎么听也就是一河马的水平。他更不明白老婆对那位小卷发为何眉开眼笑，又是切瓜，又是煲汤，又是开易拉罐，还一次次出门远送。那家伙的什么“美声”，什么“磁性”和“穿透”（均为老婆用语）无非就是嘴里含了个热萝卜，把每一句嚎得圆滚滚胖乎乎，糊糊涂涂的听不明白。这一锅热萝卜为何就能把一个女人迷得像个小老鼠？这只快乐小老鼠吃错了什么药？ 他在电话机里稍动手脚，让电源线变成载波的电话线，这样家里打出的任何电话，他在数百步之内凡是有电源插座的地方，接上一个话机都可随意监听。果然，像他猜测的那样，他在邻居家听到老婆与副教授的电话，早已超出“磁性”和“穿透”，早已甜蜜无比。什么“明月松间照”，什么“春来江水绿如蓝”，哪来这样一些顺口溜？什么地中海，什么北海道，什么北欧人反皮草的绿色运动，那家伙到底是教音乐还是搞旅游的？怎么一说就扯上十万八千里？ “宇宙这么大，个人这么小；时光这么长，生命这么短……这些话我都能背了，烦不烦人？”亦民这一天忍不住插了进去。 “喂喂，怎么串线了？”男声不无惊慌。 “要上床就上床。上床只有阴道，扯什么北海道？” “喂喂，你是谁？” “上床只有活塞运动，扯什么绿色运动？” 老婆的尖声冒出来：“贺亦民，你这个臭流氓——” 关于生殖器 贺亦民创造了或贩卖了“泄点”与“醉点”的概念。照他的说法，这两种性高潮的情况大不相同。前者只相当于饮食中的“吃饱”，是个动物都能懂的，在正常人那里不足为奇；但后者相当于饮食中的“吃好”，即便在美食家那里也可遇难求。他认为要死要活的一“醉”才真正幸福，或者说“性福”。 揣测他的意思：情欲不仅是生物性行为，不仅是床上的动作片。要达到如醉如痴、欲仙欲死、心身俱空、天塌地陷的高潮奇迹，常需要特定条件，特定的某种心理软件和文化密码，是好不容易才能中的一个大彩。比方说吧，他与第二任妻子的日子还过得去，激情虽然渐弱，但卧室里的家常便饭还算正常。给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妻子执意把他前妻的警服照放在床头，执意不叫他“老公”而叫“妹夫”。说也奇怪，在另一个女人的虚拟到场之后，在妻子把丈夫虚拟成他人之夫以后，她表现出少见的亢奋，表现出一种对陌生身份的大喊大叫和放荡不休。 第二次，是妻子夜里接到上司的电话，在电话里回答某个联合国贷款项目的问题。说也奇怪，他搂住一个正在办公的女人，一个正在与上司交谈的女人，一个正在言说钢材、航运、监理、图纸这些乏味公事的女人，却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奇妙感，似乎无意间闯入一片神秘荒原，迸发出探险的浑身激情。这时候的老婆几乎焕然一新，成了另一个陌生人，一份与办公楼、大项目、国家“十一五”规划等密切相关的庄严和威权，一种女王甚至女神的神圣感和禁忌感。他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和猛烈攻击，直到对方脸上痛苦地扭曲了一下，一边斜靠写字台抢救电话筒，一边用手胡乱推挡，推他的脸，捂他的嘴。这种越捂越想叫直到最后叫开来的一片混乱，大概也是双方的“醉点”了。 他还说过，他后来发现自己就是喜欢在车间、汽车、会议室、办公室里闹（工作环境中），在对方敲电脑、描图纸、签文件、打电话时闹（工作状态下），与强势者闹（比如，个高、能干、警察、副局长等）或有强势背景者闹（与前述条件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如此才有腾腾燃烧的欲望，才有阳具的雄风凛凛，一发不可收拾，连自己也暗暗吃惊。他那位穿警服的俞艳萍最终受不了他，原因之一就是认定他变态。 这算什么变态？照抄作业的动作片才是病态吧？征服一种身份和有关身份的想象，一种社会和历史中的幻境，也许才是人类的隐秘特权。 困难的是，没人知道这样的幻境到底有多少，又分别埋藏在哪里。 关于心（或x） 直到很晚近的年代，人们受教于解剖学，才知道“心”不等于心脏。“良心”“善心”“好心”“热心肠”“恻隐之心”……这些词语不过是一种指代，落在一个“心”字上并不完全合适。前人想必是从怦怦怦的心跳发现了描述良知的最初依据，却不知良知远比那个泵血器官复杂得多。 测谎仪对前人的说法提供了部分支持。这种机器测出心律、血压、汗腺、胃液、泪囊等在良知苏醒时的异常，相当于触摸到人体内的隐形上帝。人体同则人心同。人体略同则人心略同。就基本面而言，正如肠胃定制了食欲，生殖器定制了性欲，心律、血压、汗腺、胃液、泪囊等方面的异动，即每个人的贴身上帝，一种或可称为x的遗传物，一种内在于身体里的灵魂，常在不经意间闪现和爆发，则成为人们意识最深处的呼唤，成为道德的一种生理性发动。这种发动甚至常在理智控制之外，不为当事人所觉。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不仅仅藏有欲望——人们常说的上帝x并不在圣山之上或西天之远，倒是在所谓“自私的基因”之内。 作为初级的监测手段，测谎仪当然也有不太灵的时候。亦民当扒手小霸王的那阵，在警察和民兵面前说惯了假话，开口就编故事，不编故事还几乎开不了口。如果当时动用测谎仪，说不定他心律正常时说的话最假，倒是脸红、眼眨、汗流、结结巴巴之时，说出来的倒有几分真。 测谎仪一类也常常困于人们闹心、恶心、惊心情况大不相同的难题。贺亦民闹心的，俞艳萍不一定闹心。贺亦民和俞艳萍都闹心的，其他人可能不闹心。民族、宗教、性别、职业、个性等方面形成的诸多变量，需要监测者小心甄别和修正。这一天就是这样：儿子过十岁生日，一家三口吃完生日蛋糕。为父者咳了一声，再次说出一通混账话。“小子，再过八个生日，你就是十八岁。你给我记住，从那以后，除非你有本事继续升学，老子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了。你是你，我是我，各找各的饭吃。” 儿子吓得脸色发白。 “如果我以后看见你在街上讨饭，我不但不会给你钱，不但扭头就走，说不定还要踹你一脚。同样，如果你以后看见我讨饭，你也不要给我钱，也要扭头就走，最好还要狠狠地踹我一脚。记住没有？” 老婆几乎跳起来大叫：“姓贺的，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爹？” 亦民眨了眨眼，“我怎么啦？” “什么讨饭不讨饭？” “一个人不会劳动，不就得去讨饭？一个讨饭的儿子，还算什么儿子？一个讨饭的爹，还有资格当爹？” 亦民觉得自己说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相反，慈祥老师们说的那些“自我”呵，“成功”呵，“追梦”呵，“放飞人生”呵，“自由发展”呵，“把快乐进行到底”呵……在他听来没几句上道，差不多就是自己当年对付警察的忽悠，是存心给人下套。不是吗？他哥郭又军的那个丹丹，那一个被爱得不耐烦的大宠物，把这个世界当宝宝乐园，成天叼一个关爱的奶瓶，总是等着兔妈妈鹿阿姨鹅大姐喂笑脸，将来不会是一个废人？又军那个鳖脑子被酱油浸透了，以为女儿的幸福是爱出来的而不是拼出来的？ 郭又军来找过他，大概下了很大决心，在小饭店里坐下后又脸红又搓手的，说得结结巴巴。他告诉弟弟，他那个国营大厂彻底完蛋了。想不通呵想不通——汽车、发电机、锅炉、机床什么的都拿去抵了债，一些客户也拿苹果或大葱来抵厂里的债。工人领不到钱，只能一人领两筐大葱，把大葱吃得要呕，以至公共厕所里都是满鼻子大葱味。厂里把最泼、最浪、最烂的女工都派出去催账，在欠款方那里跳脚骂街，卧地打滚，叩头苦求，挂绳子威胁上吊，甚至帮人家端茶扫地洗短裤，权当自己是丫环使女……但一切都成效甚微，讨不回几个钱。工人们跑到厂长家里逼要工资。那厂长呢，上任还不到一年的倒霉蛋，在手表、自行车以及西装革履被工人们哄抢一空之后，觉得无脸面对家人，一时想不开便卧轨自杀了，怎一个“惨”字了得。 “亦民，你混得好，脚路宽，给哥找点什么活吧。”又军鼻子一酸，摇了摇头，“我什么苦都能吃，有的是力气。我做菜的刀功是一绝，我做衣的裁片也是一绝。你不知道吧？我当了五年的先进工作者，不会是个懒人吧？就算你让我扛包——当年我们车间为了给厂里省下装卸费，大家都是义务装卸，煤，沙子，水泥，圆钢，生铁，什么没扛过？三伏天里，闷罐子车皮成了个大烤炉，人人都烤出了一身痱子，累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有谁要过奖金吗？” 亦民说：“我也栽了，眼下还不知道谁来雇我。” “要不你借我一点钱？” “我没钱。” “我只借三个月，顶多半年。你嫂子在美国最近混得不错，时来运转。我保证，她一寄钱来，我就……” “哥，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就算我有钱也要有个借的理由。你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回头找我来割肉，这事是不是有点扯？”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好不好？看在我们兄弟的情分上——就算你不认我们的爹，但看在娘的面子上，你帮我过了这个坎……” “慢点，慢点。”弟弟一抬手，“郭又军同志，郭又军先生，郭又军老兄阁下，话别扯远了。我的意思是，你一不缺手，二不缺腿，凭什么我要借给你？我是很想借给你，但得找个道理吧？是法律还是政策，规定我必须为你的送温暖工程埋单？” 又军怔住了，认真地看了他片刻，突然抽了自己一耳光，有一种腹痛难忍闭眼咬牙的表情。“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你也确实不容易……” 弟弟还是一脸平静，起身离去结账。只是结账时女掌柜拒收他一张破钞票，惹毛了他，与对方大吵一架，还差点大打出手。幸亏又军赶上去劝开了手执菜刀的厨师，说了一大堆好话，掏钱付了餐费，把弟弟推出店门。 兄弟这一别又是很久没来往，连电话也没有。他们多年来大多如此，过得似乎有点没心没肺。这一天，亦民骑一辆破摩托经过香樟路，打算去二里桥淘一淘电器元件，再会一位老客户。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街市如常，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购物的购物，一眼看去毫无异常。孩子放风筝和少女赴约会就应该选这样的日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也应该选这样的日子吧。他贺疤子也没有任何理由在这样的一天与自己过不去。他事后一直不明白，过路口时自己为何朝右边多瞥了一眼，于是看见了一些城管队员执法，看见了几个大盖帽的那边，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又军，是他护住自己的一个水果摊，向大盖帽们求告什么。一个大盖帽夺走了他的台秤，拎走了他的化纤袋。另一个大盖帽正在拉扯他的三轮脚踏车，大概恼火于拉不动，把几块隔板踢得稀里哗啦。又军忙给对方赔笑和敬烟，不料对方一扬手，把整个烟盒打飞了。又军虽然身坯够大，但被对方连推带扯，脑袋摇得像根弹簧，一顶棉帽滚落在地上。“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他的声音又瘪又尖，像出自一位老太婆没牙的嘴，“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这就收摊还不行吗？” “告诉你，我不是好欺侮的！”他的乞求最终转为威胁，“要打架呵？要动手吗？好，我认识你们王书记的老师。我要给报社的何主任打电话。你也不去打听打听，理工大学的齐博士，还有黄教授和游教授，都是我什么人……” 对方似乎不惧怕他的知识界，还是不打算放一马，推得他偏偏欲倒，又一抬脚踢翻了货筐，于是苹果什么的满地乱滚。 贺亦民全身血涌，脑子里突然短路了一般，二话没说跳下摩托，在路边捡起一块砖便冲上去，朝那个矮胖子的背影高高地劈下。 他后来也不无吃惊，砖头居然就那样高高地劈下了，刹不住了，收不回了。 砖碴四溅，发出沉闷的一声。 然后是一片寂静。所有的目光都投向那个大盖帽，只见他没怎么动，保持两手前伸的僵硬姿态，一条腰身缓缓地旋转，还未转到可以后视的角度，便两眼翻白嘴角歪斜，哗啦啦翻倒下去。周围的惊呼声四起。 “杀人啦——” “出人命啦——” 没有任何人上来。相反，人影四泄，很快给贺亦民留出一片开阔地，如同让一个节目主持人独占巨大舞台，听任他丢了砖块，拍拍手，拂拂衣，从容走回自己的摩托，慢腾腾发动了机器。他骑车离去时也没发现什么人阻拦或追赶，引擎声轰然震天，电喇叭长鸣不止，大有一种独行天地之间的自由自在，甚至有几分放浪和张狂。 只是回到住所后，他打开电视机，才发现屏幕下方飘出了警方通缉令： 犯罪嫌疑人男性，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四十五岁左右，分头，扁平脸，戴墨镜，穿麻灰色夹克，骑一辆无牌照的嘉陵牌黑色摩托，在今天的香椿路口暴力袭击执法人员，然后朝沿江大道方向逃窜…… 电话响了。他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发现是又军那个呆货打来的。他实在不愿接这个电话，把被子一拉，睡了。 他像在同自己赌气，对自己的出手有些意乱心烦。 四十四 姐夫 四十四 姐夫 我和马楠来到这个北方城市，发现这里虽有很多路牌，但出租车司机大多说不出路名，也不习惯说路名，只是说部门的名称，比如“设备部”或“井测公司”，“采油五局”或“建工八处”。如果我说出朝阳路什么的，他们总是要翻译一下：“你是说建工八处吧？”或者说：“你是说采油五局吧？” 这样，我觉得自己不是身处一个城市，而是一个有广场、路桥、酒店、公园、警察、车站和机场的公司帝国，在一个已经扩散为广阔城区的办公场所，靠出租车奔跑于部门之间。 住上几天后，我在这里也有职员之感，出入宾馆不过是上下班，哪怕走进酒楼和舞厅也像是公事公办，处理什么跨部门业务。酒宴不过是升级版的食堂饭，迪斯科不过是升级版的工间操，星级宾馆不过是升级版的车间工休室……采油的叩头机冷不防出现在身旁，在窗帘那边上下倒腾。 我是来找老孟的。他是地球物理科班出身，在一些全国性行业会议上见过我。后来他调来油田当副总，我曾邀请他参加过几次项目评审。马楠则是来找她一个叫毛雅丽的熟人。 贺疤子知道我有这一层关系，硬要我陪他来一趟。我不答应有点说不过去。他虽然对笑月姑娘拒施援手，但其他事情上还是蛮义道的，听说陆学文暗中给我下药，他一会儿要去路口拍砖，一会儿要去搞窃听，一会儿要找什么妓女下圈套，好在床上抓个现场……这当然都是些馊主意，差不多是黑吃黑的乱来。 其实，我来此后才发现，他根本不需要我拉关系，已是这一大油田的知名人物。一些宾馆服务生都熟悉他，连卖烟的有时也拒收他的烟钱，出租车司机有时也拒收他的车费，他们都从宣传栏和报纸上见识过他的照片，知道老总们在机场铺红地毯迎接他的新闻。“打工爷”，“电器王”，“发明帝”……这些绰号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 我与他在饭店吃饭，常遇一些陌生人前来敬酒。有一天，靠大门那边围了三桌的汉子们，大概是哪个钻井队的，在那里拍桌子，敲盆子，跺脚，酒兴大发地唱歌，把一首首老歌吼得声浪迭起，引来门外一些闲人探头观望。有两位大汉脱下外衣，对打响指，即兴起舞，有搓背的动作，有揉面的动作，有蹲马桶或抹脖子的动作。他们把碗筷当碰铃，把餐巾当手绢，把头盔当手鼓，使出了牛鬼蛇神的各种把戏，于是冲压机或夯地机一般的歌声节奏进入了排山倒海的高潮。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每天每日工作忙，嘿！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 这首歌在我听来几如出土文物，奇怪的是，在这里却脱口而出气势汹汹。一位敬酒人宣布，这一首是献给“发明哥”的。“弟兄们，我这姐夫贺亦民，也是一个老粗，一身黑汗，一身驴皮，给大家伙长脸啦。” “姐夫随意，我先干了！” “姐夫喝好！” “姐夫保重！” …… 他们纷纷上前，把贺矮子灌得满脸通红，傻呵呵地笑，一句话也憋不出，活脱脱一个混迹于成人堆里的超龄少年。 不叫“大哥”叫“姐夫”，大概是这伙人的新发明，是这里的新时尚，不知有何用心。让自己与对方的关系隔一层，也许有一种低调和谦虚的意味。扯一个女人进来，似乎自己的体贴也更加到位。 “疤子，你姐夫都当不过来，还拉上我做什么？”我再次疑惑。 “你不明白，这些疯子只会灌酒，没权批字的。” “长官对你也不错呵，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把你整得像个慈禧太后，差不多每次都是满汉全席。” “屁，那都是鸿门宴。” 这话的意思，我后来才慢慢有所理解。 他是油田偶然逮住的技术外援。自k型水表被专业期刊介绍，他的相关发明运用于油表，解决了油田一大难题。他后来受邀参与油田的另外一些技术攻关也是名声大震，以至他闭上眼睛也能画电路图的绝活，不用仪表测试就一口准的数据直觉，一时传为美谈。当然，也有人瞧不上他的学历，听不惯他古怪难懂的普通话和二流子腔。测试二院的总工毛雅丽，马楠一位老同学的小妹，刚从英国回来不久的女博士，对他就一直不冷不热，看他的目光如同打量送外卖和送快递的家伙。专题碰头会上，毛总说到深井数据的上传速度，那个最牛的hd公司已达到一百k每秒，我们仅有三十k，实在让人头痛。 亦民见与会者都在忧虑hd不卖技术，吃饭时间又快到了，便插上一嘴：“求人不如求己，自己搞一下算了吧。” 女博士不理他，“陆工，你看能不能组织队伍，再攻一下？” 陆工面露难色。 “依我看，搞到一兆应该没问题。”亦民又插一句。 女博士还是没理由在乎这个疯子。一兆是什么意思？一兆相当于hd公司速度的十倍，相当于把世界第一检测巨头的专利权就地枪毙三次。 “我是说真的，搞就搞一兆。放一只羊也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难得摆一个阵，挖就挖它一瓢狠的。我没开玩笑呵。”他很委屈。 会场上出现一片低声窃笑，有点谈不下去了。女博士只好宣布散会，回头在走道里拉住几个高工，商议能否在法国、俄国、日本方面找到合作伙伴。亦民走过这些背影，只能独自去饭堂。 他离开油田时，既没有饯行宴也没有官员送，只有一个眼生的司机开来东风大货，看上去是去机场拉货的，顺便把这个神经病打发走。他没说什么，但三个月后打电话告诉毛总工，数据传输的新样机已经搞定，分包和自理的几个部分已由他组合总装。 “十五还是五十？你说清楚一点。”对方肯定认为他说乱了。 “我再没文化，十五和五十还是能分清吧？告诉你，不是十五，不是五十，不是五百，是五千！五千！五千！” “你是说五兆？你是说五千个——k？” “你耳朵还挂在那里吧？” 对方挂机了，大概觉得这家伙疯得更不像话。 疯子没好气地又把电话拨过去，“喂，你挂什么机？” “你还要说什么？” “你先说sorry。一位女同志，喝过洋墨水的，动不动就挂机，怎么这样没礼貌？你是卖大蒜还是卖猪脚的？” “好吧，sorry，贺先生。” “这还差不多。”亦民算是消了气，“这样吧，你明天带人飞过来看样机。” “贺师傅，我们都很忙，真的很忙。再说，科学技术研究是十分严谨和严肃的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和轻率，一切都要靠事实说话，靠数据说话。我知道你很聪明，有很多发明创造，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好技工。但你也许还不明白，深井不是在地面，因此地上那些技术统统没用。光缆用不上，大口径铜缆也用不上。这个难题是全世界的……” “毛阿姨，拜托了，你把舌头捋直了说好不好？你不就是不相信吗？你不就是需要检验报告吗？” “当然，检验是最低门槛。” “那你说，要哪一级的检验？技监局？中石院？国家科委？……” “不是不相信你，贺先生。但我们以前确实上过一些当。有些检验，后面经常有权钱交易……” “你们亲自检验一下不行吗？你们直接拿到井下去试不行吗？毛阿姨，毛大妈，毛大奶奶，要是验不过关，我当你的面一口吃了它！” 女博士这才顿了一下，有了点笑声，说好吧，你先把资料发过来。 亦民不耐烦等，不知对方何时才能看完资料，当晚就赶往飞机场，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总工办公室前。装入两个木箱的样机也随身抵达。女博士吓了一跳，但态度已大变，因为她从邮件中已大体得知对方的思路。简单地说，旧思路相当于在一条道上尽力提高车速和车载量，贺疯子的办法则是同时开放几十条道（当然还是在一根电缆上），让信息在起点拆整为零，分道畅流，但每个信息都穿上不同波频标号的马甲，到终点后再接受识别和整编，依序归位，合零为整。这种“两分（分散、分段）一集放（集中放大）”的方案，从根本上绕过了车道拥挤的难关。 果然，井场实测的结果是接近六兆，国外最牛hd公司指标的六十倍，油田现有指标的两百倍！毛总工吓得脸都白了。工人们争看屏幕上的图像，其新鲜感相当于医生们丢掉了听诊器，直接换上了胃镜、肠镜、胸腔镜以及胶囊摄影，第一次看到了来自上帝肚子里的肥皂剧，出神入化惊天动地的画面真是看得过瘾。他们当场就欢呼雀跃，把贺姐夫抛向天空，抢了他的皮帽，扯走他的围巾，抠一把油泥往他脸上抹，在他背上重捶几拳。 “姐夫！” “姐夫！” “姐夫！” …… 他们整齐地喊叫，抬着大家的魔法师和财神爷，围绕井架游了好几圈，以至贺姐夫事后好几天还腰酸背痛，说这群疯子手脚太重，差一点把他整进了骨科医院。 毛总在最豪华的御园单独宴请他。她抹了口红，挂了耳环，披一条蓝花雪纺大披巾，破例抽了一支烟，眉飞色舞地敬过一杯酒，建议对方看紧电脑，是一种很贴心的建议。要不要找个律师来详说一下知识产权？要不要派个外语强的姑娘来当情报助理？……说这话时也是一种自家人的口气。 “不用，不用。”亦民连连摇头，“我是猴子摘包谷，做一件，清一件。资料你们全拿走。我又不要职称，从来不写论文。” 对方瞪大两眼，以手掩嘴，差一点发出惊呼。“你怎么可以不写论文？” “我是那条虫吗？我能吃的菜，就是解决具体问题。第一，想办法。第二，画图样。第三，做出来。完了。” “天啦，我们……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他们说到油田决定的两百万奖金，说到新技术下一步的延伸运用和跨行移植……疤子谈得兴起，见对方问他还有何要求，也就不客气了，“真要我提？你还真能做主？那好……加奖金就不用了，陪我睡一晚吧。” 对方手里的刀叉叮当落下，“你说什么？……” 他哈哈大笑，完全是一副财主强逼民女的淫威，立即让对方翻看自己手机中的几条短信，都是另几家客户开出的洽购天价，足以构成狠狠敲诈的强权。在这一刻，二流子原形毕露仗势欺人，大概觉得女人的语无伦次和走投无路最为赏心悦目，觉得技术女皇满头冒汗花容失色转眼间成了一只急得团团转的小兔子，实在大快人心。 女博士有点呆，不得不结结巴巴。“你刚才说，你不会对我做坏事，是不是？你是说，只要说说话，聊聊天，是不是？” 她是指对方刚才对睡觉的洁版解释。 “当然。” 对方再一次脸红，“那好，你得答应我，我不脱衣，不脱鞋。你还得答应我，我要随身带点东西……” 疤子压低声音：“你扛来机关枪也无妨，只是不准带老公。” “你太不正经了，太不像话了。马楠姐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她怎么也来害我？你再想想吧，这谈话，其实在哪里谈都一样。定要那样谈……有点过分吧？……”女博士得到再次承诺，还是两手颤抖，大口出粗气，不时拍打胸口看看天，完全是准备英勇就义的姿态。她出去转了一圈，大概是买好了剪刀一类利器，大概是为自己的学术前途和全公司的利益犹豫再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呵，最后只能心一横，挺身而出，赴汤蹈火，一步步跟随对方上楼。 贺疤子一路暗笑，进门后故意刷牙，洗澡，拉窗帘，插上了门栓又拉上门链……释放了大量下流信号。其实他一直在琢磨英语的“回家”怎么说，英语的“走”怎么说，准备到时候来一句高雅台词：亲爱的，you can go back home now。 不知何时，他好容易说出这一句，发现身边没回应，坐在床头双手捂脸的那个人一动不动，看上去有点异常。 他再说了一遍，还是没得到应答。拉开毛总的手一看，发现对方紧咬牙关，一脸惨白，早已晕过去了。 “毛总！毛总！毛雅丽！你别装死呵……”他拍打对方的脸，手忙脚乱地跳下床，赶快拨打电话120。 这事的另一后果，是马楠圆瞪双眼警告我：“我早就说过，你这个姓贺的就是个二流子。你以后别让他到家里来，你也永远不要再提到他！” “怎么啦？怎么啦？” “什么人呢，当初连酒鬼都一眼看出来了！” 她又说到了多年前那只猴。 “你想多了。他不就是爱开个玩笑吗？” “有这样开玩笑的？人家雅丽是剑桥的才女，他也敢非礼？差一点闹得人家老公要离婚你知道吗？他就是个色狼，种猪，王八蛋！” 四十五 二流子的隐私 四十五 二流子的隐私 贺亦民一步走得太远，反而陷入了麻烦。老孟后来私下对我说，据他初步了解，因为这一块肉肥，简直是块唐僧肉，很多人便主张要慢吃，就像跳高运动员，超一毫米是破纪录，超五毫米也是破纪录，那么能拿五块金牌的，为什么只拿一块？ 想想看，只要把一根肥肠切成n段，一步步细嚼慢咽，就可以在国家那里多捞几轮科研经费和技改资金，也可以在市场上多掏几轮客户腰包——只有二傻子才会忘了这一层。这还不是麻烦的全部。还有人主张把唐僧肉当肉馅，成为某个母项目下的子项目，以馅带皮，以荤带素，集中打一个包，于是受奖、提薪、上职称、拿经费的受益面就更宽了。数以百计的专家都是哥们兄弟，无不呕心沥血，无不任劳任怨和摸爬滚打，只是很多人运气不佳，没挖到金子而已。通过这种组合，让他们也搭搭车，算是你二院和贺亦民扶贫济困了，算是顾全大局了，不能说很过分吧？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大家在一口锅里刨食，不都是这样风雨同舟的？ 更难摆上台面的微妙意思（老孟反复申明这只是他的猜测），项目组合打包以后，总项目负责人肯定就不是贺亦民了，就得请大领导挂帅了。即便大领导不想摘桃子，下面的人也得为首长考虑一下不是？首长也是人，也辛苦，也参与和服务了，就不想得一份奖金？就不愿在专业领域里有点动静，比如当个院士什么的？ 这些问题，当然都得好好研究。 个体户当然很难理解这一潭深水。亦民听完我的转述，还是半信半疑的斜眼看我，一声不吭大口吃泡面。不会吧？主要是缺钱吧？……他气呼呼地一口认定，项目之所以迟迟不验收，不结项，不运用，不公布，活活闷在资料柜里，原因不会是别的，“无非是姓华的那只老鳖”——不知道他是骂谁。“他肯定是hd打进来的内鬼！”他的想象力接下来更为丰富：“他前妻是个卖水货的，肯定不是什么好鸟。他二舅在国外混了二十年，从来说不清自己是干什么的。那个妹夫还是个最无血的酒鬼……”这一扯离题万里，恐怕任何人也跟不上这种派出所水准的内查外调。 石油城的时间对于他来说一定太漫长了。他每次来这里，都是饭局和饭局，睡觉和睡觉，唯有肠胃在忙碌，没等到什么痛快话。无聊之余在其他几个项目那里搭搭手，还是心事重重。他毕竟是一个编外“顾问”，对很多事不知情，不论在身份上还是习惯上都是鸡窝里的一只鸭。有些专家令人敬畏和佩服，但理论和洋文那一路，让他插不上嘴，不容易走近。还有些人太在乎什么知识产权，动不动就保密，一见他来了就合夹子、锁柜子、关房门，防贼一样的紧急行动，气得他想骂娘。这一天，一个小白脸前来讨教办法，但一说到要解决的问题，似笑非笑欲言又止，说这事涉及课题机密。“贺顾问，不是不信任你，项目组确实有规定。我既不能给你看资料，也不能同你说数据……这个道理你肯定明白，对吧？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千万谅解。” “你脑残无极限呵——”亦民气歪了脸。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你要治病，不是我要治病，是吧？你舌头不让我看，脉也不让我摸，要我抓一把空气，揉一揉，搓一搓，就治好你的妇科病？” “贺顾问，你如何这样说？” “今天不是你该去医院，那就是我该去医院了。”他跳起来，砸出一只皮鞋，砸得对方落荒而逃。 他的脾气越来越坏，得罪了一些人，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连毛总脸上也常有难色。以前他总是“三老婆”前“三姨太”后的称呼对方，玩笑意味明显，对方也不大生气。但毛雅丽终于有一天郑重通告：“亦民同志，这种玩笑再也不能开了。你别给我捣乱。” 不知这一变化后面发生了什么。 他一头雾水，陷入了一种看不清、摸不到、想不透的十面埋伏，只能从一张酒桌走向另一张酒桌。他从来不怕爬山，但一张张酒桌组成的是海绵山，他根本没法爬，只能忍看自己一步步陷进去，最后变成一个无。他的酒友中有一位处长，最擅长为领导挡酒代饮的，最喜欢用手机编四六句子赞美油田的，暗地里却形迹可疑，早就闪闪烁烁谈及中国或外国的几家公司，劝他另择高枝的意思明显，自己居中牵线的意思也很明显。酒友中也有不少私商。一位广东佬曾扛来一箱钱，说这还只是“点头费”，整个技术转让款将另议。另一位上海佬当面搅局，“五十万也拿得出手？把我们贺工看成什么人了？”这些奉承都让他受用，但也很受煎熬，不知该说什么好。 与我通电话时，他说自己苦等了两年，还是不愿失信于油田。他，贺亦民，别说党员和团员，连红领巾也没摸过的二流子，其实就是想为国家出一把力——国企不就是他心目中最具体、最实际、最有手感的国家吗？这个石油城是他的一个远方童话。他放弃好多业务，一头撞入这个大梦里，差不多是向自己的命运叫板，守住一个羞于出口的秘密，一份二流子的隐私。但这种事如何说得出口？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下流话都可以说，反而是“爱国”成了酸词，“忠诚”呀“正义”呀成了疯话，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有麻舌、硌牙、封喉之效，怎么过不了口腔。这些官腔轮得上他来说？他在灯红酒绿下一说便假，只能做贼心虚，守口如瓶。操，喝酒吧！ 一张蛤蟆脸及时地傻笑，他只能把自己灌醉了事。 赵老板陪他喝得最多。此人好像是做电源的，又像是做工程机械或航空器材的，身份一直不大清楚。亦民再婚的那年，对方扔来一个十万，说是小意思，道个喜。疤子以为这是人情铺垫，下一步就该是生意了。奇怪的是，十多年过去，赵老板似乎真像他说的那样只是仰慕好汉，交个江湖朋友，从来没说过正事。听说兄弟在油田过得无聊，赵老板立即驱车两昼夜赶过来铁杆陪酒。两人喝多了就吵架，为了一个屁大的事，无非是国产相控阵雷达缺陷何在的事，两人都像互掘祖坟，拍桌子，扯嗓门起高调，脸红脖子粗，差一点动手打架。贺工没吵过对方，一股邪火没处发，顺手抄起一辆自行车把临街橱窗砸得玻璃碎片四溅。没打击够，又抡起一立架广告疯了似的扑向另一个橱窗……赵老板的酒量显然大一些，此时还能明白橱窗是怎么回事，赶紧从皮包里掏出两扎钞票，朝前来的保安们一个劲地摇晃。“他是个神经病，身上绑了炸药包，你们千万不要惹，不要管，随他去！你们的损失我赔……” 保安们和业主们吓得应声而逃，让贺工出足了一口恶气，把赵老板骗人的雷达（显然是看错了）砸了个遍地狼藉。 第二天，两人说不能再喝了，便去夜总会。赵老板邀一位洋妞跳舞，一曲下来有点无酒自醉，手位有点偏下，偏到了对方的屁股上。 “bitch——”疤子还没看清是谁，便被一个大汉撞了个趔趄。大汉冲过半个舞场，一直冲到赵老板面前揪住了对方胸口。 舞场立即乱了，保安们慌慌地赶来，把争斗双方东拉西扯，尽可能隔离开。“他说你摸了屁股……”一位旅游团的导游给赵老板翻译，让他知道事情的原因。 “我摸了吗？我什么时候摸了？”赵老板整整衣领，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再说摸了又怎么样？这些羔子，岂有此理，刚才不也摸了中国屁股吗？” 周围一些人忍不住笑。墙角那边的暗影里还传来口哨，传来一阵起哄：摸得好，摸得好，再摸一个…… 姐夫你大胆地向前摸呀， 向前摸，向前摸， …… 起哄者们又唱起来。 歌声和笑声缓解了气氛。经导游一番劝解，那位胸毛茂盛的猛男放过了赵老板，搂着女伴走向座位。但不知是谁嘟囔了一声“中国猪”，虽是洋文，虽是低声，贺亦民却听懂了。他顿时脖子一歪，歪歪地支一个脑袋，脖子岔气僵硬了一般。“喂，你——”他用一个酒瓶指定那个光头。 光头看看他，又看看别人，不知他在骂谁。 “就是你！秃瓢！孙子！你刚才放什么屁？” 对方不懂中国话，但能感受到明显敌意，立即弓下腰身双手握拳，一前一后的跳跃试步。“you want fight？then fight！”与他扎堆在一起的几个洋哥们也立即跳出来，各自选择位置，或紧握一个酒瓶，或操起一把椅子，摆出了交战的阵势。保安们一看形势不好，再次一窝蜂扑上来，在对峙双方之间组成一道人墙，拼命夺下贺师傅的酒瓶，又拉又推，连哄带劝，差不多是把一个歪脖子患者架出舞场。“大爷，你出气不要紧，会砸掉我们的饭碗呵。”一个小保安苦苦央求，“你就当他是真放了个屁吧。” 另一个保安说：“这个旅游团是个司机团，没什么文化的。” “老子同样没文化！”疤子对地下一指，“我就在这里等他，今天非同他练一把不可！” 赵老板前来相劝，也没把他拉走。一个傻子，宾馆大厨的孩子，总是跟着贺师傅讨烟抽的，则摩拳擦掌，忙得团团转，为他找来一大堆砖块，还找来一根粗木棍。“打呀。”“打呀。”“怎么还不打呢？”傻子兴冲冲地抹了好几次鼻涕，去舞厅里侦察了好几轮，最后一阵哇哇大叫——意思是导游已把那些人从侧门带走了。 这件事也是马楠告诉我的。“他总有一天要杀人的，要闯大祸的！”她正在给笑月织帽子，狠狠地戳下一针。“他当初就不该去北边，不该去什么油田。他偏要去。好，鸡飞蛋打了吧？他真把自己当根葱呵，真以为一个半文盲还能上天呵。我看他本事再大，这次能找一个河南老婆回来就算不错了。” “河南……”我跟不上她的思路，跟不上她大跨度的话题跳接。“为什么是河南老婆？为什么不是山西或者广东……” “他就是配河南妹。”她又一次信心百倍地独悟天机。 “那你说说，河南哪个地方的？” “豆巴县，瓜巴县，卡拉旺子，都行。” 天知道有没有这些地名。 怎么听也像是缅甸或菲律宾的地名吧。她总是这样信口开河，脑子里从来没有地图更没有字典，只有那些千奇百怪的想当然。事情又一次被她说乱了。 四十六 高墙下 四十六 高墙下 不知是不是那个未能砸下去的酒瓶一直堵在心里，贺亦民后来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就叫“中国猪”。 无聊的时间被他大把地消耗在网上，消耗在五星红旗的自选图标之下。凡是为汪精卫翻案的，为八国联军摆功的，反对中国“两弹一星”的，把官场黑钱和二奶偷偷转移到国外的……无不被“中国猪”切齿痛骂，一个大龄的爱国愤青由此登场。 可惜他错别字多，标点符号老错，好容易憋出一篇咆哮帖，一篇铁血文，一篇张牙舞爪的讨逆状，跟帖者却寥寥，不免有些冷清。到后来，好容易有些跟帖了，但大多是挑剔他的文字，特别是标点符号。别人说对的他都觉得错，别人说错的他倒觉得对，时政话题往往成了死缠烂打的语法血拼。 也有一些网友觉得他大脑钙化，说这个扒粪佬说是爱国，为何如此仇官仇富仇教授，骂来骂去岂不是尽给国家抹黑？ “小布，你得顶我一下。我这一篇的标点符号肯定都对了。”他不惜深夜打来长途电话，把我从被子里揪出来。 “你是不是太闲了？打这些口水仗，有什么意思？” “不瞒你说，我在这里坐牢。不灌水，不骂人，就只能看黄色网站。” 我在电话里说到了linux，说到它首创者林纳斯——那个开放源代码的芬兰人，叫板微软、英特尔以及一切市场规则的it好汉。我的意思是，如果他贺疤子真不在乎钱，那么鱼死网破也是一招，可强迫油田来验收结项。不料他断然反对，说一旦技术公布，他的钱就算是扶贫了，那倒没什么，但西方公司鼻子灵，手脚快，规模大，油水一定肥了他们的田。那时候他还能在坛子里混？“中国猪”不成了网友们轮番狂踩和剥皮抽筋的一堆中国烂咸肉？ “坛子”是指他那些混熟了的网上论坛。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事后才知道，那天冰天雪地，他受邀去石油技术学院讲座，一开始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左眼皮跳了好几下，走到报告厅门口无缘无故摔了一跤，不是绊倒，不是滑倒，似乎是被不明来历的电击拍了个狗啃泥。总是跟在他屁股头的那个小傻子乐得拍手大笑，也模仿他摔了两跤，在雪地里打滚。 亦民事后很久才把一连串异兆与报告厅里的三个人联系起来。他当时没在意这三人的到场，不时揉一揉下巴和手腕（摔痛了），继续讲解他的快速充电方案。他讲得有点乱，有点信天游和十八扯，不像一场学术报告。脉冲电流与材料疲劳的关系还没结巴完，就说到德国民用和美国军工是两只技术真老虎（好像有点离题），说到猴王如何称王（意思不大明确），说到三十多年前的《农村电工手册》是本好书，两毛钱的大宝贝（好像是怀旧了，或是不满眼下很多专业书籍华而不实，专利知识保密太过），又说钱是个王八蛋，把中国人的思想都搞乱了（听上去有些片面），说好多人钻技术，其实是爱钱不爱技术，就像当婊子冒充情人（太粗鲁吧）……“嘿，国家把你养得白白胖胖，养出你一身好膘。你领带会打了，汽车开上了，方帽子也戴上了，怎么就没一点碗大（远大？）的理想和钵大（博大？）的胸怀？……”他一急，普通话走形，不得不辅以手势，做出一个展臂扩胸的动作，示意他的“博”是这样大，不能误解为小小的“钵”。“你们这些政府和国企的官爷……”他的目光投向前排座的一些中年人，一些方头大耳人士，“在办公室坐出了一个大屁股，在馆子里吃出了一肚子好下水，爱一下国就这么难？现在一没要你去炸碉堡，二没要你去堵机枪，每天上班八个钟头，你拿一个钟头来爱一下行不行？拿半个钟头来办正事会死呵？……” 很多听众感到困惑，分泌出一片嗡嗡低语，汇成嘈杂的声浪。主持人忙递上纸条让他注意用语礼貌并且重返脉冲的话题。 他咳了一下，抹一把脸，发现退场的人更多了，空座位的蓝色面积再度扩展。一对对男女学子牵的牵手，搂的搂腰，去寻找更合适培育爱情的场所。另一位青年甚至站起来大声接听手机，把周围的目光吸引过去。 他觉得自己很失败，没法再讲下去，满头大汗走下讲台来到贵宾室——三位便衣警察在这里已等候多时，向他亮出了证件。 “你就是贺亦民？” “嗯。”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 “你们……肯定找错了人。” 其实，对方的南方口音让他一听就明白，肯定不是看黄色网站的事，肯定不是毒骂官员们的事，想必是几年前自己沉入一口水井的摩托，意外地重见天日，把警察的狗鼻子引到这里来了。 “跟我们走吧。” “凭什么跟你们走？” “老实点，别耍花招！”警察猛推了他一把，手铐也掏了出来。 “我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你们想在这里逼出人命是吧？这里是大学，我是他们请来的教授。” 对方犹豫了一下，“吓套鞋呵？你今天就是癌症晚期也得跟我们走。” “我要通知我的律师……” “不行，你现在什么也不能做，一切到了局里再说。” 亦民发现自己的手机和便携电脑已被收缴，发现手铐已套上手腕，情急之下突然冒出一句：“你们违反《公安六条》！” “公……”对方有点懵。 亦民其实也不清楚什么六条，只是自己当年蹲拘留所时听说过，好像是一个什么镇压反革命的文件。但他从对方的迟疑中发现了机会，发现了信口胡说的强大威力。“没听说过吧？难怪你们只会粗暴执法，没有任何人权观念。告诉你们，公安部就是要整你们这样的家伙。我的律师肯定要投诉你们……” 对方大概以为什么最新法规出台了，对他们有些不利。大个子警察红了一张脸，“闹什么闹？公安六条我们也学过的，你以为只有你知道？别说六条，就是六十条，也保不了你！” 话是这样说，但对方总算温和了不少，没给他马上戴手铐，见他夺回手机也未加阻止，大概是允许他通知律师。 这已经足够。贺亦民立即用手机上网，三下五除二，一键确认，把已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几项发明资料打成文件包，全部发送上网，准入密码全部取消。依靠“公安六条”所保障的权利，他还给我发来一句话： 我只能当人肉炸弹了谢谢姐夫 还有孟姐夫我明白这一句的意思。 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我一次次面对他手机、座机、博客、微博、电子信箱里的缄默或空白说不出话来。我不知自己是否该为我这位小学同学深深一叹，在今夜狂醉不醒，在大雨中远足不归，去捶打所有朋友的家门，捶开门后却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一键之下，事情结束了，他终于成为了中国的林纳斯，一颗共产主义的技术炸弹——他其实不太愿意充当的角色。在那个要命的石油城，他差不多曾是一个特别顾家和恋母的孩子，采来一朵鲜花，一心献给母亲，但敲了好一阵家门却迟迟未听到开门声，只能重新走上流浪的道路，听任花瓣在风中飘散四方。 我想象他戴上手铐登上囚车时，周围没有熟悉的面孔，更无亲友相送，只有一个同他玩得最多的傻子捶胸顿足，喷着鼻涕哇哇乱叫，在囚车后的雪地里追了好久。“你给我烟，给我烟——”傻子还在追赶着。我想象那一天漫天大雪，一如老天做了什么以后不无心慌，于是喷出汹涌的泡沫，涂抹足迹，掩盖车辙，填埋各种气味和声音，正伪造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人间现场，不留下任何往事的物证。我想象一个当事人在颠簸和昏暗的囚车中蜷缩于一角，全身哆嗦，眼含泪花，目光死死盯住车顶，像要把那块铁皮看穿、看透、看烂、看碎、看得目光生根，其恨恨不休的神情让警察略感怪异。我相信他那时回望自己的一生，最可能顿足大喊的一句是： “郭家富你听着，我还会有机会——” 警察都冻得鼻尖红红的，不会明白这话的意思。 补记： 郭丹丹在法学院毕业，没有接受她妈一位国外朋友的资助去美国留学。她留下来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叔叔的杀人案。她的一些学友也提供援助，共组了一个律师团。他们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一、死者本身有心脏病发作的病史，外力击打并非唯一死因；二、本案当事人是在亲哥郭又军严重受辱的情况下动手，属激情犯罪，事出有因，理应轻判。他们同时代理一桩民事官司：油田二院方面诉贺亦民获取对方的津贴和奖金，因此其成果系职务发明，个人不具完全知识产权，单方面公布成果是严重侵权。油田虽可从中获益，但商业利益已大受损害，必须依法索赔…… 丹丹还得说服她爷爷，一个双目失明的七旬老人：罪是没法顶的，不管是坐牢还是枪毙，老子也不能代替儿子。 她不知已说过了多少遍了，世上不可能有这样荒唐的事。 再补记： 此处本来另有完整一章，说到马涛受累于一位夏先生，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拘，经律师澄清与交涉，两个多月后得以获释。他在拘留所与贺亦民恰好同居一室。两人半熟半生，意外重逢，终于同病相怜。亦民帮对方抢饭和打架，马涛教对方标点符号和打桥牌，如此等等。 下一步的情节是：亦民向对方坦承，当年把对方送进监狱的那一封告密信，扯不上阎小梅，扯不上郭又军，其实是他干的。 “这个故事编得不怎么好玩……”马涛一笑。 “就是我，真的，与军鳖没关系。” “你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该你了。”马涛重新低头看手上的扑克。 “我这一次可能死到临头了。昨天想了一下，既然遇到你，那就是天意，就是老天要我说明白，不走得拖泥带水。” “你以为我会信？” “信不信由你。好吧？当初你差我送鸡毛信，当狗腿子，你可能都不记得了。那个唐瞎子没来参加你们的密会，你可能也不记得了。张卫国出门时同我差点打了一架，这件事你肯定更不记得……好吧，反正今天我已经说完了。” 亦民提到的一些人名和细节，终于让对方脸上有了一种恍惚。“就你，一个小蟊贼，也配去告密？” “我也觉得不配，不好意思……” “从逻辑上说，不论怎么说，那个人根本不可能是你！”马涛差一点叫起来，“我算定十一个最可能的原因。怎么会搞错？几十年了，几十年了，你以为我是可以随便糊弄的？” “可事实就是这样的。换上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两个人面面相觑，久久地目瞪口呆。马涛突然又笑，声音洪亮地大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贺亦民呵贺亦民，你这一出有意思吗？说吧，他们靠你来搅浑水，也太黔驴技穷了吧哈哈——” 这时的铁窗外鞭炮声大作，三两道曳光从窗前划过，还有两三个狱警远远的说笑声，原来拘留所也需要欢庆新年。 一个谜底至此仍无法揭开。贺亦民是不是马涛压根儿没想到的第十二种可能，还没有更多证据加以确认。生活其实充满了残缺和散乱，通常是一张收不了的破网。笔者的犹豫只是在于，这种残缺与散乱是否需接受作家的强势操作，以求情节的完整和确定，并非不是一个问题——因此这后面四千多字最终被删除了。当然，删除不一定就好。不了了之不一定就好。喜爱常规小说模式的读者，不妨越过笔者的犹豫，接受这一囚室外的新年礼花，顺着这个线头往下走，自行添上文字数页或数十页，以便确证马涛和贺亦民的说法哪个是实。 贺亦民为什么要那样说？有什么理由吗？ 一、身为小蟊贼，他当年偷过学校的自行车和军大衣，好几次被红卫兵群殴，因此一旦有机会，便不能不偷偷报复一下——特别是报复那个参与密会的王八蛋（姓张的或姓唐的），他记得最清楚的面孔。 二、事情也可能是这样：他一脑子糨糊，完全不懂政治，不知事情后果那么严重，正如他后来不知油田井测技术这潭水有多深。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小情报，可拿来与警察做个交易，让对方恩准他和小弟兄们少挖三天防空洞。 三、事情还可能是这样：他眼下不过是又一次信口胡说，只是同情他哥被一个告密的疑团压了半辈子，死了还不明不白，老是来他的梦里喋喋不休，那还不如自己去顶下屎盆子算了。他反正名声臭，多顶一个屎盆子没关系。 ……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最可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空白纸页在这里等待读者的想象。这个故事得靠你们最终说完。 四十七 你找不到 四十七 你找不到 我一直说服自己把下面这件事看成一个梦。梦中的主角是我的侄女，可怜的笑月。她骨伤痊愈后考入大专，只是毕业后不愿出国去父亲那里，宁可在北京漂一把。这次马楠去北京把她带回家是要张罗一次相亲——据说男方是一个博士，虽年龄偏大，但相貌、身材、性格等方面绝对上乘。当姑姑的已去对方的公司踩过点，狗仔队一样拍回了很多照片，正面和侧面的，远景和近景的，只差没雇一私人侦探去审查帅哥的婚恋史。 我相信这是一个梦，是因为博士似曾相识，倒是笑月的模样难以辨认，事情一开始就这样显出几分蹊跷。她瘦得全身冒出更多锐角，耳边挂了两个三角形大耳环，牛仔裤的两个破洞暴露膝盖，脚上的鞋子支一个倒翻的鞋头，像古代波斯人的海盗船，怎么看都是疑点重重。更重要的，是她说话时我几乎听不到声音，她感冒时我几乎在她的额头上摸不到温度，她冲咖啡或喷香水时我几乎闻不到气味……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如此。那么这种记忆怎么可能是真实？一个大活人，不是纸人，不是激光造影，怎么可以没有声音、温度以及气味？如果水果刀划破了手指，她会不会出血？ 她的房间还保留以前的模样，连书架上的卡通书还排列整齐，连墙上那些她贴的小纸花也保存如旧。她最喜欢的大绒兔和大布熊也由姑姑洗干净了，放在它们经常出现的床头，手里各有一面小红旗，上面分别是：“欢迎月月回家！”和“月月姐要好好吃饭哦！”但笑月对姑姑一心守护的这个童话毫无反应，从头到尾不曾笑一下。这怎么可能？ 她像一个幽灵飘来飘去，不是把自己倒锁在闺房，就是外出很晚回家，一天下来难说几个字，顶多是含含糊糊地“嗯”一下或“不”一下。这怎么可能？ “我身上有犹太血统吗？”她突然问我。 这个问题无比怪异。 类似的疑点还有： “明天不会发生地震吗？” “你们怎么不住到爱尔兰去？” “以后的基因技术，会不会让歌手们长出八张嘴？胸口长四张嘴，背上长四张嘴，一个人不就把八部和声全唱了？” …… 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能使人发愣，不知该如何应对，如同两个没法兼容的软件，一撞上就是死机。谈话的重启也很困难。 这样吧，让我拨开记忆里这些来历不明的声音，把剩下的印象碎片尽可能拼接，以形成接下来的大致情节。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与她谈了谈往事，包括再一次解释当年为什么没让她去电视台，为什么说那是一个凶多吉少的陷阱。电视台台长贪腐窝案后来的东窗事发，大概证实了我以前的估计。 她一直没说话，最后只有一句：“姑爹，我没怪你。”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还准备在外面漂吗？郝志华你是认识的。她那里最近刚好需要一个助手，我想……” “姑爹，我真的没怪你。” 她眨了一下，眼皮垂落得稍有夸张，没回答有关应聘的话。 相亲似乎不顺，博士生那里一直没回音。尽管马楠成功地劝说小侄女换下了波斯海盗船，把大耳环换成小耳环，把牛仔裤换成了花长裙，把黑唇膏换成了红唇膏，再加上一件橘色束腰风衣，甜甜的，暖暖的，一种淑女风格逐渐成形，但另两场相亲也没什么下文。笑月闭门不出的时候更多了，据说糖尿病也加重——她三天两头给自己注射“胰岛素”，我居然信以为真，不知道糖尿病患者大多胃口好，不会像她这样厌食。我也没想到她的冒虚汗、打哈欠、全身挠痒等情况同样反常。 马楠有点急，建议我带孩子出去散散心。正好我要去c市参加一个研讨会，于是驾车出城取道西南，前往一片最新发现的风景区。一路上，笑月说这家饭店的汤太辣，说那家旅馆的被子太潮，说我的老捷达她开不顺手，车载音响设备也是垃圾档和侏罗代的……反正没几件高兴事。好容易到了一个她略感兴趣的鳄鱼园，她嫌观众太多和环境太脏，刚入园就不愿走了，让我一个人去检阅鳄鱼——否则绕道这一百多公里算怎么回事？两张入场券不成了爱心捐赠？ 回到入口处，我发现她头戴耳机坐在树荫下，一只小皮鞋踩出节拍，全身骨肉荡出节拍，把一支什么曲子听得很high。我怀疑她是一心high给我看，一心在沮丧的姑父面前炫耀得意，偏偏要在这一刻摇头晃脑和手舞足蹈。 “我要去看鳄鱼！”等我看完了，她倒兴冲冲地要去了。 我在汽车驾驶座打盹。不料她没去多久，忽然慌慌地扑回来，一把拉开车门夺走后座上的手袋。“你刚才翻我手机了？” “来过两次电话，我没接。” “你一定翻了！”她几乎叫起来。 “我只是看了下来电号码，看是不是你姑姑来的。” “我讨厌！” “笑月，你没事吧？” 她走到不远处检查手机，打了一阵电话。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以为这个我以前抱得最多的孩子不过是脾气坏，不过是心结太深。我以为世上很多伤口不过是需要时间来平复和弥合。第二天，我们去看了附近一个天坑，是她从网上查到的，不算很出名。一道地缝长约几百米，最宽处约三四十米，藏在老山里黑森森的深不可测，扔一个石头下去很久还没听到声音，不能不让人悚然心惊。靠近天坑处的气流很凉，一浪一浪的幽幽逼人。大概是游客们很少，石径上已密布青苔，两个粗糙的路标东偏西倒，几个泥沙半盖的空瓶子和包装袋也无人清扫。 我选定一个老树蔽日的景点拍照，用镜头聚焦逆光中的笑月。我突然发现有一颗黑斑在取景框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奇怪，越来越逼近和壮大——总算定焦了，看清了：竟是黑洞洞的枪口。 “你——”我的眼睛离开取景框。 “姑爹，对不起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哪来的枪？” “这你就不要管了。” “你疯了吗？你确定这不是开玩笑？” “没办法。我是被你逼的。与其让你把roger送上死路，不如你先走一步。这个选择对于我来说很残酷，但我别无选择，对不起了。” “roger是谁？我怎么听不明白？” “你装吧，装得更像一点，就当我还是一个傻子。”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笑月，我昨天真没翻你的手机。我不明白你说的roger是谁，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秘密。相信我，哪怕有天大的事，姑爹也愿意帮你。我们谈一谈，好好地谈一谈。” “帮我？”她发出一声冷笑，“姑爹，你自己说过的，八年前你不是帮过我吗？我太了解你这种人了。关键时刻你丫的出手多狠！你毁了我的初恋，毁了我的前程，逼得我在河边一直哭到深夜，最后被四个流氓拖到林子里轮奸。轮奸——在两个垃圾袋边，就枕着垃圾袋——你知道吗？”她突然咬牙切齿地大喊一句。 我脑子轰了一下，“对不起……” “其实轮奸也没什么。”她哈哈大笑，“也是一种玩法。你参加过轮奸没有？对不起，你从来就不想强奸我？” “笑月，你胡说什么！你就不能说些人话？” “人话？”她的一张脸狰狞得完全变形，一步步黑下去，“你要我说人话？你和我那个爹，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大骗子，几十年来你们可曾说过什么人话？又是自由，又是道德，又是科学和艺术，多好听呵。你们这些家伙先下手为强，抢占了所有的位置，永远是高高在上，就像站在昆仑山上呼风唤雨，就像站在喜马拉雅山玩杂技，还一次次满脸笑容来关心下一代，让我们在你们的阴影里自惭形秽，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笑月，这里有很多误会……” “不准动！退回去，退回去！”这个黑脸人用枪口指挥我，“你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会无所不能，活得很得意是吧？你们左右逢源牛头马面，精英感觉超爽是吧？告诉你，你们也是一些人渣，只是运气太好了。你们没有饿得眼珠子发绿，所以你们躲过了杀人，用不着去超市偷面包，不会在夜店里被人扇耳光。你们没有被高利贷老板派人用板刀追杀，所以你们躲过了贩毒。你们有爹，有妈，有朋友，一路春风一路笑，也没遇上杀人不眨眼的高考。你们甚至没遇上过一次沉船，没有撅起屁股只顾自己逃命，没一脚踹掉你老娘，再一脚踹掉你老婆，夺走最后的一块救生的木板。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笑月，我不知道你心里有这么大的憋屈，你不妨慢慢说。我承认，你的尖刻里不是没几分道理。每个人其实都很脆弱……”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这个世界任何时候都会有不公平，但不是任何时候的人都在沉沦，都有毁掉自己的理由。你说我们是人渣，这没关系。但你痛恨人渣，是不是？这说明你在心底里并不愿当人渣——这是你的意思？” “人渣不人渣，我根本不在乎。” “笑月，这不是你的意思，不是。你这样说让我太吃惊了。我同你楠姑几乎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孩子。我们当然不是最合格的家长……” “放心，我以后保不准心血来潮，也会想念你们一下。可惜你们不习惯k粉，要不我上坟时可以带上一点……” “你得想清楚，你眼下在干什么。” “姑爹，别废话了，再见吧。” “你要明白这件事的后果。” “姑爹，我爱你。” “笑月……” “你不要上来，不要上来，不要上来——” 叭——枪响了。 我觉得枪声很不真实，似有似无，如同绽开了一颗小花苞，掉下了一颗小露珠，冒出一个小泥泡，在这个老树蔽日的风景里完全微不足道。一片浓淡相叠的绿色一动不动。一片浓淡相叠的绿色静止如常。一片浓淡相叠的绿色看来将地久天长万世永存下去——只是正在渐渐失去聚焦。 但我发现聚焦仍然清晰，发现自己并没倒下，倒是黑脸女孩把烫手一般的手枪丢在地上，捂住了脸，双膝开始弯折，身体瘫软下去。显然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她突然跳起来，惊魂失魄两眼大睁，没命地扭头就跑。 我太无知，不该去追她，不该大声呼喊她的名字。我不知这种紧张感只能加剧她的心乱，使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无意识狂奔向前。这位动不动就给自己割肉放血和稍不如意就爬窗跳楼的姑奶奶，眼下有什么不敢干？她毫不犹豫地翻越栏杆，一头扎向了她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那一道无限幽深的天坑，一张轻易吞下她的大嘴。 “笑月——”我喊塌了、喊碎了、喊黑了黄昏时的全部天空。 只有一瞬，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已经发生过了，无可挽回的在那里了。只有一瞬，在栏杆的那一边，一道橘色曳光在我眼下的电脑键盘前迅速微缩，在读者们的目光下顷刻湮灭，在今后的书架或书库里倏忽而去，在今后的尘封故纸或翻腾纸浆中无影无踪，久久地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只有两三只受到惊扰的蝙蝠飞出坑外，旋绕在我久久不动的鼠标四周。 坑边的灌木丛中挂一块橘色布片，像一只巨大的蝴蝶停栖枝头，大概是她风衣上被挂破的一角。 一朵留给人间最后的微笑。 妈妈，我们开始捉迷藏， 妈妈，你睁开眼把我寻找。 我躲进了东边的肥皂泡， 我躲进了西边的彩虹桥。 你找不到，找不到。 妈妈，我们开始捉迷藏， 妈妈，你睁开眼把我寻找。 我躲进了南边的百灵鸟， 我躲进了北边的小花苞。 你找不到，找不到。 …… 在今后尘封的故纸和翻腾的纸浆中，这一曲笑月常唱的儿歌也必定消失无痕，再也不会咿咿呀呀飘来我的窗前。 原谅我，孩子。 原谅我，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你。 我多少次咬痛手指，想把自己从这一个噩梦中咬醒，但还是只能看见停栖枝头的那只橘色蝴蝶。对不起，孩子。 四十八 种太阳 四十八 种太阳 笑月这娃很小就喜欢画。最简单的作品，当然是用红彩笔涂抹太阳，一张纸上画一个大红饼，很快就画出了一大堆。她要我把这些太阳种到地里去。 “为什么要种太阳？” “你们说过的，种苹果就会长苹果树，种桃子就会长桃树。” “月月的意思是，要长出好多太阳树，是吗？” “对！” 她拍着小巴掌，满脸憨笑，无限憧憬往后的果园丰收。“以后太阳树上结出好多太阳。遇到停电的时候，我们就去送太阳，给每家送一个。” 大家都笑了，觉得这孩子找到了一个对付停电的好办法，也是帮助各家各户省电节能的天才想象。 大甲叔叔带她去大院里挖坑，种下了好几个红太阳。在她的指挥下，大甲在那里挖坑，给太阳浇了些水，培了些土，施上了肥——她蹲下来撒了泡尿，当即被大甲叔叔誉为“行为艺术”。从这天开始，她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爬到窗口去打望。“姑爹，太阳树发芽了吗？”“姑爹，太阳树怎么还不发芽呢？”“太阳树什么时候才能开出太阳花呀？”“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浇一点水？”…… 她撅起小嘴，失望地远眺窗外那一片风景。 四十九 天堂 四十九 天堂 我其实刚刚诞生。无论我活了多久，一旦面对浩瀚无际的星空，我就知道自己其实刚刚抵达。 我还是一个粉粉的肉团，站不起来，更不能迈步，但我已睁开了双眼，看到了一片徐徐洞开的光明，迎来了一个万物涌现的炫目之晨。 这个陌生的世界实在太奇妙。一朵花居然是红色的，另一朵花居然是蓝色的，更多的花居然是黄色、紫色、橙色、粉色的，让人目不暇接。一片叶子居然是三角形的，另一片居然是八角形的，更多的叶子居然是蹄形的、剑形的、扇形的、线形的、瓢形的。天啦，一个动物居然有灵活的尾巴，另一个动物居然有神奇的翅膀，还有一些东西居然可以在海洋中潜游，在草原上奔跑，在泥土里掘进，千奇百怪的式样，该出自何等精巧的设计。再看看，天上居然有一个灿烂的发光体，人们叫它太阳，方便人们白天的劳作和行游。天上居然还有一个温柔的发光体，人们叫它月亮，方便人们夜晚的休息、闲聊以及遐想。太奇怪了，我从未见过这种地方，一条条江河波光闪烁地流淌，慷慨滋润着土地和庄稼。我也从未见过这种地方，春风及时化解冰封，秋露及时浇灭酷热，生命中最珍贵、最甜美、最温柔的空气，竟是透明无形，无偿地随风而至浩浩荡荡，公平地抚慰每一颗嫩芽和每一个婴儿。 那是什么？那种直立行走的活物是人吗？那些天真的、妩媚的、刚毅的、慈祥的并且唯一能哭泣的动物，就是叫做人类的东西吗？哒哒嘀，嘀哒哒，乖乖隆的个咚——难怪一个孩子会发出如此含糊不清的惊叹。难怪这个孩子会着迷于人类鲜艳的薄片（叫做衣服吧）、温暖的盒子（叫做房屋吧）、躺在地上也能奔跑的巨大铁链（叫做火车吧）、飞向天空的一只只银色大鸟（叫做飞机吧），对这一切惊讶不已，深感困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堂吗？ 当然就是你们的天堂。 多么美好。 2012年9月初稿 2014年11月修订 作者附注： 本书写作得助于小安子（安燕）的部分日记，还有聂泳培、陶东民、镇波、小维等朋友的有关回忆，使书中某些故事获得原型依托。写作中有时难免杂取合成，也望得到这些朋友的理解。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附录 几个五〇后的中国故事——关于《日夜书》的对话 附录 几个五〇后的中国故事 ——关于《日夜书》的对话注释标题 此对话原发表于《南方文坛》杂志2013年第六期。 对话者：韩少功作家 刘复生教授，评论家 时间：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刘复生：我们都知道，在八十年代前期，您曾被认为是“知青作家”的重要人物。知青生活曾给您的人生以深刻影响，也给您的创作生涯打上了深深的印迹，即使作品并不直接表现知青生活。但是，我发现九十年代以来，您很少在小说中触及知青经验，似乎是有点不愿意处理知青题材，是什么原因让您有意回避，又是什么原因让您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正面地、郑重地来书写知青记忆，并对知青一代人的命运进行反省？ 韩少功：从我的写作经验来看，有两种东西最不好写，一是特别不熟悉的，二是特别熟悉的。知青题材对于我来说就属于后一种。我珍惜这一段体验，因此想拉开一点距离，把它置于中景位置，既不是远景也不是近景，这样或许能看得清楚。三十多年也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可滤去一些自恋情绪和轻率判断，增加一些参照和比较的坐标。书中有些人物已接近人生的尾声，这样他们的现在与过去形成一个对话关系，不同的人生轨迹也形成对话关系，故事就容易分泌出某种意涵。 刘复生：小说中，历史与现实，或者说知青记忆与这些知青的当下生活形成了持续的对话关系，您这样处理，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另外，多位知青人物也形成了多样化的人生状态，比如郭又军、小安子、马涛、贺亦民，呈现了极其丰富多样的状态，极大地挑战了我们习惯的那种大一统的、整体化的知青叙述，您如何看待您的这些另类叙述与主流的知青叙述的关系？ 韩少功：我无意取代其他作家的角度，但希望找到一种人生经验的释放，而这种经验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其实晃动着上下各代人的某些影子，一直抓住我的影子。我对这些影子既有珍惜，也有质疑，既不愿意把他们摆在表功会的位置，也不愿把他们摆在诉苦会的位置。在我看来，“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有人说我这部新作表达得“模糊”、“暧昧”。我怀疑他们是用那种黑白两元的尺子来比量。就那种尺子而言，我的反对态度其实太鲜明了、太不模糊了。 刘复生：表功也好，诉苦也好，都是某一部分知青中的精英充当整个知青群体的代言人，创造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在最初都曾在批判历史，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历史和生活的简化，甚至选择性的扭曲，也伴随着对丰富复杂的其他知青生活经验的压抑——比如，类似小说中郭又军、阎小梅、马楠的生活。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以及这种主流知青叙述逐渐固化和意识形态化，它最终蜕化为当代某些不合理社会秩序的支持力量。从我作为一个读者来看，《日夜书》充满了对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化的知青叙述的批判力量，一方面它表现为呈现了多样化的、暧昧的知青生活；另一方面，小说对某些历史形成的知青心态或知青人格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在马涛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对这一点您怎么看？ 韩少功：中国的故事很难讲。马涛就是这个很难讲的故事的一部分。他才华出众，但因家庭背景只能读一个破中学，后来又因思想罪坐牢多年，吃尽了苦头，难道不值得同情？他感时忧国，勇敢反抗，热情启蒙，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难道不值得敬重？但他的自恋和自负，对周围的人几乎都有伤害，无论对妹妹、母亲还是女儿，对朋友还是恩人，哪怕待在监狱里也是受难者和压迫者的叠加。至于他的意识形态，红卫兵的革命也好，西方化的民主和自由也好，清流名士的超凡脱俗也好，什么都有，但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自我膨胀。在写作过程中，我对他的具体观点几乎不太关心，因为我在生活中很多人身上，在各不相同的营垒里，几乎都看到过这样的人。相对于他的立场和观点，他的人格心态更让我有痛感。这种痛感也许恰好来自于我对他的珍惜。 当然，在一个崇尚“自我”的时代，在启蒙主义、进步主义、个人主义、激进主义的世纪新潮以后，旧帝王被打倒了，一群群小“帝王”却取而代之。官僚专制、资本专制、宗教专制等，不过是这些新型帝王的体制外化，是一片有毒土壤里长出了不同的苗。马涛也许就有这种自闭症和自大症的病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专制主义的一个幽灵。如果他就是我们的亲人，有过伤痕和悲情的人，那就更值得我们思考。 刘复生：读者不难从作为叙事人的“我”即陶小布的态度上看到这种复杂的感受，在这种颇为复杂的态度上，我似乎体会到某些富于反思精神的知青个体对自我的批判。在马涛身上，陶小布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代人的悲壮，他们作为一代人的几乎无法超越的局限性。马涛曾是他的偶像，在这个偶像身上，也曾负载了他的人生理想，同时，它也深深塑造自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小布在送别马涛的车上，热泪长流，这一段写得特别有某种历史的悲怆意味。特别有意思的是，小说写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比如，郭又军和安燕的女儿丹丹，马涛的女儿笑月，她们似乎都是“失败者”，她们的失败的人生，以及对父母辈的情感疏离，构成了对知青这一代人的审判，笑月甚至在对陶小布厉声控诉后自杀。这种代际的青春叛逆显然不能在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理解，那么，它的历史意味何在？ 韩少功：丹丹好一点，因父亲用自残的方式阻止她颓废，她后来还算大体正常。相比较而言，笑月的成长环境更糟，先是被继母排斥，被父亲抛弃，然后被其他亲人补偿式的溺爱和放任，在教育信号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心智变得越来越怪。吸毒是她最后的不归路。我相信大多数同辈人不会像她这样，但这一代人成长在消费主义、欲望主义的环境里，程度不同的价值观迷茫，是他们共同的困境。他们的长辈，像笑月的父亲、继母、二姑等其实参与制造了这种困境，却没给她自救的出路。因此，表面上是一方的青春叛逆，往深里说是双方的串谋、争夺、相互推诿和造就，在强弱地位不对称的情况下展开。这是孩子的悲剧，也是长辈的悲剧。她自杀冲动前的那一番控诉，虽然混乱，过于尖刻，但在我看来其绝望感令人惊心，值得世人同情和警醒。一个吸毒者，失去了理性抗辩的能力，甚至没有道德自辩的资格，不意味着她的愤怒可以被忽略。她在一个失去方向感的时代，在精神死亡的状态下生命夭折，大概有不小的概率。 刘复生：下一代的人生状态和上一代的人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间接地也是知青生活的产物。可以看出您要写出某种你们这一代人的复杂的况味，不乏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当然，作为七〇后生人，我在最初的阅读中可能更多地看到了您对知青记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内容，但再读时却感受到了更多的您对这一代人的体谅甚至悲悯，这种绵长的情绪与尖锐的反思及批判并存。我想您是想超越简单化的描述，更为“辩证”、更为历史、也更为复杂地呈现这一代人的人生肖像和精神面貌吧。我对小说中某些非常“另类”的知青人物特别感兴趣，我认为这些人物写得特别精彩，比如，安燕、贺亦民、姚大甲等，从这些人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蕴藏在知青这一代人身上的不安分，或不甘于安分的“折腾”性格，和永不衰竭的创造活力，尽管它往往以某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人物有时乖张的行为方式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规约下的一种呈现吧。 韩少功：给他们贴上“耽误的一代”或“垮掉的一代”的标签，很容易。但中国故事的复杂性之一，是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恰恰是他们最承重、最占位的几十年，是他们活力和毛病都充分释放的时段，那么一两个标签可能就过于简单。像贺亦民这种，野路子的发明家，专业训练明显不够，但他接地气，实践多，直接从草根吸取生存经验，倒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生命活力，对科层制和精英化的现代技术官僚体系构成了挑战。安燕、马涛是少年多难，性格里多了股狠劲儿。姚大甲是乱世游走，性格里多了几分放浪。他们尽管长得有些畸形，但仍是蓬蓬勃勃的一片野草。怎样看待这些红色年代里的野草？与市场社会里的小资们相比，双方有一定的共性，但又有不同的时代烙印。有意思的是，我看到眼下一些青年人的处境，确实多了不少自由，可以买苹果手机也可不买，可以出国留学也可以不出，但在另一方面，却被学历、求职、供楼、供车等压得喘不过气来，连读些闲书的时间也没有，被深度套牢在某种生活模式，并无太多自由。如果说上一代更像野草，那么新一代像温室秧苗，也许各有经验和教训。 刘复生：或许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革命年代的文化基因吧，不管这代人在新时代如何看待那段历史——比如，马涛主观上肯定认为他是革命时代的受害者和叛逆者，都不能抹去这段历史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和塑造，甚至他们反抗革命的能量和方式，都可能恰恰来自革命文化。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子，是“红旗下的蛋”。革命既给他们造成了创伤，也给了他们某种创造性的活力，这或许也是支撑改革开放的某种动力来源吧——我不仅仅指知青。小说也不是只写知青，实际上我们说它属于广义的知青题材也是一种偷懒的简化——我前面的谈话可能一直在误导读者。实际上这部小说根本无意于表现所谓的知青一代人的某种集体命运，或像某些作家那样为某一代人立传，或者从某一代人的立场上来表现历史，或从某种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进行所谓的思想反省或精神忏悔。这部小说是借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一代人的丰富生存来书写您所说的“中国故事”。这里无法回避的就是革命历史及其暧昧的当代遗产。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以来，反思革命甚至妖魔化革命逐渐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您的很多作品，包括大量的随笔一直在试图呈现这份遗产的复杂，既正视其苦难与罪孽，也对其意义和某些精神价值进行了历史的理解。在《日夜书》中，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本身正折射了革命的烙印及其复杂效应。知青一代人经历了两个反差极大的时代，革命年代不乏严酷与压抑，但新时代却显得机械、平庸与乏味，伴随着精神的萎缩——正如陶小布的官场生涯一样。相反，革命年代尽管有种种的缺陷，却为普通人的生活注入了神奇的气韵，比如村干部吴天保——他指导受欺负的小孩子反抗坏孩子压迫一段特别有意思。当然，历史地看，知青下乡，革命浪潮，一代人的成长与消逝，都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段插曲，比如“秀鸭婆”，他似乎仍然生活在古老的乡土文化传统中，并不受当代史风云的影响，他的善良正直或许代表了某种历史中永恒的东西吧。我不知道在您创作小说的时候，脑子里是否出现过如何看待革命的问题？是否有意地对这两个时代加以并置并制造某种戏剧性效果，这是否是您采取了这种记忆与现实交叉呈现的结构的原因？ 韩少功：历史发展不是切换式的，是无缝的转换，是要素的重组，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生活巨流。当年的“造反”向前多走了半步，就成了天安门“四·五运动”，几乎换一件马甲就成了民主和自由。革命的价值观，包括平等、俭朴、斗争、人民、自由等，一旦经过去官僚化和去造神化的消毒，就会成为新时代的某种思想因子，正如中国传统中的仁义、贵民、大同、中庸等，一旦从宗法等级制那里剥离，同样成为了现代革命的思想资源。吴天保教唆孩子们用拳头争回平等，贺亦民以“人肉炸弹”方式挑战市场利益壁垒，还有姚大甲，居然把粗痞卖成了后现代艺术时尚，这些都让我嗅到了历史的某种气味。哪怕马涛，可能是最痛恨革命时代的，但他的道德指责一冒出来，旁人就觉得他“像个共产党的纪委”，甚至有红卫兵的影子，可见他身上还有历史痕迹，并不自觉而已。我接触到这些“红旗下的蛋”，不能不感慨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同名不同姓”，比如民主或专制，其实各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历史上又有很多事情是“异姓不异名”，比如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可说变得面目全非了，但两者之间又有内在的贯通、交叠、延续、遗传。相对于理论而言，文学是最贴近生活的，因此更应该关注这种复杂性和辩证法，不能沦为流行概念的黑白图解。我在这本书里用了大量的闪回、跳接、插叙，就是想多做一些跨越时空的比对。 刘复生：政治变迁一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权力结构的触角一直延展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深度，这也就是所谓的微观政治的意思吧。在某些所谓“纯文学”作家看来，最高级的文学处理的是超历史的，非政治化的人性，他们总想着和现实的“肮脏”的政治划清界限，撇清关系。所以，大家总喜欢先预设一种真正的人性，总是把政治作为一个完全否定性的，和人性相对的力量来看待，并在一种政治压抑或历史暴力与人性本真的张力关系或二元对立结构中来书写人性以及欲望和本能。这也算是自八十年代以来的某种不成文的潜规则吧。有些作家往往根据性恶、性善的哲学观或某种现代主义的思想来先验地理解生活，虽然他们形式上也在历史或社会的背景中描述人的生存状态，但其实是两张皮。有人指责“十七年”时期的作品概念化，却不知貌似高妙的“纯文学”套路同样是一种概念化。我觉得，除了早期的某些作品，您的小说总是把历史情境包括政治作为人性的内在构成要素来写，所谓人性总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它和不同的权力关系和政治语境密切相关，比如，小说中安燕、贺亦民等人的性快感——这一般被认为属于最为隐秘的本能领域，其实早就被现实的权力关系改造了。文学以写人为中心，这当然不错，关键是这个人不能抽象化，非历史化，悬空化。您写历史、写现实，写知青生活，归根结底，不也都是为了写人吗？ 韩少功：把“人性”孤立起来，去掉历史化的根系，成了天上掉下来的一份圣洁，这是自恋者的心理需要。有时候把它变成天上掉下来的一份贪欲，这是作恶者给自己寻找天理。这两种图腾膜拜都极不靠谱。“人呵人”“回到人”“回到身体”，这一类口号下的历史，充其量也就是外在于人的布景，不是人的历史，因此也就成了一种不可理解的随来随去。人要食色，这可以说是天性。但要食什么色什么，喜欢食什么色什么，人们其实各不相同，总是受制于历史化的过程。贺亦民要吃得咸，差不多是乐盲，性情又粗野，都是天生的吗？他最大的性快感总是与对方的强势背景有关，也是天生的吗？九成以上的妓女从无性高潮，另有些夫妻性冷则是因为害怕“道德败坏”，如此等等，也是天生的吗？马楠的性敏感近乎精神病态，与她在政治暴力下失去生育能力，对婚姻前途一直自卑和惶恐，似乎也会有关联的。文学是人学，这话没有错。但人从来不是抽象的，正如鲁迅先生说过，小姐的香汗与工人的臭汗是不同的。当然，鲁迅在这里只提到阶级差异，此外的历史化差异其实还很多，可能被我们忽略。 刘复生：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特别讲究文体感的作家，您的每部长篇小说总是在探索某种特殊的形式感，这其中，既可以看出是意义表达的需要，也有纯粹的小说艺术性的考虑。可以说，您是像鲁迅所说把“内容的深切和形式的特别”结合在了一起。不管是《暗示》还是《马桥词典》，总的感觉，都是在挑战既有的小说叙事成规。《日夜书》相对来说还没有走那么远，但仍缺乏统一的故事线索和清晰明确的主要人物形象，“我”的故事也不是贯穿性的，小说包含了相对独立的各类人物的故事，虽然彼此之间有时有所交叉。您这样安排的用意何在？ 韩少功：作者就像一个厨师，咸了就加点醋，干了就加点水，没什么固定的规则，最后找到合适的感觉就行。我这几部长篇其实都有点小说的“散文化”，一直想把某些非小说因素加到小说中去，让小说的形式更开放——其实是让欧式小说形式更开放。中国古代的小说，有笔记体、纪传体等，基本上就是半散文，以至胡适先生拿西方文学的尺子一量，说四大古典名著中只有《红楼梦》算小说，其余都不是。欧洲的小说家也写过一些不像小说的小说，像卡尔维洛、奈保尔等都有大胆尝试。其实我不算太激进，如果说《马桥词典》更像笔记体，那么这本《日夜书》可能有点接近纪传体，人物相对独立，但互有交叉。虽然这样不一定好，但也算是我对本土文化先贤致敬的一种方式吧。台湾版的《日夜书》与大陆版稍有结构的不同，我是想比较一下不同的测试效果。 刘复生：我有一个感觉，您从九十年代以后，似乎越来越不信任那种经典的戏剧化的长篇小说体例，是不是觉得它已不足以表现越来越复杂的当代经验？或者说，过于整齐完整、头尾清晰的故事，尽管可以加一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装饰，总是一不小心就和某种意识形态结了盟，或者自己沦为某种固定的思维框框？您似乎不想把自己的叙述固定在某种位置上，从而丧失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开放性。小说只能发现它所能发现的真理，也只有小说才能如此自由而丰富地呈现那个我们总是刻意缩减的生活。所以，您的小说一方面很谦逊，比如，总喜欢使用限制性的叙述视角，不愿讲述过于完整的故事，而更经常提供丰富的生活断片；另一方面，您又经常僭越，比如，时不时地从叙述中跳出来发表一些昆德拉式的“伪哲学”讨论，把生活更复杂的面相揭示出来。您说《日夜书》借鉴了一些中国传统列传体的叙事资源，但您的借用已经是一种新的创造，而且两者背后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您真的已经认为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写长篇小说了吗？ 韩少功：不，不会，体裁和形式只会有加法，不会有减法。七律诗、商籁体、工笔画、昆曲等，做好了同样有优势，我们说的“戏剧化”或“后戏剧”小说当然更是这样。我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这样，将来的长篇也可能是这种形式。这是因为生物学领域普遍的“对称结构”，比方树木一干多枝的状态；还有人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的“焦点结构”，所谓“一心不能二用”的现象，都为这种小说提供了审美的自然基础。换句话说，单焦的对称结构，是人类内在的审美需求所在。我只是觉得“散文化”或“后散文”的小说是可能的增加项，因为社会生活自身的形式，人类思维自身的形式，往往是散漫的、游走的、缺损的、拼贴的，甚至混乱的，其中不乏局部的“戏剧”，但更多时候倒是接近“散文”。这构成了另一种小说审美的自然根据。我在这本书里说“也许上帝是不读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夜深人静时，似乎最接近“上帝”时，脑子里哪有那么多起承转合？哪有那么多戏剧化的一幕一幕？如果我们只有一种单焦模式，只是袭用旧的单焦模式，会不会构成对生活与思维的某种遮蔽？特别是眼下，各种所谓宏大叙事正在动摇，很多旧的逻辑霸权需要清理，警觉这种遮蔽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相应的文体尝试也许并非多余。这就像朦胧诗在格律诗之外释放了新的生活与思维，但并不意味着朦胧诗就自动升值，每一篇都好。我们在小说审美上至少可保持一种兼容和开放的态度。 刘复生：您在小说中插入了一些关于生命意识的冥想性的段落，比如，结尾部分。小说名为《日夜书》，也似乎暗含了一种日夜流淌，逝者如斯的感喟。您如此给小说命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韩少功：对一个个熟悉的身影熄灭，你能说些什么？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记忆中的很多快乐和悲伤也将要模糊，为人一生的最后证据将要失散，你能说些什么？某个词句或段落突然冒出来，很多时候只是作者听从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