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 插图 插图 1955年，成人后的李致第一次于重庆与巴金见面 总序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 总序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 廖全京 凝视着这五卷（六册）沉甸甸的文字，仿佛望见无数春花秋月在叠彩流光。面前这套《李致文存》，朴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过往几十年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这是他灵魂的笔记。 这里面包含着他过去岁月的所有时光。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做人？ 中国古代的贤人或智者，无一不把如何做人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甚至是唯一要义，由此而形成人文传统。钱穆关于读《论语》是学习“做人”的看法，则代表了近代以来的人文学者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传统已经随同中国历代的主流思想意识即孔孟儒学浸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成为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以及精神领域的导向和规范。即使是经历了“五四”时期及其后几十年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中国传统的这种积淀仍旧保留着它的神髓，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自然，在漫长的传统浸润与新潮冲击的矛盾过程中，人们对于如何做人的理解和履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正所谓“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思改旧观”，尤其是在主张冲破世俗的道德规范、抵御旧的社会道德戒律对个体的人的压制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陆续登上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舞台之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在追求建构现代政治的民主体制和社会理想的强劲之风的推动下，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解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张扬现代革命伦理主义的具体行动日趋激烈。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通过对如何做人的各种回答呈现出来的新旧矛盾的冲撞和撕裂状况，一直是时代和民族的重要精神现象。 李致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精神背景下，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始了对如何做人的思考和探索。回头看去，这条路上重峦叠嶂，遍布荆棘。时或星汉灿烂、朝霞开曙；时或乱云飞渡、阴霾蔽日。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致自始至终对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反而更加激励了他一路之上的生命意志，坚定和饱满了他对于如何做人的信念和情绪。这些都可以从这几卷文字里窥见其大略。所以称大略者，是因为他一生的所有行为、行动，远远多于、大于他留在纸面上的这些文字。尽管如此，对于走近并理解李致来说，这些文字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重要性，首先的和根本的就在于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文字告诉我们，李致对于如何做人的认知与实践其精神趋向既是为传统道德观念所规范的，又是受现代革命伦理主义影响的，还是带有某些启蒙色彩与理想主义成分的。归根结底，李致的做人准则和为人行止，无论从个人修养还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来说，都符合一个由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现代中国人的标准。 李致做人是从“爱人”出发，由“亲亲”做起的。十六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进步学生运动，从此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做一个普通的、真正的中国人。在传统的氛围中高扬起反传统的旗帜，这是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精神特质。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恐怕是在看似相互背反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却有着对于人的相当接近的理解和尊重，虽然各自的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和程度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人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我们看到，二者在李致的一些言行中，奇妙而自然地结合乃至融合到了一起。当我们深入李致的心灵世界时，进一步发觉他的“爱人”是从对亲人的爱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这又与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的精神暗合，而这种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动赋予了新的含义。上述种种，都可以在这几卷文字中找到鲜活的例证。 我一直觉得，在李致的以《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亲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见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头及质地。更重要的是他对父亲、母亲、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怀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传统观念如孝道之类去把握，那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对传统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我曾经这样写道：“李致一直自觉地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净、光明、温暖。”（《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这种理解，源于在长期艰难曲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吸纳和认知。 从对“爱人”的现代理解出发，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长途上执着前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自己服膺的信仰、信念、事业。在那一辈先知先觉者心目中，一切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业的核心，他们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燃烧着激情同时有些浪漫色彩的口号写满了江河大地。无论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那一个闪光的“诚”字已经为后人立下了精神的丰碑。李致作为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立己而立人或达人，而是为了他心中神圣的信仰、事业而立人或达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立人或达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他在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中，都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爱护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无论对上级领导、下级同事，还是对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尽力排解他们的烦难，畅快分享他们的喜悦，往往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看来，立人、达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亲亲”的过程。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勉力地向古往今来那些“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君子学习，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诚其心，诚其意，诚其言，诚其行，关键是一个“诚”——真实无妄。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仁之道也。”（《礼记·中庸》）诚哉斯言！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许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马识途、王火、杨字心、高缨、沈重，比如魏明伦、徐棻，又比如周企何、陈书舫、竞华、许倩云，等等。他们之间的友情，正是仁之道的生动体现。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从自贡本土脱颖而出，以“一年一戏”“一戏一招”轰动海内外，他的成长，得到过自贡、成都、北京的领导和朋友伯乐们的发现和扶持。魏明伦常常提起的浇灌他的五位园丁中，就有他尊称为“恩兄”的李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继承巴金遗风，爱才惜才，肝胆相照。在魏明伦遭受极左棍棒打压之时，是李致力排“左”议，抵制“左”风，支持和保护了魏明伦。我觉得，李致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诚，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之外，还含有现代文明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这成分，表现为一种现代意味的爱。对此，我曾经写道：“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耐心修炼的过程。李致用笔墨记录下的所有感情，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过程中的感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借佐西马长老的嘴说过：‘用爱去获得世界。’李致也许并不接受作为基督徒的这位俄国作家思想中的宗教情绪和神秘主义成分，但是，我相信，他对这位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死牢囚徒关于人类爱的认识是完全同意的。”（《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 说到李致对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说到他的精神导师巴金。巴金的思想和作品，巴金的为人和一生，为李致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在李致的生活中，四爸巴金是鲜活的灵魂的精神支撑和性格、情感的源头。巴金远走了，李致的许多亲人都远走了，但巴金及巴金的亲人们给李致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巴金留给李致的四句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盏温暖心灵的灯火，至今仍是李致做人的标准。他在顺境中牢记这四句话，他在逆境中不忘这四句话。通过这四句话，他不仅为自己更为广大读者树起了一个清洁的精神的思想标杆。其实，归结起来，巴金留给李致的也是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产就是两句话：一句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还有一句是“人总得说真话”。关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和李致对巴金的深情，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有极其感人的揭示。这里我只想说，巴金与李致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就是，巴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下，李致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追溯起来，李致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还应当有鲁迅。他是读着鲁迅的作品在暗夜中走向破晓的，是鲁迅教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用这种精神指导自己去回答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巴金对鲁迅的崇敬和追随，无疑更加重了鲁迅在李致心目中的分量。曾经为巴金辩护从而保护了巴金的鲁迅说过：“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在巴金那一代青年作家心目中，鲁迅是给他们温暖的太阳，也是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在所有进步作家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引导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亮前进。这些青年中，应当也有李致，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一株幼嫩的秧苗。在“文革”被关“牛棚”的后期，李致靠“天天读”鲁迅的书获得精神支柱，度过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引领，还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思想勉励，在李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默默化作了认真而坚实的实践。这些实践在他从事出版工作期间显得尤其突出。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李致与出版结缘。他担任四川省出版工作的领导职务之初，中国正闹“书荒”，读者求书若渴，彻夜排队买书，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买不到需要的书籍。面对此情此景，李致难过、内疚，心急如焚。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的李致团结带领四川出版界同仁，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从突破束缚地方出版社手脚的“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入手，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使四川出版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以品种多、成系列、有重点的鲜明特色，在国内以至海外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广大读者由此对四川出版赞誉有加，四川出版事业由此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时间，许多作家、诗人、翻译家大受鼓舞，一部部佳作纷纷投向四川的出版社，人们戏称“孔雀西南飞”。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对李致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将这些话理解为是对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整体评价，他向出版社全体职工传达说：“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这位四川出版事业的有功之臣，就是这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心态，将鲁迅、巴金关于如何做人的观念，落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重大社会实践中。 李致的实践，往往渗透着感情。实践的过程，就是积累感情的过程，深化感情的过程。而这感情，则是他与事业的感情，与人的感情。从担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到顾问，李致与川剧界结缘几十年，将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川剧事业。当年他抓川剧抓得十分具体，从讨论规划、研究创作、筹措经费、安排会演到带队出国访问、亲临排练现场、关心演员生活、解决剧团困难，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他“踩深水”、边做边学；将演职人员视为知己，情同手足。川剧界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则甘心自始至终当川剧的“吼班儿”。由于他不仅懂川剧，而且懂演员，川剧界无不为他那颗热爱川剧、热爱川剧人的心所感动。“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川剧表演艺术家左清飞的这句话道出了川剧人的心声。 天地之间，做人不易，做知识分子更不易，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不易。偶读陈寅恪先生著作，见他曾谈到古代文人的自律问题，那是他在研究唐史时因诗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遭遇而引发的感叹：“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中篇）字里行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士）的“自处”及“内行之修谨”。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分子首先要注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只有自己有了良好的修养、坚定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仅做到立人、达人，利国利民，而且做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如何做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和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李致文存》透露出来的当代文人李致的所思所言所行，似可视为如何做人的一个鲜活个案；也可以说《李致文存》记载了作者对于如何做人问题的基本答案。 读读《李致文存》，会给我们在如何做人、如何自处自律等方面带来一些启示，这也许是《李致文存》出版的重要意义吧！ 2018年6月10日 讲真话的作家——巴金 讲真话的作家——巴金 巴金摄于20世纪80年代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达我的感情。” 作家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 巴金有代表性的作品 巴金于1904年出身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伟大的五四运动，对巴金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的巴金在成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自称为“五四的产儿”。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巴金和他的三哥离开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 1927-1928年巴金旅居法国期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迄今为止，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已满六十五周年。六十多年来，除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笔，巴金勤勤恳恳地写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约一千二百万字的创作和翻译著述。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几代青年。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广泛的赞誉。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早在1942年，巴金就勉励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巴金获得的但丁文学奖奖章 巴金对读者的爱是很真诚的。1987年，巴金返回阔别二十六载的家乡，无数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巴金长期患帕金森病，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最近，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巴金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许多国际友人、读者主张恢复巴金故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对为此花费国家的钱。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广大读者理解巴金的心，他们热爱巴金的作品，同时更敬仰巴金的人品。 鲁迅早在1936年就对巴金做出评价，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1981年12月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但丁国际奖”。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巴金在香港获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法国总统密特朗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5年，巴金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巴金先后获苏联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这些充分说明了巴金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巴金也属于世界！他的文学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瞩目。 巴金已达八十八岁高龄。因为病，写字吃力，但是巴金并不甘心沉默。他说：“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巴金不止一次表示“要用行动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1993年5月4日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1923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家。那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蓥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藏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原名为李国辉）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而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 1941年，巴金（右三）离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到成都探亲，与他的九妹（后排左三）和大哥的子女合影。右一着童子军服的是李致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或同学题词。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 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 说话要说真话， 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给我的题词裱成一张小单条。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偶尔和我玩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我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做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做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但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1973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心和尊敬，希望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先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我想起早在1936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 1981年5月22日 巴金的心 巴金的心 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老的信念和主张。他一贯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1986年，巴金与李致深夜畅谈 巴老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他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巴老所说的敌人是什么呢？他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老的很多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由于巴老把“文学作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他最初竟“不好意思拿稿费”。他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一个朋友。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以后书写多了，巴老的想法才发生变化，因为作品毕竟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巴老把读者称为“衣食父母”。这不仅因为读者买他的书、养活他，还因为读者给他提供精神养料和力量。 长期以来，巴老领取稿费，并不只是用于他个人和他的小家庭。巴老的生活简朴，自奉甚薄。他经常用稿费帮助读者和有困难的人。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巴老为营救他的一个读者，带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和他的朋友鲁彦、靳以一起从上海到杭州。巴老冒充这个姑娘的“舅父”，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为她付清了八十多元房租和饭钱，并送了她一张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票。1981年巴老在《我和读者》一文中曾谈到这件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巴老是闻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实行低稿费的情况下，在限额内付给他较高的稿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巴老对自己的要求很严。60年代初期，巴老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文章。《四川文学》付给巴老四十元稿费，巴老收了二十元，退还了二十元给《四川文学》，并附信说他那篇文章“值不到四十元”。这件事是1973年在四川省革委会礼堂听报告时，作家李友欣告诉我的。当时还在“四人帮”的黑暗统治下，友欣主动给我讲这件事，对巴老表示尊敬。我也佩服友欣讲真话的勇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由于出版社采取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讲信用和注重书籍质量，赢得了一大批老作家和著名的中青年作家的支持。在五六年内，我们先后出版了巴老的《巴金近作》《巴金近作》（第二集）、《回忆与探索》《心里话》《英雄的故事》（有关抗美援朝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巴金选集》（十卷本）、《憩园》《长生塔》（包括全部儿童文学）、《童年的回忆》，翻译作品《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与萧珊合译）。90年代，四川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讲真话的书》（近作合集，包括巴老从1977年到1993年的全部著作）。 一开始出巴老的书，巴老就表示不要稿酬。出版社尊重巴老的意见，把稿酬放在一边，打算用来扶持青年作者或奖励有成就的编辑。但有一次，财务科不清楚我们的意图，把一本书的稿酬寄给了巴老。1980年12月9日，巴老给我的信说：“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屠氏小说（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不要送稿酬了。还是照从前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首先声明不要稿费。他们说第二集要付稿费，我坚决不要。倘使方便，替我买五部《中篇选》，我当汇还书款。”12月19日来信，又强调“以后出书，不用寄稿费给我，我不要”。我去信和巴老讨论如何处理他的稿费，并转达出版社一些同志设立巴金奖金的建议。我知他不会同意，所以提议用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作者。1981年2月23日，巴老来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这样，出版社总编辑室便存放着巴老拒收的一笔稿费。 在这期间，《四川文学》刊登过巴老一篇散文《大镜子》，《龙门阵》发表了巴老的散文《怀念丰先生》，巴老都来信表示“请他们不要付稿费”。 对萧珊的稿费，巴老也持同样的态度。四川出版了萧珊翻译的《黑桃皇后及其他》，巴老在1981年10月21日给我的信中说：“全书稿费和中短篇集（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一样由你们处理，但要求送我样书若干册。” 出版社财务科一位同志按照对一般作者的惯例，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的稿费寄给巴老了。害得巴老在1982年3月15日又来信重申：“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版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机会，稿酬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我只得把巴老的意见再一次“禀报”财务科。 《巴金选集》（十卷本） 信上提到的十卷本《选集》，即《巴金选集》（十卷本）。这是四川出版巴老的重头书，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装帧设计好、印刷质量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出书速度之快（不到一年）受到《人民日报》上署名文章的赞扬。巴老也满意，曾把它的精装本作为礼物赠送给法国总统密特朗。这部《选集》，巴老亲自编选、修改校正，编完一本寄一本给出版社，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我现在想起心里还感到不安。在1981年编辑的过程中，巴老在10月21日的信上就明确表示：“《选集》稿费全部捐文学馆。”1982年底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巴老一直关注这笔稿费是否寄给了文学馆。1983年9月9日和11月22日，巴老两次来信询问：“十卷本《选集》的稿费给现代文学馆汇去没有？”我多次催问，有一次回答是地址不准确，寄去又退回来了。1983年12月23日、1984年4月1日，巴老再来信询问。1984年5月1日他来信说：“《选集》稿费我叫国煣去信作协请他们查，同时也请你们出版社查，总得把这笔钱查出来。文学馆至今没有收到，钱还没有着落，如不追查，可能就此消失。”5月31日，巴老来信说：“《选集》稿费，文学馆来信已经查到了，请转告出版社。”为了这笔捐赠给文学馆的《巴金选集》（十卷本）的稿费，巴老一共给我写了八封信。 读者踊跃购买《巴金选集》 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书简》。我没有参与这个工作，不知道全过程。1987年6月26日巴老给我的信中说：“《书信集》（指《巴金书简》初编）稿费仍捐赠文学馆。但xxx说的计酬办法我看不妥。收信人没有理由接受稿酬，倘使他为原信加一些注解，他可以拿注解的稿酬；要是做了些编辑工作，他可以拿编辑费。你想想看，倘使我把朋友们给我的信编成书册出版，自己拿一半稿费，我一定睡不着觉，因为我感到受之有愧。” 四川出版工作者协会收到巴金捐赠的稿费后，给巴金回函的复印件 按照巴老的意见。他的大部分稿费出版社直接寄给了文学馆。由出版社保留的巴老的稿费，在1986年8月捐赠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协会在8月2日给巴老的信上说：“当我们正在筹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的时候，先后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转来您在两社的稿费共计壹万零肆百肆拾壹元叁角伍分正，捐赠我会，作为四川出版奖励基金。您的无私赠送，是对我省出版工作者的支持和鼓舞。我们代表全省出版工作者向您表示感谢。”90年代初期出版的《讲真话的书》的稿费四千元，巴老又捐赠作为振兴川剧奖励基金。当这个消息在川报披露时，川剧界许多人士为之鼓舞。 巴老为四川出版做了这么多贡献，但他没有向出版社索取过什么。1982年上半年，我有一次去上海，为他整理照片。当时向他要照片的人很多，许多照片又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我提出带一部分照片回四川请出版社翻拍，以后有需要就加印。巴老同意我的建议，但他坚持要付款。我知道巴老的为人，恭敬不如从命，在寄照片和底片时，告诉他所需费用。1982年7月5日，巴老亲自填写了汇款单，寄回“肆拾壹圆壹角正”。在汇款简短附言上还写明“汇还翻印照片垫款”。这张“汇款通知”我把它复印了两份留作纪念，到现在已经十二年多了。 巴金“汇还翻印照片垫款”汇款单的复印件 上面涉及的，主要是与四川出版有关的情况。据我所知，1982年巴老捐赠人民币十五万元给文学馆，以后又陆续捐赠五万多元人民币给文学馆，这都是巴老的稿费。1990年巴老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巴老把这笔奖金一分为二，三百万日元捐赠给文学馆，二百万日元捐赠给上海市文学基金会。还有些捐款数目我不清楚。 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搞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高尚人品。记得我还是青年的时候，读过王尔德的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脚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蓝宝石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它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它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它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冻死了。这个童话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过多地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向社会、向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童话里的快乐王子的像，被拆下来放在炉里熔化，但是他的“破裂”的铅心却熔化不了。天使把铅心和死去的小燕子带给上帝，上帝把他们看成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东西。 巴老九十寿辰时，马识途老人和朱炳宣、杨牧去祝贺。临别时，问巴老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巴老深情地说：“把我的心带回去。”许多人为之感动。我们的“上帝”——人民，不是同样把巴老的心当成最珍贵的东西么？ 1994年2月20日 两个“最后一息” 两个“最后一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重新提起被迫搁下十年的笔。他不愿做“社会名流”，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作家”，并多次表示：“我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7年，巴老已经七十三岁高龄。当时，他打算写到八十岁，也就是再写七年。以后巴老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和众多读者都被巴老这种精神感动，纷纷表示钦佩。 然而，我却有过一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简单地说，我认为巴老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创作上，翻译《往事与随想》可以放后一点；如果精力不足，可以放弃，将来别人还可以翻译。我并不是不知道巴老对赫尔岑作品的感情。早在1963年，《译文》杂志就发表了巴老所译的两则赫尔岑的回忆。巴老打算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设想，曾得到鲁迅的赞同。新中国成立后，巴老翻译过赫尔岑的《家庭与戏剧》。“十年浩劫”期间，巴老遭受迫害，无权从事创作，悄悄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当时，巴老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打算以后把译文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19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1975年3月3日给我的信上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巴老的创作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与翻译，他最好有所取舍。我逐渐发现，不少朋友与我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几年来向巴老提过多次建议。巴老是我的四爸，他对下辈一贯持平等的态度，所以我可以无顾虑地和他讨论（甚至争论）。 最初，巴老回答我：“我可以完成计划。”我则强调时间有限，要有取舍。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 几乎每一次见到巴老，我都要设法谈到这个建议。有一次，巴老说：“我的计划已经公开，国内外都知道，说了话要算数！”我知道巴老讲信用，但这个理由并没有把我说服。我又陈述自己的看法：“从实际出发，变更一下自己的计划，并不是不可以。”我突然找到依据，说得更带劲了，“宪法可以修改，国民经济计划可以调整，个人计划为什么不可以变更呢？”巴老慈祥地笑了，但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 我是个“顽固分子”，一有机会到上海，就向巴老提出这个建议，翻来覆去地讨论。巴老说：“我翻译赫尔岑的东西同时也是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了。我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听了巴老这段话，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反而感到自己受了启发。 回到成都，我重读了巴老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巴老翻译是为了学习的意图，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教师。我第一次读完它是在1928年2月5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没有这样一个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从此我记住了巴老的两个“最后一息”：一个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个是“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长期以来，我工作中事务主义严重，一天忙到晚，学习抓得不紧。每当又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常想起巴老的“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于是又挤出一些时间，打起精神，读读那些能鼓励我上进和能给我增添知识的书。 1986年7月23日 春蚕 春蚕 “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多次对我这样说。 当时巴老七十二岁，身体健康。我立即表示：“没有问题！” 一算，到九十岁还有十八年，比两个“抗战八年”的时间还多，似乎很遥远。 然而，时间流逝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 巴老一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他表示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和人民。80年代初期巴老曾开玩笑对我说过：“等我把事办完以后，就休息，安安静静地看武侠小说。”但我从来没听说也没有看见他把事情办完。直到今年6月6日，巴老一见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 巴老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 巴金站在家中对他说了真话的大镜子旁 从1977年到现在，巴老写了八十多万字。历时七年多写完的《随想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创作回忆录》展示了他的心扉，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他过去的创作。先后编选了《巴金选集》（十卷本）、《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选集和选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他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有一段时间，巴老的社会活动很多。参加会议，接受许多采访和拜访，出国访问……不能不对创作有所影响。以致巴老在写作时一听到门铃声，常常“胆战心惊”。 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签名题字来生活。这是巴老一贯的主张，他自己身体力行，还劝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1979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写的《大镜子》给我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说巴老“焕发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还童”。可是书房里的大镜子对他讲了真话，哪里有什么“青春”？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巴老深深地感到“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他同时呼吁：“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挚的心所感动。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镜子》介绍给《四川文学》刊登。我尽可能不介绍人去麻烦巴老。有一次，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贾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贯崇拜巴老，很希望我介绍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镜子》寄给她，她看后放弃了这个愿望。从此我对巴老书房里的大镜子有了感情，我曾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边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非常有意义的照片，我将长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机会陪巴老在家里庭园散步。我问他《大镜子》刊出以后，情况是否好一些。 “社会活动减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说，“但来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读了这篇文章，专门赶来看我。” 我和巴老经常通信。他认为我是“短柬勤寄”，并开玩笑说：“我要向李致学习，写短信。”可是从1980年起，我发现巴老的字越写越小，我问巴老为什么。他说：“没有办法，手放不开。”几年以后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病，也就是巴老的儿子小棠戏称的“巴金生的病”。 帕金森病直接影响巴老的创作。每当巴老提笔写文章时，笔重似千斤，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这对“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贯把读者奉为“衣食父母”，从读者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写字困难妨碍巴老和读者联系，他一再向读者表示歉意。 1982年11月7日，巴老在书房跌了一跤，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华东医院。一个月前，我曾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上海拍摄电视片《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讲好每次拍摄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毕竟增加了巴老的劳累。我感到内疚，责备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大镜子》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觉地加入了“抢救”材料，为巴老“树碑立传”的行列。十几天后赶到华东医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巴金在上海寓所 “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 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 巴老喜欢吃家乡的花生酥，我给他带了几盒。巴老可能要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好几次吃的时候都说：“看在李致的面上，我再吃一个。” 巴老这一次住院超过半年。 医院采取牵引的办法治疗。两个月的“牵引”使巴老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巴老开玩笑说“这下知道‘永世不许翻身’的痛苦了”，但这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起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梦，二怕失眠”，以后情况逐渐好转。有一件事却使巴老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从此，巴老得长期和疾病做斗争。 巴老主张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但世界是复杂的，难免没有人叽叽喳喳。十几年前香港有人不满巴老谴责“四人帮”，怂恿几个大学生大骂《随想录》；后来内地也有人转弯抹角地批判“说真话”。但这种干扰并不能动摇巴老的信念。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巴金说，他是春蚕，春蚕到死丝未尽。1996年于杭州 广大读者热爱巴老的作品，敬仰巴老的人品。巴老并不喜欢过生日，有时甚至要“躲生”。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祝贺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向武康路，除了对巴老表示敬意，都真诚地祝巴老健康长寿。这种盛况，我目睹过几次。 1991年11月我到上海贺巴老八十八岁寿辰。前后几天，来祝贺的人之多，几乎使我和巴老没有足够的时间交谈，即使有点空隙，我也不敢再去劳累他老人家。 想不到巴老却主动对我说：“大家都祝我健康长寿，这当然很好！但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 巴老的话，既使我感动，又使我震撼。巴老真是春蚕，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但我不完全赞成巴老的话。我说：“您也不能要求过高。任何人都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不能说人老了，不能工作了，健康长寿就没有意义了。您为人民做了很大贡献，即使将来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对广大读者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巴老没有反对我的意见，但也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后来话题又转到我年过六十，已离开第一线的工作。巴老突然笑着说：“我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巴老说这话，意在鼓励我应在不同的岗位，努力为人民工作。 去年巴老生日，我打电话祝贺。但巴老不在家，巴老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以及小棠都不在家。为什么？我着急了！九姑妈告诉我，巴老上身痛，几天没睡好觉，到医院检查去了。第二天在电话里找到小棠，他说巴老因老年骨质疏松造成胸椎骨折，已住华东医院治疗。医生说起码要在床上平躺两个月。我知道，这意味着巴老又得与病魔做一场艰苦的斗争。 经过医院精心地治疗和护理以及子女细心的日夜照顾，巴老的胸椎骨接好了。我因老伴生病，一时不能去看望，就靠电话联系。今年6月我女儿从加拿大回来，在她的支持下，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 巴老一贯乐观，但也有苦恼，担心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再为人民工作。我又想起他在1991年对我说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大家都主张您现在要把健康摆在首位，也就是健康第一。只要您健康，对广大读者和众多亲友，就是鼓舞和力量！”并再次向巴老陈述了我当时的看法。 “是呀！”巴老说，“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很大的鼓舞！” 用时髦的语言来说，能和巴老取得这样的“共识”，我由衷感到高兴。当我离开杭州巴老住处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以前我们分别时一般只是握手。 更令人高兴的是，巴老的健康情况有进步，半年来又写了五篇短文。重似千斤的笔，又被颤抖的手移动了。什么力量支持巴老成为“举重”能手？只能是巴老那一颗永远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心！ 巴老的九十二华诞即将来临。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拥抱，我身上还能感受到他的体温。这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的体温，会净化我的心灵，教我做人作文。 1995年11月14日 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 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 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的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摘自巴金给李致的信 五十多年来，巴老给了我很多教育。去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他与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好人！”这里所记的几件事，对我既是言教又是身教。 反对用巴金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从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2014年，成都市文化局在巴金故居原址立碑。李致在碑旁留影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巴老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巴老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分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巴老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1994年1月1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我不愿为这件事去麻烦他老人家。 不赞成恢复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 这座院子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 巴金故居模型 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 巴老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轻的心备受煎熬。二十七岁的时候，巴老满怀悲愤地控诉，写出了《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后又写了《春》和《秋》。 巴老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国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些时候找到我。尽管我做了解释，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朋友还是坚持要去正通顺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没有保留巴老的故居表示遗憾。省作家协会面临的压力更大。 1985年省作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56年冬，巴金第三次回成都，在正通顺街故居原址前留影 说实在的，对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从在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这个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去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但我是巴老的亲属，明知他不赞成，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 1987年10月8日巴金参观“双眼井” 由于存在各种困难，加上我不积极，恢复巴老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 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当月21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巴老1987年10月回成都，到故居参观。当时，原来的住房都没有了。从故居出来，大家陪巴老去看街旁的双眼井。巴老由人扶着，满怀深情地站在井旁，弯着腰望井底。时代不断地变化，双眼井是历史的见证。我不禁想起巴老给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我回四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 把好不做“名人”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巴老同意把他的日记编入全集，仅仅是为了“对少数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但他反对“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特别是巴老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使我深感自己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年以后，即1992年9月15日（当时我暂住美国），巴老在《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的《代跋》中又提到这个过程： 在这之前，四川的出版社曾向我组稿，要求单印我的日记，我答应了李致，后来忽然想起我写的日记只是写给自己的备忘录，明明是为自己服务的，并无出版单行本的必要，便通知李致收回了诺言。 对人对己 巴老年高且身体不好，又有繁重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 但有时也有例外。 1991年秋，时任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也犹豫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 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珍健同志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得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我1992年春去美国探亲，在波特兰住了八个多月。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了巴老。当时，我外甥李舒（他为巴老做秘书工作）为珍健同志开了门。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的。 1996年4月20日 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 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长的，因此喜欢藏书。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1949年前，我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还有一些翻译小说，居然有一箱藏书。1949年夏，党的地下组织要我从重庆撤退到成都，我把一箱书寄放在一个朋友家。一解放，这位朋友本着共产主义精神把书全部捐赠给图书馆，我于是成了80年代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 20世纪50年代，从零开始，我又买书。这时，除文艺书籍外，我还买一些政治和历史书籍。1955年5月，四爸巴金从印度回国，路经重庆，打电话找到我。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见他。彼此询问了对方的近况，谈得很愉快。临别时他关切地对我说：“你喜欢读书，以后需要什么书来信告诉我，我可以送你。”我丝毫没有客气，立即表示感谢。 从此，巴老常寄书给我。不论我从重庆调到成都，从成都调到北京，只要我提出要求，巴老总是有求必应。例如《契诃夫小说选》，三十几本，他基本上为我找全。60年代，《欧阳海之歌》刚一出版，他即主动寄给我，当时我在辽宁参加“四清”。许多同志表示羡慕，排队向我借阅。由于书价低，我经常也买书，在藏书上逐渐“先富起来”。 1955年春，巴金路过重庆，这是李致成人后第一次见巴金 196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巴老领我参观他的藏书。大小共六七间屋子，许多书柜和书架，还有一些书刊堆在地板上。这书的海洋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可望而不可即。 “文革”一开始，我和巴老都在异地受审，在1972年才重新取得联系。第二年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又开始向巴老要书。当时，巴老的书早被封存，但我仍能得到一些书。例如《屠格涅夫散文诗》《罗亭》《约翰·克里斯朵夫》《稼轩长短句》《今古奇观》《元杂剧选》《康熙字典》等。每收到巴老寄来的书，我都写信感谢。1967年1月20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寄点书给你，算不上什么，只希望你好好工作，能做出点成绩。我的书房还没有启封……不过里面大部分是成套的外文书，我一时也用不着。外面的书也不少，我有时还送点书给别人。还有小林、小棠也拿了些书去。给小林的最多，你是第二。” 我经常患眼病，1975年住院治疗几个月。巴老很关心，来信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要注意，为了更好地工作。”稍好一点，我闲不住，又想看书。不久，巴老寄了一套旧版本《镜花缘》给我，并在信上说：“《镜花缘》找全了，这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当我靠在病床上翻大字本的《镜花缘》时，深感巴老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都能为人着想。 2001年，李致在家里的书柜前，其中有价值的书大多是巴金送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恢复名誉，存款也解冻。当时我一年要去上海两次，每次去一般都要与巴老谈到深夜。有一次长谈快结束时，巴老问我：“你一年要花多少钱买书？” 我无法细算，仅估计了一下，说：“大约三百元。” 他说：“你把发票留着，定期到我这儿来报销。” 我对巴老的关切十分感动，但思想上极为矛盾。经过短时间的思考，我回答说：“按我和你的关系和感情，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接受，但你最好不给我钱。因为我怕别人误以为我与你接触是为了向你要钱。”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确有个别人因为巴老爱帮助人，便随意向巴老要钱。 巴老理解人尊重人，立即说：“好，我还是送书给你。” 为了藏书，我有时也向十二孃和小幺爸要书，巴老却说：“你不要向小幺爸要书，他还有三个女儿，应该留给她们读。”我听了感到很惭愧，为什么我没有为人着想呢？我把巴老的提醒当批评，举一反三，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巴老有很大的差距。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常向巴老要书。有一次在上海，心直口快的九姑妈批评我：“老五，你光晓得向四爸要书，他年纪这么大了，要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提着书从武康路到淮海路邮局去寄。他受得了吗？” 我接受了九姑妈的批评，从此没有写信向巴老要书。按照巴老的意见，改为我到上海时自己把书带回。以后去上海的时间少了，巴老给我的书一般请我的外甥李舒带给我。有一次巴老来信说：“画册给你留一本在这里。李舒带的东西太多，我不好意思增加他的负担。”由此可见巴老处处为人着想。 巴老戏称我为“藏书家”，有些版本好的书，他特别要送给我。在我的藏书中，有价值的书大多是巴老送的。这些年每看见自己的藏书，既感到巴老对我的爱，又想起九姑妈的批评。我仿佛看见若干年前，七十高龄的巴老忙着为我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一个人提着书到邮局去寄。我现在还不到七十，多做一点事、多走一点路就感到累，而巴老当时的年龄比我现在还大。我怎么那样不懂事，不为人着想？问心有愧。 巴老常说他欠了债，要还清。我欠了巴老的债，也要一笔笔地清偿。 1998年2月13日 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受采臣叔的鼓励和督促，我编写了这本书。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后记。其实我的意图，一看书就明白，用不着再做说明。还是写一些与巴老有关的事。 我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出生的时候，巴老刚从法国回国不久，住在上海。1941年和1942年，巴老两次回成都，我正上小学，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十三年后我在重庆看见巴老，才与他建立联系。我是巴老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很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之上。然而，对巴老更深一层的理解则是在“十年浩劫”之中。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正是在这前后，李致走进了巴金的心灵——对‘四人帮’的憎恨，使两代人的心如此节拍与共，和谐相生。”在黑暗的日子里期盼光明，那历程是多么痛苦和漫长呵！“四人帮”垮台，我们欢欣若狂。巴老在给我的信上声讨“四人帮”的罪行。我则骑着自行车把巴老重新提笔写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送给他在成都的亲友阅读。以后，四川不仅出版了巴老自选的《巴金选集》（十卷本），而且出版了包括《随想录》在内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所写的全部著作《讲真话的书》。 早在60年代初期，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的学生），曾建议我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一些有关巴金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尽管我喜欢文学又喜欢写作，但早已吃过苦头，不愿再去“触雷”。“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面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的愿望。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顾上写作，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为巴老写传或写评传，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书。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吐。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我说我信仰巴老的许多主张，远超过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说我看轻血缘关系。巴老说我父亲是爱他“最深的人”之一，还说我父亲是他“一生爱得更多的人”。由于巴老与我父亲的关系，他自然很爱我和我的几个姐姐。巴老1941年第一次回成都，发现我患疟疾，就为我买了一种叫“扑疟母星”的药。我上中学的学费是巴老供给的。我因所谓“胡风问题”受审查，他在全国人代会上向任白戈打听我的情况。我不断向他要书，他有求必应。经历了“文革”，我和巴老加深理解，感情也更深厚。我在出版社工作那几年，我们每年要见两三次面，无所不谈。白天在客厅谈，散步时也谈，总是互相抢着说话。晚上在书房谈，直到深夜，往往要姑妈来提醒几次才结束。这些谈话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无法一一列举。记得1995年4月一个下午，我和巴老一起散步。他对我说：“我要言行一致，把各种事情处理好。特别要做到：一不自私，二不爱钱。我不希求什么，我的许多东西以后都要捐献出来。”巴老很少称赞我，更多的是提醒，有时也批评。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说：“我正在给你打分。”但没有说他给我打了多少分。有段时期我为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感到苦闷和困惑，他说：“要有信仰。人类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说句笑话，坏人也得依赖好人才能存在，否则就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之分。”现在想起来这些话，我仍感慨不已。巴老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但他为我做得很多，我为他却做得很少。我说过我欠了巴老很多债，将认真反思和努力清偿。 “文革”后，巴金提笔写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发表于《文汇报》 1991年冬，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与巴金、李小林合影 巴老曾对我说，他给两个人写信最多：一是王仰晨，一是我。本书编选巴老给我的信并非全部信件。“文革”中造反派拿走近五十封信，石沉大海。有些信涉及某些单位和人，没有选录。已选编的信，除一两封外，都编入《巴金全集·书信篇》。只是《书信篇》发行量不大，很多读者没有看到。 目前非畅销书的出版很困难。我是一个老出版工作者，深知其中的原因。为此，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能出版我这本书。 1998年6月28日 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 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 今天，我们在一起庆祝巴老百岁华诞。我代表四川省文联和全省文艺工作者，向巴老表示衷心的祝贺。 作家巴金，从事创作七十多年，著译一千二百多万字。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即《家》《春》《秋》），反对封建礼教和专制，鼓励青年奋起反抗争取自由，整整影响了几代人。“十年浩劫”中，巴老无论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被迫停笔。“文革”以后，巴老独立思考，讲真话，反思和抨击“文化大革命”，并严于解剖自己。他的力作《随想录》，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喜爱巴老的作品，敬重巴老的人品，称巴老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巴老一贯说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他还说，“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至于文学，巴老的看法是：“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清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他还说，“文学的目的是要人变得更好。” 四川省庆贺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现场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半个世纪以来，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虽然在如何建立大同世界上有空想的成分，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30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文学院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现场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他晚年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具体怎么做，他认为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科学的态度。伟大的政治家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不少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而投身革命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在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金说过。如此看来，巴金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20世纪80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巴金文学院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台。前排左一为马识途，左二为吉狄马加 巴老坚信：“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巴老就是凭着这一信念来写作和做人的。他晚年患帕金森病，提笔重似千斤，仍然坚持笔耕。同时，为了表示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他用行动来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我无法在此一一叙述巴老的为人，只举一个例子：海内外许多人希望恢复巴老在成都的故居。20世纪80年代初，省里曾决定成立筹建故居小组，马识途同志为召集人，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筹建工作没有进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巴老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1986年10月3日，巴老写信对我说：“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巴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必然反映在对家乡的热爱上。巴老1923年离开成都去南京求学，后来又去法国留学。因为对故乡的眷念，以后四次回到四川。“文革”后，由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由于高龄，他不止一次地说：“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一时没有回来，连歌曲也常引起他的思乡之情。他很喜欢《那就是我》这首歌。他说：“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1987年金秋十月，巴老终于再次回到四川，在故乡待了十七天。巴老离开故乡回上海后，很快写来一封信：“我已回到上海，正点到达。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十七天过得这样快！我说我返川为了还债，可是旧债未还清，又欠上了新债。多少人、多少事牵动着我的心，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去。”这以后，巴老常说：“现在我哪儿也不去，就想再回四川一次。”可惜由于健康的原因，巴老这个愿望已经无法实现。 四川代表团到上海市华东医院祝贺巴金百年华诞。左为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中为代表团副团长龚炤祥 家乡人民对巴老充满感情。在巴老进入百岁之际，四川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广大读者，有关各界开展了庆祝活动，出现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巴老一向不张扬自己，不讲排场，怕惊扰别人。我想，如果他知道这些情况，除对大家的盛情由衷地感谢之外，他一定会用纯正的四川话连声说：“不敢当！” 大半年来，因为庆祝巴金百岁华诞，我接触到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尊敬巴老，热心各种庆祝活动，但却很少（或没有）读过巴老的书。因此，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我说：“对年轻人来说，如有条件，最好读几本巴老的书。” 今天，我们在巴金文学院开会，巴老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虽然远隔千里，但我们和巴老却靠得很近。宏伟的事业和故乡情结，使我们的心和巴老的心，永远在一起。 2003年11月21日 从“存目”谈起——兼致范用兄 从“存目”谈起——兼致范用兄 在摧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作家，特别是老作家的信息，渴望读到他们的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察觉到读者的感情和需要，出版了老作家的《近作》，首先出版的是《巴金近作》。《巴金近作》之后出了四本，分别为《巴金近作》（第二集）、《心里话》《探索与回忆》及近作合集《讲真话的书》。《讲真话的书》书名是时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杨字心同志建议的。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极左思潮时隐时现。对巴金的《随想录》，有人指责他不该赞同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遗言；指责他几次谈“小骗子”，揭露了“阴暗面”；指责他主张讲真话，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等等。曾经有人企图把巴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更有甚者，叫嚷要“枪毙巴……”出版巴金的书难免没有一点风险。幸好任白戈非常关心四川的出版工作。当我们谈到这些为难之处时，他说：“巴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某些见解，有人一时不理解。但巴金送来的书稿，出版社一定要出版。如有人反对，我会出来为你们说话。”他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出书的勇气。书的发行量大，影响更大。 在出版《讲真话的书》之前，正碰上一次不是运动的运动，极左思潮再度抬头。我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和出版工作。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一起，从实际出发并为稳定人心，公开表示四川文艺界的主流是好的，尚未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即有人指责我们包庇有问题的人，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当时，文艺出版社曾被停业整顿，刚恢复出书不久。……在这种形势下，我几次去上海与巴老商量：一、推迟出书时间；二、用“存目”的方法出书，即抽掉三篇文章，在目录上保留题目，注明“存目”二字。1987年4月14日，巴老来信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好保持沉默，沉默对我养病有好处。因此《近作》暂时不出也好。对所谓《巴金传》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我现在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是个人的名义。”以后，巴老认为，不要因为两三篇文章，影响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与读者见面，原则上决定采用“存目”的办法。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同意用‘存目’的办法，反正你是责任编辑。我不会让你为难。”在编书的过程中，我认为原拟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可能不会让别人抓住辫子，只决定把《“文革”博物馆》一篇“存目”。因为在这篇文章里，巴老不赞成前几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为此，我委托去北京参加会议的张仲炎，代我请示时任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仲炎回成都后告诉我：“敬之同志说完全相信李致会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样，巴老从粉碎“四人帮”到1990年的全部著作（包括《随想录》在内），以《讲真话的书》为名，终于出版了。 《讲真话的书》及《随想录》单行本 1990年12月25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说：“书三十二册收到，你们辛苦了，印刷装帧都还过得去，我相当满意。感到遗憾的是漏掉了几篇文章（如译文选集小序等），和用‘存目’的办法删去了一篇‘随想’。特别是后者，这一办法本身就是一篇‘随想’。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这次寄来的是精装本。三十二册已经够了。一定还有平装本，也寄点来吧。在四川恐怕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存目”的办法，我是从巴老那里学来的。1980年，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提出不写“文革”的主张，巴老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怀念鲁迅先生》一文，其中不仅涉及“文革”的话被删去，“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的话也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巴老很不高兴，决定终止为《大公报》写专栏。巴老给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写信，表示“我就是你这个主张的受害者”。这是当年巴老告诉我的。以后，《大公报》有关人员向巴老表示歉意，巴老才继续为专栏写稿。巴老为此写了《“鹰之歌”》说明此事。在香港出版《真话集》时，巴老在目录《“鹰之歌”》下，用了“存目”的办法。 巴老因患帕金森病，举笔重千斤 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作了重要谈话，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讲真话的书》再版时补收了《“文革”博物馆》，去掉了“存目”。一些人开始议论《讲真话的书》初版所采用“存目”的办法。其中多数人不了解事情的由来，认为巴老的文章非常重要，怎么能抽去一篇呢？我完全理解他们关注和尊重巴老的心情。只是有的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对“存目”这种做法，专门发表文章，将矛头直指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我，说我是背着巴老干的（或强迫巴老同意的）；又指责说，“存目”者，“开天窗”也，只有在解放前对国民党采用这种办法。解放后的书，没有出现过“开天窗”，这本书创新中国以来“开天窗”之首例。我真不知道是批评我右了还是“左”了，是保守还是冒进，是怯弱还是逞能？……事后一想：这实际上是在向官方“举报”我，但毕竟时代不同了，领导没上当，我也没受到惩罚。 不能说这种指责对我没有干扰。但是，十四年来（1990年至今），我没有发表过巴老的信，也没有写过文章为自己辩护。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意巴老为这本书增添烦恼。同时，我坚信巴老说的：“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证实这一点。 去年在《文汇读书周报》读到范用兄的文章。尽管范兄不知道“存目”的由来，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曾有温姗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议论此事： 把巴老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极不可取；但是，编者仍然“存目”还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有勇气告诉读者这里本来应有如此一篇文章，让读者去思索个“为什么”，而且引火烧身地招来对他们的批评。如果他们干脆连目录都删去，作者、读者更是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岂不省事？ 这种理解是很可贵的。 早在1981年，巴老就说：“我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长官点名，我不会害怕。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文革”博物馆是巴老倡议的，巴老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从未退缩。巴老为保护出版社，避免授人以“柄”，同意“存目”，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坚持。我有责任把事情说清楚，以免有人或明或暗地向巴老泼脏水。此时此刻，巴老躺在病床上，我不担心给他增添烦恼了。 这篇短文也是我给范用兄的信。 2004年9月18日 附记 此文收入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生命的开花》一书，同时作为附录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讲真话的书》。 文中所指针对我专门发表文章的是四川省曲艺团的贺星寒。贺星寒后因病去世。他重病期间我曾去医院看望，去世后亦去灵堂吊唁。他的文章刊于1993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责任编辑为杜导正。《炎黄春秋》是我一直订阅和喜爱的杂志，可惜此文失实。 2018年8月6日 《寒夜》与光明 《寒夜》与光明 李致在《寒夜》开机仪式上讲话 很高兴能出席《寒夜》电视剧开机仪式。 《寒夜》是巴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用两年时间时断时续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脱稿的时间是1946年12月31日深夜，距今正好六十年。《寒夜》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书中的主要人物生活十分痛苦和无奈，矛盾冲突既频繁又激烈，人性受到严重的扭曲。巴老真实地写了人性，写了人性的扭曲，十分感人，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巴老说：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旧社会、旧制度是什么样子，好人得不到好报，我要替那些小人物申冤。“我如果不能替他们申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刚出版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责作者不敢“面对鲜血淋淋的现实”，甚至因为没有喊“哎哟哟，黎明”，主张把巴金这类作者“捉起来吊死”。现在想起来，像是在听一段无知的笑话。 我生在成都，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年，接触过不少像汪文宣这样的小人物，其中包括我的长辈。1947年初，因为参加学生运动，我被成都的学校变相开除，去了重庆。巴老在重庆民国路一四五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始写《寒夜》，他熟悉民国路和附近的街道。我也在民国路一四五号三楼住过，也常在附近走动，对《寒夜》所写的内容和环境，有一种亲切感。 《寒夜》主演：刘涛（左）、吕中（中）、赵文瑄（右） 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在上海和巴老一起散步，曾经谈到小说《寒夜》。巴老告诉我：在《寒夜》日译本的“书带”上，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在法国也有读者说，读了《寒夜》，他感到光明。希望是什么？光明在哪里？我的理解是：不是要把主人公变成娜拉或变成觉慧，更不是要把他们变成斗争的勇士，而是通过深入描写这些小人物在旧社会的痛苦和悲惨的结局，使读者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戒。巴老说，书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当时的旧社会、旧制度。”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它一定灭亡。其实，早在40年代初，巴老在散文《长夜》里说：“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拍电视剧《寒夜》，无非是让人们记住这段不应遗忘的历史。电视剧是另一种艺术门类，改编是再度创作，为了适应新的审美观念，必然要在原著的基础上有所挖掘和延伸，但只要把握住巴老上述的要点，就不会违背原著的初衷。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所提高。经济转型期间，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是问题之一。他们生活困难，看不起病，孩子读不起书；外出打工有时拿不到工资，又没钱打官司；造成精神抑郁，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等等。政府关心弱势群体，为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文艺家在歌颂巨大变化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呼吁，为他们鸣不平。从这个意义讲，拍摄《寒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上海电视台是我国有影响的电视台，80年代曾与四川电视台合拍电视剧《家·春·秋》，取得很好的效益。这次，以上海为主，有关电视台和有关文化单位参与，四川电视台共襄盛举。中央电视台也很重视拍摄《寒夜》。两岸著名的演艺家共同合作。这对广大观众很有吸引力。 今天是巴老逝世一周年。巴老是作家，出版他的书，研究他的作品，通过电视传媒让他的作品与更多的观众见面，是对巴老最好的纪念。 预祝《寒夜》电视剧拍摄成功！ 2006年10月17日 读几本巴金的著作——《四川日报》记者曾鸣专访 读几本巴金的著作——《四川日报》记者曾鸣专访 问：离巴老百岁，只有几个月了，大家都很高兴。您有什么想法？ 答：今年，巴老进入百岁。人们尊誉巴老为“世纪良知”，当然很看重巴老的百岁华诞。文艺界、出版界、广大读者、新闻媒体，都计划或开始搞一些庆贺活动。我理解人们的心情。作为巴老的亲属，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问：您如何看待这些庆贺活动？ 答：巴老是作家。他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写最后一篇《怀念曹禺》为止，历时七十多年，著译一千二百多万字。他的代表作《家》《春》《秋》影响了几代人。毛泽东在1945年说过，当年做过调查，许多知识青年去延安，都与读过小说《家》有关。巴老晚年的力作《随想录》，主张讲真话，以切身的感受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严于解剖自己，启迪了众多人的思想。祝贺巴老百岁的活动，无论是出版巴老的著作，研究他的作品，讨论他的创作思想，介绍他与创作有关的历程等，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问：巴老平常怎样对待自己的生日？ 答：巴老是一个真诚朴实的人。他不喜宣扬自己。平常，遇到他的生日，一般是与家人一起吃一碗寿面，如此而已。为避免惊动别人，有时还要“躲生”。“文革”后，每逢生日，不少读者和文艺界的朋友来祝贺，他也很不安。年届耄耋，身体不好，无处可“躲”。巴老有几次过生日，我恰好在上海，目睹他寿辰那天，因为客人很多，他一一接待，疲惫不堪。目前，巴老的病情虽然相对稳定，但身体仍很脆弱，抵抗力差。为保证巴老的健康，避免感染，一般人都不去看望他。医院也控制得很严。我相信大家能理解这一点，不去（更不组织人去）上海贺生。 问：您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庆贺活动？ 答：我说不出来什么是最好的，但不论什么活动，不要铺张浪费，不要劳民伤财。对年轻人来说，如有条件，最好是读几本巴老的书。我接受过一些采访，发现有些年轻的记者朋友，虽然很热情，但并没读（或很少读）巴老的书。小学生搞一些活动了解巴老，也不是不可以，但如能帮助他们选读一些适合他们阅读的巴老的作品，效果会更好。 问：作为中小学生，应该向巴老学什么？ 答：十几年前，成都市中小学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我就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点：第一，学巴金爷爷爱祖国、爱人民；第二，学习巴金讲奉献的精神——“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第三，从小学做诚实、讲真话的人。当然，得提供一些巴老的原著供他们阅读。 问：您如何看待东城根街小学希望更名为巴金小学？ 答：东城根街小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该校的同学十几年前就与巴老有联系，巴老也给他们回过信。学校一贯注意引导学生向巴老学习。全校师生希望更名为巴金小学，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巴老从不愿宣扬自己，反对修复他的旧居，不赞成建立巴金文学奖，等等。我相信，学校师生会尊重巴老的意愿。不命名为巴金小学，并不妨碍小朋友们继续向巴老学习，做像巴老所期望的好孩子。 问：前不久，又有团体推荐巴老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您有何看法？ 答：感谢许多人对巴老的信任。巴老为人民写作，不在乎获什么奖，当什么“文化偶像”，获多少票名列第几。至于诺贝尔奖，自然科学方面的奖评选标准容易掌握，文学奖、和平奖之类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有位记者把我这句话报道为“文学奖是意识流类的”，令人莫名其妙），所以不必去争取。这一点，我曾与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先生诚恳坦率地交换过意见。我再次建议媒体不必为诺贝尔文学奖炒作。 问：您个人准备怎样庆贺巴老百岁？ 答：我与巴老多年接触，了解他的为人。他用身教言教，教我做人。在这方面我感受颇深，为倾吐自己的感情，我写了一些散文随笔，整理了几篇日记。在汪致正的策划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拟在近期出版《我的四爸巴金》一书。我将把这本书作为百岁礼物献给巴老。 问：谢谢您对我讲了这么多意见。 答：我从来不是巴老的代言人，也未受巴老的子女委托表态。有感而发，闲聊几句，只供参考。 2003年8月22日 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 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 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一开始，我不知应该用怎样的目光打量他。因为他不仅仅是文学泰斗巴金的侄子，《我的四爸巴金》的作者，他还是四川省文联主席，一位从十七岁就参加革命并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干部。 那天清晨，当我比约好的九点钟提前了一刻钟按响他家门铃时，立刻受到了热情的回应。当我所乘的电梯上升到这栋公寓的顶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李先生已经身穿西服一身整齐地迎在电梯门口了。他个子不高，满头银发，和蔼亲切的目光中很有几分巴金的风貌。 他与我的交谈非常真诚。有问必答，有答必真。我没有给他限定访谈的具体题目，而是从他记忆中感受最深的片断谈起，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巴金的心灵世界和对他一生的影响之中…… 1942年，巴金第二次回到位于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家，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李致就和他称之为四爸的巴金同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李致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来找巴金在自己的纪念册上题词，便也模仿着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巴金并没有对年幼的侄子应付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用毛笔给他写下了：“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四句话，在李致幼年的心扉上刻下了影响一生的烙印。 《天津日报·北方周末》报道 巴金曾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在巴金晚年的力作《随想录》中我们不能不被他这种凝结在字里行间的赤诚所感动。 “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正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的李致，很快就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了出来，先是靠边站，继之进“牛棚”，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这期间，他与巴金难通消息，1972年萧珊妈妈（巴金的妻子）病逝，他得知同样已被“打倒”的巴金又遭遇了更大的打击，便决定利用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在返回河南干校时借口看眼病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巴金。那是一次秘密的行程，一次终生难忘的相见！当已是成年人的李致再次和四爸同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三十年前在成都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分别的时候，正逢大雨，巴金把自己的雨衣穿在侄子身上，他们又一次紧紧握手，互道“保重！”李致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了上海…… 往事依稀，虽然年已七十有七，但李致的思绪非常清晰，从他讲述着的目光中，我仿佛能看到天国中巴金正在倾听的神情，他也许会对他的侄子说：“把我的心带回去吧！”那是巴金九十岁寿辰时，当从成都前来祝寿的友人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乡人民时，他说过的一句话。 在回忆四爸巴金时，李致的态度是深情的，也是严谨的，他只讲述他经历的细节和片断，他心中最真实的感受，从不添加任何虚词。他虽然确定了要与我说普通话，但也会忽然间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四川话来。看得出，他虽然是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但他又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老干部，他同时又是一个文人，一个出身于那样一个弥漫着文学气息、逃也逃不出的大家庭，并且从少年时代就沉浸在“五四”时期新文艺的绚烂彩池中被熏陶，被浸染，被沉醉……与其说他崇拜四爸辉煌的文学成就，不如说他更拥戴四爸的做人品质！“讲真话”“做好人”成了他一生的信念。或许因为年龄，或许因为巴金对其大哥的深情的转移，这一对叔侄竟相知甚深，那同睡一张床的岁月，偷赴上海探望却不敢多语的无言时光，那多次的深夜长谈，那弥留之际留在彼此手心里的温暖与柔软…… 采访是在一个初秋的上午，李致的家在他那所住宅楼的顶层，他的家人把楼顶修整成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身处掩映在绿树与小花之中的楼顶，笼罩在轻柔雾霭中的成都市区尽收眼底，空气中弥漫着川中特有的麻辣气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情绪，遥想当年巴金人生最初的日子，就是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度过，虽然巴金的故居已无了踪影，但他的精神家园却因了他的作品和由这些作品延伸出来的电影和音乐，挥之不去地在故乡蔓延。直到后来我在成都的街巷流连，在四川大学旁一座绿意参天的竹园品茶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巴金式的忧郁和坚韧……我和李致的交谈，就在他们家空中花园里一间四面通透的玻璃房中进行，中午时分，阳光开始照耀，不觉间人已出汗了。正好又有客人来访，于是，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交谈，回到屋内。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书桌上那尊巴金的雕像，一瞬间被他吸引，也被他震撼！是啊！原来那无形中指引我前来拜访的正是他—— 在我苍白孤寂的青春岁月里，曾经有过“很绝望、很悲凉”的日子，背诵着鸣凤投湖前的那段内心独白，我把巴金的《家》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慰藉。如今，面对着这位伟大文学偶像的亲属，我却没有了当年阅读巴金时的那种激情与幻想。人事沧桑，心事沧桑，文学的魅力是想象，而这种想象又远远大于真实世界的一览无余。青春年华往往也是人生的梦幻时期，所以，青春加上文学，永远都不是成熟加上现实的对手。而巴金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不朽的“激流三部曲”，还写出了被誉为“世纪良知”的《随想录》…… 记者：您虽然一直在当领导干部，但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您走上写作这条路与巴金有关系吗？ 李致：那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我儿子在美国一所大学当终身教授。他收集到了在清朝乾隆时期我们李家祖先的作品，还有我的曾祖父的东西，李氏诗词四种。 记者：李家几代人都与文字、文学有解不开的渊源？ 李致：我们李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父亲（巴金的大哥，《家》中觉新的原型）特别喜欢新文学。包括巴老看的一些新书报都是我父亲买回来先看，然后传给他的。我的三叔是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叫李林，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就去世了。巴老有一个大弟弟在宁夏，今年大概九十五岁了，解放前后搞过平明出版社，后来支援边区去了宁夏。我开玩笑地讲，在中宣部主编的《出版家列传》中，我们李家就占了两位，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我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从刚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初期，川版书是很有名的。我的另外一个小叔叔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审，既能写书又能翻译。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上海《收获》杂志实际上的主编（杂志上标的是第一副主编）。巴老的儿子李小棠笔名李晓，是获过全国奖的青年作家。我们家搞出版的就有四位，搞写作的更多几个。我受“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新文艺包括戏剧、电影的影响很大。抗战时中国一批最著名的话剧演员都集中在成都和重庆，我受他们的熏陶和感染。十四岁读初中时，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我们学校的校刊上。那时校刊只登老师和校长的文章，一年只选一篇学生写的，所以我很受鼓舞。 记者：这件事对您的少年时代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 李致：是。我们是教会学校，我们的校刊只在每年校庆时出一刊。之后，我又陆续在成都、重庆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那时候年轻，主要是喜欢小说和诗歌。我是十七岁时入的党，去年刚好是六十年党龄。我从喜欢新文艺到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地下党，然后做地下工作…… 记者：您也经受了这么多运动和磨难，但您仍然能像巴老一样坚持说真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四人帮”揪出来之后，许多人把许多罪行与错误都怪到别人身上，很少有人肯检讨自己。但巴老就勇敢地从自己开刀，写出了《随想录》，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李致：我在“文革”中挨批斗是很多的，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我不服啊，我就在会上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他们见我不服就打我，因为拉着我做“喷气式”，才没有把我打倒在地…… 记者：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完全不讲违心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巴金却勇于承认。这是非常难，也是非常可贵的。 李致：我刚才给你讲我自己，我有很多限制词，我也讲过违心的话，讲过假话，我特别限制在“文革”期间。比如别人喊“打倒刘邓”“打倒彭罗陆杨”我也得跟着喊。其实讲真话，是做人起码的一个标准。但是经过“文革”之后，人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巴金是您的四爸，您对他更熟悉，更有一种贴近感，从而更喜欢他一些呢？ 李致：从我上初中起，我就喜欢鲁迅。巴金写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家》，有人说是写的我们家，但不完全是。巴老承认有两个人是真实的，一个是我父亲——他的大哥，一个就是曾祖父高老太爷。这也只能说他们的性格是真的。但文学毕竟是虚构的。这是他自己说的，别人对号入座的就多了。比如有人说，巴金是觉慧，巴金说，觉慧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他。巴金的另一篇小说《憩园》，写一个破落的园子里边发生的事，园子的旧主人姓杨，类似《家》中的克定，比较接近巴老五叔的形象。但不能简单化对号。像我的曾祖父，书中的高老太爷，其实还是有一点开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家当年有许多照片，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照相，说是照相机能把人的魂给勾走，但是曾祖父却照相。又比如他送他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叔祖父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因为是长房长子长孙留在家里（他是承重孙）。巴金和他哥哥李林，被送到了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李林（我的三叔）是燕京大学毕业，然后在你们天津的南开中学教书，周汝昌、黄裳、黄宗江等都是他的学生。 记者：上世纪30年代，巴金曾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述了您父亲的一生。对于您父亲的自杀身亡，巴金写道：“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1965年，巴金在《谈〈家〉》一文中提到您父亲时，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足见巴金与您父亲之间的至深情感。这种情感是不是也会带给您？ 李致：当然会。我与巴金之所以亲，血缘关系很深。他当年出去的一些路费都是我父亲为他筹措的。但更主要的还是巴金的做人。我最欣赏巴金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非常赞成他的“人各有志，重要的是做人”，还有“说真话”……他的很多观点，是这些精神上的因素把我们拉近，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 记者：您写作用笔还是用电脑？ 李致：我从办离休手续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我写了大概五十多万字，我也学会了电脑打字，我会发邮件。我的“脑龄”有七年了。我现在还兼着四川省文联主席，我的老伴长期生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没有精力写长篇。我这人生的七十多年，经历了许多事，国民党关过我，“四人帮”也关过我。我写的总题目叫“往事随笔”。已经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等几本书。 记者：有人说，作为作家的李致与作为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判若两人。您怎么看？ 李致：肯定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不会分得这么清楚。巴金称翻译家汝龙是“黄金般的心”，说他一生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自己“掏一把”出来。我当年入党也是这样的动机。 记者：其实也可以以此来形容巴金，他就是一颗“黄金般的心”。 李致：谈巴老不能不谈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故事写一座城市里有一尊快乐王子的雕像，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看到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穷苦人，于是让一只准备南飞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和宝石一一啄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穷苦人。直到最后自己变成一个瞎眼的、难看的、光秃秃的雕像，小燕子感动地不再南飞，冻死在它的脚下……读到这我豁然开朗，巴金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快乐王子”吗？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他在四川出书都不要稿费，钱捐了出来，建立基金又不允许以他的名字命名，更不允许恢复他的故居。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记者：能谈谈您的父亲吗？ 李致：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一岁多，谈不上什么印象。他是自杀的，家庭突然破产，他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比如你是亲戚，他带着你做生意，赚了钱是你的，赔了钱是他的。后来他做股票生意，赚的钱人家拿走了，但赔的钱要他来还。在他生病期间几家银行倒闭家庭破产他承受不了了，觉得对不起这个家，就自杀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我父亲。我母亲，还有四个姐姐，生活非常艰难。直到我上中学以后，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巴金说，我父亲是“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新华社记者赵兰英采访我后这样写道：“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的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却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 记者：您和巴金之间的通信有多少？ 李致：巴金给我写的信，很难精确地进行统计，大概有三百封，其中有五十封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我现在还保存了二百五十封信。我给巴金写的信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把我写给他的信送回来了。还专门给我写着：“我本想保留着它们，多么好的资料啊！终于决定请你自己保存。以后你替我整理资料，用得着它们。”我在学电脑时，已经把这些信都输入电脑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刚刚出版了《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一书。 记者：您最后一次见巴金是什么时候？ 李致：2005年，巴金去世时，我去给他送终，撒骨灰时我也是跟船到东海。在他弥留之际，我一直都在他身旁，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给他大量地注射镇静剂。病房是不允许进去的。当我赶去之后，小林就说，五哥，你去把手洗干净，去跟爸爸握手。我进去握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我发现他的手很柔软，帕金森病人的手一般都是很僵硬的，可我握他的手却很柔软。在这握手的半个小时里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 我心中的巴金 我心中的巴金 李致在讲座现场 非常高兴能在上海与热爱巴老的读者、研究巴老的专家见面并交流思想。我不是专家，不做学术演讲。只就我与巴老的接触，讲一些对巴老的感受。我曾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十年，普通话肯定比电影《抓壮丁》里的卢队长讲得好，但毕竟不如讲四川话自如。前两天我在成都看望导演谢晋，他主张我讲四川话，说邓小平、陈毅的口音，上海人能听懂。巴老离家八十一年，至今讲四川话。我讲四川话，大家也可以听到巴老的乡音。 巴金的父母 我和巴老的交往 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省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五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镛的子孙）叫的。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四川人说：幺房出老辈子。 年轻时的巴金 1972年，中断联系六年后，李致给巴金写的第一封信 1923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1941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买邮票，我从小喜欢集邮。1942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这是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丝毫没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作“诚实了，说真话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至于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无论靠边站、被夺权、关“牛棚”、被批斗、进干校，交代自己的问题或给别人写材料，我从没说过假话，并为此被造反派打过。从巴老1942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直到1955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见。我那时二十六岁，以成人的资格开始与他交往。这以后的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无论巴老来北京开会，或我去上海出差，我们都能见面。巴老给我有近五十封信，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六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重新通信联系。1973年春，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利用只凭一张单程票就可报销来回车票的规定，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这次会面，除我与老伴暗中策划外，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据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宣称是来上海看眼病的，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医院看病，挂号证保存至今。在上海只有三天时间，我又同巴老睡一张大床。巴老1942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巴老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觉时打鼾，原想等巴老睡着了我再睡。可是他睡着以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次见面，我不敢深谈，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离开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时回到那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大雨去车站，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作家李累看了我写的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巴老在信上给我说：“‘四人帮’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张、姚，倘使他们不倒，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接着又盼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期间，我和巴老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互相抢着说话，直到九姑妈一再催促才上床。80年代后期，当巴老因为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时候，他曾希望我退下来帮他做点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记、佚文、书信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他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可是我又当选为省政协秘书长，以致巴老感到“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这也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如果我久没去上海，巴老会惦记我。1989年7月，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我仍在医院，大约八九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发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这一生，巴老为我付出很多，我为巴老做得很少。我写过一篇名为《不知如何弥补》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内疚。从1972年起，巴老给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1997年冬，巴金在医院口授，李小林笔录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记者问“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说“身份”带来什么，就是“文革”中为此受批判，被污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若干年，让我接受许多重复的采访，浪费一些时间；让我损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又收不回来。 巴老一贯重视做人，对此我有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汇集了我所写巴老的散文和日记。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写在这本书上了。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我们的小林、小棠至今没写过巴老，其实他们比我感受更多更深。1981年，我用笔名写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文章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上海的《儿童文学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怕“露馅”，不敢写。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全文，并把笔名换成本名，在姓名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颇为尴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没有瞎吹，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本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巴老很看重做人。1941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1993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座右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1973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它印证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被加上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书”；家几度被抄，六七间书房被封，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稿费存款被冻结，只能领取生活费……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巴老的夫人萧珊在磨难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见萧珊妈妈全身盖着白布床单，巴老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尽管我们不敢深谈，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以后知道，巴老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巴金上海武康路寓所，“文革”中，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病，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万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80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我多次劝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而他一再强调：“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还为此辩论过。我说：“人有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你已做了很大的贡献，即使不能工作，“你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说冰心健在对他就是力量，但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献给他热爱的读者。当我六十岁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时，他笑着对我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启示和鼓励。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他历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领取工资。“文革”中被冻结的存款，其实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冻后，仅1982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币十五万元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当时，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却亲自到邮局寄翻洗费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财富”是大量藏书，多次分别捐给国家图书馆。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说这些，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经过认真的反思，坚持独立思考和主张讲真话。“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仍有不是运动的运动。巴老不唯上，不随声附和。在讲假话成风的年代，巴老主张大家讲真话。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在我们的交谈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长官点名。他说：“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主张不写“文革”，巴老写信给这位高官，说自己是这个主张的受害者（因为受这个主张的影响，巴老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一篇涉及“文革”的文章被删节）。1987年4月29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1988年冬，他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力作，被称为“说真话的书”。图为该书几种版本的封面 四是巴老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书，不收稿费。1981年，出版社拟用巴老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巴老就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1994年，四川省作家协会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来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巴老还反对出他的日记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1956年12月，巴金回成都重游正通顺街旧居 五是不愿浪费国家钱财，不赞成重建故居。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四世同堂。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变卖了，几易其主。原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来，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居经过“文革”，成了一个文艺团体的宿舍，原有房屋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时专为此找到我。我解释说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坚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故居没有保留下来表示遗憾。1985年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老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虽然存在各种实际困难，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指园林局搞慧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不久，我又接到巴老21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说实在的，对恢复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无论从成都市市民的角度来考虑，或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访问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作为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但我是巴老的亲属，他不赞成重建故居是对我说的，我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至于巴老不愿为修故居浪费国家钱财之心，是令人尊敬和感动的。去年庆祝巴老百岁华诞，参加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又提出修建故居的意见，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和成都市委领导均积极支持。后来，我给市领导写了信，转达小林的意见：尊重巴老的心愿，不重建巴金故居。省委书记张学忠看见我的信的抄件，也表示尊重巴老的意见。最近巴金文学院按可靠的图纸，做了一个故居模型，我前几天去看过，很不错。这个模型将长期存放在巴金文学院的陈列馆。 巴金回复读者来信 六是尊重读者。巴老常说读者是他的“衣食父母”。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巴老如何对待读者。巴老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但有时也有例外。1991年秋，成都市第二中学原校长张珍健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张珍健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张珍健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说：“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读完信，我感到自己的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张珍健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尊重巴老的意见，立即给张珍健打了电话，委婉地做了解释，请他谅解。1992年春我去美国探亲，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张珍健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他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张珍健交谈了五十多分钟（我原建议只会见十五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张珍健送到大门外。张珍健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总的来说，我感到巴老是当今的快乐王子。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尔德有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它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它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它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死了。我早年读过这篇童话，它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诚无饰，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长期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巴金。毛泽东问巴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巴金说：“是。听说你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虽然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30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举被巴老称为他的“第三个先生”的吴先忧为例：吴先忧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劳动神圣，脱离了学生生活去学裁缝。办刊物缺钱，他经常将衣服送进当铺，把当衣服的钱捐给刊社。他任中学校长时，拒绝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庐山集训，多次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1947年6月1日在重庆被捕（当时我已是党员），也是他亲自把我保释出来的。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已经开始有较客观的评论。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纲领指路，文学家以作品净化读者心灵。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对的，也有指错的。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具体怎样改革开放，采取科学的态度：主张“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伟人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何况这根本不是作家的任务。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很多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投身革命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在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老说过。事实证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80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难道主张讲假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 这里所说巴老的两个哥哥，是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1986年4月2日，巴老与我有过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处很动感情。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其间，巴老两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还说，“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名为《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说的是1967年，巴老寄了一部在1913年（民国二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上下）给我。作者是“嚣俄”（即雨果），译者自称“东亚病夫”。上面有我父亲的图章，刻有他的号“李卜贤”三个字和英文音译，又盖有“尧林图书馆”的章，还有巴老用毛笔书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几个字。这应该是早年他们三兄弟一起读过的书。巴老在信上说是他在1942年那次回家带走的。1945年，李尧林逝世，为纪念三哥，巴老拟成立尧林图书馆，在书上盖了这个印章，并写上“李卜贤先生捐赠”这几个字。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办成，但书完整无损。这本书，是当年他们读新书报的见证，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新青年》是李尧枚、巴金、李尧林都喜欢的杂志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克服家中的经济困难，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对巴老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什么罢。《块肉余生》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大哥在成都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1931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4月18日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19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30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1956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给读者以希望，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满他扔下母亲和五个子女。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爱听美国唱片sonny boy。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931年《激流》总序在《时报》发布 巴老的三哥李尧林比巴老只大一岁多。两人从小住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在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一起外出求学，直到尧林上大学才分手。巴老称三哥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一个人”。他俩离开四川以后，与大哥保持密切联系。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以后巴老去法国，途中写的《旅途通讯》，先寄给三哥，由三哥寄给大哥，多年后才正式出版。巴老和三哥离家后，大哥给他们写了一百多封信。巴老非常珍惜这些信，把它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几年。1966年，风云突变，大祸就要临头。巴老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1980年，巴老回想起烧掉大哥的信时还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唱片《小宝贝》足以反映三兄弟的友情和喜爱。我最先是从巴老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这张唱片的。1929年，巴老的大哥去上海，他们相聚一个多月。30年代初，巴老回忆大哥离开上海回四川时的情景：“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即听）。’我接到后一看，是g. f. 女士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我默默地接过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1984年在上海，巴老把仅存的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给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这张唱片：“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之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我一直很想找到这张唱片，问音乐界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这首歌。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闲聊时提到此事，儿子记下了我的心愿。去年庆贺巴老进入百岁，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我两次在电视上听见剧中播放了一首英文歌，打电话问在上海的济生叔，果然是sonny boy。从李尧林的好友杨苡那儿，我知道李尧林也喜欢这首歌。我请教杨苡，她说：sonny boy，直译为“儿子般的男孩”或“阳光般的男孩”。巴老意译为“小宝贝”。“sonny是儿子的爱称，也可理解为心中最珍爱的人。”我想，是否还可理解为某种信念，如对人类的爱？巴老三兄弟出身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巴老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他们三兄弟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前面已经讲到，五四运动像春雷把三兄弟唤醒。他们贪婪地阅读新书报，吸取新思想。不同的是大哥重在妥协，巴老重在反抗。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大哥和巴老在上海分别后，曾谈到彼此的心情。大哥在信上对巴老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巴老参与改天换地，难见成效（他作品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他们三兄弟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唱片《小宝贝》，无论作为心中最珍贵的人，还是孤寂中的精神寄托，或作为所寻求的信念“对人类的爱”，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得请专家评论。 巴老的三哥是一个有理想、开朗乐观的人，喜爱音乐，会滑冰，能与学生打成一片。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他深受学生爱戴，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邢方群、作家黄裳、戏剧家黄宗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李尧林利用寒假，单独为方群补英语课，教他练习发音。黄宗江说李尧林教他们读《快乐王子》给他的启示，不下于曾经使他“感动并行动的宗教的宣讲、政治的宣言”。今年发表的申泮文院士的文章，称李尧林为南开名师中的佼佼者，学生崇拜的偶像。他选教的英译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深受学生喜爱，几乎成了他们的班歌。五十年后聚会时大家还一起凑全诗的译文。1929年，大哥去上海。巴老和大哥曾邀李尧林来上海，但因没有解决路费，失去这次团聚的机会。1931年，大哥自杀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他却因贫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仅四十二岁。作家李健吾当年在《挽三哥》一文中，一开始就说“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巴老前后写了两篇怀念三哥的文章，其中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李尧林逝世后被安葬在虹桥公墓，墓碑的形状是翻开的两页书，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中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家。”过去，时有人来墓前献花。但“文革”中，这个从没有伤害过人的墓，也被作为“四旧”给毁掉了。巴老为此不停地追问自己：“我在哪里去寻找他的‘真正的家’呢？” 巴老多次对我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巴老希望他们三兄弟能在“慧园见面”（即有一个展览室展出他们三兄弟的物品），但难以实现。 为实现巴老的愿望，去年我选编了一本书，名为《不应被忘记的人——巴金的两个哥哥》。以巴老所写两个哥哥的文章为主，兼收了已有的李健吾、黄裳、纪申等人的文章，还有新组织的邢方群、杨苡、黄宗江等人的文章（由巴金文学院内部赠送）。可惜巴老不能阅读了。 巴老已用最后的言行证明自己 巴老生于1904年，到2004年正好百岁。去年只是进入百岁。时至今日，巴老已经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了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人们爱戴巴老，称他为“世纪良知”。国务院在去年授予巴老“人民作家”的称号。明天是巴老进入一百〇一岁的生日。在此之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档案馆联合举办“走近巴金”系列讲座很有意义。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介绍自己对巴老的感受，尽管我讲得不深不全。还得感谢在座的朋友耐心地听完我用四川话讲的感受。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2004年11月24日下午 永恒的手足情 带来光和热的人 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 唱片《小宝贝》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 巴金对萧珊的深情，集中体现在他的两篇怀念萧珊的散文和《家书》与萧珊的通信中。下面记叙的几件事，仅是我的感受。 年轻时的萧珊 萧珊原名陈蕴珍，是巴金的读者。他们于1936年首次在上海见面，以后相爱八年，1944年在贵州花溪结婚。40年代，萧珊两次回成都，住的时间不长。我那时在上高中住校，她因语言不通，有时要我为她外出带路。60年代在上海见过她一次，在北京见过她一次。时间虽短，但我已感到巴老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萧珊在家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萧珊既管理家务，又在《上海文学》杂志做义务编辑。 1949年，巴金与夫人萧珊、女儿小林在上海寓所 “文革”一开始，我被迫中断与巴老的联系，也不知道萧珊的情况。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日子里，巴老和萧珊相濡以沫。萧珊为了保护巴老，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用带铜头的皮带的毒打，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退尽。巴老则说：“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这是若干年后读巴老的《怀念萧珊》才知道的。1972年8月我在河南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给巴老的女儿小林写了封信，希望能得一些信息。小林回信告诉我，萧珊因患肝癌在8月13日逝世。萧珊比巴老小十三岁，她怎么会这样早就离开人世？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也深知萧珊逝世，对巴老会有多大的打击。 只有两只眼睛非常明亮 为了安慰巴老，我终于提笔给他写了信。11月4日得到他的回信： ……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 ……你的第一封信是8月4日写的，信寄到时，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刚开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对她讲你有信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时身体极度衰弱，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只有两只眼睛非常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 写不下去了。…… 随信有一张较大的萧珊的照片，身体不错，略带微笑。我真不能相信，她已离巴老、离我们而去。 床头和书桌都有萧珊的照片 1973年春，我从北京回干校，悄悄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这次去上海的情况，我写在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里面。其中一段写萧珊逝世给“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她张罗着许多事，她殷勤待人，她不断地和我开玩笑……”我不敢向巴老提到萧珊。“只在小林卧室的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萧珊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巴老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中年时的萧珊 若干年后我在巴老的《怀念萧珊》的文章中读到：“我在变了形的她（萧珊）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我理解巴老的心情。不过，离开上海前一天，我向小林说：“这张照片看了使人难受。最好换一张妈妈平常的照片。”小林赞同我的建议。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再去上海，在巴老的卧室床头上，放着萧珊带着笑容的相架。书房的两张书桌上，也各放着一个有萧珊笑容的相架。无论巴老在工作或休息，萧珊都陪伴着他。 保留这段黑暗历史的真面貌 有一次我去上海，巴老在聊天时谈到他有些事需要人帮助办理，其中之一是整理照片。 我马上表示可以效力。遵照巴老的指点，我拿出一大堆照片，按新中国成立前、“文革”前、“文革”后，分成几大类。这时，巴老拿出几张萧珊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照片给我看。萧珊当时很年轻，照片的质量也不错，可惜有的被打了叉，有的在萧珊脸上画了胡须。我一看就知道是当年那些红卫兵“英雄”干的，心里顿时充满愤怒。 为避免引起巴老不愉快，我什么都没有说。后来我建议把这几张照片带回成都，请人做技术处理，恢复照片的本来面貌。巴老却说：“用不着，就让它这样，这是历史。” 联想起萧珊在“文革”中的遭遇，那是一个多么疯狂的年代啊！谁也不该遗忘它！ 在萧珊的骨灰盒前留影 1986年4月我随川剧院演出去上海，同去的还有摄影家陈彦，机会难得。我向巴老说明，由于工作变动，我以后不可能像在出版社时经常来上海，所以想拍一些照片。巴老欣然同意。我和陈彦在5日上午去了巴老家，分别在花园、客厅、书房、卧室等地，按巴老平常的生活习惯，为巴老摄影。 巴老那天情绪很好，针对我要拍照的原因，开玩笑说：“没关系，如果我不行了，会打电话叫你来。”他积极配合，听从安排。陈彦在巴老上楼时拍了一张，巴老笑着说：“我上楼时还没拍过照片。”在书房，我看见大镜子，立即想起巴老的散文《大镜子》，说镜子对他说真话，“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便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照了一张相。 巴金第一张上楼时的照片 在卧室，巴老主动提出：“在萧珊骨灰盒前为我照张相。”拍了几十张照片，都是我安排的，只有这一张是巴老提出的。我一下想起巴老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的：“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以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盒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骨灰盒放在寝室进门靠床的立柜上，巴老走到前面，像望着萧珊似的望着骨灰盒。陈彦立即拍下这张照片。 巴金深情地望着放在卧室里的萧珊的骨灰盒 1987年夏，我随川剧院去日本访问演出。4月29日，巴老来信说：“你们去日本，在那边文化界我有不少朋友，如遇见我的熟人，请代我问候他们。”我想，在日本遇见巴老的朋友，最好请他们看看巴老的近照。正好上次陈彦为巴老拍有照片，装了一本影集，我便把影集带上。一天下午，日中友好人士丰田正子到东京国立剧场看望我。1980年巴老访问日本时，丰田正子用日文宣读过巴老的演说，是巴老的朋友。我们很自然地谈到巴老，我请她看影集。当她看巴老在萧珊骨灰盒前的那张照片时，目光停留了很久。我看见她眼里充满泪水。 听《怀念萧珊》的录音 自萧珊逝世后，我怕引起巴老伤心，从未主动向巴老提到过萧珊，然而巴老很坚强。1997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有天下午，看见巴老靠在轮椅上，安详地听散文《怀念萧珊》的录音。小林告诉我，这是著名播音员陈醇的播音。我坐在巴老身旁，不敢出声，绝不能在这时对巴老有任何打扰…… 2001年2月16日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巴老对我健康的关爱 不知如何弥补 心留巴老家 白发 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 简述李国炯 简述李国煜 一定要学好中文——珊珊不忘巴金的叮嘱 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5年） 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7年） 上海日记（1999年） 上海日记（1999年） 9月27日 去上海 六时，吃完早饭，叫醒秀涓。 六时半乘文联赵光亚的车去机场，八时起飞。我昏沉沉的，不时想起小林说“你看见爸爸会难受的”这句话。十时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斧在机场内等我。上海市文联秘书长褚水敖、组联处长叶国强在出口接我们。住华东医院对面的文联宾馆807室，这对我们看望巴老十分方便。不久上海市文联的周渝生（党组书记）、李伦新（前党组书记）、迟志刚（副书记）、褚水敖、叶国强来看望，并请吃午饭。我感谢他们的接待，并说明我们来的目的是看望巴老，不打扰他们。 二时，汪致正来。三时一起去华东医院十七层看望巴老，市作协徐钤在外间。他说巴老近况还好，但前几天小林给他讲上海变化很大时，他说就他没变化。进病房，巴老躺在床上，两眼闭着，嘴张得很大。鼻孔在吸氧，脸色苍白，与前年见他大不一样。站在床前，我不仅不知说什么，连叫他的力气都没有。我控制不住感情，只得走进外间流泪。我再进去时，护士把床摇高一点，为巴老戴上眼镜。巴老看见我们，我只听见他说的“说话——眼睛——”，估计是说话不行，眼睛看得见。立即咳嗽，痰从塑料气管口涌出。我赶快离开，泪水长流。再进病房，巴老的眼里充满泪水，并从眼角流出。我赶快到外间，痛哭失声。济叔、国煣先后来，我也无法和他们交谈。李斧从病房出来，背向我们，用纸擦眼。直到五时我们才回宾馆，小汪妈妈约吃晚饭。 六时半，我们再去医院，护士在帮助巴老喝茶。办法是用一根小棍，上面有棉花醮着的茶水，让巴老吸吮。七时，巴老看《新闻联播》。我和李斧坐在旁边陪巴老看。其实，我根本没看新闻，而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巴老。我不知巴老是否看明新闻，但相对来说表情较为正常。只是两手不断地抓遥控器。下午徐钤告诉我，巴老曾说他已失去人的尊严，只能听人摆布。我理解他的痛苦。七时半，我和李斧主动离去。 与李斧交谈到十二时半始睡。 9月28日 昨晚有些热，睡得不舒服。四时醒，李斧近六时醒，又聊天。 济叔电话，说昨天见我很激动，没谈成，随即交换一些意见。我和李斧去对门华东医院。 到病房遇见陈护士长。过去我们在杭州见过，她知道我关心巴老。她说巴老目前较为稳定，白天未用呼吸器。我直截了当问她巴老的现状能维持多长时间。她说如果没有意外，到明年没问题。她的这个回答，使我的心稍为平静。我还问了一些细节。例如，巴老的手为什么老拿纱布卷和遥控器？她说，巴老患帕金森病，手捏得很紧，怕把手捏坏；同时因为神经上的错觉，巴老觉得旁边有个什么东西，他老想去抓住。 李小林来了。她高兴地叫爸爸，问这问那，气氛大为缓和。 巴老睡觉。小林与我和李斧在外屋谈话，内容较广。主要有： ——问我是否要参加襄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说没接到通知。她说是她推荐的，因为她认为我写巴老的文章很好，说话得体。 ——小林告诉我：爸爸说，他死了以后，把他和妈妈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东海。我问，过去不是说埋在武康路花园里吗？小林说，那是公家的房子，自己不好提。我表示赞同。 ——小林告诉我：爸爸说，他把《讲真话的书》的版权送给你和几个姐姐。我说，巴老在十年前征求过他打算放弃版权的意见，我没有赞成。我当时说，小林小棠不会计较这些，但文化市场很乱，放弃版权会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发生。小林补充爸爸的意见，版权到你们一辈为止。 ——小林告诉我：爸爸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巴金六十年文选》的版权送小叔叔（济生叔）；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的他两本书的版权送大叔叔（釆臣叔）。 ——当我谈到《巴金教我做人》一书的稿费处理（捐希望小学）时，小林说，爸爸说他给你的信的版权给你。 ——小林对李斧说，我送你一套台湾出版的《巴金小说集》。我对李斧说，这套书印得不错，但序言和一些评论文章有不妥之处。四爷爷曾说，我不赞成这些观点，但我可以容忍。小林说，还要送一套书给李芹。 此外，谈到昨下午看见巴老时我很难过，小林哭了。 十一时半，我们三人乘老彭的车到丁香花园。济叔已到，国煣、小汪陆续到。菜点得不错，吃得也好。饭后三人到武康路。 我坐在客厅里，感触很多。我不知在这个客厅里坐过多少次，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以后我再也不能与巴老同在这个客厅里了。 李斧上楼取了书，拍摄了一些照片。并为我、小林和国煣（她很快回来）拍了几张。在室外拍摄时，我嫌三人靠得太近。小林说：“亲热点。”我征求小林意见：今晚是否要向巴老告别？她主张不告别，以免爸爸难受。我想也是。 怀着难舍的心情离开武康路一百一十三号。 没午睡，回到宾馆我与李斧又聊天。丁锡满（《解放日报》前总编）来电话，一定要请我和李斧吃晚饭。盛情难却，只好答应。 三时，我们去华东医院，国煣已到。我和李斧先一起去看望巴老。巴老的床刚被摇起。有人问他是否认识李斧？他点了一下头。又问他是否认识我？他没有特别表示。他不会没认出我，他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但无法表示。以后我和李斧又分别去看他。当我一人在他床边时，我叫：“爹！”然后努力克制自己，向巴老独白： “我和李斧、小汪来看你，代表成都和海外的亲人！” “你怕我一人来，这次是李斧陪我来的。” “你担心我身体不好，”我用手拍拍胸，“你看不是很好吗？该放心了吧！” “几个姐姐身体也可以。秀涓能支持我来看你，说明她病情稳定。” 李斧进来向巴老说：“我每次来，八五年、八七年、九四年、九七年，你都说下一次你来看不见我了，但现在你又看见我了。” 我又说：“李斧这一次是应教育部邀请，回国来观五十大典的。他在机场接我，我们一起到上海的。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人来么？” 不知巴老听懂多少，见他眼里有泪水，我说不下去了。 如约回宾馆。五时，丁锡满和李伦新来，邀我们在附近一个餐厅吃饭。老丁很热情，说了很多友好的话，可惜我只能听懂一半他的浙江话。对李伦新，彼此相见恨晚。老丁是美食家，很会点菜。青鱼特别好吃。我还喝了黄酒，吃了不少虾。差一刻六时结束。 七时，到医院陪巴老看新闻联播。我和李斧坐在他旁边，不知该向巴老说什么。记得1989年有一次到华东医院看他，临走时他用助步器散步，我又得准时下去乘车，只对济叔说了一声就跑下去了。下次来时，巴老批评我不辞而别，我作了检讨。可是今晚我真要不辞而别了。爹，你能原谅我么？ 回宾馆取行李。太热，开了空调。小汪十时来取走小林送李芹的《随想录》手稿本。太疲劳，聊到十一时就入睡。明天，巴老的眼里不会再出现我和李斧的面容。让巴老少滴几点泪水吧！ 9月29日 离上海 五时醒。与李斧聊天，商量一定要付他的住房费。近六时起。 七时半，叶处长来，说领导打了招呼，不收费。叶把我们送到机场。李斧办好手续，送我登机。稍晚一点，他即返北京。我在飞机上似睡非睡，十一时十分到成都机场。省文联赵光亚来接，到家刚十二时半，秀涓已午睡。给七妹、二姐电话，报告我已回来。匆匆吃了饭，午睡大半小时。开始补写日记，并发了一部分给芹儿。接了不少电话。老干处通知去领钱。去我姐那儿，报告巴老情况。到邮局领回周良沛从昆明寄送的月饼。打电话向采叔报告巴老情况。 与四爸的历次会面 与四爸的历次会面 1941年 年初 巴老第一次回成都，住在我们家。春节前回来，住了五十天。当时，我们住在蓥华寺街外婆家。我在外东踏水桥小学读书。巴老经常带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让我去买外国邮票。还与九姑妈和我们五姐妹去相馆合影。照片见《巴金全集》第七卷。我对照相毫无印象，上世纪80年代，巴老拿出照片我才看见。我穿童子军装。 1942年 5—9月 巴老第二次回成都，住在我们家。当时我们已从外婆家搬出，仍住蓥华寺街。我在五世同堂街航空委员会子弟学校读书，高小四册。我和巴老睡在一张大床上。当时我很调皮，放学就在外面玩，吃饭都要“捉拿归案”。我原名李国辉，巴老说：“你改名李国飞吧！”以后，巴老写了四句话送我：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1955年 春 巴老去印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经重庆，住民生路重庆宾馆。 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巴老打电话给我，我去宾馆看巴老，星期天又和秀涓一起陪巴老玩，吃杭州汤圆和鸡汤抄手，合影一张，照片见我的《往事》一书。巴老问我喜欢什么，我答读书。从此，巴老经常寄书给我。 1958年 秋 我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归国，在北京遇即将去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巴老。 当时，我在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社工作。巴老请我在和平饭店吃晚饭。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回锅肉。结果上了对虾，我第一次吃了对虾。 1960—1961年 巴老回成都写作，与张秀熟老人同住在学道街的院子里。 这期间我去巴老住处共十一次。11月3日，我请巴老在新声剧场看京剧《穆桂英挂帅》。我生病时，巴老于12月19日步行到祠堂街三十三号宿舍看我。“……两点后……我去李致处探病。在李致处坐了一个多小时，返家已四点半。”1961年1月29日，我请《红领巾》杂志社摄影家郑家声，为巴老摄影。2月8日，送巴老离蓉返沪。 巴老在离开学道街前，把欧阳山送他的小说《三家巷》转送给我。 1964年 7月 我出差到上海。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 7月25日晚 第一次到巴老家，“（晚）饭后李致来……在廊上纳凉闲谈。十点一刻送走李致和济生夫妇。” 7月26日 下午，“李致来。四点同他去虹桥公墓和万国公墓。五点半左右回家。晚饭后在廊下闲谈到九点。” 在家闲谈时，萧珊妈妈多次和我开玩笑。 为三爸李尧林扫墓。 8月 巴老和萧珊带小棠从山西访问后来北京，住华侨大厦。 8月27日 “十二点半李致全家来，他们已吃过饭。……李致、秀涓坐到一点半钟带着孩子回去了。” 8月28日 上午，“李致来。……十一点半到楼下大同餐厅吃了中饭。……一点半作协车来，树基、李致、家宝夫妇和作协周真勋各位送我上车，并替我搬行李，盛意可感。” 10月 我陪日本民主青年访华代表团去上海访问。 10月13日 抽空到巴老家坐了半小时。萧珊妈妈不在家，我与巴老在书房聊天。“李致来，谈了一会。” 1965年 1月 巴老来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前门饭店。 1月2日 “（晚）饭后李致来。……（八点一刻）同李致谈到十点。”遇见赵超构。我告诉赵超构：1946年，我在学校推销过他的《延安一月》一书。 7月 巴老因访问越南来北京，住新侨饭店。 7月7日 “六点三刻前李致来叫醒我，同他到六楼吃早饭。饭后李致去机关上班……（两点一刻）李致送蚊帐来，谈了一刻钟，我要他把蚊帐带回去。” 7月8日 “十一点一刻打电话约李致夫妇吃中饭。一点半后送他们下楼。” 1973年 4月14-16日 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 1978年 5月 我去上海组稿。 5月9日 “晚饭后李致来，同李致谈到十一点。” 5月10日 “午睡。看李致带来的校样。同李致闲谈。……同李致谈到十一点。” 5月11日 “七点后起。同李致散步闲谈。晚饭后……同李致闲谈。十二点前睡。”13日，“……同李致谈了一会，又陪他上楼找书。十二点前睡。” 5月14日 “……八点后汪琪父子来找李致，谈了一会，一起照了相。” 5月21日 巴老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住西苑宾馆。 5月25日 “八点后李致来，在会客室里谈到十点。” 5月26日 “八点李致来。同他到十号楼我的房内，闲谈到十点后。他替我拿行李，我搬到了六号楼六五七号房。……十二点前同李致到餐厅吃中饭。” 10月 我去上海组稿。 10月26日 “四点李致来。……同李致闲谈到十一点三刻。十二点后睡。” 10月27日 “上午在家同李致谈话……同李致闲谈。十二点前睡。” 10月28日 “十点前返家……同李致闲谈到十一点半。陈昌竹来约李致出去。……回家吃晚饭。济生来，同他和李致闲谈。十一点半后睡。” 10月30日 “上午同李致闲谈。” 10月31日 “十点李致、小林出发去北京。” 1979年 5月14日 巴老从欧洲返回北京。“六点飞机提前到达北京机场。李季、张僖、毕朔望、严辰、李致、小祝，法国使馆文化参赞到机场迎接……李致来，同吃了晚饭。” 5月17日 “李致来。五时半坐《文艺报》车去青海饭店吃晚饭，（臧）克家请客，同席的有（戈）宝权、冯至、沙汀、（严）文井、（卞）之琳、（孔）罗荪夫妇、徐迟、小林、李致诸人。”括弧内的姓是我加的。 5月19日 “……李致来。”上午，我同丁磐石父子去宾馆看望巴老，巴老分别与我们合影。磐石父子二人走后，我一人待到十一点。我和巴老谈得十分起劲。这期间，巴老对我说，法国友人问他中国还有哪些小说家。他说有李劼人、沙汀……当时门卫森严，许多人在一大会客室里，不许客人进宾馆。后来要“方便”，找不到地方，我只有“忍痛”离开巴老，赶公共汽车走了。此事我和巴老一直作为笑谈。我至今保留着当时没交回的会客单。 11月 北京举行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和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 11月1日 “七点后李致来，同去吃早饭，饭后谈到十一点半……李致又来……四人同去楼下吃午饭。” 11月2日 “六时半后起。李致来，七时半一起吃早饭。” 11月5日 “七时后起。李致来。” 11月7日 “七时一刻前起。李致来。” 11月9日 “七点半起。小弥来，李致来。” 11月11日 “李致来，送他两本书。” 11月12日 “李致来，七点三刻早饭……李致在中饭后离开……六点前晚饭，饭后同小林、李致去科影，看了一场亨利·方达主演的once upona timein the west” 11月14日 “……李致来。”17日，“……七点早饭。李致同丁品来。” 12月 我从长沙到上海。 12月23日 “……十二点李致来。……同李致聊天。……晚饭后看电视。同李致聊天。十二点睡。” 12月24日 “……晚饭后看电视，同李致聊天。十一点半后睡。” 12月25日 “……九点前同李致去邮局（送书）。十一点送李致上车去机场。” 1981年 8月 我在疗养院请假一周。先去山东泰山参加少儿读物座谈会，然后从泰山到上海。 8月31日 “晚十点后李致来，在我家住到9月6日。”（无详细内容）晚九时到上海虹桥机场。下飞机则碰上雨。萧姐和沈姐的儿子到民航城内办事处来接。到武康路，巴老刚看完电视，见我很高兴。姑妈在巴老卧室为我准备了床。因为天热，我把席子拿到书房，在地板上睡。 9月1日 上午和巴老商定，由四川出版《巴金选集》。共八卷：（1）《家》；（2）《春》；（3）《秋》；（4）《爱情三部曲》；（5）《中篇小说选》（上）；（6）《中篇小说选》（下）；（7）《短篇小说选》；（8）《散文选》。我表示力争在1983年前出齐。巴老说：这部书可以给低稿酬，捐给中国文学馆。还谈了有关出版萧珊译作事。……晚上聊天，谈到李舒要我问四外公为什么不入党。我说巴老可能像鲁迅一样，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比党内某些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高。巴老说：我不能和鲁迅比。你可以向李舒解释，我自由散漫惯了，不愿意命令人，也不愿听命于人。过去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如此，不加入组织。还笑着说，我不入党，xx就不能指挥我了。谈到xx已入党，他说，对，可以增加新鲜血液。谈到回四川，巴老说，我暂时不回去了，熟人太多，恐怕得不到休息。 9月2日 下午和巴老交谈。巴老说，四川出版冲破出版只此一家的垄断，立了一功。如把“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出好，是一个贡献。我说有人嘲笑，说我出外约稿，打着你的名义，叫声叔叔伯伯，就用网兜把书稿拿走了。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过你的名义在外面活动过。巴老说：现在人家都知道我和你的关系了，反而要我找你。我说是公家的出版社，我不能指挥李致。对四川没有出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说明了经过，巴老说不管你怎样解释，没有出，是个失败。谈到我写的《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其中就“什么是好人”发了一些议论，请教在技巧上怎样看？巴老说，技巧是为自己服务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巴老主张我现在写文章，不要发表，六十岁以后再发表。因为写文章容易出问题，有可能影响我担任的领导工作。晚上，巴老送我一些照片，各时期拍的都有，共十九张。我嫌少了，他说你拿多了，也没用处。鉴于巴老一贯认为作家靠作品出书，不能靠卖照片，我说你放心，我不会拿去出版。在寻找一张照片时，巴老打开一本相册。其中有三张萧珊的照片，是她年轻时拍的，可惜画面都被弄坏了。除了打叉以外，还在嘴上画了胡须。我知道这是那些“造反派英雄”干的，建议让我带回成都，请出版社摄影室作技术处理。巴老说，不必了，就让它这样吧，这是历史。后来谈到巴老为给在成都我的三个姐姐成立图书馆事，决定给她们各买一个书柜。 9月4日 上午到王西彦家，谈出他的《选集》事。他问了巴老的情况，建议巴老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下午我向巴老转达了西彦同志的建议，巴老说：我到一定时候，什么也不管了，人也不会，信也不回，专心写作。现在许多人想照相（包括你在内），如一个月有xx人，也吃不消。 9月5日 早上散步，谈到xx要稿费的计算办法（按版面字数算）不对，巴老估计是xxx出的主意，并说他的《选集》不必这样算。 9月6日 早上天气晴朗，在院子里散步。谈到《家》，我又提起在鸣凤跳湖后，觉慧一度要放弃鸣凤，总觉得有些遗憾。巴老说，这是一，还有高老太爷临终时，觉慧跪下去。有人说这两处是《家》的败笔。其实当时觉慧只有这个觉悟，他看见高老太爷的态度有些变化，不能过高要求觉慧。谈到电影《苦恋》，巴老说不准备写表态文章。看过电影，对其中吃生鱼片的镜头感到恶心，但不能说整个影片不是爱国主义的。我问巴老的社会活动情况。巴老说，不太多，但找我的人多，要回的信也多。我在学你的办法，写短信。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信也不回，得罪就得罪，我要完成自己的计划。我问《大镜子》发表以后是否好一点。巴老说，收效不大，有些人专为这篇文章（指他说自己衰老了）来看我。我向巴老建议客人来了，到该散步的时候，可以邀客人一起散步。巴老说，你可以，别人怎么行？又谈到回成都的问题。巴老说，后年还是回四川一次。我说杜心源同志（省委书记）早表示欢迎，我可以负责接待。巴老说，要去我自己去，一切费用自己负责，不要让人家误以为我利用你的关系。巴老再一次叮咛说，“四川不要过多地出我的书，别人要攻你，会抓这一条。”我说这问题我完全出于公心，而且我们同时出了不少茅盾、老舍的书，还要出《曹禺戏剧集》。话题转到某些社会风气，巴老说，我过去在南京上过的中学，打算把我、汪道涵、朱逢博找在一起，拍一部电视。要我捐一万或两万元，设立巴金奖学金，我没有同意。找我的人太多，利用各种封建关系，要这样，要那样。有一位亲戚，说我很有钱，要一部彩电，否则别人会以为我不是你的亲戚。有时，我想把精力浪费在这些事上，不如早两年死去。 1982年 11月 巴老摔跤，住华东医院。 11月23日 我去上海看望，他第一句话就说：“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说与我无关，是我刚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为巴老拍纪录片，怕巴老为此累了。我带了花生酥去，巴老很爱吃，常说：“看在李致的面子上，再吃一个。”在这期间得知他的好友李健吾逝世的消息。 1985年 4月 我随四川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途经上海。 4月15日 九时到武康路，巴老去华东医院检查身体。我跟司机老彭去把他接回家。闲谈时，他对出版界有些人只考虑赚钱，感到不安。 4月16日 二时去武康路，与巴老随意交谈，又一起散步。他说要言行一致，把各种问题处理好。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做出榜样：一不自私，二不爱钱。他同意《巴金近作》第四卷的书名叫《心里话》。 5月5日 我从日本回到上海。 上海出版局的车把我送到武康路。巴老看见我，很高兴。……济叔来，我和他在饭厅聊访日情况。巴老主动来听，平常这时候他一般都看电视。安排我睡书房，巴老为我抱了毛毯，又去取床单。我赶快请他不要为我操劳。他知道我明上午十时三刻将去机场，一再说：“我明早六时半起床，起来我们就谈。”还问我：“为什么急着要走？” 1986年 3—4月 我随省川剧院到上海。 3月30日 九时后和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一起去看望巴老。巴老说，我原以为养几个月，可以回成都一趟，但养不起来。上海突然降温，我的衣服带少了。巴老要送我一件毛衣，不知我是否穿得。我说，你送我当然要，万一穿不上就作纪念品。谈到我六十岁要退下来时，巴老笑着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 3月31日 去武康路，与巴老交谈四十五分钟，没受干扰。我说，昨天冷，你送我的毛衣起了很好的作用。巴老说，留个纪念。我说裤子也穿少了，腿疼（这是当年在“五七”干校，冬天犁地留下的后遗症），幸好加了毛衣。今天晴了，不是要你再送毛裤。巴老看我用手捶腿，笑着说，你也上年纪了。后又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可以向李向南学习嘛！李向南是电视剧《新星》的主人公，我问巴老对《新星》的看法。巴老说，不错。几个老书记写得很真实，我看见过这种人，是“四化”的累赘。相反，李向南不真实，还没有这种人，只是反映了人们的愿望。资本主义有钱就行，我们是有权就行，李向南也弄了点权术。有权就行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有人说，高干子弟犯错误，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其实主要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水浒》中就有衙内。强奸妇女也是封建主义那一套。……我不要求什么，我的一切将来都要交给国家。巴老说，前不久张光年来上海，建议他有两个职务不要推掉：一是全国作协主席，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要借助他的威望；二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因为有这个职务，生活上才有人管，许多问题才好解决。谈到编十本《译文集》，巴老说，等你能亲自抓的时候再说。 4月2日 约十时到武康路。我用了一小时多的时间，询问了有关我父亲给巴老写的四封信的事。巴老说，我的两个哥哥对我帮助很大，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我现在有钱，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又不想过什么好生活。巴老很激动，两次痛哭失声。我全部录音。 4月3日 下午三时，我和川剧人周企何、陈书舫、张巧凤、左清飞、王世泽、田卉文、古小琴及陈彦等去看望巴老。多数人为巴老清唱，大家都很高兴，巴老“被迫”在最后讲了话。汪其武全程摄了像。历时半小时，一起照相。巴老把大家送到大门外，我的朋友陈昌竹参加。我对巴老说，昨上午录音效果很好，以后我只要想念你，就可以听录音。他说昨天很激动，疲倦了。我说今天请您听川剧清唱，算是弥补。他哈哈大笑。 4月5日 九时约陈彦去武康路，为巴老照了不少相。上楼时，巴老说我还没在楼梯上照过相。在书房，我特别安排巴老在大镜子旁边照了相。在卧室，巴老自己提出在萧珊骨灰盒旁照了几张相……我看见巴老充满深情。陈彦走后我对巴老解释，在宣传部不像过去在出版社，来上海的机会不多，所以要多照几张相。巴老说，没关系，如果我不行了，会打电话叫你来。 11月 我随四川诗书画展览去上海。 11月21日 吃过晚饭，把夫妻肺片送到武康路。巴老说，我太疲倦，需要休息。 11月23日 八时到武康路，巴老还没吃早饭。老人家气色很好，但他说是“虚火”。我们散步，谈心，约有半小时交谈录了音。他同意：（1）《译文集》给四川出，但不出单行本；（2）由我给他编书信集；（3）《日记》也交给我，由我负责校看。 11月25日 今天是巴老八十二寿辰。十一时半到武康路。下午来祝寿的有辛笛、黄裳、杨静仁（杨苡）等，还有一些上海市八中的中学生。我和小林在四时半去小木屋路把萧荀接来。人很多，吃饭时很热闹。 11月29日 昨天从杭州回来。九时去巴老家告别。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芮杏文受胡耀邦同志委托去看望巴老。今天新华社发了消息称赞巴老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是一代精英。我和巴老开玩笑，用“精华”和“精英”称呼他。他今天很高兴。他说，把暖气烧的煤给我解决了。 1987年 10月3—26日 巴老返乡，在家乡待了十七天零一夜。 1989年 4月 我和秀涓去青岛路过上海。 4月7日 九时去华东医院北楼七〇一病房，小林值班。巴老看见我很激动，说这一次差一点看不见你了。他对我在他摔跤后没及时给他写信颇有意见，我作了一些解释，并问他为什么没有叫我。他说，我只告诉你摔跤，——言外之意是说我没主动询问他。巴老说他不怕死，但有些事没办完，表示要交给他信任的人：小林、李致、小棠、树基（即王仰晨）。我当然表示愿为他做事，但他又觉得我没有时间。我们就近作合集《讲真话的书》作了讨论。巴老和小林都主张粉碎“四人帮”初期写的文章，例如提到华国锋主席，原则上不作改动，这是历史，以后是作者的思想发生变化。巴老要我写个后记说明情况。……三时后，我们又去医院，国煣值班。四时后，四川电视台卢子贵、王岳军、李达明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傅仁慧等来看望巴老。稍后，济叔来。七时，祝鸿生来接班。我和秀涓一直待到八时二十分离去。 4月8日 九时到医院，小林值班。巴老精神甚好，主动谈到四川出版，认为能达到过去那样很不错，但现在垮了，名声不好，被罚款，停业整顿，实在丢脸！我一再说明我现在与四川出版没有任何关系，但巴老仍很激动。后来，我才意识到巴老不是从我个人来看问题，他热爱出版事业，对四川出版倾注过很多感情，怎么不令他失望呢？谈到我离休后干什么，又说到写文章。巴老说，我现在就是学鲁迅，写短文章，但很不容易写。我和小林都说，我们与他不同，写短文章有多大作用。……四时十分再到医院，国煣值班。济叔先到，主要听他聊天。五时后巴老用助步器走路，我抢拍几张照片，因时间已到，五时半匆匆离去。 4月17日 从青岛返回上海后，九时到医院。张教浩在院门等我，我们一起去看巴老。巴老正在洗漱，候日本客人来访。十时，巴老会见石上夫人（石上系《随想录》日文译者，已逝世），我拍了几张照片。十一时巴老吃饭，他说我有“官”气，指我八号离开医院时没有打招呼。我赶快说明，那天我早向他报告五时离开，到时为他拍照，过了半小时，怕司机久等，才匆匆与济叔离去。吃过晚饭，巴老说，我现在要把“后事”办完。有些事是大事，想和你谈谈。你了解我，可惜时间来不及了。我过去写《家》，但目前这个环境里，我的觉悟并没有觉慧那时高。我也谈到自己的一些苦闷。巴老说，最近我见过一些人（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都比较悲观。要有信仰。人类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说句笑话，坏人一定得依赖好人存在，否则就无所谓好人坏人。还说，我写了不少文章，有人理解我，有人不理解，甚至歪曲我。我写文章说明自己，我是清白的……过去我写你父亲写觉新，这个人很不容易，我现在更理解他。以后，话题又转向我。巴老说，一个人要谦逊，多想想自己的问题，我正在给你打分。我请巴老说说我的缺点，巴老说你和小林一样：一贯正确。巴老一席话，我很受感动。从目前情况看，他还会健康地活着，但毕竟八十五高龄，我也不会常来上海。…… 12月 去上海参加“未来军官”丛书首发式。 12月3日 下午八时到虹桥机场，住延安饭店九一五号房间。小侯开车送我到武康路。巴老见我很高兴。我把施鸭子交九姑妈。小林和国煣说，爸爸一直在等你的鸭子。马绍弥也在。 12月4日 今天是农历冬月初七，我六十岁生日。九时到武康路。因马绍弥在，我问能否今晚搬过来。九姑妈说马绍弥明下午回北京，叫我明晚去。巴老说，今晚可以住，就是要多见见面。巴老说还有一些事，没有人为他做。我表示愿为他整理日记。xx夫妇来，拉着我谈他们电视剧的事。巴老有些坐立不安。十二孃看见巴老不安，借口把他们请走。我和巴老才得以继续谈下去。十一时回到延安饭店。……八时把行李搬到武康路。小林和国煣为我在书房外廊铺一行军床。几年前我来武康路，每次和巴老谈到深夜。现在巴老九时上床，我不敢干扰。 12月5日 一早醒来，躺在床上看巴老的日记。早饭后就日记有关问题与巴老交换意见，我建议删去涉及第三者、可能造成误会的地方，巴老原则同意。郑拾风（上海戏剧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人）来，他说，四川灯戏在上海演出反应很好。巴老忙着整理他拟送成都市档案馆的照片。……从汪道涵同志家回来，巴老已睡。 12月6日 五时半即醒，躺在床上看巴老的日记。早饭，没人给我冲咖啡。巴老问十二孃为什么。十二孃答不知李致会不会喝。巴老说，李致遍游欧洲，能不会喝咖啡？巴老赠我一个有塑料木架的相片。下午二时半离开武康路，巴老提前下楼送我。到了机场才知，成都天气不好，航班被取消，又回武康路。巴老很高兴，我说，“上帝”要我多陪你一天。 12月7日 今天是我的阳历生日。上午没干扰，和巴老从容谈心。他仍对我离开出版社感到遗憾。下午二时半离开武康路去机场。飞机延至七时半起飞。我很疲倦，但身边没有熟人可照顾东西。只好用手抱着《日记》，用脚夹着提包，昏沉沉地睡了两下。 1991年 11月 我和秀涓去上海。 11月21日 四时抵上海虹桥机场。国煣来接我们，巴老的司机老彭开车。住上海文联招待所，到住处时祝鸿生在场。立即去武康路。巴老的身体比预想的好得多，语言障碍也不算太大。我送他三件礼物：（1）《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一文的六个版本；（2）周企何川剧录像带；（3）茶杯盘两套。他高兴地说，我先收下这三样礼物。晚饭后在客厅边看电视边交谈：（1）《讲真话的书》未用《“文革”博物馆》，不选就行了，“开天窗”（即“存目”，这经巴老同意）的办法不聪明，别人会找麻烦；我表示我并不后悔；（2）《巴金影集》拖得太久；（3）《日记》前几部分已寄王仰晨；（4）对我出《家信》（指给成都亲人的信），无不同意见；（5）可以考虑四川出几本影印日记；等。小棠送我们回招待所。 11月22日 七时半我一人去武康路。巴老叫小罗给我冲了咖啡。我陪巴老散步，他用助步器。两批客人来，上午就这样过去了。四时再去武康路，济叔在。不久，李舒从成都来。近七时，秀涓来，一起回招待所。 11月23日 四时醒，看巴老昨天送的《巴金散文精选》。约七时和秀涓一起去武康路。巴老在楼下，为陈世五和朱丹枫的书签了名。我带了一件皮大衣送他，试穿后嫌重了，经李舒提议又转送给我。和秀涓一起，听巴老讲如何度过老年。之后，巴老同意我影印1962至1965年日记，又委托我在成都搜集他的书信。……一时半我又去武康路，巴老在午睡。 11月24日（农历十月十八） 今天是巴老的生日，也是我祖母的生忌。我和秀涓一早去武康路给巴老拜生。上午来的客人很多。我在二楼读巴老的“文革”日记，秀涓则在姑妈卧室学英语。中午吃完寿面，我和秀涓回招待所午睡。下午秀涓采购，我到武康路。不断有客人来，我仍在二楼校读巴老的日记。今天很顺利，看了一百页。济叔和小瑞也来了。因人多，饭桌上加了圆桌面。喝文君酒，贺巴老八十七大寿，喜气洋溢。秀涓在饭前赶到。 11月25日 巴老阳历生日。到武康路不久，即有客人来。我在楼上校读巴老的日记。罗洛（老朋友，即罗泽浦，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来，把我叫下去。叙旧合影，他赠我诗集一本。不久市文联党组书记陈清泉来，我又下楼作陪。近十二时，曹禺夫人李玉茹来，我再下楼，并一起与巴老合影。 11月26日 起床后，校看巴老的日记。到武康路不久，三姐的儿子文小北和妻子周鹭并带儿子来。因吃饭人多，我和秀涓邀小北一家出外吃排骨面。下午陪巴老聊天。 11月27日 七时半我先去武康路，秀涓稍后到。龚学平（上海市广播局局长）请我们在“七重天”吃螃蟹。送巴老四只，又要我们带回四只。下午我陪巴老聊天，秀涓去大木桥，把另四只螃蟹送萧姐。 11月28日 我八时前到武康路，秀涓正在吃面。九时半我和李舒去招待所拿东西，昌竹和世宽已到。回武康路，昌竹、世宽与巴老合影，然后陪秀涓上街买东西。我陪巴老聊天。他要我把他给我的一百八十八封信交王仰晨，供《巴金全集》用。还要我帮助成都的慧园，让他们三兄弟在那儿会面。十一时秀涓回来，十二时午饭。一时老彭来接我们去机场。九姑妈哭了，说：“以后不一定能见得到了。”我和巴老拥抱告别，九姑妈、十二孃、小祝在大门口送我们上车。我心里很难受。回成都后，打电话给巴老，报平安抵家。 1993年 9月 陪陈达孚夫妇去上海。 9月2日 下午二时半到武康路。九姑妈开门，喜出望外，问我为什么不早通知？巴老在客厅的藤椅上睡觉，显得比前年瘦弱。姑妈说平常这时候，巴老早醒了。我不愿惊醒他老人家，便和姑妈聊天。三时后巴老醒来，知道我早来了，连声问姑妈：“为什么不叫醒我？”我赶快声明，是我主张让他多睡一会儿的。我把龙井茶叶送他，开玩笑说这是生日礼物，提前祝贺。巴老说，我有两件事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我能活到九十岁，一是没想到老了也很可怕。接着问了秀涓的情况，要她把心放宽一些。谈到我的近况，巴老说，你还年轻，身体还可以，现在就没事干了，可悲。巴老主动对我说：“龚明德说我《选集》（十卷本）拿了高稿酬，我不想反驳。龚对《书信集》计稿酬的办法不对，我早批评过。”我说，我可以写篇文章，说明情况。巴老说，不必，《全集》的书信集出来以后，真相自然大白。我向巴老报告，有三个美籍华人，是他的读者，从北京买了《家》《春》《秋》来，想明下午见他十分钟，巴老同意。 9月3日 下午四时半，与陈达孚夫妇以及小弟、窦维平、汪致正一起去看望巴老。先分别合影，然后问好并表示敬意，仅用了八分钟即告别。端端站在旁边。巴老送到门口。 9月4日 下午二时，汪致正送我到武康路。大部分时间和巴老聊天，请巴老为温其锦（马来西亚华人）等人题字。书房久没住人，安排我住三楼放书的一间屋子，颇热，有一股霉味。晚饭后看电视，巴老的思想不太集中，九时半即上楼睡觉。 9月5日 七时巴老下楼。他先喝田七花粉，吃一两多面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又喝“太阳神”口服液和吃药。我陪他在花园散步，他用助步器。进客厅后，巴老主动给我讲他年轻时在成都、南京读书的情况，但我来不及录音。他想找《全集》的后记给我看，没有找到，却找出他和三爸1932年去嘉兴的文章手迹（复印件），要我送给李斧，因为李斧一直在研究家谱。巴老想在一定时候放弃所有版权，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现在出版界相当乱，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干出来，不宜放弃。在帮巴老找东西的时候，小林对我说：爸爸年纪大了，以后最好不要带人来找爸爸。下午，我就巴老访嘉兴事提了一些问题，并录音。济叔来，几乎全是他在摆龙门阵。 9月6日 巴老七时半下楼，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然后用助步器在花园散步。不久彭新琪来，并带来一些煎馒头。中饭，巴老吃两片面包夹肉饼。我告诉巴老，打算下午去看萧姐。巴老说，应该去，不然她会伤心。 9月7日 与巴老同时吃早饭，陪他散步。我讲了萧姐的情况，说我劝慰了她。巴老笑着说，这有什么用？进客厅，又谈到我父亲和三爸。巴老说，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点，都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些。还说，1929年你伯伯（指我父亲）来上海，如果把情况讲清楚，我可能愿意负担一部分家用，他可能不至于以后自杀。巴老找出三本书《书信集》（人文版）、《处女地》《巴金传》送我。济叔来，中午吃面。我请巴老午睡，巴老叮咛我走时一定要叫醒他。济叔一直和我聊天。国煣帮我买了两包杏花楼（散装）月饼。三时，巴老下楼，稍后汽车来接，我和巴老、姑妈、济叔、国煣握手告别。 1995年 去杭州看巴老。 1997年 去杭州看巴老。 1999年 9月 与李斧一起去上海看望巴老。 2000年12月25日整理完毕 巴金的头像 “巴金赠书”章 “巴金赠书”章 李辉著的《巴金·云与火的景象》中，收有巴金的两印章：一个是“巴金藏书”章，篆刻者为西泠十大家中的钱君匋；一个是“巴金赠书”章，没有署名。去年见着李辉，我告诉他赠书章的篆刻者是汪致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名家名著，重印了巴金的《家》《春》《秋》等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除新出《巴金近作》外，也重印了巴金的一些旧作。许多亲友和读者向巴老要书，巴老也需要向亲戚和朋友赠书。巴老一贯尊重人，赠书得亲笔题签。当时，还得自己亲自包书，提着书从武康路走到淮海路邮局去寄，工作量颇大。为减轻他的负担，在四川出版的书，除寄一部分样书给巴老外，留下了一部分由我代寄。代寄的书没有巴老签名，亲友和读者往往感到遗憾。 汪致正为巴老刻了“巴金赠书”章。图为赠书章印 我说：“要是有个巴金的赠书章就好了……” 我女儿提议让我的女婿汪致正为巴老刻一个赠书章。小汪当时在部队工作，中学时自学篆刻玩。小汪认为肯定有不少篆刻大家为巴老刻过章，自己是无名之辈，不敢妄为；加上一时也没有好石料，颇为犹豫。 我女儿鼓励小汪说：四爷爷不会看重图章是否出自名家之手，也不会在乎石头的好坏。只要你刻出水平，他喜欢，他就会认可。于是，小汪花了几毛钱买来一块石头，刻出了“巴金赠书”章。图章上“巴金”二字用的是巴老签名手书的字体，“赠书”二字为篆字，背景是竖排毛边纸信笺式样。这枚印章，别致好看，先得到了我的喜爱。 1997年8月，汪致正去杭州看望巴金 1981年，我去上海，把赠书章带给巴老。巴老很满意，认为刻得不错，高兴地把它留下了。他说：“我送书还是由我签名，这才能表示出对对方的尊重。不过，可能有一天会需要用它。”我理解，这是因为巴老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写字时手已开始发抖，字越写越小，将来写字会更困难，有可能使用赠书章。至于我在成都需要使用赠书章，他说：“让小汪再刻一枚同样的赠书章就行了。”他还在9月2日给李芹和小汪的信上，提到“谢谢小汪的石章”。 回到成都后，我请小汪完成四爷爷的任务，再刻一枚同样的印章。得到四爷爷的认可，小汪很高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石头，他把两块石头粘在一起，刻出第二枚和上海那枚一模一样的“巴金赠书”章。他为自己“克隆”赠书章的“创举”得意了很久。 巴老一直坚持自己签字赠书。1997年，我到杭州看望巴老，他还在送我的书上签名。后来只在因病无法签名时，他才请亲人或工作人员用这个章。留在我这儿的赠书章，一直用到现在，代巴老向许多亲友、读者送书。有的读者为要巴老的签名，甚至拿着书来请我盖这个章留念。 2003年3月8日 最后一次握手——在巴老弥留之际 巴金偏爱川剧 巴金历次回故乡 巴金最后一次回故乡 1987年巴金回乡纪要 巴金与《雷雨》 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 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 单说李健吾是作家，并不准确，应该说是作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翻译家。我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他的评论《咀华集》，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剧本《秋》，还有他翻译的一些法国小说。可是我认识他却相当晚，是在1981年。 当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书荒十分严重。我和出版社（特别是文艺编辑室）的同志把再版现代作家的名著，当作自己的任务。因此必然会想起李健吾。1981年10月我去北京组稿，马小弥听说四川打算出李健吾的书，便主动陪我到李健吾家里。小弥是作家马宗融和罗淑的女儿，巴老在她父母去世后曾抚养过她和她的弟弟。我是在出版《罗淑选集》时和她熟悉的，情同兄妹。她是一个热情侠义的人，认识许多老作家，经常帮我们出版社的忙，我戏称她为文艺编辑室“驻京办事处主任”。沿途，她一个劲儿地给我讲李健吾的情况：说他很想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有冠心病，上下楼都费劲；坚持锻炼，最近已有起色。 这以前，李健吾已和我通过信。原因是巴老有一次给我写信，把信装进给李健吾的信封里。李健吾主动把巴老错寄的信转给我，并在他给我的信上，按北方的习惯称我为“老侄”。到了李健吾家，小弥一见面就叫他“李伯伯”，我也跟着叫他“李伯伯”。顺便说明一下，我在工作中认识许多巴老的朋友，虽是长辈，一般都称同志。除了当年的习惯之外，还因为我不愿打着巴老的旗号去招摇。只有对两个人的称呼例外，一个是李健吾，一个是曹禺。 李伯伯当时已年过七十。额头上有北方人常见的皱纹，身材瘦高，背略弓，讲话心平气和，十分慈祥。尽管我们第一次见面，却像多年的叔侄，毫无拘束。他对四川人民出版社早有了解。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他已给予称赞。加上小弥在旁边“帮腔”，组稿“谈判”十分顺利。 接着聊天，谈到四川，谈到川戏。李伯伯说他跑过许多地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过西南。他十分喜爱川剧，我也是川剧迷，话题很多。他一再表示要来四川，我也表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乐意安排他的四川之行。他留我和小弥吃饭，我们不愿打扰，便匆忙告辞。 后来，李伯伯又为出书的事和我通了几次信。他老人家的字“龙飞凤舞”，每一封信我都得认真研究和考证，才“八九不离十”大体看懂。同时，小弥多次来信告我，李伯伯坚持做气功，体质大有增强，我也为之高兴。 1982年10月，我意外收到李伯伯十二日的来信： 我将于本月之十八九日去西安市开外国文学理事会，开到月底，我即将赴成都，可能小弥陪胡絜青同志先到。到时，我将发出电报给你，请给我们夫妻准备住处。 健吾 这一下热闹了。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马小弥应邀先到成都，接着李伯伯和李伯母也赶到了。李伯伯在西安除开会外，还专门看望了一个老朋友。这位朋友是他早年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因脑溢血瘫痪。李伯伯去后为他拍照，与他合影。他这样重视友情，更加受到我的尊重。 李伯伯夫妇、胡絜青和马小弥结伴游览乐山，住在乌尤寺。“天下山水在于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李伯伯饱览了令人陶醉的风光，心旷神怡，兴致勃勃地登大佛寺，游乌尤寺，还过了索桥。他到处搜集介绍这些名胜的资料，准备回北京写文章。从乐山回成都，本来还打算参观其他一些地方，但小弥却对我说：“李伯伯要赶回西安。” 我立即问：“是不是身体不适？” 小弥回答：“不是，他精神好着呢！主要是他在西安为老朋友拍的照片拿去冲洗，全曝光了。他要赶回去重拍。” “难得来一次，多待几天不行吗？” “他说他朋友身体非常虚弱，怕去晚了不行。” 我认为问题不会这样严重，去宾馆看望李伯伯，企图劝他不要太急。但看见他那真挚的表情，那样珍惜友情的态度，我深受感动。当时买车票不那么方便，我想办法很快为他买到票。他拿到车票时，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1982年秋，李健吾和夫人应邀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 就这样，李伯伯和李伯母匆忙地离开了成都。 李伯伯回北京不久，巴老不慎把股骨摔断，住进华东医院。当时我的工作又突然发生变动，将调到省委宣传部。趁此空隙，我赶到上海看望巴老。我知道巴老和李伯伯的友谊，特别带上李伯伯的照片。在医院，我把照片给巴老看，并描述了李伯伯在四川的情况。巴老十分高兴，拿着照片一再深情地看他的老朋友，并说：“小弥来信宣传健吾练气功很有成效。”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早上，家里接到北京电话，说李伯伯在昨天（11月24日）下午逝世。当时的情形是，李伯伯写文章后靠在沙发上，李伯母以为他睡着了，怕他受凉，去给他盖毛毯，突然发现人已经不行了。我1月前才和李伯伯相聚，许多事历历在目。这难道是在做梦？记不清是谁提出的，暂时不告诉巴老，以免他老人家悲痛影响治疗。我在上海的时间本来不长，既然已经向巴老滔滔不绝地讲了李伯伯的情况，现在只得闭口不谈。但心里极不平静。 1983年秋，我接连读到巴老的两篇随想录（后收入《病中集》），其中都谈到李伯伯。巴老在文章中提到“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以至于他对李健吾逝世“一无所知”。以后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忽然讲起健吾那没有痛苦的死亡，他才“恍然大悟”。还说： 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个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其实，我也是参与“封锁消息”的人之一，只是巴老不知道。我理解巴老的心情，也理解小林的心情。这些年来，小林照顾巴老是十分尽心的。去年我去杭州，亲耳听人称赞她是“孝女”。有这样一个女儿是巴老的福气。 巴老在文章中回顾了李健吾的为人和他们的友情。“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空气十分紧张。翻译家汝龙受到冲击，亲友和他“断了来往”，李健吾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但李健吾不怕风险去看望汝龙，拿出两百元给他，说：“你留着过日子吧！”当巴老还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时候，李健吾的大女儿维音出差上海，给巴老带来汝龙的赠款五百元。汝龙后来告诉巴老说是李健吾的主意。不久李健吾的二女儿维惠也出差上海，带给巴老李健吾的赠款三百元。我不禁想起那疯狂年代，一旦谁被列入“重点”，众多的人立即划清界限。某些熟悉的人，为表白自己，不惜落井下石。李健吾这种“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么动人、多么可贵啊！我从这里进一步理解了李伯伯为什么在四川时那么急于赶回西安为老友补拍照片，可惜他竟先于那位老友离开人世。 巴老说：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巴老说李健吾“掏一把出来”当然是指他一生，指他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指他的为人。巴老还引用了汝龙赞颂李健吾的话：“黄金般的心啊！”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这是巴老的结论。 1996年6月22日 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劼人的友谊 不忍告诉巴金 在亲情与理解中写巴金——读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 理解那颗心——读李致的亲情散文 巴金叔侄 李致散文中的亲情篇章 永烁星光之地——读《我的四爸巴金》 永烁星光之地——读《我的四爸巴金》 ◎ 杨君 巴金这个名字，在鲁迅之后，只怕是中国人最为熟悉而又陌生的两个字了。人们知道他写出了“激流”三部曲，写出了《随想录》，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人们更想知道，写出这些文字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呢？是什么让一个青年写出自己家族的黑暗？又是什么让一个老人直面社会的伤疤？ 巴金是人们心目中的文艺巨匠、文学大师，也是子侄辈中可亲近的“四爸”。巴金本名叫李尧棠，他的大哥——也就是《家》中觉新的原型——李尧枚，有一子四女，《我的四爸巴金》一书，正是由李尧枚的儿子李致所著。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人生的困境中依然情绪激昂的老人，他的心灵世界，有着即使黑夜也无法掩盖的美丽心灵闪耀的星光。 对于李致而言，他出生不到两岁，父亲李尧枚就离开了人世，而在李致成长的时候，他的家族已不是那个带有帝国余晖的封建大家族，虽然仍是个大家庭，但吞噬生命活力的不再是封建礼教，而是困顿的生活窘境。巴金的大哥、三哥，可以说是为了家庭生活的延续而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即令是巴金自己，作为李致的“四爸”，在两个哥哥死后，毅然挑起了家庭生活的负担。生活的奔波劳苦，社会的黑暗腐朽，给了巴金的心灵以撞击，但并没有摧毁它，相反，心灵之地日益坚强，困境之中，巴金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 过早失去父亲的李致，早已将巴金当作父亲，他的人生信条、生活轨迹，无一不印刻着巴金的痕迹。 对于自己的大家族，巴金充满了爱。即使在八九十岁的高龄，提起早亡的哥哥们，甚至是早夭的侄儿，他仍然会伤心痛苦，对他们的死记忆犹新。家族对于巴金，从早先的精神压抑到后来的生活重担，是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都遭遇的故事，很多人在走出家门后就再也不愿回头，提起家族的过往总是带着轻蔑，而巴金却从未如此。对亲人，他时刻记挂心上，他从不曾抗拒过家族的拖累和负担。这种对亲人的爱，是李致从巴金身上首先领受到的。 对于读者，巴金充满了爱。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是作协成员，却是唯一不领工资的作家，他真正做到了自食其力。也因此，读者对于巴金而言，除了思想的交流，还有更为淳朴的“衣食父母”的概念。“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年轻之时，他用稿费接济生活困难的读者，当他身体衰弱到常住医院的时候，有喜爱巴金作品的读者将作品名称一一做了印章送给他，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要让读者劳累奔波，甚至不顾八十七岁的高龄，亲自将来访的读者送到门外。这种对他人的爱，是李致在工作中时时谨记的。 对于社会，巴金更是充满了爱。他面对腐朽的旧社会，写出了导引青年革命的文字，而面对“十年浩劫”，他也从不回避，《随想录》的出现，就是最好的明证。时代风云的变迁，高山与低谷的人生际遇，巴金都曾经领略过。有人在旧社会的欺压下活了下来，却在“浩劫”中对人生绝望到放弃生命。巴金却从不放弃，他问心无愧地活着，即使是“暗夜里行路”，仍然挺直了腰杆，活得顶天立地。这种对人世间的大爱，是李致从巴金身上感受到的，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 “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唯有如此丰沛的感情，才使巴金始终怀着爱，才使他能够直面人生的种种际遇。 离开了人间的巴金不会遗憾，因为李致并没有忘记四爸的言行，他也像四爸一样，尽力地将这些感情故事的碎片收集起来，不要让世人遗忘，要让世人知道，有过一个怎样的巴金！ 那丰沛的情感时时存在，无论是黑暗的过往、“文革”的浩劫、困锁身体的病床，因为它们存在于巴金的心底，那是永烁星光之地。 犹见巴金——李致散文撷英 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 萧祖石 一 1967年5月10日，在李致的记忆中，是最难忘的一天，比造反派宣布他靠边站，强迫劳动，打扫厕所还难以接受。因为这一天，“权威”报纸点名批判巴金，罗织了许多罪名，骇人听闻，把他一向崇敬的四爸，诬蔑成了十恶不赦的人。这爆炸性的新闻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北京市正义路三号大院的团中央机关。 闻风而动的造反派，马上贴出大字报，大标语，勒令当时任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的李致与巴金划清界限，交代与巴金的黑关系，揭发巴金的罪行，等等。除了大标语，李致什么都没看清。他满脑子都在为巴金一家的安危担心：四爸顶得住这来势凶猛的压力吗？萧姗妈妈和小林、小棠是否受到了牵连？他们还住在武康路吗？ 李致是巴金大哥李尧枚（小说《家》里觉新的生活原型）的儿子，是巴金的亲侄子。巴金供养过他，帮助他上好的中学读书。按父辈排行，巴金行四。李致叫他四爸。往事，溪流般缓缓地从眼前流过：李致原名李国辉。巴金给他取了个洋名叫peter（彼得）。李致后来才知道，peter是四爸年轻时信仰的为劳苦大众而献身的俄国革命者克鲁泡特金的名字。显然，巴金希望李致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者。1941年，李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正上小学。因他患过虐疾，四爸以后为他买来一种叫‘扑虐母星’的药。第二年，四爸回来，李致与他同睡一张大床。那时，李致非常贪玩，常常是到了吃饭的时间，家里人把他从外面抓回来。四爸风趣地对他说：“你就改名字叫李国飞吧！”李致不知道四爸是在批评他，还想着要真能飞起来才好玩哩！李致看见青年人请巴金题字，赶快仿照。巴金为李致题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1947年，十七岁的李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重庆被捕。住在上海的巴金，鞭长莫及，就拜托好友、四川有名望的教育家吴先忧把李致保释出来；1955年，李致因所谓的‘胡风反革命事件’受牵连，被隔离审查，半年没有结论。巴金趁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向同在四川团的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打听李致的情况。李致本来就没有问题，不久就恢复了工作。 李致像株风雨摇曳中的小树，巴金像呵护他成长的园丁，关注着他。如今，在灾祸横飞、大难临头的紧急时刻，他怎么能不为遭劫的四爸担忧呢？李致一直心系巴金。1968年的一天，关在“牛棚”里的李致从《鲁迅全集》的《且介亭杂文续编》中，再次看到早在1930年鲁迅就赞扬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时，何等高兴，何等激动啊！他在心里怒斥“四人帮”冒充鲁迅信徒，欺骗世人，干着伤天害理、陷害好人的勾当，天理难容！李致对“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看见造反派残酷迫害胡耀邦，曾难过地流过眼泪。他想造反派敢如此残暴地对待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高度威望的高级干部，对权威报纸点名批判的四爸必然会更肆无忌惮了。四爸的处境，想必是更艰难更危险了。他无时不在惦记遭大劫的四爸啊！ 1971年的一天，团中央在河南黄湖“五七”干校，放映了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李致心想，这也许是改善四爸处境的先兆，但令他失望的是，片头片尾都没有出现“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字样。由失望变成了担心，这也许是不祥不测之兆啊！唉，远离北京的“五七”干校，闭塞得像只密封的大木桶，什么风都吹不进去，什么消息也听不到。自1966年“文革”以来，六年了，巴金和李致像断了线的风筝，李致没得到四爸一星半点消息。苦恼的李致考虑了好久，决定“曲线救国”，先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写封信，他想，万一信落在别人手里，也涉及不到四爸。发出信，等了漫长的一个月，终于收到了小林的回信，拆开一看，大吃一惊：巴金的夫人——萧姗妈妈患癌症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了！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恶劣的生存环境，失去亲人的不幸，多么沉重的打击！四爸那受到重创的心灵，多么需要安慰！李致恨不能马上冲出这牢笼般的干校，飞到四爸的身边，替他分担一份悲伤，减轻一分痛苦，但是不能，只能望洋兴叹，望月而念了！ 二 上苍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2年，政治形势稍一缓和，李致趁过完春节从北京返回干校的机会，悄悄地绕道去了上海，探望日夜思念的四爸。他有地下工作的经历，宣称去上海的原因是看眼病，第二天的确去医院挂号看病，以便对付万一出现的盘查。四爸一家对李致突然而至，又惊又喜。六年了，大灾大难的六年，宛如相隔了一个世纪，能见一面多不易啊！虽是骨肉至亲，虽有千言万语，在那万马齐喑，只允许用一种口径说话的残酷年代，他只好把话埋在心里，欲言又止。此时此刻，李致既有劫后重逢、无法形容的惊喜，又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他环视着这个昔日宁静、幽雅的客厅，想起同四爸、萧姗妈妈在这里欢聚，畅谈欢笑的情景。那是1964年，巴金担任《收获》复刊后的主编，每期样本不多。萧姗妈妈要过，巴金没全给，现在给了李致。萧姗妈妈嗔怪地说巴金“偏心”，那气氛，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看着眼前这个显得有些零乱，堆放着杂物，摆了床的大“居室”，李致感慨万千。但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想法：四爸在精神上受到折磨，政治上受到高压，身心受到摧残，被封的书房没有启封，被冻结的存款没有解冻，每月只许取出最低生活费用的恶劣环境中，挺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呢？李致强忍着激动的热泪，安慰自己：四爸人健在，精神没有垮，这就是胜利！这就有希望！ 望着四爸那期待和询问的眼神，李致迫不及待向他报告了成都、北京的一些老读者、老朋友的关心和问候。这些问候，这些信息，犹如严冬的一缕春风，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他温暖的阳光。一向尊重读者，重视与读者神交的巴金，“啊、啊”了两声，露出久违了的笑容。这就是作家巴金。 晚上，在客厅里与四爸共睡一张床的李致，想起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成都老家时，他们也是同睡一张床，四爸处处关照他，他对四爸的印象是：身体健壮，满头黑发，和蔼可亲，每夜写作到很晚才睡。这个印象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革”前夕。时隔六年，短暂的岁月，四爸居然连一根黑发也没有了，是“四人帮”摧残的啊！ 躺在四爸身边，李致失眠了。他不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这黑暗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四爸还经受得起这残酷岁月的折腾吗？萧姗妈妈又离四爸而去，四爸是何等孤独！为了不引起四爸的伤感，他强忍悲痛，在四爸面前，从没有提起过萧姗妈妈。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李致多么想多待些时间，陪陪四爸，让他高兴，哪怕这高兴是短暂的也好。况且他这次离开，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再跨进武康路这个家，何时才能再见到四爸。但是，又不能不离开，因为军代表规定返回“五七”干校的时间是不能违背的。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下午。李致在二楼走廊上对四爸说：“回到干校，我准备要求调回成都。”又说，“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巴金，听了这掷地有声的话，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这年，巴金六十八岁，李致正值旺年，四十有三。为了避免离别时的痛苦，李致决定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不惊动任何人。没想到，为了送他，次日凌晨，四爸几乎和他同时起床。看见四爸那行动迟缓的身影，看见他那一头白发，他的心又急促地跳起来。不巧，天下雨了。俗话说：下雨天，留客天。但是四爸知道，李致是不能留的，赶快拿出雨衣让李致穿上，相互叮嘱“保重”，然后匆匆握手而别。李致在去车站途中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李致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的散文写的就是这次来沪看望巴金的情景。作家李累看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作家徐开垒则在《巴金传》中赞扬李致是“患难中见真情”。 三 由于“十年动乱”的共同经历，由于对很多深层次问题的共识，两人的心靠得更近，书信往来更加密切了。李致从团中央“五七”干校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这时，巴金也已恢复名誉，落实了各项政策。李致每次出差到上海，巴金都要他住在家里。为了便于交谈，巴金给予了李致“特殊待遇”，为他在书房支了张折叠床。总有说不完的话，交流不尽的情况，两人常常促膝长谈到深夜，直到家人多次提醒，李致也催四爸该休息了，巴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在巴金看来，李致不仅是自己的子侄晚辈，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亲人。他们每次谈及“十年动乱”，谈及“四人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的时候，巴金总是痛心疾首，却从不涉及个人的利益得失；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始终充满着感情和信心。他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少，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我有信心，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奋斗。是啊，为了夺回失去的十年，他不顾年事已高，夜以继日地写作，像一支红烛，燃烧自己，发出热和光，温暖和照亮别人。他以讲真话、解剖自己为艺术特色的巨著《随想录》，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达到了又一个思想和艺术高峰。那些曾经从巴金作品中受到启迪、吸取力量、获得新生，如今又从《随想录》中受益的读者，和那些到四川来旅游的人们，出于对这位文学大师的热爱、崇敬和感激，以不同的方式建议四川恢复他在成都故居的原貌，供人参观。四川省因此成立了恢复巴金故居的筹备小组。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致，受命转达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希望巴老接受。巴金不同意花国家的钱恢复他的故居，也不同意用他的名字成立文学基金会，即使基金会经费是他献出来的稿费或是他在国外获得的文学奖金筹集的。他不止一次地无限深情地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是他们养活了我；读者给我的荣誉太多，受之有愧。我要以实际行动做到言行一致，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好多好心的朋友和读者，以各种方式，祝他健康长寿。他感慨地说：到了不能工作的时候，长寿又有什么意义？他始终坚持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他恳切地请李致向有关方面说清楚：读者的好心，故乡的情义他领了，故居不要恢复，基金会不要以他的名义。李致了解四爸的为人，理解他金子般的心，照办了。 四 幕幕往事，似影子一样伴随着老人。 巴金常常回忆起多次与李致相聚交谈的愉悦，回忆起1987年回到他向往已久的故乡——成都，度过愉快的十七天。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亲朋好友，情绪很好，很高兴。唯一没有尽兴的遗憾是与李致交谈得不多。李致当时既要安排好四爸的活动，又要保证他休息好，没有见缝插针地与四爸聚谈。 李致调到省委宣传部后，成了“大忙人”，很少有出差去上海的机会，巴金期盼与李致相聚的愿望常常落空。1989年7月，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巴金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致说：“八九月我回家，会感到寂寞。你有机会来上海，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会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李致很激动，他多么希望有更多与四爸交谈的机会，但离不开，条件不允许。于是，他以调侃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歉意，在信上开玩笑说他想去上海，但飞机票太贵，以后只有多吃咸菜，省下钱买飞机票去看四爸。巴金回信风趣地说：“要是我不回四川，我就请你来上海，买飞机票，实报实销，不用吃咸菜。”一来一往，亲切、有趣。 五 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使巴金体力日衰，他患帕金森病，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在说话很困难的情况下，一天，李致的女婿汪致政去看望他，他突然开口说：“前几年，李致他不来，现在晚了，我说话困难了。”惋惜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李致又何尝不思念四爸呢！四爸是他行动的楷模。四爸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无穷，四爸信仰人生在于奉献的信条，也像五十年前，教他的“说真话”“做好人”一样，深深地根植于他脑海里，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了他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帮助他挺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敢于在造反派的拳头面前高呼口号反抗对他的污蔑。更令他欣慰的，是对那些来向他外调的造反派的软硬兼施，他从容以对，没有说一句违心不该说的话、写过一份与事实不符的材料。因此造反派说他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是团中央机关最后一批解放的干部。同李致一起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团中央负责人曾伸出大拇指称赞李致是一条硬汉。诚然，说真话不仅是李致一贯坚持的处世原则，也是他要求每个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家规。无论儿子女儿，或是外孙孙女，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说真话，就会得到谅解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文化背景的熏陶，李致从小就爱好文学，自1945年十五岁开始，在成都、重庆、自贡的大型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一百多篇。解放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紧张的公务，停止了写作。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李致得以用新的角度审视数十年来的风雨人生，他感慨良多，思潮如涌，长期积累的感情感受，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如陈酿的老酒，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我的四爸巴金》，一年内就印了两次。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看了李致的近作，借用清代著名学者张问陶“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练工纯始自然”两句诗评价了李致的散文。 李致从小读巴金的书，接受他的教育，深受巴金在上海办文化出版社时“积累中国文化，培养新人”的影响，担任四川人民出版总社总编辑时，力排众议，坚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但他从不打着巴金的旗号，借用巴金的声誉结识名人名家，去拉稿子，也从不做巴金代言人，代表巴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以出版社总编辑的身份，广泛联系作家，亲自组稿，组织出版了很多很有保留价值，很有品位的名家名作，又由于出书速度快，质量高，装帧精美而誉满全国，李致也因此成了入选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出版家列传》中的人物。 李致不断向名家组稿，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曹禺、李健吾、沙汀、艾芜等著名作家成了知心朋友，还写了不少有关这些名家的回忆文章，这无疑对研究这些名家，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是一份可贵的资料，连李致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是他又一份意外的贡献。 六 是啊，除了叔侄亲情，巴金和李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心灵上的信赖。一向不愿意麻烦人请人帮忙的巴金，曾经提出过，当他体力不支，不能坚持工作的时候，希望李致退下来，帮助整理他的日记、书信、佚文，代替他编好全集的最后部分。没想到，不久，李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巴金的愿望落空了。李致窘迫得不知如何面对四爸才好。慈父般的巴金，非常理解李致的处境，鼓励他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出成绩。还幽默地说根据他的表现，要给他打分呢！李致是与巴金联系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巴金说他一生中给两个人送书最多，其中一个就是李致；给两个人写信最多，其中一个也是李致。不包括“文革”被抄走、至今没有找回来的五十封信，李致现存巴金给他的二百五十多封信，信里渗透着关爱和殷切的希望。更让李致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介绍四川省电视台去上海拍摄专题节目《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与电视台商量好，不让巴金劳累，每天拍摄不要超过一小时，然而巴金毕竟年事已高，感到劳累。一天下午，巴金不幸在书房里摔坏了腿。李致多次道歉说这与自己考虑不周有关。巴金反而宽慰他：“我摔跤，与你无关，不要你负责，是我自己不小心！”多么宽厚多么慈祥的老人啊！ 巴金对李致的呵护和体谅，甚至引起了李致的二姐李国炜的“妒忌”，她开玩笑写信给巴金说他偏爱李致。巴金回了封有趣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国炜： 两封信都收到，没有早写回信，因为写字困难，我身体比八七年返川时差多了。托李舒爱人带回日本漆盒一个，是日本一位作家送我的。那是二十七八年前的礼物，虽然成了旧盒子，但我和那位作家的友情至今未断，现在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你，也是很有意义的，从这一点看，我又不像偏爱李致了。这是我的回答，我想你也许不能接受，那么再虚心地反思，我承认我对李致的确有所偏爱，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不少，而他又会讲话、出主意，经常说服我，打动我，没有办法，只有请你原谅了。 还有，李舒日内回家，托他带去漆盘三套，这是送给你们三姊妹的礼物，一样的东西，不会不公平。 祝好！ 芾甘 7月6日 虽是开玩笑的家庭趣事趣话，李致却感受到了四爸的挚爱和深情，又深感愧疚。为了弥补与四爸见面、交谈机会渐少的遗憾，在四爸患有帕金森病，两手发抖、不能写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李致坚持同四爸通电话。怕四爸因为说不出话而焦急，李致要他只听不说，让千里之外的四爸享受到叔侄交谈的天伦之乐。当听到从话筒里传来四爸平稳、轻松愉快呼吸的声音，李致似乎得到了某种补偿，一丝欣慰之情流入心间。在李致的心目中，四爸是一方净土，走近他，接近他，心灵得到净化，情感得到升华。日积月累的感情、感受在涌动，在迸发。李致拿起笔，接连写出了二十多篇情文并茂、脍炙人口的随笔散文。如《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心留巴金家》《两个“最后一息”》《巴金的心》《不作盗名欺世的骗子》《白发》《春蚕》等，把一个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平易近人、有血有肉、普通人的巴金，一个坚守“做人信条是奉献，不是索取”的巴金推到读者的面前，没有大话，没有不实之词，完全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正是广大读者最想了解，最感兴趣的。那些渴望了解巴金作品、作品后面的巴金、日常生活中的巴金的读者，不禁惊喜起来：啊！巴金原来是这样子的。进一步拉近了读者和巴金的距离。 这些不以宣传为目的，没有刻意要表现的主题，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一位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称赞李致深刻地揭示了巴金的内心世界，是走入巴金心灵的人。巴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2004年11月，多次采访过巴金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李致心里，四爸巴金胜过亲生父亲。时常苦恼不被人理解的巴金也多次说李致是比较了解他的。”诚然，巴金和李致除了有无法分开的血缘亲情，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共同信仰和风雨同舟时的一致。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四人帮”不仅给巴金安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吸血鬼”等几项罪名，张春桥还恶狠狠地说，没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有人说，这下巴金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了。李致没想这些，他更多的是担心四爸的安危和健康，他想方设法与巴金取得联系后，冒着政治风险，悄悄地来到了四爸身边。感情丰富的巴金，是何等感动啊！这大概是巴金向李致敞开心扉的思想基础，也是李致走入巴金心灵的桥梁吧！ 在李致看来，他远没有透彻地理解四爸那像海一样宽广和深邃的心胸。他知道的四爸，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理解、承传四爸“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需要不断地学习和不断地提高思想境界。四爸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是他人生行进的航向。 2005年5月于北京 四爸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巴金侄儿李致的怀念 四爸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巴金侄儿李致的怀念 ◎ 赵兰英 10月24日报道：李致从成都赶来，与他的四爸见上最后一面。他洗了洗手，沉重地走进病房。病床上的巴金到了弥留之际。他握了握四爸的右手，软软的，还很温暖。然后，静静地在四爸的床前坐了半个小时。这时候的李致，心在流泪，思绪却纷杂得很。他想到往昔，想到四爸的这只手，曾经为读者写过那么多巨著，四爸的这只手也曾经给自己写过三百多封信啊！ 往事历历在目。李致是巴金大哥的儿子。父亲那年在老家自杀，李致才一岁多。巴金曾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大哥将最爱的三弟尧林、四弟尧棠送出去读书，独自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在家庭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又支持四弟去法国。巴金回国后，大哥从老家赶来，他们兄弟度过一段最愉快的日子。分别那天，兄弟俩痛苦万分，泪流满面。巴金的《家》，就是为大哥写的。但是，巴金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星期六在报纸上发表，星期天就收到大哥死讯的电报。巴金后来写过《呈献给一个人》《做大哥的人》《唤醒被遗忘的青春》《觉新与大哥》等文章，怀念他的亲爱的大哥。 巴金也许将对大哥的感情，放在了李致的身上。他供养李致上学。李致十二岁那年得了疟病，巴金买来昂贵的药，治好了他的病。1942年，巴金回川，与李致同睡一张床。他为李致题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70年代，李致偷着去看四爸，他们又睡在了一张大床上。1993年，李致去杭州探望巴金。他们叔侄相谈，巴金的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李致回川后，将四爸的这句话当家训，请人书写后挂在墙上。 一幕幕，怎能让李致忘怀？在李致的心中，四爸比自己的父亲还要亲。李致最伤心的是，四爸早期给他的信，有五十多封在“文革”中被抄去丢失了。保存下来的二百五十多封信，全是巴金在70年代以后写的。那时，巴金不能发表文章。再后来，疾病缠着他，使他难以写更多的文章。这时候，巴金对李致说：“我以写信的方法，表达我的观点。” 难忘这些信。1987年4月29日，巴金在信中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在1988年冬，巴金又在给李致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1991年冬，李致来上海，向巴金转达一些出版社想出版他日记的愿望，巴金当时有些犹豫。李致回到成都不久，收到了四爸的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四川人民一直想在成都正通顺街恢复巴金故居。巴金坚决不同意，为此，他有多封信给李致，表达自己的观点。1986年10月3日，巴金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的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10月21日，李致又接到巴金的信，表述相同的观点。30日，李致再次收到四爸的信，巴金又一次写道：“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10月15日中午，小林给李致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病危了。今天的李致也已过了古稀之年，和巴金一样，一头白发。他患有心脏病，巴金多次关照他，出远门一定要有人陪。这回，他没有听四爸的话，下午即买了票，一个人飞来上海。这几天，他的远在美国的儿子、孙女和女婿等，都赶来了，向巴金——他们至亲的长辈告别。 四爸的这只手，在李致的心里今天还温暖着，永远不会凉下去。李致对记者说：“我们不可能有四爸那样崇高的境界，那样博大的胸怀。但是，起码要像他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我们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怀念和纪念。” 2005年10月24日 一扇理解之门 一扇理解之门 ◎ 沈重 岁末年初，我是在阅读《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中度过的。一卷在手，就像围着冬天的炉火，听一位历经沧桑、正直善良、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世纪老人，在向我这个文学后辈作一次真诚的长谈，一直谈到他双手颤抖、无法执笔，语言障碍、难以倾诉时，才不得不痛苦地停下来。那些平易亲切的话语，在火光里闪耀，温暖着我的心灵。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李致出生不久就在名义上过继给了四爸巴金，因此，李致从小叫四爸为“爹”。在这本书信集里，作为背景资料，选入了李致给巴金的部分信件，每封信都亲切地称巴金为“爹”。李致说，因为父亲的关系，巴金爱他，他也爱巴金。然而，李致在写巴金的散文中却说，他这样称呼，不仅仅因为血缘关系。他说：“我的爹是作家巴金。”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别扭。这是什么意思？李致在《巴金教我做人》后记中是这样说的：“我是巴金忠实的读者，他的许多书，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的心，启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张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看重这一点，认为它远在我们亲密的血缘关系之上。”这段话很重要，对他与巴金的关系作了更深层面的理解。这就是说，巴金不仅是李致血缘意义上的“爹”，更是李致精神意义上的“爹”。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信件，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晚年巴金在特殊年代里，留给李致的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当然，也是留给广大读者的一笔精神财富。 这两百封信件，起于1972年，迄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从寒冬走向春天的二十年，对国家、对人民、对巴金来说，意义都非同一般。正是在这一时期里，被迫从人变成兽的巴金，又缓缓地从兽恢复为人，而且在严酷的自我解剖中，以锐利的思想之刀，完成了他完美人格的辉煌塑造。如果没有在这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思想历程，就不会有这样一笔特殊的精神财富留给李致，加上他与巴金的亲密接触和多次坦诚长谈，使李致得以一步步走进晚年巴金的内心世界。 1972年的第一次通信，可谓曲折动人。“文革”的前六年，巴金在上海，李致在北京，都“在劫难逃”，各自在磨难中挣扎。就连近在咫尺的妻儿都不能自由接触，何况远在天边的亲人。思念之情，只能深藏于心底。能写信吗？寄到哪里？即便是只言片语，几句问候的话，如果被那些“革命家”们发现了，说不定就成了新的“罪证”。无奈，就只有忍受思念的煎熬了。 可是李致忍不住了。1972年8月，李致下定决心，小心翼翼地先给巴金的女儿小林试投了一封信，希望取得联系。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小林的回信终于来了，满以为会带来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想不到带来的却是一个令李致悲痛的消息：萧珊妈妈去世了！李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年10月30日，他提笔给巴金写了六年暌隔后的第一封信。很快，11月4日，巴金也提笔写了回信。亲人的信息终于接通了。比起古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此值“文革”，他们的家书岂能以万金相抵？这一来一往两封“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的家书，现在读来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然而，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对他们依然相当严峻，不能过多地通信。李致知道，萧珊妈妈的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于是，就在这年年底，李致趁从干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以看眼病为借口，悄悄绕道去上海看望了巴金。这次冒险相聚，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与三十年前一样，李致与巴金又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却不能畅所欲言，其悲喜交加、欲说还休的情景，李致后来在《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中作了动人的描述。“爹”的不公平遭遇，使李致悲愤万分，“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愤恨，使李致与巴金更加亲密地连在了一起。这是继六年来第一次通信之后，李致走进巴金内心世界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从这时到1975年，巴金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他们的通信不过是谈近况，报平安，关心李致的眼病，有求必应地给李致寄书。巴金的心情表面看来很平静，1974年1月6日的信中说：“我的生活相当安静而且安定，很可以安心做点翻译工作。”这种心情是真实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巴金看重的是能做点工作：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他说：“译这部书，同时也是在学习。”巴金心底的一团火像赫尔岑诅咒黑夜一样在燃烧。他在默默地思索。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去世，李致和巴金在通信中表达了和全国人民一样的悲痛心情。在1月14日的信中，巴金以崇敬的心情谈到总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巴金深情地回顾说：“四四年到四六年在重庆和上海，我多次看见他，他对我很亲切。我忘记不了他。回想他的言行，我又一次受到教育。”虽然悲痛，对于未来，巴金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未熄灭。他在静默中盼望黑暗日子的结束。 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两代人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见。10月22日，李致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我真想马上见到你们，和你们一起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共享这终于盼到的幸福和快活！”11月4日，巴金回信说：“砸烂‘四人帮’，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人民会高兴。……我晚上睡觉比较放心了。”11月30日信中又说：“四人帮垮台我可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姚、张，倘使他们不倒，他们终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 是的，“四人帮”垮台，“十年浩劫”结束，巴金可以安心睡觉了。然而，巴金那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喝过“迷魂汤”的思想，却缓缓苏醒了，他的内心世界开始了另一种“不安”，有时甚至从噩梦中惊醒。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是反省历史，审视现实，无情地解剖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思想成果，就是他那部包括一百五十篇四十多万字《随想录》在内的讲真话的大书。 从1977年以后的书信可以看到，恢复名誉后的巴金忙碌起来了：他要出席各种会议，要在会上发言，要在家里接待各种来访者，要看别人的稿件，要写各种回信，要为许多人办事，当然，还要为好学而“不懂事”的“藏书家”李致找书、买书、捆书，然后亲自跑到淮海路邮局去寄书，如此等等，“每天要到十二点才上床，事情总是做不完，连看书的时间也没有。”（1977年8月10信）一个七十多岁劫后余生的老人，就是在这种热心承担各种本不该由他承担的社会活动和繁杂事务中，艰难地开始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随想录》的写作的。别人说他“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也自以为“返老还童”了，直到有一天，他书房里的大镜子才无情地让他看清了自己憔悴衰老的“尊容”。他该怎么办呢？其实，以巴金已经取得的成就，即使他从此不再写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一位对人民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重要作家。然而，他无法排除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不安。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历史、对未来的沉重的责任感，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加倍地工作。于是，他用因病而越来越颤抖的手，更加紧紧地握住了那支笔。他多次说过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实践了他的诺言，《随想录》的完成，是他对共和国的一个伟大贡献。 然而巴金不愿做一个盗名欺世的人。李致说：“巴金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巴金从不说教。他只是以行动告诉李致：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这方面的事情很多。例如，他不赞成花国家的钱为他修复故居，他不同意用他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他不想做“名人”为他的日记出单行本，他建议出版社先出别的作家的文集，他是中国唯一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四川为他出版近作和十卷本选集，他却拒绝接受稿费，把稿费捐赠给了现代文学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和“振兴川剧”奖励基金。他付出了许多，出版社为他翻拍了一些相片，他却坚持要付款。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多奉献，少索取”的品德和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巴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在1988年3月2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善良的心。”这就是巴金，一个人民作家谦卑而又高贵的心！ 说真话的巴金并非人人理解，因而忧郁便不时追随着他。1989年7月28日，他在医院给李致的信中说：“没有人了解我，我的心情颇似晚年的托尔斯泰。我一身伤病，连托翁的出走也办不了。”晚年托尔斯泰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家庭决裂，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上。然而巴金没有重复托尔斯泰的悲剧，不是因为伤病无法出走，而是因为时代不同，理解巴金的人越来越多了。 2007年2月 语浅情深忆巴金——读李致“往事随笔”《四爸巴金》 语浅情深忆巴金——读李致“往事随笔”《四爸巴金》 ◎ 游翠萍 作家有两种作品，一种是他用文字创造的作品，一种是他用生命写就的作品。前一种作品易得，后一种作品却不易得（作家传记除外），因为这必须是一种“集体创作”，必须借助作家本人、亲朋好友甚至敌人对手的文字，或者可以略窥一二。 在这个意义上，李致先生的“往事随笔”《四爸巴金》尤显珍贵。由于巴金侄子的特殊身份，作者有着与巴金从青年、中年、老年一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持续六十多年的交往经历，他用近于白描、颇有“谈话风”味道的质朴文字，透过巴金不为人知的点点滴滴，为巴金的生命提供了鲜活的注解。 一个注解是“真”。我们都知道巴金提倡讲真话，晚年更以坦诚自剖的《随想录》受到广泛的尊重。在李致笔下，巴金讲真话有了非常生动的呈现：从抗战时期教导还是小孩子的李致“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到晚年他对李致讲“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从很多的小事小细节看出，巴金在非常真诚地实践着他“讲真话”的人生原则。 另一个注解是“爱”。读巴金早年作品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激情和爱，也能感受到对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恨。但在李致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巴金对妻子、亲人、朋友甚至一般人的爱与关怀。书中记到，在一次巴金跟李致的谈话中，谈到他的大哥、三哥，痛哭失声。类似这样的细节，不是一般接触巴金的人能够得到的。 《四爸巴金》收录了写作跨度近三十年的四十一篇文章。李致先生在后记中一再表示，由于发表时独立成篇，时间跨度长，成集有重复之处，颇感歉意。但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固然是写巴金，但李致与巴金之间是有非常深入的情感交流和心灵对话的，因此对这部作品不能像一般巴金传记那样去阅读。在这部作品中，既有亲友故旧之间的那种情感投入，由于交往时间长，还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的影响力，成就了一部心灵“影响史”。正如马识途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巴金的人格力量，在李致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体现在这些文字中。从这个角度看，作品中并非有意为之的重复和“互文”，倒增加了阅读的另一种感受，让读者可以加入到心灵之间的交流和探索之中。 尤值一提的是，除文字以外，书中亦配合展示了很多与巴金有关的珍贵资料：有巴金各个时期及与亲朋故友的老照片、有汇款单影印件、有签名影印件、有巴金书名印谱、有巴金赠书章、有往来书信及影印件，等等。书中有一篇写巴金与冰心友情的，除了他们的照片外，还有冰心给巴金的生日贺信，上面毛笔手书：“这只花瓶代表我向你祝寿！此时此刻站立在你的座旁，你将从她可供养的四时不断的繁花密叶中，看到我的微笑！”在这个不写字、不写信的时代，看到冰心的墨迹和问候，思想巴金他们那一代人生命中彼此的牵挂，让我这个局外人也倍感温暖。 这本书，适合安静的夜晚，安静的心境。在李致先生质朴的文字中，走近巴老和他的故旧亲朋，感受巴老生命中那份沉甸甸的真与爱，还有痛。 2003年版后记 2003年版后记 看完本书校稿，要说的话已不多了。 为什么要写巴金的做人？我在《要有信仰》中有一段话： 早在60年代初期，原《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的学生），曾建议我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一些有关巴金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尽管我喜欢文学又喜欢写作，但早已吃过苦头，不愿再去“触雷”。“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全部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产生了要为巴老的书说“公道话”的愿望。可是我忙于工作还没有提笔，已有许多人出来写文章了。徐开垒和李存光等经过多年积累和研究，也先后出版了巴老的传记和评传。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与巴老多年接触，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感受。我并没有一套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采访过巴老，但总不断有感情要倾诉。这样，我着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写了一些散文。我愿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为人，从中汲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至于写作的过程，在我的散文集《昔日》的《后记》里有过这样的叙述： 写作一般总是从自己熟悉之人和事入手。巴金是我的四爸，更重要的是我赞同他的许多主张。我第一篇写巴老的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鉴于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因此我用李国枚为笔名。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一家《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只得婉拒了。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中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该文，并把笔名李国枚换成本名李致，在李致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我颇有被“曝光”之感。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李致之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由于发表时独立成篇，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某些地方难免重复，请读者谅解。体例和某些称谓不完全统一，为当时行文所需；为保持原貌，此次结集也未加修改。唯一可告慰的是：我忠于事实，绝不加以创造。如有误记，将尽快改正。这是我写这类文章必须遵守的原则。 多年来，由于大家尊重巴老，我的文章被一些报刊转载或被选入书，这是好事。但被选用时，有的不事先通知，以致未能刊用我的修改稿，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个别失误（如把时间弄错）得不到改正。有的虽先通知，我挂号寄去修改稿，但刊出的仍是没改动的原稿。最使我尴尬的是，把我的几篇文章揉成一篇长文，另取题目，使读者误以为是我的新作，看后失望。为了对读者负责，我期望自己的权益能受到保护。 写巴老必须学巴老，不能只言不行。我随时以此提醒自己。 巴老今年进入百岁，谨以此书献给巴老。尽管巴老卧病在床，我深感自己的心和巴老的心将永在一起。 2003年3月23日 2014年版后记 2014年版后记 我从1981年开始写有关巴金的文章，第一篇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以后逐年积累。199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与巴老给我写的一百零二封信合编出版了《巴金教我做人》。2003年，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加上新写的短文和有关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该书出版前，《北京晨报》连载十四天选登了其中十篇文章。出版后，全国不少报刊选载，包括《中国青年报》《作家文摘》《传记文学》《书摘》和《新华文摘》等。有的事先与我联系，有的则没有通知我。2005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的《传记文学》栏目，由优秀播音员白钢播音，连续播放了《我的四爸巴金》的主要篇章，收听率比平时翻了一倍。2009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再版了《我的四爸巴金》。我深知，读者喜欢这些文章，是出于对巴老的尊敬和关怀。 这次出版的增订本，增加了六篇新写的文章和一篇讲话，附录了我2003年接受《四川日报》记者采访整理成的《读几本巴金的著作》，2004年在上海“走近巴金”系列文化演讲的《我心中的巴金》，2006年在上海《寒夜》电视剧开机仪式上的讲话《〈寒夜〉与光明》，以及2011年在《巴金·成都》图片展开幕式上的讲话《巴老“回”成都了》。 我多次说过，这些文章原本是独立成篇的，成集时难免有某些重复之处。特别是附录《我心中的巴金》，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只是省略了很多细节和我的情怀。增订本收齐了我有关巴老的文章、日记和演讲，读者可根据需要和兴趣翻阅。巴老给我的二百封信，收在2006年出版的《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内，本书没有收录。 感谢所有支持过《四爸巴金》一书出版和广播的朋友。 2014年8月1日 后记 后记 2017年春节刚过，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来到我家，希望出版我的文集。 我既感激，又惶恐。为什么惶恐？因为这几年，四川出版了李劼人、沙汀、艾芜、马识途和王火等著名作家的文集，不敢与他们“为伍”。为了有所区别，我想：如果要出，就叫“文存”吧。 有必要出“文存”吗？我征求了多位文友的意见。他们认为，我年近九十，写的一百多万字的往事随笔，无论是欢乐还是坎坷，都具有时代的某些折射或缩影。何况我与巴金老人之间特殊的亲情和相互的理解，以及改革开放之初于四川出版、振兴川剧的亲力亲为，都值得保存。我被说服，便有了《李致文存》。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审谢雪，作为“文存”责任编辑之一，做了大量统筹工作。我们共同商定了“文存”的卷次、编排的体例和收编的原则。拟定“文存”共五卷六册：第一卷《我与巴金》，第二卷《我的人生》（上、下册），第三卷《我与出版》，第四卷《我与川剧》，第五卷《我的书信》，将我前后公开出版和编印的十种单行本，加上早年一些没有成集的、这四年新写的，一并收入。 早期写的文章，这次辑集时稍有补充，或加了附记；有的文章因发表时的侧重不同，辑集后某些细节有重复；还有极少数几篇文章，为适应不同的主题，也为方便分卷阅读，故重复收入，如巴金的《偏爱川剧》一文，在《我与巴金》和《我与川剧》两卷中都能找到。特此说明。 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如有差误，恭请指正。 2018年12月9日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无错章节将持续在完结屋小说网更新,站内无任何广告,还请大家收藏和推荐完结屋！