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一）：山雨欲来》 同途殊归：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同途殊归：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公元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不久，中国被迫先后与英、法、俄、美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一时期，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状态。 好景不长。就在十几年后的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领的一支只有4艘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也一样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由于这4艘军舰通身漆黑，航行中冒出滚滚黑烟，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作“黑船来航”。 这并不是一支多么强大的舰队。佩里准将的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排水量只有2450吨，驱逐舰“密西西比”号也仅仅1692吨，其余两艘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也就1000吨左右，舰队的大炮加起来也只有65门。但就是这样一支不很起眼的舰队，最终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1854年3月12日，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通称《神奈川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一句话，闭关锁国长达600年的日本和平开国。和中国被枪炮武力开国相比，日本的遭遇不算悲惨，但结局类似。 西方列强恰似一群苍蝇，闻到美国在日本摊上了这般好事后，立即蜂拥而至。在之后短短几个月里，日本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幕府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立即与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1866年，日本又与上述国家签署了《改税议定书》。可以说，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在日本取得了之前在中国通过武力所获得的几乎所有权利。 就这样，当时亚洲远东地区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使得当时的日本幕府政府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众矢之的。在民间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继而发展成武装暴动。在巨大的压力下，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1863年6月25日、7月8日和7月11日，日本著名强藩“长州藩”的武士就先后炮击了美国、法国、荷兰的商船和舰队，这些举动无疑立即遭到这些国家的武力镇压，是为“下关战争”。 随后，1863年8月，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英国与日本另一强藩“萨摩藩”之间爆发了“萨英战争”。以往一贯所向披靡的英国舰队在小河沟翻了船，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英国军舰被重伤一艘、轻伤两艘，舰长、副舰长以下阵亡63人，而日军连伤者加起来才17人。当时的世界巨无霸大英帝国大失面子。率先开炮击中英舰的那名炮手后来大大有名，他就是日本陆军第一位元帅大山岩。给他搬炮弹的两个人名气也不小。一个叫山本权兵卫，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另一个叫东乡平八郎，后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等职，在随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虽然最后还是以日本认输赔款了事，但是这些强藩已经意识到，在日本当时的条件下，“攘夷”之路似乎并不可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尊王”吧。打铁还须自身硬，先把内部的事情做好再说。 在外有列强和内有“尊王”的双重压力之下，腐败恰如清政府的幕府政府被迫声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日本天皇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在幕府统治的晚期，西方列强有什么事都直接找幕府，根本不知道在幕府背后还有一个叫天皇的日本人。 在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期，天皇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万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乃至现身人间的神；另一方面他并不掌握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据说明治天皇他爹孝明天皇有一次心血来潮，想作一幅画，竟然买不起画画用的宣纸，其窘迫状由此可见一斑。 内忧外患之下，日本一些强藩，如前面提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开始联合谋划倒幕。1867年1月，孝明天皇暴毙身亡，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此即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天皇。“明治”一词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含义是天皇很早就起床上朝听政了，取“奋发有为”之意。 1867年11月，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和安艺三藩下达讨幕密敕，倒幕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到1868年4月，倒幕军队和平接收江户，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覆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引退，不再过问政治。不问也好，庆喜一直活到1931年才离世，足足活了77岁，是所有幕府将军中最高寿的一位。 此时的日本，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才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维新三杰”。当时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都年富力强，正值当打之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举行了祭天仪式，宣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随后的谕示中，睦仁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历时30余年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富国强兵。” 与此同时，在海的那一面，历经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痛的清政府也似乎意识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开始尝试革新祖宗之法，史称“洋务运动”。 这两场长达数十年的革新运动，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此处就简单的数据和事例做一些浅显的解释。 明治维新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 其实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政府就曾经进行过一些工业化改革的尝试，如开办兵工厂等。幕府主持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与清朝洋务运动创办的实体非常类似，两者的企业都是官办，且均以军事工业为主。从这个角度而言，中日两国近代工业的基础相差不大，双方的起点差不多。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化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这一时期也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和起步期。通过对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敷根火药制造所等军工企业的合并、改造、重组，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经建成了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阪炮兵工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和横须贺海军造船厂。 东京炮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该厂1880年制造的村田步枪后来成为日本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主要生产火炮的大阪炮兵工厂1872年就造出了法式山炮，次年造出野炮，1882年又制造出钢炮。筑地海军工厂主要修理军舰和生产武器，1882年还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的任务则是建造海军舰船，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闻名遐迩的名舰就诞生于此，1880年，日本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就在这里下水。比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晚了整整12年。 这些军工企业兼有部分民用功能。如横须贺海军造船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186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为生野矿山研制出几十种采矿机和800多种生产工具。1880年，又为爱知纱厂等纺织企业研制了水车动力涡轮。大阪炮兵工厂为1883年创建的大阪纱厂生产了大量机床、齿轮和其他工具。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对日本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积极对民办企业进行扶植。为了改变过去工部省偏重于发展重工业的实际状况，1873年11月，日本又设立了内务省，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为主。特别是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除军事、铁道、电信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之外，其他官办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处理价格极其低廉，有些基本属于免费赠送。1882年至1893年，政府出售官营企业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余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价格连原价格的1/4都不到，还可以不计息缓付。比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打1折，以5.9万日元卖给了川崎；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8万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了西村。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这些未来日本的巨无霸财团，起步发展的第一桶金大多来源于此。据统计，1873年至1881年，明治政府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为特权商人和新兴的财阀。 海运业的主力三菱就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发展起来的民办企业。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航海业得到迅猛发展。明治政府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管理的13艘轮船无偿转让给三菱，此外还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同样无偿交给三菱。当时从横滨到长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背后有了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就直接开价8日元。在此期间，政府还给了三菱81万美元的贷款支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就这样，上边有人的三菱迅速击败了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开始独家经营日本沿岸以及到中国上海等地的航运业务。1893年至1896年，三菱还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已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1872年，日本就开通了火车，比中国早了整整25年。在政府扶植下，日本的铁路建设也逐渐由原来的官办向民办转变，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1879年，明治政府花费22万日元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息10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又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的方式创建了10多座纺织厂。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迟实施产业革命的，但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老奶奶小脚走路”，举步维艰。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大学士徐桐有过一段“精彩”的言论：“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徐大学士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真就愚蠢到连《南京条约》是清廷跟谁签的都不知道吗？ 早在同治年间，就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海关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人就联名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其宗旨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看看清廷诸大员对提议的反应。湖广总督说：“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江西巡抚言：“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变，洋人教导听不得。”类似言论不一而足。连洋务派主将左宗棠都迫于保守派的压力，顾左右而言他：“洋人的电报属于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实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缓慢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用来生产洋枪洋炮，拉开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序幕。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苏州先后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苏州洋炮局于1864年自英国购进第一批机器，成为第一个使用外国近代机器的军火工厂。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金陵制造局，使用进口自英国、德国、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等。同年，洋务运动的“招牌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总局通过大量购置机器，到1867年已经发展成拥有机器、铸铜铁、轮船、锅炉、枪炮等各分厂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工人也达到了1300多人。 但是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至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1/20，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就这还没有考虑质量因素。 中国也曾经尝试自己造舰。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成功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这艘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耗银8万两。之后江南制造总局每一年几乎都有一艘新舰下水，其中就包括即将在甲午战争中出场的悲剧战舰“操江”号。舰只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号，船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达到12节，火炮26门，耗银35万两。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大多是已经落伍的无防护舰只，其造船业务远远赶不上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创建了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演出。左宗棠原计划用300万两白银打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来得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造舰成本过高，除了工业基础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4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俾斯麦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他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后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比中国强多少的日本却一直坚持走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连管理方式都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售。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以棉纺织业为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中国在那10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入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1868年至1875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日本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总理大臣或者首相，月薪才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的月薪也就500日元左右。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利用外籍技术人员问题上的一贯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用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切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有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才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面孔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赴巴西学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总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与对方交易、论价、订货，都是洋大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至1930年，近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有92人，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舰成本降下来。 数据说明一切。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年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家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8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中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一心“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大清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日本经济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自然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很铁的哥们儿。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方能见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很抱歉，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西方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出名的有1866年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按学习内容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学习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洋务学堂算起来不超过30所，其中不少还属于短期办学的速成班。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素质高的学生，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清制，每三年各省学政于府、州、县在学生员中选拔文行俱优者，与督抚会考核定数名，贡入京师国子监，称为优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这些封建士大夫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等雕虫小技，纯属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改革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洋鬼子。” 这样的学术辩论最后一般都会不了了之，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退而求其次去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以京师同文馆为例，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仅录取了30人，其中的20人很快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去考了几次科举。还好都没考上，要真考上了，我们就看不到严大师精彩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学非所用的现象颇多。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中日双方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文化、科技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8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吸纳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的《海权论》。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朝。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不过，此后就如肉包子打狗，再也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是1896年了，甲午战争头一年就打完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零星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的“文化开明”就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大批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的第二年，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仅28%。10年之后，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曾经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几乎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老酒的家乡估计也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老酒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老酒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回老家过年，最忙的就是给村里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乡村到处都有那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不久前看过一则报道，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五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从1907年到2016年，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从1877年到1895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包括下面重点介绍的日本陆军大学、日本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培养出各类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这才是讨论的重点。与“殖产兴业”和“文化开明”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日本在炮舰逼迫下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那一代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明治政府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海军是大英帝国最强，陆军是法国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提出的口号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迅速膨胀数倍。军队的装备也基本实现了近代化。 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这些人员也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关于日本海军的建设，后文再做详细叙述。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建设最大的保证，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4，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造舰、购舰步伐，军费开支甚至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后文将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简称“陆相”和“海相”。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名义上陆海军是并列关系，实际上陆军在决策中经常会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察、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后文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可，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航空母舰是海军的作战主力，陆军在战争期间也曾谋划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你建航母在陆上运炮弹哪？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陆军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本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 在陆军眼里，海军算个鸟，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才行。这样，在1893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之外，海军还有一种战时编制，后来逐渐成为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但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后文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都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根本谈不上改革，所采取的举动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脱胎换骨的变革吗？海军仅仅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唬人的“北洋水师”（下一章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当时的战争已经不能仅依靠人数来预测胜负，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人发展到了70万人。其中八旗兵25万人，绿营44万人，这些大部分是旗人，属于吃国家财政的正规军。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人，说百万人也不算夸张，但不是“百万雄狮”，而是“百万绵羊”。如果遇见群狼的话，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没有取胜的可能。 作为正规军的八旗和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民警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差距“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德国新报》也有过这样的报道：日军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已没有明显差别。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事实也验证了以上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日本和大清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光鲜照人，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咱大清西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危难中的国家比喻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就是往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多也只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外科手术，看起来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明显。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则为“渔”。表面上，就少了三点水，实际上差之千里。 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 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 对于“军国主义”一词，《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曾有过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两者虽用词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老酒用“打油诗”表示：国事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经济建设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如果想更便于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类似“军国主义”盛行的年代，老酒以为最著名的就是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以及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老酒都极端崇拜，可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去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因素，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经过2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后来称为“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了天皇在国家权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权力之外，更为上述权力罩上了一种神权的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石。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第十三条“天皇决定宣战和议和”，第十四条“天皇宣布戒严”等，给予天皇在军事上绝对的统治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属于天皇。我们习惯称日本兵为“鬼子”，但他们自己和汉奸都自称或尊称为“皇军”，就是这个道理。 《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也就是说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排除外相松冈洋右，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日本还通过宣传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和“万国之本”，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这里是大地的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天皇在日本军队和国民心目中到底有多“神”，理论上很难说得清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窥视一二。 1876年至1880年，为了树立天皇在国民中无与伦比的“神”之地位，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巡幸。日本学者木下尚江在自传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在雨中，从十里、二十里的山中，成群结队的人抱着婴儿，搀扶着老人一起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或者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老百姓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拿到天皇走过的砂石，就会全家安宁，五谷丰登。” 在东京，有轨电车在驶经皇宫时，所有的乘客都要脱帽致敬。这还不够，后来干脆规定司机必须停车，让每个人对着皇宫庄严地鞠躬致敬。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9月，一篇文章获得了日本全国作文大赛的第一名。作文内容大意是，一个在中国前线阵亡的日本士兵手中紧紧攥着一块鹅卵石。那块鹅卵石来自皇宫，很可能被天皇看到，甚至踩到过，用一句类似的话，就是“那是开过光的”。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相继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誉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过瘾，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悲伤至极的乃木为报恩和教育世人，偕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素材。日本媒体称乃木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他成为近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平时最高的常规编制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可能稍大一些。师团之下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后文要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军事战术指挥之外，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属于其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飞扬跋扈，“你只能说‘yesorno’”的经典话语就出自他口。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桌都会随即转动，转动的目的是要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濒临绝境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若在，即使人死光了，部队的编制也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惯，海军自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天皇作为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游泳水平可能并不低。 “二战三大元凶”之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有着这样的座右铭：“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鉴。”他曾经在否认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说：“叫作东条英机的这个人只是一介卑微臣民。我与你们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天皇授予首相的责任。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而已。正是得到陛下的信任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那些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事实的确如此，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天皇的一句“不信任”就让东条英机主动乖乖地卷铺盖回家。 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义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就出自他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人，天皇的一句训斥，就让他吓得赶紧辞职，回家之后，很快郁郁而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有许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战死疆场，也绝对不能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两年之后，1974年，在丛林里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的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与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对天皇宣誓效忠的，不仅是陆海军军人，还包括几乎全体普通国民。就在盟军最后逼近日本本土的时候，所有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抗击盟军登陆的军事编队训练。由于缺乏武器，他们使用的甚至是原始时代削尖的竹竿。因为天皇告诉他们，“誓死不降”。他们的标语是，“万众一心，视死如归”，人人都唱的一首歌是《亿万灵魂为天皇》。 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专家，叫埃德温·莱顿博士，他曾经在终战之前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如果他让所有的妇女剪掉头发，或者叫国民倒立起来用手走路，所有人都将照办不误。甚至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掉睾丸，99%的人都会从命。”美国人因为恐惧日本最后的殊死抗击，才同意日本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 天皇居住的皇宫，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1941年12月8日，南云忠一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在皇宫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络绎不绝，男人高呼“天皇万岁”，女人也身着节日的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跪拜。相反，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之后，东京有数万人再次来到二重桥，无数家庭的全家老小叩头遥拜，面对皇宫痛哭不已。其中竟然有全家老少三代集体自杀。横滨的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的录音之后，校长带着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 看看战后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的表现。1946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45岁生日，在监狱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东条英机等一群死不悔改的战犯朝着皇宫方向遥拜，合唱《君之代》，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万岁”。纳粹德国上绞架的甲级战犯在临刑前，没有一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日本7个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他们在上绞架前高呼的都是“天皇万岁”，而且是连续大呼三声。 第二个因素，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在今天，一旦听说某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国家不稳定，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改变计划。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相对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也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边缘。 前文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接隶属于天皇，政府对军队的行动无权干预，到最后，干脆军人反过来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人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起者主要是军人。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于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只有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41个之多。”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作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除了客观上实力差距较大之外，老酒觉得有一个主观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二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其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其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 真正使内阁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辅佐，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是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一起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由此可见，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虽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通报给首相。用一个现代词语表示，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并没有人告诉首相东条英机，他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战斗中损失了帝国海军最精锐的4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作所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啥都不知道，纯粹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也能知晓一些军部的事情，还算说得过去。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后来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情形。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是广田弘毅战后成为唯一被绞死文官的主要罪证。 这样的变态体制必然导致内阁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因为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政府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如果这样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了半天绕口令，老酒再举几个例子，读者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比如，“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削减开支，同时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又如，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出身，但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再如，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海军内部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害怕因此诱发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坚决反对同盟，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此举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不过，米内光政在1946年东京审判时，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第三个因素，别具一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毋庸置疑，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种。从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里，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就重印了31次。 思想的教育还不够，形式上也必须身体力行。在日本，每逢重大节假日庆典活动，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必须集体对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山呼万岁。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其间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歌曲《君之代》，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作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说：“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个因素，“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是这人肯定不正常。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歌《到大海去》。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老酒小时候读书读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后慢慢才知道，“地大”，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但石油不够用。小时候老师说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我们勤劳，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我们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敌国入侵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支部队，如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等，任务基本都是防守。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前段时间看到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老酒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那一杯酒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扼杀了中华民族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句话的不是老酒，而是前文提过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战略家的蒋百里。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两起惊天动地的暗杀。第一次是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哈尔滨火车站，日本前首相、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安重根枪杀。第二次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日本阅兵庆祝天皇生日，一个叫尹奉吉的人向主宾席投掷炸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六师团植田谦吉中将各被炸断一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安重根和尹奉吉后来都被处决。大家可能已经从名字上看出，他们都是朝鲜人。要是中国人，该多解气。 在中国，一般说“工农商学兵”。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和成为军人。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是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除了裕仁，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核心内容就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虽然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精神也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精神支柱。 一般人对生命执着、眷恋，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才是真诚的。武士标榜精神上的优越，提出要在心理上先战胜自己，才能去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然后才能“要别人的命”。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他们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盛开，而在凋零之时。花期不长的樱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没有一朵残留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不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日本人眼里，“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武士最理想的归宿。 对于一个用武士道精神武装的日本军人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天皇战死。战死会为他的家人带来无上的荣誉，本人的灵魂也会得到拯救。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兵个个都是“超人”。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的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活力，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照样能走，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正是有了“武士道”作为精神武器，才有了后来的“万岁冲锋”“玉碎”“神风特攻队”“剖腹”等一系列违反人伦和道德的组织或行为。至于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宿于肚腹之中，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时就选择剖腹。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时，东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充斥着嘲笑德国人的声音，人们纷纷大骂德国人无耻，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在马来亚战场，一个英国将军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要求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人，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对面那些我们的敌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也提到，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是因日本之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由于轻视生命的价值，所以日本军人也绝不会去看重战俘的生命。他们曾自豪地宣称，欧洲战场结束之后，在欧洲的美军士兵对于和日本人作战存在着很大的厌战情绪。相比德国人来说，日本人更加残暴无情，他们蔑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盟军士兵如果当了德军的俘虏，活下来的希望很大，因为德国战俘营俘虏死亡率只有2%~3%。一旦当了日军的俘虏，那等于一只脚已踏进了鬼门关，死亡率一下子就上升到30%以上。 日本女性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将送家人上战场视为莫大的荣誉，就像中国人中举人一样。入伍军人会被赠以“祈战死，勿生还”几个字，出征的士兵还会带着“千人针”。这种千人针是由出征士兵的女性家属，比如母亲或姐姐，拿上一件饰物，到街头或者公众场所祈求路过的女性在饰物上缝上一针，等凑够千针之后让出征者带上用于辟邪。几乎所有接到这种请求的女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应邀上前缝上一针，给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祈福”。战争期间，日本艺伎也会捐钱捐物资助战争。1938年1月，日本出台《母子保护法》，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开战之前的1941年7月，日本又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对15岁至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赛跑等体力测试考试，提出在整个日本培养“军国女性”，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国母子”。 在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的濒死出击中，舰队司令伊藤整一海军中将的太太伊藤千岁把丈夫送出家门时，最后一句话是：“打了败仗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日本战败后，陆军元帅杉山元每天都会多次听到夫人冷冰冰的声音：“日本已经战败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怎么还不剖腹？” 第五个因素，大力兴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对外侵略扩张的“精英人才”。 日本人做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对人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发展经济如此，扩充军事力量也不例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后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断定在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参战的陆海军将佐几乎都出自这几所军事院校。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其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后根据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该校在思想上极端重视对学生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在军事技术上注重学员的综合发展，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销。其间共开办61期，培养中高级军官36900名。后文在介绍出场人物时经常会说“陆士某期”，意思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某期毕业”，“陆大”“海兵”“海大”也类似。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影响，很多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其中也包括蒋介石，不过蒋委员长当时上的是东京振武学堂。当时“陆士”是中国军人的首选，在“陆士”学习过的中国著名军人包括蒋百里、蔡锷、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后来中国有了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才开始转向国内，“陆士”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比“陆士”高一级的就是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1872年12月，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后缺乏合格的参谋人才，所以“陆大”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参谋军官专门成立的教育机构。位于东京的“陆大”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刚开始十几届每届只有学生10人左右，到了1899年的第十三期（其间因为甲午战争停办两期）才达到40人，后来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在日本，只有“陆大”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陆大”开办的64年间，共有3485名毕业生。 “陆大”的报考资格为“陆士”毕业，在部队服役两年以上，未满30岁的中下级军官，可以说是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年轻军官进行理论充实。“陆大”教育时间为步兵、骑兵三年，炮兵、工兵二年。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陆大”是唯一由陆军参谋本部直接管理的学校，“陆大”学生毕业后由参谋本部直接安排工作。 与“陆士”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到“陆大”学习的人屈指可数，名气大的也不多。 在这里介绍“军刀组”。“军刀组”是对每届“陆大”毕业生中前六名的称谓，因为这六人能够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而得名，又称“恩赐组”。其中前六名中的第一名被称为“首席”，前文提到的《战阵训》，其起草者今村均就是“陆大”第二十八期的“首席”。“首席”往往能获得觐见天皇的特别奖励，这在日本军人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刀组”成员往往在军队中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很多人马上就能进入陆军参谋总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享有一项特权，可以优先公派出国留学。这些精英大部分选择的出国方向是陆军最强的德国。 “陆大”第一期首席叫东条英教，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一些军刀组成员的名字：武藤信义、宇垣一成、谷寿夫、荒木贞夫、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西尾寿造、畑俊六、永田铁山、梅津美治郎、安藤利吉、山下奉文、今村均、本间雅晴、田中静一、下村定、石原莞尔、小畑英良、铃木宗作、武藤章、栗林忠道、辻政信、濑岛龙三等。这些人都将在之后的正戏中出场。可以看到，号称“昭和三大参谋”的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无一例外都是“军刀组”成员。 陆军有陆军的学校，海军也必须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869年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简称“海兵”。“海兵”的含义是培养海军的用兵之道，而不是培养士兵的学校，就像《孙子兵法》是讲述用兵之道，而不是当好士兵的方法一样。“海兵”最初的名字叫海军兵学寮，在1870年1月11日举行了首届学员的开学典礼。同年11月4日，“海兵”首批选拔了15名少年生和29名成年学生。在这15名少年生中，就有前边提及的“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1888年，“海兵”从东京迁往江田岛，使得之前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江田岛从此名扬天下。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与日本著名的吴军港隔海相望，地形临海抱湾，环境优越，利于高级军官的专业培养。为了保持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迁校以前海军就同当地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江田岛附近指定范围内不能开设娱乐场所，以防止海校学员萎靡堕落。 建校之初，“海兵”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学习的精神十分强烈，连建造学员宿舍用的红砖都是千里迢迢从英伦三岛高价运来的。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战斗指挥官，同时设有其他专业培养课程，其教育、训练模式几乎全部仿效英国。 一位英国教官在谈到“海兵”时写道：“在日本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萃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都不惜一死。” “海兵”面向全日本招生，学生录取年龄为16岁至19岁，无特殊应考资格限制。在日本帝国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考入“海兵”是成为海军高级将领的必要条件。军人能进入该校往往被视为一种骄傲。同日本陆军的土黄色军装相比，“海兵”学员纯白的海军服格外耀眼。据说“海兵”学员在回家省亲时，其乡里往往引以为荣并举行欢迎会来招待。因此，虽然管理极端苛刻，“海兵”依然是当时日本青年竞相报考的学校，号称比东京帝国大学还难考。 经过持续的努力和提高，“海兵”最终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军高校。太平洋战争自始至终都有“海兵”学生的身影。战后有史学家戏称，太平洋战争其实就是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之间的战争。 从1873年11月毕业的第一期的2人，到1945年10月毕业的第七十八期4028人，“海兵”共毕业学员12433人。这其中有1313人成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将官，包括64位海军大将、387位海军中将、862位海军少将，将军比例超过了总人数的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四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是清一色的“海兵”毕业生。后文将提到的永野修身和井上成美被称为“海兵”最杰出的两任校长。战争期间，“海兵”也成为一些海军高级将领的避难地，莱特湾大海战的责任者栗田健男就是“海兵”的最后一任校长。 如果按照晋升将军的比例计算，“海兵”第十二期居首，19名学员中有15人成为将军，占到学员总数的79%。论诞生将官人数的话，当属第四十期最多，一共有65人成为将军，其中就包括后文经常要提到的一些人，如宇垣缠、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福留繁等。但是，第七期、第十五期、第二十一期、第三十九期这4期，都诞生了4位海军大将。其中第七期的4位大将中，更是有两位晋升为海军元帅，实在是牛。 陆军有“陆士”有“陆大”，那么在海军除了“海兵”之外，也必须再有点什么，这样就有了海军大学，简称“海大”。这可不是老酒工作上经常有联系的海南大学。 “海大”于1888年7月建校，用的就是“海兵”从东京搬到江田岛之后空出来的老地儿。“海大”只招收“海兵”毕业生，规定只有“海兵”成绩排名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军衔至少也要是大尉或少佐，这一点比“陆大”高了一级。“海大”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海军高级将领。如果说“海兵”算本科生的话，那“海大”就是研究生院，培养的是硕士、博士。 “海大”很难考，但日本海军高级军官很多人都读过“海大”。山本五十六、黑岛龟人、小泽治三郎这些日本海军的精英都有“海大”的经历。高须四郎、南云忠一、小泽治三郎、及川古志郎、伊藤整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名将，都担任过“海大”的校长。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被誉为“海大”的黄金时代，日本海军的三大理论家同时在这里任教：秋山真之讲授海军战略学，佐藤铁太郎讲授海军史，铃木贯太郎传授鱼雷战术。这都是日本海军史上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 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日本对外不间断的侵略战争，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深化。我们来看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多少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39年诺门坎日苏之战，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发动过如此多侵略战争。可以说，从1894年开始，日本的战争车轮基本就没有停止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之后以国运为赌注对外豪赌，前期每赌必赢。国虽富，军虽强，但长赌必输，多战必亡。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不断淬火、磨砺之后，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 “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与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类似，日本急需对外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云南差不多大小，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日本国内本身就市场狭小，资源匮乏，为了对外抢占早已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市场，也为了转嫁国内因为维新带来的诸多矛盾，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急于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寻求出路。 日本在亚洲的位置与英国在欧洲的位置极其类似，不同的是前者四个岛，后者只有三个岛。但与英国一直致力于建设海权国家不同，日本从根本上选择的还是一个大陆国家的思路。站在日本四岛往外看，东边是太平洋，还挺辽阔，以日本当时刚刚起步的孱弱海军劳师远征，极不现实。往北看是传统强国俄罗斯，虽然此时北极熊已略显疲态，但瘦死的狗熊比狼大，沙俄在日本人眼中，还是不能轻易去惹的巨无霸。往西看，海那边就是朝鲜，这是个可以捏的软柿子，可惜身后有亚洲第一强国大清做后盾。往南看，台湾也属于大清的地盘。盘算一番的结果是，不管往西还是往南，都必须与大清为敌。 老酒以前一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自甲午战争。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20年，明治维新之初，羽翼未丰的日本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中国进行侵略，第一次的目标是宝岛台湾。 凡事皆需理由，即使没有，也要想办法编造一个出来，方显师出有名。对于强盗而言，这样的理由俯拾皆是。这次日本找到的理由出自琉球，现在名字叫冲绳，日本的对外侵略也就从这里开始。80多年后的1945年，在这里爆发了美日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场血战——冲绳岛之战。冲绳岛也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攻占的最后一个岛屿。起于冲绳，终于冲绳，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轮回。老酒能坚持写完这套书的话，读者诸君再次看到冲绳岛出现时，基本上已经是快结束了。 早在中国隋朝时期，羽骑尉朱宽奉隋炀帝之令出海，见到这一岛屿“地界于万涛之间，蟠旋蜿蜒，若虬龙浮于水中”，随即将之命名为“流虬”，唐朝时更名为“流求”。明太祖朱元璋再次改名为“琉球”——石之有光为“琉”，磨圆的玉石叫“球”，意思是海中发光的美玉。1372年，朱元璋对琉球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喻示着从那时候开始，琉球已成为明王朝的藩属，从此琉球就开始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也都接受中国册封。1646年，琉球使节再次来华觐见大清顺治皇帝，从此琉球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庆贺。1663年和1756年，康熙和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以上历史事实童叟无欺，如假包换。 日本将这一区域叫作“冲绳”。日语中“冲”是海上的意思，“冲绳”的含义就是排列的岛屿像漂浮在海上的一根绳子。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这个群岛也是中、日、朝几国之间贸易交往的重要桥梁。因此，日本一直对琉球抱有觊觎之心，但还允许其居于相对独立地位。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屈服，等于琉球王国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进贡，一个姑娘有了两个婆家。日本一直想让琉球王国跟中国离婚，单独跟他们过，以最终完全吞并琉球。可惜一是实力还不够，二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琉球往南就是台湾。清政府当时没有给予台湾充分的重视。1683年，清政府将台湾纳入版图之中，但对台湾的治理局限于已经开发的区域。对尚未开发区域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们越界开垦。这一短视行为竟然成为后来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 1871年12月，两艘琉球贡船在归国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其中一艘名为“八重山”号，船上45人全部获救。另一艘“太平山”号触礁沉没，船上69人，溺死3人，有66人幸运登陆。后来，他们闯入台湾少数民族住地牡丹社、高士佛社，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船上人员54人被杀死，幸存的12人则在当地汉人帮助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辗转归国。在信息闭塞的当时，这一纠纷并未立即引发国际争端。 1873年，大清同治皇帝大婚亲政，邻国日本也派来了祝贺使团。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在总理衙门官员例行会见时，出人意料地提起两年前发生在台湾的那次事件，要求清政府就此给出一个说法。当值官员毛昶熙说：“琉球是中国的，台湾也是中国的，这是中国内部纠纷，跟你没啥关系，一边歇着去。”但日本人岂肯就此罢休，双方开始争执不下。被日本人纠缠得不耐烦的毛昶熙最后以“台湾生番为化外之民”为由进行搪塞。化外之民，意思是虽然在我地盘上，但不是我的人——至少日本人是这样理解的。这成为日本人出兵台湾的最好借口，既然不是你的人，那就好办了，你不管我来管。其实当时大清从骨子里看不起蕞尔小国日本，也根本想不到日本据此就敢闹事。 日本人说到做到，不放空炮，马上就开始着手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准备对台湾出兵，征讨那些被清廷认为不是自己人的“化外之民”。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远征军。最初，西洋诸国驻日使节对日本出兵台湾的做法没有提出异议。但到出发前夕，英、美等列强顾及自己在台湾的利益，忽然转变态度表示反对。英国驻大清公使威妥玛甚至将日本准备出兵台湾的消息告诉了李鸿章。李大人对此的态度是，根本不可能，再给它个胆它也不敢。 日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顾忌大清的实力以及西方列强的态度，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就是后文要多次提到的裕仁天皇内大臣、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爷爷，就坚决反对对中国台湾用兵。之后，日本政府向台湾远征军下达了“出兵延期，等待后令”的命令。 这里就发生了日本军方的第一次“下克上”事件，尽管这之后还要发生无数起。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远征军司令西乡从道海军中将。西乡根本不顾政府的命令，他购买英国商船“高砂丸”为旗舰，率领“日进”号、“孟春”号、“明光”号、“有功”号、“三邦”号5艘军舰，于1874年5月7日拔锚出征。 战争过程非常简单，1874年5月10日，日军入侵中国台湾。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奋力抵抗，不敌身亡。日军分三路扫荡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的少数民族，诸社纷纷投降，战争很快宣告结束。日本在中国台湾建立了都督府，开始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向民众分发日本国旗，试图久踞。 清政府得知日军果真侵犯台湾的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这个沈葆桢是清末名臣，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来官拜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他还身兼林则徐外甥和女婿之职，沈的母亲为林则徐七妹。就是说沈葆桢的婚姻属于标准的近亲结婚。 接到命令的沈葆桢，立即于1874年6月14日带领“安澜”号、“伏波”号、“飞云”号3艘军舰赴台。随后，“扬威”号、“振威”号等军舰也开往澎湖列岛进行威慑，刹那间，战云密布。 沈葆桢到达台湾后，立即采取了两手策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即一边与日军交涉，一边积极备战。沈葆桢首先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本入侵中国台湾的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利用国际舆论逼迫日本退兵。其次是分批次向台湾增兵。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十三营到台湾布防，第一批2000人、第二批2500人在沈葆桢抵台后很快到达，还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随时待命。此外，从天津调运的新式洋炮和从福建调拨的数万公斤火药也先后抵台。沈葆桢的调兵遣将使得双方实力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实力不足可能带来的战争失利，加之日军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日军士气极其低落，日本政府认为军事占领台湾的办法暂时无法实施，于是被迫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 在英国的斡旋下，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开赴天津与李鸿章开始谈判，多轮谈判无果。大久保利通背后向英国公使威妥玛道出了实情：“本次事件我方死伤较多，花费很大，在本国国内无法交代。再说我们在台湾盖了房子，也修了路，如果大清能给点经济补偿的话，撤兵亦无不可。”威妥玛试探要多少钱时，大久保利通狮子大张嘴，开价白银500万两，随后就感觉这根本不可能，主动降价到200万两，至此不能再减。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1874年10月31日，军事上占尽优势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中国台湾全部撤走。50万两白银对于当时还是穷酸的日本来说，不啻一笔巨款——这也是日本对外侵略挖到的第一桶金。 区区50万两白银对于动辄赔几千万两的大清天朝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一事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北京专条》承认日本这次的侵略是“保民义举”，变相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专属统治地位。 随后，1876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琉球国王尚泰及皇太子中城相继作为人质被掳到东京。琉球北部数岛并入鹿儿岛县，南部诸岛设为冲绳县。 1879年10月，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门口来了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个个跪地磕头，痛哭不止，他们就是已经亡国的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向德宏和情报官毛精长。三人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这里，就是请求大清派兵救援，赶走强敌，重返家园。泱泱大清大方异常，给了三人足足300两白银的盘缠让他们自行回去。11月20日，林世功将最后一封“以死乞师”的书信呈送总理衙门之后自杀身亡，时年38岁。死前所写的一首诗云：“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 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大清官员感慨于林世功的忠义，自发募集纹银200两，将林世功葬在京郊通州的张家湾。 世界第九之北洋水师 世界第九之北洋水师 大清被西方列强欺负是早已习惯的事。赵太爷打头咱忍了，可现今连你王胡和小d也来撒泼，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清一贯看不起的日本竟敢贸然侵台，还借机敲竹杠的事实，在清廷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群臣纷纷上奏，提议发展海军加强海防，这引起了老想有所作为但又说了不算的光绪帝之高度重视。 虽然没什么实权，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此在光绪帝的主持下，大清开展了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文华殿大学士、首辅、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屋建“瓦”地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近在肘腋，伺我虚实，将永为中土之患。” 综合各方面意见，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北洋水师，沈葆桢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朝廷议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建设的军费，由南、北二洋分配使用。当时大清海军共分四支：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福建水师负责福建、南海，另外还有广东水师。作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桢认为，400万两白银打造一支舰队都不宽裕，“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洋水师的作战区域京畿重地更为重要。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清廷采纳了沈葆祯的建议。初步设想是等北洋水师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1875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受命创设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前面提到的原因，建军之初的北洋水师就走上了对外购舰之路。 1879年11月，北洋水师向英国米切尔船厂订造的第一批军舰——“镇东”号、“镇西”号、“镇南”号、“镇北”号4艘蚊炮船——回国，两年后回国的还有“镇中”号和“镇边”号。名字听起来那是相当吓人，等于把四面八方全给镇住了。一看数据就知道完全是两码事，这6艘船的排水量都只有440吨，航速10节。一分价钱一分货，每艘也只花了15万两白银。据说这种蚊炮船块头虽小，但战斗力不弱，能让人像被蚊子咬那样难受。可惜几只蚊子一般咬不死人，这些小船当然不能作为舰队的主力舰只来使用。 1881年，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撞击型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加入北洋舰队。这两艘舰排水量1350吨，航速15节，每艘造价65万两。北洋舰队终于有了像样的主力舰。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的亲信，以勇猛著称的淮军提督丁汝昌入主北洋舰队。 在此期间，李鸿章发现从英国订造的军舰价钱偏高，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转向造舰质量更高、价格更加低廉的德国订造军舰。1880年12月，大清与德国伏尔锵船厂签订了一个大合同：斥巨资340万两打造两艘巨型铁甲舰，这就是后来威震远东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同时花费68万两白银订造了一艘巡洋舰“济远”号。难得的是，这次大清还派出了由后来北洋舰队副司令刘步蟾带队的监理队伍，全程监督造舰，防止偷工减料，附带还派出一个学习队伍随舰实习，看起来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1881年11月，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顺利下水。第二年11月，“镇远”号下水。再一年的12月，“济远”号下水。本来这些舰只1884年就应该交付大清使用，但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爆发，而德国是中立国，不能交付战舰，所以一直到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885年11月，三艘主力舰才一起回到天津大沽港。 1885年，李鸿章再次以170万两白银向英国订购“致远”号和“靖远”号，以174万两向德国订购“经远”号和“来远”号。1887年，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出洋接舰，秋天回国。至此外购军舰全部到位。 战舰有了，人才也不能缺。早在1887年，大清就先后派出38人去英、法等海军强国学习。可以说，除了丁汝昌之外，北洋水师的主要军官、主力舰舰长是清一色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从英、法回来的海归派，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纯粹的国际化人才。更有不少人还在当时最牛的英国舰队实习过，也算是有知识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来看一下这些后来下场凄惨的悲剧性人物。 丁汝昌，52岁出任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对应西方的军衔相当于海军中将。 刘步蟾，右翼总兵，也就是舰队副司令，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定远”号舰长（当时大清叫管带），海归。 林泰曾，左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镇远”号舰长，海归。 邓世昌，“致远”号舰长。 叶祖珪，“靖远”号舰长，海归。 方伯谦，“济远”号舰长，海归。 林永升，“经远”号舰长，海归。 邱宝仁，“来远”号舰长。 黄建勋，“超勇”号舰长，海归。 林履中，“扬威”号舰长。 杨用霖，“镇远”号继任舰长。 林颖启，“威远”号舰长，海归。 李和，“平远”号舰长。 萨镇冰，“康济”号舰长，海归。 主力舰“八大远”中除了“平远”号由福建船厂建造之外，其余全是英、德建造的新型舰只。 在大力购舰的同时，大清还斥巨资在黄海附近修建了三大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和大沽口，这三个基地也在1890年前后陆续完工，可谓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1885年10月，清廷下令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总理海军衙门事务。这个奕来头可不小，他是当今皇上光绪帝他亲爹，当权派慈禧太后的小叔子。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颁布《北洋水师章程》正式宣告，舰队司令部设在威海卫军港之内只有3.15平方公里的刘公岛。 粗看起来大清的这种定位非常高明。威海卫与旅顺“势成掎角，互为声援”，扼守渤海通道，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收海口、保津沽、卫京师”。但是仔细一思量，就知道这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从战略定位上看，这样强大的舰队一开始就定位在了看家护院之上，任务就是防守型的看大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李鸿章曾自豪地形容他的北洋舰队：“以之攻人尚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相反，基本同期建军的日本海军崇尚进攻，追求的是制海权。仗还没打，北洋水师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不止一筹。 远东的大清和日本都在花大力气建设海军，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各国的关注。1888年，《美国海军年鉴》破天荒地将北洋舰队排在了世界第九位，前八名分别为“英、法、俄、普、西、奥、意、美”。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大清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排名世界第十六。美国同时认定大清陆军稳居世界前三，不清楚是不是在故意忽悠人。面对这些言不由衷的赞誉，清廷大员也是得意扬扬，有关奏报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吾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 这样的虚名同样使李鸿章意气风发。可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李鸿章权倾朝野，还受到当权派慈禧老太的信任，因此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弹劾之声不绝于耳。他的北洋舰队同样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普遍的说法是，打击北洋舰队，就是打击李鸿章。 和明治天皇麾下群臣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反，大清国朝廷内部可谓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光绪皇帝虽没有实权，但屁股还占着皇帝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那就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当年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经参过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本，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翁同书和翁同龢有关系。不错，就是他亲哥。这一本，导致翁同书被免职流放，一下子气死了翁同龢他老爷子翁心存。执笔写出奏章的就是当时还在曾国藩手下当差的李鸿章。对于翁同龢来说，和李鸿章那是有杀父欺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加上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后党首领李鸿章和帝党掌门翁同龢简直到了家仇国恨一起算，见面就想掐脖子的地步。1888年，时任户部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的翁同龢，借机以筹备慈禧大寿庆典为名，大幅度削减北洋水师经费，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相对于陆军的发条枪就能打仗，打造海军基本跟烧钱差不多。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处境尴尬，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开平煤矿，开平煤矿最好的是第五工作面所生产的五槽煤，“质量最好，西人有用其煤者，谓此乃上品，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但开平煤矿总办张翼只给北洋水师提供最糟糕的八槽煤，五槽煤被张翼理直气壮地留着卖到国外赚钱。丁汝昌曾向张翼写信求助，张翼根本不予理会。张翼的理由很充分，北洋水师由于经费短缺，经常无法按期付款。你赊账还想要好东西？门儿都没。加上北洋水师报价太低，也根本买不起优质煤。最重要的原因是，张翼和朝廷大员多有瓜葛，朝中重臣很多都是开平煤矿的股东，光绪帝他爹醇亲王奕就是张翼的直接后台。除此之外，据说张翼多次“捐”钱给老太后修颐和园，慈禧因此很高兴地批示“此人很会办事”。所以别说丁汝昌这种舰队司令之类的“小喽啰”，连李鸿章拿张翼也无可奈何。 随之而来的就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维修锅炉，但局限于户部削减经费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缺钱，无法对外购买，无奈的李鸿章只能通过天津机械局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供应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实心弹，“穿而不炸”已经见怪不怪，且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者。 1890年，海战的又一进攻利器速射炮问世。日本为了缩小与北洋舰队的差距，开始在军舰上大量加装速射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和清廷速射炮的比例是192∶27。1894年初，丁汝昌多次打报告要求在舰上加装速射炮，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各添置120毫米速射炮6门，“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各添置2门，总计18门，预算费用是白银613040两。户部的答复是：“恕难以筹措。”最后日本战胜北洋舰队的第一利器恰恰是速射炮。战后的统计数据是，大东沟海战，中日双方10分钟发炮的数目是33∶185。真没有钱吗？大清国以孝治天下，为了让慈禧老太太高兴，仅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建造的戏台、牌楼、龙棚等所谓“点景”就耗去白银240万两，换成炮就是72门。 除了速射炮，北洋海军另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的快速巡洋舰。当时北洋水师平均航速是14节，而日本联合舰队是16节，有2节以上的差距。“攻击力、防护力和机动性”是检验海军舰只性能的三大要素，这个机动性主要就指航速。当时军舰的航速较慢，所以这2节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可是没办法，日本都是新造的少年舰和青年舰，当然跑得快。而大清基本属于大叔舰或者老爷舰。人家年轻还烧好煤，真的没法比。 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相对于陆军武器的发展而言，海军的装备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这也正是打造海军如烧钱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的购舰时间基本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而日本则在19世纪90年代中前期。也就在这几年间，高温高压锅炉问世，使得舰船的速度提高了3节到4节。前文提到的速射炮也正是在北洋舰队结束购舰后出现的。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了一部分大米和煤炭。开战之后曾有人建议李鸿章停止继续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坚持履行合同，于是30000吨优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样发往日本。换句话说，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吃着李鸿章的大米，烧着这些优质煤炭，把李大人的北洋舰队送入海底的。放在今天，如果评选“重合同，守信用”模范，李鸿章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对于早已腐败透顶的清廷来说，花这么多钱打造海军，中间没点贪污那才叫不正常。1881年到1890年的10年间，清政府为了购舰，共拨款4600万两。除去购舰的直接费用，就有1580万两白银不知去向。连李鸿章都说，大清之银能真正用到关键地方的不足1/10。如果拿这些失踪的银子去买“定远”的话，一艘170万两，能买8艘。其实别说8艘，就是再有两艘，日本就根本不敢开战。 李鸿章的势力被称为淮系。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主要手段，除了处处制约北洋舰队之外，还包括点对点重点打击淮系的文武大员。淮系将领除聂士成等极个别人之外，几乎皆遭弹劾，如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卫汝成、龚照屿、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李经方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马上开始的甲午战争中领衔主演的重要人物。御史李念兹大人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后方有人戳屁股，前方打胜仗几无可能。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北洋海军内部也一样矛盾重重。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高级将领均来自福建船政学堂，自然以福建人为主。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的刘步蟾对于陆军出身的外行领导指挥自己甚为不满，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闽党。刘步蟾在香港还利用“撤旗事件”逼走了水师教习，被水兵称为“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英国总教习琅威里。丁汝昌曾试图改变被架空的现状，摆脱闽党控制，但势单力孤，始终无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闽党之首刘步蟾是实际的舰队司令，连邓世昌都因为不是福建人而备受排挤，“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甚忌之”。 不仅如此，北洋舰队还通过弄虚作假去博得上司的欢心。李鸿章检阅北洋舰队时，刘步蟾等人在靶船上事先埋好火药，等舰炮一响，便点燃火药以示命中，真是百发百中。见此情形的李鸿章大悦，立即赞叹：“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中十五也。”“中十五”的原因，估计可能有一堆火药没点着。如果真有这样的成绩，那么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华盛顿”号战列舰在实战中创下的世界纪录差距就太大了，今后也真没必要费老鼻子劲儿去发明导弹了。事实上，大东沟海战之后的统计是：日本每艘舰中炮11.2发，中国107.8发。 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刘公岛，规定是除了提督丁汝昌外各级军官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不得在岸上购买房产。但这条纪律基本上形同虚设。比如“济远”号舰长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现了这个发财机会，也搞了不少自建房出租。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发生过多次争吵。 在刘公岛北洋舰队司令部的周边，有一排排设施豪华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烟馆、茶楼、妓院等，当时没有ktv，要不然肯定也会有。70多家娱乐场所，家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回头看看日本海军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建校之初就与地方政府划定方圆多大范围不能出现娱乐场所的做法，我们就已经看到北洋舰队的最后命运。 陆军的情况在前文已经做过介绍，那就是百万陆军中的正规军不能打仗，打仗基本靠地方武装。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陆上力量，其主力不过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全部陆军的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在威海卫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地方部队绥军、巩军却只有7000人，最后大都战死殉国。 这边清廷厉兵秣马，那边日本人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与大清相比，日本海军的建军气魄就高多了，其目标就定位在明治天皇维新之初就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还仅仅是海军省主事的山本权兵卫大佐就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无论陆军如何精锐，如用兵海外，海军不能取得海上的绝对安全，则必归于败降。海军之主要任务就在掌握制海权。”其定位就比北洋水师的看家护院高了不止一两个档次。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 早在1875年，日本从英国订购的三艘主力舰3717吨的铁甲舰“扶桑”号、2250吨的“金刚”号、“比叡”号就已经下水服役。之后的1885年，3709吨的“浪速”号、“高千穗”号高速巡洋舰相继回国，日本海军初具雏形。之后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大大加快了日本海军的建设步伐。 1886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其余“镇远”“定远”“威远”“济远”4艘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维护、检修，开展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这也是大清铁甲舰队首次访问日本。其实大家都清楚，说好听了是“亲善访问”，说不好听了就是威胁和震慑，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烧包”“显摆”。 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长崎港，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大清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望着大清黄龙旗高高飘扬在威风凛凛的铁甲巨舰上，日本人脸上浮现的就只有“羡慕嫉妒恨”。8月13日，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几个水兵就跑到当地的娱乐场所去找乐子。由于去的地方生意太好，嫖娼小分队只好在外排队等候。其间竟然看到有vip用户不排队，径直进入，于是就上前质问老板，随后发生争执，继而发展成打斗。接到报警的日本警察到达后，将大清闹事水兵带回警察局审查。消息传回北洋舰队，舰上几百水兵蜂拥而出，直扑警察局。“定远”“镇远”舰上305毫米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嫖个娼就动用这样的巨炮也真够威风的。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人只好乖乖放人。 事情看似已经平息。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丁汝昌大度地批准450名水兵登岸自由购物观光。傍晚时分，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对大清水兵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加上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执械上岸，这次北洋水兵可是吃了大亏。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浪人将大清水兵分割包围，街边市民也配合开展了石块攻击。事后统计显示，大清水兵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日本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很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定远”等4艘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再次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得知“长崎事件”后的反应颇耐咀嚼：“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内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似乎嫖娼也是为国争光一般。可对外李鸿章还是毫不含糊，当即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严厉威胁：“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1月24日，大清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 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尚非大清北洋海军的对手，气势自然就弱了不少。大清方面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也不愿很快再度卷入战争旋涡，双方战意都显不足。1887年2月，中日双方就“长崎事件”达成协议，对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大清52500日元，大清赔付日本15500日元，长崎医院的医疗费27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所支付的抚恤金数大大超出了清廷，也就等于变相向大清进行了赔款。真不容易，嫖个娼净赚回来3万多日元，挺划算的。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说嫖个娼，嫖丢了北洋舰队也丝毫不为过。 “长崎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在本国肆意妄为，寻衅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简直是岂有此理。究其原因，是人家有“定远”和“镇远”，而咱们没有。由于日本新闻媒体添油加醋地大肆宣传，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了当时的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举国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镇远’”更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当时在日本小孩儿中开始流行一种游戏，那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日本的反华情绪很快变成大建海军赶超北洋舰队的精神动力。 “长崎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睦仁立即从自身做起，拨出皇宫经费30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连天皇的老娘阿巴桑都捐出了自己的私人首饰资助海军建设。很快，新的敕令发布，在此之后，6年之内皇宫每年均拿出30万元作为海军的购舰经费，全国文武官员拿出1/10的薪水全部作为购舰、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四处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捐款捐物，日本为此还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随后著名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取名于日本的三个著名风景点，类似于中国的桂林、黄山、丽江）马上纳入购舰和建造日程。这三艘舰的主炮口径320毫米，其比较参照物就是“定远”“镇远”的305毫米主炮。 三景舰的前两艘“严岛”“松岛”由法国建造，1892年加入日本海军，而“桥立”号更是由日本横须贺造船厂自主建造。前文提到，对于海军的建设，中国和日本一开始都准备走“买造并举”的道路。可惜急功近利的大清很快就抛开了“造”，单选了“买”，日本从“买造并举”，逐渐发展到“自主建造”。1891年，排水量4238吨的“桥立”号下水。这预示着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的造舰技术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水平。 看看海对面的大清，全国人民都在提前为慈禧老太太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忙活。可笑的是，日本天皇节衣缩食支持造舰的消息传到国内，就变成了“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钱给海军”。同样可悲的是，这一传言换来的不是警觉，而是一通狂笑：“毕竟是东洋小国，这样干也不怕别人笑话。”看看咱们老佛爷，过个生日花几千万白银都不当回事。 也曾有人对日本大建海军的举动忧心忡忡，提出建议停止或缓建颐和园，将经费转用于海军建设。据说听到建议的慈禧老太脸马上黑得像李逵一样：“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1891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2439吨巡洋舰“千代田”号回到日本。 1893年，由英国设计，日本自主建造的3150吨巡洋舰“秋津洲”号驶出日本横须贺造船厂。 1893年，时速达到23节的世界第一快舰（当时）“吉野”号加入日本舰队。 北洋水师从1888年成军到甲午战争开战的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军舰。与此同时，日军却加速造舰、购舰，双方实力迅速拉近。如果把20年的军备竞赛比喻成万米长跑的话，可以说，在前9000米大清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最后的1000米，大清停下来，吃蛋糕过生日去了，日本却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冲过了终点。 1888年，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69000吨，日本为39000吨。在之后的6年里，北洋舰队停滞不前，日本新增舰艇12艘，吨位为18000吨。到甲午战争真正打起来时，日军参战的主力舰只为37000吨，北洋水师只有30000吨。日本一线主力舰都是新舰，航速快，火炮数量特别是速射炮的数量、弹药威力都远远超越了北洋水师，仅仅几年时间内强弱易位。 在战争指挥上，日本也明显强于大清。日本于战前一年，也就是1893年，就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开战之前就将所有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联合舰队，日军还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天皇在战前亲赴前线统一对陆海军进行指挥。 反观大清，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互不统属，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立统帅部。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相对于海军主力北洋舰队而言，其余三支水师虽实力较弱，但如果使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一些牵制或掩护作用。事实上，在历时大半年的战争过程中，除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3艘军舰随北洋水师一起作战外，大清其余水师均一边冷观，坐视北洋舰队覆没。这3艘军舰参战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亲哥，支援出于私人关系。另一种说法是这3艘军舰北上参加演习，正好碰上了打仗这种“倒霉事”。 因此，甲午之海战，实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祸起弱邻 祸起弱邻 中国传统纪年称为“甲午”的1894年，在世界历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重要年份。就在这一年，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悄然换位——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北方，那个国土最辽阔的国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在东方，那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即将迎来她的实际领导人慈禧老太的六十大寿。大清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安静祥和的喜悦气氛之中。孰料就在此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走近。 要说这慈禧老太也真够邪门，每逢她大寿，必有大灾难发生。1874年同治帝驾崩，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1904年在中国的国土上又发生了日俄战争。还好这老太死得早一些，要不真无法预料1914年在中华大地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自古半岛多劫难。灾难的发源地还是邻国朝鲜。夹在中、俄、日三个大国之间，弱小的朝鲜势必成为几方角力的目标。 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逼迫下开国。之后不久，1875年，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同样逼迫更加弱小的朝鲜敞开了国门。当时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李鸿章提出的意见居然是“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你自己看着办。 在朝鲜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已经与日本有了两次面对面的交锋。第一次，由于李鸿章丁忧在家，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张树生派遣提督吴长庆率3000精兵入朝与日军的2000人对峙，最后日本被迫妥协，第一回合大清完胜。第二次，本来已经占据绝对上风的日本，被横空出世的一位年轻人搅局逆转，再次功亏一篑。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人，因处事果断，后来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他就是乱世枭雄袁世凯。 “甲申政变”之后，当时已经稳占优势的李鸿章却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专条约定，一旦将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其中一国要派兵的话，应提前告知对方，事情解决之后要立即撤回。这一约定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和大清在朝鲜具有同等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也为后来的进一步争斗埋下了伏笔。 就在全国共祝慈禧老太万寿无疆的当儿，不争气的邻居朝鲜又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名称叫“东学党之乱”。1894年6月1日，暴动的起义军已经攻占了全州，下一步马上就要直捣王京。无奈之下，朝鲜只好再次死乞白赖地向大清求援。 收到朝鲜的求援信号，大清立即责成李鸿章妥善处理。1894年6月6日，在“超勇”号护航之下，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1500名清兵前往朝鲜。同日，清政府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的要求照会日本政府。叶志超所率部队6月9日在朝鲜牙山登陆，随即加入征讨“东学党”叛军的活动。 得到大清出兵的消息，日本可谓是大喜过望，恰似正瞌睡，有人给递上一个枕头。日本当即宣布出兵。鉴于前两次兵力不足没有占到便宜，这次日本可谓是孤注一掷，准备倾国而出，与大清一决雌雄。1894年6月5日，明治天皇宣布成立战时大本营，并于6月7日进行全国陆海军总动员。 日本统治集团非常清楚，要争夺远东的霸权与大清早晚必有一战，因此早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早在1882年，日本就将头号假想敌由俄国变为大清。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花费4年时间制定了“征讨清国策”。1893年，山县有朋又制定了“军备意见书”和“战时大本营条例”。到1894年前夕，日本对中国陆海军兵力和作战能力情况已了如指掌，甚至对各省能派出多少兵力参战都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可能的作战区域，日本提前派出大量间谍进行实地考察，绘制了极其详尽的大比例作战地图，图上甚至连行军路线上可供军队和战马饮用的水井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对于大清的国情，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说：“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不可救药的地步。”此言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大清国的时弊。对于大清天朝来说，敌人可谓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日军第一批参战部队1500人选择的登陆地点是仁川——朝鲜半岛的死穴。半个多世纪之后麦克阿瑟选择的登陆点也在此处。6月12日，登陆的日军进入汉城。6月16日，第二批3000人的部队携带大批军火再次登陆仁川。至此，在朝鲜的日军兵力已经大大超过清军，局势骤然间剑拔弩张。 7月19日，根据海军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日本第一次组成了“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被任命为首任司令长官。7月23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第二天傍晚到达仁川，列阵以待。 看到大清和日本都来了这么多的人，很会来事的东学党马上偃旗息鼓，与朝鲜政府达成和解，局势很快恢复平静。朝鲜政府当即照会中、日两国：没事了，你们各回各家吧，谢谢，再见。 正在筹备寿宴的大清本无战意，立即答应与日本同时撤兵。但是，日本这次可是做好了扩大事态的准备，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易撤兵。非但不撤兵，日军新的增援兵力仍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 显然这时候再用“协助平叛”的借口已不成立，日本马上找到了新的理由，要帮助落后的朝鲜进行内政改革，还真抛出了一个改革方案。驻朝日军已经接到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促成中国和日本的直接冲突。 在如此紧张的形势面前，通常情况下是军人主战，政府特别是外交官会冷静地寻找更稳妥的解决途径。陆奥宗光这种急不可耐要求开战的态度，也只有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的松冈洋右可与之媲美。 还真别说，这个身为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还真有做军人，甚至是特工的素质。早在6月22日，陆奥宗光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了一份长篇外交公文，特意让自己的翻译译成中文后送达中国使馆，公文中陆奥宗光故意提出很多汪凤藻权限内无法答复的问题。愚蠢的汪凤藻果然上当，第二天就将这篇公文用密电的形式发回国内进行请示。日本军信课长佐藤爱磨第一时间就截获了这封电报。经过一番并不复杂的比对，断定其内容就是陆奥宗光交给汪凤藻的那封函件，从而摸出了大清电报密码的排列规律。 蒙在鼓里的清政府仍然在使用这套密码。8月1日宣战之前，还以密电的形式再次向汪凤藻拍发了宣战文书。日本根据先前找到的规律，结合截获的电文以及随后公开发表的宣战书进行对照，发现结果竟然完全一致。日本情报部门立即开始破译截获到的大清国军政电文，大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密电已经完全被日本破译。 戏要做就做足。后来，在中国第二个议和代表团张荫桓和邵友濂抵达日本请求和谈时，日方还装模作样地强烈要求两人必须交出电报密码才能向国内发报，让中国确信自己的密码安全无虞。就这样，战争中，大清的作战计划、兵力调动以及今后谈判中的底牌，对于日本已毫无秘密可言。就像打麻将，你牌都铺开来打，焉能不输？ 战后，日本授予立下大功的佐藤爱磨三等勋章和大笔奖金。佐藤爱磨有个儿子叫佐藤尚武，后来曾官至日本外务大臣。值得提出的是，后来，就是这位时任日本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手中接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对日宣战书。 书归正传。此时万分着急的除了陆奥宗光，还有在“甲申政变”中表现优异，被日本人恨之入骨的袁世凯。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步步紧逼之下，智略过人的袁世凯也没了招数。他只有一次又一次给国内发电请求增援。在一封电报中，袁世凯甚至用上了近乎粗鲁的语言：朝鲜就像我们的老婆，现在正在被人强奸，“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可是本来就不想打仗的李鸿章依然按兵不动。焦急的袁世凯只有装病，于7月19日秘密回国，沿途还受到日本人的多次追杀。 李鸿章的心思是，这个节骨眼上要尽量避免与日本的冲突，无论如何让老太太过好生日再说。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李鸿章积极请求英、俄两国进行调停。 此时的英、俄可以说各有各的小算盘。英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想方设法阻挠俄国势力南下，正试图利用日本以牵制和孤立俄国。开战前夕，1894年7月16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在伦敦签订了《日英航海通商条约》，英国不但满足了日本多年以来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表明了不支持大清，不干涉清、日开战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等于倒向了日方。 至于俄国就更不用提。对大清和日本都不怀什么好意的俄国正想借机削弱双方，以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现其下一步在远东大肆扩张的计划。表面上俄国似乎在积极调停，但暗中却唆使日本不要撤兵，心里恨不能双方马上就打起来。 得到了英、俄默许的日本，于是态度更加强硬。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48小时之内对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进行答复，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新政，废除与大清签订的一切条约，令清军全部撤走”等。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7月23日，日军悍然闯入皇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请”出李熙的父亲大院君“重出江湖”，组织傀儡政府。7月25日，朝鲜“新政府”发布公告：废除之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不再承认与大清的宗藩关系，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舰只立即撤离，授权日本驱逐在朝鲜的所有中国军队。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面对如此的公开挑衅，即使是要过大寿的清廷也已忍无可忍，光绪帝严令李鸿章立即备战。主战派的帝党甚至叫嚣：“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之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坚信大清国可以轻松打垮小日本。”迫于压力的李鸿章也开始在7月中旬增兵入朝。 丰岛海战 丰岛海战 增援刚开始还算顺利。由马宝贵率领的6000人、马玉昆率领的2000人先后由旅顺登船，在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左宝贵和聂桂林的6000人、丰升阿的1500人也跨越鸭绿江，从陆路入朝。四路大军陆续在8月上旬进驻平壤。 李鸿章当然不会忘记驻守在牙山的亲信叶志超。牙山靠南，走陆路太远，交通也不便利，只能通过海上增援。到了真正要使用的时候，李鸿章才忽然发现，大清竟然缺少运兵船。无奈之下，只好让江自康带领2500人租用英国轮船“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前往牙山。担任护航的就是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号3艘战舰。 本来丁汝昌的意见是由北洋舰队集体出动护航，但一心避战的李鸿章害怕出动这么大的兵力会刺激日本人，所以只允许派这几艘舰去。牙山的复杂地形并不适合部队大规模登陆，因此增援部队先后分3批出发。 凡是有中国军队与敌交兵的地方，就不会少了这样两种人：一种叫“汉奸”；另一种叫“跑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当时是天津军械局的总办，其家中的书吏刘树芬早已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重金收买。石川从刘树芬处获得了大清舰队增援的详细情报并立即电告日军。随后，石川和刘树芬被抓获并斩首。 得讯后的日本联合舰队马上派出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第一游击舰队“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3艘快速战舰出海拦截。7月25日清晨，日本舰队来到了牙山湾之外。当时的丰岛水域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海上能见度良好，正是交兵的好时机。间谍和汉奸的情报异常准确，日舰很快就发现远方有两艘军舰冒着黑烟缓缓驶近，这就是北洋舰队的“济远”号和“广乙”号。 本来是3艘护航舰只，护航编队司令方伯谦发现“威远”号速度太慢，就安排其提前返回。方伯谦在“爱仁”号、“飞鲸”号卸载完毕之后，准备回头去迎接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出牙山湾就迎头遇上了3艘日本军舰。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是—— 清廷：“济远”号，2300吨，速度15节，最大舰炮为210毫米；“广乙”号，1000吨，速度16节，最大舰炮为120毫米。 日本：“吉野”号，4216吨，速度23节，最大舰炮为152毫米；“浪速”号，3709吨，速度18节，最大舰炮为260毫米；“秋津洲”号，3150吨，速度19节，最大舰炮为250毫米。 上午7时45分，“吉野”率先向“济远”打出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济远”马上开炮还击。随后，“浪速”和“秋津洲”号也围了上来，三舰同时炮击“济远”。陆奥宗光期盼已久的战争终于如愿打响。 眼见“济远”陷入重围，“广乙”马上冲上来助战。“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联手收拾“广乙”。片刻之间，孱弱的“广乙”就在日本炮火的轰击下伤痕累累，失去战斗力之后撤出战场，冲到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搁浅。舰长林国祥见军舰受伤太重，为了免于被日军俘虏，遂下令纵火烧船。随后，林国祥带领水兵登岸前往牙山，准备加入叶志超的陆军部队。可惜叶志超早已弃城逃跑，无奈，林国祥只好率兵乘英国军舰“亚细亚”号辗转回国。 打跑了“广乙”，“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与“吉野”合围“济远”，战场惊险异常。日本三舰恰如“刘关张”，可惜“济远”并不是吕布，最多只能算华雄。瞬间，“济远”上死伤已达57人。眼见不敌的方伯谦立即下令军舰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日本三舰穷追不舍。就在此时，远方海面又出现了两艘舰只的身影，这就是大清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和运输武器、饷银的运输舰“操江”。 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马上对三舰进行了分工：速度最快的“吉野”负责追击“济远”，“浪速”拦截“高升”，“秋津洲”对付“操江”。 自身难保的“济远”已经无力保护自己护航的舰只，方伯谦在向“高升”和“操江”打出“自行逃命”的信号后，率先独自逃窜。眼看着速度更快的“吉野”越追越近，无可奈何的方伯谦先在“济远”上挂出白旗，随后又挂出日本旗，同时继续高速逃跑。方伯谦的一系列怪异动作搞得日本人一头雾水。“吉野”舰长河原要一大佐看到“济远”没有停下来而是狂奔，就继续加速追赶，同时频频炮击。12时38分，“吉野”距离“济远”仅仅剩下2500米。逃跑中的“济远”突然用尾炮连续反击，四发炮弹有三发打中“吉野”。猝不及防，“吉野”的桅楼、前主炮被击中。受伤的“吉野”不敢独自继续追击，掉头返航，“济远”继续狂奔，逃过一劫。 后来对于“吉野”停止追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受伤。二说是担心驶离战场太远，靠近北洋水师驻地太近，怕中援军的埋伏。三说是当时水越来越浅，“吉野”吃水太深，担心搁浅。四说是担心另外两艘日舰对付两艘中国船不宽裕，怕中国运兵船逃脱，所以回去支援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济远”是跑掉了。 逃回威海卫基地的方伯谦称打了胜仗，“击伤倭船，击死倭提督并兵员数十人”。李鸿章和丁汝昌虽然有点怀疑，但觉得方伯谦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还能成功把船开回来也不容易。况且方舰长是自己人，开战之初能有胜绩也会鼓舞士气，所以仍积极为方伯谦请功。随后清廷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朝中甚至有人提议“改由方伯谦接管丁汝昌所带之船”。 “浪速”和“秋津洲”的任务是对付“高升”和“操江”。“高升”是英国商船，“操江”是木质炮船，现在的功能是运输舰，两舰都几乎没有战斗力。如果说“济远”勉强还算得上是华雄的话，那么这两艘船最多只能算糜竺和简雍，明摆着就是对方案板上的烧鸡，仅剩点骨头不好切而已。 “操江”在13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请读者留心一下这个“秋津洲”的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少佐，在后文的日俄战争中他还要出场领衔主演。舰龄超过20年的木质炮船“操江”上，当时有包括舰长王永发在内的水兵82人。在船上丹麦专家的劝说下，王永发挂出了降旗，随后被“秋津洲”押解到日本佐世保军港。 被俘官兵上岸后遭到了非人道的凌辱。日本人将这些被俘士兵排成两排游街示众，并敲锣打鼓号召市民前来围观。这些人之后被关入监牢。除了丹麦人被释放之外，所有人都被关押到了战争结束。“操江”上20万两饷银、20门大炮、3000条步枪及大量弹药落入日军之手。 最后看看故事最多的“高升”。负责对付“高升”的是日舰“浪速”。“浪速”的舰长就是后来被誉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10年前，老酒的一个朋友在谈判中和东乡平八郎的曾孙有过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交锋，还大占上风，让老酒敬佩不已，为此特意多敬了他三杯酒。“浪速”追击“高升”，简直就像刘翔追老酒一样容易，“高升”很快被“浪速”控制。日本人派出小艇搭载临检官见善五郎大尉等人登上“高升”。“高升”英国舰长高惠悌强调，此船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宣布“高升”已经被俘，必须马上跟着“浪速”走。 日本人离开“高升”后，随即打出了“随我前进”的信号。船上的清军士兵立即涌入舰长室，对着高惠悌拔刀怒吼：“敢跟日本人走，小心此刀。”“高升”上北洋舰队聘请的军事教习、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也告诉高惠悌：“中国人宁愿死，也不会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看着“高升”迟迟不动，“浪速”马上派人过来催促。高惠悌告诉日本人：“中国人不愿意当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是英国船，你们两个国家还没有宣战。” 双方僵持了三个小时。12时30分，东乡平八郎下令：“欧洲人全部离舰。”但是船上的小艇已全部被清兵控制，欧洲人想走也走不了。 13时，东兴平八郎悍然下令开炮。炮弹命中“高升”动力汽罐，蒸汽和煤烟滚滚喷出，接着船体多处着弹发生倾斜。船上绝望的清军士兵只能徒劳地用步枪向“吉野”射击。13时46分，“高升”在海面上消失。即使在沉入水中的一瞬间，桅杆上的一个清兵还射出了最后一发子弹。东乡充分显示了日本人的兽性，他下令继续对漂浮在水面上的清军士兵进行扫射，刹那间海面泛起一片片血红。 “高升”上清兵1116人、工作人员74人（其中7个英国人）全部落入水中。事后，在附近观战的法国军舰“利安门”救出42人，德国军舰“伊力达斯”救起112人，英国军舰“伯布斯”救出87人。有两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名士兵游泳漂泊到孤岛上，40天后获救。除了被救出的245人，其余871名大清士兵全部殉国。 74名工作人员中，包括船长高惠悌在内的3名英国人被“浪速”派小艇接走（后来高惠悌得到赔偿金2000日元，大副田泼林1500日元，导航员800日元）。法国军舰救起3人，德国军舰救起6人。其中德国专家汉纳根身体素质最好，自己游到了岸边，被德国军舰接走。其余5名英国人和57名船员葬身海底。 丰岛海战结束后，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宴请作战归来的坪井少将和几位舰长。仍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东乡平八郎大呼“我成功了”，旁边的“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讥讽道：“你可真是个乱暴的家伙！”看来，即使自己人也不都赞同东乡野兽般的做法。 战后双方都宣称对方先开炮，甚至为这一问题争辩了许久。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无须争论的问题。明显居于劣势的大清舰只不可能主动去招惹实力强大的日本舰队。就好比老酒在大街上遇上泰森，冲上去先动手和泰森打了一架，这可能吗？第一，咱素质高还热爱和平。第二，本人没有挨揍的爱好，也不想失去耳朵，即使仅仅是一部分。 “高升”是大英帝国的商船。要知道当时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的美国还牛。小小日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还了得？世界老大的商船被击沉，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国内也是群情激奋。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鱼雷艇部队教官的英国远东舰队舰长罗哲士甚至主动请缨要求出战，为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高升”报仇，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也是怒不可遏。英国政府8月3日召见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并发出照会：“有关‘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政府应做好负全部责任的准备。” 得知英国国内的情况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马上启动危机公关活动，承诺详细调查，一旦查清责任在己，则全额赔偿。日本内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向英国有关方面进行贿赂。外务省指示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向西方主要媒体行贿1600英镑，先堵住媒体的嘴巴再说。在青木周藏向陆奥宗光汇报的行贿名单中，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德国《科隆报》《大陆报》都赫然在列。同时重金贿赂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韦斯特莱克对日本进行技术点拨：那就是抓住“高升”轮船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诡称“高升”的英籍船长已经失去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日本只是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而已。 从7月25日世界舆论大哗、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照会开始，到中日正式开战后一周左右，西方舆论已经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发生逆转。《泰晤士报》8月6日刊登牛津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霍兰德的意见：“许多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这些所谓的“专家”论点平息了英国国内的一些反日舆论。 英国当时的策略是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俄国，所以并不想真正与日本闹翻。加之日本人“认罪”态度良好，189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英国海军海事审判庭上，得到了国内授意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做出了“东乡行为正当”的证言。法院最后判决，对于“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没有过错和责任，英国受到的所有损失由大清承担。大清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窝囊到了极点。 平壤战役 平壤战役 海上炮声隆隆，陆上也很快枪声四起。就在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挑起丰岛海战的同一天，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本混成第九旅团开始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之前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已经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分左右两翼构筑防御工事，叶志超则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本来就不多的人马还分兵两处，导致防守力量更加薄弱。 1894年7月29日，成欢之战打响。激战一日，清军左右翼阵地皆失，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大清悍将聂士成不得已率众退至公州与叶志超合兵一处，成欢失守。 叶、聂盘算后认为日军势大，双方实力悬殊，于是决定不战而撤。为避免撤退途中与日军遭遇，叶、聂率军进行了长距离迂回。在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进行了20天的酷暑行军之后，叶志超率众奔入平壤城，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这次长途奔逃中，叶志超已经显示出一个“跑跑”所应具备的良好潜质。 成欢之战虽然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但影响极大。汉城附近已无大清军队的踪影，日军之后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倾力北上，进攻平壤附近的大清主力。 海上遭受重大损失，陆军初战又告失利。7月30日，清廷驻日本使馆及领事馆官员全部下旗回国。当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各国驻东京公使发出通报：“大日本帝国与清国已处于战争状态。” 8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对日宣战。明治天皇随即也发布敕令宣战。西方列强除了俄国之外纷纷表示中立，终于可以坐观两个东方大国的对掐了。 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普遍看衰日本。有专家分析认为大清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军的对手，在陆地上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将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压倒日本，反败为胜。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专家全都看走了眼。 叶志超率牙山败军到达平壤与诸将会合后，驻平壤的大清兵力达到了15000人。本来在牙山打了败仗，但叶志超谎报战功，饰败为胜，吹嘘牙山“大捷”，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随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2万两。 当此大战即将爆发之际，驻朝鲜平壤的大清陆军竟然长时间没有任命主帅。朝廷初选的名将刘铭传托病不出，次选的“白发将军”宋庆因为不是李鸿章的嫡系而遭李大人弃用。实在没人了，牙山之战的败将叶志超竟然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平壤陆军总指挥的宝座。 要说这个叶志超年轻时也曾是一员悍将，当年镇压捻军的时候，的确是一把好手，立下不少战功。但此时多年不打仗的老叶早养得脑满肠肥，人送外号“叶大呆子”。关键是经历了牙山之败的叶志超早已成惊弓之鸟，毫无斗志。诸军会合后，清军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而以大部兵力聚守平壤城内外。老叶每天就是和诸将饮酒作乐，坐待日军来攻。 9月1日，日军将第三师团、第五师团合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攻势作战。山县有朋眼见清军不断通过水陆两路增援平壤，于是决定不等第三师团来到，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率先发动平壤战役。 对平壤的进攻，日军采取了“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进攻兵力共分四路：由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3600人自汉城出发到达大同江南岸，以牵制、吸引清军；第五师团本队5400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自汉城发兵进攻平壤西南面；由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领第十旅团2400人亦由汉城出发渡大同江绕攻平壤东北；元山支队4700人渡大同江进至平壤西北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并与第十旅团一起担当平壤北面的攻击。 从总体战役形势来看，清军可以说并不据劣势，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第一，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000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日军参战部队16000余人。按照进攻部队一般要2倍到3倍于防守部队的原则，清军防御部队明显居于优势。 第二，平壤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第三，清军储存有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日军几路部队只有几天的给养，往来的告急电报中甚至出现“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的字样。 第四，清军以逸待劳，日军劳师远征，长途奔袭1000公里，已成强弩之末。 第五，朝鲜官民也大力支持清军。清军入驻平壤后，朝鲜居民“箪食壶浆，馈遗不绝”，积极协助清军作战，连在汉城被日本扶持的大院君傀儡政府也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清军可谓占有人和之利。与清军相反的是，日军所到之处，朝鲜居民纷纷躲避，被强征的劳役也寻机逃跑，甚至不断袭击行军中的日军。 面对日军的四面来袭，叶志超严令各军坚匿平壤，龟缩不出。日军则利用清军收缩的有利时机，从容完成了对平壤城的包围。9月14日，平壤战役率先在城北打响。清军初战不利，退入城内。 仗还没真正打起来，叶志超已经是惊慌失措。当天晚上，叶志超也不喝酒了，开始组织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老叶就提议弃城逃跑。当时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总兵左宝贵坚决反对逃跑，恳请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会后左宝贵甚至派出亲兵暗中对之进行监视。 9月15日，为了便于就近指挥，明治天皇宣布将战时大本营从东京前移至广岛。 也就在这一天的清晨，日第一军按计划发动总攻。战役在三个方向同时展开，那就是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战场和城西南战场。 凌晨3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清军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毙命官兵140余人，伤290人，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也被击伤。 玄武门为主攻方向，因此日军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和佐藤正大佐的元山支队担任主攻。8时30分，牡丹台陷落。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左宝贵换上了御赐黄马褂，亲燃大炮连发36弹。混战中，左宝贵身中两枪仍不退却，最后不幸中炮牺牲。14时，玄武门终被日军攻陷。日军乘势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后，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早上7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实施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迅疾进行反击。战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原驻地。 14时，平壤三个战场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略占上风，西南战场胜负未分，只有城北玄武门失守，但日军尚未入城，战场处于僵持状态。对清军来说，战事犹有可为。当时平壤开始下起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 但玄武门失守以及左宝贵阵亡使得清军主帅叶志超魂飞魄散，他立即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众人之中，除了马玉昆提出异议之外，其余皆赞成叶志超之议。16时，叶志超打出白旗表示停止抵抗。日军料定清军夜晚必北逃，便在清军可能经过的路线上预先设下伏兵。 9月15日，20时，清军开始撤退。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撤退的清军很快变成溃军，随后就一窝蜂地进入日军预先设定的伏击圈，遭日军枪炮袭击死尸遍地，血流成渠。仅仅一夜之间，清军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1500多人，另有683人被俘。清军被日军俘获的军火、弹药、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不计其数。平壤日军本来只剩下两天的补给，叶志超的逃跑使得日军获得了足足一个月的粮草弹药。 9月16日晨，日军元山支队和第十旅团跃马而入平壤城，山呼“天皇万岁”。城中不仅已无清兵一兵一卒，当地朝鲜居民也纷纷逃散。 逃离平壤之后，叶志超的“跑跑”能力得到了尽情的发挥，马不停蹄，一路狂奔五百里，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安州有清兵马步军八营可以接应，聂士成劝阻叶志超“安州地备险奥，可固守”，惊魂未定的叶志超根本听不进去，脚步不停，直奔鸭绿江。21日，叶志超率残部“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到9月24日，驻朝清军全部退入中国境内。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 恬不知耻的叶志超竟然还向朝廷谎报“敌军有三四万之众，苦战五昼夜，弹尽粮绝退出平壤”。清政府一度听信了叶志超的虚假战报，甚至降旨慰勉。之后真实情形被揭露，清廷震怒，11月21日下令将“叶志超先行革职以肃军纪”。1895年2月18日，叶志超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归家乡，于1899年病死——死有余辜！ 一跑牙山，二跑平壤，按道理，老酒“十大跑跑排行榜”应该赏给叶志超一个位置，但甲午战争发生的年代早了一点，加之名额有限，宝贵的位置不能给你，请老叶原谅则个。 清军另一年近六十的老将卫汝贵以“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之罪名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日军曾经缴获了卫汝贵的一封家信，信里卫汝贵的老婆说，你从小打仗，现在官也不小了，咱家里钱也不少，你年龄大，要注意保护自己，遇到打仗别往前边去。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作为反面教材，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在平壤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回族将领左宝贵被光绪帝追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忠壮”。 9月16日，日本明治天皇赐谕嘉奖平壤大捷。日第一军继续向前推进，前面就是鸭绿江，江对面就是大清国的国土。 当年踌躇满志的枭雄丰臣秀吉梦断于此，这次的日本人可不想就此打住。 大东沟海战 大东沟海战 在牙山、丰岛，大清陆海军接连失利，朝廷震怒。1894年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迫近威海卫，已经欺负到家门口来了，光绪皇帝严厉斥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作战不力。无奈之下的李鸿章不得不命令北洋舰队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之怒，缓解舆论压力。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从威海卫军港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支援平壤作战。 与北洋水师在战略上“保船制敌为要”不同，日本海军在战争前就制订了以舰队决战夺取黄、渤海制海权为目标的作战计划。当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9月13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舰队开赴鸭绿江口附近海域，搜寻北洋水师主力决战。 9月15日，北洋水师主力在丁汝昌率领下，护送5艘运兵船到达大连湾。运兵船上有铭军4000人、马400匹、炮80门。晚上，船队在大东沟外20公里处下锚宿营。 9月16日，北洋水师抵达鸭绿江口之大东沟。部分舰艇担任警戒，其余10艘主力舰在20公里之外的大鹿岛东南下锚。9月17日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准备返航。 自丰岛海战以来，北洋舰队全体官兵士气高昂。当时任“镇远”副管驾的美国退休海军少校马吉芬在日记中写道，舰队官兵渴望与日本舰队决一死战，“以雪‘高升’和‘广乙’之耻，士气旺盛，莫可言状”。 9月17日上午10时23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率先发现了因使用劣质燃煤而冒出滚滚浓烟的北洋水师，迅疾发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上午11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的桅楼上的瞭望哨也发现了逐渐逼近的日本舰队。 12时05分，联合舰队以“吉野”为首，第一游击舰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集中了远东两支最大舰队的几乎全部主力舰艇，空气骤然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类似倒“v”字形。主要原因是位于阵型左右翼的战舰“济远”“广甲”“超勇”“扬威”都是航速缓慢的老舰，跟不上大队的节奏。在阵型尚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战斗已经打响。 12时50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首先开炮，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的炮火打击之下。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可以说，从大东沟开始，一直到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日本。随后，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对马海战，日军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得敌方主帅阵亡或负伤，失去指挥舰队的能力。 遗憾的是，丁汝昌事先竟然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使得整个战斗过程中，北洋舰队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乱战状态。直到海战即将结束时，“靖远”的舰长叶祖珪才主动升旗代为指挥。不知道在后面几小时的战斗中，连东乡平八郎都敬佩不已，远远见了都要敬礼的舰队二把手刘步蟾、三把手林泰曾都干什么去了。 当双方舰队进至相距约3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舰队4艘快速战舰一面以猛烈炮火射击，一面加快速度左转舵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两艘弱舰。 此时，日本舰队本队其余六艘舰只恰好驶至北洋舰队倒“v”字形的前方，北洋舰队各舰舰首恰恰指向敌舰船腹。于是北洋舰队各舰以舰首主炮猛烈轰击敌本队六舰。由于“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等几艘速度较慢的舰只落后，日舰队被北洋舰队拦腰截断、分割为二。“定远”“镇远”及右翼各舰发右舷炮火猛轰敌主力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左翼“致远”“靖远”等舰则发左舷炮火截击“比叡”“赤城”等后续各舰。此时除了右翼“超勇”“扬威”之外，北洋舰队主力各舰均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并全力开炮。 落在最后的“比叡”“赤城”遭到北洋舰队的痛击。“比叡”被打得走投无路，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在“定远”和“靖远”之间500米的间隙中穿过，走小路与大队会合，结果陷入“定远”“镇远”“广甲”“济远”等舰的包围之中。北洋舰队平时表演被李鸿章称为“十六中十五”的神奇射术，这时在战场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4艘大舰围着一艘近在咫尺的小舰猛轰，仍然让受到重创的“比叡”在熊熊烈火中冲出重围。幸运脱离险境的“比叡”迅即打出了“本舰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 北洋舰队左翼各舰又以800米近距离猛轰“赤城”。正在舰上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太海军少佐被击中头部，鲜血及脑浆喷洒在海图台上，当场毙命。随后，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也被击伤。在弹雨中，舰上军官几乎全被击毙。“赤城”仓皇逃出作战区域，宣布退出战场。注意，这个“赤城”可不是半个世纪之后南云舰队的旗舰航空母舰“赤城”，那个横行霸道的“赤城”绝对不至于如此窝囊。 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侥幸活命，后来成为日本海军第一战略家，和秋山真之一起被称为“海军两参谋”。他所著的《帝国国防史论》一书，成为日本早期海权战略的代表作，他后来还长期担任海军大学的校长。 除“比叡”“赤城”外，日本其他舰只“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西京丸”也先后中弹，损伤并不严重。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稍占上风。 但是右翼两艘弱舰“超勇”和“扬威”却在日军第一游击舰队的攻击下渐渐不支。14时23分，“超勇”没入海中，舰长黄建勋落水。大清“左一”鱼雷艇冲上去扔出了救援索，黄建勋甩开绳子，拒绝援救，自沉于海。随后，“扬威”也在敌舰的密集炮火下沉没，船上65人被鱼雷艇救起，舰长林履中投海自尽。 此时，原停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两舰及众鱼雷艇也应召前来助战，驶到北洋舰队右翼后方时恰好与日本本队相遇，各舰立即向日舰发起攻击。14时34分，“平远”的炮弹先后命中日军旗舰“松岛”，随后又发炮击中“严岛”。但“平远”亦被日舰击中起火，被迫暂避，“广丙”也随之退出战场。 这时，日舰本队已驶过北洋舰队右翼，继续向右转舵，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舰队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之势。度过了艰难开局阶段的日本舰队开始逐渐占据上风，北洋舰队被迫处于内线作战，腹背受敌，转趋不利地位。 虽然形势不利，但北洋舰队广大官兵毫不畏缩，反而愈战愈勇。提督丁汝昌重伤不下火线，裹伤后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日本临时改装的武装商船“西京丸”接连中炮，需要人工操舵才能勉强行驶。蔡廷干驾“福龙”鱼雷艇抵近“西京丸”在4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这几乎相当于把枪抵在脑袋上射击，“西京丸”已在劫难逃。在船上督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已经闭上了眼睛：“吾命休矣。”谁知因为距离太近，鱼雷竟然从舰下穿水而过。桦山资纪死里逃生。后来桦山资纪心有余悸地对伊东祐亨说：“鱼雷冒着气泡钻到船底下那情形，真的是比什么都恐怖呀！” 日军第一游击舰队在击沉“超勇”和“扬威”之后，也加入了对北洋舰队主力的围攻。激战中，“定远”的前部被日舰“扶桑”击中，燃起大火。见此情景，日舰立即群起向“定远”扑来。“镇远”“致远”立即上前掩护，为“定远”争取灭火时间。 早已伤痕累累的“致远”以一敌四，炮弹几乎耗尽。这时，“致远”恰与日舰“吉野”相遇。舰长邓世昌当即下令直冲“吉野”，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15时30分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舰上官兵除7名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援救，使之浮出水面。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其爱犬“太阳”游至身边，“衔其臂不令溺”，世昌挥之不去，并以口衔其发辫，邓世昌用力按犬首于水，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这一天，正好是邓世昌45岁的生日。 邓世昌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光绪帝大受感动。当即亲笔书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赐予其“壮节”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甲午战争结束后，山东民众自发集资在荣成成山头始皇庙为邓世昌塑像并修建祠堂，每年都举行祭祀活动。百年后，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一艘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命名为“世昌”号，以示纪念。 “致远”沉没后，附近的“济远”和“广甲”立即成为日舰的重点打击目标。“济远”的舰长方伯谦见势不妙，立即打出“本舰受重伤”的信号旗，迅速逃离战场。“广甲”与“济远”编为一队，舰长吴敬荣见方伯谦撤退，随之跟着逃跑。因为害怕敌舰追赶跑得太快，慌不择路的“广甲”在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弃舰，率领舰员登岸逃命。 海战结束之后，丁汝昌派“济远”拟将“广甲”拖回港内，但当时几艘日舰也即将赶到，“济远”急忙退回大连湾，“广甲”被日舰发炮击沉。但也有说法，“广甲”是被“济远”主动炸毁的。 值得一提的是，“广甲”登岸逃命的水兵中有一个“二管轮”。甲午战争结束后，北洋舰队随之被解散，失业的“二管轮”无奈弃船登岸，转去投奔老领导张之洞。树挪死，人挪活。“二管轮”之后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最后竟然当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黎元洪。 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开始集中火力围攻“经远”。“经远”以一敌四，很快中弹起火。舰长林永升临危不俱，指挥全舰奋勇抗御。炮战中，林永升“突中敌弹，头裂阵亡”。16时40分，“经远”舰首向东，左舷倾覆，最后在庄河黑岛南老人石海礁附近沉没。全舰除16人获救外，200多人壮烈殉国。 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4艘舰先后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遁逃，共失去6艘舰，战斗力大减。日本方面虽然“比叡”“赤城”“西京丸”退出战斗，但这三舰均系弱舰，不仅对舰队战斗力影响不大，反而使日本主力舰队无须再分散力量保护弱舰，实际上等于减轻了负担，得以轻装上阵。这样，日本由第一阶段的劣势转为优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日本极为有利。 在最后阶段的海战战场上，北洋舰队坚持战斗的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4艘舰。日本则尚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9艘舰。日本以本队围攻“定远”“镇远”，以第一游击舰队围攻“来远”“靖远”。 “来远”“靖远”在围攻下相继起火。为了摆脱包围和灭火，两舰一直冲到大鹿岛附近，依据有利位置背靠浅滩进行防守。日舰尽管占尽上风，一时竟也无可奈何，战局暂时陷入僵持状态。 在原来的主作战海域，日本本队像一群野狼一样围住“定远”“镇远”猛攻。但由于出色的德制装甲保护住要害部位，两艘巨舰虽然身中无数炮弹，上层建筑的非装甲部位被打得如同蜂巢一般，却仍是巍然屹立，奋勇反击。日军官兵无不变色。15时30分，“镇远”的主炮击中日军旗舰“松岛”，造成“松岛”的舰体倾斜，烈焰冲天，甲板上血肉横飞，当场死伤达84人。情急之下，伊东祐亨甚至将军乐团的乐手都拉出来充到战斗岗位。由于“松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伊东祐亨被迫将旗舰转移到“桥立”上。 17时，“来远”“靖远”扑灭大火之后，恢复了战斗力，并召集“广丙”“平远”以及鱼雷艇队重返主战场，北洋舰队气势益盛。战至17时30分，日落西山，伊东祐亨面对怎么打也打不沉的“定镇二远”，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加上看到日舰基本上也是伤痕累累，又害怕鱼雷艇趁着夜色进行偷袭，随即下令全速向南退却。 此举等于放弃了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最佳时机。伊东祐亨这种“没见好就收”的痼疾，整整传染了半个世纪，染病的包括后来的东乡平八郎、南云忠一、三川军一、栗田健男等海军名将，后文详叙。 “靖远”的舰长叶祖珪知道“定远”桅楼被毁，丁汝昌已经无法指挥，遂主动代替旗舰“定远”升旗集队。眼看日本舰队开足马力，“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刹那间已跑出去很远，支离破碎的北洋舰队也只好收队，驶回旅顺口。至此，大东沟海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午海战”，宣告结束。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的速射炮以及航速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当时如日中天的战略家马汉后来评论，中日大东沟海战就像是步兵和一支没有步兵保护的炮兵在作战。步兵在摧毁了敌人大量炮兵之后，主动撤出战场，而炮兵却因为缺乏机动性无法追赶。 历时5个多小时的大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600多人。日舰队“松岛”“吉野”“比叡”“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尽管损失比日军为大，但“定远”“镇远”尚在，可以说北洋舰队实力尚存。可惜的是，在李鸿章“力主避战保船”的指导方针之下，北洋水师先是退回旅顺，继而转向威海，从此不再出战。等于拱手向日本海军让出了黄海的制海权。 之前早就开跑的“济远”早于大部队4个小时回到旅顺军港。方伯谦称军舰上的所有火炮均已损坏，不能战斗。丁汝昌派洋顾问戴乐尔登船检查，戴乐尔的回话是，“济远”的火炮不像被火炮击伤，而像是用炮锤自行砸坏的（据说目前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济远”舰主炮上相应部位确实存在砸痕）。此举彻底激怒了李鸿章和丁汝昌，立即下令将方伯谦革职逮捕下狱，收押看管。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对其严加处置。 “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念在多年的同学面上，还想联合刘步蟾为方伯谦说情，被刘步蟾断然拒绝。起初方伯谦还觉着没事，因为他是总兵职务，在大清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高级职务被判死刑的。等到死刑判决书下来之后，方伯谦才慌了。他甚至托人让远在东北的老将宋庆为他求情，谁知道宋庆听到后说：“可惜我没有海军的生杀大权，要是有，7月份早就把你个兔孙宰了，还能让你误国到现在？”1894年9月29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 一跑“丰岛”，二跑“大东沟”，本来方伯谦也具备竞争一个“跑跑”榜位置的基本条件，但是宝贵的位置依然不能给他，理由同叶志超。 大东沟海战的失利使得李鸿章和丁汝昌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自觉脸上无光的李鸿章只得上奏朝廷，引咎自责。光绪帝和翁同龢虽然恨死了李鸿章，但值此用人之际，除了李鸿章，还真没人能够支撑危局。光绪帝只好下令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 与此相对应，大东沟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回日本，举国欢庆。明治天皇除了颁布诏书嘉奖之外，还亲自作歌《黄海大捷》，以示勉励。看来这睦仁会的还真不少啊。 鏖兵辽东 鏖兵辽东 早在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前，日本大本营就对战争的进程做出了各种设想，并据此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方针的要点就是整个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派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出动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视第一阶段之海战结果而定，又分为三种方案。 第一，如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即运输陆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第二，海战结果虽不能夺取制海权，但也使中国舰队不能驶进日本近海时，派陆军前进驱逐在朝鲜的清军，扶植朝鲜“独立”。 第三，若海战失败，制海权为中国海军所夺取，则加强在朝鲜的防守，击退大清陆军的进攻。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东沟海战虽然日军占了上风，可北洋水师主力尚在，实质上胜负尚未明朗，日军应该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但北洋舰队的龟缩不出，给了日军实施第一种方案的有利条件。 平壤战役之后，山县有朋率领日军第一军经过短暂休整，9月底就开始向着鸭绿江边的义州进发。到10月中旬，日军在义州集结完毕，对面就是中国的九连城。 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约28000人。清朝任命已经74岁的“白发将军”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可惜的是，大清国当时的军队体制仍停留在30年前打太平军和捻军的水平上，参战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并不服从调度。平壤、大东沟相继战败，导致各军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28000人看着不少，但是鸭绿江也不算短，胡椒面一撒，就觉着哪里都是漏洞，似乎哪里都守不住。 日军进攻部队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计超过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日军接连取胜，士气正旺。作为进攻一方，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在某一点上形成突破之后，迅速展开。站在鸭绿江边的山县有朋踌躇满志，仿佛看到了300年前丰臣秀吉那落寞的背影，他将要完成当年丰臣秀吉都无法完成的“伟业”。想到此，山县有朋在马背上扬鞭赋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也真能吹，三万人就敢冒充百万。 10月24日，日军先头部队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渡江成功，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毫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越过浮桥的日军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终因势单力孤遭受重大伤亡后撤出阵地，日军占领虎山。其他各部清军听到虎山失陷之后，纷纷不战而逃。 10月26日，日第一军攻打九连城，守军主动献出城池。当地一些居民居然还拿着猪、鸡、粮食等物去犒劳慰问日军，有些人主动提出为日军效力，大清之民心涣散，由此可见一斑。随后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安东县。仅仅三天，清朝近三万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这边山县有朋志得意满，那边日本国内明治天皇正在亲自为新组建的第二军送行。第二军军长，就是前面“萨英战争”出过风头的猛人大山岩。在日本军界一向有“陆之大山，海之东乡”之称。当时的乃木希典还仅仅是大山手下一个小小的少将旅团长。从天皇手中接过军刀，乃木希典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拿盆接都接不住。乃木当即赋诗一首：“肥马大刀无所酬，皇恩空沿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如果说山县有朋的第一军是渡江作战的话，那大山岩的第二军就是典型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就在第一军向鸭绿江进攻的同时，第二军24000余人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掩护下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为确保登陆安全，伊东祐亨还派出航速最快的“秋津洲”和“浪速”分别驶往威海卫和旅顺口，监视北洋舰队的动向。但可悲的是，主力尚存的北洋舰队躲在旅顺军港内纹丝未动。 日军在花园口的登陆行动，前前后后整整持续了14天，清军竟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打扰，登陆日军犹似在自家门口散步一般，这也创造了大规模登陆作战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日本军舰附近，甚至还有乞丐前来讨饭，弄得日本人哭笑不得，也算上战争中的奇观了。 日军登陆如此轻松的原因有四：一是清兵实行的是重点防御，这里不是重点；二是大部分兵力用于蹲坑据守，根本没有机动部队；三是情报不灵，反应迟钝；四是即使知道了也无兵可调，能战斗的兵都调到鸭绿江边防守去了。真不知道被美国称为世界第三陆军的那百万人马都干什么去了。 11月1日，轻松登陆并从容编队的日军杀向金州。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 11月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是李鸿章的铁杆亲信，人送外号“赵不打”。在日本进攻之前，赵怀业正在忙着把贪污的大量军粮、军服运到烟台去卖，至于那些枪炮、弹药，估计买家不好找，就交给日本人算了。被日本人缴获的武器就有炮129门，步枪620多支，其他物资不计其数。仓皇逃走的赵怀业甚至连海中水雷的分布图都大方地留给了日本人，使得联合舰队轻而易举地清除了附近海域的水雷。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前面就是北洋舰队停泊的军港旅顺口。 也就是11月7日大连失守这一天，北京城内却是另外另一番欢乐景象。慈禧老太六十大寿庆典如期进行。宫内唱戏三天，所有机关单位停止办公。估计赵怀业也是生气了，你们都不办公去看戏，凭什么要老子在前边撅屁股打仗？ 大连湾失守，旅顺危急。同样在11月7日这一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速速将北洋舰队残余舰只撤至安全地带威海卫。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背山面水，港阔水深。港内建有船坞、电报局等诸多军事设施，这里是清廷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三大重要基地之一。黄金山、老虎尾雄峙口门，筑有炮台12座，炮70余门。在旅顺侧后依山凭险筑有炮台17座，炮近80门。“铁打的旅顺、纸糊的刘公”由此得名。但是清廷判断鸭绿江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原旅顺守军大部分被调往鸭绿江防线，接防的多为新募之兵，守军各部互不统属，这就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 日军在大连湾休整10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日军原本认为进攻旅顺必是一场血战，事先已经组织了1500人的敢死队。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但终因力单势孤而落败。次日，总帅道员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独自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仅仅一天，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陷落。 占领旅顺口之后的日军兽性大发。第一师团野兽师团长山地元知中将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大屠杀持续了整整四天，整个旅顺尸横遍野，全城3万民众只留下负责掩埋尸体的36人。这些人被日军在帽子上贴上“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以幸免。 “旅顺大屠杀”再次让世界舆论大哗。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再次紧急展开“沉静化”外交工作，避免事件在欧美诸国进一步扩大。政府严厉要求国内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回避血淋淋的虐杀情节，还规定了就此事件对外统一的答辩要领。11月26日，第二军下达“尽快打扫战场，迅速处理清国人尸体”的命令。在清廷软弱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 日军当然不会忘了大肆掠夺，旅顺几乎被夷为平地。旅顺港大清刚刚购自欧洲的4000吨优质铁轨也被日军抢走，原封不动地铺设在东京的铁路上。 北路日军第一军在占领鸭绿江沿岸后，兵分两路直取奉天。东路进攻日军遭到清军聂士成部的顽强阻击，在摩天岭两军陷入僵持，往来拉锯达两个月之久。聂士成不愧为大清为数不多的悍将，率军在局部进行反攻并收复连山关，得到清廷明令嘉奖。东路日军转为守势。 12月初，第三师团在桂太郎中将率领下从安东出发向前挺近。13日，辽东重镇海城陷落。眼看李鸿章的淮军独力难支，湖南巡抚吴大瀓主动请缨提请率湘军北上拒敌。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吴大瀓和宋庆被任命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 奉天锁钥在辽阳，辽阳锁钥在海城。1895年1月至3月，清军组织实施了五次反攻海城之战。从1月起，清政府调集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陆续率兵赶到，会同宋庆军，对海城守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月17日，清军兵分两路反攻海城。在日军顽强阻击并得到强有力的增援之后，东路长顺部和西路依克唐阿部均无法继续前进，被迫收兵。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向海城守敌发动了第二次反攻。因日军炮火猛烈无法前进，战至下午再次被迫收兵。 2月16日，清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反攻。这次反攻除依、长两军外，又增加了徐邦道的拱卫军和李光久的湘军，进攻兵力达3万多人。战至17时，终因日军“放炮死拒”无功而返。 四攻海城是清军在辽南战场上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反攻从2月21日到25日，持续五天，依然无果后退。 1895年2月27日，清廷再次敕令三路人马第五次反攻海城。在清军集中力量围攻海城之际，日军开始进犯鞍山、辽阳。清政府电令长顺、依克唐阿率部北援辽阳，魏光焘等西援牛庄，由此海城之围自解。 需要指出的是，清兵第四次、第五次反攻海城都是以60000人之众围攻日军6000人。尽管战场上清兵也表现出罕见的英勇，但10∶1的兵力优势换来的依然是失败，可见双方战斗力差距之大。 2月28日，日军变守为攻从海城分路进攻，清军败退。3月4日，日军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野津道贯下令将田台庄烧成一片焦土。至此，辽南所有重镇均被日军占领。大清陆军精锐湘军、淮军锐气尽失，无力再战。 仅10天时间，清朝6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那一年，威海卫的冬天特别冷 那一年，威海卫的冬天特别冷 早在日本第一军进攻海城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提出，要尽量避免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决战。伊藤博文的观点是，凭日本的力量单独吃掉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吃下，西方列强也不会置之不理，反而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对中国的目标不是吃掉，而是谋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日军攻下了北京，很可能导致中国暴乱四起，万一清政府因此垮台，找谁谈判要地要钱去？伊藤还指出，此时渤海湾已进入冰冻期，交通和补给越来越困难。伊藤博文提出下一步的目标是进攻威海卫，彻底歼灭北洋舰队，并伺机占领台湾。 恰在此时，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提出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舰队的建议，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战后日本的史学家曾说，甲午战争是由政治家掌舵的战争，作为文官的伊藤博文从政治策略的观点出发，给日本指明了方向，军事被放在有利于政治策略的位置上，这才有了甲午战争的完胜。可惜的是，日本之后逐渐背离并放弃了这条道路，最终走向万劫不复。 11月7日，北洋舰队剩余主力舰只匆忙离开即将陷落的旅顺军港，前往威海卫避难。伊东祐亨没有试图从海上拦截仓皇出逃的北洋舰队而让其顺利地逃进了威海卫军港。拦不拦是态度问题，拦不拦得住是能力问题。伊东此举的危险不言而喻，当时已遭重创的北洋舰队虽无战意，但完全可以远走他乡，去往青岛、上海，甚至福建、广州，休生养息并会合福建、广东水师后，卷土重来。 可惜北洋舰队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龟缩在威海卫军港内等死。北洋舰队和丁汝昌当时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港外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在日记中纳闷地写道：“已经不可能有援军了，绝望的北洋舰队还在等待什么呢？” 北洋舰队不战、不降、不走，只是在绝望中等待着灭亡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阴雨。巨舰“镇远”在进入威海卫军港时，不慎触礁重伤，已经无法出海作战。“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因此负疚自杀，时年44岁。这个林泰曾是林则徐的堂孙，前面提到的南洋大臣沈葆桢的外甥，也属于北洋舰队的杰出人物之一。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顶端，港湾呈半圆形，有刘公岛、日岛横列湾内，形势险要。早在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抗击倭寇，就在此地设置了卫所。此时，港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建有10余座炮台，配备新式大炮100余门，火力交错，防御坚固，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在旅顺稍事休整的北洋海军主力全部泊聚于此。 除了来自海面的威胁，北洋舰队还必须防备来自背后陆路的攻击。丁汝昌多次请求调天津等地的兵力加强威海卫陆路的防守。朝廷认为京畿地区比起山东半岛更加重要，断然驳回了丁汝昌的请求。丁汝昌也请求调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支援，照样未果。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率领日本第二军3万余人，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从山东半岛的荣城湾开始登陆。可悲的是，一千年前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恰恰也就是从这里离开返回日本的。当时带走的是文化与和平，今天送来的是战争和杀戮。 和在辽东花园口类似，日军的登陆活动整整持续了五天，随后从容整军向威海卫进发。由于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重兵集中于奉天、辽阳和京津一带，山东半岛防御相对薄弱。即使那些并不强大的防守力量也分散在半岛各地，因此日军虽遭遇零星阻击，还是很快攻临威海卫城下。 当时负责防守威海卫北面的是戴宗骞的4000人，南面是刘超佩的3000人。在刘公岛上还有李鸿章外甥张文宣的北洋护军2000人。1月30日，日军对威海南帮炮台发起了总攻。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封锁港口，正面炮击威海卫。不到一天的时间，南帮的陆路炮台和海岸炮台陆续失守，统领刘超佩逃至北岸。陆路摩天岭炮台被日军占领后，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陆军少将得意地摆出pose等待随军记者拍照留念，被北洋水师军舰精准的炮火击中，这个“旅顺大屠杀”中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刽子手，马上魂归西天。大寺安纯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2月1日，北帮炮台清兵哗变，全部溃散，主帅戴宗骞左右仅剩19人相随，炮台随即落入敌手。第二天，丁汝昌派小艇载戴宗骞至刘公岛，是夜，自知难逃追究的戴宗骞吞鸦片自杀。为了避免日军利用陆上炮台轰击港湾之内的北洋舰队，心急如焚的丁汝昌派出敢死队，将北帮炮台连同弹药库一起炸毁。 2月2日，日军进逼威海卫城，城内清兵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日军再次不战而得空城。 至此，陆上三面都被日军占据，出海口是凶神恶煞的联合舰队，北洋舰队陷于日本陆海军的四面夹击之中。丁汝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四面楚歌”，“等死”，“置之死地也可能不生”这些词句的真正含义。 日军从已经占领的南帮炮台以猛烈的陆上炮火狂轰日岛，同时派出18艘舰艇分四批轮番向日岛进攻。“康济”的舰长萨镇冰指挥岛上士兵利用8门炮坚守了8天之久。最后，岛上的弹药库被日军击中发生剧烈爆炸，丁汝昌无奈只好派出舰艇将岛上人员接回刘公岛，日岛失守。 在此期间恰好萨镇冰夫人前来探望，得到消息的萨镇冰让人转告：让她回去，就说我死了。 自2月3日开始，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水陆合击北洋海军。炮战第一天，日舰“筑紫”“葛城”反被击伤。夜间，日军开始用鱼雷艇进行偷袭。一艘鱼雷艇冒死冲坏了由水雷组成的“栏坝”，第三鱼雷艇队六号艇干脆就乘着一个大浪冲到港里去了，随后多艘鱼雷艇冲入港内大放鱼雷。六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导致“定远”的舰底进水、舰身倾斜，为了避免沉没，不得已冲上刘公岛东部浅滩搁浅，“远东第一巨舰”变成了固定的死炮台。 这个六号鱼雷艇的艇长，就是后来日本海军三大理论家之一，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被称为“不死之鬼贯”的日本终战时的首相，当时的海军大尉铃木贯太郎。 第二天，从望远镜里看到“定远”搁浅的伊东祐亨大喜过望，那让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的“定镇二远”终于都歇菜了。伊东随即下令舰队向港内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炮战，日本舰队还是无法冲进港口。 强攻不行，就来智取。当晚，日本鱼雷艇再次冲入港内进行袭击，“来远”“威远”以及布雷舰“宝筏”被相继击沉。据说当时“来远”和“威远”舰长邱宝仁、林颖启都在岸上嫖妓未归。老酒稍稍有点怀疑，不在舰上是可能的，但是在炮火连天的特殊时期，岛上的妓院还能开门营业吗？ 2月7日，日本陆海军再次发起猛攻，这天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北洋舰队鱼雷艇头领王平、蔡廷干密谋逃跑，自告奋勇要出击袭击日舰。结果12艘鱼雷艇一起冲出，不是去进攻，而是一起趁势往外逃跑。慌乱中，这些鱼雷艇不是触礁，就是被日舰击沉、俘虏，只有王平驾驶“左一”艇侥幸逃到烟台。这一卑劣的逃跑举动，严重打击了北洋舰队的士气。 2月8日，“靖远”被击沉。当天夜里，日军用炸药炸毁了400米长的水雷拦坝。刘公岛已经陷于一片混乱。士兵开始鸣枪过市，大批官兵齐聚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放条生路。绝望的丁汝昌下达了炸沉“定远”和“镇远”的命令，却无人执行。 10日下午，刘步蟾亲自率领水雷营的士兵登上了“定远”。炸药埋好后，刘步蟾迟迟不愿意下达命令。丁汝昌一直在海军公所内等待那一声巨响。响声久久没有传来，丁汝昌无奈策马前来催促，刘步蟾这才忍痛下令将“定远”炸沉。 这天的刘公岛上，飘起了漫天飞雪。刘步蟾，这位22岁就出任舰长、36岁就担任北洋舰队副司令的北洋海军杰出将领，冒着大雪看望了移居到各处的“定远”的官兵，和他们一一告别。当晚，刘步蟾吞鸦片自杀，时年43岁。刘步蟾以死践行了其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1896年，日军打捞出“定远”，运回国内。在今天的日本福冈，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叫“定远馆”，其建筑设施除了砖瓦之外，所有材料均取自“定远”舰。据说不远处的光明禅寺还有一张刻着“定远”二字的方桌，有人说，那就是刘步蟾当年的办公桌。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和丁汝昌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他请在附近观战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向丁汝昌转交了劝降书。收到劝降书的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同时将劝降书电告李鸿章以明心迹。之后丁汝昌曾告家人：“吾身已许国。” 11日晚，丁汝昌接到了来自烟台“全力突围”的密电，知道援军已经彻底无望。丁汝昌提议大家合力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当天晚上，万念俱灰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吞鸦片自尽，年59岁。 早在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已经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才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处置。 已经是戴罪之身的丁汝昌知道，即使自己能够侥幸活到战后，结局也同样是被处死。心知必死的丁汝昌，事先请六名工匠为自己专门打造了一口棺材，还亲自躺进去试试是否合体，也算是未雨绸缪。丁汝昌死后仍然受到政敌的大肆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也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才为丁汝昌平反昭雪。1912年，丁汝昌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终于入土为安。 北洋舰队一部分洋员及道台牛昶昞等，推举“镇远”继任舰长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被杨用霖严词拒绝。同晚，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连同杨用霖相继自杀身亡。杨用霖并没有采取传统吞鸦片的自杀方法。在吟诵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命诗之后，他将长枪对准自己的喉咙用脚趾抠动扳机，打出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作战中的最后一枪。鲜血从鼻孔喷出，导致衣襟一片赤红，连身后的墙壁上都溅满了血迹，其状惨不忍睹。 道台牛昶昞会同一些洋员很快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2月12日，“广丙”挂上白旗，在舰长程璧光的带领下，前往日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乞降。 双方谈完投降事宜之后，牛昶昞还向伊东祐亨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说“广丙”并不属于北洋水师，人家是广东水师的，只是临时来参加演习遇上了这倒霉事。你们是跟北洋水师打仗，人家广东水师也没招你惹你。再说了，你看程舰长大老远跑来投降多不容易，如果没有了军舰回去，也没法向领导交代，还望高抬贵手，放回该舰吧。老牛的一番谆谆教导，说得伊东祐亨差点笑得哭出来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牛道台的请求。随后，牛昶昞交出了威海卫清军的投降名册：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 战后，牛道台将投降的罪名全部推到自杀的丁汝昌身上，致使丁汝昌蒙冤达15年之久。而他自己因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只受到轻微的革职处分。 1894年2月17日，请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上午10时30分，在西方诸多媒体记者的现场目击下，日本联合舰队鸣炮21响，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舰以及“镇东”等6艘炮艇，降下了大清黄龙旗，正式被收归联合舰队。大清花费巨资，苦心经营21年，号称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就此灰飞烟灭。 当天下午4时，被拆除了武装的练习舰“康济”点火起航。一片肃穆之中，在舰长萨镇冰的带领下，船尾低垂黄龙旗的“康济”踉踉跄跄驶出威海卫军港前往烟台。“康济”的甲板上停放着6具棺木，他们是：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骞，沈寿昌（“济远”的副舰长），黄祖莲（“广丙”的副舰长）。 不远处，日本联合舰队所有舰只下半旗鸣炮致哀。伊东祐亨带领日本联合舰队全体官兵集体向“康济”上那些已经失去生命，但他们依然十分敬佩的同行致以军礼。 逝者长已矣，生者更难受。北洋舰队随后即被解散，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萨镇冰连同牛昶昞全部被革职。 值得一提的是“康济”的舰长萨镇冰。被解职之后的萨镇冰回家不久，老婆就死了。家计维艰，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好到官绅家庭当塾师挣钱糊口。后来，萨镇冰在张之洞的推荐下再次出山，于1903年升任北洋海军统领，1909年出任大清海军大臣和水师提督。辛亥革命之后，萨镇冰先后担任民国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萨镇冰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等各个历史时期，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当听到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进汉城的消息时，93岁的萨镇冰掩面而泣，老泪纵横。 马关之耻 马关之耻 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率领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汉城宗庙，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庄严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就此结束。 1895年新年一过，清廷的败局已经注定，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的清政府只有想办法屈膝求和。 其实从1894年10月开始，清廷便不断通过欧美列强斡旋向日本求和。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将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早已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10月初，原来就主张对外国屈服的奕䜣亲自出面请求英、美、俄、德、法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强力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894年11月初，日军入侵辽东，战火已烧进中国国土。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再次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试探议和的条件。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以其并非中国大员拒绝谈判，同时要求清政府派出真正“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其实，此时日本也已经骑虎难下。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1894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国家支出总额的69.31%，1895年的军事开支也达到国家预算的65.32%。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百姓的负担。1894年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明确反对军部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旅顺失守之后，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求和的欲望更加强烈。老太太不顾光绪皇帝的反对，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军事上的胜利导致日本气焰极为嚣张，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这两个人官太小，在广岛将二人羞辱一番之后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和谈可以，只有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才有资格充当全权代表。1895年2月17日，就在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之必要条件，否则无须派代表前往日本。 之前三次求和，其中两次派使被拒，导致清政府惊恐万分，慈禧老太实在是坐不住了。得知日本的要求后，慈禧立刻电召李鸿章火速入京，准备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之前李鸿章和丁汝昌一样背着处分。2月13日，朝廷下旨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罚，官复原职，并希望李鸿章能看在时局危恶和朝廷久恩的分儿上，以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前往日本和谈。 早已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清楚，在接到慈禧宣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注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知道自己想要拒绝承担此项和谈的使命，绝无可能——恭亲王作为皇族，绝对是不可能去丢这人的。 李鸿章也明白议和这样的大事当然是慈禧说了算，入京以后就径直先去找慈禧。慈禧太后虽然昏庸，却并不傻，这可不是出风头的时候，她以自己肝气发作导致臂疼、腹泻为由，拒绝接见李鸿章及群臣。这还不止，老太太还故意扔出来一句话，“一切遵上旨可也”。这下子，所有的耻辱和骂名都归傀儡小光绪了，跟她无关。 慈禧太后称病不出，光绪皇帝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了李鸿章。1895年2月22日，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比办丧事还肃穆。光绪皇帝黯然而坐，面无表情。左边跪着一群军机大臣，右边跪着李鸿章。李鸿章肯定要有光绪的承诺才敢去。有人提出效仿早年俄国皇帝迁都，最后打败拿破仑的做法，当即遭到激烈反对，被斥责为放弃国家宗庙社稷的逃跑主义。 最终只剩下割让领土一案。李鸿章坚持不可割地，若议割地，立即归国。李鸿章提出：“割地之事，不敢承担，假如赔款，户部恐无此银。”之前连买炮弹都不想给钱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立即插嘴：“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点钱，也能凑出来。”当时买舰、配速射炮，买炮弹的时候，怎么就没钱呢？花5000块就能堵住的安全漏洞，非要等死人了，被罚款50万？郁闷无比的李鸿章立即反将一军，请求管钱的翁同龢老先生一起去日本议和，现场办公。吓得翁同龢面如土色，双手摆得跟黄飞鸿的无影脚一样，当即表示不懂外交，绝对不能“以生手办重事”。 其后，李鸿章又拜会了各国公使，乞求干涉，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酌情以商让土地之权”。 李鸿章出发前向朝廷提议，为减轻和回避战败国在媾和中的不利地位，防止日本漫天要价，清廷需要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列强干涉和谈，对日本施加压力。此举虽然系引狼入室之举，但针对清廷当前的最大利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良策。 1895年3月13日，大清国钦差头等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时年73岁高龄的李鸿章，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从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大沽港出发，悲壮出航东瀛。 3月19日，经过五昼夜海上奔波的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下榻引接寺。会谈的地点选在了春帆楼，这是马关最有名的一家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而名闻天下。 3月20日，宾主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中方是全权大臣李鸿章，还有李鸿章的养子（也是侄子）参议官李经方，日方参加谈判的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双方都是明争暗斗多年的老熟人了。握手寒暄，互致亲切问候之后，李鸿章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长篇大论的文言文十分拗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诚挚恭贺日本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第二，日本的成功将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榜样作用；第三，咱们都是黄种人，东亚兄弟，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洋鬼子。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这个老酒相信。据说还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兰特一起被称为19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三大政治家，这个老酒有点不信。但是，不止五个以上的版本都这样说，老酒也只好信了。看上边这三条，李鸿章那也真不是浪得虚名。打了败仗，还能把话说得如此气宇轩昂，不愧“老姜”也。对面坐的要是老酒的话，听了如此动听的赞美诗，估计都要感动得站起来，握手表示感谢了。可惜对面坐的不是老酒，而是同样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 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没，但辽东战场激战正酣。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陆军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指挥“直隶平原作战”，直捣北京。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占领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为“地质”，驻军军费由大清支付。在24日的第三轮会谈中，李鸿章向日方索要具体议和条款，伊藤只是说下星期给你。就在头一天，3月23日，日本舰队已经占领了澎湖列岛。日本军事上威胁、外交上讹诈的火候，可谓炉火纯青。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子返回住地引接寺的途中，发生了意外。日本老百姓听说大清国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来了，纷纷前来围观。突然人群中窜出一条大汉，直奔轿前，掏出手枪照着李鸿章的左脸就是一枪。中枪后满脸是血的李鸿章还算冷静，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急急回到住地才昏厥在地。 凶手是日本无业“爱国”愤青小山丰太郎。小山认为，李鸿章来此，势必影响日本全部占领中国的宏伟计划，就对李鸿章下了毒手。其实之前小山早就想去天津刺杀李鸿章，由于船票太贵买不起才作罢。最后，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到监狱里喝了整整12年的黄面汤，一直到1907年才被假释。 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事，的确让日本十分难堪。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声称宁愿自己挨枪也不要加害李鸿章——那不是老李头，那是摇钱树啊！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骤然锐减。日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万一李鸿章借机一拍屁股，走了怎么办？ 别说伊藤博文，连一介武夫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明治天皇也被惊动，亲自派出御医给李鸿章看病，皇后也亲手制作绷带给李鸿章裹伤。陆奥宗光立即把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惪和佐藤进两人火速送到马关，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李鸿章回国后，甚至特意奏请清廷，赏赐石黑和佐藤勋章。 国际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欧美各大国纷纷出面谴责日本，同情中国，积极表示不能坐视不管。俄国表现尤其突出，上蹿下跳，比自己亲爹被打了还伤心，还气愤。迫于压力，日本主动承诺双方休战。3月30日，双方休战条约签订。听到停战的消息后，满脸缠满绷带的李鸿章，眼中也显现出一丝欣慰的神情——老李也真是不容易呀！ 李鸿章下榻的地方引接寺，距离春帆楼只有300米，是一座修建于1560年的古刹。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日本专门沿着左边山腰修了一条只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据说，现在这条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一面是山体和春帆楼的水泥围墙，另一面是悬崖边的水泥栏杆。山路边竖着这条路的路牌，白底蓝字写着“李鸿章道”。老酒没有去过日本，以后也不会去，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条小道。 刺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继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军事威胁，外交讹诈”。日本人可谓用心良苦，连大清谈判代表的座位都被安排成面朝大海，为的是让李鸿章等人随时能看到窗外日本舰船那黑洞洞的炮口。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终于抛出了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主要包括：朝鲜独立，赔偿白银三万万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等。 早在马关谈判之前，日本国内就开始出现大量谣言，宣称大清国准备赔偿日本白银5亿到7亿两，另外还准备了2000万两准备抚恤战死日军将士的家属。这些满天飞的谣言使得西洋各国的驻日使节也一头雾水。英国驻日公使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的报告中称，中国将向日本支付不少于5亿美元（折银6亿多两）的赔款。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也认为，日本将向中国索赔20亿法郎（折银5亿两）。这些说法也并非毫无出处，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致电外相陆奥宗光，建议索赔1亿英镑（折银6亿两）。这些人比起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差距可就大了，松方提出的要求竟然是赔款10亿两，真是黑到家了。 所有的人都无比狂躁，唯有首相伊藤博文静如冰封。老谋深算的伊藤清楚，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下手太黑的话，欧美列强肯定会出面干预。伊藤也知道清廷的支付能力，如果逼得太狠了，可能导致清廷危机，甚至发生国内暴动。挤牛奶把奶牛挤死了，奶也没喝上，那才叫不划算。经过周密的计算，伊藤提出的赔款数额是3亿两，底线是2亿两。这就是开口索赔3亿两的来历。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张嘴极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采取拖延战术，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之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逼迫清廷尽快接受日方要求。 4月9日，清廷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本，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本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让步。 老酒认为，在19世纪末的远东地区，俄国的维特、大清的李鸿章、日本的伊藤博文是三大杰出的政治家。对于2亿两的赔款数额，李鸿章当然不会立即答应。来欣赏一下伊藤和李鸿章对话的精彩片段—— 鸿章：“又要割地，又要赔款，连打带罚，太黑了。” 伊藤：“这不是对等的谈判，是你打败了，实在没办法。” 鸿章：“就像养孩子，又要让他长，又不喂奶，不死才怪呢。” 伊藤：“中国又不是小孩子。” 鸿章：“请给予赔款数额一定的减免。” 伊藤：“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鸿章：“太多了，负担不起。” 伊藤：“中国地大物博，财源甚广，这点钱根本不算啥。” 鸿章：“那请你去中国当首相吧？” 伊藤：“你快跟你们皇上说说，我很愿意去。” 鸿章：“……” 伊藤：“一个月后交割台湾岛。” 鸿章：“台湾不急，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 伊藤：“还没吃下去，已经饿得受不了啦（尚未下咽，饥甚）。” 老酒终于明白了，半个世纪后在新加坡，山下奉文面对英国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关于投降问题的解释，说出的那句“你只能说yesorno”原来就是跟伊藤大爷学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在《马关条约》签订15年后，1909年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此乃后话。 前面已经说过，大清的密电已经被日本破译。其间李鸿章给国内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国内也会给予批示，这些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其间慈禧太后曾给李鸿章密电这样的屁话：“辽东和台湾只能给一个。实在不行了，才能两个都给他。”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的底线，肯定拒绝做出让步。 伊藤非常清楚，拖延谈判时间对日本十分不利，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清廷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大意是，再争取争取，不行就算了吧。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六轮谈判。会谈从14时30分一直持续到19时30分。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最初要求从赔款20000万两中，削减5000万两，不行再要求减少2000万两，到了最后，甚至向伊藤哀求能不能稍微减一点，当作老哥回家的盘缠。说实话，李鸿章也真是尽力了，但他的要求，无一例外遭伊藤的断然拒绝。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签完条约的李鸿章心力交瘁。后来他曾经回忆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条约签订后，受尽凌辱的李鸿章一日也不愿多留，当天15时30分就乘船离开了马关。李鸿章发誓终生不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美国时途经日本，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最后没有在日本上岸。 《马关条约》主约共13款，另约3款，2800多字。说说主要内容。 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那边李鸿章还在回家的路上，这边伊藤博文4月18日就在春帆楼举行了大型答谢宴会，热烈庆贺《下关条约》的签署。伊藤博文在演说中志得意满地说：“今天我们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下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以战争的方式赚取外汇，这让紧追西方大国的日本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从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后来，在春帆楼之前的空地上，塑起了这两人的青铜雕像，两人表情坚毅，目光如炬，仿佛在为天皇和日本开拓着万里波涛。 《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公愤。全国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签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155人也联名上书反对朝廷签约。此时恰好北京正在进行会试，各省举人群聚京城。文人打仗不行，道理很懂，大家立即推举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三策。倡议迁都洛阳再战日本，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将领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傀儡光绪皇帝于5月2日批准了和约，并于11日下《罪己诏》。 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早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6月，就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指出仅仅器物上的改变不足以战胜西洋，必须改革制度。1895年2月，在广州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史称“广州起义”。起义的组织团体叫“兴中会”。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准备以武力来推翻大清，建立共和政体。他们的“带头大哥”就是那个上书李鸿章的年轻人，姓孙，名文，字逸仙，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孙中山。 1895年6月2日，大清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刚刚晋升为大将的台湾总督，也就是在大东沟海战中死里逃生的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外海面的“千代田”号巡洋舰上完成了台湾的交接手续。之后，桦山资纪率领日本近卫师团等陆军30000多人直扑基隆。从这一天起，日本占据美丽的宝岛台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军民与日军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895年10月。 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国内一片亢奋。各政党以“举国一致”的名义煽动和支持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知识界高唱“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义战”，连国民都沉醉于侵略朝鲜和中国，成为优越者和胜利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战争的胜利还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 相对而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信心丧失殆尽，清廷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自此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我们来看看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净收益。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拿出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这样，日本一共勒索中国23000万两白银（折算35000万日元）。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才8000万日元，之前，“亿”这个词对于日本来说，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无怪乎外相陆奥宗光激动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000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顿觉无比富裕。” 实际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所得，远远不止此数。后来日本在库平银上大做文章，“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日方还要求中国在伦敦银行用英镑支付，“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清廷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日本掠夺的舰船、武器、物资、金银货币等最少8000万两，合计34000万两，折合48000日元，等于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以此为契机，日本顺利过渡到金本位制。可以想象，一个正处于高速上升期的国家凭空得到6年的财政收入，那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此，在春帆楼前竖起了一块石碑，上边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1896年，日本很快就实施了第二轮扩军计划。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常备军由5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兵力由20万人增加到60万人。海军更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没有中国赔偿之银，日本根本不可能在10年之后打败沙俄。 仅仅16年之后，大清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发起的甲午战争，提前为一个没落的东方王朝敲响了丧钟。10年后，还要再次为另外一个没落王朝掘下坟墓。 皇帝急，太监更急 皇帝急，太监更急 甲午之败，郁闷的不仅仅是中国人。 早在开战之初，北方的沙俄就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削弱中国，为自己下一步在远东的扩张创造条件。战争后期，沙俄还试图引日本南下，公开提出“俄国对日本占领台湾，当无障碍”。但到了1895年3月，得到日本要求大清割让辽东半岛的消息后，俄国大惊失色。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立即上奏沙皇，声称“日本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作战，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之后绝不会就此止步，势必向北推进”。罗巴诺夫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干涉。俄财政大臣维特更是叫嚣：“日本的行动是针对我国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于我们将是极大的威胁。”维特提出马上对日本采取军事干预。 当时俄国独自在远东对日本开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俄国在这一地区尚无合适的海军基地。由于海参崴每年有5个月的封冻期，因此俄国早已对中国的旅顺军港垂涎三尺。从彼得大帝开始几百年来，在远东寻找一个深水不冻港，已经成为俄国多少代人的梦想。就陆军而言，贯通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刚开工，俄国的陆军主力远在欧洲，在远东开战运兵和补给都存在不少困难。 俄国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盟友法国。正好法国也准备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势力，法国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台湾。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俄、法可谓一拍即合。 俄国还觉得不过瘾，还想把英国和德国拉进来。英国的主要利益在长江流域，《马关条约》增开口岸对英国有利。加上英国很清楚俄国对远东的扩张野心，正想借日本的力量来牵制俄国，日本在华得到的利益可以有效地阻止俄国向南扩张。鉴于此，英国对俄国表示，你玩你的，我兴趣不大。 出乎俄法意料的是，德国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在德国统一并很快强大后，世界基本被瓜分完了，有劲也没处使。中日开战初期，德国反应冷淡。但后来德皇威廉二世眼见日本很快要打败清军，就觉得这正是德国染指远东的好机会。德国的算盘是，让俄国和日本闹出矛盾，可以在亚洲牵制俄国，提高德国的安全系数。同时，德国也想浑水摸鱼，在远东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最合适的地方肯定是中国。 可以说，各怀鬼胎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出面干涉，并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私欲。 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对德、法两国驻俄公使说：“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将考虑三国联合在海上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德、法当即满口答应。德皇威廉二世甚至立即下令，派出装甲舰和巡洋舰各一艘开往远东。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一起来到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备忘录，向日本提出“友善劝告”：“今天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首都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永久和平，故今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三国限定日本必须在15日之内做出答复。 此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为肺结核正在休养。值班的是外务次官林董。面对突如其来的“友善劝告”，林董不知所措，无言以对。俄国公使希特罗沃进而解释道，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可能会引起冲突。德国公使哥特斯密德更牛，马上做出了公开威胁，日本必须做出让步，如果与三国开战，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刚刚战火平息的远东刹那间再次风声鹤唳。俄国命令其太平洋舰队立即开始在黄海、日本海一带游弋，并将在远东的5万陆军部队全部集结到海参崴，做出一副马上进攻的架势。德、法两国的军舰也开始频繁活动。俄国甚至唆使大清政府延迟对条约的批复，给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 其实这个结果，有一个日本人早就预料到了。让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军人。他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早在大东沟海战刚刚结束之时，山本就向首相伊藤博文报告，俄、德、法三国在频繁接触，恐怕对我军不利。这样的事情，连外务省都没有警觉，作为一个军人的山本却预见到了，不能不让人为之侧目。山本还清醒地告诉首相：“总理，日本现在没有和这三国对抗的实力，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只能忍。”事实证明，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在山本的预料之内，可见此人能成为“海军之父”也绝不是浪得虚名。 慌了手脚的日本人立即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对策。其实不用开会就清楚，日本与三国开战毫无胜算。不算欧洲，仅当时俄、德、法在远东的军舰总吨位就达12万吨，内含铁甲舰4艘。而日本联合舰队加上刚刚俘获的大清军舰总数才不过8万吨。况且日本海军已经在海上作战了近一年，大部分舰只伤痕累累，士兵也是疲惫不堪，与三国开战必败无疑。 情急之下，日本幻想拉拢英美对抗俄德法。但英美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他们也没什么利益可言，为这点事犯不着去得罪那三个瘟神，因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英国发给日本的照会说：“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笃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 陆奥宗光终于明白，在实力面前，外交竟是如此孱弱。他无奈地向内阁提出，只能接受三国提出的条件。陆奥宗光在后来的外交回忆录《蹇蹇录》中说，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有逐两兔而不能得一兔之虞”。 1895年5月4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向三国提交以下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以上内容于5月5日告知三国公使。 俄、德、法三国，乐开了花。 日本随后的附加条件使得俄国大为不悦，日本要求大清以1亿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德、法认为，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乃是对俄、德、法三国的让步，并非对中国的让步，因此不能再对中国提要求。俄国还算“善良”，认为日本开价太高，1000万两到1500万两就行了。中国的领土，像大妈买菜一样被双方讨价还价。日本后来降到5000万两，经过清廷的力争和俄国的斡旋，最后以3000万两“成交”。 1895年11月8日16时，李鸿章和日本外务次官林董签订了《辽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的奉天省南部地区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所属诸岛屿，永远交还中国；二、中国支付3000万两酬报费，于1895年11月16日交清；三、酬款交清后，三个月以内日本军队从该交还地一律撤回。 从1895年11月30日开始，大清逐步收回海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到1895年年底，辽东半岛全部“光复”。 作为回报，1896年6月，李鸿章专程访问俄国，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密约商定，大清答应俄国修建一条通过中国东北的大铁路（就是后来的中东路），日本要是入侵俄国的远东或者中国、朝鲜，中国所有的口岸都对俄国开放。自此开始，中国东北变成了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山东爆发了“巨野教案”，德国借机抢占胶州湾。次年3月，德国强迫清廷签下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3月，俄国军舰驶入了旅顺口，以“替清政府守地”为借口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借条约》。 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限99年。 1898年5月，日军按照《马关条约》的约定从威海卫撤走。7月，英国与清廷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强行租走威海卫。 回头再说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相当于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对于日本这个刚刚崛起的新帝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一直怀恨在心的日本于是开始卧薪尝胆，十年磨剑，伺机复仇。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 狗咬狗，狼围观 狗咬狗，狼围观 沙皇俄国，现在的名字叫俄罗斯，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叫苏联，是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中国北方一个并不善良的邻居。看到过一则报道，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就能实现自给自足，不用说，那肯定是本章的主角俄罗斯。单单一个贝加尔湖就蕴藏着超过世界1/5的淡水。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的领土已经扩张到228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7%。要不是因为招呼不过来，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它的领土还要更大些。1904年的统计显示，当时俄国总人口为1.41亿人。 这就是沙皇俄国，绝对配得上“地大物博，人口不多”一词。 尽管拥有无垠的国土和丰饶的资源，但此公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饕餮之徒，永远对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充满觊觎，几百年如一日地奉行着“只有索取，绝不付出”的铁原则。俄国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名臣谢尔盖·维特曾经说过：“俄罗斯不需要外交，需要的只有武力。”对于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具体数目，老酒查阅能找到的资料，发现有十多种版本，面积从200万平方公里到800万平方公里不等。 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最后瓜分世界的斗争加剧。沙皇俄国为了打破孤立，利用德、法两国的矛盾开始加强与法国的关系。1895年又通过划定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暂时缓和了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冲突。1897年，沙俄又与奥匈帝国达成维持巴尔干半岛现状的协定。这个时期对俄国来说，欧洲处于相对平静之中，不甘寂寞的北极熊立即把目光转向了远东。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逐渐衰落的中国已经沦落为列强掠夺的重点对象，俄国当然也不甘落后。北极熊的首要目标就是吞并中国的东北，在中国沿海寻觅梦寐以求的常年不冻港。尼古拉二世曾经公然声称：“俄国无疑必须领有终年通行无阻的港口，此一港口应在中国大陆上，并且必须与我们以前领有的地带相连。” 沙皇俄国扩大在远东影响的重要手段就是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动脉，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修筑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曾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运去干什么呢？维特没说，但肯定不会是去旅游观光。 除了军事意义之外，这条铁路也将俄国的欧洲部分同中国、朝鲜、日本4亿6000万人口的巨大市场联系起来，经济意义也无比巨大。为了完全控制这条铁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俄国政府断然拒绝了来自本国和国外的任何投资，所有的费用都由俄国国库承担。在12年的预计工期内，每年计划投入3000万卢布的巨款，总预算3.5亿卢布。但仅仅在1891年到1901年的10年间，投入就达到14.6亿卢布。 当时的沙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深深被维特的“东进”理论吸引。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为了自己登基后的未来实现“东进”梦想，尼古拉决定亲自前往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工仪式，顺便考察远东的情况，为将来的扩张做准备。1890年11月，22岁的尼古拉率领3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前往远东的长途旅行。队伍中还包括他的好朋友希腊王子格奥尔基。他们先访问了埃及，然后乘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历经印度、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中国。到中国后，俄国皇太子受到了大清的盛情款待。一行人先到广东，之后由邓世昌率“致远”号等军舰一路护送到江苏，随后又沿长江上溯，往内地游历。1891年4月23日，尼古拉完成了对中国的访问，前往日本长崎，这也是他东方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尼古拉一行起程之前，日本政府就已经接到驻中国领事的电报通知。日本当时虽然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但仍不足与欧美列强抗衡，尤其对军事强国沙俄更是心存畏惧。大清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只有7000多吨，就把日本吓得半死，尼古拉乘坐的旗舰“十二使徒”号战列舰排水量更是达到了8500吨，那简直是要吓死人的。日、俄两国隔海相望，多年来关系一直紧张微妙，正愁无法改善。沙俄皇太子的来访简直是天赐良机，日本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接待尼古拉二世，希望借此契机改善两国的紧张关系。 日本政府特地派出20余名官员，专程到长崎迎候尼古拉一行。政府下令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高悬俄国国旗以示欢迎。为了确保尼古拉皇太子的安全，日本除了严密警戒之外，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还与俄国公使约定：万一发生加害沙俄皇太子的行为，将按日本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加害皇室之罪”惩治，就是说，皇太子你就是我们的家里人。其规格不可谓不高也。 1891年4月27日，尼古拉一行到达长崎。从踏上陆地的那一刻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就引起了皇太子无尽的好奇心。那些衣着怪里怪气、足蹬木屐的日本人给尼古拉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5月11日，尼古拉从京都乘人力车来到大津城。大津城虽然不大，却是通往京都的交通咽喉，市场繁华，商贾云集。期间尼古拉一行来到街上购物，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出于好奇，买了一根当地制造的竹拐杖。正当尼古拉和格奥尔基乘人力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观光时，尼古拉突然感到右耳上方连续挨了重重两击，一摸，一手鲜红。他惊恐地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日本警察正举着军刀向他挥舞。到底是年轻人，尼古拉的反应还算迅速，他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边喊边跳下人力车，企图躲入人群中逃命。 刺客紧追不舍，并在一个胡同的拐角处截住了尼古拉。正当刺客准备再次挥刀砍杀之际，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及时赶到。不知道这个希腊王子是否修炼过中国武术，他用刚买的竹拐杖一杖把刺客打倒在地。随后赶来的日本警察迅速将刺客制服，尼古拉终于逃过一劫。随行医生赶紧给尼古拉包扎、止血。幸运的是，虽然挨了两刀，尼古拉并没有生命危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凶手竟然是负责尼古拉安全保卫的警察津田三藏，其行为属于典型的监守自盗。津田三藏是一名极端仇俄分子，他认为尼古拉来访，就是想打探日本的虚实，为将来进攻日本做准备。为了表明对日本皇室的忠心，津田三藏实施了刺杀沙俄皇储的疯狂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津事件”。由于出事地点离日本著名的景点琵琶湖很近，因此又称“琵琶湖事件”。 “大津事件”传出之后，举世震惊，国际舆论纷纷指责日本“野蛮不开化”。明治天皇闻讯更是大惊失色，立即派出御医前往调理，后来又亲赴停泊在神户港的俄罗斯军舰上温言慰问尼古拉皇太子，表达不胜痛惜之意。日本外务省立即向俄国发表公开道歉声明，承诺按两国约定严惩凶手，为俄罗斯皇太子出气。 日本举国上下同感震撼，国民异常羞愧。在电报“寸字寸金”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向尼古拉皇太子以及远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发去的慰问道歉电报就超过了一万封。日本政府还下令国内各庙宇、教会为皇太子尽快痊愈祈祷。5月20日，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气，日本千叶县女子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厅前留下道歉遗书后刺喉自尽，勇子因此被日本人誉为“烈女”。 行刺案发生后，日、俄两国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关系刹那间降到冰点。尼古拉的老爷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扬言，日本如果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则不惜兵戎相见。一时间，远东空气骤然紧张，战云密布。 为挽救濒于破裂的日、俄关系，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在甲午战争后提出向大清要10亿两白银赔偿的那个大藏大臣）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会上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以“大逆”罪名处决津田三藏。没料到，这一决定竟然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坚决反对。经最高法院的据理力争，最后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判决津田三藏终生监禁。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司法已经具备了相对的独立性。 事件直接导致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引咎辞职。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则于同年9月29日病死狱中，死因是急性肺炎。至今仍有人认为津田很可能死于政府的谋杀。 事前态度强硬的俄国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最后只能吞下苦果。俄国托词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天皇亲自看望、政府多次诚恳道歉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离开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真是一群不开化的东方猕猴！” 东方之行对尼古拉二世的一生影响巨大。回国后的尼古拉发誓要扭断日本人的脖子。三年之后，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登上沙皇的宝座，史称尼古拉二世。脸上两条长达8厘米的伤疤似乎预示着尼古拉未来的不祥——作为末代沙皇最后遭布尔什维克灭门。后来的事实证明，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后，日、俄关系就急转直下并最终引发战争。 1891年5月31日上午10时，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和宗教祈祷仪式在俄国远东重镇海参崴正式举行。头缠纱布的尼古拉皇太子为这条铁路打下了第一颗道钉，并亲手倒空了第一辆装满石渣的手推车。 西伯利亚大铁路总长928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壮观的铁路，没有之一。铁路纵贯欧亚大陆，欧洲的起点是莫斯科，途中穿过辽阔的松树林、跨过乌拉尔山脉，穿越西伯利亚冻土带最终抵达太平洋彼岸的海参崴。这条跨越了8个时区和16条欧亚河流的大动脉，被称为俄罗斯的“脊柱”。 西伯利亚铁路建筑施工时间长达13年。之前华工因为修建美国太平洋中央铁路出了名，俄国多次派人在中国的河南、山东及东北招募工人，铁路东段的桥梁和隧道工程基本都是华人完成的。铁路的修建对当时的远东包括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的沙俄一直觊觎朝鲜和中国的满洲地区。对于东方人而言，通过冰冷的铁轨往西方望去，北极熊那毛茸茸的黑影已经渐渐变大，乃至清晰可见。 西伯利亚大铁路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原本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迅速繁荣起来。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1863年，西伯利亚人口仅为286万人，到1914年，已达962万人。大量移民的到来，有效地缓解了西伯利亚地区劳动力严重匮乏的状况。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在铁路沿线两侧众多的中小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随后就有了甲午战争，接着就有了俄国牵头组织的“三国干涉还辽”。历史无数次证明，这样的卖力表现之后，往往包藏着更大的祸心。因干涉还辽“有功”，俄国迅速俘获了清政府的“芳心”。1896年6月，脸上还带着枪伤痕迹的李鸿章，作为大清钦差头等大臣出使莫斯科，参加脸上同样带着刀伤痕迹的尼古拉二世之加冕仪式，不知道两人互看伤疤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尴尬表情——那伤疤都拜日本人所赐。赴俄期间，李鸿章秘密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共同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条约规定，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双方应该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条约有效期15年。 初看起来，这俄国人真是大公无私，可接着条件就来了，俄国提出，为了便于运输军队，俄国要在中国境内修建一条通过黑龙江和吉林到海参崴的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命名为“东清铁路”（后又称“中东铁路”）。1898年，东清铁路动工修建，俄国中东铁路工程局进驻松江平原上的香坊田家烧锅，这里后来成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点。由于叫田家烧锅实在有点不好听，这里最后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哈尔滨。 传闻俄国人为此给了李鸿章300万金卢布的贿赂，后来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事给予否认。 事实上，李鸿章确实是带了200万金卢布回来的。为了给大清一点甜头，沙俄慷慨地承诺东清铁路的收益要给清政府分红，无论盈亏每年分红25万，先给200万压住心慌再说。李鸿章的200万就是这么来的，估计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从列强那里往家里拿钱吧。 1897年11月，德国抢占胶州湾。一个月后的1897年12月15日，来自海参崴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以德国人同样的方式驶入大连和旅顺口。俄国人进驻的理由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由于之前德国人对胶州湾采取的贸然行动，作为中国最大公无私的好朋友，俄国人有义务协助清政府保护其领土。此举让俄国在远东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常年不冻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几百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说了半天，忘记了夹在中间的朝鲜。甲午战争的结果以及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让朝鲜发现，日本打败了大清，证明日本肯定比大清牛，俄国人就没打，吆喝吆喝，日本人就下了软蛋，看来俄国人比日本人更牛。谁牛听谁的，因此，朝鲜采取了日益亲俄的对外政策。当时朝鲜实际上是国王李熙的闵妃在掌权。在闵妃的支持下，俄国先后在朝鲜开办银行，派遣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等，这自然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在日本的授意下，1895年10月8日，朝鲜爆发“乙未事变”，有日本背后支持的暴乱分子冲进皇宫，砍死闵妃并焚烧尸体，之后亲日政府很快组建。朝鲜国王逃入俄国驻朝使馆避难。 当时，大清早已没了在朝鲜发言的权利，在这一舞台上唱戏的主角，变成了俄国和日本。“乙未事变”之后，俄国与日本达成妥协，约定两国一致对朝鲜进行改革，俄国取得了在朝鲜驻军的权利。这和甲午战争之前的情形有几分类似，只是中国变成了俄国。说实在话，那时候的朝鲜，几乎还相当于蛮荒之地。随后，由于俄国将注意力逐渐移向油水更大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实际上控制了朝鲜。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慈禧老太一怒之下，创世界纪录地对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宣战，给了列强入侵中国的大好借口。俄、德、英、美、法、意、奥、日八个国家互相勾结，决定出兵镇压。8月初，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是为“庚子事变”。 北京那边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借此机会，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征调16万大军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当时，清廷京畿危急，根本顾不了东北，东北仅有的9万余兵力根本无法抵挡沙俄的多路进攻。1900年8月3日，俄军占领哈尔滨。8月29日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10月1日占领沈阳。10月4日占领锦州。10月6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三省全部为俄军所控制，1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丧敌手。 相比日本人的凶残，俄国人一点都不逊色，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军依然赖着不走，图谋永远独霸这一地区，实现其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提出“正义抗议”，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不得单独与俄国达成协议。最激动的毫无疑问是日本，他们慷慨地承诺，日本将在任何情况下，帮助清政府促使俄军“及时、全部”地撤出满洲。要说这次俄国确实也太过分了，连盟友法国也对俄国的举动表示不满，提出如果俄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不撤兵的话，法国将削减甚至取消对俄国的贷款。 沙皇俄国可谓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02年4月8日，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分三期从东北撤兵，一年半撤完。说一套，做一套，就在撤兵期间的1903年8月，俄国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接着又重新占领奉天。俄国甚至声称不惜为此一战，摆出一副独占中国东北的架势，其矛头无疑是针对日本。 欧洲另一强国德国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身边有个强大的邻居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德皇威廉二世（也是尼古拉二世的表哥）试图通过让俄国对外战争来削弱俄国的实力，于是开始暗中唆使日本对俄国开战。如果日、俄之间能够打起来的话，俄国就会调开德俄边境的军队，从而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此就是所谓的“引祸水外流”。纯粹两面派的德国同时积极怂恿沙俄对日本强硬。在一次与尼古拉二世的会晤之后，威廉二世在乘坐的皇家御船上打出了一条挑衅性的标语：“大西洋上的海军上将向太平洋上的海军上将致敬。” 素来与俄国不睦的英国由于在之前的布尔战争中元气大伤，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一贯骄傲自大的英国竟然愿意折节下交，主动提出与日本结成同盟。1901年7月15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伯爵在伦敦向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提出了两国结盟的建议。对于日本来说，能攀上这样的富亲戚当然是求之不得，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按道理这样的事情应该像西门庆遇见潘金莲那样一拍即合的。 事实上，日英同盟并没有马上达成，阻力不是来自英国，竟然来自日本内部。领头反对的就是一贯亲俄的伊藤博文。伊藤清楚，与英国结盟就预示着同俄国开战——就像太平洋战争之前与德国结盟就预示着与英、美为敌一样。伊藤不愿意日本被英国人当枪使。为了缓和与沙俄的矛盾，1901年11月，伊藤博文决定亲赴俄国进行斡旋。 此时的伊藤博文已不再担任日本首相，但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远赴俄国的伊藤受到了近乎耻辱的冷遇，在宾馆里住了整整一个月，都没人搭理他。在终于见到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后，伊藤提出，以承认俄国在满洲控制权的同时，换回俄国对日本控制朝鲜的承诺。拉姆斯多夫很爽快地回答了“不”。俄国人说，满洲是我的毫无疑问，但朝鲜也不是你的。最后拉姆斯多夫强调，俄国永远都不会让日本吞并朝鲜。 伊藤听完这些话后，沉默良久，黯然回国，从此不再反对日英结盟。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和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共同签署了《英日同盟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当英国和日本分别对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如果有第三方加入对手的阵营，则中立者参战。说白了，英国人就是说，日本你放心和俄国打，我旁边帮你看着；如果俄国的伙计法国参战的话，我就打法国。条约有效期五年。也就是说，日本必须在1907年之前完成与俄国的战争。 虽然当时最有钱的是美国人，但在大家眼里，美国不过是个幼稚的暴发户而已，大英帝国才是真正的大哥大。在条约签署的当天，日本国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提灯游行，举国庆贺。用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的话来形容就是：“高兴得就像是一个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似的。” 被大家看作土老帽儿和暴发户的美国当然也不会“自甘堕落”，有钱人想争取的当然是与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地位。自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也几度想插足中国东北，都被俄国野蛮地拒之门外。为了打破俄国对满洲的垄断地位，美国政府已经悄然站在了日本和英国一边。有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本至少有了一条保证，那就是不用再担心像在甲午战争之后那样，辛辛苦苦抢来的“胜利果实”被更大的强盗掠走。 法国与沙俄是盟友。1902年3月12日，俄、法两国在圣彼得堡发表声明，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自由行动的余地。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没说，实际上就是把法俄军事同盟从欧洲推广到远东，矛头直指英日同盟。法国内心里并不希望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远东，这样势必减轻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德国的压力，法国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支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就这样西方列强在远东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至此，日俄战争的国际条件已经初步形成。 早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就已经超越大清，成为日本的第一号假想敌。日本人早已开始着手对俄战争准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的赔款也大部用于战备方面。1896年以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计划。日本的国家开支，在1893年至1894年为8400万日元，到1897年增至2.4亿多日元，其中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了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所需款项总额达5.16亿日元，这项计划到1901年时基本完成。日本陆军的常备军人数已经达到13个师团，平时编制为17万人，战时编制为60万人。海军的船舶吨位也从1895年的6万吨增加到了1903年的27.9万吨，被称为“六六舰队”（六艘战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的海战主力已经形成，标志着日本已经基本做好了对俄战争的准备。 日本确信，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前尽快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满洲的战争对自己最为有利。尽管国内也有部分人士反对战争，但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制止战争的爆发。就日本内部而言，发动战争已经成为必然。 1890年以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暴乱不断，沙皇也企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俄国内政大臣普列维甚至说：“为了避免国内的革命，我们需要一次小小的但是结果须为胜利的战争。” 俄国内部在与日本争夺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问题上高度一致，但在与日本开战方面却存在着两派主张，其分歧主要在策略方面，我们姑且称为理智派和冒进派。 理智派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等人为代表。他们看到俄国国内危机四伏，国际上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主张不要轻易发动对日战争，而应对日本做出某些让步，取得暂时的妥协。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待西伯利亚铁路贝加尔湖段通车，运输能力提高，旅顺及其外围要塞竣工之后，再伺机开战。 冒进派以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等人为代表，主张对日强硬。他们和当年的大清一样，过低估计日本的力量。认为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个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陆军大臣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大将认为，一个俄国兵至少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俄国只需要14天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所需人数的3倍了。将来要发生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次远东旅游散步而已。他计划以现有兵力坚持6个月的防御作战，直到集结足够的兵力之后进行反攻。最后的目标是在日本登陆，击溃日本本土部队，占领东京，生擒日本天皇。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知道俄国当时准备不足，希望能够推迟战争。他认为“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一个年头都会加强我们的实力”。可惜的是，尼古拉认为推迟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为“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这样他实际上是支持了冒进派的主张。1903年5月，沙皇排斥了财政大臣维特对远东事务的干预，逐渐开始重用别佐勃拉佐夫。与此相呼应，俄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始掀起一片战争叫嚣，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大造战争舆论。看起来吆喝得很起劲，实际上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俄国的战争准备情况并不理想。 此时的远东，各方关注的焦点还是俄国从中国满洲的撤军问题。根据1902年4月8日俄国与大清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军队要分三批全部撤出。在完成第一次撤军之后，俄国迟迟不履行第二次撤军，要求修改条约。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今后不经俄国同意，中国的满洲不能让与其他国家，不得开放满洲的城市和港口，不得聘请其他人参与行政等。一句话，满洲的事就是我说了算，别人都少沾。 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眼看国力日渐衰弱，根本无力对抗列强的李鸿章采取的是一种新的对外策略：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来保护自己。俄国的无理要求很快被大清故意透露给西方列强，并立即遭到各国的一致反对。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沙俄“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03年4月30日，有了列强撑腰的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俄国的修约要求。 蹦得最高的当然还是日本。日本媒体在对俄国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甚至已经公开宣称日俄战争即将爆发。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也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南方作战的总司令寺内寿一的爹，已经把各师团的师团长召集到东京，开始制订对俄具体作战计划。 1903年7月28日开始，日本与俄国开始了就满洲和朝鲜问题的最后谈判。日方的谈判底线就是伊藤博文的“满韩交换论”：满洲是你的，朝鲜是我的。但是俄国提出，满洲当然是我的，这个不要再提了，朝鲜单独说。具体要求是，日本不能把朝鲜用于军事目的，39度线以北为中立区，日、俄都不能派兵入内。 谈判陷入僵局，谁都能看出俄国人在故意拖延时间。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已接近完工，将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1903年12月28日，日本颁布了紧急敕令，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联合舰队也开始动员。巴黎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已开始出现混乱，有关俄国的公私债券被纷纷挂牌抛售。 1904年1月6日，俄国抛出了最后的底线。除了建立租界之外，可以保障其他国家在满洲的利益，但在朝鲜问题上决不让步。对于日本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迅疾发出最后通牒，俄国必须明确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 日本很清楚，“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时都会增强俄国取胜的机会”。1904年2月4日清晨，彻夜未眠的明治天皇破例在卧室召见了伊藤博文，征询伊藤对开战的意见，问他日本是否能打败俄国。一向亲俄的伊藤博文已经下定了对俄开战的决心，他告诉天皇，“我们能够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伊藤还补充说，俄国国内政局不稳，战争准备也不充分，日本是全国一致支持开战。实际上日本并不是和整个俄国交战，而是和位于远东的俄国军事力量交战。碍于西伯利亚铁路目前有限的运力，俄国根本无力将其位于欧洲的庞大人力和物资调运至远东。就局部而言，日本的军事实力强于俄国。伊藤最后强调，最关键的是国际社会普遍同情和支持日本。 伊藤博文的话坚定了明治天皇开战的信心。当天，也就是2月4日下午，日本御前会议做出了对俄开战的决定。 身患糖尿病的明治天皇已经52岁，他的双肩已略显佝偻，早已没了10年前对大清开战的信心和勇气。相比孱弱的大清国而言，俄国实在是太强大了。睦仁知道大清宅心仁厚，当年的甲午战争就是日本打败了，也不过是不要朝鲜，退回去而已，甚至连赔款都不用。睦仁清楚俄国人的凶残，此次一旦战争失败，日本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晚上，信心动摇的睦仁一度曾有直接给尼古拉二世拍电报求和的念头，但是被侍从武官劝阻。 战争前夕，俄国总人口达1.41亿，陆军常备军总兵力105万，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但其中90%的兵力部署在欧洲地区，远东只有正规陆军部队9.8万余人。俄国海军拥有200余艘战舰，其中太平洋分舰队拥有60余艘作战舰艇，总吨位19.2万多吨。 尽管数目听起来挺吓人，但俄军的装备较差。陆军中有线电报电话只装备到军和集团军，师以下作战单位一律采用徒步或骑兵通信。西伯利亚铁路环贝加尔湖段没有修通，每昼夜只能对开三列军车，从欧洲到中国满洲需要将近6个星期的行程。后勤保障混乱得惊人，当前线最需要炮弹的时候，部队领到的却是一车一车的神像。俄军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刺刀白刃战上，崇尚一百年前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对俄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旅顺要塞工程尚未完工，海军十年扩军计划也未完成。 相对而言，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战时最多可动员200万后备兵员。陆军火炮，其中37%为山炮，适于东北战场的地形特点。海军是日本建军的重点，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有战舰约80艘，多数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舰只，性能良好，规格统一。 日本陆军为即将开始的战争已编组为四个军，所有海军舰艇已经统一整编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海军中将。 1904年2月6日深夜，随着一铲接一铲的“威尔士无烟煤”被毫不吝啬地填进战舰的炉膛，联合舰队所有舰只都开始喷出浓烟，秩序井然地驶出了佐世保军港。 两艘失去控制的大船同时渐渐地向对方靠拢，即将发出惊人的相撞！ 不宣而战 不宣而战 1904年2月8日，是西方东正教传统上的“圣烛节”，也是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中将夫人的生日。尽管已经接到日俄即将开战的战争警报，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斯塔尔克中将还是准备在旗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举办大型舞会来欢庆“双节”。最风光的无疑是斯塔尔克夫人，她无疑才是舞会的一号主角。除此之外，她还要借此机会替她众多的干女儿挑选如意郎君，特令舰队所有的年轻军官必须到会。这是一个多么温馨、浪漫的夜晚！ 早在2月6日，日本驻俄公使栗原慎一郎就照会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宣布两国断交，同日俄国驻日公使也奉命回国。从奉天通往旅顺的电报线已经被切断，日俄即将开战，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2月8日白天，一艘英国汽船驶进了旅顺军港，日本驻旅顺领事馆开始撤侨。这样明显的征兆竟然没有引起阿列克塞耶夫、斯塔尔克等高级将领的重视，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少将还坚持认为“战争打不起来”。正由于此，2月8日19时，音乐响起，庆祝“双节”的大型舞会在旗舰上隆重召开。 在圣彼得堡，只有很少人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马卡洛夫海军中将就是其中之一。他于当天专门致函海军部，提请注意驻旅顺舰队的危险处境，建议将舰队开进内港。马卡洛夫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则我们将被迫于首次夜间遭突袭之后才这样做，那就要为这个错误付出重大代价了”。马卡洛夫的建议照例被那些官僚当作耳旁风。 直到日军开始攻击时，俄国舰队仍然停泊在旅顺外港，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俄国官兵仍处于麻痹状态，舰艇警戒仍执行“平时规定”。命令已经下达要采取加强警戒的补充措施，但要到2月10日才开始执行。夜间不打开防雷网，只以军舰上的探照灯把内港的出入口照得通明。 作为舰队司令的斯塔尔克中将绝对不会昏庸到毫无警觉的地步。为防意外发生，他亲自派出了两艘驱逐舰出港进行巡逻。可惜伴随这一英明决策之后的，却是另一个无比浑蛋的命令：“万一发现不明身份的舰艇，一定要在核实对方的身份后再通报，不得随意开炮射击。”后来，这两艘驱逐舰一出港口，还真就发现了日本的偷袭舰队。 联合舰队对旅顺俄国舰队的进攻方式照例是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这已经成为日本人惯用的伎俩。担任夜间突袭任务的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三个驱逐舰分舰队，总共11艘驱逐舰。在前往偷袭的途中，他们很快被斯塔尔克派出的俄军两艘驱逐舰发现。俄国人是执行命令的模范，在无法上前核实对方身份的情况下，这两艘俄舰果真没有开炮，而是选择尽快跑回去向领导汇报。 日军第一驱逐舰分队率先发起攻击。凌晨零点30分前后，他们先后向几艘轮廓较大的敌舰发射了鱼雷。俄军的探照灯发现了日军的偷袭舰只，俄舰很快发起了反击。但由于日舰冲得实在太靠前，俯角不足的俄军舰炮都呼啸着从日军驱逐舰的头顶飞过去了。第二驱逐舰队的三艘驱逐舰在路上就因事故失去了两艘。尽管如此，剩余的一艘驱逐舰“雷”号还是勇敢地发起了进攻。逃跑的过程也很惊险，后来“雷”号舰长三村锦三郎少佐夸张地回忆道：“敌人的炮弹就从我们的头皮上飞过去，近到连头顶的头发都被烤焦了。”第三驱逐舰队随后抵近进攻，连掉队的“涟”号最后都没有放弃进攻的机会，在近藤常松少佐的带领下，这艘驱逐舰单枪匹马实施进攻后全身而退。 接二连三的巨响传来，旗舰上还不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司令部查问，下面回答说是实弹射击。直到黎明时发现港口附近被击中的舰只才恍然大悟。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日本人发射的16枚鱼雷中有3枚击中了目标，他们是战列舰“皇太子”号、“列特维赞”号以及巡洋舰“帕拉达”号，三艘主力舰搁浅在外港的锚地上。 好在这三艘主力舰搁浅的地方水都不深，所以军舰都没有沉没或倾覆，可以在随后进行打捞修复，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早上8时8分，由出羽重远海军少将率领联合舰队第三战队的四艘巡洋舰来到旅顺口外向俄国人问早安。他们的目的是引诱俄国舰队出港作战。俄国人当然不会贸然出击，出羽少将由此判断昨晚驱逐舰的偷袭收到了奇效。 上午11时，联合舰队主力到达旅顺口外36公里的位置。上午11时35分，东乡平八郎在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发出了“攻击敌主力舰队”的命令。11时55分，“三笠”号前主炮率先开火，在8000米的距离上开始轰击俄国战列舰“胜利”号，随后日舰相继开火。俄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波尔塔瓦”号、“胜利”号先后中弹，有些炮弹甚至打到了岸上。一发跳上岸的炮弹打中了陆地上的一个茅厕，将两位在里边出恭的俄国士兵吓得拉着裤子跑了出来。 俄军岸炮、舰炮迅速进行反击。一枚炮弹击中了“三笠”号的右舷，更有一发炮弹直接扯断了悬挂战斗旗的绳索，联合舰队旗舰的旗帜落入海中，这似乎不是一个吉利的征兆。备用旗帜很快升起，但很快又被炮弹洞穿，破破烂烂地飘扬在风中。俄方岸上炮火之猛烈，出乎东乡的想象，“三笠”号之外的日军其他舰只也纷纷中弹，港内俄国海军舰船却一点没有出动的迹象。东乡想起了英国名将纳尔逊的名言：“只有傻瓜才会拿军舰去和炮台搏命。”12时20分，东乡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初濑”号和“敷岛”号上各有20多人和10多人的伤亡。 就在东乡率领主力舰队在旅顺口攻击未果，撤退之前，在朝鲜的仁川，另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小规模海战已经打响。 日军原来在仁川港驻扎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济远”号，就是在威海卫被俘虏的原北洋舰队的舰只。开战之前，1903年12月，朝鲜木浦发生了日本侨民与当地朝鲜人冲突的流血事件。为了威慑当地居民，“济远”号奉命离开仁川前往木浦，来仁川顶替“济远”号的就是大家可能也不生疏的“千代田”号。联合舰队出征时，连“济远”号都接到了集结的命令，“千代田”号得到的命令却仍是驻守仁川。 由于日俄关系不断恶化，早在1903年12月29日，俄国巡洋舰“瓦良格”号就从旅顺出发来到了仁川港，比“千代田”号仅仅晚到了11天。随后1904年1月8日，俄国炮舰“高丽人”号也来到了仁川，两艘俄国军舰一左一右将“千代田”号夹在了中间。 双方一旦打起来的话，形势对日舰来说，几乎是绝望的。“千代田”号排水量只有2439吨。抛开“高丽人”号不论，“瓦良格”号排水量6500吨，配有153毫米火炮8门，航速23节，是俄国海军最新锐的战舰，对付“千代田”号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千代田”号舰长村上格一海军大佐大为恐慌，他绞尽脑汁想要寻找的就是怎样能从不利态势下逃跑而又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来自佐世保军港的密电，命他想方设法与瓜生外吉少将指挥的第四战队会合。 2月7日23时55分，“千代田”号等四周完全黑下来之后，便开始悄悄行动，两艘俄舰竟然一点也没发觉，黑暗中的“千代田”号从两艘俄舰的夹缝中成功脱险，并在贝克岛附近与瓜生少将的第四战队会合。为了对付“瓦良格”号，日本联合舰队之前特地调来了装甲巡洋舰“浅间”号以加强第四战队的实力。 事实上，俄舰“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当时还不知道日本已经与俄国断交，也没想到马上就要打仗，俄国人情报上的拙劣由此可见一斑。2月8日16时20分，“高丽人”号从仁川港启航前往旅顺，一露头就遭到港外日军第四战队的攻击，被迫立即返回港内。瓜生战队的首要任务是护送三艘运兵船上的陆军在仁川登陆，对仁川港内的俄国舰艇留待之后再解决。日本登陆部队就在敌舰的眼皮底下开始登陆，登陆完全结束后，已经到了2月9日的黎明时分。 掩护登陆的主要任务完成后，瓜生外吉这位1881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被海军战略家马汉誉为日本最杰出留学生的舰队司令，向“瓦良格”号舰长鲁德涅夫上校发出了战书：9日中午以前必须驶出仁川港向日军投降，如不出港将被就地击沉，届时仁川港和在场其他各国军舰如遭到损失，一切后果由俄国负责。 当时在仁川港停泊有英、美、法、意军舰各一艘。各国军舰害怕自己受到误击，纷纷催促“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出港。“瓦良格”号舰长鲁德涅夫上校愤然道：“未经战斗就屈服或者炸毁自己的军舰是一种耻辱，我们绝不向黄猴子低头。即使是有去无回，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尊严也不容践踏。”面对日方的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绝境下的两艘俄舰毅然选择了出港作战。 2月9日上午11时20分，俄国水兵关闭了军舰的舷窗和水密门，扔掉了一切易燃物，“瓦良格”号高挂战旗，率先冲出，站在舰桥上的鲁德涅夫上校一脸镇静。“高丽人”号紧随其后出港作战。几艘英、法、意军舰上的官兵被俄国水兵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动，纷纷跑上甲板向俄舰高呼“乌拉”，同时奏起了“上帝保佑沙皇”的音乐，俄舰上也奏响了俄国国歌。不远处的美国炮舰“维克斯堡”号甚至钦佩地挂出了“祝好运”的信号旗。 但精神终究不能战胜物质，随后的战斗毫无悬念。半小时炮战之后，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舰队很快就迫使弹痕累累的俄舰返回港内。俄军阵亡31人，受伤91人。海战中，日军也有3艘巡洋舰被重创，1艘驱逐舰被击沉。 16时30分，港内传来一连串雷鸣般的爆炸声。“瓦良格”号、“高丽人”号以及锚泊在港内的俄国轮船“松花江”号全部自沉，俄国海军仁川支队就此覆没。俄国那些英勇的水兵被英、法、意等国军舰救走并辗转回国。 此后，“瓦良格”号被作为俄国海军宁死不屈的象征大肆宣扬，还特意为此创作了《“瓦良格”号巡洋舰之歌》代代传唱。苏联时期在海参崴和图拉分别为“瓦良格”号和鲁德涅夫舰长建起了纪念碑，“瓦良格”号也成为苏俄海军不断传承下去的英雄舰名。它的最后一艘，就是现在中国的航母“辽宁”号。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方打捞起“瓦良格”号将其拖回国内修复，改名为“宗谷”号，于1916年归还了俄国。当时日、俄已经同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 和甲午战争类似，这次战争，日本人采取的仍然是卑鄙的不宣而战。可是俄国人的名声已经坏到即使挨了打也换不来同情而只能换来一片幸灾乐祸笑声的地步。德国《新自由报》刊文提到，在1877年俄土战争中，俄国就是这样不宣而战的，言外之意当然是说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当年被日本收买，在《泰晤士报》上声称日本击沉“高升”号合理合法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法专家霍兰德博士，再次站出来美化日本，声称“宣战书并非战争所必需，日本并未破坏战争的基本法则”。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西公开声明：“在日本攻击俄国军舰的行为上，背信弃义和不正当的评价是不合适的。”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不宣而战的人。 遗憾的是，霍兰德和沃尔西这些所谓的专家都没有活到1941年12月7日。老酒真想让他们多活些年，看看他们看到日军不宣而战奇袭珍珠港和马来亚后，会写出如何妙语连珠的“精彩”评论。 2月9日，俄国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日本也同样对俄国宣战。后来被史家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主要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腐朽透顶、懦弱无力的清政府在2月12日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两军“交战区”，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民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战争期间，日俄两军在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筑道路时，拆毁民房，砍毁树木，驱使民工，这些举动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俄国军粮的85%取自中国东北，总数达到90多万吨。战争期间，死于战火的中国人超过2万人，财产损失折算白银高达6900万两。 名义上宣布中立的清廷，内心还是希望日本能够打败沙俄。尼古拉二世公开宣称，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取胜，对于自己最好的战利品就是正式而隆重地吞并满洲。清廷没能力也不敢对抗沙俄，因此希望借助外力来制约他们。与其让沙俄独占满洲，还不如再来一个势力，让两派乃至多派势力在东北形成对峙，才对自己更有利。战争期间，有许多中国人给日本人或者俄国人打工帮忙，其中就有先为俄国效力，后来又听命于日本人的怪杰张作霖。鲁迅先生也是在日本看了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之后，毅然弃医从文，走上精神救国之路的。 初期取得一些战果的联合舰队并没有完全掌握日本海、黄海的制海权，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尚在，对日方海上交通线造成致命的威胁。对付港内俄国舰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它们引出来彻底消灭掉。为此，联合舰队多次引诱俄太平洋舰队出海作战，人家就是乌龟不出头。无奈之下的联合舰队只能采取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把俄国舰队堵在港口里边，让它们彻底无法出动。 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马汉的亲传弟子秋山真之海军大佐曾经观摩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对美国海军封锁西班牙舰队的做法感触颇深。结合旅顺内外停泊场之间航道最窄处仅宽273米，大型军舰只能在航道中央91米范围内通行的实际状况，秋山大佐率先提出了“闭塞”作战思路。具体的作战计划主要由联合舰队参谋有马良橘中佐制订。这一计划很快被东乡平八郎采纳，呈送海军军令部后很快得到批准。于是从1905年2月至4月，日军对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实施了三次“闭塞”作战。 2月23日，从2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77名海军官兵，在行动计划制订者有马良橘海军中佐的带领下，分乘5艘老旧的运输船对旅顺港实施了第一次“闭塞”作战。23日16时，闭塞船队在日本圆岛东南32公里海面上集结，随后一字排开向旅顺口挺近。24日凌晨，船队到达老铁山南海面后开始加速向旅顺口突入。行进中的船队很快被俄军要塞探照灯发现，岸炮随即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闭塞船队。“报国丸”冒着炮火冲到老虎尾灯塔前自爆沉没，有马良橘指挥的“天津丸”在老铁山东海岸触礁沉没，“武扬丸”“仁川丸”和“武州丸”先后重伤自爆沉没。 在闭塞船队后边日本派出了水雷艇队，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搭救幸存的船员。由于天气的恶劣和俄军炮火的攻击，水雷艇队在没有完全救出幸存队员的情况下径自撤退。其中“仁川丸”和“武州丸”的部分幸存者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四天之后，才被路过的中国帆船救起并送回。 第一次“闭塞”作战并未成功。尽管如此，日本国内还是开足马力进行宣传，专门为77人创作了歌曲《决死队》，这首歌当时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仔细看看歌词还真是写得情景交融：“两千人中选出的七十七勇士，五艘军舰冲向死地，送行的人和出发的人无言地握手，深夜的桅杆顶上闪烁着颗颗寒星。” 日军很快就组织了第二次“闭塞”作战。参加过第一次作战的幸存者纷纷报名，但是东乡大将为了避免下级官兵因为再次经历恐怖的生死场面导致精神崩溃，所以只保留了5个人，其中就包括有马良橘中佐和广濑武夫少佐。这次是由65人分乘4艘闭塞船出发执行任务。 3月27日凌晨2时30分，在闭塞船到达老铁山南方海域时，行进在最前面的“千代丸”被俄军海岸探照灯发现，岸上炮台开始猛烈炮击。“千代丸”在黄金山前水面抛锚，船首向右自爆沉没。二号船就是广濑武夫指挥的“福井丸”，绕过“千代丸”的广濑在稍稍向前开进了一段距离之后投锚准备自沉，杉野孙七上等兵曹跑下船舱去，点燃自沉用的炸药。这时候，俄国雷击舰“坚决”号突然出现在该船后方，突发一枚鱼雷将“福井丸”击沉。森初次大尉指挥的“弥彦丸”在“福井丸”左侧投锚自爆沉没。正木义太指挥的“米山丸”从“千代丸”的左侧冲入港口航道，航行到航道中央靠近左岸沉没。 在撤退过程中，已登上救生小艇的广濑武夫发现杉野孙七兵曹失踪，于是返回“福井丸”寻找。就在他返回小艇时，一发炮弹击中了广濑武夫的头颅，广濑武夫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只剩下一点点的血肉溅落下来。部下把他的残余肉末搜集起来，只够装进一个饭盒大小的木盒。战死的广濑武夫年仅36岁，因其表现出营救战友的勇气和骑士精神被尊为“军神”。 广濑武夫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俄国使馆的武官，在俄罗斯生活达10年之久，和后文提到的明石元二郎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酷爱普希金小说的广濑武夫甚至和一个俄国女人有过一段浪漫的异国恋情。这次之所以被选拔出来参加“闭塞”作战，正是因为他在当使馆武官时曾参观过旅顺军港，熟悉那里的地形。 出发之前，他身边的杉野孙七就问他：“听说水雷长很喜欢俄国，是这样吗？” 广濑很爽快地答应道：“是的，我很喜欢俄罗斯，我还有很多俄罗斯朋友。” “那么，就是这样也要跟好朋友作战吗？” “这并不是对他们作战，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战争，不能从个人友谊来考虑。”广濑大义凛然地回答，他坚信日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海军中将曾经是广濑的老师，舰队里也有很多军官是广濑的好友。基于骑士精神，俄太平洋舰队为广濑这位战死的敌国军官举行了俄罗斯海军战死者规格最高的葬礼——“海军葬”。 当时海军军令部参谋小笠原长生少佐在向媒体介绍前线的战况时，将广濑武夫视死如归、勇救战友的情节添油加醋地大大描绘一番，之后高呼：“那个人就是军神！”在小笠原长生的煽动下，日本所有媒体狂炒广濑武夫。仅仅三个星期，就出版了《日俄战争实记——军神广濑》一书。广濑的葬礼在东京水交神社举行，不仅海军省、军令部高官毕至，连明治天皇也派出特使出席，真可谓风光无限。日本民间经过六年募捐，在东京神田最享盛名的万世桥为广濑造起了一座大铜像。一曲《广濑中佐》不仅流传全国，还选入小学音乐教材。在广濑的母校——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广濑1889年从这里毕业），广濑中佐的肖像也被高高挂起，成为“海兵”精神的象征。2004年3月27日，在广濑战死一百周年之际，一个由原首相中曾根康弘任名誉会长的“广濑武夫百年祭及战没者合同慰灵祭”在大分县广濑神社举行，参拜者多达1000余人，其流毒百年不衰。 第二次“闭塞”作战仍未成功。秋山真之认为，前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投入的力量不够。东乡大将立即向军令部发出电报，要求进行第三次“闭塞”作战。此时军令部也已经骑虎难下，日本陆军很快要在辽东半岛登陆，来自海上的威胁远未解除，大本营无奈之下也只好同意了东乡的请求。相对于前两次的5艘和4艘船，第三次日本可谓投入了血本，一次性派出了吨位较大的12艘闭塞船。 第三次“闭塞”作战定于5月2日夜间进行，参战队员人数也达到214人，由林三子雄中佐担任行动总指挥。5月1日17时，闭塞船队朝着旅顺口出发。2日中午，海面上刮起西北风。到了傍晚时分，风越来越大，闭塞船队已经完全丧失了预定的编队顺序。行动总指挥林中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战以及之后对人员的收容都将受到较大影响，甚至无法进行。22时30分，他用灯光向各分队发出了“中止行动”的命令。 气候原因，大多数船只并没有看到林大佐发出的指令。除了4艘船随着林大佐留下来之外，其余8艘船依然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自己的墓地。 5月3日凌晨2时，“三河丸”一马当先，率先突入，航行到航道中央后投锚自爆。紧接着，“佐仓丸”冲入港口水道后自爆沉没，乘员无一幸免。后边的船只就没有前面两艘那么幸运了，在俄军陆上炮台和水面舰艇炮火的集中打击下，大部分船只没有达到预定地点就被击沉或被迫自沉。 值得一提的是“朝颜丸”。本来看到行动中止信号的“朝颜丸”已经开始返回，但看到有8艘船坚决地驶向死地之后，舰长向菊太郎马上决定再次改变航向前往旅顺口。由于起步稍迟，当“朝颜丸”到达外港时，前面已经看不到任何一艘日本船只的踪迹。单枪匹马的“朝颜丸”还是孤注一掷地冲入港内。羊入狼群的“朝颜丸”很快被一片弹雨淹没，这艘3550吨的商船很快就消失在黄金山附近的海面上，船上人员无一生还。 第三次“闭塞”作战结束后，东乡大将给大本营发去电报，称“第三次闭塞作战基本成功”。但实际上，俄军军舰的进出虽然受到一些影响，却仍能继续自由出入旅顺港。 三次效果并不明显的作战使日军总计损失闭塞船18艘，合计吨位为46532吨，相当于当时日本商船总吨位93万吨的5%。这对于当时日本的航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904年2月17日，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中将终被免职。3月，俄海军部任命马卡洛夫海军中将为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官。马卡洛夫是举世公认的俄罗斯海军中屈指可数的杰出将领。 3月8日，通过尚未完全贯通的西伯利亚铁路，被称为“擅谋略不擅谋身”的马卡洛夫到达旅顺，摆在他面前的是个几乎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几艘受重创的主力舰正慢吞吞地进行维修，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战力。官兵看起来都是懒洋洋的，目光呆滞，毫无战意。连船厂和码头那些雇来的俄国、中国工人都在罢工。他们听信了很多优惠条件的许诺后，被骗到这里，到了才发现，不但原来的承诺都不存在，甚至连简单的住处都没有。 马卡洛夫的到来让死气沉沉的旅顺基地为之一振。甚至那些懒懒散散的士兵都因为他的到来而兴奋不已，主动抖擞精神投入战备。马卡洛夫让老酒想起了38年后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的美国名将哈尔西，但哈尔西的命运可比他好多了。 马卡洛夫迅速罢免了一群无能的领导者，他打破俄海军只看资历提拔任用军官的陋习，将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迅速提拔到关键岗位。巡洋舰“诺维克”号能力出众的舰长艾森中校立即被任命为“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舰长，并被破格晋升为海军上校。“巴扬”号舰长沃伦虽然能力出众，但言语刻薄，因为喜欢体罚士兵而遭到马卡洛夫的当众斥责。马卡洛夫的关心甚至波及岸上的普通搬运工。他努力提高船厂和码头工人的待遇，给予他们海军士兵的军粮，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居所。可以说，在来到旅顺直到战死的36天时间里，马卡洛夫做完了他的前任几年都没有完成的工作。 马卡洛夫加强了旅顺俄舰队的行动。他改变原来的拖船使用办法，使得舰队出港时间从12个小时一下子缩短到3个小时。他下令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布雷，加紧修复被打坏的舰艇，还经常派遣舰队出海活动，组织击退了联合舰队的多次夜袭。这还不够，他还电令驻海参崴的分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袭扰日军海上交通线，减轻日方对旅顺的压力。 马卡洛夫的工作不仅局限于海军，他还协助海岸炮兵完善了火炮控制系统，在黄金山的山顶设置了信号杆，组织海军和陆军进行协同训练。所有的官兵，即使那些曾被马卡洛夫训斥过的人都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情商”，也就是“执行力”。马卡洛夫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好人不长寿，王八活千年。4月12日的夜晚，一次偶然事件竟然决定了马卡洛夫的命运。这天晚上，日本布雷舰“兴隆丸”在鱼雷快艇的掩护下，于旅顺港外布下了一片新的雷区。当晚，出港和日军布雷舰作战的俄驱逐舰“可怕”号在大雨中误入日军编队，天亮后被日军发现并击沉。发现“可怕”号失踪之后，马卡洛夫立即派出巡洋舰“巴扬”号和“狄安娜”号出港接应。两艘巡洋舰很快遇到了日军装甲巡洋舰“浅间”号和“常磐”号率领的四艘防护巡洋舰，双方开始相互炮击，俄巡洋舰“阿斯科利德”号和“诺维克”号立即出港接应。 早上7时15分，闻讯的马卡洛夫立即坐镇“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率领“波尔塔瓦”号、“胜利”号出港应战。看到俄军的战列舰出动，深知不是对手的日本巡洋舰很快掉头逃逸。马卡洛夫下令追击。追了没多远，马卡洛夫发现远远的海面上又出现了一支舰队，他认出了东乡旗舰“三笠”号战列舰的桅杆，随即下令舰队返航。 日本人开始猛烈追击，并在8500米的极限距离上放了几炮之后戛然止步。他们发现，俄国舰队已经驶进了前一天晚上“兴隆丸”布下的雷区。 悲剧很快发生。1904年4月13日上午9时45分，马卡洛夫上任的第三十六天，在距离旅顺港3公里之外的地方，马卡洛夫乘坐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撞上了水雷，弹药库立刻被引爆，旗舰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飞上了天。舰上有31名军官和超过600名水兵阵亡，只有7名军官和73名水兵得救。遗憾的是，在这80人中没有发现马卡洛夫。 旁边的“胜利”号战列舰随后也触雷受伤。“胜利”号上有人看到，马卡洛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跪在舰桥上向上天祈祷，后来派出的搜索舰艇在出事地点只找到了马卡洛夫的一件外套。 可笑的是，与马卡洛夫一起出航的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西里尔亲王。这个纨绔子弟却安然无恙，第二天就狼狈地离开了旅顺，乘火车一口气跑到了数万公里之外的圣彼得堡。对此，曾被马卡洛夫当众训斥的“巴扬”号舰长沃伦上校刻薄地说：“黄金总是沉入水底，飘在海面上的只有马粪。” 作为一个海洋学家、发明家和杰出的海军将领，马卡洛夫之死举世震惊。他的遗孀收到了众多的唁电，他们中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还有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大臣。他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日本政府也发来唁电说，“沉痛悼念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科学家”。 虽然马卡洛夫是旧沙皇时代的海军将领，但在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马卡洛夫一直都作为民族英雄而永被铭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向中方提出，在旅顺的黄金山上为马卡洛夫和之后阵亡的陆军少将康特拉琴科建一座纪念碑，所有费用由苏方负担。这一提议被周恩来总理婉言拒绝。 马卡洛夫生前安排在港外布雷的措施也使日本联合舰队遭受了重大损失。1904年5月14日清晨，借助浓雾的掩护，俄布雷舰“阿穆尔”号在驱逐舰的掩护下驶出旅顺军港。舰长伊凡诺夫灵机一动，决定不按平时的规定布雷。本来安排的布雷区域是离旅顺港15公里，这次伊凡诺夫擅自将布雷区域往前推了5.5公里，据说回到港内的伊凡诺夫因此受到上司的训斥。但是第二天发生的事，让他从违规者一下子变成了英雄。 5月14日，联合舰队通报舰“宫古”号触雷沉没。但相比之后的灾难，这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5月15日上午11时，在老铁山附近海面，第一战队“初濑”号战列舰首先触到俄舰布设的水雷，当同行的舰只准备采取救援措施时，再一次触雷的“初濑”号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几分钟内，这艘巨大的战列舰就沉入了海底。 几分钟后，厄运再次降临。“八岛”号战列舰也很快触雷。虽然“八岛”号经过紧急抢修之后还能勉强航行，但是舰身逐渐倾斜。触雷6个小时后，20时，“八岛”号沉入旅顺口东面32公里处的海底。 一天之内损失两艘战列舰，对于联合舰队来说，不啻沉重打击。两艘舰的沉没使得日本的“六六舰队”变成了“四六”舰队。由于害怕如此重大的损失因此影响到官兵及国内民众的情绪，联合舰队对外只公布“‘八岛’受伤，正在修理中”。日本海军直到对马海战取得胜利之后，1905年6月1日，才正式对外公布丧失“八岛”“初濑”的消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同样在5月15日这天，在丰岛海战和大东沟海战中猖狂无比的“吉野”号被自己的战友“春日”号巡洋舰拦腰撞沉，舰上413名官兵中只有99人被其他军舰救起，其余都同“吉野”号沉入了它多次侵入的中国黄海。当年邓世昌驾驶“致远”号没有完成的任务，现在被“春日”号代为完成。 三天后，5月18日，炮舰“大岛”号被“赤诚”号撞沉，驱逐舰“晓”号也触雷入水。不到10天的时间，损失这么多军舰，其中还有两艘绝对主力的战列舰，这一星期随之被日军称为“恶魔一星期”。 当“八岛”和“初濑”的两位舰长惊慌失措地向东乡平八郎汇报时，东乡很平静地端出了一盘蛋糕，亲自为两位倒霉的舰长倒了两杯威士忌，说：“辛苦了。”两位舰长还没有醒过神来，东乡又加了一句：“别放弃，仗还是要打下去的。”这就是东乡，一个舰队司令官的素质。 为了补充第一战队的实力，日本只好将开战时刚刚从意大利购入（原来是阿根廷订购）的两艘装甲巡洋舰“日进”号和“春日”号编入第一战队，勉强凑够六艘之数。但排水量不到8000吨的这两艘舰战斗力，连第二战队的几艘装甲巡洋舰都比不上，更无法与真正的战列舰相比。 马卡洛夫阵亡之后，他的继任者威特赫夫特海军少将不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和当年的丁汝昌一样闭门等死。当时一个英国海军专家对俄国太平洋舰队的表现大惑不解，特意在《泰晤士报》上刊文。文章提出，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相近，开出去决战，哪怕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也将因此遭到惨重损失，变得根本不是正在东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对手。文章最后写道：“俄远东舰队还有没有军人的尊严？” 但是，威特赫夫特要比丁汝昌幸福得多，他身后的旅顺军港驻守着强悍的俄罗斯陆军。 辽阳战役 辽阳战役 在俄、日舰队争夺制海权的同时，日本陆军已经在朝鲜半岛陆续登陆。 1904年3月21日，日陆军第一军42000人在黑木为桢大将率领下，首先在朝鲜镇南浦登陆北进。4月中旬，日军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到达鸭绿江边。在对岸防守的是扎瓦里奇中将率领的俄“东满”支队25000人。与甲午战争大清鸭绿江防线类似，俄军部队也是分散配置在宽大的正面，占总兵力约半数的预备队配置在10公里以外的纵深地带。4月30日夜间，日军发起渡江作战，企图迂回到俄军左翼。5月1日，双方在九连城展开激战，俄军以炮火和反突击抵抗日军的进攻。由于担心被迂回包围，俄军随后被迫向辽阳撤退。日第一军立即前出凤凰城地区，准备向辽阳方向追进。 鸭绿江之战后，在英国开始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大约可以获胜，“至少不至于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这一作战还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日本在伦敦金融市场进行的战争融资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5月4日，由奥保巩大将指挥第二军38500人在旅顺口北面60公里处的南貔子窝登陆，竟然也没有遭到俄国陆海军的任何阻拦。5月5日，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乘坐豪华列车，仓皇离开旅顺，逃入奉天。5月7日，日第二军已经完全控制了狭窄的金州地峡。 日第二军试图从北面攻占旅顺。5月底，第二军开始进攻金州。在该地区担任防御的俄第四步兵师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径直向旅顺方向撤退。5月26日，日军占领金州。31日，攻克大连。开始步步向旅顺逼近。由于旅顺地面部队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坚持利用旅顺外围有利地形设防，日军才被阻击于旅顺以北25公里到30公里一线。 初战俄军节节败退，这让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十分不爽。他严令远东俄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立即发动攻势，“要对旅顺的命运负责”。库罗帕特金勉强派出什塔克伯格的西伯利亚第一个军南下支援旅顺。6月14日和6月15日，日俄双方在得利寺、瓦房店地区展开激战，俄军再次败退，什塔克伯格丢下17门大炮和3000多伤兵仓皇北逃。自此，旅顺与东北俄军主力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变成了一座孤城。 1904年6月20日，日军成立“满洲军总司令部”，以大山岩陆军元帅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各部日军。 当时的战场态势是，只要旅顺仍然在俄国人手中，俄太平洋舰队就可能随时出动，威胁在南满登陆日军的后方补给线。不占领旅顺，北面日军陆军主力就因为后顾之忧无法在东北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随着乃木希典大将指挥的第三军、野津道贯大将指挥的第四军先后在辽东半岛登陆，“满洲军总司令部”决定，日第二军、第四军立即北上参加辽阳会战，攻克旅顺的任务由乃木希典的第三军来承担。 乃木在甲午战争时只是一个少将旅团长，当时就参加过攻克旅顺的作战，本次可算是“故地重游”。包围旅顺的日第三军总兵力达6万人，火炮400门，机枪72挺。同时，东乡的联合舰队封锁了港口，旅顺已经变成了10年前的威海卫。为了尽快攻克旅顺要塞，日第三军所配属的火炮大部分属于攻城炮。 1904年6月下旬，日军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共三个军开始向辽阳方向攻击前进，在占领横山等制高点后转入防御。7月，第三军恢复对旅顺的攻势，旅顺外围俄军节节败退。到7月30日，旅顺外围俄军全部撤进要塞。 由于所有外围守军全部入城使得旅顺的防御力量有所增强，守军人数增加到4万人，炮646门，机枪62挺，港内还有海军舰艇38艘。唯一不足的是物资储备稍有欠缺，不足以应付日军的长期围困。负责旅顺防务的常败将军斯捷塞尔从金州失守之后就强烈主张放弃旅顺外围一切要地，退入要塞等待增援。连同样无能，已经逃跑的库罗帕特金都感到此人比自己更无能，不宜继续担任指挥，发出命令让他将指挥权交给斯米尔诺夫将军。斯捷塞尔竟然对斯米尔诺夫隐瞒了电报，以致后者直到战争结束才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司令。接任马卡洛夫的舰队司令威特赫夫特也强调敌强己弱，始终龟缩港内，拒绝出海作战。 8月7日，日第三军攻占了旅顺要塞外围前沿制高点——大孤山和小孤山。8月19日，日军对旅顺要塞发动首次强攻。激战持续了整整五天，日军虽然夺取了一些前沿工事，但伤亡达到了惊人的2万人，防守俄军仅仅伤亡3500人。至此，日军被迫放弃了迅速攻占旅顺的企图，改取长围久困之计。 南面乃木希典所部日军强攻旅顺的同时，北边大山岩的日军主力也在积极筹备辽阳会战。旅顺打成了持久战，大山岩原拟等第三军攻克旅顺后北上参加辽阳会战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援军将从欧洲源源不断地赶到，推迟辽阳会战对整个战局非常不利。为此日军必须抓紧时机，在俄国援军到达之前，以现有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一举歼灭集结于辽阳地区的俄军重兵集团。 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扬言“宁死不从辽阳后退”，他决定依托前沿工事抗击进攻的日军，并伺机转入反扑。辽阳地区俄军防御阵地分为三道。第一道防线长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第二道长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第三道防线紧靠辽阳城，全长15公里。这三道防线特别是第一道纵深小，侧翼暴露，防御工事也没有最后完成，无法有效抗击日军的进攻。 8月23日，俄军按计划进入防御阵地。右翼南部集团是扎鲁巴耶夫指挥的三个军，左翼东部集团是比尔德林格指挥的两个军，辽阳以东还有几个军，另外两个军作为预备队。进入防御阵地的各个军又分别以40%~50%的兵力作为预备队。这样一来，实际上投入一线战场的俄军兵力就大打折扣。 相反，日军却不留任何预备队，孤注一掷，把全部兵力一次性投入战场。虽然在总兵力上处于劣势，却在局部的俄军两翼形成了拳头。日军计划由第四军从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主力，同时第一军、第二军两个军分别从东西两面迂回俄军左右两翼，以右翼为主攻方向。这无疑是一个以少数包围多数的大胆计划。8月24日，日第一军对俄军东部集团实施两翼迂回，企图把俄军注意力吸引到左翼，迫使俄军预备队左调，从而削弱其右翼，为日军第二军、第四军两个军主攻俄军右翼创造条件。8月26日，日第二军、第四军开始进攻。中间突破受阻之后，日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库罗帕特金担心俄军有被全部包围的危险，下令全线撤至第二道防线。 撤至第二道防线的俄军仍保持原来的部署，将大部兵力作为预备队，一线展开的兵力不过40%，打法也仍然是坐等日军进攻。8月30日，日三个军全部兵力同时发起进攻。俄军以机枪、火炮和刺刀顶住各路日军的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攻击不利的日军被迫后撤。正面受阻的日军于30日夜间派第一军18000人，于31日晨迂回俄军左翼，同时加强对俄军右翼的进攻。 9月1日，俄军在左翼集结了三个军准备反击日第一军，反击定于9月2日开始。但9月1日夜间，日军迂回俄军左翼集团，占领了该方向时官屯、馒头山等一系列战术要点。库罗帕特金决定在实施全面反击之前首先夺回馒头山。为此分别从各个师抽出7个步兵团、154门炮的力量投入进攻。战斗于9月2日19时打响，俄军一度收复馒头山，日军随后展开反击，俄军失利。 库罗帕特金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时日军已经投入了全部兵力且已遭到重大伤亡，尤其是日第一军单独与俄军强大集团对垒，因为处境极为不利，决定暂时后撤。就在日军准备撤退前两小时，库罗帕特金命令俄军放弃辽阳，退守奉天，这让日军得到了一个意外之喜。一直到会战结束，俄军大部分预备队都未投入战斗，兵力上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9月3日，俄军向奉天撤退时，同样筋疲力尽的日军也无力组织追击。直到9月4日，日军才小心翼翼地进入辽阳。10天的战斗使得担任正面主攻的日第二军、第四军伤亡23533人，消耗炮弹12万发，基本上属于弹尽粮绝。作为防守方的俄军，伤亡也超过了18000人。 辽阳会战后，日、俄两军大体上在奉天与辽阳之间的沙河地区形成对峙。到1904年9月底，该区域俄军达21万人，防线长90公里，而日军仅为13万人。为补充兵员，日本虽多次在国内进行了总动员，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兵力对比。居于劣势的日方决定在沙河地区转入防御，等待第三军尽快从旅顺解脱出来北上增援。同样，库罗帕特金虽然拥有兵力优势也不急于发动反攻，仍然是依托阵地等待日军来攻。 前线可以等，家里却不能。沙皇政府迫于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辽阳会战失利后国民对战争的不满情绪，严令库罗帕特金发动积极攻势以解旅顺之围。无奈之下，库罗帕特金只好重新制订新的进攻计划。该计划是对浑河与太子河之间的日军实施攻击，占领太子河右岸。俄军分左右两个集团：左翼三个军由施塔克尔堡指挥，向本溪湖方向实施主攻；右翼两个军由比尔德林格指挥向沙河方向前进，任务是把主攻方向之敌吸引过来。另以三个军作为预备队。左右两集团的进攻正面50公里，进攻速度每昼夜不超过5公里。由于俄方进攻准备工作不够隐蔽，战略意图被日方及时察觉。加之日方从俄国阵亡军官尸体上搜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俄军的进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 日军统帅大山岩决定将计就计，首先以防御战消耗、疲惫俄军，然后投入新锐力量转入反攻，猛攻俄军中央和右翼，一举歼灭俄军主力。10月8日，俄军东部兵团出现在日军右翼并于10月9日发起攻击。部署在这个方面的日军只有梅泽道治少将指挥的近卫后备步兵旅团的8个大队，就这点力量，竟然顶住了俄军的集团冲锋。由于防守坚决，该部队后来被日军誉为“光荣的梅泽旅”。 大山于10月10日集中全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的俄军发起总攻，导致俄军于10月12日开始全面退却。日军立即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转入进攻，一系列激烈的遭遇战持续到10月15日，日军进展不大，只在某些地段将俄军顶回沙河地区。补给严重不足的日军被迫再次在既得阵地上转入防御。 库罗帕特金决定10月16日在右翼再次发动进攻。15日夜间，日本第二军奥保巩部奇袭攻占了俄军左翼第一军地段内的制高点万宝山，形成了对俄军防御中心的威胁。库罗帕特金被迫放弃原进攻计划，令第一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高地。经16日、17日两日激战，俄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回了万宝山。双方各自巩固既得阵地，加修工事，形成对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1月奉天会战为止。 在为期两个月的激战中，日、俄双方均伤亡惨重。俄方损失6万余人，日方损失4.5万余人。 在此期间，一直龟缩在旅顺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突围未果，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辽阳会战之后，几乎所有观战的外国武官都认为，俄国的失败已经由“可能不可能”变成了“早与晚”的时间问题。 沙俄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当俄国组建满洲第二集团军，准备将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的消息传出后，巴黎证券交易所所有与俄国有关的证券，狂跌不止。作为俄国最大的债权国，担心没处要债的法国首先希望停止战争。英国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向，因为他的小弟兼打手日本财源也接近枯竭。战场形势有利的日本甚至破天荒地提出可以把旅顺留给俄国，条件是“不设防”。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德国和美国就希望战争能继续进行下去。参战的双方他们都不喜欢，甚至憎恶，最好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两败俱伤才好，这样他们就会丧失在远东和其他地区扩张的能力。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曾经对德国驻美国大使施特恩堡说：“从我们两国的利益来讲，我们希望战争能够长时间地拖延下去。这样日本就无法在胶州湾威胁贵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 美、德的小算盘打得不错。如果那样的话，不但没有了“黄祸”，也避免了“斯拉夫祸”，岂不是两全其美？善哉善哉。 狼奔豕突 狼奔豕突 日军从陆上包围旅顺并展开围攻之后，躲在旅顺军港的俄太平洋舰队越来越感到危险的临近，10年前大清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就是这样全军覆没的。就在辽阳会战激战正酣的8月7日，旅顺俄太平洋舰队接到了由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转达的，来自圣彼得堡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名义发来的谕旨：“分舰队迅速突围，驶往海参崴。”闻此消息，大喜过望的俄太平洋舰队于是开始计划组织突围。 除了随同马卡洛夫一起沉没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之外，突围的俄太平洋舰队还有6艘战列舰，包括新旗舰“皇太子”号、“列特维赞”号、“佩列斯维特”号、“胜利”号、“波尔塔瓦”号、“塞瓦斯托波尔”号。还有4艘巡洋舰，旅顺港内能出动的驱逐舰也有16艘，但要留下一半分担港口的防务，伴随主力舰队出动的只能有8艘。除了这些战斗舰艇之外，舰队里还有一艘不伦不类的医疗船“蒙古”号。8月9日，许多太平洋舰队军官的太太小姐已经开始蜂拥登上这艘本该作为医疗船的辅助舰。这些人也绝不会空手，大包小包，细软一大堆。突围舰队由威特赫夫特海军少将统一指挥。 要知道，在经历“恶魔一星期”之后，日本联合舰队也只剩下4艘战列舰，以俄太平洋舰队如此强大的力量，就是直接冲出去和联合舰队对掐，都不一定落在下风。 前一天晚上，俄国军舰锅炉纷纷点火所产生的浓烟已经被旅顺口外一艘日本鱼雷艇观察到，艇长直接向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做了汇报。觉察到俄舰队突围企图的联合舰队主力，马上提前赶到辽东半岛以外的黄海海面封锁住外主航道。由于之前两艘主力舰触雷沉没，舰队主力第一战队只剩下“三笠”号、“敷岛”号、“富士”号、“朝日”号4艘战列舰以及临时充实进来的装甲巡洋舰“春日”号、“日进”号，战斗力已大不如前。除第一战队外，日本还有8艘防护巡洋舰、18艘驱逐舰、30艘鱼雷艇，统一由东乡平八郎指挥。两个月前，6月6日，东乡已经由海军中将晋升为海军大将。 1904年8月10日凌晨1时，旅顺西港区内亮起了一盏信号灯，随后要出港突围的舰只上也纷纷亮起了信号灯和照明灯。在旗舰“皇太子”号战列舰上，俄太平洋舰队的乐队奏起了《上帝颂》，6艘战列舰全都升起了俄罗斯海军军旗。在岸上，陆战队的军乐团奏响了俄罗斯国歌，这些属于海军的陆战部队被命令留在旅顺协助陆军防卫要塞。码头上除了军人，还有很多工人前来观看舰队出航的壮观场景。岸上不知是谁高呼了一声“光荣的海军万岁”，立即招来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声。这些人当然不知道，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出港的任务不是“光荣”地作战，而是“屈辱”地逃跑。 早上4时30分，几艘扫雷艇率先驶出港外进行扫雷，随后出港的是“诺维克”“狄安娜”“帕拉达”“阿斯科利德”等几艘巡洋舰，开出港口的巡洋舰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以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敌舰。巡洋舰之后，驱逐舰也相继出港，最后出动的才是那六个大家伙——威风凛凛的战列舰队。他们离开的地方叫“旅顺”，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随后的“旅途”一点都不顺。 中午12时09分，东乡的主力第一战队远远发现了从西面开来的俄国舰队。6分钟后，也就是12时15分，正在吃午餐的俄国人也发现了日本舰队。此时俄舰队航向几乎正东，航速13节。日舰队航向西南，航速16节。双方均呈单列纵队相距18500米，日舰队在俄舰队东北约30度位置。东乡的企图是，从前方横越俄国舰队占领“t”字阵位，以集中火力攻击俄旗舰，迫其失去指挥而退回旅顺。 当俄舰队发现本身处于不利位置后，立即采取了回避交战的方针，试图机动突围。12时10分，俄舰队向左转，以约70度航向朝北与日舰队相对航行，此时双方舰队相距14000米，均未进入有效射程。 12时30分，东乡发现如保持目前的航向，日舰队将到达俄舰队南侧，失去与俄舰队直接接触的机会，遂立即下令向左大回转，取与俄舰队几乎平行的航向。10分钟后，日舰队为保持与俄国舰队的接触再次向右做大回转，恢复与俄舰队相反航向260度。日舰队完成两次回转后，双方距离拉近到8300米。 13时左右，双方开始交火。稍后俄舰队转向至正东略偏北，突破日舰的封锁与日舰队脱离了炮火接触。此前的交战因为距离较远双方火炮的命中率都不高，也都未受到大的损伤。东乡想抢占俄舰队的“t”字阵，但威特赫夫特适当的左转弯使得日舰失去了机会，俄国舰队成功突破了日舰队的包围向东南方向快速逃逸。 到这时候，东乡平八郎才明白过来，俄国舰队不是来决战而是准备逃跑的。双方距离已经拉大到28000米以上，凭借微弱的航速优势，日舰队根本无法在天黑之前追上敌人。东乡心里歼灭敌人的希望正渐渐远去，但心有不甘的他依然下令开足马力全力追赶。 正当东乡感到绝望的时候，16时30分，奇迹出现。早已从视野里消失的俄舰队，居然又出现在海平线上。东乡的运气真好，原来正在全速前进的俄太平洋舰队突然出现了问题。三天前，俄战列舰“列特维赞”号在旅顺港内被日本舰炮击中过吃水线以下部分，只是临时采取一点补修措施就跟出来搏命。在这节骨眼上，“列特维赞”号的修补处突然发生漏水，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可悲的是，愚蠢的维威特赫夫特竟然为了等待这一艘军舰，让舰队所有舰只都降低速度，等待“列特维赞”号进行紧急抢修。 其实早在出动以前，就有人提议将所有舰只按速度分为两部分，速度低的分队先出动吸引日军注意力，高速分队就可以趁机溜走。如果真是逃命的话，这样“丢车保帅”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策略，但威特赫夫特没有采纳这样的合理化建议，他的理由是沙皇命令他“将每一艘军舰都带回海参崴”。 还好“列特维赞”号的漏洞很快堵住，但当俄舰队准备继续加速逃跑时，联合舰队已经追上来了。上帝给你机会你没有抓住，剩下的只能是厄运。 双方开始在8000米到9000米的距离上进行炮战。俄舰队的集中打击，使得日旗舰“三笠”号严重受创，舰长受伤。17时40分，意外再次出现，日舰一发305毫米炮弹命中了俄旗舰“皇太子”号的舰桥，猛烈的爆炸不仅摧毁了信号台，连舰队司令威特赫夫特少将和身边的几名军官也都在一瞬间不复存在。更糟糕的是，“皇太子”号因操舵装置被毁，向右无控制偏转闯入自己的编队，导致整个舰队阵形大乱。 东乡平八郎的舰队立即从东北面包抄过来，借着俄国舰队队形混乱之际，在5000米近距离猛烈开火。像当年的丁汝昌一样，威特赫夫特事先也没有指定代理人，俄舰队就此失去统一指挥，在日舰的猛烈攻击下开始溃散。傍晚时，东乡认为俄舰队会继续逃向海参崴，遂命令驱逐舰和鱼雷艇准备夜袭。出乎预料的是，大多数俄舰都选择了向南逃回旅顺口，毕竟去海参崴路途遥远。 最后的结果是，战列舰“佩列斯维特”号、“胜利”号、“列特维赞”号、“塞瓦斯托波尔”号、“波尔塔瓦”号以及巡洋舰“帕拉达”号成功逃回了旅顺港。旗舰“皇太子”号以及三艘驱逐舰逃往青岛，被德国人解除武装后扣留，在战争其余时间里作为俘虏无所事事。 随巡洋舰“阿斯科利德”号出征的巡洋舰分队指挥官雷岑斯坦因少将在出发前就发誓说，“不论死活，我都不愿意看见旅顺这个臭水洼了”。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阿斯科利德”号带着一艘驱逐舰逃进上海港后同样被解除了武装。 最勇敢的是巡洋舰“诺维克”号，它先是跑到青岛补充了燃料，然后于12日出港，向库页岛方向驶去。在遭到两艘日巡洋舰的拦截攻击后，在库页岛南端触礁搁浅。最能跑的是巡洋舰“狄安娜”号，此舰一路狂奔，竟然跑到了越南的西贡。 俄舰队在海战中损失了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343人，日方伤亡226人。由于俄舰队的火力集中射击日旗舰“三笠”号，该舰严重受伤，舰上官兵死32人，伤78人，几乎所有的火炮都被打哑。 这就是史称的“黄海海战”。尽管海战中俄国人没有损失一艘军舰，但他们彻底丧失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大部分退回旅顺的俄舰再也没有尝试过突围，战舰的火炮被拆下来，安装在陆地上作为固定炮台，水兵则被编进陆军守备部队，和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进入等死状态。 就这样人家也比北洋水师强，人家毕竟尝试了一次突围。北洋舰队进入威海卫军港之后就没再出来过。也不完全对，残余舰只再出来时已经由黄龙旗变成了太阳旗。 黄海海战失利之后，尼古拉二世仍然对俄国最终取胜坚信不疑。他对母亲说，上帝会保佑俄国人打赢这场战争。玛利亚皇太后一贯喜欢的是幼子米哈伊尔，当初尼古拉二世即位时她就拉长了寡妇脸不乐意。她刻薄地告诉尼古拉二世：“尼基，你和上帝的关系很奇怪，上帝凭什么保佑你？好像上帝是少将，你是他手下的上校一样。” 说了半天辽东和旅顺，还没有提到俄国远东另一个海军基地海参崴。如果想在已经阵亡的马卡洛夫之外从俄国海军中再找一位能拿得出手的将领的话，此人就非俄国海参崴分舰队司令耶森少将莫属。 除了旅顺的主力舰队之外，在海参崴基地还有一支不很起眼的分舰队，由三艘装甲巡洋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留里克”号为基干组成。就在双方公告开战的当天，这支还算英勇的舰队就在耶森少将的率领下积极出击，在日本周围海域开展破交作战。耶森的频繁出击给日本海上运输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从后来的战绩来看，这支小舰队取得的战果，绝对不逊色于不思进取的旅顺分舰队和无能的陆军取得的战果总和。 2月11日，耶森舰队在津轻海峡击沉了日本1084吨的“奈古浦”号货船。5月25日，在元山附近击沉了600吨的“五洋丸”和3967吨的“金州丸”。大家知道，带“丸”字的一般都是日本的运输船。 6月12日，海参崴分舰队再次出击。15日早上9时，他们在下关附近拦截了3299吨的“和泉丸”，俘虏了船上的104名船员后将其击沉。11时20分，分舰队逮到了一条大鱼，他们在对马海峡附近击沉了6172吨的运兵船“常陆丸”。“常陆丸”上运载的是近卫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1252名陆军士兵中的1215人葬身海底。为防止被俘，大队长须知中佐等人在焚烧军旗后剖腹自杀。“常陆丸”让人想起了10年前的“高升”号，真可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除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外，日军还损失了“常陆丸”上18门280毫米攻城重炮，这些重炮正是旅顺前线的第三军急需的。 之后分舰队继续前行，又击沉商船“佐渡丸”。当担任海峡警备任务的日第二舰队赶到现场时，俄舰队早已飘然而去。趁着第二舰队出击后方空虚的有利机会，耶森舰队继续沿日本本州岛西海岸向北扫荡，又击沉3艘，拦截4艘并俘虏2艘货船后扬长而去。 日本举国哗然。第二舰队司令上村彦之丞中将的名字大家可能似曾相识。不错，他就是当年丰岛海战中俘虏大清“操江”号的“秋津洲”号舰长。由于近海频频遭到耶森舰队的骚扰，倒霉的上村彦之丞被愤怒的日本民众讥讽为“露探（俄国间谍）”，住宅也遭到老百姓袭击，家里的玻璃被砸得满地都是。上村的老婆孩子也不敢在家里住了，只好回娘家避难。日本的政客一直试图将上村送上法庭。有人甚至给上村寄去短刀，要求他为自己的“不称职”和“无所作为”剖腹谢罪。 其实早在4月下旬，耶森和上村两支舰队就曾经擦肩而过，海上的浓雾让他们都没有发现对方。上村要是知道了，估计能后悔得拔刀自宫。 6月28日和7月17日，海参崴分舰队两次出击。他们穿过津轻海峡沿日本东海岸南下，途中击沉了多艘货船，甚至出现在东京湾附近海域，京畿震动。日本集结大规模兵力围追堵截，耶森率舰队再次平安返航。上村气得把耶森家的女性家属问候了无数遍。 耶森舰队的袭扰甚至影响到几十年后的山本五十六。他在提出奇袭珍珠港作战时的一个充分理由就是当年这支耶森舰队。山本提出，容留一支能够接近日本本土的舰队，那将是多么可怕。 8月9日晚上，耶森少将接到了一封从奉天转过来的奇怪电报：“分舰队已出海，正与敌军激战，命令向朝鲜海峡派遣巡洋舰分队接应。”由于通信不畅，耶森根本不清楚黄海海战的结果，只能按照命令准备出海。当时以煤为燃料的军舰仅仅做好出发准备就需要几乎一天的时间。10日晚上，耶森舰队鬼魅般驶出了海参崴。前面那支主力舰队已经溃散，威特赫夫特少将业已阵亡，耶森永远也不可能接应到自己的友军。 由于比旅顺分舰队晚出发了15个小时，耶森认为自己可能帮不了主力舰队多少忙，但他还是想努力做好能做到的一切。根据对两支舰队的航速进行分析判断，耶森认为他的舰队应该在13日午后在日本海与威特赫夫特会合，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到8月14日，耶森舰队在海上已经悄悄行进了三天半的时间，位置已前出至对马海峡，也早过了和主力舰队预想中的会合地点。在这段时间里，这支幽灵舰队成功地躲过所有巡逻的日舰。当8月14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耶森对与主力舰队会合已不抱任何希望。可是尽职尽责的耶森还不想走，会合在理论上还存在可能，万一主力舰队遇到阻击，耽误了行程呢？到现在还没有被敌人发现，运气实在还不错，耶森想。可惜他的好运到此为止。 俄军能想到的，东乡平八郎当然也能想到。他已经预料到海参崴分舰队很可能南下接应，这可是打掉这支分舰队的大好机会。他命令被耶森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上村彦之丞率领第二舰队四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常磐”“磐手”“吾妻”以及防护巡洋舰“浪速”“高千穗”等舰只出海，在耶森舰队可能出现的海域铺开大网实施拦截。 14日凌晨4时35分，日、俄舰队在釜山以东80公里的海面上狭路相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此时双方的位置对于日舰非常有利。由于是从背后突然杀出，当时日本舰队正好位于俄舰的北方，处在俄舰逃回海参崴的必经之路上。5时20分，日旗舰“出云”号主炮率先发出怒吼，俄军随后反击。日舰在数量、火力、航速等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俄舰唯一的优势在于续航力，但在此时的战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明知不敌的耶森试图竭力突破日舰的拦截向北逃逸。 5时52分，俄国人的灾难降临。日舰“磐手”号的一发203毫米炮弹命中了位于末尾的“留里克”号左舷。炮弹穿透装甲钻进一号锅炉舱爆炸，“留里克”号瞬间丧失了1/4的动力，航速下降到不足15节，开始渐渐从17节速度航行的队列中落后。 “留里克”号舰长特洛索夫上校17岁就加入了俄国海军，已服役近40年。这位年迈的海军军官，对比他年轻的耶森和马卡洛夫充满了敬意。他在挂出了“舵机失灵”的信号后，缓缓离开了俄舰的队列。在之后两个多小时里，耶森多次往返，拼命试图给“留里克”号和特洛索夫争取一些时间修理损伤，并带着他们一起离开。 最终耶森绝望了。他的任务是把能带回去的人和舰带回去。8时30分，伤痕累累的“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通过不断机动突破日舰的堵截北返，日军留下两艘防护巡洋舰对付“留里克”，其余日舰全力开始追击。逃跑中的俄舰当然不会忘记反击。“磐手”号中炮受伤先行返航，“吾妻”号发生故障。在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激战之后，日舰最终放弃了追击。 遗留在战场上的“留里克”号已经在劫难逃。舰长特洛索夫上校、副舰长赫罗多夫斯基中校先后阵亡，代理舰长泽尼洛夫上尉重伤，临时舰长伊万诺夫看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为了搭救自己，多次折返，久久不肯离去，而自己已注定不能返航，为了使主力舰队尽快脱身，也避免自己成为日舰的俘虏，只有中尉军衔的伊万诺夫毅然下令打开所有的通海闸自沉。 10时42分，这艘顽强的老舰沉入海底。在场的日本人都为俄国水兵的勇气所震撼，开始像抢救自己人那样卖力地打捞落水者。“留里克”号全舰官兵有625人获救，其余224人阵亡。 由于日本军舰上有外国的观战记者，所以上村积极搭救俄国水兵的事件，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舆论一下子变成了赞叹之声，上村马上从“露探”变成了智勇双全、富有骑士精神的“民族英雄”，后来还有人专门为此谱写了一首《上村将军之歌》。 失意的耶森少将凭借冷静和勇气保全了他的大多数力量，“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踉踉跄跄地驶回了海参崴军港。激烈的海战使得两艘舰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上层建筑，远远看去，好像是两艘没有舰载机的小型航母。 对于日军来说，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只击沉了一艘敌舰而让另外两艘伤痕累累的舰只成功逃脱，在战术上算不上成功。但俄军在抢占旅顺之后就将建设重点放在了那里，海参崴几乎被忽略，导致这里的基地设施根本无法对耶森的受伤舰只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维修。就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耶森分舰队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日军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 上村彦之丞的孩子终于不用住在姥姥家了。 旅顺鏖兵 旅顺鏖兵 海上激战暂时告一段落，主战场再次转向陆地。此时日俄双方的形势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俄国增援部队正从欧洲源源不断开往远东，对于日方而言，兵力不足的劣势越来越明显，战争如果进入持久战，势必使日方愈发不利。对于日本陆军来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攻占旅顺，把围困旅顺的第三军解脱出来，同时解除后顾之忧，并以第三军北上充实陆战主力，集中所有力量与俄军决战，以期尽快结束战争。 相比俄国陆军的不断增援，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基干力量组成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开始组建。这支舰队如果东调，与躲在旅顺港内的第一太平洋舰队残余力量会合，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联合舰队。摆在联合舰队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趁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尚未到来之际，彻底解决港内的俄军残余力量。从海上实施强攻已经尝试多次未果，所有的焦点集中在必须尽快占领旅顺。日本大本营会议研究决定，利用沙河会战后俄国陆军按兵不动的有利时机，将全部后备力量投入对旅顺的攻击，力争尽快夺取旅顺，盘活全局。 说着容易做着难。旅顺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沙俄在占据这个梦寐以求的不冻港之后，就开始大兴土木，决心把这里打造成牢不可破的东方堡垒。从1901年开始，6万多中国劳工和沙俄技术人员利用4年时间修建了40多座堡垒群和70多座炮台，所有的堡垒和炮台都用铁丝网、陷阱、地雷以及大量的步兵掩体来保护。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战争提前爆发，到1904年1月以前，552门火炮中只有116门准备就绪。 旅顺沙俄守军包括福克中将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康特拉琴科少将的第七师等，总计陆军41780名，另外太平洋舰队的水兵有12000名，还拥有646门大炮和64挺重机枪。逃回港内的太平洋舰队随即被用来参加要塞的防御，对陆军进行火力支援。舰队的大部分人员、284门火炮和大量弹药都被用以加强陆军。固若金汤的旅顺港被俄军称作“东方的塞瓦斯托波尔”。阿列克谢耶夫夸口说，别说是“黄猴子”日本人，即使是欧洲最强悍的陆军，打下旅顺口至少也要3年时间。 早在1904年8月，首次强攻旅顺受挫之后，日军就加强了第三军的兵力。参加旅顺攻坚战的部队超过了60000人，火炮386门，其中配备的280毫米炮更是成为之后的攻城利器。 8月16日，乃木希典致信俄军要塞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放下武器，避免无所谓的牺牲。一旦水陆并进，要塞指日可破。”斯特塞尔答复道：“这种与俄军荣誉和尊严毫不相容、同目前要塞状况极不相符的建议，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看来双方文化程度都不低，话说得也蛮有水平。 8月19日，日本第三军投入超过40000人的兵力，对俄军阵地发动了强攻。俄军准备充分，不仅在日军可能发起进攻的各个要点筑有坚固的堡垒，还在阵地前沿布置了铁丝网和高压电线，使得首批冲锋的日军士兵很快触电倒毙。日军火炮抵前炮击，摧毁了俄军的铁丝网。但很快再次陷入俄军的交叉火力之中。激战持续到8月24日，第三军伤亡已经超过了15000人。巨大的伤亡使得大本营误认为报上来的数字后边多了一个“0”。日军在个别地方楔入要塞守卫部队的防线之后，基本丧失了进攻能力，战线仅仅向前推进了300米。无奈之下，日军被迫放弃第一次进攻，开始整顿兵力筹备新的强攻。 久攻不克的乃木希典在日本国内受到强烈谴责。像上村中将一样，乃木希典的住宅也不时遭到民众的袭击，玻璃窗和屋顶上的瓦片时常被石块砸碎。惊人的伤亡使乃木收到了超过2400封信件，有些人质问他居心何在，更多的人要求他辞职或剖腹。 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对乃木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但明治天皇认为乃木“纯忠至诚”，“一意奉上”，依然对其信任有加。闻听此信的乃木感激涕零，为自己和参加作战的儿子胜典、保典准备了三口棺材，声称要“三典同葬”，以报天皇知遇之恩。 其实早在攻打金州南山的战斗中，乃木的长子胜典已经阵亡，得到儿子阵亡消息的乃木悲痛欲绝。他的夫人静子听到儿子阵亡的消息后，若无其事地给乃木发电报说：“我为胜典壮烈战死感到欣慰。”前往旅顺的作战途中，乃木在路过南山时曾经专程去儿子的墓前祭悼并赋诗一首：“山月草木转荒凉，十里血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9月19日，日军发起第二次强攻。这次的进攻方向位于北面，主要目标是可以俯瞰城内和港湾的“203”高地。“203”高地本来标高是206米，被炮火整整削下去3米，才变成了“203”。战斗异常激烈，漫山遍野的日军士兵像蚂蚁一样向山顶爬去，一轮接一轮，毫无间隙，双方都已分不清冲击波的批次。山坡上尽是倒在大炮、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火力下的日军士兵，更多的人则踏着同伴的尸体和伤兵不停歇地前进。血肉横飞，伏尸累累。乃木希典命令炮兵连续不断地炮击俄军工事，甚至不惜伤及正在接近敌人工事的己方士兵。 防守“203”高地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俄国陆军唯一值得肯定的康德拉琴科少将（前文说过，赫鲁晓夫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在黄金山修建纪念碑的，除了马卡洛夫，就是这个康德拉琴科）。这次攻击前后持续了4天，到了9月22日晚上，所有进攻的日军都回到了出发的地方。第三军伤亡达7500人，攻击再次无功而返。 此时坏消息再次传来，10月15日，新组建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欧洲拔锚起航，已经成为乃木的催命符。来自欧洲媒体的评论是：“日本到此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在俄国舰队到来之后土崩瓦解。” 11月2日，乃木下令发起第三次攻击，尝试在东线取得突破。遗尸千具之后，乃木组织了3000人的敢死队试图在夜间进行偷袭，但先头部队意外踩到了俄军的地雷，偷袭再次变成强攻。在交叉火力的打击下，率先突入俄阵地的敢死队全军覆没，后续部队仅有900人侥幸逃回。看看此时在占领地上顽强抵抗的俄国人，不由让人想到10年前在自己国土上作战的大清陆军。 11月29日，日军再度组织敢死队对“203”高地发起冲锋，这次冲锋甚至一度冲到了山顶。俄军炮兵连同港湾内的军舰一起，向高地进行无差别炮轰，在一起厮杀的无数俄、日士兵倒毙在炮火中，日军再次败退。30日，身为师团传令兵的乃木保典受命向前线传达“撤出战斗”的命令，在传令路上中弹身亡。得到消息的乃木竟然当着众多部下的面号啕大哭起来。三口棺材，两口都“名棺有主”，就差“老典”就满员了。 实在没有办法，1904年12月1日，满洲军司令官大山岩元帅在保留乃木面子的情况下，悄悄派出了被誉为“丰臣秀吉再世”“明治时期第一智将”的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带领第八师团第十七联队前来支援乃木。还好儿玉来得及时，乃木已经组织了两个大队，挥舞着战刀准备亲自带队进行决死冲锋。儿玉要是晚来一天，估计三口棺材就满了。 儿玉源太郎与乃木也是老伙计了。看到气急败坏的乃木儿玉什么都没说，上前劈头就给了乃木一记响亮的耳光，勒令他立即交出指挥权，由他亲自督战第四次总攻旅顺。儿玉对炮兵的运用远远强于他这个只会用步兵冲锋的好友，他首先下令将指挥部往前推（之前乃木的军司令部始终躲在敌人炮弹打不到的后方，完全看不清楚前线的状况），并对炮兵的使用进行了调整。其次，把东正面的280毫米重炮队一天之间全部集中到西正面，完成了炮兵火力的集中。最后，儿玉改变了炮兵、步兵轮番进攻的固定模式，命令在步兵突击时，炮兵不准停止射击，使得山头的俄军失去了通常模式炮击后占据阵地组织防御射击的时间，也无法动用预备队支援受威胁的阵地。当有人提出这种办法很可能造成大量的误伤时，儿玉源太郎面无表情地回答：“多死点人没关系。这是日本赌国运的一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这句话让老酒想起辽沈战役中同样冷若冰霜的林彪：“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原来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样来的。 攻守双方再次围绕“203”高地进行殊死搏杀，日、俄士兵的断臂残肢被炮弹的巨大气浪抛得漫天飞舞，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终日不绝，这里已经变成了吞噬生命的人间地狱。俄军工事前铺满了受伤、阵亡的日、俄官兵，后继部队踏着同伴的躯体冲锋陷阵。在枪炮声、爆炸声以及垂死者的哀号声中，日军的进攻依然如排山倒海、汹涌澎湃，这种近乎疯狂的“万岁冲锋”，换来的是令人心悸的尸山血海。几乎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弹片和破碎刀枪的堆积中，到处夹杂着零碎的肢体和头颅。由于双方士兵尸横遍野并迅速腐烂，“203”高地上恶臭熏天，俄军士兵只能用沾过樟脑的毛巾捂住鼻口，才能勉强坚持作战。 12月5日13时30分，日军一个中队终于登上了“203”高地的俄军巨型堡垒。他们发现堡垒里只有一个俄国人还活着——那是一个被爆炸震昏过去的士兵。 接着，日军在“203”高地上与其他俄军工事里冲上来的俄军士兵展开了白刃战。士兵用刺刀、枪托、石头甚至是牙齿和双手进行撕打。由于东西方人体格不同，拼刺刀，五个日本兵都打不过一个俄国人。直到17时左右，日军才真正占领了“203”高地，防守高地的6000名俄国士兵全部阵亡。 看到眼前的一片猩红，乃木希典再次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子功名期克难。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齐仰尔灵山。” 在这一次强攻中，又有11000名日军官兵伤亡。双方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居然与“203”主峰等高。要知道，当年甲午战争，日军攻克旅顺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伤亡280多人。乃木随即将“203”高地改名为谐音的“尔灵山”，借以祭奠战死在这里的日本将士。一位参战者事后写道：“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人与钢铁、炸药和尸臭的斗争！”在日本的俗语中，从此也多了一句话：“还有比攻打‘203’高地更麻烦的事情吗？” 即便在得胜班师回朝的喜庆时刻，乃木希典面对迎接人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杀汝父汝夫汝兄的乃木！”人群顿时哭声一片！ 12月6日，日军在“203”高地上建立观察哨校正炮兵射击，以280毫米大口径攻城炮轰击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指挥校正弹着点的就是后来的海军大将、元帅、甲级战犯、日美开战时的军令部总长，当时的海军大尉永野修身。当天，俄太平洋舰队“波尔塔瓦”号和“列特维赞”号战列舰被击沉。7日，“胜利”号战列舰和“智神”号巡洋舰沉没，“佩列斯维特”号重伤后被迫自沉。剩下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趁着夜色移动到白狼湾。12月9日，旅顺分舰队的最后一艘巡洋舰“巴扬”号被击沉。 12月15日，被俄国人称为旅顺俄军防御“灵魂”的康德拉琴科少将在视察东鸡冠山炮台时中炮身亡。一贯主张投降的福克将军被任命为陆防司令，预示着旅顺的陷落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12月18日，经过艰苦的土工作业，埋在东鸡冠山堡垒下边的2300公斤炸药被引爆，摧毁了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堡垒。 12月29日，旅顺俄军举行了军事会议，大部分参会者表示要继续战斗。可惜决策者并不这么想。1月1日，1905年新年的第一天，旅顺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和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少将派人向乃木递交了请降书。1月2日19时，俄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旅顺守备部队共32500人成了日本人的俘虏。斯特塞尔最后被俄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旅顺分舰队的水兵不顾斯特塞尔“不准破坏任何东西”的命令，凿沉了“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及“骑士”号、“强盗”号等其他舰艇。雷击舰“勇敢”号等10艘雷击舰、快艇在要塞投降时勇猛冲出日本舰队的包围圈，逃向中国的港口，1000多名水兵随舰突围。 为期329天的旅顺战役至此结束。俄国阵亡23000人，日军先后投入了136000人，伤亡高达62000人，也算是对10年前旅顺大屠杀的报应吧。 旅顺会战是世界上首次现代化要塞围攻战，被认为是1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堑壕战的预演。 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兰宁在军事著作《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中，将旅顺之战排在了第七十八位，排在第八十位的是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旅顺陷落在本已危机四伏的俄国引起轩然大波，到处都充斥着愤怒的火焰。1905年1月22日，15万圣彼得堡工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走上街头，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口中吟唱着赞美诗，蜂拥来到冬宫向沙皇“小爸爸”请愿，要求结束日俄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给予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利。游行从中午开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已经多次领导过罢工的戈邦神父。神父身穿法衣，手持十字架，率领游行队伍向冬宫进发。即使看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游行者依然继续前进。无数次类似的场面说明，游行者是多么幼稚可笑，他们根本不相信士兵会向自己的同胞开枪。 其时沙皇并不在冬宫，尼古拉二世此前早已躲到了位于乡下的行宫。冬宫卫队面对如潮的人流，感到无比惊恐，开始鸣枪示警。但排在前边的人根本无法停住脚步，士兵开始向前排的人开枪，从而酿成了一场人间惨剧。300多人被打死、踩死或挤死，1000多人受伤。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流血星期日”。 发生血案的消息很快从圣彼得堡传播开来，酿成一场波及全国的大风暴。除了罢工、示威游行之外，芬兰、波兰、高加索等地区甚至爆发了民族起义。从1905年1月到10月，大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就超过了2700次。在俄罗斯广袤的乡间，无数地主庄园被烧毁，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身影。 俄国在国际社会素来孤立，西方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口诛笔伐的绝好机会，就连俄国的盟友法国这次也加入了讨伐者的队伍。1月22日14时，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沙俄政府本来就不高的信用更是一落千丈，已经认购了俄国战争债券的人纷纷退单。法国媒体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开始强烈抨击暴虐的沙皇政府。无奈之下，在之后一年里，俄国只好以“广告费”的名义，每月付给法国各大媒体25万法郎的“封口费”，拿了钱的法国人，果然乖巧了许多。 日、俄双方除了陆上和海上的激烈厮杀，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此处推出另一位传奇人物。老酒一直有“寻找第一”的情结，20年前，当第一次看到山本五十六被称为“第二个被摩纳哥赌场谢绝入内”的出色赌徒时，就一直想，那排名第一的人该有多牛啊。经过多年寻寻觅觅，老酒还真找到了这位牛人。他就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后来的陆军大将，被称为“天才特工”的明石元二郎。 在日俄开战之前，美国一位研究远东国际问题的智囊官员即向日本驻美大使金子坚太郎建议，日本应尽快设法使俄国腹背受敌，分散其军队力量，煽动分散在北欧各国的俄国不满分子在国内进行扰乱工作。在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上，明治天皇明确指出，一旦开战无法避免，要用非常手段促成俄国国内反战、反政府的颠覆活动。1904年2月，战争爆发之后，接受这项艰巨任务的就是明石元二郎大佐。明石和前文提到的“军神”广濑武夫曾经是同事和好友。 根据陆军参谋本部的指示，明石立即根据俄国的局势写出了一篇题为“落花流水”的专题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一、俄国皇室的腐败及其国民反抗历史； 二、俄国农业制度的特殊性及农奴状况； 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起因及活动； 四、俄国异议分子特质及其活动状况； 五、革命党重要人物志； 六、与革命党的联络及扰乱工作的开始； 七、谍报活动的大概及暗号制作； 八、有关谍报活动苦心谈； 九、俄国革命成功及帝俄沙皇必然崩溃。 不用看详细内容，光瞅这些大标题，就能看出明石的苦心孤诣。 为完成敌后策反的艰巨任务，明石大佐破天荒地向参谋本部要求活动经费100万日元。这数目放在今天不算什么，老酒砸锅卖铁也能凑得出，但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折算下来，相当于750公斤黄金。很多人不明白，就办这点屁事，怎么能花那么多钱。幸运的是，明石得到了参谋次长长冈外史中将的完全信任。长冈力排众议，不但如数拨给明石100万活动经费，还慷慨表示，不过问这些钱的具体花销。也就是说，你总经理、会计兼出纳，自己看着随便花。别说增值税发票，一般发票都不要，更不用审计。 毕业于“陆士”第六期和“陆大”第五期的明石在校学习期间并不显山露水，相反，学习成绩差到不能再差，只能算勉强混了个毕业证。由于性格怪异且邋遢至极，一般人都无法和他正常交往。陆大毕业后明石先后多次到过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法国、德国、俄国、瑞典等地，竟然学会并精通了8门外语，为他之后的特工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还只是陆军大佐军衔的明石果然不负众望。1904年，他在瑞士日内瓦找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导师和舵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同志。明石见到列宁后，开门见山地提出：“大日本帝国基于公义，愿提供巨额资金援助俄国布尔什维克发起反沙皇的起义。”到底是革命领袖，列宁觉悟的确很高，一开始以“在战争时期接受敌国资助属叛国行为”表示拒绝。不过明石元二郎继续对列宁游说道：“罗曼诺夫的沙皇是斯拉夫人，您是鞑靼族的加梅部落人（列宁的祖母是鞑靼人）。少数民族借助友邦的力量推翻号称民族监狱的罗曼诺夫王朝才是最大的爱国。”看看人家明石下的功夫，连列宁奶奶的祖籍都查清楚了，不用说列宁的妈妈肯定也查过。于是，列宁委托托洛茨基用这笔钱做活动经费，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活动。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被暗杀，上边提到的“流血星期日”，6月3日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其中都可以瞄到明石的魅影。除此之外，他还布置情报通信网，策反俄国军官，煽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会见芬兰独立领袖，阻碍俄军兵力运输，秘密偷运武器给反俄武装组织，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引导欧洲舆论对日友好等，工作量及困难度超乎想象。 孤军作战的明石自然受到了俄国反间谍人员的跟踪，时时处于危险之中，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取得如此“成就”，殊为不易。四处奔波的明石还抄写了许多汉诗以表心境：“今夜不知何处宿，明朝晴雨喜忧间”；“功名何心望王公，雄心足伸千里风。成败任天天若墨，白帆一片惊涛中”……要不是老酒几大排行榜的榜上人物基本都要到正戏才出场，此人铁定上榜。 给了明石100万日元的参谋次长长冈外史，后来说：“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相当于十个师团。”德皇威廉二世也说：“明石元二郎一人的成果超过了日本满洲20万大军。”后来日本史学家总结道：“没有乃木希典大将，旅顺也拿下来了；没有东乡平八郎大将，对马海战也能赢，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绝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明石的诡异，估计连后文将要出场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山本五十六的“仙人参谋”黑岛龟人都望尘莫及。明石反应敏捷，特别注重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没事就喜欢逛赌场。在赌场里，他看着圆盘上的指针疯狂地旋转，脑子也跟着飞速运算，每每都能正确指出指针对着的数字，最后赚得盆满钵满，并因此被摩纳哥赌场谢绝进入。摩纳哥赌场开办300年，只有两个人“享受”过如此待遇，一个是明石，另一个是后来的山本五十六。明石不拘小节，不爱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换，身边永远带着一只小猫。明石的不修边幅，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据说，一次明石去向山县有朋元帅汇报工作，谈着谈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这位坐在那里就开撒了，尿随地奔流，一直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后来山县元帅问他干吗不去厕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麻烦了吗？” 联想到石原莞尔捉了虱子放在文具盒里玩，黑岛龟人赤条条在甲板上游荡冥思，身后留下一道烟灰，老酒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像老酒这样看着老板的脸色、规规矩矩穿着工作服，按点上下班、连话都说不利索的人，注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奉天会战 奉天会战 旅顺陷落以及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不但使位于奉天附近的日军主力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也使联合舰队暂时取得了制海权。当前日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集中陆军主力围歼东北俄军主力于奉天地区，胜利结束战争。日军统帅部迅速将第三军北移至奉天，同时国内紧急动员组建的新编第五军也快速向奉天开进。 到1905年2月，日军在奉天地区长达100余公里的战线上集结了5个军，共27万人，此外还有1082门炮和200挺机枪。大山岩元帅的作战计划是：以新到的第三军、第五军分别迂回俄军两翼，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以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于沙河地区，保障第三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主攻指向俄军右翼，由刚刚攻克旅顺要塞的第三军担任。 此时沿沙河一线集结的俄军有三个独立集团军：右翼为考尔巴斯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正面25公里；中央为比尔德林格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正面20公里；左翼为李涅维奇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正面45公里。暴露的翼侧由独立部队掩护。俄军总兵力33万人，炮1494门，机枪56挺。双方对比，日军在机枪上占优势，俄军在兵力和火炮方面占优势。 在沙皇政府一再催促下，库罗帕特金准备在日第三军和第五军到达之前发动酝酿已久的攻势，在沙河一线击溃日军主力，一举扭转颓势。黑沟台战役随之爆发。 1905年1月25日，俄国骑兵支队侦察到日军左翼一个骑兵旅团位置突出，库罗帕特金立即下令第二集团军10万人担任突击，首先占领位于奉天西南40公里的小村庄黑沟台。这个日军阵线实力薄弱的突出部仅由骑兵第一旅团秋山好古部的8000人警戒宽大的正面。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使得进攻俄军很快形成了对日军包围。1月25日，被围日军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了机枪，把冲锋的哥萨克骑兵打得尸横遍野。大山总司令官紧急调动位于后方第八师团立见尚文部奔赴增援，同时从各路抽调一切可能抽出的兵力编成临时预备队进行反击，以缓解黑沟台方向的巨大压力。 1月26日至28日，日军西翼各部队都在浴血奋战。由于弹药几乎耗尽，已经60岁的立见尚文中将率第八师团残余部队约10000人在第五师团的援助下全体以刺刀进行突击，成功解除了10万俄军对自身和秋山好古部的包围。这一胜利也成为大兵团“白刃突击”的成功战例。库罗帕特金又一次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战机。由于担心俄军第二军可能遭到分割包围，俄军没有积极扩大黑沟台方面的战果，不但停止进攻，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日军渡过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随着日军第三军、第五军的陆续到达，日军参战的五个军已悉数到齐，大山岩随即决定集中兵力展开大规模攻势。2月23日，日军右翼第五军川村景明部率先从太子河上游地区北进，在第一军支援下，开始迂回俄军第一集团军右翼。此举完全出乎库罗帕特金的意料，他立即将右翼预备队调去加强左翼，这又正中日军的调虎离山之计。 2月27日，日本第二军、第三军两个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实施突击，这一变着使俄军立即陷入了困境。库罗帕特金又仓促决定把预备队从左翼调回右翼。部队来回折腾，疲于奔命，还没开打就已经累得半死。 3月4日，日本第三军已经接近奉天以北的铁路线，战况紧急。在此期间，日军从3月1日起对俄军左翼也加强了进攻，但在俄国第一集团军的顽强阻击下进展不大。3月7日，库罗帕特金命令左翼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放弃沙河阵地撤到浑河以北，企图缩短战线抽出部队加强右翼，以新的反突击防止日第三军前出至奉天以北的铁路线。可俄军3月9日对日第三军的反突击没有奏效，同时放弃沙河阵地的俄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也来不及在浑河上构筑坚固阵地。在这种情况下，3月9日，日军突破俄第一集团军防线开始从左翼迂回奉天。同日，日第三军从右翼迂回出现在俄第二集团军后方，俄军面临被全面包围的危险境地。 面对危局，3月9日夜间，库罗帕特金下令放弃奉天，全军向铁岭撤退。这道撤退命令下晚了整整一昼夜，俄军撤退时在奉天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大炮、枪械、弹药和刚刚运来的大量军需品。奉天城内外一片混乱，骑兵先于步兵和炮兵撤退，辎重堵塞了道路，失去指挥的部队又屡屡遭到日军炮击，以至于在场的俄国高级军官都以为库罗帕特金三天之内就会向日军求和。 3月10日，日军昂首开进奉天，日本后来将这一天定为“陆军纪念日”。3月11日，日本第一军、第三军在浑河地区会师。此时，俄军主力已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随后在四平稳住阵脚。补给几乎断绝的日军也已筋疲力尽，再也无力发动进攻，在前进到昌图一线后停住脚步。这样双方近70万大军隔着20公里的中立地带形成对峙，一直僵持到战争结束。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陆军会战。俄军损失89000人，日军损失70000人。俄军的惨败导致库罗帕特金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远东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李涅维奇接任。 由于奉天会战获得胜利，几周后日本就以四厘五的优惠利率从英、美募集到3000万英镑的战争公债，要知道一年前的利率还高达六厘。俄国也早已财源枯竭，无奈，只好求助于盟友法国。作为盟友的法国也借机落井下石，贷款60000万法郎的同时，要求俄国必须高价购买法国的军火和工业品，否则不给钱。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策夫曾经抱怨说，德国克虏伯榴霰弹每发只需要17.5卢布，而法国类似的炮弹要23.8卢布，仅此一项俄国就需要多支付150万卢布。 早在奉天会战结束之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已经开始进行调停活动，试图使俄国在输光老本之前结束战争。罗斯福认为俄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日本人获得全胜，就意味着将来他们会把注意力从俄国移开同我们进行战争”。老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了法国的附和。因为俄国人欠法国人的钱太多，万一俄国被打趴，找谁要钱去？ 对于美、法两国的斡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审慎地等待更好的时机。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和奉天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俄国是不会提出任何和平建议的。”为了给美法一个面子，日本故意提出了一套俄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方案：日本获得在俄国经营商品的优惠权，海参崴为中立商港，俄驻军撤退到哈尔滨，俄国代替日本偿还战争借款，南满铁路交给中日经营，交出海参崴分舰队和逃到其他国家的舰只，召回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将俄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俄国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梦想，那希望和梦想来自海上。 全世界的眼睛再次转往海上，注目那支万里之外奔赴远东的强大舰队——它现在的名字叫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倒霉的远航 倒霉的远航 旅顺陷落终结了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奉天会战之后的俄国陆军同样也陷入困境，俄国挽救败局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由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了。目前，这支庞大的舰队已经绕过好望角，驶过印度洋，朝着远东猛扑过来。 不久之后将要爆发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东乡平八郎之间的生死对决，将决定俄、日两国的命运。当时美国的一家媒体精辟地分析道：“这是一场决定两国国运的决战。”如果日本获胜，则日本就奠定了赢得日俄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一跃进入世界一流强国之列。如果俄国获胜，就可以夺得日本海的制海权，切断满洲日本陆军的补给线，俄国就将挽回颓势并反败为胜，使其日益衰落的国运重新获得复苏。 早在黄海海战刚刚结束的1904年9月，后被称为史上最倒霉、最窝囊的舰队——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就已经在组建之中。这注定是一支命运多舛的舰队。最开始，舰队司令官人选就难产。第一个被选中的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彼里吕耶夫中将，可是这位大腹便便、年过花甲的海军中将拒绝出任。明眼人不用戴眼镜就能看出，远东是个烂摊子，未来的行程肯定是凶多吉少。彼里吕耶夫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疾病缠身，统率舰队力不从心。不过彼里吕耶夫也算够哥们儿，他大度地表示，所有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只要你们看中的，都可以随便挑。 第二个被推选出来的就是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海军参谋长、仪表堂堂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少将。虽然维特对他的评论是“很难找到像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样的笨蛋”，也有人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没有实战经验提出质疑，但实在已经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最关键的是，尼古拉二世信任罗杰斯特文斯基。少将当舰队司令，军衔低？不要紧，我一句话不就中将了吗？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罗杰斯特文斯基倒是与1941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中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参谋长出身，都是第一次领军，都是长途奔袭，都是结局悲惨。有两点不同：罗杰斯特文斯基高大魁梧，菲利普斯身材矮小；菲利普斯最终战死，罗杰斯特文斯基只是战败当了俘虏。 初看上去，这支远征舰队的实力还算强大。舰队主力第一战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亲自担任司令，下辖“苏沃洛夫公爵”号、“亚历山大三世”号、“博罗季诺”号、“鹰”号四艘战列舰，第二战队也有“奥斯利雅维亚”号、“伟大的西索亚”号、“纳瓦林”号三艘战列舰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装甲巡洋舰，实力的确是不容小觑。 但事实上这支新舰队的内部却是危机四伏。第一战队的三艘主力舰都是刚刚完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鹰”号战列舰连完工都算不上，只好带上一群技术工人一起出行，边走边补。在执行“挑选精锐”的命令时各执行单位也大打折扣，那些毫无经验的新手、老兵油子、背着各种处分的闹事分子，甚至很多有着布尔什维克嫌疑的水兵和军官都被一股脑充实进这支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简直成了问题人员的收容所。只有很少的水手是从俄国沿海和从事航海工作的地区征集来的，其余绝大多数只是一群粗野的农民。因为波罗的海有很长的冰冻期，他们只受过很简单的训练。一位英国海员这样形容他们的俄国同行，“他们是一群臭气熏天、粗鲁、不修边幅但却很快乐的家伙”。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一位军官这样描述他的炮手：“要教给一半人所有的知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教另一半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东西。但如果他们的确记住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么都已经过时了。”这支舰队在私下里被称作“第二太平洋劳改团”。 从出发地芬兰湾到旅顺港之间，没有俄国的军事基地，而中立国和俄国的盟友法国都没有对其开放港口。整个航行过程中所需的多达50万吨煤炭、超过30次的加煤基本上都要在公海上进行，想起那漫长的未来旅途，连罗杰斯特文斯基都感到不寒而栗。 出发这天就不顺利。一艘巡洋舰的锚丢了，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另有一艘驱逐舰撞上了战列舰，被迫返回去维修。但不管如何，1904年10月8日，这支匆忙组建、貌似强大的舰队还是拔锚起航了。 出航不久就出了大麻烦。来自一位俄国间谍的情报说，北海到处都是“日本人的雷击舰和鱼雷艇”，这一传闻马上导致舰队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慌之中。10月21日夜间，在途经英国北海赫尔海区的多格尔水洲时，这种精神紧张就让舰队误将英国的打鱼船当成了日军的战斗舰只。还没等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上一名精神过度紧张的水兵就打出了第一炮。所有的军舰看到旗舰开炮也不甘落后，纷纷开火。激烈的“海战”持续了12分钟，舰队重新整队又花费了20分钟，海面上才慢慢恢复了平静。幸亏俄国炮手射术欠佳，打出的296发炮弹只击沉了1艘英国渔船，打伤3艘，打死渔民2人。当然战果还不止这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挨了自己人5发炮弹，舰长也受了轻伤，舰上的神父也被打死，成了远征军第一个“烈士”。这就是史称的“多格尔沙洲事件”。德国《柏林日报》如此写道，俄国的指挥官肯定是失去了理智。这次“事件”也为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赢得了“疯狗舰队”的美名。 当时的英国海军是地地道道的“大哥大”。自己的渔民被俄国人的军舰欺负，真是岂有此理。一家英国媒体甚至竭力呐喊要求英国立即对俄国宣战！作为日本盟友的英国正愁找不到借口，这下正好有了理由，驻扎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已经升火待发。愤怒的英国人立即向俄国佬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求俄国舰队立即停航。英国本土海军舰只开始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远征军”的周围，摆出不同的战斗队形。英国海军部下达命令准备随时封锁黑海和波罗的海。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关键时候还得求助于盟友法国。10月28日，在俄国的请求下，法国驻英国大使康邦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康邦毫不客气地告诉侯爵，法国人在俄国有大量的投资，谁都知道法国和俄国是结盟的。如果英国要对俄国开战的话，是否先征求一下伦敦金融中心那些财界巨头的意见。由于此前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人当时欠法国人的债务高达1.5亿英镑。有钱是大爷，欠钱是孙子。康邦最后威胁道：“布尔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如果法国抽回资本，英国的金融将陷于崩溃。”迫于法国的压力，英国无奈，只好放行了“远征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也不想真打。即使这样，俄国还是向英国渔民赔偿了65000英镑并把相关“肇事人”留下来接受英国法庭审判才算了事。 厄运这才算刚刚开始。在到达西班牙维戈港后，西班牙官员告诉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俄国舰队不能在这里接受补给。无奈，罗杰斯特文斯基只能尽快向国内汇报。经过俄国大使馆以及圣彼得堡方面的努力，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舰队幸运地获得了豁免：可以在一天时间内给每艘战列舰加400吨煤，其余舰只按比例减少。俄罗斯水兵马上忙碌起来，在一天里实际加了远远超过一倍的煤。 11月2日，俄舰队停靠法属北非的丹吉尔港。法国是盟国，终于可以在这里放开膀子地加煤了。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参谋部在这里将远征军一分为二，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率领吨位较小、能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舰只径直取道该运河前往印度洋，主力舰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环绕非洲大陆，双方约定的会合地点是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 11月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主力舰队开始前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达喀尔法国当局许可了俄国人的加煤请求。可是仅仅半天之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就来了，港务局只好下令停止加煤，提出要向巴黎请示。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次可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煤仓已经没有多少煤了，不加连路都没法走了。36个小时之后，巴黎的命令终于来了，从即日起禁止一切俄国军舰在法属领海内加煤。 然而，命令来晚了，俄国军舰已经利用这点时间加满了煤仓——舰上能够放东西的所有地方都堆满了煤。如“亚历山大三世”号是1100吨的最大容煤量，加了1700吨的煤，连舰长的桌子下边都塞满了煤包。在达喀尔，疲惫不堪的俄国水兵甚至得到了近乎大赦的两天假期。 离开达喀尔后的第一站是法属殖民地加蓬伯维尔。前面的原因，舰队只能停在港口之外32公里远的地方，由港内的煤船开出来进行海上加煤。 一路上又经过不少磕磕绊绊，罗杰斯特文斯基主力舰队终于来到了马达加斯加。本来计划停泊的地方是苏亚雷斯港，但英国和日本联合抗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在这里驻足。法国与俄国的协议是4个月之前已经签订的，法国人又不能违约赶走俄国人。无奈之下，法国军舰只好带着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另一处泊地贝岛。在这里，也就在1904年12月29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会合了通过苏伊士运河赶来的福克山分舰队。 舰队需要补充炮弹，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与英国渔民的“战斗”中已经浪费了不少。当罗杰斯特文斯基翘首以盼的供给舰来到时，才发现并没有带来他们急需的炮弹。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他们收到了12000双毛皮靴子和大量的冬用大衣。 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新的坏消息很快从圣彼得堡传来：旅顺失陷，旅顺港内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原计划他们在这里准备停泊到1905年1月14日，实际上出发时已经是3月15日了，反正旅顺的那支舰队已经没有了，早走晚走都无所谓。在这里，俄国人讨论了是否还有必要去走那剩下的路程。罗杰斯特文斯基表示，如果我们不把舰队开到远东的话，俄罗斯帝国的颜面何在？我们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罗杰斯特文斯基最后还说了句“皇恩浩荡”，于是大家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去迎接那即将到来的厄运。 3月15日，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贝岛北面排好了队列准备出航。此时又传来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新消息：临时从波罗的海舰队又凑出来的4艘老爷舰，将由涅鲍加托夫海军少将率领前来充实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力量。涅鲍加托夫少将接到的命令令他啼笑皆非：“你去加入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这支后来被称为第三太平洋舰队的编队，不但不会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有所帮助，反而只能拖整支舰队的后腿。舰队的旗舰是战列舰“尼古拉一世”号，还有3艘海防舰“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听名字好像威风无比，一个皇上带了3个海军上将，牛得很。其实这些都是只能跑出10节航速的老爷舰。3艘海防舰的干舷之低，令人可笑。其满载时，水兵伸下腿就可以在海中洗脚。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说了，“有炮的船就有战斗力”。 目前，涅鲍加托夫的舰队还远在埃及，罗杰斯特文斯基可不愿意再等。这天早上，他下达了横越印度洋的命令。一个俄国水兵在日记中写道：“在辉煌的太阳之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美丽、闪耀着金光的大海——这是一条壮丽的路，我们正循着它步向死亡。” 在俄国舰队东调的过程中，日本联合舰队也进行了决战的充分准备。东乡先是对舰艇进行维修保养，然后让水兵休假以养精蓄锐。2月，全体人员归队，紧张的训练演习随之展开，每天的炮术操练往往持续四五个小时，仅实弹演习就安排了八次。玩命的训练使得开战至今所消耗的炮弹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内炮弹储备的半数。 3月中旬，日本人接到了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爵士的电报：急告，今获悉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从贝岛出发，事态紧急，望贵军速作万全准备。 于是，日本人的训练变得愈发严酷。东乡平八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练兵宗旨——“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 以逸待劳的联合舰队由3支主力舰队组成。他们分别是由四艘战列舰“三笠”“富士”“敷岛”“朝日”和两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组成的第一战队；由6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吾妻”“常磐”“磐手”“八云”“浅间”组成的第二战队。第三支主力舰队说出来有点让大家笑话，这就是由3艘老式防护巡洋舰和一艘老式铁甲舰组成的第五战队。四艘舰都是老熟人了，名字分别叫“桥立”“松岛”“严岛”，还有一艘叫“镇远”——估计日本人是想羞辱大清，俘虏过去，连名字都没改。 与日本人相反，由于缺乏弹药补给，俄国人在航行中只进行了两次空弹演习。艰苦的生存环境成就了俄国人的一项特殊技能，那就是加煤速度。“苏沃洛夫公爵”号在印度洋曾经创下1小时加煤120吨的世界纪录，比之前英国海军创下的纪录整整多了18吨。 4月8日，穿越了印度洋的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到达新加坡。坏消息再次传来，俄国陆军在奉天会战中再次败北，这意味着中国满洲的南部已经被日本占据。俄海军部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在金兰湾等待第三太平洋舰队的到来，然后联合北上击败东乡的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他所率领的这支舰队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 4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但是随后就由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被赶到了芽富湾。5月初，涅鲍加托夫少将率领的第三太平洋舰队终于姗姗来迟，打架的人手终于凑齐。5月10日，翘首以盼的煤炭也终于从新加坡运来了，紧张的加煤作业随之展开。5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由38艘舰艇、14000名水兵组成的俄罗斯舰队离开芽富湾北上，奔赴最后的葬身之所。 前面并非坦途。由东乡率领的拥有40艘军舰、18000名水兵的已经休整9个月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严阵以待。 对马海战 对马海战 根据俄国舰队补给供应情况以及长途奔袭30000多公里，急于进入海参崴军港的迫切心情，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将判断，俄国舰队很可能将通过对马海峡直趋海参崴，因此率日舰队主力在对马海峡附近集结待机。东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俄国舰队可能经过的一些海上通道上布雷，其次派出大量的警戒舰只组织监视，形成一个庞大的预警网，其纵深达225公里以上。1905年5月20日，东乡下令全部舰只进入战位，厉兵秣马，恭候俄国舰队的到来。 5月23日，罗杰斯特文斯基遇到了他出征以来的最大劫难——身体肥胖的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病亡。对此，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做法是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影响军心。连第二顺位指挥官涅鲍加托夫少将都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舰队的副司令。后来的事实证明，罗杰斯特文斯基这一做法带来的恶果是致命的。 5月25日晚上20时，就在中国长江出海口以东的海面上，罗杰斯特文斯基命令各舰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加煤作业，所有舰只都加载了远远超过装载标准的煤炭，连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长室，甚至是炮塔内都堆满了煤炭，这样必然会导致军舰行驶不稳，航速降低。随后，罗杰斯特文斯基传令所有非战斗舰艇，除了四艘补给舰及两艘医护舰外，一律驶离战列。 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目送那些运输船队渐渐远去，罗杰斯特文斯基也感到无比怆然。“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桥两侧同时打出了两面信号旗，意思分别为“告别”“感谢”。对于大部分舰只来说，这不是告别，而是永别。 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加煤之前，5月25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和他的同学、第四驱逐舰队指挥官铃木贯太郎在吃饭时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秋山：“真不知道俄国人去了哪儿，如果走对马海峡的话，他们应该来了。” 铃木：“不会那么快，你估计他们的速度是多少？” 秋山：“10海里。” 铃木：“不可能，带了那么多老爷船，路上可能会出机械故障，还要加煤。依我看，有7海里的速度就了不起了。” 后来事实证明，铃木的判断无比正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速度没有超过8海里。 所有的疑问很快就将解开。5月26日午后，从中国上海发来一封这样的电报：“今日午时有六艘俄罗斯运输舰进入上海港。”发来电报的是一名只有25岁的外交官，他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以及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的松冈洋右。这条情报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俄国舰队连煤船都放弃了，其舰上有限的燃煤将使得他们只能走路程最近的对马海峡；二是他们很快就要到了。 5月27日凌晨2时45分，在深夜中行进的日本辅助巡洋舰“信浓丸”发现了海面上一艘船只上的灯光，这就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医疗船，这艘船行驶在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末尾。随着天色渐明，大惊失色的“信浓丸”发现四周全是黑洞洞的炮口，他们竟然行驶在俄罗斯庞大舰队的中间，相当于骆驼群中窜进来一只绵羊。 其实俄国舰队早就发现了“信浓丸”。对于闯入舰队的这位不速之客，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命令是“别管他，继续前进”。他不愿为了这样一艘只挂了两门小炮的改装商船花费时间。“信浓丸”舰长成川揆大佐就这样夹在俄国舰队中间，不断向东乡现场直播俄国舰队的行进速度和方位。6时05分，“信浓丸”再次发出电文：“俄舰队航向不变，正直航对马。”在后来的日本海军史料中，这封电报被称为“至关重要的电报”。得到信息之后，在镇海湾外整队的东乡立即率队直奔对马海峡。 上午9时，俄舰队发现了位于左舷，由片冈七郎海军中将率领的日本第五战队和第六战队，这两个实力很弱的舰队位于俄国舰队的左后方，正在全力追赶俄国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激战在即，下令抛弃舰上的所有易燃物。那些航行了33000公里的俄国水兵，此时已经是衣衫褴褛，很多人穿着用烂布条编成的鞋子，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打着赤脚。尽管很多人都是新兵，尽管很多人平时牢骚满腹，但在强敌面前，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俄罗斯第三海军强国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11时左右，速度较快的日本第三战队也赶了上来。一只雄狮的周围几个狼群开始逡巡，厮杀即将展开。 11时30分，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可能是紧张过度，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突然在9000米的距离对日军第三战队开火，随之不明就里的很多俄舰纷纷开火，看起来煞是热闹。这样的距离，谁都知道除了浪费弹药和制造声势之外，毫无其他作用，几分钟后炮击停止。 除了这次小失误之外，俄国舰队看起来一切都还正常。但是新的意外马上来到，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日本人。就在正午12时，速度超过俄舰队一倍以上，位于俄舰队左前方的日军第四驱逐舰队的四艘驱逐舰，突然在铃木贯太郎海军中佐的带领下快速右转，在俄舰队前方来了个横切。铃木贯太郎一向是胆大包天，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利用自己高达29节的速度优势，从前面更好地观察俄国舰队，不料他这一匪夷所思的古怪动作竟然收到了奇效。此时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想起了马卡洛夫，他认为日舰这样做，肯定是在前面俄舰队即将通过的水域布下了水雷。 罗杰斯特文斯基马上下令整个舰队一起右转，准备行驶一段后再左转，以躲过日军的鱼雷阵。简单的命令执行起来却十分糟糕，紧随旗舰之后的“亚历山大三世”号把一起转理解成了跟在后边转，后边的两艘战列舰也跟着“亚历山大三世”号进行了同样的转向。作为主力的第一战队全错了，而第二战队和第三战队却理解正确，完成变阵的俄舰队立即呈现出一个两纵队前进的奇怪阵形。 13时39分，东乡的主力舰队与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开始互相出现在目视范围之内，一分钟后，双方的战斗警报同时拉响。东乡对罗杰斯特文斯基的怪异阵形感到大惑不解，他马上命令12艘主力舰全部转向西北，准备在俄舰队的前方实施拦截。同时旗舰“三笠”号上挂出了“z”字旗（这面旗帜随后要多次提到），其含义是“帝国兴衰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据说，“z”的寓意是英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后边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背水一战，没了退路。此时双方的距离还有1200米。 可是东乡的行动早了，日本主力舰队过早地越过了俄舰队前方，形势一下子变得对罗杰斯特文斯基十分有利。14时05分，东乡被迫进行第二次转弯，以便再次赶在俄国舰队前边，日本舰队这一举动导致拐弯的那个位置成为俄舰集中攻击的绝好点。现在开始罗杰斯特文斯基不理解东乡了，他想东乡一定是疯了，怎么能做出如此怪异的举动？罗杰斯特文斯基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他立即发出信号：“向敌舰拐点全力射击。” 14时08分，所有俄舰都开始向着拐点猛烈射击，日本主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通过这个拐点，需要大约15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将成为俄国舰队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旗舰“三笠”号马上淋了两分钟的弹雨。这两分钟对于“三笠”号的炮术长安保清种（后来官至海军大将、海军大臣）来说，漫长得似乎超过了两个世纪。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两分钟”。 每一秒钟都有炮弹落下，四面爆炸声此起彼伏，所有暴露在外的人都本能地缩起了脖子。只有身高1.59米的东乡毫无遮拦地站在舰桥上，静若处子，面无表情。这一形象成为他之后被誉为“军神”的象征。一枚弹片打中东乡腿部，使他失去了独自站立的能力，参谋长加藤友三郎马上带领几名参谋把东乡架进了有重装甲保护的司令塔。14时10分，逃过一劫的“三笠”号开始发出怒吼。 随后，“敷岛”号、“富士”号、“朝日”号3艘战列舰也相继完成了转弯，接着是上村彦之丞的第二战队。14时20分，所有日舰都完成了拐弯。尽管中了不少炮弹，好在12艘主力舰均无大碍。经历了痛苦磨难的日军逐渐柳暗花明——日军已经占据了有利的“t”字头。 日舰的命中率显然远远高于他们的俄国同行。“苏沃洛夫公爵”号和“奥斯利亚维亚”号在10分钟内连续被命中。俄第二战队福克山少将已经病亡，可他的旗舰“奥斯利亚维亚”号上还悬挂着他的将旗。这艘军舰和“苏沃洛夫公爵”号马上成为日舰集中攻击的目标。14时40分，在日舰的持续攻击下，“奥斯利亚维亚”号开始起火，前后主炮很快陷入沉寂，只有几门副炮还不服气地进行象征性的反击。14时55分，这艘战舰再也无法坚持下去，打出“祝好运”的信号，向右离开了队列。 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头脑还很清醒，现在首要任务是冲向东北方向。一旦冲过日军舰队的尾部，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日本海腹地。尽管他的旗舰防护力要远远高于“奥斯利亚维亚”号，但经受的却是日军四艘战列舰的集中攻击。14时43分，“苏沃洛夫公爵”号舵机被毁。14时58分，又一个意外发生，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挂出“所有舰只左转90度”的命令不到30秒，“苏沃洛夫公爵”号连中3发305毫米炮弹，大口径炮弹的连续爆炸引发了大火，旗舰驾驶台被炸得粉碎，罗杰斯特文斯基司令官身受重伤，俄舰队指挥系统瞬间瘫痪，“苏沃洛夫公爵”号刹那间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关键时刻，战列舰“博罗季诺”号挂起了“随我来”的信号旗，遵循着之前的号令向东北行驶，后续战列舰“鹰”号以及第二战队其余舰只也都驶向东北。 15时，根据“三笠”号的命令，日第一战队各舰再次左转90度，向东北航行约6分钟后再左转。不料这时候俄国舰队却突然转向东南，和日本第一战队形成了背道而驰。双方的全速行驶使得双方的距离很快拉大到9000米以上，俄军舰队戏剧性地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让日本人庆幸的是，上村彦之丞中将的第二战队并未执行东乡的命令。这样上村第二战队的装甲巡洋舰就拦在了俄军主力战列舰的前面。上村的违令断送了俄国舰队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一场力量并不对等的战斗随之打响。上村的装甲巡洋舰在战列舰面前马上显得无比脆弱，“出云”号、“常磐”号、“吾妻”号等舰连连中弹，一发305毫米炮甚至直接切去了“出云”号前主炮炮管。15时16分，上村舰队再次改道西北，追随主力舰队而去，俄舰队也不愿意朝着海参崴的相反方向行驶，随后转而向西试图回到向北航行的正常状态。 16时，日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会合后，平行驶向东北方向，恰好和俄军舰队平行行驶，双方在10000米的距离上再次展开炮战，距离太远使得双方都没有取得很好的命中率。由于几艘俄战列舰之前已经受伤，16时35分，俄舰队再次转向向南航行，东乡的舰队也随之转向。 除了主力舰队的厮杀，双方的辅助舰只之前已经展开了交锋，俄舰队明显处于下风，主力舰队的南下恰好解了辅助舰队之围。17时30分，由于上村舰队再次赶到，俄主力舰队再次转向北方遁走，俄巡洋舰队紧随其后。俄国主力舰队和巡洋舰队合为一处，东乡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联合舰队参谋长加藤友三郎回忆道，“正好把它们一股脑全部解决掉，省得像黄海海战那样四处去追”。 此时东乡第一战队和上村第二战队已经形成了对俄主力舰队的夹击之势，且战且退的俄主力舰队渐渐不支。太阳已经西下，主力舰队能够战斗的时间已经不多，这似乎对俄军不算是坏事。18时43分，灾难再次降临，一发305毫米炮弹穿透了“亚历山大三世”号的水线装甲，毁掉了它的锅炉舱，连续中弹的“亚历山大三世”号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19时07分，这艘英勇的战舰沉入海底，直到沉没时，还高挂着“跟我来”的信号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十几分钟之后，19时20分，日舰“富士”号的一发305毫米炮弹击中了“博罗季诺”号战列舰的弹药舱，引发的大爆炸使得这艘战列舰仅仅几分钟后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在此之前，17时，俄驱逐舰“旺盛”号靠上了已经重伤的“苏沃洛夫公爵”号，接走了同样重伤的司令官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晚上，“苏沃洛夫公爵”号再次被命中三枚鱼雷后，带着几百名水兵沉没在对马岛以东55公里处。在最后沉没之前，舰上最后一门尾炮还在朝着日舰顽强射击。舰上的水兵直到沉没之时，还在忠实执行着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命令：千万不要降下我的将旗。 后来，在俄国军事法庭上，罗杰斯特文斯基曾经自比为“狗”，并称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惨败是因为“让狗去干了马才能干的事”。 19时，天色已晚，东乡向主力舰队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把晚上的攻击任务交给了驱逐舰和鱼雷艇。这时候，俄舰队四艘新式主力战列舰只剩下受伤的“鹰”号，俄国残余舰队正在涅鲍加托夫少将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向北方遁去。 涅鲍加托夫并没有收到任何让他接任第二太平洋舰队指挥官的指令。他看到了“苏沃洛夫公爵”号的沉没，却幸运地没有看见“旺盛”号把罗杰斯特文斯基接走，他认为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光荣”。在这之前，他已经看见“奥斯利亚维亚”号也沉入了海底，看来福克山少将也很可能“殉国”了。他得出了一个似乎正确，似乎不完全正确的判断，此时他已成为这个无法收拾的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19时25分，涅鲍加托夫少将在“尼古拉一世”号上打出了信号：我已接任全舰队指挥。 20时，涅鲍加托夫下令全体舰船转向北23度偏东航向。主力舰队以“尼古拉一世”号冲在最前边，随后是“鹰”“伟大的西索亚”“纳瓦林”“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谢尼亚文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海军上将”等。第一巡洋舰队率领第一驱逐舰队残余的驱逐舰，在主力舰队的左侧护航，第二巡洋舰队率领第二驱逐舰队的三艘驱逐舰，护送着辅助船队殿后。整个编队以所能达到的最大航速12节航行，尝试利用暗夜逃出日本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包围圈。从多格尔沙洲就开始预防的日军鱼雷艇、驱逐舰这次是真来了。 日本人可不会那么善良，他们完全将5月27日的夜晚变成了一个杀戮之夜。21时，受伤掉队的老式战列舰“纳瓦林”号在四艘鱼雷艇的围攻下中雷沉没。28日凌晨2时，“伟大的西索亚”号中雷后奋力欲冲向陆地搁浅，最后在上午11时02分被围攻自沉。在此之前，“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已经在上午9时03分没入海中。 装甲巡洋舰“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白天已经中了两弹，在临近黄昏时收容了一艘掉队的驱逐舰后，继续向海参崴开去，随后，他们就遭到日军鱼雷艇的围攻。凌晨1时20分，相对笨重的巡洋舰被日军鱼雷击中，右舷中央被炸开了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舰长看到自己已经无法幸免，就命令驱逐舰独自逃生，自己在尝试搁浅的过程中伤重沉没。 巡洋舰“斯韦特兰娜”号和随行的驱逐舰“敏捷”号被联合舰队第三战队防护巡洋舰“音羽”号和“新高”号追上，俄舰死不投降。炮战一小时后，“斯威特兰娜”号沉没，“敏捷”号趁机逃跑，在日本驱逐舰“丛云”号的追击下，在朝鲜海岸搁浅。幸存的船员逃上陆地，躲入密林中藏匿，但随即被闻讯赶来的日本陆军部队俘虏。 5月28日清晨，太阳照样升起在海平面上。涅鲍加托夫少将看看自己的周围，一天前那支气势恢宏的舰队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旗舰“尼古拉一世”号、“鹰”号、“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以及跟在后边的“绿宝石”号等几艘军舰落魄孤单的身影。他知道，这支单薄且大多受伤的舰队要想在白天突破日本舰队的重重包围，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远处的海平面上，位于西北方向的联合舰队第五战队已经出现。绝望的少将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保留少数人员值班，全体休息。既然已经没有逃跑的希望，那就赶紧睡一觉吧。 天气异常晴朗，海面上能见度极高，对于日本人来说，正是捕猎的好机会。上午9时10分，涅鲍加托夫看到正北的海平面上出现了战列舰那独特的桅杆，他数了数，不错，是10支。4艘战列舰各2支，2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是1支——东乡来了。 这还不是全部。9时30分之后，“尼古拉一世”号的舰桥上传来一份份的紧急情报，内容基本雷同：在某某方向再次发现敌某支舰队，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5只重伤的绵羊周围，四面八方都发现了逡巡的狼群，有将近30只之多，涅鲍加托夫似乎已经看到群狼那闪着寒光的利齿。 绝望的战斗于10时30分打响。对于这场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搏斗，涅鲍加托夫已不抱任何希望。12分钟之后，“尼古拉一世”号上升起了一面用白色桌布临时改制的降旗。 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在望远镜里看到了那面白旗。他转身对东乡司令官说：“阁下，他们投降了。”东乡歪着脑袋思索了几秒钟：“他们的主机关了吗？”秋山拿起望远镜又仔细观察了一阵，看到“尼古拉一世”号烟筒喷出的浓烟逐渐变得稀薄，他再次回头：“关闭了。” 就在大家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再次出现一个小插曲。3100吨的巡洋舰“绿宝石”号突然全速逃跑，在日军的仓促炮轰中很快驶出日舰的射程之外。东乡下令第六战队负责追踪“绿宝石”号，主力舰队留下来接受俄军4艘大舰的投降。 “绿宝石”号并没有逃到海参崴，这艘军舰29日在靠近海参崴的圣弗拉基米尔海滩搁浅坐沉，船员炸毁军舰后，幸运逃回陆上基地，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头看看主角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旺盛”号主机受损，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转到了驱逐舰“大胆”号上，和另一艘驱逐舰“响亮”号一起逃向海参崴。随后，他们遇到了日本驱逐舰“涟”号和“阳炎”号。日本人的分工是由“阳炎”号负责追击逃跑的“响亮”号，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追丢了。“大胆”号一点也不大胆，它向“涟”号发出了“船上有伤员”的信号。狐疑的“涟”号舰长相羽恒三海军少佐觉得，在这种场合，哪艘船没几个伤员呢？于是，派塚本克熊中尉带人上船检查，他们在船舱里发现了重伤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中头彩了！ 就在对马海战一周之后，尼古拉二世向日本方面拍去了慰问电报，希望能向被俘的俄军官兵特别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转达。东乡平八郎破天荒地亲自出任了沙皇的信使，前去医院探望满身绷带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东乡念完沙皇的慰问电之后，一周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泣不成声，他竭尽全力坐起来行礼，答谢沙皇的宽容和知遇之恩…… 28日下午15时，掉队的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从南面姗姗来迟，接近了上午涅鲍加托夫宣布投降的海域。突然出现的俄舰吓了日本人一大跳，上村马上派出了“磐手”号和“八云”号，在两艘装甲巡洋舰的攻击下，40分钟后，“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沉入了日本海。 不是每个人的结局都如此悲惨。巡洋舰队司令恩科维斯特少将率领“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珍珠”号三艘巡洋舰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美军基地，随即被美军解除武装后扣留。“阿芙乐尔”号是必须逃出来的，要不怎么在今后成为炮轰冬宫的名舰呢？驱逐舰“快活”号独自逃走，驶入上海后同样被扣押。 那些辅助舰船也有喜有悲。“堪察加”号、“乌拉尔”号、“拉斯”号在27日沉没，“额尔齐斯”号搁浅，“高丽”号和“斯维尔”号逃入上海，医疗船“奥利约”号、“克斯特罗马”号被日军俘虏。最牛的是“阿娜德尔”号，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燃煤，竟然跨越印度洋，一口气跑到了马达加斯加。 一直到了28日傍晚，还有零星的战斗发生。17时50分，1885年服役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德米利特·顿斯科伊”号遭到日军为数众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围攻。这艘不屈的老舰像一头倔强的老牛，尽管被撕咬得鲜血淋漓，却一直坚持战斗到29日上午才沉入海底。 真正应该点赞的勇敢者是防护巡洋舰“钻石”号，它带领驱逐舰“英勇”号和“强大”号冲破了日本舰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于29日驶入了海参崴军港。 20世纪第一场大海战——对马海战——至此拉下帷幕。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之一。前文提到的迈克尔·兰宁《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一书中，对马海战排在第三十四位。 俄军战死人数达到5000多人，被俘6142人，突出重围的只有3000人左右。日军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其中1艘还是自己触礁沉没的，阵亡117人、伤587人。从此以后，俄语中的“对马”就变成了“滑铁卢”一样的代名词，5月27日也就此成为日本的海军节。37年后的这一天，山本五十六亲率联合舰队出征中途岛，最后折戟沉海。 对马海战的结局震惊了世界。自19世纪末开始众说纷纭的所谓“黄祸论”，至此终于有了定论。世界第六战胜了世界第三，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日本人赢得了看上去不可能取得的辉煌胜利，谁都看清楚了日本挑战世界的实力。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在面对反战派提出“美国实力太强不可能取胜”的质疑时，东条英机的话就是：“当年我们不是也战胜了看起来不可能战胜的俄国人吗？” 在一次海军大学的课堂上，学生向授课的佐藤铁太郎提出了一个问题：“日俄战争我们的胜因到底是什么？” 佐藤铁太郎沉思良久后回答：“40%是运气。” 学生接着发问：“那剩下的60%呢？” “还是运气！”佐藤铁太郎这次回答得斩钉截铁。 佐藤铁太郎随后对两部分运气进行了精辟的解释：“前面40%的运气是纯粹的运气，比如马卡洛夫司令官刚上任就触雷身亡，黄海海战那一炮不偏不倚就正好击中‘皇太子’号的司令塔等，发生这几件直接影响战局的事件，仅仅是单纯的运气。后面60%的运气是俄国人失策或是日本人努力得来的运气。不管怎么说，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确实运气很好。”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战队装甲巡洋舰“日进”号上，一个刚刚从“海兵”第三十二期毕业的21岁海军实习少尉就在黯然神伤，尽管之后他领到了350日元奖金和一枚六等功勋旭日章。在5月27日的大海战中，“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先后被俄军的两发305毫米和一发234毫米炮弹击中，死伤近百人。其中19时中的那一炮，不但炸掉了“日进”号前主炮的左炮，也把担任舰长传令兵的实习少尉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炸得不翼而飞。少尉同时身负重伤，左腿被弹片削去巴掌大一块肉，左手也失去了两根手指。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两根。日本海军规定，缺少三根以上手指的伤员必须退役，少尉因此才有幸能够继续留下。少尉也是个风流情种，之后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日本艺伎在为客人修指甲时，价格是一根手指一毛钱，由于少了两根手指，少尉可以少付两毛钱，因此落了个“八毛钱”的雅号。这个当时的海军实习少尉，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打了胜仗，庆功宴会自然少不了。明治天皇特意在皇宫御花园举行了一个露天晚会庆祝胜利。皇宫花园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天。摆了二三百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从旅顺缴获的俄国香槟酒。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自然是宴会的头号风云人物。吃一顿没啥意思的饭，本不属于此处讨论的范围，但宴会上发生的两件颇有意思的小事，可供刚看完紧张战斗的读者一乐。 其一，面对与会众人铺天盖地的马屁之声，一向沉默寡言的东乡平八郎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从腰间摸出自己的印章示与众人，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个王阳明，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守仁。今天，他随着当年明月的名作《明朝那些事儿》迅速走红。现今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都会有介绍他的书籍。不算被借走的两本，老酒的书架上还有三本。 其二，由于是日本大胜，庆功宴会自然要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各国海军军官来参加，以彰显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受邀者自然也包括当时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俄亥俄”号战列舰。舰上美国的高级军官对参加这种纯粹听日本人吹牛的宴会不感兴趣，于是就让六名年轻军官应付差事，顺便混个肚儿圆。不太清楚原因，美国这六个小伙儿还迟到了，只好坐在靠近出口的位置上。宴会临近尾声时，东乡平八郎大将准备离席退场。“俄亥俄”号上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水兵乘着酒兴，决定邀请这位大名鼎鼎的日本大将与他们一起喝酒。这突发的奇想来自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德裔青年，这个小伙子也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拦截者。这不啻为一个大胆的念头，大将或许会对他们的冒失感到不快，更可能不接受邀请。出乎预料的是，兴致很高的东乡大将愉快地接受了美国小伙子的邀请。他与大家一一握手，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并和大家一同碰杯。 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两位史上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举杯共饮：一位正如日中天，另一位则旭日初升。 东乡平八郎绝对没有想到，面前这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将在40年后埋葬他手下的那支无敌舰队。这个当时只有20岁的小伙儿，就是后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朴次茅斯和约：埋下仇恨的种子 朴次茅斯和约：埋下仇恨的种子 对马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回俄国，举国哗然。宫廷值班侍卫雷泽夫斯基将军第一时间向尼古拉二世通报了这一噩耗。身穿海军中校军服的尼古拉二世面带微笑地听完了汇报，随后慈祥地问雷泽夫斯基：“天气真好，明天您想不想去打猎？”半个小时后，雷泽夫斯基发现，尼古拉二世竟然拿着气枪在后花园聚精会神地打鸟。 当天晚上，在圣彼得堡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剧院的贵宾包厢里，坐着已经被解职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舞台上正在演出芭蕾舞剧，主演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挪用海军经费包养的情妇、法国芭蕾舞演员艾尔莎。剧院里所有人连同其他包厢里的沙俄贵族都发出了阵阵嘘声：“从俄国滚出去！你身上佩戴的不是钻石，而是我们沉没的巡洋舰和战列舰！” 战场上的失败导致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6月27日，俄国黑海舰队两艘战列舰上的水兵发动了武装起义，沙皇的统治岌岌可危。从1905年1月19日开始，尼古拉二世已经不敢在圣彼得堡露面。远东战争再打下去，俄国爆发革命已势在必然。俄国的两个邻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甚至已经联合制订作战计划，一旦俄国爆发革命，双方联手帮助沙皇进行镇压。 和甲午战争的后期相似，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日本也早已精疲力竭。对于日本来说，独占朝鲜和将俄国势力赶出南满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到1905年8月底，日本在满洲的军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37000人，相当于其常备军力的150%。为了满足前线的需要，日本已经将征兵的年龄由32岁延长至37岁，动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很多工业企业因缺乏劳动力已经缩减生产甚至停工。在农村，由于年轻人很多奔赴战场，出现了大量的农田荒芜。其间深感无奈的明治天皇曾作诗感慨曰：“男儿意志刚，纷纷踊跃上战场，国事应共当。留下庭院寂无声，可怜孤老耕作忙。” 前线作战部队的反战情绪也开始不断出现。整整一个联队的士兵拒绝进攻，只得把他们撤下来修路。令人庆幸的是，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还不算很深，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和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都坚决主张停战，立即谋求缔结合约。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和事佬恰如其分地出现了。1905年6月8日，美国驻俄大使迈耶和驻日大使格里斯科姆分别向两国的外交部递交了劝告媾和的照会。两国也很识趣味，日本当天就答应了美国的请求。两天后，6月10日，俄国也照会美国愿意接受美国出面进行调停。 像十年前谈判前占领澎湖列岛一样，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日军于7月1日派兵在萨哈林岛登陆，并于7月31日占领全岛。日本已经深刻理解并践行了“掠夺者有权占有已夺得之物”的道理。 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日俄双方都在争取对自己相对有利的“主场”。俄国建议将谈判地点选在盟国法国的巴黎，日本则建议在离自己很近的中国烟台。但是美国不愿意，想谈判，那就都到我这儿来，至少吃我的，住我的，还能挣俩饭钱和店钱。最后，和谈的地点选在了美国的朴次茅斯。 一直置身事外的清廷也不甘于只当朴次茅斯和谈的看客，曾经对日、俄及其他国家发出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扯大清国的内容，凡未经与大清商定的一概不予承认。清廷还提出参加会谈的要求，立即遭到日、俄的断然拒绝。双方在和谈期间，根本无视清廷的存在。 日本原来准备派出的谈判代表是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伊藤深知，这次谈判的难度肯定远远大于10年前和李鸿章的谈判，于是以“因病不能做长途航海旅行”为由婉拒。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派出了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身材矮小的小村寿太郎因狡黠机诈，有“鼠公使”之称，以前留美期间曾经是老罗斯福的同学，老同学见面好说事。 俄国代表起初选定的是俄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听到消息的两个人马上学习伊藤博文装病。已经赋闲在家的前财政大臣维特无奈重出江湖，去收拾当年和李鸿章面临的类似烂摊子。 运动员搞定出场，裁判长就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历史上称为老罗斯福。就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美国的那个小罗斯福的叔叔。 谈判漫长而持久。从1905年8月9日到9月5日，日、俄双方进行了十轮会谈。和谈的焦点就是割让萨哈林岛和战争赔款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罗斯福开始和稀泥。他的方案是俄国割让南萨哈林岛而日本不用赔款，这样对美国才最有利，既可以让俄国今后不再涉足远东，又可以避免日本利用赔款迅速强大，反过来威胁美国。 日本在战争中消耗巨大，坚决要求赔款不放松。同样打了败仗的尼古拉二世却比当年的大清有出息得多，当即声称“一寸土地和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日本黄猴子”。8月18日，第七次会谈之后，气急败坏的小村寿太郎甚至已经回宾馆结账退房：老子不谈了，回去咱们接着打！ 俄国的谈判代表维特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对于俄国来说，继续战斗下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于是耐心劝说尼古拉二世一定要接受让步。在老罗斯福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劝说下，尼古拉二世终于在8月26日同意割让南萨哈林岛，但是钱还是免谈，一个子儿都不给。 事实上，日本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8月28日，日本内阁电令小村，即使放弃割地、赔款，也要尽快实现媾和。8月29日，在第十次会谈上，日本不再要求赔款，双方开始草拟合约文本。 1905年9月5日14时，日、俄双方在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办公大楼签订了著名的《朴次茅斯和约》。合约共15条，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朝鲜享有特殊权利，俄国从满洲撤兵，转让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割让南萨哈林岛等。持续19个月的日俄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和中国甲午战争后的情形类似，日俄战争12年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亡国。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皇后、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连同仆人，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唯一的儿子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4岁。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可日本这边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整个日俄战争，日本军费支出高达18亿6000万日元，战争导致日本的国债从战前的6亿一下子上涨到24亿，仅每年支付的利息就达到1.1亿，国民人均税负从1903年的5日元升至10日元，翻了整整一倍。比照上次甲午战争日本获得的巨大收益，日本民众认为，日本至少要获得俄国全部萨哈林岛、海参崴、滨海省和堪察加半岛等土地，赔款数额最少不能低于20亿日元。 日本一个所谓的“七博士集团”，之前就提出了一个媾和方案：赔款30亿日元，割让包括萨哈林、堪察加在内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区。所谓“七博士集团”，是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户水宽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中村进午。这七位全是留学西方的海归博士，故称为“七博士”。 谈判前线传回的消息让日本国民大失所望。除了因为赎回战俘让俄国人拿出来的45967620卢布12戈比（约合3067万日元）的住宿费、伙食费外，战争赔款一分钱都没拿到，搞了半天，这仗是白打了。1905年9月5日，就在《朴次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3万东京市民缠着黑纱集会日比谷公园，要求废止这一“耻辱”的和约，继续对俄作战。 与会群众和试图阻挠大会的警察，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狂热的市民捣毁了国民新闻报社。由于传闻此前曾经劝告天皇“见好就收”，内务大臣清浦圭吾的官邸也被付之一炬。混乱持续到次日，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东京戒严，随后出动军队镇压。骚乱中，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被烧毁或损坏。骚乱者被捕1700余人，后起诉308人、判刑87人。很快暴动从东京蔓延到大阪、横滨、神户等城市，反媾和运动波及全国各地。这场政治风暴直接导致主张签署合约的桂太郎内阁倒台。由于这次媾和是美国斡旋的，日本民众认为美国肯定偏向了同为白种人的俄国。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人已成为日本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仇敌。 透过这一事件不难看出，对于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日本民众所关心的只是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可能对别国造成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辨是非的极端民族主义，自然纵容了当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他国伸出掠夺之手。 “七博士集团”的出现也具有特殊意义，从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已经堕落。甲午战争开始前，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思想界精英分子是坚决支持战争的，他们认为那是一场争取朝鲜独立的“义战”。当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以后，这些人立即改变了看法，认为那只是一场“不义战”和“掠夺战争”，从而否认甲午战争。而现在，扩张和掠夺已经成为日本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标。 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日本还是在这次战争中收益颇丰。战后不久，1910年8月29日，日本宣布吞并朝鲜，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从俄国人手里抢到的南满也成为今后侵略中国的基地。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真正跨入了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战后不久，西方各国纷纷取消之前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驻日使节提升为大使级，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日益强盛。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除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白人第一次被有色人种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希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可悲的是，在日本军队中也开始产生所向无敌、急躁、冒进的情绪。日本军人从此认为，所有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外交家从此被视为无用之物。谈判期间身患流感，发着40度高烧的小村寿太郎回国之后，被冠上“卖国贼”的称号。随着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一系列“军神”形象的不断涌现，日本军人阶层开始被国人奉若神明。武夫干政逐渐开始并不断深化，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老罗斯福，他因此获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后来的结果却令美国大失所望。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反，日本随后在朝鲜和南满推行了极端的“关门”政策，导致美国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战后不久，原来敌对的俄国和日本也开始共同密谋对付美国。1907年7月30日，俄、日秘密签订协约，划分两国在外蒙古和满洲的势力范围，共同反对美国企图插足满洲的企图。一向自认为聪明的美国，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的海军实力从1903年的世界第三位，一下子跌到1905年的第六位，日本则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仅仅排在英、法、德之后。就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日本海军就开始了新的打造“八八舰队”（八艘战列舰、八艘装甲巡洋舰）计划，陆军也提出了扩军至100万人的目标。放眼远东，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被日本打败，这庞大的军事力量要去对付谁呢？ 谜底很快揭开。1907年4月19日，日本通过了“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美国首次成为日本的假想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 20世纪的前50年，注定要成为最令人难忘的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纪录不但空前，也肯定绝后，未来不大可能在半个世纪内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位历史学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究竟使用什么武器不敢断定，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却可以提前确认，那就是原始的石块、木棒和拳头。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从规模、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等方面，均逊色不少，主战场也基本局限于欧洲。涉及亚洲、俄罗斯远东以及太平洋地域的战事，其规模以及对主战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讨论的主题，此处只简略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有关的部分。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续沿着明治维新确定的方向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在中国，尽管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体，但实际上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时期。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英、法、俄、德、美等西方列强都被这场人类空前的战事缚住了手脚，无暇东顾。大家都希望此时在远东地区能够维持现状，确保自己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这一地区的唯一强国日本自然成了大家纷纷示好的对象。法国为了确保东南亚一带殖民地的安全，始终不敢反对日本的扩张野心。俄国最担心日、德联合让其腹背受敌，因此也极力拉拢日本。美国对于日本试图独霸中国极为不满，但美军还没有能力跨过太平洋同日本面对面较量，每当美、日矛盾激化之际，美国总是以妥协退让告终。英国对日本扩张虽有戒心，但两国之前早已结成同盟，在东亚问题上经常是沆瀣一气，互相利用。总之，日本在远东虽然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表面上甚至事实上并没有强大的竞争者。 远东地区一时形成政治、军事上的真空状态，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这对于已经近10年没有打仗，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来说，不啻天赐良机。日本朝野上下为此欣喜不已，狂热的扩张欲望奔泻而出，“欧战机会论”的思维，无论在政界，还是军界，都占据主流地位。日本政坛元老井上馨在写给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就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时代之天佑，日本必须立即举国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山县有朋则强调：“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 此前，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已因尿毒症“驾崩”，皇太子嘉仁即位。嘉仁以《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一句改元“大正”，成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正处于相对平稳的大正时代。 瞌睡的时候，马上就有人递上枕头。作为协约国的英、法、俄一方，立即试图利用之前续签的《英日同盟》将日本拉到协约国阵营内，参加对德、奥等同盟国的作战。1914年8月3日，英国决定对德作战。8月4日，英国对日本表示：“如果战斗涉及远东，香港和威海卫如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一定会给以援助。”同一天英国对德宣战。8月7日，英国正式要求日本海军搜索并歼灭在南中国海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海军舰只。 作为同盟国的德国，此时占据着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湾，早已成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大业”的绊脚石。与日俄战争类似，虽然总体国力上德国强于日本，但在远东的局部却是日本稳占上风。德国的主战场在欧洲大陆，此时对于海外属地根本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德国守军根本没有从本国得到救援的希望，完全变成了日军的香饵。日本当即决定抓住这一大好机会，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借口，拉开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序幕。 无独有偶，此时远在欧洲的德国也同样对日本有所期待。根据当时在日本驻柏林使馆工作的重光葵回忆，10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给德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德国人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日、德两国是反击俄国的天然盟友，德国人甚至痴想有一天“日本会从背后突然进攻俄国”。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向日本交割胶州湾，并限8天内做出答复，若迟至8月23日未接到满意答复，将“任由事态自行发展”。随着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的到来，日本顺理成章地对德宣战。这可能是日本人唯一的“先宣后战”。对于德国人而言，日本人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为“现实的敌人”。德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和热忱也在一夜之间被怀疑与冷漠替代。为了避免德国人的敌意与攻击，当时在德国的许多日本人，不得不在胸前别上中国国旗，冒充素来为他们所鄙视的中国人。 对付德国远东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根本无须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那样花很大的力气。这次日本派出的海军是第二舰队，舰队司令加藤定吉海军中将。陆军是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神尾光臣陆军中将，下有兵员23000人。英国也不能光说不练，象征性地派来了陆军2000人，外加战列舰和驱逐舰各一艘配合日军对德国作战。 尽管8月23日已经宣战，但直到8月27日，日本舰队才开始出动封锁青岛港。由于很清楚青岛根本没有守住的可能，此前由施佩海军上将指挥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都已离开胶州湾，在浩瀚的大洋上开始了“破交战”，留在青岛的只有两艘轻巡洋舰和一些可以忽略的小炮艇、鱼雷艇，陆上兵力也只有海军陆战队700人和陆军3000余人。两相对比，强弱分明，战事未开，胜负已定。日军甚至在出发前就已经给德国士兵准备好了战俘营。 1914年8月27日，到达青岛附近海域，日本第二舰队迅速封锁了青岛海面。陆军第十八师团在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的带领下，于9月2日驶抵龙口附近海域，次日开始登陆。奇怪的是，以德军为攻击目标的登陆日军，不是直指青岛而去，而是沿山东铁路西进，欲扩大占领区的意图昭然若揭。尽管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中立，划定山东半岛潍县以东为特别行军区域，允许日本军队通行，但日军根本置之不理。袁世凯政府对于日军超过划定“作战区”一再交涉，提出抗议，皆无结果。日军先头部队山田支队先后占据黄县、莱州、平度、胶州等地，直抵即墨，随后沿胶济铁路向潍县以西进犯。十八师团主力登陆后，于9月19日到达即墨，崛内支队于9月18日开始在崂山仰口湾登陆。9月23日，英军两个营也在崂山湾登陆。9月26日，西进的金泽支队占领潍县车站，控制了胶济铁路。日、英联军完成了对青岛德军的包围。 10月31日，日、英联军对德国守军发起了总攻击，战斗持续了6个昼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电令德国青岛守军，坚守“战至最后一人”。11月6日，德军弹药全部告罄，日军攻占了德军中央阵地。11月7日，德军残部挂白旗宣告投降。11月10日，神尾光臣中将与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举行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移让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远东的唯一战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场几乎被遗忘的战斗，也许意义仅仅在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罪恶源的德国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曾经互掐过脖子。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和德军都开始在战斗中使用飞机。德国人只有一架用于侦察的飞机，而日本人将一艘在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商船“若宫丸”改造成了水上飞机母舰，四架飞机除了侦察，还参与对德军阵地和舰艇的轰炸。这应该算是日本航空兵的处女秀吧。 日本以对德作战为借口占领了山东半岛。1914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向日本提出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的要求，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第二次提出撤军要求。日本不但没有撤兵，反而不断地往山东增派兵员。攻占山东并不是日本参战的最终目的，小小的山东半岛也无法满足日本人的大胃口。前文提到的“特工英雄”明石元二郎这时候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次长，他在写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中就说道：“胶州湾问题不过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而已。”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拜访了袁世凯，递交了名为“二十一条”的秘密文件，要求北洋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其中第五条尤其关键，要求在中国政府的军事与财政部门设日本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日本垄断中国军队的武器供应等，企图将中国全国的军队、警察、财政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作为一个保护国来对待。如果答应这些条件，中国就如之前的朝鲜一样，逐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最终被吞并。当这个条约摆在袁世凯面前时，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后来如此描述，袁世凯对日本顾问“以颇为愤慨的语气说道，日本应以平等友邦对待中国，为何常待之如猪狗、如奴隶”。 乱世枭雄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前李鸿章大人的“以夷制夷”。他让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故意将日本要求严加保密的内容透露给西方各国，得到消息的美、英、法对日本此举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不过日本很清楚，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根本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干预此事，所提的抗议也不过是吆喝吆喝而已，因此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甚至变本加厉地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对外求助无门的北洋政府也竭力据理力争。在日本大兵压境、求助西方列强未果的情况下，最终，北洋政府被迫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第一条至第四条的要求，即后来的“民四条约”。双方于5月25日完成签字。悲愤交加的袁世凯下令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是为“五九国耻”。一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民四条约”中的特权才被彻底废除。 解决了驻山东的德军之后，日本打着应英国邀请的旗号先后组建了“第一南遣支队”和“第二南遣支队”，名义上是对付战争开始从青岛逃跑，进行破交战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保护从澳大利亚通往欧洲的交通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真正的目标是德国位于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早在战前，日本就针对“南洋诸岛”进行了充分的军事、经济调查工作。自1918年8月开始，在西太平洋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海军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就以几乎和平接收的方式占领了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地方都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双方角力的主战场。 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军事、政治与经济扩张紧密配合。在占领这些岛屿后，日本立即在当地设立统治机构并大批移民。1922年，国际联盟将这些岛屿交由日本“托管”，日本政府随即在当地设立了“南洋厅”，还成立了“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到20世纪30年代，当地居住的日本人已超过10万人。 需要提出的是，这些当时看似不很起眼的群岛在军事上意义重大，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防御圈的突然扩大，也意味着进攻出发点的前移。这些群岛正好位于美国从夏威夷到关岛再到菲律宾连接线路的两侧。两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大人物对此都有充分的警觉，海军战略家马汉告诉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日本占领德属岛屿将意味着他们在中太平洋取得了战略优势。 战争开始后，由于欧洲战场压力日益沉重，英、法、俄等协约国多次要求日本派遣陆军加入欧洲战场。日本对欧洲战场“绞肉机”般的残酷早已心知肚明，始终不愿直接派陆军助战。这种光说不练的做法，引起了英、法等国的强烈不满。 由于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战争开始之后，英国海军部就向日本租借了大量商船，用于从远东或澳大利亚向欧洲运送部队、物资和中国劳工。为了缓和与盟友的关系，日本还向印度洋派遣了一支小型舰队为英、法等国的商船队护航，但一般只护送到苏禄海或者荷属东印度一带，最远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英国多次请求日本扩大护航范围，向大西洋和地中海派出主力舰队，日本同样没有答应。1916年年底，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杰里科海军上将在写给贝蒂海军上将的信中曾经说：“由于日本和美国互相憎恶，日本海军把主力部队都留在太平洋向美国示威，因此开战以来，日本海军对英国海军的帮助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 1917年之后，德国对外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给英国的航运造成了致命打击。杰里科海军上将向日本提出了租借“金刚”号和“比叡”号战列舰的请求，遭到日本断然拒绝。但应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开始前往地中海、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等区域对协约国的船队进行护航。至战争结束时，日本护航舰队共护送了788艘协约国船只，人员约70万人。日本海军在欧洲海域一直待到1919年5月才回国。英国马耳他总督曼瑟恩勋爵在送别日本舰队的欢送仪式上甚至高喊：“愿上帝保佑这段鲜血凝结的友谊！”可惜短短20年后，这鲜血凝结的“友谊”就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 在远东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西伯利亚干涉”。1917年11月，俄共夺取了政权，第二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布尔什维克政权，西方列强肯定要加以干预。英国与法国决定武装干涉苏俄革命，支援俄国白军重新夺回政权，以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于深陷西线战场无力顾及远东，英、法积极拉拢美、日等协约国成员派遣军队干涉俄国。 1918年8月，由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以及中国北洋政府联合派出的协约国军队开始在海参崴登陆。相比于其他国家装装样子派出的几百或数千人，日本竟然派遣了7万军队参加此次行动，数量之多，令其他协约国大惊失色。到1918年11月，日军控制了俄国远东所有港口以及西伯利亚铁路自赤塔以东的沿线城镇，扶持沙俄将军谢苗诺夫组成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0年6月，美、英等国军队陆续由海参崴撤出，就剩下日军依然赖着不走。1920年11月，日本扶持的谢苗诺夫傀儡政权倒台，日本转而继续支持在阿穆尔河到太平洋沿岸的阿穆尔沿岸临时政府。随着苏俄红军的进攻，以及英、美对日本觊觎西伯利亚的担忧，同时迫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日军只好在1922年10月全部撤走，同月，苏俄红军收复海参崴。 在这次干涉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日军有5000人阵亡或病亡，战争成本达到了9亿日元。最后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可谓得不偿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将俘虏的几十万关东军统统拉到这片荒野上，结结实实干了多年的苦工，也算是日军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争期间，北洋政府多次提出参战请求，甚至表示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欲借机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然而请求遭到英国的拒绝。日本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将妨碍日本攻占青岛，进而控制山东的图谋。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后来中国多次要求参战，都因日本的坚决反对未果。 1917年，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也受到了威胁。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看到参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借机于2月3日与德国断交，并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还号召“中立国和美国采取同一行动”，有钱人说话就是不一样，于是，出来助拳的国家争先恐后涌现，中国、巴西、希腊、古巴等12个国家先后加入了协约国阵营。 其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拜访黎元洪和段祺瑞，说服中国和德国断交并希望采取一致行动。这次日本态度大变，竟然大力催促中国与德国断交参战。其主要原因是袁世凯已经去世，中国政府实际上掌握在亲日派的段祺瑞手中。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通过段祺瑞增强其在华势力。再者，日本之前已经获得西方列强的许诺，由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赞成中国参战可以换取列强对此事的进一步承认。 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9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愿意派兵到法国参战。由于日本没有向欧洲战场派去一兵一卒，因此也不想让中国派兵抢了风头。在日本的极力阻挠下，中国最终没有能够派兵参战。 好歹人家日本还派了海军去护航，中国没有派出兵力，因此被称为“宣而不战”。协约国方面有人嘲讽中国“参战不力”，是“理论参战者”。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更是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前后都成他说的了。 但中国确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做出过贡献。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募工合同，14万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的中国劳工被派往欧洲，从事后勤、建筑工事、清理道路、修建桥梁、抢救伤患等工作。后来大战变成堑壕战之后，他们开始协助挖掘壕沟，有名有姓死在战场上的华工就有9900人，总计有20000多人死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此外，中国还为协约国送去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这些难道就不算贡献吗？从后来巴黎和会的结果而言，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是一个屈辱的参战国和战胜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就结果而言，美、日都称得上大赢家。美国1907年到1911年的国民收入只有289亿美元，到了1917年到1921年就猛增到703亿美元。1914年，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额只有8.25亿美元，仅仅两年之后的1916年就攀升到32.14亿美元。战前美国还有3.2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战后却一举拥有了100亿美元的债权，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欠下了美国的债务。战后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也从1913年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150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大为增加，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美元，到1930年更增加到45亿美元，世界黄金储备的40%都到了美国人手里。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英镑地位下降。大战也促进了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军工业发展极快。美国作为世界新霸主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 日本无疑也是获利者之一。由于欧洲处于战火之中，使得欧洲各国原来输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品几乎完全被日本取代，等于日本借机抢占了市场。同时，日本还拿到了来自欧洲交战各国的大批军需品和生活品订单，出口量大增。1914年，日本的出口额还不到12亿日元，到了战争结束之后的1919年就猛增到43亿日元。黄金储备也从1912年的3.5亿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20亿日元。日本从战前一个12亿日元的债务国一下子成为一个28亿日元的债权国。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大洋彼岸的两大新兴暴发户都互相盯住了对方。 战争打完了，打赢的一方肯定要在一起开个会总结庆祝一下，顺便批评和教育一下打败的，制裁和罚款那更是不在话下。在随后召开的分赃会——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要求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而被战败国在之前抢走的东西乃天经地义，但由于日本的野心和强烈反对，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起来。 英、法、意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美国却不赞同，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的断然拒绝，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最后被否决，国内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最终没有敢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讨论的只是欧洲的有关问题，为协调各国在亚太地区的未解决矛盾，才有了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到了那次会议才得到解决。 经济大佬美国早就想尽可能多地参与一些国际事务，但实际上主宰巴黎和会的主要是英、法两国。论经济能力，美国早已是世界第一，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还略显稚嫩。海军没有英国强，陆军没有法国强，以前不爱管事，真该管事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管。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对美国这个新来的暴发户处处排挤，这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在会议上，美国方面无论是总统威尔逊本人，还是其他代表团成员，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主张。在中国的要求被大会拒绝以后，美方代表团曾经全体离场以示抗议。当时中国因此一度对美国颇有好感，威尔逊总统也因此成为当时国人比较敬佩的“世界大人物”之一。在中国进步青年当中，威尔逊的威望仅次于列宁。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个今后要多次提到的名词“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在巴黎和会上宣布成立的。组建这一国际组织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这真是一个办好事的机构呀！美国总统威尔逊是成立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当时美国“领导世界”的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在与英、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失败，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美国最终并未加入国际联盟。所以，实际上国际联盟为英、法所操纵。 国际联盟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宣布加入国际联盟。虽然在鼎盛时期国联成员国曾达到58个，但在其存在的26年中，基本没有发挥什么明显的作用，到最后形同虚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终于被今天的联合国取代。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解散，其所有财产和档案移交联合国。 简单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大元凶国家在国际联盟中的出色表现。 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由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受到谴责，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意大利也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后来同样因为侵略埃塞俄比亚受到谴责，1937年12月12日宣布退出。德国于1926年9月8日加入国联，后英、法要求其限制军备，引起希特勒强烈不满，德国于1933年9月19日退出。 前面出场的德、意、日，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阵容的三大主力选手。这三家好歹还算主动退出的，还有一位仁兄的结局更出人意外。苏联于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后因攻入波兰，于1939年12月14日被开除。 小时候在老家读书，经常和小伙伴争论谁的官最大。有人说俺是公社书记，有人马上说俺是县长，接着就是省长、国家主席，当时老酒来了一句“俺是联合国主席”，所有的人都闭嘴。联合国主席多厉害呀，谁都得听他的。不过后来懂事了才知道，联合国根本没什么主席，只有秘书长。这个秘书长说话也基本没人听。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会费都收不上来。 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面看，和平已姗姗来到，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风平浪静。随之而来的，就是列强各国为角逐海上霸权所掀起的军备竞赛。美、英、日三国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竞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憋了一肚子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的地步。美洲大陆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东西拱卫，在美洲又没有谁敢打美国的坏主意，因此美国决定率先发展海军，其仰仗的就是自己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早在1916年8月，美国威尔逊总统就宣布，在3年内建造10艘超级无畏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打造一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造舰计划。此举也等于向世界海军霸主大英帝国发出了挑战书。威尔逊曾经这样说：“我想再去参加和平会议时，往口袋里塞进所有能装下的武器以赢得公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消耗的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是力不从心。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世界老大当然丢不起面子，英国立即不甘示弱地提出，要建造4艘超级战列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话说得似乎铿锵有力，但底气已明显不足。此时的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再也不敢提保持海军的“两强”（即海军力量要超过排名第二、第三之和）优势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样发了横财的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也雄心勃勃地大力推进早已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即建立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后改为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强大舰队，还提出主力舰每八年要更新一次。 有红花也就会有绿叶，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竞赛行列。一时间，各大海军强国的造船厂内叮叮当当、人声鼎沸，好一派繁忙景象。大家你造一艘，我造两艘，从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悄然兴起并愈演愈烈。 牛好吹，活难干。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发杆枪就能上阵，水兵的脚下是甲板不是陆地。一定程度上说，打造海军跟烧钱差不多。时隔不久，大家都逐渐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伴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各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大增，财政纷纷捉襟见肘。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腾得财力匮乏的英国首先就奉陪不起，现在硬撑着加入军备竞赛真是苦不堪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但国力最弱的日本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实施“八八舰队”计划，对海军的拨款已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1/3以上。美国虽然财大气粗一点，但要真正压倒英、日也绝非易事。况且作为民主国家，来自国内民众的反军备压力巨大。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陷入了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21年7月，美国总统沃伦·哈定正式向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发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邀请，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限制海军军备；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的秩序问题。为此，除由九国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设立了由美、英、日、法、意五国组成的“缩减军备委员会”和由九国组成的“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委员会”。看上去，来的国家不少，真正说了算的不多。会议实际上是在美、英、日三国的操纵下进行的。 参会各国为了在会议上争得对己有利的条件，可谓煞费苦心。前文提到，日本1907年出台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除了将美国作为假想敌和打造“八八舰队”两项主要内容，还有一项就是：在战略上按照美国海军70%的标准保持实力。 有关日本海军必须保持在美国水平70%这一数据，是1907年由日本海军两大战略家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计算的前提是，入侵的敌军舰队需要比日军的防守舰队拥有至少50%的优势，才有可能打赢战争。如果日本海军有美国70%的实力，相应地也就是美国有日本143%的实力，美国就不能确保对日本进行一次成功的进攻。如果日本只有美国60%的实力，则相应地，美国就有对日本166%的优势。日军如果按照70%的比例和美国开战，秋山认为日军获胜的概率在50%左右。佐藤则稍稍乐观一些，他认为日军稍占上风。综合结论是没有70%就没有绝对的安全。也就是说，60%和70%之间，仅仅是10%的差异将决定未来战争的最后胜负。 这一理念逐渐成为日本海军的共识：70%是最低安全指标，攻不足则守有余。为了验证这一数据，日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兵棋推演和海上操练。我们之后多次要提到兵棋推演。1902年，秋山真之到海军大学任教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入美国先进的“兵棋推演”。可以说，70%这个数字折磨了日本海军足足30年之久，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 但这个70%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军的进攻必须从珍珠港出发。如果美国在关岛和菲律宾建成了大型海军基地的话，这个70%对于日本就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大洋彼岸那个最伟大的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的恩师马汉也认为，菲律宾距离珍珠港是3000英里，如果美国舰队从珍珠港出发，途中受到磨损、船底污泥、沿途敌人的侵扰、官兵士气不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每前进1000英里，战斗力就会下降10%。等到了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就只剩下70%的战斗力和日本交锋，只能有“成败参半的机会”。高手不愧为高手，师徒也可谓是心灵相通，隔那么远都能想到一起。 日本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准备，从1919年6月就已经开始，其主导者就是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他就是日俄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关键时候曾经带领参谋把受伤的东乡平八郎抬进司令塔内。我们之后称为“大加藤”。从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开始，直到他担任首相的5届内阁，共7年1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或兼任海军大臣，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居第二位，仅次于斋藤实海军大将。难得的是，大加藤被誉为日本海军中最杰出的“将军政治家”，后来甚至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海军中唯一的政治家。英国人也称他为“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政治家”。 大加藤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作为“八八舰队”的主要倡导者，视野开阔的大加藤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等诸多因素以及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现实需要，希望能够停止危险的军备竞赛，以此避免将来可能与美国的战争。作为一名温和派的海军官员，在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通知时，头脑清醒的大加藤认为这不啻一个“天赐良机”。 大加藤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内阁首相的全力支持。当时任首相的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原敬成功地以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政治，他主政的年代成为日本“大正民主”的象征。原敬认为在战后国际社会中，与英、美特别是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减少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他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的基本政策，甚至表露出归还山东权益的意愿。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始终坚持“政治应高于军事”的原敬认为大规模扩军是无益的，美国总统哈定呼吁召开裁军会议，正好给了原敬一个很好的台阶。 原敬当即对美国提出的裁军提案表示欢迎，同时认为，只有从海军实力派人物加藤友三郎出马才能说服海军方面接受可能签订的条约。由于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原敬首相肯定会无条件地支持大加藤。会前，原敬曾经向大加藤承诺，让他不要受任何国内政治派别的影响。可惜的是，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一周的11月4日下午19点多，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铁路搬岔工中冈艮一刺杀，成为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位被暗杀的首相。不辱使命的大加藤最后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条约的签订，出色地完成了原敬交给的任务，也算告慰了原敬的在天之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原敬和大加藤那样的觉悟。日本代表团的首席海军顾问就是海军大学校长加藤宽治海军中将，我们之后称之为“小加藤”。小加藤是“海兵”第十六期的首席，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作为一个纯粹的海军军官，小加藤强烈反对缩减军备。尽管当时职位并不太高，但小加藤代表的却是海军内部人数众多的反裁军队伍。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加藤、小加藤分别代表了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待日本国防问题的小加藤素以强硬著称。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他不是那种会耐心等柿子熟透掉下来，而是等不到柿子成熟就会一竿子打下来的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上武士”。与大加藤的理性和冷静相比，小加藤可谓是性情中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说小加藤是一个“头脑简单和冲动的人”，铃木贯太郎对小加藤的评价更绝，“任性、冲动、很难对付”。小加藤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军人干政”的危害性。后来的历史证实，正是这个莽夫用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日本海军一步一步地带到了珍珠港。 能有如此“作为”的小加藤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他认为：“日美海军为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以及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宝库’引发的经济战，必然最后导致日美海军之间的争霸战，而持久战对日本是不利的。美国工业实力雄厚，平时没必要保持庞大的军备，即使使用与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备兵力，仍能在战争爆发后及时扩大生产扩充舰队来保持安全。而像日本这样在资源和工业上都居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不拥有强大的常备兵力，一旦危急就会无所依靠。”小加藤对70%立场的坚持已经超越了军事层面，其根源在于其“军备平等”和“国家荣誉”的概念。他声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本应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军备，保持70%已是最大的让步，这已经损害了日本的“国格”。 1921年11月12日，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独立纪念馆，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规范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会议胜利召开。近千名来宾济济一堂，各国代表、顾问、外国使节太太、国会议员和其他客人挤满了包厢。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格的外交会议。 为了渲染和平气氛，会场内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u”字形的会议桌，桌上覆盖着绿色的台布。大会选举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休斯为大会主席，美国海军的首席顾问就是当时只有39岁的海军部长助理，后来的总统罗斯福。此时的罗斯福并不显山露水。 会议开幕第一天，美国就先发制人，国务卿休斯率先抛出了一个早已谋划好的有利于美国的限制海军军备方案： 一、一个为期10年的“海军假日”，所有国家停止建造主力舰； 二、以主力舰总吨位为标准计算海军实力，确定各国的比例，美、英两国的主力舰各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辅助舰则参照主力舰的规定比例； 三、按照立即停建的原则，列出拆除舰只的详细名单和计划。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这个方案确立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同时分享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休斯的发言“一石激起千重浪”。据英国记者沙利文报道，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主力舰时，英国代表、海军上将贝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儿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狠踢了一脚似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写道：“休斯先生在35分钟内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中所击沉的军舰还要多。” 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一直在悄悄观察大加藤的表情。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大加藤“直视前方，脸上一动不动”。 脸不动不一定表明就赞成，美国的方案立即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11月28日，日本政府提出三个方案，密电指示日方代表在会上讨价还价。首先提出第一案，争取英、美同日本的主力舰比例为10∶10∶7，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如不行，则提出10∶10∶6.5的第二案，倘必须退至10∶10∶6第三案时，则要求各国保持“维持太平洋防务现状”。 日本这一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破译。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时的尴尬角色，这次落到了大加藤头上。由于已经对日本的企图和底线了如指掌，11月30日，大加藤正式向大会提出10∶10∶7的要求时，立即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美国代表声称，如果日本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愿妥协的话，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用造四艘来回答，反正老子有的是钱。美国甚至威胁日本，如果会议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将开始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在五年之内日本海军力量将会远远低于美国的60%。 作为反击，12月2日，大加藤向休斯提出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停止建设海军基地。休斯立即排除了夏威夷，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放弃的，同时认为“保持关岛和菲律宾的现状没有问题”。12月6日，英国首席代表亚瑟·贝尔福向日本提出了妥协案：日本接受10∶10∶6的比例，英国则不在西太平洋建设和加强海军基地，如香港等。对于英国的提议，美国随后也表示接受。 大加藤认为，英国是支持美国的，自己原来的盟友已经倒向了美国人。如果把同人种同语言的英、美算作亲兄弟的话，那黄种人的日本最多只能算是远房表弟而已。这样日本在与英、美的对抗中完全陷入了孤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15日，美、英、日三方达成了有关主力舰的协定，确定日本与英、美的主力舰比例为6∶10∶10。 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作为对日本的让步，大家规定了美、英、日三国要维持太平洋西部区域海军基地现状，美、英承诺在该区域不再建设新的海军基地。每个国家对这条禁令都有例外。美国能加强它的本土基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包括阿留申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被禁止加强或扩大超出签字日现存的规模。英国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造基地设防，但不包括香港。日本也同意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上不设防。这一举措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区域统治地位。 关于不设防的条款意味着美、英不能在距日本本土5000公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导致菲律宾和关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就被日军占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雷斯特德曾经这样说，“从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海军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出现了累累伤痕”。 红花唱完了戏，轮到绿叶登场。美、英、日三强主力舰比例刚刚敲定，法国和意大利又开始漫天要起价来，要求拥有超过日本标准的35万吨主力舰。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是打了个对折，可以拥有17.5万吨。 摆平了主力舰，海军五强又在限制潜艇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英国最忌怕别人的潜艇，英伦三岛所需的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超过60%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的畅通极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已经成为英国人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因此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艇。法国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声称如果不准海军弱国使用潜艇，就等于是把它们交给海军强国任意宰割，要求不应对潜艇做任何限制。 一方要求完全限制，一方要求全部放开，于是争吵再次展开。最怕法国独霸欧洲的英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说：“英国决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艇舰队！”法国代表反将一军：“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法国就同意立即取消潜艇。”这话基本相当于“你如果保证不吃饭，我绝对保证不吃肉”。 英国代表立即回击：“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艇，那对英国的威胁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大许多倍。”法国代表反唇相讥：“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美国见英、法“潜艇战”陷入僵局，赶紧出来打圆场。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限制潜艇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经过近三个月的明争暗斗，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海军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强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10∶6∶3.5∶3.5。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135000吨，日本81000吨，法、意各为60000吨。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炮口径不得超过203毫米。在西太平洋特定区域，美、英、日不能修建新的海军基地。 条约最后强调，十年内各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这就是史称的“海军十年假期”。 《五国海军条约》使得美国在未来和日本的战争中只能以夏威夷作为基地，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变得十分困难。日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但显然也没有力量对美国进行跨洋攻击。之前签订的《四国条约》预先防止了英、美海军成为日本的对立面，这两个条约一道让日本海军成了远东水域的主宰者，这也算一个巨大的成功。 原敬被刺杀后，继任者是搞财务出身的高桥是清，高桥内阁批准缔结了华盛顿裁军协议。不过相比原敬而言，高桥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曾经八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由于竭力抑制军费开支，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此乃后话，后文详叙。 华盛顿会议美国坐镇主场可谓取得了一次胜利。日本原来要求的比例在美、英的压力下只得屈从，肯定不那么舒服。英国也是失意者之一，被迫承认了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原来的一枝独秀变成了并驾齐驱。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对战后美国在全球势力的迅速膨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除《五国海军条约》外，会议还签署了其他两个协议，分别是《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 《四国条约》由美、英、日、法四国于1921年12月13日正式签署。这一条约的关键点，在于拆散了自日俄战争开始之前就签订的《英日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原来的“哥俩好”变成了“四季发财”，日本人吃了一个说都说不出来的哑巴亏。华盛顿会议之后，名义上日本似乎朋友多了，但是真正盟友英国的疏远，导致日本随后在国际关系上逐渐陷入了孤立的不利局面。 《九国公约》由与会国于1922年2月6日签署，其实质是确认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在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既得利益前提下，恢复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否定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这样，在巴黎没办成的事，美国在家门口办成了。 事实上，就国力而言，日本接受6∶10∶10的比例也属于现实的选择，日本政府包括军界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士均持此观点。自1920年实施建造“八八舰队”计划以来，经济尚不发达的日本已暴露出国力难以承受的迹象。仅1921年度，政府拨给海军的费用就占国家总预算的1/3。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军费开支达到了国家预算的六成以上。日本代表团成员堀悌吉认为，“这一比例无论是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经济角度上来说对日本都是合适的”。 这一比较现实的选择却遭到日本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激烈反对。以海军首席顾问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的小加藤，在会议期间就与大加藤有过无数次激烈的争吵，有时候，大小两加藤的辩论甚至通宵达旦。大加藤曾经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不时悄悄地留心小加藤所住的房间——他担心情绪激动的小加藤想不开而自杀。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小加藤真自杀了，对于日本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在签署协议的那一天，痛苦万分的小加藤痛不欲生，掩面而泣，振臂高呼：“对美国的战争自今天开始，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即使回到国内，小加藤在见到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时，又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沮丧地向元帅道歉，为自己没有完成70%的比例而羞愧难当。此时东乡应该还属于“条约派”，60%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大加藤事先得到了东乡的支持。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加藤，东乡只好安慰道：“该条约没有限制演习，对吧？” 小加藤回国后，发表了坚决反对会议决议的观点，得到了海军中众多少壮派军官的支持。很多日本年轻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日本当作忠实的看门狗对待，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很快抛弃日本，投入了美国的怀抱，简直是猪狗不如，美、英那就是狼狈为奸。在他们的心目中，仇恨英、美的情绪开始逐渐滋生，蔓延。 这样，华盛顿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反对扩军备战赞成华盛顿条约的“条约派”，以及赞成扩军反对条约的“舰队派”。 大加藤是“条约派”的总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军省，也就是被称为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他们是赞同停止军备竞赛的稳健派，这一派别最后的思想变成了反对和美军开战。按照通俗的解释，他们属于“军政派”“鸽派”“亲英美派”或者“理智派”，后文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为“条约派”。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期，“条约派”稍占上风。但随着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条约派”日渐式微，在海军中沦落为绝对孤立的少数派。大加藤的思想遗产传承到战前，已经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斗士在苦苦支撑，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号称反对对美开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们处境险恶，连高为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无奈之下，米内光政只好让他到联合舰队任职，这才有了之后的奇袭珍珠港之役。 以小加藤为首的反对华盛顿条约的一帮人，被统称为“舰队派”，大部分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少壮派军官。与“条约派”相反，他们认为日本迟早要和英、美作战，反对限制军备条约。相对应的解释就是“军令派”“鹰派”“反英美派”“激进派”，后文统称为“舰队派”。当时还是年轻少壮军官的南云忠一、山口多闻等，都属于这一派别。 并不是所有海军省的官员都属于“条约派”。曾经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舰队派”，还组织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曾经的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铃木贯太郎，军令部次长、后来开战前美日谈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对于某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华盛顿会议之时，东乡平八郎就是赞成签约的“条约派”，之后由于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的影响，逐渐成为“舰队派”的幕后中坚人物。还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伦敦会议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坚定的“舰队派”，为此差点打了赞成签约的大藏省官员、理财圣手贺屋兴宣耳光。但之后受到好友“条约派”的堀悌吉的影响，深具战略眼光的山本逐渐转变为铁杆的“条约派”。 可以说，目前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才刚刚形成。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之时，两派之间开始变得界限分明，两派的决战将因为伦敦条约而爆发。 原敬遇刺身亡后，接任的高桥是清首相很快辞职，多年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海军内享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并继续兼任海军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华盛顿条约的约定，大幅度削减海军预算。日本海军预算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21年是31.6%，1922年降为26.5%，到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后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后都超过了20%。预算减少使得国家财政避免了破产。 日本海军中止了6艘主力舰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级军官和超过5800名士兵被裁减，14000名海军相关工人失去了工作。当指定的战舰作为炮术和鱼雷训练的靶子被击沉时，那些曾经在舰上服役的军官和水兵含泪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当时军令部作战课的“舰队派”强硬分子高桥三吉海军大佐这样形容，“看到那些威风凛凛的高大战舰被我们自己动手击沉，广大官兵对英美的刻骨仇恨油然而生”。 即使作为“舰队派”的井上成美海军少佐也感到委屈，因为他很多的“海大”同学被迫离开了海军。1922年，“海大”的招生人数不到前一年的1/5，学校建议学生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和父母商量此事。这对官兵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四名海军青年军官后来参加了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他们都毕业于受到华盛顿会议影响的那一届，这绝对不是偶然。 陆军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从1923年（大正十二年）至1925年（大正十四年）共裁减了60000人，日本陆军著名的“宇垣军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很多部队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老武器。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以至于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士兵在演习时必须随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壳，将其统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厂。这一习惯在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捡起那些弹壳。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检查出患有大肠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开完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倒下了，并于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后，在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他倡导的不和美国作战的原则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与美国战争不可避免的方针。从此“舰队派”开始逐渐打压、驱逐“条约派”并成为日本海军的主流，最终将国家引向战争，引向毁灭。“条约派”的著名人物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曾经说：“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日本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太平洋战争。” 根据日本帝国海军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日本最初作为“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二号舰已经于1920年12月在吴港海军船厂开工建造。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1922年2月5日，这艘舰被迫暂停建造。第二年，日本将这艘停建的战列巡洋舰改建成航空母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号。1928年12月1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佐登上了这艘名舰，出任该舰第三任舰长。 同样道理，“加贺”号航空母舰也是华盛顿条约之后改建航空母舰的产物。它的出身比“赤城”号还要高贵，原始设计是一艘战列舰。“加贺”号可谓命运多舛，这艘根据华盛顿条约被迫停工的战列舰本来是准备解体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挽救了它。原来准备改造为航母的“天城”号因地震龙骨扭曲而报废，“加贺”号因此死里逃生，被免于解体并顶替了“天城”号，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叱咤风云的名舰之一。 你改我也改。美国同样根据条约，将1920年已经陆续开工的战舰进行改造，两艘进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分别改建成航空母舰，舷号为cv-2和cv-3。它们都成为开战之初美国海军的核心打击力量。 顺便说一下，cv-1的光辉排名并不属于什么名舰。它是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东南亚盟军作战时受到日机攻击失去动力，后被护航的驱逐舰自行击沉。 伦敦裁军会议 伦敦裁军会议 前文说到，华盛顿会议规定了“海军五强”主力舰的比例，但并没有解决辅助舰的比例问题，这给各国加剧军备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会后，各国立即剑走偏锋，竞相投入到建造辅助舰的军备竞赛当中。到1927年，各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包括英国289艘合计610000吨、美国350艘513000吨、日本179艘347000吨、法国113艘225000吨、意大利75艘131000吨。不让养老虎，那养一群狼也行，关键时候也管用。辅助舰的无序扩张增加了各国海军军费在预算中的比例，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 正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1927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邀请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日内瓦再次召开海军会议，商讨限制辅助舰的军控问题。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只派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使得原来的“五魁首”变成了实际上的“三国演义”。 此时的日本首相是若礼次郎，若内阁任命海军大将斋藤实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上，日本仍然坚持的70%原则当然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联合反对。可笑的是，日本的问题还没解决，美国、英国俩亲兄弟先打起来了。英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需要大量的轻巡洋舰就能满足实际需要。而美国海外基地很少，需要能够做长距离跨洋航行的重巡洋舰，美、英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由于双方都拒绝妥协，最终不欢而散，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内瓦至少勉强坚持了加藤友三郎的思想。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企业大批破产导致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主要国家的生产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强调了军备缩减的必要性。同年6月，英国也由以亲美政策与实现军备缩减为选举纲领的麦克唐纳组阁。在日内瓦互不相让吵得一塌糊涂的英、美，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两国很快就达成了双方均等的协定。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0月7日由外交大臣亨德森向日、美、法、意四国发出关于在伦敦召开限制海军军备裁军会议的邀请函。接到邀请函之后，各国相继表示愿意参加伦敦海军会议。 1929年11月，日本参加伦敦会议的代表团正式宣告成立，带队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前首相若礼次郎。这个代表团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如山本五十六、丰田贞次郎、山口多闻、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人。尽管此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匪兵甲，但都会在正场的太平洋战争中成为主角。 早在1929年6月28日，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就得到了内阁关于伦敦谈判的“三原则”：一是水面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0%；二是在10000吨级、主炮口径203毫米的重巡洋舰上也必须达到美国的70%；三是潜艇保持现有的78000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分别与美英双方就上述“三原则”进行磋商。前线传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两位大使说，如果坚持上述原则不动摇的话，会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决裂。 加藤宽治现在已经去掉“小”字，升级为加藤，这时候已经荣升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职位的升迁使得加藤比以前更为强硬。1929年11月28日，他找到了当时的首相浜口雄幸，提出即使70%的比例也是不够的，这是事关海军和国家生死的底线，是“经历过无以言表的刻苦训练的海军士气之维系”，加藤强调日本即使退出条约，也比放弃70%好。之前的11月26日，加藤告诉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畑俊六少将，“甘冒放弃军令部部长的位置，也要坚持70%的比例要求”。加藤还抬出了一尊“神”，他告诉浜口首相和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已经83岁的东乡元帅是支持70%的。由于受到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等“舰队派”关键人物的影响，东乡已经逐渐由“条约派”转化为“舰队派”。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下，日本经济也同样举步维艰。此时的日本首相是作风雷厉风行、外号“雄狮首相”的浜口雄幸。浜口首相的首要任务就是财政紧缩和加强与英、美的合作，以图尽快改善经济状况。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缔结一项海军协议。浜口选择了曾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一次担任首相的若礼次郎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作为强有力的文官领袖，若之前就是华盛顿条约的忠实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议上，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坚持70%的比例是不明智的”。除了若为全权代表外，海军大臣财部彪、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也都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最高海军顾问是“舰队派”的安保清种，排名第二的就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山本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舰队派”。 日本庞大的代表团怀揣着政府与海军共同制定的原则，于1929年11月30日从横滨启程，应美国之邀先行赴美。12月16日，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胡佛举行了会谈，重申了日本对美国70%的要求。由于正式会议还没开，美国方面对此并没有进行答复。随后代表团一行于1929年12月27日到达英国伦敦。 1930年1月初，美国、法国、意大利各国代表团也相继来到。美国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首席代表、国务卿史汀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辈子见过的美国派出参加国际会议的最大代表团。”之前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海军军官的争吵，会议毫无结果，胡佛总统一气之下，没有让海军军官参加代表团，只是让他们辅助提供咨询，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诚意。 用史汀生的话来形容这两个同样庞大的代表团的最大区别是，“日本代表团内部充满了矛盾和争议，而美国代表团是一个和谐一致的集体，每个人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在英国上院画廊正式召开，当天伦敦的大雾仿佛也预示着前途的不可预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各国不以私利为重，永久消除文化发展中的障碍。随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美国全权代表史汀生、日本全权代表若礼次郎以及法国、意大利的代表都发表了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的参会感言，冠冕堂皇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有人的讲话中都没带任何数字，不过是纯粹的外交辞令而已。 日本按计划抛出的提案立即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执行。于是又出现了10年前在华盛顿会议上的6∶10与7∶10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走进了死胡同的会议几次濒于破裂。 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 2月20日，若发电报给政府，说明会议如果按这种情况继续开下去的话，必然导致决裂。政府回复主张绝不能使会议决裂，务必努力促使其成功。为了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和美国代表里德开始在会下进行协调，以期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两个人最后提出了非官方的“里德—松平协议”，答应给予日本总吨位69.75%的比例。在重巡洋舰方面允许美国18艘，日本12艘，也就是60.2%。为了使日本满意，美国接受了一个复杂的安排，18艘重巡洋舰中的最后3艘，分别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开工建造，也就是在1936年、1937年、1938年完工。因此，日本将在1935年达到72.2%、1936年达到67.8%、1937年达到63.8%、1938年达到62%的比例。不过日本已经拥有8艘重巡洋舰，还有4艘接近完工，也就是说，日本在之后不能再建造新的重巡洋舰，而美国还可以建造14艘。关于潜艇，双方都可以建造52700吨，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建造新的潜艇来进行更新。到1936年，日本潜艇吨位将从78000吨减少到52700吨。里德强调，这是美国的底线。 若对两人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70%的比例要求。至于潜艇，他认为美国同意和日本在数量上持平已经是“美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若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政府的指令和意图，“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签署条约”，他发给国内的电报里说。 在日本内部，以“条约派”为主的海军省山梨胜之进、堀悌吉、野村吉三郎、左近司政三等人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以“舰队派”为主的军令部却坚决反对，以加藤宽治、伏见宫博恭王、末次信正为主的“舰队派”要求坚决抵制美国。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重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将来一旦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最少也要达到78000吨。来往于国内和谈判现场的电报开始穿梭进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条约派”和“舰队派”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同为海军的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系统，禁止自己的意图被对方知晓，防自己超过了防美国人。 在3月25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浜口雄幸首相声明政府已经决定不冒打破会议和重开军备竞赛的风险，从军事、外交和财政的角度出发接受美、英提出的意见。浜口雄幸指出，他主张接受该条约最大的理由，是财政方面的考虑。一旦会谈破裂，美国重启造舰计划引发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的财政趋于崩溃。他还强调，如果不和英、美合作，日本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日本就会在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处于无法形容的尴尬境地。最后浜口说：“即便是我失去首相一职，即便是我会失去生命，这一决定也绝不可动摇。”不料想，浜口一语成谶。 面对来自“舰队派”的巨大压力，3月27日，浜口觐见了裕仁天皇。天皇“尽力达成协议以为世界和平之利益”的指示，让浜口激动不已。对海军而言，这是天皇第一次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成一件事情。此外，支持浜口的还有属于温和派的三大巨头——元老西园寺公望、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甚至说，“如果没有侍从长的身份，我愿意亲自出马去说服加藤”。在后来的“二二六事件”中，海军中被叛军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斋藤实全是支持伦敦条约的温和派领袖。 政府准备签约的消息对于强硬派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得到消息的加藤宽治声称要自杀，沮丧的加藤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日夜不安，很多时候想到了自杀，但是我必须鼓起勇气。日本就像被美国绑住了手脚然后扔进了监狱。”温和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对此一针见血地讽刺道：“那些四处吆喝要自杀的人，没有几个最后能真正做到的。” 4月1日，来自东京的指示到了伦敦。前线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几乎痛哭流涕。当大藏省代表贺屋兴宣强调财政需要限制军备时，山本五十六大叫：“贺屋，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马上给你两个耳光。”有人回忆，当有人提到若礼次郎时，山本的表情好似恨不能马上就去杀了他。4月2日，山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海军大臣财部彪发出了挑战，他说，“会议失败之后的海军大臣能够保持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以辞职相抗议，向日本国民证明海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4月22日，《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国际条约》（《伦敦海军条约》）在圣詹姆斯宫签订。在重巡洋舰上，日本获得了60.2%的比例，允许日本在1936年之前拥有70%的比例，条约期限是1936年12月31日。相对于日本的愤愤不平，美国海军咨询委员会认为，在伦敦会议上，日本已经得到了“西太平洋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和“东亚事务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下一次的海军会议。 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即使合约已经签订，他们依然提出了强烈抗议。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征求军令部部长的意见就上奏天皇，然后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日本著名海军记者伊藤正德称这次有关统帅权的争论是“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6月19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时，迎接他们的是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山本五十六被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国家的前途问题，不久，他的态度就逐渐向支持军备限制方向转变。 回国之后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很快辞职。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财部未遂，为唤起国内右翼团体的注意剖腹自杀。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也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并提交《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随后也被免职。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11月14日，批准签订条约的浜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凶手是一个叫佐乡屋留雄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他对伦敦条约的签订极为不满，暗杀首相的理由是浜口雄幸带来了“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1931年8月26日，浜口去世。后来曾经有人说，浜口遇刺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浜口死后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缔结伦敦条约和随后的“干涉权”之争导致日本海军完全分裂。在海军省，那些属于“条约派”的军官嘲笑军令部是一群疯子。在军令部，那些“舰队派”的好战分子痛骂海军省的人全是叛徒。 在日本，海军在参与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本来就只有陆军的1/3左右，现在由于内部分裂，开始减弱到1/4或者1/5。 日本海军走上战争之路 日本海军走上战争之路 两次海军裁军会议给日本海军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伦敦海军会议直接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决裂，也使海军省和军令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此外，还产生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反英、美和亲德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根据原来的传统，日本海军会选择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毕业生去英国或者美国深造。随着《英日同盟》的终止，日本派往英国的人员逐渐减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德国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师。到了30年代，德国已经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日本海军军官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1936年，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日本海军派驻柏林的武官、助理和办公人员数量超过了在英、美类似人员的总和。这些人回国后立即成为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亲德反美的中坚力量。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在德国工作或者留过学的人都亲德，这其中也不乏个别清醒者。好书成癖的米内光政曾经在德国待过两年半，他深刻意识到日本与德国亲近的危险。他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那些亲德的年轻人，希特勒鄙视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这些话在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已经被刻意删掉了。同样清醒的还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绝对不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因为那个国家在撕毁条约时毫不犹豫”。 亲德派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大后台，他就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从1933年到1941年担任了八年军令部部长的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年仅12岁的伏见宫就进了“海兵”第十六期，可是当年9月就因受不了学校对皇族的特殊照顾毅然退学，之后远赴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伏见宫在德国可不是简单地镀金，而是实打实地接受德国的海军教育，在读完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第三分队长，激战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的伏见宫拒绝军医救治，要求他们先去处理更重的伤员。这时候“三笠”号的炮术长上来把他硬抱了下去，这位炮术长的名字叫加藤宽治。据说在伏见宫“海兵”短暂的学习期间，加藤就是伏见宫的“官方伴读”。后来伏见宫先后出任“海大”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22年，47岁的他就晋升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由于其父也曾经是日本陆军元帅，1932年，伏见宫进入元帅府后与其父成为日军中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伏见宫与东乡平八郎一起成为“舰队派”的两大后台。作为皇族的伏见宫打着天皇的旗号干了许多天皇不知道的事，在任内，1933年2月2日，成功地将海军军令部部长升级为和陆军类似的军令部总长。其漫长职业生涯的业绩，用后人的评价说，就是“连平庸都算不上”。由于是皇族，伏见宫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或错误承担任何责任，他因为没人敢惹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在掌管日本海军期间，他主持撕毁伦敦条约，逼迫大角岑生将作战指挥权从海军省转移到军令部，解除大批“条约派”海军将领，推动日德海军合作，逼迫海军同意对英、美开战等劣迹，使得后来的日本史学家称他为“日本海军的毒瘤”。1941年开战前夕，昭和天皇顾虑到日本很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害怕最后追究皇族的责任才让其隐身幕后。这样，战后伏见宫连战犯都没混上，1946年病死。 伦敦会议之后，加藤宽治黯然辞去了军令部部长的职务。由于加藤先后出任过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大学的校长，在海军内部可谓“桃李满天下”。加藤从华盛顿返回之后，在有关美国强加给日本60%比例的演说中声泪俱下，成为每个“海大”毕业生心中永久的伤痛。他对于日本海军天下无敌的吹嘘，又使得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如醉如痴。一定意义上，加藤依然是“舰队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1931年1月，“舰队派”的主力选手大角岑生在东乡、加藤的支持下出任海军大臣，然后联手在1932年2月成功扶持伏见宫登上军令部部长的宝座。1933年2月，又一位“舰队派”的骨干末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官，至此“舰队派”完成了一统天下。 传统的海军是一个相当有序和团结的整体，组织战役战术归军令部，行政决策大权在海军省。在伦敦会议之前，海军省的地位一直高于军令部。伏见宫出任军令部部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海军省夺权。伏见宫以“把海军省的权力压缩到最小”为目标，主持修改了“军令部令”，要求海军省把所管辖的武装规模、军事教育、舰队训练甚至人事权交给军令部。伏见宫滥用皇室的身份，迫使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范，成功夺取了上述权力。此举极大地削弱了海军省的力量，也预示着将来军令部在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时候，海军大臣已经没有能力来为战争踩下刹车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两任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岛田繁太郎面对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强势无可奈何的原因，就在于此。 一统天下之后，“舰队派”马上开始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此时仍然坚持加藤友三郎观点的“条约派”已经日渐式微，几乎失去了反抗力量。1933年到1934年间，“条约派”的高级军官被全体强迫退休或编入预备役，这就是史称的“大角清洗”。在大角的背后，是东乡、加藤、伏见宫几大“舰队派”的巨头。 这些被清洗的人，包括56岁的山梨胜之进大将、51岁的堀悌吉中将、55岁的左近司政三中将、52岁的寺岛健中将，等等。从年龄可以看出，这些人虽然当水兵是老了点，但作为海军高级将领都正值当打之年。要知道，日本规定海军大将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中将是62岁。这些人都是出身海军省的“条约派”要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对这次清洗造成的恶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摧毁了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领导层，打垮了海军内部的反战力量。同时使得日本海军走向战争变得畅通无阻。 被打入预备役的堀悌吉海军中将是山本五十六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被称为拥有“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有人甚至说他比秋山真之还聪明，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山本对此的评价是，堀悌吉的退役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珍珠港事件之前，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类似的话井上成美也说过，“如果山梨胜之进和堀悌吉仍然留在海军的话，日本的历史将被改写”。 大清洗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有四位一流的海军将领戏剧性地逃过了这场劫难。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反战铁三角”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之外，另一个就是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 顺便说一句，清洗了“条约派”的大角也没有取得善终。1941年2月5日，大角岑生海军大将乘坐大型运输机“微风”号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飞机失事坠落。大角岑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并由此获得侵华战争中被击毙日军最高海军将领的“光荣称号”。 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不久，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情况下，日本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迎来了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 华盛顿条约虽然使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一定限制，但英、美对日本做出了不在西太平洋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的重要让步，从而使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了巨大的优势。1930年，伦敦条约又使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10∶10∶6的比例，这无疑也是日本的胜利。按道理，日本应该满意了。但出于扩大侵略的需要，日本还是决心完全摆脱裁军条约的限制。 现在关键是必须找到退出条约的合适理由。此时由“舰队派”一统天下的日本海军很快提出了新的观点。大角海军大臣提出，随着海军技术的不断发展、舰船航速的加快以及航空火力的增强，太平洋上的战略空间已大大缩小，相对作战距离急剧缩短，美国进行跨洋作战变得更为快捷，70%的比例早已经不够了。为了在将来与美军的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日本必须争取与美、英在实力上的完全对等。他们清楚英、美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日本就可以做到比较体面的“被迫退出”。 在1933年10月16日的内阁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大角宣称：“基于国家的生存权和武装的平等权，实力对等是绝对必要的要求，为了完成足够的军备和坚决抵抗美国对远东地区的侵略，日本必须废除华盛顿条约。”当有人质疑废除条约会引发美、英的联合时，大角厉声反问：“难道不废除条约，美国和英国就不联合了吗？”还威胁说，“舰队的官兵为此而义愤填膺，除了实现对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抚他们”。会外的大角还有一句更加夸张的名言，“即便全体日本国民只喝稀饭也必须无限制地扩建海军”。 此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已经与第一次伦敦会议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军界声称美国和英国分别在夏威夷和新加坡强化它们的基地，矛头自然是指向日本。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已经被血腥的“暗杀政治”取代。华盛顿会议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会议后浜口首相遇刺，犬养毅首相一年前也因为不赞成日本军部扶持的伪满洲国而被人明目张胆地在家里干掉。面对海军的步步紧逼，连裕仁天皇都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告诉7月8日刚刚组阁的冈田启介首相，“至少华盛顿条约要以一种不激怒英、美的方式废除，日本人不能成为首恶”。1934年7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海军提出的废约要求。 加藤很快得到了消息，他兴奋地说：“这是帝国海军重生的曙光。” 与日本相反，华盛顿会议和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美国的海军建设却降到了最低限度。不仅没有达到伦敦条约规定的限额，连华盛顿条约规定的数量也未达到。1922年到1933年，美国只建造了40艘战舰，而同时间，日本却建造了164艘，英国是148艘。在轻型巡洋舰上，英国拥有34艘，日本拥有18艘，美国海军仅有10艘。 1933年3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位与美国海军密切相关的政治家。面对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复苏问题。难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从未远离过海军事务。这或许是受到他15岁生日时从他叔叔老罗斯福那里收到的礼物——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对于海军，罗斯福总统有着持续的炙热的情感。很多人注意到，在他任职期间，罗斯福提到海军时都用“我们”，提到陆军时，却少有如此亲近的词语。 罗斯福入主白宫使美国海军战舰建造计划在经历没有任何拨款的四年后重新迈开步伐——胡佛政府四年从头到尾没批准建造哪怕一艘海军舰只。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美国海军建设上坚持维护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努力使美国海军达到这两个条约规定的标准。1933年6月，罗斯福从新政救济资金中拨款2.38亿美元，计划在三年内建造32艘战舰。在这批造船计划中，值得注意的是两艘航空母舰，它们分别叫“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这两艘舰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双剑合璧，立下了丰功伟绩，在老酒的“十大名舰排行榜”上争得难得的靠前位置。1934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法案，要求授权建造102艘舰只，以便至1942年，美国的海军建设达到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 对于大英帝国而言，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终结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使英国的海军力量再次遭到削弱。温斯顿·丘吉尔指责伦敦条约使英国成为“一个次等的海军国家”。英国在远东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这势必在未来成为欲称霸远东的日本的侵略目标。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后，英国将同时面临东西方两大潜在敌人。相对于日本而言，德国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在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召开之前，英国的双眼紧盯着欧洲。对于远东太平洋地区，英国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些让步，以求得暂时太平。 伦敦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的有效期，都止于1936年12月31日。1934年5月18日，英国提议在伦敦召开海军预备会议，得到美日两国的赞同。1934年10月23日，首先在伦敦召开了由英、美、日三国代表参加的海军预备谈判会议。鉴于此前文官在会议上的“拙劣”表现，这次日本选择了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作为会议的首席代表。会议上，山本提出在战舰总吨位上确定“共同的最大限度”，立即遭到了英、美的断然拒绝。随后，美、英共同达成协议，双方步调一致，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共同的最大限度”。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坦率地告诉山本，“如果日本妄想改变现在的实力对比，无论它想怎么干，美国和英国一定会比它造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预备会议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尽管如此，山本五十六在伦敦的处子秀仍然赢得了“满堂彩”。在一次午餐会上，身高只有1.59米的山本机敏地嘲讽他的美英对手，“我虽然比你们个子低，但你们不会因此坚持只让我吃掉盘内3/5的食物，你们会让我按照我的需要去吃饭”。山本的话搞得美英代表哭笑不得，无言以对。伦敦新闻界大肆宣传报道，形容山本的笑容为“钢铁般的微笑”。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更是给了山本“伦敦之鹫”的光荣称号。由于山本的精彩表现，连德国的里宾特洛甫也热烈邀请山本在回国途中顺访柏林，后来山本在柏林火车站受到了里宾特洛甫和德国海军部部长的热烈欢迎。 1935年12月9日，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这就是史称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还是传统“海军五强”——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这次日本派出的全权代表是加藤宽治的忠实门徒、“舰队派”骨干之一的永野修身。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早已抱定退出会议决心的永野就再次抛出了“共同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当场遭到四国的断然拒绝。以后的几次会议上，永野继续执着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英、美采取联合行动，坚决进行抵制。 谈判现场的形势是绝望的，其实本来也就没指望会取得什么结果，只是为体面地退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1935年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递交了废除华盛顿条约的通告，表明了日本对抗到底的决心。 1936年1月9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永野修身，西方国家决定先排除“共同的最大限度”问题，继续讨论交换造舰计划和质量限制。永野回答道：“那样的话，没事可干的日本只有退出会议。”在1936年1月15日的会议上，永野修身最后一次重申了日本的立场。在遭到其他四国的一致反对后，日本继1933年2月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再次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此举意味着日本开始公开反对作为整个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合作框架的华盛顿体系。此后，日本将不得不为它的孤立付出代价。后来的太平洋舰队首任司令官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说，“这相当于为限制军备这样一种高尚的试验敲响了丧钟”。日本外务次长重光葵也说，“日本已经放弃了维护自己国际地位的最后一道防线”。至此，日本在国际社会已经是众叛亲离。为了摆脱这种举目无亲的尴尬局面，日本随后找到了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德国和意大利。 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英、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坚持与其他与会国就达成新的限制海军军备协议进行谈判。1936年3月25日，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了新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有效期到1942年12月31日。意大利由于不满国际联盟对它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动进行制裁，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条约的内容在这里已没必要详细叙述。因为日本和意大利都已经退出，实际上，现在是英、美、法等未来的协约国在作茧自缚。在德、意、日疯狂扩军备战的同时，美、英、法却在主动限制本国和今后盟友的海军军备，今天回头看，那简直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哀。 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后，从1937年1月开始，摆脱了裁军限制的日本海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到1935年年底，日本海军舰船吨位就已经突破华盛顿和伦敦条约所规定的最高限额。由于美国并未达到上限，此时日本海军对美军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0%。1936年6月，日军统帅部第三次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明确规定“将美国、俄国作为主要对手，并要防备中国和英国”。根据这一方针，统帅部提出了陆海军所需要的庞大扩军计划。其中海军需要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6个、潜艇战队7个、基地航空兵部队65个飞行中队。1937年，海军制订了在5年内扩充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规定到1942年日本海军将再建72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军费预算，1937年，陆海军直接军费就高达30.6亿日元。 早在第二次伦敦会议之前，1934年11月20日，航空母舰“苍龙”号已经在吴海军船厂开工。会议之后，众多大型舰船的建造纷纷在各大海军造船厂拉开帷幕，日本终于迎来了“大快人心的黄金建设期”。1936年7月8日，“飞龙”号航空母舰在横须贺海军船厂开工。1937年11月4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在吴海军船厂动工建造。一个月后，1937年12月12日，“翔鹤”号航空母舰开工于横须贺海军船厂。1938年3月29日，“大和”号姊妹舰“武藏”号开工。1938年5月25日，“瑞鹤”号航空母舰在神户造船厂开始建造。日本海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拖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向前狂奔。 经济能力的不足导致日本不得不另辟蹊径，那就是同时开始为战争储备“航母预备舰”。日本政府鼓励民间航运公司建造大型轮船，以备战时征用改造为航母。凡是建造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航速在19节以上的客轮、油轮、货轮等，政府均给予一定的资助。1939年之后出现的“祥凤”“瑞凤”“龙凤”“云鹰”等航母，都是在原有大型舰船基础上改造完成的。1939年，日本又着手设计了大型航母“大凤”号。 回头来看看英国。1936年3月，《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签订后，英国内阁立即减慢了增加海军军费开支的速度。从日本海军的实际力量看，当时英国的计划仅仅是对付日本的“一强标准”。1937年至1938年度英国的海军军费开支，虽然比1935年至1936年度增加了70%，但德国同期增加了112.6%，日本增加了182.7%，相比之下，英国严重落后。海军部提出的造舰计划多次被内阁拒绝。在海军装备方面，英国也不如日本。以战列舰为例，英国当时建造的战列舰吨位不超过35000吨、最大主炮口径不超过406毫米，但当时日本已经在计划建造排水量达到7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为460毫米的“大和”级战列舰了。此外，英国海军的现代化程度也大大落后于日本和德国。 对美国来说，条约的限制也使美国海军发展的速度减缓。从1929年到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美元到3.7亿美元之间徘徊，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降为不到3亿美元。尽管来自德国、日本的战争威胁使罗斯福开始大力扩充海军，但仍未使海军规模达到两个海军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反战势力异常强大，使得罗斯福始终无法放开手脚。1937年2月，95%的受调查美国人不同意美利坚卷入欧战。甚至到了美日开战之前的1941年9月，仍然有87%的受调查人不认为美国应该对德宣战。在这样的压力下，直到1937年年底，罗斯福才决定扩大海军发展计划，1938年5月，国会终于授权大量增加海军舰只吨位。但即使这个计划获得实现，美国的舰队规模才第一次突破1936年的条约限制并仅仅增加了20%。陆军更惨，1933年6月，美国陆军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只有士兵122000人，远远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和平时期士兵280000人的最低标准，仅列世界第17位。 可以看出，当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意、日大力扩军备战的同时，英、美对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不但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相反，企图通过裁军来维护其原有优势和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了协约国阵营抵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能力，到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1934年5月30日，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病死于东京，终年87岁。半年后，12月22日，在埋葬东乡元帅的多摩墓地，来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海军大将。已经知道日本将退出华盛顿条约的大将在东乡墓前良久伫立，默默地告诉元帅，他生前的遗愿——废除海军军备条约已胜利完成，元帅在九泉之下终可瞑目了。 这个人就是加藤宽治。 大帅命丧皇姑屯 大帅命丧皇姑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有年头没有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了，这对于以军事立国，习惯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来说很难得。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国内的严重危机导致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找出路。这次他们的目光瞄上了那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饱历了无数次苦难、战火、挣扎的黑土地——中国东北（满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源地。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结束了5年摄政，正式走上前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新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年号为“昭和”。名字听起来无比光明和谐，但正是这位裕仁，在不久的将来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位当天，裕仁就雄心勃勃地昭告天下：“明治天皇以其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祖训，继承遗志。”其欲对外侵略扩张之心昭然若揭。 裕仁即位之后不久，1927年4月，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同年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国局势问题的“东方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当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遭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此地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议结束之后不久，7月25日，一篇洋洋洒洒4万言的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呈送给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几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实后边还有，那就是“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其志真不在小也。 这个名闻天下的《田中奏折》，一直以来是真伪难辨。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奏折中国是如何得到的，坊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部下王家桢和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日本得来的，其盗取奏折的惊险细节堪称原始版的“谍中谍”。第二种是说诨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钱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交给中国人翻译公开。 日本人从头到尾就没承认有过这么一份文件，中日双方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案，至今仍无定论。借用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东京审判时候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它到底是真是假，关键日本之后的行动就是按照那个说法一步一步实施的。”秦德纯是个粗人，但这句说得还算有点道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是田中义一亲自写的，但也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它必定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事实倒是连后来的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现今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东方会议的参与者外务次长森络曾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了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两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其中河本更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 对于如何蚕食并最终占有中国满洲，日本国内存在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田中为首的政治家、外交官、商界人员组成的稳健派认为，应该通过商租权、兴办企业、修筑铁路等手段实现蚕食，最终将东北从中国逐步分离出来，实现和平侵占东北的目的。但以军部和关东军为主的激进派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武装占领，不听话的统统干掉，又简单又快！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张作霖的确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才控制了东三省。特别是在1925年11月，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军用兵不满而与冯玉祥约定起兵反张。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郭松龄手上，情急之下，张作霖只好向日本人求援，后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平定郭松龄。此举使自认为对其“有恩”的日本人更觉得张作霖应该听命于他们，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更是处处指手画脚。 其实张作霖并不甘心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他一反日本人“满洲保全”的主张，开始积极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其势力最大的时候甚至扩张到上海一带。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最后一任统治者。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愈来愈对日本的横加干涉表现不满。明里不敢反对，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日本人生气的是，这个土老帽张大帅竟然试图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做出自建铁路，与英、美亲近等一系列的“不法”举动，在土地权等关键问题上更是装聋卖傻，毫不让步。日本对张作霖逐渐由希望变成不满乃至失望。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就开始多次向张作霖强索满洲地区的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田中的威逼激起了东北民众的反日怒潮。1927年9月4日，沈阳有两万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此情况下，张作霖未能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更为日本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均系张作霖幕后指使，对他恨之入骨的关东军从此开始密谋除掉张作霖。 在此之前，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关东军开始逐渐走上历史前台。关东军被日本人骄傲地称为“皇军之花”，这支部队的历史要追溯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之后，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被迫把南满铁路的权益交割给日本。这么长一段铁路，没人保护怎么行？日本马上以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为借口，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这就是后来关东军的前身。由此看来，这关东军起初不过就是个车站派出所，最多也就是个铁路公安处的货色而已。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才叫作“关东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中国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历史。 最初，这支部队归关东都督府指挥。1919年，为了提升关东军的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与当时日本的朝鲜军、中国台湾军、中国驻屯军并列，其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由于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相对稳定，只有东北最有可能闹出事来，在此工作可谓“前途远大”，因此致力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许多日本少壮派军官就纷纷加入这支部队中。 文人做事，瞻前顾后，说了不做；武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了再说。针对张作霖所策划的暗杀事件，其组织者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名字念起来拗口，但这个河本大作确实也就是大佐的命。抗战结束后，逃脱了审判的河本跑到阎锡山手下效力，太原解放之后被解放军俘虏，一直到病死在战犯管理所军衔还是大佐，20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早在1928年初，河本便开始密谋刺杀张作霖。河本曾经说：“贯彻基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一生的夙愿，对于亲日的中国军阀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在4月18日写给挚友矶谷廉介的密信中，河本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为此，他精心选择了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并安排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第二大队队长神田泰之助中尉和朝鲜军桐原贞寿工兵中尉负责实施，以200公斤烈性炸药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1928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发起进攻，张作霖所部奉军全线崩溃。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曾经属于慈禧太后的豪华列车返回东北，行驶至皇姑屯时，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张作霖这位乱世枭雄被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 事发之后，东宫大尉等人将几具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人尸体抛弃在铁路现场附近，伪装成“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特工”，试图借此掩盖事实真相。 张作霖被送到奉天的“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3岁。老张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这个小六子何许人也？他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集英雄、狗熊于一身，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张作霖的大儿子张学良。 为防止日军乘机作乱，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大帅府邸依然是灯火辉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日军不知道张作霖到底是死是活，因而一直未敢贸然采取行动。直至张学良从保定潜回沈阳后，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的死讯。自此，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 今天说起张作霖，一般认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地方军阀而已，但当时他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这样的人，肯定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田中义一一开始鉴于此事国际影响太大，在裕仁天皇询问此事时，向天皇如实反映此为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擅自行动所策划的事件，已经严重违反了日军军法，表示会召开军法会议严惩相关当事人。 田中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他的态度立即招致陆军各方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均采取维护河本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少壮派军官的意见也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以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的支持，形成了陆军上下全体维护河本的强大阵势。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跳了出来，对天发誓说绝对没那回事，这简直就是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诬蔑。 军方的“同仇敌忾”使得同样出身陆军的田中犯了难。惹不起陆军的田中只好再次觐见天皇，声称经过仔细调查原来真没这回事，张作霖被害确实是中国南方的革命军所为。勃然大怒的昭和天皇对着田中大声呵斥道：“何以前后所奏不一？”立即把田中轰了出去。之后，裕仁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说，这个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他不要再来见我了。铃木把这话原原本本批发给了田中。田中这下可慌了，失去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蛋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 陆军对关东军的处理结果是，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打入预备役，河本大作解除一切职务，之后也被打入预备役。违反军令擅自行动制造出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却只受到停职和编入预备役的轻微处分，这无疑给后来的日本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闹出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 “壮志未酬”的河本大作“走马荐诸葛”，向关东军强力推荐由板垣征四郎继任自己高级参谋的职务。本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经有了新的接替人选，但由于河本被解职等于是替关东军背了黑锅，所以还是勉强接受得了河本的推荐。 比起河本大作，这个板垣征四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在未来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位板垣绝对属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风云人物，干下的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即使是这么厉害的“狠角儿”，板垣却是自己一个下属军官的忠实粉丝，这个更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石原莞尔——这个人在板垣之前已经先到了满洲，当时的军衔还只是陆军中佐。 在日本少壮派军官中，石原和板垣分别以“善谋”和“善断”著称，这两个人“双剑合璧”，势必在那片黑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少帅主政 少帅主政 1928年7月3日，就在田中内阁宣布总辞的第二天，年仅27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我们想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往往是不遗余力，极尽溢美之词，把他形容得跟一朵花似的完美。而想说一个人坏的时候，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坏人不是天生就是坏人，很可能也做过好事，好人也未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正确，张学良也是如此。上任伊始，可能是迫于压力，也可能是想树立威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东北易帜”。 主政之后的张学良立即成为日本人和南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日本为把东北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张学良在东北独立。为此，日本曾多次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日军关东军在沈阳附近频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借此向张学良示威。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军则敦促张学良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蒋介石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对张学良所处的环境表示理解，给予多次宽限，而且许以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借助英、美的势力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当时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迫于蒋、冯、阎、李百万大军压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时考虑到自己年纪轻轻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沈阳城头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此即为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张学良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东北易帜”确实是张学良做的一件大好事。此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攫取东北的阴谋，也使民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第二件，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东北少帅的地位。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时还不到28岁，在大家眼中，俨然毛头小伙儿一个。当时东北的军政要人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仍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个别和张作霖一起“创业”的元老重臣就根本不把“小张”当回事。这其中尤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杨宇霆以及常荫槐两人为最。关系极为密切的杨、常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重权，张作霖在世时视二人为左右手。张作霖死后，二人对张学良俨然以教父自居，对其轻则教训，重则叱骂，张口“小六子”，闭口“大烟鬼”。当张学良向杨询问事情或发表主张时，杨经常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张学良发表了两句不同意见，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东北地方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也对其极力巴结讨好，当时的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到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务都被杨宇霆包揽了，老百姓戏称东北“只知杨皇帝，不知张少帅”。 就“东北易帜”之事，杨、常也是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杨宇霆甚至公开拒绝参加“易帜”仪式的合影留念，以示不满。 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张学良在杨宇霆及东北官员眼中的地位。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借为其父祝寿之机大摆宴席。这老杨面子也真大，担任门口迎宾的，竟然是原来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也亲自跑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堂会助兴。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关内的实力派人物都派代表携重金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为代表来凑热闹。作为东北名誉首长的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他备了重礼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还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瞄了一眼，接着旁若无人地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大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集体肃然起立，全场鸦雀无声，杨摆摆手示意众人落座时，这些人才规规矩矩地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待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张学良杀心顿起。 三天之后，1月10日，如少年康熙诛杀鳌拜，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借谈公务之机诛杀杨、常二人，此段逸事被老东北人戏称为“杨常而去”，老虎厅还因此成为今天游人到大帅府参观必看的一个景点。 第三件，“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原由俄国修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也就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也就是当时的苏联控制。早在1925年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开战之时，苏联因支持冯玉祥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已经与张作霖结下了梁子。1928年6月，南京国民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和铁路权等。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想借机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想要通过这种办法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张学良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老毛子控制的中东路上。 张学良自认为颇有几分胜算。他判断苏联当时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国内形势不稳，西方各国也仇视当时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这是收回中东铁路的绝佳时机。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谈判未果之后，他决定“武力吓唬一下苏联”，向斯大林发起了挑战。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武装军警包围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拘捕有关人员39人。从7月开始，继续进一步驱逐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6日，苏联为准备可能到来的战争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也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军事顾问，后来又在张鼓峰之战中重创日军的著名元帅加伦。苏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虽号称有27万人之众，但真正能用来对苏作战的只有不到10万人。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向苏军求和。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帮助。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一定程度上说，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决策判断。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的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至终冷静认真地观摩了整个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石原同时还做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 “昭和第一兵家” “昭和第一兵家” 1946年的一天，在驻东京的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病恹恹的日本老头儿。老头儿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口气更大：“我是来自首的。本人认为只有我才最有资格作为甲级战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我才是大东亚十五年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可惜日本战败了，如果当初由我来当参谋总长，根本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美国人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真以为遇到的是一个疯子。 纵观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日军始终缺乏明晰且能贯彻始终的总体战略。老酒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10年时间里，日本曾经先后出台各种“纲要”“要领”“指南”“方针”，有30多种。如此频繁的变动，正说明了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战略指南。换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此言也不全对。就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对整个远东的战争进程有着异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他就是被称为日本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大脑”、昭和三大参谋之首、“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另类和天才的谋略家，可以说，日本侵华“功劳”的一半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也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类别。石原启介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还算不错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了不信邪、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蛮横作风。后来石原的经历也表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任职，总是与顶头上司闹得很僵，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板垣征四郎。 1902年，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9月，转学到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类书籍。石原尤其喜欢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天资过人的石原在考试时总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复杂的答题。世间大凡有天赋之人都会有些特立独行，也就是所谓的“智商爆棚，情商为零”。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的眼中也成为一个另类，被称为“七号”。“七号”在当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类似于“二百五”。当时的学习成绩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出类拔萃，在术科上却成绩一般，纯粹属于“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类型，这可能与他身体素质较差有关。 1907年6月，石原进入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最后以第二十一期步兵课第六名的成绩毕业。按实际成绩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教官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据说，当时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手表，石原正好是第六名，拿不到。“陆士”毕业后，石原莞尔回到原来的步兵第三十二联队，但由于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很快被一脚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 从一定意义上，不能说石原天生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其实石原也曾经非常同情中国并关注过中国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石原当时在朝鲜的春川任职。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石原把手下的几个士兵带到一处小山上，对天鸣枪，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年轻的石原觉得，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作为有色人种的代表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强大起来，那么日本就算有了一个兄弟。 但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让石原莞尔大失所望，他的观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逐渐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视。石原认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让我来替你管理吧。 在大学里，老酒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也不算很懒，学习成绩当然也一般。可就有那么一种人，你玩的时候他在玩，你学习的时候他还在玩，你听课的时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就没听，他只在考前翻翻书就大摇大摆地进了考场。你刚答了一半就看见他晃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刚过线，他几乎满分。毕业的时候，你背着行李卷四处找工作，他还在挑人，看那几个都想招他当研究生的教授谁更合适。 石原莞尔就属于气死老酒的这种人，并且堪称这种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石原在“陆大”入学时的口试，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射击的动作。要知道，这是在飞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说石原的眼光独到。 当时“陆大”的功课相当重，学员通宵达旦学习属于家常便饭。可石原好像永远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绝对是个不修边幅的另类，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样常年不洗澡，还把满身的虱子捉起来放在铅笔盒中观赏。口才极佳、知识渊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讨厌他的邋遢，喜欢听他侃大山。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元帅检阅“陆大”时，特立独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为的就是给学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议声中这样轻轻松松地从“陆大”毕业，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属于“军刀组”。实际上，石原应该是“首席”，但由于在校的恶劣表现，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荣誉。要知道，第一名有机会见到至高无上的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觐见天皇的机会。后来在被问及为何在“陆大”只拿到第二名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从“陆大”毕业后，“军刀组”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被分到人人向往的参谋本部，而是到了并不很重要的训练总监部任职。到这里他仍然“恶习”不改，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再次交恶。训练总监马奈木敬信中将称，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一样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至此，石原获得了“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坏名声。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了收集信息，他甚至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扛大包，现实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在这里，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并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征服，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石原遇到了他后来在东北的黄金搭档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精英，两个人在满洲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后来石原还推荐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只是由于板垣资历不够才未能成功。卢沟桥事变之后，冷静的石原反对扩大对华作战，与板垣强力要求扩大侵华作战的意见南辕北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 毕竟“军刀组”的成员都是日本陆军的精华，后来石原受命留学德国。当时，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军事界的经典巨著。这本书，老酒的书架上也有，也看过不止一遍。说实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每一段也看得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后把整本书合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什么都没懂，这就是素质。这本书类似于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正能看懂的没几个。石原就是能够看懂《战争论》的两个日本人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东条英教，陆军大学第一期的“首席”，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东条英机他亲爹。 相比东条英教来说，石原更牛，他不但看得懂，还发展了《战争论》。结合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思考，石原写了《最终战争论》一书。其实这本书只是根据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讲的记录稿整理的。完整地体现了石原战略思想的是《战争史大观》，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提纲，后来经他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以下观点： 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的“最终战争”，以此来决定未来人类历史的走向。 二、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为了打赢这场决定东方人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急需找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三、石原经过思索，替日本找到了这个基地，那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论”的由来，也是《田中奏折》中“必先征服满蒙”的理论基础。 石原的“满蒙生命论”一出炉，由于与当时日本陆军的思路恰好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为关东军后来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指南。日本《每日新闻》曾连发30多篇社论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他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应用在未来的军事战争中。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的突然出现也很有可能”。今天看这些话，我们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能说出30年后人类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吗？果然是牛人，石原竟然一语成谶，后来果然有了原子弹，可惜挨上这种“弹”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还认为：“中国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则一定要速战速决，日本要尽快逼迫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屈服，绝对不能打成持久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志。”这就道出了石原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心。 “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赴关东军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很快板垣征四郎也来到满洲接任了河本大作离开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 刚刚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组织所谓的“北满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由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石原的建议无法实施。新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后，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前后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演习。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主要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进行的再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地貌进行实地军事探测。经过三次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就开始初露锋芒。他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土计划》。 这三篇论文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了解除日本国内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对外进出；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中国，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 石原的三个观点简单明了。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脱困，日本也只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为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的战争。关于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石原自己也没有做详细说明。 1931年2月，为了给“历史的观点”寻找依据，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石原：“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中国的。” 石原：“不能说是日本的吗？为了这块宝贵的土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我们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是这样吗？那太遗憾了。” 内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以随便歪曲的。” 乘兴而来的石原只好败兴而归。在这里，老酒真想为内藤博士点个赞。 也就是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当时的石原中佐对随行的关东军参谋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理论。在一边听着的板垣大佐十分钦佩，将石原的观点全部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奉天后，板垣就找来石原再次认真研究。于是，一个小团队自发建立了，成员包括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几个雄心勃勃的少壮派军人开始定期碰头，专门研究占领并统治满洲的问题。 石原以三次参谋旅行为基础，制订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计划预计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占领。据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大约有22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00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个“以寡制众”的计划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尽管实力悬殊，几个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他们密谋之后所促成的“满洲事变”，中国人叫“九一八事变”，就是后来被称为昭和时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余两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实施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事件”，将在后文再做详述。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筹备一场豪赌，其出发点就源于在之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已经看清了当时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九一八事变后来被很多人看作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从而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拜“张大少爷”慷慨所赐。 称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就在于石原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石原认为—— 第一看英、美。对于日本抢占满洲，英、美不会直接插手。因为北方苏联红色政权的建立，英、美等国正担心赤色浪潮在亚洲的蔓延，如果由日本来控制东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势力南下的屏障。 第二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东北虽然名义上归属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对于这些面和心不合的异己分子，老蒋肯定不会真正大力支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佐证。石原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会袖手旁观。奉系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对于中央军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苏俄。石原判断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建设，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南进。况且之前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早把苏俄给得罪苦了，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后边捅刀子就算烧高香了。 石原当然不会忽略国内的因素。对于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军部一直是默许的。行动一旦能冒险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来事实证明石原的判断完全正确。 光有这些似乎还不够，除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之外，石原还和陆军中枢机关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层的支持或默认。但石原也知道一旦真打起来，这些人除了声援吆喝两声，不可能干更多的实在事。鉴于关东军万余人与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的差距实在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离东北最近的朝鲜军在必要的时候越过鸭绿江，对关东军进行支援。最初，朝鲜军的司令官是胆小的南次郎中将，对于石原的请求大摇其手，表明没有上峰的命令不敢擅自越境。1930年12月，朝鲜军司令官换成了林铣十郎中将，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石原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积极游说，林铣十郎答应届时将日本驻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在危急关头随时越过边境支援关东军。 在这里，石原的“善谋”与板垣的“善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相对来说，石原冰山一般的冷静更加可怕。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长春当地的一个日本牙科诊所，牙医小泽开作正在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他太崇拜那两个“英雄人物”了，就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选出一个字进行组合，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婴儿叫小泽征尔。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迷恋音乐，后来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晖一起成为东方三大指挥家。搞音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 目前对于板垣和石原来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3，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也为日本侵占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到了6月，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学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天，10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迅速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30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少帅张学良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过东北。大批东北军精锐随张学良出关，导致关外防务空虚。 尽管当时名义上国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各地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华大地，可以说是陷入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将在满洲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一是打破现状；二是建立亲日政权；三是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十六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时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识，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各有侧重，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原贤二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皆需借口，即使对于德国、日本、苏俄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1931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做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 也真该出事，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立即交出关玉衡等杀人凶手。最后东北军只好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引起的纠纷，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武器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悄悄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对关东军实施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此种做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健在的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要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之前他任朝鲜军司令官时石原就找他联系过越境支援的事，当时他就没敢答应。南次郎立即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也清清楚楚，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驻苏使馆当大使时，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差点跌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部长的人那绝对就是牛a了。 建川部长内心里是支持关东军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他来说也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是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处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应该中止。 但是，今田马上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10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就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本来就不愿意去的建川军令在身又不能不去，“陆大”的“军刀组”也绝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是不是把消息发出去了。等他坐火车到奉天时，已经是9月18日的傍晚了。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从15日到18日，建川走了整整四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就这素质？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司令官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部长，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建川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架势的建川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所开的菊文旅馆歇息，花谷还专程找来艺伎陪伴这位旅途劳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稍有些颠簸。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这将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第五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了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第一手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18日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凌晨零时28分，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之中，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事已至此，请司令官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进攻命令。”根据当时陆军的规定，“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决。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时，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立即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坐上火车，前往奉天。 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必须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日军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或“会战”，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不到12个小时，东北重镇奉天沦陷。 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大帅府进行疯狂洗劫。府内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20多年来积攒的家底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仅金条就有20多箱、银圆40多箱，古玩字画不计其数。张学良晚年曾经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王献之的字，是当年花三万块银圆买的，二十九个字。现在这幅字在日本横滨博物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已经忘记之前曾经说过自己这一生“唯爱女人”呢？ 就在9月18日晚，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消息后，立即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面见板垣，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板垣当然不会接受。森岛还想再多说几句，旁边的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干预统帅权者杀无赦！”无奈的森岛只好悻悻而归。回到领事馆的森岛立即向总领事林久治郎做了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劝阻停火，板垣依然不听。林久治郎立刻将事变情况飞电外务省。 除了进攻奉天的日军之外，接到进攻命令的各路日军分别扑向各自的攻击目标。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进攻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骑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第一大队分别进攻长春、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 事变发生后，迅速接到消息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9月19日早上5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第一部长今村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出差满洲）等人。会议期间，再次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电报，要求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关东军的在满洲的行动，给予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会议讨论的结果不是如何处罚那些违反军令擅自动武的人，而是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接着做出了增援关东军的决定。 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已经破坏了“越境攻击须经天皇许可，违者死刑”的军令，擅自调动朝鲜军下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关东军，就在9月18日当天深夜，两个大队的日驻朝鲜军已经渡过鸭绿江。 陆军的会议刚结束，上午10时，日本政府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若礼次郎首相劈头就问陆军大臣南次郎：“本次关东军的行为真的是出于自卫吗？”南次郎强调是中国人率先挑衅，前线的确属于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会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担心西方各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提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内阁会议确立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上奏天皇。会议责成南次郎立即将东京的指示通知关东军。 14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再度召开碰头会，会议决定接受阁议“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金谷范三甚至提出了“恢复事件前状态”的建议。但三长官会议的决定立即遭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的强烈反对，今村均大佐公开跳出来叫嚣：“既出之矢，岂有中途返回之理，对前方军队士气实为大打击也。”极力反对恢复事变前状态。9月20日，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再度开会提出，支持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反对关东军“旧态复归”。 同一时间日本内阁也在开会，会议再次重申不再扩大事态，立即采取行动约束关东军的行为。对于解决事态的具体方法，陆军大臣南次郎强硬主张维持现状进行和谈，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主张解除对现有东北城市的占领再谈和平解决，内阁会议闹成了一锅粥。首相若礼次郎强烈怒斥前线这种无法无天的违纪行为，但陆军方面却极力维护，南次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辞职就意味着内阁的垮台。在陆军的巨大压力之下，内阁无奈做出了对关东军、朝鲜军之前的行动给予补充认可的决定。 9月22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恶人先告状，先于中国向国际联盟通报日本和中国在满洲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同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不管声明所言是否为其内心真实想法，至少说明日本政府在事变前后还是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会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传达了内阁政府“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指示。可笑的是，在要求“停止行动”的同时，还高度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其含义不言而喻。深知军部用意的桥本欣五郎立即密电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用意并不是要你们真正停止活动。”有了这样的内线，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开始四处扩大战线。 关东军在满洲的各路进攻可谓势如破竹。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随即反转枪口带领日军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退。10月26日，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所部万余人顽强抵抗，蒋介石随即宣布去掉“代”字，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战至11月18日，由于日军不断增援，马部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 东北军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之后，关东军迅速制订了进军锦州的作战计划。闻听此讯的东京陆军参谋本部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马上停住脚步，等待命令，最后一次甚至使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也担心攻占锦州会引发国际冲突。另一个原因就是参谋本部还认为关东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万一那个大少爷张学良犯神经带领集结在锦州的大军发起反攻的话，胜负还真难预料，关东军很可能马失前蹄。但此时，对于早已违反了军令的板垣和石原来说，早已没了退路。两人决定孤注一掷，放手一搏。 1931年10月8日下午13时40分，关东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了锦州，其中6架飞机是刚刚从东北军缴获的战利品。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观摩此次轰炸。 关东军轰炸锦州的消息传到东京，内阁立即对军部进行了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对若礼次郎首相辩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我们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这谎言编得实在不太高明，谁都知道防空炮属于防守武器，难道中国人会抬着防空炮来你机场打你吗？随后前线的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驱逐锦州附近之敌军”。 黑龙江沦陷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军下一步很可能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盟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锦州中立案”曝光后，这一委曲求全的做法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于12月4日再次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锦州中立案”，同时表示日军如悍然进攻锦州的话，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做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关于对日军若发动进攻是否抵抗的问题，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东北老家都不愿意抵抗的张学良倾向于用和平方法解决，也就是准备“一到底”。张学良根本不顾及南京的指示，在与日方代表谈判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大少）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再次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对各方的劝告均置若罔闻。 1931年12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八旅团，从朝鲜调第二十师团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等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逐渐逼近锦州。12月28日，第二师团主力渡过辽河向锦州发起进攻。12月30日，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攻大虎山。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下野。12月25日、12月30日，接替蒋介石上任的孙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上述命令均为张学良拒绝。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同时下令东北军各部全部撤入关内。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长跪在车站的土地上，面朝东北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久久不愿南去。让人想起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那片土地饱含深情”。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军事重镇锦州。对于日军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本以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还事先集结了战车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张学良的反击，板垣、石原再次赢得是盆满钵满。从此，日本也多了一句俗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你关东军哪？” 锦州失守，关内和关外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此举使得东北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彻底丧失了进一步抵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借此机会，北线各路日军也频频展开积极行动，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三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二师团增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多月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3000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被统治、奴役的痛苦历程。 这边，南京国民政府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边关东军也不尿东京那一壶。面对前线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内阁已经无能为力。说起来有点可笑，张学良的不战而退，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军政两界。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原来的谨慎派已经完全被强硬派压倒。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双双引咎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集体垮台。1931年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受命组阁。新首相犬养毅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犬养毅内阁拒绝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两个月后，5月15日，一群少壮军官闯入犬养毅家中，不由分说将其乱枪“明杀”。后文详叙。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另一大人物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就是“三通”之一的“东北通”土肥原贤二。由他策反的汉奸数不胜数，“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奉天市市长赵欣伯，吉林省省长熙洽，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等，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独立”。 一大群汉奸里，重点要提两个人。第一个是臧式毅。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官员都乘车逃离沈阳，也有人劝臧式毅一起离开，臧式毅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也，在这危难时候决不能走”。9月19日，臧式毅被日军带走后，一直软禁了3个多月，期间臧式毅还一度以绝食抗议，后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在其任职伪奉天省省长的当天，其年迈的老母在家中上吊自杀。遗言是，“有了这样的汉奸儿子，再也无颜活在世上”。 第二个是熙洽。熙洽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熙洽，地地道道的正蓝旗满人，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大清覆灭之后，熙洽就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绞尽脑汁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本，借日本的力量“反民国复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登伪满洲国皇位时，熙洽在大清先祖的遗像前三拜九叩，泣不成声。 对于东北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日本国内以及关东军内部争议很大。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次性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在东北建立一个军人主持的总督府，实行类似于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方式。 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大汉奸“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他提出的人选是废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土肥原提出，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要说这土肥原也真算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土肥原在溥仪最落寞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土肥原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的这一“义举”让溥仪感激涕零。土肥原自信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犹豫豫，土肥原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新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要复辟的急切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光复帝业。 园子里边，土肥原苦苦相劝；园子外边，土肥原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土肥原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吓得溥仪是魂飞魄散。在土肥原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原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地汉奸巨头齐聚奉天，一时间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新政府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原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杀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新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事务”。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一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没有发出通告的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那是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其他报复美国的办法，就只好站出来跟美国唱唱反调，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伪满洲国对此大喜过望，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毕竟也算个活人——总算开张了，于是与萨尔瓦多欣然建交。伪满洲国军政大员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出面推销友邦运来的大量咖啡。 看看最终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中国外蒙古、梵蒂冈、苏联。苏联还以此为筹码，换得了日本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之外，其余几乎没啥好东西。 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的大功臣板垣征四郎从满洲飞回东京，以小小大佐的身份破格觐见天皇，可谓风光无限。板垣向天皇和陆军参谋本部报告了关东军在东北的战况，随后又参与策划在上海引起纷争的行动计划。在东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在上海策划事变，将西方目光转向上海。” 一贯以惹是生非为己任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大喜过望，迅速找来日本女间谍，“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密谋策动骚乱。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三名日本信徒到三友实业社总厂闹事。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日方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此即谓“日僧事件”。田中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32年1月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1200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就“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逮捕和处罚作案者，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消息传到东京，这次声称要在上海对中国进行“惩罚”的变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早已急不可耐：“陆军在北边大显身手，这次南边轮到海军来表演了。”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中将发表恫吓声明，声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如果对松井所提四项要求不做出令日方满意之答复，日本海军将断然采取“适当行动”。同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上海事件立取适当手段，由大角岑生海军大臣相机处置之”。 随后，日本海军就以保护侨民为由开始向上海调兵遣将。到1月28日，先后有三批增援舰船和兵力抵达上海，使得上海的日军力量达到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其余还有武装日侨4000人。同日，海军军令部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阿武隈”号等主力舰只从本土开赴上海。 战争日益迫近。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932年1月23日，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主持下，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大上海，同时向全军发出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再次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在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的形势下，中国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加之担心战火蔓延到整个富庶的长江流域，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28日下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复文表示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但日方进而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闸北。还不等中方答复，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坦克掩护下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第十九路军的坚决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一旦战争开始，只要他挥动手中的日本军旗，中国军队就会闻风而逃，4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全部占领上海。然而盐泽失算了，中国人不都是张学良。1月29日，顽强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军人捍卫国土乃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亦绝不退缩，不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七十八师两个旅驻守上海。防守市区的第一五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了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自认为兵力不足的日军固守待援。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下野的蒋介石复出。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宣布迁都老酒的老家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仍留驻南京。随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抗战之决心”，同时也提出要军事与外交相辅相成。蒋介石表示，一旦“超出忍耐之底限”，就要与日军拼个鱼死网破，这个底限就是不能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也在所不惜”。 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的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抵沪。蒋光鼐急调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参战。2月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向闸北进攻，再次被中国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三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援沪，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中将因指挥不力被撤职，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接替指挥。 2月7日，野村改变了攻击方法，以陆军久留米旅团进攻吴淞，海军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进行突破。第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再次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鉴于上海战况不利，日本又急调陆军第九师团参战，改由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统一指挥。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派出主动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迅速抵达的第五军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2月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后撤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 2月20日，植田令日军发起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以第九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突入夹击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为中止进攻。 面对僵局，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各部日军，至此日军已是三易统帅。1932年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的增援，总兵力增至7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实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处于劣势，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惨重，造成左翼浏河一带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白川指挥第九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3月2日，上海陷落。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阵亡620人，伤1622人；海军阵亡149人，伤700人。中国军方的损失是牺牲4270人，伤9830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6080人，失踪10400人，财产损失高达16亿元。其中，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中全部被毁，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10多万册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均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先要从摧毁文化开始，其心不可谓不毒！ 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不是东北的奉天，西方各国在这里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80%、法国的90%、美国的60%都在上海，此地发生的争战让西方各国均感不安，纷纷出面进行调停。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必须维护。此前，2月16日，国际联盟已经发出呼吁，“凡任何侵害国联成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 在西方各国的调停下，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恢复1932年1月28日之前的状态。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4月29日，日军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及日军在上海取得的伟大胜利。朝鲜反日志士尹奉吉借机混入人群，向主宾席投掷炸弹。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身受重伤，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均断一腿。尹奉吉后来被捕，被押解日本处死。 除了白川伤重毙命之后无法以僵尸身份出场之外，其余几位受伤者今后都还有不少戏份。野村吉三郎曾经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友，后来作为日本驻美大使主持开战前的美日谈判。植田谦吉后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诺门坎战败被打入预备役。而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签署战败投降书的，就是在这里丢掉一条腿的重光葵。 借蒋介石2月电令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八军陈诚部驰援上海参战之机，中共发动了赣州战役，战役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到3月8日，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以红军的失败宣告结束。这场失败的战役，让调往上海参战的第十八军被拖住一个月之久，间接拖了淞沪抗战的后腿。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使者去见四川军阀刘湘，被以“不保证使者安全”的理由拒绝。蒋派人去华北让张学良反攻东北牵制日军增援上海，张拒绝执行。蒋派人请广东军阀陈济棠出兵赣南应付红军，好让“中央军”得以回援上海，陈济棠置之不理。这些都成为蒋介石之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要理论依据。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当即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东北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9月30日，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中国的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决议，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由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对日本采取的是纵容态度，在随后多次做出的决议中，连公开谴责日本都不敢，更谈不上去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了。事变发生近三个月之后，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成员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因为团长是英国人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代表团允许中、日各派一名顾问参加：中国派出的是前外长顾维钧，日方的吉田伊三郎曾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际联盟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之前日本多次坚称，鉴于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同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不能保护外国在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起程前往远东。调查团的行程不是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探询各个西方大国对事变的态度。他们先是到了伦敦和华盛顿，2月29日到达日本。日本对于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盛情款待，并组织游览东京近郊及京都风景名胜。离开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到3月14日才抵达上海。3月26日，李顿在南京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大腕会面，之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来了个中国“免费一月游”，4月21日才抵达事发地沈阳。 趁着调查团周游列国的这段时间，日本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并炮制出了伪满洲国。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迫使李顿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鉴定问题。 调查团进入东北也并非那么顺利。甚至有日本军官给板垣征四郎出馊主意，提出当调查团进入东北时安排“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于危难之时“英雄救美”，以此赢得调查团的“芳心”。听到这样的“高见”，板垣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了。为表明是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在日本指使下向代表团发出声明，拒绝中国顾问顾维钧入境，调查团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顾问不能同行，调查团就准备撤走不再去东三省。日本这才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经过日本的“外交斡旋”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李顿等部分团员走陆路，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在东北先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名义元首”溥仪及其他官员会晤，调查团当然不能忘了去看看九一八事变的现场。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外，为了使调查团难以看到事变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将要调查的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为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很大期望，各界人士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期间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余件。调查团于6月4日离开东北，并于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共分10章，长272页，约14.4万字，也算是费了不少笔墨纸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条。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二、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 三、东北的确有排日倾向。但说中国军队主动挑起事变不能成立，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四、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东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也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的“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 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还算客观公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承认了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指出事变由日本挑起，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揭露了日本欲利用调查团迫使国际联盟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报告书最后建议，在满洲地区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各国派出顾问加以维持指导，同时该地区列为非武装区。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总部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是被称为“智力体操运动员”“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要重点介绍这位风云人物。松冈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好像很面熟，不错，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石原莞尔中佐。不，现在应该叫大佐。两个月前，8月，石原已经由于在满洲取得的“丰功伟绩”晋升陆军大佐。这次能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来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也是对石原变相的褒奖，同时也是日本对欧美各国对日批判的一种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不承认“满洲国”，我就把制造事变的“功臣”带过来，看你能奈我何？ 此前，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在国联会议上绝对不能妥协，松冈正是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的。11月21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大日本帝国这次在沈阳的军事行动，与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等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是同样的道理。”言下之意就是，类似的事情当年你们英国和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今天我们日本就不能做？ 实际上，《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主要是英国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历来主张绥靖，所以不想让事态扩大，提出以国际共管的方式来取代伪满洲国。迫于四周一片谴责之声，12月14日，松冈洋右也向国内发出电文，建议接受英国的建议。 但日本国内此时对伪满洲国的建立一事正处于狂热状态，犬养毅因反对承认伪满洲国被激进分子枪杀，接任首相的是海军大将斋藤实。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松冈关于接受英国提案的建议。内田认为，接受这一意见必然会引起国内舆论的抨击，这对政府极其不利。他在1932年8月25日的一次演说时甚至叫嚣：“即使举国化为焦土，也要维护‘满洲国’的独立。”内田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在1933年2月7日召开的“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上，日本国民慷慨激昂地表示：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月30日，松冈洋右再度提醒要“适可而止”，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这么大一块肥肉岂能这么轻易地吐出来？！ 2月初，国际联盟开始起草对日劝告声明，日本政府这才慌了手脚。因为国际联盟的决议一旦通过，日本很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这对正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匆忙间做出了一项饮鸩止渴的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对一个非加盟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如果国际联盟通过《李顿报告书》，日本将立即退出国联”，同时将上述内容立即致电在日内瓦的松冈团长。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日本已经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由45国的出席代表对《李顿报告书》进行表决。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42票，日本1票反对，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会议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的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三十到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日本是正确的。今天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确信而且坚信，今后世界的看法一定会改变，就像世人今天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发表完演说的松冈趾高气扬地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1933年3月8日，日本议会正式批准退出国际联盟。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日本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做法使得国联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刹那间成为一堆废纸。 事后，国联秘书长埃文诺对中国外交人员吴秀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国家被别人武装侵略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奋起抗战，国联才谈得上给它撑腰主持正义。如果它自己都不抵抗，要指望国联为它火中取栗，那是不现实的。”不知道闻听此言的吴秀峰当时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离开日内瓦后，松冈洋右率领代表团直趋罗马，他视这个法西斯国家为理想中的天国并对之无限向往。在这里他拜见了心中的偶像、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的崇敬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在随后一次演讲中，松冈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日本代表团之后先到伦敦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松冈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4月27日，日本代表团终于抵达横滨。数千日本民众聚集在码头高呼：“万岁松冈，干得漂亮！”《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通讯，赞扬他为“凯旋的将军”。有12家报纸联合发出了“国际联盟各国没有认识到东洋和平之真正道路”的共同宣言，松冈也因此成为“国民英雄”，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也被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两年后，1936年，日本再次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从此自绝于国际社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此话也不确切，他们随后很快就找到了“好友”——德国和意大利。 是非张学良 是非张学良 东北丢了，伪满洲国也成立了，一切似乎暂时都已尘埃落定。但是老酒还有一些话要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如果说这位“诗人”做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有90岁，老酒肯定不相信，你也可能会怀疑。但这却是事实，因为他的作者不是像老酒这样的无名氏，而是本章的第一男主角张学良。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对时局做出清醒的判断。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7岁时已经是东北军的首领，29岁更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这个年轻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一生尤好美女。晚年他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几乎都逃不过他的劫掠，一生中有过的女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仅其承认的情妇就有11个，可谓风流无限。按说，在那样的年代，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就在于他同时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多年的军阀混战早已让他身心疲惫，心理压力过大的他从1927年就开始吸食毒品用来舒缓神经，以致后来成瘾，不能自拔。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阅历，都不是能够担当那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场面。”这种评语用于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可谓是恰如其分。 东北沦陷之后，当时中国的第二号风云人物张学良马上成了千夫所指。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两首名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男主人公不用说肯定是张学良，其余在开头两句里，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大家熟悉的赵四小姐，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在家排行第五，故称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 这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哀沈阳》，是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的马君武之诗作。 从诗作来看，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在跳舞，舞伴至少有赵四、朱五和电影明星蝴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都是马教授的想象和杜撰。尽管没有总司令蒋介石名气大，但是副总司令的官也不小，张学良的行程肯定不会没人知道。前边说过，张少帅确实冤枉，他根本没有跳舞，而是看戏去了。 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哀沈阳》见报后，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校长对质公堂。然而，胡蝶心态平和，不想做过多纠缠，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重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在这件事上，最冤枉、最无辜的胡蝶表现出的冷静和胸怀令人敬佩。要是放在今天的艺人身上，估计早高兴得背过气去了——多好的炒作题材！说不定缓过气之后，马上飞奔而去，以身相许了。稍有嫌疑的是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说，跟朱五小姐，他连一句玩笑都没开过。至于赵四，尽管不是夫人，可两人早在1926年已经公开同居，也似乎不应当作为新鲜事来炒作。 以前看过不少书籍，大都赞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不弃不离、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后才慢慢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张学良是有夫人的，他和赵四之间的关系，发生在像老酒这样的老百姓身上，就是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甚至重婚罪。而到了张学良那里，就变成了伟大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这是什么逻辑？以张学良对于女人的一贯热爱，如果不是后来被蒋介石关起来，不能自由活动的话，估计还会有李五、王六、刘七，等等。蒋先生把他关起来也算变相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世间可以少几个光棍也。 一首文采并不十分出众的《哀沈阳》，因为切中时弊且通俗易懂而迅速传开，以致举国尽知，马君武也得意地称为民国版的《圆圆曲》，言外之意张学良就是吴三桂。不仅是马君武，当时全国舆论界也一致声讨张学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东北漆黑一团”的文章，文中写道：“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别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三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另有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嘲笑文章：“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阳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而出。”《中国评论家》则刊登了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戏言张学良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北平一些爱国学生编排了一出讽刺剧，剧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剧中人物酷似张学良。甚至连日本人也赶来火上浇油，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就像20世纪末前萨达姆对科威特一样。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国人对张学良的仇恨程度。热河失陷之后，张学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被迫宣布下野。不过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还有人费尽心机地巴结他，这人就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在张学良到上海的第二天，所居住的公馆大门上就被挂上了炸弹。炸弹的引信已经被拆除并不会爆炸，和炸弹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请张学良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杜月笙闻讯大惊失色，张来上海由他出面招呼的事人人皆知，如果真出了事，他老杜今后还能在上海滩混吗？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此事的策划者就是号称“亚洲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能称作“第一杀手”前面还冠以“亚洲”，那肯定是不好对付的，杜月笙试图花钱消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不为钱，声明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定要他的狗命。”后来杜月笙也是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历史不是拍电视剧，永远都只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推倒重拍。战争也不是打游戏，失败了可以保存，重新载入重来。但老酒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东北军能够抵抗，中国抗战史乃至长达14年的东亚战争史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从后来很多次露面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当初的做法也是终生悔恨。一念之差竟成千古之恨，英雄与罪人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纵观其一生，也有如“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之类的壮举，但一百次局部的成绩，也难抵一次全局性的过错。 1990年，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就已经死了。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从中国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其中公开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高层为此力促张学良回国。被选中具体联络的是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吕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两人之间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吕正操等人于当年5月23日从北京直飞美国，5月29日在纽约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并提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看到大陆的诚挚邀请，张学良表示很想回去，但最后依然以“怕一回去弄得政治上很复杂”婉拒。 至于张学良不回大陆的原因，坊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能飞到美国，就不能飞回大陆吗？大陆比美国还要远吗？第二种说法，是正准备回去呢，正好日本天皇访华，怕碰在一起尴尬，但谁都知道日本天皇是不会定居中国的。第三种说法，是赵四不让回去，张学良难道就这么听话吗？当初那么多命令要求他固守锦州，怎么就不听呢？这时候就听啦？第四种说法，似乎还有点道理，说是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李登辉制造了诸多障碍。 中国人的传统是“月是故乡明”，“叶落归根”，张学良真的就不想回来吗？老酒倒是认为未必。他不回来，更可能是无颜以对东北的乡亲父老。霸王项羽尚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事变国耻，能无愧乎？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不能终老之前望一眼故乡，其情景何其悲惨？我们可以惋惜，也可以同情，但是历史只承认事实。 后来，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败退台湾，在总结大陆失利的教训时，往往归罪于张学良毁了党国的大业，他在日记中评价张学良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去世，享年101岁。有人戏称，他坚持活这么久，是怕去那边见他爹。此乃气话，不提。 一跑沈阳，二跑锦州。比起战术性逃跑来说，战略性逃跑的含金量更高，此“两跑”跑出了长达14年的大东亚战争，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跑跑”都黯然失色。 在老酒的“十大‘跑跑’排行榜”上，张少帅凭此而荣登榜首，实至名归。 “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和“统制派” 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一根筋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话，也不太确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时期，大致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开始一直到1932年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为止。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气氛浓厚。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使得国民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民主政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内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政友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在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乃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没有对外发起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东京、横滨一带由地震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26年12月，年仅47岁的大正天皇驾崩之后，刚刚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7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日本就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金融危机大大强化了日本工业产业、金融业的整合：在产业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了五大垄断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得极少数的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逐渐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随之而来是漫长的经济萧条。为摆脱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开始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之后的侵略战争铺路。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得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蛰伏的军方势力借机再度抬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客观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变成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19世纪末的一天，在东京幼年陆军学校的操场上，一位正在做木马训练的青葱少年被学校的一群恶少围攻。危急时刻，两位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冲入重围，拳脚相加，将之解救出来。从那时起，这三个人就开始惺惺相惜，成为情意相投的挚友。那个玩木马的少年名字叫冈村宁次，另外两个分别叫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几年后，1904年，三人一起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次一起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综合三人的毕业成绩，永田铁山是“陆士”第四、“陆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陆士”第五、“陆大”首席，冈村宁次为“陆士”第六、“陆大”第八。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天之骄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那三个已至中年的陆军精英在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举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会。不久前，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引荐下，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少壮派陆军精英参拜了前来欧洲巡察的裕仁，并向皇太子宣誓效忠。这次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七天后刺杀原敬首相的中冈艮一类似，那就是结束国内的腐败，让军人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宰。冈村当时是作为参谋本部的巡回武官到欧洲考察，永田铁山是日本驻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为驻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铁山是大哥，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有人说他甚至比石原莞尔还要聪明不止一两个级别。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之意。 三人一致认为，通过军人控制并治理国家才是日本今后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眼里，国内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中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之后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掌管，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几乎没有晋升到陆军高位的可能。 三个人很快制定了他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一、确立日本举国一致的总体战体制，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少壮派军官要联合起来，形成军部内的一股新势力，那就是昭和军阀。 其实参加这次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一个人。第四个人就是第二天才赶来的“陆士”第十七期毕业生，当时驻德国武官，后来成为日本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比起毕业于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辈而言，此时的东条英机还只是个端茶点烟的小师弟而已。对于成绩平平，连续三年都考不上，最后靠老爹东条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顾上了“陆大”的东条英机来说，那几个学兄简直是太出色了，端茶点烟也在所不惜。后来有资料说，东条英机第一天就来了，没资格参加讨论，那三个人密谋的时候，东条英机只能在门口负责把门望风，这应该是故意出息人的说法。 除了巴登巴登这4个人之外，“三羽乌”很快又从陆军少壮派军官中选拔了7个出类拔萃者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平武官矶谷廉介。这些人几乎全是“陆大”的首席或者“军刀组”成员，也都是我们今后经常要提到的风云人物。11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就此形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昭和军阀逐渐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会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却地位显赫。战后几乎所有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和这次短暂的聚会，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谁也想不到，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羽翼将给未来的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几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畅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来在满洲闹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团队迅速扩大到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除了那6人之外，这些后来者名气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叶会”以“陆士”第十六期同学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员组成。后来永田、小畑两人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于是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就在“二叶会”的大哥们频频聚会期间，永田铁山还示意“陆士”第二十二期的铃木贞一逐渐联络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于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组织“无名会”。成员包括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横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将在后边的文字里逐次出现。 “无名会”第一次聚会由当时的陆大教官石原莞尔中佐讲述“空军作战”，第二次聚会就是热烈讨论所谓的“满洲问题”。聚会结束时，一帮小兄弟才突然发现后边多了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大家无比崇拜的永田铁山大哥不知啥时候来了，正坐在那里微笑着静听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马上自掏腰包带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顿。 后来由于河本大作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为了团结起来一起保护他们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永田铁山把“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在一起，改称为“一夕会”，但形式上两会仍然各自独立存在。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樱会”。“樱会”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应不惜使用武力，后来逐渐吸收基层的军官参加，成员达到了60多人。就在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系列类似的右翼团体“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还有“天剑党”“血盟团”“王师会”“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类似的团体数量已达500余个，总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陆军所有蠢蠢欲动的少壮派精英——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青年军官。 有了“革命”的组织，还要有“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有进一步“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思想家应运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军国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 要说老酒年幼时也曾是个抱有远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对各种“家”无比崇拜，并立志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也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咱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话虽如此，但是对那些“家”的关注始终不减，也就逐渐在内心分出了层次。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场，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艺术家不分国界，思想家不论年龄。仅仅两年之后，也就在23岁那年，北一辉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成书并自费出版。在书中，北一辉指出，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要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这次“社会主义大革命”。这本书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此虽然是自费出版，也很快被政府禁止发行，北一辉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杀。 要说北一辉跟中国也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日本郁郁不得志的北一辉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的生涯。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叫“中国革命外史”的书，还把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北辉次郎，正式改为大家熟知的北一辉。1911年，他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频繁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最后长期定居上海。由于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谭人凤的儿子也曾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都有很多交往。“二二六事件”之后，北一辉被处死，张群就曾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却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开创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因此，北一辉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了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思想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执行力，他的调查最终未果。后来由于不择手段筹集经费，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勒令回国。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参与中国革命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驱逐出境三年。 三年驱逐期满之后，一心向往革命的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但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的北一辉，无奈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依然寓居上海的北一辉，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主张从下层社会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对日本进行彻底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必须依靠军人，并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倡导由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起了一条“绿色通道”。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崇尚暴力和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而且必需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造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还指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铲除大财阀、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号召下通过军人实施政变推翻现有政权。北一辉还设计了改造行动的具体措施：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并解散国会，在政变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财产数量，个人私有财产不得超过300万日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同时他认为，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对于无视人类共存天道的他国具有开战的权利。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此时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思想上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提出“中国是日本实现振兴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辉又撰写了《维新革命论》一书。看，人家写本书跟喝凉水似的，咱网上发个破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服不行啊！在书文中，北一辉提出，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颇频的暗杀决定。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青年军官。 北一辉的一系列理论在日本青年军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重要派别“皇道派”的基础。他们大部分是中下层的军官甚至士兵，北一辉可以说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领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组织“犹存社”成立。“犹存”两个字取自唐朝名臣魏徵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日本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犹存社”的组织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辉小三岁的大川周明，大川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这位大川周明我们可能更熟悉。因为北一辉死得早，大川却一直坚持到战后，并因在东京大审判时的演出而闻名遐迩。 刚刚成立的“犹存社”派出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去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先驱者北一辉。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旧的烂房子里看到了江湖闻名的大侠北一辉。第一次见到北一辉的大川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北一辉过得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师兄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了大川师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读完了北一辉的前七卷作品。合上书后，大川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么干。”之后，两个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长谈了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前七卷回国。北一辉说，“你们等着我，写完第八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上海完成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加入了“犹存社”。 作为一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被誉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与北一辉的穷困潦倒不同，大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他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晓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讲不同的语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文、周六马来文、周日意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录音机，咱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 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日本最疯狂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周明极力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颇丰”，如《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成为日本之附属国》《论日本国土之扩张对象是中国》《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试论日本是亚洲之主宰者》，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粉饰、卖好的荒谬无耻之作。 与北一辉强调主要依靠青年军官的势力不同，大川周明认为应对内建立军部统治，通过逐渐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实现军部对国家的统治。他的说法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大多数中高层人士的认可，其言论逐渐成为另一大派别的理论基础，这一派就是“统制派”。在近卫文麿任首相期间，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卫的赏识，很快成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 这样，与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和“舰队派”相类似，在日本陆军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政府来控制政权，由天皇实施亲政，依靠军队进行军部独裁统治，实行“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开战。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总瓢把子就是曾任陆相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大”第十九期“首席”的荒木以擅长演讲著称，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所有列强都不在话下！”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时荒木能够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新生入学，因而在青年军官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轻军官聚会的场所。荒木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缜密思想使他俩并列成为“皇道派”的领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陆军将领均属于这一派别。 “皇道派”成员多为那些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严重不满的青年，很多出自野战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认为政党政府是“隔断天皇和民众联系的误国奸臣”，所以要恢复“明治精神”，要“尊皇讨奸”“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恢复“天皇亲政”。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主张毫无组织纪律的恐怖活动。其中一部分人更是主张用发动政变和刺杀大臣的手段达到军事独裁之目的。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这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已经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除了永田铁山之外，属于这一派别的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铣十郎。冈村宁次、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都属于“统制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于是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在对外策略上，“统制派”提倡建立总体战体制，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的准备。“统制派”强调必须联系上层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形容，那么“皇道派”的成员基本属于低层阶级。往往越是下层军官对皇室越关心，他们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纵英才”，事情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的中高层，当然还包括“统制派”提出要联合的那些财阀和政府官僚。随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实质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并利用上层阶级来试图打倒中层阶级，可惜功败垂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国家”，“建立军国主义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只是在具体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而已。 喋血“五一五” 喋血“五一五” 1921年9月28日，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爱国愤青朝日平吾刺杀了四大财阀之一、安田财阀的首脑安田善次郎，揭开了一轮疯狂杀戮的序幕。 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之前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后来朝日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几乎全部持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对社会极度失望的他就此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朝日平吾极度崇拜天皇，他认为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等隔离了天皇和臣民之间的亲密联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刺杀成功之后，朝日平吾自杀，他在自杀前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内中思想与北一辉无异。公众的同情明显在凶手一边，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仅仅两个月后，强烈要求结束国内腐败、年仅19岁的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第一届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 前面提到，由于内阁政府先后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日本海军的规模不断遭到限制，导致海军对政党政治的不满日益加重。特别是后一个条约迫使大量海军军官和水兵退出现役，更引起基层官兵的愤慨。长久集聚起来的怨气，使得海军部分中下层军官开始积极筹划反对政府和财阀的行动，一些人很快与井上日召所带领的“血盟团”搭上了线。 “血盟团”是日本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极端右翼恐怖组织，其创始人是“日莲宗”的僧人井上日召。井上日召同样倡导发起“昭和复兴”，并认为“铲除”政府首脑与财阀人物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他的“血盟团”成员共有14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和在校学生。 井上计划大规模刺杀政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提出的口号是“一人杀一人”，列入其暗杀名单的人员包括若礼次郎、西园寺公望、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床次竹二郎、铃木喜三郎、井上准之助、池田成彬、团琢磨等政界、财界要人20余人，日上试图以此“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军国主义制度。他要求每个“血盟团”成员必须在1932年2月11日前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登基2592周年。 1932年2月9日，之前经常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银行家、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人行道上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击中三枪后毙命。3月5日，第二次谋杀在类似情况下发生。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跨出车门时，“血盟团”团员菱沼五郎用手枪捅了一下他的后背，在他回头时扣动了扳机。团琢磨因为利用经济危机抢购出售美元获取巨额利润而被众人诟病。“血盟团”的暗杀活动在日本高层可谓是风声鹤唳，大恐慌的蔓延使得有些人穿上了避弹衣，有些人开始频繁更换居住场所。 警视厅很快破案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1933年6月，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公开审判。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审判却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宣传资料。比起那些被刺杀的受害者，杀人凶手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同情。在国民的心目中，他们是保护平民、反对暴虐、铲除腐败的勇士。1934年11月，首领井上日召以及直接杀人凶手小沼正、菱沼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分别判处三年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井上日召于第二年就被假释出狱。到了1940年11月，“血盟团”的成员已全部获释。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的若礼次郎内阁倒台，犬养毅受命组阁，出任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 这个犬养毅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怀有善意的日本人。早在20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在自己的家中为孙中山提供了庇护所，辛亥革命时，犬养毅甚至亲自到上海、武昌等地对孙中山表示支持。这一点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有点类似。当年一个叫蒋志清的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时，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这个小蒋后来改名叫蒋介石。 犬养毅和南京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也包括在东北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就曾给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抢走的私人财物，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这封信后来落到军部手里，反而成了犬养毅被杀的罪名之一，那就是“接受敌国要人的贿赂”。 犬养毅担任首相时已是77岁高龄。上任之后的犬养毅，起用理财圣手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同时，新一届内阁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也变得相对温和宽松，对军备的控制却更加严格。在军部的眼里，犬养毅这类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犬养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加上他的执政理念，使他很快成为右翼青年军官刺杀的头号目标。 犬养毅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萱野长知赴上海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试图达成妥协，但他的秘密和谈工作随后被媒体曝光，此举使得军队内部的激进派分子更加怒不可遏。更让军部气愤的是犬养毅内阁对伪满洲国的态度，他们竟然“吃里扒外”，拒绝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老子在前方拼死拼活抢回来的东西，换来的不是奖励却是不承认，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犬养毅对当时一些青年军官的激进做法也备感忧虑。他给陆军长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一下当时军队中的不良风气，同时上奏天皇，建议将30个问题军官免职。这犬养毅也真是老了，不中用，这一消息再次被军部得知。军部对其干涉军队内部事务的做法出离愤怒，认为犬养毅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天皇的“统帅权”。 1932年5月15日，一个晴朗的周日，一切看似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犬养毅在私宅悠闲地休息。他的夫人、秘书和护卫都出门去了，而他本人刚刚接受了一次鼻部治疗。在诊治过程中，犬养毅非常乐观地对医生说：“看来身体没出什么毛病，估计我还能再活100年吧。” 就在犬养毅接受鼻部治疗的同时，两辆出租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住，9名海军军官从车内鱼贯而出，走进了神社。他们恭敬地对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寺庙买来的护身符再次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私宅。 傍晚17时30分左右，这群军人手持枪械，闯入了防卫薄弱的首相私宅。此时的犬养毅并没有惊慌，反而客气地把首先闯入的海军中尉三上卓、山岸宏等人请进了自己的会客室。日本人非常讲“礼貌”，这些军人在进入会客室前，甚至按照客人的礼节将各自的军靴脱下来放在门口。举目无援的犬养毅不断地对这些军官说：“等一下，等一下，有话好说。”此时，海军预备役少尉黑岩勇又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 面对犬养毅几近哀求的“有话好说”之声，不知谁喊了句“不要废话，射击”，然后就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闯入者纷纷将子弹射向那个瘦小的老头儿。 这群军官离开之后，首相家中的女眷才敢奔入会客室查看犬养毅的伤情。此时，鼻中流血的犬养毅意识还很清醒，他对女眷说：“把刚才射击的那些年轻人叫回来，我还有话没说完。”当晚22时左右，犬养毅开始大量吐血，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反而安慰大家：“这只不过是胃出血，你们不用担心！”一个多小时后，23时26分，犬养毅停止了呼吸。 暴徒离开首相私宅后并没有止步，他们随后攻击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住处以及政友会总部等地，对三菱银行以及东京附近的几个变电所投掷了手榴弹。最初的刺杀计划中，还包括正在日本访问的著名英国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在激进派军官眼里，卓别林属于左翼影星。如果把卓别林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大明星、大导演干掉，就会取得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不巧的是，那天卓别林被犬养毅的三儿子犬养健带去看相扑比赛了，侥幸地保住了一条命。 暴动发生后，东京警察厅动员了上万名警察进行围捕。凶手最后搭乘出租车到了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围起来之后束手就擒。 “五一五事件”打出的旗号就是“昭和维新”，希望实现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的又一次“革命”，但其实质不过是军部势力希望代替政党上台而展开的阴谋暗杀活动而已。 事件发生之后，9个杀害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起诉，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在审判前，一份由11万人用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自发签署，他们请求法庭对凶手从宽发落。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9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替死的诚意，他们还随信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9根小手指。 审判过程中，凶手不但不认罪，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大肆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耿耿忠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这看似正义的呼声，更加激起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在民众看来，他们为了“国家大我”，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那些可耻政客和财阀的行动，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武士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对经济形势的失望以及对“腐败”一词的深恶痛绝，使得民众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毅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手持报纸挥舞，集体为凶手加油，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 刺杀犬养毅的凶手中有一人曾经表示遗憾，但随即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在民众的心目中，这些人不是凶手，而是为国献身的勇士和斗士！ 随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举行集会，许多东京当地社团、商团组织请愿书，要求“释放凶手，打倒政客”。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压力山大”的法院果然顺从民意，做出了“极宽发落”：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最重刑罚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新闻媒体对杀害首相的凶手关不了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对于“五一五事件”背后的阴谋者来说，这样的重案只有这样的轻判，就是对与军权对抗下的法制与民主政府更进一步的侵蚀，也为之后“二二六事件”更大规模的杀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一五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32年5月26日由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成立了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军部的势力终于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条约的签订，导致浜口首相被刺。九一八事变又导致犬养毅被集体枪杀。之后日本政府逐渐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只能唯军部马首是瞻。斋藤实内阁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 “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 军方势力能够顺利抬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社会底层生活上的极端贫困。 这时期在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耕耘土地外，冬季还须进城打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还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一些山区的农民不得不全家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里，那些青年男女进厂做工，尽管工作十分辛苦，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侵略的不断扩大，带给广大民众的不是利益而是生活的日益贫困。 与广大劳苦民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以及政党之间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底层民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同时还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这种社会病态也正是政界、财界高层遭到谋杀而凶手却广受民众同情的根本原因。 上述突出矛盾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时间也最久、最长，并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 既然有派别那就必须有斗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和海军中两大派别的争斗一样，陆军中两派的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由于“统制派”的成员大部分属于地位较高的中高层军官，位高权重，因此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4年1月，在九一八事变中获得“越境将军”称号的林铣十郎，接替“皇道派”总舵主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7月，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至前线作战部队。7月中旬，林铣十郎面告“皇道派”的另一领袖真崎甚三郎，要在8月的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闲职的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甚三郎是“皇道派”的二把手，当时的职务是实权的陆军教育总监。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天皇，别人无权调动。双方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支持林铣十郎，真崎才无奈屈服。 其实林铣十郎罢免真崎是事先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默许。“皇道派”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虽然他们闭口张口不离“皇道”，但裕仁还是对他们的无法无天存有戒心，同时非常不满真崎甚三郎对少壮派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可是“皇道派”的武士可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他们一致认定这都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 随后永田铁山被提升为握有实权的军务局局长。上任后的永田立即开始制订并推行日本全国“统制化”计划。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永田开始频频与政府官僚、财界接触，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联系，并逐渐成为军、政、财这一高层网络的中心人物，能力出众的永田铁山实际上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永田铁山上台之后，就开始和林铣十郎联手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策划政变阴谋的消息，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皇道派”少壮军官把所有矛头直接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陆军中佐来到了东京。他同许多富有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而感到愤慨。相泽找到了永田铁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永田辞职。这一可笑的要求当然遭到永田的断然拒绝，你算什么，你以为你是天皇？当相泽返回福山的部队驻地时，他很快接到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调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服务的调令，彻底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杀永田。他在办完赴任手续后，于8月11日晚再次来到东京。 1935年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先是来到了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杀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 上午9时40分，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永田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相泽刺向永田的第一刀没有刺中，第二刀使永田受了轻伤。永田蹒跚地想夺门出逃，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的相泽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他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永田死死地钉在门板上。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亦无永田”的永田铁山就此毙命。当时因公正在永田办公室的东京宪兵队队长上前阻拦，也负了伤。 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不雅观，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之后他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他已执行了上苍的判决。由于帽子留给永田盖脸用了，他准备到外边再去买顶新帽子，这时闻讯赶来的宪兵围住了他。 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审判。在受审的过程中，相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麾下一名普通军人的神圣职责而已。他提出对国家实施改革，并向所有法庭上的人宣称：“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缩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的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法庭上的相泽似乎换位成了法官一般，公众舆论也依旧偏向杀人者相泽。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怪物，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相泽出现。” 刀劈永田铁山的暴力事件令裕仁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大将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永田的葬礼上，裕仁还特地让宫内省送去了鲜花。1945年，裕仁在皇宫的地下室里召开了决定日本投降的御前会议。与会人员惊讶地发现，天皇地下室的墙壁上挂着一个人的遗像，他就是10年前被相泽刺杀的永田铁山。 “永田事件”之后，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统制派”借1935年12月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将第一师团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几年之后的淞沪会战，正是这个柳川平助率领日本第十军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在国民党军腰眼上插上了一把小匕首，从而导致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全面溃败。 随后，新的命令就来了，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一师团被调往满洲。作为日本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师团又被称为“玉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无异于火上浇油的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皇道派”少壮军官认为公众舆论对相泽三郎的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发动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一师团将在3月之前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核心成员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已经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真崎对矶部来访的意图清清楚楚，但老奸巨猾的他不想惹祸上身，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会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谈主题，就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很穷，也没有多少钱，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日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道：“就这些吗？如果就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事发前曾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满洲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杀政府要员。”得到消息的日本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宪兵队和警视厅认为个别叛乱分子翻不起什么大浪，凭他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从容对付一切突发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牛的确吹大了。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大雪已经厚厚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这是东京54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大雪导致交通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让无法回家的人暂时借宿。 这天深夜，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约瑟夫·格鲁大使正在招待他尊贵的客人。格鲁曾经是罗斯福总统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的夫人就是那位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准将的孙女。他的客人除了刚刚卸任首相并被任命为宫内大臣的斋藤实之外，还有那位大家熟悉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了让大家高兴，格鲁特地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兴致很高的客人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的11时30分。 当斋藤实跨入车门时，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下车的时候，斋藤抬头看了看天空，那雪正下得紧。 斋藤肯定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些雪花，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到来，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很快将被鲜血染红。 在这个大雪纷飞的静谧夜晚，位于皇宫外侧一端的第一师团兵营却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森恐怖。远处一间营房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里面聚集着十几位面容冷峻、如临大敌的陆军军官。一位青年军官忽地从蒲团上站起来开始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我们皇军的精英几十年来为了帝国的神圣事业前仆后继，几次起事都不幸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民众，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如今，我们的行动已为统制派控制的军部所察觉，随时都有移师满洲甚至关押被杀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以改造国家，拯救民众，实现皇道。”说话的是香田清贞陆军大尉。 相比于香田清贞大尉的年少气盛，安藤辉三大尉就显得冷静许多，他慢条斯理地说：“诸位，此次兵变酝酿已久，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周密可行的。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是荒木贞夫大将的忠实信徒，此次起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不成功便成仁。”安藤辉三出身教师世家，表面看上去温文儒雅，却有着刚毅的性格，在士兵中颇有威信。 2月26日清晨4时，陆军第一师团的千余名士兵被他们的长官从热被窝中叫起。士兵对长官的密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要进行一次夜间雪中演习呢。只有几个人被告知当天将要杀人。 “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死。”栗原安秀中尉冷冷地对一等兵仓友音吉说。 闻听此言，仓友大吃一惊，但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长官，我愿意去死。” 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约1500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取走了步枪、机枪、手雷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那些“天皇周围的坏人”。 行动共分六个小组，各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香田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负责占领警视厅，让那些警察失去指挥。其他四组则分别刺杀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宫内大臣斋藤实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责刺杀宫内大臣的凶手得手后，第二个目标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其他两组也将赶到市郊，分别干掉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举国尊敬的唯一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 负责击杀首相冈田启介的部队由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约300人。早上5时，到达首相官邸之后，他们与守卫官邸的警察发生了枪战。很快，4名警察全被击毙，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 早上5时前不久，首相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已经听到了外边的枪声。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名字，在日本投降之前，他还要出场并有重要的戏份。迫水和冈田的关系很特殊，工作上他是首相的秘书，生活上他是冈田的女婿，同时冈田的夫人又是他的姑妈——也真够乱的。 迫水马上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警视厅电话里回答说增援的人马已经出发。别看这些警察平时对老百姓横行霸道、吆五喝六怪威风的，但是遇见真正的野战部队就立即拉稀，警察增援部队很快被叛军击退。当迫水再一次给警视厅打电话时，“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一个声音回答说，大约有500名叛军已经占领了警视厅大楼，老窝都被端了。 迫水挂断电话，接着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长局促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对不起，秘书先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水气得啪一声把电话摔在地上。 枪声也同样惊醒了首相的另一位老秘书、61岁的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他同时也是首相的妹夫。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时，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冈田启介首相已经吓瘫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他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把冈田推进了浴室。 冈田在浴室里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声“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的缝隙望出去，只见他的妹夫紧靠屋墙站着。“向他开枪！”一位指挥官喊道，但士兵似乎还在犹豫，指挥官接着吼道：“你们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到满洲去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到满洲以后怎么办？”枪声随即响起。高呼“天皇万岁”的松尾随后便倒在了台阶上，血像泉水般喷在雪地上，格外耀眼。怕松尾没死透，他们又朝松尾的胸口和鼻梁上补了两枪。 这个松尾大佐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的老岳父。事变结束后，迫水告诉松尾夫人，松尾为了搭救冈田首相而被叛军打死，本来就出身武士世家的松尾夫人谦和地说：“我丈夫能够效劳，未亡人非常欣慰。” 栗原在卧室中找到了一张冈田的照片，跪在尸体前，拿照片同松尾的脸仔细核对之后，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冈田。”士兵开始高呼“万岁”，把松尾的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张薄薄的垫褥上。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帮助下，大难不死的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成吊唁人员，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成功逃脱。 袭击宫内大臣斋藤实的小组约200人，由长坂井直中尉指挥。这位78岁的海军大将头天晚上刚携夫人出席了格鲁大使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斋藤还在酣睡之中。破门而入的政变军人被斋藤实的夫人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夫人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得手的凶手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呼啸而去。 早上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接任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的渡边锭太郎大将。叛乱分子认为，作为“统制派”头目的渡边必须铲除，也为他们的偶像真崎甚三郎出口恶气。 渡边的住宅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锭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竟然拿起手枪勇敢地向叛军还击。自不量力的他很快被机枪打成马蜂窝，随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叛军会合。 曾经出任过八届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是日本有名的理财圣手。早在日俄战争期间，高桥在伦敦六次成功募集公债，成为日军最终取胜的大功臣。高桥因为多次削减军费而被军方诟病，还在接替原敬的短暂首相任期内批准了华盛顿条约，在这些少壮派军人眼里，高桥死八回都不够。担任袭击高桥是清的，是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约120人组成的小组。晨5时，当叛军冲进高桥卧室的时候，死到临头的高桥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中桥中尉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喊道：“天诛！”醒过来的高桥毫无惧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并大声说：“白痴！”中桥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了扳机，把全部子弹射向高桥。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朝高桥砍去，用力之猛使得军刀透过高桥所穿的棉衣，砍断了右臂。接着，他又把刀刺进高桥腹部，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已经82岁的高桥当场气绝身亡。 在毗连卧室中的高桥夫人冲了过来，一眼瞥见肚子被捅破，内脏都流了一地的丈夫，便放声痛哭起来。日本人不愧为“非常讲究礼仪”的民族，当中桥中尉用肩膀挤过聚集在走廊上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一群仆人时，还彬彬有礼地对他们道歉：“对不起，真是打扰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叛军认为与英、美狼狈为奸的天皇侍从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击杀铃木贯太郎的小组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总数约350人。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了铃木的住处。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第一小队直接突入院内，第二小队则位于大门口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一位女佣早已叫醒了年迈的海军大将。铃木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却怎么也找不着，走出储藏室的铃木很快被20多把刺刀团团逼住。一位士兵上前一步，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铃木说“是的”，并举手要大家镇静：“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周围还是一片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个拿手枪的人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自知活命无望的铃木坦率地答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开枪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发子弹打中心窝。铃木倒下去时仍清醒，他的头部和肩部又挨了几枪。他听到有人喊“再补一枪”，铃木感到一把手枪冰冷的枪口抵上了他的咽喉，接着他听见夫人在喊，“别再打了，对一个老人你们也这样下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铃木的夫人鹰子是日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裕仁天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在裕仁眼里是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这伙士兵没人敢对她动手。就在此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持手枪的人问：“要补一枪吗？” 两年前，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所谓的改革纲领，铃木大将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的论点，因此，安藤虽然很不高兴，但内心中还是很钦佩他。此时，安藤也感觉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再补一枪实在是太残忍了，于是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于是，大家都跪在躺在地上的海军大将身旁，举枪致敬。 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起立出发。然后他转身向铃木夫人，道：“您是夫人吗？”鹰子点了点头。“我曾听很多人说起您，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安藤说，“我们对将军本人并没有恶意，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将军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文明礼貌”的好青年啊！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着惊艳表现的铃木大将，一生曾经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867年，明治政府军和幕府军的伏见鸟羽之战时，大阪弹药库发生连环爆炸，震坏了铃木家的门窗，刚出生没多久的铃木险些丧命。3岁时，他随家人去江户，差点被一匹受惊的马踢死。后来一次钓鱼时，又差点被鱼拖入河中淹死。在海军服役时，他曾在夜航中掉入大海，后奇迹般生还。这次看来，是真没得救了。 但是奇迹再次出现。安藤没有想到，人称“不死之鬼贯”的铃木哪里那么容易就死？几天之后，铃木再次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也必须抢救过来，要不怎么成为决定日本投降的终战首相呢？！ 被刺杀的对象无疑都是老人。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已经75岁，他是前面提到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是他的女婿。激进分子认为他也是实施“昭和维新”的大障碍，必须及时除掉。当时牧野住在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河野寿大尉组成的8人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当时牧野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奋起反抗，打死了一名军官，士兵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从宾馆跑出来。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宝贵时间，牧野伸显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溜出了旅馆后门。 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块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旅馆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峭壁，把和子和牧野都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借助火光举起了枪。在呼啸的枪弹之中，和子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毅然挡在了外祖父身前。一个叛乱分子也许是被她的英勇行为感动，喊了一声“打中啦”，便说服其余同伴一起离开。 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时代仅存的一位元老，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都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本来就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下毒手，看到部下也都不太情愿，便擅自取消了这一行动。当地警方听说首都发生叛乱后，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 负责封锁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官邸的是由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的小组。叛乱的核心人物矶部浅一、香田清贞等也随这一小组行动，准备与陆军机关的首脑进行谈判。这支部队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立即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会谈。 被占领的参谋本部上午还真来了一个上班的人，那就是咱们熟悉的陆军大佐石原莞尔。一群叛军士兵冲进石原的办公室，有人认出了他，领头的军官听说面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石原莞尔时，立即收起手枪向石原鞠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我一生的荣幸，请大佐加油！”然后带领手下集体敬礼，向后转身走了。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就在皇宫正门的旁边，攻占警视厅的小组有500人左右。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随时突入皇宫。26日晨4时30分，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的这支最大的队伍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的所有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求其立即停止一切救援行动。 2月26日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叛乱分子约1500人的部队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政变军人还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所有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临时指挥部。 他们还占领了东京最大的五家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尊王义军”“七生报国”等标语。在他们散发给记者的资料上这样写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叛军勒令关闭所有影剧院及其他所有娱乐场所，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月26日早上6时30分，叛军代表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陆军大臣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一群年轻人开始像训孙子一样教训已经58岁的陆军大臣，提出了他们的具体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国是。同时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叛军部队山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了得！ 对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大巨头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因病不在东京——就是在东京也因为是皇族基本挂名不管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刚被激进分子杀死，连头都被割走了。此时，陆军最高领导人就只有川岛义之一人能够出面应对。继林铣十郎之后，刚刚于9月5日接任陆军大臣的川岛义之本来就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加上既不是“皇道派”，也不属于“统治派”，因此作为两派均可接受的人物，才被扶上来当傀儡大臣的。 外边闹得一塌糊涂，皇宫里边当然也不会消停。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得到了消息，迅速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并向天皇简要汇报了所能了解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囔着“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新消息零零星星不断传来。早上6时，已经吓得脸无血色的本庄繁再次进来禀报天皇，首相、大藏大臣、宫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遭到袭击，至今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尽快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下令镇压叛乱，不仅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那些叛乱军人，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是叛乱活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终于获准进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姑念起事者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万望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刚刚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大声训斥道：“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的作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佐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实际上是由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操纵。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叛乱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绝不撤兵。 对于“皇道派”发起的叛乱，“统制派”的军官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苦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而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不太情愿的陆军只好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驻外的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梅津美治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均表示了坚决镇压的决心。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陆军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中将主持。对该事件的发生，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指挥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由于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迅疾将指挥机关转移到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 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次长入宫觐见天皇，明确得到了镇压的许可。回到宪兵司令部临时办公地点的杉山元随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一、参加起事的部队须立即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二、调驻东京及周边的部队进京平叛。 随即第一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四十九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五十七联队、驻东京东郊的战车第二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的第十四师团三个步兵大队等部队于当天先后向东京进发。2月28日，驻仙台的第二师团一部与第十四师团一部也奉命进入东京。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3000人。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海军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朗，表现堪称积极。由于被袭击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在海军中享受崇高威望的前辈大将，至今还生死不明，所以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宣布武力平叛。 2月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海军中将向正在演习的舰队发布了紧急命令：为了实施武力平叛，第一舰队立即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也就是声称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的丰田副武，可算逮住了攻击陆军的大好机会，立即跳起来咆哮道：“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海军来动手！” 2月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海军中将麾下的第一水雷战队已经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并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危险，海军省办公楼前也摆上了一地的高压水枪。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岸上重要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他们还打算把天皇接到军舰上，以免受到陆军叛兵的挟持。由于表现积极，高桥三吉和米内光政在之后不久就被晋升为海军大将。 27日一大早，联合舰队核心主力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京湾，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纷纷调转炮口，直指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406毫米巨炮对准的正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上午9时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但开进东京湾的军舰毕竟没有长腿，不能直接驶进皇宫扔块板让天皇上来，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在焦急不安中度过。对于陆军的迟迟按兵不动，皇宫内愤怒的天皇隔一段就召见一次本庄繁，连声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繁只能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裕仁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前往平叛，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自有他的道理，外边已经有更坏的消息传进宫来。他的亲弟弟、在陆军第八师团担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前往东京。秩父宫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历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要是他公开站到了叛军那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门外那帮叛军要是再有了精神领袖，形势将更加不可控制。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立即派出东京大学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亲王。平泉澄前在上越线水上车站登上了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老师的话一言不发。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皇宫，彻底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此情景的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裕仁总算松了一口大气。 2月28日，在天皇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陆军终于下定了镇压的决心。参谋次长杉山元在天皇的授意下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叛军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一师团。 29日上午，“皇道派”两大巨头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均遭拒绝。已经出任戒严部队参谋的石原莞尔直接将两名陆军大将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戒严司令官香椎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 东京街头平叛部队的坦克上已经装上了高音喇叭，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了一个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字标语，上书“敕令已颁，勿抗军旗”。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广播了一份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而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到原部队去吧。”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此时在严冬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早已疲惫不堪，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本来已经士气消沉的官兵面面相觑，大家谁都想等待别人先行动。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千余人的队伍开始出现骚动。有人主张抵抗到底，有人主张自决。到上午10时左右，叛军队伍开始瓦解，35名士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随后，一队一队的士兵纷纷离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中午时分，除了在陆军省和山王饭店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了所属部队。下午14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终于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最后，剩余的叛军首领18人仍待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平叛部队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去攻打或逮捕他们，目的是留给这些人一个展示武士道精神的机会。荒木贞夫要求他们切腹自杀以谢罪天皇。 但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最后决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有野中四郎大尉拒绝投降，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30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字后切腹自杀。 其余人员则在傍晚18时被宪兵队拘捕，随后被集中到陆军省大院。负责看押这些人的就是“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冈村预想并期待这些人自杀谢罪，已让医院的护士准备好了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随时备用。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陆军吸取了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不公开的军法审判，也不设辩护律师，同时宣布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地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人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并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 宣布死刑的除了17人，还包括并没有直接参加叛乱的两个人，那就是在幕后策划的大思想家北一辉以及砍杀永田铁山的大剑客相泽三郎。其余的士兵则被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而已。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 7月12日，包括北一辉在内13名军官和4名文官被绑在行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俄国人打败我们！” 枪响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三呼“天皇万岁”。 真正走上毁灭之路 真正走上毁灭之路 “二二六事件”之后，之前早已风雨飘摇的冈田启介内阁寿终正寝。 旧的去了，新的要来，继任首相的候选人初步选定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近卫文麿。近卫文麿出身显赫的贵族世家，在日本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颇受天皇顾问西园寺公望的赏识，出任首相按说应该是水到渠成。但年龄不大的近卫却是个老滑头，他考虑到当时陆军内部争斗剧烈，“二二六事件”留下的烂摊子也很棘手，因而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 西园寺公望无奈只好推出了第二人选，那就是在1935年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的广田弘毅。广田弘毅之前两次出任外务大臣时就曾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理论上应该能为军部所接受。“二二六事件”时，首相冈田和藏相高桥等多名重臣都成为叛军袭击的目标，只有广田安然无恙。为此颇为得意的广田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叙述：“军队就像一匹未经驯化的野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就会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侧面跳上马背去驾驭它，同时还要让他继续往前奔跑。”后来的事实证明，广田的这一番言论基本与放屁无异。他像孙子一样被军部左右，正是从广田开始，政府完全变成了军部的附庸。 西园寺还考虑到广田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可以妥善解决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于是西园寺就委托近卫文麿去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风光无限，但此时日本国内局面错综复杂，尤其是前边已经有超过一把手指头的首相被暗杀甚至明杀，内阁首相已经成为一个高危的职业，广田当然也不会情愿去冒风险，因而他以“能力有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对广田，西园寺可没有那么客气，强烈要求广田出马，最后广田不得不受命组阁。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入宫觐见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 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陆军推荐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军大臣，同时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广田提出让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员入阁，甚至还想让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立即遭到军部的断然拒绝。广田无奈只好将原来选定的吉田茂等四人排除在内阁之外，自己兼任了外务大臣。折腾了四天，直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这还仅仅是开始。军部马上得寸进尺地提出，恢复之前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制度曾经在1913年被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任首相废除，将担任陆海军大臣的资格从“现役武官”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武官”也行，这一举措甚至被当作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实山本权兵卫并没有那么伟大，第一次以海军将领身份出任首相的山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怕陆军利用这一制度跟自己捣蛋而已。现在军部提出恢复这一制度的理由是，鉴于“二二六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必须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的对抗，“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 话说得实在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但是谁都明白，军部不过是要通过这个制度的恢复实现陆军大臣对政治的全面干预，并以此为手段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 迫于军部压力的广田再次接受了陆军的要求。1936年5月18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了昭和政治的中央舞台，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接下来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统制派”开始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军人事”。在军界、政界、财界颇得人缘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马上担负起“肃军”的重任。这个寺内寿一出身名门，属于陆军中的强硬派人物，和其父寺内正毅是日本陆军中唯一的一对父子元帅。寺内以善于快刀斩乱麻和胆大包天著称。早在1933年任大阪陆军第四师团师团长时，由于其属下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与交通警察发生冲突，寺内就以“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为名，毅然决然地带领广大师团官兵捣毁了大阪警察署，举国震惊，寺内反而落了个爱护士兵的美名。 这次人事变动涉及的陆军军官多达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阿部信行、西义一，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被解职，陆军一下子炒了8名大将的鱿鱼。类似于海军“舰队派”对“条约派”实施的“大角清洗”，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一大批“统制派”骨干意气风发走上前台：杉山元出任了陆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出任参谋次长，梅津美治郎担任了陆军省次官。至此，“统制派”真正一统江湖，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所积极追求“实施军部独裁”的宏伟目标在政变失败后也同样得以实现，因为“统制派”的目标和他们相同，只是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可谓殊途同归。“皇道派”那些政变军官如果看到“统制派”同样很快就牢牢掌握了国家大权，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得势的军部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此时，石原莞尔已经升任参谋本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部长，石原立即主导制定陆军的“国防政策大纲”。“国防政策大纲”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的军事战略。 陆军的意见，海军看都不用看肯定要反对。北进对苏联大部分是陆上作战，海军只能承担护航、运兵等次要任务，也就是只能当陆军的配角。海军马上针锋相对地拟定自己的“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英国和美国列为主要假想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让广田无所适从。两家都很牛，谁也得罪不起。被逼无奈的广田只好再次拿出和稀泥的本事。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国策纲要”。“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基本国策纲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方针。这也充分说明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和外交政策中。“南北并进”的猪头战略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日本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支付庞大的军事预算。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又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政权，从中国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 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陆军制订五年扩军计划，准备充实空军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订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发展对外贸易等统统纳入战争体系进行备战。 在随后1937年的财政预算中，用于陆海军扩军备战的资金达到了30.4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7亿日元，这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费用。广田内阁的经济政策因此被称作“亲军部财政”。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储备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可以说，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又联合海军大臣永野修身等人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庶政一新”改革方案，重点在于“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实施军事独裁开路。 但以上所有的罪过加起来，都比不过马上提到的这一个。为了寻求对外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持，迫于军方压力的广田弘毅开始努力倡导加强与德国的联系。为了不刺激英、美、法诸国，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迈出了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第一步。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自由派人士吉田茂在听到协定签订后说了一句话，“日本离战争只有一里路了”。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一协定不是以负责外交的外务省而是由参谋本部策划来进行的，到了最后要签约的时候外务省才出面。这一协定也成为广田最后走上绞刑架的死刑判决书。日德协定虽然表示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但对此发出“友好信息”的仅有意大利而已，就连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称“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 为了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推行军国主义服务的法律法规。军部还强烈要求进行“议会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削弱议会权力来彻底否定政党政治，以天皇名义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制取而代之。 政党方面对军部左右内阁的现状早已感到强烈不满，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一些政党人士也被迫进行防守反击。1937年1月21日，政友会69岁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他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滨田一下台，坐在阁僚席上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就立即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反驳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侮辱军人的言辞，我对此深表遗憾。”得到议员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听罢，立即再次登台，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滨田岂肯服输，他再次大步跨上讲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剖腹！”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剖，要不议会变屠宰场了。 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他的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寺内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已经失去了作为傀儡的利用价值。同一天，广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政党与军部的尖锐矛盾而提出总辞。 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宇垣一成担任首相。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任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宇垣军缩”，一下子裁掉了陆军的4个师团共16个联队，彻底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于是坚决反对由宇垣组阁。宇垣还没到东京，陆军就派出东京宪兵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将在进京的必由之路多摩川六乡桥上劝阻宇垣放弃，但执拗的宇垣还是到了东京。这次跳出来的就是刚刚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莞尔，石原的武器就是广田弘毅刚刚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石原莞尔串通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陆军大臣参加内阁。被点中死穴的宇垣一成只好背起行李卷重新回家。 宇垣组阁失败，下一个就轮到了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但短命的林铣内阁只维持了4个月就再次总辞。1937年6月4日，时年46岁、被称为“青年宰相”的近卫文麿终于走上前台。 一个月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步步紧逼 步步紧逼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吞并了东三省，不过这仅仅才是开始。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很快就提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曾有“热河为满洲之一部分”之类的表述，并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归附伪满洲国为由积极筹备侵占热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上突然响起一连串猛烈的爆炸声。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立即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离。1月2日上午，日本第八师团3000多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所部守军两个营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1月3日上午，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战至下午15时，日军的膏药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2月11日，蒋介石派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陈词，“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也绝不签订城下之盟”。张学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方能救亡图存”，全国上下闻讯，精神为之一振。 2月底，日本关东军以满洲伪军开路从通辽、锦州、绥中分三路入侵热河。日军第六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开鲁、赤峰发起攻击。第五军团汤玉麟驻守开鲁的骑兵第七旅随即叛变投敌。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盗孙殿英，表现差强人意，率第四十一军在赤峰驻守七天七夜之后方才撤退。赤峰、开鲁相继沦陷。2月26日，日军进占朝阳，中方再次不战而退。3月2日，日军进入凌源。3月3日，日军逼近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但不积极组织防务，还征集大量汽车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迅速逃离。3月4日下午，日第八师团骑兵第八联队128名骑兵乘隙攻陷承德，热河省1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伪满洲国，汉奸张海鹏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任命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兼热河省长。 热河沦陷使早已被全国人民骂成猪头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之中，张学良被迫于3月11日“含恨”通电下野。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接替张学良指挥北方战事。 占领热河后的日军随即南下，向长城各关隘挺进。何应钦根据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沿长城线布防，分别以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第十七军徐庭瑶、第三十二军商震、第三十五军傅作义以及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长城各关口防务，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初看国民党军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线仍显孱弱，且互相之间缺乏有效配合，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等要塞的进攻。自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持续了将近3个月，中方防线被日军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滦县、密云、遵化等22县被日军侵占，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半包围态势，北平城开始出现混乱，故宫文物已被分批南运。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18352人的伤亡代价，日军损失约2400人。 长城抗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考虑此时完全占领华北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否决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下的意见，敌我双方于1933年5月25日停战，进入对峙状态。当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 日军的谈判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冈村宁次，冈村根本不给何应钦说话的机会就率先抛出了日军草拟的停战协定，同时说明这是日方的最后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冈村此处学习了他的老前辈伊藤博文，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只能回答“是”与“否”两个字，否则兵戎相见。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今后不得越过该线。此举等于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事实，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特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为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第三十五军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接受邀请的胡博士慨然允诺，他第一次用白话文为那些逝去的英灵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刻好，傅作义就接到了来自北平何应钦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标志。无奈的傅作义只好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一个百米运动员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刘长春。他在运动会上跑出了10秒7的百米成绩，这一纪录保持了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运动会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了即席演讲：“诸位有家可以回去，而我们只能四处漂流。我热切希望下一次全运会在沈阳举行，恢复我东北河山颜色。”全场观众无不泪流满面，四处响起了愤怒的呐喊：“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身中四弹的胡汉奸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振报》汉奸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内被枪杀，身上还藏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的密信。两人被杀构成了当时有名的“胡白被杀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驻屯军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可是进一步侵略华北的难得机遇，日军立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边还没按住葫芦，那边瓢又起来了。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抗日武装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队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待命，其意图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决的蛮横姿态。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递交了梅津美治郎拟定的“备忘录”，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机构撤出华北。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也要撤出河北，罢免对日态度强硬的河北省省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人。 事关重大，何应钦只好一边与日方交涉，一边向蒋介石报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脱掉放在谈判桌上，盘腿坐在椅子上，不时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立即按照日方拟定的条约签字。随后，酒井隆甚至使出类似流氓无赖的手段，骂骂咧咧地走到院子里解开裤带，不避众人地当院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亲自回南京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省主席。随后，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出“外交人员”对东北的伪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伪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外交人员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的下一步挑衅行动就碰上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作绥远。 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内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侵占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窜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内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直接扶持内蒙古的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936年10月，关东军制订了详细的侵绥计划。曾经策划引发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绥远军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吓就跑，绥远指日可下。”但田中失算了，这次他遇到的不是败家的张大少爷，而是百战名将傅作义。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同时在军事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傅作义预料到日军很可能大举入侵绥远，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汇报。绥远的得失对山西影响极大，一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阎锡山也表现出难得的热情。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 参战主力部队由傅作义起家的第三十五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这个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后来平津战役中在末任军长郭景云的带领下被华北第三兵团全歼于新保安。 11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绥远，傅作义率各部顽强抵抗，开战之初国民党军就通过拉锯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追击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复百灵庙，缴获敌军大量军械物资，之后再胜利收复锡拉木楞庙，侵绥日伪军土崩瓦解。至此，绥远抗战中国取得完胜。 战争期间，11月20日，一直坚持对华谨慎作战的石原莞尔曾飞到现场试图阻止战事的扩大，立即遭到了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的抢白：“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而已，有什么不对吗？”无言以对的石原只好悻悻离开。 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侵略方面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北平、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民众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音乐家吕骥特地创作了《第三十五军军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尔前往绥远前线为参战官兵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个月，第三十五军接到各方捐赠的钱款就达到20多万元。面对此情此景，傅作义表示，为国家而战乃军人之天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在于军人敢于牺牲，而在于全国人心不死”。 各地方实力派也因绥远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并请求将桂系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父遗嘱以其继母的名义将87万元的遗产捐给了绥远前线。消息传到西安，压抑已久的东北军将士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他们找到张学良痛哭流涕：“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绥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国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一切也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学良。 此前，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又成功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形成“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在南京国民政府、苏俄等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随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让内战基本停止，使得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不掩功，张学良此举可谓厥功至伟。 在绥远铩羽而归的日本并不会就此罢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10万人。当时第二十九军主要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一直是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的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产党的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还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遭到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神秘“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中尉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要作为主角出场。 那名失踪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可日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准备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随后的诺门坎战役中出场并被打成筛子。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拒绝了日军进城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时23分，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名日军。 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死不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国民党军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时54分，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时30分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持久战，这将导致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实施伪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风险太大，绝非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日本第一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战争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要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就不叫扩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动干掉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时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对扩大作战尽快做出决断。日本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觉得和那些大人物辩论耽误工夫，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闲院宫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主事。7月8日18时42分，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干扰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订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军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他们绝对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因为打美国打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的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两军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连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都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让白崇禧马上赶赴庐山听候蒋委员长随时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得确实不错。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7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时，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日本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订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以对付第二十九军的10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只好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人表示了担忧。 随后在14时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文麿和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计划。 7月11日18时35分，参谋总长闲宫院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及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时30分，“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他指出，“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的话更具威胁，“如果中国胆敢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慢条斯理地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东乐陵老家，去往危机四伏的北平。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贫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霸占。作为中国人，他自然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让给蒋介石。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二十九军内部分歧较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张自忠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达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所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和谈。宋哲元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我们绝不抵抗，对南京我们会极力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一、第十一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朝鲜军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迅速集结，试图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10天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引用。在这篇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二十九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7月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三十七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明白，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做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目前紧张的气氛，真是刺刀不到脸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时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干吗去啦？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悲痛。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汉奸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时，驻守天津第三十八师官兵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丰，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二十九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过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当时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咱们也有战略家 咱们也有战略家 除了爱好军事、历史和围棋之外，老酒还自诩为“金丝”。对于金庸先生的15部武侠名作，老酒多的看过50多遍，少的也不下20遍。《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在与名门正派对决之前，说出了自己“三个半”佩服和“三个半”不佩服的人物。故事情节不再赘述，老酒一直纳闷的是，金大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个半”而不是三个、四个或者四个半呢？ 回到正题。石原莞尔是日本少有的战略家，他早已看出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将把日本带向最终的毁灭。因为他清楚，以日本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中日之战注定了是持久战。在当时日军举国感染“战争狂热症”的环境里，石原无疑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但是在中国，有一个战略家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将中之将、帅中之帅”的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其名字出自《周易·震卦》的“震惊百里”，又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等。他绝对属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传奇人物之一。 13岁就丧父的蒋百里家庭贫苦，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教室外去偷听。倪勤叔见此子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破例将蒋百里收为免费弟子。过目不忘的蒋百里很快就成为闻名乡里的“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之处，每每放声痛哭，泪如雨下，遂立誓此生为国效命。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1900年，蒋百里到杭州求是书院（今天浙江大学前身）深造。 和当时众多的爱国青年一样，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就读的就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期间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蒋百里最后以步兵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初出茅庐的蒋百里已经显示出良好的军事潜质。 这世界上最让人气愤的事，就是有本事的人干啥成啥，像老酒这样的窝囊废，干啥啥不成。一开始蒋百里为人所熟知，并不是因为其军事才能，而是他出色的文化素质。蒋百里留学日本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数千人之众，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亲自组织了“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由蒋百里创办的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不但积极给该刊物投稿，还把每期都寄给国内的亲友学习阅读。连在上海坐牢的章太炎都是该刊的积极撰稿者之一。除了编辑刊物，蒋百里还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在刊物上连续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连载文章，宣扬提倡民主革命、民族精神。蒋立论独到、条理清晰的文笔颇似大文豪梁启超，而他倾向于革命的观点又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因此更受进步青年的青睐。1920年，他在国内主编了《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在北京发起成立，发起人中除了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等大腕，以军事立身的蒋百里也赫然位列其中。1923年，他又同胡適、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月社”。 1921年，蒋百里将之前赴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看了此书，非常激动，下笔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竟一口气写了50000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梁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之前的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也算是民国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1906年9月，清廷遴选青年军官赴德国深造，刚回国不久的蒋百里再次被选中。学习期间，蒋百里曾出任德军第四军实习连长，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博得了德国同行的广泛赞誉。当时德国的兴登堡上将破例召见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青年并与之长谈。送别时兴登堡曾感慨：“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或许就应在你身上吧。” 1910年，蒋百里学成回国。1912年10月，袁世凯创办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我们今天印象最深的似乎是黄埔军校，但是请大家注意，黄埔军校的大部分教官都出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6500余人中，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1600多名。蒋百里以陆军少将军衔出任军校校长。我们来粗略看一下那些曾经是蒋百里学生的人员名单：李济深、叶挺、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黄绍竑、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陶峙岳、唐生智、罗卓英、白崇禧、刘峙、薛岳等。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就知道这所学校当时有多么牛。 1915年，袁世凯称帝，深受袁世凯之恩的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护国讨袁”。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1917年，蒋百里出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均成为军校教辅。冯玉祥是蒋百里的好朋友，在军中办教育班时经常借口“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就也有“蒋方震曰”。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担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后因吴不“讨奉”而愤然辞职，去上海投靠了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因唐兵败而入狱。但碍于蒋百里名气太大，蒋介石也真没敢把他怎么样，稍后两人达成和解。 当时中国流行一句名言，“女交林徽因，男交蒋百里”，名人蒋百里可谓粉丝众多。据说就在他坐牢期间，著名记者陶菊隐前去采访蒋百里，刚说了几句，外面就闯进来一个背着铺盖的年轻人，“福叔，我要陪你坐牢”。这个人就是“我挥一挥衣袖，只带着一卷铺盖”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对大他14岁的蒋百里推崇备至并尊之为“福叔”。消息传出后，“新月社”的文学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一起坐牢”竟成了最有面子的事情，蒋介石哪里还敢杀他？ 作为战略家，蒋百里一直密切关注着世界军事的发展和日本的侵华动向。1923年，他就预见日本必然侵略中国，中日之战迟早不可避免，并呼吁当局积极备战。1935年，他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出访归来之后，他指出未来战争将向“立体化”转移，倡议平衡发展陆、海、空三军，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难得的是，陆军出身的蒋百里着重提出了空军建设的构想。 有一则逸事。说是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朋友曹聚仁一帮人在上海法租界一家咖啡厅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对众人说，六天以后，也就是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达上海。大家惊讶地问原因何在。他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昨天晋谒了天皇。大家就问，这跟一个师团6天后到上海有什么必然联系？蒋百里就指出，荒木进宫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当时的运输补给能力以及长崎到上海的路程，估计6天之后的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果然，在2月7日早上，日军参加淞沪抗战的援军第九师团在植田谦吉的率领下到达上海。 在西安事变中，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10多名军政大员同被羁留。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选中担任与蒋介石之间调解的人，就是声望颇高的无党派人士蒋百里。后来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详细叙述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1937年初，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奔波万里。而后接受蒋介石委托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国军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了著名的军事巨作《国防论》，提出了其对日作战的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对日作战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区来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在上海出击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传统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和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最后发起反攻决战。 《国防论》的影响甚至远及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来阐述战局。 蒋百里在讨论中日问题时，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贫穷的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它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只要占领了这些关键区域，它就打不下去了。而中国是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农业国，你根本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有利条件。 蒋百里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三阳”，即襄阳、衡阳和老酒的家乡洛阳。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也印证了其判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郭化若的信中说：“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既然能够提出名字来，说明毛泽东之前肯定阅读过《国防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后来这些讲话整理成了一本书，叫“论持久战”，1938年7月1日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正式发表，同样成为指导中国军民抗日的纲领性文献。 即使是国民党人也对《论持久战》推崇有加。白崇禧在任桂林行营主任时曾号召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该书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现在公允而论，《国防论》与《论持久战》都是中国战胜侵略者的重要理论武器。真应了那句中国的名言，“英雄所见略同”。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击之下，节节败退。蒋百里再次发表《抗战基本观念》，断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他在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之后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事实上，中国抗战的进程也如他预料的。蒋百里预测，在徐州一带，中国军队将和日军有一场大型作战，后来，这里就有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1943年5月到6月，中国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保卫战，就是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预言的中国对日战争中由守转攻的战略要点，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正如蒋百里所料，八年抗战中，日军的进攻路线恰似按照蒋百里的事先安排，老老实实地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在战略上，蒋百里早已预言，日军的失败早在侵略中国时就已经注定，这一点与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 可惜的是，为中国规划了抗战未来前景的蒋百里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因操劳过度，于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之后就地殓葬，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当时的社会名流黄炎培、邵力子、张宗祥、章士钊等纷纷作诗以为祭奠，蒋介石亲临主祭。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之后，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告先生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在3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蒋百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军事顾问，颠沛于诸侯之间，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蒋百里排名第一，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杨杰排名第二，“小诸葛”白崇禧排名第三，剩下那半个就是做了11年“霸王”参谋次长的刘斐。还有一种说法，这半个是刘伯承，时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因为少了一只眼睛，只能算半个。 蒋百里的三女儿，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钢琴家、歌唱家蒋英，蒋英的丈夫更加有名，他就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 他有一个表侄女，曾经有无数少女被她的作品折腾得死去活来，他这个表侄女叫琼瑶。 他还有一个远房侄儿，老酒曾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金庸。 任我行提到那“三个半”，其灵感是否就来自那“三个半军事家”？ 金大师尚健在，能解惑否？ 实力悬殊 实力悬殊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曾被西方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尽管大小内战连绵不断，期间还发生了与日本的几次局部战争，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战后，1951年9月19日，美国将军魏德迈就曾经在国会上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尽管今天对于蒋介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都远远大于日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但双方的国力和特别是战力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拿开战前1937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就会明白，蒋介石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是9.9%，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80%，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名列前茅。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算上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国工业产值也仅仅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业。我们知道，现代化战争所凭借的除了国民经济总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几个主要工业数据的对比。 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700万吨。 铜产量日本87000吨，中国700吨。 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3100吨。 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该年度日本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达到了22.3亿日元，占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量的61.7%，比1936年增长了两倍以上。日本已经具备了年生产各型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的生产能力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要。 反观中国的军事工业还基本停留在原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经办洋务时代的水平。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基本没有，飞机和舰船尽管能够生产，但是所有原材料和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自己能生产的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其生产能力及数量连正常的训练都不能满足，更不要说去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求了。 在战争开始的1937年7月，日本一线战斗兵员199.7万人，可调用的总兵员为448.1万人。除日本国内的11个师团之外，其余还包括关东军、朝鲜军、驻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等多支武装打击力量。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陆军一直采用的是“师团”编制。一个甲级师团的兵力包括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还包括通信、卫生以及少量的后勤部队。在步兵旅团以下设两个步兵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下设四个步兵中队。这样一个师团的步兵数量就是48个步兵中队。平时一个日军师团的人数约15000人，战时则远超过20000人。后来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日军后扩充的所谓乙级师团很多采取三联队制度，人员、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最初的那些甲级师团，但是差距并不很大。 前边提到，日军陆军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以类似对应中国或西方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但普遍要稍稍大于这些单位。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叫“支队”，往往是为了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而临时组织命名的作战单位。支队的规模可大可小，多则上万人，少则数百人，但最大不会超过一个师团的规模。支队往往以支队长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一木清直为支队长的支队就简称为“一木支队”，东海林俊成率领的支队就简称为“东海林支队”。判断一个支队兵力和规模大小往往可以参考支队长的军衔。如果支队长军衔是陆军少将，则支队的兵力与一个旅团相仿，如果支队长的军衔是大佐，则其实力就与一个联队不相上下。 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直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才开始对国内的陆军进行整编。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是在1938年完成60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旅四团，有些直接就是三个团，其余部队如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兵种就变成了营（就是说，特种部队比日军的联队小了至少整整一个级别），这还是作为主力的甲种师。中国最精锐的甲种师也就万人左右。加上武器装备和战力的巨大差距，战场上日军一个旅团撵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军跑，一个联队围歼国军一个师的场面，可以说比比皆是。 到1937年7月，国民党陆军的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炮兵独立团，还有少量其他特种部队，总兵力为170多万人。这还仅仅是总数量，作战初期能够很快投入战场的不过是80个师、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和16个炮兵独立团而已，合计兵力不超过100万。 拿日本的一个师团和中国的一个甲种师对比，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为明显。 日军一个师团的各类枪支是9476支，中国3831支。 掷弹筒日军576具，中国243具。 轻机枪日军541挺，中国274挺。 重机枪日军104挺，中国54挺。 山炮日军64门，中国12门。 步兵炮日军44门，中国30门。 以上仅为双方都有的常规武器，日军师团一般都配有数量不等的装甲战车和坦克，而中国师则几乎没有。此外，日本师团在作战中往往还能得到海空军的协同和支援。 就空军而言，日军可以投入的各型战机约960架。中国空军名义上虽有各种飞机600多架，但是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各个国家，机型复杂，配件短缺，维修十分困难。由于没有自我生产和补充能力，一旦飞机受伤，往往就失去了继续作战能力。 海军更是简直没法比。当时日本海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加上其他舰只总计285艘，总吨位达到了115.3万吨。而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只120艘，数量看起来似乎还行，但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等主力舰，一艘都没有。大部分都属于炮艇、巡逻艇之类的小不点，合计总吨位还不到11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1/10。就这样，实际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60艘，总吨位6万吨。更可怜的是舰龄。日本舰船大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下水的新舰，航程远、航速快、火力猛、防护力强。而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是巡洋舰“海圻号”，这艘排水量4300吨的军舰，还是清政府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排水量2950吨的巡洋舰“海琛”号也是1898年大清从德国伏尔锵船厂购入。看看年龄就知道，咱们那老爷舰各项指标都无法与对手的年轻小伙儿相比。日本一艘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万吨左右，换言之，日本海军来一艘轻巡洋舰都能打遍中国无敌手。 更加致命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举国一致，战场上官兵一心、指挥统一、行动协调。而中国的参战部队，往往是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地方部队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存有戒心，往往是尔虞我诈，狼上狗不上，一般不打到自己头上就不愿意动真格的，这极大地影响了综合战力的发挥。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都喜欢鼓吹，“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各种政权组成的混合体”。 当时蒋介石能够实际控制的仅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沪地区，所能调动的直属部队约有70个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军”——国民党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其他地方军阀部队则各有各的招募和编制制度。有的部队名义上是师，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人，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这些部队比起“中央军”来说，都存在一定差距。通常说财大气粗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就好一些，反之就差一些。可以说，面对作战意志极其顽强的日本部队，中国军队无论编组、训练、装备、补给等各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距。 早在东北沦陷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二年，1932年11月29日，就成立了国防计划委员会，对国家当时的战争实力及潜力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源恰恰在这一区域。委员会提出，中国广大的内地资源都要进行开采和利用，如湖南的钢和铁、四川的铁和铜、南部和西南的煤炭，等等。 为了应对肯定无法避免的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党军典范令，将全国军队武器标准化，新建扩建军工厂力争弹药自给自足。为了便于军力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在全国开始大建公路、铁路。在“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间“粤汉”“浙赣”两条铁路顺利通车，铁路里程达到了13000公里。耗费巨资在沿海及沿江诸要点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多大用场。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的建设才真正称得上是未雨绸缪。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一旦战事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边打边往内地跑，那么往哪里跑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早在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组织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到了1935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建设和控制中国西南的目标。他指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这里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失地，复兴国家。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提前着手建设，解决了持续抗战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可惜在这一切都远远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战争已经提前爆发。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来说极为不利。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迅速崛起，欧洲和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传统强国的英国、法国对干预国际事务的态度已经逐渐变得消极，出现了力图避免战争的“妥协主义”和“绥靖主义”。卢沟桥事变之前英国就曾经明确告诉南京国民政府，“一旦中日开战，英国的态度是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德国的崛起已经使得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无暇东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举世闻名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就曾经表明，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很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后来英国竟然在日本的胁迫下关闭了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之久，以向日本示好。一味屈膝忍让换来的不是和平，依然是一通组合拳，不是“报复性”，而是“毁灭性”。 英国好赖还有一道海峡隔着，法国与德国、意大利在陆地上就连在一起，遭到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况且法国在东南亚也有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总和，随时可能成为日军的打击目标，法国对日本也根本没法强硬起来。倒是处于内战之中的西班牙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声明，“西班牙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 意外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德国之间交往甚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全面掌权之后，十分赞赏日耳曼民族“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精神的蒋介石就开始直接与德国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逐渐进入热恋和蜜月期，其突出标志就是随后两国之间大量的军事交往。 1934年6月，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冯·塞克特陆军上将被蒋介石聘请为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提出，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精锐师直接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还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建立起“教导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有一支20个师、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1935年，塞克特离开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也就是这位专家向蒋介石提出了将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建议。中德之间以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农产品交换军火的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当时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 虽然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与日本签订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在威慑美国的同时牵制苏联，让美国不敢轻易介入欧洲的战争，也减轻德国在东线的压力。如果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就会丧失或者减弱牵制两个大国的作用，反而可能给德国带来麻烦。况且如果日本独霸中国，也势必影响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外交部迅速发表声明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国与中国的卿卿我我大为光火，甚至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强烈要求德国撤走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顾问不要到战争前线之外，什么事都没做，所有的军火和工业贸易照常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保卫战之前。 日本也有帮凶，那就是嘴上厉害无比，一打仗就拉稀，最擅长趁火打劫、屁股后捅刀子的意大利。对中国极度蔑视的意大利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公开宣称坚决支持日本。 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一直奉行的就是“史汀生主义”，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也不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侵略，所给予的只是同情和道义上的帮助。美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与日本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日本占领上海之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输送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额锐减了86%。但对日贸易也同样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卢沟桥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指出：美国将站在中间立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罗斯福总统愈发感到了危险，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演说中，罗斯福把日本比喻成流行病毒的携带者，建议隔离开来。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的发言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总统和国务院的发言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猛烈抨击。孤立主义者提出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和日本开战的危险。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仅仅在道义上进行抨击无济于事，这些话说了还不如不说。作为民主国家，罗斯福立即站出来“辟谣”，声称美国绝不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日本进行什么制裁。 南京国民政府又找到了一个盟友。早在抗战初期，希特勒就提醒过日本，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的怀抱。其实俄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之前与张学良闹出矛盾的苏联就试图和中国改善关系。1934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威胁越来越大，中苏开始悄悄接近，暗送秋波，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苏联主动找到南京国民政府建议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购买急需的军火物资。卢沟桥事变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第一时间会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支援。 对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也很犹豫，很明显，苏联是中共中央的大后台，但孤立无援的蒋介石还是像后来投靠英、美那样，接纳了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苏联。他立即将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召集到庐山，要求他们对苏联展开外交行动，争取更多的武装援助，并力促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孙科与王宠惠随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商谈。共同的敌人使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只是苏联稍有保留地将中方提出的“互助”，改为了“互不侵犯”。一个多月之后，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苏联成为中日开战之后第一个公开表态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一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为止。 1937年9月开始，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军事顾问、技师、飞行员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仅飞行员先后就达到2000余人，其中更是有211人血洒中国战场。援助的陆上路线是由阿拉木图、哈密至兰州，空中路线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海路则经过敖德萨、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到达广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大型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多万发，还有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和汽油等。 俄国人不是白求恩，他们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通过中国拖住日本，让其不能全力北上，减轻苏军在远东的压力，从而避免在可能出现与德国发生的战争时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到了1937年9月，交战的中日双方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心。 日本人说，必须迅速征服中国，彻底让中国人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必须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不屈斗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血肉磨坊 血肉磨坊 大上海，在抗战当时乃至今日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极易受到海、陆、空立体式的打击。 鉴于京津地区的冲突已愈演愈烈，就在北平沦陷的1937年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对扬子江沿岸以及上海附近的日本居民进行撤侨，至8月9日撤侨完毕。也就在这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海军中尉和一等兵斋藤与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国不能在上海驻扎正规部队。不过不要紧，让正规军换上一身保安服不就行了吗？倒霉的大山和斋藤遇到的正是这么一群“假保安”，结果当场被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事件”。中方对外的说法是，双方冲突，日军先开枪，导致一名叫时景哲的中国“保安”身亡，其余中国“保安”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才打死了两个日本人。后来才知道，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出来的高招。他们从囚牢里拉出来一个死刑犯人，换上了“保安”服装，然后枪毙在虹桥机场的大门口，这个可能就叫时景哲的囚犯也算是“死有所值”。 南京国民政府负责京沪地区防务的军事长官，就是大家熟悉的张治中，其官方身份是“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主任，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办事处以及主任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张治中的任务就是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以及构筑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京沪地区的几条主要防线吴福线（吴江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嘉线（乍浦经嘉兴到苏州）、海嘉线（海盐经嘉兴到吴江）都由这个办事处组织兴建。据说这一系列工事，后来起了个名字叫“东方的兴登堡防线”。当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还没有最后完工，要不肯定就会叫“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了。一旦长三角地区发生战事，张治中这个办事处弄块木板写几个字挂出去，就是前线作战指挥部。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张治中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京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 前文已经提到，蒋百里之前早已提出将日军的进攻方向由“北到南”转换为“东到西”的作战方略，这一观点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不谋而合。赞成和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军界要人白崇禧、陈诚、刘斐等，也包括前线指挥官张治中。张治中认为，以前中国对日作战采取的第一种方式是“你打我，我不打你”，比如张学良在东北。第二种是“你打我，我再打你”，如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这次张治中建议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那就是知道了你肯定要打我，我先出手打你。既然在上海开战已经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还不如率先出击争得主动。 一大群军事家一致要求在上海地区主动出击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在华北大平原上投入主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势必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一旦华北日军利用京汉、津浦铁路从北到南长驱直入，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沿海地区，则败局已定，日军三到四个月结束战事的目标就很可能实现。 二、主动出击歼灭上海以及在长江内河里的日本舰艇并开辟华东战场，将有效地分散日军的进攻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 三、就当时的世界局势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旦战事爆发，势必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也肯定会受到损害，西方列强将不会甘心日本独霸上海而积极进行干预。 四、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的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与日军进行巷战，然后逐步将其引入长江沿岸湖泊河流密布的水网地带，就会极大削弱日军的机械化优势，随即就可以将其拖入漫长的持久战。相对于华北而言，京沪杭一带交通便利，利于中国军队的补给，只要能顶住一段时间，中国就可能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五、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流向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作战对于进攻一方不利。中国原定的大后方在西南，就是边打边撤也是背对着后方作战，似乎有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这种态势对防守一方较为有利。 六、从历史和心理因素上讲，中国历史上元朝自北向南灭宋，清朝自北向南亡明，必须让日军避开这一条传统的进攻路线。 有利就肯定有弊。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沦为主战区，经济损失势必巨大。更重要的是，上海易攻难守，一旦上海陷落，同样无险可守的南京几乎没有保全的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和国际影响更大。 8月11日，中日双方就“虹桥事件”开始交涉。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一贯软弱可欺的中国人这次却一反常态。得到南京授意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态度极其强硬，对于日方提出“拆除军事工事、撤走保安队”的无理要求，俞鸿钧表示：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在自己家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热，你一边凉快去吧。 由于“虹桥事件”中被打死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人，加上驻守上海的基本都是日本海军的部队，此前一直表现不太积极的日本海军开始显现出难得的热情。8月9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11日，其先遣分队19艘军舰已经到达吴淞口。到12日，在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总计达到了9000人，海军舰艇31艘。 在8月14日晚上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一向出言谨慎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反常态，正式提出了派遣陆军参加上海作战的请求，并公开声称，“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米内的号召当即得到“扩大派”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极力赞同。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唯一不是大腕的就是会议记录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地区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而上进攻首都南京；另一方面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会议还命令张治中所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立即连夜进抵上海。 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在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纷纷拔锚，以最快速度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口逃跑，迅速冲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得知此消息，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8月13日晚命令驻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但为时已晚。除俘获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顺利逃走。 原来，作为会议记录员的汪精卫机要秘书黄浚是日本精心安排的间谍，他将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及时通报给了日本人。此举使得日本船只基本安全逃脱，中国将率先在上海发起进攻的计划也被敌方获悉。顺便多说两句，黄浚这个7岁就能作诗的“神童”，曾经当过梁启超的秘书，可谓才华横溢，但有才无德。黄浚不但自己当汉奸，还利用职权把儿子安排在外交部一起为日本人效命。1937年12月，黄浚及其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大快人心！ 8月12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市民惊讶地发现，满街都是久违多年的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同日，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8艘舰艇和20艘商船全部凿沉于江阴水面，封锁长江水道。已经改名为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所部5万余人的作战部队在当日完全到达预定进攻位置。 8月13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在闸北及虹口公园北的八字桥发生了小规模的交战，这是两军正规部队之间第一次发生战斗，“八一三淞沪会战”正式爆发，中日战争也从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8月14日，张治中所部第九集团军对上海市区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炸伤日海军旗舰“出云”号重巡洋舰。下午4时，中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虹口及公大纱厂。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在第九集团军的强攻下节节败退，被迫于16日退守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坚固据点。人数上居于劣势的日军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国军队付出了较大伤亡，仍然无法实现重大突破。 针对上海出现的危机局面，8月1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临参命第73号”，即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根据命令派往上海的两个师团及现有在上海的武装力量统一组建为上海派遣军，并召回已经退役的“中国通”、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大将担任司令官。 这个松井石根就是战后以南京大屠杀直接责任者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身材矮小的松井石根作为“皇道派”的骨干，在“二二六事件”之后被打入预备役。接到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已经59岁的松井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报效天皇”的机会。踌躇满志的松井当即赋汉诗一首以为明志：“汗了戎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殊不知，正是这个机会最后要了他的老命。 松井觉得两个师团的兵力太少，他向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请求再拨给上海派遣军三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从东京出发时，松井又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首相近卫文麿和杉山元等人宣称：“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松井石根也曾经同情和支持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同盟会的元老陈其美是老朋友，当年21岁的蒋介石就是由其大哥陈其美介绍与松井认识。在日本留学时，蒋介石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当时名字叫蒋志清，后来蒋介石到日本高田联队实习，也是松井做的担保。就在一年前，1936年2月，松井还曾以私人身份对中国华南、华中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期间不但见到了蒋介石，还会见了党国大腕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群等人，可见其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一年之后，在那片他曾经待过13年的土地上，松井石根将率领大日本帝国皇军与蒋介石展开殊死搏杀。 8月23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两个师团的援军在海空军火力的掩护下于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地登陆。蒋介石闻讯急令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九十八师、第十一师、第五十一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十四师等部队火速分赴各处抗击敌人。登陆后的日军不顾一切地攻击前进。9月9日，日军沿淞沪公路和月浦、罗店之线向中国军队发动强大攻势，双方展开殊死搏杀，战略要地罗店和宝山先后落入日军之手。9月11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减员严重，遂渐次退至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之线构筑阵地固守。第九集团军亦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蕰藻浜右岸之线构筑阵地，与日军暂时形成对峙。 此时，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作战集团：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继续负责上海市内作战，陈诚所部第十五集团军则全力抗击日军增援。 上海派遣军自登陆以来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下进展缓慢，人员也出现大量伤亡，仅9月的伤亡数字就达12334人。松井石根无奈向东京发出紧急求援电报，声称他面对的部队都是中国最精锐的陆军，如果要想取得上海战事的胜利，必须至少再投入5个师团的兵力。松井特别强调，这是一举聚歼中国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 为了打破上海的僵局，9月11日，参谋本部再次做出向上海增兵的决定。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奉命加入上海派遣军。至此，日本在淞沪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5个师团，加上原来在上海的海军部队，总兵力达到了20万人。9月22日开始，增援的3个师团兵力陆续到达淞沪战场。 随着增援兵力的不断增多，9月23日，一直反对扩大对华作战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黯然辞职。 面对日军不断调兵遣将，南京国民政府也决定迅速增派“中央军”及各省地方部队至淞沪参加会战。为打赢这场关键战役，蒋介石几乎将当时的精兵强将全部调到了淞沪前线。除了原有的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外，又增加了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稍后又调来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编为左翼兵团，以陈诚为总司令。第九集团军为中央兵团，朱绍良为总司令。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为右翼兵团，张发奎为总司令。加上不久后赶赴上海参战的川军刘湘部五个师，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总兵力已达75个师共70余万人。除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之外，粤军、桂军、湘军、川军、东北军以及西北军的部队陆续来到。 狭窄的地域之内，中日双方陈兵已达百万之众。 10月1日，由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参加的四相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研究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指出，由于北方苏联的强大威胁，日本要迅速结束在中国的作战。鉴于华北、华中战局在不断扩大，战局很可能被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以设想通过10月攻势的战果寻找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解决。内阁的一致意见是，以扩大战争的手段尽快在淞沪战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从此时开始，近卫文麿就开始无数次向军方提出同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进攻到什么地方才能使蒋介石屈服？”军方的回答始终是毫不含糊：“下一个地方。”可惜的是，这个地方一直到日本最后投降也没有找到。 中国军队转入防御后，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10月5日至9日，国民党军第八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七十七师、第九十师及税警总团等作战部队因连日与敌浴血激战，伤亡太多，无力对峙，相继退出阵地。往往一个几千人的师投入战斗，撤下来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残酷的淞沪战场因此被中国军人称为“一寸河山一寸血”，而被日本军人称为“血肉磨坊”。9日起，日军再度集中海空军火力配合步兵向蕰藻浜南岸强攻，中国守军轮番上阵抵抗，经数昼夜血战始遏止日军强大攻势。 10月15日，日军突破蕰藻浜，战场再度告急。此时从广西调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抵达淞沪前线。该集团军属桂系王牌部队，以能打能拼在地方军中享有盛名。白崇禧向蒋介石献策，认为纯粹被动防守非长久之计，必须以一支主力突击部队主动出击实行积极防御。蒋介石于是下达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守卫蕰藻浜南岸的部队配合第二十一集团军发动全线反击。当日，日军第九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亦向蕰藻浜南岸发起猛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系2万人马一日内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战士大部分战死。激战至25日，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乘机反扑，兵锋直指大场。 10月23日，日军以重兵直趋真太公路，大场失守。“中央军”被迫撤退到苏州河南岸，左翼军也奉命转移。至10月28日，中国军队退入浏河、沈家桥、朝王庙、徐家行、广福、陈家行、江桥、北新泾至梵王渡一线的第二期既设防御阵地固守。 在全军撤退苏州河南岸之时，蒋介石获悉国际联盟要在11月初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为获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留下少部兵力坚守苏州河以北地区。经蒋介石钦点，第三十八师孙元良部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领该团一个主力营400余人（对外称800人，故后来这支部队被誉为“八百壮士”）据守闸北四行仓库。谢晋元部与敌周旋三昼夜毙敌百余名，所坚守的四行仓库始终岿然不动。最后，在租界各国请求之下，这支力战不屈的孤军于10月31日夜奉命退入公共租界。谢晋元部在退入租界时，出于敬意的租界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亲自站在机枪阵地前护送中国守军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 淞沪会战进入10月底和11月初，中国军队虽然战线一再后撤，但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日军大本营经过审慎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已倾全国兵力的五分之三云集上海，决战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于是决定将战略重点由华北向华东、华中地区转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上海战役。 10月20日，参谋本部下令从华北和国内抽调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等部约12万人组成第十军，由骑兵出身、擅于长途奔袭的柳川平助中将担任司令官，准备从上海主战场的侧翼实施登陆作战来打开僵局。参谋本部同时命令在华北作战的第十六师团转隶上海派遣军序列，命其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配合主力作战。淞沪前线日军兵力至此增至30万人以上。 日军第十军预定在10月末或11月初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地域登陆，主力以快速突进方式向黄浦江之线前进，攻占松江以切断沪杭铁路。一部向闵行渡河点前进，渡过黄浦江之后向上海以西及南方攻击前进，与上海派遣军配合合围上海周边的中国军队。此举无疑将使上海周边的守军完全陷入被动局面。 本来蒋介石已根据白崇禧、陈诚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上海，全军退到上海外围既设之国防工事，采取持久战策略抗击消耗日军。但随后闻听国际联盟要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讨论中日问题，蒋介石立刻电令前线做最后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此举使得国民党军各部失去最佳的撤退时机。 11月5日拂晓，新组建的日本第十军在柳川平助陆军中将指挥下，由海军第四舰队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的侧后方。原来驻守此地的是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所属的四个师一个旅。因蒋介石一直认为日军全力进攻上海正面，不会有从杭州湾登陆的可能，故在战事趋于激烈、兵源枯竭之时，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一一调开投入正面战场。到日军登陆时，在杭州湾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第六十二师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防守，面对10万装备精良的日本生力军，迅即被击溃——日军南路的铁拳已经虎虎生风，挥向眉梢。 11月7日，为了统一淞沪战场指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华中方面军，该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和刚刚登陆的第十军组成，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原来松井石根担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职务由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陆军中将接任。 登陆后的日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立即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别向松江、沪杭铁路扑去。前往增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全军覆没，军长吴克仁战死，松江陷落。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部直趋南京，主力则指向枫泾镇、嘉兴、平望。11月9日，沪杭铁路及公路均被日军切断。 与此同时，由华北转向华东的日第十六师团在江苏太仓境内的白茆口成功登陆，前锋直指京沪铁路——日军北路的扫堂腿也已风驰电掣，迫近脚踝。 位于中路苏州河北岸日军五个师团的主力部队于10月31日强渡苏州河后，迅速发起全面进攻并向南北两路登陆日军靠拢，淞沪地区中国70万大军顿陷极度危险之境。 面对风云突变的不利战局，蒋介石不再坚持死守的观点，在11月9日下令全线撤退，所有部队撤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由于撤退命令仓促下达，下达命令的手段又十分落后，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不一，有的部队只是看见友军撤退也就跟着开始撤退，导致大撤退迅速演变成大溃败。加上很多部队都是临时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对上海周边的地理环境根本不熟，撤退完全没有章法，从而陷入极度混乱状态。日军以飞机在天上轰炸、扫射配合，地面部队势如破竹，追击国民党军溃兵并扫荡上海周边各镇。 本来中国军队计划撤到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和海嘉线一带，依托原有坚固国防工事做持久抵抗，但当撤退部队到达这些防线时，才发现大部分工事上杂草丛生，根本达不到作战的实际要求。构筑工事的混凝土用手就可以捏碎，机枪射口大如门窗，各个碉堡间也无交通壕连接，修建的300多个机枪掩体，几乎有一半不能使用——豆腐渣工程害死人！甚至出现部队要进入工事，却找不到钥匙的尴尬局面——难道不会用枪托砸开吗？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士兵根本无法在这些防线上形成新的防御，只能一路往后退下去，南京至此门户大开。 自11月9日起，各路日军击退中国军队的零散抵抗，连占虹桥机场、龙华、枫泾、青浦。11月12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11月18日，日军占领广德、宜兴、溧阳。 11月20日，日军占领南浔。 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湖州。 12月2日，日军攻克江阴要塞，南京的水路门户已经敞开。 同日，丹阳和金坛也被日军占领。 接到前线战报的参谋本部惊讶地发现，一路势如破竹的日华中方面军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南京。攻克敌国的首都，对于每一个军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是占领一国的首都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尽管狂妄好战，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他们立即向前线发出了停止攻击的电令：“发来报告称已部署以全力经湖州向南京追击问题，被认为已经脱离了《临命600》的指示，殊为念念。”之前的《临命600》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致定在苏州、湖州一线以东地区。也就是说，你出圈了。 各路日军无奈暂时停住了向前追击的步伐。 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至此结束。整个战役中，日军伤亡约4万人，中国军队伤亡约25万人。 前面，南京已经近在咫尺！ 南京之辱 南京之辱 面对属下几个师团长一个接一个要求乘胜追击的电报，已经遥遥看到南京城的日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也是无比烦恼。“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乱部队基本都来自第一师团，而当时第一师团师团长就是“皇道派”的主力柳川平助。事件之后，柳川像松井石根一样被解职，打入了预备役。当此危难之际受命而出，正是一雪前耻、重建功勋的天赐良机，可眼看着就在嘴边的肥肉吱吱冒油却不让吃，让人实在是爽不起来。 柳川马上致电日本国内，强烈要求立即对中国宣战并下达攻克敌国首都的命令。在电文里，柳川指出，不能让溃败的敌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果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显得师出无名、不伦不类。更重要的是，如果逼近了敌国的首都而不去占领，会使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军方的战力产生怀疑，同时也会极大地打击官兵的士气。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连老酒都明白，日本政府和军方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比一介武夫柳川平助和一介书生老酒考虑得更多。战而不宣，不但在军事上不能尽情发挥，那些占领区的行政系统也无法正常运作，扶植起来的那群汉奸也就直不起腰来。不宣战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可能使得中国政府怀疑日本的战争之心而继续负隅顽抗，一切似乎都说明日本必须立即对中国宣战。 但日本确实有难言之隐，内阁最后研究的结果依然是“不能宣战”。道理也同样并不复杂：世界上并非只有中日两国。一旦日本对中国宣战，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这还可以死皮赖脸地不管，关键是日本赖以支持战争的大量战略物资，比如石油、钢铁、棉花、有色金属等都必须依赖进口，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按照国际法条例，一旦日本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极有可能首先停掉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 原本认为平、津、沪相继陷落之后中国肯定会乖乖地屈服就范，但这种结果却迟迟没有出现。中国就像一个踉踉跄跄的拳手，尽管挨了无数的重拳打击，但是背靠圈绳，双手抱头，就是不倒下，也不扔白毛巾。首先憋不住的竟然是日本，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狄克逊迅速将日本的意见发回国内。前面提到的原因，和中日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德国人也不希望两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且不断扩大，因此很乐意充当两国的调停人。 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到北平、天津以南，扩大上海非武装区，中国停止抗日、共同防共等。这些条件很快被通知给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很快就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然违反了《九国公约》，蒋介石希望会议能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11月3日，包括《九国公约》缔约国九国在内，以及后来加入该组织的十九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和以前大家都抢着当主席不同，由于都知道会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各大国纷纷谦让，不愿充当大会主席。开个会总不能没有主持人，最后还是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背起了黑锅。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要求各国从道义、物质和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对日本实施制裁。前文提到的原因，各国除苏联坚决支持，意大利坚决反对之外，其余各国都“顾左右而言他”。会议最后不了了之，没有达成任何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甚至连中国提出“将日本定为侵略国”的意见都不敢接受。事实证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临死前最后的声音。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这次会议之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 11月1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布成立，向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仅仅三天之后，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公告，宣布将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其中军事机构迁移至长江中游的武汉，在那里建设起中国中部的防守基地，以此向日本表明：老子不怕你，咱们就耗吧，耗死你小鬼子。 蒋介石在随后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11月22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再次致电参谋本部要求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松井表示，“除非南京的态度有所改变，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将继续西进，开往南京、汉口乃至陪都重庆”。 其实早在之前的11月11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已经越过了参谋本部规定的“制令线”。随后上海派遣军也越线与第十军一起向前攻击前进。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11月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12月1日，松井和柳川翘首以盼的《大陆命第八号命令》终于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我们在谈论一个战略要点时，最喜欢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词就是“易守难攻”。从十朝古都南京的地形来看，这里却绝对是“易攻难守”。中国历代的军事家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南京外围的几个战术要点之后，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就将成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瓮中之鳖——原来的背水一战，竟也可能置之死地而不生！ 对于首都南京的弃守，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决策。 李宗仁认为南京不可守。他的理由是，南京位于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何况我军新败，兵无战心，以受挫部队困守孤城又无有力增援，抵御士气正旺的敌军精锐之师，南京必被攻破。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军的烧杀抢掠。最优之策就是将有生力量撤退至长江两岸，既可以阻止敌军沿津浦路北上，也可以防止其沿长江两岸快速西进，孤零零一个南京城的丢失，对长期持久抗战当无大碍。 “李白李白”，名不虚传，白崇禧的意见是，德邻兄说得非常好！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指出，南京守不住，但作为首都，“有必要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在“做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也好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在兵力使用上刘斐认为，“十二个团最多十八个团就足矣”。 刚刚从前线战场撤下来的陈诚认为，敌人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落入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开始逐渐走向失败。南京孤立且无现代化要塞设备不易坚守，我军应速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贯彻我持久战之方针。 似乎不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但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训练总监部部长唐生智慷慨陈词：“南京为我国首都，全球瞩目，又是孙总理陵寝所在，如果不战而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必当坚守也！” 蒋介石马上接住了唐生智的话，那就守一下，就由你来守。 唐生智表示：“抗战以来，中下级军士牺牲甚多，鲜见有高级将领牺牲者，卑职愿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当即宣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15个师约10万人马进行南京保卫战。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感慨万千。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行了结婚十周年纪念。他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经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12月7日凌晨4时，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时，携夫人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远处南京近郊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专机经停武汉前往庐山。蒋介石后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几欲心碎”的痛苦旅程。 攻击南京的日军由两路部队组成。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十旅团，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九旅团。 对于南京这个中国当时的首都来说，劫难已经不可避免。南京外围修建的几条防线已经在溃兵和追兵的轮番冲击下土崩瓦解。经过混乱的外围战，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两路日军的兵锋之下。南京背对长江，日军可以在北面用军舰封锁江面。地面上从芜湖突进的日军已经从西面包抄上来切断了南京与后方的联系，东面和南面也已被日军合围，南京已经成为一座死城。12月6日，唐生智下达了全城戒严令。 12月9日，日军已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劝降不予理睬，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 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办法。他下令把各部队控制的船只统统交给司令部，还命令第三十六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2月10日，眼见劝降未果的日军开始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守军节节败退，南京外围主阵地很快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军突破。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直扑浦口，守军的唯一退路也岌岌可危。 战局的急转直下让蒋介石心急如焚。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开始考虑让南京守军撤退。他电令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当即电令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但由于唐生智是自己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亲自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位副司令研究后决定，于12月14日夜开始撤退。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全面发动猛攻。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城中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唐生智等决定提前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出示了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并下达了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下定破釜沉舟决心的唐生智，之前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仓促下达的撤退命令，甚至没有通知到担任督战任务的第三十六师。结果第三十六师不允许各部撤退，双方甚至还发生了交火。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长、师长大都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突围，个别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个撤退电话，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乘渡船，先到江北。 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由于城中各部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抢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沉没，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落江丧生者不计其数。 由于担负掩护任务的乌龙山要塞守军私自撤走，12月13日拂晓，日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得以迅速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第十六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十六师团的火力杀伤。与此同时，继日军第六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之后，其余日军各部也相继突入城内。 骑在白马上的松井石根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并宣称“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首都南京沦陷敌手。 10多万中国守军，除了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大部分溃散。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军队随即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城的日军兵力约50000人，而执行军纪维持秩序的宪兵却仅有17人。日军除了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当天晚上，又有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12月16日，位于南京安全区内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长江。 12月17日，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12月18日夜，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共57418人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百人者为胜。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都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看谁杀满150人。这些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两人也因此被称为“皇军英雄”。日本投降后，两人均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共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共15万人。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超过30万人，古都金陵血流成河。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000余具。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超过了20000宗。 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南京，位列老酒“十大悲惨场景”之首。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许多文化珍品也遭到大肆掠夺。仅仅一个月内，被抢走的各类图书文献就达88万册，已经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接到攻克南京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时，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之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茫而感到悲哀。” 就在南京阴云密布、血流成河的同时，1937年12月14日，古都北平一个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一帮傀儡的名字分别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 同一天，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与会的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打到哪里中国才会屈服？主战派和主和派经过了几天的争吵之后，最后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此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所进行的调停最后破裂。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对外宣布：“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奉命回国。 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断交。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指出：“中国之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精神一日不灭，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抗战到底为本务，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 日本妄图通过攻占南京迫使中国屈服的美梦，再次化为泡影！ 三路出击 三路出击 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集结在京津地区的日军稍作休整，就开始沿着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前推进。沿津浦路方向的作战，是为了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作战；沿平汉路南下目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地区；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占领山西、绥远。总体目标是控制整个华北，其志不在小也。 1937年8月10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将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统一整编为华北派遣军，由寺内寿一陆军大将出任司令官。派遣军下设两个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辖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等三个师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下辖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一〇八师团。加上直属于华北派遣军的第五师团、第一〇九师团以及不甘寂寞前来凑热闹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华北地区日军的总兵力达到了37万人。 不但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率领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莅临参战，前文提到的三大“中国通”在这里也悉数披挂登场，还正好一人一条战线：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在东路，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在中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西路，可谓是“群魔乱舞”。一些在未来太平洋战场凭借战功荣登老酒杰出将领排行榜的人物，此时也开始崭露头角，如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少将、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等，不过，这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小角色而已。 与日军华北派遣军相对抗的是中国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的部队。主要包括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等，预备军由阎锡山亲自率领，下辖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王靖国的第十九军，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等。以上部队，合计24个军53个师21个旅，加上一些辅助力量，总兵力超过了60万人。 看起来人数还真是不算少，60万兵力用于进攻肯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往广袤的华北地区一撒，真跟撒胡椒面差不多。加上双方战力上的巨大差距，凭这样的力量，中国军队根本不可能守住华北。 日军进攻的路线由东、中、西三条，分别对应华北的三条铁路大动脉：津浦路、平汉路和平绥路。从东到西，由易到难，我们也从津浦路的作战说起。 为了组织津浦路沿线的防御，国民党政府专门成立了第六战区，由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这样安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因为在这一区域作战的部队基本上属于原西北军的旧部，让老冯来，就是为了能指挥起来顺手一点。可惜时过境迁，那些原来的老部下，根本不睬现在已经是光杆司令的老领导。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调山东的部队北上增援河北，韩复榘理都没理。冯玉祥专程跑到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商讨作战，宋哲元见到冯玉祥，找个借口就溜了，一口气又跑回山东老家养病去了。接任宋哲元的冯治安更绝情，对冯玉祥的多次召见就一个理由：忙，没工夫去。 9月18日，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率先沿津浦路发起进攻，沿途国民党军一八一师、五十九军、一〇九师等部队一触即溃。9月25日，河北重镇沧州落入日军之手。面对穷追不舍的日军，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下令扒开了运河，试图以此争取喘息时间。 面对日军沿津浦路的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致电冯玉祥要求在德州以北集结兵力展开积极防御。冯玉祥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下令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九军、第五十九军对日军进行侧击，以迟滞日军的进军速度。但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还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进抵山东和河北边境。前边就是韩复榘的地盘。 已经在山东当了8年皇帝的韩复榘拒绝任何人进入山东，包括中国人，连老上司冯玉祥都被他强硬地拒之门外。老韩对冯玉祥的解释是：“河北的兵跑到山东来干吗？”此言与侯宝林大师创作的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中，韩复榘他爹“山西人关云长跑到山东来干吗”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由于进不了山东，一路撤退的国民党军溃兵无奈只好离开铁路线，跑到了河北南部。 10月3日，日军开始进攻德州。韩复榘在这里只象征性地放了一个团的兵力，此举导致位于河北和山东交界的重镇德州很快沦陷。可能是这里的烧鸡太好吃了，日本人在这座小城停下了脚步。东路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政府随即宣布撤销短命的第六战区。 守卫中间平汉路的是“飞将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要说刘峙还真有雄心壮志，他竟然还制订了一个“光复北平”的反攻计划。可惜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日军香月清司的第一军已经兵分三路向南展开了猛烈攻势。 向南一字排开的是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谷寿夫第六师团和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短短几天内，日军当面的抵抗力量就被纷纷击溃。9月18日，三路日军会攻保定。 情势危急，刘峙无奈，只好向蒋介石紧急求援。但当时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上海去了，华北地区已无兵可调，蒋介石只好命令刘峙利用现有力量在保定与日军决战。刘峙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9月24日，保定失守。 平汉路上保定和津浦路上沧州的失守使得整个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沿津浦路西侧推进的日第十六师团、第一〇九师团沿着向西倾斜的路线直指石家庄。这条防线上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稍作抵抗后，奉命退守献县。左翼东北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及右翼西北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为保存实力极力避战，与敌稍有接触即很快溃逃，献县很快落入日军手中。这样，沿着平汉路直接南下的日军就与从津浦路斜插过来的日军并驾齐驱，合围河北重镇石家庄。 此时，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已经从察哈尔和绥远两路入侵晋北，第一战区的部队被迫相继前往增援。10月9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强渡滹沱河，向石家庄西侧迂回，第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也先后渡河从西、南两面包围过来。守卫石家庄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在10月6日已经退走，城中只有少数部队，日军几乎不战而得石家庄。 出于北面苏联的威胁，同时由于东南淞沪战场战事吃紧，西边的山西也正在激战之中，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华北派遣军暂时停留在石家庄和德州一线。看来人家停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烧鸡好吃。参谋本部的命令使得往南溃逃的国民党军总算能喘上一口大气了。 相对于东路和中路而言，发生在西线的战斗才堪称惨烈。 在华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参谋本部就命令华北派遣军将主攻方面首先转到平绥铁路向西的张家口。因为关东军急切希望解决所谓的“蒙疆问题”，就是占领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地区以确保伪满洲国侧后，同时解决平汉路、津浦路作战的侧翼和后方安全问题。沿这条攻击线路的第一个战略要点就是离北平只有60公里的南口。 早在8月初，蒋介石就针对南口的防御下达了一系列命令，负责这一区域作战的主要有“中央军”主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其余还有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部队，还特地将第八十四师、第二十一师合并为第十七军加入南口作战。 平绥线的作战还没有开打局面就已经一团糟。傅作义、刘汝明、汤恩伯分属不同的派系，谁都不想听谁的指挥。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伯负责南口，刘汝明负责张家口，傅作义作为总预备队。但汤恩伯的部队要去南口不管是走公路还是走铁路都必须经过刘汝明管辖下的张家口，刘汝明拒绝让汤恩伯借道通过。地方部队害怕“中央军”甚于怕日本人，和宋哲元一样，刘汝明也害怕汤恩伯的“中央军”假途灭虢，趁势把他给收拾掉。 无奈之下，汤恩伯只好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也管不了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只好去找刘汝明的老领导冯玉祥。冯玉祥知道刘汝明肯定不会听自己的，就跟蒋介石玩起了太极神功，假装大义凛然地说，不听话，你把他枪毙算了。等到费老鼻子劲搬出西北军元老鹿钟麟把事协调好，宝贵的时间已过去了4天。就这刘汝明还有附加条件，要求汤恩伯的“中央军”在路过张家口的时候不能停车。等到汤恩伯获准通过张家口前往南口的时候，形势已经大变，日军已经发起了进攻。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汤恩伯所部每天能够到达南口的人数只能有一个团而已。 8月11日，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4000余人由北平沿平绥铁路向南口发起进攻，为随后到来的主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开路。 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固守南口半个月。攻守双方随即展开激战，南口几度易手。两军仍在不断增援，但国民党军增援兵力大部分遭到阻击无法按时到达战场。至8月23日，日军第五师主力突破长城线，向怀来突进，南口守军固守待援无望，右翼又被突破，被迫于26日放弃南口撤退。日军随后占领居庸关、延庆、怀来等地。整个南口作战，中国军队伤亡26000人，日军伤亡2600人。 就在南口双方角力的同时，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的察哈尔兵团已从察北方向直扑张家口，张家口守军就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8月20日，日军向张北地区发起攻击，攻占南口的日军也随即向张家口方向攻击前进。8月26日，刘汝明下令撤出战斗，张家口被日军占领。 8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再次动员四个师团的部队投入中国战场。在被问及那个老问题“进攻到什么地方蒋介石才会屈服”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回答：“即将到来的华北会战正是这样的关键一役。” 平绥路上的张家口、南口相继沦陷后，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集结于宣化，向南攻击山西的意图显而易见。9月3日，东条兵团一部开始向晋北重镇天镇发起猛烈进攻。天镇是山西东北部的重要门户，保卫山西势在必守。经营山西长达20多年的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自己人谁都别想进入山西。用他原来的话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烂哪一个都不行”。现在看来，日本人要取他的老命，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老西这才真正抖起了精神。他匆匆电令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火速向天镇集结布防御敌。面对两路日军的入侵，阎锡山正在筹备所谓的“大同会战”，要求李服膺必须死守天镇。 9月5日，日军步骑兵3000多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猛攻天镇，三日激战无果。眼看正面进攻不能奏效，日军开始绕过天镇进攻阳高。9日，阳高失守，日军复折回围攻天镇。9月11日，后路被截的李服膺下令弃收天镇。天镇失守导致晋北屏障顿失，阎锡山的“大同会战”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9月13日，东条兵团不战而得大同。 恼羞成怒的阎锡山立即将李服膺拘捕，随后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逃”的罪名判处死刑，李有幸成为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被执行枪决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在日军的持续猛攻之下，9月14日，广灵失守。20日，灵丘失守。日军在中国军队晋北防线的右翼已经逼近了内长城，灵丘之南就是平型关。 参加山西战斗的，除了国民党部队，还有中共中央领导的第八路军。8月22日之后，第八路军所属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计46000多人，陆续加入晋北战场。 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占领团城口之后，继续南进，正面进攻平型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奉命以一部袭击灵丘、涞源敌后。25日上午，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携带大量辎重由灵丘向平型关开进。80多辆汽车、100多辆马车、几百名官兵进入第一一五师精心设下的伏击圈。激战后，日军几被全歼，此即著名的“平型关大捷”。被歼日军是第五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 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东进策应，于28日攻陷茹越口，随后进占繁峙，威胁平型关侧背。30日晚，平型关守军奉命撤向五台山，日军遂陷平型关西进至代县。 10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向板垣所率第五师团和察哈尔兵团下达了进攻太原的命令。 面对越来越危急的战局，阎锡山破例请求将在平汉线上作战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加入晋北作战，蒋介石欣然应诺。要知道，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阎老西的老巢山西，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10月4日，卫立煌已经先于部队到达太原。 10月2日，日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二旅团从代县向崞县进攻，激战一周后，崞县陷落。12日，日军攻占原平，前方就是太原的北大门忻口。阎锡山下令将晋北各部撤向忻口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此时位于忻口的中国军队已经达到了28万人，而以第五师团和东条兵团一部为主的日军总兵力有5万人。 10月13日，板垣指挥第五师团猛攻忻口。14日，卫立煌下令国民党军全线反击，两强相遇勇者胜，战斗随即进入白热化。18日，忻口前沿阵地反复易手达13次之多，日军6次占领，国民党军又7次夺回。战况最紧张的一天，被打垮撤下来的部队，就多达11个团。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陈锡联部夜袭阳明堡，摧毁敌机24架。在争夺南怀化高地的战斗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壮烈殉国，但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队依然始终坚守忻口阵地，双方在忻口形成对峙。惨重的伤亡使得日军几乎丧失了继续进攻的勇气。 为了打开山西僵局，日本决定再次实施侧后突袭作战。中路平汉线的石家庄陷落之后，参谋本部下令第十四师团和第一〇八师团继续南下，第六师团抽调淞沪战场加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则受命沿正太路向山西进攻，配合板垣征四郎在晋北的作战。 在淞沪战场前线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侧击，导致国民党军防线的全面崩溃，这一幕在华北战场再次上演。忻口前线中日两军头顶头，憋足了劲在比拼内力，日军由平汉路向西的进攻，无异于在国民党军的屁股上猛插了一刀子。 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告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一战区部队一部转入晋东娘子关地区组织防御，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黄绍竑负责指挥。10月1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占领井陉，以一部攻娘子关正面，主力绕道于13日攻陷旧关。21日，第二十师团得第一〇九师团一部增援，继续正面强攻娘子关。26日，日军左突击队已经迂回到娘子关和新关侧后，娘子关守军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被迫全线撤退，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失守。日军沿正太铁路向西追击，11月2日占寿阳，迅速逼近榆次，太原危急。 娘子关失守导致北路国民党军无奈放弃忻口，退守太原。11月2日夜，忻口守军全线撤退。11月4日，阎锡山决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队占领太原北郊阵地，以娘子关退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刚增援的汤恩伯第十三军推进到榆次待机夹击日军。守城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太原城防司令，负责率第三十五军残部和独立第一旅、第二一三旅共19个营死守太原。 然而，两线撤退的部队立足未稳，日军即追击而至，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5日，东路日军占领榆次。6日，北路日军进抵太原城垣，两路日军在太原郊外会师。7日，两路日军开始协力猛攻太原城。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太原城垣被日军突破，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残部突围而出。 11月9日，太原沦陷。 历时两个月的太原会战中，日军参战兵力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参战兵力为6个集团军计52个师共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 继续从石家庄南下的日军于10月15日占领邢台，17日攻陷邯郸。11月5日，豫北重镇安阳落入敌手。 至此，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的正面抵抗宣告结束。 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 时间来到了1938年。新年刚过，蒋介石就宣布辞去多项兼职，专事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所有精力都专注于中国的抗战。 战场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一系列大城市相继沦陷。广大的华北地区以及富庶的沪杭地区沦落敌手，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必须尽快遏制战场上的颓势。而对于日军而言，尽管战场上的进程无比顺利，但结束战争的希望却变得遥遥无期。一系列战术性的胜利反而导致日军在战略上逐渐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半年时间已过，日军豪言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标已成泡影。边战边退的国民党军成功地将战线拉长，持久战的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南京陷落之后，停留在津浦路北段的日军和淞沪地区的日本被中原分隔，打通津浦路成为日军的当务之急。在这条铁路大动脉上，首先进入日军视野的战略要点便是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决定性战役的徐州。对日军而言，夺取徐州就可以将南北战场连为一体，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尽收囊中。同时，从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就可以占领中原重镇郑州，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从中原腹地出发既可南下平汉路攻取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基地武汉，也可继续进逼西安夺取关中之地。 就战争本身的进程来看，日本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东京大本营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至少需要60个师团的兵力。193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主张为使中国彻底屈服必须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3月，日本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4月，公布拨款48亿日元作为临时军费预算，此举使得日本的战争预算已高达80亿日元。 在1938年初，东京大本营和在中国前线的日军将领对于未来的战争走向，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那就是，在中国的战争是否还要一鼓作气地打下去？ 在华两大军事集团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早在1937年年底就多次向大本营陈述，有必要在徐州和武汉等地域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使中国彻底丧失继续战争下去的能力。但是大本营认为，在国内确保编成6个新的师团之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现有的战争成果，绝对不能进行新的作战。只以“增强态势为原则”，待兵力整备完毕后，进行彻底的积极作战，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攻占南京之后，大本营对原来的华中方面军进行了调整，更名为华中派遣军。由于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松井石根被免去了司令官的职务，改由畑俊六陆军大将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派遣军认为，他们依靠现有的兵力，有能力沿津浦路北上，配合华北方面军一举攻占徐州。寺内寿一率领的华北方面军更是急切希望快速南下，与华中方面军津浦路上会师。两路日军都坚信，南北日军在徐州会师之日，便是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之时。 两路日军决定以战场上的既成事实迫使东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分别沿着津浦路和潍台公路南下为主攻方向，华中派遣军第九师团以及第一〇一旅团沿津浦路和运河北上为助攻方向。同时，华北方面军第十四师团南渡黄河到达鲁西南，再向西直趋开封、郑州，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淮河之后直奔永城切断陇海铁路。先期歼灭在徐州附近集结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后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各路日军会合后再沿平汉铁路南夺武汉。 日军将要进攻的鲁南和苏北区域，在国民党军战场划分上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桂系名将李宗仁。作为蒋介石一生明争暗斗的对手，李宗仁在1937年10月10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时对蒋介石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委员长不能隔着他越级指挥。当此用人之际，蒋对李提出的这一要求慨然允诺。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28.8万人。人数看起来似乎不算少，但是这些部队组成复杂，川军、西北军、东北军、鲁军等都有，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军中的三四流部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杂牌军。由桂系出身的李宗仁来统一指挥，难免有不太顺手之感。李宗仁当前的任务，就要用这些破鱼烂虾做出一桌可口的美味佳肴来。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长江，前进至安徽池河东岸一线。1938年1月26日，第十三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一线发起进攻，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的顽强阻击。2月1日，日军占领临淮关。2日，占领蚌埠、凤阳。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强渡淮河向北岸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徐州会战自此拉开帷幕。 负责淮河守卫的第五十一军随即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战斗最激烈的5月13日，军长于学忠带着所有的师长和旅长都到了战场一线，双方进入拉锯战，国民党军防线多处被日方突破。李宗仁急令第五十九军紧急驰援，将伤亡惨重的第五十一军替换下来。这个第五十九军的军长，就是之前被国人辱骂为汉奸，急于在战场上一雪前耻的张自忠。同时，在淮河南岸，李宗仁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地区，第七军协同第三十一军迂回攻击日军侧后方，迫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五十九军、第五十一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全部恢复淮河以北阵地。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一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日军南路的进攻受阻。 南路进攻受挫之后，日军被迫将“南北对进”改变为“南守北攻”，津浦路北段的局势霎时间严峻起来。负责津浦路北段防御的就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原属西北军的韩复榘，可不愿意跟日本人拼命，这货认为只要有钱有枪，到哪里都可以当大爷，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面对北路日军的进攻，韩复榘下令炸毁了黄河大桥，从黄河南岸撤退守军并将财产迅速往河南转移。得知消息的李宗仁心急如焚，迅即电令韩复榘，“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立即答复“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早把之前将冯玉祥所带河北之兵拒之门外时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李宗仁只能电告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韩复榘死守济南。 可惜命令到达之时已经晚了，韩复榘已经放弃济南退守泰安，日军不战而得济南。老韩当然不会忘记在撤离济南之前，将银行里15000两黄金、30000两白银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统统带走。对于李宗仁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的新命令，韩复榘再次答复道：“蒋介石南京都不守，凭什么让我守泰安？”感觉泰安也不安全的韩复榘很快又退到了济宁。李宗仁再次以恳求的语气请韩复榘死守济宁和运河，“哪怕是打一仗也行”。不说还好，一听这话韩复榘直接带人跑到河南、山东交界的巨野和曹县附近去了。就这样，韩复榘的10万大军不战而退，先后放弃黄河天险，弃守济南、泰安、曲阜、兖州，使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高歌猛进，于1938年1月11日占领济宁，逼近徐州。至此，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部署被完全打乱。 短短20多天，韩复榘率部接连狂奔数百公里，使得日军仅用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在之后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韩复榘被蒋介石以“作战不力，抗命不遵”的罪名逮捕，随后于1月24日在武汉执行枪决，老韩也有幸成为抗战之后第一个被枪毙的省府主席。 韩复榘被处决之后，接任第三集团军的孙桐萱奉命向东对济宁等地区进行反攻，但很快在日军的阻击和反攻下退回原地。 北路的日军分为东西两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为西路沿津浦路一路南下。之前，1月10日，日本海军在胶州湾登陆占领了防御薄弱的青岛。13日，到达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作为东路则从青岛沿胶济铁路西进，从潍县折向南，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等地，兵锋直指战略要地临沂。 2月21日，东路板垣第五师团开始进攻临沂。临时被从海州调来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军。李宗仁致电庞炳勋，临沂为确保徐州之屏障，必须死守。实力上只相当于一个加强师的第三军团实际上只有13000人，拼了老命也无法抵御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进攻，临沂在日军的猛攻下岌岌可危。李宗仁迅速调派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 之前驰援第五十一军的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3月12日，张部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四十军坚守临沂，激战五昼夜重创日军。随着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张自忠率部发起全面反击，伤亡惨重的东路日军被迫向莒县方向撤退。 临沂城下，以前在内战中差点要了张自忠性命的老庞握住小张的手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上演了一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佳话。临沂之胜砍断了津浦路北路日军之一臂，促成了之后的台儿庄会战，国民党军各部围歼孤军深入矶谷师团之良机。 3月14日，西路日军第十师团长濑支队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三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 第十师团另一路濑谷启少将率领的濑谷支队继续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进抵滕县。守卫滕县的就是第二战区阎锡山和第一战区程潜都不要的川军第一二二师。收留了这支流浪部队的李宗仁向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转达了蒋介石的电报，务必死守三天，给徐州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装备低劣的川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奉命增援的汤恩伯因为看不起杂牌军又迟迟不动。3月17日，看到即将城陷的王铭章让一起守城的滕县县长周同先走。这位颇有骨气的县长表示，“抗战以来只有殉国的将士，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本人绝不苟生，愿做第一个以身许国的地方官”。在滕县西北角的最后一块阵地上，王铭章被日军的机枪打中阵亡。周同在抚尸痛哭之后，跳城而死，城内300余名伤员用手榴弹集体自杀殉国。3月18日，滕县失陷。 战后，王铭章被追赠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亲拟挽联悼念王铭章。滕县民众找到了王铭章将军的遗骸并将其收殓，后经长江水运回四川。当江中英、法船只闻知船上运的就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尸体时，纷纷下半旗鸣笛致哀。 就在滕县陷落之时，沦陷中的南京，一个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又涌现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一大帮汉奸。 3月22日，濑谷支队不顾其余两路日军在其两侧进攻受阻的现实情况，孤军继续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抢夺头功。 李宗仁以善于守城的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遇敌稍作接触，就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山区，诱敌深入后待机从侧后攻击破敌。选择汤恩伯所部作为侧击主力，其原因在于该部属于“中央军”主力，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属于中国陆军中的精华。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之前在华北和山西战场上已遭受重大损失，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个师的兵力。抵达台儿庄后，孙连仲下令由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负责守卫台儿庄正面阵地，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七师负责左右两翼的防御，连孙连仲的集团军司令部都设在离台儿庄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足见其决死一战的信心和勇气。 3月24日，蒋介石亲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3月27日，激战正酣之时，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苦苦劝阻，带领“李、白”在台儿庄南车站接见了担任台儿庄主阵地防御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受宠若惊的池师长当即向委员长表示：“我师决心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随后的事实说明，绝对是条汉子的池峰城一点儿都没吹牛。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从24日起，日军开始反复向台儿庄展开进攻，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攻守双方都抱定了必死之心。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守军据房为垒誓死不退。 3月27日，台儿庄北城墙被日军炮火炸塌，小北门亦被摧毁，日军经三天三夜猛攻方冲进庄内，惨烈的巷战随后展开。双方都不断派出增援部队。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占领西门，切断了第三十一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到第二天，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小小台儿庄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9日，林蔚转述蒋介石紧急电令：“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官兵死罪，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当严办。” 庄内的战斗还在持续。到4月2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已为日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战局胶着。 第五战区下令以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主力向台儿庄机动击敌侧背，与第二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以第三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攻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顿时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为解濑谷支队之危，日军速以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从临沂驰援，随即遭到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的阻击和围攻。激战数日，伤亡惨重的坂本支队被迫撤退，日军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 4月3日，李宗仁下达了第五战区全面反攻的命令。国民党军的内外夹攻使得濑谷支队渐渐不支。经四天激战，日濑谷支队大部被歼，其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转进”。 台儿庄的胜利让蒋介石欣喜若狂，他要求李宗仁迅速出击，追击残敌，但李宗仁能指挥的孙连仲等杂牌军损失太大，几乎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有能力作战的汤恩伯部队又指挥不动，汤恩伯一向的作战原则也是避免攻坚。因为国民党军追击过于缓慢，败退的日军很快就形成新的防御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据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痛失追击良机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 此即为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伤亡数字是：第五师团亡1281人，伤5487人；第十师团亡1088人，伤4237人，合计伤亡超过万人。国民党军伤亡超过2万人。 就战役性质而言，台儿庄战役只是徐州会战中一次比较成功的阻击战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最后徐州沦陷的颓势。但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基本上都以付出惨重代价和失败而告终，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徐州战役之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悲观情绪。小小台儿庄一战，就让日军付出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让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战役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苏、美、英、法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充分报道和评论。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国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让世界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更多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次大捷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打热了蒋介石的头脑。蒋介石认为，要趁势在徐州地区再打出几个“台儿庄战役”，与日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乎，全国各路人马纷纷接到命令奔赴徐州战场，使得徐州附近的中国兵力迅速超过了60万人。 此举正中日军下怀——这正是一举聚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台儿庄战役使得侵华日军的头脑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4月3日，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联合下达“大陆指之106号”，要求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迅速调集兵力，围歼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华日军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以战场现有兵力在正面牵制国民党军主力，而日军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试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调兵遣将。日华北方面军第一一四师团以及淞沪地区的第十六师团等部队奉命奔赴徐州参加会战，连远在满洲的关东军都调来了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共计为18个师团，约40多万人，而投入徐州战场的就有8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五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超过了20万人，达到了侵华日军的半数以上。 担任在北面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任务的就是刚刚打了败仗的日军第十、第五两个师团。4月16日，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率先对临沂发起第二次攻击。负责增援的张自忠部被敌军阻击救援未果。19日中午，日军突入临沂城，庞炳勋率残部突围而出，临沂失陷。国民党军鲁南的战略支撑点丢失。 4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自兖州推进到枣庄。18日，日军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滇军第六十军逐次抵抗。26日，国民党军在台儿庄发动全线反击，在日军的顽强阻击下伤亡惨重。第五师团一部也很快加入战场。为了抵挡日军的攻势，国民党军主力开始逐渐向北线集中，日军将国民党军主力滞留在台儿庄周围的战略目标初步实现。 前线激战正酣。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用20万人包围歼灭这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60万。南面，日第六师团板井支队于4月23日从芜湖出发，连陷巢县、庐州。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4月24日从东台出发，先后占领盐城、阜宁。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这两路日军并未遭到顽强阻击而得以长驱直入。 时值淮北大旱，河水干涸，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得以充分发挥。5月4日，集结在凤阳、蚌埠、怀远一带的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13日，攻陷蒙城、永城后，向江苏萧县、砀山进攻。在徐州主战场的西南方，日军已经出现在国民党军主力的侧后方。 5月9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从济宁出发强渡运河占领郓城。同时，第十四师团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连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封，一举切断了陇海铁路。15日，南路日军第十六师团快速挺进队与北路日军在陇海路上会师，在阻断郑州方向国民党军增援的同时也堵住了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西的退路。16日，日军第十师团离徐州的距离已经只剩下六公里，日军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初步形成。 到5月中旬，日军在徐州西侧布下的一张大网在慢慢张开并逐渐收紧。徐州国民党军突然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蒋介石因台儿庄胜利有点发热的大脑，霎时间又冷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50个精锐师。日军的战略企图既然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不但不现实，也失去了战略意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亦主张趁日军包围圈还没收紧之时，尽快突围。这次蒋介石没有丝毫犹豫，迅疾向第五战区下达放弃徐州寻机突围的撤退命令。 尽管南北两路来势凶猛，但日军毕竟兵力有限，在徐州附近形成的包围圈四处都是缝隙和漏洞。徐州战场的撤退与上海和南京的撤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五战区得力有效的组织下，从5月16日开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各路人马相继冲出重围，陆续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 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700余人，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佯作死守之状，见各路大军撤尽，立即放弃徐州，巧妙地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空城计。 5月19日，徐州空城被日军占领。 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撤走之后，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还有国民党军20万大军，而孤军深入此地的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只有2万多人。国民党20万大军基本上都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蒋介石试图在豫东地区再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下令薛岳带领孙桐萱、黄杰、李汉魂、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12个师围攻日第十四师团。一场围绕兰封展开的小范围围歼战随后打响。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日军被迫龟缩在一个小寨子——三义寨里负隅顽抗，连土肥原贤二的军刀都被国民党军缴获。但由于组织协调不力，加上几路日援军很快逼近，这一战役，最终仍以国民党军败退收场。规模并不大的“兰封会战”，被蒋介石自称为“战史上之千古笑柄”。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此枪毙了作战不力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 随后，日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一一四师团开始对西撤国民党军实施猛烈追击，6月6日，河南首府开封陷落。日军前锋距离平汉、陇海南北两大干线的交会点郑州只剩下70公里的路程。 为阻止日军快速推进，中国统帅部无奈做出决定，于6月9日下令在郑州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咆哮而出，开始肆虐豫、皖、苏三省，形成了50余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将南北两路日军彻底隔绝。进攻跑得最快的日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部分部队也被包围其中。第十四师团一部被洪水围困于中牟县城。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重武器均沉于水底，大批士兵被冲走或淹死。为了解救被洪水围困、补给断绝的部队，日军被迫实施了空投，随后也只能派出舟艇和工兵部队将被围日军救走。泛滥区以东的日军只能望洋兴叹，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 徐州会战至此结束。中国军队投入兵力60万人，伤亡超过10万人。日军投入兵力约24万人，伤亡近3万人。 徐州会战尽管仍以国民党军的失败告终，但中国军队在会战中的表现已经可圈可点，甚至能在局部打出漂亮的短传配合。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坚守徐州地区长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发起的徐州会战照样没有实现“导致中国丧失战斗意志”的战略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新的扩军计划尚未完成，根本无力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本来就已经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此举不但使参加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无法完成围歼徐州60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还造成留置后方守住所占之地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的参战导致原来的防地被国民党军光复。在晋南的日第二十师团甚至被国民党军昼夜围攻。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无奈只有采取空投进行补给，补给不足的第二十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陷入困境的绝不仅仅是第二十师团，被日军占领的华北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定态势。徐州会战之后，日军战略主导能力开始逐渐减弱，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已成南柯一梦。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尽快完成以川、滇、贵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同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要“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 早在徐州战场激战正酣之时，日本大本营就已经开始筹划在中国腹地武汉地区的会战。大本营经过测算后认为，如果进攻武汉至少需要军费32.5亿日元，且必须增兵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尽管内阁政府对攻占武汉充满矛盾和犹豫，但军方再次发言：“攻占武汉是迫使中国屈服、结束中国事变的最后机会。” 人口超过200万的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南京陷落之后，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军事统帅部和各国驻华使节均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正因为此，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具有多重意义，政治上可以一举捣毁中国的抗战中枢，把国民党政府再往西赶，使其彻底沦落为一个地方政权，日本就可以借机扶持新的汉奸政府。军事上，可以一举歼灭从华东、华北战场退守到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使中国彻底丧失进一步抵抗的核心力量。从经济方面而言，武汉的丢失将使国民政府失去湖南、湖北的粮仓和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从而完全丧失自给能力，也会减弱粤汉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攻取武汉，真可谓是一举数得。 无奈之下，日本于1938年6月15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会议决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裕仁特别强调，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 大本营据此制订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针对国民党军沿长江两岸防御极其薄弱的实际状况，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攻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作为策应助攻方向。这一方案的突出优点就是能够充分利用长江发挥日军的海、空优势，便于利用水路进行补给。但其明显的缺点是：长江两岸水网密集，湖泊池塘星罗棋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机动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日军两路攻击都是自西向东推进，即使能够顺利占领武汉，也只能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再次向西撤退，无法对其实施真正的围歼。 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攻取武汉的作战命令。7月4日，大本营下令编组新的第十一军与第二军一起编入华中派遣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仍然由畑俊六陆军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是，以派遣军直辖的五个师团分别担任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巩固后方。以新到任的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率领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沿长江两岸实施主攻。第二军军长东久迩宫捻彦亲王率领四个师团担任大别山北麓的助攻任务。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共9个师团，另外还有海军舰艇120艘，飞机400多架，总兵力约25万人。加上后来陆续加入会战的部队，日军参战兵力超过了30万人。 至此，侵华日军总兵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陆军新扩建的10个师团中，除了第二十三师团（诺门坎战役的主角）和第一〇四师团被配属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其余8个师团全部进入关内。到1938年7月，日本陆军主力共34个师团另6个旅团，总兵力约90万人。除了在本土、朝鲜和驻台湾的三个师团和半个旅团之外，其余全部来到了中国大陆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日军人数达到了82.5万人，占日军总兵力的91%。 敌军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着手对位于武汉南北区域的国民党军进行调整。国民党军的总体作战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泊河网地带尽力实施积极防御作战，固守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之内。 6月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指出“欲确保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种部署不仅有利于抵抗日军的进攻，而且利于武汉地区人力、物力、财力之转移，的确不失为明智之举。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作战意图，蒋介石亲自出任会战总指挥，调集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国民党军的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 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 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沿江构成阵地带，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 汤恩伯军团部署于各重要据点之间，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期间因病由白崇禧短期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作战： 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 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 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部署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意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 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二线兵团，随时策应一线各部作战。 除了直接参加会战的两大重兵集团，另以第一战区部队在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部队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 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个师，总兵力约75万人。加上后来逐渐加入会战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了110万人。另外，中国海军残余的40余艘舰只全部参战，仅有的空军战机约220架也悉数到场。 为了尽可能缩短西攻武汉的距离，早在1938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就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取安庆、马当、湖口及九江等地，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首先拉开武汉会战序幕的是日军的台湾混成旅团，这支士兵大部分由台湾人组成的先遣部队，由于旅团长为波田重一少将被称为波田支队。6月11日，约8000人的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占领安庆，之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江防要塞马当。 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斥巨资修建的马当要塞是阻拦日本西进的第一个坚固堡垒。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能挡住日军一个月左右。可惜守卫要塞的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竟然在这节骨眼上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的结业典礼。得到情报的日军趁此机会发动偷袭，很快攻占了要塞的外围阵地。奉命增援的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小路，导致要塞很快被日军攻克。随后，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和第四十九军对要塞的反攻无疾而终。原指望坚守一个月的马当要塞竟然在几天内就丢了，老蒋除了大骂陈诚一顿之外，还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撤职查办，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更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之罪名执行枪决。 随后，波田支队与前来增援的日第一〇六师团合力于6月28日攻克彭泽。国民党军驻守湖口的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奉命反攻彭泽，可惜反攻未果，反被日军趁势在7月4日攻占了湖口。稍作休整的日军，随后于7月26日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 之后，日军兵分两路。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战略要点瑞昌。8月11日，波田支队遭到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和汤恩伯第三十二军团的顽强阻击。8月24日，日增援部队第九师团第六旅团与波田支队合力攻占瑞昌。 8月27日，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在瑞昌以西地区沿长江西进冲破中国守军的层层堵截，苦战近一个月，于9月24日攻克富池口要塞，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水上通道。之后，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继续攻击前进，一路突破国民党军的阻击。10月21日占领大冶，22日攻占鄂城，到10月24日已经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葛店。 在波田支队南侧的日军第九师团则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和第三十二军团的防线，于10月24日推进到武昌以南的贺胜桥地区，再往南侧的第二十七师团与第九师团并驾齐驱于10月24日到达咸宁地区。 从九江与波田支队分手的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路向德安方向挺近。7月26日，在攻击德安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顽强阻击，遭受重大伤亡。冈村宁次命第一〇一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实施增援，协同第一〇六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这两个师团都属于日军中的“特设师团”，除了主要军官之外，士兵基本上都属于后备役人员，其战斗力大大逊色于那些久经沙场的常设师团。 第一兵团薛岳率部与日军激战，在南线形成胶着状态。9月底，急于打开南浔路僵局的冈村宁次令第一〇六师团穿越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的防守间隙，企图迂回合围南浔路正面的20万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团在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时，迷失方向，被薛岳及时发现并立即指挥第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实施反包围。日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奉命增援，亦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击退。随后，国民党军发起全面总攻，激战三昼夜，被围日军损失惨重，给养断绝，中低层军官伤亡殆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补给，还特意投下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战至10月13日，第一〇六师团被歼3000余人后突围，这就是著名的“万家岭大捷”。 失去作战能力的第一〇六师团，无奈只能在南浔路北段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并进行休整补充。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薛岳第一兵团较好地完成了第九战区赋予的阻止日军向南扩展的任务，还给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毁灭性打击，可谓不辱使命。 长江北岸的战斗也在同时进行。6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合肥南下，13日占桐城，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稍作休整之后从太湖进发，一路血战，于8月4日占领黄梅。 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立即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在日军据险死守和毒气攻击下损失惨重。正面反击未果的白崇禧调集兵力在日军后方发起侧击，连续收复太湖、潜山，切断了日军第六师团的陆上退路和补给线。白崇禧欲抓住机会调集重兵全歼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的日第六师团。但日军第六师团也绝不是吃素的，不但据险死守渡过难关，而且在得到增援后开始反攻。白崇禧虽亲临前线督战也挡不住日军的猛攻，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趁势追击，于9月6日攻克广济。尽管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连续的激烈战斗和长江中下游的酷暑天气，导致日军第六师团损失惨重，无力继续进攻。只好在广济就地休整，补充兵员和弹药给养。 9月15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广济出发，直趋田家镇要塞。田家镇是武汉最后的屏障，若失，则武汉不保。国民党军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日军第六师团久攻不克。但是，9月24日，随着江对岸富池口被沿江西上的波田支队攻占，日军以海陆空立体攻势导致守军无法招架，田家镇要塞遂于9月29日陷落。冈村宁次为了抢在日本第二军之前占领汉口，以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所部作为快速部队长途奔袭武汉，于10月24日占领黄陂。 位于田家镇附近的日第一一六师团在第六师团的左翼向西进攻。10月21日，占领兰溪。24日，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阳罗。 江北日本第二军的行动比第十一军晚了不少，原因后叙。直到8月22日，东久迩宫稔彦王才集合齐属下的进攻部队从合肥出发。 六安和霍山是大别山的两扇大门。8月27日，日第十师团向六安，第十三师团向霍山发起猛烈进攻，两城分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被攻克。之后日军兵分两路。左路第十三师、第十六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商城、麻城、黄陂，配合沿江西上的第六师团攻取汉口，右路第三师团、第十师团直捣潢川、罗山、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对武汉实施迂回。 左路第十三师团于9月2日开始进攻富金山。守卫富金山的是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其中有两个德械师，久攻不克的日军伤亡惨重。诺门坎战役中将要出场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只好向东久迩宫求援。9月11日，日增援部队第十六师团与第十三师团会攻富金山，激战9天后，宋希濂部被迫后退。富金山之战尽管失利，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日军乘胜追击，连占叶家集和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小界岭防线是大别山北麓国民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如遭突破，日军就将越过大别山沿公路，一路畅通无阻地推进，前去武汉已无险可守。防线由宋希濂退下来的第七十一军、田镇南的第三十军和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联合防守。国民党军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从9月18日一直打到10月下旬，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才取得突破，穿越了大别山，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此时，南面的国民党军已经弃守武汉。 第二军右路进攻的情况要稍好一点。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很快占领固始，在攻击潢川时遇到了名将张自忠。张自忠所部第二十七军团整整守了10天之后，安全撤退。之后日军进攻罗山、信阳，遇到了同样属于精锐部队的胡宗南部。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当时国民党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属下甚至包括邱清泉率领的当时国民党军中唯一的坦克部队。胡宗南拿着这么好的装备，用3个军共7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的2个师团激战20多天后，还是被击退。日军一路前进占领光山、罗山，10月13日攻陷平汉路上重镇信阳。李宗仁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胡宗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竟带领全军迅速避开正面向西撤退，一下子跑到了南阳一带。此举导致平汉路门户洞开，日军沿着平汉路长驱直入，连李宗仁都差点成了日军的俘虏。10月24日，日第十师团逼近孝感。 到10月24日，除了被几乎打残的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地区进行休整补充之外，日本华中派遣军其余所有参战师团都抵达武汉周边，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武汉形成包围。 就在荆楚大地以武汉为中心的攻防激战正酣之际，南边的广州地区烽烟再起。早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际，日军就已经突袭占领了厦门。加上之前上海、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港口。与它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防守异常松懈。粤军半数被北调参加武汉会战，导致珠三角地区兵力空虚。 蒋介石认为日军正全力进攻武汉，不可能有多余的兵力在其他方向展开大规模作战。这种想法看似也有一定道理，兵力不足的日军本来计划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再调集兵力实施广州作战。武汉战场国民党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本大本营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在南方广东地区开辟新战场，策应北面的武汉会战。日本参谋本部迅速抽调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三个师团，组成了第二十一军，由古庄干郎中将统领，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实施广州战役。1938年9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广州战役的攻击令。 事先听到一些风声的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做了报告。蒋介石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人故布疑阵，制造假情报，试图让国民党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他不但没有给广东地区派出增援，还从这里又抽调了一个师去支援武汉战场。1938年10月上旬，日第二十一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配合下突袭广州，10月11日晚在大亚湾成功登陆。登陆后的日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增城，21日已经攻到广州近郊。负责广东防务的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仅留有7个师、2个旅，共8万多人，且兵力分散，戒备松懈，根本挡不住日军如狼似虎的攻势，仅仅10天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也难怪，余汉谋身边的两个少将高参全是日本人的奸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日本人掌握得清清楚楚，能坚持10天也算不错了。广州于10月21日下午沦陷。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至此被切断。 1939年2月，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日军占领了仅仅有3000多名守军的海南岛。其中一个登陆点离老酒现在的打工地只有几公里之遥，老酒为此专门去看过多次。日军随后宣布中国的南沙群岛“作为自古以来无主的珊瑚岛屿”，已经归日本所有。 在这里提到这个并不激烈的作战，并不是老酒身在现场，睹物怀古。通过占领海南和南沙群岛，日本取得了下一步实施南方作战的重要前进基地。这里离英、法的殖民地实在太近，英、法等国立即发出抗议，日本宣称此举“只为封锁，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作为威慑，1939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舰队缩短逗留在大西洋的时间，返回其在太平洋的驻扎地。 广州的陷落导致粤汉铁路被彻底切断，武汉更失去了继续坚守的意义。10月24日，国民党军放弃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10时，蒋介石携宋美龄离开武汉，飞往衡阳，四周日军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 10月25日晚22时许，日军先头部队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26日凌晨5时，日军波田支队突入老酒曾经学习和生活了4年之久的武昌。27日，配属给波田支队的日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从武昌渡江，攻占汉阳，武汉三镇咸落敌手。 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贺胜桥，第二十七师团占领桃林镇，但此时中国守军主力各部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参战的110个师中的任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妄想，再次破灭。 武汉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伤亡约5万人。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10万人，伤亡超过18万人。 日军在战场上无疑再次取得了“无比辉煌”的胜利。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攻克南京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穿上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国民面前亮相”。可表面的光鲜却无法掩盖暗淡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和作战将领都清楚，武汉之战是日本侵华作战的最高点，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日本已经彻底丧失了控制中国的希望。 在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大约20个月的战争中，日本损失的兵员达到了20万人。其间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被迫4次追加军费，总支出超过了80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这4次战争的军费总额的1.63倍。为了支持前线作战，日本使用外汇大量进口军用物资，导致出口严重萎缩。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消耗使出口产业因原材料不足生产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减少，工业生产因为缺少原材料而陷入困境。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的窘境：由于拼死老命组织生产也无法满足前线的实际需要，连军事院校教练使用的教学步枪都被收走，用于装备新扩建的师团。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兵员也开始出现严重短缺。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军曾数次大规模扩军。1937年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扩编了10个师团。根据日本《兵役法》，陆军征召新兵服现役2年，随后15年时间为预备役，海军现役和预备役时间分别为3年和9年。为了大批量“生产士兵”，军方被迫放宽了征兵的标准，最低身高标准从1.55米降低到了1.50米。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1935年是20%，1937年提高到23%，到1939年一下子暴涨到47%。在短时间内急促扩编，征用的大部分是预备役和后备役人员。1938年下半年，侵华日军现役人员仅占11.3%，预备役兵员占了22.6%，后备役兵员占了45.2%，补充役兵员占了20.9%，这势必导致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日本本土仅仅剩下1个师团，而在中国的师团却达到了32个。其具体配置是：东北8个，华北12个，华中10个，华南2个。这些兵力集中起来虽然可以在局部打出一些精彩的战役，但是放在广袤的占领区，连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显得捉襟见肘。 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国民党军不时实施局部反攻，更主要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批抗日人民武装不断成长起来，大片国土不断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来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换言之，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再次遭到战略性失败，而且成为中日战争由日本战略进攻走向两军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战场上无力继续推进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治安作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就在武汉会战刚刚结束不久，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汪大汉奸的出现，犹如鸡立雀群，让之前所有的汉奸都自惭形秽，黯然失色。大汉奸后来对小汉奸实施了收编和资源整合，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 日本曾经因为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中日全面战争再次让日本失去了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整整一年前，1936年7月，日本东京击败了芬兰赫尔辛基等13个城市，获得了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来举办这一国际体育盛会。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抵制这届奥运会。最终，日本为举办奥运会不得不足足等了24年。 1939年1月4日，因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近卫文麿内阁黯然下台。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发表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勠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蒋介石还放出豪言，即使昆明丢了，重庆丢了，大西南全丢了，他也将在印度加尔各答组织流亡政府，率领国民继续抗战，誓死不降！ 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军在交界或对峙区域也曾经爆发了一系列小型会战或战役，诸如南昌会战、随枣战役、长沙会战、桂南会战、豫南会战等。但相比抗战初期的四大会战，这些战役已经从决战性质的大会战，降格为区域型小战役，互有输赢。 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后来，国民党军也没有出现抗战之初那样一边倒的大溃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 其实早在徐州会战结束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准备实施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原定时间是在6月开始，8月占领武汉。但在北方边陲，中、朝、苏交界的一个小地方，一次突发事件推迟了作战计划的执行。北路日第二军之所以到8月下旬才整装出发，是因为那起突发事件在8月中旬才得到解决。 那个之前寂寞无人知的小地方，叫张鼓峰。 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1.钟庆安，柳茂坤.东亚霸主的野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侯鲁梁.偷袭珍珠港［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李春光，孟凡俊.肆虐的太阳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钟庆安，陈培军.缅甸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侯鲁梁.中途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陈培军.瓜岛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毛元佑.拉包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8.周小宁.马里亚纳大反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9.钟庆安，刘庆.重返菲律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钟庆安，肖鸿恩.登陆日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1.侯鲁梁.帝国末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2.张越.偷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3.张越.烽火东南亚［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4.张越.决战中途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5.张越.血雨腥风战瓜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6.张越.拉包尔风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7.张越.马里亚纳海空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8.张越.重返菲律宾［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19.张越.莱特湾大海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0.张越.广岛上空的蘑菇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21.［美］利奥波德·罗森博格.偷袭珍珠港［m］.马俊杰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2.［美］约翰·克劳福德.席卷太平洋［m］.叶春雷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3.［美］汤森·华林.搏杀中途岛［m］.王永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4.［美］格里夫·科恩.血拼瓜达尔卡纳尔［m］.王永梅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5.［苏］伊万·谢苗诺夫.决胜东北［m］.胡海波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6.［美］肯尼斯·加尔布雷.日落东瀛［m］.王宏林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27.王恩泽.偷袭珍珠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28.马晓奕.鏖战菲律宾［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29.郭亮.中途岛战役［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30.王海莹.喋血瓜岛［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31.［美］卡尔·史密斯.珍珠港1941：美国的耻辱日［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2.［美］吉姆·莫兰.威克岛1941：一场令众神哭泣的战役［m］.杨红梅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3.［美］克莱顿·春.菲律宾的沦陷1941—1942［m］.章放维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4.［美］马克·斯蒂尔.珊瑚海1942：次航母大对决［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5.［美］马克·希利.中途岛1942：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m］.彭莹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6.［美］约瑟夫·穆勒.瓜达尔卡纳尔岛1942：战略反攻［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7.［美］马克·斯蒂尔.圣克鲁斯岛1942：航母较量在南太平洋［m］.刘燕婷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8.［英］德里克·赖特.塔拉瓦1942：局势的逆转［m］.潘峰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9.［美］戈登·罗特曼.关岛1942：失而复得［m］.王小可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0.［英］吉姆·莫兰，［美］戈登·罗特曼.佩莱利乌岛1944：炼狱之战［m］.甘咏，许华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1.［美］戈登·罗特曼.塞班岛与提尼安岛1944：突破日军防线［m］.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2.［美］戈登·罗特曼.马绍尔群岛1944：攻克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m］.任远喆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3.［美］伯纳德·爱尔兰.莱特湾1944：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m］.甘咏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4.［英］德里克·赖特.硫黄岛1945：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m］.李瑾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5.［美］戈登·罗特曼.冲绳岛1945：最后的搏杀［m］.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美］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m］.马文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47.［美］戴维·雷格.太平洋大海战［m］.张国良，雷丹，马东敏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48.张晓林，马骏.血战太平洋［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49.［英］约翰·戴维森.天下海战：铁血太平洋［m］.孟广林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0.赵云峰.全景二战：血战太平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51.［美］安德鲁·威斯特，格里高里·路易斯·莫特逊.血战太平洋［m］.穆占劳等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0. 52.西风.太平洋战争［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53.张俊红.偷袭珍珠港［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 54.［美］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55.何国治.南太平洋海战记：美日圣克鲁斯群岛航母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6.何国治.终极对决：美日马里亚纳航母大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7.［美］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断剑：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所知的真相［m］.蒋民，于丰祥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 58.［美］泰德·威廉·罗森.东京上空30秒［m］.朱沉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9.张友筠.日军二战战场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0.朱旭.血战太平洋大解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1.［英］温斯顿·丘吉尔.日本的猛攻［m］.卢继祖，丁岳，冯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2.［美］本杰明·埃勒曼.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鏖战菲律宾［m］.杜秀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63.朱旭.豪赌：太平洋战场的落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4.张友筠.狂徒：二战杀戮战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5.姜子钒.鬼祟：藏在暗处的死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6.《百年海战大观》编委会.奇袭珍珠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67.刘小沙.瓜岛争夺战［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5. 68.［美］罗伯特·塞莱斯.血战太平洋［m］.胡海波编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69.吴焉.雄鹰猎日：菲律宾陆地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70.《全景二战系列》编写组.全景二战系列之太平洋大海战［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71.刘怡.联合舰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2.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3.刘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舰艇全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74.西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75.董旻杰，张凯伦，周明.太平洋战争：美日对决［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76.张宇翔，等.宿命的败退：太平洋战场几场关键性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77.冬初阳.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78.冬初阳.喋血环礁：吉尔伯特和马绍尔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9.冬初阳.长弓射日：决胜塞班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0.苏虹.天昏地暗：太平洋战争［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4. 81.［美］爱德华·德瑞.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m］.顾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82.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83.陈玉健.血声鹤唳太平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84.陈仲丹，周晓政.太平洋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5.潘兴明.东南亚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6.陈谦平，张连红，张生.中国正面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7.［英］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m］.刘建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88.［美］杰夫·尚拉.最后的风暴［m］.李春江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89.《经典读库》编委会.二战风云录［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4. 90.光亭，天枢.二战中的美国［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1.光亭，天枢.二战中的日本［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92.鲁言.对决太平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93.胡烨.浴血绿色地狱：瓜岛之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94.胡烨.太平洋战争：蒙达之战［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95.胡烨.太平洋战争：布干维尔战役［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6.余志和.回望二战烽烟：亚太厮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97.袁腾飞.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二战［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98.孟松林，石映照.诺门罕战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99.关河五十州.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100.陆儒德.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01.［英］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102.周明，王逸之.血肉长城：徐州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03.戴峰.血肉磨坊：淞沪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4.龚晓虹.徐州大会战1938［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5.马正建.长沙大会战1939—1942［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6.陶纯.太原大会战1937［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07.明河在天.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 108.杨刚，冯杰.铁血远征：滇缅会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09.曾凡华.最后一战：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10.倪乐雄.一个人的世界大战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111.白虹.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112.钮先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3.《一看就懂丛书》编写组.一看就懂的二战大事典［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 114.思不群.二战全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115.［英］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m］.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16.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17.沧海满月.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118.郑军，程景等.大溃败：世界经典失败战役全纪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19.［英］安德鲁·罗伯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李广才，崔喆，陈兰芳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120.［美］伊恩·霍格.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陆战［m］.董晓霞，满海霞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1.［美］克里斯多夫·舒勒斯.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空战［m］.周夏奏，张婕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122.《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海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3.《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战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4.《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潜艇［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5.《战典丛书》编写组.战典：空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126.查攸吟.日俄战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27.徐广宇.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128.许华.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9.刘声东，张铁柱.甲午殇思［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130.金满楼.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131.孙秀玲.一口气读完日本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132.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33.毛正公.航空母舰发展百问［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 134.蒋百里.国防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35.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136.吕宁.铁血兵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137.［英］杰弗里·雷根.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m］.陈海宏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38.［美］马汉.海权论［m］.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13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李哲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140.［美］e.b.波特.蛮牛哈尔西［m］.欧阳志元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1.［美］托马斯·b.比尔.沉默的勇士：海军上将雷蒙德·a.斯普鲁恩斯传记［m］.张尚悦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142.［美］约翰逊·柯贝尔.尼米兹［m］.高润浩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 143.［美］雷蒙德·戴维斯，丹·温.进攻日本［m］.臧英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4.赵渊，寿长华.海岛登陆战［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145.［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抗战日记［m］.骆伯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46.［美］弗兰克·麦克林恩，章启晔译.缅甸战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47.［日］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m］.朱任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48.［美］威廉·曼彻斯特.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m］.陈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49.［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风暴［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0.［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激流［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1.［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落日［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2.冯精志.63个结点：第二次世界大战［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 153.殷占堂.图说太平洋战争［m］.漓江：漓江出版社，2014. 154.刘才干，李奎.美日激战太平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155.［英］伯纳德·爱尔兰.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m］.李雯，刘慧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6.［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m］.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15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m］.张玉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58.王树增.抗日战争（全3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59.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全3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160.王晓华，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记录（全3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161.房兵.大国航母（上、下）［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162.郑维和.二战八政要巨头谋略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3.侯鲁梁.二战十六大战役战事秘档全公开（上、下）［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164.cctv10《探索·发现》栏目组.世纪战争（上、下）［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165.［日］山冈庄八.太平洋战争（全3卷）［m］.兴远、金哲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66.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167.陈冠任.国殇（第二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上、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68.张召忠.百年航母（上、下）［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 169.关河五十州.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全4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70.宋宜昌.燃烧的岛群（上、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171.［日］加藤正秀.山本五十六（上、下）［m］.郭宏军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72.［美］约翰·伦德斯特罗姆.航母舰队司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上、下）［m］.胡毅秉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173.何国治.残阳如血：美日恩加诺角海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4.冬初阳，胡烨.浴血雨林：英帕尔战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75.韩文宁，冯春龙.日本战犯审判［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176.兵人.鹰击烈日：菲律宾战役［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177.杨竞.日本盟军战俘营［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178.《兵器》杂志.兵器：二战航母的不同命运［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179.兵人.海战霸主：世界经典航空母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180.［美］约翰·托兰.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m］.李殿昌，孟庆龙，郝名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81.秦忻怡.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182.梅汝璈.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183.金东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184.鸿儒文轩.轮椅总统罗斯福［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185.鸿儒文轩.海上骑士尼米兹［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 186.［美］黄仁宇.缅北之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187.赵丽娟.驼峰航线：一条改变太平洋战区格局的悲壮航线［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188.朱晓艳，班惠英.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189.杜川云.豪赌太平洋：山本五十六［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 190.杨少丹.二战巅峰战役［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91.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航母史话［m］.成都：巴蜀书社，2014. 192.陈书方.二战大海战：海魂之梦［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193.朱军.海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94.［英］安迪·罗森.日本法西斯的末日［m］.刘国伟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195.严明贵.麦克阿瑟［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 196.［美］杰弗里·佩雷特.麦克阿瑟（上、下）［m］.王泳生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97.［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上、下）［m］.史雪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 《太平洋战争（一）：山雨欲来》无错章节将持续在完结屋小说网更新,站内无任何广告,还请大家收藏和推荐完结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